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共11篇）

新结构经济学 篇1

二十世纪20年代结构经济学诞生, 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便是对经济结构进行研究的先驱, 他最早提出产业结构的理论学说, 并且第一次揭示了产业结构的演变阶段, 经济中制造业的生产在工业中的比重越来越低, 而资本品工业的生产比重则越来越高, 直到最后阶段占据主导地位, 此时基本上实现工业化。来自英国的经济学家克拉克 (1940) 指出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移动规律, 出现劳动力移动的原因是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差距, 他们共同成就了“配第——克拉克定理”。

发展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旧结构经济学派是二战后的拉美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 该学派大都强调结构变化的重要性, 将结构变化的缺乏归为市场失灵, 建议通过政府的干预来纠正这些市场失灵, 其中最主要的战略是进口替代[1]。发展中国家多次对进口替代的尝试都失败了, 因为它们的目标产业与国家的比较优势相背离;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往往不具备自生能力;它们的投资和持续经营更多的是通过依赖政府进行多种与经济规律相违背的保护和补贴来实现的。

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的思想浪潮。在经济界普遍关注世界经济如何稳步复苏, 以及国内新一轮增长应注重拉动内需之时, 他“不合时宜”地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四年世界银行经历的“毕业论文”[2]。

新结构经济学产生华盛顿共识之后, 华盛顿共识是主张发展思想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之后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给出的政策改革的结构调整方案, 此方案主张鼓励发展中国家政府消除市场扭曲, 彻底改革社会计划, 避免使用产业政策, 使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最小的参与, 因而更多体现由市场来发挥作用。华盛顿共识同样未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在于:对各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现代分析。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持续的技术革新和结构变化[3]。经济体在任何时点上的最优产业结构是能够让其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实现最强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最优的产业结构是由该经济的比较优势决定的, 而比较优势又是由该时间点的经济要素的禀赋结构来决定。由于基础设施条件的约束, 政府应该发挥作用来提高基础设施条件以便于比较优势产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包括:它包含了对一国比较优势的理解, 且这种比较优势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而不断演化;在发展的任一阶段市场都可以作为最优的资源配置机制;政府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林毅夫同时为实践提出了两轨六步法, 依次是选择正确目标, 消除约束障碍以利于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 吸引全球的投资者, 支持成功自我发现的企业壮大规模, 用工业园模式解决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不足, 政府向正确的产业提供有限的激励措施。

国内外同样出现了很多新结构经济学的反对论点。国内刘海影提出政府本身不存在于理论的真空中, 政府及其代理人拥有自身利益考量。政府不能保证自己对投资项目选择具备经济合理性, 政府主导投资意味着对社会资源的滥用, 其资金的来源将挤占民间资金的利益。他还提出, 所谓的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一的加总值, 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往往是发展的障碍而不是动力。他认为制度与政策导致的扭曲和政府无能导致的宏观管理失败是阻碍欠发达国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刘胜军同样持反对意见, 他认为政府主导往往逃脱不了腐败, 同时, 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 是目前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重要原因。他提出根本的发展动力还是市场经济的活力, 是民营企业追逐利润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远举提出:“中国模式”这种政府主导并不擅长创新型超越, 政府应该通过建立一个有稳定预期的制度来导向良好的市场秩序, 促进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 并不需要新的“强势政府”理论。张夏准与林毅夫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 他认为比较优势虽然重要, 然而只是一个基线, 国家想要产业升级, 就需要违背其比较优势。考虑到要素积累过程的性质和技术能力的建设, 一个落后的经济几乎不可能在新产业中积累起技术能力, 除非违背他的比较优势, 并在他拥有“正确的”要素禀赋前进入这个产业。

国外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论点也很多。世界银行凯闻提出, 中国式的经济决策方式需要政府有强大的执行能力和适应能力, 但是这要求政府有善意有能力且不腐败。中国社会严重的“信任赤字”可能导致政策的执行与初衷相违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安妮·克鲁格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实施较为困难, 新结构经济学似乎支持工业和城市偏向, 而这个偏向本身在许多国家就是很大的扭曲, 并且林毅夫把单个企业或产业卷入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又赋予了它们过大的影响力[4]。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认为林毅夫推荐的政府政策旨在抵消市场扭曲, 然而预期效果则是诱使企业做出背离比较优势的选择, 事实上, 政府不是总能准确地甄别出市场失灵, 也不是总能找到有直接针对性的解决方式。他基本同意林毅夫的观点, 只是在某些细节有争议。哥伦比亚大学的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的局限性比林毅夫认为的更加严重, 即使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本身都既不稳定又不有效。他与林的重大分歧在于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方面, 他觉得更重要的是知识的增加, 即技术的革新。宾夕法尼亚大学霍华德·帕克认为, 林提出的选择富裕的参照国再甄选出比较优势产业是有问题的, 较富裕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可能是因为扭曲性的政策产生的, 成功的政策往往是一个庞大的政策集, 需要解决这么多问题可能会超越政府的能力。

综上, 反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 大都表现为对政府能力的不信任, 对当今腐败状况下政府作为的堪忧。然而, 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旧结构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之后的新理论, 依然有着它存在的合理性。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证实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参考文献

[1]马颖.2002, 论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 《世界经济》2002年第4期:25-37.

[2]林毅夫.2012: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林毅夫.2012: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Anne Krueger“.Comments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by Justin Lin:The World Bank R esearch Observer (2011) 26 (2) :222-226.

新结构经济学 篇2

事实上，以来疯魔世界的“新经济”的许多因素早已经包含在以往的“旧经济”里面了。但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显然极大地降低了新的经济结构调整费用，从而使我们有了探索新的经济发展的结构动力学的经济学理由。

----19，美国市场上出售的中国制造的女孩儿玩具“芭比娃娃”的典型的成本结构如下：

----在最大的玩具零售连锁店“Toys&Us”的零售价格为9.99美元，从中国出口的批发价格为2.00美元，其中：原材料价格、从台湾进口的半成品价格、从日本进口的假发价格、从美国进口的包装材料价格、以及这些材料的运输和管理费用，总共为1.65美元，中国工厂收取的加工费为0.35美元。

----这样，中国工厂的边际利润率是17.5%。这一利润率似乎很高，却有极大的隐患。如哈佛教授波特尔早就指出的，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其竞争优势转瞬即逝。不仅如此，基于廉价劳动力资源而获得的高利润率还容易使我们的厂商陷入“低水平陷阱”，即满足于目前状况的技术、管理、营销策略和人员培训。我们见到过许多家族式企业在更广阔的市场机会面前失败了，类似地，那些基于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的企业如果满足于现状，就将在更高层次的市场面前失败。

----那么，更高层次的市场是怎样的呢?波特尔把基于廉价劳动力或廉价土地和矿产资源的市场竞争称为“要素驱动的发展”。为了超越这一阶段，企业必须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需要不断更新技术和不断扩张生产规模，当然，也就需要不断投资固定资产。波特尔称这一类型的市场竞争为“投资驱动的发展”。

----在众多的已经进入了投资驱动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继续“超越”，进入了波特尔称之为“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形态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关注的首要问题不是投资规模和市场份额问题，而是面向“个性化”的、为最广大客户“量身定制”的、服务导向的“生产”问题。(这是加了引号的“生产”，因为个性化的生产已经不再具有工业生产的特征――追求规模经济。)个性化生产追求的，首先是“价值”，其次是“规模”。

----这里的“价值”，在“新经济”语言里特指客户愿意支付的“特权价值”(premiumvalues)。只要产品是个性化的，就应当索取超过“平均赋值”的价格。所谓“平均赋值”，是指在通常所说的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同类商品的任何一件商品在市场上能够索取的平均定价，这一价格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这一均衡点所决定的价格，它所反映的价值，是最不需要这一商品的买主和最不愿意生产这一商品的卖主的价值。然后，通过“完全竞争”机制，在这一市场上销售的全部商品就都被“均等”地赋予了最不需要它和最不愿意生产它的人对它赋予的价值。平均赋值，既是均等的，又是平等的。

----但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情形总是从大规模生产同样的产品，逐渐向着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格局演变。这一过程的推动力量是人自身，人在改善自己生活水平的同时，要求更加丰富的生活方式。在人类演化的数百万年的严酷生存环境里，灵活性就意味着最大生存几率，不如此，人类就难以适应变幻无常的大自然。好奇，这几乎就是人类的本性。换句话说，人类本性要求尝试新鲜生活，要求生活变得更加个性化，从个性当中凸显生命的终极意义。

----以往的经济发展，或者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把“结构升级”解释为诸如“产品周期”和“天鹅模式”这类的产业迁移过程。例如，大规模的钢铁生产在1960年代从美国转移到日本。其后是1970年代的造船业和1980年代的化工业，从日本转移到韩国。1990年代，对台湾来说，所谓“结构升级”意味着大规模的飞机制造将从美国转移到台湾。可是，“互联网革命”以来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实践，将不再承认这一迁移过程。事实上，台湾的电子企业群体已经验证了这一新的、我称为“结构动力学”的发展模式。

----首先，过去十年内，我们看到许多大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类型的大企业，例如思科、飞利浦、IBM，都把自己的主产品通过“外包”方式，连同生产设备一起转让给专门从事大规模生产的企业例如亿联公司(Electronix)。这家成立于1994年的公司，今天为全世界生产着几千种名牌电子产品。这些“名牌”的所有者，例如思科公司，只给“亿联”下大额定单，甚至连定单都是亿联以思科名义找来的。然后，亿联把产品贴上思科的商标，运送给思科指定的客户。

----其次，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千家万户的个人独资企业(self-employer)是这样经营生意的：先到州政府，在大约一小时内，领取一张执照，每年交付大约几十美元的执照费。然后在例如亚马逊网站开一个店面，每年租金不过几十美元。或者，更省力的办法是参加eBay网站的拍卖，只要建立了信誉(靠eBay网站的.系统积分制度)，长期经营拍卖的人就等于在那里拥有了一家店面，网上店面的费用大大低于地面的租金。最后，你需要做的，是与一家大运输公司，通常是联邦快递或UPS签订合同，你只要把商品目录(包括价格)存放在该公司的网站，支付小额佣金，该公司就负责通过适当的渠道分发你的商品目录(当然，运输公司的这项服务也让消费者不得不每天从电子信箱里把大批“垃圾信件”扔到垃圾箱里)。如果消费者愿意购买你的商品，他们先通知的不是你，而是运输公司，因为你的商品(已缴费)存放在运输公司的仓库里，这样送货更快。在许多交易网站，你和运输公司同时收到定单。

----那么，千百万小业主们的日常工作是什么呢?一句话：设计方案。他们的工作就是设计新产品、新目录、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和新的市场。互联网为他们廉价地提供了几乎全部的方案设计手段。

----上面描述的，绝不是～期间的“网络神话”，而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历史永远如此，当革命死去的时候，革命才开始生根发芽结果。

----上面的故事可以用被经济学家称为“特征性事实”的陈述加以概括：新的生产过程倾向于把规模生产与方案设计分离开来。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分工格局，在这一发展水平上，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品味足以支持个性化的产品方案。互联网把个性化的量身定制方案廉价地集结成为具有规模效应的生产。

----第二个特征性事实也是现代“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economy)的特征：新经济的方案设计师们倾向于协同设计和协同研究的知识生产方式。这里的“协同”(collaboration)，可以是网上的，也可以是地面的，其特征是人际交往(参见我写的专业论文“人际交往、观念创新及研发风险”，《记住“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7月版)。

----然而，基于知识的不同性质，网上的人际交往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所传播的知识

是不一样的。前者更适合(费用更低)传播那些“可编码知识”(codifiedknowledge，例如以文字或其它书写符号为载体的知识)，后者更适合传播那些“身体知识”(tacitknowledge，直译为“隐秘知识”，或者“意会知识”)。

----尽管存在大量与知识产权的保护相关的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仍然观察到，在目前已经进入“知识社会”的企业之间、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不同企业的团队成员之间以及企业与其它组织及其成员之间，建立了广泛深入的人际网络。

----如图一的作者们证明了的，技能知识(习惯的、身体的、意会的知识)主要通过面对面交往进行传播。因为，在图一的“小范围世界”里，知识传播的效率最高。在随机世界里，知识传播具有完全发散的性质，大大降低了效率。在正常的世界范围内，知识只通过“邻居”关系传播，大大降低了传播速度。

----另一方面，基础研究的成果则主要借助知识的编码形态在更广泛的人群范围内传播和对研究开发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基础研究的知识更适合在图一的正常世界范围内传播。

----根据知识生产的不同层次，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应用开发”，知识社会在图一所示的三类不同世界里建构了各种能够有效率地传播知识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些网络关系就是知识的协同生产基础。

----最后一个特征性事实，或者，一个超越了主流经济学视野的知识经济理论框架，由人们在四个领域内观察到的特征事实组成，分述如下：

----(1)包括“新增长理论”和“新国际贸易理论”在内的芝加哥学派主流经济学所观察到的技术进步的特征事实。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知识的传播与人群的收入水平、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含量及其结构密切相关。

----(2)来自“演进经济学”的观察，这一视角强调知识积累和知识交往的演化特征，强调较为长期的演化周期，于是，它能够看到诸如社会制度、价值文化、大脑学习机制这类复杂系统对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的制约和影响。

----(3)以波特尔为代表的对“经济组织”的观察告诉我们，作为知识的载体和知识生产的主体，企业组织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例如以利润为动机的企业行为，又例如非政府组织生产和传播的知识，这两类组织的知识行为截然不同。不同知识类型的生产与传播，于是依赖于不同组织之间的竞争结果。

----(4)区域发展视角的观察，这一观察告诉我们，技能或身体知识的积累与传播主要通过“相邻世界”来实现。这里需要补充的另一因素是“认知能力”。如果一个区域的人群缺乏吸收新技术和基础知识所必须的“认知能力”的话，哪怕这一区域十分邻近技术先进的区域，知识也难以从先进区域传播到这一区域里来。

----以上四个方面的特征事实的观察构成图二所示的理解知识进步的基本框架。

----根据上列的三类特征事实，读者不难看到，今天，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济活动，或许有助于我们建构新的经济发展的结构动力学体系，因为这些庞大的公司组织正在实行面向服务和个性化经济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它们以并购的方式，大范围地把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合并到自己的内部(台湾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的案例)。今天，在一台普通的IBM笔记本电脑里，安装着马来西亚制造的驱动器、日本制造的液晶显示器、韩国制造的芯片和墨西哥制造的电路板。跨国公司的活动真正地把生产变为全球性的协同生产了。

新结构经济学 篇3

摘要：新结构经济学是近年来林毅夫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世界性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案例、主流经济学理论对现实问题的无能为力，促使林毅夫教授另辟新途来探索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最终推出为它们取得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指导的第三波发展经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本文通过梳理新结构经济学的有关论述，给出其明确定义，并就该理论产生的历史脉络、内容要点、创新和不足之处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创新；发展理论；政府；市场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2-0029-008

2012年9月，结束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高级经济学家任期仅三个月的林毅夫教授通过北京大学及英美各地的知名出版社推出了一系列反映他过去四年在世行工作期间研究成果的著作：《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1]、《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2]、《解读中国经济》[3]等，积极为世界经济把脉，悉心为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诊。他给发展中国家下一阶段经济发展提供的药方，就是其在自己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和论文中阐述并在诸多演讲和座谈会上大力推介的“新结构经济学”。现在，该理论在世界经济学界已引起关注和讨论。那么，何谓“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到底“新”在何处？该学说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到底有何指导意义？本文拟围绕这三个问题梳理中外经济学界部分学者的观点，同时也提出一些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一、何谓“新结构经济学”

（一） “新结构经济学”的定义

为了帮助众多停滞不前的发展中国家找到一条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推动它们减少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一个被称为“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这个理论框架简称为“新结构经济学”[1]12。笔者在研读林毅夫教授有关此学说及其他学者评述的众多文献中，发现除了上述界定比较模糊的定义外，他们并未给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具体含义。综合林教授和其他学者的论述，笔者给“新结构经济学”定义如下：所谓新结构经济学，是本世纪初世界各地的一些经济学家为了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找到一条长期可持续的包容性经济增长途径，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在分析历史上世界各国尤其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研究和探索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本质和决定因素[4]、市场和政府的各自作用及其协同关系等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 “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

第一，某一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即土地或自然资源、劳动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在每一特定发展阶段是相对稳定的，但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因此，一个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第二，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一条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的连续谱，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点。因此，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需要按照发达国家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状况来升级和改善自己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而是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和市场优先建立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

第三，强调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协同作用。其中，市场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上都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而政府则在制定政策和安排制度时起到提供信息、协调改善经济运行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和补偿外部性等作用。[1]12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历史脉络

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标志经济学诞生的《国富论》算起，迄今为止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不到240年。作为其子学科同时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母体的发展经济学，其出现和发展则更是最近六七十年的事情。简要梳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其发展阶段及其各阶段的主导思想大致如下：

（一）发展经济学0.0——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思潮

这一阶段可谓前发展经济学时期，即发展经济学产生的预备和铺垫阶段。以现代经济学的诞生为源头，其持续时间大致为1776—1942年。（1）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帮助一国达到经济持续增长目标的最好办法。在这种经济环境下，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个体根据相互作用的市场和价格作出资源配置的所有决定，即他们自行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就像受到一支“无形的手”的支配，而政府对此不进行任何干预。然而，随着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是导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的主因，该思潮渐渐失去在经济学理论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它作为研究国家经济发展主要分析框架的历史也随之结束。

（二）发展经济学1.0——结构主义理论

这一阶段的大致时间应从1943年结构主义经济学发展理论被首次提出到其实践的失败开始显露——即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爆发。二战后，走上民族解放和独立道路的众多亚、非、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急需寻找一条摆脱贫困、实现民富国强目标的有效途径。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促进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快速而顺利发展的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1943年，Rosenstein-Rodan一篇名为《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的论文将发展经济学带到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也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发展经济学初期的研究强调经济的结构特征，故被称为“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受大萧条、苏联成功工业化等历史事件和当时盛行的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作用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主张发展中国家一开始就尽可能大规模地采用现代生产方式，尽早实现自我加强且良性循环的持续经济增长。中东欧、拉美、非洲和南亚一些国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运用结构主义经济学理论作指导，普遍实行进口替代和产业保护战略。可是，在实行一段时间后，这些发展中国家不仅未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差距，反而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扩大情况。那些用心良苦的政府干预措施未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却造成严重的市场扭曲、贪污腐败和权力寻租，并最终导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东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因此，鼓吹政府干预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也随之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endprint

（三）发展经济学2.0——华盛顿共识/自由市场理论

该理论在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主导时期大致是从1983持续到2007年。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政府失能、经济崩溃证明了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在反思和探索中，1961年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思（John Muth）首次提出、在70年代初经卢卡斯和萨金特（Thomas.J.Sargent）等人不断完善的理性预期理论和该理论力证的自由市场学说开始胜出并逐渐影响发展经济学。理性预期理论驳斥了结构主义理论关于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作用的论断，主张完全意义上的自由经济政策，坚决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主的主要债权人和多边借款机构借拉美国家请求援助之机纷纷要求它们根据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的原则，进行一揽子全面的综合性改革，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这套改革方案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华盛顿共识”。[5] 然而，“病急乱投医”的拉美诸国“服药”后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效果并不明显，反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停滞的十年”和90年代“折腾的十年”。2008年肇始于“华盛顿共识”鼓吹者大本营并席卷全球、重创欧美的金融危机，使自由市场理论的普适性失去其最后的光环。

（四） 发展经济学3.0——新结构经济学

“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失败尤其是2008年持续至今的美欧金融危机使很多经济学家烛鉴西方盛行且大力实践的自由市场理论的局限乃至危害，开始重新思考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合适模式。经济学家们发现过去几十年东亚四小龙既没有采用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所建议的进口替代战略，也没有完全照搬“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建议，却成功地在20世纪80年代把它们原本落后的农业经济沿着产业阶梯迅速升级到非常接近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济；并未服用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药方且一度封闭、管制的经济体如中国、越南和毛里求斯等也通过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法获得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在这些成功的例子中，既有华盛顿共识所期望的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影子，又存在凯恩斯理论和结构主义要求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现象。[4]9这些特征激起林毅夫教授等经济学家重新思考当前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不足和缺陷，并试图重构一个更加普适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打造适应发展中国家异质性，促进它们长期、稳定、包容且可持续发展的3.0版发展经济学。苏剑认为，林教授的这一波理论总结了二战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成败的经验教训，和前两波理论对市场和政府看法的正反经验，提出了一个逻辑严密、思路清晰、可实际操作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行动指南。[6]

三、“新结构经济学”的创新

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一书和他那篇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的著名论文[4]17-25总结出新结构经济学与（旧）结构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存在三大方面和12个小方面的差异或创新之处。结合林毅夫教授和其他学者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论述以及笔者自己的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创新可归纳如下：

（一）对各国发展阶段的分类更加精细，符合世界异质性特征

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林毅夫教授一改Rostow等人在早期结构变迁文献中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传统社会、具备增长所需前提条件的社会、处于经济起飞状态的社会、走向成熟的社会和高消费社会等这样笼统粗略的五分阶段法，提出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并非若干个不同水平的机械序列，而是一个连续过程的观点[1]26。这一看法以一种从低到高的上升型点状线谱来描绘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无疑使分类更加精细、多元和直观，也更加符合世界各国、尤其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异质性特征。这一开创性的分类既给各个发展中国家甄别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状况的发展目标提供了有意义的理论指导和参考，又为它们在经济发展中寻找适合自己参考的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二）对要素禀赋的考察更加全面深入

一般经济学家考察的要素禀赋主要集中在土地（或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这三个要素上面，而林毅夫教授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考察的要素禀赋除了这传统的三项外，还增加了基础设施这一项，并把它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独立要素来考察。他把基础设施分为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硬件基础设施是指包括交通、能源、通信和其他所有有助于企业生存和发展、有助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有形公共设施，而软性基础设施则是指金融、教育、司法、价值等体系，治理制度，社会网络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等。

林教授认为基础设施影响每个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投资的边际收益，同时也是政府在经济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升级转型中可以发挥协调和领导等积极作用的重要领域。任何产业结构都应有相应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来尽可能降低运行和交易费用，因此在理论上应将其视为一个经济体禀赋要素的一部分。林教授关于软性基础设施的定义，既是对制度经济学的吸收和融合，又拓展和创新了要素禀赋概念，大大提高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其研究对象和方法。

（三）总结历史经验，融合前两派发展经济学之长

新结构经济学的另一显著创新就在于它结合实际，分析和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崩溃、90年代华盛顿共识失败等历史经验和教训，融合、吸收了前两派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经过实践检验、并行之有效的有用部分，摒弃了那些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观点。这使得新结构经济学既有与前两派发展经济学相似或共通之处，但又不是前两派理论优点的简单叠加和调和，而是融合超越，自成体系。具体表现如下：

1.对旧结构经济学的扬弃

（1）新、旧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相同，但对政府干预的目标、方式认识不一。新、旧结构经济学都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结构差异为理论基础，都认为政府在经济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发展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可以看作是前者对后者在理论基础和政府认识上的继承。但是，旧结构经济学赞成发展中国家实施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经济措施，支持运用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等方法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主张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因势利导，帮助企业解决外部性和协调问题[1]28。endprint

（2）新结构经济学在财政政策上吸收了旧结构经济学主张的反周期的凯恩斯主义，但二者的目的不同。旧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应使用税收和支出手段来抵消经济周期的影响，而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衰退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好时机，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可以使这些国家通过提供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来帮助产业结构升级。

（3）新结构经济学未完全抛弃旧结构经济学的进口替代战略，但程度、手段差异很大。旧结构经济学家建议优先考虑进口替代战略，让发展中国家先在封闭的、受保护的环境中发展，直至有能力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世界市场竞争。新结构经济学则把进口替代当作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顺产业阶梯而上的自然现象，强调替代的产业符合变化后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以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

（4）新结构经济学在货币政策上的主张比旧结构经济学更加积极、灵活。旧结构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必须置于政府管制之下（即中央银行并不独立），并以影响利率和各部门信贷配置为导向。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 利率政策完全有可能作为反周期的调控工具，通过鼓励在萧条时期进行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投资，提升未来的经济增速。

2.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

（1）在贸易政策上，新结构经济学融合新古典经济学的部分观点，但方法更加务实。例如，新结构经济学赞成新古典经济学进出口内生依赖于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有助于其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更快的技术进步等观点。但新结构经济学也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遗留着旧结构经济学进口替代战略所造成的大量扭曲政策，因此主张采用渐进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在转型中，政府可以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临时保护，同时放开准入那些符合比较优势但在过去却被严格管制的产业。

（2）在人类发展问题上，新结构经济学继承并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表明教育、培训、健康这三者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新结构经济学吸收并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教育的传统观点，认为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禀赋的组成部分，发展战略需要包含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以对产业升级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并协助经济体充分利用所有资源。

（3）在外国资本方面，新结构经济学认同新古典经济学的部分观点，但目标不同。新古典经济学赞成开放资本市场或使其自由化，以期达成更有效的储蓄配置、更分散的投资风险、更高的经济增速以及更为缓和的经济周期。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 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对发展中国家最为有利的外国资本流动形式，因为它的目标就是通过发展与这些国家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而获利，但不鼓励旨在套利的投机资本。

（4）新结构经济学比较倾向于新古典经济学在金融发展上的主张，但措施上更加强调有序和渐进。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提倡金融自由化，政府应放弃对银行的所有权，并去除对信贷配置和利率的政府管制。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为国内金融和外贸发展制定一套有序的自由化政策，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能否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同时获得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四）增长识别与因势利导框架指导理论运用于实践

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最大的亮点应该是他与塞莱斯汀·孟加（C.Monga）等人合作提出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7]该框架是在比较优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前两派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各国产业政策实践成败的经验，扬长避短，创建出的一套帮助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设计、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则框架。它分为笼统的两大步和具体执行的六小步。笼统的两大步是：（1）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2）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六小步则分别为：

1.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先找那些具有与本国相似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约为本国两倍的高增长国家，然后再据此确定一份生产已超过20年的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

2.政府优先考虑该清单的产业中国内私人企业已自发进入的产业，采取措施来确定、消除这些企业提升其产品质量的紧约束以及阻止其他私人企业进入该产业的障碍。

3.政府采取特定措施吸引在第一步中确定的高收入国家企业来本国投资那些清单上对本国企业来说全新的产业，或通过孵化计划等手段来扶持国内私人企业进入这些产业。

4.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除了大力支持第一步贸易商品和服务清单上确定的产业外，还应密切关注本国成功实现自我发现的其他私人企业，并为这些产业扩大规模提供帮助。

5.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欠佳的发展中国家中，政府可集中投资于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来吸引可能愿意投资于目标产业的国内外企业，并发挥产业聚集的优势。

6.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为上述先驱企业或国外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等激励，以补偿它们的投资所创造的非竞争性公共知识。

林毅夫教授认为，通过上述过程确定的产业应符合本国潜在的比较优势，由此方法推出的政府扶持，有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挖掘后发优势的潜力，实现有活力的可持续增长。[1]153-156

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之路 篇4

中国自1979年的改革开放至今32年发展可以称之为一个奇迹,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32年间年均经济增长9.9%, 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1979年, 中国人均收入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1/3, 而到2011年止, 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5400美元, 2012年预计将超过6000元。这段时间的对外贸易增长是史无前例的, 每年平均增长17%, 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 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拉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 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金融危机过程中, 中国确实成为帮助世界走出危机、恢复成长的主要动力。

但是, 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第一, 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已经超过基尼系数的0.45 (一般来讲0.45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警戒线) 。其次, 环境也在不断恶化。第三, 市场化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第四,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尤其是从2011年年初至今, 每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断下滑, 2012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速度只有7.9%, 跌破了8%。很多人担心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到中低速增长的时期。过去的经济发展的快速势头不能持续。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话, 社会上存在的经济问题可能会集中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 研究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低收入国家不能摆脱低收入陷阱。但是中国是做到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变成现在的中等收入。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国家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最明显的是拉丁美洲国家。如图1所示, 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初时有不少高收入国家, 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绝大多数还是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上, 大约只占美国的20~30%。通过分析1950-2008年的最新数据, 还可以看到, 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只有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个百分点或者更多。这28个经济体中绝大多数是欧洲国家, 如果再剔除石油和钻石生产国, 只剩下12个经济体, 这意味着, 从二战到现在, 世界上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陷入了低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 真正打破这个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是非常少的。

当然,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的命运。如图2所示, 欧洲的爱尔兰、西班牙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已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东亚的韩国、新加坡从低收入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 还可以继续发展, 达到高收入的水平。

三、新结构经济学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视角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 怎样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笔者认为从这个视角出发来研讨必须同时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为何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中国改革前发展不成功, 而仅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发展成功;二是为何绝大多数转型中国家失败, 而中国改革后发展快速, 但也出现一系列类似问题。只有能同时解释上述谜题, 才能指明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 以保持持续发展,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

来源:Maddison

来源:Maddison

(一) 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新经构经济学

要讨论一个国家是否能持续发展, 必须要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内容。新结构经济学恰恰是对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与原因的研究。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在全世界来说, 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新现象。如图3所示, 工业革命以前, 即使像欧洲这些现代发达国家, 他们长期的经济增长也是非常缓慢的。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 西欧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前, 每年的平均人均收入增长只有0.05%, 需要1400年, 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而从18世纪中叶以后, 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了, 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工业革命以后, 技术的不断创新与产业的不断升级。在原有产业上的基础创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同时, 产业的升级代表各种生产要素可以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部门向农业部门、制造业部门、现代服务业部门转移。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产业、软硬基础设置结构的不断变革以提高生产力水平, 降低交易费用。这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可以持续快速发展, 并且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拉开收入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

来源:Maddison注:1.国际美元, 也叫Geary-Khamis美元, 一种在美国和给定时间点同美元具有同等购买力的假定货币, 简称国际元。通常把1990年作为用于今后比较的基准年。2.相对于欧洲, 西方衍生国 (Western Offshoots) 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由于不能进入现代的经济增长, 就陷入到低收入水平的陷阱。或者是达到中等收入以后, 不能持续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升级, 不能进入新的产业结构, 这是他们经济发展失败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 中等和低收入陷阱是由于不能有持续的结构变迁而造成的。

(二) 成功的追赶经济体的共同特征

前文提及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的。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据研究,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全世界总共有13个经济体, 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7%或者更高, 而且持续了25年或更长的时间。

根据世界银行增长委员会的研究, 这13个经济发展成功的追赶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的特征:第一, 都是开放经济, 并利用世界上已有的知识来进行产业和技术创新, 即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利用了世界上已有的知识来进行创新;第二, 都维持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第三, 这些经济体都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第四, 均是市场经济体, 坚持以市场体系来配置资源;第五, 都有一个高效、积极的政府,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作用。

关于这五点, 世界银行增长委员会的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认为, “这是一个国家成功经济发展的要素”。但他认为要取得的成功并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秘方。

(三) 新结构经济学提供的经济发展成功的秘方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笔者认为: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就是经济发展成功的秘方。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 因此, 这个国家的经济需要快速发展, 就必须改变要素禀赋结构。所谓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也就是要增加劳动力可用资本的拥有量。

资本是怎么来的?是来自于剩余和剩余的积累。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经济会具有竞争力, 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 可以积累的资源就越多。同时,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投资的回报率会最高, 储蓄和投资的意愿也会最高。即是说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越快, 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升级的速度也会越快。这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认为的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源泉, 也是经济增长的秘方。

1. 遵循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市场经济与因势利导型政府

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比较优势是经济学家才听得懂的语言, 而对企业来讲就是追求的利润) , 如何使企业在追求利润的时候, 技术和产业选择会主动根据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呢?前提是必须有一个价格信号体系, 该体系能够相当准确地反映要素禀赋当中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丰富程度。如果有这样一个价格信号体系, 企业在进行技术选择的时候就会按照国家的比较优势进行选择。这样的价格信号只有在完善竞争的市场体系当中才能够获得。也就是前文提及世界银行增长报告中所涉及的第四点, 市场经济体系。

如前文所述, 如果一个国家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话, 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会相当快。当要素禀赋升级的时, 产业和技术就要升级。产业和技术要升级就会存在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如果政府因势利导地发挥积极地作用, 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就不见得会发生。如果发达国家没有专利制度的话, 很多企业就不会进行技术创新。这是国家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一种方式。这是增长报告里涉及的第五点, 即政府必须发挥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

2. 遵循比较优势的结果:开放经济和后发优势、宏观经济稳定、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它当然是开放经济, 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出口到国外去, 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是一个开放、自由的贸易体系。同时, 一个发展中国家,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多数的产业和技术是在世界产业和技术链内部。因此, 它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就具有后发优势, 可以利用国际上已经存在的技术和产业的知识作为创新的源泉。这是增长报告里涉及的第一个要素, 即开放经济与后发优势。

第二, 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经济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因此, 国内自身产生的内部危机会比较少。同时, 在面临国际危机冲击的时候, 由于内部经济素质好, 缓周期的能力强, 具有抗拒外部冲击的能力, 宏观经济会比其他的更稳定。这是增长报告里涉及的第二点, 即宏观经济稳定。

第三,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 有高储蓄和积累来源, 投资回报率会最高。反映出这些国家愿意放弃当前消费以追求未来更高的收入.原因在于他们具有创造巨大经济盈余与高额投资回报的实力, 从而为储蓄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因此, 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最高。这是增长报告所讲的第三点, 即高储蓄与高投资率。

从这种角度来看, 经济发展并非如麦克尔.斯宾塞所说, 只有要素, 没有秘方。其实, 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秘方就是该国家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

三、发展中国家改革失败与中国双轨制成功的原因分析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为什么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成功?

(一) 第一波发展思潮:结构主义为何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和经济的独立, 追求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们的发展道路是受到当时主流结构主义思潮模式的影响:以进口替代优先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 依靠政府的动员来投资, 依靠保护、补贴来生存, 这样导致了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这种结构主义模式以斯大林模式为代表, 拉丁美洲国家、南亚国家都受到了影响。结构主义建议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大型的重工业, 而这些国家当时的条件是资本相当短缺, 以农业经济为主。因此, 在资本短缺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建立现代化的产业当然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在这种状况下, 优先发展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 投资靠政府动员, 继续生产经营靠政府的保护补贴。这些保护补贴创造了许多扭曲, 创造了很多租金, 产生了资源错配、寻租、腐败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失败是因为遵循了这一发展思路。

(二) 第二波发展思潮:华盛顿共识为何失败?

1980年代以后,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和转型。这些转型中国家一般都有许多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 “华盛顿共识”忽视了这种原来存在的扭曲的内生性, 按照休克疗法把这些保护补贴一下都取消掉, 导致大量破产、失业、社会政治不稳定。同时, “华盛顿共识”强调政府失败就让市场来经营, 也不能让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帮助企业推动开展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活动。因此, “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 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绩效比六七十年代按照结构主义时的绩效还低。绝大多数转型中国家因为遵循了这一转型思潮而失败。

(三) 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成功的原因和付出的代价

中国走的是双轨制道路, 事实证明取得了成功。成功的原因是:一方面继续给予原来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暂时性的保护补贴, 以维持稳定。第二, 放开原来受抑制部门的准入, 并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原来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力的产业部门开放, 允许三资企业、外资企业、民营经济进入。

但是, 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即双轨制保留了不少扭曲, 保护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这些扭曲主要体现在:金融结构的扭曲 (金融行业的大银行, 只能给大企业和富人提供服务) 、资源税费的扭曲 (主要体现为资源价格非常低) 和服务业 (如电信、交通部门) 的垄断导致分配不均, 收入向富人和大企业倾斜;富人和大企业消费倾向低, 导致消费和储蓄不均衡;储蓄和投资货币高, 国内的消费比重低, 导致国际贸易的不均衡。这种情况就造成收入分配向大企业和富人集中, 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富人和大企业的消费倾向都比较低, 财富向这两个方向集中就会造成储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 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 或者是投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 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如果投资比较多, 国内消费能力又比较低, 其间的缺口就成为出口, 这也是造成目前我国贸易问题的主要原因。现在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双轨制的改革不到位造成的。

四、新结构经济对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

新结构经济对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有两个方面。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 以釜底抽薪, 消除收入分配不均、储蓄消费不均衡和内外不平衡。二是政府应该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一) 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

深化改革使双轨制向市场单轨过渡。双轨制的实施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当时我国资金非常稀缺, 1979年的人均收入不到非洲国家的平均收入的1/3;国有部门、大企业的资本密集, 不符合比较优势;如果不给予保护补贴, 他们将无法生存。但现在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400美元, 是上中等收入国家, 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现在符合比较优势了, 即现在大部分的国有企业是可以盈利的。因此, 没有继续保护补贴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 就应该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扳正”。

第一, 治理金融过度集中的问题, 应该发展能够给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中小银行或地区中小金融机构。

第二, 提供资源税费水平。原来的资源基本是白给的, 现在应该将资源的费率提高到国际的合理水平, 让山西煤老板的故事不再发生。

第三, 放开民营企业向电信、交通等垄断性行业的准入和竞争。原来的电信交通等垄断行业, 由于过去资本很密集, 靠国有企业的经营, 赋予其垄断地位来克服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问题。现在他们都是盈利的、具有竞争力的行业, 可以允许民营经济的进入与其竞争, 深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二) 政府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政府还要发挥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怎么发挥这个作用?笔者认为视产业的状况分为两方面。一是对位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的产业, 按“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所倡导的“两轨六部法”来利用后发优势。二是对接近或已位于世界产业链前沿的产业, 按发达国家的做法, 在产品和技术创新上, 按以下方式支持:专利保护、支持基础科研、政府采购与行政指令。

如果这个产业位于世界产业链、技术链的前沿, 应该利用世界上已经有的知识, 发挥后发优势。怎样发挥后发优势?新结构经济学讲究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作为中等收入国家, 因为发达国家退出了一些产业, 我国已经处于世界产业的最前沿, 或者一些产业已经非常接近世界产业的前沿。这些产业要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不能靠引进, 要靠自己的研发。这种情况下政府怎么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发达国家的产业基本都在世界最前沿, 我们应该采取与之相同的方式发挥因势利导的方式。

一是建立比较好的专利保护、知识产权保护, 鼓励创新;

二是必须支持基础科研。基础科研对商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有支撑作用, 政府必须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第三, 像发达国家一样, 对一些新产品用政府采购的方式, 让这些新产品很快达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四, 可以用行政命令。比如美国为了支持生物能源, 规定到2020年, 美国的生物能源比重必须达到一定比例。这是行政命令。发达国家并不是不采用行政命令。发达国家发展新产品, 也会采用行政命令, 只是采用的尺度与涉及的范围各有不同。

在谈及政府作用的时候, 一些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应全部依靠市场, 政府不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笔者认为,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发挥积极作用就等于是自废武功, 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用欧洲的爱尔兰和拉丁美洲的智利发展之对比来说明该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中, 智利一直努力克服政府失灵, 完善市场, 成为“华盛顿共识”的模范生。但改革后至今, 智利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新的产业, 结构变迁基本停滞, 创造就业相当困难, 收入分配不断恶化。其经济增长依赖出售资源 (如铜矿) 。还有一些当时靠政府补贴发展起来的产业, 如三文鱼、酿酒、猕猴桃等都是以前发展起来的。90年代, 英特尔为了实现分散化, 计划到拉丁美洲设厂建基地, 一开始就与智利政府洽谈。英特尔提出自己有几十亿美元的投资, 要求政府做好基础设施建设, 并且为配套生产提供人力资本与相应的劳动力。而智利政府却认为, 这是市场的事, 政府不应干预, 予以拒绝。英特尔因此与哥斯达黎加政府达成了合作。结果, 哥斯达黎加改变了曾经90%的出口产品都是农产品的落后情形, 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收入增长。

与智利相反, 爱尔兰政府通过积极调整产业政策, 因势利导, 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爱尔兰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产业政策。当时产业政策是, 只要证明投资是为了出口, 政府就给予优惠。1987年以后, 政府对产业政策进行了调整, 实行只针对信息、电子、化工和制药这四个产业的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政府还积极将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引进来, 很快就形成了一些产业集群且非常具有竞争力, 其经济就此发展起来。

摘要：针对中国经济放缓而产生的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的命运, 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发展成功的秘方。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因势利导型政府, 比较优势的结果是开放经济和后发优势、宏观稳定、高储蓄和高投资。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失败与中国双轨制成功的原因分析,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提出对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二是政府应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双轨制向市场单一制转变,政府因势利导

参考文献

[1]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M].任晓鹰, 许宪春, 叶燕斐, 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M].张建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4]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新结构经济学 篇5

关键词：法经济学；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A New Approach to Law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

ZHOU Fang-zhao QU Zhen-tao2

(1.School of Business Management,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China;

2.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rbin 100028,China)

Abstract: SEM has been given more thought than ever in the researches of social science as it has some unipue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With regard to the compensation for manag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theory in law economics,the paper expounds the intervelationship of those elements involved that clearly represent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Key words:law and economics;SEM;route analysis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简称SEM）作为一种多元统计技术，产生后迅速得到了普遍的应用。20世纪70年代初一些学者（Joreskog，1973；Wiley，1973）将因子分析、路径分析等统计方法整合，提出结构方程模型的初步概念。随后Joreskog与其合作者进一步发展了矩阵模型的分析技术来处理共变结构的分析问题，提出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的概念，促成SEM的发展。结构方程模型为实际上即一种验证一个或多个自变量于一个或多个因变量之间一组相互关系的多元分析程式 ，其中自变量和因变量既可是连续的，也可是离散的。另外，在学术活动方面，根据 Hershberger（2003）研究 1994 至 2001 年间的相关文献发现，到了 2003 年，不论在刊登结构方程模型相关论文的期刊数、期刊论文的数量、结构方程模型所延伸出来的多变量分析技术等各方面，均有大幅度的成长，显示结构方程模型已经是一门发展成熟且高度受到重视的学问与技术。结构方程模型除了拥有专属期刊《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专门刊登与结构方程模型有关的论文与实证研究在心理学界也很重要。

结构方程建模涵盖了多种原有的多变量数据分析方法，适用于定序、定类以及定距和定比尺度，在管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统计实证研究中逐渐得到大量的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整合了路径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与一般统计检验方法，可分析变量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包括了因子分析与路径分析的优点。同时，它又弥补了因子分析的缺点，考虑到了误差因素，不需要受到路径分析的假设条件限制。结构方程模型可同时分析一组具有相互关系的方程式，尤其是具有因果关系的方程式。这种可同时处理多组变量之间的关系的能力,有助于研究者开展探索性分析和验证性分析。当理论基础薄弱、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明确而无法确认因素之间关系的时候，可以利用探索性分析，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当研究有理论支持的时候，可应用验证性分析来验证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

虽然结构方程模型在多个学科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很少有研究者对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立过程做出说明，许多研究者在查阅相关资料时会遇到困难。因此，通过简单介绍在法经济学中如何合理应用结构方程，对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立过程进行了探讨，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除此之外对管理学和经济学而言，结构方程模型特别有用，它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思考方法，除了对特定的隐变量做研究外，还为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转变开辟了新的思路。

一、结构方程模型的基本原理

结构方程模型假定一组潜在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潜在变量可以分别用一组显变量表示，是某几个显变量中的线性组合。通过验证显变量之间的协方差，可以估计出线性回归模型的系数，从而在统计上检验所假设的模型对所研究的过程是否合适，如果证实所假设的模型合适，就可以说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合理的。

（一）一般方程模型

1．结构方程

带有潜在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有两种基本模式：结构式和测量模式（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结构模式说明潜在外生变量和潜在内生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以图形的形式表达出来就称为路径图。

结构方程η=Bη+Γξ+ζ

方程中为ξ潜在外生变量（潜在自变量）矩阵；η为潜在内生变量（潜在因变量矩阵；）为结构系数矩阵，Γ它表示结构模型中潜在自变量矩阵ξ对潜在因变量矩阵η的影响；B为结构系数矩阵，它表示结构模型中潜在因变量矩阵η的构成因素之间的互相影响；ζ结构方程的残差矩阵。

2．测量方程

测量模式说明潜在变量η、ξ和测量变量y、x之间的关系。测量方程可以表示为Y=ΛYη+ε，式中Y为η的测量变量矩阵；ΛY为测量系数矩阵，它表示潜在内生变量（潜在因变量）矩阵η和其测量变量Y之间的关系；η为潜在内生变量（潜在因变量）矩阵；ε为测量方程的残差矩阵。

测量方程可以表示为X=ΛXξ+δ，方程中X为ξ的测量变量矩阵；ΛX为测量系数矩阵，它表示潜在外生变量（潜在自变量）矩阵η和其测量变量X之间的关系；ξ为潜在外生变量（潜在自变量）矩阵；δ为测量方程的残差矩阵。

（二）模型的估计与评价

模型一旦设定，接着就需根据观测变量的方差和协方差进行参数估计。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过程与传统统计方法有所不同，它是从样本求得表型变量的协方差阵、或相关阵出发，推导出一个引申的方差和协方差矩阵，或相关阵，使矩阵的每一个元素都尽可能地接近样本中观测变量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中的相应元素。如果模型设定正确的话，将非常接近于方差协方差矩阵，所以估计过程就是采用特殊的拟合函数使得引申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与表型变量的协方差阵之间的差别尽可能地小。

对模型的估计已发展起众多的估计方法，如最大似然估计、广义最小二乘法、不加权的最小二乘法和渐进无干扰的加权最小二乘法等。较常用的是最大似然估计、广义最小二乘法，但不同的估计方法各有其优缺点。主要目的在于讨论结构方程模型的一般原理，相关的计算方法可以参考相关的资料。

对模型的评价，涉及到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关于模型的总体拟合程度有许多测量指标和标准，最常用的拟合指标是拟合优度的卡方检验（χ₂），其卡方值可利用拟合函数值直接推导出来，等于拟合函数值和样本规模减1的乘积。卡方值的大小与样本规模有关，故又相继发展起拟合优度指数（GFI）、修正的拟合优度指数（AGFI）、绝对拟合优度指数、增值拟合优度指数、省俭拟合优度指数、离中拟合优度指数，以及平方平均残差的平方根（RMR）、本特勒—波内特规范拟合指数（NFI）、近似误差平方根（RMSEA）和信息标准指数等。可根据用于验证的数据特征、样本规模及假设条件选择相应的评价指标。

二、结构方程模型的主要特点

从结构方程模型基本原理的介绍可知，结构方程具有验证性功能。研究者利用一定的统计手段，对复杂理论模型加以处理，根据模型与数据关系的一致性程度，对理论模型做出适当评价，从而证实或证伪事先假设的理论模型。从处理过程可归纳出以下特点。

（一）具有理论先验性

结构模型最重要的一个特性是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从变量内容的界定、变量关系的假设、参数的设定、模型的安排与修正，一直到应用分析软件进行估计，每个步骤都必须以清楚的理论模型或逻辑推理为依据。

（二）同时处理测量与分析问题

结构模型将不可直接观察的概念，通过潜在变量的形式，利用显变量的模型化分析来加以估计，不仅可以估计测量过程中的误差，还评估测量的信度与效度。探讨变量关系的同时，把测量过程产生的误差包含于分析过程之中，把测量信度的概念整合到路径分析等统计推断决策过程。

（三）以协方差的运用为核心

结构方程分析的核心概念是变量协方差（Covariance），如果研究者所设定的SEM模型有问题，或是数据估计过程导致协方差矩阵无法导出，整个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就无法完成。

（四）适用于大样本分析

结构方程处理的变量数目较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为了维持统计假设不致违反，必须使用较大的样本；样本规模的大小，也关系到结构方程分析的稳定性与各种检验指标的适用性。

（五）重视多重统计指标的运用

虽然结构方程集多种不同统计技术于一身，但对统计显著性的依赖程度却远不及一般统计分析。结构方程参考的指标不以单一参数为主要标准，注重整合性的系数，并发展出不同的统计评估指标，使使用者可从不同角度来进行分析、评价。结构方程模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可以同时考虑和处理多个因变量；容许自变量及因变量含有测量误差；与因子分析相似，容许潜在变量由多个观察指标构成，并且可以同时估计指标的信度及效度。

三、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立过程

（一）理论基础

结构方程模型并没有给出建立理论模型的一般模式，其理论的建立依赖于各个相关领域的研究基础，这里以法经济学中的公司治理理论为例，来说明经理人报酬影响因素的分析。人力资本在公司治理中的专用性和专有性，形成了公司产权的重要内容，成为公司治理的主体。股东大会是股东权力的集合。虽然有形式上的最高权威性，但真正控制公司方向和运营的是治理公司的董事会和总经理阶层，他们是公司权力的中心。因为股东大会具有周期性、原则性、群众性的特点，它只能体现公司的经济民主和权力的制约，而不能真正实现公司治理，否则就不需要董事会和总经理实践验证。公司治理必须依靠董事会、总经理阶层的决策和经营来实现。因此公司权力束中必然要求有期股、期权、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合理存在，以此激励决策经营层的努力（曲振涛，2006）。

在现代企业中，经理报酬的确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素市场均衡，而是在特定环境约束下，综合市场选择与治理评价的复杂过程。市场选择主要反映经理的人力资本禀赋、要素资源稀缺性、经理劳动的复杂程度等方面，在均衡状态下形成经理的现行市场价。但这仅仅是经理报酬的一个定价基础，最终的经理报酬方案是治理主体依据公司内外部环境条件，包括组织战略、资源特征、营运能力、经理贡献、公司治理要求、经理的谈判能力、以及公司外部环境的其他因素等综合评价的结果（李有根、赵西萍，2000）。因此，董事会或者报酬委员会对经理报酬的确定，既要体现出与经理人力资本价值相关的基本要素，又要充分考虑公司生存发展的环境基础。

（二）测量指标的选择

在对经理人等高管报酬水平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可以选取企业绩效、经理业绩、企业规模作为基准因素。其中企业绩效是对企业盈利结果的体现，一般是用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3个财务指标来测量。企业规模测量使用总股本指标。公司治理因素选择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两个方面。测量股权集中度的指标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2名大股东股权集中度（曲振涛、周方召，2004）。反映董事会结构的指标有内部董事构成比例、外部专家董事构成比例、第一大股东代表董事比例三个指标构成。同时选取公司所在地区和所在行业两个指标来反映公司的分类因素。以总资产运营率和流动资产运营率来反映公司的营运效率。模型中经理报酬水平为潜在内生隐变量，使用经理年度固定报酬和高管人员平均年度固定报酬两个指标来反映。经过简化和挑选，选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No1）、前2名大股东股权集中度（S2）、总资产运营率（Ttc）、流动资产运营率（Twc）、公司所在行业（Ind）、公司所在地区（Zone）、经理固定报酬和公司高管平均报酬。

（三）理论模型的结构表达

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中，公司所在地区和所属行业属于外生变量，使用经理报酬水平为内生变量，可以建立结构方程。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构方程表达和方程估计结果，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路径，这就为公司法经济学分析中的公司治理理论提供了更为清楚的路径。具体的结构关系见图1。

近年来，针对结构方程出现了一些新的应用途径。主要包括（方平等，2002）多重样本分析、交互作用效应的检验、均数差异检验和纵向设计。其中多重样本分析可以检验在某个样本中不能识别的模型，在另两个或多个样本中是否能够识别，因此这种方法是交叉验证模型的一种极好的检验工具。对于交互作用效应的检验方面，应用结构方程程序可以把组合项定义为一个潜在变量并为其设置多个指标，同时对测量误差加以控制，以解决组合项检验能力的低信度问题。

参考文献:

［1］ 李有根,赵西萍.经营者报酬机制的决定因素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0（1）．

［2］ 方平,熊端琴,曹雪梅.结构方程模式的发展与应用［J］．心理科展，2002（3）.

［3］ 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4］ 邱皓政.结构方程模式：LISREL 的理论、技术与应用［M］．台湾：双叶书廊有限公司，2003.

［5］ Hershberger,S.(2003).The growth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1994-200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10, 35-46.

（责任编辑：孙桂珍）

新常态经济下能源结构优化研究 篇6

新常态经济是用发展促进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替代纯粹的GDP增长, 将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把高增长转变为高效率、有质量、具有包容性、能够公平分享的增长。其发展理念是保持经济稳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之间的平衡;增长动力则是通过产业化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为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存[1]。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能源消费量逐年增加。我国在高速GDP增长之下, 能源消费也随之不断增加, 增速保持在世界平均增速之上。2010年起, 我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一次能源消费第一大国。2014年,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估计达38.5亿吨标准煤, 比上年增加1亿吨标准煤, 增长2.7%。煤炭消费24.6亿吨标煤, 占比64%;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6.9%。

2014年公报数据显示, 2014年全年我国原煤产量为38.7亿吨, 较去年同期下降2.5%。石油产量为2.1亿吨, 同比增长0.7%, 连续五年保持在2亿吨以上。天然气产量1 329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10.7%。

二、能源产业结构现状与优化中存在的问题

在新常态经济提出后, 新能源产业得到大力发展, 但现存能源产业仍然普遍存在着内部以及外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如产能浪费、环境污染、产业结构体系不适应技术发展的需要等等。

(一) 能源消费与供给结构不合理

在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 我国2014年煤炭的份额远高于世界平均值;煤炭消费当中, 发电及供热用煤占煤炭消费总量的比重只有55%,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从世界范围来看, 煤炭的主要利用方式就是发电, 美国发电用煤占煤炭消费总量的比重超过90%, 欧盟为78.7%, 印度则为72.5%。天然气消费量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6%, 增幅相比2013年回落10%以上。尽管我国能源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新的能源利用方式, 如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生物能等虽然得到政府和企业的青睐, 却由于开发费用过高或者产能效率过低而投入使用率低, 能源需求压力巨大, 能源供给制约较多, 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 化石能源消耗高居不下, 以煤炭为主的消费模式造成大量的生态污染, 而石油、天然气国内供给不足, 过度依赖国外进口, 能源产业安全性问题日益突出。

(二) 能源利用率低

据工信部数据显示, 中国目前的总体能源利用率只有36%左右,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 2014年全国单位GDP能耗是为0.556 (亿吨标准煤/万亿元人民币) , 其中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36亿吨标准煤,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3.6万亿元, 同比下降4.8%, 但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在规模以上工业中, 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所占比重为79.6%, 高耗能行业比重仍然偏高[2]。

在我国煤炭消费结构中, 仍有约22%, 即8亿吨左右的煤炭是直接燃烧掉的, 其中很大比重是通过分散化的居民小煤炉用煤、冬季采暖用的小燃煤锅炉等, 这些低效、高排放的直燃煤产生的污染物排放控制不到位, 进一步加剧环境恶化。

(三) 能源产业体制不合理

能源产业由于其产品的不可再生性与开采的困难性, 普遍存在着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并存的情形。不同程度垄断的存在, 造成能源产业裹步不前, 出现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等问题。

一是能源项目管理模式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仍然是行政审批制为主。

二是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 不能如实反映能源的稀缺程度和使用成本。电力、天然气和成品油价格仍由政府垄断制定, 价格杠杆还不能很好地引导资源配置, 调节供需、鼓励竞争、节能减排、提高能效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三是部分能源行业仍存在严重垄断现象。石油行业是一个相对垄断的市场, 无论是原油勘探开采与进口环节、油气管网运输环节、成品油销售环节, 都基本形成三大石油企业寡头垄断的市场局面。天然气行业垄断主要集中在上中游开采和运输区域, 煤炭行业的行政垄断体现在进出口方面。电力行业在输配售环节则是完全垄断, 电网公司是市场上发电侧的唯一卖家和用电方的唯一买家。社会资本不容易进入, 新能源和分布式能源发展受到限制。

三、对策

(一) 改变增长方式, 整改高能耗企业

新常态经济指出改变能源产业结构的根源在于改变能源产业的增长方式, 由资源低端产品粗放不可再生型增长方式向生态化创新性精细可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政府应努力推动能源供给革命, 建立合理碳税制度, 大力推动煤炭清洁高效运用, 全力发展非煤能源, 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 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 从而达到改善能源供给结构的目标。

其他工业活动的放缓减少对煤炭消耗量的需求, 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改善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建立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统计监测制度, 及时了解企业节能动态;限期整改能耗严重超标的单位, 控制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发展比重与规模, 加大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鼓励超能耗企业发展低能耗、高效益的健康产业, 使用优质、清洁、高效的能源, 引进先进节能技术, 购置先进节能产品, 改造提升传统工业, 走精细化生产之路[3]。

(二) 创新驱动, 提高能源利用率

我国能源产业企业多数存在能源利用率低, 排污量大, 中间消耗品多等问题。因此, 新常态经济提出通过创新驱动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 创造新经济增长点, 提高能源利用率, 既可以减少环境污染, 同时又可以提升能源产品竞争力, 实现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政府应按照“差别化”原则, 支持与建立以能源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 鼓励企业与名校、科研所加强合作, 建立校企新联盟,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源利用新技术, 提高对原煤原油的提炼提纯技术, 改善能源生产与消耗能源的设施, 增进能源利用效率。在推广使用各种新能源的基础上, 应鼓励企业不断开发新能源产品, 提升节能减排技术, 从使用清洁能源控制对化石能源的消耗, 达到调整能源需求结构的目的[4]。

(三) 提高电气化水平, 降低能源消耗

在我国能源结构调整中, 应逐步改善煤炭的利用结构, 提高发电用煤占煤炭消费的比例。

电力是经济效率最高的能源品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电力消费将大幅度提高, 并逐渐高于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幅。研究表明, 一个国家的电气化水平与能源强度 (单位经济产出需要消耗的能源投入) 呈负相关关系, 电气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 能源效率提高4%左右。从能源的终端利用效率来看, 电能的终端利用效率最高, 可以达到90%以上。从经济效率来看, 电能的经济效率是石油的3.2倍、煤炭的17.27倍。因此, 合理提高电力消费的比重, 将降低能源消耗的增加幅度, 提升我国能源效率。

(四) 打破垄断, 推进市场化变革

能源产业改革应当做到保留自然垄断, 打破经济垄断, 废除行政垄断, 即通过厂网分开, 把销售环节推入竞争领域, 把生产和输送环节保持在自然垄断领域;同时, 在监管环节, 废除行政垄断, 尤其是对能源价格及投资立项方面的行政审批。

一是推动政府自身改革, 管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联系。政府应在加强市场监管的基础上开放能源项目审批, 做好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 加强能源普及服务。能源企业的投资项目, 应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二是增强社会资本的活力和创造力。逐步开放电力、石油、天然气等领域竞争性环节的价格, 由企业自主定价, 激发企业生产力, 将政府定价的范围限定在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三是持续促进国有大型能源企业的改革。对电力、油气行业, 实行以政企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细化区分竞争性区域和自然垄断区域, 加强监管自然垄断性业务, 开放竞争性业务。

我国应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 持续调整能源结构体系中的产能供需平衡, 优化配比常规化石资源与新能源, 大力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工业体系, 促进工业与生态协调发展, 将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

参考文献

[1]张占仓.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新趋势[J].河南科学, 2015, (1) :91-98.

[2]郭伟.低碳经济背景下的中国能源结构优化问题研究[J].金融理论与教学, 2014, (5) :73-75.

[3]王韶华.基于低碳经济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度评价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 2013, (10) :55-63.

新结构经济学 篇7

关键词：比较优势,实体经济,产业资本

一、石油公司的比较优势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 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都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时, 经济将会最有竞争力。随着这些充满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不断成长, 它们将占有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份额, 同时也将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 (表现为工资和利润) 。而且, 由于产业结构在那个要素禀赋结构下是最优的, 如果把这些经济剩余重新投资的话, 其回报也将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 经济将不断积累实物和人力资本, 不断提升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 并且使得本国企业在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的产品中越来越有竞争力。

中海油是我国第三大石油公司成立于1982年, 主要负责在中国海域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国家石油公司。经过30多年的发展, 中海油已由原先单纯从事油气开采的纯上游公司演变为主业突出、产业链完整的综合型企业集团, 形成了油气勘探开发、专业技术服务、化工化肥炼化、天然气及发电、金融服务等六大板块。

其差异化发展道路映证了按照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产业, 随着产业和技术升级, 资本需求增加, 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为产业提供服务。公司成立之初至1996年, 公司处在创业初期, 资金严重短缺。为了促进勘探开发的顺利推进, 集团举全公司之力, 集中有限财力发展核心业务, 把全部资金集中起来, 投入勘探开发。为此专门设立了金融部, 负责公司的融资和债务管理, 通过多方艰苦努力, 实现了资金集中调度, 有效缓解了创业初期资金短缺问题, 保障了主营业务稳健成长。1996年至2001年有限公司上市, 为了适应公司主营业务不断发展壮大的形势, 公司开始涉及产融结合发展模式, 希望通过资本运营为主业发展筹措更多资金, 实现加速发展。1996年公司的油气产量突破1000万吨, 公司发展蓄势起飞。为此, 公司启动了收购信托公司的工作, 希望中海信托能成为公司的融资、投资的平台。2001年有限公司成功登上国际资本市场, 公司也从单一的上游公司开始向上、中、下游一体化的综合能源集团公司发展, 公司金融板块业务实现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公司主业及中下游各业务板块的发展都得到了来自资本市场的更加有力支持。现金快速积累, 内部金往来也日益增加, 于是财务公司顺势而生。以此为标志, 金融板块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为应对日益扩大的保险业务所带来的商机和集中管理问题, 2002年公司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自保公司。此后公司又先后参与设立海康保险。至此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质量优良的金融板块。

中海油金融业务的发展有一条清晰的主线, 在公司主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都借助融资、投资、理财等金融手段和金融工具的大力支持, 推进了公司主营业务的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 公司主营业务的快速成长也给金融板块的高速发展提供了舞台和空间, 公司主业与金融板块之间实现了良性互动, 协调发展。

二、石油公司产融结合分析

产融结合是产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 寻求经营多元化、资本虚拟化, 从而提升资本运营档次的一种趋势, 也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间的资本联系、信贷联系和资产证券化 (股票、债券、抵押贷款或实物资产的证券化) , 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力资本结合、信息共享等等的总和。

产融结合在我国,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 才逐渐出现市场化意义上的产融结合。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金融体系的政策逐渐放开, 产融结合的趋势越来越紧密。尤其到了90年代, 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是热衷于以各种方式各种渠道大举进入金融产业。他们中不乏成功企业, 更多企业还只看到投资收益层面, 没有意识到产融结合宏观的战略层面。一些传统产业甚至偏离了自身的主营业务, 大力发展金融产业, 忽视了企业多年发展积累的比较优势, 过渡依赖金融资本。比较典型的失败案例如德隆集团从规模较小的实业企业发展到撬动中国大半个产业的金融帝国, 企图利用资本市场实现产业整合, 但由于忽视了金融行业的高风险性, 另一方面由于融资周期与产业周期不匹配, 其所整合的产业没有产生足够的现金流, 造成资金链断裂以致整个德隆集团产融结合失败。德隆失败值得反思, 企业如果割裂了产业与金融的关系, 忽视自身的比较优势, 偏离主业盲目搞产融结合, 过渡依赖虚拟资本发展实业, 最终可能使企业走向崩溃或衰亡。

中海油产融结合发展中显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集约化金融服务。

集约化金融服务是很多发达国家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很多成熟型大企业集团经营管理的核心内容。通过设立财务公司为企业集团的集约化管理提供集约化金融服务。2002年中海油设立了财务公司, 将其定位为“加强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集团资金使用效率为目的”。并利用金融手段对中海油集团企业资金进行统一配置和集约服务。通过有偿调剂集团内部企业资金余缺, 优化配置集团资金资源, 激活了集团内部的闲置和沉淀资金, 降低了集团外部融资规模, 节约了大量资金成本, 满足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主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融资需求。

2、集团化金融管理。

集团成员企业之间在研发、采购、制造、销售、管理等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 协同运作的方式叫集团化管理。集团化金融管理不仅节约成本提升管理效率, 还可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一方面, 从规模经济和资金效率的角度需要集团化金融管理, 另一方面, 从资金管理和风险管控角度也对集团化金融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大企业集团内部设立一个与金融市场对接的专业化的金融机构并运用专业化、系列化的金融工具完成集团化金融管理目标。中海油控股了中海信托, 合资组建了海康人寿保险, 随着这些金融板块的不断扩大, 集团化的金融管理将是其必经之路。

3、集成化金融支持。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日趋融合, 金融混业经营和金融集团全能化, 在此背景下, 金融服务集成化将成为必然趋势, 未来财务公司必将充分发挥其混业经营和综合金融服务的优势, 单独或联合其他金融机构为企业集团提供集成化金融支持。例如中海油财务公司就为其在建的南海石化炼油项目提供了融资、结算等集成化的金融服务, 替代了一部分的商业银行的作用。

可见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 中海油在产融结合方面, 遵循了比较优势, 选择了一种更趋理性化的、集约式的战略发展思路, 即“以支撑主业为标准”对金融投资有所取舍, 选择对主业具有结构性支撑作用、能为主业服务的金融产业并重点投入培育。

三、石油公司产融结合的几点思考

我国石油公司主要由国家垄断, 其国有身份和石油的战略属性, 赋予了石油公司在进行产融结合过程中, 一定要牢牢把握自身的比较优势, 以石油资源为核心价值力。同时作为国有大型企业和国家支柱产业, 在产融结合发展战略上一定要从政府宏观层面设计出发。利用资源优势做好产业布局和资源整合。在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方面处理好产与融的关系:

1. 坚持以产为主, 以融为辅。

一方面, 石油公司经多年发展在石油开采、石油人才、石油技术、石油设备、企业管理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依托主业实力再设立金融板块有很大的优势。另一方面, 金融业具有高风险、高负债、高回报的特点。如果以融为主, 过渡依赖金融虚拟资本很可能加剧实体经营风险, 导致企业资不抵债。

2. 坚持走稳健的产融结合模式。

由于产与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 实体产业以成本控制为手段, 经营风险低, 投资回报期长。金融业以风险控制为手段, 经营风险很高, 投资回报期短。涉足金融领域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性调整, 必须采取稳健的经营策略, 避免发生金融性风险, 否则会增加向金融领域拓展的成本。

3. 坚持发展与主业有关的金融业。

在产融结合的过程中, 产业需集中有限资源, 发展和主业密切相关的金融业, 防止由于经营范围的扩张使资源分散, 造成原有经营业务投入减少, 并由此导致资源使用效率降低。因此, 在进入的金融企业的选择上, 宜考虑与主业密切相关的金融行业, 避免因贪大求全而导致效率降低和资源浪费, 造成产业自身实力不能驾驭金融企业发展, 使产融之间不能互相促进, 均衡发展。

4. 坚持把握好“产”与“融”各自运作特点。

实体产业集团进入金融业面临的风险之一是缺乏金融业的管理经验和人才。金融业在经营管理上与产业不同, 其高度专业化需要金融专业人才, 包括管理人才、监管人才、关键部门的业务骨干。产业进入金融业如果人才储备不足, 控制力减弱, 会造成金融机构“内部人控制”, 不利于产业利用金融业实现总体发展战略的意图。

参考文献

新结构经济学 篇8

(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的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较之以往有所减缓,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增长周期变化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宏观调控目标新的策略。

从经济运行的客观趋势看,世界经济增长减缓,一些国家甚至有所衰退,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我国大宗商品产能严重过剩,出口水平逐年降低。这些都反映在了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方面;另一方面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为此2016~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必须保持6.5%以上,这样才能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目前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长期仍然向好。

(二)经济结构优化的需求提升。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优化趋势加快。需求结构方面,城镇人口的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逐年上升,特别是2013年后消费贡献率增幅明显,由2013年的50%增长到2015年上半年的60%。同时,城镇人口的消费结构也有很大改变,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网上购物、定制消费等方式广泛发展,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等领域的消费升级逐步展开,新的商业机会不断涌现。

(三)城市化程度进一步提升。据统计,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每年新增城镇人口近2,000万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人口更加集中,使得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有了较大的发展,城镇人口消费能力有所提升。我国改革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日益增强,中国城市甚至从世界经济规则和秩序的“接受者”向倡导者、构建者转变,这是当前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不断上升的必然要求。

我国城市化道路在新常态下,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体现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动力与平衡的统一、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自然与社会的统一、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统一的特点,使经济结构进一步得到了优化。在此基础上,城镇人口消费水平逐年提高,更加注重消费质量的提升,进而促进消费需求的转变。

二、城镇人口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变化

(一)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恩格尔系数是反映消费结构的最重要指标,尤其是指某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是指一个国家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6%以上为贫困,在5%~5.9%为温饱,在4%~4.9%为小康,在3%~3.9%为富裕,3%以下为最富裕。根据以上标准,我国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是在1995年末期下降到50%以下,1999年继续下降到41.9%,2000年下降到40%,2014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1%。尤其是2007年以后,从我国城镇居民在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看,近十年来,住房消费在金额比例上占的比重非常大,如果单从恩格尔系数的指标看,一些一线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将达到10%甚至3%以下。对于二三线城市来讲,消费质量在近十年来,普遍提高,对于消费的方向也变得更加多元,住房、交通、教育、医疗、旅游逐渐在年消费比重上占有越来越高的比重,甚至每年人们要将大部分的钱放在这些上面。

(二)食品消费质量提高,衣着消费支出比重下降。虽然城镇消费结构来看,食品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但是不等于食品的消费金额在下降,相反随着城镇人口收入的逐年上升,食品的花费更多。食品消费水平由过去简单的吃饱吃好,转变为品种更加丰富,营养更加全面。一方面由于食品供应的日益充足,2001年我国水果产量6,658万吨,是1993年的2倍;油料产量2,864.8万吨,是1993年的1.6倍。另一方面由于在外饮食的增加,粮食消费比重减小,购买量大幅度下降。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粮食79.7公斤,比1989年下降4.5%;人均购买食用油8.5公斤,比1989年增长37.5%;购买牛羊肉、家禽、蛋类、鲜奶、干鲜瓜果等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在外饮食达到人均314.2元,比1989年增长4.7倍。

衣着是两项基本生存资料之一,而随着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的花费增长过快,穿衣消费方面,对于一般家庭不增反降。而衣着消费倾向时装化、名牌化、个性化发展更加明显,时装化倾向成为主流。从衣着和食品消费比重的下降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满足基本生活的支出并没有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这种现象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满足吃、穿为主的生存型消费需求阶段已经迈向以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阶段。

(三)耐用品消费增长减缓,奢侈品消费持续上涨。对于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电器,我国家庭消费趋于饱和,这主要是由于家庭对耐用品的保有率较高,都在90%以上,城镇居民家庭中用品消费特别是购买耐用消费品支出增长势头逐年减缓,表明耐用品消费已经不再是人们消费的重点。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在传统电器降温的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的喜好越来越高,城市人口的奢侈品消费在上涨幅度上均比其他商品高很多,成为现阶段的消费热点。如:名牌手表,珠宝等等。虽然相比于城市房价来说,奢侈品的消费在人们的总消费中仍然不高,但是其上涨势头迅猛,也反映出了人们对奢侈品的喜好与人们可支配收入的提高。

(四)交通通讯支出持续增长,支出比重变化最大。随着智能化通讯工具的普及,居民在电子通讯设备方面的投入也较高,人们逐渐将通讯设备从耐用品转化为不断更新换代的商品,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另外,家用汽车价格的下调,移动电话及家用汽车已成为我国近几年形成的新消费热点之一。从趋势上看,这方面的消费需求将会持续旺盛。

家用汽车与智能手机在性能与型号上更新速度加快,很多城市人不将汽车的消费与手机的消费作为耐久消费,而看作是提高生活质量的表现。另外,汽车衍生品与手机上网“4G”消费的比重也在加大,成为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消费部分。

(五)住房消费比重上升较快。居住方面的消费比重大幅上升,这是与我国住房及配套的工资制度改革紧密相关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逐步健全,住房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人们用于改善居住环境方面的支出也呈较大幅度的增长。所有这些,都将导致住房消费比重上升。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在全国57个城市对2.28万名城镇居民进行了买房意向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房改政策对住房需求的拉动效应已经基本释放,城镇居民中有74%的人拥有了自己的住房。51%的人是为了扩大居住面积和改善居住条件,这说明城镇居民对住房的需求已开始从“有房住”向“住好房”方向转变。

(六)医疗及娱乐教育文化消费比重上升趋势明显。医疗制度的改革也导致人们用于医疗的支出增加,绝对支出额和支出比重都有上升趋势。随着2015年底社保卡代替医保卡在一二线城市的普遍推广,医疗消费在社会层面上有了更加清晰的统计,城镇人口纳入社保卡范围越来越广,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医疗消费实际上在生活消费中占有很大比例。一二线城市的医疗支出方面在近三十年人均增长了2~3倍。另外,在孩子的教育投资上,从早教到孩子考上大学,教育投入从项目到费用都有很大程度的增长。教育投入的增加一方面表明家长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还反映了整个社会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娱乐投入的增加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反映出人们收入的增加。

三、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特征给宏观调控带来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居民消费增长点在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以及娱乐教育方面。而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吃、穿等基本生存需求为主的消费结构已经被取代了。而以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的新消费结构正在形成。但更健康的消费结构由于受到消费观念、国家政策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制约,还没有完全形成。就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改革现行消费体制。我国消费体制改革滞后,制约了消费结构的转变,割裂了巨大的市场消费需求潜力与现有供给能力之间的联系。在城镇住、行的消费方面,福利型、供给型和集团型的消费方式至今仍未彻底打破,用于住、行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仍未完全纳入个人商品消费领域,使这两个方面的消费需求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从而围绕住、行的相关产业不能得到充分发展。

(二)推行鼓励消费的政策。加快费改税步伐,建立规范、透明的管理体制,千方百计降低住房、汽车等高价值商品的价格。彻底整顿土地转让价格和拆迁补偿费,清理各种摊派和收费,规范住房成本构成,切实降低房价。放开住房二级市场。取消对汽车的各种不合理收费,积极推进燃油税改革进程。放开轿车价格,鼓励企业竞争。

(三)扩大就业渠道。制定再就业优惠政策等一系列措施,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积极促进其再就业,增加他们的家庭收入。而我国新常态下的就业市场压力逐年上涨,累积未就业人口逐渐递增,城镇的就业人口收入分化较为严重,进一步压缩了一些工作岗位的就业取向,进而形成了一些岗位招不上来,一些岗位进不去人,使得城镇人口的稳定就业率较差,人们跳槽率较高。从消费情况看,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使得就业选择更加的倾向一极,只有拓宽和扩大就业渠道,做好引导,才能缓解就压的整体压力。

(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消费信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健康发展的标志和条件,也是提升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前提。房价、医疗等消费压力,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主要压力。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使人们逐渐对社会保障丧失了信心。住房公积金改革、廉租房、经适房的出台在导向上给了一般收入家庭信心,引领了社会保障的风向,但是对于飞速上升的房价来看,仍旧杯水车薪,仍然需要在抑制房价上涨、科学调整商品房市场供需上下功夫。医疗改革的脚步在加快,省市医保转入社会保障卡,对于社保的蓄水池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拓宽,降低了医保的准入门槛,使人们得到了更多的实惠。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我国城镇人口在数量上有了急速的增长,伴随而来的就是我国城市人口消费指数与消费结构的调整,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城市的各类商品价格展现出不同特点。消费结构的调整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改变,同时促进了我国各行各业市场化的进程。面对市场调控在城市人口消费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做好宏观调控,在深化改革的国家全局性经济布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新常态下,应该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加大研究力度,掌握城镇人口消费的规律,进一步找到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之路。

摘要：2013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这是一种增速放缓,并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常态。在此常态下,城镇人口的消费体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也展现出一些经济波动,需要宏观调控来调节,更是经济学者共同研究的新课题。

关键词：新常态,城市,消费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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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我国经济结构变化的趋势 篇9

关键词：新时期,经济结构,改革与发展

1 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1.1 激烈的经济竞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 我国与其他国家在技术、信息和资源等方面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频繁, 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工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这使我国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里, 社会生产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家经济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国民生产总值一路飙升, 2012年便以GDP为51.9万元的成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尽管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在新时期国际发展的复杂背景下, 我国所面临的经济竞争形势仍旧严峻。在计算机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信息的传递、分析和处理工作也变得愈加快捷。但为了在行业的竞争之中博得头筹, 一些企业在部分的技术和设备上进行保密, 使得一些新的科技技术和知识体系得不到广泛的交流, 最终导致市场经济竞争发展不平衡的态势。同时在人才的竞争上, 一些不正当的竞争方式仍旧存在, 使市场在人才的调配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给经济形势刚出现转机的中国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另外, 由于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不足, 相关人员对经济发展形势的脉络把握不准, 同时在市场经济的结构上仍旧存在着诸多不足, 也使我国在国际经济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而加大了我国经济竞争的压力。

1.2 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

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同时还对环境状况和资源结构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而这些破坏活动又会以各种形势作用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当中, 对人们生产和生活活动正常进行造成阻碍。近几年来, 随着地球资源与环境形势的不断恶化, 全球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及资源的破坏程度, 保障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 我国相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等促进自然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 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的形势。尽管如此, 资源环境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仍旧不容小视。特别是在国际市场对自然资源竞争日臻激烈的背景下, 我国更应该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考虑环境资源的影响。

2 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

2.1 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人们生产和生活中所常用的物品的产量和质量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我国幅员辽阔, 人们生产和生活中所涉及的要素多种多样, 对这些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常用的资料的需求量也相当大。按理说, 充足的供应市场和巨大的市场需求会给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巨大的动力, 但由于我国经济结构上出现了需求与供应之间的不协调的问题, 导致许多商品不能够及时地供应给有需要的生产部门, 给这些生产部门生产工作的正常开展带来的阻碍。同时, 我国一些企业在有特殊功用的商品的生产上, 由于生产经验的不足和技术上的缺陷, 导致符合标准的产品的产量供不应求, 这也是许多部门在生产管理上体制陈旧的原因。另外, 一些企业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 对市场发展的态势把握得不够到位, 大量生产某些被认为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的产品, 导致供多于求的现象出现。

2.2 产业建设方面的问题

在我国社会建设的新时期, 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某些地区为了尽快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 在产业的建设和调整过程中没有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的发展方案, 对区域经济的走势和资源环境的情况没有进行充分的考虑, 导致某些产业在建设的过程中, 出现了与企业生产能力和生产条件冲突的问题。同时, 一些地方政府在产业建设的管理过程中, 忽视了不同产业在不同领域运行时的特点, 使一些在某个领域优势突出的产业反而被削弱, 造成了产业结构的混乱, 给产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另外, 产业自身在建设的过程中, 人员的素质和观念不能满足产业发展日益增长的需求, 一些工作和管理上的失误频繁出现, 使产业运营的利润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在一些机械化工产业的运营过程中, 工作人员技术和操作上的失误给环境资源的影响和企业人员的损害更加严重。

3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

3.1 集约型发展模式的应用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对资源的不断索取和对环境的不断破坏的基础上的, 在环境资源形势不断变化的今天, 要实现经济的长足稳步发展, 必须要充分考虑环境资源条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影响状况。伴随着新时期我国新的经济建设的目标的提出, 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上也越发集中于如何在保障较少的资源环境破坏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的发展的命题上。集约型发展模式的提出, 无疑是对这一命题的极佳解决方案。集约型经济模式通过将科学的生产管理方式和技术设备投入到实际的生产过程中, 利用较少的资源生产出大量的符合人们生产和生活需求的产品, 同时实现资源的节约和减少环境污染的目标。

3.2 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

在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 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内容。我国人民的消费理念经过几千年的演变, 加上与其他国家的消费观念的不断融合, 已经形成了一套复杂的体系。这种体系在消费者实际的商品交换的过程中, 左右着消费者的商业行为。作为经济的主体, 消费者的行为又直接关系着经济发展的动向, 因此, 在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 要适时的对消费者的消费理念进行适当的引导, 以推动经济的平稳发展。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 加强健康科学的消费观念的宣传教育及指导, 在潜移默化之中纠正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不良行为, 提升消费者的购买力和资源利用率, 实现商品的价值。另外, 在对企业的管理过程中, 也要严格按照相应的标准来施行, 防止企业违规违章行为的出现, 以免给消费者的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 误导其消费行为, 降低其消费的积极性。

结束语

在我国经济建设的新时期, 经济结构变化的趋势无疑是影响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因素。理清市场经济发展的脉络, 把握商品交易变化的动向, 制定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结构调整方案, 是目前经济建设的重点及难点, 需要相关的研究人员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物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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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 篇10

供给侧改革提出的背景：短期周期性因素和长期结构性因素的共同掣肘

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大战略判断，即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同时面临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任务。经济新常态同时受到长期结构性因素和短期周期性因素的掣肘。一方面，我国总需求已经出现周期性下降，投资、消费和出口都面临萎缩压力。在一些领域的盲目过度投资过后，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隐患。全国固定资产增速和社会消费增幅已经开始持续下降。同时，随着全球市场的需求持续低迷和我国传统竞争优势继续恶化，我国外贸形势日趋严峻，2015年全年总进出口出现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受到长期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愈发明显。传统的要素投入的支撑作用在减弱，企业生产环节面临环保、劳工成本、土地价格和债务上限的约束增强。同时，随着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比重的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城市化速度减缓，潜在经济增长约束增大。在短期周期性因素和长期结构性因素的共同掣肘下，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增大，将会经历一个长期的增速下降的阶段。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单纯强调需求管理的政策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同时采取供应方面和需求方面的措施组合，引领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需求政策，而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改善供给结构。

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推动经济要素的优化配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在要素投入支撑作用减弱的情况下，通过推动经济要素的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空间和活力。在需求刺激政策的作用下，我国经济目前面临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和杠杆率上升的问题。为了解决投资中面临的资源配置扭曲问题，我国要努力降低银行对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对扭曲市场行为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进行调整，完善市场机制，激发市场主体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市场机制建设，强化投融资的持续回报，健全资源约束机制，推动经济持续发展。通过下放行政审批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和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创新动力，优化投资质量。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在技术创新、促进人口流动、户籍改革和技术培训、加强资本引导和监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加强经济要素的流动和升级。

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企业创新和政府职能改革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是将我国经济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驱动的着力点是在中观层面通过功能性产业政策引导，鼓励企业自主选择有发展潜力的新兴行业投资，在微观层面积降低企业各方面成本，为微观企业主体提高产品质量和创新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在中观层面，产业政策的准，不是通过政府的精准投资定位实现的，而是通过政府的功能引导，辅助企业做出最优决策。在微观层面，要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包括通过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降低社会保险费、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降低电力价格、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措施。其次，要为企业技术升级和创新提供融资支持。为了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政府鼓励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技术改革和设备更新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同时进一步通过企业债务减免为企业松绑，激发企业活力。再次，要进一步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市场化、可持续的投入和运营机制。最后，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劳动者适应复杂变化的市场环境的需要，实现劳动力要素的升级。

供给侧改革必须要进行配套的政府职能改革。一方面，要加大推进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尤其要积极推动行政审批权的取消和下放，降低政府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干预，推动负面清单管理，取消区域间市场壁垒和户籍限制。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领域的职能，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例如，在金融稳定、环境保护、扶贫问题、教育、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等领域的监管或服务职能。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双向的，既要加强简政放权，又要提升政府的监管和公共服务水平。

供给侧改革的保障：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国要结合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继续沿用“积极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宏观政策框架下，政府将会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配合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政府在扩大政府发债规模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坚持结构性改革的方向，降低经济增长对信贷扩张的依赖，为结构性调整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要通过积极行动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包括对企业实行减税降费，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规模，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和政治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方式，降低地方债务融资成本。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要牢牢坚持防风险与稳增长双重目标，在短期采取灵活有效的货币政策，必要时实施定点宽松首选，用于短期经济周期调节，在长期要控制货币供应增幅，稳步推进金融市场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外部依托：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我国要进一步发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构建对外经济开放新格局对结构性改革的支持作用。在进一步对外开放过程中，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一方面，要努力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优质的外国直接投资。另一方面，通过落实“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推进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为资本输出和企业国际化经营创造良好的条件。海外市场的拓展将会进一步缓解国内产能过剩、提升企业生产服务质量和技术创新。

新结构经济学 篇11

迈克尔·波特早在1985年首先提出“价值链”, 他认为, “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设计、生产、营销、交货以及对产品起辅助作用的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互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和”。价值链是产业内部分工发展的结果, 由于产业内分工的纵深发展, 创造价值的活动逐步由一个企业为主导而分离为多个企业活动的相互连接, 从而构成了价值链的上下游关系, 这种上下游之间的链条关系就是所谓的“产业链”。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产业内分工已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 最终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是建立在全球产业链的基础之上的。以往, 全球分工体系都是建立在有形资产的基础上, 但近些年来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制造环节的持续转移, 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无形资产方面, 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则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有形资产方面。以全球的服装价值链为例 (如图1) , 从各个环节的分工合作和价值利润流向的基本结构来看, 其中整个产业中最大的利润份额都流向了海外设计和销售环节, 而一般由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所占据的生产加工环节可以获得的利润份额是比较低的。因此, 世界经济“新二元结构”就形成了, 即发达国家的知识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加工经济。

产业链上游环节从事的是知识经济的技术创新、研发及设计, 输出的是核心技术和关键的设备;产业链下游环节从事的是现代服务业, 包括金融、信息、物流与营销, 输出的是品牌和资本;但产业链中游环节从事的却是仿制、部件制造、产品组装, 输出的只能是廉价劳动力和低端产品。

以中国为例, 中国国内绝大多数企业的确是处在产业链的中游环节, 从事的是被知识经济所掌控的加工经济。从目前的经济情势可以看出, 知识经济和加工经济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知识经济压迫和剥削加工经济的情形也愈演愈烈, 如何缩小这种差距已成为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方面的重要课题。

本文的研究是在参考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从市场供求角度深度剖析和揭示了其中的因果关系, 分析和归纳了在该结构影响下的发展中国家 (如中国) 所面临的困境, 笔者希望能够对症下药, 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改变目前的经济现状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

1 世界经济“新二元结构”的形成原因

解读世界经济“新二元结构”的成因, 关键在于分析加工经济是如何形成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其加工经济的形成与两大市场失衡是密切相关的。

1.1 产品市场失衡

经济失衡的早期阶段表现为产品市场的失衡。新中国刚成立时, 中国曾经处于供应不足的状况, 由于当时闭关自守政策, 中国无法从国外进口。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慢慢开始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 由于国内需求 (内生动力) 明显不足, 为了解决这个困境, 中国开始发展国际贸易, 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可以这么说, 国际贸易最初出现的目的是为了抚平产品市场失衡。作为抚平失衡之手, 早期的国际贸易主要从事的是国际货物贸易。

1.2 要素市场失衡

随着产品市场的失衡, 要素市场也逐渐出现失衡。有些国家的初级资源禀赋丰富, 但高级资源禀赋 (如人才、技术、资本、市场制度与管理经验等) 短缺, 因此不得不发展劳动密集型或资源依赖型经济。由于高级资源禀赋的不足, 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市场换技术, 以廉价资源、劳动力和政策换资本、技术及人才等, 即招商引资。由于招商引资政策的拉动, 国际资本投资、国际技术投资不断增加, 发达国家纷纷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 把发达国家觉得低利润、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这些产业都是属于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性的加工产业, 而他们留下来的产业都是高利润、低物耗、低能耗、低污染的产业。产业转移就是在招商引资和国际投资这两股势力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结果。有些国家在进行国际产业转出, 有些国家在进行国际产业转入, 转出的就形成了产业空洞, 转入的就形成了世界制造中心, 这个阶段的国际贸易主要表现为国际服务贸易。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 中国一直在承接国际产业转入, 最终成为了现在的世界“加工厂”。

中国加工经济的格局就是在产品市场失衡阶段和要素市场失衡阶段中形成的。产品市场失衡导致了出口导向型战略, 要素市场失衡导致了产业转入战略, 正是这两种战略促使中国形成了现在的加工经济体系。

2 加工经济带来的难题

2.1 汇率问题———升值压力

首先, 由于产品市场失衡, 国际货物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越来越国际化, 出口导向型经济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很大, 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再加上美国货币在国际上一直以来都表现得比较坚挺, 所以中国政府就用外汇储备来增持美国国债。当增持规模过大时, 美国就趁势设计了金融陷阱, 从而使得中国陷入巨大的债权危机, 不得不面临人民币被迫升值的状况。另外, 由于要素市场的失衡, 中国采取了招商引资政策, 承接了大批的国际产业转移, 国际服务贸易也随之快速发展起来, 服务贸易的大力发展和国际化进一步加深了国际贸易顺差, 最终使得人民币升值, 压力在之前的基础上变得更大。

2.2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2001年12月在加入WTO时, 中国签订的《中国入世协定书》从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尤其是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上。中国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很难享受到欧美等国家所给予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 其根本原因在于根据WTO的规则, 在2015年以前其他成员可以不给予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不承认这个地位, 就会使中国企业在应诉反倾销案件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使得中国企业在出口贸易中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发展。

2.3 反倾销、反补贴与保障措施问题

近年来, 发达国家经常以维护公平竞争为由, 频繁采用“双反”措施进行贸易保护。中国也难以幸免于这种贸易保护所带来的惩罚, 所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案件越来越多。

除了“双反”之外, “特保”也带来一定的威胁。所谓“特保”是指WTO成员在特定的过渡期内对特定成员国的进口产品可以采取具有特定性和歧视性的保障措施。根据《保障措施协议》规定, 从2001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 所有WTO成员均有权制定针对中国的特保措施法规, 发起特保措施调查。由于“特保”具有歧视性、门槛低、程序简单、操作方便、弹性较大、结案时间短等特点, 它成为中国国际出口贸易发展过程中潜在的最大隐患。

2.4 技术壁垒与绿色壁垒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加工出口的大国, 在对外出口贸易中面临着很多壁垒, 主要有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两项。技术性贸易壁垒 (TBT) 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产品要进入301体系接受调查, 调查的内容主要是产品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是关于耐用消费品和重型机械的再制造问题, 在出口时要求中国必须通过严格的技术指标显示出来。由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次数增多, 技术性贸易壁垒屡屡出现。

而绿色壁垒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发达国家制定的过于苛刻的环境标准使得中国产品出口市场范围进一步缩小。 (2) 发达国家制定的产品进口标准, 如防污标准、电磁辐射标准等增加了中国机电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难度。 (3) 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 采取单方面的贸易保护措施, 引发的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3 建议

面对加工经济所带来的上述困境, 本文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

(1) 在短期内, 可以采取扩大内需以应对人民币的升值。人民币升值虽然会导致出口下降, 但是也会带来进口原材料和能源成本的下降, 再加上中国目前的经济体系已经到了需要大规模地从国外进口资源的阶段, 因此从战略的角度来看, 人民币在一定限度内的升值是有利于中国的, 不必恐慌, 应该趁机扩大内需, 积极推进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2) 由于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 所以应该主动出击, 可以通过首脑外交、商务部主导的经济外交与行业的参与等外交努力, 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也包括一部分西方国家率先承认中国的行业局部的市场经济地位。

(3) 解决“双反”和“特保”问题必须企业、政府和行业共同出力, 发挥联动效应。首先, 企业方面应该做好积极应诉的准备, 不断的积累经验以应对各种贸易争端, 从而尽早掌握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其次, 政府应该加大交涉力度, 积极利用WTO贸易政策评审机制, 表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第三, 行业方面可以向外国反倾销主管机关提出该行业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抗辩, 为本行业企业在应诉中提供关于市场经济情况的相关证据。

(4) 实施标准化战略是我国跨越技术壁垒的有效途径。该战略需要做到四点:1) 适应出口贸易需要, 主动调整我国标准结构。2) 充分利用WTO等有利条款, 建立中国的技术壁垒体系。3) 认真研究和积极推广国际标准, 有机会应直接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和修订。4) 注意跟踪国外制定标准的动向, 建立技术壁垒的预警机制。

(5) 破除绿色壁垒的一条捷径, 就是要走认证之路, 通过产品的质量和环保认证, 拿到“国际通行证”。除此之外, 还要顺应潮流, 大力推进技术创新, 促进从低端要素到高端要素转型, 积极实施绿色产品营销策略。

总之, 过去“以市场换技术”使得中国长期处于加工经济体系中, 中国要想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就必须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实现从外生动力向内生动力转型, 并且还要苦练“内功”, 加速技术进步, 在国际市场上用品质和品牌说话, 不断促进产业升级。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经济结构在世界范围内的二元化表现, 即知识经济和加工经济并存;然后分析发现该“新二元结构”中加工经济的形成与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失衡有关, 并进一步指出加工经济给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最后, 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来解决上述难题, 以期改变发展中国家这种加工经济的格局。

关键词：知识经济,加工经济,失衡,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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