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论文

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论文（共10篇）

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论文 篇1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 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变革, 我国的经济获得迅速发展, 但由于资源过度地消耗与开发, 也出现了环境污染等问题, 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未能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使得环境保护成为一些社会问题的导火索, 从而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不断出现, 加之社会竞争的加剧, 环境公共事件的影响不断扩大。政府负责公共事物的管理, 任何不称职的表现都会加重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的破坏。因此, 政府要加强危机意识, 利用合理方法积极应对公共危机事件。

一、网络时代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的特点

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 源头的煽动性较强。在网络时代下, 各种新媒体发展迅速, 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迅速传播, 在极短的时间内向各个范围扩散。往往一条煽动性较强的信息能够通过微信、微博、网站等新型媒体得到迅速传播, 并且能够成倍增长, 获得巨大的传播效果。第二, 媒介化趋势较强。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的出现, 与媒介的发展有着直接联系, 具有明显的媒介化趋势。大多数公共事件的出现, 都是通过媒介传播的。另外, 意见领袖在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能够引导多数人的舆论。第三, 社会影响力较强。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是如今突发性环境舆论公共事件的主要途径, 这些新媒体能够使事件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传播, 具有极高的传播速度, 再加上政府在处理危机时没有采用正确的方法, 容易使公众出现情绪上的骚动, 加剧了公共事件的社会危害性。

二、网络时代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的应对方法

(一) 及时、主动发布信息, 准确突出事件重点

一旦出现公共危机, 政府要及时向公众进行宣布, 让人们了解公共事件的准确具体情况。但是, 有些政府部门往往在危机事件得到一定的控制或者完全解决之后才开始向公众进行公布, 这样一来, 公众的实际诉求往往不能及时得到回应, 并不利于公共危机的处理。通常来说, 公共事件爆发时, 人们对信息有着更大的需求, 现代新闻媒体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 所以各种流言会经过媒体多样化的渠道进行迅速传播, 如果政府在公众相信流言后再进行公布, 往往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不仅不利于事件的顺利解决, 反而使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

(二) 加强引导, 把握适度, 加快公共事件的发布速度

网络时代下, 各种信息的传播速度极快。因此, 政府要及时进行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的宣布和处理, 赶在媒体之前将实际情况让公众知晓, 提高公众对该事件的客观认知度, 这样不仅能够促进危机的解决, 还能够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政府可以合理利用新媒体, 用开通微博的方式加强与公众的交流, 这种方式能够增强说服效果, 在尊重公众的前提下进行危机的处理工作, 从而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三) 明确职责, 加强对风险的管理, 建立问责机制

舆论会对人们的观念产生重要影响, 政府要建立和完善危机管理机制, 保证危机处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由于新媒体的传播是有时效性的。因此, 政府要建立和完善舆论监督平台, 加强对风险的管理, 对舆论压力进行有效缓解, 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另外, 政府还要建立和完善问责机制, 让政府工作人员认识到自己的职责, 尽量避免职责不明、互相推诿等情况, 影响危机的解决。

(四) 树立环境保护意识, 提高应对能力

目前, 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逐渐向媒介化方向发展, 针对这种情况, 政府要树立环保意识, 用开放的思维和前瞻性的眼光看待问题, 加强对公众的交流和沟通。政府虽然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力, 拥有巨大的信息传播优势, 但是在进行危机处理时, 这些优势却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是因为政府对信息传播的规律、特点和方式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 要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培养, 让他们树立环保意识, 增强他们的媒介素养。首先, 要利用新媒体的舆论和信息传播功能, 将其作为与公众沟通和获得信息的主要平台, 了解人们的真实想法和实际需求。除此之外, 还要完善政府官员考核制度, 让他们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媒体上的舆论。政府工作人员要转变观念, 尊重民意, 以真诚的态度与公众进行交流, 从而获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政府工作人员还要熟练掌握各种媒体技术, 增强出台环保政策的能力, 从而有效改善环境污染现象。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政府官员的培训, 通过理论指导、制度约束等途径提高官员的环保意识和媒介素养, 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实现双方的共赢, 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三、结语

在网络时代背景下, 突发舆论公共事件具有煽动性强、媒介化趋势明显、社会影响大等特点, 给政府的处理和控制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 政府和工作人员要认识到公共事件的重要影响, 分析过去自身在观念和方法上存在的弊端, 充分利用新型媒体, 及时、准确发布有关信息, 澄清事实, 解疑释惑, 同时加强与公众的沟通, 主动引导舆论, 采取合理方法对突发舆论公共事件进行分析和处理, 维护社会稳定, 最大限度地避免、缩小和消除因突发舆论公共事件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 为妥善处置突发事件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为创建和谐社会献出力量。

参考文献

[1]彭伟步.突发环境公共事件的形成路径与应对策略[J].绿叶, 2013 (10) .

[2]刘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机制的路径更新——从泉州市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切入[J].孝感学院学报, 2011 (03) .

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论文 篇2

舆论倒逼现象概述

“舆论倒逼”是自媒体时代频频出现的引人注目的舆论现象，有其复杂的生成原因。主要有四种类型：由政府部门信息不公开或公开了不实信息而引起的“舆论倒逼”;由政府部门不作为引起的“舆论倒逼”;由政府部门乱作为引起的“舆论倒逼”;由腐败行为没有受到惩处引起的“舆论倒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舆论工作指导思想为妥善解决“舆论倒逼”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和指明了正确方向。解决这一问题，须从源头上抓起。

“舆论倒逼”是近几年来频频出现的引人注目的舆论现象。有研究者认为：“目前，在中国形成了网络舆论‘倒逼’传统媒体舆论、市场化媒体‘倒逼’主流媒体的舆论格局。在双重‘倒逼’的情势下，很多时候，主流媒体被边缘化了，其及物性以及有效性被严重稀释，很难应对充满巨大张力的中国社会现实。”①这是一段很有见地的论述，但它没有对“舆论倒逼”进行界定。

依笔者之见，对“舆论倒逼”的界定，似可用以下文字进行表述：它是指在公众中形成的与官方、与官媒期望形成的舆论不相协调、出乎所料的舆论，这些舆论反过来迫使官方和官媒对其中涉及的问题作出回应，政府部门还要作出相应的处理。这种现象的频繁出现，与自媒体时代密切相关。此类舆论不可能首发于受到严格控制的官媒;但它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民意、民声、民心，因而“舆论倒逼”就有了不可低估的力量。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段中，在新媒体崛起之前，社会舆论通常处于官方和官媒可控的范围之内，对公众中的不利于政府的舆论，可通过防、堵、卡、封等方法加以严格控制，因而完全有办法阻止与官方、与官媒期望相左的舆论的大面积形成和大范围传播。公众掌握的信息和发表的意见想要产生巨大影响，一点也离不开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传播平台和传播渠道。舍此，既形成不了舆论的大潮，也不可能产生持久的影响。在那样一个时代，社会公众舆论的形成，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依靠口耳相传(相互交谈)或文字传播(书信、宣传材料等)方式形成;二是在体现官方意志的官媒主导下形成(媒体机构及其中的成员、公众中的一部分人，在媒体上发表意见并广泛进行传播)。在此情势下，虽说舆论未必不一律，但绝不可能出现“倒逼”官方和官媒的现象。

“舆论倒逼”的四类型表现

第一类：由政府部门信息不公开或公开了不实信息而引起的“舆论倒逼”。政府与公众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这不自今日始。如果是在自媒体成气候之前的时代，政府不公开应该公开的信息，抑或公开了不实信息，公众只能是徒唤奈何;但在自媒体时代，公众则可以运用手中的传播媒介，自如地发布信息、发表意见、参与众议，以舆论对政府有关部门施压，逼迫政府部门如实公开信息和纠正错误信息。著名案例如“华南虎事件”。网民联手，搜查资料，相互补充，进行甄别，共同证伪，以此形成的舆论倒过来迫使政府有关部门承认失误、承担责任。刊于《东方早报》的题为《“华南虎事件”见证网民力量》的评论说，这次“纸老虎事件”，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依赖民间的努力和民间的能力解决全部疑难问题，未经政府权力和智力的裁决。第二，主流网民表现得相当理性与成熟。他们用冷静的话语摆事实讲道理，技术性地证明真假善恶。第三，无组织无指挥的网上互动自发形成“热情和智

慧的增长点”，最终“功到自然成”。这是“舆论倒逼”充分体现了正能量的经典案例。政府实行信息公开，特别要在公开有关灾难事件信息、敏感事件信息、棘手事件信息和可能担责的事件信息方面经受考验，争取主动。突发性的灾难事件发生以后，能否改变以往的等待通稿和只发通稿的习惯做法，而由事发地的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声、发权威之声，以不失时机地占领舆论制高点?事实上，通稿只能约束主流媒体，未必能约束其他大众传媒，更不可能管住人人手中都有的自媒体。与其如此，不如顺势而变，不太过依赖通稿。

第二类：由政府部门不作为引起的“舆论倒逼”。政府部门受人民委托，应该用手中掌握的公权而作为。然而，有些部门却是常年不作为，一旦事故发生或者酿成大祸，就不能不陷入“舆论倒逼”的困境。2013年1月4日发生在兰考的弃婴被大火吞噬的悲剧，主因是当地有关部门的公共责任缺位。事发后，该部门必然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在遭遇“舆论倒逼”以后，它才开始检讨自己的缺位和不作为。正如《光明日报》上的一篇评论所说：“兰考，不要在‘亡羊’后才想起‘补牢’”，“ 一次‘亡羊补牢’是吸取教训，总是等‘亡羊’之后才想起‘补牢’就是懒政思维在作祟了。而且，‘补牢’之后还不免发生‘亡羊’事故，更令人怀疑相关部门是否真正吸取了前次‘亡羊’的教训，是否在‘补牢’方面下了真功夫。”⑦因此，应对这种“舆论倒逼”的根本之道，当是重心前置，彻底改变懒政思维。

第三类：由政府部门乱作为引起的“舆论倒逼”。政府部门应当依法依规而作为，不应违法违规胡乱作为。胡乱作为者，在自媒体时代必定遭遇“舆论倒逼”。公众会通过手中的“麦克风”，质问其作为的依据何在、意欲何为。此时，众声其实并不喧哗，而是有着许多共同的音符。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在谈到由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引发的“舆论倒逼”现象时，分析说：“动车事故，首先是铁道部的救援不力和处置失当，伤害了民众的感情，然后才轮到检讨媒体和微博是否‘失控’的问题。很多负面事件，首先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危机，然后才是舆论危机。打压媒体报道，封堵网络舆论，并不能使政府工作的缺陷消失，而只会小事拖大，大事拖炸。”⑧因此，此类“舆论倒逼”所体现的逻辑关系是：政府部门的不当作为或胡乱作为在先，充满批评和质疑之声的“舆论倒逼”在后;前者是后者的因，后者是前者之果。只要政府部门的令人不解甚至气愤的不当作为和胡乱作为行为存在，这类“舆论倒逼”现象就不可能消失。这方面的案例很多。江西宜黄强拆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杭州飙车事件等，都是发人深省的例证。

第四类：由腐败行为没有受到惩处引起的“舆论倒逼”。网络反腐是制度反腐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尤其是在反腐尚存在制度缺失的当今时代，网络反腐尤其不可或缺。“要求舆论对腐败给予一些宽容是不现实的，对腐败‘零容忍’尤其是互联网的天性。但腐败在现阶段又的确是消灭不了的，这个矛盾将制造社会情绪的反复发作，扰乱国家政治生活本应有的节奏。中国只会朝着廉洁社会的方向走，即使是有些激进的舆论，官方也必须适应它的倒逼。发达社会有些官员因为某个在我们看来不大的廉洁过失而下台，这种情况将会逐渐在中国上演。”⑨从早些年栽于“九五至尊”的周久耕，到前不久丢官的“表哥”杨达才、“房叔”蔡彬、不雅视频主角雷政富、生活作风不检点的衣俊卿，由东窗事发至被彻查、撤职或法办，都缘于“舆论倒逼”。“舆论倒逼”的成果无疑值得肯定，但是，反腐制度有待不断完善，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舆论倒逼”产生的危害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舆论倒逼”可能“逼”出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由于政府有关部门及时、积极、正确地应对，由被动转为主动，被“逼”出体现正面效果的结局来，政府形象得以修复。另一种结果是：政府有关部门处理不善，公众被激怒，产生更大的对立情绪，政府公信力和形象受损严重。“一次次网络舆论危机，实质是民意通道淤塞、政府应答机制缺失所致的瞬间决堤、垮坝效应。如果政府不能及时疏浚民意通道、理顺应答机制，一味只是封堵民意，只会使民怨的海平面越涨越高”⑩。后一种结果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应该力避。政府部门当从根本上提高理政能力，摆正自己的位置，对公众从心底里敬畏，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前一种结果固然不错，但是政府部门经常被“倒逼”，这说明平时该作为而不作为，或是未正确作为而是胡乱作为，或是信息应当公开而未公开、未如实公开。这就需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而不是在遭遇“舆论倒逼”后再进行危机公关。“舆论倒逼”现象一旦出现，官方和官媒不可采取简单的做法，不能无视它，或者与之逆向而行，或者封杀它;而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顺应它，着力解决舆论反应强烈的问题。

应对“舆论倒逼”对策

其一，坚持实行信息公开制度。人民依法行使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而行使“四权”的基础和前提则是依法享有知情权。因此政府部门应从信息的主动公开、及时公开、充分公开入手，自觉地向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报告重要信息，杜绝瞒报、谎报、不报现象。这仅靠相关部门和个人的自觉是不够的，更要靠制度进行严格的约束。

其二，摆正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为人民服务至高无上，民生问题至高无上。忽视或违背了以上三个“至高无上”，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舆论倒逼”问题。因为舆论问题不单单是舆论问题。

其三，正确认识“舆论倒逼”现象。相当一部分“舆论倒逼”，是公众在帮助政府部门改进工作、弥补过失，而不是在制造麻烦或借故刁难;是在“补天”，而不是在“拆天”。在这部分“舆论倒逼”中，汇聚了公众的群体智慧和创造活力。从本质上说，相当一部分“舆论倒逼”是在探求和维护真理，是在推动社会进步。当然，对其中的偏激情绪、过激之词和不实传闻，当纠正要纠正，当引导要引导，当澄清要澄清。

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论文 篇3

近几年各级政府对网络舆论给予高度关注。2010年初，中央政治局进行的第38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提高网上引导水平，讲求引导艺术，积极运用新技术，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2010年6月召开的全国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会议更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网上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

所以，研究网络舆论传播规律，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网络传播体系；建立系统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引导机制；建立政府与民众间的常设网络互动平台；建立系统、完善的政府应急网络舆论监管体系；完善网络媒体议程设置形式，强化“舆论领袖”的正向引导效力；强化舆论引导艺术，营造网络舆论声势，形成政府网络舆论的正向效力 ，是探索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网络舆论引导策略，构建文明、健康、积极、和谐网络舆论环境，增强政府舆论引导力的重要思路之一。

一.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网络传播体系。

政府网站是我国各级政府实现信息公开，为公众和各种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官方网站。据统计,现在我国各级政府网站的平均拥有率已达86%。其中中央重点新闻网站8家，地方重点新闻网站24家。权威资料显示，目前，中央和地方重点新闻网站每天首发的新闻达到24000条，大陆境内受众覆盖面平均每天超过5000万人次。重点新闻网站的地位和影响力使其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主导舆论流向，成为政府传播政策、信心，构建主流舆论格局的主阵地。

政府利用网络阵地，传播政令信息，沟通民众情感，已成为政坛的一个新气象。据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领导干部上网现状调查”的结果显示，在629名地方党政县处级以上领导中，25.28%的干部经常上网，41.67%的干部偶尔上网。近70%的干部有“触网”的经历。互联网正在逐渐成为政府官员听取意见、体察民情、汇聚民智、科学决策的重要渠道。

所以，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网络传播体系，是通畅政府与民众互动渠道，传播政府良好形象，营造政通人和的和谐政治生态的重要举措。

二. 建立系统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引导机制

我国各级政府和媒体在突发事件网络舆论引导上已经具有了强烈的意识，很多地区、很多部门进行了探索性尝试，基本实现了由被动接收民众对社会问题的反映意见并关门决策的刚性机制向积极引导、公众参与配合的弹性机制的转变。

“5·12”汶川大地震后，各级政府和媒体坚持信息发布“及时、全面、开放”的原则，将抗震救灾作为媒体报道的重中之重，政府部门及时发布最新信息，各级媒体通过多种形式大面积报道，让民众及时了解事态进展，牢牢掌控住舆论主动权，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后，政府及时发布信息，网民广泛响应和传播，有效驳斥了外部的虚假宣传。

三. 建立政府与民众间的常设网络互动平台

充分利用网络的互动平台，建立一个公众意见的自由表达平台，并及时宣传、解释政府的行动, 从而引导舆论方向，引导公众理解和支持政府的行动。让公众对危机信息的理解建立在全面、理性的基础上，从而避免过激言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涉及到重大民生问题的部门，应该在网络上开辟适宜网民表达意见的平台，并指定专人及时了解网民的意见动态，做好回复工作。如开通问题反应信箱，使网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把意见传达给管理部门;开辟政务论坛专区，使网民可以在论坛上自由发表观点，指定专人与网民互动，表达政府观点，为网民解疑释惑，有效疏导网民情绪。

政府建立与网民的有效互动平台，一方面可以更加具体深入地了解网民的各种意见诉求和疑问，有针对性地进行新闻发布，传达官方声音，引导舆论。另一方面互动渠道的有效运转满足了网民参政议政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观念的更新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民众的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参政议政的需求十分强烈，因此，政府开通网上政务信息互动平台是保证公众行使参政议政权利的重要举措。

因此，政府部门在开通与网民的互动平台后，还应不断完善使其制度化。这个制度可以包括网民反映、渠道畅通和部门回应三个方面。确保渠道时时畅通，有反馈机制，而不是流于形式。政府部门应设立专门机构，并指派专门人员对网民意见认真分析，及时回复，必要的时候应与网民反复互动。

四. 建立系统、完善的政府应急网络舆论监管体系

1.实行信息源开放政策，随时调整网络舆论的走向。政府利用自己拥有权威信息源的优势,通过媒体并调度媒体及时发布信息,同时传达政府的抗灾指令和救援措施,根据事件的发展变化，将网络舆论的引导纳入国家危机处置的整体框架中来。

①控制信息流。畅通信息传播渠道，保证信息顺畅、真实、完整地呈现在网友面前，使其对突发事件做出准确判断，促使舆论按照有理、有序、有利于建设的方向发展。

②引导影响流。通过加强权威意见；对争议意见组织评论；对错误意见予以删除；培养意见领袖等措施强化信息管理。

③消除噪音流。通过公开的方式，弱化突发事件处置的一系列不和谐因素，展示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积极应对态度。实现政府危机传播的最佳效果。

五. 完善网络媒体议程设置机制，强化“舆论领袖”的正向引导效力。

根据传播学规律，受众态度经常受到“舆论领袖”影响。当突发事件发生后，海量信息充斥于网络媒体，大量网民难辨真伪，可能会无所适从，这时他们往往会将网络舆论权威的声音作为自身判断的主要依据。具有权威性的网络“舆论领袖”包括政府部门网络发言人、网络评论员、部分专家学者及网络论坛版主、名博客博主等等。强化舆论领袖的正向引导力，使多数网民在意见领袖的正确引导下，实现网络舆论良性循环，是当前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重点之一。

首先，需要发展壮大政府网络发言人和网络评论员队伍。网络发言人、评论员的主要任务是“经常登录相关网站，关注舆情动态，以普通网民的身份参与宣传和讨论，工作逐步由被动应对到主动发帖，由个人单兵作战到集体行动，引导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他们上网发表文章、帖子以及新闻跟帖，在一些重大的网络舆论事件中较好疏导网民情绪”。

其次，需要号召民间“舆论领袖”配合，科学引导舆论走向。民间舆论领袖对网民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因此，做好这些人的转化工作，对网上舆情的引导至关重要。做好转化工作应该从注重道德约束，明确社会责任入手，鼓励“意见领袖”多反映真实情况，传达政府声音，为网上舆论引导服务，达到“以网民引导网民”的效果。

六. 强化舆论引导艺术，营造网络舆论声势，形成政府网络舆论的正向效力

积极探索网络传播规律。充分利用滚动发布、在线访谈、网络评论、即时通讯、手机短信等手 段方式,熟练运用网言网语,澄清事实、解疑释惑,牢牢掌握引导舆论的主动权、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舆论强势“话语权”，利用网络新闻留言、BBS等网络互动平台关注的新闻网民言论，因势利导强化观点，形成网络舆论强势。如人民网的“观点频道”和“强国论坛”、新华网的“新华言论”和“发展论坛”、国际在线的“管窥天下”、红网的“红辣椒评论”、千龙网的“千龙评论”、东方网的“东方评论”、中青在线的“青年话题”等。在每次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中都能够及时把握重要问题，引导网民展开激烈的讨论，且对问题的讨论比较深入，进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这些来自各网站的媒体言论与论坛及新闻跟帖中，具有建设性的看法和观点，甚至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影响。比如对刘涌案、宝马车撞人案等事件的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都显示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提升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力 篇4

一、遵循新闻规律, 提高报道的时效性和内容的透明度, 把握舆论引导主动权

在信息化加快、传媒多元化的时代, 遇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以公开为原则, 以不公开为例外”。主流媒体要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冲破封闭的新闻理念的束缚, 把握政策空间, 争取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高度, 抢占第一落点, 掌握舆论主动权。

灾情不会因传播而变得更严重, 却能因信息的公开透明而赢得更多补救的机会。面对突发公共事件, 广电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首先要对政策环境有充分、准确、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据此判断自身的行动范围和行动底限。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 (1) 第一时间决断, 尽可能地在第一时间发布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 满足公众知情权, 坚持健康向上的基调, 坚持正面报道为主; (2) 以最快的速度接近和进入第一现场; (3) 实现最感人、最动人的“第一高度”, 在思想深度、题材广度上提炼和深挖最感人的细节和典型故事。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江苏广电总台在第一时间派出记者, 迅速及时, 全方位高密度地进行报道, 两个多月内, 派出记者69人, 播出新闻12800条, 总时长42000分钟, 其中新闻中心制作播出电视新闻1600多条, 总时长3000多分钟, 中央台采用500多条次, 名列全国省级台前茅。一线记者冒着生命危险, 记录抗震斗争中的英勇事迹, 记录江苏救援队的感人故事, 记录江苏人民支援灾区的深情厚意和无私奉献。江苏卫视《人间》栏目推出大型抗震救灾特别节目《众志成城爱在人间》, 通过《记者亲历》、《亲爱的小孩》、《生死不离》、《加油, 北川中学》、《英雄》等14档特别节目, 记录和传播了灾难发生后的政府关怀和人间大爱。这些报道和专题第一时间发布了信息, 稳定了舆论, 满足了群众的知情权, 也牢牢掌握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二、贴近舆情和民情, 增强热点引导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关注度高, 传播速度快, 如果不及时发布正确的消息加以引导, 就会扰乱人心和社会, 干扰整个工作部署。美国社会学家G·阿尔波特说:“流言传播的速度=问题的重要性×公众不了解的程度。”因此,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 作为主流媒体, 一是不失语, 二是不失衡。首先, 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 不迟报, 不瞒报, 不夸大, 不漏报。其次, 把握好度, 要适度适量, 不炒作。在报道中体现以人为本, 最大限度地尊重民众的知情权, 尽可能地把新闻传递给大众, 尽可能地把客观事实展现给社会, 做到见人、见情, 善于挖掘和发现正面因素, 传播感人的事迹和英勇献身的精神。新闻报道一定要贴近舆情、贴近民情, 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主流媒体应根据群众的信息需求, 利用媒体自身的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 有意识地主动设置议程和话题, 形成第一落点的引导, 引领人们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认识, 引导社会舆论在正确的方向上发展。

2007年5月底, 江苏省太湖流域蓝藻集中爆发导致无锡部分地区自来水发臭, 无法饮用, 给无锡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江苏广电总台第一时间派出报道组赶赴现场, 严格按照江苏省领导和宣传部指示开展采访工作。面对无锡市民人心惶惶、疯狂抢购纯净水, 我们一方面在新闻节目中对蓝藻的危害进行如实反映, 另一方面, 着重推出多个专题进行正面引导, 通过《江苏:企业恶意向太湖排污将受到重罚》、《江苏多策并举“清”太湖》、《无锡:举全市之力共保太湖》等报道传递江苏省委、省政府政令, 反映省委、省政府对这一事件的高度关注、治理污染的措施以及切实加强水源地保护、确保城乡饮用水安全的各项努力等, 迅速平息公众情绪, 推动事件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在做好节目的同时, 我们还积极向中央台发片, 并主动向汇聚无锡的境内外媒体提供画面资料, 披露江苏处理危机的决心和举措等权威信息, 有效地引导了舆论, 维护了江苏的形象, 也为江苏省委、省政府处理好这一公共突发事件赢得了时间和舆论上的支持。

三、发挥电视传媒优势, 创新报道形式, 提升影响力

在对政策环境有了充分、准确、深刻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 新闻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如何创新报道形式, 充分发挥直播优势, 在提高采集力、传播力和影响力上下功夫, 是做好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有效手段。

1. 发挥现场直播的作用

面对突发事件, 直播是传播信息的最有利工具, 也是最大限度地发挥电视优势的报道形式。电视直播把现场情景的图像、声音及记录、报道、采访等即时传递给观众, 突破了传统电视节目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记者的报道、现场的进程、电视台的播出和观众的接受在同一时间进行, 将事件在第一时间相对完整而真实地呈现在受众面前, 体现了新闻报道所要求的及时与真实, 最大程度地还原或重构事件。目前, 电视直播手段在我国电视报道中广泛运用。

2. 多使用连线报道

由于条件的种种限制,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画面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传输, 此时可以更多地采取连线的方式进行报道, 以赢得时效。在江苏广电总台抗震救灾直播节目中, 大量前方记者的最新报道, 都是通过电话连线手段进行。在随后的新闻时段中再播出前方记者传回的图像新闻。连线报道中有两种能力需要加强:一是加强演播室的采访能力, 要掌握引导被连线人的最佳状态, 并能根据发回的现场最新信息, 做出即兴采访;二是加强对现场信息和记者现场动态的敏锐把握, 准确甄别并采取恰当方式给予不同处理和补救。

3. 丰富电视直播的表现元素

字幕具有简约、精练、鲜活、朴实的特点, 制作起来省时、省力, 不受时空限制, 能够迅速播出和及时更新;同时, 字幕新闻的播出不会影响其他节目的正常播出。对于现场镜头无法表达或难以清晰展现的细节, 要善于使用图示、三维图像等电视元素来弥补现场画面表现力的不足, 增强信息解释功能。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 新闻媒体可以利用这一手段来提高报道的时效性, 扩大报道的信息量。

4. 加强直播系统总统筹的全程指导和协调

直播的各工种、各人员、各岗位, 把关注力放在自己岗位上, 往往缺少对全局、对事件发展趋势的理解和认识, 特别是记者, 在某些现场采访中, 由于通讯的困难, 很难获取其他现场和全局发展信息, 对事件发展的整体进程缺少把握, 从而影响他们对所在现场和报道重点的转换的理解。

直播系统的统筹策划应该为直播各岗位、各工种, 特别是前方记者, 提供全面的、前瞻性的指导和协调, 帮助他们从全局去认识和理解各自所处的现场和过程, 明确报道重点及其变化, 对变化中的、富有表现力的细节保持高度新闻敏感。

四、在运行中创新机制提升, 提高团队作战能力

重大公共突发事件考验媒体的紧急应对能力和战斗作风, 这需要长期的有意识积累。无论是价值取向、评价标准, 还是应急指挥保障、专家队伍、报道保障、报道队伍、技术保障、后勤保障、支撑体系, 以及报道预案、动员能力, 都必须认真面对, 这样才能保证媒体面临严重情况时, 能够迅速组织有序报道, 保证报道方向不出偏差, 信息传递充分透明, 领域覆盖全面而不偏见。

突发公共事件往往打破媒体报道的常规, 是对媒体反应能力、判断能力、组织能力、随机策划能力和各项保障的考验。“胜负靠指挥, 输赢靠技术, 成败靠队伍”。近几年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频频发生, 使人们逐渐开始重视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机制。一套成熟、规范、高效、操作性强的报道机制能够有效提高媒体的反应速度, 统筹协调报道内容, 形成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全方位展示。在汶川地震报道中, 媒体反应迅速、信息渠道多样、信息内容丰富, 为建立完善突发事件报道机制积累了重要经验。

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机制一方面表现为媒体人力、物力的组织协调机制, 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报道内容的统筹策划。

1. 建立组织指挥机制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是一项综合性工程, 需要领导靠前高效指挥。在电视媒体中, 无论是采编部门, 还是技术保障部门或是行政服务部门, 都要积极参与并发挥出各自的有效作用。这就需要成立突发公共事件领导小组, 统一组织协调, 减少中间环节, 提高效率, 做到管理的有序、有力、高效。比如, 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 可设专职联络员与宣传主管部门保持通畅、密切的沟通。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期间, 领导小组每天都要力争召开由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议, 传达指示和精神, 合理调配人力物力, 协调解决问题, 找出缺陷和不足等。中央台在汶川大地震报道中做到了“四个统一”, 即宣传统一指挥、人员统一调度、设备统一保障、后勤统一协调, 确保了反应及时、导向正确、资源合理调配、协调顺畅与高效。

2. 建立和培养应急机动和直播采访队伍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间紧, 机动要求高, 尤其是现场直播对记者、主持人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适应快速反应的要求, 有必要建立一支快速反应的小型化直播队伍。这支队伍具备采、编、播一体机动作战能力, 既善于发掘事件, 抓住现场细节, 又能驾驭宏观情况。因此, 记者不仅要有文字功力, 还要有镜头前的表现能力。

3. 建立项目性的编辑、编播运作体制

所谓项目性的“大编辑部体制”, 就是针对具体事件, 建立一个大编辑部, 作为整个报道和制作的大脑、中枢神经, 对各方资源进行统一协调配置, 统一策划选题、使用设备、调度编辑、记者、主持人等。记者采集回来的素材由大编辑部统一调配, 各栏目能够各取所需。当突发事件发生时, 大编辑部能及时打通各个栏目, 统一价值判断标准, 统一安排栏目的播出时间, 使各个栏目都围绕一个主题来安排节目内容。这样既可以避免题材之争, 又可以同一时间进行立体化、多层次、多角度的动态报道, 从而产生报道的规模效应。

4. 建立先进的技术保障机制

常态新闻比思想,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比时效, 比传输。得传输者得新闻。这一点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尤为深刻。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 情况十分复杂, 要求我们用最先进的传输技术装备新闻队伍, 尤其是前端技术, 在技术配备上要增强便携式、机动性强的传输设备, 使技术保障满足事件报道要求。技术先进, 数量足够, 迅速到位, 上传得快。江苏广电总台一向重视现场直播的传播效应, 早在2002年, 就在全国省级卫视中率先购买了两辆卫星车, 加强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直播。《江苏新时空》、《南京零距离》等品牌栏目自成立之初就把“直播”的理念放在重要位置, 实现了直播常态化。

5. 建立快捷的信息网络体制

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论文 篇5

文/伍晓阳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当前，随着传统媒体的深刻变革和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使新闻和信息发布变得愈加便捷和普及，尤其是网络媒体，凭借其实时、快捷、廉价、有效等独特优势受到众多网民的青睐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日益显示出强大的威力。与此同时，政府部门的工作性质和特点，使其极易成为社会瞩目的热点和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的关注，一方面可以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为干群沟通建立良好的氛围，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府部门的认知度；另一方面，如果舆论导向偏离，也可能混淆是非，误导群众，损坏公务员队伍形象，影响政府工作。能否正确运用媒体这把“双刃剑”，引导媒体做好宣传工作、争取社会舆论的主导权，关系到公务员队伍的形象和政府工作发展全局。新闻报道的媒体策划、突发事件的媒体应急和舆论引导，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一、突发事件中舆论引导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近年来，全国已发生多起因社会舆论应对不力而导致的严重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事件”、沸沸扬扬的“杭州飙车案”。在解析这两起群体性事件时，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新闻1+1”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关部门在舆论处臵上犯了两个相反的错误：一是有关部门处理过慢。“瓮安事件”中，因官方未及时回应群众越来越激烈的请求，使矛盾越来越激化，直接导致发生严重暴力事件，后来才由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二是有关部门处理突发事件时过快、过于草率。从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来看，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政府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各种社会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尖锐，也使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特别是在征地拆迁中，干群对立的事件屡见不鲜，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而有的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对少数问题不假思索地“曝光”，降低了政府威信。尽管政府部门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尽量解决各种矛盾问题，缓解干群关系，但是此类事件愈演愈烈，使部分地区政府工作陷入被动局面。另一方面，某些政府部门舆论引导工作相对滞后。在舆论引导形式上呆板单一，依旧满足于在报纸上、电视上刊发些类似公文的消息，群众接受程度十分有限；在组织策划上，缺乏系统的宣传策划，宣传力量时强时弱；在时效上，断断续续，没有形成持续、有效的宣传舆论攻势，从而导致了政府舆论宣传工作受众面小、传播范围窄，有“王婆卖瓜”之嫌，甚至受到群众的抵触和反感，宣传效果事倍功半。客观说，政府部门的舆论引导工作，还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迅捷多变的舆论监督的需要。

二、突发事件中舆论引导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面对新形势，舆论引导的观念没有与时俱进。一些媒体没有准确把握舆论引导发展趋势，观念陈旧，导致舆论导向偏差。当前，还存在一种观念：一提宣传首先想到的就是“夸”。个别领导认为宣传就是写给上级领导看的，轻视社会舆论宣传的力量，对媒体报道不能冷静对待，只能见好的，不能见坏的，见了正面报道就洋洋得意，见了负面报道就暴跳如雷，不是扪心自问自身行为中的不妥之处，而是指责媒体报道不实，给人以权压人的感觉，在公众中产生不良的影响。有的单位和领导在与媒体打交道时仍停留在吃吃喝喝勾兑关系上面，不知道换位思考，不考虑媒体的生存规律和运作方式，未能策划出满足媒体需要，又对政府部门、人民群众有利的多赢的宣传舆论方案。一些宣传干部缺乏媒体应对能力，对受众的心理需求臵若罔闻，新闻宣传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在与媒体的沟通中普遍缺乏应对的经验和技巧，忽略了媒体自身才是控制新闻的主角，往往有自吹自擂的味道，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与媒体沟通存在误区。“防火、防盗、防记者”，部分领导害怕承担责任，抱有说错还不如不说的想法，尤其是面对突发事件，首先想到的就是“捂”、“遮”，封堵消息，或者以势压人，以权堵口。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一方面公务员群体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没有得到传播，造成了政府形象资源的流失；另一方面，媒体没有得到客观、真实的信息资源，被迫捕风捉影，被谣言和猜测左右，个别案例被歪曲、炒作，有损于政府形象。

机制不健全，不能适应当前媒体的发展。由于工作中没有针对性地制定媒体应急的工作规范，部分领导干部缺乏应对媒体的基本常识和经验，没有把新闻舆论引导提高到讲政治的高度，缺乏基本的新闻敏感性。面对媒体反应迟缓，该说的不说，丧失话语主动权；或者是不该说的乱说，口无遮拦，在没有调查清楚情况前，没有向领导汇报的情况下，私自接受媒体的采访。同时，发生突发事件后，舆论引导工作也没有主动介入，没有在第一时间介入，对问题处理的立场和态度不能及时表明；或者滥用职权，封杀当地媒体，结果让外地甚至境外媒体曝光，失去了抢占舆论高地的最佳时间，也错过了澄清事实、扭转形象的时机，在社会舆论上显得被动、尴尬。

正确理解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政府和新闻媒体可以说是一对“欢喜冤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既是相互合作、相互依赖，但有 时又会产生矛盾。政府工作需要通过媒体来争取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媒体也对政府部门丰富的新闻资源更欢迎。同时，媒体是社会舆论的重要监督力量，有对政府部 门实施监督的义务。面对媒体有失客观的负面报道时，有些政府部门无疑会感到愤怒和委屈。其实，政府部门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只要从大局出发，把握住 了相互需求，相互体谅，努力实现双赢，很多方面会取得一致。如果我们只考虑自身需要，不考虑媒体和群众需要，强硬要求发布对自己有利的消息，不准发布不利 消息，不仅会引起新闻媒体和社会群众的反感，也违背了政府执政的基本原则。

加强舆论引导工作的策略和方法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关键是提高舆论引导的有效性。政府部门通过对外加强沟通合作，对内强化自身素质，提高媒体应对的能力，增强舆论引导的有效性，争取社 会舆论的主动权。对外沟通合作要求有关部门要善于和媒体搞好关系，要以交朋友的态度，以诚相待、主动沟通、加强联系，通过媒体来促进政府的工作，以新闻的 形式来达到宣传意图，有效扩大正面评价，及时化解或减弱负面评价，塑造政府部门的良好形象，优化政府工作的外部环境。

常态工作中的媒 体应对。一是搭建与媒体的互动平台，定期发布消息，加强交流，增进感情，实现双赢。建立定期的新闻发布会制度，主动、诚恳地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充分向媒体 提供政府工作信息，达到实现政务公开和占领舆论阵地的双重目的。同时，还可以定期或不定期根据工作的需要举办见面恳谈会、听证会等，及时向媒体通报情况，倾听媒体的意见和建议，以赢得媒体的理解和支持。二是做好舆论引导的策划。在新政策、新规定以及工作推进中的新举措出台前，预先制定舆论引导的工作方案，以保证舆论引导在前。根据政府工作进展，有计划、分阶段地进行舆论引导，既有效地开展了工作，又避免引起媒体的负面炒作。

突发事件状 态下的媒体应对策略。处理突发事件媒体舆论应对的策略主要在于，通过与媒体的合作，快速收集事件信息，发布官方信息，解疑释惑，最大限度地控制危机信息传 播，化解或减少危机造成的损害。其中，在信息发布上主要体现三说原则，即抢先说、不断说、统一口径说。突发事件发生后，应该立即启动舆论应急预案，主动联 系媒体，力求在第一时间准确发布信息，及时、坦诚表明官方的立场态度、处臵意见和工作进展，才能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引导受众理智客观地看待问题，平息萌 芽中的受众非理性舆论压力。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气会、恳谈会、听证会等互动形式，及时答复来自媒体的各种质询，有针对性地向媒体做好说明解释，不给媒 体进行炒作性报道的机会。同时，还可以组织正面宣传，树立正面典型，引导媒体和公众更多地关注正面信息。对内强化自身素质，采取有效措施，增强领导干部媒 体应对能力和水平，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论文 篇6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舆论,策略

一、突发公共事件的定义

何谓突发公共事件?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 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 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以下四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比如朝鲜核试验、俄罗斯陨石、北京雾霾天气引发世界关注等等。中国目前处在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时期,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 各种突发公共事件会越来越多。

我国都将面临突发公共事件所带来的严峻考验。在突发公共事件面前, 通过媒体的传递、服务和引导, 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 进而最大限度地化解危机、稳定社会和人心。

二、舆论引导的定义

舆论引导又称舆论导向, 是一种运用舆论操纵人们的意识, 引导人们的意向, 从而控制人们的行为, 使他们按照社会管理者制定的路线、方针、规章从事社会活动的传播行为。

舆论引导包括三方面内容:一对当前社会舆论的评价;二对当前社会舆论及舆论行为的引导;三就某一社会事实制造舆论。正向舆论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 而负向舆论则对社会发展起到破坏和阻滞作用。舆论导向的基本原则:党性原则;正面引导原则;真实性原则;分流原则;有度原则。

三、相关突发公共事件中舆论引导

现在, 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多媒体工具全面普及, 公众可以选择的信息来源增多。大家已经不满足于“电视播什么我就看什么”、“报纸写什么我就信什么”, 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多种了解信息的途径。同时, 公众也越来越重视表达自己的观点, 以寻求社会的关注。

本文以为, 越是负面突发事件, 越要争取做到正面舆论引导。例如, 2008年5·12地震报道属于高水平的报道案例, 在时效性方面有了很好的提高。5月12日14点46分, 第一条快讯由新华社对外发出, 15点中央电视台正式播报新闻动态, 据统计当天共播发英文新闻204条, 中文236条, 其他528条。同时, 官方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也很到位。为了方便国际媒体采用稿件, 新华社对外部组织优秀的英文编辑, 直接用英文撰写消息、特写、评论。这个举动收到国际媒体的热烈称赞, 针对海外公众的专版也获得认可。中国对外媒体的发稿量占据了国际相关报道流通量的绝大多数, 被境外媒体引用。

当然, 总体上也有一些地方值得改进。例如今年的长江漂万头死猪事件。从2013年3月8日以来, 上海方面打捞起的死猪总计上万头。一起事涉威胁上海饮用水安全的突发公共事件, 或将渐渐淡去, 但围绕事件的种种质疑仍在继续发酵:死猪漂浮水源上, 如何确保水质达标?在环境突发事件面前, 除了看到生产和管理能力的落后与粗疏之外, 还应追问为什么区域间的沟通联动如此之难。长江漂万头死猪事件, 公众的视线被境外媒体的不实报道所吸引, 国内媒体经常走在境外媒体的后面。另一方面, 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还严重伤害了我国人民的感情, 从而影响国与国关系。所以, 在公共事件上进行不实报道, 后果是极其严重, 影响也是极其恶劣的。

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彭博社、纽约时报、CNN、美联社等, 海外媒体对死猪事件的关注早已远远超过了中国两会。直到3月8日中国各大媒体和门户网站都没有任何相关报道。相对于境外媒体的新闻报道, 国内媒体一贯的延迟报道的通病再次显现。随着事件的逐渐公开、发展, 国内媒体再重新关注、持续报道, 如此虽然加大了力度, 但是,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 已经失去了即时、真实的特点。从这个问题, 值得所有国内媒体反思。“后发制人”式的报道难以消除时效性落后导致的媒体公信力和舆论引导的质疑。

四、争抢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主动权

综上所述,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 主流媒体争夺突发公共事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不言而喻。做好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 是政府、媒体的责任和使命, 事关国家形象、政府公信力和媒体价值。因此, 我们必须解放思想, 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 引导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走向。

第一、牢记责任第一。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的组织引导工作, 对各级党委政府、宣传主管部门来说, 是一场严峻的挑战, 必须不缺位、不退缩、勇于担当。具体来说, 做好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

第二、做到报道首发。一旦发生突发公共事件, 省市各级宣传部门和主流媒体, 必须要第一时间发布消息, 掌握主流舆论的导向。做到传播过程中的, “先入为主”。不能给境外不良媒体留下散播不实消息的机会。

第三、重视多种媒介。电视台、广播台、党报等主流媒体要占据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前沿阵地, 要充分利用多种媒介传播。手机媒体随着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 出现各种即时通讯应用, 比如微博、微信等, 公共交通工具车载媒介, 有滚动直播的优势, 各种期刊杂志、广告手册流通方便, 便于携带。突发公共事件传播中, 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介, 形成传播全方位。

参考文献

[1]陈亚菲:《信息透明化对塑造我国国际形象的作用》, 《黑龙江科技信息》, 2008年第35期。

[2]梁泉:《发展新兴媒体推动报网融合构筑舆论引导新格局》, 《中国报业》, 2009年第7期。

[3]丁柏铨、王雄、董秦:《新闻舆论引导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7月。

[4]童兵:《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与大众传媒社会责任》,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5]沈正:《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研究》,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0年4月。

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论文 篇7

(一)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内涵

我国对突发公共事件有较为明确的界定,社会也普遍认可。一般指突然发生的,可能或已经造成了严重社会危害,并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主要有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类。《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在定义的基础上,也做了具体的应对部署。

(二)传播主体变迁衍生的新特点

较之于传统传播途径,新媒体下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具备以下新特点:一是广泛的知晓度。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不再局限于点和面的线性传播,而是一个网状传播。信息会第一时间到达终端,几分钟甚至更快,公众便可知晓千里之外甚至世界各角落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心理的接近和职业的接近,比以往地缘的接近更能引发公众共鸣,挥动手指,转发至微博、空间、朋友圈,分分钟将事件广为传播,甚至全网覆盖。看客下的当前,这一现象更为普遍。二是高度的公众参与。21世纪的公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新闻,并借助智能终端很快参与到事件中去,了解、评论、转发,形成舆论压力。以新浪微博为例,阅读量过亿的话题榜达有四个,其中新华社中国网事主持的#上海外滩踩踏事故#阅读量达到12.9亿,讨论18万次,粉丝35916名,公众参与的热情可见一斑。三是无限的感性放大。突发公共事件因其程度不同,划分为一般、较大、重大、特别重大四个级别,网络是社会的放大器,一般性的突发公共事件进入网络平台可能被放大为较大的事件或重大事件,尤其是在问题较为集中的社会领域,此时,真相已被部分网民的情绪所淹没,偏离主题,演化为一场放大的、刺激的、盲目的情绪宣泄。

二、上海踩踏事件中的舆论引导

(一)上海踩踏事件中的舆论危机

首先是公众影响舆论。伴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将对舆论产生重大影响。在事件的发展进程中,一些网络草根部门深挖一些新鲜信息吸引眼球,形成舆论压力,甚至会对政府形成倒逼之势。

其次是谣言滋生和非理性话语的出现。谣言并非空穴来风,更像小道消息,听起来有模有样,有理有据。在2014年12月31号晚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因散发某酒吧代金券而引发踩踏事故,几乎成为第二天人们接受的第一个“事实原因”,但事后证明,优惠券根本散发不到事发地。但公共危机事件为谣言滋生提供了温床,干扰了正常的舆论导向。

“在互联网的语境下,所有可能的传播平台已经由观点的市场变成了情绪的流放地,事实并不重要,大部分参与者都没有捕捉到基本的事实真相、基本的事实框架,所有人都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参与了表达,卷入了这场我们所说的‘暴动’。”[1]非理性的话语包含着毫无顾忌的情绪宣泄,也包含了一些非道义、非人性的言论。歪曲的、暴戾的话语,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屡见不鲜。

最后是地域歧视衍生。当危机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时,人们的情绪无处宣泄,此时,地域歧视将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演变为不同地域的对骂。在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一股歧视外地人的声音悄然崛起,“蝗虫滚出上海去”、“死的都是外地人”,“外地人”与“本地人”标签化的设置,引发地域攻击口水战,煽动负面情绪,背离事件本源,形成另一种社会舆论。

(二)上海踩踏事件舆论引导的问题与反思

1. 发挥官方舆论场的主导地位

首先保证官方信息及时发布。官方信息的快速发布,不仅是负责任的态度的表现,更是尊重舆论传播规律的必然要求。谣言止于真相,真相消除恐慌,面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快”。

作为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最早的信息公告是在2015年1月1日01:01,内容包括时间、地点、事件、伤亡情况,要素较全,提到“事故发生后,上海市连夜成立工作组。韩正、杨雄要求全力做好伤员抢救和善后处理等工作,告知公众官方对于事件的重视”。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网站首页的新闻发布中,共有8条新闻,其中从1月1日至1月7日每天一则“关于外滩事件伤员救治情况的通报”,另一条是1月1日发布的“市卫生计生委集中全市医疗资源抢救伤员”。

但不得不说,上海市在这次危机事件中的应对是滞后的,虽然公开了信息,但它的信息只是停留在表层,“伤亡多少”、“多少人出院”、“多少人正在接受救治”、“政府要求妥善处理并做好后期安抚”等,并未触及事件的本源、原因。因此舆论始终处于混乱状态,公众的负面情绪不断扩散。

其次要快速查明事件原因。面对公共危机事件,公众迫切需要了解事件的起因,此时公众往往是有归因偏向的。所谓的归因偏向是指:公众在为危机事件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出现某种系统的偏向。[2]情绪是致使归因偏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不满情绪充斥着网络,其中最主要成分是愤怒,在没有得到权威信息发布时,人们在给危机事件寻找原因时,同样表现出归因偏向现象,更容易将事件的原因归咎于政府、官员和上层社会。

“快报结果、慢报原因”似乎已经成为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处理的一个定式。2011年7.23甬温动车事故,直到当年12月28日才真正公布原因。而上海特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原因需要多久才能公布?根据网友的猜测,目前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酒吧撒发类似美元的代金卷引发哄抢踩踏。(2)有人持刀,引发踩踏。(3)场内警察太少,管理不善,引发拥挤踩踏。(4)政府信息传播不畅,市民未能了解实际情况,一直蜂拥至外滩,最终导致悲剧发生。(5)国民素质差。截止到目前,只有第一个原因被上海警方否定,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原因被官方所披露,公众由猜测逐渐转变为对政府不作为的不满,更容易将原因归结到政府和政府公职人员身上。因此,将舆论回归于正常,必须尽快通报事件原因。

最后应重视人文关怀。按照2006年1月颁布实施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死亡人数在30人以上属于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上海踩踏事故死亡36人,当属特别重大事故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应由国务院负责组织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七条: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表示:“外滩事件告诉我们的是,政府要主动追踪社会动向、追踪市场动向,提供更加精细的管理、服务和保障。守夜人的责任就是这样”。[3]但在此次事件中,截止到踩踏事件“头七”,官方依旧没有出现对人、对生命的关怀。悼念都是网友或市民自发进行,而官方的缅怀也只停留在微博这一虚拟的空间,惟一可捕捉的是领导到医院看望伤员,官方舆论发挥引导作用,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到从情感上、心理上、价值观上实现人文关怀,为进一步发展舆论营造时机。

2. 发挥“草根”舆论场的主观能动性

首先要发挥“草根”舆论场中的积极作用。新媒体语境下,网络舆论得以形成,以往甚是稀缺的媒体资源,可为普通大众所享有,人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参与者,甚至影响最终的决策,观点自由市场的推动下,各种思想在此处交汇,新媒体俨然成为社会舆论的摇篮和放大器。“草根”舆论必然被占据一席之地。事实上,在公共危机事件面前,往往是虚拟的网络环境率先躁动,形成巨大舆论压力,而后才向现实环境辐射延伸。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显示:据对中国210起重大舆论事件的研究发现,网络舆论在约七成(67%)的事件中起到了推动政府解决问题的积极作用。[4]公众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最初是不带属性的。充分发挥草根舆论场的积极作用,同样推动事件更好地解决。

其次要调控“草根”舆论场中的消极情绪。网络舆论的成员多为“草根”阶层,由于其文化层次、生活经历、认知能力的不同,对同一事件,将会发出不同的看法,这就导致草根舆论场的庞大繁杂、无序片面,情绪易走极端。特别在非常规突发事件之前和初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往往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性质、强度、发展趋势以及危害等缺乏明确的把握,见仁见智的情况就更加难以避免。[5]

在众多网友陷入悼念哀痛之中时,有一批人却在网络中传播不和谐语言和画面,活跃在舆论中。微博博主“墩墩智囊”在《舆论中的几类泥沙》一文中这样描述不和谐因素:啃食“人血馒头”的营销党、“唯恐天下不乱”的谣言党、“毫无底线”的眼球党、“义愤填膺”的人肉党、“居心叵测”的攻击党。网民的素养良莠不齐,但消极负面的情绪很容易引发心理上的共鸣,成为乌合之众。面对草根舆论场中的种种不和谐因素,要及时进行调控,发挥意见领袖的积极作用,消散不利情绪。良知者对事件的感慨,电视画面对灾难发生地的还原,亲历者对灾难的回顾,将是最好的回击。

3. 发挥媒体舆论场的最大作用

舆论引导中的新闻媒体,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发布新闻舆论,另一方面又主动地反应社会舆论中的合理部分,从而对公众也即受众实施舆论引导。[6]

传统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往往是滞后的。比如报纸,这次事件发生在23:35分左右,所有日报都已排版完毕,事件的发展难以有一个准确的定数,在第二天的报纸中,往往只能呈现“豆腐块”,电视媒体相对好一些,可以以字幕形式多次滚动播出。纵使滞后,但传统媒体凭借其自身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在日后的报道中,很容易就可以处在引领舆论的位置。事实证明,公众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面前,对主流媒体的权威咨询始终有着特殊的依赖。[7]

在上海踩踏事件发生后,央视综合频道在1月1日的新闻30分中,播出了记者在事发地的现场直播,内容包括事发位置、情况,并告诉人们类似美元的代金券是撒不到现场的;1日下午的《新民晚报》共用了四个版面对此事件全面报道;2日新华社深度报道三问“上海外滩踩踏事件”:风险预防策略是否充分?安全管理手段是否到位?应急管制是否及时?问出公众心中的疑惑,将舆论上升到新的高度;《南方周末》在这一期头版发表了《踩踏事件:失守的守夜人》,多方采访,深度挖掘,还原了始末,替公众责难,也替政府反思;新媒体在此过程中,一直不间断的追踪,如澎湃新闻等。

媒体除发布官方数据外,深入的采访报道,告知受众更为全面的信息,舆论不偏不倚地引导,是这次事件未能发酵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舆论中的谣言和暴戾。

三、结语

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论文 篇8

随着事件渐渐平息, 网络中自称为“参加了该事件应急处理”的某基层官员的“博客日志”引起了公众注意, 该日志以一名地方官员的视角表达了自己参与处理事件的“六大感受”, 深入分析了此事件背后存在的深层次矛盾, 并提出处理事件需要解决的几大问题。这篇日志的发布, 一时间在网络乃至社会上引起舆论关注与广泛热评。新一轮的舆论声势让我们在“石首事件”出现“舆论引导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的问题面前, 似乎看到了舆论发展中新的转向。它使该事件因政府“处理不当”、“新闻发布语焉不详”而“跌入谷底”的舆情状况有所改善, 使公众对于该事件的关注和探讨焦点有所转移———公众舆论的焦点由对“事件本身的关注”转向对“对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的探讨”。可以说, 新一轮舆论声势的发起,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期舆论所造成的重大缺陷, 对事件后期的舆论引导与舆情控制等方面起到了比较重要的补充作用。

笔者将这次“由博客引发的舆论形成”称为“二次舆论”。它有别于“第一次舆论”的形成, 其特殊性在于:第一, 从舆论形成的时间来讲, “第一次舆论”形成于事件发生及事件处理的过程中, 而新一轮的舆论则形成于事件平息后;第二, 从舆论形成的原因来讲, “第一次舆论形成”引发于“事件发生后政府的处理不当”, 而新一轮舆论的产生则引发于“参与处理该事件的某基层官员的博客日志”;第三, 从舆论的关注内容来讲, “第一次舆论”主要围绕于“事件发生、发展状况及官方对事件的处理情况”展开, 而新一轮舆论则围绕于“事件发生的背后所存在深层原因的探究”。

“石首事件”中“二次舆论”的形成引发了笔者的一些思考。当今面对更多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发生, 虽然政府与主流新闻媒体仍在舆论引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在愈加强大的多元表达力量面前却开始显出薄弱和缺失之处, 如何在事件发生时更有效地回应公众疑问、引导舆论, 便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紧要问题。而“石首事件”后期出现的“二次舆论”, 在补救前期舆论所产生的重大缺陷方面, 起到了比较积极有效的影响作用, 或可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考。

一、“二次舆论”中“意见交流场”的形成

2009年6月23日, 石首市基层官员刘国林在博客中发布题为《参与处理石首事件的一些感言》的日志, 以身处此事的工作人员的身份表达了其对“石首事件”的看法, 并在文中指出处理此事件时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从这次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等[3]。该日志最先被一位教授发现, 并连夜推荐给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的网络编辑[4],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转载此文, 接着该文被陆续转载至南方网、荆楚网等各大数字媒体网站;在传统媒体中, 《潇湘晨报》针对该日志发表了题为《政府工作人员发帖深省“石首事件”》的评论文章, 《齐鲁晚报》发表评论《湖北石首事件, “石首感言”该触动谁的神经》。与此同时,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在论坛发帖点评该日志, 作家钱钢发布博客日志《石首出了个刘国林》, 网络评论写手李晓亮发布博客日志《原来石首不缺评论家》等。北京一家半月刊杂志《博客天下》将刘国林评为第19期“博客之星”, 获选理由为“在基层政府, 写作和思考可能都是‘不务正业’的表现, ‘言多必失’是永远的金科玉律。然而, “石首事件”发生后, 作为‘农家子弟、政府职员、网络新手、性情中人’的刘国林, 在博客上率先对“石首事件”进行深层次剖析, 表达了一名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事件的正视和反思。刘国林的博文, 受到网友热捧。”一时间, 刘国林藉此日志成为“媒体焦点”、“博客红人”, 而“石首事件”也因此再度卷入了舆论评判声中。

以上所呈现的是一条较为清晰的信息传播线路但并不全面, 或者可以说, 这篇日志所产生舆论影响力要远比上文所提及的范围大得多。然而, 这篇日志为何引发关注, 引起公众讨论, 最终又如何引发“二次舆论”形成呢?笔者试引入“场”概念对此问题予以阐述。笔者认为, 《参与处理石首事件的一些感言》一文的发布就此引发了一个“意见交流场”的形成, 社会多元表达渠道为这场“意见交流”提供了技术平台支持。正是该“意见交流场”的形成, 成为了助推“石首事件”的“二次舆论”的重要因素。

受谭天在《试论电视新闻舆论场》一文中的启发, 笔者认为麦克斯韦提出的电磁场理论及在物理学中创立的“场”概念, 在此可借鉴引申为:物质运动总是受制于一种无形的相互作用力, 它们的相互作用发生在一定范围之内, 如若找出这种力以及它的相互作用规律, 或可对其物质现象做出合理解释。[5]转借于传播范畴内, 舆论的形成、变化和发展可被看作是受制于“意见交流场”中各种言论的相互碰撞与影响。

具体到“石首事件”中, “二次舆论”的形成可引出以下问题:由博客日志引发的“意见交流场”中包含有哪些相互作用力, 它们各自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 这个“意见交流场”对网络舆情乃至社会舆论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试就此问题做出分析。

二、“意见交流场”中的角色分析

对公共事件而言, “意见交流场”的形成可能成为影响舆论环境的重要因素;就“石首事件”而言, 笔者认为, 有以下几种力量在这一环境中扮演显著的角色, 各自发挥重要作用。

(一) 信息发布者与其“源信息”

毫无疑问, 题为《参与处理石首事件的一些感言》的日志甚至日志所在博客是“意见交流场”中被关注的焦点。为何这篇日志能够引起热议, 成为焦点并引发意见交流?在基于“石首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突发性、显著性及吸引力等新闻价值各要素之上, 还涉及以下三点重要因素:

1. 信息匮乏环境中的“使用与满足”

大众传播中经典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强调:基于社会和个人心理需求的驱使, 人们会主动诉诸于大众媒体或其他渠道以满足这些需求, 这里强调了受众获取信息的主动性问题。在信息需求驱使下的受众对日志关注度与对博主的关注度直线上升[6], 这正说明了受众欲运用新传播技术以获取信息满足的心理需求, 这种“使用与满足”的心理需求也恰恰印证了“事件发生与处理过程中”政府提供信息的匮乏程度。可以说, 如若在“第一次舆论”中没有政府的“处理不当”与“语焉不详”, 这里所形成的“二次舆论”也并非一定会如此轩然。正是由于“第一次舆论”形成过程中政府的“失语”造成了“信息缺失”, 在此形成了一个虚席以待的位置, 而刘国林的博客日志又恰逢其时地填补了这个空缺, 这篇日志才成为被受众关注的焦点, 也因此使“意见交流场”的形成成为可能。

正如日志开篇几句话对读者的吸引:“作为高基庙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 我当然参加了这一事件的应急处理, 相对‘不明真相’的群众而言, 我是有条件接近真相的一员, 既有条件接近事件发生发展的真相, 又有条件接近官方处理过程的真相。”相比“长达约80个小时内, 体现政府立场的新闻稿只有3篇, 而某网站的‘贴吧’中就出现了近500个相关主帖, 在一些播客网站, 则出现了不止一段网友用手机拍摄的视频”[7]的情况, 这篇日志的出现, 无论内容深度态度立场如何, 对于受众的获知需求来说无疑都是一个缺位上的填补。

2. 对信息发布者的身份认同

对信息发布者的身份认同牵涉到两点因素:一是在网络匿名环境中信息的真实性问题;二是在信息真实性的前提下, 作者参与处理事件的“官员身份”。

首先, 日志文本的观点是与作者的身份真实性、写作动机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特别是在该事件特殊的舆论环境下, 面对匿名性极强的互联网, 信息真实性的确认要先于文本观点本身。因此, 在对该言论形成互动和反馈之前, 对言论出处的“验明正身”是关注者想到的首要问题。正如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的网络编辑沐兰在编辑手记中写道:“真的?假的?伪造的?如果真的是事件处理的参与者的思考, 那这份材料太有价值了, 但如果是假冒工作人员之名, 借机说事儿, 我未经核实就发布了, 就会严重影响网站的信誉。”[8]

其次, 在信息真实性的基础上, 作者参与处理事件的当事者身份吸引读者注意。刘国林日志之所以引人注意, 本质上是源于受众对参与处理事件的“官员意见”的关注。一方面, 如前所述, 这种关注是“第一次舆论”形成过程中因政府“新闻发布语焉不详”, 在突发事件中的“失语”与“信息缺席”所致, 在此得到印证。另一方面, “官员”、“处理事件的当事者”对事件的所思所想是受众关注的一大重点。而刘国林日志作为这类群体意见的典型代表正是满足了受众这一需求。可以说, 受众的关注反映出的是对作者身份的认同, 也即对“官员”、“当事者”这一群体的信息认同。

3. 文本观点的“鞭辟入里”

正如作家钱钢发布的博客日志所言, “这些博文出自一个无名小吏, 它让人清楚看到‘江湖之远’的真相, 也看到底层的变革冲动。我相信体制内不乏刘国林这样的正直官员, 他们揪心百姓疾苦, 能刺中社会病灶。而迅疾发展的数字媒体, 使他们第一次以公民记者和民间评论者的身份尝试民主政治。很难想象, 没有网络, 没有博客, 人们能在“石首事件”发生后如此短的时间读到刘国林的‘感言’———一名第一线官员的鞭辟入里的分析。”[9]

继“信息缺位”环境中的信息补充、作为当事人身份的意见表达这两点原因, 致使刘国林日志成为焦点的第三点原因, 就是其日志观点本身的重要性。立足于发现问题, 挖掘问题背后的事实与真相, 不仅是新闻媒介的功能所在, 对于以博客为代表的“自媒体”的参与和表达, 同样适用。作为引发“意见交流”的主导因素, 这篇日志不仅反映出以博客为代表的“自媒体”具有沟通情况、提供信息的媒介功能, 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其在引导社会舆论、控制网络舆情方面也开始发挥出一定的作用。富有针对性地把握和反映事件, 深入分析问题所在, 是发挥舆论引导功能的必然前提, 就此事件而言, 舆论引导已不仅仅是政府与传统媒体所具有的功能, 一旦自媒体符合条件, 亦有可能发挥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 《参与处理石首事件的一些感言》这篇日志甚至日志所在博客都有条件也确实成为了这个“意见交流场”中的主导因素。

(二) 知识分子的关注与“意见领袖”角色

作为意见领袖, 他们关注公共事件的发生、发展与舆论走向, 并有足够深厚的知识背景对此做出评论。按照舆论学原理, 公众议论演化为社会舆论需要依靠意见领袖的引导。他们或者比同伴更多地接触媒介或消息源, 并热衷于传播消息和表达意见, 或是同时是某一方面的专家, 其意见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意见领袖对于舆论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0]在“石首事件”中, 知识分子的关注是明确的, 他们在“二次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1. 知识分子利用业缘关系推介文本引发关注

“知识分子对文本的推荐”这一行为属于自我意见表达的一种方式, 是为对文本产生较强意见认同感的一种表现。同时, 他们利用自身的业缘关系, 将这种意见认同放置于更易被公众关注的平台上。他们在其中扮演了“意见领袖”的角色的同时也发挥了“中介”的作用。而这种意见领袖的意见表达及其业缘关系使原本不易受到关注的文本变成焦点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是最早发现并推介该日志的网站, 网站编辑的手记中写道, “早上, 打开信箱, 就看到了某教授的寄来的《参与处理石首事件的一些感言》……某教授在信中说:这份材料颇有价值, 值得一读……”, 手记中又写道, “我希望刘国林的文章能被更多的人看到。我把它寄给了一个有很多学者会收到的邮件群。”[11]事实上, 当编辑将文章刊发于网站后, 南方网、荆楚网等各大新闻网站都做了转载, 并标明来源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凭借“意见领袖”的推介力量, 文章的关注度得以大幅提升。

2. 知识分子发表文章对源文本做出点评

知识分子撰文参与意见表达, 是他们发挥意见领袖角色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方式, 也是“意见交流场”形成的重要力量之一。正由于他们的意见参与, 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他们较高的社会身份、地位与影响力使其评论意见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他们的意见表达有助于加深与强调源文本的探讨价值。在自身参与了意见表达的同时, 也可能更大范围地带动公众进行表达, 从而影响舆论形成。

正如作家钱钢在博客中发布的日志《石首出了个刘国林》中所言, “他的观察和思考, 值得一读”、“此文出自案发地官员, 分量不同寻常”等, 力推文本作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也在论坛发帖“点评《石首感言》”, 称“这份材料很有价值, 值得一读。“石首事件”的根本教训就是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保持长治久安……”;某网络评论写手李晓亮发文《原来石首不缺评论家》, 称“‘石首事件’因近日一篇《参与处理石首事件的一些感言》的文章现身网络, 再次引起关注。发帖人‘大林’自称是参与“石首事件”应急处理的工作人员, 他对“石首事件”进行了深层次剖析……”

随着“意见领袖”助推作用, 日志的影响力逐步扩散, “意见交流场”逐渐形成, “二次舆论”也逐渐成形。

(三) 传统媒体的参与及“议程设置”作用

传统媒体是社会舆论的主要引导者, 它凭借较高权威性与公信力, 可反映、指导并影响社会舆论。虽然随着网络崛起, 社会表达渠道日渐多元, 但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仍然突出, 其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在社会舆论引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议程设置功能”是指媒介的一种能力, 它通过重复性新闻报道来提高某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12]在这个“意见交流场”中, 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 不仅告诉公众该想些什么, 也告诉了公众该怎样想。在此事件中, 传统媒体的“意见表达”对于这场舆论的形成起了明确的导向作用。

1. 网络的“意见表达”成为传统媒体的“议题来源”

“一个媒介议题的地位受到该议题在公众议题中显著性的强烈影响”[13], 在公共事件中的“网络热评度”则是公众议题的一个测量向度, 它不仅反映着公共事件的新闻价值, 亦反映着受众的关注程度, 传统媒体需要关注网络论坛、博客及各类跟帖的评论与留言, 在判断其“意见走向”的同时也考量着其是否可作为“媒体议程”。

2. 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引导舆论走向

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流意见”的态度与立场;另一方面, 传统媒体的专业性, 包括其文章表述中相对严谨的措辞、对事实的深入挖掘、对真相的进一步证实以及对问题的深层次分析等, 都使其更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向导。传统媒体具有这样一种区别于网络中其他力量的话语引导能力, 因而在“意见交流场”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四) 公众舆论的意见表达

公众舆论是社会舆论形成的基础, 它与“源信息”形成高度互动。由于网络表达的相对自由性, 公众可通过各类平台表达自己的声音, 包括感性的、理性的、对抗的、支持的, 各种声音的汇集形成了“意见交流场”的基础。公众舆论受到“源信息”、“意见领袖”与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与表达”的影响, 并对此形成反馈。

通常来讲, 公共事件的“突发性”与“显著性”极容易使该事件成为舆论焦点;视事件进程而言, 如信息透明度缺失、局面复杂混乱, 将极易导致舆论的复杂化, 难以形成合力, “石首事件”的处理失当正在于此;如公共事件的显著性、重要性极强, 则更容易吸引受众参与意见表达, 形成庞大的舆论大军。“石首事件”的前期处理之所以场面混乱、舆论形态难以掌控, 正是由于公众舆论引导失当所致。

然而, 《参与处理石首事件的一些感言》一文发布、“意见领袖”积极参与、各媒体网站文章转发、传统媒体及时跟进等一系列力量相互融合而形成“意见交流场”, 对于事件后期形成的“二次舆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比较重要的补救作用的。它将公众舆论的探讨焦点由“第一次舆论”中对事件发生、发展变化与政府处理失当问题的讨论转向对事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探究, 有利于将舆论引向更为理性的探讨与反思, 而不再更多地停留于公众的情绪表达。

由此启示我们, 如何建设一个相对良好的舆论环境, 如何在各种意见的交流与汇聚中形成合力, 达到良好的“场效应”, 从而更为理性的引导舆论, 是我们值得思索的问题。

三、“二次舆论”形成背后的技术支持

“意见交流场”的形成, 凭借的是互联网这一强大技术平台的支持。在“二次舆论”形成过程中, 网络已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或者说, 没有网络传播力量的支持, 便没有“二次舆论”形成的发源地。在这一过程中, 以下几个技术因素发挥了格外重要的作用:

(一) “博客”

笔者认为, 在公共事件的传播与意见表达方面, “博客”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互联网信息传播系统, 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突出作用:

1. 对于“信息真实性”的检验

笔者认为, 博客技术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多种传播符号信息的集汇。这使得博主的各种信息资料以多种形式展现出来, 因此与事件相关的诸多感受可使受众得到充分感知, 个中事件逻辑也可由此推断。二是同一内容作者撰写的持续性。这种依照时间向度进行内容配置与更新的技术, 使受众能够在连续性的字里行间中捕捉到博主个人化信息的蛛丝马迹, 从而为信息真实性的验证提供了条件。而“真实性”正是信息在网络虚拟化、匿名性状态下所表现出的致命弱点, 博客却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对此予以弥补。这也正是众多读者力挺刘国林博客的一个重要前提。

2. 有助于意见的表达与修正

在“石首事件”中, “意见领袖”所借助表达的工具也以“博客”为主。不可否认, 博客技术为意见交流与表达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一方面, 博客语言表达并不同于论坛的“碎片式语言”, 作者可以完整陈述、详细评论, 这是博客日志的普遍特点。在博客技术支持下的意见交流与互动有助于对公共事件进行深层次多角度剖析, 从而使意见在交流与碰撞中愈加明晰, 最终得到丰富和修正。另一方面, 对“意见领袖”来说, 博客是言论身份的象征。博客日志不仅代表“我说了什么”, 还代表“是我在说”, 凭借“意见领袖”自身的话语影响力而阐发的言论, 最终助推了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能力。

(二) 网络互动与反馈

“互动”意味着不受时空、对象、身份限制的广泛参与性, 这使受众对公共事件的意见表达有了更强的自由度, 同时也使事件的深层问题在讨论与交流中得以丰富和深入, 围绕议题展开辩论正是“意见交流场”的核心。

对“石首事件”而言, 公众在网络中的互动与反馈主要表现于两点:一为支持与肯定性对话, 包括意见领袖的支持与探讨, 网友支持性表达;二为对抗性声音, 在这个事件中表现为对“源信息”言论的反对。“主流意见”正是在不同的声音在相互辩论中日渐明晰。

1. 支持与肯定性的对话

在“石首事件”中, 网络中的支持与肯定性意见, 并不仅仅表现在“支持文本观点、形成主流意见”, 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对“刘国林肯站出来说话, 能站在一个基层干部的位置上去正视和反思事件”这一行为的支持与肯定, 支持与肯定性对话即是对信息发布者的观点的认同亦有对其行为的认同。

2. 对抗性声音

对抗性的声音助推主流意见形成, 这正是网络互动与反馈的意义所在。在“石首事件”“二次舆论”中所表现出的对抗性声音中, 例如刘国林在博客另一篇日志中所说, “也有少数同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甚至指责我在言论表达方面违背了《党章》……”。进而他以另一篇日志《我实名上网是否违反党章》为题, 表达了自己明确的立场以形成“回击”。

之后, 该日志又被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转载, 这样的对话与互动使不同意见交流变得更为深入, 是政府与主流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所不及的。

(三) 多元媒体力量的融合

在“意见交流场”的角色分析中, 可以看到, 在主流舆论的传播过程中, 仅仅依靠传统媒体的力量并不够, 欲增加信息透明度, 促进社会各阶层意见和利益的均衡表达与顺畅沟通, 势必要利用多方媒介。

1. 多元媒体力量融合促使信息传播的公信力增强

面对公共事件的发生, 仅仅依靠传统媒体或政府的各信息发布渠道并非一定能够保证信息的透明度与公信力, 多元媒体的力量融合形成合力, 或可更助于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在以上分析的“意见交流场”中, 我们看到, 如若以博客为主的“自媒体”具备一定的条件、“意见领袖”、传统媒体等各方有效参与形成合力, 或可将信息的公信力推向高点。

2. 多元媒体的有效参与有助于形成引导舆论的“意见交流场”

面对公共事件, 多元媒体发声机制必然会造成网络中“众声喧哗”, “意见交流场”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 如何能够形成引导舆论的“意见交流场”是问题所在。单凭政府的新闻发布与传统媒体的力量并不足够, 那么在网络中出现有舆论引导能力的主体便成为重要因素。在分析中, 我们看到“当事者”的观点态度、政府官员的言论、意见领袖的意见都将可能是关注的焦点, 同时也就成为可能引导舆论走向的焦点。因此, 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官方 (政府) 力量有效融合所形成的“意见交流”才更有可能引导舆论走向理性。

可见, 在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过程中, 一方面要更为充分地实现多方媒体融合, 取长补短形成合力, 以产生整体大于局部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 也要注意挖掘各媒体的特色优势, 各取所长, 使意见交流不断向深度与广度发展, 以使舆论引导效应最大化。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 在“石首事件”中形成的“意见交流场”是助推“二次舆论”形成的关键, 它由身为博主的“源信息发布者”、知识分子构成的“意见领袖”、参与“议程设置”的传统媒体以及广大公众构成。“石首事件”后期出现“二次舆论”正是经历了这一“意见交流场”的过滤、淘洗与历练才最终得以形成。

虽然这仅仅是一例个案, 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要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使言论公信力提升、信息透明度增强, 并引导舆论向更为理性的方向发展, 实现多媒体的力量融合是必不可少的一条路径。唯有多方力量有效融合, 在“意见交流场”中形成合力, 才有可能助推舆论走向健康。

摘要：随着社会多元表达平台的不断发展, 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发生对政府与主流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发起了更高的挑战。面对更多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发生, 我们看到, 虽然政府及主流新闻媒体在社会舆论引导中仍然起着主要作用, 但在强大的社会多元表达力量面前却时而显出其薄弱与不足之处。如何提高社会舆论的引导能力便成为需要研究的当务之急。“石首事件”后期出现的一次“舆论声势”引发了笔者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 本文试图就此探讨并提出, 面对公共事件发生时可能出现的有助于言论公信力提高、信息透明度增强, 同时又可引导舆论向更为理性方向发展的途径。

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论文 篇9

一直以来, 国内外学者对舆论的概念众说纷纭, 在陈力丹老师的《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认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要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 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深刻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1]。

那么由此推及, 网络舆论就是在公众在网络平台上对现实社会 (包括网络社会) 以及其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公共言论, 其中也包含了公众——在网络平台中即网民——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随着网络媒介的高速发展和web2.0时代的到来, 网络媒介在各类突发事件和社会焦点事件中表现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影响力。杜骏飞认为, 网络舆论是公众意见与网络传播媒介相结合的产物, 所有的网络舆论都对社会发展的进程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2]。因此, 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是企业、团体乃至政府、国家的重要课题。本文将以“会理悬浮门事件”为典型案例, 描摹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网络舆论的形成收缩, 并探析扭转负面网络舆论的注意事项。

二、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特点和网络媒介角色

突发性公共事件指在人们意料之外、在较短时间内急速爆发并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危机。这类危机通常会影响社会秩序和政府管理。而突发性公共事件引发的舆论模式基本是“风吹浪起模式”。即在舆论凸显之前, 社会没有任何议论, 根本不存在相关意见。由于外界因素的强烈刺激, 舆论立刻形成, 从刺激到舆论出现没有加温过程。因舆论突发, 因此常常是事件面临复杂、威胁性的特殊状态, 充满多变和不确定因素。同时, 它也要求相关组织和部门的反应速度要十分快, 因突发性公共事件往往时间紧迫, 同时又具备“涟漪效应”, 一石激起千层浪, 传播速度快, 影响范围广, 信息变异频度高。误解、谣言、毁谤皆出于此[3]。

在各种突发性公共事件中, 网络媒介都表现出了自身巨大的力量。不论是“躲猫猫事件”还是“我爸是李刚事件”, 从汶川地震到各类“强拆事件”, 还有三聚氰胺、苏丹红等食品安全危机事件, 网络媒体都在第一时间积极主动参与。在网络上, 因传播的快速性、参与的广泛性、主体和匿名性、人际的交互性, 公众能快速的接收到所关注甚至从未关注领域的信息, 并有了畅通的表达渠道, 而网络的人际传播特点, 又使所有话题的传播威力前所未有, 从单点信息变成网络舆论并不断扩散。言论自由是舆论形成的重要条件, 在网络平台上, 公众无疑获得了比之前更加自由和开放的话语空间。与此同时, 政府也比以前更加注重通过网络了解民意表达,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决策。

三、“会理悬浮门”事件及其舆论变化

2011年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四川偏远小镇——凉山会理县被屡屡提及, 在网络论坛和微博上掀起不小的波澜, 而随后在48小时内不仅使不利舆论缩小和消失, 甚至“化危为机”, 成为了一次经典的城市营销。

1. 会理悬浮门舆论形成

事情的起因是在2011年6月26日20点56分, 有网友在国内知名商业论坛“天涯”论坛上发布了一则名为《太假了, 我县的宣传图片》的帖子。在帖子里该网友对“会理县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首页的截图。在截图里有一张会理领导视察通乡公路的“照片”, 照片中三位领导看似悬浮立于公路之上。发帖人只配了百来字的说明:“今日没事上了一下我县政府网站, 头条新闻是高标准修通乡公路, 进去一看图片, 半升血吐出来了!这样的照片连我这个业余得不能再业余的人都知道是ps的, 他们居然好意思放到主页上去, 还放在头条的位置, 可能是他们认为不会有人去看他们的主页吧!”

可就是这样一则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帖子, 却引起了不简单的网络舆论震动。帖子发出1小时, 当夜22点前后, 因大量网友“观光团”涌入网站, 会理县政府网站技术人员发现网络瘫痪。尽管技术人员向领导汇报了, 但因为时间太晚, 相关人员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不料就在这一夜, 汹涌的网络舆论形成了。首先是在帖子的发起论坛——天涯论坛上, 短短的时间就聚集了大量的围观者和参与者。一时间, 会理政府官网瘫痪, “会理三杰”、“让领导漂”等词成了恶搞关键词。网民还纷纷借用照片中三位领导的形象作为主角, 将他们放在各个场所, 从白宫会议室到利比亚战场, 甚至月球火星, 都让三位领导“漂”了个遍。网友还将信息和照片转到新浪微博, “会理悬浮门”立刻成为了热门头条。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网络不仅成为舆论的产生和形成地, 同时也表现出强大的议程设置功能。

本来世界拳击理事会洲际拳王金腰带争霸赛将于28日在会理举行。这不仅是首次在县级城市举办的大型国际拳击比赛, 也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参赛国家最多的一场国际职业拳击赛事。会理县原本正全力希望通过此次国际赛事打出名气, 不想却在26日夜遭遇“悬浮门”,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抢了金腰带争霸赛的风头。从27日起, 新华网、中新网、光明网等网媒也都关注了此事, 各大网络平台继续都撰写或转发了关于此事的新闻。另外, 在这次悬浮门事件中, 网络不仅主导了网民舆论, 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政府的议程。会理县政府不得不在27日开始将工作重心转到化解此次危机事件中去。

2. 政府的应对和网络负面舆论的消解

会理县政府的正式对外表现出应对是从27日下午开始的。27日上午, 会理县宣传部门相关领导经过沟通, 确定了正面回帖的处理思路, 直面网友的调侃、质疑和愤怒。在对事实经过了解后, 确认了视察公路和确有其事, 但照片却是工作人员为使画面效果更好而好心办坏事的合成照片。于是在27日下午17点, 会理县政府官网挂出致歉信, 此举使继续蜂拥来“围观”的网民可即刻看到内容。致歉信很简单, 以“孙正东”为署名发出, 内容很简单, 介绍了原照的时间和事件, 交代了照片中的主角和拍摄者, 并解释了合成照片的原因为“由于1张照片有光照、角度、背景杂乱等效果不佳的问题, 故在使用时对该照片做了拼接、修改, 造成照片失真”。在道歉信下, 附了新闻原文、发布的3张照片, 包含此次舆论形成的焦点的那张PS合成照, 再下又附上了合成照的几张原照片, 表明领导视察确有其事、原照片确实背景角度不佳, 再次说明了合成照片的原因并且致歉。

17点20分, “会理政府网”ID在天涯开通, 在天涯论坛发致歉信帖, 并同时由论坛管理人员置于原帖内容下面以红字呈现, 原帖标题也在原内容后红字增加“会理政府网已公开致歉”字样。此举在该舆论发源地进行了信息更新, 使得继续关注此帖和新进入该帖的网民的也能看到真相。

在这之后, 网民的声音开始有了转变。从一开始的讽刺、指责改为了理解和体谅, 表扬该工作人员孙正东“知错能改就好”, 甚至有人担心他是否会被处分, 希望县领导能不予追究, 同时赞扬会理政府“公开出来回应就好, 赞一个!”“知错就改,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政府, 好样的!”

3. 会理正面舆论的形成

27日18点24分, 经新浪记者牵线, 会理县政府在新浪开通ID为“四川省会理县政府”的官方微博, 并发出道歉。随后发出道歉信。18点27分, 孙正东微博道歉。18点40分, 县政府官方微博放出真实照片和PS后照片的对比组图。此后, 截至27日19点50分, 转发原照片微博的数量达到6100多条, 评论2300有余。截止到7月3日上午9点, 致歉微博共引来2万多转发、1万多条评论。网友纷纷在评论中对会理政府敢于承认错误的做法表示赞赏。网上对悬浮门事件的猜测和指责就此降温。

在这过程中, 孙正东在微博中继续大方自嘲、“卖萌”, 不仅转发网友的恶搞PS作品, 评选了“本人比较喜欢的一张”, 还在自我介绍里自嘲道“本人近段时间, 正闭门苦练PS技术, 欢迎大家指导”, 甚至说“听说PS还在继续, 会理领导表示鸭梨很大。他们不仅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处于漂浮状态, 还要全球各地地跑……很忙很累的有木有?!”很好地运用了网络语言, 迎合网络上的亲切、自嘲、幽默语境, 博得网友好感。

6月28日, 孙正东发布带大量会理县美丽风景照片的微博, 与网友互动的同时自然生动地将内容转到古城美景, 强调“绝对没有PS哦”。6月29日, 会理县官方微博也发风景照进行本地风景旅游介绍, 同样戏称“未PS哦”, 两条微博得一致好评, 也最终成功将会理悬浮门舆论转向到会理城市营销上。会理县宣传部外宣办副主任张永志回忆, 旅游推荐的微博发出后, 他再次接到大量采访电话, 但“采访风向全变了”。到此, 会理县突发性公共事件画下圆满句号。

四、扭转网络舆论的注意事项

1. 关注舆情, 反应快速, 回应及时

在会理悬浮门事件中, 政府部门的反应并不能真正算作迅速。若再26日晚技术人员发现政府官网瘫痪并汇报的同时, 有关部门和人员可以做出及时处理, 那么会理悬浮门就不会有后来的影响力和传播度。但相比起类似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政府回应, 会理县仍然是快速的, 第二天下午就以正式的官方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并在之后一直表现出色。对此网友也有很高评价, 认为“能够及时回应值得肯定!也说明网友的关注越来越被重视”。

2. 领导认识一致, 直面负面舆论

在事件发生后, 县长、副县长、县委书记、政府办公室主任、宣传部等对此事件处理办法的认识很统一。认为“应对公共危机, 第一, 必须公布真相, 第二, 有错必须认错, 公众和网民是不能欺骗的。”同时对网民的恶搞合成图片表现得十分宽容, 甚至带有几分幽默。这种开明、开放的态度为事件的顺利处理奠定了良好基础。在类似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中, 领导人的态度往往是事件能否被妥善处理的关键因素之一, 同时, 领导的表态和授权也决定了事件处理的时间和方向。

3. 善于利用新媒介, 适应网络传播时代

在新浪记者牵头开通政府官方微博的时候, 会理县长李宁一说过一句话:“这挺好, 你们赶紧去办。这个时候, 我们要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一定要通过多种措施化解这种误会和猜疑。”在网络传播时代, 网络舆论的一大特点就是呈扩散性甚至爆炸性。因网络的多渠道, 传统的单一途径沟通方式已远不能对抗网络舆论的海量内容。在会理悬浮门事件中, 政府从多个渠道进行信息告知和沟通, 并且都基本良好适应了该平台的传播特点, 有庄有谐, 既正且“萌”, 政府官方ID和工作人员个人ID各有角色分工, 达到了很好的沟通效果, 促进了负面舆论的消解和正面舆论的形成。

4. 信息真实丰富, 阻断想象猜测谣言

事件发生第二天, 会理县县长便一再要求“绝不藏着掖着, 真相事实是什么就回答人家什么”。而合成照片和原始照片两组照片的坦诚公布和对比也完全打消了网友的一切猜疑, 相信领导考察公路并非弄虚作假, 而是确有其事, 只是“不太懂事”的工作人员“好心办坏事”, 片面追求画面的美观效果而破坏了新闻照片的真实性, 属于小错误而不是原则问题。

5. 平等对话态度及人性化面孔

不论是在政府官网和论坛道歉信中, 还是在微博的舆论扭转战中, 会理此次的最大优势即是态度真诚、语言诚恳、信息完整、平等对话、人性化面孔。相比起其他突发性公共事件特别是公共危机中, 主体的消失、逃避或高高在上的话语霸权, 会理县不论是政府官方道歉和微博运营, 还是“工作人员孙正东”, 都表现出了坦诚、真实、谦和、亲切地对话态度和人性面孔。

舆论的发生者是人, 舆论是普通人的言论的集合, 只有由“人”这个主体发出的声音才是具有活力和生命力的。若对话观念淡漠、对话能力薄弱、发声主体生硬, 那么它传播的信息很难被公众理解和接纳, 更不可能扩散开去形成真正的有影响力的舆论, 同样也不可能改变扭转之前已经形成的意见相左的舆论。

在通过官方渠道发布致歉声明时, 会理县领导特意交代“不能写官样文章, 不能打官腔, 比如‘严正声明’‘特此声明’之类的措辞, 一律不用。”[4]而孙正东的微博语言更是反映出了网络语言的特点, 道歉和互动真实生动, 又不乏自我解嘲式的黑色幽默, 大大增加了事件的趣味性, 从而使“悬浮门”从严肃地批判性群众运动转变为网民看热闹起哄的娱乐事件。

6. 同等重视传统媒体, 协助事实传播

6月27日一早, 会理就“开通”了悬浮门事件接待来电专线。说是专线, 其实就是宣传部外宣办副主任张永志的电话。27日一天, 张永志接受了约40家媒体的电话采访, 包括有些媒体核对细节的补充采访, 总共接了约60个电话, 没有拒绝任何一个采访。直到晚上10点手机没电。手机快没电时, 他接起就赶紧让对方留下联系方式, 再用座机拨回去。因此在这个事件中, 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从27日开始基本都报道了事实真相, 在正规渠道和主流媒体上确定了事件的基调和舆论的基本走向。

五、结语

综上所述, 在网络愈加发达的现在, 网络舆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不仅设置议程, 甚至可能影响政府决策。这其中, 负面舆论的影响力往往更大, 危害也更强。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负面网络舆论, 是当今从机构、组织到政府、国家的共同课题。关注舆情、态度一致、直面负面舆论、坦诚真实, 并且善用新媒介、沟通态度平等, 是负面舆论扭转的几个要素。

摘要：随着网络媒介的高速发展, 网络舆论在各类突发事件和社会焦点事件中都表现出了强大的影响力。“会理悬浮门事件”是近年来利用多渠道平台成功扭转负面网络舆论、维护机构形象的成功范例, 从事件中, 可理出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把握舆论要点并扭转的几个要点。

关键词：突发性公共事件,公共关系,网络舆论,网络媒体

参考文献

[1]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艺术[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5-6

[2]杜骏飞.中国网络新闻事业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218

[3]胡百精.危机与危机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11

突发环境舆论公共事件论文 篇10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引导,健康传播

事件:6月23日下午14时至15时, 江苏盐城发生了历史罕见的大风、暴雨、冰雹、雷电等极端天气, 并对盐城市阜宁、射阳等地部分区域造成巨大破坏。据江苏省最新统计, 截至25日下午4时, 这场灾害已造成99人遇难, 846人受伤。江苏健康广播作为江苏地区唯一一家从事专业医疗健康传播的媒体, 其充分发挥媒体专长、注重议题设置、整合卫生医疗资源, 反应迅速, 在第一时间准确地告知了公众权威性的资讯、深度报道了公众最关注的医疗救援的热点, 并组织社会力量、医药企业进行了灾后帮扶等。这一系列行为体现出了媒体的责任与担当, 发挥了很好的舆论引导作用, 其也赢得了公众的认同和赞誉。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水平的提高, 人们越来越重视对自然灾难事件的预警及发生后的处置, 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灾难所造成的损失。医学救治、公卫防疫等在灾难发生过程中、发生后自始至终地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以现代媒体人的视角来看, 灾难本身就是重大新闻, 自然而然地, 人们早已不满足于仅仅知道事件的结果, 他们更希望从一开始就能准确地获得相关信息, 并能时刻了解到事件的发展过程和具体的灾难处理的过程。

一、突发公共事件的界定

突发公共事件为突然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二、突发公共事件的媒体引导

突发公共事件在考验着一个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的同时, 也考验着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从“非典”疫情和禽流感疫情、汶川地震救灾应对等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渐渐变得成熟, 同时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对舆论进行引导的作用也日渐明晰。

三、现有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常见的问题

纵观近些年媒体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 尤其在涉及公共卫生领域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缺乏科学素养和科学传播理论知识, 对事件的报道不够客观、准确;为了抢时间夺眼球, 很多报道在没有深入进行调查采访、没有核实、消息源并不明确的情况下, 媒体便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 随后被很多媒体迅速转载, 最终误导了公众;少数网络自媒体“有闻必报”, 不对自己发布的内容承担任何责任, 其将大量的、各种来源的公共卫生信息不加整理和编辑便直接推送到受众眼前, 让受众无所适从, 甚至引发舆论的恐慌情绪, 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四、专业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的舆论引导作用及优势

(一) 及时准确的消息传播

6月23日15时, 多位网友爆料, 6月23日14时许, 江苏盐城阜宁、射阳等地发生历史罕见的大风、暴雨、冰雹、雷电等极端天气。江苏健康广播闻之迅速核实信源, 通过广播向全省发布讯息, 迅速与兄弟频率一起投入灾区灾情救援的报道中。江苏健康广播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卫生应急新闻报道组, 由多位公共卫生报道领域的专家型记者组建成应急领导小组和多支应急报道队伍;同时联络多年指导合作的卫计部门与医疗单位整合报道线索, 明确责任与分工;拟定报道计划, 明确江苏健康广播侧重报道此次自然灾害医疗救援进展方面的情况。报道组多次与省政府、省卫生计生委灾区等救援一线的领导沟通, 凌晨采访到独家声源——第一时间得知最新的指挥部署和接下来的救援工作重点、伤者救治情况, 并将独家声源与兄弟频率、央广新闻做了共享。

(二) 科学、专业地解读, 积极稳妥地引导舆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蕴藏着相当多的偶然性因素, 而偶然有时会变成必然, 很可能会影响到事件的发展方向, 这也应该是新闻媒体关注的重点。因此, 媒体应及时加强对事件新信息的报道力度, 对事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入、全面的及时报道, 对舆论进行及时引导, 逐步提高公众对事件的认识, 以便公众根据相关信息及时地调整自身行为。“阜宁风灾”发生后的第一个清晨, 江苏健康广播应急报道组负责人赶到电台直播间, 指挥部署全天的节目。江苏健康广播早七点的《健康总动员》、十点破板直播的《天天养生》, 傍晚十七点的《名医坐堂》打通了三套频率, 实现了健康、财经、新闻综合广播三频率首次同步直播“关注盐城阜宁风灾救援进展”。其联合直播了包括来自前线应急指挥中心的声音、当天抵达灾区的省疾控中心的负责人的声音、一夜无眠救治重伤者的省人民医院派往灾区前线的医生的声音、当地群众安置点的声音……还邀请了脑外科、骨科专家来谈外伤应急处理方法, 气象专家分析此种天气状况和成因, 心理专家介绍情绪疏导方法, 灾难医学会专家谈如何应对突发灾害等等服务内容。

(三) 发挥专业媒体的优势, 彰显服务性

健康广播网络平台全天开放网络互动平台“微啵LIVE”, 设置互动话题“我们能为灾区做什么?”, 并把收集到的医疗救援图片在“微啵LIVE”上分享, 其点击浏览量破万, 这一连串的举动也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普通听众留言表达要为灾区捐款捐物以尽绵薄之力, 多家爱心企业、医药企业表示愿意和江苏健康广播一起为灾区出力。在得知灾区外伤病人的创口处理急需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 而医院的库存又较为紧张的情况后, 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江苏省润天生化有限公司向阜宁县人民医院定向赠送了300支价值十万元的药品, 联合点石电商为灾区捐献了30万元的衣服……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