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差距（共12篇）
经济差距 篇1
一、苏南苏北界定与经济发展总体概况
(一) 苏南苏北界定。
江苏省委、省政府在谋划江苏“十五”发展时, 为了更好地加强分类指导, 依据区域发展不平衡、梯度特征明显的实际状况, 重新界定了苏南、苏北两大板块的范围。
苏南是一个地理概念, 也是一个经济区域, 由于其“苏南模式”而受到瞩目。以前苏南仅指苏州、无锡和常州三市;现今将南京、镇江与苏州、无锡、常州一起纳入苏南板块。
传统意义上的苏北包括江苏长江以北的所有地区, 即扬州、南通、泰州、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城8个省辖市。现在的苏北指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五市。
(二) 苏南苏北经济发展总体概况。
江苏全省上下近几年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线和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统筹推进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和促和谐各项工作, 经济运行呈现“骑自行车式”发展态势, 发展质量稳步提高, 民生继续得到改善, 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在“两个率先”征程上迈出了新步伐。
苏南经济呈现发展速度快和经济总量大的特点, 县域综合实力得到明显增强, 苏南地区的物流、金融和旅游等服务业也同步快速发展, 出现了服务业超过制造业的新局面, 苏南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成效也相对比较明显。
而苏北过去一直是江苏经济发展的洼地, 但近年来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当前, 苏北地区经济发展总体上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中时期, 能源、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跨上新的台阶, 初步构筑了大开放、大开发所必需的支撑条件;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明程度和人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苏北主要经济指标增幅连续7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2012年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由2007年的20.3%上升到22.5%, 人均水平连续2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苏北地区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与苏南区域经济相比仍然存在差距。
二、苏南苏北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从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 苏北在人口上比苏南多, 苏北土地面积是苏南的两倍, 粮食产量是苏南的四倍。但苏南地区总产值是苏北三倍之多, 三产增加值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是苏北地区的三倍。在进出口总额上看, 苏南地区遥遥领先于苏北地区。苏南地区地方财政一般收入比苏北高两倍多;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苏北是苏南的三分之二。苏南地区实现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是苏北的将近三倍, 苏南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是苏北的两倍。在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中, 苏北是苏南的五分之三。总之, 苏南大多经济指标远远高于苏北。 (表1)
数据来源:江苏省苏南苏北各市统计局数据计算所得
三、苏南苏北经济差距成因
苏南苏北的经济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 与两地的文化底蕴、地理位置、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辅助等许多综合的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两地差距主要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二是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对于罗列的经济指标来看, 形成苏北与苏南差异的因素主要有:
(一) “非均衡战略”因素。
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主要从现有资源的稀缺性角度指出均衡增长的不可行性, 强调以点带面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代表性的理论有谬尔达尔 (1944) 的累积循环理论、佩鲁 (1955) 的增长极理论以及赫希曼 (1958) 的非均衡增长理论等。基于这样的理论, 改革开放后, 中国政府实施了“梯度发展战略”和“先富带后富”的战略构想。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1984年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 经过近三十年的实践证明, 苏南得到高速发展, 苏北大发展等战略决策并没有真正从体制上、机制上得到落实, 从而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目标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二) “产业结构”因素。
克拉克在经济学著作《经济进步的条件》中提到了“三次产业结构”, 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配第-克拉克定律”:随着经济的发展,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 进而再向第三产业转移。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动因是各产业产品需求收入弹性的差异, 其中, 第一产业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 第二第三产业产品则反之。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 发展高收入弹性的二三产业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然而, 现实是我国的农业发展大多聚焦在东部地区, 再加之人口的增长, 有限的土地面积已经紧张甚至匮乏, 限制了农业产业化水平。苏北地区的劳动力农业化水平当下的特点是:生产效率低, 较多的占用了劳动力资源, 这也是苏北地区二三产业比重较低的一个原因。苏南的第一产业相对较低, 而苏北地区的第一产业相比苏南较高。虽然苏北地区的农业有较高区位优势, 但专业化水平低, 且需求收入弹性在不断下降。
(三) “外商投资”因素。
自2003以来, 苏南苏北地区抓住机遇, 大力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引进, 使得外商直接投资额不断增加, 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2005年到2012年, 苏南、苏北地区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60%和22.66%, 其中苏北地区增速相对较快。然而, 在外商直接投资额快速增长的同时, 苏南苏北之间的外商投资差距却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截至2012年, 苏南地区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了228.80亿美元, 而苏北仅有71.18亿美元, 前者是后者的3.21倍, 外商投资差距十分明显。 (图1)
(四) “基础设施”因素。
基础设施是指为生产、流通等部门提供服务的各项设施, 主要包括交通、能源、电信、供水、防洪、环保、灌溉、防林、科研、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具有与区域经济同步增长的性质, 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也是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表2显示苏北地区科学技术支出仅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5.1%, 仅为苏南地区的三分之一左右;邮政业务总量方面苏南是苏北的3倍多;而苏南的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也大大超过了苏北地区。此外, 在电信、环保、医疗、教育等方面苏南也优于苏北。 (表2)
四、缩小苏南苏北经济差距的对策
(一) 推进南北联动, 促进区域共同发展。
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项目帮扶与社会保障相结合, 深入推进苏南苏北城市群联动发展战略:第一, 江苏省政府通过分类指导, 加强交流与合作, 引导产业、资金及技术由南向北转移, 加快苏北振兴;第二, 苏南应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把一些产业对接到苏北;第三, 苏北要抓住机遇, 主动加强与苏南的沟通与合作, 积极承接苏南产业转移, 寻求分工合作的最佳点, 努力推进苏北发展, 实现江苏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 优化产业结构,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
在产业转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着力于苏北产业结构的调优、调高、调轻;采取有效措施, 加快现代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突出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构筑以新兴产业为先导, 支柱产业为支撑, 都市型工业为特色, 生产性服务业为配套, 符合新型工业化的产业结构体系, 不断推动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三) 开展招商引资, 充分有效利用外资。
苏北地区经济整体不发达, 全面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 应该充分利用发展平台提升的优势, 按照“外资、内资、央资并举, 重点突破外资”的要求, 大力实施“招大引强、招高引优”战略。苏北地区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 必须立足于本地实情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经济发展战略, 在扩大引资规模的同时, 战略性地开展招商引资工作, 着力于外资利用质量的提高, 使得“引资经济”能有力促进苏北地区竞争力的提升和经济国际化的进程。
(四) 加大财政投入,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苏北地区基础设施由于长期投资不足, 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水平, 所以亟须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基础设施投资现状。当前, 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的指导方针建设苏北地区的基础设施, 缓解制约苏北发展的“瓶颈”。政府要制定和执行好中长期发展规划, 合理布局重大建设项目, 统筹财政性资金并引导社会投资方向, 加大政府对苏北地区的财政投入, 为苏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上的保证。
综上所述, 经济指标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要素, 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参照。如何进一步缩小苏南苏北经济发展的差距极为重要,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苏北如何寻找出一条经济的新方向和新特点的道路至关重要, 从而实现苏北的区域优势、又好又快的发展经济和提升苏北人民的幸福指数。
摘要：本文对苏南苏北主要经济指标进行比较, 分析其产生巨大差异的“非均衡战略”等因素, 并基于成因的形成, 提出有针对性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苏南,苏北,经济差距,成因,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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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志宪, 虞孝感.江苏省城市化区域差异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 2004.
[3]徐从才.江苏产业发展报告——江苏区域产业竞争力评价[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经济差距 篇2
2010-06-17
摘 要：县域经济是指县域范围内以城镇为中心，以农村为基础，由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域性经济。它既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体，又是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交汇点，是国民经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原因和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新疆县域经济同全国特别是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通过分析新疆县域经济发展差距，提出新疆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新疆，县域经济，发展差距
新疆地域辽阔，共有98个县级行政单位，包括11个市辖区、19个县级市、62个县和6个少数民族自治县。除了乌鲁木齐市辖酌7个区、克拉玛依市辖的4个区，以及自治区直辖的4个县级市外，其余的83个县（市）均为本文研究的范围，这些县市约占全疆国土面积的91%，居住着87%以上的人口。本文把全疆划分为北疆、东疆、南疆三部分，其中，北疆包括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和乌鲁木齐市的乌鲁木齐县，共8市27县；南疆包括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共5市37县；东疆包括哈密地区和吐鲁番地区，共2市4县。
2007年，新疆县域实现生产总值1998.74亿元，占全疆生产总值3523.16亿元的56.73%。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新疆县域经济同全国特别是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县域经济不发达直接影响着新疆经济整体竞争力以及居民的收入水平。在“第八届中国百强县（市）”名单中，新疆仅有库尔勒市人选，排名第39位。
县域是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主要分布区，县域经济与民族经济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县域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并有利于提高农牧民的收入。
一、新疆县域经济发展差距分析
由于地域辽阔，新疆县域间自然条件、区位、资源禀赋等差异较大，发展不平衡，在人均GDP、产业结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财政收支以及城市化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一）县域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分布的差异
在83个县（市）中，有57个县（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其中，4个县（市）在东疆地区，17个县（市）在北疆地区，36个县（市）在南疆地区。南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高于其他两个地区。
在东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6.24%，其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最大的县（市）是托克逊县，为84.01%，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最小的县（市）是哈密市，为31.13%；在北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7.75%，其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最大的县（市）是伊宁县，为81.76%，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最小的县（市）是奎屯市，为5.14%；在南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3.89%，其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最大的县（市）是和田县，为99.50%，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最小的县（市）是尉犁县，为28.61%。
（二）人均GDP差距
人均GDP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指标之一。新疆各县域间这一指标差距较大，其中，东疆2市4县，人均GDP为22158.50元；北疆8市27县，人均GDP为14973.11元；南疆5市37县，人均GDP为11009.62元。南疆明显落后于其他两个地区。
在83个县（市）中人均GDP排前10位的，除库尔勒市在南疆外，其余均在北疆和东疆（见表1）。
（三）产业结构差异显著
产业结构反应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2007年新疆县域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24.83：43.71：31.45，属于“二三一”型，与全国及全疆平均水平相比，第一产业比重高，第二产业比重偏低。
东疆、北疆、南疆县域产业结构构成差异较大。东疆地区三次产业比重为11.72：56.37：31.9l，产业结构屑于“二三一”型；北疆地区三次产业比重为29.69：34.26：36.06，产业结构属于“三二一”型；南疆地区三次产业比重为23.39：50.84：25.77，产业结构属于“二三一”型。
从各县（市）具体情况来看，产业结构有六种组合方式，如表2所示。
第一，有7个县（市）呈“三二一”结构，其中，有2个属于东疆，分别是吐鲁番市和哈密市；有3个属于北疆，分别是昌吉市、伊宁市和布尔津县；有2个属于南疆，分别是乌恰县和和田市。
第二，有9个县（市）呈“二三一”结构，其中，有2个属于东疆，分别是鄯善县和托克逊县；有4个属于北疆，分别是阜康市、奎屯市、托里县和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有3个属于南疆，分别是库尔勒市、库车县和拜城县。
第三，有15个县（市）是“三一二”结构，其中，有2个属于东疆，分别是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和伊吾县；有6个属于北疆，分别是乌鲁木齐县、塔城市、阿勒泰市、青河县、吉木乃县和博乐市；有7个属于南疆，分别是阿克苏市、柯坪县、阿图什市、阿克陶县、阿和奇县、策勒县和民丰县。
第四，有5个县（市）是“一二三”结构，全部分布在北疆，分别是呼图壁县、玛纳斯县、乌苏市、沙湾县和福海县。
第五，有28个县市是“一三二”结构，其中，12个属于北疆，分别是齐台县、吉木萨
尔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霍城县、巩留县、昭苏县、特克斯县、额敏县、裕民县、精河县和温泉县；有16个属于南疆，分别是尉犁县、且末县、焉耆回族自治县、和静县、和硕县、博湖县、温宿县、沙雅县、新和县、乌什县、阿瓦提县、和田县、墨玉县、皮山县、洛浦县和于田县。
第六，有7个县市是“二一三”结构，其中，有5个属于北疆，分别是伊宁县、新源县、尼勒克县、富蕴县和哈巴河县；有2个属于南疆，分别是轮台县和若羌县。
（四）县域农牧业产值比重高，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差距较大
2007年，83个县（市）的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均在70%以上。在东疆，各县（市）的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平均为96.26%；在北疆，各县（市）的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平均为95.53%；在南疆，各县（市）的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平均为90.69%。
在83个县（市）中，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最高的县（市）是沙湾县，为263515万元。东疆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平均为71074万元；北疆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平均为98756万元南疆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平均为102977万元。可以看出，南疆县城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的县域。各地区内部之间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差距也较大。在东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最高的县（市）是吐鲁番市，为108652万元，最低的县（市）是伊吾县，为25384万元；之间相差83268万元；在北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最高的县（市）是沙湾县，为263515万元，最低的县（市）是奎屯市，为4828万元，之间相差258687万元；在南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最高的县（市）是库尔勒市，为250116万元，最低的县（市）是阿合奇县，为8722万元，之间相差241394万元。
（五）县域之间财政收支悬殊
2007年，83个县（市）全都是赤字财政。东疆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平均规模为1298.89元，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平均规模为3456.72元，赤字达2157.82元，其中赤字最大的县（市）是伊吾县，为6681.85元；北疆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平均规模为1013.41元，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平均规模为2805.68元，赤字达1792.22元，其中赤字最高的县（市）是吉木乃县，为4401.79元；南疆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平均规模为646.62元，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平均规模为2448.24元，赤字达1801.63元，其中，赤字最大的县（市）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为5403.04元。
各地区县（市）之间财力差距悬殊，其中，东疆各县（市）中，最高的鄯善县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2507.33元，最低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477.15元，之间相差2030.18元；北疆各县（市）中，最高的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12884.92元，最低的昭苏县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153.02元，之间相差12731.9元；南疆各县（市）中，最高的轮台县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4536.73元，最低的英吉沙县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64.24元，之间相差4472.49元。
（六）城镇化水平差距较明显
2007年，新疆城市化率为39.64%，县域城市化率为36.28%。83个县（市）中有47个县（市）高于县域城市化平均水平，其中，东疆有1个、北疆有13个、南疆有22个。同时，各地区内部县域之间城市化水平差距较大，东疆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县（市）是吐鲁番市，城市化率为100%；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县（市）是托克逊县，城市化率为19.51%。北疆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县（市）是昌吉市、伊宁市、奎屯市、塔城市、阿勒泰市、博乐市，城市化率均为100%；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县（市）是昭苏县，城市化率为15.57%。南疆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县（市）是库尔勒市、阿克苏市、阿图什市、和田市、喀什市，城市化率均为100%；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县（市）是疏附县，城市化率为9.68%。
二、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的建议
根据新疆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可以看出，各县域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因此，实现各县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现提出以下建议：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做好县域经济的定位
根据各县域的比较优势，探索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如资源转换型、农牧业产业化型、工业优化型、旅游资源型、市场带动型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等。
与此同时，发展小城镇可以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各县域应当走各具特色的小城镇建设之路。以工业型为主的小城镇，主要是建立工业园区；以旅游开发型为主的小城镇，主要是凭借其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及相关服务业；以农牧业产业化型为主的小城镇，主要是形成以农牧产品加工为主体的产业链；以市场带动型为主的小城镇，主要是建立特色资源产品的交易市场。目前，应以县域、中心城镇、位于交通枢纽上和边贸城镇的建设为主，增强其经济辐射力，使之成为重要的增长极，成为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促进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的交流与合作，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二）为经济水平较低的县筹措发展资金
县域发展资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依靠县域的自我积累；二是依靠外部资本的注入。新疆经济水平较低的县应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多方面、多渠道筹措县域经济发展资金。
首先，加大金融对县域的支持力度，切实解决县域融资困难。对于贫困县的农牧民，根据其生产生活的需要，发放小额信贷，让农牧民在贷款的帮助下自力更生，提高收入。
其次，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目前，财政出现造血不足的问题，为了扭转财政困难的局面，除了积极争取国家进一步扶持和帮助外，更主要的是要靠自己，采取更有效的培养财源和增收节支措施来渡过难关。
再次，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取外资。改革开放之初，新疆的利用外资项目主要是一般加工业项目和旅游设施项目。1992年以后，新疆利用外资向农业开发、能源和原材料生产、基础设施等方面拓展。如联合国粮食组织无偿援助的阿勒泰“2817”工程。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新疆经济水平较低的县应当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改善投资软、硬环境，积极吸引外资。
（三）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内生增长能力
新疆欠发达县产业结构普遍存在层次较低、增长能力弱的问题，这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一方面，欠发达县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另一方面，自治区政府要运用产业政策进行引导和推动，培养其内生发展机制，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这样既有利于近期缓解各县域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又有利于远期实现缩小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目的。
农牧业是新疆欠发达县的基础性产业和优势产业，但是发展传统农牧业是没有出路的，应加大对传统农牧业的改造和升级，把重点放在农牧业产业化上。目前，和硕县、博湖县、英吉沙县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迅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同时，推进县域工业化进程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库车县、鄯善县、哈密县能够进入第七届中国西部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主要得益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提高。欠发达县域的工业虽然不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但是工业化是欠发达县域富民强区的重要途径。如北疆的精河县给广大欠发达县做出了典范，精河县利用中国最大的枸杞种植基地的资源优势，以专业化生产基地为依托，以新疆万利有限公司为龙头企业，开发枸杞干果出口新、马、泰及港台地区，建立枸杞保健食品厂，开发出一批保健食品、饮料，其模式值得其他欠发达县学习和借鉴。
（四）保持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
新疆大多数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也是新疆的贫困地区，如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新疆的县域开发和建设不可避免地会给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影响。因此，要维护生态功能，把开发控制在生态环境可以承受和自我恢复的范围内。
从集权分权看地区间经济差距 篇3
中国的地区间经济差距问题一直以来备受世人瞩目。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以实现“和谐社会”为目标，通过积极推动包括“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宏观地区政策，来寻求缩小地区间经济差异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
从一系列的针对省域数据分析的先行研究中可以观察到，从2007年开始，经济增长率已经出现从以往的“东高西低”向“西高东低”转变，这似乎意味着地区间差距可能以中西部赶超东部的形式逐渐趋向缩小，但中国的整体经济差异仍在扩大。
进一步对于经济差异的内部形成原因加以分析后可以看出，近年来几个大区域之间，即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这四大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开始不断缩小，拉大中国整体区域差异的因素则来源于各个区域内部。
如果更进一步针对每个省内的经济差距加以考察可以很明显看到，许多省份内部的县域差距在近10年来扩大倾向明显，其中多个西部省份的省内县域差距的拉大尤为显著。
经济差距“总体在改善、局部在扩大”的特征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可以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找到原因。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解决了中央的财政窘境，增强了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但也导致一系列问题。其一，主要解决了省级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关系，而未能很好地解决省与省级以下各级财政的关系问题。其二，财权与事权的划分不匹配，地方事权较重而财权较小，中央反之。
由于财源的向上集中，中央可以更好地运用财政转移资金来推动地区间的宏观调控，但与此同时，由于分税制改革主要面向的是省级财政与中央财政关系，而未能很好地解决省与省级以下各级财政关系，地方事权过重，而没有得到相匹配的预算内财权。地方由于无法获取来自正规渠道的预算内资金，只能依赖于预算外或制度外来获取相应资金。
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市县）资金的主要来源。近年来随着不断高涨的城市化热潮，地方政府对于财政资金的需求不断高涨，土地财政也随之成为地方政府获取城市建设资金的必然选项。城镇化与土地财政同时也是拉大省内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城镇化进展快，城市基础建设好的地方土地价格也将随之相应上涨，而政府则能从中获取更多的土地收益。
相反城镇化进展慢，城市基础建设搞得不好的地方土地价格的上涨也慢，而政府则无法从买卖土地中获取更多的收益。
在近十几年内虽然很多地方政府通过成功的运用土地资源，推动了当地的城市化發展也增加了当地的财政收益，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用于通过土地运作来获取资金这一模式的。
经济差距 篇4
改革开放以前分配领域的绝对平均主义，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导致生产的低效率，改革打破了原来的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市场经济的不断确立，不可避免地会有收入差距。三十多年的改革经验证实，收入分配比原来改革之初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在效率问题逐渐解决的同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8，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20个国家中排到了85位，接近某些经济停滞、社会分化的拉美、非洲国家水平，我国从一个较平等的国家正在变为一个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
（一）城乡收入差距
总体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从缩小到迅速扩大的过程，1978年，改革之初，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57，这一数据在1985年为1.84，这期间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广，农产品管制的放松以及价格政策的支持，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增加了农民的收入途径，城乡收入缩小。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国有经济的改革，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城市偏向政策的推动，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拉大。2008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在上年3.33的基础上扩大为3.36，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数首次突破一万元，据估算，如果将城市职工的隐形收入算在内，城乡收入比重为5至6倍。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城乡收入比突破2，我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城乡收入最大的国家之一。
（二）地区收入差距
资源禀赋、历史条件、经济基础的不同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国家地区偏向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这种不平衡，改革的优惠政策首先在东部地区实施，体制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生产力，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人力、金融等其他经济资源流向东部，随着东部地区的发展，东部地区拉大了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分别为214元、184元、165元，地区间收入差距基本均衡，随着改革的推进，到1994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达到5019元，中部地区为3161元，西部地区为2617元，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中部地区的1.587倍，西部地区的1.91倍。到2000年这一比重分别为2.26倍、2.05倍，2010年这一比重扩大为2.382倍、2.12倍。虽然2000年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地区差距并没有因此缩小，反而呈现了不断扩大的态势。
（三）行业收入差距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各行业收入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最高行业收入有1990年的1.74上升为2008年5.02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高收入行业主要是一些垄断行业 (如电力、金融、交通、邮电) 以及一些高科技行业 (如生物、电子、制药) ，低收入行业主要是农业及一些充分竞争行业(如餐饮、服装、住宿)。关艳丽在《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一文中指出，2008年我国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基尼系数比1990年高出1.5倍，泰尔指数则增长了5.56倍。
二、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关系探讨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经济学家永恒的研究话题，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增长为收入分配提供物质基础，是分配之源，同时合理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一）经济增长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机制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是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发生的。经济中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由于部门性质不同，生产力水平也不相同。由于工业部门和农村部门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在部门内部收入差距小于部门间收入差距的条件下，引起生产要素在部门间流动。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到工业部门，以及农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两部门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直到消失。经济增长伴随着就业的增加与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劳动力的不断转移，部门间差距也随之缩小，直至部门间差距消失。经济增长引起就业增加，进而促进劳动力转移，进而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一个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增长首先拉大收入分配差距，随着经济不断增长，收入差距会不断缩小。
（二）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收入分配差距通过供给和需求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通过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影响总供给，通过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总需求产生影响。
1. 收入分配差距对供给的影响
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都分别从不同角度证实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技术进步和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密切相连，总体现在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
储蓄作为收入的函数，富人比穷人有更强的储蓄倾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财富越向富人阶层集中，越有利于储蓄增加，进而增加物质本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影响总供给的决定因素，收入分配差距，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对总供给产生影响。投资作为投资回报率的函数，人力资本投资是高回报率的投资，但是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家庭关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取决于家庭的初始禀赋及家庭收入，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财富越向富人集中，富人可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但多数的穷人却无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收入分配差距会进一步拉大，这样就会形成收入分配差距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最终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会越来越少，接受教育的人也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人接受人力资本投资越不利于总供给的增加。
收入分配差距通过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影响总供给，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对物质资本的积累有个正的促进作用，而对人力资本投资则存在一个负的效应，所以收入分配差距对总供给的影响取决于二者净效应之和。
2. 收入分配差距对总需求的影响
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及净出口，收入分配差距主要通过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影响总需求，对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影响较小。本文主要选取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进行分析。
根据消费函数y=α+βy (y代表收入变量，α代表自主消费变量，β代表边际消费倾向)，有消费函数可知，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差距使财富在富人阶层积聚，与收入分配公平相比，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降低，高收入阶层奢侈品需求增加，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的影响等于二者的净效应。在收入分配不平等严重的社会中，社会财富聚集在少部分群体中，其所带来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奢侈品的需求将远远小于社会大部分人群因未获得相应财富而减少的消费需求，这就是说，收入分配不平等越严重，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也就越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小(权衡，2002)。
收入分配差距同样可以通过边际消费倾向影响消费需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随着富人阶层收入水平的提高，储蓄倾向增加，而穷人由于收入水平较低，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不平等，在总体上降低了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减少了消费需求。我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现状，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很大关系。
投资需求，被凯恩斯认为需求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投资需求除受投资回报的影响外，社会和市场的稳定则是投资的前提和基础。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和市场越稳定，越有利于投资的增加。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失业和贫困这些因素在低收入阶层不断积聚，极易引起他们对社会的不满，这样社会越不稳定。在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穷人的犯罪率越来越高。社会的不稳定，将严重影响投资需求的增加。
三、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公平的思考
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互动关系分析可知，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的物质基础，通过劳动力的转移，经济增长最终可以起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收入分配差距通过总供给、总需求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由于二者的互动关系，我们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应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互动的框架下去解决，不应该就收入分配差距而论收入分配差距。
(一)政府可以通过直接干预或金融调节两种渠道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不但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同时有较强的外部性，教育有准公共物品特性。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穷人由于收入约束，又不能通过金融借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教育这两方面的特性使作为公共服务导向的政府应该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另外，应该促进教育金融市场的发展，增加融资渠道，政府可以通过助学贷款、提供担保等多种形式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金融支持，促进人力资本投资。
(二)我国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改革引起的，相反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改革的不充分，垄断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我国收入最高的行业与收入最低的行业平均工资收入相差5倍多，而发达国家这一差别不到两倍。行政性垄断给行业带来巨大的超额利润，而不是平均利润率，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大部分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这是导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扭曲。因此打破行政垄断，成为了规范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
(三)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可以为广大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收入，同时农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也可以起到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我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造成城市化严重滞后，针对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实，我国应该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效应，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条重要途径。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国家，最大限度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意义深远。目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最低为78%，有的甚至达到90%以上，我国的城市化率为50%左右，我国城市化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非常大。因此，要加快城市化进程，走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就地进行剩余劳动力安置，城市化和城镇化协同发展。另外，要继续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为农业生产、农村发展提供资金、人才支持，促进农业部门自身的发展，缩小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收入差距。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GDP年均以9.6%的速度高速增长, 人均GDP也保持了8.28%的速度, 在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本文首先从多视角对我国收入差距现状进行分析;接着探讨了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最后, 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互动的框架下, 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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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波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策略选择[J].前沿, 2012 (5) .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原因 篇5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原因
1、历史基础。新中国成立时，各省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就已非常突出，2、地理位置及资源因素：区位条件优越,交通便利，也有利于发展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使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3、制度因素：中国自1978年以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由于各地区体制转轨的程度不同, 中国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都明显高于内地.从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4、政策倾斜效应：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给予沿海地区的倾斜政策,包括投资,财税,外资外贸,金融等方面,使得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发展能力上产生了极大的差距.5、人力资源差异：区域间人力资源差异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思想文化和教育存在着较大差异。东部地处沿海，对外开放较早，国内外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频繁，人们更富有改革开拓的精神,市场观念和创新意识强烈。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人们普遍思想观念保守，缺乏开放意识，易于满足，不愿冒险，安于现状。
经济差距 篇6
一、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发展变化状况分析
（一）城乡经济增长不平衡特点突出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从1978年至1995年前，城乡经济总产出差距比较稳定，一直维持在1350—1600亿元之间，在1995年之后，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二、三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城乡经济增长差距不断扩大，1996年城乡经济总产出差距为2332亿元，2001年与2003年差距扩大到了3000亿元以上。城乡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反应在经济总产出的绝对差距，而且也体现在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方面，从1978年到2006年近30年间城镇实际总产出年均增长率为5.12%，农村实际总产出增长率为4.10%，城市增长率比农村高约一个百分点。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且呈扩大态势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分配方式主要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当时的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小，1978年为209.8元。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激发了农村经济的活力，城乡差距一度相对缩小，城镇与乡村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6倍下降到1985年的1.9倍。1992年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成分逐步多元化，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由1992年的1242.6 元扩大到2005年的7238.1元，城乡收入比也由2.6倍扩大到3.2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城乡收入比则更高。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结果是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就城镇来看，目前城镇贫困人口规模超过了2000万，约占城镇人口的5%以上。如果从消费水平来衡量贫困人口或者进一步将进城打工农民工中的贫困人群考虑在内，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可能会超过3000万。
二、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人力资本原因
什么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差异如何衡量呢？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教育、保健、培训、迁移等方面投资所形成的资本，这种资本，就其实体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从这一界定不难看出，人力资本主要体现为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接受职业培训情况及迁移四个层面。由于劳动力培训与迁移方面的数据缺乏，本文主要从前两个方面来探讨城乡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
（一）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低，城乡差异大
虽然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文化水平总体上不断提高，但是城乡差异明显。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显示，2005年乡村的文盲半文盲人口是城市的5.53倍、城镇的5.57倍。对于接受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人口比例，乡村均大大低于城市，如乡村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口占全国此类文化程度人口的比例为27.8%，比城市低22.8个百分点；乡村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更少，只占全国的7.5%，城市与城镇的这一比重分别为72.7%、19.8%，城乡劳动力文化水平差异由此可见一斑，文化层次按照由低到高排列，农村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来反应的城乡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更加直观，据计算在1994年前城乡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相差无几，1994年后差距逐渐拉大。2006年城乡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0.42年和8.10年，差距达到 2.32年。
（二）城乡间健康人力资本积累差距大
良好的健康状况是人力资本实现保值和增值的重要保证，也是社会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通常用 “婴儿死亡率”、 “孕产妇死亡率”、“身体机能失能率”等指标来反映。
1.城市儿童健康状况优于农村儿童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6）资料显示，1991年到2004年13年间全国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下降了17.7、28.7、36个百分点，农村中这三个指标下降幅度更大，分别下降了20.6、33.5、42.6个百分点，但因原来基数较大，至2004年儿童死亡率仍然较高，分别是城市的2.06倍、2.43倍与2.38倍，比城市13年前还高4.8、7.2、7.6个百分点。
2．城市孕产妇及60岁以上老人身体状况优于农村
对城乡孕产妇死亡率及60岁及以上生活不能自理人口比率指标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健康差异。近15年来，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明显高于全国、全国高于城市，城乡差距表现出周期性地缩小、拉大的变化。除了个别年份外，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比城市高1倍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达到了2倍以上。全国60岁以上人口生活不能自理率也呈现出同样的变动趋势，不能自理率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农村—城镇—城市，2004年农村人口生活不能自理率平均比城市高3.4个百分点，比城镇高3.1个百分点，比全国高1.4个百分点。
以上分析表明，农村人口总体健康人力资本存量低于城镇。从微观角度来讲，人口健康状况的差异直接影响劳动力参与社会活动有效时间的差异和生产产品质量的差异；从宏观角度来看，人口身体素质会影响整个地区内社会劳动生产效率，进而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三、结论与讨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普遍认为，人力资本的初始状态是一般劳动力，只有经过一定的投资才能形成人力资本。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投资是形成掌握一定知识、技能的人力资本，实现经济、社会收益的必经途径。但是，就农村来说，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和强度又受到当前农民收入水平、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投资倾向的影响。从纵向来看，我国农村无论是正规教育投资、卫生保健投资、职业教育与培训投资还是劳动力的迁移投资，也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家庭投资都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但从横向比较来看，不论是教育投资还是健康投资，也不论是政府投资还是家庭私人投资，农村与城市均有较大差距，体现了人力资本“收益”对“投资”的影响机制。尽管人力资本积累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还是人力资本投资状况。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再加上政府投资政策上的城市倾向性，造成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低水平，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又直接影响到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
就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来看，若不考虑外界因素的干预，农民自身的投资能力非常有限，再加之当前教育、医疗卫生服务价格相对于农民的购买力来说明显偏高，农村人力资本的循环运动呈现一种“低投资——低积累——低收益——低投资……”的恶性循环状态，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更是如此，他们就像一个极度营养不良的病人一样，急需要社会各界的救助。近30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目前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茅，政府作为公共品的投资主体有责任也有能力继续加大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投资，为农村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打破人力资本低水平恶性循环，推动其走向“高投资——高积累——高收益——高投资……”的良性循环轨道，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经济差距 篇7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然显著,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通过改进能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目前正处在工业化继续深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这种结构转变的趋势日益强烈, 在促进经济增长上仍可期待, 很可能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 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因此, 在研究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关系时, 有必要引入中国的结构转变。那么, 经济增长是否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转变特征又给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为此, 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从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两大方面切入, 并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 对结构转变、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揭示。
一、文献回顾
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很多研究。早在15世纪, 威廉·配第首次提出各国收入水平的差距在于产业结构的差异。国内的毕先萍和简新华 (2002) 指出, 经济欠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转变过程, 在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转变过程中, 产业间的产业比重与就业比重会出现严重偏离, 使得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 从而进一步使得非农产业部门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于农业部门, 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3]。傅振邦和陈先勇 (2012) 以湖北省为例, 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 必然是工业化水平提升的结果[4]。张红宇 (2004) 认为在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 城乡收入差距是普遍存在的基本事实,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能够自动克服收入差距的, 只是过程比较漫长[5]。马晓河等 (2005) 研究了各国工业化阶段与工业反哺农业的关系及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6]。他们基本一致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由城乡 (工农) 生产力水平差异、要素收入差距等因素所致。
在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中, 理论方面, 陈锡文 (2011) 认为资源、财富大量、快速地向城市集中, 以及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明显滞后的增长方式, 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没能与改革以来农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下降这一事实同步推进, 导致了农民收入增长的明显滞后[7]。李文 (2000) 认为, 城市化滞后使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 影响了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产业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下的比较收益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市场的开拓[8]。快速推进城市化, 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 是推动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缩小城乡差距的的根本途径。在实证方面, 陆铭和陈钊 (2004) 采用省际面板数据证实了城市化具有显著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9]。姚耀军 (2005) 利用协整分析及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 并且城市化是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 城市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0]。程开明和李金昌 (2007) 的研究表明城市偏向与城市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从反面也提高了城市化水平[11]。周少甫等 (2010) 通过门槛面板模型对我国1993—2007年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12]。从上述研究结果来看, 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关系不完全一致。
关于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中, 刘耀森和李庆 (2012) 认为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13]。张嫘和方天堃 (2007) 利用协整及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研究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认为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 经济增长都是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Granger原因, 与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结论一致[14]。张建辉和靳涛 (2011) 通过实证研究转型式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 结果证实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 转型因素如所有制结构调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而市场化进程、对外开放以及地方政府行为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5]。晏艳阳和宋美喆 (2011) 利用面板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也验证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符合库兹涅茨假说[16]。
综上所述, 在结构转变、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上, 大多基于其中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缺乏将三者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的研究。因此, 本文将首先分析结构转变、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然后通过构建结构转变指数, 刻画经济增长、结构转变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演进趋势, 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
二、理论框架
(一) 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构成比例, 它通过改变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来影响居民收入分配。产业结构的转变使得原有的资源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而这些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出清的条件下, 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生产力, 因此, 要素的边际报酬在产业结构转换中会发生相应的变动。显然, 在按要素分配的经济体制下, 要素边际报酬变动会直接对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水平造成冲击, 从而使整个经济的收入分配状况发生变化[17]。非农产业往往比农业生产使用更多的资本品, 同时非农产业的生产过程衔接紧密, 分工更为具体和细致, 斯密谈到分工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便在紧凑和科学的生产过程中得以体现。此外, 非农产业所产生的聚集效应可以使得身处其中的相关行业享受到程度不同的外部经济, 这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在土地面积给定的情况下, 劳动者的密度越大, 劳动的边际效率就越低, 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将迫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必须选择向外迁移。因此, 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变, 第一产业比重不断降低, 第二、三产业比重不断升高, 人们在现代产业部门的劳动报酬要高于农业部门, 出于对更高收入的追求, 农村中的劳动者就会自发地从第一产业涌向报酬高的二、三产业, 寻求在现代产业部门中就业, 所获得的收入也相应提高, 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 城乡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城乡结构转变体现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一方面, 城市化有可能扩大城乡收人差距。一是在我国户籍管理制度下, 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性较差, 农村居民主要通过户籍买卖、农地征用、子女考上大学及城乡联姻等几种渠道才能转为城市居民, 而这部分人大多针对富裕的农民, 其进入城市必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二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 城市的规模聚集效应更为明显, 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增加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 而对于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 各种因素的限制则使他们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 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与背土离乡的情感成本使得原本工作强度大、收入低的农民工收入更低, 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三是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压力不断增大, 更多投资将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缓解人口流动引起的城市基础设施供需矛盾, 这样投向农村的资金就相应减少, 也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 城市化也有可能缩小城乡收人的差距。一是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后, 城市的劳动力数量增加, 加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 使得城市均衡工资水平下降, 而且人口的乡—城流动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 提高农村劳动生产效率和人均耕地面积, 有利于增加农民收人。二是农民工倾向于在城市工作积累的资金带回农村, 通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投资,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三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 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规模扩大, 城市的辐射效应更大, 这样也有利于带动农村地区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 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主要通过“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来体现, 它说明了经济发展是一个农业部门人口向城市部门转移的过程, 农业部门收入较低, 内部收入差距较小, 城市部门收入较高, 且收入差距也较大。农业相对于非农产业而言, 劳动生产率较低, 随着经济增长, 城乡两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然而, 当一国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才会相应得以收敛。另外, 刘易斯模式也体现了这一变化过程。他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源泉在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 由于其凭借较高的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相较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而言, 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之初会迅速扩大。随后, 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劳动力的不断吸纳而逐步提高, 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和农村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最终达到相等, 城乡收入也开始缩小。然而, 该模式只强调工业部门的扩张, 而忽视农业的发展, 假设较为简单[18]。后来, G.拉尼斯和J.C.H.费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 假设在农业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出现劳动力剩余,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流入城市现代工业部门, “刘易斯拐点”则会出现, 二元经济结构将逐渐消失, 城乡收入差距也将缩小。
三、指标选择、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一) 指标选择与模型设定
结构转变指数 (sci) 。我们从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两个主要方面进行考察。以城乡二元对比系数 (dc) , 即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值, 来反映劳动力配置的效率和合理程度, 进而用以衡量产业结构转变的趋势和效率。产业结构强度越高, 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小, 农业现代化水平越高, 城乡收入差距就小;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大, 农业现代化水平越低, 城乡收入差距就大。其中某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由该产业总产值GDP比重同该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比率来表示。城乡结构体现为城市化水平的变化, 以城市化率 (ur) 来表示。城市化率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因此, 本文以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和城市化率的平均值来表示结构转变指数 (sci) 。
经济增长 (pgdp) 。人均GDP能最直接地反映出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 本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表示度量经济增长。
城乡收入差距 (dis) 。本文选择泰尔指数度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对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变动比较敏感, 城乡收入差距主要体现高低收入两端的变化[19], 泰尔指数不仅可以考虑到城乡居民绝对收入的变化, 并且对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也能加以考虑。以dist表示t时期的泰尔指数, 其定义和计算公式为:
其中, i=1, 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 Pit表示t时期城镇 (i=1) 或农村 (i=2) 人口数量, Pt表示t时期的总人口, Yit表示城镇 (i=1) 或农村 (i=2) 的总收入 (城镇用相应的人口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积表示, 农村用相应人口与人均纯收入之积表示) , Yt表示t时期的总收入。
为了描述结构转变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我们分别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 lnpgdp、lnsci、lndc、lnur和lndis分别为pgdp、sci、dc、ur和dis的对数形式, 一方面在于变量对数的差分近似地等于该变量的变化率, 可以消除异方差和指数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反映各模型变量之间的长期弹性关系, ε为随机误差项, t代表时间。模型 (1) 主要估计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 (2) 主要估计将结构转变作为条件要素引入经济增长变量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 (3) 主要估计三个典型的结构转变特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了捕捉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 结构转变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以及结构转变中的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是否有非线性关系, 在模型 (1) 、模型 (2) 和模型 (3) 中分别引入了lnpgdp、lnpgdp·lnsci和lnur的平方项。在模型 (2) 中引入lnpgdp·lnsci这一交互项以揭示引入结构转变后的经济增长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
本文样本期间选择1978—2011年。原始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以1978年不变价格为基数, 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作了调整, 以此度量人均实际经济增长。表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图1和图2为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的特征性变化趋势。
从整体上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总体上在波动中呈逐步扩大的趋势 (如图1所示) , 从1978年的0.091上升到2011年的0.137, 上升了50.5%。局部而言, 城乡收入差距呈阶段性变化。第一阶段:下降阶段 (1978—1983年) , 泰尔指数从0.091下降到1983年的0.037;第二阶段:上升阶段 (1984—1994年) , 泰尔指数从1984年的0.039上升到1995年的0.135, 第一、二阶段在“V”型波动上升;第三阶段:小幅回落阶段 (1995—1997年) , 从1995年0.121回落到了1997年的0.1;第四阶段:持续扩大阶段 (1998—2007年) , 2007年达到最高水平0.161;第五阶段:逐步下降阶段 (2008—2011年) , 自2007年之后, 泰尔指数开始从2008年的0.158下降到2011年的0.137, 说明随着我国城乡统筹力度的加大, 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开始显现, 但绝对差距依然很大,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1993年之前, 人均GDP增长率经历了“W”型的先下降后上升, 再下降再上升的波动。两最低点为1981年和1990年;两个最高点为1984年和1992年。1993年后, 人均GDP增长率经历了“V”型先下降再上升的变化, 1999年为最低点。泰尔指数的变化和人均GDP增长率的变化基本相似, 尤其是1998年后, 两者均呈逐步上升趋势, 自2007年后, 虽然在2010年有小幅上升, 但整体处于下降趋势。
从图2中可以看到, 我国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在1978—2003年经历了一个先增大后减小, 再扩大再减小的“M”型波动, 那么这说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经历了一个先减小后增大, 再减小再扩大的“W”型波动, 从2004年之后, 二元对比系数开始上升, 城乡二元结构强度不断减小;城市化率则逐年上升, 2011年城市化率超过50%;综合二元对比系数和城市化率后计算出结构转变指数, 自1978年以来, 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图3~图6刻画了经济增长、结构转变以及结构转变式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由图3可见, 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库兹涅茨的倒U关系, 但是下降趋势还很平缓。图4中, 将结构转变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变量时 (结构转变指数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 , 同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图相似, 也具有库兹涅茨的倒U关系。在图5中和图6中, 城乡收入差距随城乡二元对比系数的上升而呈现线性下降, 随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而呈非线性变动。这些变量相关关系的描述也进一步说明模型设定形式的合理性。本文将在后面部分的模型估计过程中对这些关系作定量分析和揭示。
(二) 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首先采取OLS法对设定模型 (1) 、 (2) 、 (3) 逐步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发现, D-W统计值都较小。这说明残差序列存在自相关, 需要进行自相关校正。一般来说, 经济变量的滞后性容易导致自相关现象的出现。差分法和Cochrane-Orcutt迭代法是克服自相关的常用方法。本文用较简单的高阶自相关校正法, 逐步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 (AR (1) ) 、滞后两期 (AR (2) ) 等作为解释变量, 直至消除自相关为止。自相关校正后, 各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注:表中括号内列出的为系数的t统计值;*、**、***分别表示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结合M11和M12可知, 经济增长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将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步缩小, 这说明经济增长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仍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最初经济增长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但从长期来看, 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符合库兹涅茨倒“U”型规律。从2007年以来,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开始从1.61逐年下降到2011年的1.37, 虽然绝对值仍然很大, 但总体上呈现出收敛性, 城乡收入差距正在显示出改善的迹象, 印证了中国城乡统筹大方向的正确性。这也表明了目前中国正在进行试点改革的城乡统筹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终结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应该成为中国下一歩改革开放的重点内容。
从M13、M21、M22可知, 中国的结构转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同时, 结构转变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线性关系, 其曲线关系为倒N型关系, 实证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将随着结构转变指数的提高而逐步缩小。当结构转变纳入经济增长时 (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的交互项) ,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且显著, 但当把交叉项的二次项纳入时, 系数仍然为负数, 效果仍然显著, 说明了结构转变在长期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从结构转变的两个具体方面来看, 首先,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模型M31来看, 系数为负且显著。这说明改革以来, 虽然有些年份产业间的产业比重与就业比重会出现严重偏离, 使得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 从而进一步使得非农产业部门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于农业部门, 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整体而言,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趋于缓解, 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次, 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出现阶段性特征, 城乡收入差距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起初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在于城市化偏向的政策所致, 而且也在于起初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是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劳动力的净流出, 这部分转化成了城市户口的农村劳动力, 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随着我国户籍制度和城市政策相对宽松以后, 大量的劳动者从农业转移到城市中的第二、三产业, 最终劳动力的流动通过要素报酬的均等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模型M33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市化共同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 实证研究表明两者在总体上都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也说明了面对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值还很大的状况, 缩小二元经济结构和不断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对经济增长、结构转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理论及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关系。尽管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仍然较大, 但是已经开始出现改善的迹象, 在此改善过程中, 经济增长仍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结构转变, 因此, 将结构转变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 从经济增长背后起重要作用的结构性因素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才能真正理解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进一步证明了结构转变下的经济增长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具体而言,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以及不断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以上分析, 中国要在未来有效地解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 有赖于在我国结构转变中去解决。根据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注重经济增长, 尤其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 继续实施城乡统筹战略, 逐渐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大对农村与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出, 缩小农村地区与城镇地区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差距, 降低农村工业化的成本, 为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加大对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建设的倾斜, 努力提高农村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逐步实现城乡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特别要在保障义务教育制度实施的同时, 加强农村居民的在职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提高其劳动力的素质和就业能力, 加大经济增长给其所带来的机会。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现代化。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把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相结合, 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 以工业推动农业的发展, 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提高农业的附加值和比较劳动生产率, 增加农业经营者的收入。
3.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城市化发展。尽管高速城市化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 但在高速城市化推进过程中, 失衡的资源配置、不公的分配将导致城乡收人差距不断拉大, 从而增加了长期全面改革开放的成本。城市化是大势所趋, 但要理性发展城市化, 而不是盲目推进, 不能把资源过度偏向大城市, 应该以小城镇的建设为重点, 充分发挥城镇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摘要：经济增长体现为一个结构转变的过程, 并通过结构转变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综合分析产业结构、城乡结构转变, 以及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 并基于1978—2011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出现阶段性特征, 城乡收入差距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应注重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城市化发展。
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篇8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元经济结构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板块中强调, 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拉近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距离”, 已成为未来中国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就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及其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构建和谐社会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
根据国际惯例, 一般认为, 当基尼系数小于0.2时为高度平均, 0.2~0.3表示相对平均, 0.3~0.4为比较合理水平, 0.4~0.6为不平均, 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同时, 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认为超过这条警戒线, 就容易产生社会动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 经过数年长期跟踪, 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 并于最近刚刚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 就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得出结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一) 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及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不大
从收入差距的构成上看, 全国的收入差距是由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所构成。利用泰尔指数, 全国的个人收入差距被分解为三部分: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这三种差距对全国总差距的贡献率是不同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通过调查得出结论:在1995年至2002年期间, 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有所提高, 提高了7个百分点。与此相反,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有较大幅度下降, 由52.7%下降为38.5%。如果单纯观察中国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即城镇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相比, 以基尼系数来反映, 目前只有0.32左右, 不仅与前些年的0.30左右相比, 并无多大提高, 而且还是在安全线之下。如果单纯观察中国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即农村居民与农村居民相比较, 目前也只有0.35左右, 与前些年的0.34相比, 也无多大提高, 同时也是在安全线之内。
(二)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这次扩大与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当农产品价格上升以后, 农民收入增加,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如果农产品价格不变或者下降,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还可以看到, 2001年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 这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出来的, 即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对于这样一个收入差距很多人会提出不同的意见, 因为它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或者实际福利水平 (现代西方经济学概念) 上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还不能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 比如说城镇居民中很多人是享受公费医疗的, 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种待遇。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的财政补贴, 而农村的学校得到的补贴非常少, 农民却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 而这些对农村居民来说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有人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 甚至是六倍。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 如果仅仅看货币收入差距, 或者说名义收入的差距, 非洲的津巴布韦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中国稍微高一点, 但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
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二元性特征的加深, 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反映。
(一) 二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 (W·A·Lewis) 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来的。所谓“二元经济”, 是指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的:一是传统部门, 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及简单的、零星的商业和服务业。这里的劳动生产率很低, 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 存在着大量的隐蔽失业, 这部分过剩劳动力被称之为“零值劳动力人口”;二是现代部门, 包括采用较先进技术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的商业和服务业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之所以长期陷于低水平旋涡和贫困化的主要原因是大量“零值劳动力人口”的存在以及“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阻障。因而, 刘易斯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应突出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按照他的逻辑, 经济发展的实质, 就是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大和农业部门的日益萎缩。其次, 在工业化过程中, 农业部门的任务就是为工业输送剩余劳动, 以廉价劳动力为工业部门创造利润, 累积扩大再生产的资本。
农民从事的产业是传统农业, 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 刘易斯认为只能“维持生计”。农民收入低是传统农业的产物。城镇居民从事的产业, 刘易斯称之为“现代产业”, 就是现代制造业、信息业和服务业。现代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 职工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说,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
(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将进一步激化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将出现较大落差。从恩格尔系数观察, 2004年城镇居民为36.02%, 农村居民为54.15%, 可见消费结构差异之大。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 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内生动力。城乡消费水平出现较大差异导致城乡生产能力、产业结构出现迥然不同的情况。一方面城镇居民随着城镇各项改革的不断推进, 制度体系日臻完善, 收入水平不断较快提高, 充分享受着工业化和改革带来的成果, 目前已进入了住房、汽车、旅游等消费结构升级时期, 进而推动着产业不断升级发展。而另一方面, 受收入水平低的制约, 占全国人口75%以上的乡村人口消费结构升级仍处于家用电器时期, 有的甚至还未解决温饱问题。较低的消费水平严重制约了农村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升级, 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被抑制, 绝大多数农民只能被束缚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 从事着技术水平、商品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较低的农业, 城乡产业严重分割, 进一步形成两个互相封闭的系统。加之随着城乡公共产品资源布局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出现失衡, 城乡之间人的素质和社会结构将产生较大差异, 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矛盾将更为突出。
三、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是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途径
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 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 基尼系数才开始下降。我国现阶段人均GDP只达到1000美元左右, 基尼系数还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 客观上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一) 把传统产业改造成为现代产业, 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是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一要按照用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用产业化经营推动农业、用市场化机制运作农业的思路, 积极破解“三农”难题。二要跳出农业抓农业, 积极发展非农产业, 加快农业科技示范园的建设, 大力培育扶持农业龙头企业, 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增强辐射和带动农民的能力。三要按照产业化、标准化的思路, 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打破传统的“粮油猪”的单一农业生产结构, 让农民在调整结构中增加收入。四要以市场为导向, 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 提高农产品规模效益, 着力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市场竞争力强的产业, 做大做强优势主导产业, 提升市场化运作水平, 努力提高农产品的质量, 加快无公害农产品的规划发展, 加大对无公害农产品的扶持力度, 通过规范化运作, 切实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
(二) 加大剩余劳动力转移力度, 实现农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华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傅晨教授运用“劳动合理负担耕地法测算”, 估计到“十五”期末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增加1.8亿人。与此同时, 还有人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年还以1300万人的速度增加;据此推算, 到2015年,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增加到3亿人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导致了农民收入的低下, 这可以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实际现状得到证明。因此, 大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的当务之急。而城镇化过程本身就是工业化的结果, 就是农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它通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转移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不仅如此,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它还能有力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空间, 使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能够依靠城市非农产业增加收入。
(三) 加速农民土地规模经营, 提高劳动生产率, 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虽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改变了粮食供给长期短缺的现状;但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 要想在家庭小块土地经营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家庭经营土地规模狭小已经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城镇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通过它可以使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 减少现有农户和自然村落。大幅度减少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 从而增加农村人均土地占有量。在此基础上, 如果进行制度创新, 积极引入农村土地市场流转机制, 实行土地招标、入股、租赁、转包等多种有偿使用方式, 就可以使土地逐步向留在农村务农的种植、养殖专业户集中, 大幅度增加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占有量, 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使农民获得明显的农业规模经营效果, 增加收入。
(四) 解决劳动力市场分割, 促进农民工充分就业, 增加农民非农收入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当务之急是应该从体制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现在对农民工的歧视, 对农民工户口的限制, 实际上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这是和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经济原则相悖的。解决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 首先要消除就业歧视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劳动者都是市场的主体, 他们完全有权利、有理由选择自己所适合的职业。对于城乡的劳动者来说, 就业选择权应该是平等的。建立公平竞争体制是市场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 因而, 从思想观念上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是极为重要的。其次是消除隔离体制。要进一步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向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改变, 小城镇户口应完全放开, 大中城市应该逐步放开户口, 尽快从目前的户籍管理向身份证管理过渡, 为居民异地就业创造条件, 简化就业手续, 降低就业门槛, 以减少就业成本, 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把城市非正规就业者和农村劳动力纳入这一体系中。
参考文献
[1]吕军书.缩小收入差距与构建和谐社会[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6, (2) .
经济差距 篇9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实现了连续30年的高速增长, 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普遍的提高。但是, 各地区的增长速度是不同的, 导致了地区差距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地区间的差距持续扩大, 尤其是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差距, 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许召元、李善同, 2006;陈秀山、徐瑛, 2004;王小鲁、樊纲, 2004) 。这种地区差距非常明显地从各地的产业结构中反映出来。相关研究表明, 2001年的工业布局特征与1978年相比, 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 具体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工业份额有显著上升, 东北三省的工业地位显著下降, 西部省份的工业份额总体上有所下降 (金煜、陈钊、陆铭, 2006) 。文枚 (2004) 的研究也发现,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制造业在地域上变得更为集中了, 即更集中于东部地区。
知识溢出是一种非市场行为, 而且具有非常强的地方性。其溢出的形式多种多样, 如阅读科学文献和专利设计、非正式接触、对竞争对手的观察和模仿、商业间谍以及劳动力流动等。由于知识的溢出存在空间上的限制, 厂商若选择工业集中的地区更能从知识溢出中获得好处。马歇尔曾这样论述过工业集中的利益:“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的了, 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地赏识, 机械上以及制造方法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成绩, 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的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 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 因此, 它就成了更新的思想之源泉。”虽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 空间距离对知识溢出的限制大为减弱, 但它仍然是决定知识溢出的重要因素。如Glaeser、Kallal、Scheinkman和Shleifer (1992) 所说, 知识穿过走廊和街道比穿越海洋和大陆容易的多。
2 模型的构造
考虑一个两地区经济 (r=e, w) , r=e代表东部地区 (East) ;r=w代表西部地区 (West) 。该经济体包括两个部门, 农业和制造业。农业部门是完全竞争的, 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 其生产需要工人和土地 。制造业部门则提供大量的差异化产品, 是不完全竞争的, 而且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任何一种制成品的生产需要所有制成品作为中间投入 (Either, 1982) 。地区间制成品的贸易是需要成本的, 而农产品的贸易不需要成本 (Krugman, 1991) 。同一地区的所有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技术是同质的, 不同地区制造业的生产技术可能不同。工人可以在两个地区之间完全流动。
2.1 偏好和需求
对于农产品和制成品这两类产品来说, 所有的消费者都具有相同的偏好, 效用由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表示。则r地区的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 (Mγ, Aγ) =MundefinedAundefineds.t. pmMγ+parAγ=yγ (1)
其中Mγ代表制成品消费量的综合指数;Aγ是农产品的消费量;γ是常数, 表示制成品的消费份额。pmr是制成品的价格指数, par是农产品的价格;yr是r地区消费者的收入, 它来源于工资和当地制造业企业的利润 (在没有达到长期均衡时, 企业的利润不为零) 。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来源于地租, 且他们和工人具有相同的偏好。
Mr是定义在制成品种类的连续空间上的子效用函数;m (i) 表示每种可得制成品的消费量;ne和nw分别表示两个地区的产品种类数。
undefined (2)
其中, 0<ρ<1, ρ表示消费者对制成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当ρ趋近于1是, 差异化产品几乎是完全替代的;当ρ趋近于0时, 消费更多种类的差异化产品的愿望越强。令σ=1/ (1-ρ) , 则σ表示任意两种制成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因为某一特定地区的所有制造业企业都是同质的, 所以任一地区的所有差异化产品有相同的价格。我们假定地区间的制成品贸易存在冰山贸易成本, 即要运输1单位的产品到目的地, 在生产地必须装运τ (τ>1) 单位的产品。则r地区的价格指数为:
pmγ=[nγpundefined+nv (τpυ) 1-σ]1/ (1-σ) (3)
其中, r, v=e, w;且v≠r。pγ和pυ分别r地区和v地区的差异化产品的价格。
r地区的消费者在制成品上的最优支出为:
Ecγ=γ (wγLγ+nγπiγ+rγKγ) (4)
wγ表示工人的工资, Lγ是r地区所雇佣的工人数量, wγLγ表示r地区的所有工资收入;πiγ表示r地区任一家企业的利润 (我们已假定特定地区所有企业是同质的, 所以πiγ也代表该地区的平均利润) , nγπiγ表示r地区的所有企业利润总和;rγ表示单位土地的最大利润, Kγ表示r地区的土地数量, rγKγ表示r地区所有地租收入。 (4) 式的含义是, r地区的消费者将其总收入的γ部分用于制成品的消费。
2.2 制造业部门
制造业部门是不完全竞争的, 而且存在规模经济。我们假设规模经济只在产品种类水平上存在, 不考虑范围经济 (Ecomonics of Scope) 和协作经济 (Economics of Multiplant Operation) 。由于规模经济、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偏好以及存在无限种潜在差异品的可能性, 没有一家厂商会选择与别的厂商生产相同的产品, 这就意味着每种产品只在一个地区由一个专业化的厂商生产, 所以现有厂商数目与可获得的差异产品数相同。给定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aγ, 生产qiγ数量的i种产品需要一个固定投入α/αγ, 和可变投入β/aγγ, 那么r地区第i种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undefined (5)
其中, α, β, aγ>0。aγ反映出该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 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它与当地的企业数量有很大的关系。Iiγ表示生产qiγ产品所需的投入。制成品的生产需要中间品和工人, 假定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则Iiγ的表达式为:
undefined (6)
其中, 0<μ<1, μ表示中间品所占的份额。我们可以根据 (5) 和 (6) 式得到生产qir所需的最小成本:
undefined (7)
由于厂商将总成本中的μ部分用于中间品投入, 所以r地区企业对制成品的支出为:
Emr=μnrTCir (8)
从而我们可以得到r地区对制成品的总支出为:
Er=Ecr+Emr (9)
2.3 农业部门
农业部门是完全竞争的, 且规模报酬不变。其生产需要工人和土地, 两地区的农产品是同质的, 不存在生产技术上的差别。其生产函数为:
qar=g (Lar, Kr) (10)
Lar为r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 Kr为r地区的可耕地数量。我们构造一个有限利润函数来表示农业部门利润:
undefined
由于农产品被假定为无运输成本, 所以在两个地区的价格是相同的。我们可以将农产品的价格单位化, 即par=1。所以我们可以将 (11) 写成如下形式:
R= (1, wr, Kr) =Krrr (wr) (12)
其中ri (wr) 表示单位土地的最大利润。特别地, 当我们在考察均衡时, 我们假定农业部门也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qar=LundefinedKundefined (13)
其中, 0<θ<1。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得到:
undefined (14)
由 (13) 式和 (14) 式, 我们可以得到:
undefined (15)
undefined (16)
2.4 均衡
我们已经考查了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制造业部门和农业部门, 下面我们要考查长期均衡的条件。对r地区生产的某种制成品i来说, 一部分用于满足当地的需求, 另一部分出口到v地区。当地对制成品i的需求为:undefined;v地区对制成品i的需求为:undefined。这样, 我们得到对r地区制成品i的总需求为:
undefined
对于r地区每个企业来说, 都面临着 (17) 所表达的需求约束。企业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会将产品的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上, 即:
undefined
不失一般性, 我们可以令α=1/σ, β= (σ-1) /σ。则r地区每个企业的利润为:
undefined (19)
当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时, 长期均衡的企业利润为零, 且价格等于平均成本。从 (19) 式我们可以得到长期均衡时企业的产量为:
q*ir=1 (20)
r=e, v。从上式可看出, 在长期均衡时, 不论是在哪一地区, 任何一种产品的产量都是相同的。即规模经济仅存在于产品种类水平上。同时, 自由进入和退出条件意味着在长期均衡时必须满足:
nrπir=0, πir≤0, nr≥0 (21)
由于工人可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 在长期, 工人关注的是实际工资水平。r地区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定义为:
undefined (22)
wr是名义工资水平, pundefined是r地区的价格指数, e-kλ表示企业集中所带来的负外部性。λ表示r地区的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数量的份额, 即λ=nr/ (nr+nυ) 。λ越大, 即制造业越集中, 所造成的负外部性越大。k>0, 表示工人对经济集中所造成负外部性的厌恶程度。k越大, 工人对负外部性的厌恶越敏感。长期均衡时, 两地区工人的实际工资必须相等。即:
ῶe=ῶw (23)
最后, 我们考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出清条件为:
undefined (24)
上式右边的第一项是制造业中的工人数量, 第二项是农业中的工人数量。这样我们获得了达到长期均衡的所有条件, 但是没有考虑调整的过程, 我们将在后面的分析中考查调整的动态过程及可能存在的均衡结构。
3 技术进步与扩散
在这一部分, 我们要考查技术的演化过程。根据Henderson&Wang (2007) 的研究发现, 大城市的技术效率要高于小城市。因此, 我们将地区自主创新能力定义为关于当地企业数量的函数, 即ar=a (n) , 其中a (0) >0。任一家企业发生的创新活动, 可以使该地区所有的企业同样获益, 从而同一地区的技术水平是完全一样的。但是, 由于知识溢出的空间限制, 另一地区可能无法从中获益。则r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为:undefined, 且undefined。这表明一个地区的集中的企业数量越多, 则其技术水平越高。
一个地区技术的进步一方面取决于当地企业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取决于对先进技术的学习能力。由于不同地区的技术水平可能不同, 所以落后地区可能从技术领先地区的知识溢出中获益。即落后地区可以学习领先地区的先进技术, 这一过程是在与领先地区的贸易和交往等联系中发生的。因此, 对于领先地区来说, 其技术进步完全依赖于自身的研发能力;而对于落后地区来说, 其技术进步既依赖于自主研发, 也依赖于对领先地区的学习能力。显然, 如果地区间联系的障碍越小, 落后地区对领先地区的学习越容易, 其学习能力越强。我们用贸易成本对这种障碍进行替代。我们假定, 只有当贸易成本低于某一临界值τ0时, 才会发生地区间知识的溢出。另外, 落后地区的学习能力还取决于地区间的技术差距, 差距越小, 则学习能力越强。我们假定v地区是技术领先地区, 即aυ>an;则r地区的学习能力可以表示为:
其中c>0, 表示影响学习能力的其他因素。这样, r地区的技术进步速度可以表示为:
undefined (26)
领先地区v的技术进步速度为:
undefined (27)
根据 (26) 和 (27) 式, 我们可以得到两地区技术进步速度之差:
undefined (28)
当a′v-a′r>0时, 意味着领先地区的技术进步速度要快于落后地区。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更愿意选择于领先地区, 因为从技术进步中的获益更大, 落后地区的企业、工人也会迁往领先地区, 形成缪尔达尔所说的“回波效应”。这一过程促使地区间的差距拉大。
当a′v-a′r<0时, 意味着领先地区的技术进步速度要慢于落后地区。在这种情况下, “扩散效应”很强, 地区间差距将会缩小。在缪尔达尔看来,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首先是形成“回波效应”, 地区间差距拉大;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才出现“扩散效应”, 地区间差距缩小。
在 (28) 式中, 学习能力ϕ (τ) 是影响两地区的技术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ϕ (τ) 与贸易成本τ有密切的关系。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τ与技术差距的关系。
当τ≥τ0时, 即贸易成本非常高, 两地区的技术进步完全取决于当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当τ1<τ<τ0时, 即贸易成本处于中间状态, 虽然两地区的技术差距仍在扩大, 但是落后地区可以从领先地区的知识溢出中获益。当τ<τ1时, 即贸易成本很低, 落后地区的学习能力很强, 其技术进步速度很快, 两地区的技术差距缩小, 落后地区可以追上领先地区, 甚至超越。
4 均衡的结构
在这部分中, 我们讨论在给定的技术水平下 (即不考虑技术进步) , 可能存在的均衡结构。即在长期均衡时, 制造业是完全集中在一个地区, 还是分布在两个地区。
4.1 完全集聚
首先, 制造业如果集中在一个地区 (比如v地区) , 且是可持续的, 其条件是什么?为简化分析, 我们假定两地区有相同的资源禀赋, Kr=Kv=K。由于企业可以自由的进入和退出, 工人可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 v地区的一家企业若要迁往r地区, 其产品的销售量至少要达到一个均衡产量, q*ir=1。如果低于这个产量, 企业会发生亏损, 则其不会迁往r地区, 完全集聚是稳定均衡;如果大于这一产量, 迁往r地区则是有利可图的, 这种情况下完全集聚则是不稳定的。在附录一中, 我们给出了在给定技术条件下, v地区完全集聚可持续的条件:
undefined
根据上式我们直接得到τ的范围比较困难, 可以先分析该函数的性质。当τ趋近于1时, undefined, 且∂qir/∂τ<0。当τ趋近于无穷大时, qir=+∞。根据这一性质, 可以推定, 随着τ的变大, qir先变小后变大。我们将τ*定义为完全集聚可维持的临界值, 当τ>τ*时, 完全集聚是不可维持的。
下面我们要确定undefined是大于还是小于1。显然, 由于σ>1, k>0, 0<μ<1, 所以eσk (1-μ) >1。根据第三部分关于生产技术的假定:undefined, 所以av>ar, 且undefined。
当undefined时, 意味着在贸易成本很低时, 地区间的技术差距很大, 或者拥挤成本不是很高, 技术优势大于拥挤成本。图1的曲线反应的是qir关于贸易成本τ的函数。这种情况下, 只要τ<τ*, 制造业部门完全集聚在v地区就是可持续的。若τ>τ*, 则制造业部门的完全集聚是不可持续的。
当undefined时, 可能存在, 也可能不存在完全集聚的情况。从图2中可以看出, 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 完全集聚发生非单调的变化。当τ>τ*, 或者τ<τ*1, 完全集聚都是不可维持的。只有适当的贸易成本的情况下 (τ*1<τ<τ*) , 完全集聚才可以维持。
从图3中可以看出, 完全集聚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这是因为完全集聚带来的拥挤成本过高, 抵消不大的技术优势、国内市场效应。此时, 离心力超过了促使经济集聚的向心力。这一点不同于Puga (1999) , 在他的文章中没有考虑到技术差异和拥挤成本的情况, 只要τ<τ*, 完全集聚就是稳定的, 即只存在图1的情况。
4.2 内点均衡
上一节我们讨论了完全集聚的条件, 本节我们讨论内点均衡 (即制造业分布在两个地区的情况) 存在的条件。假定长期均衡时两地的企业数量分别是n*r和n*v, 企业的自由进入和退出保证了长期均衡时企业的利润为零。经济达到长期均衡是个缓慢的过程, 我们可以将调整过程写成如下形式:
n′r=δπir (30)
其中, δ为大于零的常数。从上式中看出, 当r地区的企业利润大于零时, 会有企业进入, 当地企业的数量增加;当利润为负是, 企业数量减少。为了方便, 我们可将调整过程表示为:
n′=δπ (31)
其中, n=[nrnv]Γ, π=[πirπiv]Γ。为了更清楚地分析调整过程, 我们将变量分为快变量和慢变量, 其中nr和nv是慢变量, 其他的都是快变量。因此, 我们可以区分出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在短期, 各地区企业的数量是固定的, 企业的利润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快变量依赖于慢变量, 在达到长期均衡的过程中, 快变量随着慢变量的变化而变化。所以, π是关于n的函数。我们可以对 (31) 式重新表示为:
n′=δh (n) (32)
对 (32) 式在均衡值n*=[n*rn*v]附近进行泰勒展开:
undefined (33)
在长期均衡时, h (n*) 。所以:
undefined (34)
这里的undefined实际上就是 (31) 的雅可比矩阵。
undefined (35)
如果系统是稳定的, 即存在稳定的内点均衡, 则雅可比矩阵的所有特征值为负 (若特征值为复数, 则其实部为负) 。如果至少有一个特征值为正, 则不存在稳定的内点均衡。在Puga (1999) 的文章中, ar=av=1, 内点均衡是对称的。而本文中, 由于考虑了技术差异和拥挤成本的影响, 内点均衡通常是一种非对称的情况:一个地区拥有较大的制造业份额, 另一地区拥有较小的制造业份额。而Puga (1999) 的文章的分析表明只存在对称均衡和完全集聚两种极端的情况。
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情况下, 雅可比矩阵J1的特征值由贸易成本和其他参数决定。只要贸易成本和其他参数使得J1的两个特征值为负, 内点均衡就是稳定的。
5 技术变化对均衡稳定性的影响
在上一部分中, 我们讨论的是在给定技术条件下的均衡结构。在这部分中, 我们考查技术变化对均衡结构的影响。首先讨论对完全集聚的影响, 再讨论对内点均衡的影响。
5.1 技术变化与完全集聚
随着经济的发展, 各个地区的技术也在发生变化。在这里, 我们关注的不是技术的绝对变化, 而两地区技术水平的相对变化。在第三部分中, 我们讨论了这种技术变化的可能性情况。即:两地区技术差距可能扩大, 也可能缩小, 当然也有可能维持不变。通过 (29) 式, 我们得出qir是关于av/ar的减函数, 即undefined。所以, 当地区间技术差距拉大时, qir变小。通过图3, 我们可更清晰地考查相对技术变化对完全集聚的影响。
图4中曲线1、2、3的相对技术水平av/ar分别为3/2、11/8和5/4。从中可看出, 随着技术差距的减小, 完全集聚的条件越来越苛刻, 即τ的范围越来越小, 甚至不存在完全集聚。相反, 技术差距越大, 制造业的完全集聚就越容易。对于领先地区来说, 若要维持其在制造业上的稳固地位, 必须加强研发,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对于落后地区来说, 如果自身的创新能力不强, 就要更多地与领先地区联系, 增强学习能力。这样, 即使不能追赶上领先地区, 也能从其知识溢出中获得很大收益。
根据图4中的曲线, 我们发现, 即使贸易成本很小, 即τ接近于1, v地区的技术优势并未能保证制造业的完全集聚。究其原因, 正是企业集中带来的拥挤成本过高, 完全抵消了技术优势。由 (29) 式, 可得到undefined, 即工人对拥挤所带来的负外部性越厌恶, qir越大。我们通过图5来考查k的变化对完全集聚的影响。
图5中曲线1、2、3的k值分别为3/4, 5/8, 1/2。我们发现随着k值得增大, 完全集聚的条件变得苛刻了, 即满足完全集聚的τ的范围变小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企业在某地区的集中必然会对该地区的资源与环境带来压力, 如何处理好企业集中所带来的负外部性 (即降低k值) 成为该地区能否保持其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对于工人来说, 即使在核心地区有很高的名义工资, 也有可能因为当地环境污染严重 (以及较高的价格指数) , 而迁往外围地区。因此, 对于任何地区来说, 改善企业集中带来的负外部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5.2 技术变化与内点均衡
在第四部分的第2节中, 我们讨论了给定技术水平下的内点均衡问题。此处我们结合第三部分的内容, 讨论技术变化对内点均衡稳定性的影响。
我们可根据 (26) 和 (27) 式, 得到两地区的技术进步速度为:
a′=a (n, τ) (36)
其中, a′=[a′ra′v]Γ, a=[arav]Γ, n=[nrnv]Γ。结合 (32) 和 (36) 式, 可得到存在技术变化的雅可比矩阵:
undefined
由于undefined。我们可将雅可比矩阵J2改写为:
其中J1即是 (35) 式, (31) 式的雅可比矩阵。若内点均衡是稳定的, 要求雅可比矩阵J2的所有特征值小于零。如果有一个特征值大于零, 则内点均衡就是不稳定的。我们看到 (38) 式的分块矩阵中, 包含了J1, 就是说J2中的两个特征值与J1是相同的。因此, 在考虑技术变化的情况下, 内点均衡的条件更加严格了。相比于第四部分第2节的分析, 我们发现J2的特征值不仅取决于贸易成本和其他参数, 还取决于两地区的技术水平ar和av及其相对变化。但无论如何, 只要保证J2的四个特征值都为负, 内点均衡就是稳定的。我们同样可以预见, 内点均衡一般是非对称的。
6 结论
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等因素, 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的经济中心, 并显现出自我维持的趋势。虽然政府采取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一系列的政策, 但是由于经济集中所产生的收益递增和正反馈作用, 东部地区在可预期的未来保持经济中心的地位不会改变。本文的分析表明, 地区间技术差距是决定空间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 技术差距的扩大有利于领先地区提高其经济地位。目前, 在东部地区在高等教育资源、研发等方面明显优于西部地区, 即其创新能力要强于西部地区。那么, 对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说, 提高其学习能力是改善其经济地位的关键因素。对于当地政府来说, 一方面应加强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 采取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另一方面要降低区域间的联系障碍, 加强与东部地区的联系, 从而促进其学习能力。
实际上, 不仅一国内部的落后地区可以从领先地区的知识溢出中获益, 在国际层面知识溢出上也是如此。相比于改革开放前, 在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不仅可以从参与世界分工, 还能从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学习先进的技术, 这对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的作用是巨大的。再比较韩国与朝鲜的发展路径, 可清晰地看到:采用开放性政策的韩国现在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而闭关锁国的朝鲜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因此, 加强与发达国家的联系是发展中国家提升其技术水平, 以及经济地位的重要途径。
由于拥挤成本促使经济活动的分散化, 所以对于制造业更集中的地区, 更要关注它带来的影响。当人们更关注生活的质量, 即对环境的污染更敏感时 (即k值变大) , 拥挤成本的影响越大, 越能促使经济活动的分散化。因此, 对于政府来说, 若能更好的治理污染, 改善环境, 就越有利于工人的流入, 以及制造业在该地区的集中, 和更好地维持其经济地位。
摘要：在新经济地理中, 向心力与离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的空间结构的演化。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拓展了向心力和离心力的范围, 将技术变化与拥挤成本纳入到空间经济模型中。对模型的分析表明, 地区间技术差距的扩大成为促使经济集中的向心力, 而地区间的知识溢出和拥挤成本是促使经济分散化的离心力。根据这一结果, 我们对不同地区的发展战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地区差距,知识溢出,拥挤成本
参考文献
[1]G.M.格罗斯曼, E.赫尔普曼著, 何帆等译.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1.
[3]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营销意义探讨 篇10
关键词：发展差距,区际贸易,营销价值
一、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特征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产生是有很多种原因的, 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雷敏 (2002) 从世界各国区域发展过程来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问题, 认为主要受四个方面的影响即:市场作用 (经济发展中的回流效应和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政府政策作用 (向东部地区倾斜的优惠政策) 、分工格局 (西部地区以原材料和初加工为主, 东部地区则以原材料深加工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为主) 和产业结构差异;王伟 (2005) 认为形成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有主、客观原因:经济体制的转轨变型的客观要求, 制度环境、制度变迁成本对市场程度的影响, 资源条件和地缘条件不同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形成差距的客观原因;非均衡发展战略下的政策倾斜对生产要素流动的影响, 非正式约束对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是形成差距的主观原因;姚丽娟 (2006) 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他认为在改革开放后, 国家实施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 是造成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宏观因素, 而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中的传统体制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基础产业和基础建设的滞后等问题是造成东西地区之间经济差距拉大的微观因素。
宏观区域政策是国家在地理空间上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行动准则、对策与计划, 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重要的影响。首先, 国家的区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区的发展方向和途径;其次, 国家的区域政策决定了每个地区在国家重点发展优先次序中的地位。这将导致各个地区在社会总资源的空间分配中获得不同的份额和有着不同的“自由度”;最后, 国家的区域政策影响各个地区的外部流量 (包括商品、生产要素和收入流量) , 从而影响其地区总供求比例关系, 进而影响地区的增长和发展能力。
不管是从人均GDP、人均收入还是技术成交额等来看, 区域间的差距是很明显的, 是客观存在的,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既不能过于敏感, 同时也不能过于麻木。我们知道事物都是有其正反两面的, 我们要接受差距的客观事实, 差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促进经济发展有一定积极的作用,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差距, 把劣势转化为优势, 寻找差距背后的营销机会。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市场营销学价值
1.形成了巨大的需求空间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 其需求空间可想而知是非常大的。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变化, 人们的追求也越来越高了。但是不同的区域之间需求是不一样的, 甚至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 由此可以说我国的市场需求空间是巨大的。我国人口众多, 劳动力也多, 且劳动成本较低, 所以我国基本上能够达到自给自足。而且我国总的资源比较丰富, 按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也能够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中西部由于发展比较慢, 不管是经济管理方面还是技术方面, 相对于东部而言都还比较落后。由于这几年来国家一直都在提倡西部大开发, 把西部开发作为重点项目, 因此这几年西部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西部对于一些产品的需求正在不断提高, 像摩托车、电风扇等还有很大的潜在市场。特别是对一些高端的产品如汽车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呈现出来。
我国东部经济比西部发达得多, 地理条件优越, 且企业实力在不断地增强, 企业及时注入新的技术活力, 对于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随着东部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于高端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并且对于能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地上升。就能源而言, 西部“能源产量大”, 东部“能源消费大”, 东部一般都是靠西部供应, 西部正好可以利用这一优势来满足东部的需求。
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 其潜在市场需求还是很大的。我国毕竟有13亿多的人口, 每个人的需求又是不一样的, 这就需要靠企业敏锐的观察能力去发掘市场机会, 对市场进行准确的定位并适时地运用营销对策, 把劣势转化为优势, 使优势发挥最大作用, 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尽管我国的平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远比发达国家低很多, 但是综合起来各方面的需求都十分可观, 具备了各种产业发展的最低市场规模。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需求将更趋旺盛, 所以我国经济的市场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2.多层次的消费结构
影响消费结构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消费心理和环境因素。近几年来, 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 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 消费内容就更加丰富多彩。不仅实物消费得到了较好的满足, 劳务消费也得到了较好的满足;不仅物质消费得到较好的满足, 精神文化消费也得到了较好的满足。但是不同的地区、城市和农村的消费水平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国的消费结构呈现出了多层次性。有的已进入“富裕型”, 有的正在进入“小康型”, 有的还是“温饱型”, 极少数还处于“贫困型”。
我国西部经济发展较慢, 居民收入水平低而且增加幅度小。收入水平必然影响到消费, 所以我国中西部地区大多数还是处于温饱型消费。食品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是增加最多的。不过像中西部少数一些城市的消费正走向小康型消费, 他们在满足了生存需要后把更多的支出用于文教娱乐上。由于我国经济改革政策的原因, 东部经济发展较快, 他们的消费已经从生存型转为享受型消费, 把更多的支出用于了住房、投资和休闲等。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在人获得物质生活的相对满足之后, 必定要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情感需求、价值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方面的满足。像广州、深圳等发达地区都已走在科技时尚的前列, 手机、电脑、汽车这三类产品的拥有量都位居前列。
不同的消费结构会形成不同的市场, 作为一个营销人员就应该密切关注这些需求, 从这些差距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市场, 努力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从而增加企业的盈利。
3.能够大大延长产品生命周期, 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
企业不能期望其产品永远畅销, 因为一种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情况和获利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时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经历了产品的诞生、成长、成熟和衰退的过程, 就象生物的生命历程一样, 所以称之为产品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就是产品从进入市场到退出市场所经历的市场生命循环过程, 进入和退出市场标志着周期的开始和结束。典型的产品生命周期一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每个阶段都有它自身的特点, 并且随着周围情况的变化也在相应地发生改变。我们应该在不同的时期运用不同的营销策略以便尽量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同种产品在不同的地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营销人员要把握这种时间差, 及时、准确地对产品进行转移, 这样就可以延长一个产品的生命。
三、基于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企业营销对策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东、中西部都有其自身的发展优势,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开发利用, 笔者认为我国企业至少可从以下几方面去加强营销, 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加强企业区域间的兼并与合作
东部由于其经济发展状况可以生产“技术型”产品, 并跟国际接轨, 创国际品牌, 走国际道路。而作为西部就可以生产“温饱型”产品满足国内需求。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的分工与合作来发展地区经济, 使我国整体水平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提高。东部企业比中西部企业发展的快并且趋于完善。西部的民营企业也比以前多了, 但由于经验等原因在发展中的脚步缓慢, 东部应该带动西部企业的发展, 这样整体经济才能够得到提高。区域间的企业可以通过合作和兼并来满足自身的需要,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提出的“激活休克鱼”法也许会对区域间企业兼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所谓的“休克鱼”指目标企业应该是硬件不错 (员工、技术、设备等) 而软件有问题 (观念、战略、管理、企业文化等) 的企业。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总有些企业由于某种原因遇到了发展的困难, 面临着倒闭的危险, 那么作为一些大企业就可以去收购或兼并那些在管理方面弱而生产能力强的企业, 从而使“休克鱼”变成“活鱼”。
2.促进技术和产业的空间转移
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一般关系是由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决定的。马克思指出:“没有生产, 就没有消费, 但是, 没有消费, 也就没有生产, 因为如果这样, 生产就没有目的。”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必须与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相适应;而需要又是多方面的, 这就要求社会生产不仅在总量上要与社会需要相适应, 而且还必须在结构上与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相适应, 即生产结构必须与人们的需要结构相适应。罗斯布鲁姆认为技术转移就是技术通过与技术起源完全不同的路径被获取、开发和利用的技术变动过程。技术转移并不是单纯地把技术从某一处挪到另一处, 而是在这种转移中重视技术与环境的适应性。技术转移不仅仅包括纯技术, 而且还包括与技术有关的各种知识信息等。就我国而言东部的一些技术可以转移到西部来延长技术的寿命, 当然西部在接受技术时可以对技术进行创新或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一些改进, 可以吸收东部一些好的经验, 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加快发展。由于沿海地区土地、劳动力、能源价格不断上涨,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正逐渐下降, 应当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向中西部转移, 吸引国内外各种投资者。
3.大力发展区际贸易
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区际贸易, 作为西部企业应该把重点放在开拓区际市场, 有关研究表明我国近几年区际市场在萎缩, 国内需求不旺,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区际市场开发不力。东部地区由于技术领先, 出口潜力大, 今后还将继续扩大出口, 同时促进衰退转移, 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把部分适合西部企业发展的产业转移到西部去发展。对原材料、初级产品、配套辅助产品优先考虑西部企业, 而不是直接通过国际渠道取得。这些对西部企业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中西部原材料、能源、矿产丰富, 可通过市场对此类产品进行定位, 改变以往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不平等交易。东部可以利用技术、人才优势给中西部发展以必要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支持, 并且在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 还可以通过与中西部合作的方式, 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或耗能、耗材产业转移到中西部。总之, 地区之间通过既竞争又合作可以实现产业利益的合理分享。东部每年都要消费大量的能源并大多数都要靠西部进行供应, 西部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也造成了很多能源的浪费, 那么针对这有情况东部可以把好的技术传授给西部, 西部利用引进先进的技术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能源开发, 这样就可以带来总体能源需求量的增加。像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不管是作为企业还是国家都可以好好思考, 也许会豁然开朗。
参考文献
[1]徐逢贤等.跨实际难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经济差距 篇11
关键词：经济开放；地区分割；技术差距；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5－0087－06
一、引言
新增长理论指出技术是经济收敛的关键，影响技术差距的主要因素可以区分为自身的技术进步、技术扩散以及宏观经济环境。解释自身技术进步的两个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因素就是研发和人力资本(或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投入直接促进不同经济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时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程度越高，掌握和模仿先进技术的能力也会越强。技术扩散是通过国际贸易或国际资本流动获得先进技术的转移或模仿，从而有效促进东道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进步。宏观经济环境对于区域间技术差距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Sen－hadji实证发现有利的外部环境，好的宏观经济管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性、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都有利于促进TFP增长。
我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大国，地区之间的技术进步差距，除了以上影响因素以外，地区分割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陆铭，陈钊指出顺市场力量所导致的市场整合和工业集聚、逆市场力量所导致的市场分割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两种根本因素。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具有明显的地方分权特征。在政绩观和区域GDP增长的主导下，地方政府成为地区分割的积极推动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出现了地方市场分割的现象，当时很多生产原材料和农产品的省份都大量投资于加工工业，造成全国加工业规模过大。当原料供给不足，价格飙升，各地区通过控制自身的原材料和价格来促进本地的工业发展。进入90年代后，各省份开始使用“软硬兼施”的分割形式来保护本地市场，地方政府也往往因为寻租目的，制定一些市场分割的政策。刘培林引用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组织的一项全国性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市场分割或地方保护问题仍然没有根除，甚至在有些地方和行业还比较严重；目前许多研究探讨了我国市场分割程度的发展趋势、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和技术效率损失等，而并未考察市场分割对于地区技术差距和趋同的影响作用。本文分别采用商品市场分割指标和改进的省际贸易合作指标度量我国地区分割程度，建立地区技术差距的决定因素模型，考察地区分割、经济开放等对于技术差距的影响作用。
二、我国地区分割的度量及影响技术差距的理论分析
(一)地区分割的度量
本文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衡量我国地区分割，一是陈敏等定义的商品市场分割指标，记为Segl，该值越大，表明地区分割程度越高；二是改进的徐振辉的省际合作指标，记为Seg2，该值越大，说明地区问分割程度越低。
陈敏等利用不同地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来构造地区间市场分割指标。该指标沿袭了Parsleyand Wei(2001)的方法，以商品市场上的相对价格的方差Var(Pi／Pj)(Pi和Pj分别表示商品在i和j两地的售价)变动为观察对象，借助地区间的相对价格信息来分析市场整合程度，其思想来源于“冰川成本”模型。利用多种商品的价格指数信息，计算出相对价格变动的方差来反映套利区间的大小，也就可以反应市场分割程度的大小。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1992－2007年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类商品，原始数据来源于1992－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中的分地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上一年份为基期计量)，具备了时间、地点与商品种类3个维度(15×28×9)。这9类商品分别是粮食、鲜菜、饮料烟酒、服装鞋帽、中西药品、书报杂志、文化体育用品、日用品及燃料。最终用来衡量市场分割的是相对价格的方差。中国国内商品市场分割的变化趋势如图1。全国国内商品市场分割程度经历了不断下降的过程，从1992年的O.00165减小到2007年的0.000323，下降到约为原来的1／8，说明16年来中国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图2则比较了沿海和内陆地区国内商品市场分割程度的变化。相对而言，沿海地区分割程度明显大于内陆地区，样本期间沿海地区分割程度平均值为0.001035；内陆地区分割程度平均值为0.000713。但总体来说，大致呈现出全国类似的变化趋势，随时间的推移逐渐缩小。
徐振辉度量的省际合作指标则是基于以经营单位所在地来计算的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以商品目的地进口额和商品货源地出口额来计算的各地区进出口总额，通过这两套数据的差值构造省际合作指标变量。由于省际合作指标仅反映的是一个省通过其他省的进口量(或出口量)绝对数值上的变动，其可能高估一些贸易大省与其他省份的省际合作程度，例如两个省份具有相同的差值，并不能说明它们与其他省份的合作程度相同，因为相同差值占各省份总进出口额的比重存在明显差异。所以仅以这两套数值的差并不能很好的度量不同省份跨省合作程度。本文对指标进行了改进：首先，取两套贸易数据差值的绝对值。两套贸易数据的差值反映了一省通过其他省的进口量或出口量，而差值符号只是表示贸易的方向，差值的大小则反映贸易量。然后，将该差值除以两套数据的平均值，用这个比例的形式来反映地区分割程度，即Seg2。如果比值越大，即一省通过其他省的进口额或出口额占总进出口额的比重越大，则说明该省与其他省份的合作程度越大，分割程度越低。沿海和内陆的省际合作发展趋势如下图3。沿海地区省际合作指标平均值在0.1以上，而内陆省份则在0.15以上。并且大部分年份内陆省份的省际合作值是在沿海地区之上，表明内陆省份与其他各省份之间的合作程度要高于沿海省份与其他省份的合作。这与市场分割指标所反映的现象相吻合。
(二)地区分割影响技术差距的理论分析
尽管在短期内，地区分割通过保护地方产业，促进各地企业参与竞争，加快地方弱势产业的成长，增加当地居民就业和保证政府税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地区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地区分割限制了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产生了要素市场扭曲和产出损失，进而导致技术效率降低，扩大了地区间的技术差距。新古典增长理论指出，趋同只存在于通过要素流动而紧密联系的经济体之间。要素流动所带来的技术转移可以逐渐缩小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差距，但地区之间的分割
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要素不能按照市场信号的引导在地区之间流动，从而不能配置到边际产出最高的生产环节中。例如，地方保护中的行政壁垒，使得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扭曲，降低了地区人均GDP增长率，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趋同。郑毓盛，李崇高认为地方分割导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省际间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造成宏观技术的低效率。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指出，不同的地区和经济之间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安排生产，但因为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各地区之间不能完全选择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生产，竞相在相同产业重复建设，导致各省都难以从省际分工中得益，因而产出结构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也比较大。Yin指出推动地区市场整合，即消除地方保护会使得整合的两个地区经济状况改善；而中国地方政府在分权的体制下，因为要获取更多地方利益，采取了一些逆市场的政策分割市场，结果导致国内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不利于地区间资源配置。刘培林沿用了郑毓盛，李崇高的测算方法，选取了国有以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部门为对象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地方分割导致产出损失的结论。但由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所导致的产出损失对于制造业部门来讲大约有5％没有达到郑毓盛，李崇高提到的产出损失为20％的程度。
而从技术扩散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地区分割限制了省际企业间的交流，进而抑制了企业通过竞争与合作产生的技术和知识外溢。另一方面，地区分割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隔断外来技术对国内省份溢出的渠道。国际技术扩散的主要物化型渠道是国际贸易和FDI，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技术扩散对于技术进步和趋同的重要影响。我国主要的贸易行业和企业集中在我国沿海地区，其占据进出口贸易额的90％以上，到2006年我国沿海12个省份的出口贸易额占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92.19％；而外商直接投资的85％以上也是分布在这些省份。一般而言出口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具有相对高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这种国际技术溢出有效地促进了沿海省份的技术进步，而内陆地区则由此获益甚少，并且因为市场分割或地方保护，一方面阻碍了沿海企业通过前一后向产业链接效应对内地的技术溢出，另一方面也弱化了沿海省份对内陆地区的区域间技术溢出，从而扩大沿海和内陆地区的技术差距。
三、实证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
(一)基本模型设定
本文类似于徐振辉，Li and Xu将我国省际间技术差距GAP定义为各省的技术水平与最高技术水平的比值，这样该值在0到1之间，然后采用以下标准的Logit模型来考察我国省际间的技术趋同。
其中，X表示影响省际间技术趋同的因素，这里主要包括地区分割、经济开放和其他控制指标。如果落后地区的技术水平增长率超过最发达地区，那么GAP就趋于1，也就是意味着技术差距的缩小和技术收敛。对式(1)略作变形得到：
线性化得到以下分析开放条件下市场分割影响技术差距的实证模型。
其中下标i代表省份，t表示年度。Y=log(GAP/1－GAP)，衡量中国地区间技术差距的收敛性，技术差距GAP的扩大或缩小，就等同于因变量Y的变大或缩小。其中解释变量SEG表示市场分割，Fdi反映各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Ex表示出口贸易，控制变量Z包括研究和开发、基础设施和市场化程度。
(二)变量定义与数据选取
关于各省份技术进步水平的度量，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假定以下柯布一道格拉斯型的区域生产函数为：
其中Qi，t、Li，t、Ki，t分别表示i地区第t年的产出、劳动力和物质资本。α，β分别为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这里并未限定规模报酬不变。Ai，t为全要素生产率，如果估计得到a，口的值，则有Am＝Qi，t／Li，tKi，t。对式(4)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为了保证省际全要素生产率估计的稳健性，采用1985－2006年的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剔除了海南、重庆和西藏)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产出变量以各地区的实际GDP来衡量，用1978年的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消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汇编》；劳动力以各省年底总就业人数来表示，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物质资本通过计算各省份的实际物质资本存量来反映，实际物质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基本公式为Kt＝Kt－1(1－δ)＋It，以1978年不变价格来估算各地区每年的物质资本存量，其中It为各地区年度社会固定资产投资，δ为物质资本年折旧率，具体参数的计算可参见张军(2005)的研究。对于模型(5)的估计，考虑到截面数大于时期数目，并且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故采用截面固定效应方法进行估计，进一步计算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各省的情况来看，样本期间福建省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其他省份，所以本文技术差距变量GAP定义为各省的TFP值与福建省TFP值的比值，GAP值越大，表明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越接近福建省，技术差距就越小。
解释变量中SEG变量SEGl和SEG2分别对应前文所定义的地区分割变量Seg1或Seg2与福建省相应变量的比值。Fdi变量为各省吸引的外商投资占资本存量份额与福建省的相应值之比；Ex为各省出口额与福建省相应值之比。控制变量Zi，t反映影响技术差距的其他因素，根据已有研究，本文主要考虑地区研发(Rd)、基础设施(Inf)和市场化程度(Mar)变量。文献研究表明，提高研发能力，能够直接促进地区技术进步，研发变量对地区技术差距的缩小有正向的影响，本文以各省每年的专利授权量来反映各省的研发程度。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利于技术和要素的流动，对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电信容量指标来反映各省基础设施情况，用各省每年电信业的总业务量来衡量。预计该指标对缩小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也有积极的作用。中国转型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市场化改革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本文从产值和就业两个方面来度量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分别采用其他经济单位职工(非国有经济单位和集体所有单位职工)占所有职工人数的比重(Mar1)以及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占总的工业总产值的比重(Mar2)来衡量。所有以上控制变量在模型中作为解释变量，均采取各省的变量值与福建省相应变量值的比值形式。考虑到所有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1992－2006年28个省份(不包括海南、重庆和西藏)进行实证分析。所有以货币为单位的数据，均以1978年为基期的消费品价格指数进
行平减，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原始数据以万美元为单位，先通过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单位，再进行平减。关于各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1992－2004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6年数据来源于2006－2007年各地区的统计年鉴。职工人数数据来自于Fleisher Behon，李海峥，赵敏强和《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工业总产值由于1998年以后工业统计的各类指标统计口径发生变化，只统计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所以工业总产值数据采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据，国有企业数据采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据，1998－2003以及2005－2007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年；2004年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来源于2005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其他各变量，1992－2004年的原始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2006年数据来自2006和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
四、开放条件下我国地区分割影响技术差距的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截面加权固定效应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估计模型，估计结果见表1。
表1模型①－②中解释变量仅包括地区分割和经济开放指标，模型③－⑥是增加了研发、基础设施和市场化程度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表示，变量均有显著的系数，地区分割指标SEGl有显著负的回归系数，指标SEG2有显著正的回归系数，并且回归系数值也相对稳定，约为0.001。被解释变量值越大，意味着各省的技术进步存在向前沿省份收敛的趋势，各省与前沿省份的技术差距在不断缩少。变量SEGl反映各省相对于福建省而言，与全国地区的分割程度，该值越大就意味着相应省份与全国其它省份的地区分割程度要大于福建省与全国市场的分割程度。回归结果表明该变量显著扩大了技术差距。而指标SEG2则反映了该省相对于福建省份而言，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合作程度，从反面衡量了相对的地区分割，该值越大，意味着该省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合作程度，要好于福建省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合作程度。所有回归模型中变量SEG2都有稳定的正的回归系数，促进了技术收敛。综上分析可知，区域之间的市场分割并不利于技术扩散和收敛，地区分割程度越高，即地区间的贸易保护越严重，落后地区与先进省份之间的技术差距会越大；相反各省与全国其他省份之间的合作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促进该省的技术进步，缩小其与技术前沿省份之间的技术差距。
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变量都有相对稳定的正的回归系数，尤其是出口变量，其回归系数一直在1％的水平上显著，并且其系数值相对稳定，并不依赖于控制变量的增加和估计方法。这与预期一致，二者都可以缩小其他地区与福建省之间的技术差距。目前我国吸引的FDI大部分分布在沿海地区，FDI的进入通过国际技术扩散促进了我国沿海地区的技术进步，扩大了我国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技术差距，研究表明，促进一些好的外资企业往内地转移，逐步提高内地的引资份额，有利于缩小沿海与内地之间的技术差距。出口贸易也有利于技术水平的收敛。
研发对于地区问技术差距的缩小有积极作用，其回归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研发是自主创新的重要途径，许多实证文献均表明研发能够有效地促进技术进步，同时也有助于对外部技术溢出和知识扩散的吸收。基础设施变量的系数在所有回归结果中均不显著。尽管许多研究都强调了基础设施对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在实证中并没有得到稳健的实证支持，这与Fleisher Belton，李海峥，赵敏强的结论是类似的。因为，这些指标并不能综合反映我国各地区的基础设施情况，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各种基础设施对于各地区的技术进步具有不同的作用。本文从产值和就业两个方面来度量我国各省的市场化程度，Mar1越大意味着各省相对于福建省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而Mar2越大，意味着比较于福建省，其他省份国有企业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越大，则该省的市场化程度越低。结果表明，前者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显著性依赖于不同的地区分割变量；后者有显著负的回归系数，即使采用不同衡量地区分割指标，依然是显著的，总体上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技术水平的提升，减少技术差距，加速技术水平的收敛。
五、结论
地区分割限制了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产生了要素市场扭曲和产出损失，扩大了地区间的技术差距；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的竞争与合作，隔断外来技术对国内省份技术溢出的渠道。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我国地区分割程度的发展趋势、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和技术效率损失等，但并未考察地区分割对于地区技术差距的影响作用。本文利用陈敏等的商品市场分割指标以及改进的徐振辉的省际合作指标，度量我国地区分割及其发展趋势，发现我国国内市场处于日趋整合的状态。进一步分析地区分割、经济开放影响技术差距与收敛的机制，基于徐振辉、Li and Xu的思路，建立分析我国省际技术差距的影响因素模型，采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地区分割、经济开放等对地区间技术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分割扩大了各省份之间的技术差距，妨碍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加强省际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有助于技术收敛。扩大出口贸易，提高引资份额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地区间技术差距；加大研发、促进市场化改革对技术差距的缩小也有积极作用。
经济差距 篇12
一、我国区域间资本流动现状及格局
区域间资本流动渠道可分为两类:政府机制驱动下的流动渠道和市场机制驱动下的流动渠道。两类资本流动所具有的目的和特点不同, 政府机制驱动下的资本流动是政府部门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引起的资本流动, 这一资本流动不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而服从于政府的需要, 可能是非自愿的违背市场均衡规律的资本流动;市场机制驱动下的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市场价格的引导下通过资本区域流动自动达到资本供求平衡, 是一种均衡状态。两者相互独立存在, 并共同影响区域资本供求的均衡和区域间资本流动, 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流动机制将决定区域的资本流动方向和基本的性质特征。
(一) 政府预算资金在不同区域间的分配
政府驱动的资本流动渠道是在政府区域发展宏观战略指导下, 通过行政手段完成的。郭金龙、王宏伟 (2004) 在其研究中指出, 政府在资金配置中似乎仍然有较强的控制能力, 其作用和影响力不可小视。政府的这一资本区域配置行为可采用两种方式:政府预算资金在不同区域间的分配和通过有差别的区域信贷政策来引导资本流动。本文主要讨论第一种形式的资本流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资本的流动更多地体现着市场经济的需求, 但政府在资金配置中仍然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 政府预算资金在不同区域间的分配主要是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的。研究发现, 1995-2000年期间东中西部获得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数额相差不大, 东部比西部和中部略多。1999年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 形势有所变化。国家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出台后加大了对中部和西部的转移支付力度, 且其增速在2004年后有明显的逐年上升趋势, 中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量与对国家税收有很大贡献的东部的差距开始逐步拉大, 相应的东部财政转移支付占比开始大幅逐年下降, 大量资本从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国家提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 中央政府加大了对东北的投资, 在转移支付的年增长幅度上, 东北地区的年增幅小于中西部地区年增幅, 大于东部地区年增幅。由此可见, 全国资本流动总体上呈现出资本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由东部地区向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流动。
(二) 固定资产投资在不同地区间的分配
固定资产投资的实现过程, 就是不断运用货币资金购买物资和支付工资的过程, 就是不断进行购买和建造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 不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国家都采取了向东部倾斜的政策。东部地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自1991年以来基本都保持在50%以上, 中西部所占比重基本持平保持在接近20%。东北地区由于省份较少, 所占的比重也最小, 基本保持在10%左右。究其原因:一方面, 由于国家采取了政府投资向东部地区倾斜和吸引外部投资的优惠政策的策略造成了东部地区的投资力度过大, 而东北地区不仅拥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扶持, 而且在地理位置上较接近东部地区的一些发达省份, 这为资本区域间流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 中西部地区由于自身经济基础薄弱和外部环境的不健全, 造成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本流动能力有较大的不同。
(三) 实际利用外资在区域间的差异
自改革开放以来, 国外资本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而外商投资的地区差异也成为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仅次于国内投资地区差异的影响。作为各地区吸引资本流入的一个重要渠道, 外资流入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地区资本流入的规模。1991-2008年期间, 从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上看, 整体表现为东部独大的局势, 外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而其他三个地区吸引的外资则十分有限。从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上看, 同样呈现东部独大, 中部和东北基本持平, 西部最少的状态。因此, 从资本流入的角度看, 我国外商资本流入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 资本流入规模:东部>中部>西部>东北。
(四) 金融资本在地区间的分配
由于地区间储蓄与投资的非均衡分布, 加上地区间存在利用金融资源的比较优势和规模效应, 金融主体基于对风险和收益的判断, 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 通过各种渠道将金融资源转移到高回报地区, 其主要渠道包括银行信贷市场、资本市场等渠道。首先, 四大区域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地区存款远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且与其他各地区的差距逐年拉大。其次, 四大区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分布极不均衡, 贷款资金分布同存款资金分布具有相似的特征, 表现为东部地区远高于其他三个地区。最后, 从各地区的存贷差来看资本流动趋势。东部地区存贷差除1991年小规模负值外, 其他年份均为正值, 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存贷差均表现为负值, 由此大致推断, 东部地区的存差意味着金融机构资本的净流出, 而其他三地区的贷差意味着金融资本的净流入。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投放向东部倾斜, 东部地区的贷款增加来自其他三个地区的存款支持。资本通过这一渠道的流动方向为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流向东部地区。
二、资本流动与我国区域经济关系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区域间经济差距持续拉大, 通过分析反映区域经济差异的各项指标, 很多学者得出类似“自1990年以来中国各省区之间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程度逐渐加深、经济差距急速拉大”的结论, 赵志耘、吕冰洋 (2007) 在其文章中将资本与区域经济差距的相互作用关系描述为下图, 并进行了验证, 结果显示这一关系在我国确实存在。
为了分析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的实证关系, 本文选取了1990-2011年的数据, 因为此期间能较准确地反映近年来我国资本流动及区域经济差距的情况。指标选择上, 本文选取地区间GDP之差作为被解释变量, 反应地区间经济差异情况;选取地区之间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差 (GDZC)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DK)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之差 (WZ) 作为解释变量, 反映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资本流动因素。故本文的分析将运用Eviews6.0软件对区域间截面和1990-2011年时间序列所构建的面板数据 (Panal Data) 及双对数模型形式进行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i=1, 2, 3分别代表东中部地区, 东西部地区, 东部与东北地区相应指标的差值 (如GDPi, t表示东部地区GDP与中部地区GDP之差) , t=1, ……, 19代表时间。α固定效果, 用于反映回归方程中一些没有考虑的因素影响, αi1、αi2、αi3为回归系数, μi为残差。
在对面板数据回归前, 我们首先对各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Fisher-ADF及LLC检验法分别对1n (GDZC) 、1n (WZ) 、1n (DK) 、1n (GDP) 进行平稳性检验, 结果如下:
由表1可知,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各变量的水平序列均为平稳过程。由此, 我们判定各个变量的面板数据均为I (0) 过程。
由于各变量均是I (0) 过程, 因此我们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以确定他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是否存在。本文应用Mc Coskey和Kao提出的基于完全修正最小二乘估计 (FMOLS) 的面板协整检验, 分析结果如下:
如表2所示, Kao协整检验的ADF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
本文假定个体在截距上的差异是固定的、非随机的, 并且误差项满足时间一致性。由此本文模型就可以归结为变截距固定影响模型。但由于变截距固定影响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可能会同时带来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问题, 因此本文采用似不相关回归 (简称SUR) 进行检验加权, 并对模型进行相应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简称GLS) 估计。在实证中采用时期近似SUR加权检验并进行GLS回归估计变截距固定影响模型, 即采用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 修正了时期异方差性和同期相关。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3:
如表3估计结果表明, 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型统计检验大部分都显著, 而且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此外, 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呈正相关关系, 符合经济规律, 通过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检验。由结果可见, 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地区差距是影响东中西部经济差距的最主要因素,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差对西中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大于实际利用外资差对其经济差距的影响。从数字上看, 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差对东部与东北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较强, 其次为东西部经济差, 最后为东中部经济差。实际利用外资差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强度为:东部与东北部>东部与西部>东部与中部。从这一角度看, 其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的强度大小与区域间距离情况基本相符。就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差距来看, 其对东中部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较强, 其次为东西部经济差, 最后为东部与东北部经济差。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对各地区的经济差距都有较大的正效应, 这说明缩小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差能够有效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三、政策建议
(一) 改革转移支付制度,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来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及人民基本保障的福利水平, 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在人才培养机构通信交通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增加欠发达地区自身的“造血”能力, 使之能够通过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及良好经济环境的培养吸引资本流动, 从而带动经济发展。
(二)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促进区域间投融资
首先, 可以考虑降低欠发达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及再贴现率, 给予欠发达地区优惠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及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其次, 实施差别化的利率政策, 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采取不同的存贷款利率, 准许欠发达地区银行一定幅度的提高存款利率, 降低企业贷款利率, 尤其在重点项目建设和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给予利率优惠。最后, 积极推动欠发达地区地方性银行的建设, 放松金融机构设置和业务创新审批条件, 组建扶持落后地区融资的政策性银行, 构建多种融资机制。
(三) 吸引外商向中西部落后地区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