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舆论

企业舆论（精选12篇）

企业舆论 篇1

增强引导舆论的能力, 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企业新闻宣传部门担负着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舆论支持的职责, 只有不断增强引导舆论的能力, 牢牢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 才能更好地为企业的工作大局服务, 有力地促进企业的改革发展稳定。

增强把握舆论导向的能力。要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善于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观察和思考问题, 在思想和行动上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同上级和企业的工作部署保持一致。就要始终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 认真贯彻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弘扬主旋律, 打好主动仗, 理直气壮地唱响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改革开放好。就要把舆论引导到有利于企业深化改革, 持续发展, 增加效益上来;引导到有利于凝聚人心, 振奋精神, 创业创新上来。在新闻宣传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强化导向意识, 确保导向正确, 引导有力。

增强宏观调控指导的能力。企业新闻宣传部门作为企业新闻媒体的业务指导部门, 担负着宏观指导、协调和管理企业新闻宣传工作的任务。要做到调控有力、指导有效、协调到位、管理有方, 就必须做到超前思维, 胸有全局, 站得高, 看得远, 及时了解企业形势的新动向、新变化、新要求, 迅速吃透上级精神和领导意图, 准确把握基层职工思想脉搏, 突出重点, 理清思路, 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对重要的报道口径要早打招呼, 对重要的宣传任务要制订详细的报道计划, 对报道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处理纠正, 使新闻宣传始终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要反应敏捷, 善做“及时雨”, 不可行动迟缓, 总当“马后炮”。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 及时调整和完善报道计划, 增强报道计划的时效性、指导性和针对性。新闻宣传部门负责人要靠前指挥, 重要稿件要亲自审定, 重大选题要亲自策划, 重要版面要亲自安排。强化把关意识, 时刻关注媒体报道动向, 随时准备“纠偏”、“纠错”。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 尽力避免和减少差错。

增强新闻宣传策划的能力。要增强新闻宣传策划的本领, 就要做到吃透上情和下情, 对“上头提倡什么”和“下面需要什么”都了如指掌, 这样才能定好选题, 策划才能取得成功。抓好总体策划。只有立足大局, 在策划时, 才能正确判断每一件事情的价值和分量, 才能决定一个时期新闻宣传的重点是什么, 才能对各项宣传报道的先后顺序进行合理安排, 才能对重大题材的宣传报道与一般报道进行合理布局, 从而作出正确合理的宣传策划, 避免新闻导向上的失误。搞好战役策划。抓重大题材的战役策划, 是将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付诸实施的重要环节。要根据事件的发展, 形成多兵种作战的联动机制。对重要宣传任务要连续报道, 形成声势, 造成强势。搞好微观策划。新闻采访、素材使用、版面设计都要进行精心策划。只有匠心独运, 策划到位, 才能使报道重点突出, 时效性强, 覆盖面大, 报道的深度和广度增加。

增强贯彻落实“三贴近”方针的能力。新闻宣传工作要做到“三贴近”, 就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 围绕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所需来确定选题, 选择角度。要体现职工意愿, 满足职工需求;研究受众心理, 改进报道方式。注重分析舆论引导效果, 从中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进行引导策略研究, 努力使宣传舆论与口头舆论更好地吻合。多一些群众视角, 对上级和企业的方针、政策, 多从群众的角度来报道;对群众不易理解或一时理解不了的政策法规, 及时释疑解惑;多用群众身边的事例, 多用群众熟悉的语言, 多用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 反映其工作和生活。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 注重新闻价值, 讲究实际效果, 提高报道质量。完善新闻发布制度, 及时准确发布信息, 保证职工群众的信息需求和知情权。用鲜活的形式表现新闻, 提高媒体的关注度, 增强媒体的影响力。

增强搞好舆论监督的能力。由于舆论监督的政治性、政策性和敏感性都很强, 因此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力度和角度。要引导不误导, 帮忙不添乱。特别是对热点难点问题, 既不能火上浇油, 也不可釜底抽薪, 要释疑、疏导、化解, 帮助改进工作, 促进问题解决。要端正监督目的, 摆正监督位置, 把好监督时机, 用好监督形式, 注重监督效果。做到事实准确, 结论正确, 出于公心, 有利工作。绝不能把私心杂念、小团体利益掺和进去, 绝不能以个人感情和好恶判断是非。不能想报什么就报什么, 不看影响, 不计后果, 更不能影响稳定, 诱发情绪, 激化矛盾。

增强管理和运用新兴媒体的能力。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手机功能的迅速拓展, 带来了信息传播手段的深刻变革, 已经并将继续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目前, 互联网和手机已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新的舆论场。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 网络媒体和手机短信的舆论控制难度更大。一方面, 应积极研制高新技术, 加大对网上舆论和手机短信的监控力度;另一方面, 要建立起有强大宣传和震撼力的网络、手机舆论阵地, 加大正面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传播有自身的规律, 只有不断探索规律, 把握规律, 自觉地把正确引导舆论的政治任务与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传播规律结合起来, 才能不断提高网络、手机宣传的效果。局域网是企业的重要舆论阵地, 新闻宣传部门要将其纳入管理范围, 加大监管力度, 积极引导网上舆论, 主动提供内容服务, 使网络成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平台。要有计划地建设几个重点网站, 加大正面宣传的引导力度, 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开辟形势任务教育、先进典型宣传、政策法规、网上思想政治工作图书馆等专栏。要丰富网络宣传内容, 创新网络宣传形式, 提高网站的吸引力。认真分析手机短信的传播规律, 对影响稳定、制造混乱的短信息, 要追查其传播源, 对主要责任人, 一经查实, 严肃处理。

企业舆论 篇2

舆论监督是推进反腐倡廉教育，促进企业和谐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开展舆论监督，可以很好地警示和教育广大干部职工，震慑违法违纪的干部和员工，增强员工对企业党员干部和领导的信任。舆论监督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把握正确导向，服务工作大局；要加强政策理论指导，推动工作方式改进；要坚持弘扬正气，注重改革创新，从而为企业和谐、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舆论监督是广大干部员工就企业管理、发展、改革及反腐倡廉等方面的行为依制度进行评论、表达意见、提出建议、发出呼声，是员工参与企业事务管理、提高管理部门绩效的一种必要方式。舆论监督在弘扬企业正气、通达厂情民意、聚焦员工热点、疏导员工情绪、促进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构建和谐企业，需要大力重视和发挥舆论监督。加强舆论监督，可以使我们的工作不至于盲目，不至于懈怠，不至于失职和被动。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做好舆论监督，笔者认为：

加强舆论监督，首先要树立对舆论监督的正确认识。舆论监督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阻力，这些阻力主要来自被监督的单位及其管理人员，因为舆论监督往往是揭露一些单位存在的种种问题，会触动到其部门利益，并会对其形象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就要求各级管理人员要提高对舆论监督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正确对待并虚心接受舆论监督，消除对抗情绪。要充分认识到舆论监督就是针砭时弊，弘扬正气，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增强团结，维护稳定。同时，管理人员要善待舆论监督，善用企业内刊，给舆论监督“撑腰壮胆，鼓劲打气”。在充分尊重员工表达权、监督权的前提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

此促进自身工作不断改进。要把做好舆论监督当作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当作本部门本单位义不容辞的责任，主动配合、积极回应舆论监督，认真整改、及时反馈，进一步提高舆论监督效果。各单位、支部为舆论监督营造良好环境，创造有力条件，提供相关信息，畅通报道渠道，关心和支持企业开展舆论监督，要把舆论监督作为发现问题、改进工作的渠道和途径，作为调动广大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和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手段，以此来推动舆论监督工作顺利开展。确保广大干部员工心无压力、心情轻松、热情主动、积极参与舆论监督工作，并使舆论监督走上规范化轨道。

加强舆论监督，其次要规范舆论监督的工作机制。机制是舆论监督的保障。企业党委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作用，制定切合企业实际的舆论监督机制。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舆论监督，把舆论监督的目的与企业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与广大员工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舆论监督既要反映干部员工议论、关注的焦点问题，又要帮助企业和党委、支部做好工作；既要反映员工的呼声，又要让员工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既要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又要给人以启发、希望和信心。为此，企业党委应在各支部设立举报箱和举报电话，敞开舆论监督渠道，将搜集到的情况、反映出来的信息、发现的问题逐一进行登记，认真梳理成一条条建议和意见，及时反馈到相关单位，以便研究采纳和认真改进。同时应建立并规范舆论监督工作分析制度、曝光事件追查制度、整治工作协调制度、整改落实反馈制度及举报奖励制度等相关的工作机制，确保舆论监督能够顺利推进。

加强舆论监督，最后要注重舆论监督的有效落实。落实是舆论监督的关键。对于干部员工反映的问题，若无特殊情况，应将处理结果通过合理渠道及时反馈，努力做到事事有回声、件件有着落。这既有利于舆论监督顺利开展，也有利于提高企业内刊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近几年来，在开展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教育中，公司利用企业内刊《海鑫报》、厂区专栏、宣传资料等工具，紧密结合公司工作实际，宣扬先进事迹，曝光丑恶现象，及时用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引导和教育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舆论监督工作得到了不断加强。但有些部门也存在对舆论监督的认识不够、支持不力等问题。比如有的单位采取种种“推”、“拖”手段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的表面上赞成但实际工作中不作为或欠作为，为此，公司充分发挥《海鑫报》的独特作用，不断加大舆论监督报道的力度。开辟舆论监督专栏《曝光建议》，针对生产管理、干部任命、薪酬福利、反腐倡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一些不规范现象发表批评言论文章。各单位对曝光问题认真整改，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发展环境和人文环境。

企业舆论 篇3

那么,其他消费者为获得可靠的企业信息而深信不疑的这些舆论领袖,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们的观点与“普罗大众”有何区别?更重要的是,企业该怎样与他们打交道呢?

最近益普索Global dvisor在2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们称为声誉影响者的这个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往往高于平均水平,同时也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他们更具社交活跃性,更为见多识广、消息灵通。他们分布于各个年龄段,而且不论长幼,在大部分国家男性多于女性,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

从下图可以看出,与其说他们是普通人群,不如说他们是干涉主义者,一旦发现产品或服务存在问题,他们更有可能投诉,并更有可能因为企业声誉的影响,主动避免使用或积极选择购买企业的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其他人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感觉会影响并改变其周围人们的行为。举例来说,将近百分之七十的人表示过去一年里曾给别人提出过关于产品、服务和企业的建议,有三分之二的人表示他们确实改变了购买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主意。

与普通民众相比,声誉影响者更重视企业责任,尽管出现经济衰退,他们在这方面给予的重视一直没有改变,几乎与两年前相同。他们在向各家企业传递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即便是在经济困难时期,管理层也不应忽视对企业责任的关注。

凭借消息灵通,声誉影响者自然会觉得对个别行业和企业更加熟悉,这通常会使他们对其产生好感(尽管并非一贯如此)。而且由于他们更有可能大肆宣扬他们所确信的事情,所以当他们对某家企业形成一种观点时,他们便极有可能告诉他人—不论是好是坏。

所以,企业该怎样与这一重要群体打交道呢?由于声誉影响者表现出更强的社交积极性,而且消息灵通,因而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要比普通公众广阔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可能利用企业资源,诸如企业网站、新闻稿、期刊、年报及企业发言人(虽然与普通人群一样,很少有人经常向企业发言人进行咨询)。不过,与广大公众一样,他们最有可能将电视新闻、报纸和朋友、家人、同事作为其获取企业信息的主要来源,这些来源再加上电台新闻,都被他们认为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家人、同事是获取企业信息的最可信来源,许多人对社交媒体(比如Facebook、博客和YouTube)持怀疑态度。

谈到企业的沟通渠道,声誉影响者和消费者一样,通常对企业广告将信将疑。相对于企业广告,他们更愿意相信企业发言人—五分之三的普通消费者认为企业发言人、CEO是可信的,但仅有六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非常可信,而在声誉影响者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大型企业CEO发布的关于其企业或行业的所谓真相。从我们2007年首次测量这一指标以来,信任水平稍有下降(从36%降至33%)。

很显然,与普通消费者相比,声誉影响者更愿意利用企业来源的信息。而且和普通消费者相同,跟他们比较接近的媒体和人物是他们最信任的。这强调出与新闻媒体发展并维持良好的关系以保证电视和电台新闻正面报道的重要性。这样做同时可以对声誉影响者的观点产生积极影响。与此同时,这也说明获取正确、合适的顾客切入点是多么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仅影响直接顾客的观点,而且也会影响到他们所接触到的人群的意见,特别是当这些顾客逐渐成为关键的舆论形成群体时,更是如此。声誉影响者是被动消费者的对立面,并且会迅速将其对某家企业的意见转化成言语和行动—而他们的意见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深远而广泛的。

企业报舆论监督的实践和思考 篇4

一、企业报舆论监督的可行性和目的

企业报作为企业党委和职工群众的喉舌, 利用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对某些不合理的现象进行舆论监督, 从本质上来说, 是有利于企业的改革与发展, 有利于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和增强企业凝聚力的, 它必然会受到愈来愈多的有远见的企业家和广大职工群众的欢迎, 在此基础上, 企业报进行舆论监督不仅可行, 而且还将在企业今后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进一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要着眼于解决问题, 改进工作, 而不能满足于揭短扬丑, 图一时之快, 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无论是批评错误, 还是揭露问题, 都要是建设性的。

二、企业报进行舆论监督必须坚持“三贴近”原则, 服务企业, 服务民生, 同时对舆论监督的结果进行跟踪报道。

企业以生产经营为工作中心。企业报, 作为企业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企业党委的耳目喉舌, 理应唱响主旋律。在新的历史时期, 企业报应该以生产经营为中心, 找准新的报道视角, 开辟新的报道层面, 把握好宣传策略和节奏, 抓住最能体现企业生产经营发展思路、努力与成效的事实和趋势加以宣传报道, 在促进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新闻舆论的独特作用。把为生产经营服好务、导好向作为报道的指导思想, 并把其化为一系列操作性较强的策划构思, 化为一系列富有新意、内容深厚的报道选题和富有影响力的新闻报道, 推动企业各方面工作向着正确的方向更快更好地发展。

近年来, 为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促进公司各项工作扎实、有序地开展, 《中国钼业之都报》特开设监督岗栏目 (后改为道德观察) , 收到良好效果。

《单身楼环境卫生有待加强》、《饮食市场卫生状况令人堪忧》等文章刊发后引起强烈反响。经曝光后, 有关单位在对有关管理人员和责任人进行处罚的同时, 迅速召开专题会议, 彻底整改单身楼环境卫生, 制定整改方案, 就整改期限、标准作了严格要求。单身楼管理人员用火碱、洗衣粉清洗卫生间和楼道, 用小刀刮去地板上厚厚的油泥……饮食卫生也有了显著改善。本报回音壁栏目刊出评论员文章《曝光之后认真整改精神可嘉》。

《文明乘车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公共设施岂容如此破坏》配以醒目照片, 刊出后反响热烈, 收效甚好。公司地处山区, 一到冬天经常有水管爆裂情况发生, 记者接到热心读者打来电话说:“某地的水管冻裂无人问津, 路面结冰湿滑无法行走。”我们记者第一时间赶到进行采访报道, 督促有关部们进行治理。

三、舆论监督必须用事实说话, 采编人员必须深入采访和调查研究。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舆论监督主要是批评报道, 往往直接关系到被批评对象的切身利益, 因此新闻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时必须强调以事实为依据, 采编人员务必要深入一线, 严禁道听途说。

近年来部分职工购买了私家车。为了规范停车秩序, 公司投入资金修建了免费的停车场, 但仍有部分职工不按规定停放。

本报编辑和公司文明委办公室、保卫处有关人员对私家车停车情况进行检查后, 对不文明停车的车号在报纸和LED显示屏上进行曝光, 此举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私家车的停放日趋规范。

去年12月份, 一职工以读者来信《一个帘子的温暖》的方式反映浴池的更衣室有点冷。编辑看到信后, 来到该浴池实地查看, 发现信中反映情况属实。一直到报纸付印的最后一天, 仍没有发现有改进的迹象。周一发报后, 周二编辑再去浴池实地查看时, 男女浴池都已加装厚门帘, 更衣室内温暖宜人, 而且更衣室内还增加了两片暖气片。可以看出报纸舆论监督功不可没。

四、舆论监督要克服畏难的情绪, 要选准监督题材、讲究方法策略、注重监督效果。

选题难、采访难、见报难、处理难是舆论监督的共性。迎难而上, 要求编辑要把握舆论监督的基调、内容、时机、分寸, 把握报道的力度、广度、角度。要抓住那些既能反映事件本质, 又有法可依、有政策可循的倾向性问题进行舆论监督;要坚持有理有力有节, 注意火候节奏, 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数量适度, 密度适当, 把握分寸;要运用公开报道、内参反映等多种形式开展批评性报道。从微观上讲, 要精心组织每篇稿件, 切实抓好选题准确、采访深入、播发严格、跟踪报道等各个环节, 从选题取材、遣词造句、切入角度、力度大小等方面认真把握, 努力在舆论监督的具体运行过程中, 做到“解难不发难、补台不拆台、帮忙不添乱”, 保证实际效果。

摘要：企业报的舆论监督职能是帮助企业广纳民意, 改进工作、增强读者对报纸信任感的有效途径。企业报要坚持“三贴近”原则, 用事实说话, 用翔实的事例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不仅可行, 而且还将在企业今后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进一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企业舆论 篇5

http://.cn2011年10月25日23:46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0月25日电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今日公布。《决定》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要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对此，《决定》提出以下几方面要求：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壮大主流舆论，提高舆论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影响力，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以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宣传资源，构建统筹协调、责任明确、功能互补、覆盖广泛、富有效率的舆论引导格局。

——加强和改进正面宣传，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加强舆情分析研判，加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引导，从群众关注点入手，科学解疑释惑，有效凝聚共识。

——做好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应急报道和舆论引导机制，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

——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推动解决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维护人民利益，密切党群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企业舆论 篇6

如何抓好企业在社会中的良好舆论形象?现代社会,对一个有实力的企业来说,“酒好也怕巷子深”。根据笔者对中铁一局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一局” )的个例采访调查分析来看,除了人们的口碑对企业认识传播之外,最重要、最有力、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充分利用和发挥现代各种传媒,对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各个方面典型与经验进行全面广泛宣传。

国家三代领导人的关怀:始终是一种鼓舞一种舆论力量

良好的社会舆论形象的维护和提升是中铁一局企业文化建设中长期以来的重要工作,也使中铁一局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保持国内一流企业和跻身于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51年,由中铁一局承建的天兰铁路建成通车,毛泽东欣然为中铁一局亲笔题词“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等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为中铁一局亲笔题词,国家领导人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全局职工的战斗精神和士气。

上世纪60年代,由中铁一局承建的成昆铁路关村坝隧道,施工创月成洞152.3米的全国纪录,当时党中央致电嘉奖,邓小平同志亲临施工一线视察。近年来,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中铁一局施工现场,给予广大职工以极大的关怀和鼓舞。多年来,这支队伍在大西北跨黄河、穿戈壁,一次次叩击筑路禁区的大门,一次次攀登工程科学的顶点,胜利完成了许多富有挑战性的工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局人主动适应市场,施工领域不断拓展,项目遍及大江南北,企业实力不断增强,企业的文化也在不断地积累。

国家三代领导人的关怀,使中铁一局在建筑施工领域半个多世纪的历练中,铸就和全社会印刻了一种开路先锋精神、大秦精神、青藏精神和“诚信创新 永争一流”的企业精神,并传承了一局几代建设者。而且,有着60年悠久历史的中铁一局,依靠这些精神支撑在长期的施工实践中,积淀了形成自己丰厚独特的企业文化,产生了一大批优秀团体、先进个人,为社会创造了无数优质品牌工程,为构建先进的企业文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对一局人来说,始终是一种鼓舞一种舆论力量,使他们在社会中的形象不断提高,并因之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良好的舆论力量,也在时刻推动着他们,使他们时刻不敢懈怠。就像当了模范,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只能不断进步,否则就会令人失望。正是这种力量,为中铁一局广大员工所接受,并由无形变为有形,产生着巨大的动力,促进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抓好企业对外新闻宣传:为经营开发赢得舆论支持

良好的社会舆论形象,就是信誉,就是品牌,就是实力。中铁一局在市场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就是证明。

除了时刻不忘国家几代领导人的关怀,并把因之形成的这种强大的舆论支持作为一种力量,坚持利用来鼓舞中铁一局广大职工。中铁一局在新时期以来,还坚持充分利用和发挥现代各种传媒,对企业的发展进行全面广泛宣传,并使之良好的社会舆论形象不断提升,助推企业不断发展。

在企业的广泛宣传中,中铁一局特别注重企业新闻宣传报道,始终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中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的原则,以塑造“中国中铁一局”品牌、增强企业凝聚力为目标,为企业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市场经营环境。因此,制定了对外宣传工作管理办法,各单位主要领导都把对外新闻宣传作为企业文化建设重要内容和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来抓,看做是对企业经营开发投标揽活的有力支持。

在新形势下,中铁一局加大了对外新闻宣传队伍的建设,每个项目部都配备有对外新闻宣传通讯员,随时发现和推出有新闻价值的报道,提炼挖掘标志性业绩、经验、成果、荣誉题材,外树形象,内鼓干劲。要求各级宣传部门加强策划,把握时机,多出好稿,在注重稿件数量的同时,突出稿件质量,在上大报、上头条上下功夫。各单位领导和项目部把加强对外宣传报道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载体,看做是对企业经营开发投标揽活的有力支持,主张和支持上中央大报,上新闻专题。不仅开展多种方式的对外新闻宣传,还在媒体做形象宣传,充分展示企业形象。重点工程项目部加强了对外新闻宣传。这些抓好企业对外新闻宣传的切实举措,为企业经营开发赢得了有力的舆论支持。

在典型人物宣传上下功夫: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

中铁一局党政班子领导极为重视对外宣传工作,专门对先进人物——金牌工人窦铁成事迹的宣传做了具体安排。在国务院国资委、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国中铁股份公司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局党委宣传部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和各媒体联系,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法,专门邀请了陕西的主要新闻单位记者深入窦铁成所在的东乌项目施工现场采访,并积极为媒体记者创造良好的采访条件,提供稿件素材和相关资料。随后,《陕西日报》、陕西电视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陕西工人报》、《西安晚报》、《华商报》等十多家媒体陆续从不同角度刊发了窦铁成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不惜版面集中宣传窦铁成的先进事迹,在全省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产生了社会轰动效应。

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采访窦铁成的先进事迹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宣部、中组部的领导相继做了重要批示。随后,中宣部新闻局组织了由中央50多家新闻媒体组成的大型采访团,对窦铁成进行了集中、系统的宣传报道。2009年4月24日,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为标志,窦铁成先进事迹的宣传在全国范围拉开帷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中铁、《中国劳动保障报》等中央媒体先后在显要位置刊发了窦铁成事迹的长篇重要报道,大部分都配发了评论员文章,给予了旗帜鲜明地赞扬。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中国铁道网等网站也纷纷转载,迅速把中铁一局这个先进人物推向了全国。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在各新闻媒体刊登窦铁成事迹的文章达数千篇。专家型技术工人窦铁成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9年“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时代领跑者”、“全国第二届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称号。这是继工人设计师王海之后,中铁一局推出的又一个在全国叫得响的先进工人典型,扩大和加深了企业在全社会的影响,并进一步在全社会树立了企业的良好舆论形象。

加强重点宣传报道:为企业打造知名品牌奠基力量

不仅为了展示中铁一局良好的企业形象,而且为了能够对打造中国中铁和中铁一局知名品牌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中铁一局在加大对外报道的力度,抓好新闻消息报道的同时,坚持组织人员对全局重点工作和特色进行了报道,多年来撰写了一批大稿、好稿、重点稿件。比如,结合公司今年开展的标准执行年主题活动,采写了《让标准成为习惯 使习惯符合标准》的活动纪实报道,分别在《人民铁道报》和《中国中铁》杂志的显要位置刊发;结合企业文化建设,采写了《中铁一局集团厚重历史与现代理念的融合》的文章,在《工人日报》刊发;结合强化执行力,在《中国企业报》刊发了《中铁一局强化执行力带来品牌效益》的通讯。与此同时,各单位在中央级媒体的宣传中注重“中国中铁”的大品牌,带“中国中铁”字样的稿件比上年度大幅度增加。

承建的国家重点工程的宣传上,中铁一局主攻《中国中铁》指定的16家中央新闻媒体。在各单位宣传部门和项目部的紧密配合下,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人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人民铁道》《中国建设报》《中国交通报》《中国企业报》《中国中铁》等多家中央级新闻媒体播发和刊发了京沪高铁、沪杭客专、厦门海底隧道、郑西秦东隧道、天津芥园水厂竣工、铜九铁路、重庆长江大桥、西安地铁项目等新闻报道。特别是在国庆60周年的重要时段,中铁一局参建的国家重点工程的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各网站纷纷转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利用各种方式对外宣传企业,中铁一局各单位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有力推动着企业的发展。比如,电务公司主打典型人物宣传,下大力气做足做好了窦铁成事迹的对外宣传报道;二公司把宣传焦点对准在其承建的地铁项目,几年来国内国际舆论关于他们承建北京奥运工程的报道达千次以上;五公司不断加大对农民工的关爱,并继续做好宣传,《工人日报》和《中国建设报》刊发了他们的通讯《让农民工成为企业的主人》等;新运公司把宣传重点放在发展城市轨道、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上;桥梁公司在建的重庆忠县长江大桥等重点桥梁工程在各新闻媒体频频亮相,城轨分公司着重把武汉地铁全国首座瓦斯隧道贯通、苏州金鸡湖全国最长的湖底隧道贯通等工程在中央媒体进行了重点宣传。

同时,搞好企业专题策划宣传,加强侧重点。“铁路业务”一直是中铁一局四大经营板块之首,要巩固和发展在铁路的经营份额,就必须加大力度宣传铁路方面的业主,宣传他们在铁路建设中的业绩和实力,而具有特色优势的《人民铁道》就成了这一个桥梁。因此,他们与人民铁道报社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通过这个报社各类专版着重加大了宣传,为信誉评价和投标揽活创造了很好的市场氛围和社会舆论环境。

在继续保持社会报刊广电等传统媒体宣传的基础上,中铁一局还进一步加强了局域网站企业新闻和企业文化栏目的建设,发挥网站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的特点,利用局域网拓展对外新闻宣传的网络传播渠道,在局域网站拍摄发送视频新闻、制作影视专题(包括讲座、演讲等实况),转载各新闻媒体播放刊发的稿件,此举宣传途径成为分布在全国各工地广大员工关心的热门新视点。

有力维护形象品牌:在全国统一打响“护牌”行动

为了在全社会叫响“中铁一局”这个品牌,使企业的良好社会形象展示跃上新台阶,中铁一局坚持做好正面宣传报道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和统一打响了“护牌”行动。要求各项目部在建点时把企业形象宣传作为首要工作,统一规范使用“中国中铁一局”企业形象标识,各单位项目部工地现场的形象宣传,积极推广执行中国中铁一局企业标识应用手册,在工地的显要位置悬挂中国中铁和中铁一局的标识、旗帜,悬挂中铁一局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的标牌,悬挂该项目兑现业主的各项承诺,做到“哪里有经营项目,哪里就有中铁一局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如此,在遍布全国的各工点上,中国中铁和中铁一局的标识牌、广告牌和各种宣传标语规范醒目。特别是利用像京沪高铁和武广、郑西、厦门海底隧道、北京地铁、西安地铁等备受社会关注的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各级领导和新闻单位频繁来访的好机会,极大地宣传和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中铁一局重视典型宣传和社会舆论形象提升,60年来一以贯之,先后向社会推出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例如,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第一位女推土机手胡友梅、60年代闻名全国的“天山隧道群英雄集体”、70年代自学成材的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徐二厚、80年代全国著名的隧道专家戴统三、90年代全国著名的优秀教师呼秀珍、新时期工人设计师王海和专家型技术工人窦铁成等一批又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企业优秀人才和先进模范人物。同时有青藏铁路铺架基地的“五朵金花”、精伊霍铁路北天山隧道“新五虎上将”英雄群体、2008年抗震救灾英雄群体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这些英雄楷模和先进典型,都是中铁一局企业精神的人格化身,他们不仅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赞许,也使企业在不同时期连续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社会声誉,也使企业在国内外建筑市场不断赢得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更是大大地促进了企业的不断发展。

良好的社会舆论形象是企业腾飞的另一只翅膀。这是中铁一局构建现代企业班子带给人们的深刻启示。

企业舆论 篇7

一、马克思关于“新闻敲诈”的概念

对“新闻敲诈”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人关注。 最初,它是以学科词典收录词条的形式进入学术界视野的。 自1991年至今,共有四本工具书收录“新闻敲诈”词条,分别是高狄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大辞典》 (1991)、刘建明编《宣传舆论学大辞典》(1991)、廖盖隆等主编《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1993)、陈力丹著《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2002)。四则词条内容大同小异,其中以陈力丹所著《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中的内容最为完善。值得注意的是,四本工具书都将“新闻敲诈”一词的出处指向《马恩全集》,认为马克思是最先使用该概念的人———“马克思使用的一个术语,专指报刊利用最先获得信息的优势,晚发新闻而在交易所谋取暴利的行径;或者指报刊提前发表尚没有成为事实的消息,从而在交易所获利的行径。……谈论《祖国报》 的通讯标题即为‘法国的新闻敲诈’。”[1]

在随后诸多研究新闻敲诈现象的文献中,学者多有如下表述:“‘新闻敲诈’,最早由马克思使用的一个术语。”[2]学界普遍认同“新闻敲诈”的外来词身份。

在《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中全字段检索“新闻敲诈”, 只在第15卷中发现四处,经比对发现,皆出自或与同一篇文章有关,即马克思在1861年12月31日所写,后于1862年1月4日刊于《新闻报》的通讯———“法国的新闻敲诈———战争的经济后果”。这与学者陈力丹的考证结果一致。根据陈力丹专门针对马克思“新闻敲诈”概念的内涵梳理,结合笔者阅读原著,可以确定,马克思所使用的“新闻敲诈”主要用于指以下行为:新闻界以政治投机、经济投机为目的报道某些事件;某些报纸凭空臆造事实,散布威胁言论、煽动战争,用以政治投机和商业投机者助力的行为;揭示报刊活动背后资本与当权政治家结缘的关系,导致报纸观点变化无常的行为。

不难看出,马克思所指的“新闻敲诈”行为实则重点在于新闻的虚假性、煽动性,更接近于今天的有偿假新闻与宣传软文,而与“敲诈”无关。今天的“新闻敲诈”作为偏新闻伦理、 法学领域的概念,可以简单理解为行为主体以“新闻”为工具向客体实施“敲诈”。法学意义上的“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威胁(恐吓),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行为。可见,敲诈一定伴随主体对客体形成的威胁,二者要构成互动关系。而马克思的“新闻敲诈”其实更符合“欺骗”的概念。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词语与指称现实现象的不对应?

实际上,即使按照外来词的说法,“新闻敲诈”的产生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并非直接由德文翻译而来。根据《马恩全集》的编译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其俄文第二版译出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也就是说,在被译为中文之前,它就已经经历了两种语言形态:德文和俄文,在翻译过程中很有可能偏离原义,而经笔者翻阅《杜登德汉大辞典》等权威工具书查证,也确实如此。

最初,马克思的通讯手稿以德文版本交由《新闻报》[3]发表,使用的标题是Franz觟sischer Nachrichtenhumbug- 觟kon om is che Krie gs kons e que nze n,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将该通讯编译成俄文,随后我国中央编译局译出中文版,标题译作“法国的新闻敲诈[4]———战争的经济后果”。参照 《杜登德汉大词典》的词条收录,Nachrichtenhumbug应是两个词的组合,Nachricht有以下两个主要词条:1.信息、消息、 报道、新闻;2.< 复数 >~en(Nachrichten)新闻广播、新闻节目、新闻报道。而humbug则是1.欺骗,骗术;2.胡说,无稽之谈之意。结合张才尧等编《新编德汉词典》与三联书店《新德汉词典》,三者的解释是基本统一的。在此基础上笔者可断定,依据德文,将Nachrichtenhumbug理解为新闻欺骗之意更为恰当,而译为“新闻敲诈”则明显偏离原意。

依上所述,翻译上的误差很有可能是导致该词汇与其指称不对应的主要原因,这也进一步可以说明,马克思的“新闻敲诈”的概念并非我们如今所使用的“新闻敲诈”概念———即 “实施敲诈的主体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为目的, 运用负面新闻曝光等手段对个人和单位等社会客体进行敲诈的行为”。马克思的“新闻敲诈”概念与现在的“新闻敲诈” 一词除了都有“逐利”动机外,在主体、客体、内容、操作方式上皆不同,由此,笔者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新闻敲诈”并非外来词,而是在中国新闻发展过程中生成的,从词汇学的角度,中国亦具备这样的词语诞生环境。

二、中国本土“新闻敲诈”的生成

语言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跟词汇具有客观性、社会性及历史发展性等特点分不开。语言所指向的事实存在使其具有客观性。就一个词来说,最重要、最基本的功能是让人们了解其所关联的对象。应该承认,大多数情况下,新的社会现象的产生会迫使我们找寻合适的词、概念去指称它,以方便人类进一步获得和交流关于它的信息,这是一个词要产生所应具备的客观基础。

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关于“新闻敲诈”现象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民国期间。1908年,《安徽白话报》(第3期,9,2页)以“本社最要紧的广告:敲诈敲诈”为题刊登了一则启事,指出有人借报馆之名敲诈乡里,提请民众莫要上当。

“现在芜湖有个人,借本报的名字,向一姓崔的敲诈。他对姓崔的说,现在上海白话报馆做了一种小说,专说你家的坏话,不久就要出版了。这姓崔的是个小孩子,一听这话,就糟了,说这可怎样好呢?敲诈的人说,不要紧,你可花一千两银子,我替你经手买来就是了。……本社同人,组织这报,区区之心,当蒙社会明察。……”

可见,借新闻实施敲诈的现象早已有之,现在所说的“新闻敲诈”一词具备本土生成的客观条件。

中国学者对“新闻敲诈”的使用,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这也符合我国的社会大环境。中国媒体开始走向市场化正是在这一时期。1978年,新闻单位被批准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开启了自负盈亏之路。但是,在这种模式下,企业的运营规则并不能完全适用,大多数报刊并没有因此就摆脱亏损的命运,失去了财政支持,很多新闻单位面临更大的竞争和挑战。基于此,新闻单位或者个人把版面、刊物作为一种商品售卖,“有偿新闻”开始泛滥,同时性质更为恶劣的新闻腐败行为———以新闻为工具进行敲诈勒索也日益多起来。

现有研究新闻敲诈现象的文献表明,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关注到了新闻报道活动中存在的“敲诈”现象。如董炜对一些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报道活动中利用工作之便收受礼金,向被采访报道者或要求刊播新闻者敲诈勒索伸手要钱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刘亚辉认为记者借写批评稿,与被批评者讨价还价,索取报酬,本质上是一种敲诈行为。根据中国知网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收录,“新闻”与“敲诈”连在一起作为一个词使用,是在2001年之后。吴之如以“新闻与敲诈”为题,分析了新闻界“不给钱”就曝光的行为,而余波则在《舆论监督负面效应的产生及防治》一文中,直接使用了 “新闻敲诈”一词。至此,中国本土意义上的“新闻敲诈”一词诞生。

运动、发展、变化,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形式,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语言,当然也不例外。在语言中,词是最敏感,也是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新闻敲诈”一词现代含义的生成,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更正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对其概念的界定上。

1908年,《安徽白话报》 所披露的民众借报馆之名敲诈乡里,敲诈主体仅限于“假记者”。在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新闻敲诈行为发生变化,“新闻敲诈”一词的指称也日渐不同。以批评、“曝光”为名进行“新闻敲诈”的事件主体从个别聘用人员和假冒记者到逐渐将新闻媒体也囊括其中,而敲诈的客体从违背国家政策的和社会道德的行为主体到泛称的被报道对象。敲诈工具也逐渐定性为“不利于采访对象的稿件”,有真有假。

目前对“新闻敲诈”定义,学界更认同南京师范大学靖鸣教授的说法,即“指实施敲诈的主体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为目的,运用负面新闻曝光等手段对个人和单位等社会客体进行敲诈的行为。”他从主体层面、行为层面、物质层面、意愿层面对此概念做了界定,更为全面清晰。值得注意的是,他关注到了意愿层面,虽不影响罪名认定,但可以作为量刑情节的参考依据。

在概念的变化中,不难窥见我国整个新闻生态的变化。 “新闻敲诈”从个体行为逐渐成为整个新闻界的普遍现象,敲诈者借舆论监督之名,以负面新闻甚至捏造虚假新闻威胁被报道对象以获取利益,从违反新闻道德已然发展到触及法律红线。其概念内涵的变化局部反映了我国社会及新闻媒体改革中引发的一些畸变。

三、“新闻敲诈”与“新闻欺诈”之辨

依前文所述,学界对新闻敲诈的定义已经有了基本共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在研究该现象时却使用了“新闻欺诈”一词来指称。如葛作然在《当前我国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现象研究》一文中有如下表述:新闻欺诈和勒索一般指新闻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以刊播或禁播有关新闻当事人的新闻为借口欺诈、勒索新闻当事人及其亲属钱财的行为。周洪松在《论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将“有的记者在采访中以写内参、进行新闻曝光等为手段,强迫对方掏钱供物的恶行”称之为“新闻欺诈”。辛征在《识别假记者,抵制新闻欺诈》中将“新闻欺诈”定义为“有的人以搞批评报道、舆论监督为名向有关部门、单位或个人进行要挟、施压,迫使其花钱在媒体上登广告,或名目张胆地索要现金、物品”。不难看出,这些学者实际研究的就是新闻敲诈现象却错用新闻欺诈一词来指称。

“新闻敲诈”与“新闻欺诈”虽一字之差,但却有不一样的内涵。要厘清“新闻敲诈”与“新闻欺诈”的区别,重点就是分清“敲诈”和“欺诈”的概念。敲诈是用暴力、恐吓手段,或滥用法律或官方职权等,从一个不情愿的人手中索取财物。依照前文提及的“敲诈勒索罪”16定义,敲诈行为强调通过威胁恐吓来非法索取财物,一定伴随主体对客体形成的威胁。而“欺诈”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彭万林主编的《民法学》对欺诈解释如下:“欺诈是当事人一方故意捏造虚假情况,或歪曲、掩盖真实情况,使表意人陷于错误认识,并因此作出不合真意的意思表示。”不难看出,欺诈是行为人故意制造假相、隐瞒事实真相并可能使他人误解上当的行为。

综上,敲诈是指敲诈者让被敲诈方心生恐惧后,基于这种恐惧交付财物给敲诈者;而欺诈则是让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基于此被欺诈者自愿交付财务给诈骗者。此外,两类行为若情节严重,触犯的是不一样的刑法罪名,在法学上的司法解释、量刑标准都有区别,万不可混用。

四、结语

媒体的一大社会功能是监督,但中国媒体却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新闻敲诈”因学界对马克思新闻活动的研究与其背后的新闻腐败现象而为国人所重视,但一度被认为是外来词。通过对“新闻敲诈”的考察,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新闻敲诈”一词确实最早出现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1963年),该处的“新闻敲诈”一词确由马克思通讯作品翻译而来; 然而,马克思的“新闻敲诈”实际上无法指称新闻敲诈现象, 多是翻译有误所致。从词汇学的角度,中国本土“新闻敲诈” 的产生与现代含义的生成,符合词语的客观性和历史发展性特点。另外,“新闻敲诈”与“新闻欺诈”虽是一字之差,但确实完全不同的概念,应谨慎使用。

企业舆论 篇8

2014年2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宣判, 驳回奇虎360对腾讯的上诉, 维持一审认为腾讯不构成垄断, 这场历时4年的腾讯360之战终于告一段落。

互联网进入中国仅仅十几年, 但是却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截至2013年6月底, 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持续上升至44.41%。在互联网的环境下, 信息传播速度更快、信息覆盖面更广, 这些都有助于企业快速建立品牌形象和创新商业模式。电子邮件、即时通讯以及网络购物等, 互联网给人们带来如此之多的变化, 离不开提供各种互联网产品和服务的互联网企业。

我国的互联网企业中有公认的三大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 业界称之为“BAT”, 而被誉为“三小虎”的奇虎360、京东、小米, 上升势头不亚于前三者。始于2010年的奇虎360与腾讯公司的企业纠纷是我国互联网企业的一场大战, 好战好斗的360随后又继续与百度、搜狗、小米等互联网大佬展开攻势。这一次次没有硝烟的战争, 显示出企业扩大市场规模、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野心, 也赤裸裸地展示出企业垄断和企业之间不正当竞争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在“3Q大战”中, 奇虎360和腾讯双方先后宣布对于对方软件不兼容, 造成用户被迫二选一的局面;2012年8月开始的“3百大战”中, 360为瓜分搜索业市场, 将360搜索中的所有百度服务全部撤掉, 百度则滥用网络爬虫协议, 阻止360爬虫进入;而2013年7月的“3狗大战”中, 搜狗称360篡改搜狗浏览器, 而搜狗自身凭借搜狗输入法擅自改变用户浏览器。

显而易见, 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对人民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在这些口水战中互联网企业赚足了眼球, 也赚到了实惠, 而受到侵害的是用户的使用权和选择权, 从长远看来, 互联网企业的“丛林法则”:垄断经营和不正当竞争害人害己。一方面, 当一个企业时刻身处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信息泛滥的网络中, 媒介报道呈现一个拟态环境, 在受众接收到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往往感知到的负面信息多于正面信息, 那么企业将受到不同声音的讨伐, 形成不同程度舆论危机;另一方面, 企业不正当竞争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而承担社会责任是社会发展对企业提出的必然要求。

二、互联网企业的舆论危机

(一) 互联网企业的“双重身份”

互联网企业作为互联网时代逐步发展壮大的新兴企业, 与一般企业相比, 具有显著的个性特点:其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区域限制, 发布的信息保留时间长, 范围广;能第一时间和客户取得沟通、交流和反馈;其日新月异的技术不断向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各领域加速渗透;互联网以其技术的渗透性、信息传播的交互性等特点使互联网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带有即时性与无限性。因此, 互联网企业在整个网络环境中既是信息的制造者, 同时也是信息的规避者。互联网企业拥有企业和媒体的“双重身份”, 造成互联网企业既要接受媒体和用户的监督, 同时又有媒体得到话语权和传播的优势。在危机事件发生时, 往往面临更加复杂的难题。由于互联网企业的双重身份, 它们特殊的发展历程、经营特点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 决定了互联网企业造成的舆论危机也不同。

(二) 互联网企业舆论危机的产生原因

垄断经营。“3Q大战”中, 腾讯让用户做出二选一的选择, 其依靠的是QQ即时通讯的庞大用户群, 对这一市场巨大的市场占有率, 这是垄断经营的典型。根据《反垄断法》第17条规定, 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制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的灵魂。腾讯拥有与国内各大互联网企业极其类似的产品, 其凭借自身的垄断地位侵害同行利益, 严重影响技术创新。

不正当竞争。盈利是企业的首要诉求, 互联网企业亦不例外。但盈利性应建立在遵纪守法的基础上。若经营者采取非法的或者违反商业道德手段与其他经营者进行竞争, 就构成不正当竞争。例如, 在网上发布虚假消息, 利用网络恶意炒作。自由平等原则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则, 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前提和基础。[1]互联网企业应按照公正的待遇参与市场竞争, 自觉阻止部分互联网企业利用其优势, 违反公正合理的原则进行竞争。

破坏网络安全和用户隐私。网络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有人利用它造福社会, 也有人利用它破坏网络安全、偷窥用户隐私。在“3狗大战”中, 360向媒体披露搜狗浏览器“默认密码”功能会泄露用户密码, 从而获取用户信息的恶劣举措。虽然搜狗予以否认, 称并没有所谓的安全漏洞, 但是这段时间各种渠道下的用户隐私泄露的事故还是层出不穷, 不管这些安全事件是事实还是互联网企业相互拆台、造谣诽谤, 互联网公司都有义务担负起维护互联网安全的责任。

(三) 互联网企业舆论危机的特征

舆论危机事件更容易被公众发现, 传播速度快。首先, 互联网企业面对的用户都能使用网络, 负面舆论信息会在互联网上通过各种途径快速传播。互联网企业为网民服务。例如, 360安全卫士, 只要电脑里装了这个软件, 上网过程中它就一直在工作。因此, 网民对它们的要求更严格、更苛刻, 负面信息被传播的机会更大。其次, 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对手都具备网络平台和一定的用户量, 一旦企业发生了舆论危机, 竞争对手和行业内的网站都会竞相转载。对于竞争对手而言, 这种做法一方面增加自己网站的流量;另一方面借机打击了对手。

舆论危机事件覆盖面更广。传统企业发生危机事件, 一般具有区域性或者行业性特点, 大部分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传播, 但是互联网企业的用户同时也是广大网民, 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各种行业, 舆论危机一旦产生, 面临的都将是在全国范围乃至全球范围内传播, 覆盖范围更广泛, 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

舆论危机事件容易被放大传播, 话题难控制。根据2013年6月底的数据, 腾讯旗下的QQ即时通讯月活跃账户数达到8.185亿, 微信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到2.358亿, 比上一季度增长21.3%。[2]除了腾讯, 360安全卫士的装机率, 百度搜索的使用率都是相当可观的。当企业出现负面舆论的时候, 用户可以通过企业的网络产品、竞争对手的网络产品或者其他网络平台传播信息、发表观点。同时用户不仅是消息的阅读者, 他们也会对别人发布的消息进行评论或者再传播, 成为信息的传播者。互动性的网络平台使用户拥有了更大的主动性, 从而实现了“多对多”的传播。一旦危机事件被广泛传播, 信息内容可能被严重夸大, 话题很难受控制。

舆论危机事件对企业自身伤害更大。奇虎360创办于2005年, 试水搜索业是从2012年8月开始, 而搜索业老大百度也不过是在世纪之初才建立。和传统企业相比, 大多数的互联网企业发展历史较短, 而且在新新业务上实力较弱, 管理经验和运营能力都在摸索当中, 员工素质也是良莠不齐, 切眼生命周期比较短。互联网企业的上述传播特点, 加之负面事件的舆论传播速度更快、覆盖人群更广、传播效果易被夸大, 话题难以控制等, 导致了舆论危机事件对互联网企业的影响和伤害更大。

三、互联网企业的双重社会责任

互联网企业具备的企业和媒体的双重身份, 使其更容易产生舆论危机, 情况更加复杂多变。为保证企业自身良性发展, 保护消费者权益, 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一样, 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但互联网企业因网络的特殊性, 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又有别于传统企业, 本章则就双重身份分别探讨。

(一) 企业社会责任

公平竞争, 强化行业自律意识。企业自身对承担社会责任的深刻认识是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的内在动力。互联网企业要公平竞争, 形成合力的竞争机制。要加大安全产品的开发和使用, 建立一套良性发展的规制。自律意识增强的互联网企业自愿履行社会责任起着模范带头作用, 如腾讯、奇虎这些企业巨头若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 对其他互联网企业有示范作用, 这样可以形成良性的行业内部氛围, 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

用户关怀, 保障消费者合法利益。马云说过:我们永远把用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仅是阿里巴巴, 几乎每一个互联网企业都是奉行用户至上的宗旨来经营的, 甚至将这一理念渗透到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中。但是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损害用户权益的事件屡见不鲜, 屡禁不止。互联网企业维护用户的安全和隐私, 是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是树立威信, 形成信任的前提。

创新发展, 创造社会价值。互联网企业在涉足不同领域的同时, 应积极发展自身硬件条件, 保持创新企业的发展路线。企业的社会责任将最终体现于企业对社会创造的价值。互联网企业应利用自身影响力, 加入公益事业, 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例如, 2007年开始腾讯开创科技卓越高校奖学金, 奖学金金额逐年增加。

(二) 媒体社会责任

互联网企业在本质上虽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体特点, 但它在运行中已经收获了媒体传播信息资源的实质, 它享有信息的控制权、掌握话语权和监督权, 所以它必须肩负起一个媒体的社会责任。

保证信息真实性, 杜绝网络水军。网络信息的真实性, 对于乱象丛生的网络世界, 这可能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新闻专业主义在网络世界中已经被无形地消解, 但是为了保证网络信息的可靠性, 像腾讯、百度、搜狐等新闻类互联网企业仍有义务保证一定的专业主义。“网络水军”网络中消解新闻性的毒瘤, 网络水军是很多公关公司雇佣的廉价人肉工具, 在论坛、微博等平台中编造虚假信息, 以恶意攻击对手, 制造虚假民意。在360战争中, 360公司被曝雇用了十万水军。也有人统计了一下按360的公司业绩, 十万水军的高昂报酬是难以负担得起的, 反而像一些上市的、市值几百亿美金的大公司才有这个能力 (暗指腾讯) 。[3]互联网企业自身利用网络水军, 铤而走险, 操纵舆论, 这不仅违反了法律, 也违反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维护网络文明, 推动互联网健康发展。互联网企业是依托网站和软件开展经营的, 尽管因业务的不同, 其网站和软件会有差异, 但这些都是网民赖以在互联网发布信息的基础。在互联网给人们信息交流与观点发布带来便利时, 各种不文明的信息也会充斥其间, 黄暴信息蔓延, 互联网企业并没有制止, 反而多数情况下提供了不良信息滋生的平台。这些网络不文明行为短时间不能销声匿迹, 但是只要采取技术和制度的措施, 从传输和发布等渠道进行规制, 会有正面效果。

发挥网络舆论监督的特性。网络舆论跨越了地域和时空的限制, 使受众的监督力显著强于传统的舆论监督。网络舆论监督是现代文明的体现, 是民主、公开、平等的推动力, 是人民自我教育和行使民主监督权利的最有效手段之一。[4]互联网企业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对网络舆论监督正面引导, 去伪存真, 利用好网络舆论监督这把利器。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意识到,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公众形象息息相关, 在互联网行业尤甚。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发布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 以一种以身作则的态度为建立互联网秩序, 完善中国互联网法制建设, 更好地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做出贡献。

摘要：2014年2月, 奇虎360乱战结束, 而互联网行业的竞争愈演愈烈, 互联网长期遵守“丛林法则”, 政治、法律等方面都缺乏完备的治理系统, 本文避开这些外部因素, 力求在互联网治理研究热潮中, 冷静思考互联网企业的社会定位。因此, 就企业自身而言, 分析互联网企业自身产生舆论危机的特征, 结合互联网企业自身企业和媒体的双重属性, 探讨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媒体社会责任。

关键词：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舆论危机,公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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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士元, 刘丽.论公司的社会责任[J].法商研究, 2001 (6) .

[6]许岩.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J].集体经济·管理创新.

[7]肖利花.媒体社会责任概念维度的归纳性分析[D].中南大学, 2011.

企业舆论 篇9

今天, 我们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 正式启动这项工作。刚才, 民政部介绍了推动政社脱钩减轻企业负担的工作情况, 审计署介绍了通过审计工作规范涉企收费的成效, 山西省减负工作机构交流了清理规范涉企收费的作法和经验, 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布了2015年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 内容丰富、措施有力、成效突出, 对今后开展减负工作很有启发和借鉴作用。下面, 我再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切实提高认识, 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减轻企业负担工作。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 要求加大清费减负力度。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明确将减轻企业负担作为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要求的重点任务, 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的联席会议负责涉企乱收费、乱摊派问题的清理整治。李克强总理多次做出重要批示, 要求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司其职, 建立企业举报和查处、问责机制, 坚决斩断乱收费的“黑手”。2014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30号文件, 对减轻企业负担工作做出重大部署。2015年, 国务院又将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作为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 召开了全国电视电话会议进行部署, 按照李克强总理在会上明确提出要再砍掉一批收费项目的指示要求, 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部署实施了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专项行动, 作为联席会议今年重点工作。近期, 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审议通过了清理规范进出口环节收费的工作方案, 拟通过清理规范收费进一步减轻外贸企业负担。

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提高对减轻企业负担重要性的认识,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重点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从稳定经济增长的大局推进减轻企业负担工作。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企业经营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必须综合施策, 通过清理整治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 落实好各项惠企减负等相关政策, 才能有效提振企业投资和发展的信心, 稳住经济增长的大局。二是要从加强作风建设的高度推进减轻企业负担工作。中央将整治涉企乱收费、乱摊派作为贯彻执行八项规定实施方案的重要内容, 相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 把整治涉企乱收费、乱摊派行为作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活动的重要抓手, 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 改进工作方式, 为服务企业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三是要从转变政府职能的角度推进减轻企业负担工作,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简政放权不断减少行政审批和涉企收费项目, 减少政府对市场微观主体的行政干预, 为激发企业活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加强组织领导, 确保全年各项重点任务的完成

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是联席会议今年的重点工作。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近期, 中央出台了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和降低收费标准等多项措施, 各地区也陆续出台了取消、调整和规范涉企收费的政策措施, 这些措施得到了企业的普遍欢迎。各部门、各地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联席会议的要求, 将这些惠企减负政策落到实处, 使企业真正得到实惠。特别是在今年最后两个月, 要进一步鼓足干劲, 加强组织领导, 对尚未完成的任务倒排时间表, 确保各项重点任务的圆满完成。

一是继续完善涉企收费清单制度。各地区要加快形成统一规范的收费清单格式并建立常态化公示机制, 便于企业“明明白白”缴费。要在整治“红顶中介”基础上, 尽快公布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收费清单, 从制度上切断中介收费和行政审批的联系。目前, 湖南、湖北、安徽、广东、山东、海南等省已率先公布了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收费清单, 其他地区也要加快梳理, 力争在年底前公布清单。

二是深入抓好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专项工作, 尽快将取消、调整、规范涉企收费的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继续清理取消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收费项目, 制止各种依托行政职权向企业违规收费的行为, 将总理提出再砍掉一批涉企收费项目的指示要求落到实处。近期, 进出口环节的收费清理是一项重点任务,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国务院的部署, 切实抓好相关工作。

三是加强监督检查, 进一步强化查处和问责机制。四季度, 联席会议将组织开展全国专项督查, 督促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落实好全年工作任务。对清单之外的乱收费、乱摊派问题要进行严肃查处, 并按照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及相关法律法规, 追究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的责任;对工作落实不力的地区和部门, 也要进行通报批评并督促整改。近期, 联席会议将正式下发督查通知, 各地区要按照通知要求对本地区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工作开展全面自查, 确保各项工作都能落实到位。

精心谋划安排, 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企业发展的舆论氛围

加强政策宣传一直是减负工作的重要环节。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全国减轻企业负担政策宣传周, 有效宣传了中央和地方出台的惠企减负政策, 逐步形成了全社会关心支持减负工作的舆论氛围, 宣传周活动已经成为减轻企业负担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本届宣传周活动将在总结过去几届活动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拓展宣传渠道, 下移工作重心, 密切部门合作和部省互动, 力争内容更抓眼球、参与更加广泛、影响更加全面。特别是今年以来, 国务院出台了很多惠企减负政策, 如取消3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降低1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将失业保险费率降低1个百分点, 将工伤保险平均费率由1%降至0.75%, 将生育保险费率从不超过1%降到不超过0.5%,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30万元以内 (含30万元) 小微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等;各地区也相应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 如山西采取包括停征、免征、减征、缓征27项涉企收费在内的60条措施, 可减轻企业负担501亿元;辽宁、北京取消了本地区设立的全部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湖南、湖北、安徽等部分地区率先公布了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清单等, 这些措施含金量都很高。我们要借这次宣传周的机会, 及时将这些政策措施宣传落实到位, 使企业知晓并真正享受政策的阳光雨露。下面, 就做好此项工作再提几点要求:

一是要上下联动、形成合力。各地区要高度重视政策宣传周活动, 认真谋划、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各级减负工作机构要切实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 各成员单位要加强协同配合, 形成分工协作、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要统筹利用好宣传资源, 加强公共媒体的舆论监督。还要发挥社会各界作用, 动员协会、研究机构、企业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二是要突出重点、抓出实效。今年宣传周活动要重点宣传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专项行动成果, 特别是各部门、各地区公布的涉企收费清单以及取消、调整和规范涉企收费的政策措施。要通过宣传培训, 切实帮助企业了解和享受这些政策, 并让社会知晓和熟悉涉企收费清单, 让清单之外的违规收费无处藏身。在宣传中, 既要推广好的案例, 也要抓一些差的典型, 特别是对企业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各种违规收费行为要坚决曝光, 形成震慑。

三是要拓展渠道、贴近企业。要统筹利用各种载体, 发挥各类媒体作用, 特别要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扩大传播面和影响力, 形成“报刊有文章、电视有影像、广播有声音、网络有专题、手机有信息”的全覆盖格局。要推动重心下移基层, 贴近企业、贴近实际, 做到社会广为知晓、企业心中有数, 通过全方位的宣传解读, 建立舆论引导和监督机制。要加强舆情跟踪,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此外, 要结合宣传工作开展政策评估, 客观公正地反映有关问题和不足, 进一步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企业舆论 篇10

一、公众是舆论监督的主体

舆论监督是指新闻传媒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 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 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共同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1]农夫山泉产品质量涉及公众健康, 《京华时报》作为公众舆论的发声体, 有对农夫山泉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但权利并不等于权力, 传媒进行舆论监督的资格来自于公众的授权, 因此媒体要在报道中尊重公众的意志, 体现公众的利益与诉求。

但《京华时报》在第一篇报道农夫山泉标准问题的文章中就以“农夫山泉被指标准不如自来水”为题, 向公众传达“农夫山泉生产标准低于自来水质量标准”的信息, 并相继以“协会确认农夫山泉标准不及自来水”、“协会严厉批评会员农夫山泉重申其执行标准不如自来水”等为题为事件定性。《京华时报》在报道之初就误将自己置于新闻法官的位置, 向公众灌输新闻思想与结论, 而非独立于事件之外为公众提供事件背景与意见参考, 使公众通过理性的思考与辨析, 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一“新闻宣判”式的报道方式偏离了“公众才是舆论监督主体”的指导原则, 使媒体在无形中从客观环境的监测者变成了事件的主导者。

二、真实、客观是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基本要求

媒体对企业的舆论监督, 还要建立在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 冷静、全面地分析问题的基础上。《京华时报》在对农夫山泉事件的系列报道中, 就存在诸多瑕疵。

首先, 报道中存在诸多失实之处。《京华时报》在5月3日刊发的报道中写到, 北京市桶装饮用水销售行业协会要求北京市桶装饮用水行业各销售企业即刻对农夫山泉桶装饮用水产品做下架处理。但通知下架系行政执法行为, 北京桶装水销售协会无权通知农夫山泉下架。《京华时报》5月6日又报道称, 北京质监部门已暂时禁止委托公司生产农夫山泉桶装水。但随后, 北京市质监局的工作人员便澄清道, 北京市质监局并未对农夫山泉下发停产通知, 农夫山泉事件还无调查结论。《京华时报》对不实信息的草率刊发及对标准问题的刻意夸大, 给公众以错误的舆论导向, 使农夫山泉遭受了极大的名誉权损失。

其次, 采访对象单一。《京华时报》在报道之初批评“农夫山泉标准不及自来水”时, 所引用的材料信息均来自于“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 但该协会在业界并不拥有绝对的权威, 这使报道在论述上略显单薄, 缺乏说服力。同时, 《京华时报》又引用该协会文章, 指责浙江地方政府涉嫌为农夫山泉袒护作假, 这一结论既无事实根据, 也未经过记者的实际核查, 因此《京华时报》根据一家之言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有失客观与公正, 有损媒介权威。

其三, 媒体在批评报道中, 应给被批评者进行公开解释的机会, 但据笔者了解, 《京华时报》记者除在5月6日农夫山泉公开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对农夫山泉负责人进行过正面采访外, 在之前将近一个月的报道中, 并未对农夫山泉就相关标准问题进行过正式采访。同时, 《京华时报》一直在引用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材料, 隐瞒新闻报道与其之间的利益关系, 即京华时报社也在开展瓶桶装矿泉水销售业务的事实, 这样结构失衡的报道不利于读者了解全面事实, 进而做出正确决策。

其四, 未掌握好批评的分寸与节奏。农夫山泉公司董事长钟睒睒在5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京华时报》连续27天用了67个版面反反复复报道农夫山泉, 开辟了一家媒体批评一个企业的新闻纪录。”笔者认为, 《京华时报》对农夫山泉标准问题的过度报道有失新闻客观原则。行业标准的规范、统一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三方的共同参与与努力, 《京华时报》不该将问题的矛头直指农夫山泉公司, 而应将报道重点放在消费者饮水安全以及瓶装饮用水行业标准的制定与规范上, 以改善瓶装饮用水安全标准不一、监管不严的乱象。

其五, 报道有头无尾。《京华时报》虽对农夫山泉标准事件进行了连续28天的密集报道, 但却在5月8日之后戛然而止, 这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与责任的追究, 更使其看起来像是《京华时报》导演的一场新闻炒作。烂尾新闻由于有头无尾、有始无终, 给受众造成一种不完整的的残缺心理, 不仅造成受众认知上的不协调和心理不适感, 而且还会导致受众对媒体评价的降低, 增加受众对媒体的不信任和排斥感。[2]

三、媒体对企业实施舆论监督的原则

通过上述分析, 可以总结出如下几条媒体在对企业实施舆论监督时所应遵循的原则。

第一, 要以公众为主体, 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益为目的对企业进行舆论监督, 帮忙而不添乱。

第二, 要通过实际调查与对权威机构的采访, 来保证新闻材料的真实与客观, 防止因报道失实给企业造成名誉毁损与经济损失。

第三, 通过提供充足的事实依据及意见参考, 使公众对被监督者作出客观评判, 避免媒体走入先为事件定性再寻找根据的主观报道模式。

第四, 要进行多角度、全方位报道, 尽最大努力为公众提供事件背景、反映不同意见, 并给予被监督者进行公开辩解的机会。

第五, 要灵活掌握批评报道刊发的时机, 注意批评后果, 防止因过度报道给被监督者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 给社会造成舆论恐慌。

第六, 避免将记者的个人情绪与价值观融入报道之中, 杜绝有偿新闻。

第七, 报道要有始有终, 发挥舆论监督“揭露问题, 解决问题”的作用, 既不因外界干扰而放弃监督调查, 也不因自身利益驱使而对客观事实进行夸张渲染。

参考文献

[1]顾理平.新闻法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239.

别被舆论左右 篇11

“我只是打酱油的”，这是个好习惯，但在投资理财行为上也只顾“打酱油”，就不大妙了，毕竟每一次决策都决定着财富的增减。在上期的每月趋势观察里，我们说“春天的脚步近了”，这酸酸的话语是不是有点让你倒胃，不过如果真的听进去了，那这一段时间的收益应该不错。说春天将至是由于制度变革，对于投资者来说，谁会真的去关心这个？他们只想听到未来是涨还是跌的结果，于是，又轻易的被舆论左右。

为什么要跟舆论拧着干

在投资理财里有个诀窍，就是跟舆论拧着干。用句专业的话说，“当别人贪婪时，你要恐惧；当别人恐惧时，你要贪婪”，把这套哲学运用得最好的是巴菲特，他最近被查出癌症，不知其投资哲学的精髓能否得到传承？

舆论喜欢添油加醋、落井下石或锦上添花，这其实是人性使然，谁不希望与大众为伍而获得安全感。于是，舆论总是在过去的数据、事实基础上进行发挥，而恰恰投资行为只看重未来。在盛极而衰的时候，投资者不知道熊市已至，在一片乐观的情绪中落入陷阱。同样，在衰极而盛的时候，悲观的论调掩盖了春天的脚步。

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只有8.1%，舆论一致关注经济减速甚至硬着陆，难道忘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只将2012年的GDP增长目标定为7.5%，现在的股指已经反映了调低的增长目标，又有什么可恐惧的呢？

而且，数据本身是会骗人的。从经济运行的各指标来看，除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下滑外，工业生产增速出现显著回升，消费增长也较为平稳，出口也出现一定改善，这是经济结构调整希望看到的结果。一直以来，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中，投资被认为是贡献最大的，所以对于投资下滑的担忧尤甚。但事实上，从2006年以后，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之间存在明显背离现象，2005年至2007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GDP增速却出现上升，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越投资。

跟舆论拧着干有什么好处？看看黄金吧。我们曾在不久前说“黄金的牛市可能终结”，这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那时欧债危机如火如荼，美联储也跃跃欲试QE3，中国的通胀居高不下，黄金被认为几乎是唯一可让财富保值增值的东西。但谁知道，欧债危机能想办法缓解，美联储没必要推出QE3，通胀也降了下来，基于过去的现象来判断未来，不去深究经济现象背后的实质，必然被大众的情绪牵着走。

动嘴的给动手的打工

近段时期，金融市场的制度变革依然是在积极的推进。像温州金融改革，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而如创业板实施退市制度，外汇监管要从事前审批改为事后监测，人民币汇率将由市场决定，更多的QFII被放行，也表明投资者将面对一个更加公平、透明、开放的市场。

不过，此类的制度变革并不会引起大众投资者的关注，更不用说据此来调整投资决策了，人们需要的还是一个简单的指示：买或者卖？但仍如我们上期所说，这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才是看好未来资本市场的信心源头。尽管市场肯定有所起伏，甚至仍在低谷踟蹰，却是在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每每遇到重大的制度变革，都会带来相应的财富机会。如分税制的改革以及住房商品化改革，让房产火爆了十年。股权分置的改革，也让股市迎来一波壮阔的牛市。真正的财富赢家，总是在制度变革之初，在别人还在犹豫、在争议时，已经开始行动了。动手而不是动嘴的人，往往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他们不会被舆论左右。

舆论总是只看到表面现象，总是呈现即成事实，无益于指导行动，甚至拖行动的后腿。就像现在人们总在谈人口红利消失，谈制造业危机，却不知道在众多的家族制造业中，正在进行企业的交接班，而二代企业家相比于父辈，更具有品牌意识，甚至在管理文化创新上也在积极探索，他们将让中国的制造业脱胎换骨。对于行动者来说，处处看到的是机会，无论是搞实业还是做投资。可笑舆论还在关注富二代的花边绯闻，却不知道他们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每个人的财富未来。

对房地产市场亦是如此，舆论总在关注房市会不会回暖？房价能不能反弹？其实对于你的投资行为来说意义不大，房价的熊市格局已经确立。你现在要做的，是认真研究房产上市公司，看看在这轮洗牌中，谁会成为最终的赢家，毕竟这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最佳时机，而房地产行业本身不会衰落，剩者为王，也会给你带来高额的回报。

随着制度的变革，投资者应该以一种做实业的思维来做投资。认真的、系统化的研究企业的基本面，每年不要要求太高的收益率，而是细水长流。要做到这些，从今天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像企业管理者一样跟踪上市公司，思考企业的未来，当然也要有严格的操作纪律，谨慎布局，在不远的将来必然会有丰厚的回报。

真理必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有一句话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话并不准确，应该说真理必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为所谓真理，就不是大众常识，它是在不断改变的世界中对未来的一种预见。大众舆论是真理的对立面，这也是成功者必然只是少数人的原因。

如何成为少数人中的一员？就是要做到排除噪音、独立思考。尽管现在资本市场的制度变革动作频繁，尽管有养老金酝酿入市的重大利好，但绝大多数投资者依然生活在对股市的恐惧中，概因过去十年带来的梦魇太多。

事实上若以上证市值论，2001年市值为4.8万亿，2011年为15万亿，即使扣除掉十年来新股融资的2.46万亿，过去十年若以指数来论投资回报率接近2倍，远远跑赢了定存。毕竟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太快，股市再不济也会适当的反映出一些，又何必为噪音所扰而放弃了坚持呢？

养老金入市总是引而不发，但又是不得不发的，就如现在的温州金融改革，是民间金融长期受到压抑，严重损害实体经济的情况下必然要进行的尝试。养老金入市对资本市场的稳定，对解决老龄化危机的意义重大，而舆论却只渲染老百姓的养命钱不能投入到股市的“黑洞”中。

美国自1978年开始逐步推行401K计划以来，401K的增速基本与股市同步，其养老金的资产规模与股市形成良性循环下的迅猛增长，成为美国自1978年至2000年长达22年大牛市的有力推手。中国现在也是让养老金入市的最好时机，不知决策层是否能排除噪音干扰？

经济社会总是在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向前演进的，也总是在失衡、博弈、均衡、再失衡的轮回中不断进化。近期，IMF建立“全球防火墙”以对抗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同意为IMF增资，中国央行显然不会缺席，在全球经济严重失衡后，各方都在向再平衡努力。而在国内，吴英案已经发回重审，与温州金融改革相映照，垄断格局下的金融体系长期失衡必然要扭转。看到这些趋势，敢于跟舆论拧着干，积极的行动起来，才会成为赢家。

五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月份。

企业舆论 篇12

一、关于舆论的理论框架: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与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

梁启超集中论述舆论的文章是在维新变化失败后, 逃亡日本之后, 一方面是政治运动失败之后经验的总结, “凡事之败, 在有唱者而与为和”, [1]这虽然是章太炎历史经验的总结, 也是他们这代人的切身体会。所以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一改《时务报》时期着重制度改良而回到了“开风气结群”的路子上来。而李普曼观察到了民主的现实“境遇”:人们对民主的发展前景越来越感到绝望。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参加过战时宣传的他在实践中发现舆论是可以控制的, 从而引起他对舆论的深刻思考。

不但他们对舆论研究的缘起不同而且研究的着眼点和内在的思路有明显的差异:梁启超主要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 集中探讨舆论生成的过程以及舆论的政治功能, 着眼于实用。李普曼着眼于舆论的来源, 即公众是否可以从新闻获得准确可靠的信息从而在脑海中形成世界完整图像进而参与民主决策, 把舆论作为本体的研究对象, 对其进行了学理的科学探讨。阎克文指出:“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 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 可以说只出现过两个源头, 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2]。在西方的语境中出现的是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 在《公众舆论》中, 李普曼探求舆论的大致思路是:舆论的源泉———人们 (公众) 对外部世界的获知———新闻提供的拟态环境的不可靠不真实和公众的非理性的认知特点———寄托于专家精英提供外部环境准确的图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场域中出现的是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 在梁启超第一篇专门研究舆论学的论文《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中, 文章借言英国政治家格兰斯顿之口云:“格公常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时势之真相, 唤起应时之舆论而指导之, 以实行我政策。此实格公一生立功成业之不二法门也, 盖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 必先造舆论, 其事事假借舆论之力, 固不诬也。但其所假之舆论, 即其所创造者而已。”, 所以, 梁启超说格兰斯顿既是“舆论之仆”也是“舆论之母”[3]。在这里, 梁启超探求舆论的大致思路是:大英雄、大豪杰超前的思想观点 (舆论之敌) ———利用报馆制造舆论 (舆论之母) ———舆论在国民中激荡, 顺应舆论, 尊重舆论 (舆论之仆) 。在文章中, 他谈到舆论是国民多数之意见, 国民多数意见来自哪里呢?来自大英雄大豪杰的唤起。在现实的政治中, 梁启超把舆论作为政治权术之用, 袁世凯窃得大总统职位后, 梁与袁书信往还, 在一封信中说:“善为政者, 必暗中为舆论之主, 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 夫是以能有成。”[4]梁启超所谓“表面自居舆论之仆”指表面尊重舆论, “暗中为舆论之主”指暗中操纵“舆论”。有学者指出他对舆论的认识和对舆论的使用自相矛盾, 其实不然, 因为这就是他“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思想的活用。

如果把舆论比做一股激流, 梁启超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利用这股激流直接为救亡图存的政治即大英雄大豪杰干大事服务, 主要从舆论的功能和效果来认识和利用舆论。李普曼在探求这股激流的源头的活水, 探求这股激流是否能成为民主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虽然探求结果失望, 依靠精英解决困境的解决之道令人诟病, 但他提出的问题带有超越时空的深刻的反思力度。虽然两者都认为舆论是是可以人为控制的, 但他们论述的前提是大相径庭的, 梁启超认为报馆的言论或者大英雄大豪杰超前的思想观点可以制造舆论, 他想当然的认为舆论来自于英雄豪杰超前的言论并通过报馆的公布于众, 并且对此深信不疑。而李普曼是从新闻信息的角度来论述公众舆论的, 准确的来说从舆论的前提和基础即公众对环境的认知层面来探讨公众舆论。他提出:“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 就是他们的舆论。这些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写的舆论。”[5]他是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在这里指人与脑海中图像的关系的角度来论述舆论。虽然都对受众是失望的, 但在他们的舆论视野中国民与公众的含义天壤之别。在李普曼的视野里, 放弃了所有像主观能动、自治、自我管理之类与主体有关的概念, 而“新”的主体却受生物、自然或社会等法则的控制或制约, 他别无选择, 只有屈从这些法则。[6]在梁启超的视野下, 国民是被启蒙的对象, 并非舆论的主体, 完全放弃了作为主体的特性。而且, 梁启超舆论视野下的大英雄大豪杰与李普曼笔下的精英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大英雄大豪杰在梁启超当时的论述的语境下指干大事的政治家。李普曼笔下的精英阶层是指接近权力中心熟知局内运作的能客观描述社会图景的理想知识阶层。

二、舆论思想差异形成的原因

有人认为他们舆论思想不同是环境使然, 这个观点既对又不对。环境当然对人的思想有较大的影响, 但按照这样的思路, 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思想观点, 这是典型的结构功能观, 而人在思想中的形成中主观能动性及个性在这种视野下遮蔽了。笔者试图从他们各自所处社会历史环境、时代社会思潮、理论来源和个性气质等多维视角来探求谈们他们舆论思想差异的原因。

(一) 社会历史环境

20世纪初, 随着美国大工业、大企业、大银行时代的来临, 导致了特殊利益集团的膨胀, 公众的处境日益恶化, 当时美国新闻界的“揭丑运动”就是对当时社会的回应。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宣传的显著力量使得当时大众传播观“子弹理论”流传甚广。参加过战时宣传和揭丑运动的李普曼自然对公众的理性自我管理能力提出了质疑, 这种思考投射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19世纪末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 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境地, 国内清朝政府吏治腐败, 飘摇如坠, 梁启超与同时代有智之士发起了政治改良的运动, 面对运动的失败, 由寄希望借君主力量的维新吾国转向维新吾民, 即借助国民的力量来推动政治改革, 但当时国民的愚昧落后, 促使他寄希望于大英雄大豪杰搅拌舆论的力量。这就是梁启超舆论思想的现实动因。

(二) 时代社会思潮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恩·怀特海曾经观察到, “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取决于这个社会知识阶层的世界观, 而这种世界观也影响着伦理、宗教和科学等领域的思维模式”[7]。我们来看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试看李普曼所处的时代, 1900年出现了一种强劲的社会时代思潮:“认为民主力图以多数人的意志决定决策, 但真正重要的是以知识为轴心来决定政策, 即政府应该由工程师来管理。美国的城市精英也受其影响, 不相信新移民, 担心城市腐败问题, 希望政府由职业管理阶层来统治, 强调必须把真实的民主从还未成熟或还没有足够知识来进行自我统治的大众受众拯救出来。”[8]在这样一种社会思潮下, 李普曼对舆论的深刻思考是回应当时的社会公众议题即民主遭遇的现实困境。梁启超所处的时代社会思潮可谓风云激荡, 维新改革的思想学说一时占据当时代社会主流。而维新知识主要来自上海制造局“译介”的西学。而上海制造局就是洋务运动的产物, 洋务运动的宗旨就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因而“译介”的西学带着特定时代特定的功利目的。正如余英时先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极为短促, 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寻找真理的, 所以根本没有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这一百年来, 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 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 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 两边都靠不上岸。”[9]按照余英时的说话, 从19世纪末到“五四”时期是士大夫逐渐过渡到知识分子的阶段, 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就是这么一个阶段, 他虽天资聪颖, 对西学涉猎广泛, 但是带着急功近利的心理去探求救亡图存的真理, 对报刊的认识和运用也主要是喉舌功能的角度而不是从新闻的本质信息沟通的角度, 或者说报刊进入中国近代精英的视野不是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行业, 而是把它当作政治功能的延伸。他对舆论的认识和思考主要着眼于政治功能的角度。

(三) 舆论思想来源

据《李普曼传》介绍, 李普曼对弗洛伊德的理论非常感兴趣, 借用弗氏理论来赋予他的著作以新的意义。“在我所知的任何心理学中, 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 关于智能的著作, 关于美学的观点, 关于儿童心理学的理论, 第一次就人类行为, 或者说, 在人类创造和表达性格方面, 勾画出一副完整的图案……这种理论几乎还未被运用到政治学上, 尽管时而有些零零星星的文章提及这点。”[10]学者单波在研究中也提出:“在某种意义上, 李普曼接受了尼采由广泛的信仰危机所引出的知识相对论, 接受了佛洛伊德的意识的非理性观点以及爱因斯坦的科学知识的不稳定性观点。”[11]在《公众舆论》中, 他的理论思维集中于对事实的歪曲深深根植于人们头脑的机能之中。即探究大部分人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情感、习惯、偏见反射而得到的。对于梁启超来说, 面对维新变法的失败, 他舆论思想的形成既有政治实践经验的总结又与东渡之后梁启超的报刊思想有了重大变化有关。梁自云:“自居东以来, 广搜日本书而读之, 若行山阴道上, 应接不暇, 脑质为之改易, 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12]。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期时总结到:“故报馆者, 能纳一切, 能吐一切, 能生一切, 能灭一切”[13], 这或许是他后来舆论之母思想的萌芽。具体到《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中, 直接借鉴了英国政治格兰斯顿的观点。

(四) 个性气质

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 政治的热情冲淡了思考问题的冷静和深刻, 由此他的舆论思想在同时代的学人中具有爆发力但不具震撼力;李普曼不然, 他是个非常理性的人, 既有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 又能在他的沉默的深渊中退思。加上早年求学打下的哲学功底, 使他对问题的分析具有穿透力。李普曼的《舆论学》就是一部带有哲学分析的严肃之作。

总之, 他们在各自所处的社会场域、接受的理论思想、时代社会思潮及他们的个性气质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使得他们的舆论思想有巨大的差异。

三、新闻与政治关系:“戏中人”与“入戏的观众”

从这两个中西不同的文本的比较中对我们思考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有很好的启示和意义:李普曼对政治感兴趣, 做过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 在一战期间还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但李普曼选择了新闻业, 关注政治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政治时评家。在他的生涯中, 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说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的结合, 还告诫年轻同事避免“过丛甚密”危险。纵观梁启超的一生, 在1912前, 专事办报热忠于政治, 或者办报论证就是其维新政治改革的应有之义。1912年后, 直接投身于政治, 1914年, 梁启超任袁政府司法总长, 1915年初, 又被聘为政治顾问, 还任过财政总长, 直到对北洋军阀政府感到失望而退隐清华园从事学术研究。比较起来, 借用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的话, 李普曼更像是“入戏的观众”[14], 而这个观众会不时地跟台上的演员互动, 他经常跟戏中人打交道, 有时甚至客串一下, 但他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核心原则并不是要做“戏中人”, 他是站在新闻、舆论的角度思考民主政治, 表达独立的思考来影响台上的“戏中人”, 他以新闻为业;而梁启超更像是“戏中人”, 是布道者。梁启超曾明确说过“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 政治谈以外, 并非无言论, 然匣剑帏灯, 意有所在, 终归政治而已。”[15]他是“职业革命家”, 站在政治的角度思考报刊、舆论。一个是从内向外看, 一个是从外向内看, 关于新闻舆论的思想可谓是形似而神不似。同时政治的含义在他们思想里是不同的。梁启超关注的政治是为富国强兵而实行的改良和变法的政治, 李普曼眼里的政治是着眼于民主政治。一个是论证为营政作准备, 一个从政为论证作准备。

总之, 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历史的场域中, 梁启超以超越同辈人的卓识和激情, 固守“中学为体和西学为用”的理念, 以政治家的身份回应其时代环境提出的议题, 结合自身报刊实践, 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开启了舆论研究的传统。尽管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的舆论思想带有特定的历史局限性和自相矛盾的色彩, 以及他的“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舆论监督思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是不可实现的理想 (其原因已有学者论述, 不再饶舌) , 但为后来中国的新闻实践和舆论研究准备了理论和话语资源。在大洋彼岸, 李普曼以超乎常人冷静的头脑, 吸收同时代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知识, 引领我们进入了舆论学研究的瑰丽殿堂, 《公众舆论》最大的价值是找准了问题的症结并非给出解决问题的妙方。

摘要：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历史的场域中, 梁启超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开启了舆论研究的传统, 主要从传播者角度出发, 着眼于封闭的舆论制造和灌输系统。李普曼回应20世纪初民主遇到现实困境的课题, 从公众与脑海中图像的关系的角度去探究舆论, 着眼于开放的舆论生成和流通系统。本文从梁启超与李普曼各自论述的文章和著作出发, 回到文本起点来论述各自舆论思想的本质, 同时试图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来理解各自舆论思想散发出来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