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权法律问题

生育权法律问题（精选12篇）

生育权法律问题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生育权概念的提出始于2001年初南京一位八旬老翁孙某状告妻子侵犯其生育权的案件。孙某的妻子怕与前夫所生的子女受到冷落, 年轻时曾三次私自堕胎, 致使老人晚年膝下无子, 没有享受到生育的权利, 在寻求律师帮助之后, 以生育权被侵犯为由提出诉讼。该案虽以原告撤诉而告终, 但继此之后, 北京、四川、河南等地法院陆续受理了一批涉及生育权民事纠纷案件。但面对日益复杂的生育民事纠纷, 通过梳理发现我国有关生育权方面的立法过于粗疏, 法院几乎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而理论界对生育权主体、性质、内容及如何限制等问题充满了争议。笔者试对生育权有关热点问题进行一些浅析和探讨, 以期能对我国生育权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立法的进一步完善作些浅显努力。

二、生育权概念之辨析

生育权 (Reproductive Rights) 是一项颇受争议的权利, 它的首次提出是在1968年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德黑兰宣言》中, 1974年联合国世界人口会议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对生育权作了经典性的定义:“所有夫妇和个人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其子女数量和间隔以及为此目的而获得信息、教育与方法的基本权利;夫妇和个人在行使这种权利的责任时, 应考虑他们现在子女和未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联合国在1984年和1994年分别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墨西哥宣言》和《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要》对上述概念又作了重申, 并将生育权作为最基本的人权。

我国法律对生育权没有明确规定, 学术界对其的认识亦存在一定分歧。不过, 一项权利的存在, 意味着一种让别人承担和履行相应义务的观念和制度的存在。因此, 对于生育权涵义的理解, 我们既要从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出发, 又要兼顾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既要从公法角度去研究又要从私法角度去考量。结合我国现实和世界各国乃至国际人权相关文件的规定, 笔者认为, 生育权是指民事主体为追求和维护生育利益而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自主负责任地决定是否生育子女、如何生育子女以及在行使该权利时有权获得信息、教育等权利。

三、生育权的性质之评析

准确把握生育权的性质是研究生育权的前提。对于生育权的性质, 目前学界争议的焦点集中在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还是一种身份权。有学者认为, 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而非身份权;属于自由权范畴的生育权是作为民事主体必须享有的权利, 而不以是否具有特定身份如配偶身份为前提。所以无配偶者也享有生育权, 限制其实现这一权利应有充分的理由。当把生育权界定为人格权时, 生育权的性质与价值才得以澄清与回归。也有学者认为, 生育权是一种夫妻之间的身份权, 生育权只能基于丈夫妻子的这一特定身份, 在合法婚姻的基础上产生, 由夫妻共同享有。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 认为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而非身份权。主要理由如下:

1. 生育权是维护权利主体独立人格所必须具备的权利。人格权是指受尊重的权利、直接言论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不容他人干预其私生活和隐私的权利。其主要包括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而生育行为恰恰是夫妻或个人选择是否生育子女的行为, 本质上属于人的行为自由, 它所体现的生育意志自由是主体精神存在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育问题既关乎个人的安全和生命的健康, 又是人类追求生命永恒、延续自我生命的一种方式;同时, 生育权涉及人对自己私生活最隐私的, 但又与个人人身自由、精神自由、生活方式及未来发展最密不可分的重大事项的自主权有关。因此, 对维护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及培养主体独立的人格意识具有重大的意义。

2. 生育权建立的基础是人类繁衍的需要, 繁衍又是动物的本能, 而婚姻家庭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的结果, 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属性。因此, 生育的需要决定着婚姻家庭的合理性, 而非婚姻的存在决定着生育的正当。婚姻就是婚姻, 生育就是生育, 生育权与婚姻自主权是并列关系, 而非从属关系, 它不以婚姻关系的存在为前提, 与夫妻身份无关而自成一体。

3. 现代科技的发展, 使得生育摆脱了夫妻、家庭的束缚, 主张生育权属于身份权的观点, 不仅剥夺了那些无配偶的人要求生育的正当权利, 而且也无法对由于生殖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人工生育现象作出合理解释。享有生育权与生育权的能否行使和实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丧失生育权利能力之人只是丧失了依自然方法行使和实现生育权的条件, 并没有丧失生育权。生育权与人的姓名权、名誉权等一样都是人格主体依据其独立的人格所享有的天赋人权。

4. 生育权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的趋势表明生育权是人格权。1974年《世界人口会议行动计划》中不仅赋予了夫妻而且赋予了个人生育的权利。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4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自由……”单身男女也可依法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实现生育权, 这些均已证明了生育权并不仅属于夫妻共同享有的身份权, 而是自然人所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格权。如果把生育权定性为身份权, 夫妻互为权利义务主体, 当生育权行使发生冲突时, 社会作出价值选择时将面临非常困难的取舍;而确认生育权为人格权可从根本上避免法律设计上的权利冲突, 从而达到对实践中出现的有关夫妻间的生育权纠纷予以有效救济的目的。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 生育权是指自然人拥有的依法决定是否生育子女以及如何生育子女的一种资格或自由, 包括生育和不生育的自由以及选择生育方式的自由等。它是宪法赋予自然人的一项基本人权, 也是民事权利的一种, 其本质上应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而不是身份权。

四、生育权主体范围之界定

从1968年的《德黑兰宣言》首次将生育权的主体确定为“夫妻”后, 到1984年的《墨西哥城宣言》和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将生育权作为最基本人权进行了阐述并重申了上述概念, 从而使生育权主体从“妇女”扩大到“父母”, 再扩大到“所有夫妇和个人”。

具体到我国, 虽然从《妇女权益保障法》中的生育权主体为“妇女”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的“公民”, 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承诺的生育权主体为“个人和夫妇”来看, 似乎目前在我国生育权主体范围极其广泛。但因生育问题涉及到社会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 同时, 也为了使过于膨胀的人口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 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律和政策确认和保护的生育权主体范围实质上仅限于已缔结了婚姻关系的夫妻双方。对于非婚生育、未婚同居生育、通过人工授精生育等问题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至今仍无定论。应该说, 为了保护大多数公民特别是未出生权利主体的利益, 协调人类—环境—社会的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 适当的限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 笔者认为, 在未来的有关生育权的立法中, 下列几类权利主体的法律地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应引起更多地思考和重视:

1. 未婚者的生育问题。

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发展, 使得传统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备受挑战, 一部分人开始选择单身、同居的生活方式, 婚姻在现实和将来似乎已不再是部分公民的唯一生活方式, 婚姻和生育不再是一对孪生姊妹, 不结婚的人不一定不选择有血缘关系的后代。基于这样的现在和未来, 不得不让我们有以下的思考:我们是否应在不违反社会秩序、伦理道德及保护未出生孩子最大利益的基础上或前提下, 制定选择生育伙伴的法律规范、人工生殖技术应用的法律规范等, 以给予未婚的成年男女生育权主体地位呢?2002年吉林省颁行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已经赋予了未婚单身女性的生育权, 这无疑是我国生育权保护的一大进步。但从人们自身的生存能力、对子女的抚养、教育能力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等方面考虑, 这一权利只有给予符合条件的人才能保证优生优育、子女健康成长, 从而提高国民素质。建议法律规定:达到结婚年龄、身体健康的公民都享有生育的权利。但对自然人行使生育权时也应有相应的限制性规定, 比如包括:遵守国家的计划生育法律法规, 不得超生;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 应当以生育身体健康、智力优良的子女为目的, 不得进行违背善良道德的生育;服从国家人口规划需要, 接受宣传教育, 对违反规定的怀孕采取节育、终止妊娠等措施。另外, 国家还需立法规范生育技术服务、代孕市场及生育侵权救济等。

2. 再婚夫妻的生育权主体地位问题。

按照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8条规定, “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下可生育第二个子女。”根据授权立法, 再婚夫妻的生育作为问题也被纳入各省制定的地方法规中。但绝大多数的规定是将再婚夫妻排斥在生育权主体之外, 也即再婚前一方若已生育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 另一方虽未有生育的子女, 也无权再生育。笔者认为, 这一限制只是充分考虑到了社会的整体利益, 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个体利益的特殊保护。况且, 在我们这样一个一夫一妻制的国家, 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的法律规定, 并没有说明仅是指“原配的”是一对夫妻, 再婚的就不是一对夫妻, 以前的夫或妻还计算在内。那么, 由此推断再婚的夫妻 (除非是复婚的夫妻) 也是名符其实的一对“新”夫妻, 符合人口计划生育法的“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的规定, 这样的理解并不是强词夺理。

3. 关于罪犯的生育权主体地位问题。

2001年浙江的一起妻子想通过借助人工受精的方法给被判处死刑尚未执行的丈夫生育后代而最终未被法院获准的生育权案件, 该案经媒体报道后, 曾一度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时间成为众议的热点。这一事件再次给我们的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该案涉及的焦点问题就是公民在剥夺了生命权同时是否也剥夺了其生育权?其实, 死刑犯只是罪犯的一种极端类型而已, 我们完全可以把该问题的讨论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罪犯。我们知道, 法律只是对这一类人的人身自由做了不同程度限制性的规定, 但对该类人的生育权问题并没强行规定。那么, 这是否就意味着犯人在不具备人身自由权的条件下也可通过人工受精技术行使生育权呢?笔者认为, 应区分情况分别对待:对于女犯, 如果允许其以人工授精的方式怀孕, 鉴于我国对怀孕妇女采取的是特殊的服刑方式, 女犯人可能就会以此为由来达到逃避法律惩罚的目的。因此, 对于该类女犯应不予允许其享有生育权;而对于男犯, 无论是采取自然生育的方式还是采取人工授精的方式让妻子怀孕, 只要不影响其正常服刑, 在对他人及社会未构成任何危害, 并在符合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 应允许其有条件地行使生育权。

五、结束语

生育权是一较为复杂的论题, 其内涵极为丰富, 它融法律、生物学以及伦理学等于一体。对生育权的概念、性质、主体范围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不仅能加深我们对生育权的认识, 而且有助于推动生育权成为真正的权利, 实现其作为权利的价值。

摘要：生育权作为公民所平等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涉及到社会伦理道德、法律、经济等许多方面, 正确认识并在法律上加以确认, 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婚姻家庭的稳定, 协调人类—社会—环境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 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育权,生育权性质,生育权主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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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权法律问题 篇2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何年何月何日实施？

答：2002年9月1日

2、公民在计划生育中享有的权利义务是什么？

答：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

3、国家现行生育政策是什么？

答：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第二个子女，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

4、《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何年何月何日正式实施？

答：2003年4月1日

5、符合法律、法规条件，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年龄为多少周岁？

答：26周岁。

6、符合什么条件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答：（1）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2）双方均为农业户口的农村村民，且一方是独生子女的；

（3）双方均为少数民族，且女方是农业户口的农村村民的；

（4）双方均为农业户口的农村村民，其中一方是国家确定的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的；

（5）双方均为海岛居民，且连续在海岛居住5年以上的。

（6）双方均为农业户口的农村村民，其中一方残疾，且残疾程度相当于残疾军人二等甲级以上标准的。

（7）一方是革命烈士的独生子女的；

（8）一方为残疾军人，且残疾程度为二等甲级以上标准的。

（9）女方是农业户口的农村村民，只有一个女孩也为农业户口的；

（10）子女经市级以上病残儿医学鉴定为病残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且医学上认为该夫妻可以再生育的；

（11）同胞兄弟均为农业户口的农村村民，且只一人生育能力的；

（12）农业户口的农村村民中有女无儿户的所有女儿和女婿均为农业户口，其中招婿一女的；

7、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享受哪些服务？

答：（1）领取非卖品的避孕药具；（2）参加孕情和宫内节育器检查；（3）放置和取出宫内节育器；（4）施行输卵管结扎输精管结扎，皮下埋植避孕剂和人工流产术，中期妊娠引产术；（5）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诊治；（6）放置和取出宫内节育器，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有关常规医学检查；（7）国家规定的其它项目。

8、男女晚婚年龄是多少？女晚育年龄是多少？

答：男女晚婚年龄：男满25周岁，女满23周岁初次结婚的为晚婚；已婚妇女满23周岁后怀孕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9、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城镇居民，享受哪些待遇？

答：（1）从领证之日起，至子女14周岁止每月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10元或一次性奖励1500元；（2）子女托幼费，医疗费，出其所在单位按照当地规定予以补贴；（3）职工退休后，由其所在单位每月发给10元或一次性发给2000元补助费。

10、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农村村民，享受哪些待遇？

答：（1）领证之日起至子女14周岁止，每月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10元或者一次性奖励1500元，或者给予相应待遇；（2）在子女入学、就医、入托、招工、参军等方面给予照顾；（3）优先列为家庭经济发展的重点扶持对象，在资金、技术、培训和信息服务等方面给予照顾；（4）年老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后，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照顾。

11、符合法定再生育条件的夫妻，但未办理批准手续生育的，如何征收社会抚养费？ 答：属于城镇居民的，以所在市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5倍标准征收的；属于农村村民的，以所在县农村村民上年人均纯收入的0.5倍标准征收。

12、不符合法定再生育条件，多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如何征收社会抚养费？

答：属于城市居民的，以所在市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倍以上10倍以下标准征收；属农村村民的，以所在县农村村民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倍以上10倍以下标准征收。

13、不符合法定再生育条件，多生育两个子女以上的，如何征收社会抚养费？

生育权法律问题 篇3

关键词：死刑犯；生育权

一、引言：郑雪莉索要生育权案

浙江省某公司员工罗锋与公司副经理王莹因工作琐事发生争执，罗锋一时冲动，将同事打死。后罗锋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其结婚不久的妻子郑雪梨遂向法院提出请求：想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为新婚丈夫生育儿女。面对郑雪梨的生育请求权，一、二审法院均拒绝。①本案在量刑上没有争议，焦点在于：罗锋的妻子郑雪莉是否能够向法院主张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为丈夫生育儿女。遗憾的是，郑雪莉的诉求最终并没能得以实现。但在法学界，此案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时间关于死刑犯能否享有生育权的争论成为了法学热点问题。笔者即以此为出发点，探析死刑犯能否有生育权，并提出关于此问题的法律思考。

二、死刑犯生育权的理论依据与法律支点

（一）死刑犯生育权的理论依据

罗锋案引起了社会对死刑犯生育权的广泛关注。目前我国关于死刑犯是否有生育权大概有三种学说：肯定说坚持认为生育权作为人的一项基本人权，不应当因为被判处死刑而剥夺；否定说认为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与人身自由相关的实现生育权的同居权也应受到限制②；折中说不反对死刑犯享有生育权，但认为其行使要受到一定限制。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中折中说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笔者将在后文中补充阐述。

（二）探寻死刑犯的生育权的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有关生育权的法律如下：《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第十七条、《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九条。上述法律从生育权的享有、行使及救济上承认了我国公民享有生育權。

此外，就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现有刑事法律关于死刑的规定中可以得知，死刑犯行使生育权并没有明文禁止。《刑法》第五十七条 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死刑犯生育权明显不属于《刑法》第五十四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 因此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罪刑法定基本原则，对于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刑法》中并没有规定剥夺其生育权。退一步讲，死刑犯的人身自由受限，但是在现有生育技术的条件下，并非只有通过产生性行为才能实现生育权，无性生殖已经成为可能。

三、死刑犯享有生育权的必要性

首先，生育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属于基本人权范畴，被判处死刑的罪犯，被剥夺的仅是具体人格权，如人生自由权、生命权等，对于其他民事权利除法律明文规定剥夺外，死刑犯当然享有。

其次，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是以牺牲无辜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代价的。生育权是男女双方共同行使的权利，其不可分性并没有改变。因此，剥夺一方的生育权必然会影响另一方权利的行使。

再次，有关于我国每年被判处死刑的罪犯的数量，国家历来是秘而不宣。确切的数据无法获取，但是就相关人员保守估计数据在5000至10000是可能的。就这些死刑犯来说，大部分家中尚有年迈的父母。笔者认为，死刑犯的父母已经面临着失去至亲的痛苦，若是其还要忍受绝后的伤痛，那么对于已经临近人生尽头的他们来说，可谓是致命的打击。因此，从人道主义和抚慰老人的角度出发，死刑犯享有生育权显得尤为必要。

四、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可能性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通过同居行为来实现生育权，然而随着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无性生殖并非没有可能。目前，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人工生殖技术有人工体内授精、人工体外授精、胚胎移植、代孕。除代孕在我国是被法律明确禁止外，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对于死刑犯的生育权的行使并不存在技术和法律障碍。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男性死刑犯来说，可以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来实现其生育权。对于女性死刑犯依据我国《刑法》第四十九条 “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③那么女死刑犯在审判时未怀孕，能否像男死刑犯那样采用人工辅助生殖的方式实现生育权，笔者认为在现有法治文明的基础上是很难操作的，不过假以时日在代孕合法化的前提下，有限制地通过代孕来实现女死刑犯的生育权，也是也可能的。

五、死刑犯实现生育权的限制条件

权利的行使不应以逃避刑罚制裁为代价，而应该有严格、明确的限制，即生育权的行使应满足如下限定条件：

首先，死刑犯的生育仅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无性生殖已使婚外生育成为可能，但倘若未婚死刑犯也可主张生育权，那么不仅没有达到惩罚犯罪的效果，反而是对刑法权威性的亵渎。刑法作为国家强制性法律，其基本功能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国家能做的只能是在合理、合法的情形下保障死刑犯权利的行使，而不是无限度地抚慰死刑犯及家人的伤痛。因此，死刑犯的生育权应限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里的婚姻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应当包括法定婚姻和事实婚姻。

其次，死刑犯的生育权行使要综合考虑相关利益的保护。不能仅从死刑犯的生育权主张出发，还应当综合考虑社会利益及是否影响孩子的正常成长等相关因素，特别是死刑犯的妻子的未来，以及死刑犯父母延续家庭的权利是否必须以此为实现条件。④

再次，死刑犯行使生育权不能与《婚姻法》相抵触。例如《婚姻法》中关于最低婚龄的规定：男性是22周岁，女性是20周岁。因此一个未满20周岁的女子就不能主张行使生育权。⑤

最后，死刑犯生育权的行使须由专门议事机构核准监督。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成立专门的议事机构对死刑犯的生育请求权进行核准并全程监督，防止借生育权逃避刑罚制裁。

六、结语

据历史记载，我国《大清律例》中规定，“凡依行处死者，新婚未同房，特许新妇入狱一夜，下不为例”⑥，可见我国对死刑犯的生育权保护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然而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死刑犯生育权问题仍旧是我国法律中的盲区。郑雪莉索要生育权案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死刑犯生育权的讨论和研究，然而国家法律却始终滞后于现实需要，关于死刑犯生育权问题至今法律仍处于空白地带。值得庆幸的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把侵犯生育权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上述立法动向都充分说明生育权问题已经引起我国高层的重视。作为一名法律人，笔者强烈呼吁希望我国权力主体也能够充分考虑死刑犯这一特殊人群的生育权需要，从而完善相关立法。（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武艳：《死刑犯是否具有生育权》，载《江苏法制报》，2011年2月28日版。

②张小玲、王陈平、雷娇娇：《对死刑犯生育权的法律思考》，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0期。

③刘洋：《再论我国死刑犯的生育权和实现途径》，载《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④杨遂全：《中国之路与中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页。

⑤郑莉：《生育权的法律分析——兼论单身女子生育权》，载《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论生育权的归属问题 篇4

一、生育权利的时代限定性

生育权属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人权, 按照生育权是否实际享有和取得, 分为应得权利与实有权利。应得权利指无论人身体是否健康, 心智是否健全, 是否达到生育年龄等都应该拥有的资格。从本质上讲, 属于人格权范畴。从实然状态看, 生育权是在国家权力强力介入和调控的基础上, 基于男女双方自愿结合, 依法经国家婚姻登记机关审核而赋予育龄夫妇的权利。无论是否以举行婚礼为必要要件, 其都是在婚姻家庭形成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的权利, 属身份权范畴。

在历史的长河中, 生育与否的问题就已由私人事务转化为民族事务或社会事务了。中国人认为结婚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为了不断香火, 第二是为了种族繁衍, 如果父母不能让所有的孩子结婚, 父母就会感到某种耻辱和不安, 这种对婚姻超乎寻常的鼓励, 使得这个国家巨大的产量被分成很小的份额, 结果导致了中国的人口同生产资料相比, 要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对婚姻的鼓励不仅本身增添了原本众多的不幸, 而且也完全损害了他人应该享有的幸福”。

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领导人对生育单纯归结到生产者角色上来, 忽视了公民作为消费者的角色。有史料载:“毛谴责西方将中国革命归因于人口众多的看法, 他在1949年说: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哪怕比现在多几倍, 我们仍有解决的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生产”。对生产和消费的互动关系的重新定位, 笔者认为, 在现时期, 我们赋予公民生育权, 又对公民权利加以限制, 从国情和时代出发, 我国的生育权在现时期应定位为身份权, 婚姻家庭的建立应是生育权的前提和基础, 生育权应建构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

二、生育权利的现实立法冲突

关于生育权的归属有不同的法律规定, 1992年颁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在立法上从权利的角度确认了妇女的生育权, 即妇女有生育的权利, 也有不生育的权利。2001年4月28日修订的《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 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 互相帮助, 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2002年9月1日生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确定了公民的生育权, 即同女性生育权相对应, 男方也有生育的权利, 也有不生育的权利。“人生而自由, 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法律制度的成了无所不包的大网, 为当事人提供了多种救济途径, 家庭夫妇间生育与否达不成合意时, 立法初衷和现实运作就发生了背离和冲突, 夫妇双方往往把私人冲突转化为国家司法途径的裁决, 通过国家公权力做出判断并予以救济。如果不同法律位次的法律发生冲突, 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普通法优于特别法, 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 法官可以做出唯一的、明确的、具体的判断。但《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都体现了不同领域的法制要求, 均属于特别法, 处于同一位阶, 需法院及其法官在体现不同价值取向的法律之间做出平衡和取舍, 如国家赋予任何一方生育权, 都会使法官和法律推理处于二难境地。另外, 法官选择一部法律作为一个价值判断过程中, 大前提是法律规定, 小前提是法律事实, 采用的法律推理方法是大陆法系的演绎法, 在根本上否定法官的造法功能, 面对不同价值取向的法律, 不同法院的判决各异, 不同法官的理解相左, 这对法制的统一性和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带来了挑战。

三、维权限度的时代反思

在法律制定过程中, 对女性生育权的保护是历史的总结和国际潮流, 在封建社会中, 男子娶妻是为了传宗接代和满足自然属性的需求而已。在保护人权的过程中, 保护女性生育权是主流, 但在潮流中我们还应保留一丝清醒, 对任何事物的界定应注重适度的把握, 法律权利的内容保护要适度, 不要过度。随着平等权意识的深入人心, 我们需要注意反向歧视和平等保护的必要性和适度性了。美国的司法案例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参考的范例, 反向歧视在国际法上指的是外国人到本国来可以享有本国的国民待遇, 但本国国民在自己国内反而不能享有国民待遇, 此外, 也包括存在本国人之间的反向歧视问题。即使是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如果过度, 也可能构成反向歧视, 我国法律是否也存在国人之间的反向歧视问题呢这个问题至今未引起广泛的思考和讨论。但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反向歧视, 违反的都是平等原则。根据宪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于历史的教训和女性的生理基础, 在当今我们给予女性生育权的倾斜, 法律的天平向女性稍稍倾斜。但宪法的规定和法官理解的差异为价值取向不同法律的制定埋下了伏笔, 浙江死刑犯罗某的生育权及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所肯定的独身生育权对生育权利的性质提出了挑战。《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 对生育权利主体保护的内容各异, 使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处于价值取向二难选择之中。根据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第四条规定:“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 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第六条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 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权利与义务, 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生育津贴领取各种问题回答 篇5

在深圳社保满足一年，正常续交的前提

1.在深圳上班，深圳交社保，生孩子在当地老家，产生的费用是否可以到深圳社保局报销：

可以的，将生育后所花费的所有有效单据原文件进行保留，到深圳后个人向社保局申请报销(个人所需报销资料，详见 ‘深圳生育保险报销’)，由单位进行领取

2.二胎是否可以享受生育津贴，所在单位是否可以领取到生育津贴：

生育津贴没有限制，符合国家生育计划，且符合津贴领取要求的可进行领取

3.员工在享受公司产假薪资后离职，未向社保局申请生育报销，未向公司提供申请所需资料，单位是否就无法正常进行申请： 是的

4.申请津贴的个人，需要向社保局提供的资料：

1.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书（复印件）/出院小结（复印件）2.婴儿出生证明/死亡证明（分娩的提供）原文件 复印件各一份 3.计划生育证明（分娩的提供）原文件 复印件各一份 4.医院单位开具的有效费用，住院、手术等单据 5.夫妻结婚证原文件 复印件各一份

5.法定的产假天数？剖腹产正规产假是多少天？（劳动人事局）

深圳法定产假天数98天+30天奖励 剖腹产要有医院证明属于难产，即可加难产假30天 98天+30天/15天+15天/30天(难产)+15天(多胞胎每多生一个婴儿)

5.法定要求，产假薪资发放标准？（劳动人事局）产假薪资发放标准，员工上半年工资的平均数进行发放产假工资。

6．产妇在自己老家生孩子，并在家里有农村医保进行报销，到深圳后，社保还可以继续报销生育保险吗？（社保局）

两个是不能同时进行的，如果选择了农村医保，深圳这边社保是不可以进行报销的

7.选择了农村医保报销，没有选择用深圳社保，单位这边能不能进行正常的津贴申请呢？ 可以的，因为报销全国相互联网，企业也是可以报销的，如果报销不成功的话，单位可以带上相关的资料到社保局进行津贴申请。

8.公司在什么时候可以正式申请生育津贴？

个人（产假方）向社保局申请报销后的一个月内公司就可以正式申请。需个人（产假方）休完产假后，企业正式申请生育津贴。

9.1.公司必须要提前垫付法定产假内的薪资吗？2.让员工自己申请津贴或者在员工将生育资料全部提交到社保局报销后，单位再进行产假薪资发放的程序，这样会不会违反规定？（劳动人事局）

一．不是垫付，而是必须进行工资发放，未进行正常发放或有意延迟发放都属于违规违法行为。

二．生育津贴只能企业进行领取，员工自己是无法领取的。

10.津贴领取的标准

企业领取生育津贴 计算办法:

例如，某企业3月份要申请生育津贴，而该企业2015为员工缴交的平均社保缴费基数为每月5000元。员工享受生育津贴的天数按照广东省生育保险的法定天数计算，假设女员工A顺产享受生育津贴的天数是128天，那么该企业可以领取的生育津贴为

颈椎有问题影响生育力 篇6

根据他的颈椎病变情况，医生首先给予其手法治疗，同时还给他安排了一个疗程的颈椎牵引和其他物理治疗。

在一个疗程后的复查中，何先生告诉医生自己的脖子痛已基本消失，就连阳痿的情况也有明显的改善。当医生告诉何先生，他的性功能障碍是由颈椎病变导致时，何先生感到非常惊讶，他怎么都想不通“颈椎问题怎么会导致性功能障碍呢？”

原来，颈椎病可以造成高级神经功能及神经中枢的机能失调，使内分泌功能紊乱，抑制垂体的促性腺激素的分泌，从而影响性功能。此外，颈椎病由于刺激和压迫交感神经及椎动脉，会反射性地使大脑皮质中枢受抑制，影响阴茎的勃起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一味地补肾，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脊椎出问题 全身都受累

在人的身体里，脊椎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人的脊柱在承载压力的同时，也具有其脆弱的一面，脊椎一旦出现异常，可以出现诸多看上去与脊椎毫无相关的疾病。

脊椎与内科、外科、神经科、儿科、眼科、皮肤科、耳鼻喉科、内分泌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脊椎引起的疾病已经有上百种之多。除了可能引起高血压、头痛、中风等症状外，脊椎同样也可能影响人们的“性”福。有的男性患者因脊椎毛病来求诊时，会不经意地透露，我的年龄不算大，可在那方面却总是有点力不从心，而在接受了脊柱的治疗后，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性”福也得到了改善。还有的女性患者，被月经不调和不孕困扰了很长时间，看了妇科也不见好转，最后才发现问题原来出在脊椎上。

颈椎错位导致不孕

黄女士近一年来经常感到颈部疼痛，症状逐渐加重后甚至出现失眠、多梦、心慌、头晕，痛得实在受不了的她终于前往康复医学科就诊。当医生问她是否还有其他症状时，黄女士透露说，自己结婚多年一直未孕，而夫妻双方检查都未发现任何异常。此外，黄女士的月经量也越来越少，已经半年没有来月经，虽然服用了中药调理，但效果也不明显。

经过检查，医生发现黄女士的脊椎确实有问题，颈肌明显紧张，颈椎和胸椎的关节都有错位。针对黄女士脊椎的错位情况，医生对她进行了颈椎和胸椎的手法复位治疗，再配合颈椎的牵引和超短波等物理治疗。在手法治疗几次后，黄女士的颈痛和头晕、心慌等症状明显减轻，睡眠情况也有改善，坚持治疗一个月后，症状基本消除。三个月后她的月经也恢复正常，不久后便怀上了宝宝。

黄女士的颈部疼痛和失眠、多梦、心慌、头晕等症状可能与脊椎的错位有关，而月经不调、不孕则可能是因为错位的脊椎刺激颈椎和胸椎旁的交感神经，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这会引起高级神经中枢垂体功能的紊乱，导致内分泌功能的失调和垂体、肾上腺、甲状腺的功能失调。“当体内雌激素分泌出现失调时，就会引起排卵功能障碍，产生月经失调或不孕”。■

我国死刑犯生育权问题初探 篇7

我国浙江一例案件曾引起社会对死刑犯生育权问题的关注。当时一对当地的新婚夫妻中丈夫因案被判死刑, 妻子向浙江当地两级法院提出请求, 希望能通过人工授精怀上丈夫的孩子, 为丈夫续后香火, 但法院先后以无先例、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1]由此, 死刑犯有无生育权的问题, 如果有、生育权能否以及如何得到法律的保障等不仅成为当事人及其亲属关心的问题, 也是在法律、法理和司法实践中需要澄清的重要问题。我国现行立法中对死刑犯最后的权利保障缺乏制度化的规定, 而实践中各个地方虽有探索, 但做法并不统一, 理论上对死刑犯生育权问题的研究也明显滞后。

一、生育权定性问题

(一) 生育权首先应是一种基本人权

生育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生育子女及获得与此相关的信息和服务的权利, 包括生育的权利, 也包括不生育的权利。当此权利受到阻碍、侵害时, 得请求法律的救济。公民的生育权应属一项基本的人权, 是与生俱来的, 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的, 这与其他由宪法、法律赋予的选举权、结社权等政治权利不同。[2]

(二) 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

生育权, 体现的是生育主体对自己人身的支配, 属于人身权的范畴。笔者同意生育权属人身权中“人格权”的观点。

首先, 从人格权和身份权的定义而言,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权利。而身份权, 是指公民基于特定身份而产生的民事权利, 并非人人享有。对比人格权和身份权的定义, 生育权的存在与民事主体之人格紧密结合, 应理解为一种人格权。

其次, 公民依法享有生育权, 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2001年12月29日通过) 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 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生育权并不是只与特定的身份关系 (或婚姻关系) 相关联, 而应是民事主体依法普遍地、平等地享有, 同时应该是依法终身享有的权利。

二、探讨死刑犯生育权问题的意义

司法实践中, 如前述之案例, 由于缺乏对死刑犯生育权纠纷解决的依据, 当死刑犯的生育权纠纷诉诸法院时, 法官们往往觉得无所适从, 出现“无法可依”的真空地带。[3]

对此, 学界争议亦颇多。许多学者支持死刑犯不具有生育权, 理由包括:剥夺死刑犯的人身自由, 其生育权也就无从谈起;死刑犯的生育权得以实现后必然导致单亲家庭的状况, 这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和社会发展等。[4]但认为死刑犯应享有生育权并应当立法给予保障的声音亦有其学理依据。笔者认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刑法”) 相关规定, 有限制的应是死刑犯实现生育权的方式, 并未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

首先, 就生育权的性质而言, 按照文中前述部分的分析, 生育权应当属于人格权。按照刑法的明文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判处死刑后, 人身自由依法被限制, 生命权行将被剥夺, 但却并未对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如何处理做出规定。也即, 死刑犯并未被法律规定剥夺生育权。

其次, 依据刑法规定, 凡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等主刑的被告人, 当然附加剥夺其政治权利。然而, 此政治权利中, 并无一项中有包含生育权在内的民事权利方面的内容。“法无禁止即允许”——既然生育权并未在刑法中明文规定予以限制, 则应当认为在死刑犯执行死刑之前, 其生育权依然享有法律的保护。

再者, 传统的生育模式之下, 与主体生育权的实现密不可分的乃主体的人身自由, 而死刑犯的生育权利无法实现正由于其人身自由受限导致。但现今社会技术的进步已经能够克服这种外在的障碍, 或者说, 生育权利的实现已经可以与主体的人身自由受限相兼容之时, 不应再以各种理由变相剥夺社会主体的生育权——即使是死刑犯也不应有所例外。[5]然人权除了具有普遍性, 还具有特殊性。在我国的死刑犯生育权问题上, 应当在借鉴西方有益的制度与做法的同时, 还应着眼于中国的实际情况, 发挥东方人的智慧, 建立独立的、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

三、死刑犯生育权给予确认和保护的法律可行性

尽管我国的社会发展与法制现状, 与确认并保障死刑犯生育权的要求尚有难以契合之处, 但对死刑犯生育权的确认及保障必是法制发展的趋势, 也是法治发展的要求。我们可以尝试借鉴外国的可行经验, 从立法及技术两方面给予死刑犯生育权的确认与保障方面的支持。

(一) 保障死刑犯的生育权立法,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1.在我国宪法中明确生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尽管我国现行宪法已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其中, 但并未从价值层面论证人权为应然权利。同时, “计划生育”作为义务却在宪法中突出强调, 这在宪法层面上使得我国现时的生育权保护问题明显带有权利义务不对等的色彩。[6]这时更需要把生育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写进宪法, 着重强调生育权的保护。

2.在《民法典》中对生育权做出具体的规定

在《民法典》的具体编撰中, 考虑将生育权明确列为民事主体的具体人格权, 具体化宪法中对生育权的规定, 从而使生育权作为民事主体中的自然人——当然包括死刑犯——之法定权利得以具体的确定。

3.在专门法律中做出针对性规定

如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增设针对死刑犯生育权的规定。如“对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 在交付执行死刑前, 该罪犯或其配偶有权申请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实现其生育权。申请人及有关当事人必须符合生育的条件及我国关于生育权行使的相关规定, 不得违反社会公序良俗”。这样规定, 既不影响对死刑犯所判刑罚的执行, 又充分保障了死刑犯的权利。[7]

4.在相关法律中, 对如何实现死刑犯的生育权、如何对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进行管理、相应的纠纷解决办法以及程序等, 做出相应的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 中明确司法机关对于符合条件的死刑犯之生育权实现规定方面的告知义务。[8]

(二) 从科学技术方面

1.男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途径

男死刑犯欲实现生育权, 可以向监狱等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通过人工授精技术的辅助来实现其生育权。同时可以参照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 应当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的规定, 要求该人工受精技术的实施必须在经过批准的医疗机构进行。如果该申请由死刑犯配偶提出, 则应当经过死刑犯同意, 若死刑犯不同意即意味着其放弃该项生育权。以上生育权的实现方式以遵守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和相关法律前提。

2.女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途径

根据刑法相应规定, 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刑事诉讼法也有相应规定, 下级法院在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对罪犯执行死刑时, 如发现罪犯正在怀孕, 应当停止执行, 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在此法律规定之下, 为免有逃避法律制裁之嫌, 女死刑犯不能通过自身怀孕的方式行使生育权, 此时可以考虑通过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其各种衍生技术的辅助运用, 使得女死刑犯的生育权实现变为可能。另外, 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帮助下, 还要求有相应的供体——即其他适格女性——来代之完成早期胚胎的生长所需, 此也即“代理怀孕”。[9]但代理怀孕行为在现今实施技术上虽可行, 于社会伦理与法律规定上通行均尚有障碍。

四、结合我国国情的死刑犯生育权实践问题

权利的享有与权利的实现是两个并不同等的命题。生育权应当保障享有, 而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 需结合我国的国情及我国现今监狱管理制度等状况共同探讨。

首先, 从技术手段而言, 如女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需有其他适格女性以代理怀孕的方式作为前提, 而这却与我国的社会伦理道德有所违背, 甚至也违反国家卫生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于2001年3月5日出台) 。其中第3条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采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 以医疗为目的, 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10]因此, 死刑犯生育权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和实践中仍难以全面得到实现。

其次, 死刑犯的生育权得到实现, 仍将在现实中引发系列的问题, 这包括:生育是一项权利, 而在实现生育权利之后, 对后代的抚养更是一种义务。死刑犯生育权得到保障, 却意味着其子女一出生就面临着失去父/母亲的现状, 单亲家庭、畸型家庭等非正常家庭环境下, 容易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带来负面影响, 对社会的发展亦有不利。[11]

另外, 要保障死刑犯实现生育权, 还有其他方面的现实风险。譬如技术实施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死刑犯人身自由的限制, 这将增加监狱管理的风险、对现行监狱管理制度带来一定的不稳定影响。[12]法律制度是上层建筑, 应当建立在经济社会的基础现状之上, 结合我国现有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技术等诸多方面的考虑, 笔者认为, 在当下中国, 确认死刑犯享有生育权, 但不无限保障该权利, 而是明确限制死刑犯生育权的行使, 应当更符合当今中国的国情。

参考文献

[1]聚贤.死囚被执行死刑, 其妻子要求人工受精难如愿[EB/OL].[2002-01-19].http://news.sina.com.cn/s/449669.html.

[2]刘媛媛.生育权的法律性质[J].法制与社会, 2008 (4) :49-50.

[3]刘冬梅, 管宏杰.论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J].2009 (4) :109-112.

[4]王冠, 谢晶.论死刑犯的生育权[J].前沿, 2006 (10) :110.

[5]吴洪林.死刑犯的权利探微[J].福建法学, 2003 (02) :63-65.

[6]毛平.死刑犯和在押犯生育权问题研究[J].科教文汇, 2007 (3) :134.

[7]邢玉霞.我国生育权立法理论与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

[8]戴剑波, 朱红英.罪犯生育权保障的法理研究[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9) :319-323.

[9]徐继响, 杨文心.论代孕的合理使用及其法律调控[J].科技与法律, 2003 (3) :81-85.

[10]冀睿, 裘晟.无妊娠能力女性的生育权问题[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 (1) :71-74.

[11]寇学军.关于死刑犯生育权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 2003 (5) :28-33.

生育权保护的法律问题浅析 篇8

关键词：生育权,法律特征,建议

一、有关生育权法律问题的基本认知

在以前, 学术界对于生育权的研究是很少的。随着法治文明的进步, 人们开始重视对生育权的研究, 相关的理论著作也不断涌现。在现代社会, 生育权纠纷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 对于生育权的法律规定也逐渐完善, 近年来法律上对生育权赋予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予以保护。在我国民法学术界, 有关生育权的法律属性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观点就是, 生育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格权。生育权是每一个公民享有的基本的权利, 是保持每个人健康发展延续的权利。生育权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生育权是一种人人都可以享有的人格权, 当然包括法律允许下的人工生育技术, 这在某些省份规定的条例中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规定。在实际的社会中, 人们所讨论的生育权指的是狭义上的生育权, 这也是法律上的生育权, 是指建立在生育健康权基础之上的, 应该具体的是指夫妻的共同生育权, 这是一种人格权也是身份权。从本质上来理解生育权就是, 这是基于血缘遗传的自然需求, 是特定主体要求的, 也是一种亲子文化关系的需求, 这是应各种要求而产生的基本人身权利。当人类生育逐渐成为一种文化延续下来时, 就进而演变为一种文化传统演成下来, 这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生理行动, 而是传统的规则和伦理世俗的物质文化设备活动, 并逐渐的成为氏族的宗族关系和世俗习惯婚姻等等。这种延续下来的氏族习惯关于生育的观念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观念, 有亲子关系, 有婚姻关系, 有养老观念, 人们的养老观念就是儿孙满堂晚年生活幸福, 人们不会选择经济行为, 注重的是亲戚朋友之间的感情, 这种注重伦理的生育观念更倾向于家庭的和谐。这是生育权在古代的逐渐演变过程, 现代的生育权已经成为每个公民的一种法律保护的人格权, 公民有权在生育权受到侵害时拿起法律武器。实践中出现了不少因生育权被侵害而提起法律诉讼的案例, 法庭也做出了公平的审判, 可见生育权的问题已经得到人民的重视, 法律也对其进行了保护, 赋予其真正的法律属性。值得注意的是, 法律上赋予的生育权包括公民生育的自由和不生育的自由, 法律是允许公民有不生育的自由的, 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丁克家庭, 这是公民的自由和对家庭观念的转变, 现代人们对于生育的需求不会那么强烈, 人们更注重个人生活的质量, 这就是丁克家庭出现的原因。这是尊重人们生育权的表现, 但是公民的遗传情结不会因为法律赋予不生育自由权而消失, 这是社会的进步, 人们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生理需求, 更注重生活质量。当然, 人口出生率会有所下降, 这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工化的繁衍后代也是时代所需, 这都是文明社会的必然产物, 我们应该接受。

二、生育权应该具备的法律特征

生育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是具有法律属性的。当然, 生育权是具有其独特的法律特征的。首先, 享有生育权的主体是有条件的, 主体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正如我国的生育政策所规定的, 公民必须具有生育能力, 而且我国的国情要求权利人必须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权的主体西方国家还有些特殊的规定, 强奸犯不能对受害者提出生育权的过分要求, 但是如果受害者已经怀孕并愿意生育的情况下应该享有生育权, 其实在我国也出现过这样的案例, 受害人愿意生育后找出罪犯。其次, 生育权的主体是广泛的, 更是夫妻双方平等的权利。我国的封建传统一直是男尊女卑, 女人在古代是生育的工具。现代社会虽然男女平等, 但是在个别不发达落后的地方, 女人还是饱受不公平的对待。所以, 法律上一定要赋予女人平等的生育权, 不可以再沦为男子的生育工具。现在拐卖妇女的犯罪大量存在, 人们的观念还没有转变, 还停留在传统的封建思想, 严重侵害了妇女的人身利益, 这是法治社会必须解决的思想问题。生育权是一种平等的身份利益, 现代社会公民的法律意识要增强。最后, 生育权是法律富裕的一种基本权利, 是一种不可侵犯的绝对权。除了夫妇之外, 其他人都是义务主体, 不得通过通奸伤害生殖健康的手段, 不得侵犯他人的生育权, 这是出夫妻之外的任何人必须履行的义务, 任何人侵害公民的生育权是要承担民事责任的, 严重了更要承担刑事责任。在刑法中规定了相关的刑事罪名, 每个公民都要加强法律意识, 忠实履行自己的法律义务, 不可以身试法。

在我国的某些省份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生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 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这是特殊情况下对妇女生育权的保护, 但是这条条例的应该完善一下, 应该对该权利的主体进行限制, 应该是大龄未婚男女, 因为实践中的案件是复杂多变的, 在适用法条时要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形, 必须在法条规定上予以明确规范, 才可以适用于实际事件。收养子女的条件不能否定婚内生育制度, 对于生育权的主体的特定性, 对于生育权的主体西方国家还有些特殊的规定, 强奸犯不能对受害者提出生育权的过分要求, 但是如果受害者已经怀孕并愿意生育的情况下应该享有生育权, 其实在我国也出现过这样的案例, 受害人愿意生育后找出罪犯。事实上, 生育权的主体是广泛的, 实际上合法生育权的主体是已婚夫妇, 但是实践的情形是多样的, 非婚的双方在特定情况下也属于广义的权利主体, 这是不可以剥夺的, 这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法定生育权人。这里指的注意的是生育权是夫妻双方平等的权利, 是男女平等享有的权利。我国的封建传统一直是男尊女卑, 女人在古代是生育的工具。现代社会虽然男女平等, 但是在个别不发达落后的地方, 女人还是饱受不公平的对待。所以, 法律上一定要赋予女人平等的生育权, 不可以再沦为男子的生育工具。现在拐卖妇女的犯罪大量存在, 人们的观念还没有转变, 还停留在传统的封建思想, 严重侵害了妇女的人身利益, 这是法治社会必须解决的思想问题。生育权是一种平等的身份利益, 现代社会公民的法律意识要增强, 这也是生育权最值得注意的一项法律特征。

三、完善生育权的建议

我国法律上规定了公民有生育的自由, 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生育权有其特有的法律属性。在实践社会中出现的事件是复杂多变的, 对于生育权还应该进一步完善, 以适应现实中各种复杂情况。对于公民的生育权已经在法律上做出规定, 就要求公民都要遵守法律, 履行自己的义务, 不得侵害公民合法的生育权, 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针对严重的情况更要承担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只有规定了违反要承担的后果才能震慑犯罪分子。生育权是夫妻共同享有的权利, 是男女平等的权利, 夫妻双方可以共同协商确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等。夫妻在商量之后原则上一方不可以擅自改变, 如果因为一方擅自改变导致另一方不能生育, 受害一方是可以以此为由提起离婚诉讼的。夫妻双方如果有一方不忠实, 擅自在外生育的, 就是侵害另一方生育权的行为, 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 另一方可以提起离婚诉讼, 在财产分割上法律也会给受害方倾斜保护。在夫妻生活中, 夫妻双方不可以擅自进行人工终止妊娠, 必须要事先征得对方同意。如果特殊情况下必须要终止妊娠的, 可以不用征得对方同意。关于人工受孕的问题, 必须要夫妻双方的同意。对于在手术中的事故, 要对受害者以及家属进行损害赔偿。实施人工辅助技术时要对是否夫妻同意该项技术进行审查, 如若一方不同意就不能实施该项技术, 这是技术人员必须履行的询问义务, 不然就要受到国家的有关处罚。我国法律已经对生育权做出规定, 明确规定生育权是每个公民享有的权利。因此, 生育权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公民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任何个人或者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害公民合法的生育权, 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严重的更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甚至是刑事责任。原则上, 生育权应该在婚姻内行使。这样现实中会出现一些擅自婚外生育的矛盾纠纷, 法律也应该对这类的事件进行规制。夫妻一方擅自婚外生育的, 都是不忠于夫妻义务的行为, 都是侵害夫妻共同生育权的行为。如果起诉离婚时有过错的一方要承担过错责任, 在财产分割时要多补偿受害方。夫妻之间还会涉及到节育问题, 虽然我国实行计划生育, 但是对避孕问题还要辅助以必要补救措施, 夫妻双方对于节育措施享有共同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即使选择节育, 国家也要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提供安全的技术, 如若发生医疗事故, 受害者也有依法要求赔偿的权利。最后对于已婚妇女的生育自由权也要予以保护, 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的妇女和不育妇女。

参考文献

[1]王淇.关于生育权的理论思考[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 2012.

[2]王寒朵.丈夫生育权的保护和限制[J].法制与社会, 2009 (35) .

当前生育保险存在问题 篇9

1 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小

目前,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实行两种制度并存,一是建国初期延续下来的传统生育保险制度,其依据是1988年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另一种是生育保险社会统筹制度,其法律依据是《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无论哪一种都是针对有单位缴费的“职工”,对于经济效益较差的企业、非正规就职、自由职业者、个体经营等就业模式及农村劳动者都被生育保险制度排除在外。正是由于生育保险制度覆盖范围过窄,成为制约女性劳动者自由、合理流动的“瓶颈”,导致部分女职工的生育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2 生育保险受益面小

以2011年为例,全国1.389 2亿人参加生育保险,而享受了生育保险待遇仅265万元,受益率仅为1.9%。此外,生育保险根据“以支定收,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筹集资金,由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为基数按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职工个人不需缴费。既然是按工资总额缴费,其中包括男职工,而男职工在生育保险方面却没有享受到什么待遇:首先,男职工只有在办理了独生子女手续后才享有护理假津贴,如果想要二胎或再婚生育都没有休假和津贴;另外,男职工未就业配偶按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待遇,女方在必须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而且不在等待期内的条件下可报销规定限额的医疗费。2014年,我市未就业配偶生育享受医疗费最高2 000元,而在职职工最高可达4 500元,一样的企业缴费,一样的生育,却享受不一样的待遇。这对有单位的男职工来说是权利和义务上的不对等,也是基金的“宽收窄用”。

3 相关立法滞后

我国的生育保险从五十年代开始逐步走向完善,但还有些不尽人意之处。比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是1994年原劳动部颁布的,历经20年的时代变迁,诸多条款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急需新的法律规范去适应。有些法规的规定相互矛盾,如《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享受“参加孕情和宫内节育器检查、放置和取出宫内节育器;施行输卵管结扎、输精管结扎、皮下埋植避孕剂和人工流产术、中期妊娠引产术、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诊治”等项目的服务。所需经费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中支付;没有参加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列入财政预算。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受各种障碍的影响,职工根本没有享受到免费服务。再有,国家大法颁布后,地方细则迟迟不能下达,造成有法不依的现象,也使一部分能享受利益的人受损。

4 支付方式不科学

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和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大多数省市都实行定额支付,这样的好处是控制了医疗机构在利益的驱使下超标收费和搭便车的现象,坏处就是由于每个生、节育的人员实际面临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尤其是对急难险重的特殊情况,定额支付难以实现对保险职工的生育保障,违背了生育保险的目的。生育医疗费实现院端结算较原来的先个人自付,事后再到医疗保险机构结算是一个进步,但前提是,需个人先到定点医院的医疗保险部门备案,由于现有医院条件各不相同,大多数人都选择医院等级较高的医院就医,由于就医人数多,职工的时间有限,造成许多职工为了尽快结束就医而不得不放弃备案,费用自己负担。其次,参保职工或企业在领取生育津贴时,由于生育保险部门要收各种材料,使个人常常往返于企业和医疗机构之间,会加重企业的事务性负担。另外,生育津贴由企业统一到当地生育保险部门结算,这就存在企业是否会全额将津贴发放到职工手上的问题。此外,生育津贴的结算都在休假结束后才结算,使得生育者无法及时享受待遇。

5 一些生育保险项目流于形式

根据生育保险政策的规定,保险项目主要有生育津贴、检查费用、手术费、住院费用、医药费用等。据调查显示,某些地区只将生产时的顺产或者是难产作为其标准,也就是说生育津贴需要由企业来承担。由此看来,有些生育保险项目是空的。再加上,有些医院为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存在严重的“大处方”现象,这样一来,便进一步加重了生育者的负担,与此同时,给生育保险制度的运行带来诸多不良影响

6 生育保险社会化管理程度还比较低

社会化管理是一种新型的以人为本、以服务为目标的管理模式。在生育保险的改革中,应充分考虑公众对生育保险的实际需要,用比较经济和有效的方式向参保职工提供高质量和便利的服务。目前,我国已在养老、医疗保险多年实行社会化管理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政府应引进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为参保职工提供快捷、便利、优质的服务,以便加大生育保险的社会化管理程度。

参考文献

[1]刘咏芳.生育保险制度构建理念之基本取向探索[J].东岳论丛,2012(3).

[2]覃成菊,张一名.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演变与政府责任[J].中国软科学,2011(8).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引发的问题研究 篇10

一、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背景及实施效果

计划生育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为中国人口控制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首先,来对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实背景及主要内容进行回顾。

1. 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现实背景及主要内容。

建国之初,在“英雄母亲”、“人多力量大”等观念的灌输下,引起了第一次出生高峰,三年自然灾害以后,中国的人口经历了建国后的第二次出生高峰期。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两次出生高峰的出现,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促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1971年,中央开始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1980年,面对接近10亿的人口数量,中央发布了著名的“9·25公开信”,正式提出“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实行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此,中国开始全面推行“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政策。1984年,鉴于“一孩化”政策在农村实行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对“一胎化”政策进行调整,而后逐步形成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即除对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藏族农牧民没有限制生育数量的要求外,在城镇地区实行“一孩”政策,农村大多数地区“一孩半”政策,对少数民族及其他一些特殊情况实行更宽松的生育政策。

2.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自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生育率迅速下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是少生了4亿多人,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从传统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较低自然增长率到现代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为世界人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三是提高了人口素质,增强了国际竞争力;四是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四十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1]。

当然,计划生育政策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出生性别比偏高、独生子女教育问题以及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等等,接下来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分析。

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产生的问题及负面影响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缓解了人口膨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压力,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和进步都有它的两面性。我们在肯定其对解决人口问题的贡献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1.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男女比例失调,即性别比失衡是计划生育带来的比较显著的问题之一。性别比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时所对应的男婴数来表示。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保持在103~107之间。下页图1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高出正常值范围并持续攀升,并在2008年达到峰值120.56。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可见,中国的性别比已经严重失衡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在中国,发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是复杂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主任原新认为,“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是重要原因。是的,经几千年传统思想的束缚,“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封建思想在人们尤其是农民的心中根深蒂固,随之产生的对女孩的关注程度不够,女孩的生长环境差,女婴的死亡率居高不下等危及女孩的生存权,危害女孩健康成长的问题使得中国性别比持续偏高。

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后果是产生“剩男”。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会出现大约3 000万“光棍”。而这3 000万的剩男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婚姻挤压”现象。性别比失调不利于家庭婚姻关系的建立和稳固,不利于社会稳定。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不稳定必将影响社会的稳定。单身族的壮大,必将带来性犯罪、拐卖妇女等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影响社会安定。此外,性别比失调必然导致非婚生育、婚外生育和重新组合家庭中的超孕、超生,引起无计划的生育,进一步威胁低生育水平的稳定。

2. 人口素质下降。

人口素质,又称人口质量,是人口在质的方面的规定性。“十一五”期间中国的人口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但还是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人口学所讲的人口素质,是指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素质,它反映了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本文所讲的人口素质下降主要是指身体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尤其是独生子女的素质的下降。

实施计划生育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有效控制人口数量,但是它却给人口质量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首先,对人口质量的危害表现在素质下降问题上。由生物学可知,头胎可能会由于母体自身机能的不完善和不适应造成生理上的缺陷,同时,现代科技水平的提高使得食品中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均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还有就是现行生育政策允许素质落后的农村生二胎,在遗传学上不利于优良基因的遗传,从而相对降低了人口素质。其次,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陷入困惑,教育的缺位和教育方式不科学造成的独生子女素质的下降。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这样家中就只有一个孩子,长辈对他必然疼爱有加,以至于达到溺爱的程度。这种特殊的生长环境极容易造成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形成自私、自利、任性等不良心理特征。再次,计划生育可能导致独生子女性格扭曲。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使得社会中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当独生子女走出家庭进入学校和社会面对竞争时,那种作为“唯一”的优越感将不复存在,竞争中的挫败感加上父母的期望会在无形之中给独生子女的成长带来压力,长久的压抑会导致独生子女性格扭曲,从而变得自负、孤僻、不合群甚至会做出犯罪等报复社会的极端行为。

3. 加速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上升的现象,一般认为,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时就属于老年型人口。根据这一标准,中国2000年左右就开始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六普”初步汇总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中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

人口老龄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下降的增度可以加快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国旨在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地加快了中国生育率水平的下降速度,加速了人口老化,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使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据曾毅对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下中国劳动力快速萎缩与人口老化加剧的预测与分析,“若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6.7%快速上升到2050年的27.8%;最需要照顾的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1%上升到2050年的9.1%,是2000年的9倍多”[3]。我们都知道,若老年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能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老年人数增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老年人数增加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快速上升。他指出,“若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中国劳动力资源从2030年9.59亿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77亿,减少了19%,每年减少近1 000万,每十年减少近1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减少的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更糟糕的是,青壮年劳动力快速萎缩的同时,劳动力资源本身的老化现象将十分严重:55~64岁接近老年劳动者占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由2000年的10.1%迅速攀升至2020年的17.1%,到2050年将达到26.7%,这将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4]

是的,随着计划生育的深入,它必将加剧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首先,计划生育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向老年结构的转变影响劳动力的供给,青壮年劳动力的萎缩和劳动力资源本身的老化都将威胁着中国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其次,计划生育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结构和赡养结构,使中国大多数家庭的结构和赡养结构呈“4-2-1”型,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家庭结构的变化会使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下降,为了提高家庭收入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家庭劳动适龄人口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面,这样就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进一步加剧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需求。这样,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深化,老年抚养指数必然上升,财政中用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三、对策建议

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产生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有些甚至严重的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不得不引起对计划生育带来的问题的重视。

1.要有明确的工作思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以人为本,推进体制创新,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实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5]

2.在指导思想的引导下加强“男女平等”思想的宣传教育力度,倡导“生男生女一样好”的新型生育观念,积极开展关爱女孩行动,推进两性的公正、平衡发展,提升女性社会地位。严厉打击技术越轨,加强对违反《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的人员的惩罚力度,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进而达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完善独生子女教育体系,培育独生子女的社会责任感,加深独生子女对社会的认同,提高独生子女的应对各种问题的综合素质。

生育权法律问题 篇11

射精功能障碍一般分为早泄、射精迟缓、不射精、逆行射精等，最常见的是早泄。那么，这些射精功能障碍到底对生育会造成什么影响？又该如何解决呢？

对生育过程来讲，射精的作用在于把男性体内的精子送入女性体内，使精卵结合成为可能。如果由于射精功能障碍使精子无法进入女性体内，毫无疑问，就会对生育造成较大的影响，甚至导致不育症。当然，如果射精功能障碍没有阻止精子进入女性体内，一般就不会对生育造成太大的影响。

早泄是射精功能障碍中最常见的疾病，发病率占成年男性的35%~50%，通常指男性在性生活时失去控制射精的能力，阴茎插入阴道之前或刚插入即射精。从临床情况看，绝大部分早泄患者在阴茎插入阴道之后很快射精，只有极少数患者在阴茎插入阴道之前即发生射精。因此，对早泄患者来讲，只要能在阴道内射精就不会影响生育。如果不能在阴道内射精，就必须对早泄进行治疗，治疗后能在阴道内正常射精，即有可能自然受孕。经过治疗仍然不能在阴道内射精的患者，可进行人工授精助孕治疗。

射精迟缓和不射精患者，由于射精困难而造成性生活时间过度延长，以致难以达到性高潮，甚至没有性高潮。一般情况下，射精迟缓患者最终能在阴道内射精，不会对生育造成影响；也有部分患者在正常性生活时无法射精，但能通过手淫射精，经过相应治疗，症状不能改善者，则需要通过人工授精或试管婴儿助孕治疗。对于不射精的患者，则需考虑电动按摩取精配合药物治疗，如经过治疗能够自然排精就有自然受孕的可能，无法自然排精但可以通过电动按摩排精的患者，则可以考虑采取人工授精的方法受孕。经过各种治疗方法也无法射出精液的患者，可以采取睾丸穿刺取精，再行试管婴儿助孕。

逆行射精是指患者在性生活时随着性高潮射精，但精液逆行进入膀胱内未射出尿道口，这多由器质性病变引起。部分逆行射精患者可经手术治疗，但多数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大部分患者需通过收集射精后尿液中的精子，进行人工授精或试管婴儿助孕治疗。

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问题研究 篇12

一、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地位作用

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是21世纪全球面临的挑战。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新时期重大战略课题, 我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改革发展因劳动力成本低廉、人力资源富集而获取了丰厚的“人口红利”, 同时, 也因劳动力素质不高、基数过大而积欠了沉重的“人口负债”。人口问题事关科学发展, 事关国计民生, 始终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良好的人口环境对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 充分认识做好新阶段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大意义。大张旗鼓地宣传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宣传当前人口计生工作的形势任务, 引导全社会切实增强人口忧患意识, 提高做好人口计生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提高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认识, 把握重点, 抓住关键, 开拓创新, 破解难题, 努力把我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的差距将长期存在。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 使计划生育成为自觉的行动, 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从人口发展的趋势看, 目前的生育水平已经很低, 再下降的余地已经很小, 而我国人口基数大, 人口增长的惯性大。在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 人口总量还将持续增长。未来十几年, 育龄妇女总数还将继续增加, 人口过多给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还会增加。与此同时, 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推行计划生育, 主要是依靠行政和组织力量的推动,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随着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和角色转换, 我们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 同样要改进工作方式、方法。以开放的姿态, 融入国际社会、以国际先进理念, 按照人性化、个性化的要求, 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充分尊重群众生育权、健康权, 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目标,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 更新服务理念和运作方式, 改进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 探索建立新的管理服务机制。

二、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措施方法

深入宣传, 贯彻法规。要把贯彻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作为基层计生工作的头等大事和首要任务来抓, 加大宣传贯彻力度, 采取各种方式和途径, 突出面对面宣传, 使计生法律法规宣传进村入户, 家喻户晓。要抓好办事处、村居干部和计生服务员的法制教育培训, 不断增强干部的法制观念。同时还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的标准, 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 出现一例, 征收一例, 做到有力度、有额度。

强化领导, 落实责任。要牢固树立抓计划生育就是抓经济发展的理念, 坚定信心, 振奋精神, 把做好基层人口和计生工作作为检验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重要内容。坚持和落实好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班子其他成员各负其责的领导机制, 党政领导不仅要坚持直接过问、亲自研究, 而且要包扶, 抓出一个点, 做到谁包的点谁负责、谁落实, 研究建立党政“一把手”计划生育工作任期责任离任追究制。要坚持落实目标责任制, 计生工作实行“黄牌警告”和“一票否决”制, 有关责任人该诫免的诫免、该处分的处分、该解聘的解聘。

突出重点, 解决难题。基层人口计生工作虽各有侧重点, 但都面临结构性、长期性的矛盾和问题, 重点在农村, 难点在流动人口。对于农村人口, 工作的重点在于稳定低生育水平、解决人口结构和素质问题, 要按照政府主导、依法自治、合同管理、维权自律的原则, 加强村级规范化建设, 深化村民自治, 重视发挥村级协会组织的作用, 提高群众计划生育自治能力和水平。要坚决废除那些鼓励生男孩、歧视女性的集体经济分配办法和有关村规民约, 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机制, 把农村人口计生工作与社会保障、政策导向等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统筹考虑。要认真落实计划生育惠民政策, 使这项工作真正深入人心。对于流动人口管理较为复杂, 要继续完善属地化管理的办法, 推行市民化服务, 构建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服务新机制。

狠抓基础, 规范管理。人口计划、统计、档案“三位一体”工作是做好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 要下大决心, 花大气力, 认真组织力理抓好这项工作, 要建档立册, 逐月搞好计生资料, 逐月调整“一卡九册”, 坚持日清日结, 落实好生育指标, 安排到户到人, 并公开上墙, 发动群众监督。要加强统计计算机信息化建设, 落实专人管理, 强化业务培训, 充分发挥计生信息化管理的作用, 提升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水平。

改进作风, 提高水平。抓好基层人口计生工作, 转变作风是关键, 抓重点, 出实招, 要抓好干部作风转变, 激励干部爱岗敬业, 深入基层, 深入实际, 重心下移, 真正把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 强化督促检查和指导, 组织、协调和指导好基层开展工作, 不断提高人口计生工作的管理与服务水平。加强配合与协作, 注重统筹协调, 形成工作合力, 解决突出问题与完善政策体系、建立长效机制有机结合起来, 全面开创人口计生工作新局面。

摘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有效地缓解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的压力。基层政府在具体执行该项政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针对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地位与改进措施进行细致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