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优势变迁论文（共7篇）
竞争优势变迁论文 篇1
一、引言
装备制造业是一国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为一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建设和其他产业发展提供技术装备, 体现了一国的综合国力和技术水平。 2009年 ,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装备制造业大国,2012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值更是超过19万亿元,但是装备制造业大国并不一定是装备制造业强国。 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科研能力才是竞争的关键和国家博弈的核心。 这就需要客观且准确地评价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并与主要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找出差距,为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提升政策的制定提供现实依据。
目前,对一国出口品技术含量进行测度的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是对出口产品进行技术分类的方法。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将电子产品和医疗器械产品定义为高技术产品。 中国国家统计局把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定义为高新技术产业。 也有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贸易产品进行了分类,例如Pavitt、[1]Lall[2]等。 其二是构建技术复杂度指标的方法。 Michaely提出测度贸易品技术复杂度的方法,设定出口该产品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的加权平均值为贸易品的技术复杂度。[3]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来源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出口贸易品的国家越富有,出口品的技术含量越高,否则越低。 沿着Michaely的思路,关志雄、[4]Lall[5]等以国家或地区某产品出口额占全世界总出口比例为权重, 计算出口该产品国家的人均GDP的加权平均值 , 从而得出该出口品的附加值 。 相关的研究还有Hausmann等[6]、樊纲等、[7]杜修立和王国维[8]等。
姚洋和张晔[9]在Hausmann等所建指标的基础上,构建了测算国内技术含量的指标,但构建中假设全部进口品为中间品,显然这一假设可能使得一国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被低估。 孟猛[10]在测度中, 假定2001—2010年各年的投入产出比例相同,这显然不符合经济现实。 另外,该文没有考虑投入最终品生产的中间品技术含量,仅测算出口最终品的全部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以此来判断一国在国际分工的地位。 然而,中间品出口的规模日益增加,2011年中国中间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达到45.23%,剔除中间品出口显然不能全面判断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谢锐等[11]改进了姚洋和张晔的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基础模型,利用投入产出表和出口贸易数据,测算了东亚地区四个国家出口品的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 但是该研究中仍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国内直接消耗系数是基于Hummels等[12]的基本假设构建的,文中假设:第一,进口投入品投入到所有部门的比例是相等的;第二,进口中间品与国内生产的中间品之间的比例等于进口最终品与国内生产的最终品的比例。 此假设显然不符合经济现实。 祝树金和张鹏辉[13]的研究同样存在这一缺陷。
本文在孟猛、谢锐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WIOD发布的国际投入产出表进行测度。 WIOD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是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更为准确地区分了投入品的来源,能够准确计算中国的国内直接消耗系数和进口直接消耗系数,不再基于Hummels等的基本假设。 另外本文利用每个雇佣工人创造的GDP代替人均GDP,与人均GDP相比,每个雇佣工人创造的GDP更能体现该经济体的技术水平。上述调整使得测算结果更客观,更贴近经济现实。
二、测度指标构建和数据说明
(一)测度指标的构建
设定产品i的技术复杂度指数为
其中TSk表示可贸易品k的技术复杂度,xck代表c国k产品的出口额,Xk表示k产品全世界出口额,即Xk=∑nc=1TSkxck,PRc表示劳动生产率,本文用每个被雇佣工人所创造的GDP表示。
非贸易品n的技术复杂度为
其中TSn为非贸易品技术复杂度,γnk为非贸易品部门对可贸易品部门a的直接消耗系数,Q为可贸易品的种类。 这里的直接消耗系数等于非贸易品部门对可贸易品部门的投入占可贸易品部门总产出的比例。 通过式(1)和式(2),得到了所有部门的技术复杂度。 假设一种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是由其投入品的技术复杂度和该产品自身生产的技术复杂度决定的,因此可以得到产品j的复合技术含量为
其中Vj为部门j的复合技术含量,aij为每生产一单位j所需要的i部门的投入,即直接消耗系数, 这里i≠j。 也就是说式中第一项为j产品生产中所需投入品的技术复杂度, 第二项为j产品自身生产工序的技术复杂度。
部门j的国内技术含量为
其中VjD表示部门j的国内技术含量,βi表示投入品i中进口投入品占总投入的比例。 由此定义部门j的国内技术含量指数DTCj为
(二)数据说明
计算中每个受雇佣工人所创造的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但是中国台湾地区没有相关统计,因此台湾地区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代替。 国际投入产出表来自WIOD数据库。 该表是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通过此表可以搜集国家和地区间的相互投入产出关系。 因此基于此表,中间投入品来源可以明确划分为国内投入品和进口投入品,测算过程中无需再基于Hummels等的假设。 WIOD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包含40个国家和地区, 囊括了世界上的重要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与其他研究中严格的假设相比,此测算将更能反映经济现实。 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并按照WIOD的国际投入产出表进行行业归类。
三、中国装备制造业国内技术含量的动态变迁及国际比较
(一)中国装备制造业国内技术含量的动态变迁
如图1所示, 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平均值来看,1995—2007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的复合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稳定增长,只有个别年份出现负增长,2007年达到最高值。 自2008年开始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2008年与2007年相比,复合技术含量 和国内技 术含量分 别下降了3.88% 和2.44%。 从增长速度来看,1997—2003年间,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复合技术含量增长速度,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外国直接投资的逐渐增加,中国企业通过“干中学”提高了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 但2003年之后国内技术含量的增长速度减慢, 甚至出现负增长,下降幅度最大的是2009年,降幅达到4.24%。 复合技术含量增长而国内技术含量下降表明该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更多地来自进口品,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国内生产的技术水平与中间投入品相比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而得。
如表1所示,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变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经历了一个先递增而后波动中递减的过程。 1995—2003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中国成功加入WTO,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不断提高,达到17年以来的最高值0.607。 但2003年之后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出现了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的变动,仅2008年和2011年提高了1.38%和1.08%,其余年份均出现了下降的变动态势。 又如表1所示,中国装备制造业中国内技术含量指数最高的部门是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业,17年间的平均值达到0.639,这也就是说该行业的复合技术含量中有近40%来自国外。 其次分别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光学器材制造业和其他机械制造业。
(二)中国、德国、日本和美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的国际比较
2013年 ,中国的徐工集团 、中联重科和三一集团3家企业进入全球工程机械行业前十,分别排名第5、6、10位。 但与世界上主要的装备制造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仍然偏低。 2011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指数为0.572,也就是说,在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的复合技术含量中, 有57.2%来自国内,42.8% 来自国外。 中国装备制造业整体配套仍旧靠数以千计的中小企业提供,水平总体不高,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仍然主要依赖于进口。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4《经济蓝皮书》指出,目前中国芯片90%依赖于进口,发动机、液压、传动和控制技术等关键零部件也严重依赖进口。 而2011年德国、日本和美国装备制造业 出口品的 国内技术 含量指数 分别高达0.720、0.644和0.637(见图2)。 德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最高,1995—2011年的指数平均值达到0.685,且始终保持着稳中有升的态势,足以显示德国在装备制造业中的较高技术水平。 德国在装备制造业上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研发能力。 德国西门子、Koenig&Bauer、RUD、Karcher等公司都在制造业关键部件上处于全球技术领先地位,是行业的全球领袖。 日本和美国的装备制造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指数也较高,1995—2011年的平均值分别达到0.652和0.612。 2013年美国的卡特彼勒和日本的小松制作所分列全球工程机械行业排名第一、二位。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而得。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而得。
与德国、 日本和美国的分行业对比情况来看, 在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业,如图3所示,德国的国内技术含量指数最高,1995—2011年平均值达到0.735,比中国高出9个百分点。 日本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业的国内技术含量也较高,1995—2011年平均值达到0.729,仅低于德国0.006。 德国在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业拥有着世界顶级公司,如莱茵钢铁公司、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等。 德国公司重视科技创新, 莱茵钢铁公司的R&D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4.5%。而中国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业的R&D经费支出 占其主营 业务收入 的比例仅 为0.67%,与德国的世界顶级公司相差悬殊。
对于电气、 光学器材制造业, 如图4所示,从1995—2011年的国内技术含量平均值上看,德国位居第一位,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达到0.665,美国和日本次之,中国该行业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仅为0.583。 2002—2011年中国的电气、光学器材制造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 2009—2011年 ,美国电气 、光学器材制造业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超过德国,位居第一位,表现出了稳定的增长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自2000年以后也呈现了明显下降的态势,由2000年的0.654下降到2011年的0.571。 以家用电气产品为例,上世纪90年代末, 日本的家用电气行业就已经陷入了困境。 1999年,日本日立公司亏损3387亿日元。 在日本经济整体不振的背景下,松下、东芝、三洋等日本电器商也举步维艰。 资金实力不足、互联网的冲击以及日本家电企业对传统领域的固守,导致其技术进步并不明显。 2009年以来,日本政府政策扶持日本电子企业的整合,希望通过整合提升企业的竞争实力。 整合过程中,企业需要将力量集中于关键核心领域,松下逐渐剥离了电视机业务,日系家电也逐步放弃了传统家电业务。 以上原因导致了日本电气、光学器材行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的降低。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而得。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而得。
如图5所示,四个国家中,日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指数最高,17年间的平均值高达0.723,且保持着稳定的态势。 美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却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尤其是2010和2011年,其国内技术含量指数甚至低于中国。 德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呈现着稳定的态势, 2011年增长幅度较大 ,追赶日本 。 1995—2011年 , 中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平均值仅为0.584,在四个国家中指数值最低。 如图6所示,在其他机械制造业领域,德国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 量指数最 高 ,1995—2011年平均值 达到0.671,且领先地位明显。 美国和日本次之,且与德国差距明显,17年间的平均值仅为0.548和0.544。 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其他机械制造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指数的平均值与其非常接近,17年间的平均值为0.522,差距并不明显。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性建议
本文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国内技术含量指数进行测度,并与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对比, 研究发现,1995—2003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的复合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均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国内技术含量指数也呈现递增的变动。 但在2003—2011年间,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出现了递减的变化。 而且,无论从装备制造业整体还是细分行业来看,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与主要发达国家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仅在其他机械制造业上,国内技术含量指数与美国、日本接近。 以上结果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有以下启示。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而得。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而得。
(一)提高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
创新是提高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的根本。 在德国制造业公司的营业额中, 有27%来源于新产品。 而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企业中,来源于新产品的收入占主营 业务收入 的比例仅 为19%。 2010年日本R&D支出占GDP比例达到3.26% , 德国和美 国2011年R&D支出占GDP比例也达到了2.84% 和2.77%,而中国仅为1.84%,远远低于上述国家 。 因此为了提高研发效率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政府应大力扶持创新型企业, 利用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 提高企业的研发积极性。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核心技术才拥有竞争力、拥有市场,因此企业也要加大科研投入,提高研发效率。 企业还要积极与科研院所合作,加速科技转化,通过快速实施最新的创新技术,迅速占据主导地位。
(二)培育和壮大配套企业
装备制造业的强大离不开企业自身和配套企业的共同支撑,配套企业发展滞缓可能成为装备制造业发展壮大的瓶颈。 德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就离不开强大的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生产专业且精细,在某个细分领域占据着世界领先地位。 例如伍尔特公司,其主要业务是螺丝、螺母等连接件的生产, 但却处于全球装配和紧固件业务的领导地位, 2013年集团全球销售额达到97.4亿欧元。 在德国, 这些企业的研发投入要远高于中国的同类企业。 中国装备制造业配套企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发展较为缓慢,创新能力较差。 因此国家要为配套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要对配套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实施特别优惠政策,在营业税、 政府补贴等方面对企业的创新进行扶持。 例如设立转型基金,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提供资助;建立天使基金融资平台,给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信息和机会等。
(三)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装备制造业强大的竞争力离不开人才的培养, 创新型人才更是我国优化经济结构、实现转型升级的基础源动力。 在过去的教育模式下,对学生的创造能力激发较少,更多的是知识的传授和已有技术、 技能的培训。 而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要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要调整教学方案和教学目标, 建立以课题、项目、任务为中心的学习模式,要结合社会实践的具体情境,开发和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政府要鼓励高校改革教育体系,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合作,共享教育科技资源,拓宽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路径,提高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摘要：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和技术含量指数,测算了中国、德国、日本、美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的复合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发现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技术含量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分别是1995—2003年的平稳上升阶段和2003—2011年的国内技术含量指数递减阶段。与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比较发现,无论装备制造业整体还是细分行业,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与主要发达国家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最后,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提高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
竞争优势变迁论文 篇2
1 媒介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作为媒介决定论的鼻祖, 伊尼斯以传播媒介为轴心, 以时间和空间为基本维度, 考察了媒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1) 。伊尼斯把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国文明、中世纪与启蒙时代的兴替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技术形态联系在一起, 这一观点与人们惯常的政治、经济、文化角度来解释历史的发展相比, 显得十分独特 (2) 。
作为伊尼斯思想的传承者, 学者麦克卢汉曾提出著名的观点:媒介即讯息。这个观点的核心思想是, 从人类社会的漫长发展来看, 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 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因此,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新方式。如果人们把媒介和媒介技术理解为社会生产的重要内容, 那么媒介的进步对社会变革的巨大影响是无可否认的 (3) 。
2 语言:人类传播史的钥匙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人类的诞生开启了地球的新纪元, 人类的声音打破了自然界的沉寂, 人类语言的产生是人类传播摆脱动物状态的决定性一步。在原始社会中, 语言作为人类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传播手段, 成为开启人类传播史的钥匙。因为语言的诞生, 人类得以在互相的交流中明确对方的意图, 语言的逻辑性推动了人类智力的发展, 语言的节奏和韵律逐渐催生出诗歌和乐曲, 语言超越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能力让人类产生思想, 语言的产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开端。
口语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从人类摆脱“与狼共舞”的野蛮状态、组成原始社会开始, 一直到文字的出现 (4) 。人类语言虽然完成了人类信息体内化到体外化的突破性进展, 但口语传播存在转瞬即逝、只能依靠人脑储存信息、只能近距离传播等巨大的局限性。伴随不断突破自身局限, 人类创造了文字, 文字是人类传播发展史上第二座里程碑。若说语言使人类彻底与动物区隔开来, 那么文字的诞生则促使人类进入一个更高级的文明发展阶段。文字传播克服了口语传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的文化传承不再依赖容易误传的传说或神话, 而有了确切的资料和文献依据。
3 文字传播:更高级的文明发展阶段
文字传播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陆续问世, 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也是古代新闻信息传播活动趋于成熟的标志。回顾我国封建社会, 唐中叶以后的“进奏院状”, 宋代的邸报, 清代的京报, 都是以文字推动了信息的上传下达, 完善了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传播体制, 成为一种媒介形式而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人们用文字记录历史、记录科学, 以文字为载体的诗书画卷, 使圣贤的思想广为传播, 开卷益智, 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史。
文字传播时代虽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但略微高昂的生产和传播成本也容易造成“洛阳纸贵”的传播障碍。我国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开启了印刷传播的可能性, 节约了书籍的复制成本, 德国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印刷更加低廉便宜, 真正开启了印刷传播的时代。印刷事业的发展不仅降低了书籍的造价, 使书本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 更催生了报业的发展, 使传播从小众走向大众, 开启了大众传播的新纪元。
近代报刊因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而诞生于德国, 逐渐从书籍中脱离开来, 成为以报道新闻、评论时事为主的传播媒介, 历经资产阶级政党报刊时代、独立报刊时代, 随着社会发展催生了廉价报纸。因廉价报纸的价格低廉性和受众的广泛性, 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由此到来。如今人们不会在乎1835年第二期《太阳报》记载了哪些新闻, 但是报纸作为大众传播的载体空前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使信息在社会中流通, 以文化教化受众, 以思想点醒受众, 催生了公共领域的发展, 带动了民间知识的传递, 报纸这种传播工具本身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讯息。
在报纸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在蓬勃的方展中方兴未艾之时, 电子媒介在技术的革新中随之诞生。1838年, 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电报机;1844年, 美国开设了第一条电报线路。此后, 这种“闪电式的传播线路”迅速发展, 形成了巨大的通信网络。电报本身并不是大众传媒, 但它为大众传播提供了快速有效的通讯手段, 而作为现代重要传播媒介的通讯社, 也是在电报技术发明之后才出现和发展起来的 (5) 。电报技术的发明与大量应用提高了人类信息通讯的时效性, 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军事领域, 技术的发展再次推进了社会的变革。
4 电子媒介时代诞生与发展
若说19世纪是电子媒介时代的萌芽时期, 到了20世纪, 电子媒介则真正走向成熟。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电影、广播和电视逐渐诞生, 并迅速成为普通民众的主要娱乐方式, 进而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世纪也是传媒发展的划时代时期, 尤其是电视的发展与普及, 彻底颠覆了人类社会漫长发展中形成的既定秩序。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 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 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 (6) 。美国新闻史学家埃默里曾经这样描述了电视所带来的宏大的社会景观:“电视的经济力量是惊人的, 它对公共事件的报道也是如此。从50年代起, 电视由于报道新闻事件而拥有大量观众。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时, 约有6 000万人看到了他。……1962年, 约翰·格伦的第一次环绕地球轨道飞行吸引了1.35亿人凑近电视观看。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刺的消息传来时, 纽约市电视观众从该市人口的30%激增到了70%, 而在全国为之默哀的葬礼举行的几分钟里, 观众达到了93%。1969年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 实况转播被发回到地球上时, 有1.25亿人收看了这一广播, 据估计, 由卫星网带给全世界各地的观众有5亿人 (7) 。
在电视出现以前, 从来没有哪种媒介形式可以如同电视一般, 拥有如此众多的受众和空前的影响。电视对于受众的吸引力主要源于它的媒介特性, 电视是人类众多感官的延伸, 通过影像、字幕、音声、画面与特效等多方面传递讯息, 给受众以强烈目击感、现场感, 使受众仿佛身临其境。电视不仅可以使人们获取新闻和信息, 同时可以提供给受众丰富多彩的娱乐和文化生活。电视的普及使人们每天的媒体接触时间由过去的几分钟提高到了每天几小时, 而且对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学者格伯纳主持的“培养分析”研究表明, 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内容增大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环境危险程度 (遭遇犯罪和暴力侵害的概率) 的判断, 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 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 (8) ;同一时期, 美国学者蒂奇诺在研究儿童启蒙教育电视系列片《芝麻街》对贫富儿童的影响中发现, 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 电视并没有缩小社会贫富阶级间的知识差距, 反而使“知沟”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更有学者指出, 伴随着电视成长的一代人更容易产生一种社会病理现象——媒体依存症, 即“电视人”为被电视的感官刺激成长起来的一代, 更注重感觉而缺少理性与逻辑, “容器人”在电视的影响中内心世界类似于“罐状”的容器, 孤立而封闭。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中提出, 电视打破了儿童与成人的边界, 带走童真的同时也使成人的言行趋于幼稚, 同时电视作为一种环境结构, 制约着我们的感觉、思维和表达方式, 我们思考、感知、讨论和表现身边的世界时, 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 而是处在传播媒介的符号结构之中。 (9)
电视主导世界的几十年中, 其作为一种传播媒介, 深刻加快了人类社会变革的步伐, 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电视本身首先是一种传播工具, 本身不必然导致“社会之善”, 或者“社会之恶”, 只是由人类发明创造, 并由人类主宰其用途的传播工具。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并不仅取决于媒介的技术或形态特性, 但媒介技术本身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充足的前进动力。
5 互联网媒体的腾飞
人类的智慧继续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传媒工具的更迭也不会因电视媒体的空前辉煌而停下脚步。电视媒体的发展尚未停止, 互联网就从“润物细无声”的科技进步中诞生, 如今已席卷世界各个角落。汹涌的信息量与互联程度的加深, “内爆”使差异消失, 国界消失, 全世界在真正意义上联结成为“地球村”。互联网1.0时代, 是门户网站的全盛时期, 互联网的用户第一次品尝到自主选择媒体信息的喜悦, 而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传播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受众。从门户到搜索引擎, 信息的流通空前透明, 用户从互联网上实现了“想要什么有什么”的媒体夙愿, 但庞杂的海量信息同时对用户充斥着迷惑, 互联网的公信度永远掺杂着真假难辨的质疑。直到2002年非典在中国肆虐, 传统媒体的集体失声意外赋予了互联网媒体渴求已久的社会公信力。互联网媒体本来就拥有信息快速传递、用户自主选择信息、海量信息等天然优势, 加之社会公信力不断由传统媒体向互联网媒体的偏移, 互联网媒体如虎添翼, 真正实现了在传媒史上地位的腾飞。
在互联网2.0时代, 技术的发展真正达成了用户与媒体之间的双向传播。博客、社区、贴吧、空间陆续为大众所追捧, 用户从单纯的受众转而成为信息的生产者, 从而一跃成为传媒工具的主人。百年间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家追求的“传播权”“知晓权”“媒体接近权”突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了普通用户的手上, 新闻工作者“无冕之王”的地位黯然失色。
在互联网3.0时代, 技术的发展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变迁。随着在线支付和物流的成熟, 电子商务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 商品的价格空前程度的透明, 线下购物向线上购物的用户迁徙已经无可逆转;随着宽带的发展, 在线视频网站改变了人们的观影习惯, 用户不再死守在电视机前, 忍受漫长的广告, 苦苦寻觅心仪的电视节目, 不再为错过节目时间而懊恼。此时的互联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传媒工具, 其不仅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也成为人类大脑的体外延伸,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人类的基因中, 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牢靠地捆绑在了一起。
自2010年起, 微博的喷井式发展更是打开了互联网发展的新纪元。微博的传播方式真正代表了互联网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中, 用户可以畅所欲言, 可以与亲友深入互联, 可以与以往无法触及的偶像互动, 可以体验信息的快速流通, 可以参与各式各样新颖的活动……微博的意义也不仅限于此, 一个可以让人们畅所欲言的平台真正赋予了其用户摇旗呐喊的权利。在这个平台上, 公知可以表达思想, 行动者可以集结同伴, 受害者可以呼吁救援, 政府可以与民众对话, 民众可以集结倒逼政策的改变。在微博的蓬勃发展中,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社会的命运是无法分割的, 但技术赋权下为个体组织赋权到社会赋权提供了可能, 关键问题已然是个人如何实现自我救赎与赋权。
近年来, 随着智能手机技术的成熟和普及, 互联网用户几乎已经完整的迁移到移动互联网, 非传统互联网用户也在社会的洪流中卷入移动互联网之中。APP (Application) , 代表着移动互联网与桌面互联网时代的区隔。互联网的入口之争由来已久, 从传统的门户网站到搜索引擎, 从社会化媒体到APP, 不同的入口模式代表着不同时代用户的核心诉求。用户可以筛选符合自身的需求与爱好的APP, 将手机真正打造成一个定制化的媒介平台与生活工具。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信息与互联真正做到了随时随地满足用户需求。微信的广泛应用, 使信息的随时沟通与分享成为可能, 同时也模糊了私人空间的边界;以滴滴出行为代表的交通工具, 使人们的出行更加便利;手机地图导航的高度智能化, 使出行路线更加精准;线上支付的便捷, 使用户脱离了现金的束缚;移动端电子商务使购物变得随时随地随心所欲;视频与音乐则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满足用户的娱乐需求;O2O的发展将用户与这个世界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智能手机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工具, 更是人们与世界相连接的钥匙。人们身处在世界中, 却需要使用智能手机与世界深度互联。
6 结语
纵观人类传媒技术发展的史册,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 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 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同时科学技术又是与社会发展相互制约的, 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 而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破带来的都是社会发展速度的呈几何倍数的提升。而社会发展的背后, 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
诚然传播工具的更迭深刻带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但归根究底无论哪种传播工具站在历史舞台上时, 都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在操控传播。科学技术、传播工具、人类社会、国家机器, 正如环环相扣的锁链,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互相拉动前行。
参考文献
[1]程曼丽.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文学寄主的变迁 篇3
反观中国文学的现状，尽管文坛充满了垃圾，但文学本身并不是垃圾，恰恰相反，文学是一个伟大的幽灵，飘荡于人类的精神空间，寻找着安身立命的躯壳 (寄主和媒体) 。在可以追溯的历史框架里，文学幽灵至少两度选择了人的身体作为自己的寄主。第一次，即上古文学，文学利用了人的舌头及其语音，由此诞生了所谓“口头文学”;而在第二次，即古代和近代文学，文学握住了人手，由此展开平面书写、印刷及其阅读，并催生了所谓“书面文学”的问世。这两种文学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杰出的文本。在刻写术、纺织术、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术的支持下，经历两千年左右的打磨，书面文学早已光华四射，支撑着人类的书写梦想。
文学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寄主，那就是歌曲和戏剧，它们跟传统文学并存，俨然是它的兄弟，照亮了古代乡村社会的质朴生活。但就叙事和抒情的线性本质而言，它们都是口头和书面文学的变种而已。文学的生存形态，从来就是复杂多样的，它们制造了艺术多样性的幻觉。
然而，基于个人作坊式的书面文学，正在迅速老去。越过古典乡村时代的繁华，它的容颜和生命都面临凋谢的结局。千禧年就是一座巨大的界碑，向我们描述了临界点的存在。我们置身于第二代文学的最后时刻，文学已经动身离开这种二维书写的寄主，进入全新的多媒体空间，这是文学幽灵的第三次迁居，它要从新寄主那里重获年轻的生命。但我们却对此视而不见，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完全沉浸在对书本、文字和个人书写的习惯性迷恋之中，我们对文学的剧烈变革置若罔闻。
这场寄主的变迁，无非就是文学对媒体的重新选择。它起源于电影，也就是起源于视觉和图像的叙事。爱森斯坦从一开始就向我们指出电影与文学的本质关联，他的杂耍蒙太寄语法，企图重现自然语法的叙事功能。但很少有人相信他的实验及其信念。但经过一百多年的修炼，在那些包括影视在内的新媒体的躯壳中，新媒体文学已经长成大树。
进入新媒体寄主的文学，维系着旧文学灵巧的叙事特征，却拥有更优良的视听品质。它直接触摸身体，以构筑精细的感官王国。还有一个例子，是当下流行的网络游戏，小说在那里演进成一种可以密切互动的数码艺术，结果它成了历史上最具吸引力的符号活动。新媒体文学还化身为手机短信，以简洁幽默的字词，抨击严酷的社会现实，显示了话语反讽的意识形态力量。新媒体文学甚至借用商业资源，把那个最强大的敌人，转变成养育自身的摇篮。文学正在像蝴蝶一样蜕变，它丢弃了古老的躯壳，却利用新媒体，以影视、游戏和短信的方式重返文化现场。
诗歌的命运也是如此。书面诗歌也许会消亡，但歌曲却正在各种时尚风格的名义下大肆流行，成为大众文化的主体。它们是诗歌的古老变种。更重要的是，即便各种诗歌形态都已消亡，但支撑诗歌的灵魂———诗意，却是长存不朽的。宫崎骏的卡通片系列，向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有力证据。在那些梦幻图像里，诗意在蓬勃生长，完全超越了传统诗歌的狭隘框架。
让我们回过来谈论诺贝尔文学奖的前景。这类奖项的道路正在越走越窄，20世纪文学老人正在相继谢世，新一代作家软弱无力，根本无法应对新媒体的挑战，文学授奖对象变得日益稀少。这是书面文学的原创性危机，也是各种文学奖的权力危机。在我看来，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新评估文学的自我转型，并把那些生气勃勃的新媒体文学纳入文学奖项的搜索范围，并在保留书面文学“遗产”的前提下，加入文学的新媒体类型，如“影像文学”“游戏文学”和“手机文学”等等。文学应当是上述各种样式的总和。
钮扣的变迁 篇4
风情万种的钮扣在各种各样的休闲毛衣上, 或者是一些风衣和大衣上, 像娇羞的花朵, 缤纷而烂漫地盛开着, 诉说着衣裳主人们宁静而温柔的心事。
其实, 钮扣从其问世至今5000多年来变化不断, 层出不穷。它不仅有天然类的真贝扣、椰子扣、木头扣、牛角扣、竹子扣、果实扣、果壳扣等, 更有化工类的有机扣、树脂扣、塑料扣、组合扣、尿素扣、喷漆扣、电镀扣、子母扣、布条扣、钦扣等。让我们来说说钮扣变迁中的几则故事吧。
小小钮扣 身世尽显赫
元朝关汉卿的《调风月》第二折写道:“直到个天昏地黑, 不肯更换衣袂;把兔胡解开, 纽扣相离。”可见, 纽扣就是衣服上用于两边衣襟相连的系结物。
然而, 在古罗马, 最初的纽扣是用来做装饰品的, 而系衣服用的是饰针。13世纪, 纽扣的作用才与今天相同。那时, 人们已懂得在衣服上开扣眼, 这种做法大大提高了纽扣的实用价值。16世纪, 纽扣得到了普及。
距今2000多年的古罗马时期, 钮扣和胸针、搭扣、大头针一样, 都是用在松垮的服装上作装饰扣件的。然而, 这些扣件都不好用。因为别针在珍贵的布料上戳出难看的孔洞;要在某一点上扣住几码长的布, 需要用骨头、角、青铜或木头制成的能承力的钮扣。所以一些古代服装设计就卸去了钮扣实际受到的力, 而将布匹牢牢地缝在结合处, 再在顶上钉一个纯装饰的钮扣。
古代用钮扣作装饰还有两个故事可作证明。一个故事是说, 在中世纪穿戴许多钮扣意味着要花大笔的钱, 有个世界上最大的钮扣收藏家弗朗科·杰卡西, 他形容说, 在中世纪时, 从衣服上扯一个贵重钮扣就能还清债务。因此直到今天, 意大利人还把巨头们聚集的地方描述成为“钮扣房间”。
第二个故事是, 传说欧洲是在16世纪以后才有钮扣的, 是由参加“东征”的十字军从中国带回去的。当时使用钮扣的主要是男人, 特别是贵族, 为了显示自己的阔绰, 利用钮扣争奇斗胜。法国历史上有名的国王路易十四, 他有一件王袍镶了13000枚钮扣, 而且每粒钮扣的钮面图案都不相同。为了这件王袍, 他邀请许多专家为他设计钮扣图案。葡萄牙国王约瑟一世, 有一件王袍镶有20枚钻石钮扣, 有“钻石王”之称。
从14世纪开始, 钮扣用贵重金属、水晶和玻璃之类的东西制作, 多为妇女所使用。在许多服装上, 这些钮扣从肘部一直扣到袖口。
在我国, 周代已开始采用上衣下裳制。不论男女都穿着上衣下裳的两截衣服。朝内有专管制作礼服的官员, 文武百官做大典时, 必须穿着礼服。当时对服装的使用比较规范, 服装制度也相当完备。在周朝反映周王朝礼仪的《周礼》、《礼记》等书中, 就有“纽”字出现了, “纽”是相互交结的纽结, 也就是扣结。
据说, 欧洲的钮扣是在16世纪由中国人传入的, 当时只有男人使用, 女性使用者较少, 多数人只是用做服饰。一些达官贵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 用珍贵的金银、珍珠、宝石、钻石、犀角、羚羊角、象牙的贵重的材料, 精做成钮扣使用。现在一些钮扣收藏家的藏品中, 不仅有用小石块、贝片、动物角和核桃、椰壳制作的简单钮扣, 也有用珍贵的牛角、羚羊角、象牙、金银贵重材料制作的珍贵纽扣。
1807年, 一个叫桑德斯的丹麦人又发明了一种制造钮扣的新方法, 这种方法是用机械把两个金属圆片扣在一起。他的儿子在1825年用比较灵活的帆布凸出背面取代了金属背面, 这样大大降低了钮扣的造价。
19世纪, 制造钮扣的材料多了起来。其中有两项最重要的创新, 即用软化的牛蹄制作角质钮扣和用一种坚果的核制作钮扣, 两者的造价都十分便宜。
一场战争 败在钮扣上
可能很多人听说过一枚螺丝钉输掉一场战争的故事, 但是并未听说过因钮扣输掉一场战争的事。
那是1804年年底, 拿破仑登上法国皇帝的宝座, 但他膨胀的野心并不满足, 想让全欧洲服从法兰西的意志。为了进一步征服欧洲, 拿破仑于1812年6月御驾亲征, 率60万大军去征讨俄罗斯, 他坚信战争会在本年内结束。1812年9月14日, 拿破仑征俄大军夺下莫斯科后, 得到的却是一座空城,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命人将莫斯科焚之一炬, 不愿将一块面包、一座房子留给拿破仑的军队。几周后, 寒冷的空气给拿破仑大军带来了致命的诅咒。在饥寒交迫下, 1812年冬天, 拿破仑大军被迫从莫斯科撤退, 沿途数十万士兵被活活冻死, 到12月初, 60万拿破仑大军只剩下了不到1万人。
拿破仑为什么会有此“滑铁卢”败绩呢?一位叫潘尼的研究者认为, 拿破仑大军败在小小的制服钮扣上。原来, 拿破仑大军的制服上, 用的都是锡制钮扣, 而在极端寒冷的气候中, 锡制钮扣会发生化学变化, 分裂成为粉末。由于衣服上没有了纽扣, 将士在寒风暴雪中形同敞胸露怀, 许多人被活活冻死, 还有一些人得病而死。
科学家研究指出, 锡是一种坚硬的金属, 通常锡是一种银白色金属, 在13.5℃以上, 它更加坚硬和稳定;如果温度急剧下降到零下33.5摄氏度时, 就会产生“锡瘟”, 晶体锡会变成粉末锡, 所以锡做的纽扣也一样成为粉末。这一改变是很难用肉眼注意到的, 因此即使在极低的温度下, 你也不会立即发现这一改变。首先, 锡金属上会出现一些粉状小点, 然后会出现一些小孔, 最后锡金属的边缘会分崩离析。因此, 在1812年冬天, 拿破仑大军制服上的锡钮扣可能就在莫斯科的严寒下分解成了粉末, 将法国士兵暴露在零下数10℃的严寒中, 使他们患上了各种严重的疾病, 包括斑疹伤寒症等。从此以后, 军服都采用了铜纽扣。
发光钮扣 随身“手电筒”
在一次朋友邀请的晚宴上, 灯火阑珊, 宾客似众, 晚宴在进行到高潮时, 突然“啪啦……”一声, 整个亮丽的灯光骤然熄灭, 会场立即隔入一片漆黑, 顿时乱成一片, 有的发出惊叫, 由于没有准备手电筒和蜡烛, 黑暗时间过长, 导致人们挤撞的乱象。
这时大家发出一阵怨惜:如果每位宾客身上都带有发光的物体该多好啊!这令一位发明家想到了能发光的钮扣。有了它, 犹如人人随身带了微型“手电筒”了。
怎么制作发光钮扣呢?他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在钮扣内安装微型电池, 电池的正负极分别与发光二极管的两个电极用导线接通, 在其回路上串接一个微型开关, 用来控制钮扣的发光。这种发光钮扣, 虽然有创意, 效果也很好, 但它的结构过于复杂, 体积大, 而且还要经常更换电池;不但使用成本较高, 使用寿命也较短, 而且在强震动或冲击力下容易损坏和断路, 造成不能正常使用。
经过重新思考, 他从一种发光服的制作衣料得到启示, 最终发明了不需开关, 寿命更长的新型发光钮扣。这种发光钮扣在受到自然光和灯光的照射时, 即吸收并贮存部分光能量, 并在黑暗中再以可见光的形式缓缓释放。这种发光材料经过光照3~5分钟后, 在黑暗中可自动发光10小时以上。
佩饰发光钮扣后, 人们在夜间能看到钮扣发光。当突然发生停电时, 在黑暗中人们可以借着发光钮扣所发的光, 可看到身边的人和物而不会发生碰撞和拥挤。而且, 在雨、雾、雪、夜等视线辨别能力较差的环境下, 佩带或穿着有发光钮扣的标志或服装和饰品外出, 也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 减少人员伤亡, 降低经济损失, 尤其是对老人和儿童, 成为道路交通不可缺少的安全卫士。
有了发光钮扣, 他又联想到路上的夜光指示牌可以给行车行人带来方便, 着手开发“反光钮扣”。经过研究和试验, 最后发现一种经受光照射后能较长期反光的物质——反光粉, 这种反光粉为玻璃微珠, 当光线照射在微珠表面时, 由于微珠的高折射作用而聚光在微珠焦点的特殊反射层上, 反射层将光线通过透明微珠又重新反射到光源附近, 所以在光源处能看到非常明亮的反射光。于是, 他在钮扣材料中掺进反光粉制成了反光钮扣。
变色钮 扣身随“变色衣”
美国《新科学家》杂志曾有过这样一则报道, 在未来某一天, 要“更换衣服”时, 只要轻轻地点一下按钮, 就可以变幻不同的色彩。
这种科幻式的衣裳已经被康涅狄格州大学的格雷格·索特茨教授的一项发明所实现。他发明一种特殊的“线”, 它由所谓的“变色聚合体”制成, 能随外加电压改变颜色。因此, 由这种线编织而成的衣服, 当然也就是一件“变色衣”了。
据介绍, 这种“变色线”的“化学键”中所含电子能够吸收不同波长的光线, 当外加电压改变时, 电子的能量也会发生改变, 其吸收的光线也将随之改变, 这样从外面看来就仿佛是材料本身改变了颜色。
目前, 索特茨教授已经研制出从桔红到蓝色以及从红色到蓝色的“变色线”。他下一步的目标增加了难度, 让线在“红—蓝—绿—白”四色之间变化。而索特茨最终的目标是, 把不同的“变色线”以纵横交错的形式编织成一件“变色衣”。这件衣服将由微控制器操纵, 它将随着穿衣者的心情改变颜色, 或者自动感知周围环境的图案及色彩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与之融为一体。这样穿衣者也就“隐形”了。
这样的发明曾引起发明家的久久的思考:有了“变色衣”, 衣裳上的钮扣怎么办?正巧, 在上海的一次全国性大型辅料展会上, 有家公司展出的发光钮扣等专利产品, 受到广泛关注, 反响较强烈。展会第二天, 有一位女士兴高采烈地来到这个摊位, 指着这发光钮扣, 急匆匆地问:“贵公司能不能做出在太阳光线下变色的钮扣?”接着她解释说:我是做泳衣的国际跨国企业设计师, 我已找遍世界每个角落, 都没有能找到变色的树脂钮扣, 你们能做发光钮扣, 我相信贵公司也一定能开发出能变色的树脂钮扣。
国外的变色衣研制和“变色线”的发明, 给了这位以启迪。他在翻阅一篇科普文章中, 偶然看到了太阳光中紫外线照射会导致某些物质变色, 而且随着紫外线的强弱而颜色会变深变浅, 为此就想到, 如果运用这种物质结合在不饱和聚脂树脂中, 不是成了变色扣吗?
经过了反反复复的试验, 终于试制成一种“变色的树脂钮扣”。在实际生产中, 还可以用多种不同颜色的颜料混合/或用不同颜色的MC感光变色粉混合, 制造出同一只感光变色聚脂钮扣具有不同的自然色彩和多种变色的色彩, 使感光变色聚脂钮扣更加漂亮。
这种变色钮扣不仅可以显示出光线中的紫外线的存在, 而且还能判断出光线中紫外线的强弱, 这将增加许多功能和提高观赏性。如果把它佩饰在相关专业人员的服装上, 可给予那些长期在紫外线照射下容易引起皮肤损伤和疾病的医务人员、野外作业的工作人员以提示, 可以起到预防和保护不受紫外线侵害的作用。
“神奇钮扣”一颗卖百元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一旦有一两件昂贵的衣服总会担心自己处理不好, 而将其送到干洗店干洗。干洗虽好, 但是, 干洗店是否真正的把你的衣服作了干洗, 且是人们担心的新问题。因为人们无法监督干洗店的干洗流程, 一件好的衣服若只是经过粗略的清洗, 肯定会对衣服有所损坏。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识别衣服是否被干洗过?这可不是件轻巧的事儿。
不料, 有个武汉女孩发明了一种辨别衣服是否被干洗过的简单方法, 只要一粒小小钮扣就能判断我们所送去的衣服有没有干洗。那么, 这神奇的小小钮扣又有什么奥妙呢?
让我们从发明者尚文坤杰的故事说起。
尚文坤杰是武汉一中高三 (6) 班的学生, 她妈妈开了10年干洗店, 每天都有顾客反复强调“一定要给我干洗呀”。有时候, 顾客还会因为怀疑是否真的干洗, 跟妈妈发生争吵。
乖巧的尚文坤杰不想让妈妈为了这“有理说不清”而每天苦恼, 便开始想办法。2008年, 她上初三时, 上网查全国投诉统计, 发现干洗纠纷投诉量2007年居然高居榜首, 并且没有有效的杜绝或抑制的方法, 于是她就琢磨着发明一种干洗识别物。拿什么作识别物呢?对啦, “钮扣”, 每件衣服都有的钮扣。
中考前, 尚文坤杰正式开始研究发明“干洗识别钮扣”。在研究的过程中, 做工程师的尚爸爸是坤杰试验用品的供应商, 妈妈的干洗店是她的实验室, 妈妈还兼任干洗知识的专业顾问。
专注于纽扣发明的那段时间里, 尚文坤杰的学习成绩下降了不少, 为此她还痛苦了一场。但经过上百次试验, 找了上百种材料, 经过4个月的上百次试验, 她终于找到一种在干洗剂中“金刚不坏”, 但一遇水就变成糊状、如遇机械水洗3分钟就会消失的材料, 制成纽扣模样缝在衣服上, 就能一目了然判别衣物是否被干洗。这颗神奇的“干洗识别钮扣”, 一枚仅需几角钱。
这种“神奇钮扣”通常都用于需要干洗的衣物上, 扣子的表面也是金属材质, 通过上方可看到一个透明的塑料组成的观察口, 里面藏着的就是一颗“神奇颗粒”。当衣服经过干洗后, 会发现扣子原样不变。但经过水洗后, 只要短短10秒中, 钮扣里面的小颗粒就会迅速结块, 有的甚至消失。通过观察钮扣在清洗 (各种不同类型纽扣的清洗方法) 后的变化, 我们就能轻易辨别出衣物是否是经过干洗。同时, 这类钮扣也不是针线缝上去的, 而是厂家生产时就直接装上的。这样就可避免轻易取下来, 一旦取下便会被损坏。这样的设计, 也可以杜绝假干洗取下扣子, 洗后再缝上的欺诈行为。
2009年2月, 16岁的尚文坤杰携该发明荣获第三届北京创新发明大赛一等奖;7月, 又在第2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一人独揽三项荣誉:创新项目一等奖、“高士其科普奖”、赛事最高殊荣——“未来科学家奖”。
2010年9月底, 在葡萄牙里斯本的第20届欧盟青少年科学家竞赛现场, 尚文坤杰发明的“干洗识别纽扣”引起关注, 现场的《葡萄牙公报》和葡萄牙EPC电视台争相采访报道。
包装的变迁 篇5
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现代物流进入我国的初期阶段, 那时我国曾经开展过全国性的“包装大检查”活动。从1984年开始到1988年我国曾经用了四年的时间, 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次“包装大检查”,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那是在我国进入市场经济初期对包装市场和社会状况进行的一次全面摸底性调查, 是对包装工作进行的一次大调整。那一次的“包装大检查”, 主要是针对包装不足的问题, 大检查的意义重大, 也让人们吃惊地认识到, 在生产之外还有如此重要的领域。包装问题和整个物流问题是不能被忽视的, 不能仅埋头于生产, 不能让辛辛苦苦生产的成果在这个领域白白损失掉。
“包装不足”几乎是那个时期我国经济界对包装问题关注的唯一问题, 经过统计分析, 认定由于包装不足引起的损失, 一年达100亿元以上, 这在当时的经济总量之中, 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尤其令人心疼的是, 在当时重要生产资料还处于极度短缺的状况之下, 由于包装不足造成了重要生产资料大量损失。典型的是水泥, 采用当时非常好的纸张牛皮纸做水泥包装袋, 包装破损严重的情况有这样的描述:“装也破, 卸也破, 码在下面被压破”。1983年这种损失达450万吨, 相当于全国3个最大的水泥厂的全年产量。在全国经济会议上, 领导们对包装不足造成的水泥损失深感震惊。
当时产生“包装不足”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观念的原因, 认为包装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能少就少, 能省就省, 尤其是在包装中只重视包装物的保护功能而忽视它的促销功能, 只重视保护包装而忽视商业促销包装;第二个是材料的原因, 在短缺的环境下, 难以选择和使用理想的包装材料;第三个是技术原因, 技术水平低下难以提供理想的包装技术。
时过境迁, 二十多年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太大了, 包装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今天, 包装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从“包装不足”演变成“包装过剩”、“包装过度”。
包装过度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 过度的商业包装, 过分突出包装的商业作用, 商品的包装宣传和夸大商品的实际用途和价值, 无论在功能方面还是资金、物资消耗方面都远远超出了实际需要, 包装成为一种谋取不当利益的手段。
第二, 包装物强度设计过高, 如包装材料截面过大, 包装方式大大超过强度要求等, 从而使包装防护性过高。
第三, 包装材料选择不当, 选择过高, 如可以用纸板却不用而采用镀锌、镀锡材料等。
第四, 包装技术过高, 包装层次过多, 包装体积过大。
第五, 包装成本过高, 一方面可能使包装成本支出大大超过减少损失可能获得的效益;另一方面, 包装成本在商品成本中比重过高, 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在现实生活中, 过度包装是广泛存在的, 尤其是对于食品、化妆品、奢侈品等商品, 这个问题特别严重, 应当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领域。国家也针对这些问题发布了强制性国家标准, 那就是《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食品和化妆品》 (GB23350-2009) , 这表明国家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下一步就要靠我们去执行和落实。
过度包装在发达国家几乎是普遍现象, 根据日本的一项调查, 发达国家包装过度问题很严重, 总体而言, 过度包装约在20%以上。
包装过度实际上是一种浪费, 对于这种浪费我们千万不可忽视。对于消费者而言, 购买商品的主要目的是内装物的使用价值, 包装物大多成为废物丢弃, 因而会形成浪费。此外, 过重、过大的包装, 不但会加大商品的成本和物流的成本, 而且有时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判断, 反而会降低促销能力。
合作学习的变迁 篇6
一、合作学习理论变迁
合作是一种社会行为, 合作学习理论基础源于社会心理学。20世纪初, 德国心理学家考夫卡 (Kurt Koffka) 、威特海墨 (Max Wertheimer) 和苛勒 (W·Kohler) 共同创建了格式塔心理学理论。Kurt Koffka提出群体是一个动态的整体, 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会呈现不同的变化。考夫卡于1922年在美国《心理学通报》发表了《知觉:格式塔理论导言》, 阐述了格式塔心理学理论。他在1935年出版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一书介绍了格式塔理论。三位创始人在20世纪上半期先后迁居美国, 这促进了格式塔理论在美国的传播。格式塔学派强调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整体决定部分, 部分服从整体, 整体不仅仅是部分的总和。苛勒通过对黑猩猩学习实验得出结论:学习过程即通过对问题情境的内在性质有所顿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通过顿悟习得的内容, 不会被遗忘, 在新问题情境中会顺利迁移使用。学习即知觉重组或认知重组。认知科学认为知觉是获取感官信息、理解信息、筛选信息、组织信息的一组程序。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学习就是顿悟过程也就是知觉重组的过程, 即在特定情境中的发现关键性要素, 并利用过去经验识别内在的结构。
社会心理学家勒温 (Kurt Lewin)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则进一步提出场动力理论 (field theory) 。他认为, 相互依赖是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 完成任务的驱动力激发了合作行为。勒温把格式塔心理学理论引进了社会学领域, 主张个人活动离不开整体环境, 组员为完成合作任务而建立合作关系。在动态环境中, 个体和场域环境互动, 相互依存, 个人行为依赖当前的场环境。他认为, 人是一个场 (field) , 一个人的行为取决于个人和他的环境的相互作用, 勒温认为有效学习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领悟、目标、认知结构。目标是人们注意的结果和客体。个人一旦知道了吸引他的目标, 就试图寻找得到它的方法, 并据此调节自己的行为。顿悟的产生则是生活空间的认知结构的形成或改变。他认为, 在认知范围内, 学习就是一个获得新的认知结构或改变旧的认知结构的过程。
1949年社会心理学家莫顿·多奇 (Morton Deutsch) 发展了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理论观点并创建了合作与竞争理论。他论述了合作积极与否会对合作结果产生极大影响, 认为合作学习有利于培养积极社会依赖关系。合作小组比竞争小组更能积极地合作、分工、关注同伴的表现, 小组成就更高。约翰逊兄弟 (D.W.Johnson和R.T.Johnson) 将这一理论进行拓展, 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社会互赖的本质是合作、竞争和个人努力。和竞争、个人努力相比, 合作能取得更大成就、更积极的依赖关系以及更健康的心理。
随着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的发射, 成功宣告美国军备竞赛的失利, 美国教育界展开了对现存教育体制的反思。在这一时代, 一批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理论促进了合作学习理论的产生, 最突出的是杜威 (John Dewey) 和莫顿·多奇的理论。杜威认为, 学生学习知识和社交能力同等重要。在集体活动中学生是积极获取知识而不是被动接收。他的进步教育理论 (progressive education) 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合作———学习应在实践中获取知识。进步教育认为应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20世纪末, 合作学习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约翰逊兄弟Johnson&Johnson (1981, 1989, 1995, 2004) 、Johnson, Johnson, &Holubec, (2008) 、Devries&Edwards (1974) 、Slavin (1991) .Kagan (1991) 等对合作学习进行了大量研究, 对合作学习的过程和方式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将合作学习理论转化成了一系列可操作的具体策略和程序。对教师职责、合作小组做了大量实证研究。1994年约翰逊兄弟发表了五要素学说。认为积极依赖、个体义务、面对面交流、社会技能和活动过程这五要素对于有效合作取得成就和高组织的社会、个人、认知能力非常重要。约翰逊兄弟的研究使得合作学习在理论层次上充分发展, 合作学习研究进入繁荣的时期。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众多学者也对合作学习从理论和教学实践上作了大量的研究。在中知网上以合作学习为主题查询, 截止到2012年7月的期刊, 可查到13008条结果。在包含认知的条件下查询可以查到570条结果。对合作学习的研究广泛而深入。从理论研究, 到实践探讨。时间上可由课上延伸至课外, 空间上可由课堂教学延伸至网络学习、自主学习。刘吉林的研究调查表明, 合作学习在多个省市的中小学中已进入教学实践阶段。在大学教学中, 合作学习也在各个学科展开, 如李芳、汪航、鞠瑞利、吴庆麟等人的研究。国内学者王笃勤 (2004) 探讨了小组合作学习行动研究, 顾晓乐等 (2004) 研究了合作学习与情景剧表演, 卢敏坚 (2002) 论证了英语课堂实施小组合作学习的功效。各种调查研究表明, 合作学习有助于学生各项能力的提高。合作学习凸显了合作在学习中的重要地位, 弱化了竞争, 把竞争放在小组之间, 降低了学习焦虑, 有助于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氛围, 提高学习效率。
合作学习引进国内, 在国内的实践教学目前还不太理想。学习评价的反馈作用被弱化。小组成员之间的监督机制缺乏客观评判依据, 学生互评往往流于形式。合作学习的大致步骤如下:分组→积极参与完成小组任务→学习评价。考核方式有自评、小组成员互评、小组之间互评及教师评价。评价的角色虽然由老师扩展到学生, 但评价的标准难以把握。首先, 学生之间的互评没有建立衡量标准, 小组成员之间的互评和小组之间的互评主要基于个人印象, 不够客观。其次, 学生互评和自评参与评分标准容易引发形式主义, 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再次, 单独从合作结果 (学习成绩或小组完成作业成绩) 进行考核难以区分学生个体在合作中的努力。合作过程中常常出现一些人被能力较差同学拖后腿, 一些懒惰的人不劳而获等现象。这样一来, 学习评价仅仅成为一种测量合作目标实现与否、实现程度的测量手段, 没有起到直接帮助提高学生自身能力的作用。
三、本研究的意义
本研究通过对合作学习理论的追根溯源, 揭示了合作学习的本质, 即充分发展学习个体的综合能力, 有助于认清学习本质, 提高学习效率。
参考文献
[1]张建伟、陈琦.从认知主义到建构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6年第四期
[2]王笃勤.小组合作学习行动研究.国外外语教学.2004年第1期
[3]刘吉林.从外显趋于内蕴——我国合作学习研究20年的回顾与反思.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6期
[4]Johnson.D·W.·&Johnson.R·T. (1991)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uc-tures.Edina.MN.Interaction Book Com-pany
《大学》版本的变迁 篇7
《大学》本是《小戴礼记》的一篇, 东汉郑玄曾为之作注, 唐朝孔颖达曾为之作疏。因此, 《大学》的内容应以《小戴礼记》所记载的为准。本来, 在《大学》被宋儒所表彰并抽出单行之前, 其版本根本不存在问题, 如现今保留下来的《礼记》注疏本、汉熹平石经本、魏正始石经本、唐开成石经本, 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 在宋代及宋代之后, 《大学》的版本问题却变化得颇为复杂起来, 根据李塨《大学辩业》的记载, 《大学》在流传中其改本不下十几种, 计有:宋代程颢改本, 程颐改本, 朱熹改本, 元代王柏改本, 明蔡清改本, 季本改本, 高攀龙改本, 崔铣改本, 甬东丰氏伪正始石经改本, 葛寅亮改本, 王世贞改本等。各改本的编者皆呈私意, 对《大学》原文移缀颠倒, 重新编次。所以。邱汉生先生感叹地说:“《大学》一书, 遭遇如此, 在古书里实为罕见。”[1]
其中, 宋代以前, 《礼记》注疏本最古老, 也最流行, 后来被人称为《大学》古本。宋代以后, 朱熹在二程改定的《大学》版本基础上, 加以注释, 同时对其内容作出了补充和调整, 形成了不同于古本的新版本。新版本则伴随着程朱理学的显达而使朱熹的《大学章句》本最为通行, 也最为学者所宗。但与此同时, 由于理学内部因为学的工夫与方法的不同, 新旧版本之争也长期存在。这个争论主要是在宋代和宋代以后不断地进行着的。
在《大学》的经典地位逐步得到确立的同时, 宋代儒者对《大学》版本是否有误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郑玄注、孔颖达疏的《大学》古本, 宋代儒者认为有这样两个疑问:第一, 《大学》中的八条目, 不应只有“诚意”以下六目有释义, 而“格物”、“致知”二目没有释义;第二, 《大学》中的“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比八条目更为重要, 不应没有释义。这两点疑问, 使当时的学者怀疑古本《大学》有错简或阙文。有错简则必须调整文章的章节结构, 有阙文则要补其缺漏。但是, 迄今为止, 还找不到证据证明《大学》确实存在错简问题。
据考证, 北宋天圣五年 (公元1027年) 八月, 宋仁宗以《大学》赐新第进士王辰。后来, 登第者皆赐以《儒行》、《中庸》、《大学》等篇。据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记载司马光著有《大学广义》一卷, 是为《大学》别出单行之始。但这个时期还没有人对《大学》的内容提出质疑, 所以, 也就不存在版本的问题。
宋儒自二程开始就对《大学》的篇目有了争议, 认为存在错简, 因而二程对《大学》古本作出改正。最著名的《大学》改本是程颢的《明道先生改正大学》与程颐的《尹川先生改正大学》。二程的改本皆对《小戴礼记》中的文字次序有所调整。比如程颢将“《康诰》曰:‘克明德。’……为人子止于孝, 为人父止于慈, 与国人交止于信”放到开头第一章的后面。程颢将具有权威的《诗》、《书》、汤之《盘铭》中的引文置于其后, 是想证明“三纲领”的重要性, 而此句主要突出儒学内圣修身的重要性。而程颐则将引文放在了“大学之道……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之后, 这一段包含了“三纲领”之外, 还包括朱熹所谓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即《大学》的八条目。此三纲八目是一个修己治人、内圣外王相贯通的伦理政治模式, 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程颐对此整体的强调, 说明他希望建构的是一种“内圣外王”理论, 即把内心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政治实践融合为一体的道德———政治哲学。后来朱熹肯定和继承了程颐这样的改动。此外, 程颐还将古本中的“子曰:‘听讼吾犹人也’……此为知之至也”与“此谓知本, 此谓知之至也”结合而作为对“格致”的解释。更有甚者, 程颐除了改动引文位置之外, 还按己意擅自改动里面的文字, 那就是程颐将《大学》中“亲民”改为“新民”, “身有”改为“心有”。这样的改动在程颐看来, 主要是从前后文语句、内容的协调一致方面进行考虑的。如改“亲”为“新”字, 从后面的引文来看,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都说的是“新”, 而没有“亲”的意蕴在内。另外, 郑玄对于“亲民”的“亲”字的解释为:“君子日新其德, 当尽心力, 不有余也。”[2]也说明了“亲”为“新”与本义更合。这样改“亲”为“新”, 自然可以保持前后语句的通畅、意义的一致连贯性。朱熹对程颐改“亲民”为“新民”, 也表示非常赞同, 他说“今亲民云者, 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新民云者, 以传文考之则有据。”[3]总之, 二程对《大学》原本但凭臆测, 就据己意改正、编定《大学》, 虽说勇气可嘉, 却是一种不良的学风, 也为后来朱熹据己意编定《大学》章次, 并为之补“格物致知传”一章, 开了先河。可以说是二程也开启了《大学》版本篡改之先河。
二程之后, 对《大学》的专门研究多了起来。到了南宋的朱熹, 撰写《大学章句》和《大学或问》两书, 将《大学》原文的章节文字讲义窜改, 而且指明了《大学》是曾子和曾子的门人所作。二程及其之后儒家学者们对《大学》的研究, 对于《大学》地位的提升和重视无疑具有积极地意义, 但是也使《大学》的版本问题复杂起来。
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 从二十岁就开始, 把北宋以来的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文本的解释作了几十年的钻研。他六十岁的时候在福建漳州作太守期间, 把这四种文本集合在一起, 从此就有了“四书”这个名号。对“四书”, 他自己有著作, 《大学》《中庸》的叫“章句”, 《论》、《孟》的叫“集注”, 合称《四书章句集注》, 后来更简单的称呼就叫《四书章句》或者《四书集注》, 后者更流行。“章句”就是分章、断句;“集注”是把前人对这个经典的注解集合在一起。当然这个收集不一定是求其周全, 他可能是经过选择的。比如, 《四书章句集注》主要是以二程、二程朋友以及二程的弟子、再传弟子的注解作为主要的收集对象, 所用的多是道学家、理学家的注释。
朱熹一生用功于《大学》几达60年之久, 他断定此篇是“圣人做天下的根本”, 是一般人“修身治人底规模”, 是“为学纲目”, “先通《大学》, 立定纲领, 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 去看他经, 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4]《大学》的地位在朱熹的心目中可谓天下之事, 唯此为大。因而, 刊定与注释《大学》也是朱熹用力最著的工作。从形式上看, 朱熹的《大学章句》将《礼记·大学》的内容划分为经传。由:“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始, 至“其本乱而莫至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 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 此为经文部分, 朱熹说:“上经一章, 盖孔子之言, 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后的内容, 朱熹别之为传:“其传十章, 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熹认为:“旧本颇有错简, 今因程子所定, 而更考经文, 别为序次如左。”朱熹还对“传”文部分的编次加以调整, 并补写了“格物致知”的新传文, 以合经文部分“三纲领”、“八条目”的内容与顺序。
朱熹对《大学》格式的调整与内容的增补, 从儒家经学的传统上看, 实在是大胆与惊人的。然则, 朱熹之改经, 与宋代重视义理的学术风气有关, 更重要的是阐发自己格物穷理的理学思想的需要。此外, 对于朱熹来说, 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这就是《大学》既分经传, 因此传文的调整与增补也可视为儒家后学弥补缺隙与发挥经义的正当之举。
朱熹的《大学章句》因《四书》在后世成为官方肯定的经典与教材而流传甚广, 几成为定本。虽然如此, 后世儒家对《大学》是否阙文以及朱熹的增补都曾提出疑义。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恢复就是一个例证。王阳明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 诚意而已。”在阳明看来, 格物是诚意之功, 致知是诚意之本, 止于至善是诚意之极。王阳明认为:“圣人惧求之于外也, 而反覆其辞。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反对朱熹对《大学》的改造, 主张“去分章而复旧本”, 恢复《大学》古本。王阳明与朱熹在《大学》文本上的分歧, 实际根源在彼此思想上的不同, 王阳明主诚意, 而朱熹强调格物穷理。
宋代以后, 先后出现了元代王柏改本, 明蔡清改本, 季本改本, 高攀龙改本, 崔铣改本, 葛寅亮改本, 王世贞等改本, 甚至还出现了甬东丰氏伪造的正始石经改本, 但是其作法的基本目的亦与二程、朱熹相同, 而其影响却是不及二程和朱熹。在此就不多作论述了。
对于《大学》版本的流传, 笔者认为在目前以保存时间最久的《礼记》注疏本较为可靠。当然, 待有与《大学》直接相关的新史料或新出土文献的出现之后, 其版本问题也可以再讨论的。
综观《大学》版本的变迁历史, 实际上存在的情况是:一, 学术发展的需要, 如宋明时期的大多数儒家学者都是为了发展和创新儒学;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如宋代儒家学者为了打造“内圣外王”的理论建构, 实现国家的富强;三是少数人为了个人争名夺利, 如明代的甬东丰氏伪造的《大学》正始石经本。但是, 关键在于, 不管是什么理由, 作为学者皆不应该对原有的版本任意改动, 以免给后人留下众多的疑惑。
参考文献
[1]邱汉生, 四书集注简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2] (唐) 孔颖达, 礼记正义[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3] (宋) 朱熹, 大学或问 (卷上) [M], 朱子四书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