中西人名文化与翻译

中西人名文化与翻译（共7篇）

中西人名文化与翻译 篇1

一、引言

姓名是用来指代社会成员的符号。它代表个人及家族,具有识别社会成员作用,在人际交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它是专名的一种,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具有悠久的历史,又为某一民族所特有,因此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姓名的形成、发展、演变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构成了人类文化一项重要内容。

人们在交际过程的一开始,交际者首先遇到的问题往往是需要了解对方的姓名,以便交际正常进行。比如,在称呼、介绍问候语中,姓名是不可缺少的。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国际不同文化间的交际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需要经常面对面地交际或需要到异文化中去工作、生活,姓名跨文化交际中的意义及影响也逐渐显露出来,引起人们的重视。所以在特定环境中使用某种文字的姓名是一个交际策略问题。运用好这个策略可能有助于交际的正常进行。

笔者仔细阅读了近几年的外语类期刊上发表的主要研究翻译理论的文章,发现有些外国人名翻译相当混乱,缺少规范,翻译研究者各行其是,无视译名原则。范仲英主张根据译语的表达习惯采用先名后姓的顺序(范仲英,1990);卫纯则主张遵循名从主人及约定俗成的原则(卫纯,1991)。有人指出,中文拼音姓名不宜充当英文姓名,把拼音姓名充当英文姓名的做法不科学,也不切实际,主张按英文的语法习惯起英文名,要鼓励使用英文名。姓的译法也应该鼓励使用英文里现有的姓,或另以英姓,或使用拼音姓。

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对姓名的态度及重视程度会有所不同,而同一文化中的人们对跨文化交际中外文姓名问题也会持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主要以英汉语言为例,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讨论外文姓名问题。

二、中西人名文化差异

有名有姓是中西方人民的共有特征,但在姓名结构顺序上,却正好相反,它是不同的传统文化在人名上的体现。我国人的传统观念历来崇尚“四世同堂”“合家团圆”,自古就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良言古训;而在英美国家,18岁的子女仍住在家里依靠父母生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去独立生活。同样,年龄大的父母即使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一般也不会拖累子女,他们往往要住进老人院,由社会关照。所以当出现“core family”和“dink family”这样的外来词汇时,大部分的中国家庭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这种生活模式。

总之,英汉翻译既是英汉语言的转换,也是英汉双语文化的对接,不同语言的转换必须服从一定文化的习惯。这就要求我们对语言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和高超的表达能力,增强对文化共同之处的掌握度,提高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避免或减少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只有这样,译文才能真实地反映原文的面貌。

汉族人名的排列顺序是:姓前名后,如“白居易”、“王安石”等。朝鲜、越南、泰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人名排列顺序也都是这种姓前名后结构。而西方人则是:名在先,姓在后。姓名(full name)的排列顺序一般是先名后姓(自左至右),三部分时分别是名字(given name,first name or Christian name)、中间名字(middle name,即关系密切的父系或母系的名字)和姓(surname,family name or last name)。例如Joseph(第一名字)John(第二名字)Thomas(姓);两部分时是“名字和姓”,如Noman(名)Bethune(姓)。

众所周知,姓是一个家族的代号,而名则是个人的代号。对于某一家族来说,姓是该家族所有成员共同符号,即共性;而名是每个成员自己的代号,属个性。而中西人名姓与名这种排列顺序正是中西方在“共性和个性”关系上所持不同观念的反映。中国人认为姓代表宗族和血缘关系,而名则代表个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宗族的延续可以说是高于一切。所以,代表宗族的姓比一个人的名字重要的多。姓在前,名在后正是这种群体轻个体传统文化在姓名排列上的体现。然而,西方人相反。他们没有中国人那种重群体的文化心理。他们崇尚个性强调个人独立,个性受到重视。这样,代表个人的名理应在先,而代表群体的姓就自然置于其后。

三、中西方姓氏的来源对比

东西方各国姓氏具体数量目前还未有精确的统计,但外国姓远多于中国。据近年出版的《中国姓氏记编》收集5730个,其中单姓3470个,双字复姓2085个,三字复姓163个,四字复姓9个,五字复姓3个。而在西方,光英国就有35,000个。俄罗斯姓更多,有46,000个。日本最多,有人估计达12万。最常见的400姓,最多的有42姓。下面专就中英美姓氏主要来源作一比较来看不同民族在“姓”上的文化差异。

(一)中国姓氏的主要来源

以居住地为姓。春秋齐国公族大夫分别居住东郭、南郭等地,便以东郭、南郭为姓;郑大夫住在西门,便以西门为姓。

以古国名为姓。周代的诸侯国众多,如秦、齐、鲁、晋、宋、郑、吴、越、楚、卫、韩、赵、燕、陈、胡、邓、江等皆成为今天的常见姓。

以祖先的字或名为姓。鲁孝公的儿子字子臧,其后代以臧为姓。

以官职为姓。如司马、司徒、司空、太使、钱、粟等。

以神话传说为姓。如龙等。

以动物为姓。如马、牛、熊等。这些动物都是古代宗教自然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英美文化辞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2]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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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汉英语言文化比较[M].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1997.

[6]邓炎昌,润青.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比较[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翻译何时不是翻译》评介

李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摘要:《翻译何时不是翻译》是体现文化派代表人物巴斯奈特翻译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文中她通过对伪译现象的阐释,批驳了传统的“翻译”、“原作”及相关概念,并提出了翻译学的新理念。

关键词:《翻译何时不是翻译》翻译伪译评介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是英国沃里克大学(Uni-崇拜观念的产物。不用凶狠的动物为姓。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本族姓要转化为汉姓时,也竭力避免粗俗,改用雅训的字眼。如满族姓“纽祜禄氏”,汉语意为“狼”,译为汉语则写为“郎”。这是中国人心目中姓代表祖宗的作用使然。

以职业为姓。子承父业是中国古代职业技艺相传的主要途径。后代往往以世代相传的某种职业、技艺为姓,如陶、石、巫、甄、屠、屠羊。

帝王赐姓。唐为李家天下,李为国姓,表示荣崇。另外,帝王对于那些政敌或叛逆之臣则往往赐予带有侮辱性的姓氏。如南北朝时的北齐武因陈王萧响反叛,令萧氏改蛸,蛸即章鱼。

以母为姓,以“女”为旁。在远古母系氏族社会中,姓是用来表示母系血统,如姬、姜、姚、妊等。

(二)英美人姓氏来源

英美人姓氏的来源很有趣,一般认为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本人或其祖先居住的地方,如Scott(斯科特),English(英格利希),Ford(福特),Washington(华盛顿)等。

手艺与职业,如Carpenter(木匠),Cook(厨师),Smith(铁匠),Farmer(农夫),Butcher(屠夫),Taylor(裁缝)等。

个人特点,如Strong(强壮),Small,Long等。

颜色,如Black(黑色)布莱克,White(白色)怀特,Blue(蓝色)等。

从诨名取姓,如Stow(大块头),Vaughan(小块头),Campel(歪嘴子)等。

动植物,如Fox,Lamb(羊羔)等。

以自然现象为姓,如Snow,Frost等。

以名作姓,如Thomas等。

父名加“儿子”,如Johnson等。

从以上分别列举中国人和英美人姓氏来源可以看出中西方不同民族对“姓”的不同观念和不同心态。中国人十分重视姓,视若神圣,体现了取姓避恶求善、避丑求美的倾向。而西方人对“姓”则看得冷淡,有很大的随意性,这可能与“西方人天性诙谐”有关。

四、跨文化交际中的人名翻译

既然姓名在交际中必不可少,而且不同文化中的姓名又各有特色,那么在跨文化交际时又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

首先,姓名求同是必然的,因为它直接受到交际工具某种语言的限制。一般说来,在决定使用某种工具之后交际者一方的姓名大都需要用交际语言中的近似音取而代之。如果交际者双方的语言在语音系统上差别太大,经过音译的姓名必然在某些方面作出让步,以适应另一种语言的语译系统。比如Basil Hatim是篇章语言学领域的著名理论家,注重语篇分析在翻译中的应用,认为翻译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语际转换活动,而是在一定社会情景中发生的交际过程。译者只有具备双语能力和双文化视野,才能当好跨文化交际中的协调人。Basi

娜

versity of Warwick)翻译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的著名学者,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都享有盛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学宣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研究也开始了广义上的文化转向(段峰,2006)。巴斯奈特作为这一潮流的倡导者提出了许多与传统翻译理论相悖的新观点、新看法,如强调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句子或语篇,而是文化(Bassnett&Lefevere,1990),从而成为翻译文化派最Hatim是英国人,故其名应该按照英语发音。“哈廷姆”凭空多出一个鼻音,与原音不同;“海忒姆”不但与原音相去甚远,还使用了英汉译音根本不用的生僻字“忒”。查阅《英语姓名译手册》和《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可知Hatim是Hatem的变体,因此Hatim与Hatem发音相同。由于Hatem通译“哈特姆”,按照同名同译的原则,译名应该为:巴兹尔·哈特姆。

其次,虽然一些中西方人名有某些含义,但人名作为一种符号,翻译时只能音译,不可意译。这是人名翻译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例如《红楼梦》中许多人名音义结合,译成英语时其含义无法表达。

贾化:Jia Hua意为“假话”,不可译为“lie”。

卜固修:Bu Guxiu意为“不顾修”,不可译为“unshameful”。

霍启:Huo Qi意为“祸起”,不可译为“disaster”。

英国小说《名利场》中的人名“汉化”问题。

Sharp:夏泼,不可译为“尖刻”。

但是,意译并非汉化。例如傅东华先生将《飘》中的女主人公Scarlett O’hara译成“郝思嘉”。这种“汉化”译法将英语姓中的第一个音节的读音选用中国人的“姓”,名字音译成中国人名的双字。整个姓名按照中国人姓名的排列顺序,将姓放在名前,构成汉语人名。然而,这种译法在翻译界引起了争议。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汉化”做法是不可取的,汉化是翻译的歧途,其结果必然损失了这些人名所包含的原有文化信息,抹杀了异国情调,强加上译入语汉语的文化气息,被人为地归化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原著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的汉文化氛围中,这种归化翻译过程过于牵强,难以为中国读者接受。不过在某些场合,Lewis这个名字有人译为“路易斯”,也有人将其译为“刘易斯”;英国戏剧作家莎士比亚偶尔被称作“莎翁”,这恐怕也是受了汉文化的影响。

五、结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管轨”。人名集中反映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它们语源广,典故多,文化负荷重,意义容量大,且变异纷繁。姓名文化及其翻译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跨文化交际中对姓名有个统一的理解和一致的选择标准将十分有益于跨文化交际。翻译家们应努力探求既能切音又能“思义”,使音义合二而一的方法。

摘要：姓名是每个社会成员都有的社会指称。本文分析了姓名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反映了人们意识深层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人名的翻译应和其国家文化结合起来,做到名从主人,译者还需以从俗为标准,努力探求既能切音又能“思义”,将音义合二而一的方法。

关键词：中西人名,文化,翻译

参考文献

[1]Nord 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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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金波.谈国内翻译中的译名问题[J].中国翻译,2003,(3):64.

中西人名文化与翻译 篇2

关键词：中西文化; 茶叶翻译; 策略;

在时代的持续发展当中, 我国的茶叶产业开始走出国门, 走向国际, 并且也绽放出不一样的色彩, 越来越多的人们感受到了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品茶的过程中也加强了对茶文化的传播。但是在茶叶的翻译策略上, 由于中西方存在相当大的差别, 直接导致了茶叶的翻译存在巨大的局限性, 仅仅能够传播一些浅显的茶文化内容, 而对于一些深层次的茶文化内容无法进行有效的传播。中西方的文化本身存在巨大的差异, 尤其是语言方面的限制, 直接导致我国的茶文化翻译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对于茶文化而言, 它最为精要的内容在于茶文化的内涵, 但是并没有多少人关注茶文化的内涵, 在国际交流传播茶文化的过程中, 真正传到国外的是一些浅显的茶文化内容, 这些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可塑性, 并且也没有得到人们的真实认可。一些时候, 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过于明显, 还出现了错误的翻译状况, 直接使得一部分茶文化的翻译超越了当前的概念, 展现出不一样的文化特征。对于这样的状况, 需要采取一定的策略加以引导和遏制, 避免茶文化走向错误的轨道。以下笔者就谈谈中西文化差异视角下的茶叶翻译策略, 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茶文化的国际交流和传播

茶文化本身是一种具备现代化特色的文化, 这种文化十分关注茶的主体性, 并且在研究茶的过程中延伸出茶境界和茶内涵, 而它的真正美感也在于茶境界与内涵上。但是在茶叶走出国门的过程中, 一部分浅显的茶文化也跟着走出了国门, 深层次的茶道却没有随之走向世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 本质原因在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在文化的理解上存在相当大的误差, 不仅不容易直接理解茶文化, 反而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认知。这些认知的延伸, 主要来自于国外对于茶文化的认识。在国外的茶文化当中, 对于茶文化的认知集中在它的饮品特征, 认为它属于休闲饮品, 在人们放松的时候可以品饮一杯, 获得独特的感受。而且, 国外的品茶有一个大众化的特征, 即所有的人无时无刻都可以进行品茶, 没有特定的环境和约束。但是国内所倡导的茶文化本身对茶就是一种尊重和认可, 品茶的时候需要有十分特殊的环境, 要保持环境的平静和自然, 要保持心境的自然与和谐, 并且在品茶的过程中需要感受茶的美感, 体验出不一样的人生悟境。国外的茶显然没有这么深奥, 他们更加注重简单的品饮茶水, 对于茶的认知也是一种大众化的饮品, 受到了人们的喜爱。这说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 尤其是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 限制了茶文化的有效传播, 真正精髓的内容很难传播到国外。对于这样的状况, 需要积极采取一些文化引导措施加以调整, 使得茶文化能够重新焕发出独特的魅力, 并被人们接受和认可。

2 中西方文化差异视角下的茶叶及文化

2.1 中西方文化对茶叶的不同认知

在西方的茶叶传播当中, 一部分国家对于茶有着较高的认可度, 有代表特征的当属英国。这个国家有一种绅士的文化风格, 所有人的生活都在追求绅士般的享受, 他们认为茶是一种特殊的饮品, 而且它的味道较为独特, 能够给予人一种独特的芳香。但是, 他们对于茶叶的品饮方式往往会打破一些常规和约束, 如中国人品茶习惯在一些安静的环境, 并会配置一些整洁的茶具, 尤其注重不要打破茶叶的美感, 因而不会在茶叶当中添加任何其他的物品。但是英国人品茶喜欢添加一些特殊的物质, 他们认为仅凭茶叶是无法达到相应的品饮美感的, 还需要增加一些糖、咖啡、牛奶。而在中国人的眼里, 在崇敬的茶叶当中增加这样的一些物质, 无疑会直接破坏茶的美感。这样的茶文化差异直接导致了对茶文化的不同认知, 也使得茶叶的美感在西方的传播变得更加缓慢。同时, 由于美国对于茶的认可度并不是十分高, 因而想要进行茶文化的传播非常不容易, 仅仅可以将一些茶的历史以及种植文化传播给对方, 并没有其他方面的伸展。这样的状况, 直接加剧了中西方的茶文化发展差异。现阶段的西方茶文化, 依旧处于不断发展和不断延伸的过程中, 但是它们的发展, 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延伸, 并没有在意中国茶文化的独特内涵, 而且即使接触了较多的中国茶文化, 也很难找到其中的美感所在, 有待于在以后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善。

2.2 中西方文化当中对于茶道的不同认知

虽然茶道是中国茶文化当中的独特内涵, 但是不可否认, 西方也有茶道, 但是它们的茶道, 是一种简单的精神享受, 其中包含了茶的休闲美感, 给予了人们独特的精神享受。这样的茶道从本质上而言, 并不具备太高的现实美感, 也容易给予人一种简单的文化认可。国内对于这样的茶道宣传, 没有给予实际的认可, 反而认为它们这是对茶文化的一种错误传播。在国内的茶文化当中, 茶道属于一种精髓, 无论是品饮的过程中, 还是采茶、煮茶的过程, 都会涉及到一定的茶道。茶道需要进行精神境界的参悟, 需要不断提高人们的认知。在时代的发展当中, 中国茶文化当中的茶道有了更加独特的内涵, 它需要人们将自己的身心完全地放松, 跟随茶水的美感去追溯不一样的内涵, 这样的精神境界完全沉迷于茶道当中。同时, 国内人们的品茶往往是静然的, 他们喜欢闭着眼睛感受茶的独特美感, 也喜欢跟着茶香去探索独特的精神享受。但是国外则不同, 他们在品茶的过程中, 往往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态度, 喜欢一起喝茶, 然后一起大声地讨论最近大声的事物。这时候的茶道成为了浅显的娱乐认知, 对于精神境界的感悟没有丝毫的实践效果。

3 中西文化差异视角下的茶叶翻译思路

3.1 以茶文化为引导注重文化传播

在新时期的茶叶翻译过程中, 要想将国内一些优秀的茶文化传播到国外, 必然需要从文化这一方向进行积极的引导, 并且也需要加强文化的科学宣传, 以便于茶文化彰显出独特的内涵所在, 能够被更多的人们所接受和认可。在具体的茶文化实践过程中, 需要以茶作为基础的认知, 更多地鼓励人们感受不一样的茶文化, 带领人们发现茶文化的独特内涵, 并为接下来的发展形成良好的实践渠道。文化传播需要注重对茶文化的本质传播, 不能过多地宣传一些没有实质内涵的事物。如果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 涌现出来一些文化上的差异, 需要优先接受对方的文化, 并从对方的文化思想上, 探索自身文化的表达方式, 进而缓解茶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当前时代的发展当中, 茶文化的传播速度变得非常快, 并且所得出的茶文化认知也在相应地延伸, 出现了许多独特的茶文化内涵。为了进一步提高茶文化的美感, 有待于调整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 更多地通过一些茶文化渲染方式吸引人们加入到茶文化当中, 推动茶文化的科学传播。对于国内茶文化的传播方向, 可以设置在茶道和茶境界上, 逐渐引导国外的人们感受茶意境, 并产生相应的认知。这样的过程本身是一个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 也可以直接推动茶文化的有效传播。

3.2 茶文化的茶道精神渲染

在现有的茶文化当中, 对于茶道精神的认知度主要集中在茶文化的浅显内容当中, 西方的茶文化更是如此, 缺乏一些茶道的精髓所在。对于这一状况的优化, 可以选择一些针对性的文化色彩进行突破, 更多地宣传一些深层次的文化内容。如果所传播的茶道文化仅仅是较为浅显的文化内容, 茶文化的本质将很难有效的传播出来。在未来的发展当中, 我国需要加强对茶文化的科学渲染, 通过茶道精神的积极塑造, 给予国外人们独特的精神感知。在对茶道文化进行理解的过程中, 需要注重传播茶道文化的内涵所在, 给予茶道文化不一样的精神感知, 以便于国外的人们重新审视茶文化的独特性。

4 结束语

总体而言, 在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视角下, 国内的茶文化在国际上的交流与传播必然存在一定的困难, 尤其是西方茶文化的独特性, 直接给予国内茶文化发展较大的困难, 为了全面改变这样的现状, 需要以茶文化为基础进行多方面的塑造, 更多地通过茶文化内涵进行渲染, 以便于人们对茶文化形成准确的认知, 推动茶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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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柳菁.目的论指导下的茶名外宣翻译问题与对策研究[J].语文学刊 (外语教育教学) , 20xx (4) :51-54.

中西人名文化与翻译 篇3

摘 要：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和绰号通常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象，它们可以使一部作品更加精彩，因此在目标语中如何诠释和转换文化意象是翻译过程中需要考量的重中之重。本文以目的论为理论依据，分析探讨了《鲁迅小说选》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中人名和绰号的英译策略，提出了在使用音译、直译、变译的基础上，可以采用注释、解释的方法更好地实现原文人名和绰号的文化意象转换。

关键词：目的论 人名绰号 文化意象

一、引言

鲁迅是中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鲁迅小说选》收录了其著名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祝福》等，是鲁迅作品精华的浓缩。鲁迅的小说中刻画了许多生动形象、栩栩如生的人物，小说中很多人名和绰号也非常有意思。本文以弗米尔的目的论为理论依据，以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版本为研究对象，对其翻译过程中人名及绰号的英译策略进行了探讨，旨在提出一些更好的方法实现人名绰号的文化意象转换，对翻译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二、目的论简介

目的论由德国翻译理论家弗米尔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翻译目的论（skopos stheory）是将Skopos概念运用于翻译的理论，其核心概念是：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目的论中有三个重要的法则，即目的法性法则、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其中，所有翻译活动遵循的首要原则是“目的原则”，即翻译应在译入语情境和文化中，按译入语接受者期待的方式发生作用。也就是说，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

三、杨宪益夫妇的翻译思想

杨宪益、戴乃迭是一对堪称中英合璧的翻译家夫妻，在两人共同生活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们携手将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等译成英文，字数达千万。他们的译本中处处体现着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他们的文化翻译观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杨宪益夫妇的翻译实践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翻译目的就是将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西方读者，向西方读者传播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以期让外国读者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从而弘扬中国文化，加强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有鉴于此，在他们的很多译文中，主要是采用了异化的处理方法，较为成功地再现了原作中的文化意象，使目的语读者能够接触到新鲜的异质成分，原汁原味地接触到中国的文化。

四、《鲁迅小说选》人名及绰号的命名特点和依据

很多文学作品中人物名字绰号往往能使整部作品更为精彩。一个人的名字和绰号很多时候不仅仅只是个代号而已，可能还潜藏着有关家庭背景、社会地位或者其他方面的信息，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象，所以文学作品的起名和绰号有时候也是一项创造过程。《鲁迅小说选》中人名和绰号的来源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根据宗族排行、社会地位命名

中国人非常注重伦理道德，古代中国人也比较看重宗族排行，所以鲁迅的人物命名中有很多都体现了这一特征，如陈老五、夏四奶奶、夏三爷、八叔、四老爷、贺老六、杨二嫂，等等。

旧中国也是一个看重社会地位的国度，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直接决定了他的尊卑与否，这一点在《鲁迅小说选》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如地位高的有四老爷、四太太、赵七爷、何先生；地位比较低下的如柳妈、卫老婆子、华大妈、祥林嫂，等等。在翻译的过程中如何处理这些人名才能很好地让目的语读者接受，是值得推敲的问题。

（二）根据外貌特征、职业命名

《鲁迅小说选》中还有很多人名绰号是根据人物的外貌特征、职业等，或褒或贬而命名的。这些人名绰号生动形象，增强了小说的文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如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红眼睛阿义、九斤老太、六斤、七斤嫂子、豆腐西施、八癞子、麻子阿四，等等。

（三）带有一定背景暗示的命名

《鲁迅小说选》中有些人物的命名是有一定的背景暗示作用的，其中最能体现题材背景的人物命名当属《药》，里面的主人翁华老栓，夏瑜，康大叔的命名别具匠心。华老栓是贫苦愚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底层人民形象，夏瑜是具有革命热情但不被人民理解的革命者形象，康大叔代表残暴罪恶的黑暗势力。其中“华”和“夏”代表的“华夏”是中国的代称，在书中被分成了华、夏两家。“瑜”指美玉，象征了革命者坚韧不屈，高洁的品质。“康”指健康，暗示当时的反动派黑暗势力还很强大。从以上的命名可以看出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就算中国读者也很难在原著中一眼就看出独到之处，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想成功地转换此类蕴含文化意象的人名和绰号，着实不容易。

五、杨译本中人名及绰号的文化意象转换方式

人名和绰号中的文化意象是各个民族和历史文化的结晶，能否对其中的文化意象进行成功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作是否完成了文化传播的使命。为了较好地转换原作中人名和绰号的文化意象，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杨宪益夫妇译本主要是采用了音译、直译、变译等方法，从形式和内容上都较好地保留了中国文化特色。

（一）音译加直译

这一类方法是译本中最广泛使用的，主要应用到了上文提到的根据宗族排行、社会地位命名的一些人名和绰号的处理上，同时在以外貌特征命名的以及有暗示意义的人名绰号中，也能看到这一方法的使用。如：

卫老婆子——Old Mrs.Wei

贺老六——the sixth son of Ho Glen

柳妈——Amah Liu

赵七爷——Seventh Master Zhao

麻子阿四——Pock-marked Asi

华老栓——Old Shuan

康大叔——Uncle Kang

笔者认为，音译加直译的方法不仅可以很好地交代人物的社会地位、家族排行，体现中国社会的伦理人常，也易于读者接受。如贺老六——the sixth son of Ho Glen，读者可以很容易理解他是贺家的第六个儿子，通俗易懂，较好地转换了原文中所蕴含的文化意象。不过笔者认为此类方法不适合翻译有背景暗示意义的人名绰号，比如上文提到的华老栓、夏瑜、康大叔的命名，有非常深刻的暗示意义，而杨译本中简单的音译加直译的方法使这种暗示意义消失殆尽，此类文化意象的转换是不成功的，可以说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二）直译

直译法主要运用于由外貌特征，职业命名的人名和绰号。这些人名和绰号主要是体现了人物的特点，一般比较浅显易懂，所以直译法能很好地再现原文的文化意象。如：

九斤老太——Old Mrs.Ninepounder

豆腐西施——Bean-curd Beauty

八癞子——0ld Scabby

驼背五少爷——The hunchback

花白胡子——Grey beard

红眼睛阿义——Red-eye

笔者认为此类的翻译大部分都比较忠实，很好地体现了人物的外貌特征和职业特点，不过对于“豆腐西施”的翻译，笔者认为基于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译者有必要将“西施”所蕴含的文化意象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而不是简单地处理成模糊的概念“beauty”，这样读者就联想不到“西施”和“beauty”之间的联系，“西施”的文化内涵就被弱化了，此类文化意象的转换是不够成功的。

（三）变译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字面上看来用直译法、音译法可以轻松处理的人名和绰号，作者进行了灵活地变通，如革命党夏瑜的母亲“夏四奶奶”，译本处理成了Widow Xia而不是 Mrs.Xia，因为小说后面有解释夏四奶奶独自养大夏瑜，非常不容易，所以这里进行了灵活处理，能够使读者更容易地了解她的家庭背景，同样的例子还有八一嫂——Widow Ba Yi，祥林嫂——Xianglins wife，华大妈——Old Shuans wife，古代中国女性的地位不高，很多都是根据丈夫的名字或姓来命名，在这里译者没有简单的把“嫂”“大妈”译成“sister”“Mrs.”之类的词，而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了不同的处理，更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内涵。

六、结语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人名及绰号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其中蕴含的文化意象能否成功地转换却是一门大学问。总的来说，笔者认为，杨宪益夫妇译本中人名和绰号的英译较为成功地转换了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向外国读者传播了中国的文化，但是在一些有典故和暗示背景的人名绰号处理上，过于简化，没有体现出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如上文提到的豆腐西施、华老栓、夏瑜等的翻译，笔者建议对于此类文化内涵比较深刻的人名和绰号，可以采用注释解释的方法来加以介绍说明，这样才能更好地再现原作的精髓，更成功地实现文化意象的转换。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湖南省教育厅一般课题“目的论指导下探析文学作品中绰号翻译的文化意象转换”的研究成果，课程编号：[14C0671]。）

参考文献：

[1]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2004.

[2]陈永国.文学作品中人名的文化内涵及翻译原则初探[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74-76.

[3]刘平.从鲁迅的《药》中人物命名与翻译谈起[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105-107.

[4]杨宪益，戴乃迭译，鲁迅.鲁迅小说选[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

[5]任生名.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散记[J].中国翻译，1993，（4）：33-35.

《红楼梦》的姓名文化与人名翻译 篇4

姓名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同时也影响着中国文学艺术。《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杰出代表, 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 其中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姓名文化。同时, 《红楼梦》中的人物姓名对刻画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命运、推动情节发展和渲染作品主题有着重要作用, 因此, 在《红楼梦》译本中传达原文中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姓名文化, 不仅在文化传播上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原小说艺术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更是译者必须要完成的翻译任务。但是, 由于姓名文化不仅和思想与意识形态相关, 同时和汉字本身的特点有密切的联系, 而用另一种语言将这些关系准确完整的表达出来, 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红楼梦》有众多的英译本,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 (下文称之杨译本) 和David Hawks的译本 (下文称之霍译本) 。该文将以这两个译本为蓝本考察《红楼梦》翻译过程中姓名文化传达的得失, 归纳在处理姓名文化时有用的策略和方法, 为今后翻译实践中的同类问题的处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同时也对文化与翻译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概括起来, 《红楼梦》中体现的姓名文化至少包括以下6个部分。

1 对主人姓名的忌讳

姓名是一个人的代表, 在封建社会, 对于上层人物来说, 姓名中使用的汉字属于个人的专有特权。对于等级地位比较高的人, 应该尽量避免直呼其名, 在日常的语言使用中也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其姓名中的汉字。而地位比较低下的人或者晚辈在取名时也要避免地位高的人的姓名或者长辈的姓名中使用的汉字。《红楼梦》中反映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贵族家庭生活, 在这样的一个贵族大家庭中, 奴仆的名字不能和主人的名字相同。例如《红楼梦》第27回中有这样一节:

例1.又问名字, 红玉道:“原叫红玉的, 因为重了宝二爷, 如今只叫红儿了。”凤姐听说将眉一皱, 把头一回, 说道:“讨人嫌的很!得了玉的益似的, 你也玉, 我也玉。”

由于丫鬟的名字中含有“玉”字, 而宝玉的姓名中有“玉”字, 所以丫鬟需要改名, 更兼“玉”字在贾府中的特殊意义 (贾宝玉含玉而生) , 所以凤姐就越发讨厌这个字被别人所用。在《红楼梦》的译本中, 这一文化是如何传递的呢?

译文1.1 Next she was asked her name.“I was first called Hongyu, ”she answered.“But because of the‘yu’in Master Bao’s name they call me Xiaohong now.Xifeng frowned and tossed her head.“Disgusting!You’d think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about‘yu’, the way everybody wants that name.” (杨译本)

从杨译本的译文来看, 由于“宝玉”和“红玉”音译成“Baoyu”和“Hongyu”, 因此译文读者很容易理解“because of the‘yu’in Master Bao’s name”这一原因而将“Hongyu”改名为“Xiaohong”, 借此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重名的忌讳。不过, 也由于是汉语拼音的音译, 无法在正文中体现“玉”字的涵义, 因而译文读者对“得了玉的益似的”这句话的涵义就不那么容易理解。我们在看霍译本的处理:

译文1.2“And what’s your name?”“‘Crimson’, madam.I used to be called‘Jade’, but they made me change it on account of Master Bao.”Xi-feng looked away with a frown of displeasure.“I should think so too, ”she muttered.“Odious people!One can hear them saying it:‘We’ve got a‘Jade’in our family the same as you’, or some such impertinence.” (霍译本)

霍译本将“红玉”直接意译为“Jade”, 对于理解“得了玉的益似的”有帮助, 使行文更加连贯和流畅。不过由于霍译本将宝玉音译成“Bao-yu”, 无法体现“Bao-yu”和“Jade”两者中有相同的部分。因此霍译本只能将“红玉”改名的原因翻译成“on account of Master Bao.”交代的不是很清楚。由于转换成英语后字形和语义不能兼顾, 因此两种译文可以说各有千秋, 只能将无法在正文中表达的部分放在注释中加以解释。

2 姓名与事实缘由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起名应该有个缘由, 通常反映和人物生活相关的一部分事实。例如《红楼梦》第79回中提到:

例2.因他家多桂花, 他小名就唤做金桂。他在家时不许人口中带出金桂二字来, 凡有不留心误道一字者, 他便定要苦打重罚才罢。

这一部分不仅体现了第一小节中所提到的要忌讳主人的姓名, 同时也说明有地位的人取名时皆有来源和出处, 通常是体现姓名主人出生时的某个事实。杨译本处理的方式是:

译2.1 As her family owned so many osmanthus trees, she had been given the pet name Jingui Golden Osmanthus;so she forbade the whole household to use these two words.Any maid careless enough to slip up and do so was severely beaten and punished. (杨译本)

同样由于音译的原因, 杨译本很难体现“Jingui”这个姓名和“Golden Osmanthus”之间的联系。因而杨译本采取增译的方式, 将“金桂”翻译成“Jingui Golden Osmanthus”, 但是由于用词过多不像一个人名。霍译本的处理方式是:

译2.2 Because of her name‘Jin-gui’, which means‘cassia’and the abundance of cassia-trees cultivated by her family, Xia Jin-gui had always insisted on strict avoidance of the syllables‘jin’and‘gui’and the word‘cassia’by her maids and any other inferiors who had to do with her. (霍译本)

霍译本将“金桂”翻译成“Jin-gui”, 同时加了一句解释“which means‘cassia’”, 这样既兼顾了“Jin-gui”用作人名与原人名的对应关系, 同时也让读者通过“which means‘cassia’”了解这个名字的内涵, 处理的效果要比杨译本作为同位结构的“Jingui Golden Osmanthus”方法好。由此可以看出, 在人名翻译中, 加上一句解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姓名改变主人的命运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姓名和主人的命运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这一点在《红楼梦》中也有所体现。在第42回中, 王熙凤对女儿该起什么名字非常重视, 主要就是考虑名字对命运的影响:

例3.凤姐儿道:“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 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刘姥姥忙笑道:“这个正好, 就叫他是巧哥儿。这叫作‘以毒攻毒, 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要依我这名字, 他必长命百岁。日后大了, 各人成家立业, 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 必然是遇难成祥, 逢凶化吉, 却从这‘巧’字上来。”凤姐儿听了, 自是欢喜, 忙道谢, 又笑道:“只保佑他应了你的话就好了。”

这段话表达了中国姓名文化中的一个观点:可以通过姓名中的特点汉字来改变人物不好的命运。在这里, 刘姥姥就是用以毒攻毒的方法, 用不好的字去抵消不好的命运。我们看杨译本中的这一部分:

译3.1“That’s the trouble:the seventh of the seventh month.”

“Why, that’s good!Call her Qiaoge then.This is what is known as‘fighting poison with poison and fire with fire.’If you agree to this name, madam, she’s sure to live to a ripe old age.And when she grows up and has her own family, if anything untoward happens, her bad luck will turn into good all because of this‘happy coincidence’in her name”... (杨译本)

在杨译本中, 对该段文字最重要的字“巧”前后没有统一。在姓名中被音译成Qiao, 而在后面解释中翻译成“happy coincidence”。而霍译本的处理方式是:

译3.2.“Ah, that’s just the trouble, ”said Xi-feng.“She was born on Qiao-jie—the Seventh of the Seventh—a very unlucky date.”

“No matter, ”said Grannie Liu.“Call her‘Qiao-jie’then.That’s what the doctors mean when they talk about‘fighting poison with poison and fire with fire’.You call her‘Qiao-jie’like I say, and I guarantee that she’ll live to a ripe old age.I prophesy for this child that when she’s a big girl and the others are all going off to get married, she may for a time find that things are not going her way;but thanks to this name, all her misfortunes will turn into blessings, and what at first looked like bad luck will turn out to be good luck in the end”... (霍译本)

在这一部分中, 霍译本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 将原文中的“巧哥儿”音译成“Qiao-jie” (巧姐) , 而将七月初七也解释为“Qiao-jie” (巧节) , 使得这一命名有了某种依据, 保证了译文的流畅, 同时体现的“巧”字的内涵, 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4 兄弟姐妹姓名之间的关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同一个家庭内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姓名通常是有关联的。常用的方式是取同样的一个字作为辈分的标记, 也可以用其它的方式使他们的姓名之间有关联。例如《红楼梦》中四个女儿之间的姓名联系:

例4.子兴道:“不然。只因现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 故名元春, 余者方从了‘春’字。”

译4.1“You don’t understand, ”said Zixing.“They named the eldest girl Yuanchun because she was born on New Year’s Day, and so the others have chun in their names too.” (杨译本)

在这段译文中, 不仅反映了第二小节所说的, 在中国传统姓名文化中, 姓名皆有出处 (元春便是因为“正月初一所生”) , 并且反映了同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的姓名应该有所关联。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姊妹都有一个春字便是这一习俗的体现。杨译本采用的是音译, 因而这四人中的姓名都有相同的部分。但是, chun字没有自然地反映元春命名和春天有关。

译4.2“They didn’t, ”said Zi-xing.“The eldest girl was called‘Yuan-chun’because she was in fact born on the first day of spring.The others were given names with‘chun’in them to match hers.” (霍译本)

霍译本的处理方式基本相同。因而这四人中的姓名都有相同的部分也容易体现。而霍译本姓名中使用连字符, 关于姓名的这一特点这更容易被西方读者了解。

5 结论

中国传统姓名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 同时姓名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中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姓名文化传递的成败得失对《红楼梦》译文的艺术性具有一定的影响, 需要译者认真对待。通过以上的案例分析, 我们认为相比杨译本单纯采用音译的人名翻译方式, 霍译本对人名翻译采取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更有利于姓名文化的传递。由于本文仅就《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中的部分案例进行了分析和归纳, 并不能完全反映姓名文化翻译中碰到的所有问题, 因此本文权作抛砖引玉, 希望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一点并提出更多更好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以为人名翻译提供借鉴和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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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Yang Hsien-Yi, Gladys Yang.A Dream of Red Mansion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94.

翻译研究与中西语言文化思维论文 篇5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翻译的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极为突出，基于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关注。翻译的文化因素被更多地加以考虑。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然而语言的个性与共性是共存和并重的，洪堡特曾经说过：“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可以说，寻找差异的目的是达到统一，其中必须特别关注的，则是语言的音形、词句、文体等形式中所内涵的精神文化实质。

翻译的实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其目的在于把原语的全部信息输入译语，同时取得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不同的语系特点，决定了各自的构词法和词义表达差异很大，要想确切地表达原作内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应用各种技巧，有时为了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规律。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必须选词、增词、省略、把词类适当地加以转换，才能使译文通顺自然。当然翻译并不是纯语言本体的转换，它与社会文化等有着各种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特色，文化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因此，一些话语的正说与反说、句型和习语等在翻译时也要考虑到他们各自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有许多辉煌成就令外国学者向往，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其历史源远流长，因此形成了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上的重视意合和悟性，区别于西方思维差异上的重形合和理性。汉语的意合无须借助词汇语法的衔接手段。仅靠词语与句子内涵意义的逻辑关系或借助语境、语义、语用的因素。便能构成连贯的语篇，这一特点的集中体现在古汉语文学作品中：英语在语言形式上把词语句子结合成语篇整体时则少不了词汇语法的显性衔接。

德国思想领袖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行动理论”以理解与沟通为现代社会最高目标，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成为人类交往实践的一项基本训练，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主客体间的有效联系，这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往甚至是相同背景下的交往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改变现实生活中单向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认识模式。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讲究天人合一、人法自然、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主体参与意识很强，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多以“人”作主语，西方人由于理性的分析而偏重于主客分离和区别，所以有时以“人”这个主体为主语，有时以客体为主语，视情况需要而定。但更多的是抱着客观审视的态度，以事物为主语并进行客观、冷静的剖析和描述，这就导致了英汉语篇主语、主位或是重心上的差异。从根本上讲，这是中西方各自重综合与重分析思维习惯的表现，中国人喜欢螺旋式的展开方式，先宣称主题之重要，继而进行反复的论述和强调，最后回归到主题：西方人喜欢直线形逻辑思维，就是先表达出中心意思，由此展开，或层层推演或逐项分列，后面的语由前面的语句自然引出。在一句含有时间、地点、事件的通知性的话语中，中国人的习惯表达是：我们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西方人的表达是：要进行的事件+地点+时间。例如，中国人习惯上说：我们明天早上去看姑妈，7:00在院子门口集合：西方人的表达是：Wewillmeetatthecourtyardgateat7O'clocktomorrowmorninginordertovisitouraunt。

翻译是传译两种相异的语言与文字，总需要将译者与被译者两方面的语言文字做一番深刻的研究，看中文与外文究竟有哪些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有文法上的、修辞上的.、习惯上的和表现手法上的，如：由于英语重句子的建构，英语句型多，尤其长句多。西方人习惯于使用“叠床架屋”式结构的长句子，在进行翻译时，都要关照到。

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活动中准确和流利的表达就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逻辑分析和推理，不断冲破原文词义或句法结构的强制范畴，把原文精髓用规范、通顺的译文语言全息再现出来的过程。由于这样的译文不是原文的机械复制品，它往往需要创造性劳动，亦即语言艺术。而表达的艺术主要体现在理解翻译法以及对于原文用词、句法结构、叙述顺序等问题的恰到好处的处理上。由“直译”与“意译”引发出“异化”和“归化”，在翻译实践中都不能不采用。没有哪一种译文是完全异化或完全归化的。在翻译过程中若能使二者相得益彰，那么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许多优良的学术传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它的飞跃发展，对译学影响越来越大，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不能忽略作品的比较美学价值，不拘泥于表层结构和形态，不注重译作语言质量的高下，现代翻译需要我们对译品所蕴含的代表不同文化系统的审美特征，乃至于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所持有的不同审美理论和思维方式做出美学价值上的判断，以探索其审美本质和规律。

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而是把翻译文学作品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仅要对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还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与分析。

研究文学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可以拓展新的角度、新的方法，不再单纯评价译品的优劣高下，而是将各类译品作为审美对象，从美学角度进行鉴赏、品味、对比、分析，使文学作品及其译品所蕴含的美学因素及其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使读者在研读文学翻译作品的同时，充分领略原作与译作的审美价值。

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翻译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问，需要长期下苦功夫才能真正学到手。译者的翻译能力的形成不能单靠学习理论知识、强化技巧训练，而是需要扎扎实实的双语功底及大量的翻译实践。

结合中西文化分析英汉翻译技巧 篇6

关键词：文化；差异；翻译

翻译就是把原文的意思在译文中表达出来。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困难来自于不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语言活动中的负迁移。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反应文化，承载者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又深深地植根于语言，不了解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所学的语言。正是这种语言与文化的不可分割性，使得我们唯有重视语言间的文化差异，深刻理解各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才能在翻译中跨越语言鸿沟，准确表达原文所承载的思想与涵义。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谈谈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一、历史文化的介入

例1：习语“Every road leads to Rome.”源自于公元前55-54年，罗马大将军Caesar曾两次入侵不列颠，最终罗马于43年征服了不列颠，罗马人在那里修建了许多军用公路，建造了城堡和要塞，条条道路通罗马这一习语正是见证这段历史的产物。

例2：英语的另一习语to send somebody to Coventry（把人送到考文垂），意思是把“某人排斥在集体之外，拒绝和某人来往”，这一习语包含着十七世纪英国内战期间保王党被监禁于考文垂这段历史。

二、宗教文化信仰的介入

长期以来，因为中西方文化中宗教信仰的不同，造成了中英两种语言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中国人信仰道教、佛教，有诸如“玉帝”、“菩萨”、“佛主”、“阎王”等宗教词汇，而这些概念词汇在多信仰基督教的英美文化中并不存在，他们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安排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顾及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的差异，从而找到汉语和英语中意义对等的宗教词汇。

例3：美国许多孩子在星期天去SUNDAY SCHOOL（圣经阅读班），因为信奉基督教的英美人周日去教堂做礼拜，因此教堂会根据各个年龄段会给孩子开设专门的圣经阅读班。译员如果不了解这种宗教文化则会译为“周日辅导学校”。

例4：英国翻译学家大卫·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中的“阿弥陀佛”时译成了“God bless my soul”，他把英美人心中的上帝用来代替中国人心中的佛教，由于两者存在着不同的宗教背景和深层的文化差异，这样的译文就会使中国人信佛变成了信仰西方基督教之嫌了，大大减少了中西文化之间的沟通。

再看一个源于圣经故事的例子：“You are just adoubting Thomas.You won't believe what I tell you.”这句话中的Thomas源自圣经，他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这人生性多疑。因此，在圣经这种经典基督文化的影响下，英语中就多使用doubtingThomas表示生性多疑的人，当我们理解了其中的文化内涵，就可以将其译为：“你这个人真多疑，我说什么你都不信”。中西方文化中承载的不同的宗教信仰深深地渗透进了各自的语言表达之中，为了避免错译，误译，使翻译真正起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我们必须了解中西方文化个性的差异和理解语言中的文化内涵。

三、典故文化的介入

例5：汉语中的“鸿门宴”源自于中国楚汉相争的一段历史，在翻译时若是直译为Hong men Feast，则会让西方人感到困惑不解，莫名其妙，这样的翻译没有准确传达其历史背景下的寓意，也就没法让西方人正确理解其含义，因此它应译为“Hong men feast with a trap for the invited”。

四、风俗习惯的介入

语言来源于生活，不同的国家、民族有着地理环境、社会生活经验等不同的风俗习惯。风俗民情在一定程度上与语言的表达系统息息相关。有着不同风俗习惯的不同民族的人对同一件事情、同一个现象，都会有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同时有着不同生活经验的人，对于事物的理解和表达也就会随着自己的生活经验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文化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环境，英语习语中有不少反映其地理环境特点的习语。英国是个岛国，其航海业和渔业在英国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而产生了很多与航海业相关的表达，例如：“bur none's boats”意为“破斧沉舟”，all at sea”意为“不知所措”，“spend money like water”意为“花钱如流水，大手大脚”等等。而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因此也有许多与土地相关的习语表达，例如：“斩草除根”，“脸朝黄土，背朝天”等等。

饮食习惯上，中餐注重“作”，而西方注重“吃”，中菜的菜名讲究文雅和吉利，注重寓意，例如“佛跳墙”、“八仙过海”等等；而西方菜名注重突出原料，直截了当，一般是原料加上烹饪方法来命名，例如：“意大利面”、“水果沙拉”等等。正是因为西方人不习惯于中菜这些富有寓意，寓情的菜名而往往不知所云，因此在向外国人介绍中餐菜名的时候要注意尽量将菜肴的原料、烹饪方法等翻译出来，让客人一目了然。当然对于富含文化内涵的中餐菜名也要尽可能将其文化传达出来，这对弘扬中国的文化是有重要意义的。

五、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介入

不同的语言承载着不同民族的观念和思维。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语言的表达差异。语言制约人们的思维，它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反映。思维方式是种习惯性的思维定势和思维路径。就中西文化的差异来讲，中国思维注重语言的整体性、概括性而西方思维更注重语言的逻辑性、分析性、具体性。其具体表现在语言上，英语用词偏好具体，而汉语用词概括整体。例如在地址的表达方式上，中英两种语言的行文明显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从大到小，从整体到局部；而西方文化则正好相反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

六、结语

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工具，加快了国际间的交流，使很多的科学技术与科研成果能得到大家的认同，并得到发展.使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尤金·奈达说过：“就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译者的双文化功底甚至比双语言功底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起作用的文化语境中才富有意义。”可见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不可低估，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加强对语言文化差异的敏感度，是做好翻译工作必须认真研究和探讨的课题。（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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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嘉祖.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116

中西方文化词的翻译技巧小觑 篇7

关键词：文化；翻译

一、简介

翻译应当是原文的语言再现，换句话说，是将原文文字所绘制的语言效果和艺术表达力等量地转换的译入语的佳作，而非仅局限于词句间的生硬转换。作为一名英语语言学习者，尤其是译者而言，后者是翻译练习的“必经之路”，是一定会经历过的痛苦磨练过程。能够影响译者的理解力和翻译力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相对最具有代表性。

语言是随着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同社会文化背景所脱离的语言是不存在的。由于地区的文化差异，各地的习语、俗语也千变万化、各不相同，这些语言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与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倘若对于文化背景知之甚少，恐怕也无法达到一个满意的翻译效果。

二、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问题分析

在影响翻译的各个要素之中，文化的因素尤为重要。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发展文化，各个国家的文化也就随之变化不同。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语言的适应性相应的便成为了翻译活动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处理文化间的语言问题方面上不可马虎，倘若盲目的追求译者自身母语语言的连贯性和理所当然的通顺感，很可能会造成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翻译错误。并且由于文化的不同，翻译时对于主语和宾语的侧重点也是因文化而异的。在不同语言的不同词汇选择中选择出一个更为适合当前文化与语境的词汇是译者所追求，也是读者所期望的，因此本文从俗语、谚语等文化用词中选取几例，对于翻译时所应注意的文化问题加以分析。

2.1.1 汉语俗语习语的翻译

中国的成语是经过百年来长时间锤炼压缩而成的精妙短语，用四六个汉字便能表达出深刻思想、精辟内容，带有浓重感情色彩的语句。成语不管适用于古代中国，在现如今，人们依旧乐于并追求成语的使用和研究。由于文化的特定原因，有些汉语成语是无法单凭几个词语翻译成英文的，因此笔者特找出几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做出解释与分析。

（1）守口如瓶

瓶子，就物体本身的含义，即为“用于盛液体的、腹大口小的容器”。在成语“守口如瓶”中，“瓶子”即意为保守秘密的行为，或指某人能够像小口的瓶子一样守住秘密。倘若在汉译英的翻译过程中，英语语言学习者是秉承着这样一个心态进行翻译的，那这个成语将会被翻译成类似于“to keep one’s mouth as a bottle”或者是“to guard one’s mouth as a flask”之类的直译翻译方式。倘若不事先介绍好关于该成语的文化典故，或者字面意思，对于来说，这样的句子是会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无法理解。选取一种相对英语语言使用者更能够理解的方式，或者采用他们使用的习语，即“to be as close as an oyster”，能够更好地达到对等的效果。

（2）太阳打西边出来

无论是全球的哪一个角落，太阳永远都是东升西落的。因此汉语俗语“太阳打西边出来”的意思是指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了，也可表达说话人心中的惊讶与诧异。然而英语语言当中，人们不会将“the sun will rise from the west”作为一个表示内心惊讶与诧异的习语，更不会拿这句话用来形容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如：

e.g. A： “I will finish them this week”

B： “Yes， and pigs might fly.”

在这段对话中，A在许诺自己本周内一定能完成任务，而B的回答虽然是yes，但是后面加了一句话，倘若直译过来是“是的，（我这周能完成这些任务），并且猪会飞”，但在该语境中，汉语相应的理解便是“你能完成这些活儿的话，那么太阳就打西边出来了”。从这段对话当中我们能够看出，由于文化背景的原因，有时既然无法将源文字所描绘的场景直接用译入语转换出去，那么就可以采用一种折中的翻译方式，将源语言的俗语转换至译入语当中，并且采用译入语更常用的表达形式进行表达，既能做到源语言的输出，又能使译入语的使用者受到一个良好的输入。

2.1.2 歇后语中的翻译

歇后语由两部分组成，前面的引子短小精悍，通过引入一些中国几千年来的神话故事，来引出对于后半句的猜想，或者领会本句要表达的本意。歇后语的使用和理解，必须要完全植根于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若想脱离文化而单从字面上去成功理解每一句歇后语，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样的，当我们在翻译活动中，若想将中国的歇后语翻译成英语，仅仅靠字面上的翻译也是远远不能够达到翻译双方都能满意的效果的。

如“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对于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外国人对于吕洞宾姓甚名谁，性格如何完全不知道，所以当翻译这句歇后语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将其翻译为“when a dog bites Lv Dongbin， it never knows how kind Lv is.”，外国人也绝对不可能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只会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应当采用一种意译法，即本句翻译的内容并不需要将歇后语中的人名地名精确地进行翻译，而是用解释说明的方法，让听者能够以自己使用语言的思维方式来接受和理解，即翻译为“the goodness of a person is no way to the ungrateful”。这样一来，句子的意思便能得到很好的表达。

再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果仅从字面意思上翻译，很多人会将这句话翻译为“we cannot touch a three-meter-tall monk’s head”，然而这句话倘若采用上述字面翻译的方法，便失掉了它的原意，即“无法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一头雾水”的意思。因此在翻译活动中，应将该句翻译成“someone’s mind is in a mess”，才能够很好地把“摸不着头脑”翻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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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汉语歇后语还有很多，如“孙猴子变戏法——无中生有”等等，我们不能够将“孙悟空”或者“孙猴子”这个形象翻译出来，而是要靠着意译的方法，令译入语的读者明白该句歇后语的意思，倘若单纯的从字面意思翻译，那永远达不到翻译的效果。

2.1.3 英语俗语的翻译

对于英语俗语的翻译，同汉语一样，我们需要了解一定的英语语言文化，才能很好地解释和翻译这些俗语。如在西方文化当中，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是西方人从小就会接触并且无形之中深入记忆的，因此该类俗语倘若直接翻译成中文，对于不了解西方文化的我们势必一种理解上的阻碍，因此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就应当注意由于西方俗语造成的对人们理解不便的现象。

如，在很多文章当中，我们都会看到“the trojen horse”这样一句话，直接翻译过来是“特洛伊木马”的意思，然而如果我们对于希腊神话完全不了解，很多人会很相当然的仅仅理解为一匹马而已，只有理解了该俗语的典故，才能知道“the trojen horse”的意思是“内藏的奸细，引入的祸端”的意思。

再如“Adam’s apple”，在中文的解释当中，有很多人将此理解为伊甸园中亚当的苹果，因此理解为其他的并不符合该句原意的意思，然而倘若真正的对英语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我们便知“Adam’s apple”的意思是男性的喉结，并没有什么深入的衍生意思。

诸如此类的，由于文化的差异导致的翻译上的大相径庭的现象还有很多，语言翻译者和学习者应当在翻译的过程中，积极了解关于中西方文化的故事内涵，并且主动避免由于不同文化的现象的发生。

三、总结

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在中西方的交流当中不胜枚举，然而如何试图去避免这种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仍旧需要语言学习者不断地去学习和了解中西方的文化内涵。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字面意思的通透表达会使我们的翻译效果取得一个良好的反馈，对于该语言的文化的透彻了解更能够令读译者双方达到一个读译满意的双边效果。总的来说，只有当翻译的过程中能够考虑到文化内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达到一个既忠于原文，又适用于译文的翻译层次，才能够做到更好地对等。

参考文献：

[1] 陈宏薇. 汉英翻译基础[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2] 贾文波. 应用翻译功能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