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结构论文

社会舆论结构论文（共6篇）

社会舆论结构论文 篇1

公共舆论是社会的“良心”, 是社会强制性规范———法律法规的必要补充, 对社会行为规范有着清晰的矫正与纠错的功能。虽然公共舆论的矫正与纠错的功能是间接地、通过有关政府职能部门来促使问题的解决, 但其独有的功能是不可或缺的、是不可替代的。公共舆论的社会矫正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揭发与揭露公共领域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共舆论的监督、揭发、揭露是发现和制止公共领域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最有效手段之一。由于权力的先天腐败性和人性中恶的成分的存在, 无论以何种方式产生的统治者, 在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以后, 都完全有失去控制、以一己私欲损害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可能。因此对权力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 它构成了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核心。根据人类的政治经验, 政治权力具有普遍的被非公共运用倾向, 孟德斯鸠对此有过经典的论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1) 事实上, 官员的道德自律是有限的, 滥用职权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而这些官员们“东窗事发”大部分是被揭发、举报或是舆论揭露的结果, 有些违法犯罪行为如果没有公共舆论的强烈介入是不可能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的, 也许就蒙混过关、逍遥法外了。比如“躲猫猫事件”就是由于公共舆论的强烈介入, 从而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和惩罚的一个典型案例。24岁的云南玉溪北城镇男子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 在看守所度过11天后却因重伤入院, 因“重度颅脑损伤”于2009年2月12日6时57分不治身亡。对此, 云南晋宁县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声称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的。这就是著名的“躲猫猫”事件。在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成本之后, 才最终认定“死者系牢头狱霸殴打致死”。

无独有偶。就在曾惊动一时的昆明市“躲猫猫”、“死角角”事件之后不久, 河南鲁山再传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意外死亡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提审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给公众选择观点和信息的自由, 其实就等于给了他们政治选择的自由。如果一个国家的信息控制得很严, 那么很快这个国家的政治氛围就会紧张。” (2) 事实表明, 越是在事件发生后“躲猫猫”越是被动。再联系“周老虎”事件、邓玉娇事件等, 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遮掩手段和隐匿真相手法, 事实终究会败露, 这也正是类似的公众事件因“躲猫猫”而得出的惨痛教训。

可以说, 如果没有舆论的介入与揭露, 这些违法乱纪、草菅人命的案件就不能得到及时处理, 犯罪行为就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和制裁。公共舆论“在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首要角色便是对国家政府部门实施监督”, 而且“应当全面监督国家和政府的行为, 应当无所畏惧地揭露滥用官方权威的行为”。 (3)

其次是弥补公共政策中的漏洞和缺陷。公共利益是一切政策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也是公共政策的灵魂和目的。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共价值为基础, 以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合理分配为坐标, 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其效果的衡量标准。但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选择的影响, 表现出多元的形态, “在实际操作中, 受各种因素影响, 价值取向极易出现偏差”。 (4) 所以说,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在本质上都是“试验的”, 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尽管绝大多数公共政策的出台, 各级政府部门都是慎之又慎, 但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才能发现其中的不足和漏洞, 对这些公共政策反映最集中、最快捷、最全面的就是公共舆论。

2009年10月14日晚, 河南小伙孙中界在上海被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钓鱼执法”。10月20日上海浦东新区行政执法局发布调查报告称他们执法无误, 并再次声称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而公共舆论纷纷质疑此事涉嫌“钓鱼”执法。对这起事件, 上海市委领导明确表示这种“钓鱼”式执法行为肯定是错误的, 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发布的所谓调查结论是在未经深入调查、仔细核实的情况下简单草率作出的, 与事实不符, 误导了公众和舆论, 损害了上海和浦东的形象。

上海发生的“钓鱼执法”事件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有鉴于此, 《辽宁省行政执法监督规定》于2010年2月22日起正式施行, 这意味着全省涉及50多个行政执法部门的近15万名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将受到依法监督: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 城管执法被重点监督, 行政执法人员有八条高压线, 一旦行政执法人员出现违法行为, 将会受到严惩。

可见, 公共舆论对各级政府的依法行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公共舆论来源于各种社会矛盾, 却同时又拥有了解决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目标和方向, 是人们参与公共事务而形成的一种公共见解体系。“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是自发的行为, 带有职务行为而发表的公共见解并不属于舆论的范畴, 因此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是从具体社会矛盾出发, 抱有解决社会矛盾的良好愿望, 这是舆论发展的方向, 也是舆论发展的规律。” (5)

再次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鞭挞和公德的弘扬。“扒粪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进入所谓的“镀金时代”, 但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 贪污受贿、尔虞我诈、假冒伪劣, 其中最核心、最严重的是腐败现象如同某种“综合征”一样突然发作。在此关键时刻, 美国新闻界开始的“扒粪运动”有力地制止了腐败的蔓延滋生, 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 使其躲开了一场重大危机。哈贝马斯认为, “公共意见, 按其理想, 只有从事理性讨论的公众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形成”。 (6) 也就是说, 公共舆论是在受过教育和知情的社会成员在广泛的辩论和商榷中推敲出来的, 且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承认。这是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 也是一个启蒙过程, 还是理性的公开运用过程, 它起到了明辨是非的作用。

“扒粪”一词虽然不雅, 但却道出了公共舆论的最主要的社会功能, 从2003年底的哈尔滨“宝马撞人事件”, 到2004年的山东“副市长下跪事件”, 直至余秋雨、章子怡的“捐款门”以及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中小品中过多地充斥广告, 等等, 这些都显现出了公共舆论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有些事情虽然没有达到违法乱纪的程度, 但严重违背了社会功德, 败坏了社会风气, 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这时候就需要公共舆论站出来, 主持社会正义, 弘扬社会公德。

2010年1月28日, 重庆市渝北区鸳鸯奥林匹克花园小区59号别墅业主放任其两条烈犬咬伤两名垂钓者。此前还发生过把垂钓者打落湖里、纵狗吓人的事。这一挑战道德底线的恶行激起了公共舆论的普遍声讨, 遭到了公共舆论的强烈谴责。这位富人的德行显然与社会弘扬的热爱生命、以人为本的理念背道而驰。在法制还不够健全的当下社会, 钱和权的确能摆平很多事情, 但也并非没有底线, 公共舆论的广泛关注, 估计狗的主人花钱就能平事儿的想法很有可能落空, 他将不得不承担责任, 包括受到惩罚。

公共舆论对这种严重违背社会公德行为的披露和谴责, 是对社会道德风气的净化, 是对社会正义的弘扬, 起到了法律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这正是公共舆论所特有的“讨伐精神”, 即公共舆论“能唤起公众对一桩正义事件的关注”。“具体化的邪魔是公众能采取手段压制的唯一邪魔”。 (7)

总之, 公共舆论是社会民智的集中反映, “本质和它所反映的是人民大众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 “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人民的意志和情绪, 人民的意见和批评, 通过新闻媒体反映出来” (8) 便形成了公共舆论。因此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样的舆论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都是民众有效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结果, 特别是在民众综合素质达到一定高度的当今中国, 社会舆论所包含的民智与民力就是一个“精神财富宝藏”,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文为大连市社科联项目《论舆论导向与和谐大连的构建》之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10DLSK350)

参考文献

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册) , 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 第154页。

②兰斯·班尼特著, 杨晓红、王家全译:《新闻:政治的幻象》,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年版, 第269页。

③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278页。

④李发戈:《现代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2010 (1) 。

⑤李昌祖:《加强政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的探究》,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08 (4) 。

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 汪晖等编《文化与公共性》, 三联书店, 1998年版, 第126页。

⑦弗林特:《报纸的良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42页。

⑧王强华:《舆论监督与新闻纠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25页。

媒体缓释舆论的社会责任 篇2

信息化时代的危机

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一般情形下，危机不仅导致社会物质的损失，更使人们的精神价值体系遭受冲击，并引起社会秩序偏离正常轨道，直接影响列国家的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

在信息化社会里，大众传媒充当了人们主要的信息源，因而大众传播媒介在危机事件中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危机的演变和进程。许多影响巨大的主流媒体，它们在危机中的表现可谓“一言九鼎”。因此，危机事件往往会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也自然成为媒体趋之若鹜的焦点。

大众传媒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而信息不对称却是在社会每个领域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信息重要性凸显的同时，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和依赖程度也在增强，而这在无形之中也增加了人们进行信息选择的难度。

危机事件中，公众处于不知情状态下，尤其是当涉及突发的个人健康、安全的危机事件时，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降低。往往会对形势的判断模糊不清，甚至会无所适从。如果任由人们对信息做出盲目的选择，进而形成各种流言蜚语和不利的舆论导向，则更容易引起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导致危机事态激化。危机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往往难以估量。危机事件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是有形的、可统计的，但对人们造成的内心创伤却是无形的，也是无法用具体的数字来表示的。“9·11”事件给美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是500亿美元。而据纽约《每日新闻》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11”事件发生一年后，仍然有五分之一的纽约人认为袭击会再次降临。专家们估计，至少有一百多万纽约人长期存在心理问题，而由此产生的怠工、消极情绪所造成的隐形经济损失则无法估量。

“非典”从表面上看是个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但它对出口贸易、交通运输、教育秩序、旅游、餐饮娱乐等领域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不确定性的影响大大高于事件本身的影响，其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将对社会稳定构成显性威胁和隐性威胁，对人们信心的影响更大。

媒体对危机的缓释作用

媒体介入危机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潜伏阶段，媒体对危机有预警和监视作用。由于自身的社会特征，媒体对各种社会问题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因此能够在第一时间传递可能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信息，以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并通过舆论监督使其采取有效的措施把潜在的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避免危机的升级。危机的爆发期，媒体起到满足公众信息需求、引导公众情绪的重要作用。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往往更加迫切。但是在许多危机事件中，媒体滥用自己手中的话语权，无限地对危机进行剖析，这种做法往往会影响政府的危机管理效率，甚至引起政府对危机处理的失误。

心理学研究表明：对于危机的“恐惧”心理传播状态与“快乐”心理的传播并无区别，它通过大众传媒可以在人群中快速彼此感染。对于危机的恐惧心理如同病毒一样，迅速且传染能力强。罗斯福认为：“惟一要恐惧的东西就是恐惧本身（fear is fear itself）”。群体很容易接受媒体的暗示，因此最初媒体的“简单提示”会通过“心理传染”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著名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便是最好的例证。曾经一度笼罩在核事故阴影中的切尔诺贝利地区历经乌克兰政府二十年清理，已经安全近乎无污染，但由于媒体大肆的渲染所带来的危机心理的影响，使该地区至今仍然是“无人区”。

媒体面对危机所应表现出来的主要作用，应该是舆论缓释。舆论缓释是解决社会情绪不稳定，防止不良社会情绪爆发的一种有效手段。可以向受众呈现事物积极的一面，使受众的不良心理倾向得到缓和释放，引导受众对危机进行理智的分析和判断，从而消除盲目恐慌的不良心理，消除人为造成的恐惧心理。否则，危机类似洪水，它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若不及时找到合适渠道给予疏导，就有可能酿成大的社会动荡，带来安全隐患。

媒体缓释危机的有效方法

面对重重的不利条件，媒体应采取哪些措施缓释社会危机，起到“社会舆论减压阀”的作用呢？

汶川地震发生后，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指挥抗震救灾，胡锦涛总书记迅速做出指示，国内有关部门及时快速做出反应。这一切都通过媒体及时传达给公众，有效消弭了人们对地震的恐惧，获知了有关信息。

此后，以CCTV为代表的媒体，以超长时间的直播，全景式地展现了抗震救灾的场景和巨幅画卷，成为缓释危机的成功案例。

首先，信息详尽披露和媒体快速反应是缓释的两个基础。尤其是面对突发的危机时，民众由于迫切关心自身的安危和权益，希望最大限度地获得有关信息。在这时，如果无法从正当、权威的渠道获取信息，人们就会转而寻求别的信息来源，流言、小道消息就有了生存和壮大的空间。这些不负责任的流言或小道消息，则很有可能进一步加深民众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造成一定时间和范围内的舆论混乱。

因此，为避免出现刺激危机局势的信息蔓延和引导公共舆论，政府必须做出恰当的媒体政策选择，使媒体能够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发布。

2004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禽流感，我国的主流媒体在进行舆论缓释的时候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许多措施日渐成熟。政府与媒体逐步坦诚开放，民众的恐慌与不安也随之消除。因此当一些地区出现禽流感的时候，主流媒体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及时公布最新的检测结果，民众在面对详尽而客观的信息时并没有表现出恐慌情绪。

其次，应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引导公众保持社会正常运转。“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媒体除了讨论恐怖分子是谁、政府是否要报复、报复的程度如何等问题之外，更多地呼吁公众尽可能地恢复正常生活，认为这是对恐怖活动做出的最有力的回击。一些报纸则号召民众从自己做起，做好身边的事情，鼓励公众走出家门，去加油、购物、消费，媒体把政府的政策，巧妙地转换成公众的日常行为规则，既起到诠释政策的作用，又引导了公众的日常行为，对危机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达到了稳定民心、保持社会体系的正常运作的效果。

第三，从媒体间内部关系上讲，媒体的资源共享也是危机缓释的重要手段。“9·11”事件之所以成为西方媒体缓释的最成功案例，就是因为媒体间的通力合作。在这场惊天恐慌中，美国媒体都弃除门户之见和商业利益，始终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最初的二十四小时画面资源共享，极大地调动起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报纸头版大幅标题多为“美国遭受攻击”、“恐怖主义袭击美国”等，充分发挥了画面的煽情功效。各大电视网反复播放大楼倒塌的画面，既满足了公众对危机事件最基本的知晓欲望，极大地激发了美国公众的爱国情绪，也避免了各种猜测和小道消息的流传。

由于危机背景下的社会群体极易丧失斗志与信心，因此媒体的缓释作用也可以在树立“英雄”上下功夫。具体来看，可以让言行举足轻重的专家或政治家在媒体上唱主角，形成一面旗帜。在我国非典新闻战中，钟南山院士和王歧山市长便成了一种符号，作为与病毒英勇作斗争的两座大“山”，人们看到他们在媒体上出现便觉得得到一种科学和政治的力量，一种胜利的希望。

危机，正伴随着人类社会的高度发达而成倍增长。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里，社会不可能完全避免危机，危机也不可能回避媒体。至于媒体——无从选择，必须担当起舆论缓释的社会责任，尽其所能缓释危机带给人类社会的一切压力。■

新闻媒体与社会舆论监督 篇3

新闻工作者是高强度、高风险、被新闻移动而行动的特殊职业。从业者如果有胆量选择了这一职业, 就应该练就特别过硬的本领来从容面对任何突发事件。有人说:现在若想干新闻这行当, 你必须拥有“四大法宝”, 即“铜头、神笔、飞毛腿、再加一个大肚皮”。此“四大法宝”缺一不可, 完全拥有会所向披靡;缺少一样, 则可能四处碰壁。

一、“铜头“之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接受社会监督的能力

铜, 重金属元素之一。其坚韧性、延展性、导电性都很强。以其类比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坚定的政治信念, 政治责任感, 很是恰当。

新闻工作者贵在有异常灵活的思变能力、明察秋毫的洞察能力、高瞻远瞩的预见能力和充满无穷无尽智慧的政治头脑。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 一定要明确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 懂得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刻领会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向导, 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 坚持不懈地宣传科学理论;推动经济发展、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

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大新闻工作者在行使这一重要职责的同时, 也将自己的监督方向、监督措施、监督能力和水平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所以, 社会公众会时时刻刻密切关注新闻舆论监督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否有利于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从而改进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是否有利于端正党风、政风、反对腐败, 是否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是否从大局出发?是否假公济私、颠倒黑白?你监督的重点是否放在了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难点、焦点问题上?只要新闻工作者具备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水平、端正的工作态度、高超的专业技能、完善的个人品质修养、过硬的如纯铜般的坚韧性、延展性的本质, 就会经得起任何监督、考验和敲打, 保证新闻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神笔、飞毛腿和大肚皮之新闻工作者的形象树立和维护团队形象之重要性

新闻工作是一个抛头露面的特殊职业。即便是编辑、校工作的人, 也是通过你编校的稿件、版面将自己的综合性形象昭示于广大民众面前而受到监督的。所以, 完善自我形象的塑造, 他不仅关系到新闻工作者个人是否受重视、受尊敬、受赞扬, 还关系到我们供职的团队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地位。所以, 完善自我形象, 从而维护好新闻工作者团队的形象。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闻工作难做, 就在于它对其从业者的要求是绝对严格的、高标准的。试想, 一个怕苦怕累, 养尊处优, 作风拖沓, 不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 不做调查研究, 只浮在“上面”或呆在家里“编”稿子的人, 能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吗?他能报实情、讲真话, 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公正性吗?此外, 飞毛腿类比之意, 也适应了新闻报道必须具有时效性这一特征。作为新闻工作者, 我们编辑的每一个画面, 写的每一篇稿件, 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 都会作为历史的见证永久保存下来。作为公众形象, 社会大众对新闻工作者的一切行为是近于理想化的、苛刻地按完美标准来要求的。“人之为善, 百善而不足;人之为不善, 一不善而足”。在人们固有的观念中, 你是新闻工作者, 你就应该是一个堂堂正正的道德君子、一个学识渊博的睿智学者、一个能知天下的世外高人、一个行侠仗义的武林高手, 你就理所应当是一个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专家。你某些方面没有达到人们理想的要求而招致人们的非议或挞伐, 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齐心协力, 为集体增光

就个人而言, 无论你有多大的才干, 若没有你施展抱负的平台、没有你依靠的集体, 你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网络舆论的社会心理分析 篇4

一、渴求真相心理

2015年6月20日下午, 一起发生在南京的车祸, 短时间内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一辆宝马轿车以“闪电”般的速度闯红灯, 在路口撞上了一辆正常左转弯的马自达轿车, 车上两名年轻人当场身亡。随后, 南京市公安交管局发出两份情况通报, 确认肇事司机闯红灯引发事故, 但排除肇事司机酒驾、毒驾嫌疑。那么, 肇事司机为什么会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 在市区内如此疯狂行车呢?这成为受害者家属和公众关注的焦点。随后, 多家媒体参与报道此事, 但各家媒体的报道内容却出现了多个版本, 有的甚至与警方提供的消息大相径庭。9月6日,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报称, 肇事司机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种病是陌生的, 所以不少网民难以接受这个说法, 并质疑这是在偏袒肇事者。

每个人都渴望真相水落石出, 渴望得到公平正义。但是, 当公众面对的是碎片化的信息甚至是相悖的信息时, 就不得不对真相进行追问, 如果官方不及时消除民众疑虑, 势必会引发公众对真相天马行空的想象。同时, 由于网络的介入, 使更多的受害者不再磕头哭告找青天, 而是借助各种媒介, 呼吁广大网友关注, 唤起公众对真相的渴求, 网民的舆论使其事件的传播效应急剧放大, 渴求真相的心理和维权行动从网络中获得了最大化的助力。

二、非理性心理

2015年9月3日, 台湾歌手范玮琪因在微博晒出儿子照片, 被大陆部分网民质疑不关心阅兵和抗战胜利纪念日。网友见范玮琪没有发任何相关消息, 纷纷在其微博下评论“阅兵耽误你晒孩子了, 真是对不起”、“别人都在看阅兵, 你在干什么?”在这样的纷纷指责下, 范玮琪不得不删掉微博, 随后发表道歉声明, 说道:“真是对不起, 因为分享了一张儿子的照片, 让大家不高兴了!”这并不是网民第一次与公众人物产生冲突, 在天津大爆炸后, 马云微博已沦陷, 其评论被清一色的“逼捐款”留言所覆盖。不少网友指责马云“你有钱, 为啥不给天津捐款, 鄙视你”, “马老板, 人家都捐款了你咋回事”, “花了十几亿买豪宅, 不捐几亿对不起中国首富的地位”, “你不捐款, 我再也不淘宝了”。

每当出现重大舆论事件, 大量网友都会带着某种宣泄情绪, 在网上大肆赞美或是无端谩骂, 更有甚者, 针对网络事件在网络上进行人肉搜索。例如, 2008年我国的“人肉搜索第一案”, 将事件主角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等统统公之于众, 给当事人带来了很大困扰甚至伤害。这种类似于网络暴力的背后是非理性的网民心理在支撑。这种现象反映了近年来社会意识形态越来越失范的迹象。而这种失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网络所具有的匿名性, “在互联网上, 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是对于网络的匿名性描述得很精准的一句话。一旦出现涉及伦理道德的事件, 匿名性合法不责众的心态使大部分网友站在所谓道德高地上, 对持不同看法的网民进行强烈反击甚至是叫嚣辱骂, 最终沦为一场网络骂战。在网络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中, 网民的非理性心理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猎奇心理

网民的猎奇心理主要体现在对公众人物特别是娱乐明星私生活的窥探上。明星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 其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公众注意, 特别是关于恋情、婚姻等方面的新闻尤其吸引受众。多次拍到过明星私生活的卓伟有着“中国第一狗仔”之称, 今年1月27日晚, 卓伟的风行工作室发布陈赫和张子萱拥吻视频, 视频一出, 立刻在网上引发热议, 陈赫的好男人形象轰然倒塌。于是, 众多网友开始在陈赫微博下留言, 绝大多数是谩骂和叫嚣, 并扒出其前妻的微博, 甚至设计出一条所谓的“陈赫—许婧—张子萱—杨一柳”的“微博观光路线”。在这个事件中, 网民的好奇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此事曝光之后, 卓伟在新浪注册微博, 目前粉丝数量已涨至202万, 正是网民的强烈的好奇心和猎奇心理才使娱乐记者如此的风靡一时, 受人欢迎。

网民的猎奇心理还体现在对丑闻的炒作上。近日,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郭美美、赵晓来开设赌场一案。2011年, 郭美美曾在微博上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虚假身份大肆炫富引发关注, 随后, 郭美美凭借贴在身上的“炫富”“干爹”等标签, 一次次的对有悖于道德规范的丑陋面进行炒作, 并成功吸引公众眼球。在这些炒作内容中, 不少是网民关注的热门话题。例如, 贪官污吏、贫富差距、红十字会等等, 郭美美利用公众对这些话题的敏感度, 极大地满足了受众的猎奇心理。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研究员张磊博士认为, 之所以流行炒作丑闻, 和目前大的社会环境有关, 在互联网时代, 人们对负面、丑恶的信息有着更大的接受度。在利益的驱动下, 炒作丑闻已经成为一种成熟且廉价的商业运作模式, 这一市场行为的目的只有一个——追求知名度,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是恶名。而广大网友对这样的炒作时刻保持着极大的好奇心, 无形中推动了丑闻无下限的炒作。

网络舆论是以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受众心理为基础的, 而受众心理是复杂而多变的, 他们仇视腐败、渴求公平和真相, 对新鲜事物充满猎奇心理, 也会陷入一种非理性的集体狂欢。因此, 对于受众的复杂的心理特征, 要及时拓宽官方信息渠道, 加强意见领袖的引导作用, 促进舆论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程慧.当前社会背景下的网民心理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2011 (68) .

社会舆论结构论文 篇5

广播是一种主流媒体,属于传播速度较快、收听较为便捷、覆盖面积很广的大众传播方式之一。不管是解读党的方针还是宣传党的政策抑或是传达党的号令,广播所起到的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人们既能从广播中了解奇闻异事,接受文化知识,又能通过广播了解党的政治决策和方针路线。

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力以广播的形式进行传播,使新闻素材可以传播给受众,从而产生良好的宣传效果。从这一层面来看,我们可很清晰地发现,广播新闻传播力有几大决定要素,包括新闻素材传播速度的快慢、新闻传播范围的大小以及新闻所产生的传播效果。对新闻影响力来说,广播新闻传播力是其直接的决定因素,而对新闻传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来说,新闻影响力则是其最终体现。

二、如何创新广播宣传,提升社会舆论影响

(一)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作为党委和政府的宣传主体喉舌之一的广播传媒,要围绕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在社会舆论中传播正能量。主动用正确的思想意识引导听众,形成符合当今社会所需要的舆论导向。特别是在选择新闻稿件时,要注意选择政治明确、思想健康、符合党和政府工作大政方针的主题,做到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新闻工作以舆论导向为本,身为新闻工作者,首先要清楚什么事件可以报道、什么事件不能报道,若可以报道,再确定如何报、报多少,随时随地都位于一个选择与取舍的处境。不管在什么时代,广播新闻生存发展的根本都是大局意识与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广播新闻工作者的首要工作,要准确掌握广播新闻的主要宣传格调,宣传对社会发展有益的内容,使得文化得到正向的传播。在面对一些突发的舆论事件时,新闻工作者要从全局的角度出发,穿透事件的表面发现其本质,沉着冷静地分析事件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次意义,充分地考虑报道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为广播新闻工作者,必须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工作,努力奋战,把好质量关,使每个环节都不出现政治偏差,成为党和政府信赖的媒体,使引导正确舆论的主动权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二)创新传播内容、形式和技巧

在设置节目栏时,应设计出贴近听众,贴近生活的样式,一方面善于把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政策措施传递给听众,另一方面要深入基层挖掘题材,寻找话题,把热点、难点问题找出来,加以整理,引导人们听节目,从节目中得到思考和启发。新闻工作者应该设法拉近其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使得更多听众乐于欣赏广播新闻等各类节目,记者应该多与基层群众接触,探索实际、访问百姓、直击心灵地进行采访报道。在走基层的过程中,广播新闻记者要善于透过现象观察事物的本质,成为连接党与人民群众的纽带,成为传播政府舆论的帮手,成为百姓的发言人,为人民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要想做出受人喜爱的广播新闻,就必须深入地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多反映人们的工作生活状况,多宣传普通群众中比较典型的人物,使得他们成为主角,使他们的故事成为新闻事件,这样才具有煽动性和渲染力,从而增强新闻的影响力。创新的技巧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是同一则新闻,但是因为处理的技巧不同,最后所形成的传播效果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对广播新闻宣传而言,要谨遵新闻传播规律,充分体现其时代性,巧妙赋予其创造性,从而使其影响力逐步提高。

(三)注重民生民意,增强广播宣传的亲和力

为了满足媒体发展的需要,新闻媒体必须将关注民生、报道民生摆在重要的位置。既要多反映党委和政府为社会为民生做规划的大事好事,也要注重反映民众的呼声和意见,力求把涉及国计民生的完事、好事报道好,同时对广大民众的需要和期望也要有所反映。报道反映民生民意的事件,聆听民众的心声,了解民众的生活,可以使得宣传更具亲和力,广大群众之间更具凝聚力,有利于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所以,在进行有关民生新闻的宣传时,要尽可能地将人文精神体现出来,将群众的生活疾苦突显出来,使群众的呼声得以体现,使群众的利益在强大舆论影响力的煽动下完美展现。同时,深度剖析民生新闻,使其能够多方面、多视角、多层次地得以呈现,使其拥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从而突显民生新闻的深度及分量。

(四)转变传统广播编排模式,吸引受众收听

国际上享誉盛名的广播电台,以准确及时著称,它们都会用“一小时单元滚动制”的方式进行新闻播报。在每小时的前半小时里滚动报道一天中发生的重要新闻,新闻的内容会比整点时期播报的内容更具体,这样可以使受众能更清楚地了解新闻事件发生的因果,不仅将新消息提供给受众,还能满足受众挖掘新闻背后故事的心理,提起他们的好奇心。另外半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则相对灵活,有教育、文化、体育、文艺等,可以利用专题直播、转播、编播与群众互动等形式加强编排样式。这样新颖的广播编排模式能够吸引更多受众自发地收听新闻广播,激发他们的收听兴趣,从而通过广播提升舆论的影响力。

创新广播宣传意味着传统模式被打破,广播不再以一成不变的形式出现。只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思想意识,使报道内容丰富多彩,形式不拘一格,节目编排富有灵活性,就可以让广播宣传焕发新的活力,在收听新型广播时,人们将会更具乐趣,成为其忠实听众,使得广播宣传更具影响力,从而提升社会舆论影响力。

摘要：广播宣传是极具影响力的一种宣传方式,人们可以在广播中了解新知识,认识新事物。广播宣传对社会舆论有着一定的影响。对此,本文以创新广播宣传为中心,对其提升社会舆论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

关键词：创新,广播宣传,舆论影响

参考文献

[1]徐诗春.刍议提升县市广播新闻传播的影响力[J].新闻研究导刊,2014(5):87.

论《管子》的社会舆论调控思想 篇6

一、《管子》社会舆论调控的思想和措施

对民众社会舆论的利用思想和控制举措, 《管子》一书在理论上进行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1. 广泛听取社会舆论是贤明君主的必备条件。

《管子》强调君主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和决定性作用:“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 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 道一人出。”对个人而言, 治乱决定于人心;就一个国家来说, 存亡决定于君主, 而天下的得失, 则取决于君主一个人的喜好和选择。《管子·形势解》云:“明主不厌人, 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 故能成其圣。”英明的君主应该有博大宽广的胸怀, 去接纳各种谏言和舆论。“谏者, 所以安主也。”利于国家的谏诤之言, 君主务必要听进心。贤明的君主, 多听兼听, 能听取谏言或意见的渠道有很多:“明主者, 兼听独断, 多其门户。”这样一来, 下属可以提醒上级, 地位低贱者可以评说尊贵者, 奸佞之臣就不敢欺瞒君主, 《管子·明法解》云:“群臣之道, 下得明上, 贱得言贵, 故奸人不敢欺。”昏庸的君主做法则与之相反:“乱主则不然, 听无术数, 断事不以参伍。故无能之士上通, 邪枉之臣专国, 主明蔽而聪塞, 忠臣之欲谋谏者不得进。”君主的视听被蒙蔽阻塞, 忠臣想要设谋进谏, 也得不到进用, 国家治理的情况不堪可想而知。《管子·九守》指出听取舆论时君主要有坚持的原则和方法:“听之术, 曰:勿望而距, 勿望而许。许之则失守, 距之则闭塞。高山, 仰之不可极也;深渊, 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 正静其极也。”君主不要一下子就拒绝反对, 也不要一下子就肯定。肯定则可能失误, 拒绝则可能闭塞。要像高山和深渊一样, 仰视看不到顶, 计量摸不到底。要像神明的德行一样, 做到端正而冷静。

2. 设立专门的行政机构来利用和控制社会舆论。

在应对社会舆论方面, 齐国有政治机构的设立和保障。齐桓公提出“有而勿失, 得而勿亡”即如何常保国家的问题时, 管子回答说:“勿创勿作, 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 察民所恶, 以自为戒。”也就是说, 不应以个人的好恶而损害公正的原则, 要调查了解民众之所恶, 并引以为戒。管子列举了一系列的古代贤君重视民意, 应对社会舆论的做法和经验:“黄帝立明台之议者, 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 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 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 而备讯也;汤有总街之庭, 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 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 得而勿亡者也。”

具体到齐国具体的国情, 管子建议在国内也实行相似类型的制度, 名曰“啧室之议”, 内容主要包括:“法简而易行, 刑审而不犯, 事约而易从, 求寡而易足。”百姓在这些方面指出君主或国家治理的过失的, 其意见都放入“啧室”的咨意制度内来处理。对于民众的一些过激舆论言辞, 管子主张实行地方官员监控等行政措施来进行缓冲。《国语·齐语》记载, “乡长”、“五属大夫”等各级地方官长的职责是“各使治一属”, “各使听一属”, 上级监察下级, 以达到“各保治尔所, 无或淫怠而不听治者”的效果。同时, 齐桓公要求各级官长主动荐举那些“有功休德, 惟慎端悫以待时, 使民以劝, 绥谤言, 足以补官之不善政”者, 这实质上就是要求官员自身承担起“绥谤言”的职责, 把民众对官府的怨言进行疏散, 消弭于无形之中[1]193。

二、《管子》社会舆论调控思想的践行

《管子》书中对民众社会舆论的利用和控制举措, 在理论上进行详细的阐述, 且在齐国的政治实践中也有所体现。齐国君臣非常重视普通民众的舆论倾向, 在自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快进行调控。

《韩非子》记载, 齐桓公微服巡访民间, 见到一位老人自己艰难生活, 问其原因, 老者相告说:“臣有子三人, 家贫无以妻之, 佣未及反。”齐桓公把这件事告诉管子, 管子分析并劝谏说:“畜积有腐弃之财, 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 则民无妻。”齐桓公听从谏言, 把宫廷中的宫女择人而嫁, 并下令曰:“丈夫二十而室, 妇人十五而嫁。”这则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故事的主角鹿门稷者也是位老者, 70岁了还没有娶妻。而桓公也听从管仲谏言, 终使“内无怨女, 外无旷夫”[2]260。这可看作管子社会舆论调控思想的具体实践。因宫女人数过多, 导致普通百姓无法婚配, 而老者无法安享晚年。国君重视民众的言论, 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利于社会矛盾的调整和解决。

《说苑》记载, 齐桓公出去打猎, 逐鹿而走, 进入山谷中, 看见一位老者, 就问这山谷的名字, 回答说:“为愚公之谷。”问及原因, 老者回答说, 这个山谷是根据自己的名字命名的, 并讲述了自身的经历:“臣请陈之, 臣故畜牸牛, 生子而大, 卖之而买驹, 少年曰:‘牛不能生马。’遂持驹去。傍邻闻之, 以臣为愚, 故名此谷为愚公之谷。”齐桓公回来后,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管子。管子建议说:“此夷吾之过也。使尧在上, 咎繇为理, 安有取人之驹者乎?若有见暴如是叟者, 又必不与也, 公知狱讼之不正, 故与之耳。请退而修政。”[3]148愚公在市场交易时遇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证明经济市场秩序和法律程序比较紊乱, 百姓甚至无法正常交易。了解到民众的看法后, 统治者就应该修订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市场贸易制度, 切实保障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新序》记载, 一次齐桓公出去游玩, 来到了亡国故城郭氏之墟, 问旁边的百姓这是什么地方, 回答说是郭氏之墟。问及郭氏败亡的原因, 回答说:“郭氏者善善而恶恶。”“善善而不能行, 恶恶而不能去, 是以为墟也。”齐桓公回来后, 把这个故事告诉了管子, 管子问:“其人为谁?”齐桓公说不知道, 管子就把齐桓公和郭氏相提并论。于是齐桓公又把那百姓招回来进行赏赐[4]133。齐桓公遇到的这位普通百姓, 能从国家兴亡的高度分析诸侯国败亡的原因, 这对国君来说是相当有借鉴意义的。这样的人才, 当然值得赏赐。

齐桓公和管子作为齐国的重要统治者, 十分重视百姓的舆论内容, 这在秦汉的典籍中多有记载, 是他们收集、利用舆情的真实政治生活写照。这大大改善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困境, 及时修订了不合理的国家法律制度和市场贸易制度, 有效地疏导了民意, 调节了社会矛盾, 保障了老百姓的自身利益。

齐桓公接受了管子社会舆论调控的建议, 并积极践行, 最终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功效。《管子·大匡》记载:“桓公受而行之, 近侯莫不请事, 兵车之会六, 乘车之会三, 飨国四十有二年。”在管子的辅佐之下, 齐桓公执掌齐国政权, 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 享国达42年之久。

三、《管子》社会舆论调控思想的成因与实质分析

综上所述, 《管子》非常重视对百姓和臣子舆论情况的收集, 进行详细的了解和处理。《管子》中重视收集、利用百姓舆情的社会舆论调控思想, 是建立在其以民为本的“予之为取”为政理念基础之上, 注重以百姓的喜恶为政策是否实行的标准:“政之所行, 在顺民心;政之所废, 在逆民心。”作为君主, 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制定国家政策, 当以“民”是否欢迎、是否接受为准绳, 尤其是做到“与俗同好恶”, 就是尊重民间的舆论和习俗。如果单凭借严酷的刑罚和频繁的杀戮, 君主的地位就很难保全了。显然, 《管子》的这种思想认识, 与西周以来的“德政”思想和“民本”思想联系密切。

重视舆情, 是古代先王取得政绩的重要原因, 也是后代国君治理国家值得借鉴的地方。古代的贤圣之王特别善于听取民众的意见:“先王善收之于民者也。”注意收集百姓的心声对君主来说是件好事, 有些原则需要遵循:“夫民别而听之则愚, 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 复合于市人之言。”对于人们提出的意见, 若仅个别听取, 就显得比较愚蠢;若全面综合地听取, 就将是明智的。像商汤和周武王那样英明的君主, 也会多方收集众人的言论。所以, 贤明的君主会顺从人心所趋, 适应人的性情, 行为做事都从民众共同关心的多方出发, 这样国家治理起来就能便宜行事。

不容忽视的是, 《管子》对不利的舆论内容采取严格的法律手段进行控制。《五辅》篇曰:“五经既布, 然后逐奸民, 诘诈伪, 屏馋慝, 而毋听淫辞, 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 树为淫辞, 作为淫巧, 以上谄君上而下惑百姓, 移国动众, 以害民务者, 其刑死流。”明确规定百姓“毋听淫辞”, 不许听取和传扬淫词滥调。如果发现有这样的舆论谣言, 上谄君主而下惑百姓, 导致全国上下不安宁, 危害百姓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刑死流”, 即处以死刑或者流放。

总之, 《管子》的社会舆论调控思想, 是其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带有明显的礼法并举色彩, 并有效地将两种表面似乎矛盾的社会控制手段统一起来。作为一种务实的政治派别, 《管子》对内部舆论加以控制的核心是对人的控制, 认为四民要“分而治之”, 在官民之中还要培养能够率先垂范的“良民”、“良臣”, 这样所谓“谤言”等负面舆论自然消弭, 不言而喻, “和合”之誉自然鹊起。《管子》关于社会舆论调控思想中的民主和法制关系处理, 在当时确实对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至今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摘要：《管子》一书包含丰富的社会舆论调控思想, 涉及民众舆情的收集、利用、引导和控制等, 且在齐国的政治实践中有所体现。《管子》的社会舆论调控思想, 是其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出民主与法制这对矛盾范畴的张力和弹性。

关键词：《管子》,社会舆论,“啧室之议”

参考文献

[1]夏保国.先秦舆论思想探源[D].吉林大学, 2009.

[2]王先慎.诸子集成·韩非子集解[M].中华书局, 1954.

[3]向宗鲁.说苑校证[M].中华书局,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