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失衡（共12篇）
经济结构失衡 篇1
摘要：2007年爆发的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对于全球经济都是一次很严峻的冲击与考验, 不仅是美国, 全世界很多国家的经济都受到了重创, 我国的经济也在危机中受到影响。然而, 这次金融危机却是一次非常好的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全面调整的契机。本文将对美国经济失衡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展开研究, 首先谈谈美国经济失衡的现状、原因与政策调整取向, 然后分析美国影响下的世界产业结构变化与我国产业结构现状, 最后进一步探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与对策选择。
关键词：美国,经济失衡,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一、美国经济失衡的现状、原因与政策调整取向
(一) 美国经济失衡现状
美国次贷危机, 即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 始于2006年下半年, 到2007年后全面爆发, 随之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 这次次贷危机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造成美国经济严重失衡的现状。经历了这次次贷危机, 2008年一整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降为1.1%, 是继2001年来增幅最小的, 在之后的几年中, 美国一直处于经济失衡的阴霾里, 想要真正能够走出来, 谈何容易。
(二) 美国经济失衡原因
美国经济为什么会严重失衡, 到底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 这和美国一直以来采用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关,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美国一直以来都以借贷的形式试图拉动经济增长, 这种借别国口袋里的钱来推动本国经济增长的模式长远来看显然是不可取的。此外, 美国将很多制造业都转移到国外, 在本土很少能够看到制造企业, 之后会用美元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 这个过程不断积累必然会形成严重的贸易逆差。他国持有的美元越来越多, 外汇储备自然也会不断累积了, 这也就产生了美国经济失衡的现状。
(三) 美国经济失衡政策调整取向
意识到国内严重的经济失衡状况, 21世纪以来美国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来对经济失衡进行调整, 一大举措就是采取弱势美元政策, 这可谓是一石二鸟。美元的贬低首先使得美国生产的产品价格降低, 从而提升了其产品在世界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美元走低后其对外债务相应也减少了, 这对调节美国国内经济平衡确实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大举措就是著名的反倾销政策, 通过加收进口商品的倾销税, 这一定程度提升了进口商品的价格, 使国内购买率下降, 从而拉动了国内生产, 这也就是所谓的贸易保护, 这个政策对于降低美国经济失衡也有一定帮助。此外, 美国还实施过庞大的政府救市计划, 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分别都向国会提出过高额的救市计划以恢复美国经济平衡。
二、美国影响下的世界产业结构变化与我国产业结构现状
(一) 美国影响下的世界产业结构变化
美国一直是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力量,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美国就引领世界先后发生了4次产业结构变化。第一次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 战后美国迅速确立了全球经济领先地位, 也首先进行了一次产业结构变化与升级。美国把大量的传统产业直接转移给经济恢复初期的日本、加拿大及西德地区, 在国内则保留了大量的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和通讯等新兴技术产业, 并且大力发展。紧接着迎来了20世界60、70年代, 这个阶段随着科技革命不断深化, 很多发达国家也意识到了产业结构转型的必要性, 于是, 以美国为首的日本及德国等国纷纷把劳动密集型并且伴随大量环境污染的产业都转移到亚洲新兴市场, 自己则保留技术密集型产业, 如电子、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 全球范围内又迎来了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更多地关注新能源、微电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 将很多重化工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地区, 这个过程也成就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最后一次国际范围内的产业转型则发生与20世纪90年代,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进一步关注于高新技术产业, 对于新能源、新材料及宇航等产业都十分重视并且大力发展, 重化工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有技术密集型产业等都不断往东盟国家和中国转移。
(二) 我国产业结构现状
总体而言, 我国的产业体系在实现从传统产业体系到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渡。在国内, 由原来的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不断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演进, 这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跨越。1978年以来, 我国的产业发展也在逐步实现轻工业阶段向重工业阶段转化的过程,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 拉动我国经济的主要是房地产、汽车、电子通讯等行业。另一方面体现在我国的产业发展模式逐渐实现从内向型向外向型的转化过程, 建国初期, 我国的产业模式主要是自产自销, 试图达到自给自足, 随着改革开放国门的打开, 我国开始逐渐融入世界范畴内的市场竞争, 开始积极承接各类国内产业转型的业务, 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加工厂”。这一方面推动了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 另一方面也让中国吸引了大量国外的直接投资, 对于拉动自身经济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与对策选择
(一)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
美国经济失衡虽说也一定程度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阻碍, 然而, 从宏观层面来看这却是一次难得的让我国产业结构发生调整的契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催生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这个对于我国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危机爆发后全球市场萎缩, 只有质量更好的产品才能继续在市场上存活, 因此, 这对于那些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次很大的冲击, 这也促使各企业必须加大研发力度, 只有不断地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才能继续在市场上存活。
(二)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选择
1. 政府推动
总体来看, 中国的经济形势及经济运营能力是很好的, 中国的财政状况一向保持良好, 凭借较强的财政调节能力, 中国多年来都保持着财政收入高于GDP增长率的状况, 这为中国进行产业调整提供了财政基础。正如李克强总理的指示:结构调整最根本的还是要靠释放改革红利, 寻找新的发展动力, 中国一直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 到目前为止, 中国外汇储备已经接到2万亿美元, 这对于产业发展和产业转型提供着良好支撑, 与此同时, 中国的储蓄率一直都是很高的, 居民储蓄已经接近20万亿元人民币, 这些都能够很好地为改革红利提供深厚的经济基础, 也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资金保障。
2. 企业参与
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离不开企业的参与, 企业参与形式主要体系在两方面。首先, 企业想要寻求更好的发展, 在我国整体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拥有屹立不倒的地位, 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加大自主创新, 创新能力才是企业求生存、求发展最好的道路, 才能够让企业走的更长远。其次, 如果可以, 我国的企业可以更多的尝试“走出去”, 如果能够融入国际市场, 在那样一个更大的范围与格局内参与竞争, 这对于提升企业自身的生存能力将会是很大的推动, 也能够大大提升企业自身的经营能力与适应能力。
3. 创新引领
创新是推动产业调整的动力, 国内的各大企业只有不断加大自主创新能力, 才能够真正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互联网行业为例, 一直以来, 在互联网行业我国都想实现一定的突破, 希望能够有自主研发的产品面世, 并且受到用户的喜爱。美国仍然是全球互联网行业的领军人物, 其开发出来的很多产品, 从早期的google搜索引擎, 到风靡全球的facebook, 还有使用范围极其广的twitter, 这些产品中不仅技术含量很高, 更重要的是其中有很多创新内容, 是研发人员的智慧结晶。在这方面中国是十分欠缺的, 一直没有从理念上自主研发的产品问世, 但模仿能力却在不断进步, 于是在国内产生了百度、人人网、微博这些知名度非常高的产品。对于这个现象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真正需要的是加大自主创新能力, 只有在这个层面能够得以突破, 才能够真正出现好的产品, 才是对我国经济最大的推动。
四、结语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 美国乃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经济都遭受重创, 我国的经济也受到影响。然而, 总体来看, 这次金融危机却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次战略机遇, 要抓住这次机遇, 加强创新能力, 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与转型, 这必然会促成我国产业的不断升级, 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与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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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失衡 篇2
爷爷奶奶教小学 哥哥姐姐教高中
7日下午2时30分，教育界的政协委员拿出自己的提案，开始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讨论交流。记者统计，近30名委员提交的提案或交流的话题中，有一半多涉及农村教育。城乡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农村教师待遇问题、人员流失问题等被重点关注。
农村教师工资太低了
“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就是师资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的形象写照。”武城县教育局的吴广峰委员说，他曾在调研中发现，在农村45岁以上的大部分教师都是原民办转正教师，知识结构陈旧，难以适应新课改的要求。“农村中小学英语、音乐、体育、美术、计算机等学科专业教师严重不足，很多学校让教师‘中途改行’或兼课，难以满足当前素质教育开全课程的要求。”
“我的学生经常抱怨，农村的条件很艰苦，很多理论知识无法有效地传达给学生，有电脑无网线，有电视无信号。”平原师范学校的邱兰英委员告诉记者，她是围绕加大对农村中小学投资做的提案。她作为师范学校的老师已有近30年，自己的很多学生加入到了农村教师的行列，但是她所得到的反馈令她深有感触，农村教师工资太低，有的甚至无法保障正常生活。
县城附小一个班八九十人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非常严重，那就是城乡教育资源差异的问题，县城中小学很多都覆盖了多媒体，而城镇或村里的学校虽有电脑，但是无法利用。”吴广峰说，如果不改善，这样会导致农村更弱城市更强。禹城齐鲁中学的韦建辉委员说，光说城乡差别可能有些空洞，举一个例子，有的农村小学因为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一个班仅有十几人，而县城附小的一个班级竟达到八九十人。
德州市新湖南路小学的赵强委员认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优秀农村教师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城市学校，使得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农村中小学校更是雪上加霜，农村优秀教师的缺失加重了城乡之间教育发展不均衡。农村学生大量涌入城市学校使得农村学校生源流失严重，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农村教育管理者怨声载道。
政策应向农村倾斜
吴广峰委员建议，应完善城乡教师定期交流制度，明确城镇学校教师评聘高一级职称时，必须有一年以上的农村学校任教经历。实施偏远农村教师校车工程，加大农村教师工作环境方面的投入，改善教师工作生活环境。在核准岗位结构比例时，高级教师岗位向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
出台农村教师回城、子女入学等一系列福利政策，为教师在农村任教解决后顾之忧。开展农村中小学教师岗位津贴改革试点，完善农村教师荣誉激励机制，在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安排一定的比例在农村一线教师中推选。
结构失衡原因何在 篇3
首先是消费需求不足。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也不是一个没有过的现象。西方国家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就遇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来,经济危机来自生产过剩,原因是收入分配两级分化和大众消费不足。凯恩斯从投资的侧面强调需求不足,但同时凯恩斯也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节俭悖论。他说节俭是一种美德,但全社会如果储蓄过多就会导致生产下降。
发达国家是怎么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呢?短期对策就是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罗斯福新政还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公平劳动标准法,建立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实行了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做的,实际上标志着美国的制度变革。所以长期的应对消费需求不足的对策,从欧美二战前后的经验来看,关键在于制度的改善,包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公共服务,实行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
其次是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基尼系数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上升的,这种上升与收入差距扩大和消费不足之间是什么关系?在我看来消费不足可以主要地归结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劳动报酬比重不断下降,导致大众消费空间受到压缩,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其次是企业的社会保障和公共体系不健全,医疗、教育、住房负担过重,导致居民储蓄压缩了消费。中国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2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0.47,已经远远超过了收入差距的警戒线。劳动报酬在GDP当中的比例是不断下降的。劳动报酬比例下降会带来什么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它和储蓄率之间是什么关系。2008年根据统计局的数据,城镇最低收入的10%的居民家庭储蓄率是4.6%。城镇最高收入的10%的家庭是38.1%,两者相差了七八倍,这样的关系可以很清楚地反映出,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消费率越低。而收入差距过大的时候,高收入居民储蓄率增长就快于低收入居民。根据中国过去30年的经验数据来看,基尼系数每上升0.01,储蓄率上升0.76个百分点,而且这两个变量高度相关,相关系数到了0.85。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的话,根据这个数据来推算,基尼系数如果从现在的0.47回落到0.37,消费率大概可以从49%回升到57%。而在我看来,中国实际的收入差距大于统计显示的部分。
第三个问题是资源收益和垄断性行业的问题。我们的垄断性行业利润过高,人均收入大概是其他行业的五到十倍,缺乏合理资源税和垄断利润调节税,土地收益缺乏规范和管理,很多地方的财政已经变成土地财政。
经济结构失衡 篇4
但让人忧虑的是, 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失衡的增长”, 而且我国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随着经济增长不断累积, 当前已达到十分危险的程度。2008年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弊端暴露无遗, 极不利于我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
1 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的传导、表现和危害
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 政府主导的高储蓄, 进而高投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拉动因素。
政府主导的投资, 其投向主要是资本密集型的铁路、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石油、煤炭、化工、钢铁、冶金、电力、水泥等国有经济部门, 这些行业的重复建设和过度发展造成了国民经济中二三产业结构失衡, 工业比重高居不下, 第三产业发展迟缓。工业内部结构中以轻工业为主的民营经济萎缩, 城乡间、“国”“民”间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拉大。
在国民收入既定的条件下, 储蓄 (投资) 与消费是互为消长的关系。政府主导的“高储蓄-高投资”及其所形成的失衡的经济结构, 最终会挤占居民消费份额。在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不断下降的情况下, 政府主导的高投资所形成的过剩的生产能力, 必然要依赖不断扩大出口来平衡。这致使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出现进一步失衡, 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出口的不断扩大, 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度增加也就不可避免。这样国内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自然转化为国际收支失衡。随后, 国际收支巨额顺差会显著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 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和金融结构失衡, 而金融体系流动性泛滥又会进一步推动国内资产价格的上涨。资产价格上涨会进一步挤占居民消费, 推高投资, 从而加剧实体经济结构失衡。
2008年下半年, 当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 我国依靠高储蓄、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暴露出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面对国内居民消费不足和国外需求的锐减, 为了保证经济增长, 短期内我们只能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 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和国有重化工业。于是新一轮恶性循环又会进一步加剧国民经济结构失衡。
综上所述, 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模式所导致的“投资/消费”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金融结构失衡、区域经济结构失衡和国际收支结构失衡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五大经济结构失衡。如果再不及时转变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模式, 我国宏观经济将会出现极端的内外失衡, 国民经济将无以为继, 极不利于未来的发展和稳定。
2 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分析
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直接诱因是高储蓄 (低消费) 、高投资。而导致高储蓄、高投资的根源在于我国“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增长模式”未能及时向“民间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2.1 理论成因分析
所谓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是指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体系不健全, 政府在竞争性领域居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 并承担着培育、规范国内市场, 扶植促进国内市场成长的责任。采用这种经济模式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尽快启动经济增长, 待政府将市场基本培育成熟后, 逐步将竞争性领域的资源配置活动交由市场进行。所谓民间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是指竞争性领域的资源主要由市场配置, 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制度规范、监管市场主体行为, 弥补市场的内在缺陷和不足, 如垄断、公共物品、外部性问题, 以及通过间接调控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在此模式中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 政府的作用是辅助市场而不是主导导市场。从长期看, 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仅是一种过渡, 随着发展中国家市场制度的完善及市场主体的成熟, 其经济发展模式最终会转变为民间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必然要向民间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变, 这一经济发展规律基于以下基本共识。市场即“交易——分工”体系是人类有效克服稀缺性的基本手段。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必须按照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则进行。政府的比较优势在于公共治理, 主要体现为向社会提供无形的公共产品及购买有形的公共产品, 保障市场健康运行。如:提供保护、支撑、促进互利双赢的交易制度, 为保证制度实施提供相对的监督、仲裁、惩罚等服务;购买各种有形公共基础设施。在竞争性领域中, 或私人物品的提供方面, 市场具有比较优势。制度规范的市场能够通过交易、分工、竞争活动, 及交易活动内生的价格机制自动实现私人物品的供求平衡, 而且市场能够最为有效地利用与整合无数个体的经验与智慧, 有力地推动一国技术创新, 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相反, 市场在公共领域无法有效为社会提供无形和有形公共产品。政府在竞争性领域, 虽然可以通过行政权力, 在较短的时间里动员起大量社会资源进行投资、进行生产活动。但政府主导资源配置, 不利于平等、公平竞争, 不能使供求自动均衡, 容易使经济结构扭曲, 更无法有力推动科技创新, 无法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历史实践证明:政府与市场有各自的比较优势, 任何国家只有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 将二者科学结合, 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扬长避短才能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发展中国家大多在二战后独立, 与发达国家经济相比, 表面上是基础设施不足, 物质资本匮乏, 生产技术落后, 产业结构不合理。但实质根源上的差距是发展中国家市场制度的缺失和不健全, 市场体系无法发挥有效配置稀缺资源和促进科技进步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的主要职责有两个:一是技术模仿。这样可以尽快启动经济增长, 但这只是权宜之策。二是市场制度模仿。政府模仿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制度建设, 培育扶植国内市场, 以便及时将资源配置功能交由市场进行, 这是政府的工作重点。
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没有建设市场经济的经验, 且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市场体系的培育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为了尽快启动经济增长, 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过于重视技术模仿, 轻视市场制度的模仿。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的做法是, 在竞争性领域通过行政手段动员国内资源, 行政干预收入分配, 奉行高积累低消费, 以出口换技术的政策, 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另外, 外向型的加工制造业技术难度小、资金要求低、周转期短、能有效发挥发展中国家劳动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迅速积累资本和技术。发展中国家政府普便倾向于扶持外向型加工制造业, 这样既可挣回外汇, 又能学到技术, 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当掌握相关生产技术后, 为了进一步促进增长, 发展中国家需要更高的储蓄率以便投资厂房器设备、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 推进工业化, 带动经济增长。综上所述, 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天然具有“高积累低消费”和“以出口换技术”的基本特征。
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主要靠不断增加传统要素投入来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本质上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粗放型增长。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必须“技术模仿”和“制度模仿”兼顾, 并及时从政府主导过渡到民间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才能成功实现现代化。尤其是, 当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达到一定程度, 经常项目出现较大顺差, 依然不能缓解国内产能过剩时, 政府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否则会导致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 国民经济将丧失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2.2 现实成因分析
我国建国后, 前30年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国有企业制度, 二是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在这一制度下, 政府是国营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国营工业企业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农业是为其增长服务的。
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 但由于政治体制和毫无市场经验的原故, 我们实际上选择了重“技术模仿”, 轻市场“制度模仿”的发展模式。改革至今, 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以及集体土地产权改革不彻底, 实际上国有企业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被触动。国有企业制度虽历经改革, 但由于产权主体的虚置所引发的“委托-代理”、政企不分、效率低下等问题, 始终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不仅如此, 国企的管理和改革耗费了政府大量精力、财力和人力, 使政府无法专心全力为社会进行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虽然经改革有所松动, 但由于集体土地产权主体的虚置, 城乡间公共服务的不均等, 城乡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依然受到很大限制。在城乡二元体制下, 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 机会也是不平等的。在某种意义上, 农民处于“二等公民”的位置。
国有企业制度和为其服务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 决定了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不可取代的主导地位, 市场化改革仅是搞活国企的辅助性工具。这一制度框架使政府行为企业化, 引发政府过多的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干预活动。政府过度干预扭曲了收入分配制度、投资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 阻碍市场化改革深入进行, 最终导致宏观经济结构出现严重失衡。
首先,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由于国有企业制度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主要受行政力量影响大, 市场机制对其影响相对较小。这最终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政府与民众间收入增长率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国有垄断企业职工与非垄断企业职工收入差距过大、国有企业领导与员工收入差距过大、高中低收入阶层比例悬殊等方面。改革开放至今, 一方面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在不断下降, 另一方面由于基尼系数过大, 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
其次, 投资制度不合理。投资分为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 由于大量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国有银行的支持, 就国有企业投资而言, 长期以来由于出资人缺位、产权约束不到位、政企不分、企业普遍存在盲目扩张, 缺乏科学投资决策机制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 投资的成功成了企业领导个人升迁的重要砝码, 而对于投资失误, 则没有相应的追究制度和得力措施。对于政府投资, 由于财政资金的约束更加软化, 以及政府集项目投资、建设、管理、验收和使用于一身, 缺乏有效监督, 投资以及建设中的决策更是难有明确的责任主体, 利益和约束机制不相对应。加之中央政府以经济增长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 故地方政府投资有不断增加投资的冲动。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率不断上升, 过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最终会挤占居民的消费份额, 造成居民消费率低下。
第三, 土地制度不合理。土地制度是城乡二元体制中的一大核心问题。我国目前只有两种土地所有制形式, 即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和土地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按照现行的土地法律制度, 国家与农村集体的所有权是不平等的, 加之农民对农地没有所有权, 只拥有30年使用权, 这导致实际经济生活中农民的利益被严重侵犯。如农民所使用的农地因所有权缺失, 无法交易流转、不能质押、宅基地及住宅无产权、地方政府征用农地补偿过低等。落后的土地制度是导致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 农民被土地束缚、收入低下, 以及地方政府损害农民利益大举土地财政的重要制度根源。而8亿农民收入水平的低下, 是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
最后, 财政制度不合理。向社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就业保障、养老保障、教育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 是政府的基本责任,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它体现了发展的社会属性。国家公共财政活动的基本原则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 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等, 加之中央财政转移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 虽近年我国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 但政府对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供给却远远滞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另外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存在严重地区性不均等, 这种地区差别由于城市化滞后又表现为严重的城乡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制分割给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社会基本保障的缺失, 使得大部分居民不敢消费, 使本就低下的居民消费雪上加霜。而且分税制的内在缺陷, 助长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 城市地价的上升推动城市房价不断飙升。过高的地价虽然起到了弥补地方财政不足、加快城市建设、拉动GDP增长的作用, 但过高的房价最终挤占了城市居民的消费, 加剧了国民经济“投资/消费”失衡。
3 启示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弊端暴露无遗。虽然, 中央政府将2010年宏观政策基调调整为“调结构、扩内需、促改革、惠民生”, 但宏观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仅能在短期内起到治标的作用。
根据上文分析, 我国经济结构的累积性失衡, 根本原因在于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国有企业制度与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未及时彻底转变。国有企业制度和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的存在, 使政府行为企业化, 一心追求利润与增长。政府无心、也无力建立一个平等、公正, 促进双赢交易的市场制度。政府过多的企业化行为, 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和市场主体的发育成长。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当前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状况, 除了短期内实施相应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之外。长期看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将其转变为社会大众分散持股的现代股份公司。减少不合理的政府干预活动, 加强政府对市场制度的建设和规范活动, 完善和落实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 改善民间投资环境, 促进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只有通过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真正实现藏富于民, 才能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 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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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真正风险险是经济失衡 篇5
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确存在过热风险。中国7月份的通胀率达到了5.6%的十年高点，促使中国央行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也掩盖了7月份进口的强劲增长——较上年同期增长27%。然而，真正的风险源自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似乎失衡到了令人无望的`地步。
通胀激增本身看来并未失控。原因可归咎为生猪出现疫情，导致猪肉价格上涨。确实，如果不包括重要的食品领域，年通胀率不足1%。进口激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归咎于油价居高不下;7月份的石油进口较上年同期增加了39%。这是中国的问题之一：如今，这个经济体规模如此之大，以致于它进口的每样东西都变得更贵，而出口的每样东西都变得更便宜。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向市场导向型经济转变，官方向来运用的“命令控制”手段也在日益失去效力。利率的提高必然会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这个已经“钱满为患”的国家;而对银行贷款采取定量控制所导致的扭曲现象，也在预料之中。廉价资本、受补贴的能源、向国有企业提供的宽松银行贷款，以及免费的土地(归功于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的慷慨大方)，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倾斜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是荒唐的。
中国在政策方面的主要忧虑是大量农村人口和不断增加的城市低层人口的就业问题，而资本密集型产业能为这些人群提供的就业机会非常少，还会消耗稀缺的自然资源。与此同时，中国家庭的储蓄只能获得一点可笑的收益，而在内陆的农村地区，贫困现象仍很普遍。亚洲开发银行最近为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伤脑筋是有道理的。中国和尼泊尔是亚洲收入分配最不均等的国家。
结构失衡呼唤贸易新格局等 篇6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贸易体系还能持续多久？》（9月28日）
随着美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美国为维护稳定的贸易环境所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受益却越来越少。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建立始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元的超强地位，然而这个制度在建立之初就决定了迟早有崩塌的一天。
对任何国家而言，决策者在面对危机时都会优先考虑国内需求，然后才考虑外部失衡的问题。但并非所有的失衡都是非健康的状态，经常性账户盈余或赤字的“好”与“坏”取决于一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美国的问题更为复杂，在面对内部失衡时，美国政府通常会以输出资本的方式刺激国内生产、促进就业。由此产生“特里芬难题”，一方面，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核心前提是保证美元的稳定与坚挺，成为一个贸易顺差国；另一方面，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势必在海外不断沉淀，发生长期贸易逆差。
随着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并纷纷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中，美国的经济地位正在不断衰落。美国为了维持当前贸易体系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其不断飙升的经常性账户赤字就是一个标志。若通过简单货币干预，用提高关税、限制海外美元资产等方式减少美元的流出仅仅是解燃眉之急，其本质上还是不稳定的，也许是时候设立一个新的贸易体系了。
持续复苏需要结构性改革
布鲁金斯学会《脆弱的经济复苏似已动能耗尽》（10月3日）
前不久，布鲁金斯学会和《金融时报》联合发布了全球经济复苏指数，从数据上看，世界经济在缓慢复苏中逐渐陷入停滞状态。
美国在经历了强劲的就业增长后失业率降到6.1%，虽然当前就业人数高于危机前水平，但劳动参与率仍比最高点低了3个百分点。
欧元区仅仅是对经济进行了简单修补，因此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呈现出增长迹象时，通货紧缩的风险也不断加剧。
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有所放缓，相对于金融行业和其他市场化改革，政府没有采取激进的扩张政策，而是选择性地扩大信贷的可获得性，但房地产部门对经济有一定的拖累。
以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表现出积极的态势，但由于尚未进行彻底改革，工业生产增长依然疲软。
总体而言，尽管今年全球复苏过程有一些亮点，但已表现出动能耗尽的态势。一方面，由于美联储的收缩政策，资本从部分脆弱的新兴市场流回美国本土，对这些国家的增长造成冲击；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和全球范围内的地域冲突加剧了增长的不确定性，各地企业和消费者信心疲软。
从长期看，由一国或几国主导经济复苏无以为继，增长不能仅由中央银行主导，结构改革才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美国或应成为能源出口国
外交关系协会《美国的能源出口》（10月2号）
经历了近几十年石油生产的不断下降，美国又一次迎来了能源生产的高峰。廉价的天然气得益于美国丰富的页岩气资源，据估计，美国的能源产量将达到40年来的最高峰。关于能源出口的争议也日益激烈。
美国若要向其他国家出口能源必须获得联邦政府的批准，而美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面对的是多个投资贸易伙伴。出口天然气会对国内消费者、生产者和行业发展会产生连一系列影响，美国天然气进入国际市场也会引起全球价格的波动。除天然气外，当前美国石油的供应量也大幅增加，关于石油出口的争论仅围绕3个备选方案：维持石油出口禁令、放宽或解除限制、临时允许出口。
对当前的美国而言，放宽能源出口利大于弊。一方面，短期内可以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推动国际自由贸易政策，并在存在国际制裁或冲突的情况下稳定能源价格。另一方，出口能源可以增加供给渠道，降低欧洲各国对俄罗斯的依赖，并缓解中东地区的冲突所引起的能源供给压力。
劳动力的流动应维持在合理区间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经济绩效》（10月1日）
最近几十年，美国劳动力市场逐渐丧失了流动性，工作再分配的速度与1990年相比下降了1/4，年轻的工人转向一些老牌企业。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力的流动会趋缓，但劳动力流动速率的大幅下降会影响到劳动技能的发展，和一国未来的发展潜力。
美国的经济已经历了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流动速率的下降成为常态。由统计数据可知，流动性下降的主要群体是年轻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2000年后，工作再分配主要集中于零售业和服务业，高科技公司和新兴企业的职位创造率急剧下降。
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丧失意味着美国经济已逐渐失去活力。
多方面原因共同导致这一现象，劳动力老龄化，商业模式和供应链的改造以及信息革命均对雇佣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高科技领域创业活动的减少也导致了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降低。此外，由于雇主提供的社保福利，“就业锁”也抑制了劳动力的流动。
当前美国已经不可能恢复到持续的高就业和劳动力市场高流动性的状态，但劳动力流动速率的过分缓慢会影响到生产率的提升。正确评估产业发展状况，保证劳动力的流动速率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将是未来制定就业政策的关键。
欧盟的气候政策有待完善
比利时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气候变化：平衡经济和环境问题》（10月3日）
在刚刚过去的9月，欧盟宣称，应对气候变化仍将是未来制定政策的重点，而其中的重点领域则包括建立气候和能源框架，在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加入气候变化的因子。从这一系列措施看，欧盟似乎在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不懈努力，但在可操作性上还需要打上个问号。
2008～2009年，欧盟以碳排放交易体系为核心制定了一系列的气候变化政策，其中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普及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三方面的目标。这就意味着欧盟在应对气候问题上需要制定出一个均衡的方案，而当前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设计并没有允许供给弹性方面的规定。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竞争力和碳价格对竞争力的影响。究竟什么行业能真正反映出碳成本还值得商榷，其焦点集中在，这种做法是否有利于欧盟，是否会持续损害欧盟的产业基础。
经济结构失衡 篇7
一、短视行为导致地方产业结构失衡
小城镇建设过程中条件不断变化。无视条件变化便把握不住小城镇建设的未来演变趋势。回头看, 凡发生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 当初都曾出现过短视、蛮干的行政行为和明显失误的地方政策。整个演化进程分四阶段。
早期, 城建摊子多半铺得太大,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超常规扩张。从县域经济层面考察, 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已高度依赖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 于是陷入两大窘境:一是为获得更多财政收入直接介入房地产, 前期协从房地产商低价征用民房搞旧城改造, 后期则为房地产炒作推波助澜, 民怨不小;二是当地一些政府人员直接干预或间接参与房地产开发, 获利不小, 更让社会上贫富悬殊差距转化成党群、干群间紧张关系。中西部县市过去经济多半薄弱, 启动小城镇建设常靠土地拍卖, 后来又人为助长房地产炒作, 拆迁范围内百姓们花掉几十年积蓄才能适应。民间资金大多积聚在房子上面, 当地个体私营经济遭遇寒流, 过去刻意打造的“食府一条街”、“娱乐一条街”等纯消费店面陆续歇业,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随之, 当地劳动力市场受影响。以前, 经济落后县市的绝大部分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靠个体私营企业消化。当地居民现在购置新房后却面临个体私营经济寒流, 劳动力只能外出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寻业, 本地劳动力反而匮乏, 严重时新引进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无法招满合格工人, 当地个体私营经济进一步萎缩, 完全出乎外来老板原先所料。另外, 因劳力外出的劳务收入高于本地, 不仅给本地更多的劳动力外出起示范效应, 且因其带回资金增量短期内还达不到个体投资办企业的数量, 只能偏向于投入家人生活消费, 从而慢慢提高了本地的生活资料价格。
继而, 当地财政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大。由于本地劳动力大量外出, 产业格局失衡, 本地工薪阶层收入长年得不到提高, 其生活水平渐渐落后于其他居民, 劳动力外出家庭大多剩下老弱妇孺和在读学生, 造成本地的生活资料消费萎缩;而本地的廉价劳动力潜在优势丧失, 又使得外地资金投资本地的难度陡升;结果是本地农业产品多以低价位的原材料形式进入外地市场, 外地工业产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多以高价位进入本地市场, 本地贸易出现逆差, 再加上前几年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 当地财政收入吃紧, 迫使政府更投入地“促进”房地产业和建筑业。
最后, 产业格局严重失衡成定局, 财政收入萎缩。由于经济落后县市多处于交通和资源条件均较差的边远山区, 本地经济难以催生资本大户, 故小城镇建设所需的巨大启动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和房地产商;城建新房陆续出售时期, 当地民间资金开始向房地产商手中聚集, 但因本地产业结构仍然落后、利润回报率低且不稳定, 所以他们并不把积聚的资金投入本地其他产业, 而是外投其他地区, 致使本地资金外流。这个阶段, 有些地方的银行储蓄显著增大, 来源主要是房地产商, 其他产业的增量资金则开始减小。硬着头皮走下去, 最终导致房屋空闲率陡然上升, 房地产商随之淡出, 倚重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财政收入萎缩。
二、导致地方政策失误的四大矛盾
单一依赖房地产业小城镇建设策略, 无疑是多重矛盾的作用结果。新的小城镇建设怎样选择正确发展方向, 已陷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怎样摆脱困境, 不能不面对这些矛盾深加思考。本文归纳四大矛盾。
(一) 地方经济实力单薄与城镇建设所需资金缺口之间的矛盾
单靠政府财政, 多数经济落后县市小城镇建设资金不足;故很多地方派员外出寻找资金, 引进利用民间闲散资金的办法, 其中两个办法即是:低价格征收老城区民房、高标准规划民间新建房。据此, 贫穷县市小城镇建设越超前, 一时内财政增收幅度越大;但由于原来本地经济资源形态低级、内生性储蓄低、社会闲散资金存量小, 随之民间资金消耗越大, 其他产业发展所受影响亦越大。此矛盾的内在固有因素是资源。欲化解这个矛盾, 当从活化资源着手, 化本地天然资源为可市场交换的商品资源、货币资源。
(二) 行政权力不断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之间的矛盾
为了低价征收老城区民房, 这些经济落后县市往往成立含有土地、城建、公安等部门的“拆迁办”, 强制居民拆房迁居;为了高价卖出房地产, 当地的城建、土地部门往往联手策划炒作, 导致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贱征贵卖损害百姓利益, 已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且出台一系列文件规定严加制止。此矛盾的内在固有因素是权力, 其发生前提是公共权力的赋予、监督机制不完善。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相比, 中西部不少县市之所以经济落后, 并非单纯的自然因素使然, 而常伴有市场秩序欠佳、社会环境欠理想等综合因素作用, 尤其表现为行政权力异常扩张。故当小城镇建设规划超越当地经济实力时, 便要倚仗不当行政辅佐。欲化解此矛盾, 只能通过由建立和完善民本政府予以完成, 即让普通百姓的意见、要求和评议进入公共权力的赋予和监督环节。
(三) 地方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之间的矛盾
低价征收旧房地产和高价出售土地使用权, 形成巨大的价差, 加上房地产业膨胀, 政府获得可观的税费收入, 迅速扭转了经济落后县市以往财政上捉襟见肘的被动状况;然而, 大量民间资金积聚于房地产, 其他产业的“资金-商品-资金”循环周期延长, 产业税源范围反而缩小。房产业过度膨胀本身意味着经济泡沫, 政府主导型的房产业过度膨胀更将直接导致当地整个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在该矛盾中, 生产要素是其内在固有因素。虽然各地均有种类数量迥异的天然资源。但只有经过有效的开发利用, 先行投入资金、技术和设备等, 方可将本地天然资源转化成更具经济价值的可市场化的物质形态, 换取更多生产要素。强硬推行超常规小城镇建设方案, 使本地生产要素高度聚集于房地产业而减少其他产业所获份额, 近乎杀鸡取卵。欲化解此矛盾, 唯有破除不合科学发展观的“捷径”思想, 按经济规律办事, 再造衡稳型产业结构。
(四) 地方党政领导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
城镇建设多被当作最能体现领导政绩的“形象”工程;相比之下, 要实现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则需更多地做些前提性、过渡性或扫尾性工作, 隐而不彰, 却要花大力气且讲求实效。现在各界一致认同新的科学发展观政绩观念, 但与此相符的领导政绩考核、评判方法还很不成熟, 以前的单纯财税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影响力还很大, 经济落后地区的党政领导仍难免看齐经济发达地区的政绩标准, 故一厢情愿地搞超常规小城镇建设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个矛盾中的内在固有因素是执政观念。欲化解此矛盾, 必须牢牢树立“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理念, 规范“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权力行为准则。
三、采取综合措施走出误区
基于前述分析, 陷入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若要快步走出困境, 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综合性治理措施。在小城镇建设的不同阶段上, 均应正视所遇矛盾, 从长远考虑。
前期规划阶段, 应当紧扣地方领导执政观念因素, 端正小城镇建设的目的, 树立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观念, 着重规避不合实际的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矛盾, 严把立项关。措施上既要加强领导干部自律、完善素质修养、强化亲民意识, 也要加强上级党委政府指导监督力度、探索新的政绩指标系统、增加基层民主评议。
中期实施阶段, 应紧扣公共权力因素, 完善权力监督和约束机制, 及时纠正、制止和杜绝侵犯群众利益行为, 规避行政权力不当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的矛盾, 严格依法行政。属地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宜增加相关工作内容, 取消多职能部门联合组建的“拆迁办”, 将合法强制拆迁事权交还城建和司法部门, 坚持按市场公平原则协商处理非强制性拆迁。
后期定型阶段, 应当紧扣生产要素因素, 着重解决好城镇建设已获成果与非房地产业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衔接, 规避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的矛盾。分时分区开展小城镇建设, 及时恢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纠正明显的产业结构失衡, 给本地产业优化重组提供必要时间。已陷入小城镇建设异常轨道的经济落后县市, 要摆脱倚重单一房地产业税源的局面很不容易, 但长远发展决定了必须这样做。
地方经济实力单薄与城镇建设所需资金缺口的矛盾, 是一个需长期面对的矛盾。该矛盾之所以具长期性, 是因为城镇建设首先应满足人们聚集居住的条件需求;居住条件档次并不依循城镇大小截然不同, 加上城镇其他功能需求, 如区域性商贸、信息、文教科卫中心的功能, 较长时期内小城镇建设所需单位投资量总要超过当地经济的承载能力。承认该矛盾的长期性, 不是否定经济落后县市小城镇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 而是为了更精确地把握、遵循小城镇建设的内在规律。化解其他三个矛盾的同时也成功地化解此贯穿全程的矛盾, 就能在推进小城镇建设中维持合理的产业结构。
成功化解该矛盾的前提, 在于正确制定中长期社会发展战略目标, 正确实施适宜的产业经济政策, 促进生产要素合理配置, 创造产业发展新机遇。这是一项系统工程, 主要目标是要活化本地资源, 即挖掘本地天然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 使之转化为新颖的可市场化形态。经济落后县市过去在开发本地资源方面也做过大量工作, 但随着小城镇建设进程中渐渐单一依赖房地产业, 又更容易忽视本地资源的开发利用, 活化本地资源的工作也就渐渐不能到位了。
理论上, 中西部落后地区天然资源固然广袤, 但从品位、聚集度、交通、技术、开发或加工成本等方面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 又缺乏明显的可市场化优势, 故长期闲置。
从社会学角度看, 一个地区的天然资源不仅是自然资源, 还包括了社会资源。社会资源是历史人化自然和现实人文环境的总和, 是漫长历史中人们不断创造、积累的结果, 其范围涵盖“硬”性的古代遗迹、传统景观、各类博物馆以及“软”性的体现于今人身上的衣食住行、民风民俗、道德准则、社会风气、制度构架、语言和艺术、生存安全度、交往信任度等等。有序化程度高的社会资源与优质自然资源同样重要。
用创新精神来保护、开发和利用本地有序化程度高的社会资源, 活化本地资源的路子就宽广起来了。一是保护或恢复原有社会资源的有序化部分, 如维持、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和良好互信, 能够增强人们定居和投资意念, 提高已有房产利用率, 拓延小城镇建设的边际效应;二是开发利用现有社会资源的有序化部分, 如扶持管理规范的旅行社、增加本地旅游项目的宣传, 能够促进旅店、交通等配套工程, 增强小城镇建设的特定功能;三是创新有序化社会资源, 如将民俗风情、戏曲杂耍与旅游业、商贸业联袂登上一个独具色彩的信息平台, 能够拓展本地农渔产品、食谱服装和历史人文景观的知名度, 触发产业新机。
总之, 小镇建设必须以促进本地产业发展为前提, 发掘、保护和营造本地有序化程度高的社会资源, 乃是活化本地资源的一种高档次手段。
参考文献
[1]、刘学敏, 敖华.榆林市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2]、杨海燕.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体系转型研究[M].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0.
经济结构失衡 篇8
对于2008年至今的金融危机, 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金融危机的成因与传导机制。如于泽 (2009) 指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IT革命后技术创新难以为继, 资本深化速度超过技术进步导致的结果。赵奉军、高波 (2009) 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 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债务积累;发展中国家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 间接地为发达国家提供债务融资, 伴随着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其次是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的分析。如李向阳 (2009) 指出鉴于美国负债消费模式的终结与全球经济增速放慢, 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将会受到冲击, 经济全球化有可能放慢。佘群芝、韩帅 (2009) 认为, 中美贸易失衡能给两国带来利益, 为美国金融业提供大量国际资金, 有助于美国市场需求的快速恢复, 有利于中国继续扩大出口, 摆脱内需不足的困境;金融危机不会终结中美贸易失衡, 失衡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
最后, 关于危机治理的途径与措施。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2009) 分析了危机冲击与政策反应模式, 认为经济体的充分弹性是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必要条件。金碚、刘戒骄 (2009) 认为西方国家此次国有化对于进一步了解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 认识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功能,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从经济结构角度对金融危机的成因这一角度进行了分析, 并得出了较为稳健的观点。
二、经济结构失衡与金融危机
经济结构是关系一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 是指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种部分、各种组织地区以及社会再生产各个方面的构成。而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则共同构成了一国的金融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 本质上是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金融是经济的一部分, 金融结构是经济结构的一部分, 属于经济结构中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实质上是经济结构 (包含金融结构) 优化的过程, 金融结构优化对经济结构优化的推动, 进而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合理的经济结构有助于建立健全合理的金融结构, 经济结构的失衡也必然会带来金融结构的失衡, 失衡的金融结构加大了金融风险, 进而引发金融危机。经济结构失衡引发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收支失衡与金融危机
低公共储蓄 (高预算赤字) 引起的国民储蓄下降要比由私人储蓄下降更具破坏性。私人储蓄的下降更多的是暂时现象, 而公共部门的逆差则常常代表持久性的变化, 并会导致外债不可逆转地积累。财政赤字弥补的主要方式是发行国债和货币化。由于赤字货币化的方式不必支付利息, 更受到财政当局的偏爱。但长期的财政赤字多带来利率上涨, 抑制私人部门的资本积累。金融官僚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 膨胀性货币政策更易获取公众与政治家的欢迎, 因此央行也有通货膨胀倾向。为降低公债的实际价值, 政府有动机通过货币政策创造高通胀。由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摆脱不了政治压力的影响, 财政逆差隐含了货币化倾向。双方不负责任的选择使得公众在被征收了铸币税后又被征收通货膨胀税。
政府以财政赤字换取私人部门稳定的做法, 会导致金融中介机构和私人部门的寄生性, 并产生道德风险。在政府过度干预的情况下, 会形成官商, 包括一国的大型企业集团、金融中介等。当其出现偿债困难时, 政府往往会以增加财政赤字和债务为代价对之进行财政援助, 这种特殊的“关照”, 使这些企业盲目投资, 经济行为不理性。同时, 由于金融中介机构与政府形成了互惠的制度安排, 造成信贷市场严重扭曲, 银行缺乏自我约束。整个社会的金融风险意识日趋淡化。最终, 高风险预期 (财政逆差风险) 导致了金融恐慌。
2.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失衡与金融危机
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三者之间是互相关联和影响的。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产生的基础。虚拟经济也影响实体经济。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虚假繁荣会掩盖实体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供求失衡和结构性问题, 误导投资者扩大投资和消费, 进一步刺激虚拟经济的增长, 造成经济过热和金融泡沫。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偏离会诱发投机炒作活动, 减少生产性资金, 隐含鼓励分配、压制生产的制度诱导, 形成恶性循环的路径依赖。
3.外资利用不当与金融危机
利用国外资源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除国内资源不足约束, 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罗斯托的“起飞”理论提出过用引进外资来增加不发达国家的投资, 使其净投资率达到10%以上是实现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之一。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提出了“两缺口”模式, 认为利用外资可以对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和外汇缺口加以弥补。合理利用外资可以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内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等积极作用。但如果引进外资的结构不合理, 外资在国内各部门的投资分布不适当, 会引起东道国经济结构、产品结构的失衡, 造成市场价格的扭曲。尤其是当一国经济形成对外资的过份依赖时, 一旦外资撤离, 会对该国的经济造成极大的打击。
4.国际收支失衡与金融危机
(1) 经常项目逆差与金融危机。当一国经常项目逆差占其GDP的比例超过5%时, 应该引起高度的警惕, 特别是该逆差在缺乏可持续性时。1997年遭受严重冲击的东亚国家正是在90年代经常项目逆差最多的国家。一国如能在未来创造出足够大的贸易盈余, 则在当前时点就可以保持经常逆差, 但这种要求过于宽松。一个更为全面地评判经常项目逆差是否存在问题的方法是考查一国外部失衡的可持续性。
(2) 资本项目顺差的稳定性与金融危机。在资本项目的构成中, 不同的来源其稳定程度不同。一般而言, 外国直接投资以获取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为目的, 其稳定性最好, 而证券投资则是一套取短期的收益为目标, 其稳定性最差。这些游离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热钱”给开放经济下的一国金融带来了很大的破坏性,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方向的突然逆转极易引发金融动荡。从20世纪90年代起,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强, 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范围都有了极大的提高, 资本流动的波动增加, 相应地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频率也有所上。
(3) 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危机。资本项目开放对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催化作用。首先, 资本的大量流入将导致一国的真实汇率上升。在固定汇率下, 为维持汇率稳定, 央行必然会对流入的外国资本进行干预。这将引起本币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和通货膨胀;在浮动汇率下, 资本的大量流入将同时引起名义汇率和真实汇率的上升。由于金融市场的调整往往比商品市场的调整更为迅速, 易造成汇率超调。其次, 国际资本流动结构失衡与金融危机密不可分资本项目开放后, 债务结构中外债的比重不断上升, 引发债务危机甚至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加。
三、美国金融危机的分析
从80年代开始, 美国经历了二战后以来最深刻的结构调整,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美国经济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政策支持下, 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 并主导了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然而也导致了美国经济的结构失衡, 为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一) 美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
1. 经常账户逆差。
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首次出现于1971年, 除1973年和1975年为小额顺差外, 其余年份均呈现出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 其中1981~1987年和1991~1998年是两个高速增长的时期, 分别增长了582%和155%。2000年后,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增长速度几乎每年都在创历史新高, 2006年经常项目逆差为8567亿美元, 占GDP的比率为6.5%。
2. 制造业的衰退。
近半个世纪以来, 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美国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在1990到2000年年均增长4.6%, 在2000~2003年期间制造业创造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0.37%, 而在2000~2005年期间, 其平均增长率仅为0.58%, 这使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5年内就下降了2.5个百分点。目前制造业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例仅为12.0%。制造业占美国非农产业就业的比例从1960年的28.4%下降到2004年的11%。自2000年以后, 制造业就业出现了战后最大幅度的下降, 2001至2003年, 就业人数总计减少了275.3万人。
3. 国内过度消费和储蓄率过低。
长期以来, 美国是一个消费主导型的国家, 储蓄率非常低。20世纪80、90年代是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过度消费的年代。美国个人消费占GDP比重自2002年初以来平均达到71%。1995至2003年间, 美国消费需求平均每年增长3.9%, 约为其他工业化国家增速的两倍。美国家庭平均3.5%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 自2005年之后美国就一直处在负储蓄状态。
4. 财政赤字持续扩大。
自20世纪30年代推行“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兴起以来, 特别是战后, 赤字财政就成为美国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40年代到50年代, 美国奉行“补偿性的财政政策”, 财政盈余总额超过财政逆差总额, 并且逆差占GDP的比例最高也不过0.5%。60年代扩张性的逆差财政政策使赤字占GDP的比重上升到10%左右。从1970到1980年, 财政连年逆差。80年代至90年代初, 实行主观争取平衡预算, 客观实行赤字财政。结果财政逆差飞速上升。9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低通胀和高增长并存的良好局面, 赤字从1992年的2900亿美元减少到1997年的220亿美元, 1999年财政盈余进一步上升到1227亿美元。2000年以来赤字急速扩大。2008年高达4550亿美元。
5. 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虚拟化”。
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表现为实体经济的衰落, 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 美国GDP占世界GDP的比例从1945年的53%, 降至2007年的不到30%。其次, 内部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实体经济占全部GDP的比例已经从1950年的61.78%, 下降到2007年的33.99%, 制造业从1950年的27%, 下降到2007年的11.7%;战后的汽车、钢铁和建筑业三大产业的支柱地位已被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所取代。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保守估计, 2006年底, 美国境内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值约为400万亿美元, 为2006年美国实体经济的36倍左右。
(二) 美国经济结构失衡与金融危机
1.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与美国金融危机。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也曾经为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经常项目逆差有“引资”和“廉价”效应。“引资”效应是指外国资本持续稳定的流入使美国始终能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 来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廉价”效应是指它能够给美国带来廉价的进口商品与服务, 不仅使美国居民的社会经济福利提高, 而且使各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
但美国经常项目巨额逆差动摇了美元“一币独大”的地位, 导致美元币值的不稳定和长期贬值。判断一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要考察经常项目融资的来源、投向和结构问题。
首先,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融资以债务融资为主。自2001年以来, 美国资本账户下的股权证券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净值或为很小的正数或为负数, 而净对外直接投资负数的绝对值呈迅速扩大之势。2004年外部净负债占GDP的比重就已经达到25%。其次, 逆差融资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非贸易部门。必如, 房地产部门, 美国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显著上升便是投资结构变化的表现。
逆差融资主要来自外国中央银行。如2004年美国全部债务融资为8270亿美元, 其中4650亿美元是通过外国中央银行美元储备资产的增加实现的。外国对美国固定收益证券的需求成为了其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
2. 美国政府持续的财政逆差与金融危机。
为了给泛滥的美元寻找出路, 金融衍生品获得了空前大发展。金融衍生品出现的初衷是为了生产者进行套期保值, 但它买空卖空的特性, 使它的货币容量可以达到无限大。众多衍生品交易参与者完全可以以投机为目的, 在衍生品市场进行对赌, 而无须进行实物交割。这就造成包括次贷在内的衍生品交易额都远远超过实物交易, 再加上期货的杠杆效应, 使衍生品市场成为一个充满吸引力的暴富机会, 当然, 其中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3. 过度消费与美国金融危机。
二战以来, 美国消费一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和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 赋予了美国强大的消费特权, 并在很大程度上消化了全球性生产过剩。对外过度举债, 对内过度贷款消费, 这种寅吃卯粮的消费发展模式最终酿成苦果。过度滥用美元信用, 贸易和财政赤字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美国生产力的发展速度, 为次贷危机埋下祸根。美国不用储蓄, 而用股市和住房市场的资产泡沫支撑空前的过度消费, 并为维持消费而深陷债务泥沼, 向全世界大量借贷。美国经济犹如一个建立在高杠杆上的金融机构, 其运行方式是以低成本进行数倍杠杆融资, 把资金投资后获得的高额利润用于消费, 而消费品提供者 (包括众多高顺差的新兴市场国家) 再用所得资金购买美国的债务, 从而实现不间断的循环。但当某个领域资产价格出现下跌时, 高杠杆就会反过来使得投资亏损大幅增加, 出售资产 (去杠杆化) 不可避免地造成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跌, 从而又形成螺旋式调整的恶性循环。
4. 虚拟经济的泡沫化与美国金融危机。
虚拟经济于上世纪90年代直接引发日本经济危机使日本陷入长达10年的衰退。东京股市市值的峰值是日本GDP的160%时, 美国股市峰值直逼19万亿美元, 是GDP的260%, 以股市市值衡量美国是日本峰值时的四倍。美国资本化和证券化的泛化, 使得它们早己脱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性质了。实际资本的存量已越来越不重要, 股市、债市以及房地产市场越来越决定着美国经济的兴衰。金融创新将收入流最大限度地资本化, 造成了经济的虚拟化, 而经济虚拟化的本质是将金融杠杆推向所有可以用金融杠杆创造货币收入的领域, 虚拟化也就是经济活动的金融杠杆化。
四、结论
利益群体结构失衡加剧冲突 篇9
市场经济带来社会结构分化,一方面市场与权力的结盟形成一个强大的支配性利益集团,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失利群体同时又必然是权力的疏离者,造就一个庞大的弱势利益群体。
基于市场和权力结盟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已经是中国改革和进步的最大阻力,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利益集团化,或曰“利益集团化的社会结构”。在中国,一些公司本身就是利益集团,或者至少起着利益集团的作用。“行业”“特定利益”和“官商关系”等关键词意味着,并不能把绝大多数公司归类为利益集团,能被视为利益集团的公司主要有垄断行业的大型国有公司和暴利行业的公司。同时,有着特殊的官商关系的采矿和土地开发等行业的暴利公司则以合法或非法的形式在政治过程中发挥着影响。
著名利益集团研究者格雷厄姆·E·威尔逊认为,不仅要研究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而且还要关注那些没有组织起来表达(主观的或客观的)利益需求的主体,为什么没有组成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这一问题对目前中国政治过程来说,相当重要。
大体而言,非组织化的利益集团主要有两种形式存在:一是以政治权力或经济资源为基本依托而形成的非组织化利益集团,即前述的以官商关系为基础的集团化利益联盟,这与前述公司型利益集团有重合之处。二是由弱势群体形成的潜在利益集团,大体包括农民、农民工、蓝领产业工人与雇员、个体工商户、城乡贫困人口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这种潜在的利益集团因为具体的特定利益而形成,因此具有来得快、去得快的组织特征。弱势群体为主的潜在利益集团更关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具体问题,而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既然无组织化利益群体基本上没有参与或影响行政决策的权力的制度框架,政府的行政决策与他们的利益诉求之间、官员的政治利益与他们的经济利益之间也就缺少有机的联结,对立因此难以避免。
中国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研究 篇10
关键词：消费率,投资消费结构,对策建议
从用途上, 国民收入可以划分为投资和消费。投资结构及其变动决定消费结构的变动范围, 而消费结构为投资结构提供了依据。很长一段时间里, 中国一直是高投资、低消费的情况, 90年代后更是呈现出消费率不断下降、投资率不断上升的趋势。2008年, 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实施了经济刺激计划, 而有关该计划是否会加剧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讨论一直以来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在此背景下, 合理分析中国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成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回顾
已有研究更多地关注投资率, 对消费率的讨论较少。国外的有关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 马克思也曾系统阐述了积累率问题。凯恩斯则从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的角度指出, 合理投资水平应该与消费互补, 并以充分就业为标准。钱纳里通过实证得出在工业化进程中, 投资率、消费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动态相关性, 投资率的演变过程类似一个“鞍马型”曲线。
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对最优投资率标准进行了详细具体的界定, 由以往的固定比率变为动态比率区间。孙炎林认为中国的投资率应该维持在40.8%左右;吴忠群认为, 投资率合理区间应为35%—38%;卢中原预测2000—2010年间中国的投资率在30%—40%, 2020年以后在30%—35%。在探讨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关系时, 钱纳里的分析模式被广泛采用, 学者普遍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消费率平均为60%左右, 在波动中呈现出下降趋势。
二、中国消费与投资结构分析
(一) 中国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演变趋势
1978年以来, 中国投资率呈现明显的上下波动, 其变化可以分为四个“U”型周期, 但整体而言还是上升态势, 且1990年以后投资率均高于35%, 到2012年投资率已逼近50%, 明显偏高。而中国消费率从1978—2012年下降了约13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下降0.38个百分点, 2000年以来, 消费率更是急速下降趋势。具体来说, 消费率的变化经历了四个阶段:1978—1981年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消费率上升速度较快, 3年间上升了5个百分点;1982—1995年为第二阶段, 消费率下降了8.4个百分点, 虽然其中个别年度有短时上涨, 但整体趋势是缓慢下降。1996—2001年为第三阶段, 消费率相比于上一阶段有所增长。2002—2011年为第四阶段, 消费率呈现出持续大幅度下降, 平均每年下降1.05个百分点。
(二) 中国消费率内部结构的演变
由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显著的城乡差距, 有必要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和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变化进行分析, 两者呈现了不同的变动趋势 (见图2) 。1990年以来农村居民消费率明显呈现出下降趋势。1990—2012年, 农村居民消费率整整下降了27.4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下降1.25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相反的缓慢上升的变化趋势。但2008年以来, 城镇居民消费率增长缓慢, 这表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进入了瓶颈期。
(三) 消费率的国际比较
1990年以来, 除东亚国家之外, 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基本都在60%以上;而自1993以来, 中国居民消费率基本都低于60%, 比高收入国家低了11—16个百分点。根据钱纳里等人的实证研究, 当人均GDP为1 000美元左右时, 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2003年, 中国人均GDP为951美元 (接近1 000美元) , 但居民消费率仅为43.4%, 这远远低于该阶段的国际平均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1990年以来中国消费率从总体上看呈现出长期下降的趋势;第二, 从居民消费率的内部结构来看, 1990年以来农村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 城镇居民消费率小幅上升, 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源于农村居民消费率的下降;第三, 中国的居民消费率远远低于目前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的平均水平。
三、中国投资与消费失衡的成因分析
(一)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因素
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及教育资源等各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在就业方面处于弱势, 就业收入也偏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商品流通成本较大等原因都导致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力薄弱, 进而对中国消费需求扩张产生不利影响。
(二) 财税等体制因素
分税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 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盲目地投资, 导致粗放型投资模式的出现。住房制度改革使居民住房逐步实现商品化, 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买卖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 导致人们刚性的住房需求压制了对其他商品的消费需求。
(三)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于政府干预、行业垄断等原因, 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4, 自2008年达到0.491的峰值后稍有回落, 但按国际标准, 0.4以上就表示收入差距较大。由于富有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贫穷者边际消费倾向较高, 较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就导致了较低的社会消费水平。
四、相关对策建议
中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若不能改变, 最终只会造成大规模产能过剩。为此, 在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时, 应充分考虑投资消费失衡因素。因此建议:第一, 加快推进户籍改革,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剥离户籍内含的各种福利,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制度。第二, 推进城市化进程,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通过城市化带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对房地产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加大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 降低农村居民市民化的门槛。第三, 完善收入分配结构, 加大社会保障投入。调整个人所得税, 针对高收入阶层征收物业税、遗产税等, 将社会保障政策惠及广大中低收入阶层, 并逐步提高保障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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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三大失衡 篇11
首先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背离。一季度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5.7%，信贷增长14.9%，M2净增额达到61951.2亿元，同比增长40.88%，M2与GDP之比超过200%；社会融资总额新增61479亿元，同比增长58.09%。社会融资各分项指标亦快速增长。
同一时期，GDP增长7.7%，消费增长12.6%，出口增长8.4%；工业增加值增长9.5%，比上年同期回落2.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2%，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下降5.2%；财政收入增长6.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7%，均远低于货币金融各项指标之增速。
同时，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市场成交量和价格持续上涨，再严厉的宏观调节亦遏制不住上涨势头。一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同比增长61.3%，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51.3个百分点，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全线上涨，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全年加快4个百分点。
虚拟经济异常火爆，实体经济相对衰退，形成“冰火两重天”。制造业产能过剩情况没有好转，钢铁、水泥、汽车、家电、机械、重化工、造船等主要制造业之开工率不足70%。许多企业销售不畅，经营困难，盈利能力萎缩。以钢铁为例，2012年全行业利润总额负增长，采选与冶炼业亦分别出现1.02%以及37.34%的亏损。
导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冰火两重天”的主要原因，一是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流动性过剩，必然流入资产市场进行炒作。2009年以来，我国M2一直高速增长。2008年M2还不足50万亿元，如今高达103万亿元，5年时间翻了一番。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核心原因是流动性过剩。
二是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国际投机热钱利用汇率升值无风险套利，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推动资产价格上涨。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净增加1300亿美元，贸易顺差43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299亿美元，近600亿美元外汇储备无法合理解释，至少部分是热钱涌入。贸易顺差和出口数据里，可能也隐藏着部分套利热钱。
三是实体经济中的许多行业产能过剩，迫使企业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和金融投机领域，以牟取比实体经济高得多的投资收益。譬如，2013年1～2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只有5.18%，而许多城投债和金融产品承诺的年收益率至少达到7%，有些产品收益率高达15%以上。由此必然刺激许多人放弃实体经济，转向金融投机。
其次是金融体系内部失衡。一方面是货币金融各项指标高速增长，新增信贷年年超过8万亿元，官方利率还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却是中小微型企业融资越来越难、越来越贵，实际支付利率越来越高。很多人都纳闷儿：那么钱都跑到哪里去了？新增信贷都跑到哪里去了？
事实上，信贷货币有相当部分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贷款派生存款，存款派生贷款，金融机构相互拆解资金，相互购买各自发行的金融产品，风险套利和监管套利风生水起，热闹非凡，大型国企亦参与其中，乐此不疲，成为货币信用“二道贩子”。金融业日益繁荣，资产规模日益庞大（银行业资产总额已经突破130万亿元），实际却是金融业“自我循环”和“自娱自乐”，没有完全接上实体经济的地气。
最后是经济体系整体负债率越来越高，杠杆率越来越高，“头重脚轻根底浅”，总有一天要歪倒下来。按宽口径计算，我国政府总负债规模超过60万亿元，与GDP比例达到117%；按窄口径计算，我国政府负债总规模接近30万亿元，占GDP比例接近60%。企业负债率则更高。负债率不断攀升，盈利能力却持续下降，从而必然拖累实体经济，酿成金融危机。
基于利率风险的资产负债结构失衡 篇12
(一) 利率风险成为主要风险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初,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取消了对存款利率的最高限额。利率开始趋向市场化, 频繁波动, 且变动幅度增大, 越来越难以预测。于是, 主要依赖于利差收益、对市场利率极为敏感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暴露大大增加利率风险随即成为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 金融机构开始越来越重视对利率风险的识别、度量, 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对利率风险的研究与有效管理。
(二) 利率风险的涵义
巴塞尔委员会在2004年发布的《利率风险管理与监管原则》中对利率风险给出了一个极为简洁的定义, 即利率风险是指因利率的不利变动给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带来的风险, 也可以说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利率的变化和资产负债期限的不匹配给商业银行经营收益和净资产价值带来的潜在影响。
二、资产负债结构与利率变动的相互作用
(一) 动态效应
利率变动导致的银行的资产负债数量及其结构变化, 简称为动态。调查研究表明:利率变化还会导致银行资产、负债数量及其结构的动态变化。一方面, 利率上升下降, 会引起客户提前提取存款或提前归还贷款, 导致银行的资产负债数量及结构的被动式变化;另一方面, 银行部门为了防范风险, 主动调整其资产、负债的数量及结构。
(二) 对冲
单一的资产负债结构, 不利于有效的分散风险,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中主要是存贷款业务, 存贷款都与利率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市场利率的越加不稳定性会使银行的内在价值与预期值不一致。如果商业银行存贷的类型, 数量和期限完全一致, 则利率的变动会对其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影响成反向变化, 具有对冲性, 也就不存在银行存贷间的利差净收益和净损失。
(三) 利率的风险管理
由于其存款和贷款业务种类与数量的不同, 其各自的利率也不相同, 所以利率使得银行的长期资产收益、负债成本以及资本价值都受到不同的影响, 这就使得商业银行可能面临利率风险。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和发展, 利率风险也逐渐变成商业银行面临的最重要的风险。商业银行要保证其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就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降低和避免利率风险, 这就是利率的风险管理, 它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内容, 对提升其盈利能力是十分重要和必须的。
三、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失衡分析
(一) 与资产负债结构相关联的利率风险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和收益结构总体来讲是比较单一的。多元化的业务体系还没有能够完全形成, 严重依赖存贷款利差收益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也正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从多方面的不合理导致了对于利率风险的可抗性程度比较低, 利率的变动往往导致商业银行承担较大的收入损失。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相关的利率风险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重新定价风险 (Repricing Risk) 、基差风险、收益曲线风险 (Yield CurveRisk) 、隐含期权风险 (Embedded Option Risk) 。
(二) 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分析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ICBC) , 成立于1984年, 是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 是中国五大银行之一, 公司拥有中国最大的客户群。选择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研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例子具有代表性。
第一, 资产结构。
由上图可以看出工商银行的资产结构的现状, 占最大份额的客户贷款及垫款净额从2007所占的45.6%的持续增加到2010年底的49.2%。从发展的趋势来看, 贷款所占的份额持续上升并且增速也处于加速的状态, 银行业务对于贷款的依赖程度比较高, 这种现象最近几年呈现严重的趋势。这种状况下, 当利率发生变化时很容易发生隐含期权风险。另一方面证券投资所占的份额却呈现持续下降将的倾向, 证券投资所占份额比较低。虽然分析数据可以知道08-10年银行投资净额总量有所增加, 但是相比较而言处于一个发展缓慢的地位。
第二, 负债结构。
对表进行分析和比较可知, 客户存款一直是工行资金的主要来源, 从07年的84.7%到10年的88.2%, 期间虽然有起有落但是它始终占据着绝大部分权重。可见工行还是处于一种被动型负债的管理模式, 而没有向主动型负债积极的进行探索和发展。这只是工商的负债规模上存在的问题, 影响商业银行更为重要的是负债的期限2012年第8期中旬刊结构, 下面以09-10年的负债结构为例说明其问题。
通过数据可以得知银行负债中最主要的客户存款的结构, 一年期以下的存款占据了93%左右的份额, 负债的流动性强, 说明银行资金来源越强, 说明银行资金来源的稳定性越好。同时又存在着银行资金来源单一的严重问题, 银行应该主动需求进行主动型负债管理的金融工具, 以防范利率或者减轻利率风险。
第三, 资本结构 (资本充足率) 分析。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以及核心资本充足率均满足《新巴塞尔写协议》规定的8%及4%的规定。从工商银行最近几年的年度财务报告可知, 资本金不足和不良贷款率高的现象已经有所缓解, 但是还没有达到让人满意的状态。
第四, 资产负债结构综述。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近年来, 中国工商银行转变经营模式, 调整资产结构, 资产类型趋于多元化。债券投资大幅增长, 但信贷资产仍占主导地位。商业银行资金来源渠道的单一和对存款的过度依赖并存, 二者互为因果。存款在负债资本中均占有很大比重, 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负债资本结构比较单一。作为中国商业银行代表的中国工商银行存在的资产负债结构单一的现象在其他银行中普遍存在, 甚至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一个通病.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资产负债业务仍然以存款和贷款为主, 非存款性资金来源、非信贷金融产品品种的开发和金融创新能力都十分薄弱, 限于资产负债业务结构、品种单一的情况, 很难适应以利率风险管理为中心的资产负债管理需求。
首先在总量结构上, 资产与负债总量之间没有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 出现存差或借差缺口过大。
其次在期限结构上, 资产与负债也没有建立合理的配比关系;在利率结构上, 同期限的存贷款之间没有保持合理利差。具体表现为是期限结构不对称, 商业银行的长期负债过多用于短期资产, 实际上违背“效益性”和“安全性”的协调。以负债结构来看, 近期活期存款增长速度大于定期存款增长速度, 大量的活期存款带来经营成本的增加, 负债的稳定性也受到了影响。
四、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以降低利率风险
针对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的工具有限, 表内资产负债结构单一, 流动性强的资产负债银行全部资产负债中比例太小, 表外的金融衍生产品更是匮乏这一现状, 对于资产负债结构的优化提出三方面的建议。
(一) 优化资产结构
1. 提高资产的质量。
(1) 调整资产的风险布局, 可以从两方面来人手:第一, 控制贷款的增长速度, 应着重强调贷款的质量, 并且对于不同的贷款进行不同程度的风险调查和评估, 优化贷款的期限结构和品种结构, 绝对不能单纯的追求数量的增长。第二, 扩大资产证券化的份额。资产证券化是以资产所产生的预期现金流为支撑, 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进行融资, 将资产的风险和收益进行重新组合的过程或技术。虽然目前我国还不完全具备开展资产证券化的市场条件, 如资本市场的容量问题、特设载体 (SPV) 的设立和运作问题、金融FinanceNO.08, 2012 (CumulativetyNO.489) 基础资产的质量问题等等。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 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市场条件的逐步提高, 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因此, 我国商业银行应对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可行性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 把握时机, 对一些具备证券化条件的不良资产进行证券化尝试。 (2) 降低不良资产的比例, 要实现这一方案, 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第一, 减少高风险资产的份额, 例如, 可以采用出售高风险资产的方法, 将风险转移出去;第二, 提高发放贷款的质量, 不能单纯强调数量, 应从源头上控制贷款质量, 例如, 了解贷款客户的资信、贷款的投向等
2. 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套期保值。
大力发展新型金融产品, 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套期保值。对于重定价风险, 银行要对以往的利率进行收集整理, 画出趋势线, 根据利率波动周期以确定最佳重定价期间, 例如可将波动周期内波峰与波谷的中值点作为重定价时点。对于基差风险, 银行应尽量对资产负债采用同一标准的利率定价。对于逃逸风险, 银行要创造出集便利性、流动性、收益性等特质的创新产品, 如NOWs账户和MMDAs账户等。对于隐含期权风险, 银行要结合利率预测, 充分利用衍生工具套期保值, 如互换、期权、上限、下限等。
(二) 负债结构
优化负债的期限结构, 要根据历史数据摸清一家银行长期。中期、短期资金来源所占比重, 稳定性余额的水平。银行负债的流动性是保证负债质量的重要一环, 银行负债的流动性越强, 说明银行资金来源越强, 说明银行资金来源的稳定性越好;我国目前同业拆借利率基本放开, 但还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 合理的利率结构是扩大利差的前提, 同时也决定着银行资产利率, 费率结构。
负债的规模和质量需要对其综合管理, 负债规模是获取利润的基础, 而质量是实现流动性和安全性的保障, 这就需要有效安排各种类型的负债, 形成一个高效稳健的负债体系。
(三) 资本结构
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现状的分析, 可以发现资本金不足和不良贷款率高已成为制约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主要障碍。针对此类缺陷, 提出以下意见:拓宽资本金补充渠道一般意义上讲, 银行补充资本金的渠道有三个途径:一是利润留成, 依靠自身的积累;二是通过资本金市场来补充资本金, 发行股票或债券融资;三是私募扩股, 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或原有股东增加投资来达到增加资本金的目的。商业银行除应充分利用上市这一筹资的渠道, 可以采用发行股票等方式, 并且严密控制这种方式运用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
五、总结
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银行业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的进展状况。对于改善方面, 本文给出了几个具有可行性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相信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地进一步发展, 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 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会大幅度的增强。2011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国内经济结构转型调整战略的全面实施, 将带动金融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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