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气候经济学论文

新气候经济学论文（共11篇）

新气候经济学论文 篇1

新气候经济学论文

最近,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全球变暖证据的最新评估表明,科学家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确定人类活动――主要是燃烧化石燃料――正在引起气温和海平面升高。近几年来,一系列极端天气事件――包括纽约和新泽西的飓风桑迪、中国的洪水和美国中西部以及俄罗斯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旱灾――造成了严重伤害。上月,墨西哥经历了太平洋和墨西哥湾飓风的同时袭击,飓风过境之处,村镇和城市俱毁。气候变化是此类事件的重要因素,而且我们面临的局面越来越糟。

这些问题把一个新的争论带到了舞台中央:如何协调各种行动以降低伴随强劲经济增长而出现的温室气体排放。

这一争论已经迷失在争议之中。大部分国家已开始了用于可再生能源的动真格的投资,许多国家更是开始实施碳定价和监管,而与此同时,批评家指责这些政策会阻碍增长。全球经济仍在从金融动荡中复苏,更高的能源价格让商业和政治领袖颇为担心。

页岩气的出现让能源争论更加扑朔迷离了。用气代替煤不失为通往低碳未来的捷径。但令人震惊的是,用量增加最剧烈的恰恰是最肮脏的燃料――煤。公司和投资者通过采取某些资源效率措施及投资低碳资产来规避风险,但他们的高碳投资组合和行为并未出现多大改变。一些国家在政策上的摇摆也不利于大局。

对此,支持采取更强烈行动的人认为,低碳投资可以带来强劲得多、洁净得多的增长。他们指出,能源效率能带来节约,而清洁能源技术能带来市场机会。他们试图证明,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给世界各大城市、人民健康和能源安全带来诸多好处,也能让穷人获得更多的能源。他们建议发行绿色债券,敦促上市投资银行利用世界利率较低、许多国家需求受抑制的时机为新基础设施和就业提供资金支持。

这些都是很严肃的经济学争论,但它们往往演化为关于经济危机的合理应对措施,和政府干预市场价值的意识形态纠纷。这实在令人遗憾。气候变化并非派系之争,气候政策从根本上说也是基于市场的。这是关于纠正市场失灵从而使市场和企业家精神能够在保证创新和有效资源配置中扮演适当角色的问题。

为了跳出这一僵局,我们协助成立了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委员会的新气候经济项目集合了六大洲的七大领先政策研究机构,由前政府首脑、财政部长和著名商业领袖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监督,由全球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担任顾问。其目的是提供权威的新证据,以说明政府和企业如何在实现更强经济增长的同时纠正气候风险。

很少有政府或投资者以气候变化为出发点。他们想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稳定公共财政、扩大市场、带来利润、保证可靠的能源和食品供给、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减少贫困及建设城市。因此,我们需要问的主要问题不是能否减少排放,而是公共政策如何帮助在实现这些核心目标的同时,减少排放并建设气候恢复力强的经济。

在这方面,全世界范围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七年前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斯特恩报告》发布时,这个主题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如今,处于各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在追求新的考虑气候问题的经济增长模式。

比如,德国正在规划全世界最有雄心的低碳经济转型,该计划以节能和可再生为基础。韩国将“绿色增长”制定为核心经济目标。墨西哥20XX年《气候变化普通法》将大大提高清洁电力的用量。中国将绿色技术产业开发作为其日程的最优先项目。

一些大企业提供了有力的例子,让我们知道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联合利华承诺使用可持续的农业和林业采购源。可口可乐正在彻底停用污染气候的氢氟碳化合物。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其整个供应链中推动减排。同时,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也不再向高排放煤电贷款。

但真正的问题依然存在――经济可以以多快的速度迈向低碳之路,以及通过什么办法才能最有效地实现。一些低碳政策显然代价十分高昂,而另一些显然成本很低的选项则无人问津。任何结构性变化都包括成本、交易和不确定性,合理地理解这些因素十分重要。科学已经清楚地证明了气候问题的紧迫性,现在该轮到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来解释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了。

新气候经济学论文 篇2

然而, 日本媒体普遍认为, 在参议院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 安倍此次推出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战略中, 拉选票、促选举的成分愈加明显, 其中多项经济目标都被设置得过高, 付诸实施绝非易事。

以本轮经济增长战略核心之一的“农业收入倍增计划”为例, 2012年, 日本国内农业生产总值减去农业生产成本之后得到的农业总净收入约为3.2万亿日元, 而安倍所设定的目标是要在10年内将农业总净收入提高至6万亿日元。日本《朝日新闻》据此估算, 若要实现这一目标, 不仅必须保证日本的整体经济连续10年都出现超过2%的增长率, 而且还必须在此基础上通过食品加工等方式使农产品的附加值较目前增加2万亿日元以上。然而, 对于这其中的任何一点, 安倍政权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新气候经济学 篇3

最近，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全球变暖证据的最新评估表明，科学家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确定人类活动——主要是燃烧化石燃料——正在引起气温和海平面升高。近几年来，一系列极端天气事件——包括纽约和新泽西的飓风桑迪、中国的洪水和美国中西部以及俄罗斯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旱灾——造成了严重伤害。上月，墨西哥经历了太平洋和墨西哥湾飓风的同时袭击，飓风过境之处，村镇和城市俱毁。气候变化是此类事件的重要因素，而且我们面临的局面越来越糟。

这些问题把一个新的争论带到了舞台中央：如何协调各种行动以降低伴随强劲经济增长而出现的温室气体排放。

这一争论已经迷失在争议之中。大部分国家已开始了用于可再生能源的动真格的投资，许多国家更是开始实施碳定价和监管，而与此同时，批评家指责这些政策会阻碍增长。全球经济仍在从2008年金融动荡中复苏，更高的能源价格让商业和政治领袖颇为担心。

页岩气的出现让能源争论更加扑朔迷离了。用气代替煤不失为通往低碳未来的捷径。但令人震惊的是，用量增加最剧烈的恰恰是最肮脏的燃料——煤。公司和投资者通过采取某些资源效率措施及投资低碳资产来规避风险，但他们的高碳投资组合和行为并未出现多大改变。一些国家在政策上的摇摆也不利于大局。

对此，支持采取更强烈行动的人认为，低碳投资可以带来强劲得多、洁净得多的增长。他们指出，能源效率能带来节约，而清洁能源技术能带来市场机会。他们试图证明，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给世界各大城市、人民健康和能源安全带来诸多好处，也能让穷人获得更多的能源。他们建议发行绿色债券，敦促上市投资银行利用世界利率较低、许多国家需求受抑制的时机为新基础设施和就业提供资金支持。

这些都是很严肃的经济学争论，但它们往往演化为关于经济危机的合理应对措施，和政府干预市场价值的意识形态纠纷。这实在令人遗憾。气候变化并非派系之争，气候政策从根本上说也是基于市场的。这是关于纠正市场失灵从而使市场和企业家精神能够在保证创新和有效资源配置中扮演适当角色的问题。

为了跳出这一僵局，我们协助成立了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委员会的新气候经济项目集合了六大洲的七大领先政策研究机构，由前政府首脑、财政部长和著名商业领袖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监督，由全球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担任顾问。其目的是提供权威的新证据，以说明政府和企业如何在实现更强经济增长的同时纠正气候风险。

很少有政府或投资者以气候变化为出发点。他们想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稳定公共财政、扩大市场、带来利润、保证可靠的能源和食品供给、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减少贫困及建设城市。因此，我们需要问的主要问题不是能否减少排放，而是公共政策如何帮助在实现这些核心目标的同时，减少排放并建设气候恢复力强的经济。

在这方面，全世界范围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七年前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斯特恩报告》发布时，这个主题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如今，处于各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在追求新的考虑气候问题的经济增长模式。

比如，德国正在规划全世界最有雄心的低碳经济转型，该计划以节能和可再生为基础。韩国将“绿色增长”制定为核心经济目标。墨西哥2012年《气候变化普通法》将大大提高清洁电力的用量。中国将绿色技术产业开发作为其日程的最优先项目。

一些大企业提供了有力的例子，让我们知道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联合利华承诺使用可持续的农业和林业采购源。可口可乐正在彻底停用污染气候的氢氟碳化合物。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其整个供应链中推动减排。同时，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也不再向高排放煤电贷款。

新气候经济学论文 篇4

极端气候是一种发生于特定时期之中的发生于统计分布以外的各类十分罕见的气候变化，一般分布于统计曲线两侧的10%之内。极端气候变化引发的气候灾害变化对于人类经济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依据世界气象组织的一项评估，以往1以来，全世纪平均地面的温度已经提高了0.3至0.6摄氏度，而且今后世界气候提升之速率要比以往100年更快，而且将达到近1000年来的最高水平，而且在温室气体趋向于稳定之后的数十年之后，该变暖趋势还会加以延续，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世界性的极端气候状况有所发生，从而极大地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我国不仅深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而且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国，干旱、暴雨、低温、台风和沙尘暴等极端气候每年均会导致相当程度上的经济方面的损失以及人员的伤亡，而且主要集中于脆弱性相当强的农业经济领域之中。农业领域的灾害是我国自然灾害体系中面临的最大灾害，如果出现了大面积的极端气候，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这就需要对我国农业经济领域受极端气候影响的情况加以分析与研究。

1 极端气候概述

所谓极端气候，主要是指在特定时期之内出现在统计以外的十分特殊的气候变化状况，这种气候普遍分布于统计曲线的两侧，具备了突发性与灾害性等非常鲜明的特点，而且十分容易影响到当地的农业，其所造成的气候灾害会对农业经济活动会产生极为严重之影响。各类极端气候的频繁出现，会极大地影响到我国的社会生产从而对人类正常的生活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就是首屈一指的农业大国，但同时也是深受极端气候影响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就以农业产业而著称于世。比如，暴雨、洪水、台风以及低温、沙尘暴等气候均有可能导致人员的巨大伤亡以及重大经济损失，而以上影响往往又集中于农村经济领域之中，这样一来就对我国的农业生产产生了相当大的威胁。

2 我国极端气候的主要特点

依据我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的气候状况来看，我国的气象灾害具备了以下七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就时间与空间来观察，几乎每一年都有灾害。在六十多年以来，要么是先旱灾再涝灾，要么是先涝灾后旱灾，旱涝两灾交错出现，而且干旱与涝灾、冻灾、台风以及干热风等气象灾害之中，水灾与旱灾害的频次出现得最为显著。

二是具有区域性的特点。我国北方地区旱灾较多，而南方地区的涝灾相对较多，干旱地区主要分布于黄淮地区和黄土高原等，其主要特征是受灾的面积相当广泛，干旱所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洪涝则主要发生在珠江三角洲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以及东北的松花江流域等地区。那些干旱年份里，副热带高压的势力往往更强，一般七月份开始就已经全面控制了江淮地区且相当稳定，亚洲大陆在北纬40至50度的上空盛行比较强的东、西向环流，妨害了北方冷空气的南下进程，造成了冷、暖空气的交汇相当少，以至于难以产生锋面雨，江淮地区出现了显著的干旱行情。凡是暴雨成灾的年份，副热带高压的势力往往不强，一般到了六月底至七月初，副热带高压的脊线位置往往会停留于北纬25度以南等地区，而亚洲大陆的北纬40至50度空中所盛行的是南北向的经圈环流，导致来自北方冷空气会持续爆发进而南下，而江淮地区恰恰是冷暖空气相互交汇之处，这样一来就会造成锋面雨带比较长时间地停留于此，进而出现了显著的雨涝灾害。

三是具有交替性的特点。不同的极端气象灾害会交替性地加以出现，比如，旱、涝灾害会交替地出现，要么是先旱灾再涝灾，要么是先涝灾后旱灾，要么是两头旱灾而中间是涝灾，要么是两头涝灾而中间是旱灾。

四是具有持续性的特点。相同的灾害往往在诸多情况下会连季地出现，比如，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在1966年至1968年、1971年至1974年就出现了连续两年或者连续三至四年的干旱，而19至则连续两年出现了洪涝灾害等。

五是具有弱质性的特点。我国农业属于弱质性产业，其生产力水平十分滞后，抗灾防灾能力相当差，大多依赖于靠天来吃饭，所以农业经济对于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变化以及各类灾害的敏感程度比较高，而灾害效应则相当强。据统计，我国大约有超过三分之一地区的农业GDP位于天气敏感区域之中。

六是具有规律性与周期性的特点。在通常情况下，我国的极端气候灾害以黑龙江爱珲至云南腾冲之间的连线为分解界。这条线以东的气象灾害的种类相当多，而且频率也非常高，从地域分布来加以表现的话，南方主要是涝灾而北方主要是旱灾，黄淮平原与东北平原则是旱灾经常出现的区域，洪涝灾害则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之中，极为严重的低温冻灾多出现于东北三省，东部沿海地区面临着十分重大的风暴威胁，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华南地区的极端气象灾害可能性最大，也就是危险的程度是最高的。诸多统计资料已经证实了极端气候灾害的发生具备了十分模糊的周期性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 篇5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

2007161050经济学谢雁娇

一个学期的新制度经济学课，最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下的产权理论，它让我对当今的企业制度有了一个浅显的认识。我查了有关产权方面的知识，结合所学内容，简单谈谈以产权明晰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特征。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正逐步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和改造，改组和改造的目的是尽快让国有企业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而产权明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特征。我想从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入手，就产权清晰问题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1、产权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产权理论起因于科斯对外部性问题的重新研究。科斯通过引入产权概论，论证了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市场机制仍是有效的在零交易费用前提下，权利的初始界定并不影响资源优化配置的最终结果，这就是科斯第一定理。这一定理揭示出传统经济学论市场机制而不涉及产权制度所产生的逻辑悖论，从而推翻了庇古的外部性理论，说明经济学分析必须引入产权因素。

但“零交易费用”是不现实的，当交易费用大于零时，产权的界

定、产权的交易都必须花费一定的成本，只有当产权界定和交易带来的收益大于所需成本时，产权的调整方能实现；若收益小于成本，即使产权调整能带来更优化的资源配置，但因无利可图，也不可能实现。

2、企业产权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

正如科斯所指出的，由于市场交易费用的存在，产生了企业这种可节约交易费用的组织，但企业的出现又使得原有的产权状况变得更为复杂，企业产权理论正是研究和解决企业制度中因产权复杂化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企业产权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剩余索取权问题。

为了保证企业的效率，剩余索取权应归监督者（即企业管理者）所有，而在企业内部，管理者既可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又可为资本所有者或劳动者同时兼任。因此，按剩余索取权归属的主体不同，企业可划分为企业家企业、资本家企业、工人管理企业三种类型。而具体采取何种形式，则取决于各生产要素的市场环境，因为企业作为一种特定的交易组织形式，出于节约交易费用的考虑，会根据具体的资本、劳动及管理的市场交易费用的比较，避免所需交易费用过高要素的直接市场交易。若违背这一原则，企业效率必然低下。

在现代股份公司中，所有者即股东的利益是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经营者由于掌握实际的经营权，可能会谋取私利，这就产生了一个委托——代理问题。若没有有效的制度控制代理成本，则股份公司将无法有效运转。委托——代理理论正是研究如何设计一种机制，使之最大限度减少代理成本，同时又给予经营者以最大激励。首要的措施就是必须使经营者拥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把经营者的报酬与企业利

润联系起来，或直接让经营者拥有企业部分股票。由于剩余索取权的激励作用是有限的，因此还必须采取一定的市场约束。一是经理市场，当代理成本过高时，股东可通过合法程序重聘经营者；二是股票市场，当股东利益受损，而单个股东又无法影响董事会决策时，他可抛售其股票，从而约束经营者。

二、以“产权明晰”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所应具有的本质规定概括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句话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体，其中，产权明晰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它是实现后三个方面的前提、基础和必要条件，是有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性环节。

首先，权责明确是以理顺产权关系为基础的。强有力的产权约束必然造成严格的与自觉的从而也是充分的责任。一系列的放权措施使企业经营者有了生产经营和其他方面的权利。但松弛的产权关系的缺陷因为这种放权而失去了行政约束的屏障。所以，权责明确的前提是理顺产权关系，建立对于企业经营者形成强有力约束的产权制度。

其次，产权关系不顺，无法理顺政企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在非资产基础上的关系即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对企业实行的管理；二是建立在资产基础上的关系即政府作为企业资产的拥有者而对企业实行的管理。处理前一种关系较为容易，而后一种政企关系的处理则较为困难，原因在于政府的后一种管理具有刚性：既然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那么作为投资者的国家就必

然要对其实施管理。无论是国家必须保持的对一定的领域、一些企业的控制，还是政资分开，都是理顺产权关系的基本内容。

第三，科学管理要求必须理顺产权关系。在产权关系明晰的公司制下，董事会是所有者的代表，出于维护和增进自身利益的需要，将管理者的经营能力作为主要标准择优录用，并在实践中加以考评。通过这种强有力的产权约束机制，使管理岗位上永远立着优秀的管理者。因此，优秀的管理者和良好的企业管理可以说是建立在产权明晰基础上的一种派生效果。事实上，良好的产权关系本身寓含着遴选优秀管理者的机制。

由此可见，产权明晰是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基础。以上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的分析，充分说明：产权明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

三、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

1、所谓产权清晰便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在狭义所有权层次上进行产权界定，根据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弄清所有权归谁；二是狭义所有权与其他产权拥有主体的产权界定，笼统地讲，也就是划分出资人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如果以上几方面的产权都界定清楚了，就可以说国有企业的产权清晰基本完成了。产权清晰在明确投资者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之后，也许对国有企业产权明晰更重要更复杂的一个方面，就是明确企业与政府的权利边界，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清归根结底就是这个边界不清。

国有企业产权明晰就是要在三个层次上明确责权利的关系。第一

是国家与公民和法人企业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投资者之间及其与企业的产权关系；第三个层次就是员工与企业的关系。

2、引入多元投资主体是否就明晰了产权

产权明晰中有一个误解，就是引入多元投资主体后，产权就明晰了。引入多元投资主体，在提到的第三个层次上明晰投资者与人力资本投资者之间的产权无疑提供了动力，但这增加了产权明晰的复杂性。因为在第二个层次上的各个投资者的产权也需要明晰，这在市场经济里是通过投资时的谈判与资产评估以及今后增资或减资的博弈完成的，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虚位或对其产权代表的激励和约束不力将影响其在博弈中的成绩或产生资产流失。

无疑通过资产评估可以明确企业的资产占用数量，强化经营者的责任意识，有利于明晰第二个层次上的产权关系。而通过引进私人资本或外资，不仅可以解决国有企业的资金困难，还因为私人资本的存在，有利于明晰所有三个层次的产权关系，但这同样要付出成本。

现有的保人不保体制的改革思路，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旧体制不会自行消失，产权明晰也就不可能很快完成。

3、产权明晰是动态的博弈过程

产权明晰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动态的市场化过程，动态博弈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财产权也是一个逐步明晰、逐步具体化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发展到现代，产权观念从单一的所有权观念分解为具体的所有、使用、收益和让渡等权利概念。可见产权权利意识是在历史的长

河中逐步形成并具体化的动态过程。

从短时间看，产权清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的状况在变，资产结构的不同及债权结构的不同，产权也有不同的权属内容。一般在企业正常经营里有满意的回报时，企业经营者有充分的自主权；而在回报不满意时，投资者的介入经营常常发生，职业经理的权力受到限制；当经营出现问题，影响职工利益或债权人利益时，他们也有参与管理甚至接管企业经营者的权力。总之，产权明晰是一个持久的动态过程，市场化的改革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

新制度经济学笔记 篇6

《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张卫东，华科大教授。

一、文章的主要内容：认为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生长点，在其框架下，产权的界定和执行变得非常重要，由此产权理论可看成是交易理论的自然延伸，随后，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合约进行交易，以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产生合约经济学（张五常，《佃农理论》《合约的结构性与非专有资源理论》、《企业的合约本质》）。随着合约形式的不同选择，组织问题出现，由此新制度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相应产生，最后，当交易费用用来分析法律制度的形成与作用时候，法律经济学出现。

二、何为制度？制度究竟怎样理解呢？

新制度经济学家，安德鲁·斯考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社会制度，就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赞同的社会行为中带有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一规律性具体表在各种特定的往复情境之中，并且能够自行实行或由某种外在权威实行之。”

诺斯（199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严格的说，制度是人为制定的限制，用以约束人类的互动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核心思想是，产权结构和交易费用影响激励和经济行为。因而制度安排对与人的行为和资源配置以及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变迁：

科斯1937年《企业的性质》，用交易费用的思想解释了企业的存在、企业的本质、企业的规模和企业的边界，建立了现代企业理论。1960年《社会成本》，用交易费用和产权解释了外部性问题，“科斯定理”——当交易费用为零时，权利的界定与资源配置的最终结果无关。

阿尔钦，产权经济学，《不确定性，生物进化和经济理论》。

张五常，合约经济学，《佃农理论》。

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的增长》（1971）；

威廉姆森，科层（Hierarchies）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合约关系的治理》（1979）； 波斯纳，法律经济学，《法律的经济分析》。

四、制度经济学主要的例子。

新加坡联合早报，红色罚单让中国人很受伤，国庆结婚。

英国金融时报，缅甸停建伊洛瓦底江米松水电站，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36亿美元。英国卫报，中国须防止城市化失控，公共治理，堵车，废气。

新气候经济学论文 篇7

2 0 0 9年7月2 3日, 由中国节能协会、北京地球村共同主办, 能源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支持的“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发展媒体高层论坛——2 0 0 9气候变化中国声音”在北京召开。

中国节能协会理事长傅志寰致开幕词。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作了“气候变化最新科学进展”的报告。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政策”。世界自然基金会 (瑞士) 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就“气候变化应对与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作了阐述。北京地球村主任廖晓义介绍了“低碳经济的乡村模式——乐和家园”;同时, 廖晓义代表3 0多家民间组织和1 6家媒体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张世纲递交了“适度空调全球行动”倡议书。会上还宣读了“2 0 0 9气候变化中国声音”媒体行动倡议书。 (本刊讯)

气候变迁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篇8

【关键词】气候变迁　经济重心南移　人口迁徙

引言

有关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对象,现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对于经济重心南移的归因，一直未有人从气候变迁和经济重心南移全程的关系入手进行研究。古代中国是生产力比较低的农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下气候对社会的影响是很根本的，不容忽视的。本文意在从中国历史气候变迁的角度出发，以气候变迁为切入点，挖掘气候变化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关系。

1. 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在汉代，全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西汉末年中原战乱，灾荒不止，人民开始南迁。自黄巾起义至南北朝终结，混乱延绵四百年。此间发生过两次规模巨大的民户流徙狂潮。江南由于人口的大量迁入，并且在此生息劳作，开发了原本荒芜的土地，带来的北方先进的农作生产经验技术，慢慢形成繁荣兴盛之地。与此同时，由于北方依然战乱连连，土地荒芜，生产凋敝。

到了唐代，形成了北方黄河流域与南方长江流域两大经济区。南方长江流域经济区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逐步赶上北方黄河流域。成都平原经济富裕。隋末战乱、安史之乱及蕃镇割据对其影响较小，因而能持续繁荣。荆湖地区虽然在唐初发展并比不上上游地区，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南迁人口增加。“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下游太湖流域，自东晋南朝由于人员迁徙开发以来保持了持续的发展，农工商业都相当发达。除上述地区，岭南闽广一带在中唐后也迅速进入开发阶段。

五代十国时，南方有诸国的政权，诸国为壮大自身，比较注意开发南方，发展生产，而且此时南方比较安定。宋初统一诸国，鼓励南方地区发展，使本来起步较晚、底子较薄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经济中心的南移在北宋完成。

2. 经济重心南移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上的史實罗列可以看出难民南迁是其直接原因，南北政局稳定性的差异也是导致北衰南盛重要原因。而引发人口迁移的原因有很多，而原因主要是因为逃避战乱。

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政局稳定性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北方长期动乱，政局不稳，严重破坏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在北方经济受到战乱影响停滞甚至后退之时，南方政局相对稳定，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自南方经济得到最初的开发至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的一千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多次战乱及人口迁移浪潮史实及其对于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如下：

自黄巾起义至南北朝终结，此间发生过两次规模巨大的民户流徙狂潮，第一次发生于汉末（184AD—265AD），第二次通常称为“永嘉南渡”（311AD—479AD）。这就为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还给南方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长江中下游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北方政局动荡，民生凋敝，缺失大量人口，经济衰退。到南朝末年，南方经济开始赶上北方。

隋灭陈后统一中国，社会比较安定，这为南北人口的增长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隋炀帝的暴政兵役及隋末动乱（604AD—628AD），北方受到极大的影响。加上这段时间自然灾害严重，北方人口在隋末都减少了80%以上。相较之下，南方受战乱和灾荒的影响较小，经济上升的势头基本保持。

唐朝，中国的人口重心继续南移。唐朝天宝年间（754AD）“安史之乱”爆发，许多中原人民流迁江南，人口分布发生继隋末以来的第二次大突变。南方社会经济又获得较大的发展。到了中晚唐时期元和二年（807年）江南道下辖各州郡户数接近全国著藉总数的一半。南方经济在持续发展之下开始有超越北方的态势。甚至已经出现“扬一益二”的说法。

五代十国（907AD—960AD），这一时期北方经济再遭严重破坏。而相对来说，南方政局稳定，所遭的战乱较北方轻微，并且各国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农业生产。五代十国后期人口的分布基本保持在唐后期的格局上，但北方的比重又略有下降，与南方的比率大致是1：2。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人口的分布重心，到北宋时这个格局就确定地巩固下来了。

金灭辽以后， “靖康之难”开始（1125AD—1127AD）。北方局势又进入动乱期，北方劳动人民的纷纷南迁，使南方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南方农业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都是北方所不能企及的，这都说明南方经济已经超过了北方，取得了不可动摇的经济重心地位。

于是乎我们得到中国古代由东汉末年到南宋，动乱期和人口迁移大浪潮发生的时段依次为184AD—265AD，311AD—479AD，604AD—628AD，754AD—907AD，907AD—960AD，　1125AD—1127AD。接下来，我们结合中国历史上此期间的气候变化情况，分析历史时期的动乱与人口迁徙及以此造成的经济重心南移历程中的关键点与气候变迁的内在联系。

下图是魏晋南北朝至南宋（220AD—1279AD）的温度变化。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前人的研究成果，魏晋南北朝至唐宋这1000年间，中国东西部气温变化基本一致，除了在900AD—1300AD间，东部存在明显的暖期而西部则基本不存在这一暖期。因此我们可以依照下面这张中国东部气温历史变化图来对中国全境进行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到，我国秦汉以来共经历了4个暖期和3个冷期，其中魏晋南北朝为冷期（冷期1，210’s－560’s），冬半年均气温较今低0.49℃;隋唐为暖期（暖期2，570’s－770’s）,气温较今高0.23℃；唐后期至五代为冷期(冷期3，780’s－920’s),较今低0.5℃;宋元为暖期(暖期3,930’s－1310’s), 较今高0.18℃;同时,在每个冷、暖期中还存在着次一级的冷暖振动。

其中汉末三国184AD—265AD和“永嘉南渡”时期311AD—479AD几乎覆盖了冷期1全程，其中184AD—200AD是暖期1与冷期1的过渡期（变冷）；隋末动乱604AD—628AD处于冷期与暖气的过渡阶段（变暖）；“安史之乱”时期754AD—907AD涵盖了冷期2，其中754AD与暖期2过渡到冷期2的750AD相差4年（变冷）；五代十国所处的907AD—960AD是冷期2与暖期3的过渡期（变暖）；“靖康之难”时期1125AD—1127AD恰好处于暖期3里面的小冷期（变冷）。根据任振球的研究，低温期是气候严重恶化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自然灾害异常期，容易发生严重的低温冷害、特大洪水和特大干旱。此外，据气象学家推算，年均气温相差1℃，农作物生长期要相差15到20天，降雨量相差50至150毫米，在地理位置上，相当于南北方向上位移250公里，农牧带随之发生移动。根据这些知识，联系这几个时期的历史情况对气候变化与社会战乱的关系进行分析：

汉末三国乱世起于“黄巾民变”。从161AD开始直至193AD，此间是汉朝雹、霜、雪、寒灾害最频繁集中的时期。在“黄巾起义”即184AD的前几年经历了一次雹灾、两次大旱、以及一次寒灾，前后均有瘟疫流行。水灾亦相对频繁。在181AD，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六月十九日，天降冰雹，大小如同鸡蛋。”竺可桢认为东汉中后期中国开始进入寒期。王子今从节气、农作物生长等方面论证了东汉处于气候转寒期，东汉晚期气候机制转至极冷。故此期间，不仅天气变冷，且与寒冷相关的气候灾害十分频繁。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百姓生活困苦。加之朝廷大肆搜刮，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所以农民发动起义。从此，中原战乱连连，大小农民起义接二连三，内蒙古的鲜卑部落与南匈奴亦发起暴乱。

根据竺可桢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低温期，平均气温比秦汉和唐代低很多，这与上图所反映的情况一致。据记载，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公元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原因之一有天灾频生，晋朝国力大减，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制造可乘之机。另外，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的自然原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变冷，使北方地区灾害不断。另外，根据研究，气温每降低1℃，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因而畜牧带南移，本宜于农耕的华北地区，转为适合游牧生活；而游牧民族原居之处，却不宜畜牧，故胡人大量南下觅生计。中国逐渐进入“五胡乱华”的时代。

隋末动乱的原因中，与气候相关的因素并不明显，主要是人祸。此期处于冷期向暖期的过渡，气候渐暖。

唐代“安史之乱”的内因有，唐中央政权因为统治者的疏于治理而衰弱，唐朝国力由于天灾连连而大减；外因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加大，迫使中央实行“藩镇割据”的治理方法，大大削弱中央集權，安禄山因此手握重兵，伺机叛乱。这两个原因都与气候变化有联系。中唐至晚唐，由上图得知是处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冷期。

另外，由下图可知，唐代后期出现了一种冷湿的气候，降水量相对较多，可能是造成水土流失加重、黄河河溢灾害次数增多的原因。据统计，唐代7世纪黄河河溢6次，8世纪为19次，9世纪为13次，便表明了这种趋势。唐中后期（907AD—960AD）的自然灾害较其它时期密集。天灾加重使农业经济衰败，国计民生困苦；救灾减灾又让国力耗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关中地区经济日加衰落，各种矛盾尖锐，给敌人创造了侵犯的机会。另外，温度的下降使唐代中国北方农牧交界线向南推移，今天晋北、陕北由农业区转变为畜牧区，内蒙古中部则完全成为了游牧区。这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基本生产和生存造成威胁，为他们的南侵提供了动机。于是，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一蹶不振。

五代十国小分裂时期，正还处于冷期2与暖期3的过渡期，气候由冷变暖。此间军阀混战，中原的王朝五次更替，非中原的王朝被认为是偏安的十国。这个时期的动乱原因政治因素更为显著，与气候变迁的关系不明显。靖康之乱发生的时期根据上图处于暖期3里面的小冷期。气温在1119AD左右开始下降，到1150AD降至暖期3的最低点。靖康之乱的社会背景与汉末和晚唐类似，北宋末政治上中央政权衰微，国防孱弱；经济上中央财政入不敷出，自然灾害频繁,严重影响农业经济。北宋末南宋初为一个气候异常期，气温变化剧烈，乍暖乍寒，气候呈灾害性特征。这些因素使北宋积贫积弱，国力微弱，给边疆少数民族入侵的可乘之机。而气候的变化也迫使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开拓牧地。在10世纪的气候温暖期，草原牧草茂盛，北方游牧民族的牲口和人口数量大增。但到了12世纪，气候变冷，太湖湖面一度全部结冰，甚至可以通行马车。东北亚寒冷地区的少数民族纷纷南下中原。而这时蒙古高原屡屡发生冻灾，旱灾也十分频繁。此时宋国力衰弱，于是北方金国乘虚而入。

结论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先决条件是北方人口向南迁徙，对南方进行开发，同时，南北两个地区政局的稳定性差异是促成南方经济发展和赶超北方经济的重要影响因素。尽管古代人口迁徙的原因众多，但是在魏晋南北朝至唐宋这段时期，引发大规模人口南迁和导致局势动荡的最主要因素是战乱。而引起矛盾激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此我们对气候变迁的影响作深挖。得出结论是，每一个人口迁徙的大潮所在的动荡战乱时期都位于历史上气候的寒冷期或者寒冷其余温暖期的过渡阶段。而寒冷期和过渡期存在着气候不稳定，灾害频发的特征，以及气候的转寒会让农作物的生长期延长，北方的畜牧带南移。正因为这两个原因，使中原王朝受天灾而衰弱，北方少数民族为争夺牧地而南下侵犯。这种人文特征在气候转冷的过渡期与冷期尤为明显。为避战而南下的流民给南方的开发带来了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加之南方稳定的社会环境，优良的自然条件让经济重心南移随历史的发展，在一次又一次迁徙浪潮的推动下逐步完成。从另外一个角度，北方经济也在一次一次的战乱中被重创，最后各方面均不及一直蒸蒸日上的南方，拱手让出经济重心的位置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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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周殿杰.安史之乱前唐代经济重心在北方说.中国学术周刊，1994.

作者简介：黎丁瑜（1991-），女，苗族，广东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09级人力资源。

新经济学是什么介绍 篇9

《新经济学》理论指的是研究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结合虚拟经济、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全面结合的全新结构的经济形式。即这种经济在以知识经济为核心，利用通过网络经济，将传统经济与虚拟经济结合，从而产生全新的经济增长境界。这就是新经济时代的基本要素。在新经济时代中，宏观层面则是强调全球化的发展为导向。具体在经济思想层面的表述，要求全球化的各国取消一切贸易壁垒、货物关税以及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中观层面，强调所有的参与国彼此间是以对等的原则构建双边关系，并且以对等的双边关系作为全球秩序的构建原则。在微观层面则倡导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全球分工来获得全球协同的经济合作关系、秩序以及利益分配机制。

显然，新经济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新经济是立足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推动网络经济、传统经济以及虚拟经济的有效结合，从而以全球分工为切入点，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协同组织。在其中，作为知识经济的核心在于基础知识、理论知识以及应用知识得到非凡的提升和结合以及整体化的形成，从而使得知识能够有效的渗透到经济活动中的每一个环节和层面，激活每一个经济要素。

因此，新经济要求技术的境界必须是以高新科技作为经济的主导，通过提升虚拟经济、网络经济以及传统经济的有效整合，使得各种经济要素在其中的配置效率得到有效的转化。并且借助网络化的效率，将信息更快的流转，使得各种经济资源共享的质量大幅提升。所以，新经济以网络化运营为经营机制，将虚拟经济、传统经济以及知识经济各要素通过整合，形成集约型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供给平台。所以，新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载体，以知识和信息为核心，通过配置、转化以及效益三方面的效率提升，使得传统经济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经过信息化、网络化、物联化的调节之后，实现智能化、智慧化以及知识化的经济境界。

所以，新经济致力于推动市场全球化，即需求市场向全球的任何企业和自然人开放，且企业与自然人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自己的市场;资源配置全球化，即人们在选择配置资源时，再也不是只局限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而是可以运用自己的实力和嗅觉，在全球范围内选配自己所认可的各类资源，从而提升自己的配置效率;竞争规则的国际化，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绝大多数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并承认和运用它的竞争规则。但是，由于各国的制度不尽相同，由于人们在抢夺市场、占有资源方面的能力不同，由于各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不同，致使经济全球化给各国、集团以及个人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不尽相同。

乐观派认为：“新经济是指由技术、商业实践和经济政策的相互良性互动，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绩效。其具体表现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低失业率和适度通货膨胀。”《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所说。

悲观派认为：由于国家重商主义存在，针对本国产品实行补贴政策，导致倾销行为产生。这不仅仅使得本国产业结构无法有效提升，还对本国资源实行了不可持续的，甚至是毁灭性打击。从而使得自然资源更加匮乏，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以及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显然，新经济时代的出现，既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给经济不发达国家的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事实上，历次经济技术革命无一不在资源配置的手段、途径及效率上产生了重大变革，但是这一次的资源配置强调的是知识资源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知识经济业态。这就是《新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核心

《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原理》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大师曼昆所著，记得这是第二次看这本书，本书总共有13篇，分为36个章节。在读完此书之后，感觉全书结构合理清晰，语言通俗易懂，曼昆教授将一些深奥的经济学理论用最朴实无华的语言向我们解释得很清楚。尤其是经济学十大原理，讲得出神入化，曼昆教授用语简单朴素，用简单的文字和简单的案例深刻的阐释了经济学中的十大原理，做到了用朴素的语言讲解深奥的知识，让人印象深刻。

同时，曼昆教授在此书中用重点讲解应用与政策，而正规经济理论则次之，这真正让读者领会到经济学的学以致用。本书主要讲解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企业行为与消费者选择理论、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经济波动、以及宏观的经济政策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知识，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经济方面的知识。

其实对于一个外行来说，我觉得本书的最大价值并不是有多少深奥的理论体系，而是在简单的语言中教会我们形成一种经济学思维。教会我们用经济学的知识去认识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现象，要有经济意思，要把理论知识变成有价值的实际行动。

本书内容丰富，结构合理，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做了大量的学习，因为有些知识的确似懂非懂。我相信这些知识对我以后的理财有很大的作用，肯定会受益终生。

新制度经济学课程简介 篇10

发布日期： 2006-05-31 14:53:58

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科斯、诺思、威廉姆森、阿尔钦、德姆赛茨等人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他们不同于以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近代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在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硬核”的同时，有所修正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包括新厂商理论）已经成为当代微观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新分支，并且逐步溶入主流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被越来越多地被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学者所关注，甚至应用。

科斯与诺斯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当中，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及颇有价值的方法。

拉响新警报:气候移民 篇11

2011年3月，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发布了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气候变化与移民》的报告，对亚太地区未来可能面临的大规模“气候移民”问题拉响了警报。亚太地区居住着40亿人，在种种由气候变化引发的灾难中，将有大量人口面临流离失所的危险。这份报告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也把一个原本并不为大众所熟悉的概念推到了前台——气候移民。

气候变化催生的移民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外海的卡特利特群岛，由六座环状珊瑚岛组成，是一座完全没有碳排放的绿色群岛。2006年，自由摄影师杰里米·萨顿-希伯特来到这里，不由被眼前的美景折服：“远远望去，就像是蓝色海洋中的一片绿洲。这里没有高山，没有高楼，没有工厂，只有白色的沙滩、浓密的椰林、悠闲的岛民和嬉戏的孩子。”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不断上升，到了2009年，当一名记者来到这里时，看到的却是一幅和希伯特的描述截然不同的景象：“珊瑚岛平均海拔只有1米，最高处也仅为1.7米。人们站在岛的一头，能够看见另一头汹涌的巨浪席卷而来。椰树因吸收了过多的盐分而被毒死，只剩下光秃秃的残骸。当地人开始与海争地，疯狂地捡拾贝壳筑坝，但仍无济于事……”在一次猛烈的风暴过后，岛上又有几十栋房子被海水淹没，岛上的2600名居民终于下定决心撤离家园，很快，首批五个家庭迁移到了对岸的布干维尔岛。

气候移民，顾名思义，就是由于气候变化及气候政策影响导致的人口迁移行为。早在1990年代初，国际社会就注意到移民问题与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之间的关联。近几年，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环境退化等因素导致的人口迁移问题，使得“气候移民”成为国际社会新的关注点。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不同，人们的迁移方式自然也不同，像卡特利特群岛上的居民迁移，其“罪魁祸首”是海平面上升，人们需要永久迁移到新的居住地，这是气候移民中的一个典型类型。而由于台风、暴雨、洪涝、泥石流或突发疫病导致人们不得不离开居所，在附近避难，可称之为“灾害移民”，这类移民一般是暂时的，等灾难过去，人们大多会重返家园。由于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政策，如修建水电站、风电厂、水库、防洪堤、防风林、能源林等工程，需要迁移部分当地居民，这类“工程移民”往往也是永久的。此外，中外历史上，由于人口增加、过度垦殖，加诸持续的干旱，最终导致“贫困移民”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气候移民。

不同性质的气候灾害对人口和经济财富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台风、洪水等气候灾害的发生频率占到了全部气候灾害的82%，但令人意外的是，受其影响的人口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占全部受灾人口的26%）。而干旱的发生频率虽然只占全部气候灾害的5%，却对农业人口影响最大，产生了72%的受灾人口。从1979年到2008年，全球共有7.18亿人遭受了风暴和飓风的影响，16亿人受到干旱的侵袭。同时，世界银行一份报告通过研究全球人口变动与干旱的关系，发现这二者在区域分布上确实存在关联。在西非地区，有20%以上的人口受到干旱的威胁，所以这里常常存在季节性的人口流动，每到旱季，许多以农业为生的家庭就到附近的城市打工以贴补家用，或者将家里的老人和儿童托付给其他地区的亲友，以减少家庭成员对食物的需求。

亚太：气候移民的热点区域

孟加拉国与印度边境，海瑞纳加，高波都满都每天都站在齐腰深的盐化河水里撒网捕虾，挣来相当于1.5美元的收入。在这个村庄中，高波都满都的家族曾经世代靠打渔种田为生，然而，由于潮汐洪水和飓风的频频“光临”，捕鱼数量锐减，稻田也遭到了碱性洪水的灾难性毁灭。村民们有的迁移到了新兴城市，有的迁移到了其他村庄，甚至有人非法偷渡到印度成了建筑工人。现在，高波都满都是整个家族惟一还生活在这座“浸泡在水里的村庄”的人，他说：“我的确觉得有点孤独和难过，可我真的不想去印度……但最后我可能还是会离开，因为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

由于亚洲太平洋沿海地带是全球人口最稠密、气候灾害最高发的区域，各种移民类型“一应俱全”，例如海平面上升导致的移民、极端突发灾害导致的临时迁移、生计问题导致的贫困移民和外出打工等。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发布的《2010年亚太灾害报告》中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在1980～2009年间，亚太地区承受着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85%的死亡人数和38%的经济损失；亚太地区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程度是非洲地区的四倍，是欧洲和北美地区的25倍……

世界银行、国际移民组织等国际机构预测了全球气候移民热点地区，其中包括东亚、南亚、东非、中非、中美洲等。而亚行则根据亚太地区的主要气候风险，预测了未来20～50年间亚太气候移民的热点地区：

——沿海低洼地带。由于资源丰富、运输便利，沿海地区是全球人口最密集、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作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亚太地区容纳了全球低海拔沿海地区3/4的人口以及全世界2/3的城市人口。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沿海地区易受台风、洪水、海平面上升等气候风险的影响，是气候移民问题集中而高发的脆弱区域。至今，亚洲人仍然难以忘记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大海啸瞬间就夺去了近20万人的生命，迫使40万人离开家园。

——河口三角洲。这些地区往往也是人口稠密地区，如湄公河下游，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根据国际红十字会发布的《2008年世界灾害报告》，2007年亚洲发生了15次受影响人数超过100万的自然灾害，其中，中国的水灾影响了1亿人的生活，印度和孟加拉国水灾影响人数也分别超过1000万。而2008年5月发生在缅甸的强热带风暴，致使全国近半人口受灾，死亡人数近8万人。

——地势较低的太平洋小岛国。太平洋小岛国是海平面上升的最早受害者，从20年前起，太平洋岛国论坛几乎每年都要讨论如何减缓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威胁，进入21世纪，一些岛国的沿海居民已经被迫搬迁。有报告称，图瓦卢有可能成为地球上第一个被海水淹没的国家。然而令人无奈的是，虽然小岛国所受威胁最大，但它们的呼声也往往最弱。

——半干旱或不太湿润的中亚地区。内陆干旱地区也是产生气候移民的热点区域，在这些地方，有10%～30%的人会成为潜在的移民。而且由于干旱及其导致的土地生产力退化破坏了赖以维持生计的资源基础，使得这一类迁移行为常常成为永久性的。在中国，干旱和土地荒漠化等环境压力导致的人口迁移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尤其在中西部，许多贫困地区往往也是水资源匮乏的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加剧了人地矛盾，很容易导致“气候贫困”和“气候移民”现象。

中国也有气候移民

宁夏中南部的干旱山区，素有“苦瘠甲天下”之称，这里山大沟深，很多村落十年十旱，居民外出打工赚的钱很大一部分用来拉水吃。这一地区交通不便，既不适宜居住，更不适宜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宁夏先后实施了多次“生态移民”工程，累计异地搬迁66万人。

红寺堡原本是个隐没在戈壁荒滩中的地区，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天上无飞鸟，地上石乱跑”的荒漠，然而自1999年起，这里就逐渐成了目前国内最大的扶贫移民区。来自宁夏、陕西、甘肃等省区的20万移民在这里落地生根，他们建设了现代农业、新型工业，还完成人工造林120多万亩，把这里建成了“人工绿洲”。

然而，即便是像红寺堡这样有“旱海明珠”之誉的移民新城，面临的最大难题依然是环境与气候。红寺堡所在的宁夏中部地区处于干旱风沙地带，生态脆弱；土壤含盐量高，水土流失依然严重；而地下水资源的匮乏，也让人担忧供水能力不足以支撑城市发展……

事实上，放眼整个中国，环境与气候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异常气候频繁而且大面积地发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未来发展的限制因素。我国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仅2008年的南方雪灾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00亿元。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曾表示，中国每年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000～3000亿元，占GDP的1%～3%。

气候问题不仅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国人的生活水平同样有巨大的影响。青藏高原处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50多年来，青藏高原气温显著上升，间接影响到整个亚洲季风区域变化，甚至可能形成愈来愈严重的“南涝北旱”。研究人员发现，我国的贫困人口分布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分布高度一致，统计数据也支持这一结论：我国的贫困人口，有八成居住在生态敏感地带，而我国的贫困地区也多处在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影响区。气候变化使得许多靠天吃饭的地区生计难以为继，贫困人口返贫率升高，许多西部地区，如甘肃、宁夏等地也正是贫困移民或外出打工最集中的地区。2011年初，陕西省正式展开一场为期十年、规模远超三峡工程移民的大迁徙计划，预计耗资1100亿元。这次移民涉及240万人，主要是迁移受极端灾害和贫困双重困扰的陕南地区民众，被认为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生态移民。

气候移民的国际合作

国际移民机构（IOM）是负责国际移民事务的联合国机构，对于“气候移民”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2010年发布的《国际移民报告》就专门探讨了气候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气候风险，对移民方式的影响也不同，应对策略应该因地制宜。长时期持续的气候风险，如干旱导致的移民问题，常常与贫困联系在一起，需要与国际发展援助、地区资源开发和减贫目标协同考虑。而短期突发的气候灾害如台风、洪涝，则会考验一个国家的灾害应急管理能力。此外，移民政策的制定，还必须关注移民行为对于迁出地区和迁入地区的不同影响，综合考量社会心理、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民族构成等多种因素。只有未雨绸缪，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立有效的适应机制，才能尽量减小未来气候移民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

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努力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的公约内机制，一是国际机构、官方机构、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等主体在公约以外通过各种途径采取的适应行动。目前，气候公约正在成为主导力量，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波恩会议上，各国讨论了气候变化导致的移民问题，并探讨了可能的合作应对机制。

气候移民，在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合作等各领域都可能对国际社会造成新的挑战。比如一些突发的气候灾害，一旦政府应对失当，就有可能引发短期的大规模移民潮，甚至造成国际难民，引发国内或国际的政治危机。在未来，显然需要各国在政治、外交和移民管理领域加强应对能力、完善相应的工作机制，其中包括：

第一，改进现有的国际法对于“难民”权利的规定，为环境难民和气候难民提供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机制。1998年，发生在中美洲的飓风米奇（MITCH）造成2万人死亡，200万人逃离家园，从受灾地区大量涌入的难民，使得美国入境人数在灾后一周内激增60%，为了应对这一非常事态，美国移民部门给来自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受灾地区的15万难民实施了“临时保护状态”的救助政策；

第二，完善现有的适应资金机制，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将被淹没的小岛国率先解决贫困与生存移民问题。目前，国际社会达成的资金机制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相比，还是杯水车薪，需要发达国家正视历史上欠下的“气候债务”，尝试建立气候移民基金或融资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给予足够和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增强其抵御气候风险、实施移民规划和管理的能力。

第三，加强地区间的双边与多边协作，促进发展与适应的协同。除了继续完善以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为主的国际移民管理体系之外，还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国际发展合作机制，比如南南合作，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组织，国际金融机构等，促进发展中国家逐渐提升适应能力，降低气候风险和气候移民的潜在压力。比如一些跨境河流，容易造成水资源利用争端，或者因上下游洪涝灾害导致短时间的跨境难民问题，这需要加强水资源共享和流域治理方面的双边与多边合作。目前中国就在积极发展东盟经济贸易区，结合与东南亚国家的多边环境协议，推动湄公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流域下游的脆弱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投资或援助建立气候防护基础设施项目，既体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有助于减少或避免可能危及中国边境安全的气候难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