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合作（精选7篇）
气候合作 篇1
气候变化最初只是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自然现象, 但是随着自然灾害的频发、全球气候的异常, 尤其是跟踪纪录的全球气温变化逐渐将气候问题推上了历史舞台。20世纪60年代末, 著名的两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 分别提出了诸如粮食、资源、人口和环境污染 ( 生态平衡) 的全球性问题, 给人类社会的传统发展模式敲响了第一声警钟。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气候大会上,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掀起了科学家研究世界性环境气候问题的热潮。随着全球气候的日益变化, 对气候问题的讨论也显得越来越紧迫了。
气候变化问题的产生和影响具有明显的全球性。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到气候异常、空气质量、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农业产量、能源利用等, 这对于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从国家层面来说, 气候问题还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以及政治利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气候灾难: 气候变化的国家安全含义与对外政策》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气候变化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八种挑战: “加剧了南北国家之间的紧张; 造成气候难民的产生和迁徙; 给人类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加剧了水资源的匮乏; 恶化了核安全和核扩散问题; 加重了国家社会和政治机构的负担; 对政府的效率和权威提出了挑战; 加重了世界政治的失衡” ( Kurt Mcamphelled, 2008) 。
气候变化不仅给个人和国家带来了影响, 也影响着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一种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 排放温室气体的空间范围可以超越人为界线, 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任何一个国家, 即使是没有排放量, 都将受到影响。解决气候问题存在着很强的外部性, 任何一个国家节能减排的行为效果将使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受益。由此引发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搭便车效应 ( free -ride effect) 。“在全球气候议题中, 其实质上也是一个大集团的集体行动, 作为成员国, 其作为和不作为对于事件整体的作用相对较小, 影响力也较小, 而在整个集团中,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督难度较大, 计算相对困难, 加之‘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 使各国相互监督的可能性降低, 因此, 在无法保证本国做出减排行动的同时, 别国也做出同样的行动的情况下, 很多国家就会采取较为消极的态度, 从而导致集体行动出现发展滞后和缓慢” ( 关孔文, 2012) 。气候问题自然而然地与其他领域的问题牵扯到一起, 整个国际秩序将无法达成有效的一致性, 反过来也加剧了气候问题的解决难度。
因此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气候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围绕着气候变化问题, 世界各国展开了广泛的谈判与合作。任何的谈判实践或者是合作项目, 以处理气候变化的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事务为主要目的, 都成为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订立以来, 各国围绕着一期目标经过了长久的争持, 2009年被誉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会议”上, 由于美国的阻挠也未能有“好结果”。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极力敦促各方遵守议定书和巴厘岛路线, 表面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但是在会议期间各方“推三阻四”, 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一致”立场让我们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步伐任重而道远。多哈谈判过去4个多月之后, 在各国政治意愿不高、国际碳价和清洁能源投资一片低迷之声中, 波恩气候变化会谈于2013年4月29日至5月3日正式举行, 重聚波恩参加会谈的代表有1 000余人, 来自175个国家和地区的; 波恩谈判是就“德班增强行动平台问题特设工作组” ( 德班平台) 所展开的首次谈判, 也是三轨并一轨, 然而5天的会议, 各国仍旧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老问题未能达成共识。
在中美关系中, 气候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它是一个综合体, 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中美关系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 美国国务卿克里于2013年4月13日访华。当日, 中美两国签署并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两个关键之处被着重指出: 一是将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议题纳入2013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为此成立了高级别气候变化工作小组; 二是指出了气候变化和新能源合作已成为中美关系新的利益汇合点, 强调了提升两国间气候变化合作的规模和影响力度的必要性。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举步维艰之时, 中美这一《声明》无异于一剂强心针。中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有着强大发展潜力和动力, 而美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一直保持着不可撼动的强国地位, 这样的两大世界经济体, 温室气体排放量累计已经占世界排放总量的40% 以上, 以它们为代表的伞形集团和发展中国家是气候谈判桌上的两大主角, 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立场对于全球气候外交和气候治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也是中美两国大国关系建构中的重要议题。
一、中美两国气候外交的成效及动因分析
气候问题俨然成为影响国家关系的问题, 所谓的气候外交, 即指主权国家或经过授权的国际组织, 通过官方代表, 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 调整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关系的各类活动; 或者是主权国家或经过授权的国际组织利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来达到某种政治和外交目的的各类对外行动1。气候外交的行为体, 概括来说, 是穷国和富国两大阵营、三股力量和多个主体 ( 金砖四国、77国集团、小岛国家以及一些重大国际组织) 。从1972年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之后, 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三维棋局”。也就是, 欧盟是气候问题的先驱者; “伞形国家”集团, 即以美国为首, 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发达国家集团; 以77国集团和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团。
欧盟首先提出了“气候外交”, 2002年建立的排放交易系统迄今仍是气候议题的重要内容, 但由于近年来其内部金融危机的上演, 导致在气候问题上的领头羊作用逐渐向中美为主导的其他两个集团倾斜。研究显示, 中美两国的碳排放量是全球最高的, 两国在气候问题上责无旁贷, 他们的行动直接影响着整个气候谈判的进程。
中美气候外交上的合作由来已久, 早在中美两国建交伊始的1980年, 双方就签署了《中美环保科技合作议定书》, “规定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 通过研究空气、水、土壤、海洋、环境的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的影响, 以及城市环境的改善、大自然的保护等方面进行合作” ( 吴晓春, 2013) 。克林顿政府时期, 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 合作不断。1997年3月, 两国以成立中美环境与发展讨论会为契机, 逐渐将环境合作纳入能源合作的范畴, 加速了两国合作的步伐。1997年, 中美两国签订了《中美能源和环境合作倡议书》, 1998年又继续签订了《中美城市空气质量监测项目合作意向书》和《中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协定》及其它各项声明, 这无疑加深了两国的合作内容。小布什政府尽管单边主义盛行, 中美的环境议题的关注仍然没有减少。2008年6月, 中美战略经济第四次对话期间签署了《能源和环境合作十年框架协议》, 确定了十年合作起步的优先合作的5大领域: 电力、清洁水、清洁交通、清洁大气以及森林与湿地保护, 并成立了五个行动小组。同年12月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设立能源效率目标 ( 即第六大优先合作领域) , 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 ( 吴晓春, 2013) 。到了奥巴马政府, 合作的姿态显得很诚挚, 两国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奥巴马于2009年11月首次访华, 双方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双方这一合作推进了十年合作框架下的能效行动计划达成一致的进程。
2013年4月13日, 中美发表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美两国将在2013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之前建立气候变化工作组, 确定双方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2。
合作的基础是存在共同利益。在一定条件下, 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合作甚至在敌对者之间也是可能的, 这称之为“我活也让别人活” ( live andlet live) 模式。在全球化时代里, 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相互依存, 这是“一种复杂的跨国现象, 它包含国家之间多层次、多方面的互动模式, 并产生明显的相互敏感性和脆弱性” ( Robert Axelrod, 1984) 。中美两国在经济、生态、安全等领域表现出了明显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就气候问题上, 两国显然是“同呼吸, 共命运”的, 因此, 两国的合作也是必然的。“合则两利”是一个常识。首先, 在节能减排方面, 中美两国为提高经济效能都迫切需要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美国是高消费、奢侈型消费模式的国家, 能源消耗极大;而中国由于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能耗强度是美国的四 倍, 而能源效 率仅是日 本的1 /9 ( Gerherd Mally, 1976) 。但一个事实是气候问题赫然纸上, 节能减排是一个降低耗能的重要手段。其次, 在能源安全方面, 中美两国开发可替代能源均显格外迫切, 因为两国都是依赖石油和煤炭的能源消费模式的国家, “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 两国都在广泛地使用煤炭发电, 中国能源需求的2 /3和发电量 的80% 要靠煤, 而美国22% 的一次能源和49% 的电力来自煤炭”3。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石油进口国, 美国的用油量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 约占全球用油总量的25% 。中国位居第二, 用油量约占世界总量的9%4。中美急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开发新能源, 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再次, 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 为了抢占未来更多的经济发展空间和市场, 中美两国都迫切需要开发新能源产业。2008年的金融海啸至今还留有余震, 新能源企业将会成为两国走出经济阴霾的突破点。此外, 在气候谈判上的发言权被视为两国暗中较劲的一个方面。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稳固基础就是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能够取得理想成果。
二、中美气候外交领域的分歧及原因
在国际社会上, 美国和中国是被公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形象代言人”的。尽管中美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成就斐然, 然而, 由于身份认同和利益认同等差异, 中美两国在气候外交中存在着立场和利益的对峙。与双边层面环境合作的蓬勃开展不同, 双方在几个重要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与分歧的, 个别问题甚至是严重对立的, 比如说, 环境保护的责任问题、资金和技术的共享问题、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首先, 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所持的观点就大相径庭。美国政府认为: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都应当承担责任, 因此“共同”的责任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应当承担“同等”的责任; “区别”的责任是指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根据其经济发展规模、温室气体排放程度以及能源使用情况加以区分, 在此基础上由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承担有区别的责任 ( 董勤, 2009) 。而在中国看来, 如前面所述, 强调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立场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但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 更应该带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毫无疑问, 发展中国家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是要发展经济、消除贫困, 如果发达国家在这些基本的承诺方面能够切实有效的执行, 那么发展中国家履行公约义务的程度也会令人满意。
其次, 在具体的节能减排指标和技术、资金援助方面的分歧。美国在哥本哈根会前作出的承诺是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 , 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认为, 该目标仅是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 , 离IPCC要求的25% -40% 的目标相去甚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 希拉里大打资金牌, “富国于2020年前为穷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1 000亿美元援助, 但条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减排, 并向国际社会保证其透明度”5。由此可见, 美国政府的言论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就在2012年多哈会议上, 重申在2020年前实现“绿色气候基金”每年入款1 000亿美元的目标, 而美国至今还没有行动。
关于气候技术转让的方面, 美国是谈判中最大的障碍, 以本国技术主要由私人部门掌控, 涉及知识产权等为由, 提出走商业化途径淡化政府的途径来获得技术援助, 这样使得中国引进低能排放的设施成本大大提高。
再次, 对碳交易机制的立场不同。碳交易最早由欧盟提出, 即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 一些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国家可以出售自己的碳排放量给那些碳排放超标的国家, 得到这些权益的国家可以适当抵消自己的碳排放量。美国主张实行碳关税, 外交部官员、气候谈判代表高风则表示, “如果要征税就会转嫁到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消费者身上, 把中国的钱给小岛国联盟, 发达国家就相当于是‘美国请客, 中国买单’”6。清洁能源发展机制 ( CDM) 是谈交易的一个灵活机制, 它的初衷在于通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解决全球变暖问题而采用的市场机制。截至2012年11月末, 在5 100多个的CDM注册项目中, 中国的注册项目超过2 600个, 占50% 以上。可以看出, 中美对碳交易市场持两种相反态度。美国政府在气候谈判上的言论和做法显然是居心叵测, 以此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 矛头直指中国。
国际关系著名学者基欧汉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观点认为: 国际关系的社会结构决定了物质结构, 即行为体占支配地位的信仰、规范、观念和认识等文化因素对于行为体的实力分配、行为体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活动的模式起着重要作用。这种社会结构也是合作的一个基础, “认同是利益的基础, 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 ( 陈岳, 2011) 。中美在气候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首先是两国对于身份的认同上存在歧义。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 指某行为体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通过与“其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美国站在发达国家立场上代表着伞形集团利益, 而中国代表着发展中国家, 双方在身份认知上的不同导致了发展背景和发展前景的不同, 敌对的看法很容易使两国相向而对。
两国的信任感的缺失很容易忽视两国长远的共同利益, 而着眼于相对不重要的事务上。如前所述, 气候外交是一个外部性很强的产品, 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搭便车效应及其明显。“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 曼瑟尔·奥尔森, 2011) 。利益的错位是导致分歧的直接原因, 中国认为美国应该履行《议定书》内容, 美国国会则认为如果兑现了技术转让、资金援助的承诺, 其经济复苏计划定会受到影响。
三、中美两国气候外交的前景展望
中美在气候议题上长期存在着分歧, 如何实现双方跨越式的战略合作成为一个巨大的考验。国际社会需要在双边的交流、增强战略互信和多边的联合国框架下共同努力。
一是要实现中美两国战略互信。合作的基础源于认同的一致, 中美应该从经济、政治等高度进一步实现战略互信。在“破除旧观念、建立新认同”的理念下, 奠定双方最基本的信任基础, 使两国气候合作迈出实质性的一步。战略互信首先要转变身份认同, 尽管两国的基本国情存在本质区别, 但随着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切实推进与实施, 美国越来越需要重新审慎对待中国的排放现状, 进而重新理性定位中国的环保形象。中美两国只是大集团中的参与国, 没有能力躲避自然给他们的惩罚, 也无法回避“只有一个地球”的事实和参与治理的责任。
二是对气候变化问题有一个科学的共识。明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突破国际气候合作的前提, 两国需要认识到加强气候变化行动与合作所带来的互惠利益与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三是在合作的行动中检验认同的一致性。中美两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对于鼓舞其他各国展开行动有着强有力的榜样作用。在双边高层方面, 开展两国高层峰会, 定期举行双方高层领导委员会和技术专家委员会交流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至2002年开始的高层对话模式, 在一些领域已经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应该继续重点扶持, 将更多领域的话题引入到对话中去。加大科研投资, 必要的合作机制创新, 给予双方更好的发展空间。
四是在双边的民间交流中, 政府应该放宽条件, 鼓励推动民间企业和个人在推动节能减排的合作。不仅要在政策上给予方便, 还要在财政上给予补贴。同时, 对于媒体宣传需要一定的引导, 利用新兴网络技术, 推动优秀影片、书籍走向对方国, 加强“正能量”在民众间传播。举办青少年之间的气候变化体验夏令营等活动, 让新一代的力量来影响政府决策。
五是在多边谈判上, 双方应该引导不同集团的成员国谋求共识, 为更强有力的全面协作铺平道路。慷慨的辅助弱势国家和组织, 给予它们技术培训, 资金援助。两国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一, 也是国际话语权最重的大国, 将自身的国际权威化作国际合作的姿态。
六是要推进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合作。气候谈判难以落实很大程度在于缺少有力的监督机制。不同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完整结构, 国际社会当前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即没有一个集权的政治实体, 完全凌驾于主权国家的权威性机构来统领世界, 因此, 在应对气候问题上很难存在一致性的举动。但就目前取得的成就来看, 联合国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起着协调、联络、校正等作用。“联合国它长期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气候秩序、确立解决气候问题的原则、主导着国际多边气候合作进程、制定科学权威的评估报告, 围绕气候变化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安排,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具有主导性的作用” ( Robert Gilpin, 198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就是在联合国框架下, 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经过多年研究形成的两个重要的法律文件, 一直引领着气候谈判的进展。因此, 推动中美在气候外交上的合作仍然需要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努力。
中美先后都签署了《框架公 约》和《议定书》, 两个文件对两国都存在着约束力。尽管美国一再想要另辟蹊径, 独当一面, 但是这两个重要的文件依旧是国际社会努力的方向。在两国自身做出努力的同时, 应建立起完备的监督机制。国际社会, 特别是联合国这一气候谈判的东道主, 必要的联合一些国家采取经济制裁等措施, 强行推行。联合国秘书长发挥个人影响力, 积极斡旋, 推动气候大会往实质性方向进展, 而不是成为各国作秀的舞台。
从国际格局角度, 多极格局还是存在极大优势的。欧盟作为一支国际力量, 尽管内部问题重重, 但就气候问题上仍可以给美国施加压力, 进而通过三角关系的掣肘来扭转中美两国因政体形式带来落实行动上的不对称。
参考文献
[1]Kurt Mcamphelled, Climate Cataclysm:The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 of Climate Change[M].Washington: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2008:217-220.
[2]关孔文.试析全球气候问题中的集体行动困境[J].社科纵横, 2012, 27 (9) .
[3]吴晓春.中美环境合作的成效与问题[J].湖南科学报, 2013 (1) .
[4]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M].Basic Books, Preface, 1984.
[5]Gerherd Mally.Interdependence-the European Connection in the Global Context[M].the Atlantic Con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6:5.
[6]董勤.巴厘岛会议后的美国气候外交策略[J].法制与社会, 2009 (1) .
[7]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 :48.
[8][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 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1.
[9]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of World Politics[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气候合作 篇2
共创美好未来
——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论坛上的讲话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解振华
（2012年12月4日，卡塔尔多哈）
尊敬的克拉克署长、各位部长、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欢迎各位来到多哈“中国角”，参加“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论坛”，就加强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进行交流和探讨。
气候变化是人类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面临的最大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积极应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离不开国际制度，也离不开务实合作，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则是推动这两个 轮子前进的重要力量。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保护环境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国际机构、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低碳产业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愿意与发展中国家加强交流、相互借鉴，为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尽一份力量。
在今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宣布中国政府将安排2亿元人民币开展为期3年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大约每年1000万美元），支持和帮助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等应对气候变化。今年，我们已与格林纳达、埃塞俄比亚、马尔代夫等10个国家签署了应对气候变化物资赠送的谅解备忘录，成功向相关国家赠送节能灯50多万盏和节能空调1万多台。目前，相关节能灯产品已经 运抵格林纳达并完成交付，预计将为格林纳达公共部门提高能效50％，每年节约公共用能支出100万美元。今天，我们还要在这里举行向埃塞俄比亚赠送节能灯产品的交付仪式。
截至目前，我们还成功地举办了12期研修班，为87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380余名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我们将继续加大适应气候变化、林业、技术转让与推广、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培训力度，计划在未来2年内再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培训2000名官员和技术人员。
应该说，我们是在时间比较紧张、经验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完成上述的产品赠送和培训任务的。在此，我要感谢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也要感谢相关国家政府机构的高效工作。下一步，我们还要进一步创新合作模式，加强与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合作，为南南合作 注入新的活力。
各位部长，女士们，先生们，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如何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这是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新课题。我们要加强交流对话，互相学习借鉴。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面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问题，政治意愿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气候变化对全人类、包括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严重影响，一贯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的地位，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我们将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优化。
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我们的目标 是实现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为此，我们注意统筹协调，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我们制定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和《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总体战略》。我们正在探索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研究开征碳税，研究起草《应对气候变化法》。我们设立了“全国低碳日”，向公众普及气候变化科学知识。我们在推动国内地方工作中采取了试点先行、分类指导的做法，积极稳妥地推行气候变化政策。
各位部长，女士们，先生们，回顾1992年里约会议以来的历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是国际社会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取得的成果，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各自能力原则凝聚了各方的广泛共识，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基础和行动指南，必须倍加珍惜、巩固发展。多哈会议应在公约和议定书的框架下 继续前行，必须坚持公约和议定书的基本原则，必须不断巩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制度基石。2007年，我们共同达成了“巴厘路线图”。我们应同心协力，不辱使命，希望全面落实“巴厘行动计划”各项任务，为我们5年前开启的巴厘进程做出一个圆满的交待。
气候变化问题是不可持续发展产生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历史上工业化过程中无约束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发达国家既负有历史责任，又拥有低碳技术和多年发展积累的资金，因此，发达国家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切实兑现承诺，有效大幅度减少自身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应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转让，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各位部长，女士们，先生们，中国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长 期以来，我们本着“真诚友好、平等互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支持和参与各领域的南南合作。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力度，从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同时我们也将更加广泛地开展与所有国家的政策对话和交流合作，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和完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从而促进共同发展，造福子孙后代。
气候合作 篇3
清洁能源技术、
能源行业改革和
能源安全领域的
合作，可以为中国的
经济转型提供新的
动力，也能为美国
的经济复苏提供
更多支持，同时
贡献于稳定世界
经济和应对气候
变化的努力。
在以各自不同方式纪念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抗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后，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本月将在华盛顿正式会晤。这是两国元首的第三次正式会晤。
然而此次“习奥会”所处的背景较前两次更为复杂。尽管中美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有加剧的趋势，但最近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一系列波动却再次强调了中美合作的紧迫性。
中国经济放缓一定程度上压低了国际油价，也对美国的“页岩油气”繁荣和在此基础上的美国经济复苏带来了压力。世界两大经济体在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和能源决策也许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经济未来几年的走势。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谈判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从“习奥会”后到巴黎谈判只有不到10周时间，中美能否更进一步，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取得更多共识与合作，也是各国在正式谈判开始前最期待的问题。
在连续的降息降准后，中国政府需要在下半年做出艰难选择，是重新回到依赖投资刺激经济的老路上，还是坚持推动体制、生产要素价格和垄断性行业的改革？考虑到中国经济的体量，无论哪种选择的影响都会是世界性的。
然而，环境与经济发展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好的投资驱动可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
如果能够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来治理污染，提供对清洁能源和技术有利的投资环境，中国的环保努力和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同样是潜力巨大的经济发展机会。据估计，“十三五”期间中国的环保支出总额预计将超过1万亿美元。美国可以帮助中国实现这一目标，并为美国企业带来更大的市场机会。
在中美两国战略经济对话中，相关重点领域的投资与技术合作已经作为主要成果得到了两国政府的支持，这些合作包括载重汽车燃油标准、页岩气、锅炉效率和智能电网等。
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推动公私合营项目来稳定经济增长，但在推动项目融资和保障私营部门经营环境等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制约了最有活力的民营经济进入。在有效利用市场力量引导私人投资转向清洁能源方面中国还需要向美国学习。
中国也需要进一步深化能源行业的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油气，电力等垄断行业的改革，以及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成为能源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中国需要打破油气行业的准入限制，建立有活力的石油天然气交易市场，继续推动天然气和电价市场改革。作为更加清洁的化石能源，天然气可以为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经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但目前却受制于市场与行业限制，以及扭曲的替代能源价格。中国计划于2016年建立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将有助于缓解这种情况，但最重要的还是亟待推动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随着美国向亚太地区出口非常规油气的前景逐渐明朗，中美在共同维护亚太能源供应稳定上有着共同利益。
尽管并不是《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内容之一，但是中美需要协调两国的石油政策，包括评价非常规石油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其副产品石油焦的消费问题，加深合作和建立制度化的对话机制。这将缓解中国在能源安全上的担忧，有利于实现两国共同的气候目标，并为中国参与国际能源治理创造条件。
中美两国在清洁能源技术、能源行业改革和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可以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新的动力，也能为美国的经济复苏提供更多支持，同时贡献于稳定世界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著名学者阎学通提出，“中美之间的良性竞争，具体就落实在给国际社会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实践 篇4
1 与国际组织的合作
1.1 引进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
国际组织掌握大量资金,以经费和项目运作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参与国不仅可以引入国际资金在本国开展相关工作,而且在参与、执行的过程中可以引进先进的环境友好技术,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舞台上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我国积极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基金会等机构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全球环境基金等多边金融机构合作,参与并执行相关项目。例如,2014年,国家发改委执行了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的“增强对脆弱发展中国家气候适应力的能力、知识和技术支持”项目,开展亚洲开发银行支持的“碳捕集和封存路线图”项目,参加由联合国基金会、全球清洁炉灶联盟秘书处召开的“全球清洁炉灶联盟”相关会议并开展国内试点活动[1]。这些项目不仅体现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也促进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领域的能力建设。
1.2 利用国际组织平台,开展多边合作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桥梁,国际组织拥有资金、资源、渠道和良好的信誉,能为国际合作项目的实施提供有力保障。同时,也因其特殊性质,可以避免政治、文化、宗教方面的冲突,更有效的协调并促成合作。发达国家在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时,特别注重与国际组织合作,借助他们的平台和影响力,有效推动项目实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国在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的过程中,除了引进资金、智力、技术外,也注重和国际组织合作拓展面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
2008年我国科技部与UNEP签署了《关于非洲环境技术与机制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于2009年启动中国联合国非洲环境合作项目。该项目旨在推动南南合作,提高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项目第一期已于2010年底完成,重点开展社区废水处理利用示范和培训、雨水积蓄利用技术咨询和培训、坦噶尼喀湖水环境检测与资源生态保护能力提升、干旱预警机制及适应性技术示范;第二期已于2014年完成,涵盖水资源规划与保护、水处理、干旱预警、节水农业和防沙治沙等方面,涉及16个非洲国家。项目得到非洲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好评,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对于提升我国影响力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方面的话语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与发达国家的合作
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及技术研发上具有优势明显,在国际气候研究的协调机构和评估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并掌握话语权,发起并主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技术合作、国际组织和行动计划[2]。在此背景下,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开展。
2.1 建立双边合作机制,加强气候变化战略政策对话和交流
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建立了双边对话与合作机制,就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相关务实合作进行交流与合作。例如,我国与美国建立气候变化部长级磋商机制,成立了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并在工作组下启动汽车、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能效、温室气体数据管理、林业和工业锅炉的行动;成立了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促进双方在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建筑能效和清洁汽车方面的合作;同意在二十国集团下就低效化石能源补贴进行联合同行审议等。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期间,就加强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形成重要共识,利用《蒙特利尔议定书》机制在内的多边方式削减氢氟碳化物(HFCs)的生产和使用,并于2050年彻底取消氢氟碳化物的使用。2014年11月,中美两国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将合作扩大清洁能源联合研发,推进碳捕集、利用和封存重大示范,加强氢氟碳化物的合作,启动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倡议,推进绿色产品贸易,开展实地清洁能源示范。
2.2开展务实合作,引进先进气候友好技术和成功经验
发达国家掌握大量气候变化领域的技术、专利、创新,我国在与发达国家合作时,注重引进先进的气候友好技术,借鉴成功经验,来提高我国的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例如,国家发改委在“中澳清洁煤联合工作组”的支持下,开展国内产学研碳捕集、封存利用技术方面的培训和重大问题预研究;与美国开展新型结合增强地热系统的大规模二氧化碳利用与封存技术研究合作项目。环境保护部开展中挪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项目、中澳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环境影响与风险研究等。国家海洋局与意大利合作开展了“沿海地区生态系统能力建设项目”[3]。这些领域的务实合作促进了我国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基础能力建设工作,对提高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发挥了积极作用。
2.3 共同推动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发达国家在开展气候变化科技合作时注重通过国际组织的第三方平台作用、或发起和主导多边合作计划并吸收发展中国家参与。近年来,我国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搭建了一系列平台,在合作中积累了一些渠道和经验,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和态势比较良好。另外,由于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发展中国家相对接近,研发的技术也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接受能力,故而技术产品在这些国家比较受欢迎。基于这些原因,发达国家往往借助我国搭建的平台和渠道,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合作。
例如,2014年,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之一的云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共同承办了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沼气)国际培训班,面向发展中国家培训沼气行业的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管理者,以解决沼气技术层面和经济层面的相关问题,提高能源效率、推动低碳技术,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区域内的推广应用,同时促进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开发与能力建设。东盟秘书处、孟加拉、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泊尔、巴布亚新几内亚、泰国、美国的20余名学员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美方与缅甸、尼泊尔、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达成合作研究、人员交流等方面的合作意向。
3 南南合作
3.1 构架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机制
我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通过政府规划、资金保障构架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机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对南南合作提出明确要求:要加强南南合作机制建设,建立“南南合作基金”,扩大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资金规模,鼓励地方政府、国内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利用自身技术和资金优势参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积极推动我国低碳技术、适应技术及产品“走出去”。在资金配置方面,2011年以来,我国累计安排2.7亿元人民币用于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通过赠送节能低碳产品、能力建设培训等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和支持[4]。2015年9月,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发表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我国宣布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增强其使用绿色气候基金资金的能力。这些举措体现了我国以负责任的态度,支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3.2 能力建设
广大发展中国家资金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科技人力资源不足,严重影响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因此,能力建设一直是我国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重要方面,采取的方式主要有:
3.2.1 合作研究
2001-2014年,我国国际科技合作专项支持南南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项目共198个,支持经费6.8亿元,受益国家40个。建立了一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研发项目,如中国—肯尼亚太阳能光伏热水系统合作研究、中国—马里杂交水稻技术合作研发、中国—越南海浪与风暴潮预报合作研究等[2]。
3.2.2 技术培训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需求,我国各部委组织了多次技术培训,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应对气候变化各领域所需的人才。例如,国家发改委同海洋局举办“发展中国家海洋灾害监测与预警技术研修班”,为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9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技术培训;气象局组织了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关系、多灾种早期预警和气候服务系统技术培训[3]。仅2010-2012年三年间,我国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举办了150期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培训班,培训官员和技术人员4 000多名,培训领域涉及低碳产业发展与能源政策、生态保护、水资源管理与水土保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林业管理和防沙治沙、气象灾害早期预警等[5]。
3.2.3 物资赠送和技术援助
我国派出专家赴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援助。例如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太阳能技术促进转让中心)帮助坦桑尼亚编制全国太阳能发展5年规划,在吉布提进行太阳灶技术培训,帮助科特迪瓦制订全国光电推广规划,执行的中国援助古巴太阳电池生产线项目,给古巴提供部分单晶硅硅片、原料、试剂、实验专用品和部分设备,帮助古巴建成太阳电池生产线,年生产能力达到2 MWp,同时为古巴培训20名技术人员。2010-2012年,我国为58个发展中国家援建了太阳能路灯、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64个[5]。
3.3 技术转移
3.3.1 建立技术转移平台和服务体系
为促进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我国成立了多个区域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各中心在国内建立协作网、在国外成立技术转移分中心,通过举办技术产品对接活动,促进我国先进适用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如: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中国—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中国—南亚技术转移中心。
3.3.2 围绕重点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海外示范基地
发展中国家自然条件迥异、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我国的技术转移实践是在重点领域建立海外示范基地,宣传、展示我国的先进适用技术。例如,我国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组织太阳能企业在泰国曼谷阿裕塔雅技术学院(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yothaya(ITA))和泰国那黎宣大学(Naresuan University)建立示范基地,展示太阳能建筑一体化体系、太阳能路灯等产品,得到了泰国有关机构的认可,使该基地成为我国太阳能技术与产品面向东盟国家的宣传推广窗口,极大提升了我国太阳能技术和产品在东盟国家的辐射和影响力,有力促进了我国太阳能技术和产品的国际技术转移。
3.3.3 利用现有平台,促进技术产品“走出去”
通过政府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利用现有平台,推动我国低碳技术、适用技术及产品“走出去”。例如,通过上述项目的示范,我国太阳能产品得到了泰国有关机构的认可,为进一步扩大项目技术和产品在东南亚国家的推广应用,我国企业与泰方合作成立了帝国太阳能电池有限公司,已在泰国海滨安装了11 000盏太阳能路灯。
4 小结
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在积极与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开展项目合作、提高自身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同时,也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就应对气候变化建立了双边对话与合作机制,并为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提供平台和渠道。更重要的是,我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建立了南南合作机制和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技术、资金、产品等支持,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国正逐步成为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者。
摘要：我国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投身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借助国际组织平台,引进了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开展多边合作。与发达国家建立政策对话和交流机制,引进先进气候友好技术和成功经验,并一起推动面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建立了南南合作机制和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技术、产品等支持。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国正逐步成为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者。
关键词：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南南合作
参考文献
[1]解振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4年度报告[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26-32.
[2]孙洪.南南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R].昆明:北京理工大学,2014.
[3]谢振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3年度报告[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4:30-33.
[4]赵焱,陈威华.解振华:中国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EB/OL].(2014-07-10).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7-10/6370994.shtml.
气候合作 篇5
次
第2卷
第6期
2006年11月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和清洁发展机制专栏 259 中国大陆黑碳气溶胶排放清单 265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清单方法学进展 269 中国城市固体废弃物甲烷排放研究 273 IPCC能源清单指南进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277 清洁发展机制国际制度的现状和走向 281 全球碳市场动态
286 不同方案下中国CDM的成本－效益分析：基于CGE的实证模拟
研究短论
292 灌溉对局地气候的影响
296 中国北方春季沙尘暴的变化与ENSO的关系
对策建议
301 气候变化与碳排放权分配
动态快讯
306 2006年地球系统科学联盟（ESSP）全球环境变化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307 水文气象安全问题国际会议简介
书
评
308 对气候变化国际治理的系统思考——新书评介：《国际气候制度与中国》
310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征稿细则
赵行姝
高广生
崔彩霞
魏荣庆
秦
榕
李
威
曹国良
张小曳
王亚强
等
张小全
高庆先
杜吴鹏
卢士庆
等
杨宏伟 段茂盛 郑
爽
徐嵩龄
沈可挺
陈志华
戴晓苏 赵其庚
赵宗慈
Contents
Vol.2 No.6 November 2006 Articles 259 Inventory of Black Carbon Emission from China
CAO Guoliang, ZHANG Xiaoye, WANG Yaqiang, et al.265 Progress in Methodology of 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ry Inventories ZHANG Xiaoquan 269 Methane Emission from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China
GAO Qingxian, DU Wupeng, LU Shiqing, et al.273 Progress in IPCC Guidelines for Energy Sector Inventories and Its Impacts on China
277 Status Quo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DM Regime 281 Recent Development of Global Carbon Market
YANG Hongwei DUAN Maosheng ZHENG Shuang
286 A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China’s CDM with Different Scenarios: A CGE-based study Letters
292 Effects of Irrigation on Local Climate
XU Songling, SHEN Keting
CUI Caixia, WEI Rongqing, QIN Rong
LI Wei 296 Northern China’s Spring Dust Storm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ENSO Forum 301 A Study of Carbon Emission Right Allocation Under Climate Change News
GAO Guangsheng 306 Earth System Science Partnership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Open Science Conference
Held in Beijing
CHEN Zhihua, DAI Xiaosu 307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roblems of Hydrometeorological Security
Book Review 308 Deep Thinking o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of Climate Change ——Book review: “International Climate Regime and China”
ZHAO Xingshu
ZHAO Qigeng, ZHAO Zongci
中国大陆黑碳气溶胶排放清单
Inventory of Black Carbon Emission from China 曹国良, 张小曳, 王亚强, 车惠正, 陈
东
（中国气象局大气成分观测与服务中心, 北京 100081）
摘 要：通过汇总基础数据，计算了中国大陆2000年高时空分辨率的黑碳排放源清单。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政府部门，包括社会－经济数据、化石燃料和生物质燃料消耗数据等，绝大部分为县级水平。一些新的、中国特有的排放因子也在计算中被使用，计算出的全国和各地区的排放量使用了0.2°×0.2°经纬度网格来显示。计算的黑碳总排放量为149.94万t，主要由燃煤和燃烧生物质所致。这一排放结果比以前的清单要高，主要是因为乡镇企业和农村居民燃煤的排放量以前被低估了。东部地区的排放量比西部地区要大。黑碳的排放具有较强的季节性，1月和12月的排放量最大，7月和8月排放量较小；排放的季节性主要是由居民采暖的季节性所致。
关键词：黑碳；中国大陆；排放清单；季节性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清单方法学进展
Progress in Methodology of 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ry Inventories
张小全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北京 100091）
摘 要：介绍IPCC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CF）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方法学指南的进展，特别是针对IPCC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优良做法指南和IPCC 2006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重大改进，以及我国未来LUCF清单编制面临的挑战作了简要的介绍。
关键词：土地利用变化；林业；清单方法学；进展
中国城市固体废弃物甲烷排放研究
Methane Emission from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China 高庆先1，杜吴鹏2，卢士庆3，张志刚4，张恩深5，吴建国1，任阵海1（1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12；2 中国科学院 大气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29； 内蒙古气象局，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5；4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 100081； 沈阳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研究院，辽宁 沈阳 110013）
摘 要：甲烷（CH4）所引起的温室效应仅次于CO2，固体废弃物填埋处理所产生的CH4作为总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源的一部分，估算其排放量对于计算大气中整个温室气体增加所引起的气候效应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典型城市生活垃圾的采样分析，确定了最近几年中国城市固体废弃物（MSW）中可降解有机碳（DOC）的含量，并根据IPCC计算CH4排放量的方法以及全国不同区域废弃物管理程度状况，估算得到CH4排放量在全国范围内从东部到西部逐渐减少，且在1994-2004年排放量逐年增加。关键词：气候变化；城市固体废弃物；甲烷（CH4）；排放
IPCC能源清单指南进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Progress in IPCC Guidelines for Energy Sector Inventories and Its Impacts on China
杨宏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 要：综述了《IPCC 2006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在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方面的最新进展，初步分析了未来中国采用2006年能源清单指南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关键词：能源；温室气体清单；IPCC指南
清洁发展机制国际制度的现状和走向
Status Quo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DM Regime
段茂盛
（清华大学 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84）
摘 要：清洁发展机制（CDM）目前的国际制度导致了CDM项目开发交易成本较高、CDM对国际技术转让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以及CDM项目的直接可持续发展效益不明显等问题。因此，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改革的目标是提高CDM的运行效率、透明性和确定性，真正通过CDM实现额外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关键词：清洁发展机制；国际制度；改革
全球碳市场动态
Recent Development of Global Carbon Market
郑
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 要：世界各国实施《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使温室气体产生了价值，从而在气候变化领域正逐渐形成以温室气体为商品的碳市场。在此背景下介绍了国际碳市场的构成及其各组成部分2005-2006年的发展动态，并对未来碳市场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趋势做出了展望。虽然这个新兴的市场非常活跃，但由于国际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碳交易与自然环境和能源市场的复杂联系以及各种投机因素的影响，长期的全球碳市场仍将是高风险的商业领域。关键词：碳市场；动态；清洁发展机制
不同方案下中国CDM的成本－效益分析：基于CGE的实证模拟
A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China’s CDM with Different Scenarios: A CGE-based study
徐嵩龄1,2，沈可挺1（1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环境
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732）
摘 要：对中国CO2减排进行成本-效益的经济影响分析是有意义的。首先，提出国家层次和部门层次CO2减排成本和效益的概念及计算方法；第二，提出4种减排方案（经济-技术进步、能源结构改善、SO2排放控制与碳税），并就减排成本、效益与减排的总经济影响进行了减排方案与正常排放（BAU）方案的比较，以及减排方案之间的比较；第三，根据上述结果，对中国CDM项目的规划、设置、谈判和实施提出建议。关键词：CDM；成本-效益分析；减排方案；中国CDM政策
灌溉对局地气候的影响
Effects of Irrigation on Local Climate 崔彩霞1,2，魏荣庆3，秦
榕4（1中国气象局 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2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83；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4 新疆
气象信息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摘 要：基于局地气候的变化与灌溉面积的大小和强度的密切关系，概述了大面积灌溉使温度降低并且诱发局地降水、对云和局地灾害性天气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进展。结果表明：1）灌溉对局地气候的研究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在持续，并且随着新的数据和技术手段的发展，认识也在深入；2）大部分研究结论支持灌溉区温度降低、云量和降水量增加、灾害性天气也有所增加的观点；3）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虽然起步较早，但研究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关键词：灌溉；局地气候；气候变化
中国北方春季沙尘暴的变化与ENSO的关系
Northern China’s Spring Dust Storm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ENSO
李
威
（中国气象局
国家气候中心, 北京
100081）
摘 要：根据中国北方春季沙尘暴频率变化的特点，对南方涛动指数（SOI）、NINO3区海表温度与我国北方春季沙尘暴的发生频率做相关分析，并对ENSO事件与我国北方春季沙尘暴发生频率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我国北方地区1957－2002年春季沙尘暴发生频率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同时存在明显的年际和年代际差异。春季SOI与滞后1～2 a的春季沙尘暴发生频率、夏季SOI与滞后2 a的春季沙尘暴发生频率有较好的相关，但春季沙尘暴与NINO3区海表温度的相关不如与SOI的好。ENSO暖事件可能会使未来1～2 a内春季沙尘暴发生次数减少，而ENSO冷事件则有可能使其增多。关键词：沙尘暴；ENSO；SOI；NINO3；海表温度
气候变化与碳排放权分配
A Study of Carbon Emission Right Allocation Under Climate Change
高广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北京
100824）
摘 要：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表明，人类活动导致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增加，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措施就是减少或消除温室气体人为的过多排放。碳排放权的分配问题是关系到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生存权的问题。以气候变化的实质问题为基础，分析了气候资源和碳排放权的基本属性；进一步探讨了碳排放权的分配方案，并对国外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进行了对比评估。另外，还提出了影响碳排放权分配的重要因素。关键词：气候变化；碳排放权；公平分配；影响因素
2006年地球系统科学联盟（ESSP）全球环境变化科学大会
在北京召开
中国国家气候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气象局科技发展司
陈志华，戴晓苏
水文气象安全问题国际会议简介
中国气象局 国家气候中心
赵其庚，赵宗慈
对气候变化国际治理的系统思考 ——新书评介：《国际气候制度与中国》
赵行姝
气候合作 篇6
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对外科技合作领域的政策研究, 2010年初, 973计划在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下启动了“科技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项目, 课题之一就是“面向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适用技术转让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提出我国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的应对气候变化适用技术清单;就适用技术转移机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搭建技术转移服务平台;做好技术转移的示范工作等。
应对气候变化技术主要包括减缓气候变化技术和适应气候变化技术, 减缓气候变化技术主要包括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等;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主要包括农业减灾、节水农业、疾病防治和卫生防疫技术等。
气候合作 篇7
李俊峰长期从事能源经济和能源环境理论的研究, 先后组织并主持了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国家中长期可再生能源规划的起草工作、参与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能源法草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等重要文件的研究和起草工作。他还担任国家能源咨询委员、国家高技术计划 (863) 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全球风能理事会理事、国际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委员会副主席等。
1982年～2011年, 李俊峰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工作, 先后担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 所长助理、副所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主要论著有:《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控制问题研究》、《中国可再生能源技术评价》、《风力-12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解读》、《中国光伏发电技术市场分析》、《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等。
理性看待PM2.5标准:多鼓励少批评
人们对PM2.5的高度重视使环境问题发展到一个全新阶段, 在这样一个新的起点之上, 对于PM2.5的监测与公布无疑是处理环境问题的进步, 体现了管理方式的改进, 更显示了政府对人们呼吸健康问题力担责任的一种态度。只是这条路任重道远, 彻底改变还尚需时日。
“PM2.5在中国引起热议, 其实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步, 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要求不断提升的产物, 人们对PM2.5的高度重视使环境问题发展到一个全新阶段。”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主任李俊峰在我们提及PM2.5所带来的影响之时毫不犹豫地对其给出定论, “PM2.5的发布虽然是件小事情, 但绝对是中国环境保护的新起点、新转折。”
在环境保护方面, 我国过去一直重在总量控制, 发布总量数据, 可是这种环保总量数据值跟老百姓的切身感受没有直接关联, 而如今大气质量指数的公布却让人们感同身受, 因为与人们自身健康有着密切关系, 人们开始普遍关注, 进而逐步引起了全社会关于PM2.5的共同认知与讨论。而PM2.5的公布, 成为中国政府、环保科研机构以及媒体对于环保问题的认识, 从总量概念细化到空气质量概念所发生根本转变的重要标志, 成为时代进步的象征。这种从过去强调环境总量, 到现在切切实实地做实事的转换, 为环保各部门机构提供一种警示:有关环保健康的指标必须精确定量化, 而不能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据总值, 同时, 这也对政府管理部门提出精细化管理的要求, 以实现更高的追求。
就在PM2.5引起全民关注后, 环保部适时发布了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将PM2.5纳入考量范围,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们的认可。可是, 很快有心人士发现了国家标准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不同:国家标准将PM2.5的控制量设为年均值35微克/立方米、日均值75微克/立方米, 而世界卫生组织的PM2.5控制标准是年均10微克/立方米和日均25微克/立方米, 为什么我国的标准设置得这么低?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标准的不同源于情况不同, 我们现阶段没有办法与世界标准达成一致, 同时这也是我国防治PM2.5的第一阶段目标。”李俊峰面对这一问题时坦言, “关注数据其实并没有意义, 我们需要的是, 找到合适的方式切切实实地解决问题。根据中国目前城市污染程度而言, 我们如果能按现行标准做到将PM2.5控制在年均值35微克/立方米、日均值75微克/立方米就已经非常不容易。目前, 我们不应当与发达国家相比较, 因为经济条件、环境条件都存在巨大差异, 面临着诸多问题, 不可能现阶段就与国际标准接轨, 而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切实标准。”
目前, 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城市中PM2.5含量与当前控制标准相去甚远, 绝大数城市空气重度污染。在去年年底公布的国家卫生城市中, 南宁、昆明、贵阳等城市均上榜, 可是, 这些赫然在列的卫生城市也无法达到PM2.5的控制标准。在各种因素作用下, 中国的环境困局业已造成, 想达到快速改善的目的无疑不切实际。面对公众对中国PM2.5标准的笔诛口伐, 李俊峰呼吁大家理性对待:“大家对待中国PM2.5标准的出台应当持以鼓励、宽容的态度, 而不是一味批评, 这样对我们改善环境问题毫无意义。将PM2.5公布并强制要求检测是我们国家的一种进步, 体现了管理方式的改进, 更显示了政府对人们呼吸健康问题力担责任的一种态度。只是这条路任重道远, 彻底改变尚需时日, 目前只是试点阶段, 请大家不要过分苛刻要求。”
控制PM2.5:放慢脚步切实行动
对于PM2.5而言, 不是设立了一个标准, 提高了一个数值, 所有问题就得以解决, 而是需要将减排措施真正落到实处。要想得到蓝天, 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而将生活放慢, 将经济发展增速放缓才是解决PM2.5的根本之道。
中国在20至30年的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环境污染的加剧成为与经济发展如影随形的衍生物。我国消费了全球大约50%的煤炭, 人均煤炭消费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5倍。在我国, 环境污染问题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乃至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要严重得多, 尤其是空气质量。
“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对环境质量改善的要求值得尊重与认可, 但同时我们必须做好为此付出相应代价的心理准备。比如, 抛弃唯GDP至上观念, 减缓经济增长速度, 减少开车时间等等。”面对环境改善的迫切要求, 李俊峰显得语重心长, “对于PM2.5而言, 不是设立了一个标准, 提高了一个数值, 所有问题就可以解决, 而是需要将减排措施真正落到实处。PM2.5不仅仅是个标准, 而是一个行动, 是一种绿色发展战略。倘若没有这种认识, 而是片面关注PM2.5的标准和数据则毫无意义。要想得到蓝天, 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
美国在1987年开始采用PM10空气质量标准, 在基本解决PM10问题之后, 于1997年发布PM2.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虽然期间也经历了经济发展与环保问题的博弈, 但环境污染问题终究得到一定控制, 而我国在大气污染控制方面却一直裹足不前, 李俊峰向我们阐释了我国环境问题与国外的差异:首先, 我国是人口大国, 国外在人口数量上与我们相去甚远;其次, 让人望尘莫及的“中国速度”带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也造成了让人目瞪口呆的环境污染;最后, 地理环境差异。中国大多内陆城市环山而建, 使得污染物无法扩散。正是由于这些客观因素, 导致我国环境形势严峻, 因而我们必须从主观上更加努力, 比别国更加严苛地要求自己。然而, 现实恰恰相反, 我们不但没有承担起应付的责任, 反而变本加厉地污染我们的环境——不到10年的时间北京拥有东京花50年时间才发展到的汽车数量, 我们消费了全球大约50%的煤炭……
“高碳高污染的方式难以为继。我们需要低碳生活, 需要慢生活。将生活放慢, 将经济发展增速放缓才是解决PM2.5的根本之道。我们必须慢下来, 需要实实在在地做实事。”采访中, 李俊峰一再向我们强调, 控制PM2.5关键在于切实付出行动, 具体则体现在:
第一, 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唯GDP至上的观念, 放慢经济发展速度, 严格控制煤炭消费,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并提高其使用效率。同时, 必须严格控制汽车消费的增长, 减缓机动车保有量增速, 因为这将直接决定温室气体及污染物排放量的升降。控制汽车数量增长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发展公共自行车租赁行业, 恢复自行车的推广使用。
第二, 人们的消费观念须彻底改变。对大房子、大车子等物质的奢侈追求导致生活方式和环境发展的不可持续, 为了当下和未来的环境, 物欲必须控制与纠正。
第三, 多做实事, 少说空话。80年代开始倡导的“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的全民奋斗理念似乎早被人们遗忘并丢弃, 如今更多的人一边站在道德的高处批判现实, 一边将环境问题置于更糟糕的境地。请您不要忘记, 在环境问题上人人有责, 需要的是全民的付出——身体力行、亲力亲为地从我做起,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压力与责任驱动绿色发展
就在诸如PM2.5这样的环境问题都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之时, 我们却不得不面临国际压力所带来的强制减排目标。无论是国际压力, 还是自身需求, 我们都必须直面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推动我国环境革命和绿色发展。
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开始, 环境问题被正式作为全球性话题引起关注和讨论。在这40年间, 全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了传统意义上环保问题,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环保形势也不十分严峻, 碧水蓝天在那里不是奢望, 只剩下碳排放问题依然是全球性话题。而我国却是两方面并存:一方面, 国内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仍然处在“总体恶化, 局部改善”状况, 蓝天、碧水越来越稀少, 我们已经没有一条干净的河流和湖泊, 绝多数城市空气质量超标, 国内环境保护面临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国际减排压力不断施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同时也是能源消耗总量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居世界第一的国家, 我们必须勇担责任, 加以控制能源消耗,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适应全球趋势更为应和国内可持续发展需求, 做出自己的贡献。
“无论是环境污染治理, 还是减排温室气体, 都是难度较大的一项工作。因为这与人们的消费观念相悖——大家都想过舒适生活, 而这需要能源的支撑, 其代价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空气污染的加剧。”采访中, 李俊峰反复强调我们的最终出路, “基于对全球环境保护的认识和提高, 促使我们迎难而上去转变, 实现自身的发展转型, 改变增长方式, 改变消费观念, 推动环境革命与绿色发展,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又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面对压力的最终出路。而且, 我们必须要做的更好。”
面对我国承诺的温室气体强制排放目标, 以及国内“十二五”规划的节能目标, 我国已经背负了沉重的改善环境压力, 而PM2.5控制目标的确立, 无疑彰显了我国面对压力没有退缩却迎难而上的一种担当与改善环境的强烈愿望。李俊峰认为, “控制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及化石能源的消费, 实现了节能目标, 也必然将从严格意义上控制了PM2.5, 三者之间的关系相辅相成。”在中国, 70%左右PM2.5的产生是由化石能源消费造成的, 包括燃煤锅炉、窑炉, 汽车尾气等, 因此, PM2.5超标是经济发展的附加物。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 资源消耗增速大幅下降, 用更清洁的能源、生产生活方式, 才能减少大气污染物, 控制PM2.5, 最终实现绿色发展。
由责任与压力驱动而来的绿色发展已逐步在国人心中深化, 关于绿色发展的真正含义, 李俊峰结合自身气候谈判之路的经历, 有着自己的阐释:“受到国际环境影响, 70年代我们开始进行水污染治理, 对于这种治理观念的提出, 很多人认为其完全是‘帝国主义的圈套’, 为诱使我们放缓经济发展的脚步。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与认识也是如此。很多人同样认为发达国家率先提出的全球改善气候变化乃阴谋论, 以气候问题为挟持中国发展的砝码。其实, 不论是阴谋还是阳谋, 只要最终对我们总体发展有利就足够让人欣慰与鼓舞。而这种对气候协议的实施确实促进了我国环境革命, 促成了我们环境保护从总量到质量的改变, 这种促进对我们总体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延续, 延续的手段是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而幸福简单地体现在能呼吸到清洁的空气, 能喝到清洁的水, 能看到碧水、蓝天和白云。我归纳为一句话:发展的态度必须是三维的, 第一是发展, 第二是绿色, 第三是幸福。实现绿色发展, 促成全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