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系统

舆论系统（精选9篇）

舆论系统 篇1

舆论一直被视为民意的代表。在互联网风生水起的年代, 对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如何引导网络舆论成为当今关注的热点。将系统论的观点引入网络舆论研究中, 更能从宏观角度了解网络舆论的特征。了解网络舆论系统的特点对于舆论引导更是有着重要的帮助作用。

一、网络舆论系统的相关情况

“网络舆论”是“公众舆论”的衍生词, 是“公众舆论”在网络世界的表现形式。随着互联网如火如荼的发展, “网络舆论”这一概念也被重视起来。2003年, “网络舆论”一词正式被提出并使用, 相关研究也迅速发展起来, 因此2003年是学界公认的“网络舆论”元年。

关于网络舆论的概念很多,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网络舆论是以网络媒体为载体的公众关于各种新闻事件、社会现象所表达的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相对于传统媒体单向性的传播模式, 网络信息传播具有信息发布及时性、受众讨论自发性、观点多元性和舆论集散性等特点, 这使得网络成为公众表达意见的有效、便捷场域。网络舆论是舆论借助互联网这一载体来表达, 是公众诉求与意见在互联网中的全方位映射与多角度重组。因此网络舆论在舆论力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了解并合理地引导网络舆论成为当前舆论引导工作的重中之重。

系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元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系统:首先, 系统是由若干要素组成的整体, 每一个要素本身也可能是一个系统, 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陈力丹教授认为舆论主要包括八个要素, 即舆论的主体、舆论的客体、舆论自身、舆论的数量、舆论的强烈程度、舆论的持续性、舆论的功能表现、舆论的质量。其中前七个, 构成了舆论的必要要素。网络的要素对网络舆论同样适用。这八个要素互相作用, 互相联系。其次, 系统的各要素组成一个统一整体, 整体大于部分之间的简单总和。网络舆论的主体是广大网民, 通过对客体——公共事务进行分析讨论形成个人意见, 最终形成网络舆论。网络舆论又可以催生一定的行为, 对事态发展产生影响。只有舆论的几大要素共同协作才能发挥推动事态发展的效果。最后, 系统内的要素都有各自的作用, 同时系统还受外部环境的作用, 这个系统在内部和外部的共同作用下发生变化, 同时保持系统的平衡稳定。网络舆论不仅受到来自舆论主体、客体、舆论自身、数量等要素的影响, 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如政治、经济、生态等。正是在这样一个内外互动的、开放的环境中, 网络舆论最终稳定, 促进事态往有利的方向发展。

二、网络舆论系统的特征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 网络舆论是一个系统, 即网络舆论系统。它具备系统的特征, 同时也有区别于其他系统的特征。

(一) 网络舆论系统的动态性

信息是舆论形成的前提条件, 也是舆论的衍生体。传统舆论系统受到信息发布机制的影响, 信息发布较为缓慢, 舆论形成及演变过程变化较为缓慢。相对于传统舆论场来说, 网络舆论系统的动态性更为明显。因为网络进入的便捷性、信息发布的及时性, 网络信息场域时刻在发生着变化, 甚至是瞬息万变的过程, 网络舆论也随着信息流的变化而变化。在变化的网络信息中也就衍生了变化的网络舆论。2013年12月2日上午一条题为《老外街头扶摔倒大妈遭讹1800元》的新闻在不少网络媒体平台上疯传, 网络舆论的矛头纷纷指向了这位“碰瓷”的中国大妈。然而到下午事情却峰回路转, 目击者以及监控证实, 是外国人无证驾驶, 撞倒大妈。此时网络舆论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网络信息瞬息变化, 随着信息逐渐明确, 真相也公布于众, 在变化中的信息基础上形成了变化的、动态的舆论。

同时, 网络的普及特别是手机终端的盛行, 使得网民跟进信息的途径更为便捷。“导火索”——网络信息发布之后, 网民马上开始在微博、微信、网络论坛、网络社区以及各种聊天工具上最快地参与讨论, 传达诉求意见, 网络舆论的形成也就更为迅速。虽然从时间纬度上来看, 舆论形成的流程依然是这样一个过程:从事件发生, 个人意见形成, 到舆论形成, 再到一定的行为发生。但是这个过程是开放的, 新鲜的信息被补充, 外部环境也在对舆论的形成产生着影响。网络舆论的发生和演变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过程, 其动态性更为突出。

(二) 网络舆论系统的复杂多样性

互联网赋予了每个网民看似平等的话语权。“发布权”从少数的传统媒体以及精英手里分化到了每个人手里。从事件的发生到个人意见的形成再到舆论的形成就要经历一个更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造成网络舆论系统中“意见领袖”缺失和泛滥。

网络的“分权”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能力。在网络语境下, 很难找到可以振臂一呼具有绝对权威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缺失意味着, 舆论的台风缺少了中心, 直接结果就是意见的嘈杂。同时, 网民来自不同地域, 不同年龄, 不同环境, 个人层次也不同, 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舆论往往是良莠不齐的。表现最明显的就是, 对于一些并不是很明确的信息来说, 网络舆论并不是每次都可以正确地表达出来, 而是充斥着各种意见, 形成不同“派别”的舆论。

同时, 网络的“分权”也带来不同领域的领军人物、草根的崛起。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网络舆论场当属新浪微博。根据新浪微博2014年3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微博月活跃数为1.29亿, 日活跃为6140万用户。经济界、文艺界、传媒界名人纷纷转向微博, 粉丝量超过1000的新浪微博用户已经不计其数。根据新浪微博2014年3月16日的“风云榜”排名显示, 第2000名的粉丝量为2006094位, 俨然一个个媒体。越来越多的传统新闻媒体、政务部门开通了微博, 希望能在网络舆论场中分一杯羹。这也就造成了意见领袖的泛滥, 从而导致舆论系统的复杂及舆论引导效果的下降。

(三) 网络舆论系统的倾向极化性

美国哲学家凯特·桑斯坦在通过对60个政治网站的随机研究发现, 网络上的群体内传播容易造成舆论的极端化, 也就是“群体极化”。所谓的“群体极化”是指“群体成员一开始就有某些偏向, 在商议后, 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 最终形成极端的观点”。也就是说, 如果在舆论形成的开始阶段, 如果有偏激片面的意见表现出来, 并得到广泛宣传, 很有可能舆论朝偏激的方向发展。

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认为, 在群体中个人容易失去独立的思路, 容易变为“统一人”, “群体只知道简单和偏激的感情”。他指出:“群体能够消灭个人的独立意识、独立的思考能力。事实上, 早在他们的独立意识丧失之前, 他们的思想与感情就已经被群体所同化。”尽管勒庞的观点有点偏激, 却很真实地反映了群体的自发性与无序性。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于网络中。在网络环境中, 存在巨大差异的网民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匿名性的群体。匿名状态更是强化了群体的无序。从个人意见到舆论形成, 从无序走向有序, 由于匿名状态、相关法律和问责机制的缺失, 从而加速了公众意见以及行为沉默的螺旋的形成, 形成的舆论是不同群体对各自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反映, 这样的舆论带有很强的私利性, 造成网络环境中意见的片面性, 网络舆论系统的极端化。2012年3月23日,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一起“杀医案”, 之后的调查显示, 竟有六成网友看到此新闻后表示“高兴”。这种极端化的情绪发泄正是匿名状态下网络舆论极化的结果。

(四) 网络舆论系统的自稳性

网络舆论系统具有自我修正的功能, 通过自身内部的修正, 最终达到系统的稳定。而且自稳性是网络舆论系统其他特点的最终归宿。

上文提到, 网络舆论场域是一个开放的场域, 网络舆论系统也存在复杂多变性, 网络可以通过自我的调节实现自组织和自稳定。学者杜俊伟认为, “舆论系统的自组自稳, 是指舆论在其自身运行的过程中, 随着信息被持续不断地呈现给公众, 公众对舆论对象的认识和意见也会相应地进行调整, 由最初可能的偏狭、扭曲甚至错误的状态, 逐步地纠正到认识相对全面、意见相对理性的稳定状态”。因此在舆论形成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短暂的非理性意见阶段, 但只要不终止这个过程, 舆论系统最终会走到理性合理的渠道上。

应该注意的是, 信息输入是舆论系统运作的前提, 网络舆论系统自稳性的前提是源源不断的正确信息输入, 只有在足够的正确信息的基础上, 才能形成稳定正确的舆论。

三、结语

信息的不断输入是舆论形成的关键环节, 只有保障信息发布系统的畅通, 才能确保舆论系统的正常健康运行。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该顺应这一特征, 建立及时公开的信息发布系统, 信息的模糊只会加速谣言的流行和片面舆论的蔓延。

预防过度干预舆论。根据网络舆论信息系统的自稳性特征, 即使在舆论形成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波动和非理性因素, 但是随着事态发展, 通过舆论系统的自我调整, 最终会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形成真正代表民意的舆论。不能因为一时的非理性而对舆论系统进行过度的干预, 甚至切断舆论形成的过程。舆论引导的目的是调控舆论, 而不是消灭舆论, 媒体应该理性地对待舆论系统的波动。避免对网民的说教, 而是通过合理的发布信息和评论来引导舆论系统的有序运行。

网络舆论系统比传统舆论系统更为复杂, 其动态性、复杂多样性、倾向极化性、自稳性等特点对网络舆论的引导提出了新要求。在媒体实际操作中, 应对网络舆论系统的规律特点进行尊重和正确运用。只有正确掌握了网络舆论系统的特点, 并合理舆论, 才能正确监控舆论导向, 进而引导舆论朝向正确合理的方向发展。[本文系2014年辽宁省社科联基金项目“重大事件中舆论引导效果研究” (项目编号2014lslktziwx-03) 的阶段成果]

摘要：舆论作为民意的直接反映, 一直是政府媒体等关注的重点。网络的兴起发展, 使得舆论更为复杂多变。网络舆论不仅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对于促进社会有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网络舆论作为一个系统, 研究其特点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三方面着重分析网络舆论系统的特点, 以此促进网络舆论引导工作新框架的形成。

关键词：网络舆论,舆论系统,舆论引导

参考文献

[1]雷跃捷, 辛欣.网络传播概论[M].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

[2]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M].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

[4]凯特·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卫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5]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戴光年 (译)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6]杜俊伟.论舆论的自组自稳—基于系统论视角的舆论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 2009.

舆论系统 篇2

http://.cn2011年10月25日23:46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0月25日电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今日公布。《决定》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要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对此，《决定》提出以下几方面要求：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壮大主流舆论，提高舆论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影响力，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以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宣传资源，构建统筹协调、责任明确、功能互补、覆盖广泛、富有效率的舆论引导格局。

——加强和改进正面宣传，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加强舆情分析研判，加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引导，从群众关注点入手，科学解疑释惑，有效凝聚共识。

——做好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应急报道和舆论引导机制，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

——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推动解决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维护人民利益，密切党群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舆论系统 篇3

网络天然的开放与互动属性决定了网络舆论系统是一个巨大的复杂体系,社会各方势力的声音在此博弈交融,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的自转与公转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重新结构社会,促进社会形态的改变。

1 网络舆论系统的自转

网络极大地满足了舆论对空间和时间的要求。一个社会事件在经过网络放射性的传播扩散后,迅速吸引各方关注,并在短时间内形成意见空间,来自民间、媒体和官方等不同势力的声音汇集于此,各方编织的观点网在系统环境中不断碰撞交织,在自我修正能力的帮助下逐渐趋于统一,促进网络舆论系统自身的有机运转。

1.1 网络舆论系统中的各要素

网络舆论系统中包含问题发生、观点互动、意见趋同三个关键因素。新的媒介环境中,网络成为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重要阵地,它通常作为信源,向四周放射性地发出信号灯,意见领袖从海量信息中捕捉到有价值的信息,经过二级传播,事件以裂变式路径传向更广范围。社会事件在经过传播中介者,一般是社会媒体的议程设置后,被提到社会日程上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各方舆论势力相互博弈,不同观点在交流中互动整合。这一阶段通常是舆论形成过程中的必要阶段,也是关键阶段,不同阶级、不同利益主体各抒己见,网络舆论呈现一片混乱,多元意见主体间相互较量。伴随着观点的对抗、整合以及更多的事件信息的披露,各舆论势力间找到契合点,加之主导舆论的影响,网络舆论声音趋于统一。网络舆论系统就是事件不断明朗、观点不断自我修正的一个系统。

1.2 各要素整合而成的网络舆论系统

贝塔朗菲给系统的定义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元素的综合体”[2],网络舆论系统中的各要素间相互作用,任何一个要素脱离了系统都失去了意义,而要素也正是因为处于系统中才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价值。在舆论形成的初级阶段,庞大的草根网民是主力群体,各种移动终端为网民发声提供了入口,许多社会问题正是由这些端口进入到大众视野,引发人们关注,舆论意见初现,它为整个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后,在信息传播中介者,一般是社会媒体的助推下,经过媒体的议程设置,事件被提到社会日程上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讨论中,媒体运用自身资源优势不断探求更多的事实信息,并亮明自身立场,引导舆论走向,为舆论系统的理性运转提供环境。经过一段时间的事件发酵,主导舆论声音对舆论系统进行观点修正,引导舆论走向理性与明晰。由各要素整合而成的网络舆论系统实现了舆论引导效果最大化。

2 网络舆论系统的公转

互联网作为社会舆论的扩音器,打破了长期以来“一家之言”局面,网络舆论系统的有机运转使各方观点突破了空间局限,及时的交流互动加快了意见的整合,提高了各方势力的谈判效率,减小了社会运行成本,对社会系统及其他子系统产生影响。

2.1 社会系统中的网络舆论系统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它的触角遍及社会各个方面,网络舆论系统是社会系统中众多子系统的一支,开放性使它与其他子系统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例如网络舆论系统在与政府建设系统的互动中,网络舆论对政府建设形成外部监督力,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矫正,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运转效率,带动社会健康发展。同时,政府强有力的社会管理地位也为网络舆论系统的高效运转提供帮助,出台的相应规章制度和管理条例使网络舆论在一定秩序内发展整合,使舆论系统不断调整自身行动,以适应社会需求。

在庆安枪击事件中,网络舆论的力量是事件真相逐渐明朗化的有效力量,同时,也对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提出了挑战,使其发现问题所在。枪击事件发生后,庆安政府完全没有意识到民众对这一类事件的敏感性,事件发生后十几天才对此做出正面回应,这极大地挑战了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个别政府的任性傲慢的处置方式成为激起民众更大质疑和怒火的添加剂,各种舆论声音在这种环境中愈加激烈。在如今的网络时代,提高对网络舆情的应对是时代环境给政府管理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应加快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2.2 网络舆论系统依存的社会系统

社会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大系统,其中的各个元素的排列组合与结构方式决定了社会的形态,某一个元素的结构地位或作用程度都是影响社会面貌的因素。互联网作为时代的新生儿,自诞生以来,以难以形容的速度迅速发展,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用自己的实力在社会系统中牢牢地占领一方领土,不断扩张,并用自己的方式强有力地重新结构社会。如今,互联网思维广泛提及,这是社会各界都要重视的一个新方面,只有审时度势,认清局面,适应社会环境,顺应时代要求,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推动社会前进。

3 网络舆论的监管措施

内因是事物发展运动的动力和源泉,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和方向,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助推条件,事物的发展离不开内外因的综合作用。现实社会环境中的各种舆论声音依托网络空间进行意见表达传递,相互碰撞交融,形成庞大的网络舆论系统。加强对该系统的监管,能够更好地给社会各界提供信息支持,更好地规范信息传播,营造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形成统一的社会思潮,建设和谐社会。

3.1 自身系统的不断完善

打铁还需自身硬,提高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协调互动是促进系统建设的关键。一方面,要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能力,在舆论形成初期对网络舆论有一个初判,提高对虚假信息的辨识度,自觉抵制不良思想的侵蚀,在观点互动中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保持理性头脑,不盲目跟风。另一方面,媒体要保持事件敏感性,对网民关注的热点话题时刻保持警觉,一旦矛盾发生,媒体要迅速地对事件发展做出预判,预测事情发展走向,并在社会各方势力间搭建沟通桥梁,促进观点互动,实现主体间的有效沟通,扼杀谣言产生的温床,引导社会舆论的走向。此外,在意见整合过程中,政府作为强有力的管理力量,要尽快提供出更多的事实信息,并及时发声,占领舆论引导制高点,促进舆论的有序理性整合。

3.2 外部力量适时介入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本身也就是控制的合理性,即统治的合理性。[3]”网络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发展的支撑,这是它的堡垒也是它的软肋。对于网络舆论的管理,技术方面的帮助是有效、直接的,对于一些不良言论进行及时的删除、屏蔽是维护舆论交流秩序的必要手段,而为不同势力间的交流提供沟通平台也是网络技术的责任应当。同时,法律作为有力的约束力,在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永远不能缺席。我们要加快网络舆论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设进程,明确各方责任与义务,形成外部约束力,规范舆论各方行为,营造有序和谐的意见交流环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2]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6.

舆论系统 篇4

论监督的关系

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是新闻作用中两个不同的概念，辨清它们之间的共性和个性能更有利于我们正确掌握和运用舆论监督的职能。

舆论引导是指媒体运用发表的新闻事实及言论，影响改变公众的思想行为，从而达到促使他们朝媒体所期望的方向进行自我调整的目的。舆论引导是我国媒体的基本任务之一。

舆论监督，一般是指公众通过媒体，对某一错误事件（行为）进行批评，以达到公正的处理和得到改正的目的。

两者在新闻真实性方面有着颇为严格的相同之处；对舆情的调查、分析是舆论引导的起点，也是舆论监督的起点；媒体进行舆论引导，必须善待作为引导对象的媒体受众（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的身份，尊重其知情权等民主权利，实施舆论监督，则必须善待作为监督行为的主体的受众（人民群众）；两者在体现党的意志方面有着一致性。这一点在2009年中沸沸扬扬的大事——三鹿奶粉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2008年6月28日，位于兰州市的解放军第一医院收治了首例患“肾结石”病症的婴幼儿，据家长们反映，孩子从出生起就一直食用河北石家庄三鹿集团所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7月中旬，甘肃省卫生厅接到医院婴儿泌尿结石病例报告后，随即展开了调查，并报告卫生部。随后短短两个多月，该医院收治的患婴人数就迅速扩大到14名。

随后各地相继出现相应症状的患婴，这件事在引起卫生部高度重视的同时也使得许多主流媒体开始进行披露和报道。

9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对严肃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作出部署，立即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并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9月13日，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情况发布会上指出，“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事故是一起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三鹿牌部分批次奶粉中含有的三聚氰胺，是不法分子为增加原料奶或奶粉的蛋白含量而人为加入的。

9月14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带领有关司局领导及专家飞抵兰州，针对我省有关三鹿奶粉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展开专题调研。

9月15日，甘肃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称，甘谷、临洮两名婴幼儿死亡，确认与三鹿奶粉有关。

在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的合理发挥下，广大人民群众也对三鹿奶粉事件有了全面正确的认识，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在极大程度上尊重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同时使具有监督权利的人民群众在此事件中的权利得到合理发挥，随着三鹿奶粉事件的发展，人民群众也在不断的了解到更进一步的信息，媒体正确的做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职责。

在三鹿事件的尾声阶段，新闻媒体一方面在继续履行着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新闻媒体更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在事件过程中，新闻媒体至始至终都把人民群众放在一个国家主人的位置，在事件处理中，不仅仅对于那些违反犯罪的生产销售商予以法律上的制裁，对于那些受害家属，新闻舆论发挥了其引导的作用。

在新闻舆论引导的作用下，社会方方面面在帮助受害者家属拿回其应有的补偿，2008年12月25日，记者收到三鹿奶粉事件受害者援助律师声明：“我们呼吁，应当立即接受我们已经提起的受害者损害赔偿诉讼程序，并最终在政府的统筹主导下，建立全国性的奶粉受害者赔偿援助公募基金，逐步解决本次奶粉受害者赔偿及善后事宜。”

据该律师团律师介绍，24日，在媒体报道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获得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民事裁定书，正在启动破产清算程序后，该律师团再次呼吁维护广大奶粉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上述律师说：“考虑到广大婴幼儿受害者的长久善后及复杂漫长的赔偿程序，结合三鹿集团强大的产能和市场渠道优势等重组再造潜力，我们反对以破产清算消灭赔偿义务主体的方式对三鹿集团进行重组，而应保留赔偿义务主体以股权收购的方式对三鹿集团进行重组。”

在媒体倡议引导下，国家对《食品安全法》也进行了重新的修订，将三聚氰胺纳入了严禁向食品里添加的化学工业品。

一系列的行动是新闻媒体履行监督作业在曝光抨击三鹿奶粉的同时，也利用其舆论引导的作用将奶粉事件合理处理，不仅仅惩治了违法犯罪的行为，更重要的是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将人民群众始终放在国家主人的位置，规范了奶粉市场的行为，构建了一个更加完善的市场体系。

舆论系统 篇5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社会舆论风险问题展开研究。从媒体新闻生成机制的角度,Vincent Covello等认为媒体在报道和传播风险的时候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即往往会高估一些耸人听闻的风险,而低估一些看似寻常的风险[1,2]。从网络舆论风险的角度,国内学者主要依据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将舆论风险定义为网络舆论负功能的社会学体现[3,4]。从国际舆论风险的角度,邓亚楠等对国际舆论风险的基本特征、风险因素及其与社会风险的共生性等问题进行系列研究[5,6]。当前研究主要采用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定性分析舆论的基本演变过程和风险治理策略,却较少从系统学视角对事故风险和舆论风险的逻辑关系及其演化路径进行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试图在充分了解公共危机事件和社会舆论演变关系的基础上,明确影响社会舆论发展的因果关系和流程图,建立社会舆论形成及干预的动力学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宁波PX项目进行实证分析和仿真实验。

2 舆论风险的基本内涵

2.1 舆论风险的含义

舆论风险研究涉及社会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等学科,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从风险基本内涵的角度,可以将其理解为社会环境、群体行为及公众情绪的不确定性交互作用的产物[7]。从舆论风险形成机理的角度,可以将其理解为以舆论的方式折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风险,即传统风险与舆论的耦合性风险。本文将舆论风险定义为社会事故引发舆论快速聚集的产物,其实质是舆论作为最大的风险传播载体,给社会事件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舆论风险同样存在三个基本要素,即舆论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其中,舆论风险因素主要来自于现实的、易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具体包括贫富分化、诚信问题等。根据动力学建模的需要,本文从属性角度的将风险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心理因素等。风险事故是舆论风险形成的导火索,是指能使社会舆论呈现聚集性、不确定性和情绪性的公共危机事件,如宁波PX项目、甬温高铁事故等。风险损失是指舆论风险对经济、社会、公众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具体包括心理恐慌、人身伤亡、社会动乱等。

2.2 舆论风险的特征

作为传统风险与社会舆论的耦合风险,舆论风险不仅具有危害性、不确定性及多样性等风险的一般特征,还具有三高性、蔓延性和叠加性等特点。三高性是指舆论风险具有高发、高危和高关联性,即公共危机事件经媒介传播,可能迅速引爆全国舆论,而与当前存在的社会风险因素相互关联,还可能产生危机社会稳定的舆论危机[8]。蔓延性是指舆论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而是在较大范围内快速蔓延,并容易受到相关舆论的影响。叠加性则指舆论风险是风险社会与媒介化社会双重叠加,虚实耦合的结果,即舆论风险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其能量具有很强的连锁效应和叠加效应等。例如,宁波PX项目的舆论风险就是社会认知风险与媒介舆论相互叠加、耦合的综合风险。

2.3 舆论风险的形成及干预路径

舆论风险源于社会事故的舆论关注,其形成和干预机理不仅受媒介内外部因素的制约,还受公共危机事故等级、类型和发生时间、人员密集度和安全意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事故等级越高、类型越敏感、人员密集程度越高,舆论风险形成的可能性就越高。本节以公共危机事件为分析始点,将舆论风险分为传统媒体风险、网络媒体风险和网络社区风险,并进一步将风险干预策略引入舆论风险机理的分析框架中,分别探讨舆论风险的形成和干预路径(图1)。

(1)舆论风险的形成路径

如图1所示,舆论风险的形成以公共危机事件为导火索,经历事故风险、传统媒体舆论风险、网络媒体舆论风险和网络社区舆论风险环节。事故风险是公共危机事件的直接社会风险,其风险等级随事故等级、类型、人员密集度和安全意识等外部因素的增加而提高;随事故发生时间的增加而降低。传统媒体舆论风险是事故风险在传统媒体上的衍生,随传统媒体影响力的增加而提高,随其新闻沉寂系数的增加而降低。网络媒体舆论风险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是以网络新闻为主要载体,同时受事故风险和传统媒体舆论风险的影响。不同于网络媒体舆论风险,网络社区舆论风险是一种交互式的舆论风险,不仅受事故风险、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舆论风险的影响,还受网民心理因素和网络社区内部因素的影响。该舆论风险通常随网民好奇心、社会剥夺感、仇富心理、社区帖子浏览量和平均回复率等因素的增加而提高,随网民同情心和帖子沉寂系数的增加而降低。

(2)舆论风险的干预路径

舆论风险的干预以政府为干预主体,对事故风险、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网络社区舆论风险等进行干预。图1将风险干预的策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干预是指政府处置或引导社会舆论而采取的长期干预策略,具体包括提高政府公信力、增加事故信息公开度,完善相关应急预案等。微观干预则是以舆论风险为干预对象,采取隔离新闻、帖子、网民和话题等微观策略,降低社会舆论的热度,并对舆论的走向进行引导。

3 社会舆论形成及干预的系统动力学建模

3.1 边界确定与基本假设

模型的研究对象是公共危机事件引发的社会舆论,舆论主体包括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网络社区三部分。为简化建模过程,做如下假设:①假设上述三个主体以公共危机事件为始点,彼此相互影响导致社会舆论的形成,其他主体在此不予考虑;②假设模型仅考虑原发性危机事件,不考虑事件的耦合和衍生;③假设各类媒介信息的传输是通畅的,不会因为网络硬件问题影响舆论传播;④假设政府具有一定的舆论引导能力,但不会采取过于极端的行为干预媒体和网民的言论自由,禁止舆论的产生。

3.2 因果关系图和流图分析

社会舆论形成和干预的动力学模型主要包括传统媒体子系统、网络媒体子系统和网络社区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分别反映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网络社区活跃新闻或帖子随时间的变化情况以及社会舆论关注度,建模过程采用因果关系图和系统流图进行描述。

(1)闭环因果关系图的构建

根据舆论的形成及干预路径,利用反馈环描述系统中变量的因果关联结构,可以构建社会舆论系统的因果关系图。本节以公共危机事件、政府以及各类舆论主体形成的闭环舆论为研究对象,分别介绍社会舆论形成、干预及其闭环的因果关系图。

①舆论形成的因果关系图

在社会舆论形成的动力学模型中,考虑由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网络社区组成的三级舆论形成系统,具体的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如图2所示,社会舆论的形成始于公共危机事件,事件以社会风险的形式导致媒介舆论聚集,主要的因果回路如下:

事故社会暴露性→事故影响力→传统媒体新闻增加率→传统媒体活跃新闻数量→传统媒体新闻关注度

事故社会暴露性→事故影响力→网络媒体新闻增加率→网络媒体活跃新闻数量→网络媒体新闻关注度

事故影响力/网民好奇心等→网民关注度→帖子平均浏览量→网络社区帖子增加率→网络社区活跃帖子数量→网络社区帖子关注度

②舆论干预的因果关系图

舆论干预的动力学模型起始于政府的各类干预策略,具体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干预的主要作用对象是传统新闻媒体和网络新闻媒体;微观干预的主要作用对象是网络社区。干预的主要回路如下:

政府公信力/事故信息公开度/应急预案→政府处理能力→新闻或帖子沉寂系数

新闻隔离/话题隔离→新闻干预能力→媒体新闻沉寂系数

帖子隔离/网民隔离/话题隔离→帖子干预能力→社区帖子沉寂系数

③舆论的闭环因果关系图

社会舆论形成和干预动力学模型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新闻或帖子的沉寂系数实现。政府通过宏观和微观干预策略的选择和执行,提高新闻和帖子的沉寂系数,进而干预和引导社会舆论的走向。此外,调整政府干预介入的时间,也可能影响社会舆论的趋势。因此,可以将社会舆论形成和干预的因果关系图整合为社会舆论闭环因果关系图,如图3所示。

(2)系统流量存量图的构建

因果关系图仅对系统反馈结构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不能反映不同性质变量间的区别。因此,在因果关系图建立的基础上,需要构建社会舆论系统的流量存量图(简称流图),分析影响反馈系统动态性能的积累效应及其改变的速率,如图4所示。

3.3 模型变量集及主要公式

社会舆论动力学模型的流图将不同性质的变量进行区分。根据模型建立的需要,本节对模型的变量集及主要公式进行说明。

(1)舆论动力学模型变量集

社会舆论动力学模型的变量集包括3个状态变量、6个速率变量、24个辅助变量、7个决策/干预变量和2个常量。状态变量表示系统的存量,当前时刻的变量值等于上个时刻的值加上单位时间的变化量;速率变量反映状态变量值增加或减少的速度;辅助变量是由其他变量通过计算获得,其当前时刻的值和历史时刻的值相互独立;决策/干预变量是人为引入的,通过影响辅助变量的值,实现对状态变量的干预;常量是根据具体情况设定的固定值。表1对社会舆论动力学模型的主要变量进行说明。

(2)舆论动力学模型的主要公式

系统动力学的建模仿真,不仅需要描述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还需构造变量间的方程关系。通过挖掘“方正舆情智思系统”的数据和借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相关变量的定义,我们利用SPSS软件对变量数据关系进行拟合和回归分析,得出社会舆论动力学模型的相关方程式。其中,主要计算公式描述如下:

①事故因素=0.3×事故类型+0.7×事故等级

②事故影响力=STAN(事故因素×EXP(-TIME/50))——STAN()表示0～1标准化

③新闻增加率=DELAY1 (事故影响力,x,0)×媒体影响力——DELAY1()表示延迟函数

④新闻增加量=新闻增加率×活跃新闻数量

⑤新闻帖子减少量=新闻帖子沉寂系数×活跃新闻帖子数量

⑥t+1时刻活跃新闻数量=t时刻活跃新闻数量+新闻增加量一新闻减少量

⑦新闻媒体网络社区关注度=STAN(活跃新闻帖子数量)——STANO表示0～1标准化

⑧网民对社会的满意度=STAN(-(0.25×网民仇富心理+0.5×网民社会剥夺感)+0.25×网民同情心理)——STAN()表示-1～1标准化

⑨网民关注度=事故影响力×网民幻奇心×(0.2×传统媒体关注度+0.5×网络媒体关注度+0.15×网络社区帖子关注度-0.15×DELAY1(网民对社会的满意度,5,0))

⑩网络社区帖子增加量=网络社区活跃帖子数量×帖子平均回复率+帖子平均浏览量

11隔离网民的影响=隔离网民量×网民的平均影响力

12帖子干预能力=隔离网民的影响+隔离帖子的影响+隔离话题的影响

13新闻帖子沉寂系数=初始值+a×政府处理能力+b×新闻帖子干预能力——a、b是系数

3.4 社会舆论动力学模型的Stella框架及人机界面

为实现模型的模拟仿真,本节利用Stella软件对社会舆论动力学模型进行可视化处理,包括建立舆论动力学模型的Stella框架和人机界面。

(1)舆论动力学模型的Stella框架

Stella软件是以图形为导向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发展软件,使用者可以将可视化的模型组件拖至面板,进行动力学模型的构建和可视化分析[10]。考虑舆论风险因素、模型分析主体以及风险干预策略,可以将社会舆论动力学模型在Stella软件中进行描述。如图5所示,框架左侧的功能区分别描述社会舆论形成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和心理因素;框架中部的三个功能区则是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网络社区的舆论风险;框架右侧的功能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社会舆论的干预策略进行构建。

(2)舆论动力学模型的人机界面

在Stella软件的界面层,可以构建相应的人机界面,用于控制和实现舆论动力学模型的实时仿真。如图6所示,该界面包括标题栏、输入组件、输出组件和控制按钮四部分。输入组件分布在界面的左下侧和右侧,包括风险因素输入框、干预策略输入框和微观干预转换器等。输出组件分布在界面的左上侧、盅下侧和上侧,包括舆论关注度输出图、舆论风险输出表格和新闻帖子数量预警输出框等。

4 舆论风险形成及干预的模型仿真——以宁波PX项目为例

在模型的实证部分,本文选取事件过程较为完整、媒介舆论相互作用显著的宁波PX项目作为案例,对舆论风险形成及干预的动力学模型进行仿真。

4.1 宁波PX项目回顾

PX(二甲苯)是一种有毒危险化学品,虽然其生产工艺已经成熟,但由于生产环节缺乏透明性,在各地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对。2012年宁波引进的PX项目同样引起民众的激烈反对。2012年10月,宁波因此发生四次规模较大的群众聚集事件:22日湾塘200名村民以“居住点离化工厂近”为由,集体到区政府上访;26日多名民众聚集在镇海甬江隧道口,采取静坐、拉横幅、散发传单等方式抗议;27日多名民众在镇海甬江隧道附近抗议时被警方逮捕,网络谣言“骚乱大学生被特警打死”在网络迅速传播;28日5000余民众再次聚集在镇海甬江隧道附近。事件发生后,PX项目的舆论和谣言就以新闻、帖子和微博的形式在媒介迅速聚集,引发全社会的舆论风险。结合3.3节对模型事故变量的定义,宁波PX项目事故等级属于较大社会安全事故,变量取值为3;事故类型属于民生类安全事故,变量取值为8。

4.2 宁波PX项目网络新闻仿真的拟合分析

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借助报纸、电视、官方网站和微博等方式,多维度传播官方信息,澄清PX项目的论证经过,具体的干预措施包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电视讲话、公安部门辟谣等。这些干预措施主要是政府从宏观层面对PX项目及相关危机事件进行声明,其目的是提高事故信息透明度,提升政府公信力,引导社会舆论。因此,对宁波PX项目的仿真拟合分析,应该采取考虑政府宏观干预后的预测值与舆情系统挖掘到的真实值进行对比。参考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本文认为政府宏观干预策略基本有效,故将政府公信力、事故信息公开度以及应急预案完备程度等变量均取值为0.6。

本节抽取“网络媒体活跃新闻数量”指标来验证社会舆论动力学模型的可靠性。其中,网络新闻数量的真实值采用百度指数2012年10月22日至11月10日的宁波PX项目数据;预测值是通过系统动力学仿真得到的结果。图7描述了具体的曲线拟合图,其相关系数R为0.93,拟合效果基本满意,可用于仿真分析。

4.3 宁波PX项目舆论风险形成的仿真分析

为反映宁波PX项目舆论风险的形成规律,本节选取四个变量描述社会舆论,分别为传统媒体新闻关注度、网络媒体新闻关注度、网络社区帖子关注度和舆论风险。其中,关注度是各时刻新闻或帖子数量的标准化数据;舆论风险则是由新闻或帖子关注度表示。图8描述了宁波PX项目舆论风险的形成规律,曲线1、2、3、4表示的舆论关注度和舆论风险均在不同时刻达到最高值1。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宁波PX项目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新闻关注度、网络社区帖子关注度分别在第6、7、8天达到最大值,且相互之间呈现逐级放大的趋势。网络社区帖子关注度升高和降低斜率的绝对值最高,表明其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反映较为敏感;传统媒体、网络媒体新闻关注度的形成曲线较为相似。此外,舆论风险的变化率在事后20天内发生多次变化,主要是由于不同媒介关注度变化率的不同导致。

4.4 宁波PX项目舆论风险干预的仿真分析

宁波PX项目舆论风险干预策略的仿真分析从“怎样干预”和“何时干预”两个维度展开。其中,“怎样干预”选取宏观干预、微观干预及其综合干预3种策略集。对于“何时干预”,本节选取社会舆论形成始点和峰值点(第8天)作为干预介入点进行仿真分析。

(1)宏观干预的仿真分析

参考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数据,将舆论动力学模型宏观干预变量“政府公信力、事故信息公开度和应急预案完备程度”的取值均定为0.6。将变量值输入模型的人机界面,对宏观干预后宁波PX项目社会舆论趋势的仿真结果如图9所示。图9(a)表示在舆论形成始点采取宏观干预的仿真结果;图9(b)表示在舆论峰值点采取宏观干预的仿真结果。

对比图9和图8的曲线,得到如下结论:宏观干预对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新闻舆论的干预效果较为显著;早期的宏观干预对控制新闻舆论的形成具有较为显著的效果;舆论风险的走势同时受到新闻和帖子关注度的影响,且在始点干预后的第4天得到有效控制。

(2)微观干预的仿真分析

参考网络帖子的回复关系数据,将模型微观干预变量隔离新闻率、隔离帖子率、隔离网民率、隔离话题率的取值分别定为0.02、0.01、0.001、0.0001。将变量值输入模型的人机界面,对微观干预后宁波PX项目社会舆论的仿真结果如图10所示。图10(a)表示在舆论形成始点采取微观干预的仿真结果;图10(b)表示在舆论峰值点采取微观干预的仿真结果。

比图8、图9、图10的曲线,得到如下结论:微观干预对各类媒介舆论的干预效果均较为显著,且对网络媒体的干预效果最佳;微观干预介入时间的选择同样可以影响社会舆论的干预效果,干预时间越早对舆论风险的影响效果就越明显。

(3)综合干预的仿真分析

综合干预指同时考虑宏观干预和微观干预策略,将干预变量取值同时输入模型的人机界面,对综合干预后宁波PX项目社会舆论的仿真结果如图11所示。图11(a)表示在舆论形成始点采取各类干预策略的仿真结果;图11(b)表示在舆论峰值点采取干预策略的仿真结果。

对比图8、图9、图10图、11的曲线,得到如下结论:综合干预对各类媒介舆论的干预效果均较为显著,且干预效果显著高于宏观或微观干预;综合干预介入的时间越早,干预策略对社会舆论的作用效果就越明显;采取综合干预策略可以将新闻舆论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5 结语

本文在国内外较早利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对社会舆论的形成和干预问题进行分析。其中,舆论动力学模型的因果关系图和流图较全面地反映社会舆论的形成和干预机理;模型的Stella框架和人机界面可以将复杂的动力学模型结构化和可视化。在模型的实证环节,本文选取宁波PX项目作为案例,对社会舆论形成及干预的动力学模型分别进行拟合分析和仿真分析。其中,干预的仿真分析从“怎样干预”和“何时干预”两个维度分别展开,主要结论包括:宏观干预对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干预效果较为显著,而微观干预则对网络社区的干预效果显著;干预策略介入时间的选择影响社会舆论的干预效果,干预时间越早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效果就越明显;舆论风险的走势同时受到新闻和帖子关注度的影响,且在始点干预后的第4天得到有效控制。

本文虽然对舆论风险的形成和干预策略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很多内容有待于深入研究。在理论研究层面,舆论动力学模型对舆论风险走势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各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并未详细探讨,可以进一步对现有模型进行改进;在实证研究层面,可以利用不同的仿真软件对同一舆论风险的形成和干预策略进行实证和对比分析。

参考文献

[1]Vincent C,et al.Risk communication: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anthony wolbarst[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

[2]William J B.Risa D.Harold innis"crisis in public opinion";Performance,retrieval,and the polities of knowledge[J].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6,(31):325~340.

[3]刘吉东.论网络舆论风险的生成机制与防范路径[J].东南学术,2012,(5):258~264.

[4]王敏.国际舆论风险的特征:诱因及演化机理[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

[5]郑亚楠,徐中民.论国际舆论风险的基本特征[J].新闻传播,2010,(9):15~16.

[6]徐中民.国际舆论风险研究——以食品安全为例[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0.

[7]张涛甫.再论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舆论风险[J].新闻大学,2011,(3):38~43.

[8]张一文等.网络舆情与非常规突发事件作用机制——基于系统动力学建模分析[J].情报杂志,2010,29(9):1~6.

[9]Forrester J W.System dynamics,systems thinking,and soft OR[J].System Dynamics Review,1994,10(2)i245~256.

舆论系统 篇6

一、2012媒体舆论监督的特点分析

近年来,随着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增强以及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面临着新的冲击与挑战。与此同时,随着新媒体的介入,新闻舆论监督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以明星媒体为风向标的舆论监督方式已经远离人们视线,而媒体间经过整合后形成的新阵线突出彰显了媒体的理性,这样区别与先前明星媒体舆论监督的新的监督模式被称为“后舆论监督时代”。[2]也有研究者认为,由于舆论监督环境劣变,监督性报道发表前的干扰变本加厉,使得报道后的冲击力也日渐式微,舆论监督进入“弱效果时代”,并由此呼吁通过倡导和培养“新闻职业共同体意识”来改变当下传播环境,维护媒体共同利益,以显示整个媒体行业的力量。[3]从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议题设置与监督效果来看,以明星媒体为代表的传统舆论监督的确正进入“弱效果时代”,但从新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发挥的议程及议题的设置来看,这似乎又可以看成是一个带有多元语境的、广泛包容的舆论监督时代正在到来。2012年,引起民间广泛关注的舆论监督事件,从陕西“微笑表哥”到重庆“不雅视频官员”,再到广东的“房叔”,这些媒体舆论监督有个共同的特点:新媒体设置议题并在网络等新媒体上形成舆论后,传统媒体跟进接力,最后纪检部门高调介入反腐。从2012年媒体舆论监督的案例来看,有着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媒体舆论监督的舆论话语权进一步碎化。回溯中国传统舆论监督的历史,我们发现其主要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由于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带有较强的行政授权与支持的背景,因此舆论监督表现为明星媒体或栏目扛旗的特点。然而,由于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媒体存在的错位、缺位和越位等问题,以及舆论监督的单一媒体属性,往往需要借助其他行政、司法等监督手段体现监督实效,所以新闻舆论监督很容易陷入尴尬境地。随着行政影响的弱化,以及相关决策部门出台文件规定,禁止跨地区报道及异地监督,[4]近年来因为缺少政策支持,传统明星媒体的舆论监督变得举步维艰。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出现,特别是微博等具备强大传播效应的新媒体兴起,为舆论监督带来了新的平台。因为网络的大众传播属性,地方保护对网络舆论无法施加压力,这种“信息衍射”形成特有的舆论反射弧,绕过了区域内的行政障碍,在外围形成舆论波动。2012年发生的舆论监督案例中,“表哥门事件”、“雷政富不雅视频”、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等事件均发起于新媒体,传统媒体只是起到了跟进报道,推动舆论的辅助作用。新媒体的发力,使得媒体舆论监督的话语权进一步分化和碎片化。

其次,舆论监督过程中新媒体发挥着重要影响。在媒体舆论监督过程中,不论是舆论监督议题的设置,还是民间舆论的形成,都离不开网络的推动力。2013年7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在今年上半年的互联网发展中,手机作为上网终端的表现抢眼,不仅成为新增网民的重要来源,在即时通信、电子商务等网络应用中均有良好表现。在网民基数激增的情况下,新媒体成为重要的舆论场,不但影响着规模庞大的网民群体,也对传统媒体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舆论监督议题成为传统媒体重要的信息源。在不雅视频男主角雷政富被曝6小时后,纪检部门就已经介入,迅速免去了雷政富的职务,这足以说明新媒体舆论监督的强大杀伤力。

再次,媒介融合推进了舆论监督议程的高度统一。由于缺乏社会公信力,新媒体推动的舆论监督虽然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高度碎片化及匿名等特征使得新媒体的舆论监督只具备了舆论场域的造势,却不具备主流舆论的认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的及时介入不但推动了舆论监督的进程,也为新媒体的议程设置提供了广泛的借鉴,在媒介融合的作用下,新媒体在议程设置上逐渐与传统媒体趋向于统一。“微笑表哥”杨达才事件,始于一场意外车祸中传统媒体的图片新闻报道,新华社发布的一张杨达才微笑出现在车祸现场的照片随即引起网民的不满,并由此出现了议题与之相干的设置。新媒体以传统媒体的报道议程为起点,开始了逆向的舆论监督议程的设置,最终也影响到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在杨达才引起网民口诛笔伐的过程中,传统媒体也参与进来,逐渐与新媒体形成了一致的舆论监督议程。媒介融合推动下的舆论监督场域变得更加强大,最终促成陕西省纪检部门的介入,撤销了杨达才所有职务,并移交司法部门调查。

二、传播系统的开放与边际间的“负熵”流动

信息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运用复杂系统理论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信息传播过程和媒体的运行机制。熵理论(Ehtropy theory)是复杂系统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将熵理论引用到社会研究中,可以更深、更全面分析和评价媒介融合下的信息传播的过程。

与古典组织理论的机械隐喻不同系统学派等理论采用系统或有机隐喻,不是把组织看成是独立自足的机械而是必须与环境互动来求得生存的复杂有机体。卡茨和卡恩认为,组织应该被概念化为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它依赖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而生存发展。[5]在传播系统内,随着系统变量增加和社会复杂程度加剧,由复杂系统裂变生成各个子系统,包括传统媒体传播系统和新媒体传播系统,对于子系统虽然还未见有学者的相关论证,但近年来对传播模式的建构过程体现了子系统的独立性,并且根据新媒体的特有传播方式,学者们对其传播模式也往往单独建构。虽然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传播系统是互为独立的子系统,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对开放的边际,并进行着信息的传播与交流。

在卡茨和卡恩的理论中,系统具有负熵和多样性属性。[5]多样性(Resquisite variety)指系统的内在运作必须和所处的环境一样复杂多元,只有进行内部控制,系统才能应对环境带来的多样性的挑战。[7]这种内部控制的过程,实质是组织传播的过程。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组织传播发生在媒体内部结构的运行过程中,而对于新媒体而言,组织传播是带有开放性的协同传播的过程。这种协同传播是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在匿名传播过程中形成的自组织的过程。传播系统的开放,表征的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子系统之间边际的开放。为了形象说明两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我们设计出“媒介融合”的子系统相关性传播模式,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尽管传播方式不同,但两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边际交换。以统计物理学的观点看,熵是系统中微观粒子无规运动的混乱程度的量度。熵理论中,熵增加原理的社会意义在于,孤立系统中发生的不可逆过程总是朝着混乱度增加的方向进行的。[8]熵值增加,系统进入热寂状态,导致系统崩溃。摆脱这一结果的唯一办法就是从环境中不断地汲取负熵,以抵消熵的增加,从而使系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低熵水平。负熵不是简单取负号的熵,而是对系统有序性的度量,负熵增加意味着事物朝着有序方向发展,是进化的标志。[9]

从舆论监督参与的媒体情形分析,由于传统媒体以内容生产为主导的传播特点影响了信息的反馈与互动,由此造成了舆论监督子系统边际沟通的不顺畅,特别是早期的舆论监督主要由明星媒体或栏目把持,带有鲜明的行政印记,这样的系统显然处于半孤立的状态,由此随着系统内信息混乱程度的加剧及行政干预的减弱,系统处在持续的熵增状态之中,舆论监督也逐渐趋向于混乱与无序。基于此,新媒体的出现,特别是新媒体系统草根话语特点,为传统媒体舆论监督注入了新的信息(舆论监督议题与议程设置等),由此弱化了舆论监督的无序与议题的分散,为系统注入了新的变量,舆论监督的权柄也悄无声息地从明星媒体或栏目转移到新媒体与传统大众媒体的媒介融合体上。

当然,除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互动外,社会复杂系统中其他子系统也随时开放边际,完成子系统之间的信息、物质及能量的交换,以此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2012年发生的“深圳飙车案”就体现了舆论监督过程中的相关部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联动传播的新模式。2012年5月26日凌晨3时许,深圳滨海大道西行侨城东路段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名男子酒后带着三名女性驾车,高速撞上两辆同向行驶的出租车,造成其中一辆出租车起火,车内3人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红色小车司机侯某现场弃车逃逸,后于当日上午10时许到福田交警大队自首。5月27日深圳市交警局发布信息,肇事逃逸司机血液检测结果为902,属严重的醉酒驾驶,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这件看似清楚明了的安全事故却被随后死者家属的“顶包”疑云所笼罩,当互联网上“来自广西农村的侯某缘何驾驶豪车”的相关质疑出现后,网民迅速跟帖,旋即形成一股舆论声浪,传统媒体也随即跟进报道。从5月28日至31日,深圳警方连续开了四场新闻发布会,在一波又一波的质疑声中公布警方得到的最新证据,在传统媒体报道趋向理性,并设置相关舆论监督议程的情况下,互联网等新媒体也从质疑转向释疑转变,最终形成了新媒体质疑——警方解释——媒体跟进报道——媒体再质疑——警方再回应——舆论监督的路径。[10]从上述事件可以看出,“深圳飙车案”事件中不论是传统媒体、新媒体还是相关部门,新闻研究导刊—专题讨论其系统边际始终是开放的,随着确定性信息的不断注入,不确定性信息逐渐被稀释掉。新媒体充当了议题的发起者,警方则成为议题的粘着者和释疑者,传统媒体则成为前两者的意见传达者,三方共同促成了议程的设置与方向的控制,可以想见正是三方的联动,共同开放系统边际并注入“负熵”,最终使系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低熵水平。“深圳飙车案”虽然只是一个单一事件,却从中折射出舆论监督过程中边际开放与“负熵”引入所产生的积极效用。

三、新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传播与表达

为了更加清晰地表明新媒体系统内部对议题的组织及其与传统媒体议题互动的复杂过程,我们采用了“模型还原”的研究方式,这是一种“类比法”的运用[11],为了更好模拟现实状态,系统研究普遍采用模型还原的方法进行类比研究。如图2所示。

新媒体系统由若干个相对封闭的子系统组合而成,包括新闻网、网络论坛、微博等多个子系统。子系统内部需要经过协同控制、自适应、自组织到最优化的内部双向的自动控制过程,形成舆论相对集中的议题,经过与传统媒体的互动,最终形成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舆论监督议题。由于传统媒体的严密的媒介组织过程,所以新媒体议题要经过严格的媒体管理主体的审核方能成为传统媒体跟进推进的议题。

在对2012年舆论监督案例的总结中,或许能够了解到新媒体在舆论监督事件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根据信息传播的规律和特点,我们重点考察舆论形成的信源、议程设置、舆论形成的渠道和事件结果来进行分析。

首先从信源的形成来看,我们采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供的监测数据[12],获得相关数据如图3所示。

（抽样：100件）

据分析,2012年100个热点舆情事件中,微博在信息源中所占比例最高(39%),其次是传统媒体(24%)和新闻网(22%),最后是论坛(15%)。如果按照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两大子系统划分,则新媒体信息源将达到76%,较传统媒体的24%,多了三倍还多。由此可以看出,新媒体已经成为热点舆情事件重要信息源,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议题直接来源。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年的舆论反腐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大量实名验证的微博检举成为新的舆论信源。11月23日,黑龙江双城市电视台前女主播王德春通过微博实名举报了双城市工业总公司总经理、人大代表孙德江;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微博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这些实名举报对素以匿名性著称的新媒体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跨越。

其次从议程设置过程来看,网络议程的设置具有自组织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以往由个案引起、媒体就事论事的舆论监督正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篇报道、一张图片或一个表情等相关性不高的线索,都可能成为舆论监督的导火索。从几年前发生的“天价烟”、炫富等事件,到2012年非常突出的网民对皮包、腰带、服装等一些奢侈名品的鉴别与评议,新媒体舆论监督呈现出“附着信息效应”[12],监督的切入点逐渐深入到公众人物的日常言行、日常消费习惯等细节,这样的舆论监督表现出舆论监督议程的潜在性和不确定性,为媒体舆论监督增加了新的变量。

此外从舆论的形成渠道来看,新媒体既是公共领域又是舆论本身,根据舆论形成的动力条件,相似观点的人在社会人群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一定的阀值就能够形成舆论,按照学者罗杰斯的观点,对单一事件关注人数达到10%—20%,扩散就进入到可以自持的过程,即舆论开始生成。从2012年舆论监督事件分析来看,各种跨地域的舆论监督事件大都是通过微博率先发起的,由于新媒体独具的群体性及粘着度高等特性,新媒体很容易形成舆论场,新媒体也由此成为舆论形成的主渠道。

最后,从舆论监督事件的结果来看,新媒体引导的舆论监督往往会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由此开始了对涉事人员的调查处理。但从近几年的舆论监督结果来看,处于漩涡中的官员在被撤职调查后,往往没后续处新闻研究导刊—专题讨论理,媒体的舆论监督也成为有头无尾的一个个悬案。究其原因,不能不说舆论监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新媒体舆情变化的特点,使其很难持续形成舆论热点,并由此对相关部门造成持续压力。相关部门与其说是代表民意的秉公执法,倒不如说是一次次平息事态的危机公关,这也是媒体舆论监督的无奈之处。

应该说,2012年新媒体在舆论监督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媒体舆论监督的无所不能,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舆论监督热点正成为相关部门危机公关的一种应对,而新媒体中存在的太多的不确定性也使得传播系统在引入新媒体信息负熵的同时,也会增加系统的不确性因素,反而使舆论监督的熵增过程出现,影响到媒体舆论监督的过程。只有充分考虑到新媒体舆论监督的特性及其不确性的弱点,才能更好地利用好新媒体,让媒体舆论监督制度化、规范化,同时在社交媒体舆论场中,让传统媒体充分发挥传统与专业优势,在打通舆论场,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互动,中国的舆论监督才大有可为。

H

摘要：将熵理论中负熵引入改变系统变量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中,可以剖析有新媒体参与并影响的传播系统,通过对传播复杂系统的模型建立,可以使传播系统的信息流动过程相对简化,由此分析传播系统中新媒体的参与方式。基于熵理论对2012年舆论监督案例进行研究,考察新媒体以负熵流入的方式渗透进入传统媒体传播系统的边际,对系统内熵蹭过程的影响,由此检验新媒体对传统舆论监督的影响与改变。

舆论系统 篇7

一、关于舆论的理论框架: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与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

梁启超集中论述舆论的文章是在维新变化失败后, 逃亡日本之后, 一方面是政治运动失败之后经验的总结, “凡事之败, 在有唱者而与为和”, [1]这虽然是章太炎历史经验的总结, 也是他们这代人的切身体会。所以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一改《时务报》时期着重制度改良而回到了“开风气结群”的路子上来。而李普曼观察到了民主的现实“境遇”:人们对民主的发展前景越来越感到绝望。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参加过战时宣传的他在实践中发现舆论是可以控制的, 从而引起他对舆论的深刻思考。

不但他们对舆论研究的缘起不同而且研究的着眼点和内在的思路有明显的差异:梁启超主要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 集中探讨舆论生成的过程以及舆论的政治功能, 着眼于实用。李普曼着眼于舆论的来源, 即公众是否可以从新闻获得准确可靠的信息从而在脑海中形成世界完整图像进而参与民主决策, 把舆论作为本体的研究对象, 对其进行了学理的科学探讨。阎克文指出:“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 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 可以说只出现过两个源头, 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2]。在西方的语境中出现的是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 在《公众舆论》中, 李普曼探求舆论的大致思路是:舆论的源泉———人们 (公众) 对外部世界的获知———新闻提供的拟态环境的不可靠不真实和公众的非理性的认知特点———寄托于专家精英提供外部环境准确的图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场域中出现的是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 在梁启超第一篇专门研究舆论学的论文《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中, 文章借言英国政治家格兰斯顿之口云:“格公常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时势之真相, 唤起应时之舆论而指导之, 以实行我政策。此实格公一生立功成业之不二法门也, 盖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 必先造舆论, 其事事假借舆论之力, 固不诬也。但其所假之舆论, 即其所创造者而已。”, 所以, 梁启超说格兰斯顿既是“舆论之仆”也是“舆论之母”[3]。在这里, 梁启超探求舆论的大致思路是:大英雄、大豪杰超前的思想观点 (舆论之敌) ———利用报馆制造舆论 (舆论之母) ———舆论在国民中激荡, 顺应舆论, 尊重舆论 (舆论之仆) 。在文章中, 他谈到舆论是国民多数之意见, 国民多数意见来自哪里呢?来自大英雄大豪杰的唤起。在现实的政治中, 梁启超把舆论作为政治权术之用, 袁世凯窃得大总统职位后, 梁与袁书信往还, 在一封信中说:“善为政者, 必暗中为舆论之主, 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 夫是以能有成。”[4]梁启超所谓“表面自居舆论之仆”指表面尊重舆论, “暗中为舆论之主”指暗中操纵“舆论”。有学者指出他对舆论的认识和对舆论的使用自相矛盾, 其实不然, 因为这就是他“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思想的活用。

如果把舆论比做一股激流, 梁启超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利用这股激流直接为救亡图存的政治即大英雄大豪杰干大事服务, 主要从舆论的功能和效果来认识和利用舆论。李普曼在探求这股激流的源头的活水, 探求这股激流是否能成为民主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虽然探求结果失望, 依靠精英解决困境的解决之道令人诟病, 但他提出的问题带有超越时空的深刻的反思力度。虽然两者都认为舆论是是可以人为控制的, 但他们论述的前提是大相径庭的, 梁启超认为报馆的言论或者大英雄大豪杰超前的思想观点可以制造舆论, 他想当然的认为舆论来自于英雄豪杰超前的言论并通过报馆的公布于众, 并且对此深信不疑。而李普曼是从新闻信息的角度来论述公众舆论的, 准确的来说从舆论的前提和基础即公众对环境的认知层面来探讨公众舆论。他提出:“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 就是他们的舆论。这些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写的舆论。”[5]他是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在这里指人与脑海中图像的关系的角度来论述舆论。虽然都对受众是失望的, 但在他们的舆论视野中国民与公众的含义天壤之别。在李普曼的视野里, 放弃了所有像主观能动、自治、自我管理之类与主体有关的概念, 而“新”的主体却受生物、自然或社会等法则的控制或制约, 他别无选择, 只有屈从这些法则。[6]在梁启超的视野下, 国民是被启蒙的对象, 并非舆论的主体, 完全放弃了作为主体的特性。而且, 梁启超舆论视野下的大英雄大豪杰与李普曼笔下的精英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大英雄大豪杰在梁启超当时的论述的语境下指干大事的政治家。李普曼笔下的精英阶层是指接近权力中心熟知局内运作的能客观描述社会图景的理想知识阶层。

二、舆论思想差异形成的原因

有人认为他们舆论思想不同是环境使然, 这个观点既对又不对。环境当然对人的思想有较大的影响, 但按照这样的思路, 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思想观点, 这是典型的结构功能观, 而人在思想中的形成中主观能动性及个性在这种视野下遮蔽了。笔者试图从他们各自所处社会历史环境、时代社会思潮、理论来源和个性气质等多维视角来探求谈们他们舆论思想差异的原因。

(一) 社会历史环境

20世纪初, 随着美国大工业、大企业、大银行时代的来临, 导致了特殊利益集团的膨胀, 公众的处境日益恶化, 当时美国新闻界的“揭丑运动”就是对当时社会的回应。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宣传的显著力量使得当时大众传播观“子弹理论”流传甚广。参加过战时宣传和揭丑运动的李普曼自然对公众的理性自我管理能力提出了质疑, 这种思考投射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19世纪末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 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境地, 国内清朝政府吏治腐败, 飘摇如坠, 梁启超与同时代有智之士发起了政治改良的运动, 面对运动的失败, 由寄希望借君主力量的维新吾国转向维新吾民, 即借助国民的力量来推动政治改革, 但当时国民的愚昧落后, 促使他寄希望于大英雄大豪杰搅拌舆论的力量。这就是梁启超舆论思想的现实动因。

(二) 时代社会思潮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恩·怀特海曾经观察到, “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取决于这个社会知识阶层的世界观, 而这种世界观也影响着伦理、宗教和科学等领域的思维模式”[7]。我们来看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试看李普曼所处的时代, 1900年出现了一种强劲的社会时代思潮:“认为民主力图以多数人的意志决定决策, 但真正重要的是以知识为轴心来决定政策, 即政府应该由工程师来管理。美国的城市精英也受其影响, 不相信新移民, 担心城市腐败问题, 希望政府由职业管理阶层来统治, 强调必须把真实的民主从还未成熟或还没有足够知识来进行自我统治的大众受众拯救出来。”[8]在这样一种社会思潮下, 李普曼对舆论的深刻思考是回应当时的社会公众议题即民主遭遇的现实困境。梁启超所处的时代社会思潮可谓风云激荡, 维新改革的思想学说一时占据当时代社会主流。而维新知识主要来自上海制造局“译介”的西学。而上海制造局就是洋务运动的产物, 洋务运动的宗旨就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因而“译介”的西学带着特定时代特定的功利目的。正如余英时先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极为短促, 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寻找真理的, 所以根本没有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这一百年来, 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 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 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 两边都靠不上岸。”[9]按照余英时的说话, 从19世纪末到“五四”时期是士大夫逐渐过渡到知识分子的阶段, 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就是这么一个阶段, 他虽天资聪颖, 对西学涉猎广泛, 但是带着急功近利的心理去探求救亡图存的真理, 对报刊的认识和运用也主要是喉舌功能的角度而不是从新闻的本质信息沟通的角度, 或者说报刊进入中国近代精英的视野不是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行业, 而是把它当作政治功能的延伸。他对舆论的认识和思考主要着眼于政治功能的角度。

(三) 舆论思想来源

据《李普曼传》介绍, 李普曼对弗洛伊德的理论非常感兴趣, 借用弗氏理论来赋予他的著作以新的意义。“在我所知的任何心理学中, 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 关于智能的著作, 关于美学的观点, 关于儿童心理学的理论, 第一次就人类行为, 或者说, 在人类创造和表达性格方面, 勾画出一副完整的图案……这种理论几乎还未被运用到政治学上, 尽管时而有些零零星星的文章提及这点。”[10]学者单波在研究中也提出:“在某种意义上, 李普曼接受了尼采由广泛的信仰危机所引出的知识相对论, 接受了佛洛伊德的意识的非理性观点以及爱因斯坦的科学知识的不稳定性观点。”[11]在《公众舆论》中, 他的理论思维集中于对事实的歪曲深深根植于人们头脑的机能之中。即探究大部分人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情感、习惯、偏见反射而得到的。对于梁启超来说, 面对维新变法的失败, 他舆论思想的形成既有政治实践经验的总结又与东渡之后梁启超的报刊思想有了重大变化有关。梁自云:“自居东以来, 广搜日本书而读之, 若行山阴道上, 应接不暇, 脑质为之改易, 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12]。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期时总结到:“故报馆者, 能纳一切, 能吐一切, 能生一切, 能灭一切”[13], 这或许是他后来舆论之母思想的萌芽。具体到《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中, 直接借鉴了英国政治格兰斯顿的观点。

(四) 个性气质

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 政治的热情冲淡了思考问题的冷静和深刻, 由此他的舆论思想在同时代的学人中具有爆发力但不具震撼力;李普曼不然, 他是个非常理性的人, 既有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 又能在他的沉默的深渊中退思。加上早年求学打下的哲学功底, 使他对问题的分析具有穿透力。李普曼的《舆论学》就是一部带有哲学分析的严肃之作。

总之, 他们在各自所处的社会场域、接受的理论思想、时代社会思潮及他们的个性气质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使得他们的舆论思想有巨大的差异。

三、新闻与政治关系:“戏中人”与“入戏的观众”

从这两个中西不同的文本的比较中对我们思考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有很好的启示和意义:李普曼对政治感兴趣, 做过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 在一战期间还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但李普曼选择了新闻业, 关注政治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政治时评家。在他的生涯中, 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说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的结合, 还告诫年轻同事避免“过丛甚密”危险。纵观梁启超的一生, 在1912前, 专事办报热忠于政治, 或者办报论证就是其维新政治改革的应有之义。1912年后, 直接投身于政治, 1914年, 梁启超任袁政府司法总长, 1915年初, 又被聘为政治顾问, 还任过财政总长, 直到对北洋军阀政府感到失望而退隐清华园从事学术研究。比较起来, 借用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的话, 李普曼更像是“入戏的观众”[14], 而这个观众会不时地跟台上的演员互动, 他经常跟戏中人打交道, 有时甚至客串一下, 但他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核心原则并不是要做“戏中人”, 他是站在新闻、舆论的角度思考民主政治, 表达独立的思考来影响台上的“戏中人”, 他以新闻为业;而梁启超更像是“戏中人”, 是布道者。梁启超曾明确说过“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 政治谈以外, 并非无言论, 然匣剑帏灯, 意有所在, 终归政治而已。”[15]他是“职业革命家”, 站在政治的角度思考报刊、舆论。一个是从内向外看, 一个是从外向内看, 关于新闻舆论的思想可谓是形似而神不似。同时政治的含义在他们思想里是不同的。梁启超关注的政治是为富国强兵而实行的改良和变法的政治, 李普曼眼里的政治是着眼于民主政治。一个是论证为营政作准备, 一个从政为论证作准备。

总之, 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历史的场域中, 梁启超以超越同辈人的卓识和激情, 固守“中学为体和西学为用”的理念, 以政治家的身份回应其时代环境提出的议题, 结合自身报刊实践, 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开启了舆论研究的传统。尽管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的舆论思想带有特定的历史局限性和自相矛盾的色彩, 以及他的“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舆论监督思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是不可实现的理想 (其原因已有学者论述, 不再饶舌) , 但为后来中国的新闻实践和舆论研究准备了理论和话语资源。在大洋彼岸, 李普曼以超乎常人冷静的头脑, 吸收同时代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知识, 引领我们进入了舆论学研究的瑰丽殿堂, 《公众舆论》最大的价值是找准了问题的症结并非给出解决问题的妙方。

摘要：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历史的场域中, 梁启超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开启了舆论研究的传统, 主要从传播者角度出发, 着眼于封闭的舆论制造和灌输系统。李普曼回应20世纪初民主遇到现实困境的课题, 从公众与脑海中图像的关系的角度去探究舆论, 着眼于开放的舆论生成和流通系统。本文从梁启超与李普曼各自论述的文章和著作出发, 回到文本起点来论述各自舆论思想的本质, 同时试图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来理解各自舆论思想散发出来的光芒。

辩论、舆论攻击与两种舆论一律 篇8

一、在“魔鬼辩护士”的对决中认识真理

在欧洲古代,教会里设有一种特殊职位,叫“魔鬼辩护士”(Advocatus diaboli)。教会提出一个教义,必须请“魔鬼辩护士”提出质疑,罗列论据加以反驳,直到认为无懈可击,才对外宣布这条教义。任何新观点刚一提出都会有窳陋之处, 往往遭到不同意见的反驳,经过辩论的对决与砧斧之后,才能完美无缺。同样,两种公众舆论一旦尖锐对立,街头争论和舆论领袖的议倾坛席,随时都可能出现,这是舆论达到真理境地的必经之途。

这个简单的道理许多人姑妄听之, 实为不屑一顾,总是把自己的意见视为万能,强迫人们赞成。一种思想,哪怕是宗教信仰也不能逼迫人们接受,而是靠反复、耐心的说服来争取人们的认同。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认识, 都要经过辩论鉴别不同意见的瑕疵, 最后达成一致的合理意见。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清末的守旧与洋务之辩,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后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还是建立一党独裁政府,“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群众组织的造反与保皇,这些辩论的孰是孰非,已被历史画上句号。但辩论并没有停止,只要社会在发展、在前进,辩论就会不断出现。在今天,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巨大进步还是走了回头路,是坚持阶级斗争还是建立和谐社会, 是依法治国还是以人治国,这类截然相反的意见仍在某些角落、某些群体,甚至在知识界或明或暗地争论不休。由于信仰和利益、文化背景及社会处境的差异,也由于知识与实践经验的不同,对同一个问题出现两种对立意见,并一比高下,是特有的意识现象。

自弥尔顿提出“出版自由”以来,各国发生重大事件或处于历史转折时期, 都伴随着社会辩论的喧哗,有时众议呼啸,民口沸腾;有时舆论领袖各执一词,口诛笔伐。弥尔顿指出,人具有理性,能够辨别真伪。只要让各种观点自由表达、相互交锋,真理就能战胜谬误。“让她(真理)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 她的驳斥便是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压制。”[1]不同意见间的自由辩论,如同“魔鬼辩护士”的严厉针砭,使真理更加耀眼,许多人将摆脱愚钝与虚假的蒙蔽。弥尔顿这一观点起初影响深远,为言论自由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后来学者提出质疑:辩论虽然能达到真理,但真理总是战胜谬误的观点却毫无根据。密尔就指出:“若谓真理只因其为真理便具有什么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获取优胜, 这乃是一种空洞无根的情操。”[2]34他以欧洲的宗教改革为例,发出无限感慨:“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 这其实是一个乐观的谬误。”[2]29在他看来,即便真理存在于意见的自由市场中,也无法通过辩论战胜强权的压迫。

既然这样,是否辩论就不那么重要,甚至不具备舆论意义了呢? 辩论的舆论意义, 首先在于发现真理,完善对真理的认识。当辩论双方陈述己见,反驳对方观点的错误或荒谬,就能把一种观点中的虚假、漏洞和不为人知的一面暴露出来。你来我往的思想交锋, 开启人们的心智,“启发参加讨论者的智力和胸襟,开扩他们,而不使他们受挫和遇到困惑”,从而“锻炼出更坚强、更自觉的公民”[2]122。辩论引发人们对问题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思考,在不同意见的对决中形成对真理的敬畏,催促人们修正自己的错误。其次,辩论的意义在于一种意见能被广大公众所聆听、所鉴证,固执己见的傲慢态度陷于孤立,避免某种见解垄断观点市场,钳制舆论。不同观点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公正对待,错误、专横的思想将被扫除,社会随即会开创一个崭新的未来。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冲破了“唯书唯上”的牢笼,将人们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随之出现朝气蓬勃的改革开放和国家的振兴。中国历史的这一重大转折,起步于舆论辩论释放的巨大能量。

由于人的局限, 仅靠个人大都无法得出真理的意见, 任何个人的见解都不能未经考验而拥有不可质疑的权威。为维护权力或利益的需要,某种意见可能被过度鼓吹,被定义为唯一真理,但“箴言出丑”并非罕见:被舆论美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的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诡诈早有人揭露,当他叛国外逃、坠机荒漠,才让推崇他的人看清他的真面目;当交警实行自收罚款、自开罚款票据,全社会立即疾呼治安腐败已经打开方便之门;学校实行创收的政策一提出,就争议不断,直到“恶果累累”,有关部门才恍然大悟;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如果有,普世价值究竟是什么? 此类社会辩论都扒掉舆论“箴言”的外衣,提出严峻的社会告诫, 让人更加明辨是非———只有符合实际、从现实条件出发、考虑社会效果,以维护人民的幸福、平等、正义和自由的生活为准绳,才是正确的意见。这既是辩论确定的真理目标,又是辩论追求的崇高目的。一意孤行,凡肆意妄为的观点,都要被历史所嘲弄而陷入尴尬的境地。

辩论为各种舆论提供了自由的呼吸空间, 确保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自由思考, 社会智慧的释放为解决社会难题找到了出路。2009年国外继“中国威胁论”后又出现了“中国崩溃论”,某些国内经济界人士也加入这一舆论合唱。他们罗列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制造业危机等种种论据,断然提出“中国经济已病入膏肓,中国经济的崩溃无可避免”。而国内外的正面舆论却认为,不管外界“捧杀”还是“棒杀”,中国将继续全面改革开放,以国有企业、国有(控股)银行和其他骨干企业的强大实力,能够克服“经济结构不合理”“制造业技术含量不高”的困扰。党中央、国务院在这一辩论中保持清醒头脑,决定开放垄断行业、理顺财政金融体制、调整经济结构,“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释放和转移巨大的经济产能。这些“深水区改革”使中国经济不仅不会崩溃,反而会进一步崛起,“崩溃论”只能是个泡影。无视中国国有经济的掌控力和中国共产党的驾驭能力, 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来判断中国问题, 最终不得不陷入形而上学的机械论。

舆论辩论不是政府的辩论,不是各级干部、企业家放弃中心工作投入辩论, 而是公众与舆论界出现的不同意见的争论。邓小平曾指出, 改革开放允许看,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就是说党和政府的各级部门和各个企业,不要陷入无谓的争论,看准了的改革举措要大胆实验;在改革中完善改革,在探索中找到发展的路子。公众与舆论界的争论不仅无法避免,而且是有益的,因为人们对改革开放有不同的看法,政府可以听取不同意见,吸取合理、正确的建议,完善各项方针政策。“不搞争论”就是不让群众的不同意见、理论上的不同探讨影响政府的决心,更不要抓住一些观点整人、掀起政治运动。以往年代的全局性的大辩论、大批判和大字报的政治运动,不仅冲击了经济建设,贻误了发展时机,而且伤害了不少人。这样的“左祸”决不能重演。

二、舆论攻击的敌意性与手段性

但是舆论辩论必须把握三个前提:一是区分敌我矛盾、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不能把不同意见视为敌人或罪犯加以攻击; 二是不要对是非之外的枝节问题争论不休,转移人们对重要问题的认识;三是要认真听取不同意见,尊重和接受对立见解中合理的观点,自觉放弃错误意见。不顾这三个前提,固守偏见,不仅会陷入毫无意义的争吵,还会把“摆事实、讲道理”的辩论搞成舆论攻击。历史与现实都证明,思想对立容易走向激化,向对立面发起舆论攻击。1978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签订贸易协议,受到国内企业界人士的普遍赞同,却遭到部分公众和媒体的指责, 说这是“卖国主义”“打击民族工业”“洋奴哲学”和“卖国求荣”;研究蒋介石日记有助于解读隐蔽的史实,搞清某些历史真相,却被一些人指责(或是谬见)是“为蒋介石涂脂抹粉”“为蒋介石翻案”;某企业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一时畅销各地,有人组织评论、微博或博客捏造事实,夸大其词, 攻击其为“劣质产品”“长期使用容易患癌”……此类舆论攻击在网上一旦出现, 无良水军便一拥而上,各大论坛顿时谣言四起。

舆论攻击使用抨击性言辞,伴随谴责、讥讽或愤懑情绪,专注于揭露攻击对象的“恶劣本质”。所以,舆论攻击更像贬义词,涉及的一般不是好事。但实际并非如此,如果攻击的是公共利益的侵害者,它就不再是贬义词了。因此舆论攻击既可能是敌意性攻击或手段性攻击, 又可能是道义性攻击和非道义性攻击。敌意性攻击是以伤害他人、使之蒙受痛苦和不快为目的,以达到诬陷和丑化不同意见的目的。[3]凡攻击对象是社会公敌或犯罪分子,则属于手段性攻击,是为维护真理和正当利益的道义行为, 攻击的声色俱厉仅仅是一种手段。敌意性攻击则怀有恶意,夸大或捏造事实,甚至以辱骂、诅咒亵渎他人。部分公众之所以被卷入敌意性攻击, 是由于受到媒体议程的蒙蔽,陷入非道义的迷茫。“文化大革命”中部分民众受到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两报一刊的煽动,诬陷正义的群众和干部,后来又歇斯底里地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是一种非正义的敌意性攻击。

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舆论强烈攻击的周永康、薄熙来和徐才厚们已经身败名裂, 是人们出于捍卫公德和公共利益而进行的道义谴责, 有些民众还公然嘲笑薄熙来一面贪腐,一面唱红打黑的伪善。我们也看到,因为一场球赛而饱受舆论攻击,却深受中国球迷喜欢的米卢, 他的笑容仍清晰地留在中国球迷的心中。这类道义的手段性攻击是来自民众善良的心愿,既不会让寡廉鲜耻的社会败类逃避谴责,也不可能毁坏好人的纯正人格。背离事实的敌意性攻击尽管可能高潮迭起,但在一场场虚张声势之后,最终还是会暴露出舆论阴谋对部分民众的欺骗。同时,荒谬的理论同道义的冲突不可能永远控制某些民众的冲动,对正面事物和善良人们的敌意性攻击,最终都要受到正义舆论的围剿。

在舆论监督中,伸张道义的手段性舆论攻击,激发舆论高涨的效果十分明显, 自媒体尤其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在网上登出后,网络的开放性使其迅速遭到民众的揶揄。传统媒体善于主导、策划和过滤舆论,舆论攻击很难在今天的传统媒体上出现。但在网络维权中,自媒体无一不成为舆论的工具,多被舆论攻击所利用。可以说,舆论攻击尤其吸引眼球,使自媒体成为攻击阵地,同时也捧红了网络。当舆论攻击在网上成群结队地出现,谴责的声音隐蔽于角落,时而向对立方发起进攻, 被攻击的对象看不到攻击者的身影,却能感觉到社会遍布愤怒的情绪。

对不同意见的讨论,舆论攻击毫无价值,注重说理的辩论才更能分清是非,也更能争取舆论的支持。2014年3月崔永元提出反对推广和食用转基因作物的“两会”提案,遭到对立舆论的攻击———崔永元“在两会上造谣,该当何罪”。随后,在都市报和网络上有关转基因作物的骂战再度兴起。崔永元的言辞也十分尖锐:说美国科学界对转基因没有争议,美国人放心吃了20年,统统都是谎言。在网络这个开放的广场上,舆论攻击的双刃剑最初总是奏效,但却无助于让人认清真理。舆论辩论重视以理服人,拿出有力的论据驳倒对方,而不是用攻击压倒对方。无论敌意性攻击还是手段性攻击都有可能在网络上言过其实、混淆视听,导致一场场毫无意义的舆论混战。自媒体应成为辩论广场,而不应是舆论攻击的阵地。

三、强制的舆论一律与同化的舆论一律

毛泽东同志曾说:“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4]当时,这一正确的舆论方针十分开明,脍炙人口,却被“舆论一律”的原则所破坏, 接连不断地制造了舆论动乱。此前,胡风及其好友对文艺方针和文艺界的领导有意见,提出30万字的进言书自辩,却被指斥为“反革命集团”,以舆论一律的大棒把他们关进牢房。

以“打倒反革命”的手段迫害不同意见,让千万个头脑复制一种思想,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就毁灭了,一场场巨大的灾难将随之降临。此后接连出现的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特别是清思想)及“文化大革命”,多因对方针政策持有不同意见,把几千万人视为反革命,对他们进行精神与肉体的摧残。后来各类胡风们被平反,从大狱中放了出来,历史证明他们不是反革命,他们只是因为“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才遭到了灭顶之灾。由此看来,以言治罪的舆论一律是个伪命题,如果持有不同意见者是反革命,那么如何能证明压制他们的言论是“革命”的呢? 没有经过辩论、人民的赞成和实践的考验,自恃自己的言论绝对正确,从而把对方打入大牢,正是一种专横的暴虐。

人们把舆论一律只和权力挂钩, 只有权力人才金口玉言,他们的意见被捧为金科玉律。实际上,民众的意见也有舆论一律, 部分民众的错误看法一旦长久沿袭,也会变成统治人们头脑的舆论一律。2014年12月西安某医院的医生在手术台前拍照一事被登到网上,涉事医生立即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医政和院方随即宣布要严加处罚; 媒体没有对当事人采访就推出报道, 对丧失医德的谴责又一次沸沸扬扬。医患矛盾的主要责任在医生这个舆论一律,早已成为民众的惯性思维, 这次又把手术室的自拍单独放大。几位医生虽然异常紧张, 但他们没有忍气吞声, 而是挺直腰板寻找各种证据自辩, 最终动摇了“医德低下”的舆论一律地位。人们“一旦了解原委,尤其是当患者本人出面澄清事实,很多人气都消了。自拍虽然欠妥,但确实情有可原”[5]。任何观点,如果被置于不允许有丝毫质疑的地位, 就等于一个并非正确的意见垄断了舆论, 舆论一律就被视为天庭戒条。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影响也十分恶劣。

最近十多年,公众有了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与决策权,对公共问题的讨论盛况空前,许多热点问题多有争论。群众代表在各类听证会上针锋相对的辩论,最能说明中国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的进步。但在某些地方, 政府部门仍然固守舆论一律的陈旧思维,强行以政府的意见压制群众的意见,继续推行愚民政策。某市一栋高层公寓发生大火,夺走了50多条人命,民众尖锐地批评政府对建筑市场管理混乱,对安全施工监管不力。但该市宣传部下了一道禁令,严禁媒体反映群众的这种批评, 只准报道大火是施工不慎造成的意外事故。这个舆论一律不仅没有阻止铺天盖地的网络批评, 几家传统媒体也冲破阻力挖到工程层层转包的利益链, 揭露了肇事的主要原因。统一舆论的这类禁令曾一度盛行,有时一天向媒体下达若干次。权力部门若是奉行话语霸权,任意宰割对社会的解释权,掩盖事情真相,回避官员应尽的职责,各种恶性事件就会不断滋生。

马克思曾预言火炮把封建骑士炸个粉碎, 而今天的网络正在消灭专横的舆论一律, 因为遭遇网络公开反驳的种种愚见立即分崩离析。事实上,任何人都无法控制人们的私下议论, 与之争辩的意见一旦在网上披露,舆论一律的立命自保就会彻底垮台。民众话语权同舆论一律的根本对立, 决定了舆论一律的虚弱本质,最终要被民众的揭露扒光衣服。当舆论一律走向极端,将愚见歌颂为神明,整个社会便激荡着嘲笑、批驳的声浪,舆论一律的末日已为时不远。在依法治国的年代,抵制强制的舆论一律,已成为公民的法律意识,因为践踏宪法言论自由权的专横,越来越不得人心。

舆论多元作为民众话语权的标志,是思想自由、表达自由的象征,在任何社会都无法压制。这种自由培育和发展为另一种同化的舆论一律, 即弘扬主流民意的舆论一律。这不仅是合法的舆论一律,也是合理的舆论一律。习近平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说: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 有腐必惩, 有贪必肃。无人反对这个舆论一律,因为这是广大民众固有的一致期望,早已同化为强大的一致舆论。要不要舆论一律, 要什么样的舆论一律, 这就要看它是否合理、合法,是否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和信念。这个命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韦伯看来,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个社会活动,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的普遍信念。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力, 主要依据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帕金对合法性作了更全面的梳理,提出了“‘经同意而统治’乃是一切统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6]。只有符合公众意志及宪法的言论自由和共同信仰,才有合法的舆论一律,合法的舆论一律就是民意同化的一律。承认、尊重这个舆论一律,也是重要的舆论方针,它来自人民的心声,是构筑主流民意坚如磐石的标志。

舆论系统 篇9

一、新媒体时代:媒介生态改变和媒介生活格局

学界对媒介生态大致有两种理解:其一, 认为媒介生态是由媒介构建的人类生存环境, 即人们所处的信息环境;其二, 认为媒介生态指的是媒介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及条件, 也就是媒介生产、流通及消费所处的外部环境。笔者主要在第一层面上使用“媒介生态”。

新媒体时代的媒介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新媒体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广泛参与新闻信息传受、舆论表达和舆论引导的空间及渠道, 极大地改变着舆论生发和存储 (舆情、潜在舆论) 、舆论表达和舆论引导格局。从参与者层面考察, 媒介生态和人们的媒介生活有了下列几方面的变化:

(一) 被称为草根的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新闻信息传受活动, 而且人人可以成为记者和编辑, 甚至个个都可以当总编社长, 新闻传播活动真正实现了平民化、草根化和非专业化。

(二) 所传受的新闻信息内容丰富多样, 角度呈现各不相同, 充分表现出信息内容的多元和公共特色。

(三) 传播新闻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 远离“把关人”, 而且成本低廉。

(四) 新闻信息传受过程中的主客体经常身份互换, 传和受双方交互性明显。

从媒体自身的层面看, 媒介生态和人们的媒介生活也有很大变化, 主要有:

(一) 传播主体有重大调整。官媒的地位有所动摇, 官媒设置议题和议程的主动权不断减损。民众由于掌握了新媒体而从以往的信息接受者变为重要信息的发布者和评论者, 民众提出的议题和设置的议程常常为党委和政府采纳。所谓倒逼机制正在普遍形成。

(二) 传播内容的“官民指向”有所变化。官媒的主旋律和由其所内化的选稿标准没有变化, 而新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则是多样的, 所发表的意见是多元的, 新媒体已经成为当代民众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三) 新闻舆论事件有所增加。新媒体主事和推动, 积极设置和主动策划, 当下社会的新闻热点和舆论事件频发, 参与的民众呈几何级数扩展。

二、新媒体时代:民众舆论诉求的无序表达

中国进入新媒体时代之后, 民众舆论诉求快速膨胀。其中, 既有民众主观需求的增加, 也得益于传播技术所提供的载体与渠道的保障。

36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舆论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从原先的封闭环境, 转变为向全国全球开放的环境, 主要是:

(一) 社会结构重组造成了社会主体的多元化, 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利益主体和利益分配的差异化, 形成诉求表达众声喧哗的局面。

(二) 由于以空间换时间, 出售土地等谋取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等错误的顶层设计, 中国当下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民众的舆论诉求变得十分紧迫, 而新媒体提供的多样化的表达渠道和表达形态又为这种诉求呐喊提供了可能和条件。这种表达的多样性、分散性、个体性和以一己利益为考量的价值取向, 令舆论表达的无序性特征十分突出。

(三) 民众舆论表达的紧迫性同政府舆论引导的“远民性”常常形成对抗与冲突, 致使一般的舆论形态常常同非一般的舆论形态的冲突交锋, 于是群体性事件频发, 舆论引导失控, 进一步加剧民众舆论表达的无序性。

近几年, 不少学者关注舆论引导同舆论表达之间的辩证关系。主要观点有:

(一) 舆论表达与舆论引导同为社会舆论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 只有舆论表达或只有舆论引导的社会是难以健康运转的。

(二) 充分的舆论表达是有效的舆论引导的基础及前提, 有效的舆论引导又为有序的舆论表达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合理的表达空间。

(三) 舆论表达与舆论引导的主体既独立又合作, 两者通过大众传媒等公共空间实现对话和沟通, 谋取认同和理解。

(四) 舆论表达与舆论引导的自发性及自觉性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良性转化, 从自发走向自觉是和谐社会的生存条件之一。

认识和处理好上述几点辩证关系, 可以使普通民众舆论表达的无序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甚至防范, 全社会的理性水准也将会有所提升。

三、新媒体时代:媒介舆论引导的有限调适

新媒体时代, 舆论传播和引导呈现不少新的特点:

(一) 公众在舆论形成、传播以及引导中的地位与作用日显重要。新媒体时代打破了原先只有少数人才能支配和利用的媒体稀缺资源, 普通民众成为舆论传播的重要主体。

(二) 舆论传播碎片化趋势发展明显。同传统媒体不同, 新媒体人人可以得而用之, 没有“守门人”把关, 发布的信息和发表的意见以碎片形态出现。当然, 碎片并非一无用处, 有时甚至意义非凡。

(三) 社会舆论多元复杂, 使得公众的不同意见得以公开表达, 草根的复杂情绪得到宣泄释放。中国当下的舆论形态因此而显得丰富多样, 官方舆论同民间舆论交相辉映, 有时海外舆论也有一席之地。对于这三个舆论场之中“最大公约数”应是国家安全、人民福祉, 也渐有共识。

(四) 众声喧哗成为社会舆论的常见景观。民众为网络问政、参与社会与国家管理, 为个人利益诉求而使用新媒体, 新媒体则提供平等、公开、海量的信息发布、意见发表的平台。这种景观, 成为官方实施舆论引导时不得不慎重思量及应对的前提。

(五) 社会舆论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一则民众有不同的利益诉求, 而这种诉求又以不同程度的无序性表达出来;二则外来思想文化正源源不断地进入国门, 其不可阻挡地影响着国内民众的价值取向;三则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 言论出版自由也日有所进, 使社会舆论谋求“一律”越发不易。所有这些, 是中国社会进步政治日益清明的表现, 但对舆论引导的挑战也日趋严峻。在这种背景下, 如果还要求舆论引导力争理想效果, 则困难可想而知。

将上面分析的五个方面的情况概而言之, 大致有三点:一是新媒体时代信息如洪水, 意见又纷纭, 且海量信息和如云观点良莠不齐, 有时甚至真假难辨;二是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海外舆论场相互争夺受众市场和影响力市场;三是意见领袖的支持者成千上万, 有很大的号召力和鼓动性。面对这种新的舆论环境, 笔者认为重要的是, 各级干部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尊重民众、敬畏舆论, 千万不能把应对媒体和应对舆论变为对付媒体和对付舆论。相反, 他们必须把尊重民众和敬畏舆论真正放在心上, 把了解和满足民众的舆论表达诉求当作一件大事认真对待, 切实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同时, 要学习、认识、尊重、服从舆论传播规律, 要学会在正确把握民众的社会心理和全面把握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动向的基础上, 实事求是地研判舆情, 在尊重舆情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舆论表达的诉求, 同时又科学有效地实施舆论引导, 并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 对舆论引导政策及策略进行不断的调适。

四、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较量

从根本上说, 新媒体主要是一种工具, 虽然它同时又可能成为人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成为一种新的工作方法。而作为一种工具, 世界各国、各个阶级、各种势力都千方百计要掌握它、利用它、控制它。

如果说2010年是中国微博元年, 2011年是中国政务微博元年, 那么可以说2012年则是外国政务微博元年。因为从2011年下半年以后, 越来越多的外国驻华政府机构、政要及国际组织开通了目前中国最具人气、影响力最大的新浪微博。有这样一组不完全的数据:2012年外国政府机构在华开通的新浪微博的粉丝, 美国驻华使馆占第一位, 超过60万;如果以发帖数排名, 韩国旅游发展局第一, 达6000;境外政要在新浪微博拥有的粉丝,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第一, 达200万;境外主要国际组织新浪微博粉丝数联合国第一, 达330万。最近又有报道称, 近200名外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华开通新浪微博, 有的中国粉丝达数百万。

这些国外驻华机构及领导人不仅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 而且真正是“善待、善用”。这些机构和负责人“微传播”的特点是:全面推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信息, 根据中国民众的兴趣投其所好, “一网打尽”;与时俱进, 根据中国时政热点而设置议题议程;经常报道自己的活动, 拉近同中国民众的距离;运用文本、图片、视频等多种信息形态, 展现多彩世界。因此, 他们的“微传播”深受欢迎, 中国受众特别是他们的粉丝在接受信息的同时, 也就了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价值观。

多个个案表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煽动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花朵革命”中, 也充分利用了新媒体技术和新媒体平台。被称为“颜色革命精神教父”的吉恩·夏普所著的《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一书, 被一些人鼓吹为“颜色革命的圣经”。这本“圣经”总结出198种“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的方法, 其中作者强调的方法之一是办报 (所谓“媒体支援工程”) , 之二便是“发展新媒体技术”。为此, 美国的一些基金组织和被称为“另一个中央情报局”的自由之家国际非政府组织, 为一些国家培养媒体人才、意见人士提供活动经费。自由之家的声明说, “自由之家通过分析、宣传以及行动, 来作为自由、民主以及法治的催化剂”。自由之家强调, 所有这一切活动, 接受美国政府的领导是“天然合理的”。

任何工具、任何方法都是把双刃剑, 新媒体也不例外。在新媒体时代, 对新媒体的这种双向功能认知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在国际传播领域, 包括运用新媒体技术和平台, 西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没有根本改变, 对此必须抱有警惕。我们应该以实现中国梦为动力, 以不断强化中国传播软实力和发展新媒体传播平台为实际步骤, 做更多扎实有效的工作, 争取在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较量中, 有新的进展、新的胜利。

摘要：新媒体时代是以个人为传播主体的传媒时代。这个时代的媒介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新媒体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广泛参与新闻信息传受、舆论表达和舆论引导的空间、渠道及格局。在这个时代, 民众舆论表达的无序性值得注意, 认识和处理好舆论引导与舆论表达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克服无序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优化舆论引导, 要尊重民众、敬畏舆论, 同时要服从舆论传播规律。我们应以实现中国梦为动力, 强化中国传播实力,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较量中, 争取有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