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地名翻译

人名地名翻译（通用8篇）

人名地名翻译 篇1

英语人名地名的翻译

英语人名、地名，有工具书可查，全国统一，读者方便。我国出版的《新英汉词典》《英华大词典》正文中都列有英美等国家的重要地名。《新英汉词典》附录里有常见英美姓名表；近年出版的《辞海》后面附有“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此外，有辛华编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和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出版）《法语姓名译名手册》以及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德语、罗马尼亚语、日语等姓名译名手册。如仍然查不到，可以借用上述工具书中含有相同音节的词条中的汉词拼组。

如Spoited Tail这个人名，《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中没有列入，但倒有包含相同音节（或音素）的词。Spotted Tail一词，可参考SpOtts（斯波茨）与Olmste以奥姆斯特德）取前者的首音节与后者的尾音节，组成“斯波特德”。Tail一词可参照Tailor(泰勒）译为“泰尔”，全名可译为“斯波特德·泰尔”。

假如必须自译，有几点要注意：

（1）要用我国出版物沿用已久的名词，不要另起炉灶，人名如“罗斯福”，“伊丽莎白”等，地名如“泰晤土河”，“洛杉矶”等。

（2）用音译，慎用意译及以音谐意，如人名Wall，sleep，译成“沃尔”与“斯利普"不可译成“墙（墙壁）”与“睡（睡眠）”。地名Longbridge，Pleasant Hill，译成“朗布里奇”，“普莱曾特希尔”，不译成“长桥”，“令人愉快的山”。

（3）人名中姓和名（及教名）之间，用圆点间隔，如John Thomas Smith“约翰·托马斯·史密斯”。姓氏前有Jr译成“小”以示与其祖父相区别，地名若有两个词，则不间隔，如Las Animas“拉斯阿尼马斯”。

（4）具有较明显的外来民族特征的姓名，按原民族语言译音，如Skolovski“斯克沃夫斯基”（波兰语发音），其余按英语发音习惯处理，如Skolovsky “斯科路夫斯基”（英语发音）。

（5）用我国普通话发音，用规范的、通俗的汉字。

人名地名翻译 篇2

1 人名地名翻译中由于译者个人原因而造成的翻译错位

在英语人名中, 带有“-cy”这个词根的女性名字经常被译为“~茜”, 而“茜”在汉语中读作qiàn。一些译者为了达到“女性化”效果, 选用了“茜”字。这样一来, “茜”就成了一个多音字, 并且多的这个音还是最容易成为传讹音的xī。用诸如“芳”、“妮”、“莲”之类的字来翻译女性名字本无可厚非, 但“茜”这种译法值得商榷, 因为这样做会产生本来不必要的多音字从而造成读音混乱。比如说, 在中国人的人名里应不应当允许“茜”字读xī呢?除此之外, 这种翻译方式还使外语在深层次里影响到了汉语, 加重了英语对汉语的侵蚀。

类似的现象在地名翻译中也很容易找到, 比如“秘鲁”和“柏林”。“秘鲁”的英文名称Peru源自西班牙语Perú。秘鲁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 所以译者应当根据西班牙语而不是英语来翻译秘鲁的国名。但是, 即使用英语的发音/pə’ru:/来翻译, 也不应该翻译成“秘鲁”。“秘鲁”这个翻译方式, 不仅没有忠于源语言西班牙语, 而且还给汉语造成了多音字, 甚至还使得一些人误读为mìlǔ。再来说说“柏林”这个名字。由于受“伯、泊、舶”等字的影响, “柏”字本身就很容易被讹传为bó, 而译者为了使前面的这个“bó”字与后面的“林”字“相得益彰”, 于是就选用了“柏”字, 并且把bó这样一个全新的读音加在了这个字之上。前面讲到的“秘”字一般都用于“秘密、隐秘”等词中, 而“柏”字除了用于“柏树、松柏”等词之外, 还经常出现在人名当中, 这样就造成了更多不必要的麻烦。而当“柏”字出现在人名里面时, 读者则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是取的bǎi还是bó的音。照理说这种因翻译外来语而产生的多音字的“后来音”是不能用于汉语的其他地方的, 但由于缺少规范, 这种滥用显现十分普遍, 而“柏”字的情况尤为突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译者在翻译Berlin的时候, 过于追求归化译法以至于不惜采取给原有字造音的方法, 这种译法是非常不可取的。

另外, 像“柏林”、“葡萄牙”等地名的翻译, 采用音译的方法是再正常不过的, 但音译后的汉语译文却产生了字面意思, 是非常不合理的。虽然这些地名都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习惯用法, 但是像这样的译名在今后的人名地名翻译中还是应当尽量避免的。

2 人名地名翻译中受到英语影响而产生的翻译错位

由于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在全世界的统治, 以及当今世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从政治、军事、经济到文化、娱乐等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力, 英语成为世界上应用得最为广泛的语言。在中国, 以英语为专业的大学生人数要远远高于以其他小语种为专业的人数的总和。世界上60%以上的信件是用英语书写的, 上两个世纪英国和美国在文化、经济、军事、政治和科学上的领先地位使得英语成为一种准国际语言。但是, 由于英语过于强大的统治力和影响力, 在把一些其他语言中的人名翻译成汉语的时候, 就不免会受到英语固有特征的影响。这样一来, 这种按照英语习惯翻译成汉语的人名就违背了翻译的三大原则之一的“信”。

由于体育类节目涉及国外人名地名较多且牵涉到世界上很多语种, 出现这种错误的例子也就非常的多。比如, 巴塞罗那队足球队中有名球员叫做Xavi, 中央电视台将其译作“哈维”, 这就是由于按照英语的习惯翻译造成的。在西班牙语中, x出现在两个元音之间时发/ks/音, 在其他情况下发/s/的音;而在某些说西班牙语的地区 (例如墨西哥) x的发音是/h/。而v的发音则和b相近, 这一点与英语有很大的区别, 很容易忽略。因此正确的译名应该是“萨比”或“夏比”、“哈比”。英语和西班牙语同属印欧语系并且都使用拉丁字母可能也是更容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 像日语人名地名翻译成汉语时就几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还易产生同一名字同时存在多种译本的现象, 比如另一支足球队Valencia和曼彻斯特联队的球员Valencia。最开始一些译者由于不了解西班牙语异于英语发音的特征, 而误将球队Valencia翻译成“瓦伦西亚”, 而随着英语以外的其他外国语言的普及, 有些译者开始使用“巴伦西亚”这一译称, 从而造成了“瓦伦西亚”和“巴伦西亚”并存的局面, 不了解的球迷很容易迷惑。而球员Valencia则一直被叫做“瓦伦西亚”, 这就造成了同一名字翻译成汉语后不相同的情况。这种翻译方式是由于译者对源语言知识的缺乏以及英语发音方式的根深蒂固造成的, 这显然违背了“信、达、雅”三大原则中“信”的原则。

3 人名地名的翻译中应尽量避免使用多音字

译者不仅应当避免如上文中提到的会造成创造多音字的“柏”字的那种翻译方式, 还应当尽量避免的情况是译文用字在汉语中本来就是多音字, 比如“切, 应, 载”等字, 如果不问问当事人, 这些字即使是在中国人的名字当中也很容易读错。在外来语人名地名翻译成汉语的时候, 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多音字, 尤其是两个音都很常见的多音字。比如“马尼切”这个名字, 到底是念qiē还是念qiè读者根本无从知晓。尽管这两个音仅仅是声调上的差别, 但由于音译的名字本来就没有意义, 因此读者便无从判断其读音。

如果说“切”字的两个音发音还算接近的话, 那么“伽”这个字就不同了。“伽”常用于外来语人名地名的翻译中, 这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梵语佛经的翻译当中。“伽”字有三个音, 它们分别是qié、jiā和gā。意大利有位著名天文学家Galileo, 他名字的中文译名“伽利略”却让人有些无所适从。读者应当念这三个音中的哪个音呢?中国人一般都念jiā, 但是仔细看看“伽利略”的意大利语原词“Galileo”, 似乎念gā更为正确。暂且不管这两个音到底念哪个, 译者选“伽”这个字来翻译就十分欠妥。而同一个“伽”字在“伽蓝”, “伽利略”, “欧米伽”里分别发三个不同的音, 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4 避免上述问题出现的途径

关于人名地名的翻译方法, “名从主人, 约定俗成”基本上已经成为公认的原则, 这样可以更好地尊重源语言国家的文化。几千年前, 孔子就提出了“名从主人, 物从中国”的理念, 是中国关于专名翻译的最早理论。尽管“物从中国”饱含了儒家思想中正统意识的大国文化心态, 但“名从主人”还是给读者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只要坚持贯彻“名从主人”的原则, “哈维”这样受到英语的影响而造成的翻译错位便会得到很好的解决。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 官方给出的Xavi的英文名字为“XABI”, 这就很好地体现了“名从主人”的翻译思想。尽管英语和西班牙语都属于印欧语系并且都使用拉丁字母, 官方并没有直接用西班牙语的拼写方式作为英语译文。这使其他译者在将其英语译文译为本族语的时候更加忠于翻译前西班牙语的发音。

如果最开始就坚持“名从主人”的原则, “莫斯科”按照俄语“Москва”翻译而不是英语“Moscow”的话就应该翻译成“莫斯科瓦”了。当然, 像这样沿用已久的地名就要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继续使用了, 完全没有必要为其正名。但是“露茜”、“柏林”、“秘鲁”这种翻译方式从深层次对汉字“茜”、“柏”、“秘”带来了影响, 虽然像“柏林”、“秘鲁”这样的名字没有重新翻译的必要, 但这种给目标语带来深层次影响的翻译方式非常不可取, 在以后的人名地名翻译工作中应当最大限度地避免。外国人名地名翻译成汉语的时候, 不能因为翻译而使汉语本身发生本不该有的变化。

5 结束语

“信、达、雅”中的“信”原则和“名从主人”的原则有很大的相同之处, 值得译者在翻译外来语人名地名的时候来借鉴。采取“名从主人”的译法, 既能够避免不忠于源语言的翻译, 又能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同一人名或地名有多个不同翻译版本的情况。

翻译人名地名的时候牵涉到很多因素, 包括言语交际目的、社会环境、跨文化因素等等, 这些都会对人名地名的翻译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过去由于社会历史等因素造成了人名地名翻译的不规范、不统一等问题, 今后应当尽量地避免。

尽管几十年来我国出版发行了多本人名地名翻译的辞典类的工具书, 但是各种各样不规范的翻译文本还是层出不穷, 没有形成统一的人名地名翻译标准, 这种情况则亟待改善。应当建立一套可行的翻译准则规范, 这样人名地名的翻译工作才能更加准确, 更加完善。否则, 等这些不规范的译文流行开来, 我们被迫将这些译文列入“约定俗成”的时候就为时已晚了。

参考文献

[1]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Routledge, 1995:24.

[2]曹世瑛.地名和地名翻译[J].中国翻译, 1981 (6) .

[3]地名译音委员会.地名翻译原则草案四种[J].语文建设, 1959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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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思果.翻译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6]张廷琛.谈“名从主人”[J].中国翻译, 1981 (2) .

人名地名翻译 篇3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注重对跨文化翻译借用的国家，关于这一点历史资料上有所描述。到了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学者对西方文化的研究翻译一度空前高涨，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来，我国对西方文化的翻译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质量上都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个国家不仅加强了对我国发展的新闻报道，也加强了与我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展开了多边合作。另外，我国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也开设英语新闻频道，对外宣传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法规。对内则组织专家学者深入研究英语国家的文化内涵，把英语国家的人名、地名等文化形式编纂成书，让读者方便学习使用。例如我国出版的实用《新英汉词典》《英华大词典》都列有英美等国家重要地名和常见英美姓名表；近年来出版的《辞海》后面也附有“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还有新华社编辑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和中国地名委员会编写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等。它们的作用在于给出了一个统一的翻译标准，正是这个标准的存在解决了英文翻译中同地不同名、同人不同名所带来的困惑。因此这些都可以作为英语新闻报道中人名、地名翻译的参考依据。但是这些既定的翻译内容和快速发展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新人物的翻译相比还是存在不足之处，这就给英语新闻报道中的翻译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没有参考标准会让我们的翻译忙乱不一，这时读者就有可能百思不得其解。下面笔者就英语新闻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做出几点分析：

英语新闻报道中的人名地名翻译的现状

1.不同的人员不同的翻译

在英语新闻报道中人名、地名的翻译中，不同的人很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翻译结果，这也是导致同人不同名、同地不同名的主要原因。有的翻译人员总是撇开约定俗成的翻译而按照自身习惯进行翻译，例如德国有位外交部长“Fischer”，他经常在CCTV-5和新闻频道上露面并译为“菲舍尔”，但是同样姓“Fischer”的一名德国跳水运动员，CCTV-5上的一位主持人总是翻译为“菲斯切尔”；又如1989年11月5日黎巴嫩选出了新总统，但是新华社一些驻外分社发的电讯先后出现了“勒内.穆瓦德”和“勒内·穆阿瓦德”两种译法；另外《人民日报》翻译人员又给总统翻译出了新名字“里尼·穆阿维德”。再有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美国籍匈牙利犹太人乔治·绍罗什因大炒货币而成为世界各大新闻媒体共同报道的热门人物，我国各大媒体也参与了报道，但是在翻译时却出现了几个名字，如“乔治·索罗斯”、“乔治·索洛斯”等，这种同人不同译名的出现在当时给读者带来了不小的困惑。

2.不同地区不同的翻译

经常浏览或聆听国际英语新闻报道的受众不难发现，在英语新闻报道中不同地区对同一事物的翻译报道是不尽相同，尤其是在人名地名的英语新闻报道中，这种“乱译”现象颇为严重。例如对美国前总统布什（Bush）的翻译，在我国大陆Bush被翻译为“布什”，在我国台湾被翻译为“布希”，在我国香港地区被翻译为“布殊”。而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The Republic of Kenya），在大陆被译为“奥巴马”，在我国台湾地区则被译为“欧巴马”。再例如，对世界基地恐怖分子头目Osama Bin Laden翻译时，在台湾地区被译为“奥萨玛·宾·拉登”，港澳地区则译作“乌萨玛·宾·拉登”，而在我国大陆地区译为“奥萨马·本·拉登”。

3.不同时代不同的翻译

某些翻译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例如上世纪中后期，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我国新疆地区称之为EastTurkestan，我国新闻媒体报道中把它翻译为“东土耳其斯坦”，这种翻译是十分错误的，于是在1992年被改译为“东突厥斯坦”，简称“东突”。再如在1949年以前我国将意大利（Italy）翻译为“义大利”，1949年之后将Italy改译为“意大利”。

英语新闻报道中人名、地名翻译应注意的事项

随着时代的进步，很多新生的事物也在不断的涌现出来，在英语新闻报道中肯定会对这些新事物有所涉及，这时没有既定的参考，英语新闻编采人员不得不自译，当然自译不能乱译，否则在英语新闻报道中，读者或受众很可能会感到困惑不解。为此，笔者就英语新闻报道中翻译时应注意的事项作出简要的分析。

1.人名、地名翻译报道要沿用公认名词，

英语新闻报道中对于人名、地名的翻译要沿用我国出版物使用已久的名词，不要另起炉灶，例如人名“伊利莎白”、“比尔盖茨”“巴菲特”等，地名“洛杉矶”“纽约”等，如果在报道翻译时对这些公认的名词进行“创新”，只会让读者受众感到困惑不解，达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严重的话还很可能丧失一些读者受众。另外，我国专家学者在长期的研究中也编写出了很多英语国家人名、地名的词典，所以在英语新闻报道中翻译人员在翻译人名、地名时，要多查查相关词典，和权威保持一致。

2.人名、地名要用音译，慎用意译或音谐意。

人名、地名的翻译不同于其他的翻译，它讲究的是音译，一旦选择从意译或音偕意来翻译，那么就会别扭，例如，在翻译“Wall，please don’t drink any more，it is time to sleep”的时候，报道翻译时就不能翻译为“墙壁，不要喝那么多了，该睡觉了”，不然就显得非常别扭，读者就会质疑翻译人员的英语水平，而是应该翻译为“沃尔，不要喝那么多了，该睡觉了”，句中的“Wall”是个人名，人名被翻译为“墙壁”显然是不妥的，因此在翻译时应音译为“沃尔”，这样符合讀者对外国人名的印象。

3.在人名、地名翻译中避免使用生僻字

在人们生活实际中人们常用的汉字也就那么三五千个，即使有些生僻的汉字曾经学习或使用过，但由于不是常用汉字，也就常常被人们所遗忘，所以在英语新闻报道中对人名、地名的翻译应避免使用生僻字，不然广大读者不熟悉，英语新闻报道的内容在读者心目中也就大打折扣了。其实在英语新闻报道中使用生僻字的例子枚不胜举，只不过由于生涩难懂的缘故逐渐的被替换掉了。例如阿拉伯（Arab）在原来翻译时译为“阿剌伯”就很不妥，所以才有了大家所熟悉的“阿拉伯”；苏伊士（Suez）在原来报道翻译为“苏彝士”，这个“彝”字就过于生僻，造成很多读者不认识；还有在张竹明等人翻译的《罗马十二帝王传》里面被翻译为“恺撒”，这个“恺”字很多人还是觉得生僻不识，所以现在我们一般都是使用任炳湘翻译的《高卢战记》中对“凯撒”的翻译，这个“凯”字就简单多了，而且也能让读者所熟知。

4.在翻译专业术语时应注意的事项

英语新闻报道大都站在時代的最前沿，接触的都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这些技术势必将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并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英语新闻报道对专业术语的翻译务必要准确、准确、再准确。基于专业术语的复杂性，在翻译中往往会出现各种问题，例如曾有人把“the newly developed picture tub”（最新研制成功的显像管）错误的翻译为“最近发展了画面管”，还有人把“a unique instant-picture system”（独特的瞬时现象装置）翻译为“独快的图像系统”等等。专业术语作为某一专门概念的词语，如果在报道时出现错译、它译，读者理解起来就会更加难懂，所以在翻译时要谨慎处理。

5.翻译流行词语的注意事项

在网络普及使用的大环境下，文化的发展呈多元化趋势，并由此新生出来许多具有时代气息的流行用语，那么在英语新闻报道翻译时就要深入的了解流行语产生的整个背景，例如在形容比女方年龄小得多的男朋友或小情人时，人们常用小“toy boy”来形容，这时就不能翻译为“不值钱的男孩”，而应该翻译为“小白脸”。这样，在英语新闻翻译中融入时代特色，使英语新闻翻译更具塑造性。

参考文献：

[1]朱天文.美国新闻期刊中汉英翻译采用的策略和方法[J].上海科技翻译，2003（03）.

[2]国家语言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选编[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7年版.

[3]陈宏薇.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中国地名委员会.外国地名译名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人名翻译释例 篇4

1．André Lefevere

生于比利时，在安特卫普大学任教数年后于1984移居美国，任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日尔曼学系教授，1996年白血病突发去世，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比利时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和佛兰芒语（严格意义上说是荷兰语），而André Lefevere出生于比利时的荷兰语区Ghent（根特），荷兰语名字Lefevere常常当法语姓名Lefèvre来读，故整个姓名可以参照法语读音翻译。查阅《法语姓名译名手册》和《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André通译“安德烈”，Lefèvre通译“勒菲弗”，参阅荷兰语汉译音表可知词尾的r要发音。

因此，笔者建议将其译为：安德烈·勒菲弗尔。2． Theo Hermans

现为伦敦大学学院荷兰语与比较文学系教授，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注重对译语文本进行描述性研究以确定翻译与规范的互动关系，认为“从译语文学的角度看，翻译意味着为了某一目的对原文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Hermans，1985：11）。

Theo Hermans按照不同的语言读音就会有截然不同的译名，查阅《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按照英语则为“西奥·赫曼斯”，按照法语则为“泰奥·埃尔曼”，按照荷兰语则为“特奥·赫尔曼斯”，而Theo Hermans出生于比利时的荷兰语区Assent，发音按照荷兰语。

因此，译名应为：特奥·赫尔曼斯。3．Susan Bassnett 现任英国沃里克大学翻译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90年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方向，把翻译研究带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Susan Bassnett生于英国，很小就去了国外，虽然其名词源系中世纪法语，但仍按英语读音。从英汉译音表来看，/s/通译“斯”，而/θ/通译“思”；此外，“巴斯纳特”和“巴斯奈”均与该名发音相去甚远，无可取之处。查阅《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和《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均无此名，但有近似人名Basnett“巴斯尼特”，Basnight“巴斯奈特”。由此可见，“巴斯奈特”不能用来翻译Bassnett。按英语读音规则，ss与s发音相同，因此Bassnett与英语姓名Basnett发音应该相同.按照同名同译的原则，此例译名应为：苏珊·巴斯尼特。4．Katharina Rei?

德国翻译科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从语篇类型学（text-typology）的角度研究翻译，认为语篇的主要功能为传意（representational）、表情（expressive）、召唤（appellative），主张按语篇功能划分翻译原则与批评标准。

Katharina Rei?是德国人，其名属于常见德语姓名，应该按照德语发音翻译。字母组合th在德语中永远发/t/；此外，“林”不用于女子名，而“琳”用于女子名。

查阅《德语姓名译名手册》和《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均译为“卡塔琳娜·赖斯”，故译名应为：卡塔琳娜·赖斯。5．Christiane Nord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倡导者之一，把翻译按功能区分为文献型翻译（documentary translation）和工具型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on），提出了忠诚（loyalty）原则，补充了目的论的缺陷。

Christiane Nord是德国人，应该按照德语翻译。查阅《德语姓名译名手册》和《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均无Christiane，但有类似者如Christiana“克里斯蒂安娜”，Christians“克里斯蒂安斯”，Katharine“卡塔琳妮”。而德语中词末的字母e通常发弱化元音/?/.参考德汉译音表拟定译名为：克里斯蒂安妮·诺德。6．Hans.J.Vermeer

目的论（Skopostheorie/skopos theory）的创始人之一，认为翻译中的诸多问题并非仅仅靠语言学就能解决。他摆脱了以追求与原文对等为目标的翻译理论的束缚，提出翻译就是根据客户的委托，结合翻译的目的满足客户要求的一种目的性行为。在翻译中，原文并非衡量一切的标准，忠实于原文是次要的，而实现翻译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

Hans J.Vermeer是德国人，自应按德语发音，字母v在德语中发清辅音/f/，字母组合eer发/e:r/，查阅《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可知Vermeer在英语中才通译“弗米尔”，而在德语中则为“弗美尔”。

因此，译名应为：汉斯·J.弗美尔。7．Justa Holz-M?ntt?ri 芬兰籍德语翻译家和翻译学者（Nord，2001：12），用德语发表了数部翻译理论著作，进一步发展了弗美尔的目的论，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只是翻译行为（Translator is chesHandeln/ translational action/translatorial action）的一种，译者是跨越语言文化障碍的专家，负责按委托人的要求设计合适的信息传递物（messagetransmitter）。

Justa Holz-M?ntt?ri是以德语为母语的芬兰人（Nord，2001：129），生于德国，后来嫁了一位芬兰人，Holz为本姓，M?ntt?ri为丈夫的姓，故其名应分别按德语和芬兰语发音翻译。查阅《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M?ntt?ri为芬兰姓氏，通译“门泰里”，德语中Holz通译“霍尔茨”，德语中Justa应译为“尤斯塔”，英语中Holz才通译“霍尔兹”。因此，此例译名应为：尤斯塔·霍尔茨-门泰里。8． MarySnell-Hornby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翻译系教授，认为翻译研究既不从属于语言学，也不从属于比较文学，而是一门独立学科，属于跨学科（interdiscipline）的范畴，翻译研究应该采取整体（holistic）、综合（integrated）的方法。

Mary Snell-Hornby生于英国，查阅《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和《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可知Snell-Hornby其名无论按照英语还是德语读音，均译为“斯内尔-霍恩比”。

因此，译名应为：玛丽·斯内尔-霍恩比。9．Edwin Gentzler 现任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大学（University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其代表作《当代翻译理论》堪称翻译研究评论的经典之作。

Edwin Gentzler是美籍德国移民的后代，其姓仍然按照德语发音。查阅《德语姓名译名手册》和《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均找不到，但有德语姓名Gentz译为 “根茨”，而常见姓名后缀-ler在英语、德语、荷兰语、瑞典语等日尔曼语中全部译为“勒”，两者结合，根据德语读音规则，Gentzler应译为“根茨勒”；查阅《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可知Edwin通译“埃德温”，而“爱”几乎只用在几个约定俗成的译名中，如Edward“爱德华”，Edison“爱迪生”，Edinburgh“爱丁堡”等。

因此，此例译名应为：埃德温·根茨勒。10．Walter Benjamin 德国文艺理论家。他在1923年发表的《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译文即原文生命的延续（theirstage of continued life），原文依靠译文在另一种语言文化系统中获得再生（afterlife）等重要观点，孕育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雏形。这种观点打破了原文至上的传统观念，为人们重新审视翻译的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

Walter Benjamin是德国人，很多译者未能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查阅《德语姓名译名手册》和《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该名通译“瓦尔特·本亚明”。“沃尔特” 和“本杰明”均系英语通译。“雅”在法语译名常用于字首。翻阅德汉译音表可知“雅”很少用于德语译名中，而“亚”最常用。

因此，此例译名应为：瓦尔特·本亚明。

（－－此处还是按照习见的“本雅明”为好？算是约定俗成了吧）11．Lawrence Venuti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发现在英美翻译传统中一直有一种保持保持语言流畅的倾向，他称这种旨在顺应译语文化读者阅读品味的翻译策略为归化（domesticating）。他指出，归化式的翻译目的在于侵吞霸占原文，消除其异国情调，给原文抹上译语文化色彩。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翻译弱式文化中的文学作品时常常采取这种手段，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和民族中心论。他指出，为了消除这种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译者应多采取异化（foreignizing）的翻译策略，保持原文的异国特色以抗拒（resist）这种文化帝国主义。

Lawrence Venuti是具有意大利血统的美国人，其姓依然遵守意大利语发音。查阅《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可以找到Venuti已有通译“韦努蒂”。

因此，译名应为：劳伦斯·韦努蒂。12.Itamar Even-Zohar 以色列特拉维夫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出了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来指导宏观翻译研究。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地位决定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和角色。翻译文学可能占据中心，此时它常会打破本国常规，进行创新；也可能位处边缘，此时则强化本国规范，趋于保守。

Itamar Even-Zohar是希伯来语姓名的通用拉丁语转写。查阅《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可知Zohar为以色列姓名，已有通译“祖海尔”，而Itamar在英语、葡萄牙语中均译为“伊塔玛尔”，Even又须按照拉丁语发音，故笔者建议暂定译名为：伊塔玛尔·埃文-祖海尔。13．Gideon Toury

以色列特拉维夫学派的又一代表人物，在多元系统论的基础上研究希伯来文学的翻译，提出以译语为中心（target-oriented）的翻译观，强调以实证的方法对大量译本进行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translation studies），从而找出译语文化中制约翻译过程中种种决定的规范（norm）。他认为，翻译是受制于规范的，而翻译的规范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活动及翻译产品在译语文化中的位置。

Gideon Toury是希伯来姓名的拉丁语转写。Gideon发/gid’on/，而Toury与法语姓名Toury相似，只是重音落在第一音节。Gideon与英语姓名Gideon发音近似，查阅《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可知其英语通译为“吉迪恩”，而Toury之法语通译为“图里”。

因此，笔者建议其暂定译名为：吉迪恩·图里。14．Basil Hatim 篇章语言学领域的著名理论家，注重语篇分析在翻译中的应用，认为翻译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语际转换活动，而是在一定社会情景中发生的交际过程。译者只有具备双语能力和双文化视野，才能当好跨文化交际中的协调人（mediator）。

Basil Hatim是英国人，故其名应该按照英语发音。“哈廷姆”凭空多出一个鼻音，与原音不同；“海忒姆”不但与原音相去甚远，还使用了英汉译音表根本不用的生僻字“忒”。查阅《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和《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可知Hatim是Hatem的变体，因此Hatim与Hatem发音相同。

由于Hatem 通译“哈特姆”，按照同名同译的原则，译名应该为：巴兹尔·哈特姆。在所分析的个案中，有好几个很难确定译名，笔者的建议仅供参考。在此，笔者竭诚欢迎译界的专家学者、广大读者提出更好的方案。在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翻译界的专家学者参考：（1）翻译研究者养成查阅工具书的良好习惯，培养自己的标准化意识。某些一下子难以解决的人名、地名在首次出现时要么附上原文，要么照写不译；（2）从事翻译教学的学者、译者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遵守译名标准，培养他们严谨的学风与译风；（3）编辑出版部门明确规定稿件出版物符合国家译名规范，杜绝不负责任的错译、乱译行为；对于新出现的、现有工具书查不到的外来人名、地名，可以考虑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分阶段公布实施。

浅议古诗英译中的人名翻译 篇5

浅议古诗英译中的人名翻译

在中国几千年辉煌的文化遗产中,古诗无疑是其中最璀璨的一部分.古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了让更多的外国读者了解古诗,了解中国文化,中外翻译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古诗英译工作.本文试对古诗英译中的人名翻译作一浅探.

作 者：胡海燕  作者单位：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江西・南昌,3300461 刊 名：科教文汇 英文刊名：EDUCATION SCIENCE & CULTURE MAGAZINE 年，卷(期)： “”(29) 分类号：H059 关键词：古诗诗句   音译法   意译法   音译兼意译   省译法  

浅谈英文人名翻译 篇6

译者作为整个翻译活动的策划者, 一方面具有着许多的不依赖于作为客体的原作而存在的所谓的独立性, 当然了要达到翻译的最终目的, 也就是说必须要发挥自己的潜能, 这样才能充分地施展出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在另一个方面, 主体性发挥也是有限度和范围的。首先, 作为一个边缘的主体, 原作者在其语言上的风格、审美情趣、目标读者的审美要求、期待等种种因素, 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翻译目的的确定以及翻译文本的选择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次, 就是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 译者的自身所处语言文化的范围以及原作所处在的语言文化规范等因素也会制约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同时,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译者自身的因素, 在其认识的图示不同的价值标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每个人的情感、意志等方面都会介入到翻译者个人对于解读文本的整个过程中。这样译本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个人的主观想法。

英文名字的翻译, 一直以来有一些的学者所持的观点就是认为:"人名或物名称都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存在, 没有其内涵及意义, 是不可译的。"如果根据这种理论的话, 那最好的人名翻译方法则应该是最为简单的音译法。在一般的场合之下, 尤其是在日常的交际和语言的使用中, 外国人的名字的翻译往往采用的是直接音译的方法, 即使他人的名字中有所包含的单词, 但在通常都是有其他的含义。例如:Bill Gates (比尔·盖茨) 、George Bush (乔治·布什) 等, 而不会翻译成比尔·大门或者乔治·灌木。但是, 如果只是简单的如音译法本身, 由于时代的不断变化和社会语言文化的发展, 有了更多的是那些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和深入, 也在经历着从归化音译到异化音译的变化。而通过对这些近期的通俗文学作品翻译的观察, 我们就可以很轻易地发现, 音译与意译相结合这样的人名翻译方法开始日趋流行。人的名字是社会语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具有悠久深刻的形成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集中体现在了各个民族文化的特点上, 语源多、典故多, 在内容上容量大而且又变异纷繁, 隐含了不同民族的历史、宗教、心里、语言、道德、习俗等各个方面的信息。

英文名字翻译过程中翻译主体性的体现上文提到, 在一般的场合之下, 尤其是在一些日常的交际和语言的使用中, 外国人的名字的翻译往往采用的是直接音译的方法, 即使这些人的名字中所包含的单词通常还有其他含义。音译的方法看似简单, 其实很有斟酌的余地。而且, 由于不同译者施展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不同, 而且译者自身所处的语言文化范围、自身因素的不同, 所以同一原作翻译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

汉字本身是有意义的。在选择文字上, 不同的译者就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对原文的理解选择不同的文字。比如说, Emily, 这是个典型的女性名字。有的人为了突出女性特点, 就会译为“艾米莉”, 但如果有的人译成“埃米利”, 肯定不会有人说它是错误的。因此, 汉语文字的选择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译者自身所处的语言文化范围影响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也会影响名字的翻译。我们汉语人名的特点是先说姓, 而后说名。而英文的特点却正好相反。早期中国人翻译外国人名字的时候都习惯于将外国人名改变姓名的前后顺序, 并根据读音给予相对应的中文名字。比如如明末清初着名的的外国传教士Mateus Ricci (利玛窦) , 美国大使Leighton Stuart (司徒雷登) , 外国学者John King Dairbank (费正清) , 英国作家Bernard Shaw (萧伯纳) , 等等。由此可见, 译者所处的年代决定了译者以目的语语言为归宿, 选用一些符合目的语的语言文化规范, 这样来译文传达源语文本的内容, 并消解源语文化因素, 才能更好地彰显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

文学翻译中, 人物的名字大多数被作者赋予了一定的内在含义。一位作家在其塑造作品人物时, 往往会根据创作的意图, 为了更深刻地刻画人物的性格, 预示人物的命运和结局, 精心而又慎重地为人物来选择名字, 而并非是随心所欲地信手拈来。文学名字的翻译, 要求译者必须熟练地贯穿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 将隐藏在名字背后的典故、历史、宗教、习俗、道德、伦理等方面的信息尽其所能地表达出来。此时, 译者翻译时, 会大量地考虑到原作的一些语言上的风格、审美情趣和读者的审美关及期待等, 并且考虑选取各种不同的翻译方法以及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文化缺失, 而不同的译者造成的缺失程度又大不相同。因此,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对翻译过程中文化缺失有很大的影响。

二、名字翻译的对与错

现在总能听到有人会说名字翻译的对与错。本人认为, 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主体性的完全显现, 不同的人的主体性发挥不同, 必然会导致翻译的结果不同。但绝对不可用对与错来区分, 尤其是名字的翻译。因为名字不包含语法成分, 因此成分误译现象会大大减少。当音译或意译名字时, 如果在译名后加上括号, 里面加上源语言名字, 即使前面音译或意译的有差异, 那也应该是完全正确的。而且, 我也认为, 即使有些名字是约定俗成的, 也要在后面加上括号, 注明源语言名字。因为名字是个体的代表, 本来就不应该因为译者的需求而改变其源语言的特点。

综上所述, 我认为名字不翻译最好, 保持源语言特点;如果翻译, 需在后面加上括号, 注明源语言名字。这样久而久之, 随着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 大家就会自动地接受源语言名字了。这样不仅省去了翻译的烦恼, 而且也留下了原名字的语言特点。

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步伐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来到中国参观访问。这就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实际的要求, 那就是准确地翻译出外国友人的名字。但是, 译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主体性发挥的限度和范围等情况都影响着英文名字的准确翻译。本文将从翻译的主体性角度出发, 谈一谈英文名字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及关于译名翻译对与错的看法。

关键词：翻译,主体性,英文名字

参考文献

[1]陈奕.从文化角度看外国人名翻译方法的变化[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8, (2) :58-60.

[2]曲文燕.翻译的主体性———谈翻译主体意识与翻译规范意识[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外语版) , 2006, (6) :7-10.

从动态顺应论看西方人名翻译 篇7

【关键词】动态顺应论；西方人名；翻译

【Abstract】Dynamic Adaptation is Verschueren Pragmatic Comprehension Concept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s to comply with the core theory， mainly refers to “the language used in the sense of dynamically generated.” Westerners translators Many phenomena can Adaptation Theory of Adaptation to be expl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In this paper， a lot of examples， from the context of the relationship，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structure， Time of dynamically generated nam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meaning.

【Keywords】Dynamic Adaptation Theory；Westerners name；translation

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入，中国人接触到的外国人也日益增多。姓名翻译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著名翻译家思果就曾说过：“翻译有多难，由译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可以看出。没有一处可以掉以轻心，没有一处不需要学问……译人名谈何容易！”（思果，2001：54）

一、语言顺应论与翻译

语言顺应论是Jef Verschueren（耶夫·维索尔伦）在Understanding Pragmatics（《语用学的理解》）一书中提出的语言理论。语言顺应论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功能视角对语言现象及其运用的行为方式进行描述和阐释，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为适应交际需要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作出选择，是因为语言具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是指语言选择不是机械地按照严格的规则或固化的形式-功能关系作出的，而是在极为灵活的语用原则和语用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是指语言使用者能从可供选择的不同语言项目中作出灵活的选择，从而尽量满足交际的需要。Verschueren还指出语言顺应的四个重要维度，即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其中动态顺应是顺应论的核心，语言使用或选择过程中的动态性与语境、语言结构以及时间密切相关，促成了意义的动态生成。（Verschueren， 2000： 147- 151）

语言顺应论强调语言选择与交际环境、交际对象和交际目标的一致性。翻译作为一种语言使用的过程也同样要遵守上述原则。（袁斌业，2002）这么说来，翻译也是一个不断地选择语言和灵活变通的过程，翻译西方人名概莫能外。译者在这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自然要考虑语境关系和语言结构等诸多因素，采用翻译策略顺应翻译目的，从而实现意义生成，完成交际任务，促进文化交流与发展。本文拟从动态顺应的视角来研究西方人名的翻译。

二、西方人名翻译中的动态顺应

1.语境关系的动态顺应

语境关系的动态顺应指的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语言选择必须与语境顺应。Verschueren（2000： 75）把语境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交际语境涉及语言使用者（包括与谈话内容有关的其他人）、心理世界（主要涉及交际者的性格、情感、信念、意图等心理因素）、社交世界（指社交场合、社会环境、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准则）和物理世界（主要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指示关系）等因素；语言语境涉及主客观环境、时代文化背景、交际动机及方式、双方不同的知识、经验、经历、身势语等因素。

在翻译NBA的球星名称时，就有认知和情感方面因素的制约，体现出译者在交际语境中的心理世界。我国电视篮球节目、杂志、专栏中常把美国著名篮球明星Michael Jordan译成“飞人乔丹”、Lebron James译为“小皇帝詹姆斯”。我国体育界在翻譯其他NBA球星的名字时，也经常加入其绰号，例如：大鲨鱼奥尼尔（全名Shaquille O'Neal，Shaquille发音类似shark，鲨鱼凶猛有力的形象很符合奥尼尔）、石佛邓肯（他比赛时总是一副石佛一样的镇定）、德国战车诺维斯基（基于德国人诺维斯基那扎实、稳定的球风而来）、闪电侠韦德（速度是他冲锋陷阵的最好利器）等等。这样的译名顺应了篮球语境，激活了各语境构成成分，使译名栩栩如生、形象具体，加强了交际效果，深受球迷欢迎。

美国总统Barack Hussein Obama首次访华前的更名风波曾一度掀起关于人名翻译规范的讨论热潮。到底是应该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将其译为“奥巴马”还是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音译为“欧巴马”？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针对西方人名汉译过程中对汉字的选用，译者往往会考虑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尽量避免意义不好的汉字或多音汉字。最终新华译名社将美国总统名定为“奥巴马”也是出于此考虑。中国一名官方译员承认，“欧巴马”的译法可能事实上更接近于美国的发音，但听起来让他想起日语词汇“欧巴桑”这个对老年妇女不友善的称谓，而“奥”有“深邃”的意思。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西方语言文化的异质性和传播阻力，增加了中国读者的文化认同感，为后来中西进一步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2.语言结构的动态顺应

语言结构顺应是指语言结构和结构构成原则的选择，它包括语言、语码、语体、话语构建成分和原则的选择。西方人名翻译在语言语码和语体的选择方面独具特性。

各民族人名的结构形式很不相同，就世界主要语言而论，可分姓加名，名加姓以及有名无姓三种结构。（郑宝倩，1992）西方人的姓名结构一般为：教名+自取名+姓，名在前而姓在后，如George Walker Bush。但在很多场合中间名往往略去不写，如 George Bush。而且许多人更喜欢用昵称取代正式教名，如Bill Clinton取代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另外，英国人习惯上将教名和中间名全部缩写，如M. H. Thatcher；美国人则习惯于只缩写中间名，如 Ronald W.Reagan。西方人强调个性、个体，尊重的是个人独立的人格与主体意识。因此在对其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就应当顺应西方这种特有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纽马克曾指出翻译专有名词时常采用誊写翻译法，与其他一般的文化概念相比，专有名词的不同之处在于具有唯一的指涉物，并且通常只具有指示意义，而不具备内涵意义。（Newmark，1981：70） 所以从认知角度来看，在采用誊写翻译法时，这种所指的唯一性使所指变得容易辨认。（王瑾、黄国文，2006） 于是，人名翻译时就有了译与不译的取舍，出现了语码混用和不同语体表达的情况。语码混用源于译者的态度：中国读者接触多的外国人名有固有的中译名，而接触少的未能为自己赢得一个固定的中译名，仍以英文名出现。可见在实际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语码和语体的选择有时取决于认知度。

在含有西方普通人名的习语中，翻译时其语言结构构成原则就大不一样了。音译原则几乎没有效应，文化的顺应摆到了首要位置，如“Tom，Dick and Harry”译为“张三李四王五”。这里采用语用等效的翻译策略，直接借用已有汉语习语的对等表达方式，在语言语码和语体的选择上都顺应了汉语的表达习惯。在日常翻译实践中，当我们涉及到诸如“I am not Hamlet.”的表达时，有时也要在语言结构上作出顺应处理。这样简单的句子，如果仅译为“我不是哈姆雷特”，就很有可能在交际过程中损失了Hamlet的语用意义。所以往往要补充原句的语用意义，译成“我不是哈姆雷特——决不犹豫”，这样就把人物的文化内涵完美地表达出来了。当然，随着时间的久远以及人们认知度的加深，只要能满足交际需要，有些语用意义也可以逐渐省略不译。

三、结语

严复先生有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蠋。”（陈福康，2009：100）人名翻译绝非查查字典这么简单，它所承载的东西远非语码间的机械转换。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中国与其他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西方人名翻译工作也越来越多。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译名的混乱与滥用现象已经比较突出，应引起广大语言使用者和国家有关语言文字使用与翻译的管理部门的注意。中西人名翻译中意义的动态生成既要考慮语境因素，也要考虑语言结构因素和时间因素，还要借助语用策略，作出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适切语言选择，完成交际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Newmark，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Oxford：Pergamon Press，1981.

[2]Verschueren，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3]陈福康.中国译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5]刘祥清.音译的历史、现状及其评价[J].中国科技翻译，2008.

[6]思果.翻译研究[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7]王瑾，黄国文.接触语言学视角中的翻译——广州报刊翻译现象分析[J].中国翻译，2006.

[8]郑宝倩.人名结构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J].语文研究，1992.

[9]袁斌业.语言顺应论对翻译的启示[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

[10]张岂之，周祖达.译名论集[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

[11]朱世龙.新华社译名室 他们管理着全世界的人[J].中国记者，1991.

作者简介：

人名地名翻译 篇8

关键词： 归化; 异化;霍克斯;《红楼梦》;人名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4-0119-01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红楼梦》的全译本，也就是当今最为出名的两个英译本：杨宪益夫妇版和霍克斯、敏福德版。翻译过程中，霍克斯和约翰·敏福德采取主要人物音译，次要人物意译的翻译策略。但翻译实质为一种跨文化进行的交际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让目的语读者接受，并将原语的文化传播出去，如只注重目的语读者理解接受，而放弃原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势必会对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解，本文基于此，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对霍克斯版人名的翻译进行赏析，以探究其人名翻译的得与失。

二、实例分析

（一）异化策略在人名翻译中的运用

霍克斯在翻译过程中，针对主要人物一律运用音译法进行翻译。音译法是根据发音来翻译的方法，主要用于专有名词的翻译，而人名属于专有名词。因音译法，体现汉字的发音特点和汉人的命名惯例，故属于异化翻译策略的实际运用。霍译本的音译采取了《汉语拼音方案》。下表1展示了霍译本中对于各人名的翻译及人名中所包含的隐含意义或人物身份.

表1

这主要是从异化的角度出发，把《红楼梦》中的文化因素尽可能多的保留下来，并传递给目的语读者，让目的语读者了解到该人物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的角色，这样的翻译策略有助于在目的语读者心目中树立书中主要人物的形象，所以要比单纯地直译要好得多。此外，这种翻译方法更为简便直接，在客观上为西方引进了中国独有的姓名文化，并保留了原语言的语音形式。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翻译只保留了“形似”，丢了“神似”。曹雪芹在为《红楼梦》中某些人物的命名时，精心设计了其名中隐含的深刻寓意。如表1所示：甄士隐（真事隐）、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原应叹息）等等，都是利用谐音“因事命名”，或暗示人物的品行、命运的一种特殊表现手法。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下：

例如贾家四姐妹：元春、迎春、探春和惜春的翻译，霍克斯采用音译法，西方的读者看了很难会联想到他们的命运如何。而作者曹雪芹在对这四位人物命名时，可是煞费苦心，将她们的命运蕴含其中：元春得春气之光，占尽春光，故有椒房之贵，但是春光易逝，春光一旦消逝就意味着离秋冬不远了，既有个人命运的预示，又有家族败落的暗喻;迎春当春花木，迎其气而开，过其时则谢，其性类木，故书中称其为“二木头”;探春是有春则赏，无春则探，不肯虚掷春光，故其敢做敢为;惜春意为辜负春光，青灯古佛伴其一生。而她们四人名字连在一起则是：“原应叹息”。但经过霍克斯的英译，这种蕴含其中的意味便完全消失，在英译本中并未体现出来，目的语读者也无法领略到作者曹雪芹的“良苦用心”。《红楼梦》的这种“含义双关”特色完全被抹杀。

（二）归化策略在人名翻译中的运用

霍克斯版本中對贾府大部分的奴仆名字的翻译，主要从归化角度出发，采取意译法来进行翻译。这些奴仆主要是指宝玉、黛玉等人的丫鬟仆役。如：袭人、鸳鸯等。

丫鬟奴仆名字的翻译，霍克斯主要从其象征含义出发，即采取补偿法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使目的语读者可以通过他们名字的英译对他们的性格特征有个大致的了解。如：金钏译作Golden，含义为金色的;玉钏译作Silver，含义为银色的，而Golden和Silver构成对应，也正好对应了其姐妹关系;晴雯翻译为Skybright，含义为晴朗的天空;平儿是王熙风的丫鬟，也是性格极为强悍的王熙风的得力助手，所以，霍氏将其译作Patience意为耐心;袭人跟随宝玉朝夕不离，不露声色，控制宝玉，打击异己，以求一成，但她平时温柔和顺，似桂如兰，有一种香气袭人的感觉，所以用Aroma一词来表示。

对于这些人物，作者曹雪芹通过谐音为他们命名，即隐名于音，由音思意，从而暗示其对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或是他们的命运结局。霍克斯对其翻译过程中，主要从人物的性格特点着手，翻译名字，运用人物名字向读者传达出一定的信息。

三、结论

因为《红楼梦》中人物繁多，而且名字中往往又蕴涵了特定的意义，因此，尽管霍克斯在翻译中采取了音译加意译的灵活翻译策略，但仍会有一些遗憾：对于主要人物音译。我们知道这种翻译是有助于将原汁原味的作品传播到西方，可以让目的语读者更好的了解中国的文化。但是因为是直接的音译，对于那些不甚了解中国汉字拼音的目的语读者来说，这是很难理解的。对于丫鬟仆役名字的翻译，霍克斯主要采用了意译策略，根据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命运来翻译名字，但这种翻译过于泛化，缩小了目的语所承载的原语语言文化信息量，阻碍了原语言与目的语在文化信息方面的沟通交流，使读者无法全面理解原文含义，且使原语言的幽雅韵味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