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精选12篇）
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 篇1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一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开放的经济体中, 一国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协调是该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长期平衡发展的重要保证。内部结构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上, 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体现了一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外部经济主要表现在外贸结构上, 外贸结构的合理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外贸水平和国际经济地位。作为国内经济和外部经济的重要体现, 经济结构和外贸结构的协调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引起越来越多的学术上的关注。中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 再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 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的优化显得尤为重要。
二、外贸结构与经济增长
在对外贸易和外贸结构方面, 尽管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被很多国家及学者所验证, 然而众多学者采用不同国家不同数据所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各有差异, 而且就对外贸易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即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的分析也有所不同。国内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杨全发、舒元 (1998) 利用我国1978年-1995年的相关数据, 并采用巴拉萨和费德等人建立的模型, 实证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分析结果显示, 主要制成品出口每增长1%, 就会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减少0.083%, 而初级产品出口每增长1%, 就会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增加0.066%, 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 是因为我国当时出口导向贸易战略是粗放型、数量型的, 外贸结构很不合理;还提出我国出口贸易通过技术进步才能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赖明勇等 (2004) 也认为, 在技术进步日益成为决定各国经济增长的背景下, 应重视对外贸易的技术溢出作用, 而且还提出人力资本作为技术进步的载体, 在对外贸易中也扮演者重要的角色。王永齐 (2004) 通过构造贸易结构测度指标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VAR模型分析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检验结果显示中国的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陈海波、魏啸 (2013) 运用层次分析法, 从商品结构、方式结构、主体结构、国内地域结构、国际市场结构等方面分析外贸结构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 得出结论:五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贡献分别为12.7%、22.9%、4.7%、43.4%和16.2%。
三、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由于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分析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 不可避免的涉及到经济结构。对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 在理论方面, 周叔莲 (1983) 在其著作《经济结构与经济效果》中有详细的阐述, 用实践来检验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 认为处理好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并注意到经济增长对经济结构的制约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 提出该观点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在实证方面的研究比较多, 刘伟 (2002) 用1990年-2000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结果表明, 当时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通过制度改革由第三产业拉动的, 但从长期看, 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必须靠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协调带动。刘建平 (2006) 和李延军 (2007) 都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分别研究了广东省和河北省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不同经济阶段, 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是不同的, 但是都证实了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协同互动关系。黄茂兴、李军军 (2009) 采用多个省市面板数据分析了技术选择对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进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干春晖、郑若谷等 (2011) 通过建立计量模型, 探讨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果表明,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稳定性, 有助于抑制经济波动, 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则不稳定。
四、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
对于外贸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 熊荣植、卢晓媚 (1990) 认为产业结构决定外贸发展类型、规模, 反过来, 产业结构又制约外贸结构的发展。施祥正、吴进红 (2006) 从产业结构软化的角度, 分析了产业结构对对外贸易的影响, 认为产业结构软化对外贸商品结构的集约化、国际贸易服务的科技含量及技术贸易的层次都有影响。蓝庆新和田海峰 (2002) 将外贸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从经济总增长总效应中分离出来, 阐述了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并没有就对外贸易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武海峰 (2004) 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发展历程和状况, 通过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增长与我国的贸易政策有密切关系, 技术进步可以充分利用闲置的要素资源, 通过加工贸易带动相关产业结构的升级。张亚斌 (2000) 把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看成两个不同的系统, 认为这两个系统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的两种方式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国出口商品结构通常由该国家的生产结构及生产地比较优势决定的。袁欣 (2010) 认为外贸结构是产业结构在空间范围上的扩展, 认为两者是“原像”和“镜像”的耦合关系, 在中国外贸结构并没有真正反映产业结构, 呈现分离现象。
实证研究方面, 陈建华等 (2009) 利用1978年-2007年的贸易总量中各组成部分增长率与结构变化的乘积等相关数据, 度量了产业结构变化和对外贸易结构变化, 结果发现, 出口结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 进口结构变化不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但是其研究只是注重了外贸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没有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外贸结构的影响。郭利红 (2004) 实证研究了我国外贸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的长短期关系, 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良好的传导机制。陈虹 (2010) 利用1980年-2008年的结构变动指标数据分析了外贸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互动关系, 并得出结论, 产业结构是出口结构变化的Granger原因, 进口结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的Granger原因, 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主要是以国内业结构为前提的, 并且表现出贸易结构的优化与产业结构的提升之间的矛盾。
五、进一步研究的启示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学者们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 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 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由于地区和数据的差异, 学者对双结构以及其对经济的作用的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 但大多数还是正效应。
在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转型的背景下, 目前我国的经济处于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我国已成为经济第二大国, 外贸总额也超过了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 但是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 经济结构不合理, 外贸依存度较高, 服务贸易仍然是逆差。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呈现在出严重的畸形。在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 调整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以及外贸结构优化等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梳理的众多文献主要是从“量”上进行的研究, 而且对外贸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研究的偏少, 这对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和启示。
摘要：开放经济体下, 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作为一国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主要体现, 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梳理了外贸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并做了简单的评述, 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关键词：外贸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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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全发, 舒元.中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 (08)
[3]黄茂兴, 李军军.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7 (09)
[4]熊荣植, 卢晓媚.产业结构与外贸发展[J].国际贸易.1990 (04)
[5]赖明勇, 许和连等.出口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问题[J].求索.2004 (03)
[6]杨全发, 舒元.中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 (08)
[7]施祥正, 吴进红.产业结构软化对贸易结构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2006 (09)
[8]陈海波, 魏啸.外贸结构升级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影响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13 (09)
[9]蓝庆新, 田海峰.我国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转型的实证分析及现状研究[J].株洲工学院学报.2002 (02)
[10]干春晖, 郑若谷, 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 (05)
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 篇2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当下调结构的重点经济结构调整，很有迫切性，但治理结构不调整，经济结构调整阻力就很大，中央说了简政放权，很有必要，但真正实施难度大。那一级政府不把自己的大印看得如此宝贵。
回想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浙江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难道都是政府的红头文件发展起来的，靠的民间自发而起，逐步形成了当下规模，形成了规模之后各级政府都极力在报告中宣传如何引导规范民营经济发展的业绩，实际上没有政府的监管，企业生意照做，钱照赚，浙江市场的发展就是一个明证，相反，在地方政府干预多的地方，要么经济不发展，要么已有的发展势头也在干预中消失，我们的裁判员怎么了，市县领导下民企指导工作，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鼓励“做大做强”，没有经过市场洗礼的人们说的是不负责任的话，为的是是自己的GDp业绩。没有想怎么让企业自己去市场一搏，看准的项目，经过道道审批，几年一过早就失去了机遇，相反，各项规定，各项收费、让企业压得喘不出气来。
国进民退是最二个重大的结构调整，大宗资源都掌握在国企手中，无论从日常的通讯、水电等必要支出、到银行融资成本、石油天燃气等基础性资源，民企的议价能力几乎没有，造成了成本负担的上升，而国企呢不少进了世界五百强，有多少中国民企制造业能进入呢，五百强的中国企业结构说明了我国垄断行业的崛起，我国制造业的衰落，垄断行业的利润是建立在众多企业被迫承受的高成本基础之上的，煤经营准入放开之后，煤价就下跌，说明了什么，只有打破垄断，才能降低企业的基础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
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 篇3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节能降耗是否会付出经济增长的成本，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存在由经济增长向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则节能降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小;如果存在能源消费向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或者双向的因果关系，则节能降耗将会付出经济增长成本，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本文将对经济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为实现经济增长与节能降耗之间的统筹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利用协整理论来分析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量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并分析长期与短期的影响程度，同时对能源消费总量与GDP、各产业能源消费与增加值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其次利用主成分回归法来分析经济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得出两者关系的量化结构。
一、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量协整性分析
（一）分析方法、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目前在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计量经济方法——协整理论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这一问题。之所以采用协整理论，是因为时间序列都很有可能是非平稳性的序列，非平稳的序列不能用平稳时间序列的统计方法，否则分析时会出现伪回归（Spurious Regression）现象，以此做出的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
协整关系（Co-integration）基本思想在于，尽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呈现稳定性，则这两个变量之间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如果两个变量都是单整变量，只有当它们的单整阶数相同时才可能协整。协整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满足协整的经济变量之间不能相互分离太远，一次冲击只能使它们短时内偏离均衡位置，在长期中会自动恢复到均衡位置。
根据格兰杰（Granger）定理，如果若干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些变量必然有误差修正模型（ECM）表达式存在，反之也成立。对变量进行单整性检验来检验序列平稳性后，然后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性关系，如果存在协整关系的话，则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将长期关系与短期动态特征结合在一个模型中，利用该模型来分析能源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协整关系。关于协整理论的检验和估计有许多方法，如E-G两步法、Johansen极大似然法、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法等，本文采用E-G两步法。
选取1980-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与GDP的数据，同时为了进一步分析各产业与其能源消费的关系，选取1980-2008年的各产业的增加值与所消费的能源数据来进行分析。
（二）分析结果及启示
通过协整性分析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到以下分析结果：
1、能源消费和GDP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GDP每增长1%，能源消费增长0.5571%，能源消费弹性相对比较高。
2、尽管在短期内，我国能源消费与GDP之间存在波动关系，但是从长期来看，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进而发现，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当能源消费短期偏离均衡状态时，误差修正项将能源消费向长期均衡状态收敛。
3、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变化是能源消费变化的原因。
4、从三次产业来看，三次产业增加值与能源消费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也有所不同，第一产业增加值是第一产业能源消费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第二产业能源消费是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能源消费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从上述分析中得到如下启示：
1、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因而加快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是建立节能型工业、节能型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实现节能降耗目标的关键所在。
2、从能源消费对各产业的影响来看，第一、二产业增加值与能源消费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能源消费不存在因果关系，这说明我国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使产业发展政策向第三产业倾斜。
二、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结构主成分回归分析
（一）分析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第一部分分析表明，能源消费与经济总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未能明确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数量关系，即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结构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由于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所以各因变量之间存在比较高的相关关系，建立普通回归模型就会出现多重共线性，造成模型的失真，不能很好分析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结构间的影响程度，所以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与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主成分回归法来进行分析。
选取1980-2008年各产业增加值与各能源品种消费量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由于部分数据无法获得，我们利用插补的方法进行补齐。
（二）分析结果
从分析结果可知，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发展结构存在着强相关性，并且各个结构对各自总量影响也比较大，其影响结构图如下：
从图1-1可以看出，经济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相关程度达到0.987，经济结构与标准化能源消费总量相关程度达到0.988，同时标准化国内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结构相关程度达到0.993。各产业增加值对我国能源消费影响的重要程度依次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这说明经济结构对能源消费有比较大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影响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标准化的能源消费总量相关程度达到0.985，其次是第二产业，相关程度达到0.983，最小的是第一产业，相关程度达到0.973。各类能源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的重要程度依次为：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费依赖性比较强，特别是对清洁能源消费的依赖性最强，所以必须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为未来经济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从上述分析中得到如下启示：
1、从整体来看，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有比较大的相关性，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但是目前我国是能源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分析表明能源消费结构是经济结构的单向因果关系，要实现节能降耗，将会付出经济增长成本，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因此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应该逐渐改变这种高能源消费高产出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能源消费高产出的产业，使我国能源消费的产出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2、从经济结构对能源消费影响来看，经济结构对能源消费有着比较大影响，其影响程度更加趋向于合理化，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第三产业与能源消费关系最紧密，其次是第二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而这也符合节能降耗的要求，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和优化工业结构，提高能源消费的利用效率。
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 篇4
大量的国外经济文献研究了对外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其观点和结论有所差异, 但多数支持对外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其一、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有:Feder (1982) 认为投资在出口部门的边际生产力要高于其在非出口部门的边际生产力, 且前者还对后者存在外部性影响。Jong-Wha Lee (1995) 在假设所有欠发达国家的资本物品都是由国内资本品和进口资本品所组合而成的C-D函数生产条件下, 认为对外贸易结构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Mazumdar (1996) 把索洛模型和资本积累理论相结合, 在两产品 (消费品和资本品) 、两要素 (土地和劳动) 、要素完全流动、完全竞争、正折旧率、确定性、不存在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规模报酬不变和两行业资本-劳动比相同的假设下提出贸易能提高实际收入水平, 但其对经济在发展中期的影响依赖于进口商品结构, 具体而言就是, 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仅发生在一国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情况下, 反之则有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其二、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有:Levin&Raut (1999) 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 实证了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以1965-1984年30个半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数据为样本, 研究结果发现:工业制成品占出口商品结构的比重比初级产品对经济增长有更强的影响, 从而表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工业制成品出口。而Khalafalla和Alan J.Webb (2001) 的研究成果相反, 他们利用VAR分析了马来西亚1965-1996年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 其中贸易数据被分为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 而因果关系检验被应用于整个时期以及1965-1980和1981-1996两个时期, 统计结果支持了全时期和前一时期出口引致增长的结论, 而对后一时期的检验则支持增长引致出口的结论;初级产品出口要比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作用更大;出口引致增长作用减弱的原因主要是伴随工业化而出现的结构变迁。Kali R, Mendez F和Reyes J (2007) 研究了贸易结构的特点, 并对之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发现贸易结构能够不依赖于贸易自身的水平而对经济增长率产生重要影响。Luca De Benedictis和Lucia Tajoli (2008) 也研究了贸易结构趋同是如何引致转型国家间的收入水平追赶效应的, 其主要结论是出口结构的相似性对收入水平追赶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非线性影响, 而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在于主要出口市场的增长以及生产的非本土化。
国内的研究成果有:雷京和赖明勇 (2000) 在研究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影响的过程中发现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作用明显, 化工及相关产品出口作用相对较弱, 而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出口作用呈下滑态势。韩晶 (2000) 通过研究认为对外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之间有着显著的互动性关系。许和连和赖明勇 (2001) 利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了1978年至1998年中国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结果发现:协整关系仅存在于初级产品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 且是唯一的;总出口增长、初级产品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三变量之间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而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则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李荣林、张岩贵 (2001) 通过对中国贸易结构的状况研究认为当前的贸易增长是粗放式的数量扩张, 出口品的附加值和中国参与国际水平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均有所提高, 同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分工模式仍以垂直性为重要特征,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 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弱, 他们的实证分析表明了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转型的相互依存和促进关系刘晓鹏 (2001) 从增长率的视角检验了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得出了进口贸易显著促进经济增长, 而出口贸易由于结构性原因未明显影响经济增长的结论。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 (2003) 通过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出口贸易影响TFP以及经济增长的机制, 认为经济增长受到了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技术外溢的正面影响, 而工业制成品相对于初级产品而言对于经济增长负面影响作用更大;此外, 在考虑人力资本的情况下, 中国的出口贸易并未与人力资本有效结合以推动经济增长, 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王永齐 (2004) 在定义了由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出口相对数量比所构成的贸易结构指标后, 利用VAR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检验了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得出了中国外贸主要是通过规模而非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这导致贸易的经济贡献有所弱化的结论;他同时还认为, 尽管中国的贸易结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所改善, 但这并未明显刺激经济增长, 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出口导向贸易战略仍属于粗放式的数量扩张型, 对技术进步、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提升均未产生明显刺激, 贸易的集约型发展方式并未根本转变。
2 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从经济发展历史看, 工业化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不断变动和调整的过程, 产业结构作为以往经济增长的结果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之一。国外关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十分丰富, 这些研究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将结构变量融入了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 从而弥补了传统理论只注重总量而忽视结构性因素的不足。17世纪,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发现世界各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差异和其形成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同, 通过对荷兰和英国的经济考察, 他认为比起农业来, 工业的收入多, 而商业的收入又比工业多, 即工业比农业、服务业比工业的附加价值高。科林·克拉克 (1940) 在配第结论的基础上依据费希尔提出的三次产业划分办法, 对产业结构演进趋势进行了考察, 他在对二十多个国家的劳动投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 发现了人均收入水平与结构变化的内在关联机制, 即:在人均收入增加的同时, 劳动力依次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 进而再由第二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其变动的最终趋势是: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份额减少, 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增加;经济增长的产业间收入 (附加值) 分布不平衡是引致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的主因。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 (1985) 继承了克拉克的研究成果, 他认为总量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所在, 是结构高级化变换的前提。库兹涅茨在对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及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后发现: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会不断减弱, 而非农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在20世纪80年代, 钱纳里等进一步认为经济增长就是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变, 他们系统分析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多个国家以及各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演变过程, 并将这一从不发达到发达的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初级产品生产、工业化和发达经济三个阶段以及农业阶段、起步阶段、起飞阶段、加速阶段、成熟阶段和后工业阶段6个等级, 并以统计分析的方法实证了结构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发现结构转换有利于经济增长,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
就国内研究而言, 杨治 (1985) 从宏观视角研究了产业结构及其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产业结构变化应当考虑产业振兴和产业淘汰两个方面, 这是对产业结构问题的合理研究方式。周振华 (1995) 认为在决定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 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是一个重要因素。刘伟 (1995) 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结构, 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论述了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结构转换矛盾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措施和规律, 进而提出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此外, 他还指出产业结构变动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紧密相关, 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可认为是工业化及结构演进的结果。郭金龙 (1998) 研究了总增长与部门增长的相互关系, 认为部门产出份额 (权重) 的差异会对总增长率的变化产生影响。他还指出了结构变动以及与结构变动相伴随的资源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巨大的。毛健 (1999) 在考察典型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规律以及分析中国产业结构的不适应性和主要影响因素后, 提出了优化产业结构带动经济增长的具体思路, 包括:非均衡发展、资源倾斜配置等。郭克莎 (2001) 在《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一书中认为我国产业结构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瓶颈制约或结构偏差制约;二是结构转变或结构升级缓慢的制约。
3 国内外研究简评
纵观现有的文献, 主要分别关注了对外贸易结构或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很少结合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互作用机理分析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这正如意大利贸易模式研究学者Luca De Benedictis和Lucia Tajoli所指出的那样:“经济整合对国家福利水平影响的效应已经被经济学界研究了好久, 在许多经济模型中, 一国的增长率同其开放水平联系于国家贸易模式的特征。但尽管有来自理论模型的诸多建议 (Baldwin, 2004) , 众多的实证文献却局限于对增长的总开放指标效应的分析。”事实上, 如图1, 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因素的协调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用物理学中力学概念来做一个形象比喻, 那就是“将外贸发展 (包括外贸总量和外贸结构两个方面) 与产业结构升级视为两个力, 经济系统在受到方向相同的二力作用时会产生最大的正向加速度以促进经济增长, 而经济系统在受到方向相反的二力作用时则会产生最小甚至负向的加速度进而阻碍经济增长。
此外, 对于对外贸易结构这一概念的内涵, 多数文献是从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角度加以界定的, 或从贸易商品结构角度出发加以定义的, 也有少数文献是从贸易方式角度加以分析的。多数文献并未从完整的广义对外贸易结构角度加以考察分析,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分析结论偏颇或不完善。对外贸易结构的界定应该充分考虑中国现有的客观实际国情基础, 从贸易商品结构、贸易方式结构、贸易主体结构和贸易区域结构四个视角进行具体和综合研究。这一视角的转变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20世纪30年代D.H.Robertson所讲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Engine for Growth) ”这一论断的内核, 以及《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的作者——法国历史学家Mantoux所认为的“对外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酵母”的真实内涵。
摘要：一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因素都会对其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观点, 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方面出发, 梳理了不同类型对外贸易结构、产业结构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国内外研究文献, 并做了简要的述评。
关键词：对外贸易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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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失衡与发展方式转变 篇5
2010-5-19
摘要：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开始重新走上平稳较快增长的轨道，但宏观经济运行中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是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累积的结果。因此，正确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深化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2010年宏观经济的重要目标。关键词：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发展方式转变
2009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但由于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准确及时，我们率先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去年我国GDP增长8.7%，而且从总的经济形势看，需求结构明显改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增强，产业结构调整继续推进，财政状况逐步好转，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好于预期。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与适度调整，有利于巩固经济回升的基础，缓解短期经济波动。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有所改善的情况下，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会好于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GDP增长的预期目标是8%，这是留有余地的。综合各方面因素，2010年我国GDP增速预计可达9%～10%，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更加平衡。经济结构失衡是宏观经济最大问题
我国经济重新走上平稳较快增长的轨道，说明我们正在摆脱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宏观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因素和复杂因素较多，经济增长的自主性需要加强，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尚待克服，需重视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大力推进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这些运行与发展层面的问题，是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累积的结果。经济结构既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需求结构、分配结构、投资结构，也包括区域结构、部门结构，还包括产品结构、能源结构、就业结构等等。我国经济结构的诸多方面都存在着需要调整的问题。产业结构中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分配结构中资本回报与劳动者收入增长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投资结构中基础设施投资与民生投资不协调；就业结构中大学生就业难与制造业招工难并存；等等。而最为突出的则是总需求结构的失衡问题。我国总需求的失衡既表现为内需与外需的失衡，也表现为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失衡，还表现为政府消费需求与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不协调。
从内外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口众多，潜在消费能力很大，但实际消费能力低下，消费率不高，国内消费市场相对狭小，大量投资带来的产能只能靠外部需求来消化。近几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大大高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20%左右的水平。对外部需求依存度的提高导致我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顺差越来越大，巨额外汇储备使得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从投资与消费需求的结构看，近年来，在投资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持续下滑，2008年为48.6%，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从政府与居民的消费需求看，二者近年来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增大的同时，居民消费占比不断下降。2003年以来经济的高增长也没有有效地提高居民消费的比例。从外部需求的结构看，我国出口的迅速扩张是粗放式，虽然出口总值连年大幅增长，出口商品数量跨越式提升，但出口商品结构和盈利能力却很不合理。从投资需求结构看，房地产投资和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较高，而科学研究、环境保护以及民生领域的投资比重较低；资金重点投向了第二产业，且第二产业中重化工业的投资比重过大。
总需求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
我国的总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反映在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模式的非均衡、不可持续与低效率问题：
第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有利于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消费需求不振。2008年投资、消费与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45.7%、45.1%和9.2%。消费对GDP的贡献远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投资驱动与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导致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不断萎缩，给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埋下了隐患。
第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带动，经济社会效益较高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我国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一马当先，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45%-50%的区间内。第三产业则为40%左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印度50%的水平。与第二产业相比，发展第三产业对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要求较低，吸纳的就业人数较多，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三，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消耗，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科学技术、劳动者素质以及管理水平发挥作用不明显。第二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而在第二产业中，高耗能的重化工业发展迅速，使得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消耗。经济结构的“重型化”，制约了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也使我国的资源环境不堪重负。2008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7.3%，一次能源消耗量为20.03亿吨油当量，占世界的17.7%。美国、日本、印度的能源消耗量占世界的比重为24.4%、4.5%和3.8%，而我国的GDP大约为美国的1/3，与日本相当，是印度的3倍。
经济结构的失衡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因此，经济发展方式不科学、不合理问题是与经济结构的失衡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的。从当前宏观经济的走向来看，为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必须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着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未来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虽然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但长期来看我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是好的，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有很多：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工业生产水平升级、社会信息化水平提高和城市化的加快是我国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保证；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的低成本劳动优势还将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经济梯度转移也会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动力；庞大的人口规模还潜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要把这些有利因素转化为现实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还需要在正确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积极并主动地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着力进行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此，应该重点把握并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宜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是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与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重在总量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张。在经济总量日益庞大、经济效益提升缓慢、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这种态势已经不可持续。过高和偏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剧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挤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空间，有时还会出现高通货膨胀。今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应着力追求中高速经济增长与低度通货膨胀的发展格局，比如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与2%左右的低通货膨胀率，避免大幅经济波动和高幅通货膨胀。
二是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着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要逐步形成居民、企业、政府可支配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逐步形成劳动报酬与资本回报合理分配企业收益的机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促进有助于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的机制的形成；逐步形成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的机制，在二次分配中进一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以“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为基本方针，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社会保障立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财政投入与转移支付的力度，拓展其他筹资渠道；统筹城乡发展，改变过去社会保障体系重城市轻农村的局面。
三是以政府转型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除了采取宏观调控，以财税和金融杠杆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外，关键是加快自身转型，实现“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弱化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的职能，强化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这就要
求转变政府运作理念，强化服务和调控的意识和能力；应改变现有的政绩考核模式，不单纯以GDP论英雄；应适当减少政府层级，加快大部门制改革；要强化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驾驭经济社会全局的能力。
四是深化关键性领域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才能使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实质性进展。首先通过资源能源、生产要素、资金等价格改革来重新配置资源，改变资源配置扭曲的现状，深层次的金融领域、财税系统、土地制度等改革也要继续推行。此外，国有垄断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等领域的改革也要同步推进。
日本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浅析 篇6
关键词：结构转型 产业升级 日本经济
一、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越来越关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济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的战时生产体制彻底崩溃，国内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资源贫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攀升。这些问题使得日本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日本面临国民经济恢复和重建的重大压力。经过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日本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研究日本如何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进一步研究和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二、日本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必要性及其特征
（一）日本进行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必要性
日本进行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主要基于三个原因。首先是世界形势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的各个组成要素都发生了变化。经济要素之一劳动力要素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劳动力结构、劳动者的自我预期到劳动者工作技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倒逼经济进行调整，产业进行升级。其次是基于日本当时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战后的日本经济正如前言中所述，处于崩溃的边缘，不得不进行经济调整与产业升级。第三是受国际经济变化的影响。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成为当时大多数发达国家进行经济调整的一个主流选择。
（二）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特征
日本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形成了比较明显的特征。首先是被称为三驾马车的投资、消费、出口数量上的此增彼减。其次是产业结构内部主导产业的变迁。主导产业由传统的重工业逐步升级为精密高科技产业。最后是循序渐进，不同时期均有所侧重点。分为五个时期：经济复兴、高速增长期、稳定增长期、结构调整期及全球化时期发展；产业结构也经历了一个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过程。正是这种循序渐进的经济恢复计划，使得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
三、日本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途径
（一）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的制定必须适应本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日本在产业政策的制定方面首先是选取了以一年为一个周期，编制出一个总体的产业规划。其次是具体化到产业发展的每个阶段，依据产业发展规律和日本的经济发展状况，确定每个时期所要发展的主导产业。最后在产业政策的内容方面，采取多样化策略。如对企业进行投资补贴，税费减免，出口退税，与银行合作提供贷款利率的优惠等。
（二）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
产业的升级，离不开技术的引进与创新，离不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日本民族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与创新的民族，从刚开始的引进到合理吸收消化技术再到进行自主创新。引进创新的产业也是逐步升级，从低科技含量的轻工业到高科技产业，从而逐步建立起本国独特的产业体系。日本在进行技术的引进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总是选取最适合本国经济状况的，最有利于本国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技术。毋庸置疑，正是这种独特的技术引进与创新促进了日本经济结构的迅速调整与产业进一步的优化升级。
（三）充分利用法律手段
产业结构的升级离不开法律手段的应用，日本政府充分发挥法律手段的强制性、权威性，在经济调整的各个阶段都制订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创新。如在20 世纪中期针对机械工业振兴制定的法律的《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80 年代中后期的《基础技术研究顺利化法》，以及后来修改的商法、银行法等等。这些法律都是根据战后不同时期经济状况应运而生的，促进了特定时期特定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四）注意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
政府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两种不同手段，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各有优势和不足。因此应将二者结合，共同促进经济发展与进步。战后的日本经济体制虽属于政府主导型，却也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首先分析市场反馈的信息，其次充分听取来自各方面的建议与意见，整合资源信息，从而实现政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这样的经济体制既弥补了市场的缺陷与不足，又充分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正确选择。
（五）帮助衰退企业进行转型
日本政府锁定援助对象的范围，制定了针对衰退企业特殊的援助政策和措施，并根据衰退企业的经济状况进行分类，先重点援助恢复比较快，对经济发展能够起到促进作用，衰退等级较低的企业。然后采取企业之间互相帮助的形式，促进双赢。邀请专家对衰退企业进行资产负债分析，提供资金支持，政策支持，必要的市场信息，并对失业工人进行技能培训，给予生活补助、就业补贴，妥善安置失业工人，从而促进衰退企业的迅速恢复。
（六）不断完善产业政策
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得益于其逐步完善的产业政策。首先政府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其次，政府依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本国实际情况来制定产业政策。通过确定不同时期的主导产业，政府对资源进行选择性重点配置，并制定一系列配套措施，来推动各时期主导产业的发展。由于主导产业对相关产业具有关联效应，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 ，产业政策的影响力减弱，政府角色也从直接介入逐步转为间接指导，主要是及时提供市场信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当然，产业政策也给日本带来了负面影响。如长期处于政府支持下的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等。但是积极作用不可磨灭，产业政策尤其对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增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黄付生，魏凤春.日本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路径研究[J].现代日本经济，2010（02）
[2]薛敬孝，白雪洁.当代日本产业结构研究[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122
[3]李赶顺.现代日本型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经济政策[M] .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 2001：155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工业用水 篇7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水情。当前中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 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工业用水将成为用水量增长最快的部分, 未来十年工业用水量要比十年前增长一倍多[1], 2011年, 中国工业用水量1 461.8亿m3, 比2010年增加14.5亿m3, 占总用水量的比重为23.9%, 万元工业增加值 (当年价) 为78 m3, 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为了降低工业用水量和提高工业用水效率, 2012年国务院文件《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到2015年,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10年下降30%以上, 到2020年,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65立方米以下, 到2030年用水效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以2000年不变价计, 下同) 降低到40立方米以下。”工业用水量的减少和效率的提高, 对缓解中国水资源压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同时, 对工业用水的相关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乏对工业用水的相关研究, 例如, 对工业用水量的预测:在对国内外工业用水比较分析的基础上, 对中国未来工业用水增长态势进行了趋势展望, 按照流域分类预测中国未来工业用水量, 同时提出保持工业经济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利用对策与政策[2], 采用经济预测理论, 分别采用“成长”曲线模型和全对数逆函数曲线模型对城市工业用水量进行预测[3];对工业用水未来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从中国用水实际、供水价格上升趋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日益严重的环境立法和中国水资源本身的限制五个方面, 分析得到目前中国的工业用水已经将近顶峰, 何时达到顶峰[4];对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之间的均衡性研究:基于VAR模型, 通过对变量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 广义脉冲响应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 对中国经济增长与水资源利用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其动态性进行实证分析, 得到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GDP的增加导致工业用水的增加, 工业用水量对GDP的方差方差分解平均贡献度仅为0.428%, 几乎可以忽略[5];工业用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将工业用水纳入C-D函数, 分析工业用水的边际效益及产值弹性等[6]。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影响工业用水变化的因素分析, 有学者阐述了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之间的关系, 通过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 工业用水在经济增长到一定时期, 会出现拐点, 工业用水会出现停止增加和下降的态势[7], 或许可以利用库兹涅次倒“U”型曲线来描述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8], 中国工业用水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如果存在这一形态, 那拐点应该何时出现?
库兹涅次倒“U”曲线最早被用于描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在经济发展早期, 经济增长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但是当经济增长突破某一特定的“转折点”, 收入分配便变得平等[9], 随后出现环境库兹涅次曲线, 很多学者对库兹涅次曲线进行改进和实证分析[10~14]。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之间是否呈现这种关系形态呢?借用Munasinghe的理论[15],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节约保护水资源的可觉边际收益太小, 以至于无法放弃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巨大收益, 由于水资源越来越稀缺以及水危机的出现, 相对于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 与水资源稀缺性相比, 物质产品与服务的边际效用递减, 于是节约保护水资源受到重视, 所以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之间的关系研究将会受到广泛关注。
除了经济增长因素之外, 产业结构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根据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 随着第二产业逐渐被第三产业所取代, 第二产业经济比重和就业比重的下降, 工业用水也会进入减少的阶段[4], 而第三产业的用水量明显少于第二产业, 用水从效率低的转向效率高的产业, 相反, 工业用水量会增加。
从很多相关研究来看, 工业用水的影响因素分析主要着重于定性分析, 定量分析研究很少;同时, 研究对象大都是省份截面数据或是时间序列数据, 而面板数据的利用比较少。本文基于2003—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将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作为影响因素, 分析两者与工业用水之间的关系。
一、模型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 模型选择
本文选择面板数据模型, 研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工业用水之间的关系, 前文已经指出, 有学者指出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的关系可以用库兹涅次倒“U”曲线表示,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 于是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1, 2, …N, t=1, 2, …T, N为横截面个体成员的个数 (表示中国31个省份,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N=31) , T为截面成员的样本观测时期数 (表示2003—2010年, T=8) 。模型 (1) 中, IWit为第i个地区 (省份) 第t年的工业用水量, Ci为面板数据模型的截距项, Yit为第i个地区 (省份) 第t年的人均GDP, Y2it为第i个地区 (省份) 第t年的人均GDP的平方项, INSit为第i个地区第t年的产业结构, β1i、β2i和β3i为解释变量的系数, uit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二)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数据均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到。数据为2003—2010年中国31个省份的省际数据, 其中被解释变量是工业用水量, 解释变量为人均GDP、人均GDP的平方项 (用人均GDP表示经济增长比GDP更加合理) 和产业结构, 为了统计数据口径的一致性, 在此消除价格因素, 人均GDP指标根据2003年的不变价格进行调整, 产业结构指标用工业产值占GDP比重表示, 旨在说明工业产值的变化趋势, 与工业用水密切相关, 由于没有历年的工业产值的价格指数, 所以根据2003年第二产业产值不变价格进行调整。
二、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模型, 根据对截距项和解释变量参数的不同限制, 将面板数据模型分类为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 中国31个省份的社会经济状况差距比较大, 区域特征明显, 希望截距项能反映个体特征, 因此采用变截距模型, 冗余变量似然比检验同时也拒绝了“模型估计参数都为0, 而采用混合回归模型”的原假设, 考虑到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之间存在相关性, 同时Hausman检验也认为固定效应模型要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所以本文采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 所以将模型 (1) 改写成模型 (2) :
模型 (2) 中的C为均值截距项, 在各个截面方程中都是相同的, Ci*为截面个体截距项, 在各个截面方程中是不相同的, 反映截面成员对均值截距项的偏离, 并且对均值的偏离之和为零, 即∑Ci=0。
由于31个省份的截面存在较大差距, 可能使得随机误差项存在截面异方差性, 从而使得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在模型估计时失效, 为此采用截面加权的GLS (Cross-sectionweights) 估计方法。为了分别考虑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对工业用水的影响而建立三个模型:M1、M2和M3。
估计结果中, 由于DW统计量值过低, 分别为0.8138、0.8825和0.8006, 说明残差序列存在明显的自相关, 因此需要进行修正。克服自相关存在很多方法, 如差分法和Cochrane-Orcutt迭代法[16], 本文采用逐步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AR项作为解释变量消除自相关, 修正后的模型的DW统计量值分别为1.8603、2.0383和1.9575, 从统计上已经消除了自相关性, 估计结果 (见下页表1) 。
模型M1中, 人均GDP和人均GDP的平方项的系数分别为0.000380和-2.91E-09, 并且都是在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工业用水与人均GDP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形态, 工业用水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 但是当经济增长到某一拐点处时, 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为了进一步得到当前各省份的工业用水与人均GDP的关系现状, 计算得到倒“U”曲线的拐点值为65 292元 (以2003年为不变价格) , 2010年的人均GDP超过这一拐点的地区为北京、天津和上海, 说明随着经济增长, 工业用水会逐渐下降, 取得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下降的“双赢”。而剩下的28个省份都未跨过拐点, 工业用水随着经济增长会逐渐增加, 从而处于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下降的“两难”困境, 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减少工业用水, 将是这些省份面临的巨大挑战!
模型M2中, 产业结构 (工业产值占GDP比重) 的系数为0.1282, 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AR项也是显著的, 说明工业产值所占GDP比重与工业用水呈正相关关系, 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的上升, 会带来工业用水的增加, 与理论分析的预期是一致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服务业产值和比重在逐渐增加, 但是工业的发展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还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模型M3中, 人均GDP、人均GDP平方项、产业结构和AR (1) 项的系数都是显著的, 模型拟合效果也很好, R2达到0.9969, 系数的符号和模型M1、M2是一致的, 工业用水与人均GDP之间还是符合倒“U”型关系形态, 与模型M1相比较, 在加入产业结构因素之后, 拐点处的值增加为70 739元 (以2003年为不变价格) , 大于M1的拐点值, 说明工业产值占GDP比重的上升会延缓工业用水下降时点的到来, 跨过拐点的地区仍然为北京、天津和上海3个省份, 剩下的28个省份处于曲线的上升段, 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产值占GDP比重的上升, 工业用水会增加, 工业用水的下降将面临严峻挑战。与模型M2相比较, 在加入经济增长因素之后, 工业产值所占GDP比重的系数从0.1282降低到0.0791, 说明对工业用水的影响降低, 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工业产值所占GDP比重上升对工业用水量增加的压力。
注:括号内的值为t统计量, **和***分别表示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该文选择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作为工业用水的影响因素, 除此之外, 影响工业用水的因素还有很多, 没有加入模型中。例如, 环境保护要求,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 对环境保护要求更高, 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企业排污具有严格的限制, 从而迫使企业减少用水量, 当然, 严格的环境保护要求也会降低工业用水量;工业内部结构变化, 水价的提高和用水定额的压力, 单位产值耗水量大的产业会逐渐被单位产值耗水量少的产业所取代, 用水效率得以提高, 从而工业用水量也会减少;区域间产业转移, 高耗水行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不发达国家, 发达地区转移到不发达地区, 都会引起区域间工业用水量的变化, 同时“虚拟水战略”即缺水国家或地区通过贸易方式从富水地区购买水密集产品, 也是工业用水减少的一条途径。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2003—201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分析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工业用水之间的关系, 为了分别考虑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对工业用水的影响, 本文估计了三个模型, 并对模型进行自相关性修正, 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 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形态, 人均GDP小于65 292元时, 工业用水会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增加, 一旦人均GDP突破65 292元时, 工业用水就会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下降, 在2010年, 只有北京、天津和上海突破这一拐点, 取得了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下降的“双赢”, 剩下的28个省份均处于曲线的上升段, 工业用水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增加, 处于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下降的“两难”困境。产业结构与工业用水是正相关关系, 产业结构 (工业产值所占GDP比重) 上升, 会引起工业用水的增加。
第二, 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对工业用水的影响时, 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也是呈现倒“U”型关系形态, 不过拐点值增加为70 739元, 即在人均GDP小于70 739元时, 工业用水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 跨过这一拐点时, 工业用水会随着经济增长增长而下降, 2010年取得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下降“双赢”的省份还是北京、天津和上海, 与单独考虑经济增长因素相比, 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的上升会延缓工业用水下降时点的到来;工业用水与产业结构呈现正相关关系, 不过系数减小, 与单独考虑产业结构因素相比, 经济增长弱化了工业产值所占GDP比重上升对工业用水增加的压力。
第三, 除了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因素之外, 对工业用水产生影响的因素还有很多, 环境保护要求、工业内部结构、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和“虚拟水战略”都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 得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 发展经济与工业用水下降并举, 走出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上升的“两难”困境, 取得“双赢”, 企业要采取相关节水技术研究, 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政府要更加严格环境保护要求, 减少企业的排污;第二, 努力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低耗水工业行业以及服务业行业, 提高用水效率;第三, 区域间产业转移和“虚拟水战略”也是减少工业用水的有效途径。
摘要：基于2003—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 分别研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工业用水的关系, 结果表明: (1) 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呈现倒“U”型关系形态, 只有北京、天津和上海跨过拐点, 取得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下降的“双赢”, 产业结构与工业用水存在正相关关系; (2) 综合考虑两者对工业用水的影响, 与单独考虑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因素相比, 产业结构因素会延缓工业用水下降时点的到来, 而经济增长会弱化产业结构因素对工业用水增加的压力; (3) 环境保护要求、工业内部结构、区域间产业转移和“虚拟水战略”也是工业用水下降的影响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 篇8
关键词：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SSA跨区域分析模型
一、引言
结构效应理论最初由结构学派和世界银行的一些学者正式提出, 并被概括为两种假说:structuralbonus和structuralburden。前者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如果生产要素从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不断向劳动生产率高的行业转移, 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而后者则把社会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progressive行业和stagnant行业。假设总需求不变, 由于progressive行业的生产率提高很快, 大量劳动力被转移到stagnant行业, 这种就业结构的长期变化会削弱人均收入的增长趋势。
许多学者对上述两种假说进行了深入研究, 得出了许多有意思的结论。K.A li A kkem ik (2005) 研究表明:结构变化对新加坡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高达23%;而对韩国和日本的研究结果却表明结构效应很小, 且往往为负数。Pedro Lains (2005) 研究表明:就业结构变化对爱尔兰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高达29%;而对葡萄牙的研究结果却显示结构效应为负39%。陈海明等 (2000)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地区的结构效应不同。
本文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 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 (SSA) , 对2002-2006年中国31个省份的经济增长经验进行研究, 主要关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显著的结构效应?结构效应是否会随着区域的变化而变化?
二、模型介绍和数据采集
1、模型介绍
在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中, 大部分学者倾向于采用SSA (shift-share analysis) 模型。实际上, SSA模型存在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叫C SSM (constantshiftshare m ethod) , 也叫跨产业分析模型;第二个分支由Salter (1960) 提出, 称作跨区域分析模型, 也叫偏离-份额分析法 (Shift-Share A nalysis, 简称SS分析法) 。根据实际需要, 本文借鉴了SSA跨区域模型, 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经验进行比较分析。
SS分析法的基本思路是将被研究区域的增长与标准区域 (通常指一个国家) 的增长联系起来比较, 认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可以从产业结构因素和区位因素 (竞争因素) 两个方面进行分解解释。根据SS分析法, 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 (G) 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地区增长份额 (R S) 、产业结构偏离份额 (PS) 和区位份额即竞争力份额 (D S) 。用关系式表示即:区域经济增长=地区增长份额+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区位份额, 从而将区域经济的实际增长量分解为三个分量。
(1) 地区增长份额:R S=ΣY i0R。式中:R S代表假定该地区各部门均按全国G D P增长率增长所应实现的增长份额;Y i0代表该地区第i产业的基期产值;R代表全国G D P增长率。把这种假定的增长水平同实际的增长水平相比较, 如果低于实际增长水平, 则地区总偏离值为正;反之, 则为负。
(2) 产业结构偏离份额:PS=ΣY i0Ri-ΣY i0R=ΣY i0 (Ri-R) 。式中:PS代表该地区按照全国第i产业增长率计算的增长额与按照全国G D P增长率所实现的增长额之差, 反映了该地区第i产业随全国第i产业增长 (或下降) 而增长 (或下降) 的情况;Ri代表全国第i产业的增长率。若某个地区以快速增长型产业为主, 则PS>0;反之, 则PS<0。
(3) 区位份额 (竞争力份额) :D S=ΣY i0ri-ΣY i0Ri=ΣY i0 (riRi) 。式中:D S代表该地区第i产业按实际增长率所实现的增长额与按全国同一产业所实现的增长额之差, 反映了与全国相比该地区在发展第i产业方面具有区位 (竞争) 优势或劣势;ri代表该地区第i产业的实际增长率。若某个地区竞争力高于全国水平, 则D S>0;反之, 则D S<0。
三者之间的关系是:
同样, 地区经济增长率 (Gr) 也可以分为地区增长份额 (R) 、产业结构份额 (R*-R) 和区位 (竞争力) 份额 (Gr-R*) 。用公式表述如下:
式中:Gr代表地区经济增长率;R代表全国G D P增长率;R*代表各地区各产业按照全国该产业的增长率计算的假定地区增长率 (R*=ΣYi0 (Ri+1) /ΣY i0-1) 。
若某个地区以快速增长型产业为主, 则R*-R>0, 反之, 则R*-R<0;若某个地区竞争力水平高干全国水平, 则Gr-R*>0, 反之, 则G r-R*<0。
2、数据采集
考虑到SS分析法的实际需要和数据可得性, 本文采用的是2002-2006年中国及31个省级单位三大产业的统计数据, 包括G D P、G D P增长率、产业增加值和产业增长率。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2003-2007) , 所有数据都是可比的。
三、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S S分析
1、三大经济区域的结果分析
本部分运用上述SS分析法, 选取了上述统计数据, 并将相应数据分别代入模型 (1) 、 (2) , 得到最终数据处理结果。可以发现, 在考察期内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 在总偏离方面。东部沿海的总偏离为1669.26亿元, 其中, 产业结构份额为612.33亿元, 区位份额为1041.12亿元。可见, 东部沿海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产业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中部地区的总偏离为-1186.47亿元, 其中, 产业结构份额为-250.22亿元, 区位份额为-938.65亿元。可见, 产业结构和区位因素对经济增长都具有不利的影响。西部地区的总偏离为-480.2亿元, 其中, 产业结构份额为-425.50亿元, 区位份额为-44.39亿元。可见, 产业结构和区位因素对经济增长都具有不利的影响。
总偏离数据显示东部>0>西部>中部, 这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中部塌陷”已经显现。可以这样理解:东部地区享有良好的政策优势、地理位置, 在中国加入W T O以后仍然保持较强的发展势头;西部地区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支持, 充分发挥地区资源优势, 在区域分工中得到较快增长;而中部地区却成为各种有利因素的盲区, “中部塌陷”现象由此产生。
其次, 在结构效应方面。东部沿海的平均结构效应值为0.023;中部地区的平均结构效应值为-0.025;西部地区的平均结构效应值为-0.061。结构效应值显示东部>0>中部>西部, 这表明结构效应呈现较强的区域特征, 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严重滞后。
2、不同行政区域的组合分析
上文主要针对三大经济区域进行整体分析, 下面则注重对不同行政区域的组合分析。根据PS、D S的不同范围, 我们把中国31个省级单位划分为四类 (见表1) 。
根据表1, 从行政区域来看, 中国各个省级单位经济增长中的标准偏离—份额因素呈现四种组合状况。 (1) 产业结构和区位两类因素都比较优越, 均为正值的省级单位有6个, 即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山西。在考察期内, 它们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产业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 (2) 产业结构推动效应比较明显而区位因素不具有优势, 产业结构因素为正值而区位因素为负值的省级单位有6个, 即辽宁、北京、河北、上海、黑龙江、湖北。在考察期内, 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一种“有利于增长的产业结构”。 (3) 产业结构推动效应不显著而区位因素明显起了重要作用, 产业结构因素为负值而区位因素为正值的有6个, 即海南、江西、内蒙古、四川、西藏、青海。在考察期内, 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产业结构以外的因素。 (4) 产业结构和区位因素均不具有优势, 均为负值的省级单位有13个, 即福建、吉林、安徽、河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这表明当地的产业结构和区位因素对经济增长都具有不利的影响。
中国产业结构具有速度优势的省级单位有12个, 它们的产业结构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具有比较明显的推动作用, 但是其余地区的产业结构却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上海的结构效应指数最高, 为6.6%;海南的结构效应指数最低, 为-25.6%。
从上述对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域的分析可以得出, 在中国加入W T O以后, 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作用;结构效应在不同区域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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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 篇9
高层建筑是近代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高层建筑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愿望, 是人类表现力量和财富的手段。大量高层建筑的涌现, 已是都市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高层建筑结构, 目前主要还是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这既符合我国国情, 可适应使用要求和降低工程造价, 也符合规范关于使用高度的规定。钢筋混凝土结构合理地利用了钢筋和混凝土两种材料的受力性能特点, 已经具有近200年的历史, 现已广泛应用于各种工程结构中, 具有以下优点:造价降低, 取材丰富, 耐久性和耐火性较好, 维护费用低。由于这些优点, 钢筋混凝土结构成为我国传统的结构形式, 我国的高层建筑中钢筋混凝土结构占主导地位。到目前为止, 我国已经建成多栋200 m以上的钢筋混凝土建筑。
而钢结构用于多高层建筑在国外有100多年的历史, 在发达国家, 高层建筑的结构体系以钢结构为主, 而在我国高层建筑中钢结构的应用并不普遍。1983年开始策划与设计的北京长富宫中心工程是我国最早起步的26层纯钢框架结构;1986年建成的高82.75 m的北京香格里拉饭店采用了型钢混凝土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混合结构;1987年完工、高165 m的深圳发展中心大厦是我国第一栋超过100 m的高层钢结构建筑, 该工程中使用截面为1 070 mm×1 070 mm的箱形柱 (壁厚130 mm) 在工地上安装焊接获得成功, 为以后高层钢结构建筑厚钢板焊接提供了经验。80年代以来, 以高度达到208 m的京广中心为代表, 我国相继建成了一批高层钢结构建筑, 掀起了我国高层钢结构建筑应用的小高潮。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建成的大连远洋大厦, 该大楼高201 m, 51层, 采用钢框架-混凝土核心筒结构。该大楼的设计、制造、安装以及钢材供应全部是由我国自己完成的。这也标志着我国高层钢结构建筑完全国产化已经起步。现在国内很多房地产开发商、投资公司、大型钢铁企业和有远见的民营企业家纷纷投入到钢结构建筑的研究开发工作中, 再加上钢结构建筑本身的优势, 钢结构建筑正得到业内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而多高层钢结构在综合经济效益方面具有哪些优势, 是房地产开发商和业主所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针对某15层住宅楼为例, 分别采用钢结构-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和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两种体系, 分析其在结构性能、结构占用面积、造价、工期以及综合经济效益等方面所具有的异同, 最后总结出钢结构所特有的优势。
1 工程概况
该工程为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承建的商品住宅房, 地面以下1层, 地面以上15层, 建筑总高度为45.3 m, 建筑面积为4 068 m2。标准层层高3.0 m, 标准层平面图及立面图如图1和图2所示。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 (0.1 g) , 设计地震第二组, 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基本风压值按照高规[1,2]要求, 应该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J9) 图6.1.2《全国基本风压分布图》中的基本风压乘以1.1, 即0.30×1.1=0.33 kN/m2, 风荷载标准值由计算软件自动生成;地面粗糙度为B类, 建筑场地土类别为Ⅱ类。
2 结构选型及分析
由于本工程高度已经超过了钢筋混凝土异型柱框架和短肢剪力墙的适用高度, 而且混凝土框架结构在多高层建筑结构中应用较少, 所以本工程仅仅选用钢框架-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体系和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两种体系进行分析比较。两种结构体系所采用的梁柱截面、楼板以及填充墙材料如表1所示。
采用结构空间有限元设计软件PKPM-SATWE对两种结构体系进行整体计算, 结构的总重量、基本周期、层间位移角等计算结构进行比较, 如表2所示。
从表2中的计算结果对比可以看出, 钢结构相对于钢筋混凝土结构, 梁柱截面大大减小, 总重量减轻了28%;基本周期和层间位移角虽然有所增加, 但均满足现行规范[1,2]要求。
3 经济性分析
本工程造价依据2004年四川省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 比较两种结构体系在基础、主体、维护结构和施工管理、设备租赁以及贷款利息等其他方面的造价, 具体数值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 由于钢材的轻质高强, 结构自重大大减轻, 用于基础上的费用明显减小。钢结构的基础费用在总造价中所占比例比混凝土结构的9.7%下降到7.4%, 下降了2.3%, 这充分说明了钢结构在减少基础费用方面的优势。钢结构建筑主体结构部分的造价占总造价的55.8%, 钢筋混凝土建筑主体结构部分的造价占总造价的50.9%, 二者差异不大, 钢结构体系所占比例偏高, 主要是由于钢结构体系的用钢量大、加工费用高造成的。另外钢结构工种的工人工资高于普通建筑工种, 以及钢结构特有的防腐、除锈和防火的费用, 也是造成钢结构体系造价偏高的一个因素。由于钢结构建筑的施工工期短, 施工管理、设备租赁以及贷款利息等其他面的费用相对较低, 这也是钢结构建筑所特有的一个优势。
4 综合经济效益
钢框架-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相对于钢筋混凝土结构, 柱梁截面较小, 而且围护结构也相对较薄, 两种结构的标准层结构占用面积比较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 钢结构体系的结构占用面积比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结构占用面积减少很多, 即钢结构建筑户内有效使用面积可以比混凝土结构有很大提高。建筑有效使用面积的相对增加, 可以抵消一部分因采用钢结构体系而增加的主体费用, 让开发商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同时也能够让业主得到更多的有效使用面积。
由于钢结构以及配套技术相应部件的绝大部分易于定型化、标准化, 一般在工厂加工, 现场安装, 施工工期很快。钢结构的工期一般可以比钢筋混凝土结构节省1/2～1/3左右, 这大大降低了施工企业的施工管理费用、设备租赁以及贷款利息, 其综合效益是非常可观的。
再者, 钢结构建筑施工中由于湿作业的减少, 减轻了诸如扬尘、排放废水、噪声等对环境的污染;新型墙体材料的保温节能, 减少了建筑使用过程中对能源的消耗;钢材的可循环再利用, 非常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 这些都不是能简单地用金钱来衡量的。
总之, 钢结构建筑具有柱梁截面小, 有效使用面积大, 施工速度快, 工期短, 贷款期短, 贷款利息少, 绿色环保, 材料可重复利用等优点, 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 具有较好的综合经济效益。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 轻质材料的应用以及设计方法的改进, 钢结构的造价还可能会不断降低, 而且随着建筑高度的增加, 钢结构的综合经济效益将更加突显。
5 结 语
为推进钢结构建筑的发展, 应从设计、制造、运输、安装、维修和管理等环节着手加强管理和协调, 以降低成本, 提高综合经济效益, 更加体现出钢结构建筑的优势。
(1) 选择合理的结构方案, 构件布局, 截面形状以及节点构造, 尽量减少构件规格品种, 做到精心设计, 为构件制作、运输、吊装创造条件。
(2) 解决钢结构建筑防火、防腐问题, 做到成本增加不多而效果更好。
(3) 积极开发新型轻质墙体材料, 做到原材料因地制宜, 工厂化生产, 运输和安装连接方便, 降低墙板价格。
(4) 加强施工组织和管理, 充分发挥钢结构施工工期短的优势, 减少时间成本。
虽然目前钢结构造价比钢筋混凝土没有什么优势, 但从建筑的有效使用面积增加、基础费用低、施工速度快、天气对工期影响小、品质以及精确度高, 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建筑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上来分析, 钢结构建筑具有很好的综合经济效益。随着建筑产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 钢结构建筑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将会成为多高层以及高层建筑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JGJ99-98,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8.
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 篇10
关键词：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相关性
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协作区包括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和葫芦岛等6个沿海城市所辖的行政区域, 它的发展能带动整个沿海经济带的发展。地区资源丰富, 工业基础好, 交通网发达, 因此加快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 对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完善我国沿海经济布局,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经济发展离不开人才, 研究辽宁沿海经济带目前人力资源的状况, 以此确立未来人力资源发展和引进高级技术人才的目标, 十分重要。
1 数据说明
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单位亿元) 是反映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 就业人数 (单位万人) 是反映就业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笔者的样本数据采用《辽宁省统计年鉴》中或《城市统计年鉴 (2000—2008年) 》辽宁沿海经济带总的GDP和就业总人数, 以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GDP和各产业就业人数比重进行计算。由于1996—2001辽宁沿海经济带三产业GDP和就业人数比重数据缺失, 实际是用辽宁省全省的数据代替。
2 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化趋势
2.1 产业结构发展演变情况
第一产业GDP结构比重由1996年的15%降至2008年的9.88%, 1996年以来, 第一产业比重一直低于第二产业, 且与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差距越来越大, 第二产业也一直高于第三产业, 2000年后趋于维持在10个百分点左右;第二产业GDP结构比重稳中有升, 2004年以后维持在的50%, 升幅近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GDP结构比重变化不大, 由1997年的38.1%到2008年的37.3%, 稳定、不超过第二产业。2003年前稳定增长至41.4%, 升幅近4个百分点, 其后下滑至原来水平 (图1) 。
总的来看, 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结构正向高级化方向转变, 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较快的其他地区相比第一产业的比重大, 如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第一产业比重分别为3.3%和4.1%, 差距较明显。第二产业稳步增长, 辽宁沿海经济带是制造业发展的典型优势区域, 单从经济价值层面来看, 该地装备制造业和第二产业整体的快速发展对辽宁沿海经济带, 以至辽宁省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不容置疑。第三产业则波动, 变化较小。但从产业分工上来看, 辽宁沿海经济带的产业结构还不太合理, 主要是第三产业过低。根据国际经验, 一般综合性经济区域第三产业总产值一般占60%以上, 从全国来看,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第三产业比值高于40%, 而辽宁沿海经济带第三产业的比重仅为37.30%, 与全国相比, 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第三产业比值也显得略低。
2.2 就业结构发展演变情况
1996年以来, 伴随着经济的大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辽宁沿海经济带就业状况逐步好转, 就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相对较小, 所占比重小幅下降, 从1996年的31.7%到2005年增加到35%, 2005年后急剧下降, 到32%;第二产业GDP比重最大, 连年增长, 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应该最大, 但事实就业比重却呈逐年下降, 由1996年的37%下降到2008年的26.22%, 下降幅度近11个百分点, 2005年后下降量小了;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人数最多, 就业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 13年来, 提高了18.81个百分点。总体看就业比重, 第一产业下降, 第二产业小幅下降, 第三产业上升, 与上升的第二产业产值和稳定第三产业产值存在矛盾。辽宁沿海经济带就业结构演变相对滞后于产业结构2年, 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发展演变规律看,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图2和表1) 。
3 产业和就业的相关关系分析及预测
3.1 产业与就业偏离系数分析
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往往会使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发生一定的偏离现象。分析产业与就业偏离系数可以看出, 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一般的, 它的绝对值越大, 表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越不对称。偏离系数在±0.5之间是比较正常的, 如果偏离系数在±0.8以外则偏离较为严重[2], 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第一产业就业结构的偏离系数达到-2.2左右, 偏离较多, 需要注意的是偏离系数还逐年变大。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产业化任务艰巨, 而且偏离度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说明农业部门劳动人口负担有可能进一步加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全部为正值, 说明这些产业的就业比重小于产值比重, 存在劳动力迁入的可能 (表2) 。
事实上, 近几年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移速度明显加快, 2000—2006年就转移了10.7个百分点。农业人口比重的迅速下降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 对非农业部门形成直接的就业压力。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有较大幅度提升。第二产业就业份额在20多年间就业比重上升了13个百分点。
3.2 产业对就业的回归分析
我们将某次产业就业结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ES, 该次产业的GDP结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IS, 运用Eviews5.1软件[3], 建立辽宁沿海经济带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与就业结构比重2个变量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作如下相关度分析。
(1) 从表3的检验统计量可知, 辽宁沿海经济带第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呈高度显著线性相关关系, 通过F检验;R=0.60左右。从回归方程可知, 第一产业GDP结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 可使第一产业就业结构比重降低0.48个百分点, 对就业变动有比较强的负相关, 4年来, 该回归方程解释变量系数从-0.52变为-0.33, 升高了0.19, 表明辽宁沿海经济带第一产业有逐年增加吸引劳动力的趋势;但回归方程截距项为40, 第一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起点总体较低 (起点有抬高的趋势) , 劳动力素质不高, 劳动力就业空间狭窄。
(2) 从表4的检验统计量可知, 第二产业就业空间趋于饱和。辽宁沿海经济带第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线性是低度相关关系。R值几乎小于0.5, 说明第二产业GDP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非常有限, 产业对就业影响最小;4年来, 该回归方程解释变量系数从-0.56变为-1.60, 系数降低1.04, 就业总趋势在减少;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起点最低, 依据4年来其回归方程截距项都很高, 说明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才能就业。
(3) 从表5的检验统计量可知, 第三产业结构对就业变动的影响力最大。辽宁沿海经济带第三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呈较高线性相关关系, R高于0.45。4年来, 该回归方程解释变量系数虽在减少, 但是正值, 总体说来, 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对就业结构的影响超过第一产业。该回归方程截距项为负数, 表明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起点总体较高, 劳动力需要具备的素质不高即可就业, 辽宁沿海经济带就业的出路在于第三产业, 但是就业起点有下降趋势。
3.3 就业弹性系数分析
就业弹性系数是研究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数量关系的函数, 指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率, 是判断一定时期内就业形势严峻与否的重要依据。就业弹性系数为零, 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无拉动作用;就业弹性系数为正时, 经济增长对就业具有拉动效应;就业弹性系数为负时, 经济增长对就业形成两种效应:当经济增长为正, 就业增长为负时, 经济增长对就业有“挤出”效应;当经济增长为负, 就业增长为正时, 经济增长对就业具有“吸入”效应[4,5]。
从表6可以看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第一产业就业弹性系数全为负数, 确实对就业有“挤出”效应;对第二产业, 从表6中可详细看出, 就业弹性系数2006年前出现负值, 2007年后升至0.19, 吸纳就业的能力有了根本变化。究其原因有国有企业逐步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 但主要是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6]所致, 2007年后就业弹性系数恢复正值, 因为辽宁沿海经济带拥有了较大的分工优势, 原材料利用率的提高和产业链增长。如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与原材料产业增加值的比值为52.9%[7], 产业链的增长,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改变了以往对劳动力的挤出效应;第三产业具有“吸入”效应, 但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有待提高。
2005—2008年, 辽宁沿海经济带国民总值是保持持续增长的, 相对于较高经济增长的是极低的就业弹性, 如辽宁沿海经济带2006年的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弹性系数分别为-0.06和0.21, 平均就业弹性系数远小于发展中国家一般情况下的0.3或0.4。总之, 就业弹性较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非常有限, 就业问题严峻。
4 辽宁沿海经济带人力资源优化策略
辽宁沿海经济带第一产业就业已达到饱和并开始排斥劳动力, 第二产业由排斥劳动力转变为吸纳, 第三产业已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此外, 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结构存在着第二产业比重过大, 就业结构变动中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的速度较缓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参照刘庆唐等学者的观点, 结合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和就业的实况, 可以有以下优化策略。
4.1 增加青壮年人力资源
辽宁沿海经济带各产业青壮年人力资源不丰富, 而且比重逐年下降, 那么等中老年人力资源退出劳动力市场后, 人力资源将会有较重的负担。辽宁沿海经济带应该针对区位优势, 依据优势产业和工业园区的建设, 吸引外省青壮年人才来就业。
4.2 促进第一、第二产业升级, 增加就业
辽宁沿海经济带第一产业优势不具备, 而且人口就业弹性低, 为了最大限度地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 一是帮助农村一部分富余劳动力积极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项目在第一产业就业;二是依据辽宁沿海经济带的优势, 加快渔业产业化发展, 重视养殖业, 拉长海产品的生产和加工的价值链, 提高海产品的商品率, 增加就业岗位。
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第二产业经济和5个沿海工业园区的进一步发展,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还会大量上升。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结构形成的是以初加工产品多、高附加值产品少的生产格局[8]。制造业集群的联系不够紧密。要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 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金属加工机械制造:轴承、齿轮、传动和驱动部件的制造、船舶等产业, 发挥专业化生产优势, 形成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链;尤其要发展壮大一批影响大、实力强的企业集团, 带动全省的第二产业发展, 并在第二产业中推动技术改造和内部升级, 继续增强具有较大的分工优势的产业。如产值与原材料增加值很大的装备制造业。
第二产业要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要以高新科技和高端制造为主, 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就业门槛过高, 因此要挖掘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潜力。正确处理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可以在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矿产和化工等优势产业基础上, 支持纺织、服装、食品、农副产品、商贸和社区服务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充分发挥其吸纳社会劳动力的作用, 并积极鼓励发展中小型工业企业。
4.3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发展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 为第三产业提供优先发展政策
尽快取消导致城乡不平衡发展的政策措施, 加速建立覆盖面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9], 保证在农村富裕的劳动力能够无后顾之忧的转移出来;要发展第三产业, 必须消除行业垄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促进经济合理化发展, 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 除了大力发展信息、咨询、科技和金融等新兴产业, 还要充分发挥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 尽快把辽宁沿海经济带建成文化旅游区, 把旅游业培育成强有力的支柱产业。
4.4 努力提高人口素质, 进一步引进高新科技人才
辽宁沿海经济带对人力资源的技术水平、知识含量、管理销售能力以及处理信息能力要求较高的商业贸易、制造和金融等行业, 不管是高级管理人员还是一线工人, 对其综合素质的要求要逐步提高。辽宁沿海经济带要丰富各行业的培训, 逐步普及高等教育, 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充分发挥其产业集聚效应, 形成人力资本的集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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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 篇11
关键词：碳排放；产业结构；经济增长；VAR模型
近年来，贵州省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排名全国前列。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对能源的大量消耗。当前以煤炭、石油等高碳排放能源为主要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导致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同时也造成了对环境的污染。随之贵州提出低碳、绿色发展理念，产业结构调整逐渐深化，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利于节约能源资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大减少环境污染，形成健康可持续经济发展之路。因此，深入研究贵州省碳排放、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探讨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动态均衡特征，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对于促进贵州经济与社会健康增长，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
（一）模型构建
为能恰当反应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描述因变量与自变量间的动态平衡，本文采用VAR（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来综合分析碳排放、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间的关系。VAR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在（1）式中，k为变量的滞后阶数；为维回归常数向量（或截距向量）；为阶的系数矩阵，为维扰动向量，并且与以前的各期变量均不相关，即扰动向量不存在自相关。实际应用中，VAR模型也会加入与内生变量有因果关系的外生变量，以增加对模型的解释性及获取变量间的相互关系。
（二）变量选取
1、碳排放
我国目前还没有碳排放的直接监测数据，本文采用文献中蔡静霞等的方法，提出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在（2）式中，c表示由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总量；表示第类能源消费量，本文中分别表示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能源类型；表示第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不同的国家和研究机构对碳排放系设定的数值均有所差异，基于我国国情，此处采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提供的碳排放系数进行测算。同时，为了能进一步反应碳排放随经济增长的变化程度，令CQD=c/GDP，表示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即碳排放强度。
2、产业结构多元化系数
通常把三大产业产出的比例（10：60：30）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多元化程度的指标，这种方法看起来比较直观，但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产业结构的演变进程及规律。为此，一些学者们提出了产业结构多元化系数这一概念，用来对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描述。本文采用黄华的研究成果，提出产业结构多元化系数表达式为：
上式中，P、S、T分别表示第一产业产出、第二产业产出及第三产业产出。MESD为产业结构多元化系数，MESD数值越大，认为该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的演变越深化。
3、经济增长率
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率的指标，在实际应用中，在不影响统计分析的前提下，经常采用GDP的自然对数值代替其原值，以减少序列异方差性的负面影响。
二、实证分析
（一）基础数据处理
本文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贵州统计年鉴》，包括贵州省1990～2014年度GDP（含一、二、三产业数据）及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消费量数据。把上述各项基础数据代入式（2）、（3），便可获得碳排放量及产业结构多元化系数MESD值。为减少时间序列变量的异方差性，同时又不影响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对GDP与碳排放量C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NC、LNGDP。由此可获得变量LNC、CQD、LNGDP、MESD的时间序列数据走势，如图1所示。
（二）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给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关系带来的误导，需要在建模之前对各变量做平稳性检验。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量相比，突出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能更深层次体现碳排放的变化，因而接下来的分析涉及碳排放指标时将以CQD作为选择对象。本文采用ADF 单位根方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来考察各变量的平稳性问题，由检验结果可知，变量LNGDP、LNC、MESD及CQD的一阶差分序列在95%的条件下均通过了检验，为平稳序列，表明各变量间可能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从而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VAR模型。
（三）VAR模型的构建
构建VAR模型之前首先要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滞后期过小，可能导致残差项的自相关，滞后期过大，则会因待估参数过多而降低模型的自由度，进而影响参数估计的有效性。通过检验包括LogL、LR、FPE、AIC、SC 及HQ 等统计量值，最终确定最优滞后期数确定为1期，进而可以构建包括变量LNGDP、CQD、MESD之间的VAR模型，如下所示：
LNGDP=0.06+0.98LNGDP（-1）+0.01CQD（-1）+0.04MESD（-1）
CQD=5.30-0.20 LNGDP（-1）+0.59 CQD（-1）-0.44 MESD（-1）
MESD=-1.60+0.37 LNGDP（-1）+0.02 CQD（-1）+0.72 MESD（-1）
由以上各式可以看出：其一，经济增长滞后期对当期的影响系数为0.98，表明经济增长率自身的变化规律为内正相关影响，增长率的变动为相互促进的累积过程；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多元化系数的影响表现为正值，具体为0.37，说明经济增长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说明了贵州省产业结构随着经济的增长进行了内在的持续性调整；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系数为负值。表明随着贵州省经济增长，碳排放强度表现逐渐降低，由图1也可印证，1990～2014年以来，碳排放强度基本呈下降之势。其二，产业结构多元化系数MESD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正的0.04，这表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都表现为正相关，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促进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多元化系数MESD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系数是负的，说明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对比图1可以发现，从1990～2011年，基本上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伴随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但从2012年开始到2014年，产业结构并未优化并有恶化的趋势，与此同时碳排放强度却一直呈下降之势，原因在于近几年贵州第三产业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第一产业比重却有所上升，从2011年占比12.7上升到2014年的13.8，相比之下第一产业碳排放较小。同时，第二产业近几年能源利用效率也有所提高，因此出现MESD与CQD同步的现象；产业结构多元化系数MESD对自身的影响系数正的0.72，表明贵州省产业结构调整有着内在的动力，呈现不断优化的过程。其三，可以看出，碳排放强度对各要素的影响全为正值，这点与图1不符，具体原因还要看接下来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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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进一步观察碳排放强度、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需要对以上变量做因果关系检验。本文利用基于VAR模型下的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考察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为此，根据前面得到的VAR模型，得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由检验结果可知，在10%的置信度下，产业结构多元化系数MESD是经济增长LNGDP与碳排放强度CQD的Granger原因；LNGDP是CQD的Granger原因、不是MESD的Granger原因；CQD不是LNGDP与MESE的Granger原因。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了GDP的增长，而GDP的增长也表现出低碳的趋势，使得碳排放强度逐步降低。MESD与LNGDP的单方面因果关系，即MESD是LNGDP的Granger原因，而LNGDP不是MESD的Granger原因，进一步印证了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不完全同步，原因在于贵州省经济持续依然处于粗放型增长态势，经济增长更多的是来自于投资拉动，而不是技术进步型，因此当产业结构升级时，推动了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反过来并未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三、结语
本文运用VAR模型，构建了碳排放、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系统，并根据贵州省的年度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构建反应三者之间动态关系的VAR模型，并根据相应的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发现：贵州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GDP的增长及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作用明显；GDP的增长能够显著促进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同时发现，贵州省产业结构调整表现为被动性调整，这种调整没有适应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不同步的现象，因而导致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即产业结构优化推动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并未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及绿色生态发展的要求，贵州省再次迎来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利时机。短期而言，强制性的节能减排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但长期来看，减少碳排放会促进企业技术更新、提高效率，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并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现阶段，应积极实施“互联网+”行动，促进信息化和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以优结构、促转型、增效益为主线，加强对深化产能和技术合作的利用，支持企业瞄准国际同行业标杆推进技术改造，采用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和大数据信息技术改造，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实现传统产业发展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转变，支持企业加快推进原材料工业生态化发展，促进产业升级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实现绿色化、品牌化，提升产业竞争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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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篇12
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是在经济运行中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 使国民经济各产业实现协调发展, 保证市场供求平衡并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 达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目标, 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从低级结构向高级结构的演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过程是动态的, 它以国民经济效益最优为目标, 主要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过程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
随着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快速增长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 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质量的提升, 奢侈品消费逐渐形成为一股现代生活消费的洪流, 正在蓄势地冲击着中国现实的经济生活。在这样的一种背景和趋势下, 奢侈品作为一种高质量、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高品质特殊商品, 已经日益显现出其固有的带动行业经济发展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经济效能, 同时奢侈品经济也逐渐成为衡量一国的相关产业竞争实力和体现行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因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对此, 本文认为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下, 积极地发展奢侈品经济, 对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以及提高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水平, 继而促进国家经济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在的现实意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在当前普通的大众消费品市场普遍供过于求、居民购买力不断增强而有效消费供给不足的现实状况下, 积极而适当地发展收入弹性和需求弹性高的奢侈品经济, 已经具有了其应当具备的先决条件。
奢侈品经济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奢侈品经济是指人们在奢侈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作、品牌营销、文化培育、加工流转、消费服务等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经济技术关系的有机集成, 它是现代商品经济结构中客观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奢侈品经济作为现代商品经济系统中相对独立的产业经济部门, 其特有的生产与消费的周期性形成了它独立的产业循环运行机制, 同时它所带来的促进产业发展水平、创新产品制造工艺、创造社会财富和提供就业岗位、满足个性服务需求、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等方面的效用, 也是引导和推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所包含的产品或服务类别来看, 奢侈品经济是属于横向跨行业的经济范畴的概念, 或者说每一个行业都可能产生出属于并代表本行业的奢侈品产品或品牌;同时, 奢侈品经济涵盖了生产同类产品的产业组织在生产原料、专业技术、创新能力、组织管理等方面最高层次的系统运行水平和效率, 并集中代表了其所属各相关行业或产业组织产品研发和生产制造的尖端工艺与科技水平。
在现代产业组织结构中, 奢侈品经济无论是从产业资本、产品技术还是组织管理来说, 它都处于其所属产业组织结构顶端的领先地位。奢侈品作为一种具有综合性比较优势的高品质的产品或服务, 它们大都代表着各自所属产业部门中同类产品的最高生产制造和科学技术水平, 并且具有较强而持久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同时也代表着社会公众消费的价值取向和相关产业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向, 因而在所属产业组织的产品和服务体系中处于“领头羊”的地位。在产业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中, 奢侈品经济以其在产业链中的纵向和横向资源的整合能力与功效, 而具有明显的产业经济技术优势;在现代商品经济结构中, 它不仅具有社会消费和产业技术的导向性, 往往还担当着所属行业产品更新、升级、换代的研发和产品层级的更替, 从而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消费整体福利水平和产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对商品市场的组织管理中, 奢侈品企业从产品研发、原料采购、生产制作、品牌营销到售后服务等各生产流通环节, 大都相应配套有成熟、高效、科学的组织管理系统, 并在由同类企业组成的产业组织结构中居于示范导向性地位。正是因为如此, 凭借着自身所固有的在实体产业资本方面的明显强势以及在虚拟品牌资本方面的巨大张力, 奢侈品经济才保证了其在产业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奢侈品经济对于产业结构的作用, 可以动态地体现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效益、资源和环保等基本要求, 而不断完善产业组织内部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动态过程, 奢侈品经济无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明显而难以替代的作用。首先, 从产业组织内部结构关系来看, 奢侈品经济拥有各行业内最优秀的人力资源、最优质的产业资本、最优良的生产工艺, 特别是其持续的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创新与升级换代, 以及技术溢出效应在产业内的传导, 可以有力地促进和加快产业组织内部结构的高级化进程, 从而推动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其次, 从产业间外部结构关系来看, 奢侈品经济有利于国民经济中产业间的高端资源的经济技术整合和提高跨行业资源配置效率, 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中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其发展水平往往还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定产业经济的综合竞争能力和水平。此外, 如沃夫冈·拉茨勒在《奢侈带来富足》中谈到的, 奢侈品生产对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他认为奢侈品集中最先进的技术、最和谐的产品美学、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品质内涵, 它能刺激革新、创造工作机会、塑造品位和风格。
奢侈品经济的产业关联度分析
产业关联就是在经济活动中, 各产业之间广泛存在的、复杂的和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 其实质是产业之间各种投入品和产出品为联系纽带的经济技术联系。在社会经济的实践活动中, 奢侈品经济通过产品或劳务、生产技术、劳动就业、投资联系等各种产业关联纽带, 以生产要素供给者和提供者的商业身份, 并以有形的实物形态和无形的价值形态的方式, 与其它相关的产业发生着广泛而直接的经济技术联系;同时, 由于奢侈品经济在各自产业中所具有的技术、资本、市场强势, 决定了它在自身的发展中会产生复合性的产业关联正向效应和产业价值的拓展功能, 并在其所属产业和关联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较强的影响力。具体而言, 依据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对产业关联概念的定义划分的内涵, 基于产业之间的供给与需求关系, 奢侈品经济与产业结构的关联度可以主要表现在其前向关联的纵深联结性、广泛渗透性和高端经济性以及后向关联的价值附加性、产业延伸性和经济推动性。
(一) 奢侈品经济的前向产业关联
奢侈品经济在产业结构关系中的前向关联, 就是奢侈品经济活动基于供给关系而与其它产业部门发生的关联, 它对前向关联产业具有显著的纵深联结性、广泛渗透性和高端经济性的特征。
首先, 奢侈品经济与前向关联产业在产业链的上游产业关系中具有纵深联结性。奢侈品经济往往在各自所属产业链中居于核心主导地位, 由于奢侈品本身对原料珍稀和产品品质的特别要求, 其对前向关联产业所需的各类生产要素涵盖原料、存储、运输、加工、包装、检测、工艺、研发、设计等各环节, 而且所需的中间产品或服务相对其它普通商品, 其对生产要素的内在品质要求具有更高的精细化要求和纵深的产业联结。如以奢侈品对其上游原料产业为例, 许多奢侈品的原料要求大都渗透于原料早期的选种、培育和种植等全过程, 而并非是对市场成品原料的简单采购和收集, 这种纵深的产业联结无疑是奢侈品生产的基本要求。如兰蔻的提炼萃取香精的工艺, 其原料是从各种珍稀玫瑰中精选而出, 甚至对花瓣数量、花茎尺寸、香型特色都具有特殊的品质要求。
其次, 奢侈品经济对前向关联产业的价值链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奢侈品经济涉及的前向关联产业众多, 与创意设计、生产制造、流通等产业发生着广泛的经济技术联系, 奢侈品作为这一整体价值链中的核心价值产品, 在产业价值链中构成产业层次和产品价值的重要内容, 发挥着产业价值链的整合与价值提升功能, 促进了奢侈品经济在高度精细要求下的专业分工协作和科学技术进步。
第三, 奢侈品经济对前向关联产业的价值提升具有高端经济性。由于奢侈品经济蕴含的原料珍稀、工艺精湛、品质卓越等内在品格和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及其特定消费群体的购买力水平等外在的特点, 使得在拉动科研、原料、制造、设计创意、营销策划等关联产业发展的同时, 体现出奢侈品经济极富高附加值的高端经济特征。例如, 1994年Coty集团Calvin Klein推出的一款CK one中性香水, 其年销售额达5800万美元;而1996年香奈儿推出的一款5号 (Chanei N0.5) 香水, 年销售额高达1.3亿美元, 它们都以相对较低的有形物质成本的超高价值产出, 在促进和保障前向关联产业的持续高水平发展中显示出了奢侈品经济的高端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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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奢侈品经济的后向产业关联
奢侈品经济在产业结构关系中的后向关联, 就是奢侈品经济活动基于需求联系而与其它产业部门发生的关联, 它对后向关联产业具有显著的价值附加性、产业延伸性和经济推动性的特征。
其一, 奢侈品经济对后向关联产业所具有的价值附加性, 集中表现在奢侈产品本身的高商业性价值对后向关联产业的转移让渡。奢侈品经济原本就属于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双重高附加值产业, 它在向后向关联产业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售后服务等过程中, 其商品 (服务) 价值附加大都不是以有形的物质成本为主要依托, 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商品 (服务) 无形的精神价值之中, 因而它能够给后向关联产业转移和让渡较一般商品或服务更高的商业价值和利润。
其二, 奢侈品经济对后向关联产业所具有的产业延伸性, 主要表现在它对后向关联产业商业价值的拓展与增值作用。奢侈品经济产业链的下游产业在奢侈品的流通消费过程中, 相对于其它的普通商品或服务, 它能够更有效地带动与奢侈品消费层级相应的同质商品和服务的消费, 同时可以引导相关商品与服务消费的升级。例如, 基于奢侈品对下游产业市场的供给和消费, 能够产生和带动专门针对奢侈品销售和消费服务的营销、保养、护理、售后服务等高端的连带商业服务需求, 从而拓展和带动城市商业地产、品牌营销管理、创意策划设计、专业售后服务等行业的发展。
其三, 奢侈品经济对后向关联产业所具有的经济推动性, 主要表现在它对城市商业和消费经济的提升及其对产业经济技术发展的推动。奢侈品经济在现代商品经济中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消费示范作用, 它在经济内涵的本质意义上以一种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引导着社会消费, 并通过推动商品经济的消费升级进而促进物质生产技术和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同时, 奢侈品经济作为各类产业中产品服务的翘楚, 以其珍稀、奢华、精湛、个性在扮美城市、提升城市商业功能、营造都市繁华氛围和促进城市商业文明进步中, 同样发挥着其它商品和服务均无法替代的作用。
奢侈品经济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产业与产业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 通过依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对资源条件的调整, 使各产业内部结构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和内在联系, 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动态均衡和产业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主要任务之一, 就是要解决产业间以及各产业内部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相互适应的问题, 它既包括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均衡与协调, 也包括产业组织内部结构的均衡与协调。奢侈品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中具有高技术含量、高资本聚合、高附加价值的高端经济成分, 并具有广泛的关联产业之间的横向联系和产业组织内部的纵向联系, 它在较高水平上推动和提高各个行业之间、尤其是产业组织内部的各类资源配置效率与产业发展协调程度。可以认为, 不论是在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均衡与协调中, 还是在产业组织内部结构的均衡与协调中, 奢侈品经济都发挥着自己特有的重要作用。
首先, 从产业经济发展理论上看, 奢侈品经济在各个产业体系的产品结构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它始终是各行业发展在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上所体现出来的高端经济价值的核心组成, 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的动态调整具有导向和推动作用。
各个产业经济组织内部的产品结构往往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结构, 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产品一般属于一些传统的资源型、高能耗的初级产品, 处于“金字塔”中间层次的产品一般属于大众型的普通消费产品, 而处于“金字塔”顶层的产品则一般属于代表同类产品最高品质的奢侈产品。缺少奢侈品经济的产业结构是不完备的, 更是不完善的, 那样只能使产业结构永远停留在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中低端产业经济发展水平, 并在生产工艺和产业技术上受限并依附于人;实际上,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就是这一以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为基础的“金字塔”产品结构层次的优化升级, 奢侈品经济是各类产业发展的技术风向标和产品质量标准的典范。可以认为, 奢侈品经济在商品经济结构中正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地位, 它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推动与促进的主要表现, 在于它以技术研发创新和产品更迭换代为主要形式来促进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过程。随着奢侈品经济本身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 其固有的技术外溢效应和产品升级换代的传导扩散效应, 使其创新机制、技术规范、产品标准、质量体系等产业资源逐渐向“金字塔”下游企业或产品传导, 以致带动整个“金字塔”产品结构在动态中的优化和升级调整, 从而会带来国民经济整体产业水平的提升和国民福利的增长。同时, 奢侈品经济是一个渗透性和综合性很强的产业部门, 其产业价值链往往广泛地涉及现代农业、先进工业、生产与消费服务业等各个产业领域, 在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中以高层次、高水平、高效率的产业经济技术协作的形式, 从产业素质、产业联系、产业地位和市场的有效供给等方面, 不断地推动着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整与协调。
其次, 从产业经济的发展实践来看, 奢侈品经济在其所属各类行业中代表着相关产业领域产品研发、生产工艺、组织管理、技术创新的最高水平, 它可以通过自身强势的行业影响地位和市场示范效应, 带动着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内部组织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优化转型。
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 奢侈品经济明显具有高于各类产业平均水平的产业素质, 它不仅表现出高超的科技创新能力、经济质量效益和高效的资源整合配置能力, 而且在自然环境保护领域中也有着较为超前的行业意识和表率作用。由于奢侈品对自身产品完美品质的苛刻要求和对品质改良提升的不断追求, 使得奢侈品企业能够一如既往地注重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与积累, 而奢侈品内在的高附加价值属性, 又使之有能力在产品价值链所涉的各行业中高效地整合各类稀缺优质的产业资源, 并在产业资源的整合中维持和促进产业之间或产业内部发展的均衡与协调, 从而在动态中维护和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同时, 由于社会对企业自然环境保护责任意识的增强, 奢侈品经济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特别是在原料选购、生产工艺、包装营销等环节过程中, 奢侈品企业更加主动地注重和维护产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保护, 如雅诗·兰黛与英国Cornwall合作在恶劣地形上建立的伊甸园项目就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 这也是维护奢侈品及其奢侈品消费者社会形象责任的必然要求和选择, 尊崇商品生产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和谐正逐渐成为奢侈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向。此外, 由于奢侈品经济的前向与后向产业关联所具有的广泛性和延展性, 它能够为国民经济结构中传统产业向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转型提升创造出良好的发展途径, 这种发生在不同产业之间以及奢侈品所属产业内部组织之间并具有实质关联性的各种经济技术协作, 同样可以在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三, 从社会消费的需求与供给关系来看, 奢侈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社会消费需求的必然结果, 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一旦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所产生的对奢侈品消费的现实需求, 就会逐渐反映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的客观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消费需求结构是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的首要因素, 而其中的个人消费结构及其变化 (取决个人收入) 、最终需求 (总需求减去中间需求) 结构及其变化以及边际消费倾向 (决定着最终需求中消费和储蓄即投资的比例关系) 三者的合力, 是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演变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国外奢侈品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 当国民人均GDP超过1500美元时, 奢侈品需求市场就会开始启动;当国民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以后, 奢侈品消费市场将得以快速扩张。按照这一发展规律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的数据, 截至2010年, 中国人均GDP已达到4382美元,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旺盛阶段, 而且这一规律在实践中也获得了相应的实际印证。据贝恩顾问有限公司与意大利奢侈品生产者协会于2011年5月合作发布的全球奢侈品市场报告显示, 2010年全球奢侈品 (不含服务、酒店、餐厅、酒类、豪华车、游艇和私人飞机) 市场规模已达1720亿欧元 (2540亿美元) , 而如果将中国消费者在海外的购买力计算在内, 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 (机场免税店和飞机上的免税奢侈品销售总量达160亿欧元) , 同时中国内地以30%的增长速度成为全球奢侈品销售增长最快的地区。2010年, 各大国际奢侈品品牌仅在青岛的销售额就实现约65亿元人民币;位于温州华侨国际名品广场内不到300平米的LV专卖店, 年销售收入近亿元, 日均销售额约27万元, 每平米营业面积的日均销售额近千元。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伴随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中国作为迅速增长的奢侈品消费大国业已形成并孕育着巨大的市场需求。然而, 购买力水平的快速提升和奢侈品需求的不断增长, 相对于奢侈品生产的本土化短缺和购买力大量外流的现实状况, 决定了具有高附加值的奢侈品经济发展的滞后, 已经成为阻碍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演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奢侈品经济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在产业技术创新的基础上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发挥主导产业的作用, 提高产业结构的素质, 增强高端产业的产出比重, 实现产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 亦称其为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整个产业结构中, 由第一产业占优势向第二、三产业占优势转变;二是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向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占优势转变;三是在工业制造业内部, 由制造初级产品的产业占优势向制造最终产品的产业占优势演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因除了要素供给、市场需求和环境等一般动因外, 创新 (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是产业结构的直接动因, 它在产业结构朝更高阶段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
奢侈品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往往与第一、二、三产业, 尤其是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均具有紧密的联系, 而且奢侈品经济在其所属各产业以及产业内部的各种经济技术协作中, 彼此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发展和推动产业结构递进的关系, 从而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渐次发展。这种关系可以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 第一产业为奢侈品经济提供珍稀优质的生产原料支撑, 同时奢侈品经济对原材料质量的严格苛刻要求会不断促进第一产业生产技术的改良进步。在很多奢侈品如化妆品、皮具、服装、酒类、食品等的生产中, 它们对原料的选择和需求大都具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和要求, 甚至对原料的质量要求会前溯至原料的育种、培植、土壤成分、地理环境等环节, 即在原材料的前期生产阶段通过技术、气候等特有的产品个性特征的品质培育, 以起始之初就保证奢侈品生产原料的稀有珍贵;奢侈品对生产原料的这种特有的品质要求不但促进了各种新技术的研发应用, 而且当技术的溢出效应使得第一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得以提升的情况下, 奢侈品经济为保持自身的品质优势而不断地推动着新的更高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从而实现产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其二, 第二产业为奢侈品经济提供精细先进的制造工艺支持, 同时奢侈品经济对产品品质的完美追求会不断推动第二产业制造工艺的技术创新。任何一件成功的奢侈品不论是其产品本身还是包装器物, 大都是一件从内至外美轮美奂的艺术作品, 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视觉精神享受, 这就要求奢侈品的生产必然选择最先进的制造工艺技术;相应地, 奢侈品经济对其超额利润所依附的各类先进工艺的不懈追求, 同样必然推动着第二产业工艺技术的研发创新与实践应用。
其三, 第三产业为奢侈品经济提供系统化的个性服务支持, 同时奢侈品经济对服务的精细化和人性化的要求会促进第三产业服务质量和服务体系的不断创新完善。奢侈品经济广泛涉及产品的设计、包装、运输、营销、售后服务等各环节的第三产业服务领域, 并且相对于其它普通商品具有更高的服务质量要求, 许多奢侈品的生产还通过配套生产、委托加工、零部件组装等各种服务外包形式渗入现代生产性服务领域, 成为现代服务产业得以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奢侈品经济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中, 可以直接改善和提升相关产业的产值结构、劳动力结构、工业结构水平、高附加价值、技术集约和工业结构软性化水平, 通过多种表现形式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不断发展。奢侈品经济以产品品质、技术开发和工艺创新为核心, 融合产品原料、产品研发、产品设计、产品包装、品牌营销、品牌文化等行业优势资源, 其固有的创新 (包括产业技术创新和组织制度创新) 和资本的行业相对优势, 决定了其在产业组织结构中所处的高级化水平;同时, 奢侈品经济高附加价值化、技术集约化以及以知识技术为重心的工业结构软性化的特点, 有利于奢侈品经济通过对产业资源的整合配置能力和技术外溢传导效应来促进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演进。
结论
奢侈品经济是在产业组织内部“金字塔”结构中居于顶层地位的代表同类产品最高品质的产品与技术集合, 它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影响和作用。在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投资结构中, 应当适当鼓励和引导投资在产业内部各层级中奢侈品经济的投资比例, 充分挖掘我国瓷器、丝绸、茶叶、白酒、餐饮等传统产业所积淀的深厚文化渊源, 结合现代经济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资源, 积极地发展我国的奢侈品经济和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奢侈品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