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方式（精选10篇）
制度变迁方式 篇1
摘要：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及适用情况不同,适宜的制度变迁方式能实现较高的变迁效率和较好的变迁效果。制度变迁进程中须进行方式的转换,因而分析制度变迁的转换时机和条件是问题的关键。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主要包括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和退出两种情况。
关键词：制度变迁方式,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
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其中制度变迁方式是影响和确定转型效果和效率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处于转型期中国的制度变迁进行分析,以探寻出合理的制度变迁方式,充分发挥制度变迁的效果。同时,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不同特点,不同的制度其变迁方式也各有不同,同一制度在变迁进程中不同阶段适用变迁方式也不同。这里主要解决具体制度的变迁进程中不同阶段适用的制度变迁方式。由于不同制度变迁方式的效果不同,其变迁的时机选择和确定比较重要。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为了追求制度变迁收益、降低制度变迁成本、提高制度变迁效率,必须选择合适的制度变迁方式,这个问题就转变制度变迁方式选择问题和不同制度变迁方式的时机选择问题。本文主要讨论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时机选择问题。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是自发进行的,无法选择和控制,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是可以控制的,所以不同制度变迁方式的时机选择主要是指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时机和退出时机,具体指强制性制度变迁取代诱致性制度变迁(进入时机)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取代强制性制度变迁(退出)这两种情形。
有的学者从制度创新均衡价格角度来对制度变迁方式进行划分[1],其实是从另一角度对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转换进行分析,突破了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和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思路。有的研究突破了制度变迁方式的线性角度,运用熵理论从非线性角度对制度变迁方式进行了分析,再次证明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不是对立的,而且是互补的。[2]有的学者分别以农业制度变迁和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为例分析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时机和退出时机。[3][4]有的研究从替代地方政府部分功能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形成角度分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替代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充分条件。[5]有的学者分析了中国的证券市场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不利影响,包括上市公司产权和治理结构的扭曲、证券市场的制度规则混乱和市场结构缺失和功能扭曲、以及竞争、约束和激励机制缺乏等问题,论证了证券市场的制度变迁方式应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发展。[6]有的研究通过分析税收收入增长的制度变迁方式,以说明税收制度变迁在我国税收增长中的重要作用。[7]不同学者的论著有不同的侧重点,有一点是肯定的,一般学者都认同制度变迁方式分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且在分析两种制度变迁方式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互补和替代关系。
二、制度变迁方式之间的转换
(一)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拉坦(1994)分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概念是从稀缺资源的相对价格变化、技术进步和知识增进对需求与供给的影响入手进行了解释,“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项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8](P328)。拉坦侧重从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来分析诱致性制度变迁,认为制度变迁的需求动因主要包括:“……新的收入流是对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新的收入流的分割所导致的与技术变迁或制度绩效的增进相联系的效率收益,这是进行进一步的制度变迁的一个主要激励。”(P335)制度变迁的供给动力在于“社会科学及有关专业的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制度效率的收益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也就是制度变迁的需求主要在于追求潜在收益;制度变迁的供给动力主要在于降低现行成本;由此出现了制度变迁需求和供给共同作用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不管是追求潜在收益,还是降低现行成本,最终目的都在于“潜在的外部利润”(戴维斯,诺斯,1994,P282)[9]。
因此,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强调了内生变量的影响,强调了首先利用经济体内部导致非均衡的力量自发的进展,然后沿着非均衡的发展路径再给予一个类似于强制变迁的外部推动力,就能保证改革沿着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相一致的道路加速前进。这样,诱致性变迁不但充分发挥了个人选择和民间力量对改革的原始推动力作用,而且借助于强大的垄断的政府资源的后续拉动力,源及自民间的原始变革需求和初始的改革措施就能够迅速扩展。
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给出了明晰定义的是林毅夫(1989,P384)[10],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这个概念包括了以下要素:(1)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实施主体是个人或一群(个)人。这里的个人或一群(个)人包括了个人、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企业或政府;其中个人、企业是初级行动主体,或第一行动集团,他们的决策支配了制度安排创新的进程(杨瑞龙,1993);政府(或其代表的国家)是次级行为主体,或称第二行动集团,也是一个决策单位,其作用是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获得收入进行一些制度安排(杨瑞龙,1993),推动制度变迁。(2)实施动力是获利机会。即获得“潜在利润”(林毅夫,1989,P392)或“外部利润”(戴维斯、诺斯,1994,P282),或者说是“潜在的外部利润”。用林毅夫的话就是“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3)实施特征是自发性和渐进性,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4)实施方式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创新的含义包括了用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旧的制度安排、变更现行制度安排或是创造新制度安排。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有时是优点,有时可能转化为缺陷。如盈利性,当制度变迁主体自己的收益基本满足后,可能会缺乏变迁的动力,致使变迁进展缓慢,或者由于路径依赖而降低效率。自发性同样如此,一方面会出现制度变迁的供给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会出现制度效率低下,包括无法触动核心制度等。而渐进性一方面给了制度变迁主体、制度变迁作用对象以及制度安排本身等时间来适应,但在适应期间会出现搭便车、外部效应以及寻租等现象,而不利于制度变迁的持续进行。
(二)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可以是渐进式,也可以是激进式的[11](P319)[12]。激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变迁程序是自上而下的,变迁时间较短,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实现制度结构的大变革。相对来说,这种方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点:一是制度安排的速度快,二是节约了制度实施成本;三是变迁力度大,直接触动核心制度;缺点:一是破坏性比较大;二是缺乏弹性的修正的合理时滞;三是容易引起社会大的震荡。渐进式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渐进因素主要包括:一是在单一制度的变迁轨迹上又具有一定的渐进性质;二是在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安排上有先有后,而且还有一定的时滞;三是注意交替使用强制性制度供给满足制度累增的需要。
相对来说,渐进式强制性制度变迁比较温和,不管是对于制度需求主体来说,还是对制度安排本身而言,抑或针对制度作用对象。从制度需求主体来说,有一定的内生需求时间和空间;制度安排本身有一定的调整余地,避免制度震荡和破坏性;制度作用对象也有一定的时间来适应,减少制度作用对象对新制度的抵制,降低制度摩擦成本。渐进式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要缺点:一是由于强制性制度作用的时间比较长,增加了利益集团的寻租可能性,以及搭便车现象;二是由于采取渐进式,所以制度变迁的强度相对不足;三是由于相对来说制度的内生诱致还不是很够。因此,在这种方式下,应注意处理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变迁的强度;另一方面是根据制度需求的累积情况,安排好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时机。
(三)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关系
这里基于对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分析,探讨制度变迁方式的转变。制度变迁方式之间的转换主要包括了两种情形:一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替代诱致性制度变迁,即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替代诱致性制度变迁,即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退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某种制度其变迁乍开始进行,且进行之初主要方式采用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二是某种制度变迁已经进行并取得一定的发展,但目前阶段其制度变迁方式正好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范畴,且处于制度变迁方式变换的临界点。同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退出也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开始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二是制度变迁进程中变换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而现在又有必要进行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以上情形的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如图1所示。
制度从原来的均衡状态,由于各种原因,逐渐处于不均衡状态,由于外部利润的存在(对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而言,可能不一定存在可内在化的外部利润,而仅仅是对原有利润的再分配),从而进行制度变迁。由于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及变迁方式等的不同,具体的制度在变迁之初便采用了不同的变迁方式,如中国的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更多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国有企业改革、证券市场、银行制度等的变革更多的采用了强制性制度变迁。正如本文一开始所提出的,主要研究内容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之间的转换,而不是某种具体制度合适的制度变迁方式。
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时机——强制性制度变迁替代诱致性制度变迁
(一)强制性制度变迁进入的适用
强制性制度变迁替代诱致性制度变迁,显然适用于已经进行制度变迁、且正在进行制度变迁方式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情况。由于这里不对具体制度适用方式进行讨论,因此主要分析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时机,“进入时机”最恰当的理解就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率大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效率。效率的含义包括了收益和成本对比后的效益和实现同样数量效益的时间(即速度),制度变迁的效率也包括了这两层含义,但又比这个复杂,原因在于制度变迁的收益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实现问题,如外部利润的内在化。
(二) 强制性制度变迁进入时机的分析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率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效率进行比较,分析方法首先假设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率(包括效益和成本)不变,再来分析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效率变化。强制性制度变迁取代诱致性制度变迁,而进入的话,就说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率开始递减。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供给是一种边际制度安排。一般情况下,在制度供给效率达到顶点前,边际效益应该递增的,只有当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后,制度效率才从总体上开始下降。诱致性制度变迁效率下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已不能提供新的制度创新,或者说制度创新效率已经开始递减了;二是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益递减;三是制度的结构效率趋于零。在核心制度没有出现突破的情况下,或在仅依靠需求诱致性制度结构已经出现了边际效率为零的状态下,就必须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否则就会影响效率的提高。
(三)强制性制度变迁进入时机的条件
1.诱致性制度变迁已经为新制度安排奠定了意识等基础。
制度变迁之初采用渐进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根本原因就是希望在既定条件下,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小的风险,从而创造一个合理的知识传递和积累机制,为制度变迁主体和制度变迁对象创造相当的缓冲和适应时期。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制度变迁的微观主体对各种制度的需求探索和自发的非核心制度的争取,以及制度安排对象的适合,一定程度上为新制度的安排积累了经验;同时,又为强制制度变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避免或减少强制性制度变迁进程中的低效性和破坏性。这就表明诱致性制度变迁已经达到了该制度摸索和经验积累的极限,只要政府主动地安排该种制度,就可进一步提高制度供给效率,更大程度、更大范围推动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风险已经通过诱致性制度逐步实践而最小化了。如果此时再不及时进行强制性制度安排,已经最小化的制度变迁成本就会再次升高,阻碍最佳制度安排时机。
2.制度变迁已经到达了核心制度变革阶段。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最大特点就是实施增量制度供给,即在保持核心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在核心制度外围实施和安排新的制度,通过新制度来逐步替代原有的制度,但是这种替代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对核心制度产生变革的要求。而核心制度由于受传统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撑,必然会反对和压制对核心制度变革的要求。此时,核心制度就障碍了制度的增量革命。一方面是过去增量制度效率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即制度运行成本急剧上升;另一方面是新的针对传统核心制度的增量制度的安排不能及时出台,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无穷增大,从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制度变迁风险由于无法向后递延的制度变迁成本而增大。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最小程度的损害改革主体和既定利益主体为前提条件的,其成本分摊要么是向后推移,要么是由政府来承担。由于一方面政府财力有限,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有一定的任期,该任期政府也是本届效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因此在制度成本的分摊上必然是向后推移,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即受益主体有一定承受力后再适当分摊,或者把改革成本推给继任者。这就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使制度变迁成本向后累积,若在改革一定时期后仍然没有找到适当的分摊,改革成本就会迅速加大,从而增加进一步改革的风险,如这时不采取一定的措施,累积的成本一旦同时释放就可能要引发自下而上的强制性革命,达不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初衷。
(四) 强制性制度变迁进入失败的后果
当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转换时机成熟后,如果不能及时推进强制性制度变迁,就会使核心制度供给远远滞后于客观需求,制度结构呈现严重的不均衡,障碍经济的发展。具体会出现以下几种局面:一是可能使制度供给跌入陷阱,即不管供给多少增量制度,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率都会下降,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率小于制度供给的边际成本;二是制度结构效率趋于零;三是无效制度增多,即使以前曾经发挥过作用的增量制度也会因核心制度的供给不足而无法发挥作用。
四、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退出时机——诱致性制度变迁替代强制性制度变迁
(一)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退出条件
1.预期制度基本建立。
强制性制度安排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适应需求诱致性制度的要求,对己经摸清了发展方向的制度进行主动安排;二是超前进行制度安排,没有需求诱致性制度的经验积累。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只要预期制度基本建立,就应该适时转换制度变迁方式,由市场微观主体进行需求诱致性制度探索和印证。
2.市场微观主体己经初步认可并且基本接受新制度。
强制性制度变迁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市场经济主体的认可和接受的程度。一般而言,接受和认可新制度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必须保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势头,不能因微观主体不理解或者反对就立即更改。一旦市场经济主体初步认可并接受新制度,这时就必须及时把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向需求诱致性方式转变,政府由改革的主体位置上退下来,让位于市场经济主体,由市场经济来具体适应新制度,检验新制度,并进行新制度的诱致性探索,为下一轮强制性制度安排积累经验,寻找创新方向。
3.新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障碍基本清除。
强制性制度变迁一般是对制度结构中的核心制度进行主动性的超前安排,即存量革命。核心制度的创新为该制度系列的制度安排提供了发展方向。这就为新制度的进一步配套和完善,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
4.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率稳步递增。
强制性制度变迁需要转换变迁方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制度更替震荡,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率开始递增。这种情况表明安排的新制度己经开始发挥作用。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退出失败的缺陷
如果在强制性制度变迁己经完成了阶段性的历史任务后,仍不及时转换变迁方式,就可能导致制度的效率无法充分发挥。
1.无法检验新制度安排的实施效果。
由于实践检验在强制性制度下是无法进行的,因而必须由市场经济主体来进行。如果主动安排的强制性制度不让位于市场经济主体,新制度的成效就无法验证。
2.无端增加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缺陷。
由于强制性制度的无效性和搭便车性质,如果长期维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态势,相关利益集团就会趁势而入,利用各种机会影响或者收买制度设计和安排者,以制定于己有利的制度。而制度的设计和安排者也会利用自己握有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权利进行“寻租”。
3.无法完善新制度安排。
因为核心制度相对配套制度而言数量少,而配套制度只能在核心制度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根据制度合约机制的需要而逐步加以完善。但是如果在核心制度安排后,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还不进行调整,配套制度的需求方向和需求程度就无法适应;如果制度的决策者想当然地安排,就会进一步强化制度的无效性或者“搭便车性”。
4.跌入制度供给陷阱。
如果在预期制度安排妥当后,政府仍然依靠强制手段来推动,一方面各种利益集团会利用国家的强制性手段来进行制度寻租,从而使新供给的制度偏离预期制度的框架,从而使增量制度的边际效率和整个制度结构效率不高,甚至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出台前,政府没有给微观主体一定时间进行充分的需求诱致,在制度出台后如果继续用强制性手段来推动,微观主体就会抵制新制度,从而抑制新制度增量效率的提高而跌入制度供给陷阱。
五、 结束语
正是鉴于不同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不同,由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为了实现制度变迁效率尽可能的最大化,应该选择适宜的制度变迁方式;或者说在同一制度的不同变迁进程中选择合适的制度变迁方式,这就涉及到了制度变迁方式之间的转换,也就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替代诱致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替代强制性制度变迁。作为国家和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控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应该确定合适的进入和退出时机,以提高制度变迁的效率,优化制度变迁的效果,降低制度变迁的副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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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引领生活方式变迁 篇2
今天的社会进步得太快。不知不觉中，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被称为“后现代”（postmodern）的新时代。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速度变化着，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在悄悄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当回顾10年前、20年前的生活时，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年来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巨大变化。20年前，大概没有谁能想象得到今天衣、食、住、行中的巨大变化，而今天也无法去想象再过20年我们的生活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在中国，中产阶级正以每年新增数百万人的速度强势崛起，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可是，因为历史原因引起的思维惯性，中产阶级一直未受到充分的重视。媒体总是习惯把注意力聚焦在社会的两端——富人和穷人，关注富人如何“为富不仁”以及穷人如何“穷则思变”等等。
亚里士多德曾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时隔2000多年后的今天，中产阶级依然是社会里一个颇为重要和特别的阶级，是一个应该受到广泛关注和关爱的群体。
在中国，由于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相对低廉，城市人均购买力评价的标准实际上已经接近不少发达国家。多数舆论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教育和知识程度比较高、年收入在10万～100万元之间、拥有自己的住房和汽车、衣食无忧并富于进取的群体。中产阶级拥有比较多的机会创造和享受不断更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创造“新生活方式”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财富观等等形成了这个时代新产品和新服务的重要驱动力。
与富人不同的是，“中产阶级”以比较优越的条件过着仍然属于平常人的生活，没有极度的奢华和浪费。与穷人不同的是，中产阶级以优越的努力创造着优雅的生活，少一些艰涩和苦难。中产阶级的生活由于其量大、质高和节奏快的特性在带动着整个社会的进步。
中产阶级是新财富的重要创造者，是一个工作压力与生活优越感并存的阶级，他们喜欢新奇、审美、变化并且懂得个性的、时尚的文化享受。他们在新的生活方式方面所做出的追求和探索正是今天主流时尚商品和服务的最好尝试。中产阶级所代表的消费群体具有较高的审美能力，很关注生活的品位素质，他们会选择更加有话语权的设计效果与生活意见。
阶级形成和成长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文化进步的过程。中产阶级存在之重要意义不在于多了一个社会等级，而在于使这个社会有了一种“中产阶级文化”，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重要文化群体的历史坐标，代表着进步的、时尚的、鲜活的前进动力。毋庸置疑，中产阶级拥有相对集中并且成长最快的精神财富。
近年来，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激增背后，也涵盖着许多特殊的时代背景，例如经济成长、收入增加、教育普及、消费改变、国际交流、竞争环境、区域差异、文化生活的丰富等等。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曾经有过一个“中产阶级”的历史断层，所以其基数小而增长快。未来中国中产阶级的绝对数量还会持续地增加。正如这个人口大国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在数量上已成为世界第一一样，中国将来的中产阶级的人数将形成一个庞大的数字，这对于改变中国人未来的市场结构和生活方式具有极大的意义。
制度变迁方式 篇3
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内涵
(一) 制度
制度是一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 及规则的执行安排, 它为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种行为准绳, 从而降低了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 它界定了社会、尤其是经济的激励结构。根据诺斯 (2006) 的观点, 制度是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两者的强制性所组成, 它们三者共同决定了经济绩效。正式制度是外在强加给共同体的, 可以很快就改变, 而非正式制度是自发生成的, 即它们是共同体内生的, 其改变只能是渐进的。制度的定义似乎天生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制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规则性和秩序性, 增大信息流量, 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 以便有效地利用一国资源, 而这个目标看来正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 (谭崇台 (1999) ) 。制度是决定资源最优配置的重要因素, 一个好的制度能使国家产出效率和福利达到最大化, 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发展, 而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制度会形成人才向不同地方流动, 理所当然人力资本会流动到制度完善并能获取更多利益的地区。这样制度在满足要素供给的作用的条件下发生变迁, 使经济增长。
(二) 制度变迁
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有一个发展过程, 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就是制度变迁。简单来讲, 也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也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 同时, 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些相关主体间通过交易而达成协约的过程。
林毅夫把制度变迁区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类型, “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个人或群体为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 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与此相反, 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或法律引入或实行”。也就是说, 制度变迁不仅包括法律、政策以及各种政府的规定等正式制度的变化, 还要包括人们的行为准则、习惯以及各种行为规范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进行同步改变才能促进完整的制度变迁的实现。
(三)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受政治和文化这两个重要的累积过程的影响。首先, 制度是权力者的推行, 他们会想办法维护他们的利益, 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政府在短期内改进经济绩效的能力十分有限。其次, 个体改善经济绩效的能力取决于社会累积的知识存量 (文化) 的影响, 积累起来的知识存量被置入我们的学习中, 并成为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传导过程是先从认知层面开始, 然后经过制度层面, 最后达到经济层面。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传导过程如上图所示, 根据图1,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是认知性路径依赖, 经济主体习惯了某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后就会形成制度性路径依赖。由于认知性路径依赖的存在, 只要制度框架和激励结构不变, 最终将导致经济性路径依赖。
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往往是源远流长, 并表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 一旦形成, 则根深蒂固, 不会轻易改变, 即使有国家和政府促动, 但变迁很快的往往是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却很不容易, 只能够通过诱导等办法使其变迁。对于不适当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应进行正确引导, 必要时进行正式制度约束。
二、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现状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粗放型增长的道路, 还没能真正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是指依靠增加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投入, 通过不断在外延上扩大规模来推动经济总量的扩张;而集约型经济增长则主要是指通过技术进步要素的配置和使用效率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增加。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粗放增长方式到强调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集约型增长方式渐进转型的关键时期。
传统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制度方面的因素作用的结果。我国制度缺失, 却按发达国家非常完整的市场规则走, 投机成本非常大, 存在极大的生态风险、资源风险、调结构风险, 导致“发展中国家陷阱”, 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缺失, 其制度往往是难以简单移植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 制度的变迁一直是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的, 这种变迁保证了改革时期社会的稳定性, 减少了制度变迁的成本, 但是制度变迁的时滞性一直存在且不利于制度创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任重道远且意义重大, 必须认清制度上的问题。下面笔者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性缺失主要从经济主体方面入手进行剖析。
第一, 在现行体制下, 权力支配导致经济社会不公平, 政府直接干预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的重要原因。
(一) 我国资源被政府控制, 像煤炭、电力、石油等资源的定价机制还未完全市场化, 在自然资源投入方面我国缺乏有效的集约利用资源的激励机制。因而在要素供给方面, 我国主要表现为粗放式的开采、对环境破坏力度大、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二) 在高投资、高增长的增长模式下, 我国各级政府利用职权对要素过大干预和控制, 甚至为了政绩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 不注重长远的持续发展。例如, 在城市化进程中, 地方政府为实现高增长目标, 低价出售土地使用权。
(三) 国家一直强力扶持国有企业决定了即使他们经济效益再不好也不会倒闭破产, 仍能通过多种资金渠道扩大投资规模, 这样加剧了高投资的风险。
第二, 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某种扭曲的制度结构若使企业不能以规范的方式获取经济资源并且采用粗放型生产获得的收益比采用集约型生产获得的收益还要高, 则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对其产生适应性预期而利用制度变迁中的缺陷和漏洞, 而不是通过提高技术进步要素的配置和使用效率来降低成本和获取利润。
(一) 由于我国市场体系的不健全, 使得市场价格并不能反映其真实价格。企业依托现有的制度和政策缺陷, 以较低的投入成本进行符合其偏好的生产。
(二) 由于我国在质量物耗环境等方面社会规制和法律的不严, 大大纵容了企业的粗放型生产行为。例如, 由于污染罚款的金额明显低于获利的金额, 企业宁愿罚款也仍然追求暴利, 这种投机心理蔓延滋生, 投机行为也屡见不鲜。
第三, 长期以来人们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和惯例等非正式制度早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中, 同时, 这些规范和约束也早已沉淀在了人们的具体实践中, 即使面对外界庞大的信息量, 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 人们也不可能对经济行为的所有方面都深思熟虑, 而往往是按照这些长期形成的习惯不假思索地行动。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相应的对策和路径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根本又在于制度创新。本文认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必须破除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赖以生存的环境, 制度要与经济行为当下以及潜在的预期相适应, 实现制度的适用性与合理性。必须利用有效制度规避风险, 实现激励机制的效用。我们在这里建议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路径来实现“路径依赖”的“路径替代”。
一方面, 政府必须设计出有效的正式制度营造出有利于市场主体参与市场化活动的健康、良好的市场氛围和制度环境。在激励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 规范其投机行为和不良行为, 使其逐步接受现代市场经济的价值理念, 共同推动制度变迁。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第一, 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市场化趋向的制度变迁。
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样实现市场配置与宏观调控的优化。
第二, 在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 规范和监管企业的不良行为。同时建立自主创新机制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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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J].经济研究, 2006 (1)
辽宁地区儿童传统娱乐方式的变迁 篇4
摘 要：儿童娱乐对其早期身心启蒙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辽宁地区儿童传统娱乐方式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变迁历程及发展方向。辽宁地区儿童传统娱乐方式经历了娱乐参与人数、娱乐方式内容和娱乐场地的变迁，反映出了社会环境及经济发展水平与儿童娱乐方式的相互关系。辽宁地区儿童娱乐方式将伴随着重视传统、社会科技和娱教适度的原则和方向发展。
关键词：辽宁地区；儿童娱乐方式；变迁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223-02
在儿童的成长历程之中，由于社会环境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代，儿童的娱乐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纵观世界儿童教育发展历史，重视游戏，重视玩具对儿童早期身心启蒙发展的作用是很多教育工作者及儿童父母所关注的一个重点话题。随着社会物质生产水平的不断提升，伴随儿童成长的娱乐方式也在发生着量和质的改变，从儿童传统娱乐方式的变迁出发，探究传统娱乐方式在助力儿童成长方面的价值和作用，对于今后的传统娱乐方式的传承以及现代儿童娱乐方式的改进和相关玩具的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研究的背景
近期，不断有媒体关注婴幼儿误吞球型玩具导致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新闻。在这些事故的背后，揭示的是当前我国在婴幼儿玩具设计开发及安全评估和质量监管层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可改进空间。在西方国家，儿童玩具的设计需要按照欧盟的相关法令和标准来进行实施，同时，在投入市场之前，还需要经过系统的风险评估测试，以保证其材质的安全与无害。早在100度年前，意大利的蒙台梭利就设计出一整套的感统玩具来帮助儿童进行智力开发和锻炼。中国在儿童玩具的设计与开发层面还处在一个初级的阶段。当前的很多电子类型的玩具都带有很大程度的模仿性质，关于传统类型的玩具在今天的玩具市场中还比较少。因此，如何从在立足于当前儿童成长的实际需求出发，结合传统的娱乐方式及工具，开发与改进今后的儿童玩具成为当前儿童玩具市场及基础教育工作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和方向。
二、辽宁地区儿童传统娱乐方式的变迁
本文以辽宁地区为例，探究儿童传统娱乐方式的变迁。在研究的进程中，通过问卷就访谈的方式，利用假期的时间对辽宁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城市，锦州，葫芦岛，铁岭，朝阳及沈阳等地进行了现场调研。经过半年左右的调查研究发现，在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辽宁地区的传统娱乐方式经历了如下变迁过程：
（一）娱乐参与人数的变迁
在辽宁地区儿童传统娱乐方式中，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比较普及和流行的大型的群体性的娱乐方式正逐渐被小群体或者单体所取代。例如，跳大绳，捉迷藏，老鹰捉小鸡等传统的游戏，在今天的儿童游戏中已经逐渐地淡出，仅仅在幼儿园及早教机构中会零星的出现。取而代替的是，各种两人或者单人可以玩的游戏或者方式，例如，踢毽子，弹玻璃球等等。
这种娱乐参与人数变迁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整体上来看是由于我国当前执行的人口控制政策及居住环境的变化而导致的。以城市为例，由于一家基本上的就一个小孩，家长的过度保护和玩伴的缺乏是儿童选择参与人数少的娱乐方式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在当代城市居住区中，楼房为主要居住载体，彼此往来不是很频繁，同龄之间的儿童互动比较少。因此，一些传统的多人参加的娱乐方式正在慢慢的消减。
（二）娱乐方式内容方向的变迁
在众多的儿童成长的传统娱乐方式中，从娱乐方式的教育意义上来进行划分，可以将其划分为，增强体质的与发展智力的两个主要的方向。当前，在儿童的传统娱乐方式的变迁中，带有一定的认知和智力启发的方式渐渐取代了单一的以增强体质为主的传统娱乐方式而开始得到更为广泛的重视和关注。例如，当前儿童围棋、儿童速记、儿童心算等等娱乐及学习方式正在陪伴甚至包围和占据儿童的童年，更有甚者各种芭蕾启蒙，形体训练及歌唱训练，口才训练，书法练习，钢琴演奏等等诸多的带有现代气息的娱乐，更严格的讲，应该是学习方式成为了儿童童年成长历程中挥之不去的压力和阴影。
这种成长娱乐方式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儿童家长教育观念的改变。在当代激烈的社会竞争的大背景下，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很多儿童家長在爱的名义下让儿童的玩具及娱乐方式带上了很大教育的功利色彩及内容。传统的娱乐方式中，所应该有的活泼与天真正在被取代，儿童的传统的娱乐方式正是在这样的教育与成长的大环境下慢慢地进入了历史的角落，冷冷清清，无人理睬。
（三）娱乐方式场地的变化
在传统的娱乐方式中，大自然是最大的娱乐场地。在这样的开阔的环境中，儿童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放松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游戏的快乐中，去感受童年应有的童真和乐趣。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多带有自然色彩的娱乐方式，成为了儿童成长的重要记忆。例如，在夏天可以再水里面抓鱼，用杆子粘知了，在草地抓蛐蛐等等。还可以在森林里面采野花，采蘑菇等等。住在海边的孩子，可以再退潮的时候去捡海贝等等。这些都没有很大的经济成本的支出，但是儿童所拥有或者说是享受的正是真正的童年。但是，在时代的变迁中，各种户外环境，各种开阔的场地，因为出于卫生及安全的考虑而被家长所禁止。
这种娱乐场地的变化，与其说是现代工业文明，让森林变少，让河水变脏，让花儿，鸟儿变少，不如说是，人类美好的童真与童趣正在被各种以电子产品为主要媒介的娱乐方式所取代。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儿童，在非常小的年龄就已经可以熟练的操作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大量的所谓的益智游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限制了其本能的现象与创造。在这种环境的变化之下，未来的童年会经历怎样的变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下这种取代传统，用奖励代替陪伴，用荧光屏或者液晶屏来代替户外的大自然的儿童娱乐方式已经显现出其巨大的不足与缺陷。很多儿童并因此带上了近视眼镜，对于电子产品的过度关注，减少了同龄人之间的沟通与集体娱乐。因此，如何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探究今后的儿童娱乐方式的改革与提升需要从此刻，提上议事日程。
三、家长对儿童传统娱乐方式的态度
在进行调研走访时，笔者设计了一些传统的娱乐方式的名称，来对一些儿童家长进行随机调查。在走访的近100个家长中，有近30%的家长是支持儿童参与这些传统的娱乐方式的，也有近40%的儿童家长对这些传统娱乐方式的教育性及安全性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在一些群体性的游戏中，由于参与的儿童人数比较多，如何保障儿童在参与的过程中，避免意外和伤害是很多儿童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
在针对影响儿童娱乐方式的变迁因素中，笔者采访了极为儿童教育领域的资深人士。他们指出，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
首先是科技的发展。在科技社会的带动下，当前在娱乐方式及娱乐工具的设计层面，开始更大程度上表现出，智能化和自动化。这一点对好奇心比较大的儿童来讲，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其产生对比的是，在一些传统娱乐方式的吸引性及趣味性方面，表现的稍微差一些。这种在科技领域带来的发展和影响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必然。在今后的时代进步与科技成长中，这种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将会更加突出。
其次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娱乐方式产生的一个基础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大环境。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是很高。同时，传统的娱乐方式对经济层面的要求并不高，这一时期出现了手工制作的儿童玩具，例如自制的皮筋，铁环，毽子等等。在这一发展环境下，传统的娱乐方式就很好的满足了儿童成长的需要。现在大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观。家长有时间和经济能力在儿童娱乐方式及娱乐环境的改变方面提供更大的助力。因此，传统的娱乐方式也渐渐地被现代气息的娱乐方式及工具所代替。
最后是教育观念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家长对传统的儿童娱乐方式的意义和价值并没有进行正确的认识。基于此，家长可是通过现代的娱乐及学习方式来对儿童的成长进行引导。这种引导是很大程度上基于儿童成长和父母的培养需要而产生的。但是，伴随着科学培养观念的影响，在今后的传统娱乐方式的改进中，将会凸显出更大层面的理性与科学的维度。
四、辽宁地区儿童传统娱乐方式的变迁的启示
在这次关于辽宁地区儿童传统娱乐方式的变迁的调研中，笔者对今后的传统娱乐方式的发展和走势进行了反思。
首先，要重视传统。在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成长进程中，传统的儿童娱乐方式在伴随儿童快乐成长方面的价值依然是不容小觑的。在小组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带有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的娱乐方式，例如风筝、剪纸等，这类传统娱乐方式如果缺乏应用的继承和重视，将会对民族的传统文化构成很大的损失。因此，无论是从儿童成长的角度，还是从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角度，我们都应当重视传统。而对传统的重视不仅仅是落实到单个儿童或家庭，更是涉及到相关政府和厂商。
其次，重视科技。在人类不断前行的进程当中，科技扮演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推进剂的角色。当前，关于儿童成长及早期教育的研究体系已经不断形成并且日趋成熟。基于此，在今后的儿童娱乐方式的改进与设计的进程中，应当更多的融入科技的元素。更好的帮助儿童在享受童年的同时，获得成长的快乐。这也是时代发展观念科学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最后，重视度的原则。在儿童娱乐方式的改进或者传统娱乐方式的继承中，应该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把握好度的原则。一方面，要与时俱进，重视传承与创新，另一方面，要将相关的娱乐方式与儿童的成长阶段和成长规律进行有效的匹配。只有在这一科学原则的引导下，今后的儿童娱乐方式的提升，才会呈现出更大的潜力与生命力。总之，儿童的生命成长是一个具有无比价值的事情。传统的儿童娱乐方式是其中成长历程中的重要因子。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要重视发挥好传统娱乐方式的价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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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防火方式方法的历史变迁 篇5
1 广泛参与到专业和半专业队伍参与
过去的地方森林防火条例规定, 扑救森林火灾, 由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森林防火指挥部统一组织和指挥接到扑火命令的单位和个人, 必须迅速赶赴到指定地点投入扑救。林区一旦发生重大森林火灾, 凡进入林区的身体健壮人员, 都有义务参加森林火灾扑救, 车辆有义务被征召参与拉运防火物资和灭火人员。新的条例则规定, 扑救森林火灾应当以专业火灾扑救队伍为主要力量;组织群众扑救队伍扑救森林火灾的, 不得动员残疾人、孕妇和未成年人以及其他不适宜参加森林火灾扑救的人员参加;同时, 以专为主, 专群结合, 坚持以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为主, 群众、义务扑火队伍相结合扑救森林火灾。
2 无序自发行动到预案组织
以前只要发生森林火灾, 林农、村民和林业职工都会在不上报的情况下, 无序自发组织投入到灭火当中去, 不论妇女儿童, 老弱体残。现在要建立基层防火机制预案, 以村、场为单位, 编制防火预案, 从火情受理到人员组织、物资调配、火场指挥研究制定完整的可行性方案, 做到临危不惧, 指挥从容, 科学扑救, 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各个地方都编制完成森林防火预案, 规定了发生森林火灾时首先应该是报告, 而不是自行灭火。预案事先下发到最基层的人员当中, 上面有负责人的联系方式等, 且对于参与灭火的人员在有详细规定, 不是任任何人都能参加森林灭火。
3 注重财产安全到人身安全
建国初期物质财富极大缺乏, 保护国家财产的意识浓厚, 为国家利益牺牲的先进人事迹物成为当时培养人们意识形态的主流, 一旦贪生怕死, 置身国家财产于不顾, 就要受到人们的唾弃。现在扑救森林火灾的指导思想是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科学扑救、安全第一”的思想, 把灭火安全放在扑救指挥工作的首位, 克服扑火中在安全问题上的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正确处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保护森林资源的关系,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 进一步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以人为本。李克强总理指出:“救灾要以人为本, 必须加强科学的救灾体系建设。要动员迅速、指挥科学、保证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到达, 有效应对灾害”, 林火的扑救也是如此。保护重点和次序是“先保人, 后保村, 再保林”, 即先人后物, 扑救森林火灾首先要保证人员的安全。新的防火条例规定, 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扑救, 及时疏散、撤离受火灾威胁的群众, 并做好火灾扑救人员的安全防护, 尽最大可能避免人员伤亡。
4 人工发现火情到遥感探测
过去主要任务是靠林农、护林员地面巡护, 瞭望台观测林火, 不足之处是巡护面积小、视野狭窄、确定着火位置时, 常因地形地势崎岖、森林茂密而出现较大误差。现在利用巡护飞机进行林火的探测, 利用极轨气象卫星、陆地资源卫星、地球静止卫星和低轨卫星探测林火, 能够发现热点, 监测火场蔓延的情况、及时提供火场信息, 用遥感手段制作森林火险预报, 用卫星数字资料估算过火面积, 它探测范围广、搜集数据快, 能得到连续性资料, 反映火的动态变化, 且收集资料不受地形条件的影响, 影像真切。远程视频监控技术在森林防火和资源保护方面已有广泛的应用。包括护林人员管理、护林设备管理和林场视频监控三大功能, 可以实现对护林员、护林设备的立体化管理和林场的可视化观察。
5 物理扑打到综合扑救
过去的森林火灾扑打以物理方式为主, 远围近攻, 打防结合, 以打为主, 扑救林火有人工扑打、用土灭火、用水灭火、用气灭火、以火灭火和开设防火线等方式;灭火时所采取的工具由打火人员自备, 主要有风力灭火机、二号扑火机具、手投式灭火弹、小型水泵、水枪、砍刀、铲子、锄头、割灌机、油锯、锯子、斧子及锄头等;扑救理念为牺牲局部利益保存全局。现在的扑救变为综合扑救, 采取的方法形式多样, 人工降雨、风力灭火机、化学灭火、爆炸灭火和航空灭火等基本方法, 以省为单位逐步建立直升机灭火中队, 炮弹分了到各个森防单位, 随时可用, 灭火工具有防火机具库, 常年由专职人员管理和维护。
6 严防死守到预防为主
过去森林防火注重对人对地严防死守, 有点像在余火清理办法, 指导思想是“及时发现, 及时清理, 及时扑灭, 杜绝后患”。现在森林防火总的方针是“预防为主, 积极消灭”。预防森林火灾的发生是森林防火工作的重点。现在林火预防必须坚持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 充分发动群众, 宣传群众, 不断提高、强化群众的森林防火意识, 坚持依法治火, 严控火源;同时, 要根据各地的自然特点和社会经济条件, 运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 加强各种防火设施设备建设, 综合采取各种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 努力加强森林火灾的控制能力。
7 辖区防治到群防群治
过去的森林防火以责任主体为主, 联防机制也是守土一方, 只对辖区负责, 区域划区包干、责任到人、严防死守。新的《森林防火条例》第7条规定, 森林防火工作涉及2个以上行政区域的,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森林防火联防机制, 确定联防区域, 建立联防制度, 实行信息共保护享, 并加强监督检查, 其他联防单位的扑火队伍也要迅速赶赴火场, 共同处置火情, 确保实现“打早, 打小, 打了”的目标。省、州 (市) 、县、乡、村五级联动强化督查, 整治隐患。群防群治首先要加强宣传教育,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其次要坚持齐抓共管, 落实森林防火责任, 再次要严格火源管理, 依法查处野外违规用火, 最后要加强队伍建设, 提高森林火灾扑救能力和加大经费投入, 加快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
制度变迁方式 篇6
土地也该休息了。
很少有人心疼土地。人天天走过田野, 心疼的是地里的庄稼。哪片庄稼长高了, 哪片庄稼生病了, 人一清二楚。但哪块田老了, 哪片地伤了, 人根本不去过问。
人把土地折腾够了, 就抛在一旁不管了。
只有风心疼土地。风理解土地的苦, 到了冬天, 风就看管好土地上的麦苗, 不允许它疯长, 监督地里的蛇虫, 安排它们去冬眠……风做的一切, 是为了土地能休息一会儿。
……
——豆春明《让土地休息一会》原载《读者·乡土人文版》
土地也该休息了, 这是诗人的慨叹;但人们对这个简单的道理, 却明白得有点晚。
五千年历史中, 炎黄子孙创造了璀璨的华夏文明, 但所有成就的基础, 始终是我们脚下的这方土地。然而, 我们是怎样对待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呢?回顾几千年的文明史, 我们看到最多的字眼, 就是使用、利用、征服。几千年来, 迁徙——垦荒——撂荒——迁徙, 不同时期的大地, 同样的轮回不断上演。“人把土地折腾够了, 就抛在一旁不管了”。然而, 大自然自成一套恢复系统, 万物始终趋向于保持适度规模以维持均衡, 一旦均衡被打破, 灾难就会降临。
如果人类不改变对土地的态度, 土地上的生态机制必然会被破坏, 人类必然会遭受灾难。
河西走廊的变迁
如今在中国, 每到春天, 铺天盖地的黄沙就会从甘肃河西走廊腾空而起, 从西北到东南, 几乎席卷大半个中国。
这个历史上曾以“丝绸之路”闻名于世的“西部金腰带”, 正在风沙的威胁下褪色, 处处可见村庄废弃, 耕地撂荒, 林木成片枯死。这里已经成为中国风沙东移南下的大通道, 中国北方主要沙尘天气的策源地之一。
人口占甘肃一半的民勤, 曾经是著名的“河西明珠”, 现在最宽处10多km, 最窄处仅1 100 m, 随时都可能被风沙吞噬。位于中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之间, 民勤一旦消失, 两大沙漠将合拢成为仅次于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国第二大沙漠。
历史上民勤是个好地方, 土地肥沃, 可耕可渔。早在西汉时期, 国家就开始在这里驻兵屯田, 此后唐中后期、清嘉庆年间, 这里都曾大规模开发。
远古时期, 这里有面积1.6万km²的水域。西汉初期, 这里是4 000 km²的潴野泽。到近代, 石羊河进入沙漠地区的最后一点余脉形成400 km²的青土湖。1924年, 青土湖最后一次注入洪水后再无来水增加。1958年, 民勤动工修建如今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红崖山水库, 1960年底, 青土湖彻底干涸。2004年, 洪崖山水库首次出现干涸。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 石羊河流域修起20多座水库, 进入下游民勤的地表径流越来越少, 人们开始往地下想办法。70年代中后期, 民勤盆地打井进入高潮。这一时期, 民勤耕地和人口极大繁荣, 3万hm²湖区耕地, 使民勤耕地达到整个甘肃的1/2, 成为甘肃粮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民勤接连出现两次开荒热。民勤出产一种黑瓜籽, 由于能卖到40多元/kg、有3万元/hm²的收益, 农民于是到处开荒, 民勤18个乡镇均开荒种瓜籽, 全县种植面积达到2万多hm², 其中6 667 hm²是新开荒地。
20世纪90年代初, 人们发现, 五六十年代大量栽种的沙漠防护林成片死亡, 共计8 667 hm²沙枣林和23 333 hm²红柳林处于死亡和半死亡状态。进入21世纪, 民勤已经人畜饮水困难, 大面积的耕地因缺水而被迫弃耕, 湖区百姓不得不逃离家园。近10年间, 民勤共计近8 000户、3万多人成为“生态难民”。
2001年7月,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批示: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2007年12月, 中央决定, 投入47.49亿元, 力争至2010年使民勤地下水位不再下降, 到2020年力争使民勤出现一定范围的旱区湿地。而其治理办法, 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关井、压田、建棚、移民。
从移民屯田、开荒, 到修水库、打机井, 河西走廊耕地、人口不断膨胀, 但生态也不断恶化, 终于不得不“关井、压田、建棚、移民。”
河西走廊的历史轮回, 也是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轮回。
农业机械化的力量
各种农具中, 犁最具代表性。中国犁从汉代就有了犁壁, 领先世界数千年。犁壁减小了犁铧与土块的摩擦, 轻松实现深耕。曲面犁壁引导犁铧破开的土垡逐渐上移, 进而使其碎断, 翻过来暴晒, 这样既疏松土壤, 又杀灭害虫。先进的农具, 使中国农业发展出“精耕细作”的耕作制度, 并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
10世纪前后, 欧洲开始出现带轮的重犁, 可以实现深耕。重犁的出现, 让欧洲出现规模浩大的“大垦殖运动”, 大大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但这种没有犁壁的重犁, 通常需要6～8匹马来牵引, 农民经常因为买马而倾家荡产。17世纪, 荷兰海员将中国犁辗转带到英国, 立刻受到人们欢迎。史学家普遍认为, 中国犁推动了欧洲农业革命, 并进而为工业革命奠定基础。
工业革命后, 各种农业机械开始诞生。在美国的“西部大开发”中, 农业机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776年美国独立时, 只据有大西洋沿岸地区, 面积约103.6万km²;而它的西部, 是6.5倍于当时美国本土的“处女地”。1784、1785和1787年美国相继制定3个土地法, 在美国引起大规模的移民和拓殖运动。西部开发使美国耕地面积急剧扩大, 地多人少的矛盾异常尖锐, 迫切需要实现农业机械化。
19世纪上半期, 美国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还远远落后于欧洲, 耕种上使用人力和简陋的犁耙, 畜力还没有普遍使用。到19世纪60年代, 美国农业机械化达到空前速度, 先后发明了马拉收割机、双轮犁、捆禾机、播种机、打谷机和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 从翻耕、播种、施肥、打谷到装袋各个工序都实现了以畜力为动力的半机械化。1920年以后, 以蒸汽机和内燃机为动力的农业机械代替了畜力机械。
农业技术和农业工具的改革, 改变了美国农业的落后面貌, 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空前提高。从1860年到1910年, 小麦产量增加3倍, 美国成为世界市场小麦和肉类的主要供应国。农业的迅速发展又为工业提供了大量资金、充足的原料、粮食, 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市场, 同时, 依靠大量农产品出口, 美国从国外换回必要的工业设备和短缺的原料。农业实现机械化后, 解放了劳动力, 补充了工业部门劳动力的不足。
经过一个世纪的开发, 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帝国”。农业的高速发展又为美国成为工业大国奠定雄厚基础。1895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首位, 美国开始成为世界强国。
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成功, 并不只是工具的力量, 更多的是生产方式的力量, 是市场经济的力量。而反观中国, 也正是伴随“精耕细作”诞生的“小农经济”, 最终成为中国停滞不前的绊脚石。
可持续发展受到重视
从经济发展来看, 美国西部大开发无疑是成功的, 但在开发过程中, 也造成了许多难以弥补的恶果。
1934年5月11日凌晨, 一场巨大的风暴席卷了美国和加拿大西部的辽阔土地。风暴从美国西部土地破坏最严重的干旱地区刮起, 狂风卷着黄色的尘土, 遮天蔽日, 向东部横扫过去, 形成一个东西长2 400km, 南北宽1 500km, 高3.2km的巨大的移动尘土带, 当时空气中含沙量达40t/km³。风暴持续3天3夜, 掠过美国2/3的大地, 3亿多t土壤被刮进了大西洋。风暴所经之处, 溪水断流, 水井干涸, 田地龟裂, 庄稼枯萎, 牲畜死亡, 300万hm²耕地被毁, 冬小麦减产510万t, 南部各州1/4以上人口被迫迁移。
其后, 美国还发生过若干起“黑风暴”。起初, 人们搞不清楚原因, 20世纪30年代, 人们反思沙尘暴的起源, 研究治理沙尘暴的对策时, 才终于查明真相。原来, 19世纪末美国西部开发时, 大量干旱、半干旱的草原被开垦成农田, 虽然获得了几十年不错的粮食产量, 但由于植被破坏, 土地大量翻耕, 土壤退化。到20世纪30年代, 干旱、贫瘠、细碎的裸露农田终于难以抵挡大风袭击, 最终酿成了震惊世界的“黑风暴”。
于是,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 美国开始进行一系列深入的技术试验与研究保护性耕作技术。20世纪七八十年代, 美国一批企业开始商业化生产免耕播种机, 加速保护性耕作的推广。20世纪90年代以后, 保护性耕作得到大面积推广。随后10多年间, 保护性耕作面积稳步增加, 保护性耕作最终成为美国的主要耕作制度。
保护性耕作被誉为人类耕作方式的第4次革命。前几次革命, 由不耕作到刀耕火种, 由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的传统农耕, 由精耕细作到传统机械化耕作, 人类都是通过耕作干预自然, 带来农业生产的一次次飞跃。特别是机械化的发展, 人类掌握了强有力的耕作工具, 似乎成为“自然的主人”, 可以随意改变土地的原有状态,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
而保护性耕作则有根本的区别。所谓保护性耕作, 是以机械化作业为主要手段, 采取少耕或免耕的方法, 将耕作减少到只要能保证种子发芽即可, 用农作物秸秆及残茬覆盖地表, 并主要用农药来控制杂草和病虫害。
传统的耕翻作业除掉地面残茬、杂草固然有利于播种, 但同时也破坏了对地面的保护, 导致土壤风蚀、水蚀加剧;旋耕切碎土壤, 创造了松软细碎的种床, 但同时又消灭了土壤中的蚯蚓与生物, 使土壤慢慢失去活性。
耕作强度愈大, 土壤偏离自然状态愈远, 自然本身的保护功能、营养恢复功能就丧失愈多, 要维持这种状态的代价就愈大。近几十年来, 中国机械耕作活动增强, 农作物产量大幅度上升, 但洪水泛滥、沙尘暴猖獗、土壤退化、作业成本上升也是不争的事实。
保护性耕作取消铧式犁翻耕, 在保留地表覆盖物的前提下免耕播种, 以保留土壤自我保护机能和营造机能, 是机械化耕作由单纯改造自然到利用自然、进而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革命性变化。
如今, 保护性耕作技术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推广应用,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和阿根廷等国的应用面积已占本国耕地面积的40%～70%。
中国加快实施保护性耕作
中国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与美国中西部地区地理位置和气候相似, 水土流失也比较严重。由于大部分农田以坡地为主, 长年使用人畜力耕作或机械浅耕, 土壤蓄水保墒能力很差。
中国北方许多地区年降雨较少, 只有200～500mm, 但降雨却非常集中, 几场强降雨就会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 干旱时遇到大风又会产生沙尘暴, 这些都给生态带来严重的灾难。目前, 在我国许多地区, 维持农业的高产出仍然主要依靠大量的化肥农药投入。一方面造成土地日益贫瘠,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造成农民生产性支出增加, 影响农民增收。因此, 中国发展保护性耕作已经十分迫切。
美国的实践表明, 保护性耕作能够实现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双赢”, 能够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培肥地力, 增加土壤保墒蓄水能力, 减少灌溉用水需求, 增加土地产出率, 提高粮食产量,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保障粮食安全。
进入21世纪, 保护性耕作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工作在中国得到各级政府高度重视。2002年起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 每年投入3 000万元, 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大保护性耕作示范应用力度, 截至2007年底, 中央财政累计投入1.7亿元, 在北方15省的501个县设点示范, 实施面积200多万hm², 涉及400多万农户。截至2007年底, 中国保护性耕作应用面积已达200多万hm²。
通过近年来的探索, 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适应国情的技术模式, 研制开发了一批保护性耕作专用机具, 初步形成了推广保护性耕作的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 2009年6月25日, 我国发布了《保护性耕作工程建设规划 (2009—2015年) 》, 预计至2015年, 通过项目建设与辐射带动, 新增保护性耕作面积约1 133万hm², 占我国北方15个相关省及苏北、皖北总耕地面积6 533万hm²的17%左右。
保护性耕作是对传统耕作技术的变革, 将改变农业经营者长期的思维方式和习惯, 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有着悠久的“精耕细作”传统, 保护性耕作在中国遇到的首要难题就是转变农民的观念。几千年的耕作传统, 农民已经习惯了耕地、播种的耕作方式, 对免耕农民难免有疑虑。再加上中国的特殊国情, 各方面对短期粮食产量非常敏感, 使保护性耕作的长期优势难以发挥。所以推广保护性耕作在中国仍然任重道远。
实施保护性耕作后, 土壤、作物等性状将发生一系列变化, 病虫害的变化规律也将发生变化, 因此需要农艺技术与之配套, 才能保证保护性耕作的成功。美国的经验表明, 只有农艺与工程技术相结合才能推动保护性耕作快速发展, 其最核心的是免耕播种技术与装备研究成功并且商业化生产相关的农机具, 使之能够应用于保护性耕作。这就对中国的农机制造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制度变迁方式 篇7
1 传媒文化变迁与新闻编辑知识和能力的优化方式
1.1 优化知识结构
新闻编辑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这样才能对当下的实时新闻进行相对应的反映和评判, 而编辑自身的理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闻传播的内容及新闻传播的效果, 所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新闻编辑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 这样有能力对新闻进行详细分析。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一个合格的新闻编辑者需要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 这样才能对时下的新闻进行理性、客观的判断。所以提高新闻编辑者自身的理论知识能力是当前需要加大重视力度的主要问题之一, 不仅要提高新闻编辑者的理论知识能力, 还要优化其自身的知识结构, 这样才能保证其自身编辑的新闻能够满足现代人对于新闻的需求[1]。
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新闻编辑可以说是媒介产品与新闻报道活动的设计师, 新闻编辑不仅要做好产品的相关设计工作, 还要相对应地做好一些报道策划的工作, 这样才能保证新闻的完整性和时效性。此外, 在对新闻进行编辑的过程中, 要充分了解新闻的传播规律, 利用一些专业性的方式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保证新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新闻编辑在一定程度上除了要懂得传播学、经济学、政治学等, 还要对美学、历史地理这些内容都相对应地有所了解, 这样才能使新闻内容更加丰富。
1.2 优化能力结构
新闻编辑除了要对知识结构进行相对应的优化外, 还需要对能力也进行相对应的提高, 新闻编辑只有具备一定的优化能力结构, 才能具有强大的竞争水平, 才能帮助新闻编辑提高自身的鉴别能力以及信息整合能力, 从而将新闻主要内容快速有效的传达给人们。鉴别能力主要是指对新闻编辑的速度以及对新闻内容的准确判断力, 由于新闻具有自身特有的特点, 新闻的真实性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之一, 所以在实际的新闻报道过程中, 新闻的真实性占据很大一部分, 而鉴别能力则是新闻编辑必须具备的能力, 只有新闻编辑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才能将新闻的真实性和其自身报道的价值充分地体现出来。可以说, 鉴别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新闻编辑最基本的修养和工作经验的一种体现, 普遍来说, 理论、知识及职业道德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编辑, 其自身具备的鉴别能力也就相对来说比较高[2]。
而信息整合能力是一个编辑对于信息的处理能力, 编辑不仅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广泛的信息基础, 还要保证这些信息能够符合大众的需求和喜好, 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能对信息传播产生真正影响的是人们的时间。在对新闻内容进行实际分析的过程中, 由于时间有限, 所以对其进行分析的时间更加有限, 而在这种形势下, 新闻编辑就要利用自身的信息整合能力, 将新闻信息最大限度地简化, 并能够将主题内容充分地展示出来, 让人们群众能够轻而易举地看到, 且能够找到自己最重视的新闻内容, 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新闻的价值。而在对新闻内容进行编辑时, 需要大量、适合的图片来进行辅助, 这样不仅能提高新闻信息的阅读价值, 而且能丰富新闻本身的内容, 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 对新闻内容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和理解。
2 结语
当前, 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影响下, 传统的媒体新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形态及现代人对于新闻的追求, 而在这种形势下, 新闻编辑需要提高自身的知识和能力,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新闻编辑的整体工作效率和质量, 满足现代人的阅读需求, 从根本上提高新闻的质量。而在媒体文化不断变化的影响下, 只有不断对当前的新闻编辑知识结构及能力结构进行相对应的提高和优化, 才能在保证满足现代人需求的同时, 推动新闻编辑的长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荣, 汪波.数字时代的媒体新形态——媒体未来走向断想[J]中国记者, 2010 (3) .
制度变迁方式 篇8
1 鄂温克传统体育文化特点
1.1 体育活动内容以狩猎为主
鄂温克族作为我国较为古老的民族,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具有较为鲜明的民族特征。鄂温克族的祖先来源于古代铜石并用时期,主要在贝加尔湖畔一带居住,后来又经过迁徙到达大兴安岭一带[1]。鄂温克人民的体育文化主要来源于鄂温克民族的社会生活, 充分体现出鄂温克民族的鲜明特性。鄂温克民族人民从小时候起, 就要学会适应狩猎环境,掌握狩猎的基本技能,狩猎不仅是鄂温克人民的体育活动,更是基本生存技能。鄂温克人对兴安岭一带的地形地貌都非常了解,能够根据野兽活动规律以及生活习性的不同, 选择合适的狩猎方法。为了更好的狩猎,鄂温克人常年居住在深山之中并随时可能迁徙,一般来说较为原始的房屋建筑就可以成为鄂温克人的家。通常来讲,鄂温克人有水上和陆上两种交通工具, 共同促进鄂温克人的狩猎活动。水上交通工具主要包括兽皮筏、排木以及桦皮船等,陆地交通工具主要有滑雪板、雪橇和马等。其中, 马在鄂温克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鄂温克族人一般都会骑马,因而骑马、射箭也是鄂温克族人主要体育活动。
1.2 体育活动地点多在山林之中
鄂温克人的体育活动主要以狩猎、骑马为主,因而体育活动地点多在兴安岭一带的山林之中。通常来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明显受到当地地理环境的影响,因此,鄂温克体育活动也受到当地地理环境较大的影响。鄂温克人长期生活在森林之中,经常和驯鹿为伴,按照当地季节的变化还要进行迁徙。作为鄂温克民族主要的交通工具,驯鹿在鄂温克人心目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鄂温克人生存和开展各项生产活动的基础。鄂温克人通常生活在北方较为寒冷的地带,因而其体育活动多受到冰雪、霜冻等自然条件的影响,驯鹿拉雪橇等体育活动也是在较为严寒的冬季鄂温克人主要的体育活动。
1.3 体育活动受民族文化的影响
鄂温克人的体育活动明显受到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文化又以体育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鄂温克人不善文字,因而鄂温克民族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体育活动的发扬,鄂温克民族文化主要包括物质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两个方面。其中,在狩猎过程中鄂温克族使用的猎枪、标枪等狩猎工具就属于物质文化范畴,而鄂温克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民族舞蹈、游戏娱乐过程中使用的语言等都属于非物质文化范畴。受民族文化的影响,鄂温克人是天生的狩猎高手,他们从小就对狩猎进行学习,掌握狩猎的基本技能, 鄂温克男孩在12岁左右就可以独自打猎,打猎已经成为鄂温克人最赖以生存的技能。由此可见,鄂温克人的体育活动明显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
1.4 体育活动以娱乐为目的
鄂温克人的体育活动不仅能使鄂温克人强身健体,而且满足鄂温克人的娱乐性要求。鄂温克体育活动很多以娱乐性为主题,无论是闲暇的娱乐消遣还是庆祝丰收,都体现出体育活动的娱乐性质。鄂温克民族的很多体育活动与当地传统节日具有密切的联系, 通过在民间传统节日开展娱乐活动,鄂温克民族的文化得到了充分的传承和发展。鄂温克族尽管生活条件较为艰苦,但是鄂温克人民具有乐观的心态,人民在欢乐的气氛中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活动。例如:鄂温克人心目中,火种象征着鄂温克人的希望,是生命的延续,因此鄂温克人会定期举行火神仪式,希望借助火神的力量,促进鄂温克民族的不断发展。在火神仪式上,鄂温克人聚在一起,围绕着篝火唱歌跳舞、共同祈福。其中,舞蹈内容大多反应日常的狩猎、骑马、驯鹿等活动,舞姿十分优美,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1.5 体育活动形式多种多样
鄂温克民族的体育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活动多种多样。一般来说,体育活动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有一些来源于打猎活动,有一些来源于部落之间的战争,有一些内容来源于宗教信仰, 这些活动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因而使鄂温克民族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此外,鄂温克民族体育活动的开展不受空间的闲限制, 只有鄂温克人愿意,在任何地点都可以进行体育活动的开展。
2 鄂温克生活方式变迁对体育文化的影响
2.1 鄂温克生活方式变迁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鄂温克民族也受到一定影响,生活方式发生了变迁。鄂温克人通常以狩猎作为主要的生活方式,因而服饰一定要起到抵御风寒的作用[2]。鄂温克人早先以兽皮为原料作为服饰,随着现代化文明的加快,鄂温克人的服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鄂温克人逐渐穿起中山装、汉装,尤其是近些年来,很多鄂温克人几乎不穿民族服饰,穿着与汉族人无异。从很大程度上讲, 鄂温克民族服饰已经逐渐失去了意义,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进行民族服饰的穿着。随着现代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很多鄂温克人在冬天放弃了传统的羊皮袄,改穿羽绒服等服饰,更有甚者身穿价格昂贵的貂皮大衣。鄂温克民族已经在穿着上面呈现出明显的现代化,并将民族服饰和现代服装进行融合,散发出新的活力。
通常,鄂温克民族以肉食为主,狩猎时的山珍野味通常作为接待外来宾客的上品。鄂温克人一般禁吃马肉和狗肉,并将马和狗视为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尤其是狗肉,由于在传统的狩猎过程中,狗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因此吃狗肉是当地的忌讳。牛乳通常也是鄂温克人的常见食物,鄂温克地区牧民较为喜爱各种奶制品。奶茶是鄂温克人的必备,接待外来珍贵客人,鄂温克人通常为客人奉上一杯奶茶,表示对客人的尊敬。鄂温克人长期生活在较为严寒的高纬度地带,因此为了抵御寒冷,很多鄂温克地区居民具有饮酒的习惯。近年来,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鄂温克人的饮食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迁,随着与汉人的不断交流,鄂温克人也逐渐改变以肉和奶作为主食的饮食习惯,逐渐向粮食和水果过渡,很多鄂温克人的饮食习惯已经几乎和汉人无异。鄂温克人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食品种类不断丰富,也更加注重食品的营养和合理搭配。由此可见,鄂温克人在对自己传统饮食习惯保留的同时,很好的吸收了外界饮食文化。
传统的鄂温克民族具有较强的人口流动性特征,他们常常居无定所,因而鄂温克人的建筑业充分反应出当地的文化特征。“仙人柱”是鄂温克人的传统建筑,一般用木杆支撑,具有较强的可拆卸性。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土房和瓦房在鄂温克地区兴起,很多鄂温克村落已经初具规模。近些年来,国家关注鄂温克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投入大量资金,加强鄂温克地区居民的住房建设,具有统一建筑风格的现代化住房开始兴起,鄂温克民族地区已经开始向现代化发展。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鄂温克人的交通工具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牛车和马车已经逐渐被现代化交通工具所替代,很多鄂温克人购买了卡车、货车和轿车等,汽车已经开始在当地普及。鄂温克地区的城镇居民可以乘出租车、公交车上下班,交通非常便利。鄂温克旗地理位置优越,公共交通发达,不仅有公路、铁路经过,还距离机场较近,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出行带来了方便。
2.2 鄂温克体育文化的发展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鄂温克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对鄂温克地区体育文化的发展带来一定影响[3]。
过去,鄂温克人的体育活动围绕狩猎展开,骑马、驯鹿、舞蹈等是鄂温克地区的传统体育文化方式。随着鄂温克族和汉族人的不断融合和交流,鄂温克人在服装、饮食、建筑和交通工具等方面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鄂温克人的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并与现代文化迅速融合。目前,鄂温克人仍然具有骑马、射箭、舞蹈的体育文化活动传统,但这些体育文化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逐渐减少。随着现代化步伐的不断加快,足球、篮球、跑步等体育锻炼方式也开始在鄂温克人中逐渐流行起来,越来越多的鄂温克人逐渐意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相当一部分鄂温克人已经走在体育锻炼的前列,坚持每天进行体育锻炼,例如每天早上起床跑步等。不少鄂温克老人也逐渐加入到体育锻炼的行列,他们强烈要求进行太极剑、太极拳等体育项目的学习,并积极呼吁当地政府加强对体育锻炼设施的资金投入,加强当地的体育设施建设。
由于鄂温克人生活方式放生了巨大的变化,鄂温克人的消费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很多鄂温克人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收入不断增加,促进了当体体育消费的不断增长。一些当地人开始致力于对体育设施的资金投入,积极进行体育设施的建设,使鄂温克人的体育锻炼方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随着当地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体育活动商品开始在当地流行,并逐渐被当地的年轻人接受。鄂温克人开展体育活动的内容也实现了由娱乐性向健身性方向的转变。然而,鄂温克人并没有抛弃传统,在节假日和闲暇时间仍积极开展骑马、射箭、摔跤等传统的体育文化活动,因此体育文化活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收现代化文化,体育文化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形式更加多样,鄂温克人对体育活动的热情也更加高涨。体育活动,是文化最好的表现形式,体现了当地的文化内涵。鄂温克人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现代先进的体育文化,实现了体育文化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
3 结语
制度变迁的尴尬 篇9
以中央集权下的封建文官制度来说，一旦它成形并进入运转状态，它本身也就发展为一种人格化的主体。因此，政治家除非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否则他就必须承认现存的文官制度，通过和文官合作，通过一种潜在的、同时也是缓慢的、最后也许还是不可终的形式来导向自己的政治目标。施行此种策略的政治家往往被责为循吏，但是，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无事本身就是一种高效的政治目的，是政治成功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家必须意识到：“制度强于个人。”
晚明时期本该杰出的几位政治家，大都在这里栽了跟头。位居九鼎之尊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由先期的励精图治到最终不得不和整个文官体系消极地对立，其中自然有他难言的苦衷。按理，以他天子之尊，四海之内，有谁敢忤逆圣意？但万历却清醒地意识到了文官制度的强大力量，皇权并不代表着一种独立的意志，本质上讲他应该是文官制度的象征，他必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所充当的角色并进行恰当地定位，才有可能在和整个文官制度合作的过程中取得政绩。曼海姆曾经把官僚体制形容为一个巨大的磁场，容易把全部的政治问题转变为行政管理问题，并非是没有理由的。因此，说到封建社会里的皇权的独断专行，在这里恐怕要打些折扣。制约皇权的文官制度，绝不是一种可以轻易击退的力量。
皇帝如此，大臣的命运就更难说了。元辅张居正倾毕生之力，试图革新腐朽低能的文官体系，但一朝仙逝，十年心血随之东流，保存下来的政制没有几项。生年他尚可以实权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个人面对制度时的软弱，从他死后不到两年即被抄家一事中，大略也可窥出斑蠡。至若戚继光、海瑞，更可以看作文官制度的牺牲品。他们的浮沉变迁，似乎只不过是为“制度强于个人”的命题加了两个更好的注脚而已。
但“时代强于制度”。对于一个不健全的社会而言，制度终归要实行变迁。然而当时代向晚明提出法制要求时，政府仍极力推行教化的力量，以传统中央集权下的中国封建社会而言，维系整个文官制度整体运行的力量，正是弥漫于社会中的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道德。依靠道德来制驭社会是传统中国的主要特征，礼仪之隆甚于前朝，而忽视了点滴的制度建设，而这恰恰是晚明几位杰出的政治家壮志难酬的主要原因。
“时代强于制度，制度强于个人”，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困难的命题，这种尴尬的情形促使我们重新思索个人面对历史的责任。当时代对我们提出制度变迁的要求时，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去回应这种历史的呼唤呢？万历皇帝和张元辅显然只遗下一些失败的记忆，因为不论其如何殚竭心智，这种直接的对抗终究于制度本身无所补益；首辅申时行似乎要聪明些，他知道如何同文官制度进行合作，但这种合作大多是在牺牲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并没有促进制度的略微改善。历史好像并不欢迎这两种人，因为晚明很快就灭亡了。
今天的人们恐怕都已明白法制的重要。但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的变迁也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如何在时代和制度之间寻找到一个艰难的平衡，正是我们必须面临的课题。
答案可能很简单，即着眼于制度的点滴建设。然而，正因为制度的变迁是一个长远渐进的过程，答案也可能并不如此简单。
制度变迁方式 篇10
1 经济方式转型与文化变迁背景下农民体育发展的困惑
1.1 经济水平的差异性制约着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来,我国群众体育事业发展迅速,成绩显著。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地区、城乡之间群众体育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江浙发达地区的农村,从经济基础、个人意识到经济、社会结构均发生较大变化,已经变成一个开放性城乡融合的社会,体育发展很快,体育设施条件甚至超过了城市社区。经济的振兴、农民劳动条件的改善以及闲暇时间的增多,使得富裕农民对精神生活产生了内生性的需求,体育成为人们娱乐消遣的重要活动内容和形式,农村体育的运行机制开始从政府主导型向自发型转变。农民的体育价值观念开始从“劳动替代型”向“健康娱乐型、人际关系型”等多元方向转变。然而,在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和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的发展滞后,农村体育基本上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有些地区,农民早有健身需求,但客观条件迟迟不能跟进,需求难以得到基本满足;也有的地区,农民体质健康状况欠佳,却未意识到对锻炼的需求;还有些村里的体育活动反倒不及过去。这充分说明经济水平的差异性制约着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
1.2 传统的生活方式羁绊农村体育的开展
尽管中国的现代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已经向前走了很远,但广大“农村社会”的根基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和变革,而是以一种农业文明特有的成熟方式从容地持续生存着。对于农民,在这个加速分化或变革的社会中仍然以近乎自然的传统,持续塑造着自在自发的生活方式。所谓的生活方式,是指“人们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具体形式”。[3]那么,农村居民凭借“日常生活的传统、习惯、风俗、经验、血缘等,维系着他们生活的各方面,在家庭、村落等自然体系中构建起他们生活方式的规定性和日常观念活动”。[4]正是因为农民有着这些最基本、原初、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的规定性,这些传统思想制约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形成目前最大社会群体在不同职业群体参加体育活动的“结构比排序中,被列为最后”。[5]
1.3 农村体育人口的减少
体育人口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人口现象和体育现象,它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体育指标,反映了人们对体育的参与程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志,也是制定社会发展规划与进行发展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依据。21世纪的中国,正处在融入全球化、迈步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十三亿中国人中,农村人口仍然占多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的加速转型、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民工的方式向城市转移,农村体育人口急剧减少。[6]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显示:城镇中有51.23%的人参加过体育活动,而农村人口中只有28.97%的人参加过。农村不同年龄段参与者的比例明显低于城镇人口,且随着年龄增长,差距不断扩大,呈下降趋势。目前判定体育人口的主要标准是:每周身体活动频度3次(含3次以上);每次身体活动时间30min以上;每次身体活动强度为中等程度以上。如果按照这一标准衡量的话,农村体育人口正在递减。[7]
1.4 广大农民对体育认识的滞后
农民文化观念的形成既受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制约,也和农村教育密切相关。在我国的农村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30多年来教育状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农村教育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8]据有关对农民体育健身概念、健身锻炼内容、国家推行全民健身的意义和健身的科学涵义四项问卷调查表明:农民对全民健身的认识水平及了解程度偏低,只有30.5%的农民对我国全民体育健身的意义有所了解,有69.5%的农民对国家推行全民健身的战略意义了解的非常肤浅,有76.8%的农民对体育健身概念的认识模糊不清,有78.8%的农民不清楚体育锻炼包含有那些健身内容。[9]北京市的调查显示,50人中有5.85%的人认为无时间参加体育活动,516人中有52.07%的人认为用不着参加体育活动[10]。在体育消费方面也是非常低下的,甘肃省农民男女每月用于体育锻炼的经费在10元以上的几乎没有,而在10元以下的男性占5.3%,女性为9.3%,同样也列最后。[11]从农民的体育消费可以看出,农民的体育意识淡漠,大部分农民认为“劳动及体育”、“体育是有钱人的事”、“体育与自己无关”。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是广大农民对体育认识的滞后。
1.5 农村体育人力资源开发投入不足
据统计,2000年,我国城市人均教育经费财政支出为45.78元,而农村为7.33元,城市比农村高出6倍。城镇家庭教育支出绝对数为农村家庭的3.4倍。在农村劳动力中,没有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高达76.8%,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的只有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培训的仅有0.13%,具有科学素养的农民仅占0.4%。由于国家和个人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培养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人力资源普遍接受教育水平低,更谈不上体育教育,长期形成了农村体育人力资源素质偏低。[12]其主要原因表现为目前基层的体育工作者普遍存在专业知识技能方面上的不足,以及人才机构比例失调,甚至根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技术、技能培训。由于受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基层体育工作一方面留不住体育人才;另一方面,专业体育人才也不愿意去农村。这就造成了当今体育工作在农村举步维艰的尴尬局面。所以,要想在农村大力开展群众体育事业,当务之急是造就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尽快建立农村体育人力资源开发投资源配套的人才体系。
2 结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