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竞争

2024-11-01

舆论竞争(共6篇)

舆论竞争 篇1

信息时代下众多新媒体异军突起, 受众在信息获取上具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对媒体的选择也越发挑剔, 甚至一些受众通过博客、微博、微信、论坛等自媒体平台摇身变为众人瞩目的传者。在纷繁复杂的传播环境中, 新媒体优势明显, “主流媒体”有声音渐弱之势, 上海、广州等发达地区一些实力强劲的传统主流媒体在迈向全媒体的转型发展中实现了突围[1], 作为“地方军”的地级市广播电台不但要面对新媒体的冲击和本级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竞争, 还要承受省台、省会台的巨大压力, 可谓挑战严峻。笔者从地级市广播电台梧州电台的新闻节目竞争力提升之路何在作了一些探析。

1 地级市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存在的问题

1.1 新闻形式单一节目内容乏味

地方电台新闻节目多数仍沿用传统的解说模式, 新闻结构单一, 节目内容单调, 解说手段落后, 内容形式缺乏多样化, 严重影响了电台新闻节目的吸引力, 阻碍了新闻节目的发展。

1.2 独家意识匮乏新闻趋同有余个性不足

如今新闻频道丰富, 播出时间覆盖广, 但有些电台的新闻内容却与报纸、电视和网络上的新闻内容雷同, 有时连新闻评论也一成不变地直接借用。有的自采录音稿偏少, 广播新闻应有的特色欠缺, 可听性大为下降。

1.3 新闻缺乏平民站位舆论监督乏力

一些地方电台片面理解“喉舌”作用, 弱化舆论监督功能。一是新闻内容多是会议及领导的行踪和讲话稿缩编, 民生新闻、深度报道节目偏少。二是舆论监督采访基本不敢碰硬, 导致新闻监督功能的丧失。

1.4 传播效果不佳缺乏市场研究

地方电台缺乏听众市场调研, 不掌握听众的收听兴趣和需求, 广播新闻收听率普遍较低。新闻节目与听众没有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 听众反馈机制落后, 缺乏新媒体的支持融合。

2 地级市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竞争力提升对策

2.1 强化第一时间意识打造本土最快媒体

广播新闻有“短、快”的优势, 要做到“抢得来”、“播得出”和“提前报”。

1) 面对突发新闻事件, 记者必须抢在第一时间赶赴第一现场, 多以现场连线形式发回最新信息, 第一时间发布。

如2015 年4 月4 日下午, 梧州市区蜈蚣山、石人冲发生森林火灾, 梧州电台第一时间派出记者、主持人到现场采访报道, 将晚上12 点半的收台时间延迟到凌晨3 点。电台官方微博、微信及时更新直击内容。梧州电台通过及时有效的报道, 延迟收播3 个小时, 采用了行进式报道, 收到较好的舆论引导效果。

2) 实行新闻轮播制, 半点和整点都有最新新闻播出, 主持人值守直播间, 确保随时可以插播重大新闻和突发新闻。

3) 地方新闻资源相对有限, 对可以预知的重大新闻事件要做到事先有预告、事发有现场、事后有挖掘, 做到新闻连续播出, 持续吸引听众关注, 提高广播收听率。

2.2 提升新闻评论质量增强广播新闻的舆论导向功能

众媒体间的新闻竞争既看媒体能为受众提供何样的新闻, 更看媒体能为受众提供何样的观点。实际上地级市广播电台对当地新闻资源的把握、熟悉和快速反应上更具优势, 对本土新闻的评论最有发言权, 另外本土新闻与当地听众的接近性更好, 更易吸引广播听众。同时强化舆论监督导向功能是党和政府情为民系、权为民用、利为民谋、推进社会民主文明的具体体现。

如2014 年梧州市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活动”, 梧州电台不仅抓好了新闻宣传和曝光报道, 还配发了相关广播短评, 这些评论都立足于反映群众心声, 讲百姓关心的身边事, 在听众中获得影响和良好效果。

2.3 加强电台与听众的良性互动融合新媒体拓展广播新闻的发展空间

信息时代的到来打破了行业垄断, 带来了激烈的媒体间竞争, 广播电台在对受众的认识上要完成从听众到用户的转变[2]。应通过新媒体的运用吸引和培育听众, 可以组建专门的微博微信运营团队, 通过新媒体及时把握热点新闻和听众关注的话题, 通过微博微信发布新闻选题, 征集评论主题, 通过的选题和评论直接在广播节目中进行深入讨论, 并通过微博微信实时与听众互动。在节目结束后, 互动仍可以在新媒体中继续进行。

如2015 年7 月27 日梧州市一商场发生孩童被扶梯卡住意外事件, 电台新媒体部及时推出对该事件的采访追踪报道, 以近期发生的同类事件警醒大家, 并配发乘坐电梯的安全法则。之后在微信评论专区收到了众多群众发表对事件的评论, 在有效互动中增加节目的生动性。另外可以利用新媒体时效性强的优势, 将重大、突发新闻在微博微信平台上进行首发, 到半点或整点广播新闻时迅速跟进, 并不断进行深度报道。听众不但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和主持人互动, 还可以将新闻节目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中。

2.4 接地气打根基注重本土民生新闻

地级市广播电台新闻节目要具有浓厚的平民意识, 让新闻更接地气。要落实“走基层”活动, 要从民众的生活中找线索、选题材、挖新闻、讲故事, 新闻策划不但要体现领导关注, 更要表达百姓关心和社会关切, 在处理广播新闻时更多的以听众的身份去审视新闻的价值。

2.5优化新闻节目形态实现报道内容与形式的多元化

广播新闻节目形态的优化大体包括3种类型:一是在传统新闻播出形式和节目编排上进行局部的改进调整, 如以直播替换录播, 在节目中增加背景音乐、间乐和提示性宣传语, 增加现场报道和录音报道等新闻报道形式, 增加预告和回报等。二是除主要新闻节目外, 增加辅助性的新闻节目, 如半点新闻、整点新闻、背景新闻、新闻访谈、新闻聚焦等。三是为特殊的传播目的和需要, 策划推出专门的新闻节目, 如新闻主持人节目、说新闻栏目、现场直播、合办节目等。

总之, 在激烈的竞争中地级市广播电台新闻节目要求得生存和发展, 必须在新闻形态、新闻时效、新闻定位、新闻评论、听众互动、听众研究和新媒介融合等方面上下功夫、写文章。

摘要: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面对纷繁复杂的传播环境, 地级市广播电台在传媒界的激烈角逐中必须在新闻的形态、时效、定位、评论和听众互动、研究及新媒介融合等方面做出努力, 才能提升新闻节目的竞争力。

关键词:地市台,新闻,竞争力,策略

参考文献

[1]萧明, 全媒体时代的传媒困境与突围[EB/OL].[2012-04-19].http://news.163.com/12/0419/16/7VFEHP7400014AEE.html.

[2]唐晓菁.从听众到用户——新媒体给传统广播电台带来的变革[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4 (5) .

整天谈舆论,如何懂舆论 篇2

第一,什么是舆论和网络舆论

舆论是什么?有一个简单的定义: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大多数公众对公共事务或话题,相对一致的意见或态度。按照其英文public opinion,直译过来又叫“公共舆论”,也可以叫“民意”。

《公共舆论》一书的作者、美国著名政论作家李普曼,对“舆论”生成的复杂性有精细地阐述,同时也对真实“舆论”的形成并不抱乐观态度。比如,公众对各种问题有“刻板印象”,未必能理性地表达意见;传媒呈现的是“拟态环境”,而非真实环境……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舆论”的形成。

其实,舆论既是一个“过程”(公众针对社会议题表达意见,这些意见再汇聚成舆论),也是一个“结果”(大多数公众对这些社会议题总体一致的看法)。

如果从“过程”的角度看舆论,则必须要有充分自由、开放的空间和渠道,让公众充分表达意见,否则,就不会有“公共”的舆论,而只有被代表、被建构、被引导的舆论。如果从“结果”的角度看舆论,那么,多少才算“大多数”、怎么才知道“大多数”人的意见和态度,这在统计和分析上都是不太可能的事。

因此,要认识“舆论”,首先就是要意识到它的复杂性,它的公共性,它的难以测量甚至虚幻。回到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先生曾提出过“两个舆论场”的概念:一个是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一个是新闻媒体着力营造的“媒介舆论场”。如果媒介舆论跟口头舆论差异太大,所谓的“舆论引导”,其实是百姓的“口头舆论场”被“媒介舆论场”(背后是政府利益)代表了。

如果以“网络舆论”为例子,理论上应该是大多数网民对社会公共议题相对一致的看法。但实际情况呢,却面临一连串的问题:

1、谁是“大多数”?5000万活跃的微博网友,不代表3亿微博用户,3亿微博用户,不能代表5亿多网民;5亿多网民也无法代表10几亿中国人。何况,我们看到的“网民”还可能是“网络推手”或者“网络水军”。

2、有没有“社会议题”?西方国家的舆论更多围绕政治选举、堕胎、持枪等公共议题展开,我们国家的网络舆论却更多围绕一起又一起的公共事件所激发。这种“事件频发、议题缺乏”的舆论格局,其实比较碎片、表面,很难看出网民对社会的真正态度。

3、能不能理性、充分的“自由表达”?舆论的主体是“公众”,公众不是大众,其公共表达应该相对理性。但是,受“结构性怨恨”和“普遍不信任”心理的影响,不少网民的表达可能是情绪化、非理性甚至群体极化的。

何况,还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是,能否自由、充分的表达。理想的角度看,舆论应该是表达、对话、协商和共识的过程,其基本前提是“自由的说真话的环境”。如果网络表达受到压制、甚至稍有不慎还可能以“传谣制谣”或者“寻衅滋事”为名遭到拘捕,这种环境下,网络舆论的真实性则无疑要大打折扣。

可见,网络舆论很难代表中国社会真正的舆论,但是,它又是相对最真实、具体、鲜活的舆论。如果说,政府设置的是想要“引导”的舆论,媒介呈现的是被“建构”的舆论,那么,相比较之下,网络舆论则无疑是当下中国唯一接近真实的舆论。

第二,怎样分析和理解网络舆论

当前,各级政府部门都非常重视网络舆论的监测、分析和研究,新华社、人民网等主流媒体也相继推出“舆情监测”服务。研究中国的网络舆论,是具有挑战性的,必须要充分意识到其复杂性。具体来说,研究的角度可以包括:

1、第一个层面,研究网络舆论的纵向层次。理论上,舆论可以做研究的三个层次:一是所谓公众的意见,但调研所有人对公共议题的看法,基本是不可能的,相对比较可能的是第二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二是积极的公众舆论。积极的网络舆论,就是研究比较活跃的网民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三是潜在的网络舆论,没有活跃表达的网民及他们潜在的真实心理和想法。做网络舆论研究,从纵向的层面看,比较可行的是做积极的网络舆论研究和潜在的网络舆论研究。

2、第二个层面,研究网络舆论的横向格局。第一个格局,墙内舆论和墙外舆论。因为我们现在有防火墙,以社交媒体为例,可以研究微博和推特两个舆论场的互动,既关注内部防火墙的舆论场,还要关注到防火墙外的舆论场,看这两个舆论场的重叠和互动。第二个格局,不同网络空间的舆论。我们的网络空间有社区网站,如凯迪、天涯等为代表;有微博,以腾讯、新浪为代表;还有新闻媒体的网站,如人民网、南方网、奥一网等。不同空间的网络舆论,可以进行图景式的研究和梳理。第三个格局,民间舆论、网络舆论、媒体舆论的互动关系。

3、第三个层面,网络舆论的生成机制和传播规律。可以通过一系列热点事件、热点话题的分析,总结和寻找网络舆论形成的过程、特点和内在规律。其中,特别需要注意区分真舆论(网民)和假舆论(水军)。

第三,网络舆论和社会管理的关系

舆论有多种功能:1、预警功能,通过对舆论的监测发现问题和隐患;2、疏导功能,通过一定的舆论引导可以疏通情绪;3、宣泄功能,可以释放公众的情绪和意见,很大程度上起到社会“减压阀”的作用。

舆论最应该发挥的是其民主和监督作用。政府官员对舆论的态度,必须要谦卑,要顺应和听从民意。一方面,要重视和研究舆论,另一方面,也要倡导和建立一种共识:网络舆论本身并不能解决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但一定能积极推动社会改革。我们要强调的是政府对网络舆论中包含的真实民意的尊重,让民意真正影响决策和改革。

政府一定要转变过去危机管理中对网络舆论的理解,更多地把危机公关转变成风险管理。当下,危机管理的主体还只是政府,背后的舆情处置和应对机制依然是控制思维,而不是对话、沟通和互动思维。因此,有必要大力倡导的不是舆论的应对,而是对舆论的敬畏,以及在此基础上创造让网民参与公共治理、公共决策的机制。

过去这些年,网民的最大变化,就从单纯的意见表达和围观转向了公益行动和社会动员,在“微博打拐”等一系列公益事件中,可以看出网民是具有理性和行动力的。政府要在网络舆论研究和监测基础上,把更多网民和公众引入到社会管理中来,引入到公共决策的开放和对话机制中来。

要在社会管理和制度改革方面,成为积极探索的先锋,要把网民参政议政的常规机制、公众参与和监督公共决策的机制建立起来,在一个一个的个案背后,推动细小的变化和些微的改善,让网络民意成为政府决策的动力源泉。

辩论、舆论攻击与两种舆论一律 篇3

一、在“魔鬼辩护士”的对决中认识真理

在欧洲古代,教会里设有一种特殊职位,叫“魔鬼辩护士”(Advocatus diaboli)。教会提出一个教义,必须请“魔鬼辩护士”提出质疑,罗列论据加以反驳,直到认为无懈可击,才对外宣布这条教义。任何新观点刚一提出都会有窳陋之处, 往往遭到不同意见的反驳,经过辩论的对决与砧斧之后,才能完美无缺。同样,两种公众舆论一旦尖锐对立,街头争论和舆论领袖的议倾坛席,随时都可能出现,这是舆论达到真理境地的必经之途。

这个简单的道理许多人姑妄听之, 实为不屑一顾,总是把自己的意见视为万能,强迫人们赞成。一种思想,哪怕是宗教信仰也不能逼迫人们接受,而是靠反复、耐心的说服来争取人们的认同。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认识, 都要经过辩论鉴别不同意见的瑕疵, 最后达成一致的合理意见。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清末的守旧与洋务之辩,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后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还是建立一党独裁政府,“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群众组织的造反与保皇,这些辩论的孰是孰非,已被历史画上句号。但辩论并没有停止,只要社会在发展、在前进,辩论就会不断出现。在今天,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巨大进步还是走了回头路,是坚持阶级斗争还是建立和谐社会, 是依法治国还是以人治国,这类截然相反的意见仍在某些角落、某些群体,甚至在知识界或明或暗地争论不休。由于信仰和利益、文化背景及社会处境的差异,也由于知识与实践经验的不同,对同一个问题出现两种对立意见,并一比高下,是特有的意识现象。

自弥尔顿提出“出版自由”以来,各国发生重大事件或处于历史转折时期, 都伴随着社会辩论的喧哗,有时众议呼啸,民口沸腾;有时舆论领袖各执一词,口诛笔伐。弥尔顿指出,人具有理性,能够辨别真伪。只要让各种观点自由表达、相互交锋,真理就能战胜谬误。“让她(真理)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 她的驳斥便是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压制。”[1]不同意见间的自由辩论,如同“魔鬼辩护士”的严厉针砭,使真理更加耀眼,许多人将摆脱愚钝与虚假的蒙蔽。弥尔顿这一观点起初影响深远,为言论自由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后来学者提出质疑:辩论虽然能达到真理,但真理总是战胜谬误的观点却毫无根据。密尔就指出:“若谓真理只因其为真理便具有什么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获取优胜, 这乃是一种空洞无根的情操。”[2]34他以欧洲的宗教改革为例,发出无限感慨:“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 这其实是一个乐观的谬误。”[2]29在他看来,即便真理存在于意见的自由市场中,也无法通过辩论战胜强权的压迫。

既然这样,是否辩论就不那么重要,甚至不具备舆论意义了呢? 辩论的舆论意义, 首先在于发现真理,完善对真理的认识。当辩论双方陈述己见,反驳对方观点的错误或荒谬,就能把一种观点中的虚假、漏洞和不为人知的一面暴露出来。你来我往的思想交锋, 开启人们的心智,“启发参加讨论者的智力和胸襟,开扩他们,而不使他们受挫和遇到困惑”,从而“锻炼出更坚强、更自觉的公民”[2]122。辩论引发人们对问题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思考,在不同意见的对决中形成对真理的敬畏,催促人们修正自己的错误。其次,辩论的意义在于一种意见能被广大公众所聆听、所鉴证,固执己见的傲慢态度陷于孤立,避免某种见解垄断观点市场,钳制舆论。不同观点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公正对待,错误、专横的思想将被扫除,社会随即会开创一个崭新的未来。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冲破了“唯书唯上”的牢笼,将人们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随之出现朝气蓬勃的改革开放和国家的振兴。中国历史的这一重大转折,起步于舆论辩论释放的巨大能量。

由于人的局限, 仅靠个人大都无法得出真理的意见, 任何个人的见解都不能未经考验而拥有不可质疑的权威。为维护权力或利益的需要,某种意见可能被过度鼓吹,被定义为唯一真理,但“箴言出丑”并非罕见:被舆论美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的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诡诈早有人揭露,当他叛国外逃、坠机荒漠,才让推崇他的人看清他的真面目;当交警实行自收罚款、自开罚款票据,全社会立即疾呼治安腐败已经打开方便之门;学校实行创收的政策一提出,就争议不断,直到“恶果累累”,有关部门才恍然大悟;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如果有,普世价值究竟是什么? 此类社会辩论都扒掉舆论“箴言”的外衣,提出严峻的社会告诫, 让人更加明辨是非———只有符合实际、从现实条件出发、考虑社会效果,以维护人民的幸福、平等、正义和自由的生活为准绳,才是正确的意见。这既是辩论确定的真理目标,又是辩论追求的崇高目的。一意孤行,凡肆意妄为的观点,都要被历史所嘲弄而陷入尴尬的境地。

辩论为各种舆论提供了自由的呼吸空间, 确保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自由思考, 社会智慧的释放为解决社会难题找到了出路。2009年国外继“中国威胁论”后又出现了“中国崩溃论”,某些国内经济界人士也加入这一舆论合唱。他们罗列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制造业危机等种种论据,断然提出“中国经济已病入膏肓,中国经济的崩溃无可避免”。而国内外的正面舆论却认为,不管外界“捧杀”还是“棒杀”,中国将继续全面改革开放,以国有企业、国有(控股)银行和其他骨干企业的强大实力,能够克服“经济结构不合理”“制造业技术含量不高”的困扰。党中央、国务院在这一辩论中保持清醒头脑,决定开放垄断行业、理顺财政金融体制、调整经济结构,“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释放和转移巨大的经济产能。这些“深水区改革”使中国经济不仅不会崩溃,反而会进一步崛起,“崩溃论”只能是个泡影。无视中国国有经济的掌控力和中国共产党的驾驭能力, 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来判断中国问题, 最终不得不陷入形而上学的机械论。

舆论辩论不是政府的辩论,不是各级干部、企业家放弃中心工作投入辩论, 而是公众与舆论界出现的不同意见的争论。邓小平曾指出, 改革开放允许看,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就是说党和政府的各级部门和各个企业,不要陷入无谓的争论,看准了的改革举措要大胆实验;在改革中完善改革,在探索中找到发展的路子。公众与舆论界的争论不仅无法避免,而且是有益的,因为人们对改革开放有不同的看法,政府可以听取不同意见,吸取合理、正确的建议,完善各项方针政策。“不搞争论”就是不让群众的不同意见、理论上的不同探讨影响政府的决心,更不要抓住一些观点整人、掀起政治运动。以往年代的全局性的大辩论、大批判和大字报的政治运动,不仅冲击了经济建设,贻误了发展时机,而且伤害了不少人。这样的“左祸”决不能重演。

二、舆论攻击的敌意性与手段性

但是舆论辩论必须把握三个前提:一是区分敌我矛盾、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不能把不同意见视为敌人或罪犯加以攻击; 二是不要对是非之外的枝节问题争论不休,转移人们对重要问题的认识;三是要认真听取不同意见,尊重和接受对立见解中合理的观点,自觉放弃错误意见。不顾这三个前提,固守偏见,不仅会陷入毫无意义的争吵,还会把“摆事实、讲道理”的辩论搞成舆论攻击。历史与现实都证明,思想对立容易走向激化,向对立面发起舆论攻击。1978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签订贸易协议,受到国内企业界人士的普遍赞同,却遭到部分公众和媒体的指责, 说这是“卖国主义”“打击民族工业”“洋奴哲学”和“卖国求荣”;研究蒋介石日记有助于解读隐蔽的史实,搞清某些历史真相,却被一些人指责(或是谬见)是“为蒋介石涂脂抹粉”“为蒋介石翻案”;某企业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一时畅销各地,有人组织评论、微博或博客捏造事实,夸大其词, 攻击其为“劣质产品”“长期使用容易患癌”……此类舆论攻击在网上一旦出现, 无良水军便一拥而上,各大论坛顿时谣言四起。

舆论攻击使用抨击性言辞,伴随谴责、讥讽或愤懑情绪,专注于揭露攻击对象的“恶劣本质”。所以,舆论攻击更像贬义词,涉及的一般不是好事。但实际并非如此,如果攻击的是公共利益的侵害者,它就不再是贬义词了。因此舆论攻击既可能是敌意性攻击或手段性攻击, 又可能是道义性攻击和非道义性攻击。敌意性攻击是以伤害他人、使之蒙受痛苦和不快为目的,以达到诬陷和丑化不同意见的目的。[3]凡攻击对象是社会公敌或犯罪分子,则属于手段性攻击,是为维护真理和正当利益的道义行为, 攻击的声色俱厉仅仅是一种手段。敌意性攻击则怀有恶意,夸大或捏造事实,甚至以辱骂、诅咒亵渎他人。部分公众之所以被卷入敌意性攻击, 是由于受到媒体议程的蒙蔽,陷入非道义的迷茫。“文化大革命”中部分民众受到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两报一刊的煽动,诬陷正义的群众和干部,后来又歇斯底里地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是一种非正义的敌意性攻击。

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舆论强烈攻击的周永康、薄熙来和徐才厚们已经身败名裂, 是人们出于捍卫公德和公共利益而进行的道义谴责, 有些民众还公然嘲笑薄熙来一面贪腐,一面唱红打黑的伪善。我们也看到,因为一场球赛而饱受舆论攻击,却深受中国球迷喜欢的米卢, 他的笑容仍清晰地留在中国球迷的心中。这类道义的手段性攻击是来自民众善良的心愿,既不会让寡廉鲜耻的社会败类逃避谴责,也不可能毁坏好人的纯正人格。背离事实的敌意性攻击尽管可能高潮迭起,但在一场场虚张声势之后,最终还是会暴露出舆论阴谋对部分民众的欺骗。同时,荒谬的理论同道义的冲突不可能永远控制某些民众的冲动,对正面事物和善良人们的敌意性攻击,最终都要受到正义舆论的围剿。

在舆论监督中,伸张道义的手段性舆论攻击,激发舆论高涨的效果十分明显, 自媒体尤其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在网上登出后,网络的开放性使其迅速遭到民众的揶揄。传统媒体善于主导、策划和过滤舆论,舆论攻击很难在今天的传统媒体上出现。但在网络维权中,自媒体无一不成为舆论的工具,多被舆论攻击所利用。可以说,舆论攻击尤其吸引眼球,使自媒体成为攻击阵地,同时也捧红了网络。当舆论攻击在网上成群结队地出现,谴责的声音隐蔽于角落,时而向对立方发起进攻, 被攻击的对象看不到攻击者的身影,却能感觉到社会遍布愤怒的情绪。

对不同意见的讨论,舆论攻击毫无价值,注重说理的辩论才更能分清是非,也更能争取舆论的支持。2014年3月崔永元提出反对推广和食用转基因作物的“两会”提案,遭到对立舆论的攻击———崔永元“在两会上造谣,该当何罪”。随后,在都市报和网络上有关转基因作物的骂战再度兴起。崔永元的言辞也十分尖锐:说美国科学界对转基因没有争议,美国人放心吃了20年,统统都是谎言。在网络这个开放的广场上,舆论攻击的双刃剑最初总是奏效,但却无助于让人认清真理。舆论辩论重视以理服人,拿出有力的论据驳倒对方,而不是用攻击压倒对方。无论敌意性攻击还是手段性攻击都有可能在网络上言过其实、混淆视听,导致一场场毫无意义的舆论混战。自媒体应成为辩论广场,而不应是舆论攻击的阵地。

三、强制的舆论一律与同化的舆论一律

毛泽东同志曾说:“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4]当时,这一正确的舆论方针十分开明,脍炙人口,却被“舆论一律”的原则所破坏, 接连不断地制造了舆论动乱。此前,胡风及其好友对文艺方针和文艺界的领导有意见,提出30万字的进言书自辩,却被指斥为“反革命集团”,以舆论一律的大棒把他们关进牢房。

以“打倒反革命”的手段迫害不同意见,让千万个头脑复制一种思想,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就毁灭了,一场场巨大的灾难将随之降临。此后接连出现的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特别是清思想)及“文化大革命”,多因对方针政策持有不同意见,把几千万人视为反革命,对他们进行精神与肉体的摧残。后来各类胡风们被平反,从大狱中放了出来,历史证明他们不是反革命,他们只是因为“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才遭到了灭顶之灾。由此看来,以言治罪的舆论一律是个伪命题,如果持有不同意见者是反革命,那么如何能证明压制他们的言论是“革命”的呢? 没有经过辩论、人民的赞成和实践的考验,自恃自己的言论绝对正确,从而把对方打入大牢,正是一种专横的暴虐。

人们把舆论一律只和权力挂钩, 只有权力人才金口玉言,他们的意见被捧为金科玉律。实际上,民众的意见也有舆论一律, 部分民众的错误看法一旦长久沿袭,也会变成统治人们头脑的舆论一律。2014年12月西安某医院的医生在手术台前拍照一事被登到网上,涉事医生立即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医政和院方随即宣布要严加处罚; 媒体没有对当事人采访就推出报道, 对丧失医德的谴责又一次沸沸扬扬。医患矛盾的主要责任在医生这个舆论一律,早已成为民众的惯性思维, 这次又把手术室的自拍单独放大。几位医生虽然异常紧张, 但他们没有忍气吞声, 而是挺直腰板寻找各种证据自辩, 最终动摇了“医德低下”的舆论一律地位。人们“一旦了解原委,尤其是当患者本人出面澄清事实,很多人气都消了。自拍虽然欠妥,但确实情有可原”[5]。任何观点,如果被置于不允许有丝毫质疑的地位, 就等于一个并非正确的意见垄断了舆论, 舆论一律就被视为天庭戒条。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影响也十分恶劣。

最近十多年,公众有了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与决策权,对公共问题的讨论盛况空前,许多热点问题多有争论。群众代表在各类听证会上针锋相对的辩论,最能说明中国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的进步。但在某些地方, 政府部门仍然固守舆论一律的陈旧思维,强行以政府的意见压制群众的意见,继续推行愚民政策。某市一栋高层公寓发生大火,夺走了50多条人命,民众尖锐地批评政府对建筑市场管理混乱,对安全施工监管不力。但该市宣传部下了一道禁令,严禁媒体反映群众的这种批评, 只准报道大火是施工不慎造成的意外事故。这个舆论一律不仅没有阻止铺天盖地的网络批评, 几家传统媒体也冲破阻力挖到工程层层转包的利益链, 揭露了肇事的主要原因。统一舆论的这类禁令曾一度盛行,有时一天向媒体下达若干次。权力部门若是奉行话语霸权,任意宰割对社会的解释权,掩盖事情真相,回避官员应尽的职责,各种恶性事件就会不断滋生。

马克思曾预言火炮把封建骑士炸个粉碎, 而今天的网络正在消灭专横的舆论一律, 因为遭遇网络公开反驳的种种愚见立即分崩离析。事实上,任何人都无法控制人们的私下议论, 与之争辩的意见一旦在网上披露,舆论一律的立命自保就会彻底垮台。民众话语权同舆论一律的根本对立, 决定了舆论一律的虚弱本质,最终要被民众的揭露扒光衣服。当舆论一律走向极端,将愚见歌颂为神明,整个社会便激荡着嘲笑、批驳的声浪,舆论一律的末日已为时不远。在依法治国的年代,抵制强制的舆论一律,已成为公民的法律意识,因为践踏宪法言论自由权的专横,越来越不得人心。

舆论多元作为民众话语权的标志,是思想自由、表达自由的象征,在任何社会都无法压制。这种自由培育和发展为另一种同化的舆论一律, 即弘扬主流民意的舆论一律。这不仅是合法的舆论一律,也是合理的舆论一律。习近平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说: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 有腐必惩, 有贪必肃。无人反对这个舆论一律,因为这是广大民众固有的一致期望,早已同化为强大的一致舆论。要不要舆论一律, 要什么样的舆论一律, 这就要看它是否合理、合法,是否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和信念。这个命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韦伯看来,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个社会活动,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的普遍信念。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力, 主要依据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帕金对合法性作了更全面的梳理,提出了“‘经同意而统治’乃是一切统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6]。只有符合公众意志及宪法的言论自由和共同信仰,才有合法的舆论一律,合法的舆论一律就是民意同化的一律。承认、尊重这个舆论一律,也是重要的舆论方针,它来自人民的心声,是构筑主流民意坚如磐石的标志。

多维视野下的舆论和新闻舆论研究 篇4

一、舆论和新闻舆论概述

(一) 什么是舆论

和“文化”等相关概念一样, 舆论也是一个具有多重释义的名词, 尽管舆论一词经常被人们所使用, 但是对于其内涵, 却一直争论不断。在运用文献研究法的过程中, 笔者了解到了关于舆论的多重内涵, 其中较为认可的是《宣传舆论学大词典》中对“社会舆论”的释义:“通常指公众意见或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 社会集合意识和社会知觉的外化。舆论是一种共同意见, 但并不是所有共同意见都是社会舆论……舆论的本质是通过志愿的思想交融凝聚成的集合意识和整体知觉。”从中也可以看出, 舆论的主体是社会公众, 公众是一种无形的、由特定价值体系维系的共同体, 它可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 形成高度组织化的“集中”的公众。舆论客体是指舆论的对象或缘由, 一般来说, 作为舆论客体的社会事件, 一定能够激发公众强烈的情感, 甚至能够引发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使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去评说、议论这些社会事件的冲动。

(二) 什么是新闻舆论

新闻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新闻舆论是指“媒体表达的意见”, 其表达主体是新闻媒体;广义的新闻舆论则是指“通过或经由媒体表达的社会意见”, 其意见表达主体是社会公众中那些“意见领袖”或具有参与和表达意见的活跃的人群。

从中可以看出, 新闻舆论的主体是新闻舆论的承担者和制造者, 一般来说, 人们将新闻舆论的主体定义为新闻媒体。为什么新闻媒体可以成为新闻舆论主体呢?笔者认为主要在:新闻媒体人都是从事新闻工作的专业人士, 他们懂得新闻工作所需要的职业规范、职业道德、专业素质和专业技术, 能够得心应手地从事新闻工作。从广义的范畴上来说, 新闻舆论的主体还应该包括善于利用媒体表达自身意见的活跃的社会人群, 这些“意见领袖”在媒体上表达的意见大都经过了媒体人的把关作用, 并接受了媒体人意见的影响, 正是这些不同新闻舆论主体的存在, 才使新闻舆论具有了丰富的社会信息来源。

新闻舆论的客体, 也就是新闻舆论的对象, 与舆论相比, 新闻舆论的对象范围较小, 新闻舆论的对象既有可能是被新闻媒体报道的事物, 也可以是未被媒体报道的而鲜为人知的事件, 甚至还可以是未必存在、属于想象领域的事物。

二、多维视野下的新闻舆论研究

到了近代社会, 伴随着新闻媒体的出现, 舆论传播的范围和作用都有了质的飞跃。新闻舆论伴随着时代的发展, 具有新的角度和内涵, 以下是多维视野下, 笔者对于新闻舆论的思考:

(一) 古代中国:舆论活动形态及制度

舆论作为真实社会情况和情绪的重要指示器, 与国家的安危有着直接的联系, 古代的统治者中, 有一部分统治者也非常注重民意的采集和收集, 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新闻舆论的信息和资料。

古代最早的是“谏鼓”制, 一般来说, 有些帝王会在宫廷之外设置一鼓, 供民生击鼓进谏, 后来衍生到县级知府、衙门, 也都通过在朝堂外或官衙外设鼓, 臣民可以击鼓命冤。尤其到了宋代, 还有“登闻鼓院”一说, 统治者通过“谏鼓”制来了解民声, 察看民意, “谏鼓”制是古代最古老的一种新闻舆论的收集和传播方式。到了我国春秋时期, 出现了“乡校”, 它成为我国表达新闻舆论的最初的场所。“采风”制的实施。我国古代春秋时期, 各个诸侯邦国就很注重民意的采集, 时常深入民间进行采风, 搜集民间的新闻舆论的活动和相关的制度。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诗经》中提到的“诗可以兴、观、群、怨”, 其中“观”和“怨”都用来指舆情的表达。建立“谏诤”制度。我国古代唐朝开始就建立了“谏诤”制度, 一般来说, 谏诤院权限很大, 通过收集舆论, 可以讨论朝廷百官的任用和国策的制定, 以便提出意见。

但是结合历史学的观点, 我可以得到, 对于古代的这些所谓的舆论制度的设置, 其实并不在于体恤民意, 而是在于统治阶级对舆论的恐惧,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也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国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社会中, 虽然有一些“开明”的君主在口头上承认舆论的重要性, 甚至建立了某些舆论采集制度,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 由于特殊的历史规定性, 公民社会资源在中国古代极为贫乏, 社会的公共空间极为狭窄, 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社会舆论自由表达和交流的最低限度的制度条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历代君主实行专制甚至暴政统治, 在文化上推行愚民政策, 在思想上施行言禁制度, 从而极大地限制和阻碍了民众意见的自由表达, 使社会舆论经常处于高压之下的蛰伏状态, 其存身的制度环境十分险恶。正因为民风不畅, 故而民智不张, 民主和科学的观念难以扎根于中华大地, 使中国在近代远远落后于社会公共领域极为活跃、民智大开的西方诸国。

与中国古代社会相比, 西方国家从古希腊城邦制国家开始, 就循着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社会的舆论活动和舆论形态也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舆论活动和舆论形态有着极大的不同。比较典型的, 古希腊在“伯里克利”时期, 城邦国力强盛, 政治氛围宽松, 出现了苏格拉底、普罗泰戈拉登雄辩家, 他们就是早期的新闻舆论中的“意见领袖”。随后在古希腊和罗马都出现了一些演说家, 对于助推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意义。

(二) 近代:社会学和政治学聚焦下新闻舆论

伴随着新闻媒体和出版业在中国出现以后, 新闻舆论有了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活动领域, 对舆论的研究和对新闻媒体的研究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闻舆论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领域。

但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 我国新闻舆论活动并不活跃和广泛, 这就在根本上制约了中国近代新闻舆论的整体发展, 加之中国近代科学研究, 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的发展有限, 使得中国近代舆论研究缺乏学术的根基和科学的支撑作用。中国近代的新闻舆论研究水平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并不高, 大部分都是零散的、局部的。而近代的新闻舆论研究可以从西方得到较多的启示, 这一时期,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飞速发展, 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大大促进了新闻舆论的研究进程。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高度重视舆论的作用, 并且发展了关于新闻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 他人的观点对个人的观点和行为有相当大的规范和制约作用, 这种作用甚至像法律武器一样威严。洛克的观点是将新闻舆论与纯粹的偏见两者划清了界限。随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将新闻舆论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 使舆论的研究的重要性大大提升, 在其著作《社会契约论》中, 将舆论做了以下研究和开拓:他似乎第一个科学界定舆论的确切涵义, 并且明晰了舆论与个人思想之间的原有的联系, 将舆论交还给社会, 使舆论成为社会公众集体性思想的代名词;其次是卢梭提出的“主权在民”的思想, 第一次指出了舆论的极端重要性和不可压制性, 在他看来, 国家的一切权力的基础在于民众, 舆论作为公共意见, 具有法律一般的巨大力量和不可移易性, 或者说舆论本身就是法律, “他既不是铭刻在历史上, 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退或者消亡的时候, 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 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 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 (1)

卢梭的观点正确评价了舆论的重要作用, 开辟了舆论和新闻舆论研究的新时代, 但是其舆论学说仍然是具有一定的内在矛盾, 主要体现在:卢梭没有科学阐明“公意”和“众意”之间的辩证关系, 卢梭指出公意来源于共同利益, 这是笔者所认同的, 但是他将公意凌驾于众意智商, 这就使公意的概念神秘化了, 最终使得公意完全脱离了众意, 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但是不管怎样, 在18世纪的西方国家, 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开始清醒地意识到, 有理性价值的、能够真正反映和协调全社会利益的舆论有赖于社会意见的充分交流、争论, 思想的火花在相互争论中产生新火花。

(三) 现代:大众传媒下的新闻舆论

随着社会经济节奏的发展, 大众传媒工具和手段日新月异,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舆论的发展。所以大众传媒对舆论运动和形成具有一定的规律上的把握。如前文所述, 舆论是社会公众意见的集合, 它是由无数个人的意见组成的, 所以新闻媒体要想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必须对自身引导的直接对象———舆论, 进行清晰的把握。

从微观的角度来说, 引导舆论就是引导个人的意见或态度朝着特定的方向运动或改变, 这个看似属于个体心理学的范畴, 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舆论又不是单个个人意见的简单叠加, 作为无数个人意见的最终合力, 舆论也就成了一种难以进行科学分析的集体现象, 同时又和人的社会性紧紧联系在一起。大众传媒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反映”或者“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 更应该是有意义的、能动的“反映”, 即表现出灵活的协调能力、综合能力和创造能力。

一般来说, 大众传媒的传播的过程中会进行一个“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是一种过程, 通过该过程传媒向公众传播各种问题和事件的相对重要性。狭义的“媒体议程设置”是指:新闻媒体根据自身的新闻价值或立场, 结合对公众心理需求的分析, 在层出不穷、无限多样的社会事实和社会问题中遴出其中的一部分, 作为新闻报道的题材和新闻舆论的对象, 在选定、报道和评论这些题材或对象的同时, 新闻媒体以自身的立场和观点影响公众的立场和观点。

对于我国当前的新闻舆论引导工作, 笔者也从中得到了一些启示:

一方面, 新闻媒体必须加强自身的角色意识, 建立“社会公器”的话语权威, 积极主动地以自身的舆论引导公众舆论, 公众在面对舆论的时候, 不一定的是冷静的, 而媒体不能人云亦云, 要站在全面、客观的角度。另一方面, 新闻媒体要善于捕捉、追踪和报道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和问题, 准确设定媒体议程;同时要善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热点议程, 发挥释疑、解惑、求真的作用。比如结合去年的十八大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报道热点问题。我国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包括:房价问题、年底国家经济和人民收入的提高问题、教育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医疗社保改革统筹问题等等。通过对这些热点问题的追踪、报道, 还原事件真相, 剖析事件本质, 让新闻媒体真正承担起“铁肩担道义”的义务。

参考文献

[1]樊亚平、刘静, 舆论宣传·舆论导向·舆论引导——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的历史演进, [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年4期

[2]余习惠、赵颖峰, 论“五四”时期湖南《大公报》的新闻舆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 [J], 新闻界, 2010年1期

[3]蒋慰慧、郑涵, 中国新闻舆论监督制度变迁再思考, [J], 当代传播, 2011年3期

舆论竞争 篇5

坚持舆论正确引导, 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前提, 是新闻工作头等重要的任务, 是新闻单位的立足之本。讲究引导艺术, 是为了采取各种方法, 更好地把握正确导向, 使正确导向更好地得以实现。二者不能只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中央领导曾经指出, 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 要讲究宣传艺术, 提高引导水平, 努力使自己的宣传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读者, 使广大读者喜闻乐见。我们研究如何坚持舆论引导与提高舆论引导艺术, 目的就是如何使新闻单位既坚持正确导向, 又讲究引导艺术, 使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满意。

研究和实践如何坚持舆论正确引导与提高舆论引导艺术, 是新闻界的长期任务, 是新闻界需要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当前, 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过程中, 在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反腐倡廉、整治“四风”过程中, 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 有着特殊的意义。

要实施正确而有效的舆论引导, 其前提是新闻媒体本身必须确确实实能够代表舆论, 反映民意。我国的新闻媒体为国家和人民所有, 它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媒体并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因此, 在渠道通畅的前提下, 社会主义新闻媒体能够代表全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和一致呼声。这是新闻媒体能够准确引导舆论的前提, 也是我国新闻事业所具有的优势。

我们承认社会主义新闻媒体能够代表舆论, 并不意味着后者不需要引导就可以自发地朝着正确的方向运动。只要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局部利益、眼前利益还存在着差异, 只要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认识水平还没有完全统一, 那么, 社会组织和个人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和要求, 在社会上必然形成不同的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 舆论是需要引导的, 这股强大而自发的社会力量只有在得到正确引导的前提下, 才会形成积极、建设性、自觉的巨大社会力量, 才能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深入开展。当前,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正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这场伟大的社会运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面貌和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而且重新铸造着在新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舆论。在这伟大的历史时刻, 迫切需要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精神之力, 形成向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统一意志和舆论环境。中央领导曾明确强调舆论导向的极端重要性:“舆论导向正确, 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 是党和人民之祸。”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讲明了新闻媒介应该承担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使命。

如上所述, 新闻媒体对舆论的正确引导不仅是可行的、必要的, 而且是十分重要的。笔者认为, 新闻媒体实施舆论引导的具体内容应当是相当丰富的。

首先, 新闻媒体要对舆论进行政治引导或政策引导, 政治引导是舆论引导工作的核心和灵魂。刘奇葆指出, 新闻战线担负着宣传党的主张、通达社情民意的重要职责, 一定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 牢记职责使命, 讲政治、讲大局, 要通过改进文风更好地把握正确导向, 巩固主流思想舆论。显然, 中央领导要求新闻媒体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 要在媒体的方向、宗旨、方针等原则性问题上坚决贯彻党性和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新闻媒体通过自身的事实报道和言论,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 提出鲜明的政治观点, 具有很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必须严格遵守政治纪律。总之, 新闻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必须政治上完全合格, 媒体的政治导向一旦有错, 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其次, 新闻媒体具有多种社会功能, 媒体的舆论引导工作也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引导外, 新闻媒体还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揭示事物发展规律, 从而引导人民群众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它还应该通过有力的事实报道和言论, 臧否现实中的人和事, 激浊扬清, 引导公众建立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新型关系, 培植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 弘扬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等。一句话, 新闻媒体应该将异常庞大而复杂的舆论引导到政治方向正确、健康向上的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地步, 引导到正义、公正、良知和美德受到全社会广泛崇敬地步, 引导到克服内耗、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地步。

新闻媒体要实施正确有效的舆论引导工作, 应当将上述内容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实践之中。换言之, 这就是操作层面的舆论引导艺术问题。讲究舆论引导艺术, 可以保证媒体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取得最大的成效。由于新闻事业在不断向前发展, 舆论运动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因而舆论引导艺术也必然具有丰富的内容, 是一个发展的概念。

怎样才能搞好热点问题的正确引导?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应该注意:

引导的指导思想要明确。在进行热点问题引导时, 心要热, 头脑要冷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大局为重, 服务服从于全党工作大局。要跟着大局走, 不能跟着感觉走, 跟着情绪走。要从思想上明确, 我们搞热点报道, 是为了帮助党和政府解决问题做好工作, 帮助老百姓解决难题, 或者解决思想问题, 这是我们的出发点。

引导的内容要有选择。媒体工作者要对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保持高度的敏锐性, 随时发现新的热点问题, 及时进行正确合理的引导, 既能帮助党和政府做好工作, 又反映了老百姓的心愿, 同时也符合新闻规律要求。有些热点问题牵涉面广、原因复杂、时间长, 解决起来难度大, 一定要慎重对待, 不可仓促报道。如一旦把握不好报道出去, 把社会情绪煽动起来, 问题又不能很好解决, 就会造成工作被动, 使各个方面都不满意。

引导的形式要多样。对热点问题的报道, 形式可以多样。例如, 连云港交通台的《交广关注》就是通过聚焦、透视、点评形式来进行热点问题报道。一句话,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目的是我们的新闻媒体办得更加受到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称赞。

另外, 新闻媒体要把一般报道和典型报道、评论等结合起来, 加强典型报道和言论的分量, 强化舆论引导力度。在精神文明建设中,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媒体要选择体现浩然正气和崇高品质, 代表时代精神和领风气之先的先进典型作集中的、突击性的报道, 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挖掘人物的内心深处和事件的核心要素, 以造成强大的舆论氛围和宣传声势, 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深入开展。连云港市以“雷锋车班组”等先进典型的宣传就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应该说, 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活动涌现出一大批新的时代英雄和先进典型, 新闻媒体抓住这些亮点, 突出这些亮点, 可以起到以一当十的示范效果。另外, 新闻媒体还应该加强言论分量, 因为言论以最直接、最鲜明的形式表明媒体的立场。只要新闻媒体能够把上述问题解决好, 挖掘出一切技术手段的潜力, 就一定能够正确有效地开展舆论引导工作。

摘要:坚持舆论正确引导, 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前提, 是新闻工作头等重要的任务, 是新闻单位的立足之本。讲究引导艺术, 是为了采取各种方法, 更好地把握正确导向, 使正确的导向更好地得以实现。

舆论竞争 篇6

1 舆论与舆论传播

舆论是指社会大众立足于自身价值理念, 对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与现象给予持续性的关注, 并且形成了共识性的意见。

舆论传播是指共识性的意见通过传播介质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产生影响的整个过程。按照传播载体的差异性, 可将舆论传播分人际传播与媒介传播两种。

2网络时代背景下舆论传播的具体表现

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 信息传递速度也突飞猛进, 进而推动了舆论传播革命, 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彻底打破舆论传播套路

首先, 互联网以其高度集成、平等及开放等显著特点, 充分体现了其独特的传播功能。它有效整合与浓缩了如报纸、广播及电视等传统大众传播媒介, 促使舆论传播的聚合效应产生, 推进了舆论传播速度;其次,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每个公民都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打破了传统的播与受结构。最后, 网络的方便快捷, 打破了传统舆论传播的地域与时间界限。

2.2 舆论传播主体日趋平等

网络时代的舆论传播特色在于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相融性, 打破了传统舆论传播信息量及互动量局限性, 有效形成了一种“去中心”的舆论传播方式, 即每个公民都可以在信息发布者与信息接收者中自由转换角色。

2.3 舆论传播隐蔽化与多样化

传统舆论传播载体主要包括期刊、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单向式传播媒体。即一方负责输出信息, 另一方则负责接收信息。

网络信息传播立足于传统舆论传播的优点, 最大化地实现了传播载体与传播路径的有机结合, 促进了舆论传播路径与载体的多样性。其凸出特点如下:第一, 文字、声音与图形同步出现;第二, 文字、声音、图形三者可自由转化。这些显著特点无疑增强了舆论信息的视觉冲击与听觉冲击, 更能引起大众共鸣。

网络时代也为舆论传播提供了论坛、微博和博客等相对具有隐蔽性的微观舆论场所。这些舆论场所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社会大众的心态, 对某些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观点和情绪产生了发酵作用, 形成了某些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 随着舆论的不断扩散、热点问题的刺激这些分散的舆论便会迅速膨胀, 并凝聚为一个能够影响全局的舆论场。

2.4 舆论传播速度显著提升

网络时代的到来显著提升了舆论传播的速度与效率。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方面, 同步转播、异步转播并存, 既能够有效实现舆论信息的实时传递, 又能够有效丰富网络传播功能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另一方面, 充分利用了计算机信息技术扩大了网络信息传播容量, 突破了以往舆论传播内容量的限定, 将更大容量的舆论信息传播变为了现实。

3 舆论引导的困境

3.1 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不断渗透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 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渗透日益凸出, 为舆论引导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 西方国家通过电视剧与电影等文化产品传播有效实现了价值观的渗透。

3.2 思想多元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利益多元化的格局日益显现。由于利益诉求的差异性, 导致了思想的多元化, 滋生了各式各样、纷繁复杂的舆论现象。这无疑也为我国舆论导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3.3 非理性社会心态的不断侵蚀

非理性社会心态是大众现实诉求未能实现, 而产生强烈挫败感的真实反映。这种心态大都是否定、或者消极评价现存制度、社会持续等。在舆论传播革命进行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小部分人的利益, 导致其现实诉求不能得到实现, 致使其非理性社会心态渐渐萌芽。非理性社会心态的幼芽在网络时代迅速成长, 从快速形成了舆论力量。这种负面舆论会对受众产生消极影响, 会严重腐蚀我国现有的价值观, 扭曲了舆论导向的积极意义。

4 结语

网络时代的来临给舆论传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促进了舆论传播的快速发展, 但也给舆论导向带来新的挑战。这就要求相关工作人员艰苦奋斗、勇于创新, 在看到网络时代对舆论传播产生促进作用的同时, 也要关注其带来的挑战, 并以积极、乐观的心态迎接挑战, 促进舆论传播在网络时代健康、快速地发展。

摘要:21世纪以来, 互联网络逐渐普及, 人类迈进了互联网时代。信息传递的便捷化与速度化成为互联网时代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在这种大背景下, 舆论传播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立足于舆论与舆论传播的含义, 分析网络时代下舆论传播变化的显著特征, 解析当前舆论引导的显存问题。希望为探究网络时代的舆论传播变化与舆论引导困境提供部分理论支撑。

关键词:网络时代,舆论传播变化,舆论引导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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