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思想

舆论思想（精选12篇）

舆论思想 篇1

梁启超与李普曼这两位处于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报人看起来有很多相似点, 都对政治感兴趣, 都是杰出的报刊政论家, 都对报业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都对舆论作过精彩的论述。梁启超一生中全面系统地阐发其舆论思想的文章有三篇, 即《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敬告我同业诸君》和《国风报叙例》, 比较系统地表述了报刊与舆论、英雄与舆论、国民与舆论, 舆论的功能和健全舆论的形成等方面的理论观点, 另外一篇文章《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有感》 (见《饮冰室文集》第九册) 为舆论下了定义。李普曼这位世界上杰出的政治专栏作家在1922年出版了著作《公众舆论》, 被公认为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目前对他们舆论思想比较的研究大概有四五篇文章另加一篇硕士论文。笔者通读下来发现研究中对他们舆论思想不同的实质语焉不详, 流于字面和摘章抄句, 本文从梁启超与李普曼各自论述的文章和著作出发, 回到文本起点来论述各自舆论思想的实质, 同时试图回到历史的情景中来理解各自舆论思想散发出来的光芒。

一、关于舆论的理论框架: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与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

梁启超集中论述舆论的文章是在维新变化失败后, 逃亡日本之后, 一方面是政治运动失败之后经验的总结, “凡事之败, 在有唱者而与为和”, [1]这虽然是章太炎历史经验的总结, 也是他们这代人的切身体会。所以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一改《时务报》时期着重制度改良而回到了“开风气结群”的路子上来。而李普曼观察到了民主的现实“境遇”:人们对民主的发展前景越来越感到绝望。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参加过战时宣传的他在实践中发现舆论是可以控制的, 从而引起他对舆论的深刻思考。

不但他们对舆论研究的缘起不同而且研究的着眼点和内在的思路有明显的差异:梁启超主要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 集中探讨舆论生成的过程以及舆论的政治功能, 着眼于实用。李普曼着眼于舆论的来源, 即公众是否可以从新闻获得准确可靠的信息从而在脑海中形成世界完整图像进而参与民主决策, 把舆论作为本体的研究对象, 对其进行了学理的科学探讨。阎克文指出:“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 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 可以说只出现过两个源头, 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2]。在西方的语境中出现的是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 在《公众舆论》中, 李普曼探求舆论的大致思路是:舆论的源泉———人们 (公众) 对外部世界的获知———新闻提供的拟态环境的不可靠不真实和公众的非理性的认知特点———寄托于专家精英提供外部环境准确的图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场域中出现的是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 在梁启超第一篇专门研究舆论学的论文《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中, 文章借言英国政治家格兰斯顿之口云:“格公常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时势之真相, 唤起应时之舆论而指导之, 以实行我政策。此实格公一生立功成业之不二法门也, 盖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 必先造舆论, 其事事假借舆论之力, 固不诬也。但其所假之舆论, 即其所创造者而已。”, 所以, 梁启超说格兰斯顿既是“舆论之仆”也是“舆论之母”[3]。在这里, 梁启超探求舆论的大致思路是:大英雄、大豪杰超前的思想观点 (舆论之敌) ———利用报馆制造舆论 (舆论之母) ———舆论在国民中激荡, 顺应舆论, 尊重舆论 (舆论之仆) 。在文章中, 他谈到舆论是国民多数之意见, 国民多数意见来自哪里呢?来自大英雄大豪杰的唤起。在现实的政治中, 梁启超把舆论作为政治权术之用, 袁世凯窃得大总统职位后, 梁与袁书信往还, 在一封信中说:“善为政者, 必暗中为舆论之主, 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 夫是以能有成。”[4]梁启超所谓“表面自居舆论之仆”指表面尊重舆论, “暗中为舆论之主”指暗中操纵“舆论”。有学者指出他对舆论的认识和对舆论的使用自相矛盾, 其实不然, 因为这就是他“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思想的活用。

如果把舆论比做一股激流, 梁启超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利用这股激流直接为救亡图存的政治即大英雄大豪杰干大事服务, 主要从舆论的功能和效果来认识和利用舆论。李普曼在探求这股激流的源头的活水, 探求这股激流是否能成为民主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虽然探求结果失望, 依靠精英解决困境的解决之道令人诟病, 但他提出的问题带有超越时空的深刻的反思力度。虽然两者都认为舆论是是可以人为控制的, 但他们论述的前提是大相径庭的, 梁启超认为报馆的言论或者大英雄大豪杰超前的思想观点可以制造舆论, 他想当然的认为舆论来自于英雄豪杰超前的言论并通过报馆的公布于众, 并且对此深信不疑。而李普曼是从新闻信息的角度来论述公众舆论的, 准确的来说从舆论的前提和基础即公众对环境的认知层面来探讨公众舆论。他提出:“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 就是他们的舆论。这些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写的舆论。”[5]他是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在这里指人与脑海中图像的关系的角度来论述舆论。虽然都对受众是失望的, 但在他们的舆论视野中国民与公众的含义天壤之别。在李普曼的视野里, 放弃了所有像主观能动、自治、自我管理之类与主体有关的概念, 而“新”的主体却受生物、自然或社会等法则的控制或制约, 他别无选择, 只有屈从这些法则。[6]在梁启超的视野下, 国民是被启蒙的对象, 并非舆论的主体, 完全放弃了作为主体的特性。而且, 梁启超舆论视野下的大英雄大豪杰与李普曼笔下的精英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大英雄大豪杰在梁启超当时的论述的语境下指干大事的政治家。李普曼笔下的精英阶层是指接近权力中心熟知局内运作的能客观描述社会图景的理想知识阶层。

二、舆论思想差异形成的原因

有人认为他们舆论思想不同是环境使然, 这个观点既对又不对。环境当然对人的思想有较大的影响, 但按照这样的思路, 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思想观点, 这是典型的结构功能观, 而人在思想中的形成中主观能动性及个性在这种视野下遮蔽了。笔者试图从他们各自所处社会历史环境、时代社会思潮、理论来源和个性气质等多维视角来探求谈们他们舆论思想差异的原因。

(一) 社会历史环境

20世纪初, 随着美国大工业、大企业、大银行时代的来临, 导致了特殊利益集团的膨胀, 公众的处境日益恶化, 当时美国新闻界的“揭丑运动”就是对当时社会的回应。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宣传的显著力量使得当时大众传播观“子弹理论”流传甚广。参加过战时宣传和揭丑运动的李普曼自然对公众的理性自我管理能力提出了质疑, 这种思考投射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19世纪末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 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境地, 国内清朝政府吏治腐败, 飘摇如坠, 梁启超与同时代有智之士发起了政治改良的运动, 面对运动的失败, 由寄希望借君主力量的维新吾国转向维新吾民, 即借助国民的力量来推动政治改革, 但当时国民的愚昧落后, 促使他寄希望于大英雄大豪杰搅拌舆论的力量。这就是梁启超舆论思想的现实动因。

(二) 时代社会思潮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恩·怀特海曾经观察到, “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取决于这个社会知识阶层的世界观, 而这种世界观也影响着伦理、宗教和科学等领域的思维模式”[7]。我们来看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试看李普曼所处的时代, 1900年出现了一种强劲的社会时代思潮:“认为民主力图以多数人的意志决定决策, 但真正重要的是以知识为轴心来决定政策, 即政府应该由工程师来管理。美国的城市精英也受其影响, 不相信新移民, 担心城市腐败问题, 希望政府由职业管理阶层来统治, 强调必须把真实的民主从还未成熟或还没有足够知识来进行自我统治的大众受众拯救出来。”[8]在这样一种社会思潮下, 李普曼对舆论的深刻思考是回应当时的社会公众议题即民主遭遇的现实困境。梁启超所处的时代社会思潮可谓风云激荡, 维新改革的思想学说一时占据当时代社会主流。而维新知识主要来自上海制造局“译介”的西学。而上海制造局就是洋务运动的产物, 洋务运动的宗旨就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因而“译介”的西学带着特定时代特定的功利目的。正如余英时先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极为短促, 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寻找真理的, 所以根本没有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这一百年来, 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 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 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 两边都靠不上岸。”[9]按照余英时的说话, 从19世纪末到“五四”时期是士大夫逐渐过渡到知识分子的阶段, 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就是这么一个阶段, 他虽天资聪颖, 对西学涉猎广泛, 但是带着急功近利的心理去探求救亡图存的真理, 对报刊的认识和运用也主要是喉舌功能的角度而不是从新闻的本质信息沟通的角度, 或者说报刊进入中国近代精英的视野不是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行业, 而是把它当作政治功能的延伸。他对舆论的认识和思考主要着眼于政治功能的角度。

(三) 舆论思想来源

据《李普曼传》介绍, 李普曼对弗洛伊德的理论非常感兴趣, 借用弗氏理论来赋予他的著作以新的意义。“在我所知的任何心理学中, 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 关于智能的著作, 关于美学的观点, 关于儿童心理学的理论, 第一次就人类行为, 或者说, 在人类创造和表达性格方面, 勾画出一副完整的图案……这种理论几乎还未被运用到政治学上, 尽管时而有些零零星星的文章提及这点。”[10]学者单波在研究中也提出:“在某种意义上, 李普曼接受了尼采由广泛的信仰危机所引出的知识相对论, 接受了佛洛伊德的意识的非理性观点以及爱因斯坦的科学知识的不稳定性观点。”[11]在《公众舆论》中, 他的理论思维集中于对事实的歪曲深深根植于人们头脑的机能之中。即探究大部分人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情感、习惯、偏见反射而得到的。对于梁启超来说, 面对维新变法的失败, 他舆论思想的形成既有政治实践经验的总结又与东渡之后梁启超的报刊思想有了重大变化有关。梁自云:“自居东以来, 广搜日本书而读之, 若行山阴道上, 应接不暇, 脑质为之改易, 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12]。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期时总结到:“故报馆者, 能纳一切, 能吐一切, 能生一切, 能灭一切”[13], 这或许是他后来舆论之母思想的萌芽。具体到《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中, 直接借鉴了英国政治格兰斯顿的观点。

(四) 个性气质

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 政治的热情冲淡了思考问题的冷静和深刻, 由此他的舆论思想在同时代的学人中具有爆发力但不具震撼力;李普曼不然, 他是个非常理性的人, 既有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 又能在他的沉默的深渊中退思。加上早年求学打下的哲学功底, 使他对问题的分析具有穿透力。李普曼的《舆论学》就是一部带有哲学分析的严肃之作。

总之, 他们在各自所处的社会场域、接受的理论思想、时代社会思潮及他们的个性气质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使得他们的舆论思想有巨大的差异。

三、新闻与政治关系:“戏中人”与“入戏的观众”

从这两个中西不同的文本的比较中对我们思考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有很好的启示和意义:李普曼对政治感兴趣, 做过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 在一战期间还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但李普曼选择了新闻业, 关注政治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政治时评家。在他的生涯中, 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说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的结合, 还告诫年轻同事避免“过丛甚密”危险。纵观梁启超的一生, 在1912前, 专事办报热忠于政治, 或者办报论证就是其维新政治改革的应有之义。1912年后, 直接投身于政治, 1914年, 梁启超任袁政府司法总长, 1915年初, 又被聘为政治顾问, 还任过财政总长, 直到对北洋军阀政府感到失望而退隐清华园从事学术研究。比较起来, 借用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的话, 李普曼更像是“入戏的观众”[14], 而这个观众会不时地跟台上的演员互动, 他经常跟戏中人打交道, 有时甚至客串一下, 但他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核心原则并不是要做“戏中人”, 他是站在新闻、舆论的角度思考民主政治, 表达独立的思考来影响台上的“戏中人”, 他以新闻为业;而梁启超更像是“戏中人”, 是布道者。梁启超曾明确说过“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 政治谈以外, 并非无言论, 然匣剑帏灯, 意有所在, 终归政治而已。”[15]他是“职业革命家”, 站在政治的角度思考报刊、舆论。一个是从内向外看, 一个是从外向内看, 关于新闻舆论的思想可谓是形似而神不似。同时政治的含义在他们思想里是不同的。梁启超关注的政治是为富国强兵而实行的改良和变法的政治, 李普曼眼里的政治是着眼于民主政治。一个是论证为营政作准备, 一个从政为论证作准备。

总之, 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历史的场域中, 梁启超以超越同辈人的卓识和激情, 固守“中学为体和西学为用”的理念, 以政治家的身份回应其时代环境提出的议题, 结合自身报刊实践, 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开启了舆论研究的传统。尽管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的舆论思想带有特定的历史局限性和自相矛盾的色彩, 以及他的“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舆论监督思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是不可实现的理想 (其原因已有学者论述, 不再饶舌) , 但为后来中国的新闻实践和舆论研究准备了理论和话语资源。在大洋彼岸, 李普曼以超乎常人冷静的头脑, 吸收同时代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知识, 引领我们进入了舆论学研究的瑰丽殿堂, 《公众舆论》最大的价值是找准了问题的症结并非给出解决问题的妙方。

摘要：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历史的场域中, 梁启超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开启了舆论研究的传统, 主要从传播者角度出发, 着眼于封闭的舆论制造和灌输系统。李普曼回应20世纪初民主遇到现实困境的课题, 从公众与脑海中图像的关系的角度去探究舆论, 着眼于开放的舆论生成和流通系统。本文从梁启超与李普曼各自论述的文章和著作出发, 回到文本起点来论述各自舆论思想的本质, 同时试图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来理解各自舆论思想散发出来的光芒。

关键词：梁启超,李普曼,舆论思想

舆论思想 篇2

做为一名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我在听了邱学强同志的讲话后深有感处，邱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加强和改进网络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措施，完善机制，不断提高开放、透明、信息化条

件下的网络宣传和舆论引导能力，努力开创检察宣传工作新局面，为服务党和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推动检察事业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目前，中国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网民数量已超过两亿人，由此可见，网络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将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检察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中央领导同志明确要求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提高网上引导水平，讲求引导艺术，积极运用新技术，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我认为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和阵地意识，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高度重视网络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牢牢把握主动权，努力为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实现检察工作自身科学发展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

快速发展的网络技术、急剧增加的网民规模和不断拓展的网络新闻，使网络舆论成为经济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力量。在强大的网络信息时代，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的主导权，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搭建与网民良性互动的网络平台，抢占舆情主动权。应当说，目前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大多建立了门户网站，但这些网站多数的情况是单向发布信息，有的网站长期未更新网页沦为摆设。由于信息剧新滞后和互动机制缺失，这些网站对大多数网民而言不具有吸引力。搭建网络平台，一方面要重视政府及其部门官方网站的建立和维护，及时利用网站平台发布信息，开设网民诉求通道，回应网民应该的各种问题，有效化解隔阂和对立情绪，在收集网络舆情上发挥自身平台的作用。另一方面，要积极介入一些重大知名网站和论坛，及时了解网络舆情动态，收集相关舆情资讯，为平时工作提供参考。此外，政府官员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可以采取开放博客、公布电子邮箱等方式，征求网民意见和监督议题，畅通网民访求渠道和网络监督通道，提升公共治理水平。

加强网络评论员队伍建设，引导网络舆情发展。网络时代的公共治理，要求我们把网络舆论作为了解民情、掌握民意的晴雨表，及时掌握网络舆情动态，同各种网上错误言论作斗争，引导网络舆情健康发展。只要我们多发表正面的言论，正确引导，各种错误思想、错误观点、错误倾向就是失去市场，败下阵来。要认真贯彻中办、国办《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意见》，努力建设和培养一支政治强、业务精、懂网络的高素质网络评论员队伍，在各种论坛里面针对政府治理的热点话题，发出主流声音，有效消除公众非理性民主、情绪式民主带来的消极后果。同时，注意网络舆情的分析、综合，及时发现关系改革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通过一定程序，上升到党委政府的的工作议题，以便从制度上、源头上推动这些问题的及时有效解决。

利用网络广泛听取民意集中民智，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网络为我们了解民情民意提供了渠道，是联系基层、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只有了解不同阶层民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才能加大把不同阶层群众的诉求转化为决策的力度，才能保证各项政策更好地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获得最广泛的群众拥护和支持。我们在制定政策、推进工作时，要主动利用网络听取人民群众的建议和呼声，最大限度地寻求民意的认同，将除涉及保密规定以外的所有政府信息公开，并在对话和协商中增加决策的可接受性，消除网民对误解和隔阂。但与此同时，也应警惕网络民意的局限性，网络不能取代实地调查研究，更不能替代政策研究和战略思考，对网络中所表达的民意，也需要我们具备一双“慧眼”区分良莠，加以慎重的判别和选择。

做好敏感政策领域的舆情预案，缓冲网络舆论压力。针对网络舆情在发生机制上的突发性、传播途径上的扩散性、后果控制上的难控性等特点，对一些敏感度较高的政策领域，如价格政策、公共安全、民生问题等，更易受到网络舆论的关注，因而在制定这些公共政策时，应当按照其脆弱性和敏感度，做好敏感度较高的政策领域受网络舆论冲击的相应预案，以免事后的被动反应。与此同时，决策主体在这些政策出台前要有意识地引导公众，以达到预先缓冲网络舆论的压力。公共问题的本质是公共需求与经济社会现状之间的差距，从现状解决问题容易引发不满，而从需求角度阐释问题，则更加容易使人清醒地看待现实。所以在一些公共政策调整上，决策者不妨提前预设一些议题，引导网民多从需求角度认识问题，进而缓冲因对现实不满产生的网络舆论压力。

请党组织对我进行帮助和指导！

汇报人：中国好范文

让思想更自由,让舆论更开放 篇3

广东省大力倡导建设文化强省。广东省委书记汪洋2010年7月初和网民代表交流时,说了一句饱含深情的话:“不要让岭南文化在我们手中断代。”当时,笔者忝列9名网民代表之一,闻此言,不由得想起少年时粤风南来的种种片段。

我的少年在湘中度过,就读的高中在一个古老的小镇上。时值1980年代末,开始有一些人南下广东打工,而电视的逐渐普及,使粤风无声地吹到三湘四水。记得当时热播的连续剧《霍元甲》、《陈真》和《上海滩》都是香港拍的粤语片,一时间,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少男少女用粤语唱起了:“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浪奔,浪流……”年轻人能说几句粤语,是很时髦的表现,而一些常用词也渐渐被粤风改造。譬如在此之前,湘地将不学好、混世界的后生仔叫“水老倌”,此后就如广东一样,将此类人称为“烂仔”。

后来我负笈北上,从此滞留北方,尤其在北京呆了17年,对皇城文化、帝都文化或多或少有些认识。粤风似乎离我远了许多,但若细究,粤风的影响无处不在,包括对有着强烈文化优势心理的北京人。

广东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一直就是个文化强省,因为它一直在对中国各省输出新思想新文化。而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多数时候,岭南人对中原、对北方甚至对巴蜀之地的文化是仰视的。

一千年前,苏东坡从经济繁华、文化昌明的中原,贬谪到被称为蛮荒之地的岭南,又一路向南,到雷州,再到海南。那时候苏大学士伤心的不仅是地理上与首都万里遥遥,更有一种被主流文化抛弃的沉痛,所以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担忧自己老死在岭南,尸骨不能回到中原。而因战乱迁徙到岭南的一些客家人亦如此,他们叮嘱子孙将自己的骨殖装进陶罐里,就是希望有一天后代能将他们的骨殖迁葬回河、洛地区。

而到了晚清,风水变了。广东人一改对中原文化仰视的劣势心理,广东成为开风气之先的地区,主导了中华文明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走向。

当下一讲到文化,许多人容易把这两个字引向“产业”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有什么样的小说、戏剧获奖了,有多少个赵本山、周立波、郭德纲这样的笑星,或者说弄了几台“印象某某”这样的秀,等等。在文化的层面,这些其实是低层次的东西。真正决定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是思想是否解放、眼界是否开阔、人性是否自由。禁锢在圈子里精雕细刻的文化产业或文化产品,可能只是一些类似套在小脚上的绣花鞋那样的东西。

这100多年来,岭南特别是广东一直是中国思想解放、文化创新的发动机。无论从思想层面还是制度层面,在中华文明遇到空前危机时,是广东这块土地上的仁人志士,为中国人找出路,找新的思想资源,比如容闳组织幼童去美国留学,第一批幼童几乎全是广东人;再如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变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我的故乡湖南近世人才辈出,作为广东北面的邻省,这100多年来颇受惠于广东。梁启超在长沙主持时务学堂,培养了大批三湘精英。单说梁启超那种饱含情感夹叙夹议的文风,就影响了当时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毛泽东早年的文章,就能明显看到梁任公文风的痕迹。

这风水是如何转过来的呢?外因当然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败,被迫开了广州等几个通商口岸,毗邻港澳,西方的器物、文化随之而来。但广东之所以能开风气之先,能从远离中原的文化欠发达地区成为新文化策源地,一个重要因素是新技术特别是新的传播技术,使地理上的距离在缩短。

清末民初,广东是最先引进先进的交通技术、传播技术的省份。比如鸦片战争后第一部真正达到近现代畅销书标准的出版物,可算香山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此书一出,朝野震动,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盛世危言》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影响到后世人物,如康有为、孙中山等。这部书能由广东人写出来并印刷出版、风行全国,一方面是因为广东开放更早,广东人接受新生事物比内地人更早,另一方面就是近现代新闻出版的技术、现代文化企业模式最早在广东落地生根。除了书籍,清末民初岭南有《广东七十二行商报》、《香港华字日报》、《南越报》,这些都是近现代意义的报纸,与传统的“红头文件”——只在官吏中传阅的邸报相比,它对开启民智、建设新文化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

而过去100多年间所有传播技术的进步对文化的巨大影响,远不如网络技术的出现。报刊、书籍毕竟需要印刷、运输,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地理距离的影响。在网络出现之前,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文化影响呈现的状态,犹如一颗石子投向水中泛起的同心圆波纹,处在涟漪中心的一定是政治中心,那么当然也是文化中心,然后一圈圈向外扩散,越到外围影响越弱。

而互联网,完全改变了这一切!

网络出现以前,《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等报纸办得再好,也只是地方报,全国影响有限。而网络的出现,使媒体的影响从横的层面超越了地域限制,如今广东发行的一些报刊影响是全国性的,一篇深度报道或评论,往往引起全国读者的热捧;从纵的角度说,则打破了中国特色的媒体之间的级别差别,像《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其影响早已超过不少正厅级、副部级甚至正部级报纸。而人际间、地域间思想的碰撞、文化的交流,完全打破了传统的藩篱。文化圈、思想圈不再以地域划分而是以志趣爱好划分,民国时期那种京派、海派、岭南派是受制于地理距离的结果,而今天同在北京城的知识分子,某些人之间可能老死不相往来,而拜网络所赐,其中一些人与广东志同道合的朋友整天在MSN、QQ上交流,宛若住在隔壁。

以笔者为例,1999年上网,上的第一个门户网站是总部在广州的网易,后来经常去的两个社区网站——天涯和凯迪,总部都设在和广东有着近缘关系的海南。而中国年轻人用得最多的网络交际工具QQ,总部设在深圳。也因为网络的出现,有了一批包括我在内的码字工匠,身在北京、上海等地,但思想却常驻广东,一年到头为广东的媒体写稿,关注广东媒体的内容。我算了算,我发表评论或文化专栏的报刊,广东的占了2/3,如《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周刊》、《同舟共进》等。一个公共事件发生后,北京、上海甚至东北、西北的公众,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往往会上网搜索,看广东的媒体是如何评论的。

什么叫文化软实力?我认为这就是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在于某种文化所体现的思想高度,所呈现的价值观是不是与时俱进,是不是被多数人所接受、所喜欢,而不是看其外表是否华丽。所以,清末的康有为还是个秀才时,身处南海边的小镇,写出那几部书,一下子就天下传诵,比那些一品大员翰林学士词藻优美的奏章影响大得多。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广东一直就是个文化强省。文化强不强,不是看有没有大剧院,也不是看挖出几个帝王陵,更不是自欺欺人自我命名为 “文化副都”,而是看在社会发展中,能不能及时提供先进的思想资源,能不能营造一种宽松的、符合时代特征的大众舆论空间——只有在宽松的舆论空间里,人的创新能力才能喷薄而出。单凭广州市民可以批评“亚运会”,就能看出这是个文化强省。更不用说1970年代末,改革从这里起步;1990年代初,小平南巡,南方风来满眼春。

当然,广东的经济、文化发展到今天,肯定不会满足于与其他兄弟省市相比,而要视野更开阔。看看作为岭南文化支系的香港,那么小的地方,上世纪60、70年代主导了整个东亚娱乐文化的潮流。事实上,粤文化近世影响很大,除了本土的创造力外,港澳当年作为殖民地的特殊地位,使它免受内地风云变幻的政治运动波及,从而相对独立地保持了粤文化的延续。台湾面积不大,人口不过2000多万,也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通过邓丽君的歌声,三毛、柏杨等人的文字,影响着广袤的大陆。台湾以弹丸之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维护及其在海外对中华文化的弘扬,成绩卓然。

网络思想博客与舆论引导 篇4

一、网络思想博客的内涵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公布的《2007年中国博客调查报告》显示, 截止到2007年11月底, 中国博客空间已达7282万个, 博客作者人数达4700万, 平均近每4个网民中就有一个博客作者, 其中, 活跃博客作者数量占博客作者总数的36%, 近1700万人;活跃博客用户的有效博客空间数为2875万个, 博客市场增长迅速。 (2)

有位网友曾形象地把每个设立博客的人比作摊主, 每位摊主的经营都有特点:有卖文化墨水的, 有卖思想的, 有卖图片的, 有卖隐私的……“博客纯以一种简单的浏览器, 供人们在上面自由言论和发布信息, 它集信息的接收者、发布者与传播者于一身, 利用强大的超链接功能, 使书写者的主观写作不再是唱独角戏, 而是通过‘发言’和‘表达’等超链接形式与客观成分结合, 从而使个人空间直接变成公共领域。” (3)

在网络博客的众多分类中, 思想博客是最重要的一种类型。思想性是博客不可忽视的一大特性。思考无处不在, 思想可以是关于一切的思想, 因此, 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问题、政策进行思考的博客都可以归于此类。思想性博客的作者群体主要是由专业权威人士、资深媒体人以及有思想深度的普通人构成。他们善于思考, 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紧密关注社会的每一点变动, 并迅速在博客上将思想转化为文字。因此博客中, 思想的火花不断迸射, 各方的交锋也相当激烈, 甚至引起社会的大震动。相对于以娱乐、宣泄或自我表达的平民化博客, 睿智的思想性博客才最能诠释博客的核心意义。

二、网络思想博客的舆论引导

萧伯纳曾说, 你有一个苹果, 我有一个苹果, 咱们交换, 还是每人一个苹果;但是你有一种思想, 我有一种思想, 咱们交换, 每人就有了两种思想。对网络思想博客而言, 它不仅让一个人可以拥有两种以上甚至更多的思想, 也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某一个人的思想。那么, 在这个多元思想的集散地里, 舆论的导向是否就消失了呢?

(一) 思想博客以“对话”为前提, 成就新型“舆论领袖”

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所建立的“二级传播论”指出, 讯息先由大众媒介传播到舆论领袖, 再经舆论领袖扩散给社会大众。这说明在大众传播的条件下, 人际传播仍在积极地发挥作用, 对大众传播的状态和效果产生重大影响。 (4) 在新媒体普遍使用之时, 有时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不会直接导致相关舆论的生成, 而是通过各种新媒体以人际传播的方式被继续传播, 附带上情感和倾向, 从而形成关于某个问题的舆论。

被称为现代“对话”概念之父的马丁·布伯的对话理论对人际传播的研究影响最大。他把“我——你”相遇的关系和敞开心怀称为“对话”。在布伯看来, 人应该带着自己的心灵和探寻, 甚至带着疑问和惶惑, 带着对人的尊敬和自我尊敬, 转向他人, 倾听他人的意见, 看看他人说了些什么。 (5) “对话具有一种紧张而迷人的魅力”, 在对话中, 我们既理解了他人, 也重新理解了我们自己。

网络思想博客凭借独特的技术优势, 形成以“对话”为基础的“媒介式人际传播”, 实现了人际传播作用的最大化。因此比起传统媒体及其他博客的舆论领袖, 思想博客的舆论领袖有了新的特点。

1、从“带我们做”、“各做各的”到“我们一起做”

从最早的伊里调查发现“舆论领袖”到现在的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下实际运作或自然形成的舆论领袖, 这一角色还从未改变过它的特点, 即经常与事件相关人打交道、从他们那里间接获得重要消息、再向大众传播经过他们理解的解释。他们一般颇具人格魅力, 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被认同感。单向性传播意味着舆论领袖的优势, 大众声音在其导向下趋同。这就是传统媒体的舆论领袖“带我们做”。其他博客的舆论领袖功能有所弱化, 它们更像是自恋似的“自呓”。大部分平民开设博客仅仅是把自己的日记移到网络上, 将生活的不顺倾吐发泄, 将美好的事情记录下来留作回忆。这类博主“各做各的”, 从来不想通过自己的日志来影响他人的想法。而像娱乐、体育等博客更多地是向大众提供该领域名人信息、甚至八卦, 起到加大宣传的效果和达到商业目的。粉丝们以抢占沙发为荣, 满足个人崇拜感和虚荣心, 并未涉及实质性问题。博主与网民的交流并非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 而是各为其主, 各有目的。

对话要求“展开自我”, 这意味着打开自己, 张开怀抱, 让他人进到关系中来, 敢于面对异己者。思想博客为大众广开言路, 空前自由地容纳行行色色的人, 把义利的问题交给许多声音去讨论, 扩展自己的对话意识, 并点头承认那些独特的, 与我有关的思想。写博、读博、跟帖汇合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意见, 进行“直接的传播”, 具有分享与交流意义的活动。它讲究对话的相互性和合作性, 因此这里的领袖姿态放的很低, 尊重和欣赏人与人差异的不同价值, 彼此更像相互交心谈心的活动。其对话的目的并非说服他人, 变化他人, 使之改变原有的观点, 或者用一种观点取代另一种观点。在“我们一起做”的过程中, 舆论领袖和大众相互找寻、交融和接触, 产生带有新意的思想和信息。

2、从“延时性”到“现时性”

传统媒体下, 舆论领袖在获得信息经过理解后再传给大众, 是需要时间的。当大众接收信息时, 可能距事件本身发生的时间很久了, 之后大众还需反馈整合信息。在此过程中, 很多民意声音也许被悄然淹没。如此循环往复, 每次舆论领袖呈现的只能是旧时信息与言论。而在网络时代, 随着思想博客的兴起, 人们能进行现时对话, 没有脚本, 也未经彩排。新闻发生后, 关注时事的权威专家、精英人士积极思考, 迅速成文发于思想博客。在网站后台的运作下, 这类博客置于首页重要位置, 吸引网民的关注。他们读博跟帖, 发表自己的看法, 可赞同, 可批判, 可陈述自己独特的思想。博主发文之后随时观察网友的跟帖, 从理性的跟帖中找到文章欠妥之处或添加更好的建设性内容, 及时修改博文, 正确体现思想。在此过程中, 舆论领袖与网友的行为基本是同步的, 双方可以进行即时互动。博客中国就以“汇聚万名意见领袖, 中国第一思维集散地。每五分钟, 给思想加油!”作为该网站的宗旨, “每五分钟”的口号充分体现了思想博客的现时性特征。在信息传送的速度和思想表达的理性程度方面, 传统媒体下的舆论领袖是无法与之抗衡的。

3、从“计划性”到“难以预料性”

传统媒体下的舆论领袖有明确的目的性, 即传达某一特定倾向的信息给大众, 引导大众向既定的方向靠拢。其他特定领域中的博客也带有明显计划性, 如连续推出多篇博文为某明星演唱会造势, 或为某艺人提高公众形象, 企业也利用公关博客进行品牌渗透和再传播。即使大众没有通向这个预定轨道, 也只有可能走向反面, 这样计划内的结果只有两个, 非此即彼。而真正的对话时要建立一个开放的, 相互呈现的, 不可回避的相遇关系。在思想博客中, 对话让人们各自说话, 发出不同的声音, 说出不同的意见, 保证了人享有最大的思想自由。对话为人的差异建造一个相互理解的广阔空间, 足以让人在展开差异的过程中, 取得某些创造性的共识, 找到解决差异和冲突的新途径。即使舆论领袖按照原定的计划将思想和盘托出, 也不能保证大众随其发展。网友跟帖反馈的信息、思想和评论的难以预料性, 使得舆论方向呈现不可预测性。这当中, 舆论领袖的个人素质及应变能力是影响舆论导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巧妙设置“议程”引导舆论

“议程设置功能”这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该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注意某些问题而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影响公众舆论, 而人们一般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 并采用大众媒介为这些问题所确定的优先次序来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 (6)

“传统媒体 (报纸、广播、电视) 的议程设置功能已经被认可, 它在一定程度上对公众议程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是强大的。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网络作为新媒体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 (7) 成为意见领袖的思想博客完全有可能像大多数媒体一样设置议题, 引导民意, 制造舆论。

1、议程设置的内容向“以人为本”倾斜

传统媒体在设置议程时主要追寻与国家大政方针契合的重大问题, 更注重强势意见。由于这种点对面的单向性传播特点, 受众处于被动地位, 被媒介设置的议程牵着鼻子走, 受众意见对传播者而言是一种延时反馈。而且在传统媒介中, 一些利益群体, 尤其是弱势群体经常受到某种强力干涉, 话语的表达处于明显弱势。其他博客也是根据自身专业性需要、商业性目的设置议程内容的, 不适合和无价值的都不发表。只有当该专业领域暴露的问题与大众讨论的问题一致时, 二者才能融合。如毒奶粉事件属于奶粉行业的危机事件, 也是事关大众的食品安全问题。在思想博客中, 没有任何约束限制, 人们可以将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面对的各种社会矛盾以文字形式自由地表达出来, 并提出许多建议和要求, 产生新的议题。这类思想博客注重民意, 尊重人的生命, 维护人的尊严, 关注人的生存意义, 保障人的价值诉求, 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观。因此, 它可以成为公众话语的传声筒, 在博客空间里形成集体舆论, 进而影响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 促进问题尽早解决。在理性多元的思想博客时代, 再也不会出现2003年我国媒体对“非典”的集体失语了。“5·12”汶川地震之后思想博客对灾区各方面救援情况的深度思考和合理建议, 是正确设置人民最关心的“议程”、积极引导舆论的体现。此外, 思想博客在设置议程时, 既注意强势意见, 也关注弱势意见, 既反映热点, 也反映难点。利用新媒体的独特优势, 用不同的观察视角切中时弊, 拓展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话语空间, 真正实现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融合, 引发更多的参与, 推动社会进程的发展。

2、以技术控制辅助议程设置的完成

网络作为一种高新科技的产物, 其传播也受到技术的巨大影响。它在为受众提供自由表达空间的同时, 也为传播者对内容的控制提供了技术手段。思想博客强化议题的手段, 来自对新闻编辑的模拟, 网站编辑或社区版主在后台利用技术上的权限把重要的思想博客长期置于首页, 将其博文标题进行漂红、加粗、加精华、推荐等等。于是, 网民通常在门户网站首页看到“推荐博文”、“热门博客”等字样, 就是对新闻重要性进行的暗示, 而受众恰恰很难察觉这种通过技术手段产生的软性议程设置, 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就让博客的议程设置发生了效果。事实上, 网民们依然是围绕着媒体已选定好的话题发表见解。另一方面, 网民在了解到某一议题并产生兴趣时, 采取超链接的方式自发地将议题再次扩大, 使之进入更多受众的认知范围。最后, 当博客舆论发展到一定态势, 自由讨论达到一定热度, 形成较大舆论影响力时, 则会在更大的网络空间内进行传播, 出现更多更大的“舆论圈”, 并逐渐成为较成熟的“舆论导向”, 最终形成一个强烈的“舆论场”。在这个过程中, 权威人士的权威话题、权威观点, 不仅影响网民想什么, 也影响他们怎么想。

三、结语

博客从技术IT走向知识精英再到平民大众的广泛普及, 达到今日近亿的开博量。“当人们还为能自由表达自我而欢呼雀跃时, 平民博客却遭遇门可罗雀、无人喝彩的尴尬。有人曾用‘摩天大楼’与‘贫民窟’来形容精英博客和草根博客, 实不为过。” (8) 而像Acosta这样的草根英雄最多也只能算是“贫民富翁”了。

“话语即是权力, 权力通过话语而在文化机制中起作用。” (米歇尔·福柯) 博客的话语权并不是指博客技术所能提供的自言自语式的表达和展示权, 而是公共空间的意义上, 博主的声音能否被听见、被多少人听见、能否引起共鸣并产生社会影响的问题。正如网络传播研究者彭兰说的:“平民话语权这把看上去很美的钥匙, 未必能打开网络世界里每一扇门。” (9) 博客世界的话语权, 从来就未从少数的精英博主那里流走, 大众所为之狂欢的平民话语权仅仅是表象。

相比平民, 精英的博客文字更具思想性, 更趋理性和成熟, 如经济学家张五常、社会学家李银河、学者周国平、资深记者闾丘露薇等人的博客长盛不衰。他们的确可以在引导舆论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但博客兴起的时间毕竟还不长, 发展也处于初步阶段, 究竟如何让思想博客更好地引导舆论, 确保健康的舆论环境, 还需要研究者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注释

1 (3) 张顺军:《博客与舆论监督》, [J]《.青年记者》, 2005, (9) :79~80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7年中国博客市场调查报告》, [EB/OL].http://www.cnnic.cn/html/Dir/2007/12/26/4948.htm, 2007-12-26/2009-3-18

3 (4) 李彬:《传播学引论》, (增补版) [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

4 (5) 王怡红:《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5 (6) 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6 (7) 孙宜山:《网络传播中舆论引导的特点分析与实施》, [EB/OL].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28/7220297.html, 2008-05-09/2009-3-18

7 (8) 丁未:《从博客传播看中国话语权的再分配---以新浪博客排行榜为个案》, [J]《.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17 (6) :53~58

舆论思想 篇5

在___的重大历史节点，在___学习教育全面深入开展之际，今天，我们迎来了全省政协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召开，这必将进一步推动全省政协宣传思想工作高质量发展。同时，我们也迎来了《XX政协报》创刊XX周年。回望《XX政协报》XX年历程，我们看到了社会全面进步、政协事业发展，看到了新闻工作者的浓墨丹心、团结奋斗，我们倍感光荣与自豪。

一、坚定信念、举旗铸魂，不断深化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更加自觉主动地承担起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职责使命《XX政协报》作为全省政协系统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肩负着弘扬主旋律、宣传正能量，凝聚共识、鼓舞人心、汇聚力量的重大使命。

我们始终把学习宣传___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不断增强做好新时代政协宣传思想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着力提升宣传思想工作质效，大力推动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在政协意识形态领域落实落地、见到成效，切实担负起XX政协新闻舆论主阵地作用。

我们始终把弘扬主旋律、宣传正能量作为XX政协媒体的主责主业。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协和机关党组关于做好政协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的部署要求，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大力宣传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大力宣传政协组织和广大委员助推脱贫攻坚、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乡村振兴等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故事，宣传省委治蜀兴川巨大成就，展示委员围绕中心大局的履职成果，大力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筑同心的良好舆论氛围。

二、勇于担当、追求卓越，对党的无限忠诚、对政协工作和新闻宣传事业的无限热爱，是我们不断发展前进的不竭动能

过去一年，XX政协报社在省政协和机关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省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政协新闻宣传就覆盖到哪里”的工作原则，坚持“立足统战、面向社会、服务大众”的办报宗旨，深入研判新时代人民政协宣传舆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正确方向，履行媒体职责、做好主题宣传，积极探索实践、加强阵地建设，深入报道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积极成效、围绕中心双向发力的生动实践、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政协党的建设和制度建设的丰硕成果，相继推出了“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我为群众办实事”“有事来协商”“助力巩固脱贫助推乡村振兴”等系列主题报道，展现了人民政协工作成效，在助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助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中发挥了统一思想、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得到省政协和办公厅领导、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委员的充分肯定。

《XX政协报》发行量位居全国同类报纸前列；XX政协网年均发布稿件近万篇，浏览总量3300余万次；XX政协报微信公众号年均发布稿件近2000篇，浏览总量近20万次，宣传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增强，成为全省政协系统新闻宣传的阵地、建言献策的平台、反映民意的窗口、学习交流的师友。

三、使命在肩、唯有奋斗，我们将积极适应时代变革，锐意探索创新，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动报社全面高质量发展

舆论思想 篇6

[关键词] 近代国人；自办报刊；报刊舆论；魏源思想

[中图分类号] G219.2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5—0060—04

Abstract：Wei Yuan was a great thinker during the critical period from Middle ages to Modern times， his thoughts have been shining， which inspired Chinese people to actively explore “enlightenment， salvation， selfreliance” as the theme of modernization. What the people have run the newspaper has been in the roads along China moderniz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cess .The newspapers have actively spread the western democracy， and promote anti imperialist patriotic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advocates. Trace the origin， thoughts of Modern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 will undoubtedly be the source of these contents， and should bear the brunt of Wei Yuan thoughts.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running the newspaper； public opinion；Wei Yuans thoughts

洋务维新时期，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唤醒民众，开启民智，也为了动员民众积极投入这场社会变革运动，纷纷自办报刊。本文力图从近代国人自办报刊舆论所宣扬的反帝爱国思想、政治变革主张、发展商品经济思想以及西方民主政治等内容进行梳理，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先贤魏源及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 魏源反帝爱国思想在近代国人

自办报刊舆论中再现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强国御敌。在鸦片战争时期，禁烟、抗英、防俄是反抗外敌入侵的主要内容。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严禁鸦片；针对“俄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的形势，主张“严修武备”[1]（P26），防止和抵抗外敌的入侵。魏源“反对外敌入侵，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主权”的思想时刻闪烁在国人自办报刊舆论中。《汇报》创刊伊始就公开宣布：“本局为中华日报，自宜求有益于华之事而言之，故于有裨中国者，无不直陈，而不必为西人讳。”[2]该报极力维护中国的利益，对侵害中国利益的言行不断进行抨击，曾发表专文激烈攻击外国在华的领事裁判权，谴责在上海的外国人在这一特权庇护下胡作非为，“以为华人可欺而任意以上下其手”，“得寸入尺，犹不知止”[3]。还发表文章指责上海租界工部局无视中国主权的专横政策，说：“上海工部局者，即外国之议政院也。局中议立规条，无论于华人便否，辄毅然自是，意在必行。其局绅概由西商充，华人不得寓选。”又说：“上海（租界）每年所抽之捐，华人居其大半。乃捐多者不得与闻，捐少者反能主宰……是亦不公之事。”[4]又如，在反对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擅行开筑”铁路的问题上，曾多次和它的舆论机关报《字林西报》和《申报》展开笔伐。国人自办报刊舆论不仅抨击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且看到了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并进行反帝宣传。王韬一再宣称创办《循环日报》的宗旨就在于“强中以攘外”。[5]（P206）在“小引”和“通启”中，特别阐明了报纸的爱国主义立场，强调“是报之行专为稗益我华人而设”[6]。在《琉事不足辨》一文中，他针对日本方面大力宣传的“琉球向归日本”说，征引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琉球从隋朝以来就是中国的属国，反对日本当局借琉球人在台湾被杀事件，强迫清廷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在《保远民》一文中，他关心以“猪仔”身份被贩卖到美洲去充当苦力的同胞们的不幸遭遇，控诉美国当局虐待和驱赶华工的罪行。在《越南通商御侮说》一文中，他对法国侵略者强迫中国签订屈辱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表示愤慨。在《宜索归澳门议》一文中，他甚至激昂地提出了向葡萄牙殖民当局“索还澳门”的口号。

在甲午战争时，郑观应力主抵抗，认为“成败在此一举”[7]（P53），并提出了“战、守、备”三策，这与魏源《筹海篇》提出的“战、守、款”颇为类似。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康有为发起的成为维新运动起点的“公车上书”，就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与日决战的要求。康有为还在《中外纪闻》上发表了《开会主义书》即《强学会序》。文章列述了中国四面环敌的危急形势，并列举印度、土耳其等国“守旧不变”而惨遭灭亡瓜分的沉痛教训，号召爱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德、日两国为榜样，“普鲁士有强国之会，遂报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维新。”又说：“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磨砺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8]（P165—166）希望士大夫知识分子在艰难的环境中磨砺而出，团结合作，开展维新运动以挽救祖国的危亡。尽管维新派面临的民族危机要比鸦片战争时期深重得多，他们反对外敌侵略的内容有所变化，但在反对外敌入侵，捍卫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主权这一问题上，却是一脉相通的。

二 近代国人自办报刊舆论对魏源政治变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魏源这位“默好深思还自守”[9]（P820）的“积感之民”，[10]（P166）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11]（P432）力主改革各项弊政，他认为只有及时变革，才能拯救社会危机，推动社会进步。

稍后，魏源的政治变革思想被洋务思想家们所接受，并反映在他们所创办的报刊中。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从创刊起，就极力鼓吹变法自强。[12]（P66）《循环日报》先后登载了《当用泰西新法》、《当仿西法造战舰》等宣传变革自强的文章，说：“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肆业。自其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福州前时所制轮舶，悉西国古法耳，不值识者一味。他处所造机扳，转动之妙，不能不赖乎西人之指授。而窥其意，则已嚣然自足。辄以为心思智慧足与西人匹，或且过之而有余矣。）夫枪炮则在施放之巧，舟舰则在驾驶之能，行阵之器固不可不利，而所以用利器者则在人也。今公使简矣，领事设失，皇华之选络绎于道。或恐有仪、秦其人，逞游说以悉簧鼓，而徒以口舌得官者，更恐有黄缘攀附，奔走钻营，而得附于其间者。所谓才者未必才，所谓能者未必能，徒碌碌因人成事而已。”[13]另有刊登的《崇尚西人之学辨》、《论疑习西学》、《论习西学宜知变通》、《论宜变古以通今》等专文，反复宣传“变古通今”的观点，强调向西方学习，变革旧制，施行新法，挽救危亡之中国。认为那些守旧泥古之士是一群“迂腐之士”，[14]对他们提出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夷人”、“师事洋人，可耻孰甚”[15]（P57）等错误言论进行了批驳，认为采西艺、西技以求富强，实属时下“风气所趋，即圣王复生亦不能泥古法而罔所变通者也”[16]。

1874年6月16日创刊于上海的《汇报》（同年9月1日改为《彚报》）指陈时弊，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报纸不时转录王韬和《循环日报》上的有关变法自强的言论。境外的《香港华字日报》遥相呼应，积极鼓吹自强变革，“外观于世界潮流，内察乎国民程度，知非自强不足以自保，非开通民智无以图强”[17]。

我们知道，魏源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来自《公羊传》，向腐朽、黑暗的专制统治发出了怒吼，主张因时变革，要求变法图强。尤其是其“改制”思想对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很有启发。康有为在《强学报》上以孔子纪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强学报》揭载“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以之与光绪二十一年并列，又载《孔子纪年说》称“凡百世之义理制度，莫不曲成；凡异族殊教之精微，皆在范围者，其惟孔子乎？凡所称为尧、舜、禹、汤、文、武成功盛德，皆孔子所发也。孔子既损益而定制，弟子传其道，弥塞天下。……嗟夫！封禅七十二君，九皇六十四民，仍代递嬗，变灭不贯，至于圣道，与天不变。然今异教迫逼，务在密其条理，定其统宗，坚其执持，亦欲张皇圣道，光大延亘，前有千古，后有万年，横有大地，未有亿类，共尊持之”[18]。在《毁淫祠以尊孔子议》又说：“夫开民志，在兴学校；兴学校，在定趋向；定趋向，在尊孔子。……呜呼！师道之尊，同于君父；为人臣子，背其君父，罪孰甚焉。今举天下之智愚、贤否、贵贱、长幼，皆曰在孔子范围之中，礼义之内，而不知尊奉之，考求之，是犹有君而不忠，有父而不孝也。……今宜继孔子之志，专孔子之祀，凡各淫祠，悉为焚毁，即海内感应劝世之文，歌谣小说之书，皆以援孔子之大义，明孔子之大道为主，违者以淫书论。所以一天下之耳目，定天下之心志，使之知孔子之名，求孔子之实，则四千年之种族，二千年之圣教，或有赖焉。不然，海内诸教，其能行于五洲，垂诸久远者，岂义理之奥妙、条例之精密哉、亦以其奉其祖师，既尊且亲，故至此耳。有志之士，竞相勉旃”[19]。

同时，魏源提出的种种改革内政以救国的图谋，与维新运动救亡图存的目的相一致。康有为、谭嗣同青年时期就读过魏源的著作，深受魏源的社会变革思想熏陶与启发。康曾大胆地指出：“今日在列国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途”[20]（P208），而要“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20]（P123）又说：“故千年一大变，百年一中变，十年一小变，……若夫时有不宜，地有不合，则累朝律例典礼，未有数十年不修改者，此十年之变也。孔子作六经，而终以《易》，专言变通，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变则不能久矣。……圣上深通天人之故，鉴中外之得失，首发纶言，颁之疆臣，变行新法，哀通激切，义与天通。《传》曰：‘诚则明矣。呜呼！此为三百年之特诏，中国四万万人类，托乐利焉。疆臣奉宣德意，永流宣化，其条理虽未知何如；而薄海臣民，捧读王言，破去拘牵之见，光大维新之命，化行风被，人人可以昌言新法。”热望“光大维新之命，化行风被，人人可以昌言新法。”借“谕”发挥，宣传变法。

维新运动另一重要领袖人物——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中明确指出：“中国要立足于世界，必须不断求新求变、锐意进取。只有使‘新人，‘新理，‘新事、‘新书不断产生，社会才会不断进步发展，国家才能强盛。”并设计了整套变法方案：废除君主专制，设议会、废科举、开矿藏、修铁路、振兴工商业、改革漕务、兴修水利、学习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等。他以一种“冲决罗网”的勇气，以“扫荡千军如卷席”的气概，将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制度，向封建主义全面开火，所以他们在维新运动中提出了一整套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纲领。

当然维新派的纲领大大地超过了魏源的变革主张，但是为救国而变法，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三 近代国人自办报刊舆论体现着魏源发展商品经济的主张

论《管子》的社会舆论调控思想 篇7

一、《管子》社会舆论调控的思想和措施

对民众社会舆论的利用思想和控制举措, 《管子》一书在理论上进行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1. 广泛听取社会舆论是贤明君主的必备条件。

《管子》强调君主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和决定性作用:“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 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 道一人出。”对个人而言, 治乱决定于人心;就一个国家来说, 存亡决定于君主, 而天下的得失, 则取决于君主一个人的喜好和选择。《管子·形势解》云:“明主不厌人, 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 故能成其圣。”英明的君主应该有博大宽广的胸怀, 去接纳各种谏言和舆论。“谏者, 所以安主也。”利于国家的谏诤之言, 君主务必要听进心。贤明的君主, 多听兼听, 能听取谏言或意见的渠道有很多:“明主者, 兼听独断, 多其门户。”这样一来, 下属可以提醒上级, 地位低贱者可以评说尊贵者, 奸佞之臣就不敢欺瞒君主, 《管子·明法解》云:“群臣之道, 下得明上, 贱得言贵, 故奸人不敢欺。”昏庸的君主做法则与之相反:“乱主则不然, 听无术数, 断事不以参伍。故无能之士上通, 邪枉之臣专国, 主明蔽而聪塞, 忠臣之欲谋谏者不得进。”君主的视听被蒙蔽阻塞, 忠臣想要设谋进谏, 也得不到进用, 国家治理的情况不堪可想而知。《管子·九守》指出听取舆论时君主要有坚持的原则和方法:“听之术, 曰:勿望而距, 勿望而许。许之则失守, 距之则闭塞。高山, 仰之不可极也;深渊, 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 正静其极也。”君主不要一下子就拒绝反对, 也不要一下子就肯定。肯定则可能失误, 拒绝则可能闭塞。要像高山和深渊一样, 仰视看不到顶, 计量摸不到底。要像神明的德行一样, 做到端正而冷静。

2. 设立专门的行政机构来利用和控制社会舆论。

在应对社会舆论方面, 齐国有政治机构的设立和保障。齐桓公提出“有而勿失, 得而勿亡”即如何常保国家的问题时, 管子回答说:“勿创勿作, 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 察民所恶, 以自为戒。”也就是说, 不应以个人的好恶而损害公正的原则, 要调查了解民众之所恶, 并引以为戒。管子列举了一系列的古代贤君重视民意, 应对社会舆论的做法和经验:“黄帝立明台之议者, 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 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 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 而备讯也;汤有总街之庭, 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 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 得而勿亡者也。”

具体到齐国具体的国情, 管子建议在国内也实行相似类型的制度, 名曰“啧室之议”, 内容主要包括:“法简而易行, 刑审而不犯, 事约而易从, 求寡而易足。”百姓在这些方面指出君主或国家治理的过失的, 其意见都放入“啧室”的咨意制度内来处理。对于民众的一些过激舆论言辞, 管子主张实行地方官员监控等行政措施来进行缓冲。《国语·齐语》记载, “乡长”、“五属大夫”等各级地方官长的职责是“各使治一属”, “各使听一属”, 上级监察下级, 以达到“各保治尔所, 无或淫怠而不听治者”的效果。同时, 齐桓公要求各级官长主动荐举那些“有功休德, 惟慎端悫以待时, 使民以劝, 绥谤言, 足以补官之不善政”者, 这实质上就是要求官员自身承担起“绥谤言”的职责, 把民众对官府的怨言进行疏散, 消弭于无形之中[1]193。

二、《管子》社会舆论调控思想的践行

《管子》书中对民众社会舆论的利用和控制举措, 在理论上进行详细的阐述, 且在齐国的政治实践中也有所体现。齐国君臣非常重视普通民众的舆论倾向, 在自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快进行调控。

《韩非子》记载, 齐桓公微服巡访民间, 见到一位老人自己艰难生活, 问其原因, 老者相告说:“臣有子三人, 家贫无以妻之, 佣未及反。”齐桓公把这件事告诉管子, 管子分析并劝谏说:“畜积有腐弃之财, 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 则民无妻。”齐桓公听从谏言, 把宫廷中的宫女择人而嫁, 并下令曰:“丈夫二十而室, 妇人十五而嫁。”这则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故事的主角鹿门稷者也是位老者, 70岁了还没有娶妻。而桓公也听从管仲谏言, 终使“内无怨女, 外无旷夫”[2]260。这可看作管子社会舆论调控思想的具体实践。因宫女人数过多, 导致普通百姓无法婚配, 而老者无法安享晚年。国君重视民众的言论, 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利于社会矛盾的调整和解决。

《说苑》记载, 齐桓公出去打猎, 逐鹿而走, 进入山谷中, 看见一位老者, 就问这山谷的名字, 回答说:“为愚公之谷。”问及原因, 老者回答说, 这个山谷是根据自己的名字命名的, 并讲述了自身的经历:“臣请陈之, 臣故畜牸牛, 生子而大, 卖之而买驹, 少年曰:‘牛不能生马。’遂持驹去。傍邻闻之, 以臣为愚, 故名此谷为愚公之谷。”齐桓公回来后,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管子。管子建议说:“此夷吾之过也。使尧在上, 咎繇为理, 安有取人之驹者乎?若有见暴如是叟者, 又必不与也, 公知狱讼之不正, 故与之耳。请退而修政。”[3]148愚公在市场交易时遇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证明经济市场秩序和法律程序比较紊乱, 百姓甚至无法正常交易。了解到民众的看法后, 统治者就应该修订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市场贸易制度, 切实保障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新序》记载, 一次齐桓公出去游玩, 来到了亡国故城郭氏之墟, 问旁边的百姓这是什么地方, 回答说是郭氏之墟。问及郭氏败亡的原因, 回答说:“郭氏者善善而恶恶。”“善善而不能行, 恶恶而不能去, 是以为墟也。”齐桓公回来后, 把这个故事告诉了管子, 管子问:“其人为谁?”齐桓公说不知道, 管子就把齐桓公和郭氏相提并论。于是齐桓公又把那百姓招回来进行赏赐[4]133。齐桓公遇到的这位普通百姓, 能从国家兴亡的高度分析诸侯国败亡的原因, 这对国君来说是相当有借鉴意义的。这样的人才, 当然值得赏赐。

齐桓公和管子作为齐国的重要统治者, 十分重视百姓的舆论内容, 这在秦汉的典籍中多有记载, 是他们收集、利用舆情的真实政治生活写照。这大大改善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困境, 及时修订了不合理的国家法律制度和市场贸易制度, 有效地疏导了民意, 调节了社会矛盾, 保障了老百姓的自身利益。

齐桓公接受了管子社会舆论调控的建议, 并积极践行, 最终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功效。《管子·大匡》记载:“桓公受而行之, 近侯莫不请事, 兵车之会六, 乘车之会三, 飨国四十有二年。”在管子的辅佐之下, 齐桓公执掌齐国政权, 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 享国达42年之久。

三、《管子》社会舆论调控思想的成因与实质分析

综上所述, 《管子》非常重视对百姓和臣子舆论情况的收集, 进行详细的了解和处理。《管子》中重视收集、利用百姓舆情的社会舆论调控思想, 是建立在其以民为本的“予之为取”为政理念基础之上, 注重以百姓的喜恶为政策是否实行的标准:“政之所行, 在顺民心;政之所废, 在逆民心。”作为君主, 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制定国家政策, 当以“民”是否欢迎、是否接受为准绳, 尤其是做到“与俗同好恶”, 就是尊重民间的舆论和习俗。如果单凭借严酷的刑罚和频繁的杀戮, 君主的地位就很难保全了。显然, 《管子》的这种思想认识, 与西周以来的“德政”思想和“民本”思想联系密切。

重视舆情, 是古代先王取得政绩的重要原因, 也是后代国君治理国家值得借鉴的地方。古代的贤圣之王特别善于听取民众的意见:“先王善收之于民者也。”注意收集百姓的心声对君主来说是件好事, 有些原则需要遵循:“夫民别而听之则愚, 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 复合于市人之言。”对于人们提出的意见, 若仅个别听取, 就显得比较愚蠢;若全面综合地听取, 就将是明智的。像商汤和周武王那样英明的君主, 也会多方收集众人的言论。所以, 贤明的君主会顺从人心所趋, 适应人的性情, 行为做事都从民众共同关心的多方出发, 这样国家治理起来就能便宜行事。

不容忽视的是, 《管子》对不利的舆论内容采取严格的法律手段进行控制。《五辅》篇曰:“五经既布, 然后逐奸民, 诘诈伪, 屏馋慝, 而毋听淫辞, 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 树为淫辞, 作为淫巧, 以上谄君上而下惑百姓, 移国动众, 以害民务者, 其刑死流。”明确规定百姓“毋听淫辞”, 不许听取和传扬淫词滥调。如果发现有这样的舆论谣言, 上谄君主而下惑百姓, 导致全国上下不安宁, 危害百姓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刑死流”, 即处以死刑或者流放。

总之, 《管子》的社会舆论调控思想, 是其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带有明显的礼法并举色彩, 并有效地将两种表面似乎矛盾的社会控制手段统一起来。作为一种务实的政治派别, 《管子》对内部舆论加以控制的核心是对人的控制, 认为四民要“分而治之”, 在官民之中还要培养能够率先垂范的“良民”、“良臣”, 这样所谓“谤言”等负面舆论自然消弭, 不言而喻, “和合”之誉自然鹊起。《管子》关于社会舆论调控思想中的民主和法制关系处理, 在当时确实对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至今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摘要：《管子》一书包含丰富的社会舆论调控思想, 涉及民众舆情的收集、利用、引导和控制等, 且在齐国的政治实践中有所体现。《管子》的社会舆论调控思想, 是其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出民主与法制这对矛盾范畴的张力和弹性。

关键词：《管子》,社会舆论,“啧室之议”

参考文献

[1]夏保国.先秦舆论思想探源[D].吉林大学, 2009.

[2]王先慎.诸子集成·韩非子集解[M].中华书局, 1954.

[3]向宗鲁.说苑校证[M].中华书局, 1987.

努力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 篇8

视正确导向为生命, 切实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

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宣传思想工作的生命。马克思曾经说过, 报纸按其使命来说, 是社会的捍卫者, 是针对官场弊病的揭露者, 是无处不在的耳目, 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的千呼百应的喉舌。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宣传思想工作职能的精辟揭示。我们党的历届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在谈到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时生动地说:“关于报纸, 现在高级领导同志, 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 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 报来了, 我们有些人是先看报, 后吃饭的。”邓小平曾说:“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他还说:“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 (2)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报中心说”的继承。十六大以后, 胡锦涛对宣传思想工作作出过多次重要指示, 进一步强化了党的主流媒体的“中心”意识和“中心”作用。他多次强调, 在我国, 宣传思想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为根本方向, 把体现党的意志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

坚持“一主多元”的文化格局,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了宣传思想工作对党负责与为人民服务的一致性。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主流媒体营造的“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人民群众议论纷纷的“公众舆论场”。和谐文化坚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就要了解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 掌握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把握社会的脉搏。对人民群众的正确舆论, 媒体要及时给予肯定的支持;对人民群众的一些模糊认识, 要及时给予解释和疏导;对影响社会稳定的流言、传闻, 应及时予以澄清, 使两个“舆论场”最大化地重叠, 使媒体引导社会舆论有更大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并与人民群众的认识产生共鸣。

努力提高舆论引导水平, 不断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营造宣传思想工作导向之势, 把握好对重大主题、重大典型、重大事件的宣传引导。宣传思想工作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优势, 弘扬舆论引导之“势”, 发挥舆论引导之“术”, 把握舆论引导之“度”。发挥舆论引导之势, 就要关注大势, 反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反映大事、大情、大理。要切实做好典型宣传, 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示我们民族和人民的英雄业绩、优秀品格和精神风貌。要切实做好热点引导。舆论之矢, 要射热点、焦点问题之的。加强对社会舆情的调研分析, 加强和改进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 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 做到先入为主、先声夺人、争取主动, 使党和政府的声音及时传达到群众当中, 使舆论朝着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切实做好舆论监督工作。要实行建设性监督, 把舆论监督的立足点放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化解矛盾上;实行科学监督, 做到尊重规律、事实准确、全面客观。

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辩证统一的表现形式, 满足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和文化需求。党报党刊和各级电台、电视台要把思想性、指导性和可读性、可视性、可听性结合起来, 办出特色、办出风格, 力创精品稿件、力创精品栏目, 有效引导群众, 更好服务群众。任长霞、杨业功等先进典型像一朵朵盛开的精神之花, 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广泛共鸣, 其典型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引来满园春色。这表明宣传作品的政治性、导向性和艺术性是可以完美结合和高度统一的。要克服宣传文化中的富人化、低俗化、市场化现象, 用高雅的形式宣传高尚的思想, 创造出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 不断增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坚持正确导向, 必须创新、拓宽引导渠道, 着力抓好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运用和管理, 抢占宣传思想阵地的制高点

人类的思想文化传播手段先后经历了口头传播、手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四大发展阶段。如今, “社会舆论的纸币”的流通已不限于报纸, 它从单一的书刊、报纸发展到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媒体, 流通的速度更快捷、范围更广泛、影响力更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随着国际互联网络的迅猛发展, 人类社会已步入信息时代, 宣传思想文化新闻传播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并逐步显现出四大发展趋势:1.数字时代的来临, 使宣传思想文化传播的速度更迅速。2.科技的日新月异, 使宣传思想文化新闻传播的方式更便捷。3.互联网的出现, 使宣传思想文化新闻传播的范围更广阔。4.多元媒体的运用, 使宣传思想文化新闻传播的内容更丰富。目前, 互联网和手机已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新的舆论场。互联网中存在着一个潜在的“意见市场”。我们要科学把握这些媒体的特点和信息传播规律;要尽快熟悉信息传播的新技术、新业务, 办好重点新闻网站, 丰富宣传内容, 拓展服务功能;要采取有效措施, 积极引导网上舆论, 主动提供内容服务, 网络新闻评论有责任引导网民正确认识新闻事件;要使互联网和手机成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平台, 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强势, 使之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对外宣传的新途径、传播主流意识的新渠道。

参考文献

[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 第401页。

毛泽东的舆论宣传与新闻思想 篇9

毛泽东崇尚舆论宣传和新闻主要是为革命事业服务, 这是由中国社会所处的革命时代的环境特征所决定的。在20世纪上叶长达半世纪之久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时代, 革命党人 (起初包括国民党人) 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 首先以强大的舆论向封建势力及帝国主义列强发起了猛烈进攻。这期间的全部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都是为革命党人的革命事业服务, 它通过宣传革命、打击敌人、教育人民以唤起和鼓动人民参加与支持革命。为实现此目的, 从事革命的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者如何利用各种舆论手段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并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确定一定时期和阶段的宣传工作重点, 以良好的写作技能写出文风活泼、使人爱看的文章, 便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来领会毛泽东的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思想。

一、舆论宣传和新闻主要是为革命事业服务, 为领导革命事业的政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服务

提倡舆论宣传和新闻为革命事业服务, 为革命党人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服务, 这是毛泽东自领导宣传与新闻工作之始就具有的思想, 也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思想。毛泽东于1925年12月所撰写的《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曾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政治周报》的责任是“向反革命宣传反攻, 以打破反革命宣传。”[1] (P3-5) 这里点明毛泽东舆论宣传和新闻思想的核心之所在。1950年代中期, 毛泽东在对一篇文章所著按语中, 把舆论宣传工作生动地比为“大喊大叫”, 他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 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 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 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1] (P178) 这里揭示了舆论宣传工作的时代特征和意义, 即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是伴随革命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 它的全部宗旨是为革命党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这一宏伟事业服务, 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 其目的是唤起广大人民起来参加和支持革命, 以夺取革命的胜利。以上这两段时间相距30年的论述表明, 毛泽东一贯强调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应无条件地宣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人独立地担负起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重任以后, 毛泽东对宣传和新闻工作对革命事业无条件的服从性强调更甚。

1942年, 毛泽东在《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一文中指出:务使报刊宣传服从于党的政策, 要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及时指导, 认清楚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作用, 要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 加强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 务使其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 务使宣传增强党性, 并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1] (P97)

在1944年3月的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毛泽东号召领导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 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 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 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1] (P113) 他以“全党办报”这一夸张说法来说明报刊宣传工作的重要性, 认为报上登“一条很好的新闻”比“讲好多话还起作用”。[1] (P115) 根据中国文盲众多、识字人较少, 人们文化水准普遍较低的国情, 毛泽东把办报工作与普及教育有机地联系起来, 强调只有普及教育才能使更多的群众看报, 更好地发挥报纸的宣传作用。故他主张组织村办小学或识字组, 消灭文盲, 希望边区群众在几年内“人人都可以看群众报, 有三分之一的人能看解放报”。[1] (P117)

在1948年2月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 毛泽东更强调“报纸的作用和力量, 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 方针政策, 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 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 (P149) 他鼓励报务工作者“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 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并认为“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1] (P150) 总之, 毛泽东认为报纸是党中央的喉舌, “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1] (P156)

为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是毛泽东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的宗旨, 注重时效则是毛泽东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的生命。毛泽东强调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一定要迅速准时、讲究时效, 要善于随着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和确定舆论宣传、新闻工作的重点。尤其是宣传工作, 还须根据不同的对象侧重宣传某些不同的内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认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 就是扩大政治影响, 争取广大群众。”他把这一任务看成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 认为红军“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 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 武装群众, 建立政权, 消灭反动势力, 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1] (P15)

在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 给全党及时提出了新任务:依靠工人阶级, 联合农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1] (P47) 全部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自然要围绕这一任务旋转。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多篇文章尤其是在为一些报刊所写的发刊词中不同程度地阐明了宣传舆论应围绕这一总任务而展开工作的策略。例如, 在《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一文中, 毛泽东这样指出:在抗日战争初期, 全民族的第一个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绪, 坚持拥护政府继续抗战的方针, 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 坚持抗战到底。”为此, 报纸刊物、学校和宣传团体及文化艺术团体等应“作广大之宣传鼓动, 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 “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1] (P39-40) 1940年, 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具体变化, 认为报刊宣传的政治方向应是强调抗战、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言行, 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1] (P50) 1941年, 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中, 更为简明扼要地强调报刊宣传要为党的总路线服务这一立场, 他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 也就是《解放日报》的使命, 这一使命可以“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1] (P55)

在解放战争初期和中期,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 毛泽东为宣传工作及时规定了新的内容。如军事上“适时揭露敌人”, “不再是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 而是要“强调我军必胜蒋军必败”, [1] (P133) 以坚定战胜敌人的勇气。在阶级政策、经济政策的宣传上, 要注意研究中央政策, 纠正错误观点, 如宣传政权机关时要阐明其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 (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 及中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 的, 而以劳动人民为主体。”而不能宣传为“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1] (P133) 对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宣传应克服左倾错误, 如“不是宣传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 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 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 (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 ,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的政府, 而是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 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 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 而对中农, 对独立劳动者, 对民族资产阶级, 对知识分子等, 则一概不提。”[1] (P141) 此外, 还要注意克服在全党问题上的“唯成份论”错误宣传, 以及土地改革问题上助长“急性病”的宣传, 还有在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上存在严重“左”的倾向等等, 否则就完全脱离了中央线路。

在解放战争后期接管城市的工作中, 毛泽东指出, 宣传、新闻工作要立即转入“为生产建设这个中心服务”, 在政治路线上宣传“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团结其他劳动群众, 争取知识分子, 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 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 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 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 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 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1] (P142) “城市中其他的工作, 例如党的组织工作, 政权机关的工作, 工会的工作, 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 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 肃反工作, 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 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 (P163-164)

由上可见, 为适应形势变化的发展而随时调整某一时期宣传舆论的方向和重点是毛泽东舆论宣传和新闻思想保持活力的秘诀之所在。

毛泽东舆论宣传和新闻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因对象而异, 有针对性而不千篇一律, 并随时改进。这表现在对党内、军队内的宣传和对广大民众的宣传以及对敌人的宣传, 其内容都有所侧重或根本不同。

党内宣传重在对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教育, 尤其是在党内遭受教条主义侵害时, 毛泽东注意全面进行端正党风、学习、文风的教育, 以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的自觉性。他倡导党的领导干部应学会善于把党的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善于掌握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在军队内的宣传主要是教育军队听从党的指挥, 提高政治和军事素质。同时把军队内的英雄事迹广为传播, 鼓励全军将士在战时成为英勇杀敌的模范, 在平时成为拥政爱民的典型。

对民众的宣传包括对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宣传, 如对各阶层广大农民、工人、城市贫民、中小商人、知识分子、劳苦青年、游民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宣传等, 都有不同的内容和重点。革命者每到一地, 都要有适合当地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 以切合群众的情绪, 调动群众的革命热情。宣传中尤其要注意唤醒占总人口半数的广大妇女的革命觉悟。

毛泽东非常关注对广大民众的宣传形式, 他从当时中国的现实文化条件出发, 指出对群众的宣传可以宣传队、传单、布告、简报、壁报、画报以及演讲等多种形式展开。文字宣传力戒长篇大论、内容深奥, 宜简明易懂, 要切合群众心理, 切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情绪, 使群众一看或一听就明白, 这样群众的积极性就可随时调动起来。此外, 在宣传党的革命方针政策时, 还可同时结合对群众进行文化教育, 扫除文盲和愚昧, 使群众变得聪明起来, 从而真正成为拥护革命的基础。

对敌人的宣传则主要以“事实说话”, 在系统研究、了解敌人情况的前提下, 向他们展开强大的舆论进攻, 广泛利用电台、报刊杂志以及传单揭露敌人的反革命、反共等恶劣行为, 不仅要使国内广大民众了解敌人的丑恶行径, 还要在国际上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红军可以简短文字材料、标语、传单向敌人作宣传, 向敌人邮寄宣传品, 优待俘虏兵, 对其进行教育后再释放, 以此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抗日时期可以将一些反法西斯的文章译成外文在国际上宣传, 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及国民党投降派的丑行。同时, 还可将这种舆论宣传与革命军队的武装斗争相结合, 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抗击或围歼敌军时以强大的舆论和心理攻势促使日本侵略军、伪军或国民党官兵投降等。此外, 还可以吸收党外人士配合进行宣传以扩大宣传的广度, 如让党外人士在共产党党报党刊上发表言论, 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党报编辑工作, 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更有说服力、更有影响。

二、宣传与新闻工作者应具备良好的理论素质, 应提倡新鲜活泼的文风

注重提高宣传与新闻工作者的素质, 提倡言之有物的新鲜活泼的文风, 这是毛泽东宣传和新闻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质量与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的素质直接相关, 与文章的质量直接相关。

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者应具备哪些素质呢?毛泽东认为, 他们首先要有政治家素质, 有党性, 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有冷静的头脑, 有分析的方法。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在1950年代以后的多次谈话中论述得较为集中。1957年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 毛泽东从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办报谈起, 鼓励新闻出版界对办报心中无数不要紧, 慢慢会有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的问题也可以解决, 只要好好学习就行。毛泽东认为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 学得多了, 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 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1] (P186-188) 从这段谈话中明显可见, 毛泽东认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报刊新闻工作者必备的素质之一。1959年, 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搞新闻工作, 要政治家办报。书生办报, 最大缺点是多谋寡断, 没有要点, 言不及义。[1] (P215) 毛泽东还指出, 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者尤其是报纸的领导工作者要学会按马克思主义办事, 按客观情况办事, 免除教条主义, 才能办出群众爱看的报纸来。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毛泽东提出一个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1] (P201) 这些话表明, 毛泽东对报刊新闻工作者是否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素养问题十分关切。

报刊新闻工作者要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根本的一条是要学会掌握分析的方法, 看问题不要有片面性, 即思想上不要绝对化, 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不要只看到好的, 看不到坏的, 只能赞扬, 不能批评;认为我们的工作一切都好或一切都坏都不合乎事实。在1957年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专门强调了这一问题。他指出, 所谓片面性, 就是违反辩证法。故要克服片面性, 就要把辩证法逐步推广, 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毛泽东告诫宣传工作者切记要“老老实实地办事, 对事物有分析, 写文章有说服力, 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如果掌握了辩证法, 神气十足, 但没有货色, 不会分析问题, 讲不出道理, 没有说服力的文章就会减少。[1] (P197)

鉴于记者是宣传和新闻工作的第一线人物, 是新闻的直接制作者, 毛泽东特别强调记者头脑要冷静, 遇到问题要有分析, 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1958年11月与吴冷西谈话时毛泽东着重谈到这一点, 他说, 记者要善于比较, 善用“勾推法”, 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 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记者要独立思考, 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人家讲什么, 就宣传什么, 要经过考虑。[1] (P212)

要使文章具有独立见解归根结底在于宣传新闻工作者敢于讲真话。尤其是对党的领导干部, 毛泽东提倡他们讲真话, 不偷、不装、不吹, 有良好的文德文风。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在1940年有专门的论述。在为党的七大所作的报告中, 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偷”、“装”、“吹”的不良现象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他指出:所谓偷就是偷东西, 装就是装样子, 吹就是吹牛皮。而不偷就是不把人家写的整个小册子调换几个名词后就说是自己写的, 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等。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不要不懂装懂。党内不允许装, 对马克思主义知道得少也不要装, 知道多少就是多少。不吹就是报实数, “实报实销”, 不夸大, 不扯谎, 尤其是要克服向上级报告工作“夸大一点”这种习惯, 还要把自己领导工作的缺点向人家公开。[1] (P125-127) 毛泽东这番富有针对性的话, 在批评偷、装、吹的不良习气的同时, 极力提倡了不偷、不装、不吹, 敢于讲真话的可贵品德和作风, 这对于每个宣传和新闻工作者来说都是适用的。

毛泽东不仅厌恶那些偷、装、吹的文章, 更是反对做“党八股”文章。在延安时期所作的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中, 他大力提倡端正的党风、严谨的学风和新鲜活泼的文风, 并历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毛泽东指出党八股的罪状其一是空话连篇, 言之无物;其二是装腔作势, 借以吓人;其三是无的放矢, 不看对象;其四是语言无味, 像个瘪三;其五是甲乙丙丁, 开中药铺;其六是不负责任, 到处害人;其七是流毒全党, 妨害革命;其八是传播出去, 祸国殃民。正因为党八股危害极大, 所以毛泽东在演说中号召全党去打倒它, 抛弃它, 代之以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同时, 毛泽东还阐明了提倡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的前提是讲究文章之道。他指出, 写文章要像列宁那样先搞调查研究;要像季米特洛夫提倡的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要遵守鲁迅提出的几条规则, 如留心各样的事情, 多看看, 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遍, 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 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1] (P70-86)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毛泽东根据自己长期从事文字著述的经验, 进一步阐述了写文章注意文法修辞的重要性, 指出文章的要义是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他要求文章作者应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 把自己的心交给他们与之产生共鸣。在《工作方法六十条 (草案) 》的有关章节中, 毛泽东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说, 文章和文件都应具有三种: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 还有词章问题。他批评许多文件的缺点是概念不明确、判断不恰当、缺乏逻辑性、不讲究词章, 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 枉费精力又少有所得, 故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文风。为此, 毛泽东强调各级领导部门要大力培养一些较多地懂得马列主义, 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的“秀才”。[1] (P207-208) 在《〈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中, 他也强调了讲究文法和修辞的重要, 并批评一些人写文章不生动, 不形象, 不讲究文法和修辞, 好像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1] (P180)

毛泽东对电文、报告、指示、决定一类的文字要求更加严格, 认为更应纠正文字缺点。1951年他在审阅一件中央指示时特地指出了这一问题, 他说:一切较长的文电, 均应开门见山, 首先提出要点, 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 这便是新闻学上称为的“导语”, 亦即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 乃一篇之警策”, 以唤起阅者注意, 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 不得不继续看下去。为文应分清条理, 去掉空话, 但不可违背文法, 并注意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1] (P167)

对于报刊文章, 毛泽东认为题材应活泼多样, 文风更宜通俗亲切, 才会引人入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与新闻出版界代表座谈时, 他多次强调了这一点, 说:“报纸搞得活泼, 登些琴棋书画之类, 我也爱看。”报上的文章不仅宜“短些、短些、再短些”, 而且宜“软些、软些、再软些”, 文章“不要太硬, 太硬了人家不爱看, 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 由小讲到大, 由近讲到远, 引人入胜, 这就很好。”[1] (P190) 在同吴冷西的谈话中, 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党报不能只搞政治, 要搞理论工作, 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 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学术文章。不过, 搞理论工作应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他以自己的经验为例说:“我写文章, 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 引来引去, 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1] (P217) 用自己的话写文章无非是要使文风活泼, 故毛泽东总是这样强调, 写文章不仅要紧密结合形势, 写得不要刻板, 形式要多样化, 要活泼, 甚至政论也不排斥抒情。[1] (P203)

在注重文章内容和风格的同时, 毛泽东还强调文章标题要醒目。他认为“标题要吸引人看, 这很重要。”[1] (P204) 作为报刊方面的行家, 毛泽东连报纸版面安排事宜也关注到了。在1958年1月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中, 毛泽东指出要认真研究如何办报, “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1] (P202) 信的内容显示了毛泽东在办报方面的丰富学识。此外, 毛泽东还特别重视更正书报上的错误, 1949年4月, 他为自己的文章《五四运动》及《人民解放军布告》中的多处文字错误分别给北平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写信, 并附上亲笔纠正的这两文中的若干误处。[1] (P165) 毛泽东这种严谨精细、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摘要：毛泽东认为, 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是为革命党人的革命事业服务的, 它通过宣传革命、打击敌人、教育人民以唤起和鼓动人民参加与支持革命。为实现这一目标, 从事革命的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者应该利用各种舆论手段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并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确定一定时期和阶段的宣传工作重点, 以良好的写作技能写出文风活泼、使人爱看的文章。

关键词：毛泽东,舆论宣传,新闻,思想

参考文献

舆论思想 篇10

科研院所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在促进我国经济和国防事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以及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复杂化的情况,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努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用积极健康的思想武装职工头脑, 为中央企业的改革发展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 是我们每个宣传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结合江苏自动化研究所宣传工作的具体实际和特点, 笔者认为, 我们要努力做到三个“加大”, 才能更好地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促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促进单位的改革稳定发展。

1 加大主题宣传力度, 扩大内刊影响

主题宣传, 就是有“主题”的宣传, 是对“主题”的宣传, 是以特定的“主题”为报道对象、报道内容和报道重点的新闻宣传活动。具体说来, 就是以党、政府、或者是企业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决策部署为主题, 集中、连续的重大宣传报道活动。

主题宣传在当今的各大媒体非常流行, 对于更好地把宣传党的主张和人民心声统一起来, 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思想潮流, 动员和激励干部职工投身又好又快大发展事业,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北京奥运会、党的十八大、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还有目前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等重大事件当中, 各类媒体都有连续性的专题报道。江苏自动化研究所的内刊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比如, 党的十八大期间, 所报开辟了《十八大专栏》, 对十八大报告进行权威解读, 这对于帮助和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充分理解和把握十八大精神实质, 把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发挥了十分有益的作用;在我所庆祝建所五十周年之际, 所报也有意识地组织了一些关于五十年历程的回顾文章, 引导大家正确认识我所改革发展的成绩和面临的形势。这些都是我所内刊在努力加大主题宣传力度方面的不断尝试。当然, 与专业媒体相比, 企业内刊在主题宣传方面存在明显的劣势和不足, 人手有限、经验有限是最大的问题。但是, 由于主题宣传具有很好的舆论引导效果, 通过集中、连续的宣传报道, 能够把改革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讲清楚, 把政策措施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讲透彻, 让人们在充分理解政策的基础上大力支持国家和企业的改革政策措施, 因此, 做好主题宣传是企业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努力和前进的方向, 需要企业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和加强。

2 加大正面宣传力度, 讲好央企故事

新闻宣传工作历来是党的喉舌。企业内刊与社会媒体、行业媒体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它是要服务于企业自身发展的, 要以正面宣传为主。可以采用典型宣传、成就宣传、热点引导等方式, 通过真实生动的新闻语言, 树立典型、推广经验、发掘和表扬先进职工的闪光点, 介绍各单位的好做法、好经验, 立标杆、树目标, 激励职工在比较中找到差距、在对照中明确方向, 激发职工斗志和干劲, 从而推动实际工作取得进展。

研究所的新闻宣传工作一般都接受党委的直接领导和把关, 新闻工作者一般都能够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 正面宣传为主, 唱响主旋律, 打好主动仗”, 新闻宣传工作很少会出现大方向方面的问题。但是在正面宣传的艺术手段上, 在切实落实“三贴近”原则上, 往往还存在可待提高的空间。需要我们在可亲可敬上做文章, 在入脑入心上下功夫, 增强吸引力感染力, 让职工爱看, 产生共鸣。

而且, 在信息急剧膨胀的现代社会, 人们有太多的获得精神食粮的机会, 企业的新闻宣传工作如果还是习惯于灌输、说教的模式, 就不能扩大甚至会失去受众。当今的社会大背景, 尤其要求新闻宣传工作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 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在典型宣传时, 要改变“高大全”、公式化、概念化的表现方法, 代之以真实可亲, 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典型;改变浓重的政治说教色彩, 更多地体现生活气息和人情味。

在进行成就报道时, 要跳出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 放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三个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去观察。既是在报道成就, 更是在评价发展, 引导职工参与思考。

在进行热点引导, 比如对会议和领导活动进行报道时, 要抓住其中与职工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东西, 把会议报道做深做活, 可以综合采用对单位发展影响的角度和对职工群众生活影响的角度去组织报道, 参与讨论。

在日常的工作中, 新闻工作者一方面要多读书、多学习、多动笔, 综合学习和探索评论、通讯、特写、专题报道等立足全局、视野宏大的全景式报道的写法, 提高自身的文字水平;另一方面, 要深入生产一线, 仔细观察、捕捉亮点, 跳出文件改写式、事迹材料式的新闻八股框框, 从大处着眼、小处着笔, 以小见大, 用鲜活具体的故事、生动活泼的语言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章。

只有从宣传的艺术手段上, 进行改善和提高, 做到“三贴近”, 正面宣传报道才能吸引住职工群众。也只有这样, 企业内刊才能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 潜移默化地做好职工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 真正发挥好内刊的舆论引导作用, 促进企业的改革发展。

3 加大主动宣传力度、强化舆论引导

从实现途径上讲, “加大正面宣传力度”是建立在“加大主动宣传力度”基础之上的。现如今, 别说是中央企业, 就是许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 都有自己的新闻舆论阵地。要想真正发挥好这块舆论阵地的作用, 企业的宣传工作就远远不能是“闭门造车”, 在办公室里等稿子, 单纯地做做编辑这么简单, 而是要全面策划, 主动出击, 变被动的编辑修改稿件为主动的策划撰写稿件。

加大主动宣传力度, 也是强化舆论引导最直接、最有效、最有力的抓手。舆论引导, 关键就在引导。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自觉地以国家和企业的改革发展稳定为中心来思考宣传工作, 主动出击、做好策划、打好主动仗、占领舆论制高点, 才能真正发挥出舆论引导的实际效果, 为促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企业的发展稳定贡献有用的力量。

加大主动宣传力度, 要求企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首先必须熟悉和把握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把方针政策充分理解和领会。其次, 要熟知单位的工作性质、内容和近期工作重点, 将两者相结合, 进行有效全面的策划, 通过评论员文章、专栏、专访、随感等多种方式, 有步骤、有计划地将国家和单位的政策、观念宣传到位、贯彻到位。江苏自动化研究所内刊在2010年改成报纸之初, 稿源问题首当其冲, 调动基层积极性是当时宣传工作的重点。经过多年的运转, 宣传工作的重点已经逐渐向强化舆论引导方面转移。专职的宣传工作者应该以更大的热情、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主动宣传工作中去, 撰写评论员文章解读热点问题、鼓舞动员;撰写专题报道倡导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发展;撰写杂文、随感等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幸福观、志愿者精神等等。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还说,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使命, 必须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在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的今天和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 作为中央企业的一员, 我们科研院所的新闻工作者必须以空前的紧迫感、责任感, 增强大局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 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新闻宣传工作, 通过坚持不懈地强化舆论引导, 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 弘扬主旋律, 激发正能量, 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促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为企业的改革发展营造更好的舆论氛围。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指出,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结合企业宣传工作的具体实际和特点, 笔者认为, 必须做到加大主题宣传力度、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加大主动宣传力度, 不断开拓进取, 才能更好地发挥新闻宣传工作的舆论引导作用, 促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促进单位的改革稳定发展。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新闻宣传,舆论引导

参考文献

[1]王丽.试论以教育园地促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J].企业文化 (中旬刊) , 2014 (3) :80-81, 83.

舆论思想 篇11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舆论 高校

近年来，网络已经在各大高校实现全面普及，在网络环境下形成的舆论氛围不但复杂多变，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冲突性[1]。大学生逐渐形成主体意识，容易在网络舆论的影响下出现自我化、投机化等倾向，这就增加了思政教育难度。本文针对网络舆论环境的特点探讨思政教育的实施对策，以供参考。

1.网络舆论对思政教育产生的影响

首先，由于网络舆论具有交互性、自由性与虚拟性的特点，因此学生能够通过多种网络传播途径获取知识，教师在思政教育中不再处于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对于思政教育方向与内容的主导权。同时，在网络舆论影响下，学生的现代意识，包括话语权、包容性、民主性及平等权等被逐渐强化，被动接受教育的模式会逐渐被主动接受教育取代，因此可能对教师的思政教育理念产生怀疑，这就对传统教育理念，包括教育的具体形式及内容等提出新的挑战[2]。网络舆论中的各类信息“泥沙俱下”、“良莠杂陈”，对于选择能力、辨别能力及自控能力等还不够成熟的高校学生而言，容易在网络舆论的不良影响下出现政治信仰与理想信念动摇、责任感与使命感缺失、行为失范及情感冷漠等问题，这也对思政课程教育目标的实现提出新挑战。

2.针对性优化网络舆论环境中思政教育的方法

2.1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更新教育理念。

教师应深入大学生感兴趣的网络平台与场所等，在网络平台中了解学生的思想动向，分析学生的日常行为、思考能力与人际交往等可能在网络舆论中受到的影响，以根据学生的思想动向及时调整、更新思政教育理念。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加学生QQ群、微信，浏览朋友网、人人网、校园新闻网站、校内BBS，开通博客、微博等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与真实想法，并与学生进行交流，用倾听式、观察式、平等交流式教育理念取代传统灌输式教育理念，确保思政教育能够起到正确引导学生形成良好道德品质的作用。另外，在更新思政教育理念时还应充分发挥积极网络舆论具有的作用，以充分利用网络舆论传播优势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积极的网络舆论是指符合正确“三观”，能够反映多数社会群体共同愿景、意志、利益，且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的舆论。在更新思政教育理念时可以充分利用健康网络舆论所具有的“黏合剂”作用，让学生针对网络舆论自由发表对国家前途及命运的看法，同时根据自己所学知识、生活经验等提出意见与建议，从而通过利用网络舆论及思政教育增强学生的公民意识，同时强化学生的民族精神、集体主义及爱国主义等[3]。

2.2实施正确引导，营造和谐教育氛围。

网络舆论具有积极与消极作用，应通过正确引导学生，形成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并由此营造出和谐的教育氛围。首先，可以将校园网作为引导积极舆论的网络阵地。高校可以利用思政教育理论丰富校园网中的信息，使校园网中的信息具有多样性特点。例如，可以采用视频、图像及文字等信息载体在校园网中宣传唯物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及世界观等，或在校园网中设置思政教育特色栏目，包括理论答疑版块、主题讨论版块及理论宣传版块等，以便向大学生及时传达党政方针及重大决策等，让学生在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下坚定精神信念与政治立场。应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年龄特点等精心设计网站形式与内容，并及时更新思政教育内容，尽量使作为舆论引导阵地的校园网具有统一学习服务功能、思想交流功能及理论宣传功能等，使学生可以找到精神家园。其次，可以选拔优秀的学生干部、党员等担任舆论领袖，正确引导校园论坛舆论氛围。高校中的学生同质性较强，身心特点、生活阅历及学习目标等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思想行为也容易与同辈人出现趋同现象。对此，可以让学生干部与党员担任舆论领袖，利用回帖、发帖等传递健康网络言论，以减少外界不良网络舆论的消极影响。

2.3提高媒介素养，强化网络道德。

在了解学生思想动向及做好舆论引导工作的基础上，还应通过思政教育提高媒介素养及强化网络道德建设，以便让大学生自觉鉴别与抵制不良网络舆论。首先，可在思政教育的课程体系中纳入媒介知识方面的教学内容，或将社会实践、社团活动、学术报告、知识讲座及选修课等作为媒介知识的普及方式，以通过在高校中广泛普及媒介知识有效提升不良网络舆论的鉴别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形成正确舆论观念。其次，应重视在思政课堂中强化网络道德教育，让学生在接受网络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规范自身行为，自觉约束在网络中的言论，避免发表反面性与攻击性言论[4]。同时要让学生了解我国关于网络舆论的法律规定，以有效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与责任意识，对自己在网络中发表的观点、言论负责，避免出现胡说一气的行为。此外，要通过网络道德方面的教育让学生认识到负面性网络舆论的危害性，自觉为营造积极和谐舆论氛围作贡献。

3.结语

在网络舆论充斥的环境下，思政教育的主体、客体均会受到影响。对于高校中的思政教育而言，教育主体为教师，教育客体为大学生，为了充分利用网络舆论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将消极影响降到最小化，应从教师与学生两方面入手积极调整思政教育方式。

参考文献：

[1]孙其昂.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总体性在场探析——兼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逻辑[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3，29（4）：40-46.

[2]张澍军.论“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规范规约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观”创新探讨之二[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8.

[3]李伟，平章起.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为契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基于全国20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调查分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3（1）：8-12.

舆论思想 篇12

一、把握特点规律, 增强忧患意识

以传播者为中心的发散型网络传播模式, 使网络舆论具有三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网络的即时性, 使网络舆论的传播突发迅速, 猝不及防;网络的交互性, 使网络舆论的受众更为广泛, 不受地域、时空和容量的限制;网络的超文本性, 使网络舆论的形式更为多样, 融合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多种方式, 集报纸、电视、广播优点于一体, 更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二是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作为一种新型的舆论力量, 网络舆论的影响力日益突出, 已经成为大学生了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不论是重大事件、热点问题, 还是民间轶事、生活琐事, 都能从网络舆论中找到出处。这不仅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观念, 也对大学生的行为方式产生深刻影响。三是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网络传播的无障碍化, 不仅使网络舆论传播具有广阔的空间, 也使其成为各种社会力量、利益群体表达意志的重要场所。而我国目前正经历着广泛的社会变革, 热点敏感问题较多, 这本是存在于各个国家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 但却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一些具有迷惑性的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大学生的思想。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传播优势, 大肆进行文化渗透, 散布蛊惑性、煽动性言论, 炒作热点敏感问题, 推销西方政治模式等。面对网络舆论多种文化相互交织、多种信息良莠并存、多种诱惑随处可见的复杂形势, 我们既要看到良好机遇, 也要看到冲击影响, 更要看到严峻挑战, 始终保持高度警觉, 积极主动应对。

二、坚持多法并举, 抢占引导先机

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 网络舆论格局的深刻变化, 不仅对传统思维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 也给大学生的思想预测和防范工作带来深刻影响。因此, 要建立完善网络舆论的监控机制, 着力解决预测不力、研判不准、应对不当的问题。一是突出“主战场”地位。在信息社会, 网络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 我们必须从思想上保持高度警觉, 以强烈的政治意识、政权意识和忧患意识, 引导大学生强化网上有陷阱、上网须谨慎的意识, 养成按规定上网、按要求用网的习惯。要针对对互联网、手机舆论引导关注不够、监管不力、方法不活等问题, 加强主动介入, 搞好高校与地方政府协作, 引进先进技术, 确保引导有方法、监管有机制、工作有力度, 最大限度地堵塞不良信息侵入的渠道, 确保网络生态环境的健康纯洁。二是壮大引导力量。要按照合理搭配、优势互补的原则, 综合衡量、广泛遴选, 建设一支涵盖各个层次, 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网络引导员队伍, 加强对网络舆论及引导策略艺术的研究, 不断提高实际工作能力。要发动高校政工干部、思政教师、辅导员和思想骨干积极参与舆论引导工作, 充分发挥其理论知识丰富、认识问题深刻、把握方向准确的优势, 及时发布权威引导信息, 形成齐抓共做的强大合力。要在抓好网上实时引导的同时, 注重围绕热点难点问题, 组织领导专家解读、大学生讨论辨析, 开展读报评报、新闻点评和时事分析活动, 创作生动形象的宣传教育片, 通过拓展资源、丰富渠道, 构建主题鲜明、导向明确的校园舆论环境, 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引导格局。三是加强形势研判。要研究把握网络舆论发展的特点规律, 加强对重大政治事件、重大节日以及特定敏感期网络舆论的重点监控和跟踪, 搞好预测预防。要组织专门力量在“新浪”、“搜狐”等知名网站和“天涯”、“中国人”等知名“社区”巡游, 动态跟踪敏感话题、重大事件, 确保及早发现隐患、及时处置问题。要加强与政府宣传、安全、网监部门的协作联系, 全方位、多渠道了解掌握社会舆论动态, 及时发现危机苗头, 确保第一时间介入、第一时间处置。要完善会商研判机制, 加强舆论动态综合分析, 建立落实高校与政府走访制度, 尤其对敏感重大信息, 要综合甄别、准确定性, 及时通报、加强会商。要完善干预引导机制, 在保证国家秘密安全的前提下,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主动做好网络敏感重大舆论的正面引导工作。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 着眼快速反应、稳妥应对, 严格规范网上有害信息处置工作程序, 从严掌握涉网情况线索查证工作, 立足复杂情况, 完善相关预案, 牢牢掌握网上斗争的主动权。

三、加强教育熏陶, 筑牢思想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