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差距

存在差距（精选10篇）

存在差距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 计算机专业大学生就业难与高素质的软件工程人才的极度短缺形成强烈的对比, 对企业而言核心问题不是数量性极度短缺, 而是结构性极度短缺。对学生而言不是数量性就业难, 而是质量性就业难。如何破解这个困局是软件教育工作者与业界必须面对与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学校教学中的问题

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调研中, 发现许多学生对计算机理论课严重地“消化不良”, 对真正的软件开发过程没有真正的理解, 不知道学计算机技术的正确方法, 计算机专业学生许多都在使用错误的学习方法来学习计算机技术, 例如一些学生把程序设计课程当成是“政治课”, 通过“背”的方法来应付考试。学到的一点理论也不知该如何应用, 面对一些开发中的问题, 绝大多数学生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许多学生由于计算机理论课难度过大, 讲授内容与软件开发实际情况相脱节, 再加上学生普遍缺乏开发实践基础而抑制了对软件开发的兴趣, 视软件开发为畏途。

计算机技术具有极强的实践性, 不去实践, 根本不可能学好。对于缺乏经验的学生, 学校必须引导他们进行实践。而要做到这一点, 则需要有大批具有深厚行业背景的高素质的教师, 师资力量的数量与质量, 成为了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的软肋。

软件企业从事软件开发的人员分三个层次, 他们是PG (程序员) 、SE (系统工程师) 和BSE (桥梁工程师) 。

PG (程序员) 的工作主要是严格按照设计书的要求编码和测试;SE (系统工程师) 工作主要是参与基本设计、详细设计、集成测试;BSE (桥梁工程师) 工作主要是桥梁作用的沟通、开发计划、需求分析、基本设计、系统测试。桥梁工程师是外包软件开发的顶层和核心员, 如果对系统工程师和桥梁工程师职级条件与职责细分为如下表所示。表中人月的概念是一个人一个月完成的代码编的标准工作量。

可见, 具备优秀职业道德品质、良好的职业通用能力、过硬的专业能力人才是最受企业欢迎的。

三、高校培养实用性软件技术人员存在的缺陷

1.毕业学生缺少实际动手能力

实际动手能力的理解学校与企业之间存在偏差。

学校认为学生能够使用某种开发语言编写程序就是具备了动手能力。 企业的标准是符合以下四个条件学生实际动手能力才是合格的。 (1) 使用某种开发语言编写程序实际编程的合格代码量5000条以上; (2) 劳动生产率 (编程加测试) 要达到如表二的标准。

(3) 规范化编程 编程必须按软件工程的标准严格进行。如、代码规约、通用模块的调用与完整的文档编写等; (4) 编程质量 (BUG率) , 编程质量要小于如下标准。

2.师资队伍成员缺乏项目开发的实践经验

师资队伍成员缺乏项目开发的实践经验这是导致学生无动手能力的根本原因, 学院只有建设一支以双师教师为基础、与技术发展同步、与教学改革适用、专业技能强、教学水平高、综合素质优、专兼职结合的师资队伍才有培养高素质学生的保障。

四、面向企业所需人才的培养

软件专业学生加强数学方面的学习与逻辑分析能力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重点围绕算法、网络数据库、JAVA、.NET、J2EE课程以项目驱动进行教学;一个企业的业务接单具有随机性, 使用的开发语言与工具是经常变化的, 而软件的工期要求是很短的, 学生的自学能力的培养就非常重要。学生接到新任务后要能在一到二周内基本学会新的语言与工具, 做到边学习边编程: (1) 参与仿真的开发项目训练。学院根据每学期学生实际水平精选一批企业的真实案例进行优化作为实训项目, 软件专业学生每一个学期必需独立或合作进行一个项目开发, 合作开发的项目任务独立完成 (代码开发、代码测试、文档编写、项目推广) , 对总个项目有充分了解, 并分析与识读项目代码与文档, 在下一个学期分工时角色调整, 达到全面训练的目的。 (2) 参与实际的开发项目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只有。达到这个目的只有通过工学交替毕业实习来实现, 学生可利用寒暑假和毕业实习参与企业项目开发, 才能真正理解企业软件开发项目的三要素 (工期、质量、成本) 的关系, 才能真正掌握编程规范 (代码规约、通用模块的调用等) ;才能真正熟练程序的跟踪调试的方法和技巧;才能真正学会制作测试数据及填写测试报告。

目前, 大学生情商的现状是:情绪不稳定、易冲动和失控;对挫折缺乏心理准备、受能力差;社会交往能力差, 缺乏必要的合作精神;学习积极性不高。

信息时代的成功主要决定于情商。据权威人士分析, 一个人成功的因素中, 智力因素 (智商) 占20%左右, 而其性格、情绪、意志、社会适用能力等非智力因素则占80%, 智商是天生的, 情商是靠后天培养的, 情商对工作的影响力是智商的9倍, 在调研中一位公司经理讲的好“一个人如果没有忠诚、敬业、勤奋、坚韧、正气、理想、自强、自律以及团队精神和全局观念, 那个文凭有什么用”。用人单位要的不再是能工作而是能有效工作的人, 二十一世纪最需要的素质是创新实践、跨领域合作高效能沟通、热爱工作、积极主动、乐观向上。

存在差距 篇2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治理论学习抓得不紧，学得不透。

理论学习不够。平常除了参加单位组织安排的一些集体学习和必读篇目的学习外，平时学习理论、钻研理论的自觉性不够，忙于事务性具体服务工作多，集中时间和精力学习理论的少。

2、工作创造性、创新意识有待提高。

农村工作是一门严谨、责任心较强的工作，也需要创新。我在工作中，能够严格按照既有的制度、方法开展各项工作，但工作中创新意识不强，工作中亮点不足，创新不足，特点不突出，成效不够明显。

3、宗旨服务意识不牢。有时缺乏服务意识，习惯用定势思维去考虑问题，没有站在基层农民角度去思考，思想上、行动上还没有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根源

通过开展“学党章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活动的学习，经过认真查摆和深刻反思，认为个人存在的问题的原因和根源是：

1、对政治理论学习认识不足。工作中总是认为把领导安排的工作做好就行了，没有深刻的认识到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没有深层次的认识到内派工作的特殊性。

2、坚持学习的恒心和毅力不足。由于自已日常的工作较多，每天上班总有一种疲于应付的感觉，坚持学习的恒心和毅力逐渐放松。

3、服务意识不足。我的工作对象是特定的基层人员，平常认为相互间比较熟悉，有问题都是电话进行沟通解答，在主动服务意识、靠前服务意识做得不够。

三、今后的努力方向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掌握党的基本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不断学党章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提高农村专业知识，学以致用，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指导工作。

2、工作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二是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精神、创新的思路开展工作。

3、筑固宗旨意识。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宗旨意识。

存在差距 篇3

从世界各国留学生人数的分布来看，各国教育贸易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从出口市场分析来看，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相互之间或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服务出口，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出口明显不足。发展中国家只是输出学生的主要国家，留学生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比例偏少，因此，国际留学生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单向流动特点，随之也就使巨额外汇从发展中国家流向了发达国家。

我国留学经济属于严重“入超”阶段，而随着开放教育服务承诺的逐步兑现，只有通过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来不断缩小逆差，促进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一、发达国家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创新举措

1.发达国家以国家政策法令等手段扩大外国留学生教育机会的供给

美国的全面开放体制和全球发展战略，决定了其对教育服务贸易的高度重视。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就开始了托福考试，为外国留学生打开了最大的方便之门；美国各大学都敞开招收外国留学生，甚至用高额奖学金来吸引优秀学生：与此同时，各大学也积极与海外大学建立联系，为本校学生留学海外创造条件、提供服务。《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备忘录》的发布，增强了美国高校进行国际教育合作的能力，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国际教育交流活动规范开展。

澳大利亚政府也出台相关法律，并建立两个促进海外教育事业的官方机构，在鼓励各大学积极招收海外学生的同时，努力拓展跨国办学和远程教育。澳大利亚发表了《通过教育相约世界——关于澳大利亚教育与培训国际化的部长申明》，勾画出澳大利亚政府未来十几年的国际教育政策框架及原则。英国政府制定了“皮母一揽子计划”，对留学生源较多的“重点国家”，实行留学生奖学金资助，以扩大有效生源。

2.推行教育服务贸易的产业化、市场化

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很强，教育资源相对过剩，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高达50％以上，有能力吸纳大量的留学生前来就读。同时又由于其教育发展程度较高，对留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就决定了发达国家可以从国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中赚取高额利润。美国最早把外国留学生教育看作是重要的知识产业，并采取市场化运作，获利匪浅。

美国的成功使其他发达国家竞相效仿，他们一方面把外国留学生教育作为“全资本产业化运作”的试点，另一方面使出浑身解数，积极采取各种优惠措施，英国、澳大利亚是最明确提出以教育服务贸易获取收益的国家。英国提出希望其教育产业能夺得全球高等教育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海外学生每年为英国带来数十亿英镑的收入。澳大利亚提出“把援助变成商贸”的口号，并把移民政策与留学结合起来，扩大接收自费留学生的数量，政府明确规定国际学生要支付全额费用，大学有权根据市场自行确定收费标准。

3.重视加强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占明显优势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都非常注重服务质量，把质量和特色建设作为发展教育服务贸易的根本措施。

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在未来四年投资1.13亿澳元用于支持国际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其中把提高国际教育质量作为政策重点。在英国，从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到现在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其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经历数十年的探索和发展，在保持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立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对高等教育的质量信任感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实现了“问责”与“提高”之间的平衡。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成为英国高等教育占有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市场的重要力量，加上较为规范完善的教育体制、优质的教育资源，使英国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市场上竞争优势更为突出。

4.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国际学生的激励措施

澳大利亚政府从2007年起分5年拨出18亿澳元，提供奖学金给各国留学申请者。其中为亚太地区1.9万名学生提供的金额达14亿澳元，单笔奖学金金额高达9.5万澳元。英国政府为争夺国际留学生市场，不断出台一些利好政策，如简化签证过程、让留学生更容易得到经济上的帮助、对留学生打工时限的放宽等。德国政府希望通过大幅度改善和放宽外国学者的居留条件来吸引优秀的外国学生和学者。比如改善外国学生的条件，在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学生服务机构勤工俭学无需打工许可，也无时间限制：学生毕业后，可在德国工作一年，期满后如被认可为高级技术人才，则可获得长期居留权。

二、中国发展留学生教育的现状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1.对外教育贸易逆差的差距

近几年来，我国留学教育发展迅速，2008年共有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23,499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92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学习，比2007年增长了14.32％。2008年，来华留学生中非学历生为超过14万，占留学生总数的近三分之二(见表1)，其中许多是以交流或援助的形式来华学习的。

从1978年到2008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139万。1978年出国留学人员是860人，2008年全年出国人数为17.98万，其中自费出国留学人数达16.16万人，占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90％，若按每人每年20万人民币来计算，2008年有323亿元流向了国外。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的对外教育贸易逆差多么巨大，而且这种逆差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一方面我国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加大，但是国内高等教育服务的供给，无论是规模、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教育水平较高，且教育资源相对过剩，因此，随着国外教育大力发展海外市场，我国将有更多的学生出国留学。这不仅会流失大量的外汇，而且会继续失去大批高层次人才。

2.留学生培养层次、招生规模、学科类别的差距

目前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教育已发展到以研究生为主，本科生、进修生为辅：而我国仍以接收语言生、进修生为主，各学科之间发展不平衡，语言学科发展最快，社会学科有一定发展，自然学科相

对滞后(见表2)。留学生中长期进修学习的人数较少，攻读学位的高层次留学生的数量和质量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由于教育服务面窄，深度不够，限制了整体教育服务质量的提高。

3.留学生教育服务质量的差距

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占明显优势的主要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都非常注重服务质量，把质量建设作为发展教育服务贸易的根本措施。尽管我国大学教育中的基础教育相当突出，但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学科水平不高，其中理工类学科发展不平衡，使用英语和英语教科书授课的较少；文科类学科缺少国际性课程。国外对我国教育服务质量的认同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相对封闭的管理模式成为吸引外国留学生的一大障碍，影响了教育服务的输出。

4.留学生教育投入机制的差距

美国各大学都敞开招收外国留学生，甚至用高额奖学金来吸引优秀留学生；与此同时，国际校企合作逐步推进，一些跨国公司和企业通过注入资金在高校设立实验室或科研基地或直接对高校科研项目投资，以获取知识产品，这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教育贸易形式。

我国尚未形成适应市场需要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投入机制，经费投入渠道单一，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对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投入也严重不足，我国高校设置的来华留学生奖学金金额标准较低，覆盖面窄，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上的软、硬件建设方面也远低于国际标准。

三、中国发展留学生教育的提升路径

从经济学理论视野出发，在我国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其结果必然是提高国际地位、有助于整个国家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增强国际竞争力，应成为我国发展教育事业的一项有效选择。

1.树立教育全球化、教育市场国际化的观念

一方面，多组织中国大学走出国门，通过举办国际教育展扩大中国大学在海外的影响，使世界各国更了解我国各大高校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教育中心，在海外设立代理机构，发布招生信息，为我国的教育机构在全世界推销教育产品和服务提供一切方便。留学教育利益的独享性更能完全地体现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和教育的市场属性，国际教育服务市场是更完全意义上的竞争市场。在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教育产品的同时，强调运用商业运作手段开拓国际市场，在更广泛的地域招收留学生。据统计美国是来华留学生的第三大生源国，因为现在国际市场对汉语语言有巨大需求，在亚洲、欧洲和美国，汉语已成为一门新的必须掌握的语言。国内高校应积极地“走出去”，到2008年12月，我国24所高等学校共设立海外分校或举办境外办学项目达到42个。

2.把质量和特色建设作为发展留学生教育的根本措施

2005年12月OECD和UNES-CO两大国际组织制定了《跨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纲要》，设立了国际性标准，规范、促进了各国高等教育服务的质量认证，也成为我国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质量保障的指导性文件。我国要按照《纲要》的要求，建立公平透明、便于行政管理的体制：全面了解高等教育办学标准、办学许可质量保障和认证认可的信息，并向UNESCO即时提供可靠、综合的信息积极参与UNESCO开发，鼓励各办学机构加入国际信息库，成为合法团体机构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颁发办学许可要符合质量保障标准；建立全面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认证认可机制，服务于国内、国际的高等教育，服务于各种机构的咨询和协调；签订双边或多边的资格互认协议，促进国家之间资格互认和对等，努力改进获取国际层面信息的水准。同时创设名牌专业，发挥特色，以吸引更多留学生。

3.拓展投资渠道，进一步优化来华留学环境

2008年中央财政对来华留学生工作的投入达到了5亿元人民币，但仅靠政府投资显然是不够的。第一，合理利用外资，推进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无论是契约式合资，还是股权式合资，都可以系统地吸纳外资，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推动我国教育管理与国际接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本国教育质量的提高。第二，鼓励非政府资本投入。适当增加奖学金的数额和种类，有效减轻留学生的学习生活费用负担；大力发展民办教育，逐步满足国内的教育需求。

4.不断建立与贸易对象国的学历互认制度

存在差距 篇4

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导致了我国城乡经济结构的分化, 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存在差距和矛盾。如图1所示, 2000年以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均呈现上升趋势, 但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大于农村居民, 因此其差距绝对值不断扩大。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也一直受到社会舆论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农村学生高中入学率远低于城市, 在全国整体高等教育入学率逐渐提高的背景下, 农村高考生大学录取比例却逐年下降, 城乡教育差距已经成为我国城乡差距中最重要、最显著的差距。

注:数据整理自《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国内对于城乡教育公平和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多数关注于证明和测算城乡教育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落脚点在收入分配。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 是促使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原因, 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具有相关性。但教育公平与收入公平不完全相同, 教育公平体现出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 因此城乡教育差距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赖德胜使用跨国数据研究了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其结果表明教育扩展和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倒U”关系[1]。孙百才验证了赖德胜的观点, 并进一步提出经济增长、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三者存在两个“倒U”的关系[2]。而陈虹全的研究显示城乡教育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双向长期因果关系[3], 即存在“马太效应”。

造成城乡教育差异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首先, 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城乡教育差距的重要原因, 虽然在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和城市青少年入学率都能够达到较高水平, 但是由于从高中开始教育成本提高, 农村家庭较低的收入水平使其比城市家庭面临更大压力[4], 直接限制了农村青少年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选择, 从而使其失去了得到更高教育回报的机会, 这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财富和人力资本积累形成了代际传递, 宏观上又不利于经济发展。其次, 城乡中等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存在差异, 城市中等、高等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均高于农村, 这也导致了农村学生在初、高中阶段辍学率远高于城市[5,6]。第三, 随着城乡资源和人口等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和城乡矛盾的逐渐显现, 城乡关系逐渐成为造成农村学生较高辍学率的重要因素[7], “城乡分治”使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教育体现出了“城市优先”的价值取向[8], 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在提高了中国农村许多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 也容易造成农村青少年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放弃升学, 从而使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受教育程度差距不断增大[9]。由此可见, 我国城乡教育差距的形成不仅由于农村本身教育投入水平较低, 更受到城市对农村青少年劳动力和社会教育资源吸引力不断增强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初中、高中阶段较高的辍学率。但是, 已有研究中对城乡教育差距的衡量通常选用城乡家庭教育支出比和文盲率衡量的城乡教育差距指数, 城乡家庭教育支出不能直接衡量城乡在教育水平和效果上的差异;而由于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和义务教育的普及, 小学入学率已经接近100%, 使用文盲率不足以体现目前的城乡教育差距, 这一差距主要表现为中等教育阶段农村的辍学率远高于城市。

因此, 本文将分别建立与中等教育阶段和基础教育阶段有关的城乡教育差距指数, 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量化我国各地区城乡教育差距, 并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和其他经济指标对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 比较不同阶段城乡教育差距受到各变量影响方式的异同, 最后结合我国城乡关系现状, 试图从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外流、城乡教育资源分配方面提出城乡教育差距存在的成因。

二、城乡教育差距衡量方法

已有研究对城乡教育差距采用不同的衡量方式, 多数采用的是城乡家庭教育支出比或文盲率 (1) 衡量的城乡教育差距指数[10]。但是, 城乡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与教育效果虽然具有相关性, 但并不能完全等同, 应该直接将城乡青少年入学率作比较, 体现城乡之间教育机会和教育效果的差距。此外, 目前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行使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幅提高, 2009年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入学率达99%, 文盲的人口比例已经降到5%以下, 城乡教育差距已不适合用文盲率来衡量。从统计数据上看 (见表1) , 城市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均小于农村, 而城市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远高于农村, 而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城乡居民在中高层次教育程度上的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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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整理自《2012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由此可以看出, 目前城乡教育差距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从初中进入高中的教育机会的差异, 农村学生的辍学率, 特别是初中升入高中阶段的辍学率, 远高于城市。所以, 本文建立两个衡量城乡教育差距的指标, 即城乡中等教育阶段差距UCR和基础教育阶段差距UCRF, 分别为城市与农村学生初中升入高中的入学率之比和小学升入初中的入学率之比。

由于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中没有分城乡的辍学率、入学率, 所以本文使用每年城市和非城市中学当年的普通高中招生数和普通初中毕业生数的比值作为城市和农村的高中入学率, UCR计算方法如下:

Us、Uj分别表示该年城市高中招生数和初中毕业生数, Rs、Rj分别表示非城市 (县镇) 高中招生数和初中毕业生数, UCR的值越大, 表示城乡教育差距越大。这一指标可以近似反映城乡初中到高中的升学机会或辍学可能性的差异, 但是并不能精确衡量, 因为县、镇高中主要是农村学生, 但是部分城市高中会有少量来自农村的学生。UCRF的计算方法与UCR类似。

三、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一) 模型设定

许多研究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并不呈现线性相关关系, 即随着城乡收入差距变化, 教育差距的变化方向与变化率也发生变化。从实际情况看, 一般来说, 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时教育差距也比较大, 而且随着收入差距扩大教育差距也加速扩大, 这一方面是因为收入差异带来教育水平的差距, 另一方面是由于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使农村青少年更倾向于辍学进入城市务工。但是, 在整体经济发展对农村教育的积极作用下, 也可能出现城乡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的反向变化。因此,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成果和考虑我国现实情况, 选取以下形式实证模型验证城乡收入差距对教育差距的影响:

模型1:UCR=C+β1INCD+β2INCD2+β3ln GDP+β4ln GDP2+β5ln FUNDG+β6ln FUNDC+ε

模型2:UCRF=C+β1INCD+β2INCD2+β3ln GDP+β4ln GDP2+β5ln FUNDG+β6ln FUNDC+ε

其中, 被解释变量UCR为中等教育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 即城乡间在初中升入高中的升学率之比, 而UCRF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 即城乡间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升入初中的升学率之比。建立这两个模型主要是为了验证城乡不同阶段的教育差距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教育投入的影响。

解释变量INCD为城乡收入差距, 即历年各省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 同时包括INCD一次项和二次项, 用于验证城乡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是否呈现非线性关系。

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程度指标ln GDP (人均GDP取自然对数) 、各地区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和非政府教育经费指标ln FUNDG和ln FUNDC。ln GDP表示经济增长速率, 这样可以保证数据平稳性, 通常认为经济增长与教育差距也不是线性关系, 所以设定一次项和二次项。

教育经费对城乡教育理应具有重要影响, 一般认为教育经费投入越多, 教育的不平等程度越低, 即城乡教育差距越小, 但以往的研究中使用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占政府公共支出比重作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通常不显著, 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政府教育投入没有向教育水平低的区域和比较弱质的教育机构倾斜, 也可能是由于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比例这一变量并不能解释城乡教育差距问题。所以, 本文将教育经费按不同来源区分, 选择各地区年度政府来源教育经费与非政府来源教育经费取自然对数作为教育经费方面的控制变量, 即ln FUNDG和ln FUNDC。

由于1996年以前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的统计指标与本文需要不完全符合, 所以本文采用的实证分析数据为我国1996—2010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 共450个观测值, 符合大样本的统计要求。其中30个省份历年城乡教育情况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全国各省份历年城市和非城市的学生入学数据, 各省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GDP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教育经费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其中缺失的部分1996年重庆市的数据由四川省的相关数据乘以相应权重获得。

(二) 回归结果

随机变化的个体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不相关才可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 但由于我国各省份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文化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如果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很可能忽略了重要变量, 而使假设不成立, 因此本研究选用更符合现实情况的固定效应模型。对两个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 (见表2) 也显示应该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R值分别为0.787 5和0.606 8, 说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教育差距的解释力较强, 回归方程拟合度较好, 且模型1优于模型2。F值分别为48.55和20.80, 能够在1%置信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变量整体对被解释变量的强有力的解释力度。模型1的回归系数均能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模型2中经济增长的二次项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两个模型中城乡收入差距和教育经费投入变量系数的方向相反, 且均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和教育经费投入对城乡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差距的影响方式不同。所以, 由于我国不同教育阶段和年龄层次的青少年面临不同的教育环境和家庭决策方式, 城乡收入差距对不同阶段的教育差距影响不同, 使用单一的教育差距指标可能会得出片面的结论。

注:*、**、***分别表示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括号内为t检验值。

对两个模型回归系数的具体分析如下:

两个模型的城乡收入差距变量INCD、INCD2的回归系数都能够通过1%显著水平上的t检验, 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显著影响城乡教育差距, 且其影响程度的变化并不是线性的, 即城乡收入差距处于不同区间, 则城乡教育差距的变化率也不同。模型1的一次项系数为负值, 而二次项系数为正值, 说明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在中等程度教育上的差距呈现先减小, 后增大的趋势;而模型2的一次项系数为正值, 二次项系数为负值, 与模型2相反。从系数的绝对值看, 模型2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程度比模型1缓和。

两个模型的经济增长变量ln GDP、ln GDP2的回归结果方向相同, 一次项系数为负值, 而二次项系数为正值, 但模型2的二次项没有通过t检验。说明地方经济发展速率与中等教育阶段的差距呈现非线性关系, 与基础教育阶段差距的这种关系不显著。

政府来源的教育经费ln FUNDG对缩小城乡中等阶段教育差距有显著影响, 但对基础教育的城乡差距具有显著扩大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正规教育机构和科研单位等, 没有向农村基础教育倾斜, 使农村的高中入学率与城市的差距有一定缩小, 而初中入学率城乡差异却扩大了。与之相反, 非政府来源的教育经费ln FUNDC能够显著缩小基础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 但会扩大中等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非政府来源的教育经费主要包括民办教育投资和学生学杂费等, 说明民办教育机构对提高农村初等教育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四、城乡教育差距成因分析

(一) 基础教育阶段城乡差距

由于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成本相对较低, 而且学生年龄较小, 辍学务工的收益不高, 该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不如中等教育阶段程度大, 但依然存在。有研究显示, 家长外出务工会对留守儿童学习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而父母寄回的打工收入能够显著降低这种负面影响对初中及以上学习阶段的留守儿童的作用[11], 这是由于基础教育阶段教育的家庭投入比较低, 父母非农收入使家庭收入提高不能抵消关爱缺失对农村低龄青少年教育的负面影响, 因而, 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增加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使城乡基础教育差距呈现小幅的扩大趋势。

(二) 中等教育阶段城乡差距

对于上文中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中等教育差距非线性影响的成因, 可以从人口流动和城乡教育资源差异等方面分析。在小于一定范围时,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带来教育差距的缩小, 这可能是由于这时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大, 城乡的共同发展促进了城乡教育的共同发展, 而城市较高的工资率水平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 外出务工的农民使家庭收入增加, 具有更高的教育支付能力, 并且受到城市文化氛围的影响, 更加注重教育对改善生活质量的长期影响, 间接促进了农村教育发展。

而超过一定范围后,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使城乡教育差距加速扩大, 这是由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吸引造成的。

首先, 在人口流动方面, 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 流动就业的成本降低, 而收益大大提高, 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务工, 其中也包括外出务工放弃学业的青少年。艾伦·德·布劳等的调查显示出, 1995—2010年, 17~20岁的农村孩子从事流动性工作的比率快速增长[6]。其次,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使城市对农村形成教育资源的“掠夺”。我国的教育资源供给有限, 其中优质的教育资源, 例如教师、设备、公共文化场所, 会流向有更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城市, 这会导致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 进而会带来农村学生的整体素质低于城市学生, 致使农村学生在中等和高等教育入学竞争上处于劣势, 预期教育投资回报降低。这种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吸引”和教育资源“掠夺”会随着收入差距扩大而显现出越来越强的作用效果。

在我国, 教育选择往往是家庭决策, 这种决策受到家庭对教育开支的负担能力、入学的机会成本以及预期的教育投资回报等因素的影响。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 农村家庭子女入学的机会成本是比较高的, 年龄较小的孩子需要分担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而无法完成的家务, 17岁左右的孩子便可以外出务工以赚取远高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并且在人口流动初期, 外出务工的农民多承担非技术性的工作, 工作技能不需要通过专门培训或理论指导。这样从短期来看, 青少年接受高中教育的投资回报率远低于辍学务工。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1996—201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模型, 分别用城乡初中升入高中的入学率之比和城乡小学升入初中的入学率之比衡量城乡教育差距,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教育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回归结果表明:用城乡中等教育阶段差距建立模型有更好的回归效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教育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对中等阶段教育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小于一定范围时,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城乡教育差距缩小有一定积极作用, 但超过一定范围后,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带来城乡教育差距加速扩大, 这种趋势与基础阶段教育差距受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化率与城乡教育差距之间也存在非线性的相关关系, 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似;与以往研究中政府拨款的教育经费对城乡教育差距影响不显著的结果不同, 按来源分的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和非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对不同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有显著影响。

因此,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将城乡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解决城乡教育差距过大的前提。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大背景下, 应关注农村青少年辍学率提高和农村中等教育普及率低的问题, 并利用人口流动带来的农村教育观念改善和经济水平提高发展农村教育。此外, 整个社会应该更有侧重地分配教育经费, 向农村和农民学生倾斜, 使其能在缩小城乡差距上达到更好效果, 进而推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摘要：利用相关年份省级面板数据, 研究我国城乡教育差距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与城乡基础教育阶段差距相反, 中等教育阶段的差距随收入差距和经济水平增长率变化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非线性变化趋势;政府来源和非政府来源教育经费对不同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有显著而不同的影响。其成因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教育机会不均等。

存在差距 篇5

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贫富差距开始扩大。现根据专家在各方面的调查显示，都表明中国贫富差别已经到了十分悬殊的程度。贫富差距悬殊，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怎么看待中国贫富差别的现状，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偏大，除了统计上的误差外，还存在历史原因，因而无需把它看得那么严重。就是把问题看得比较严重的人，对这一问题的成因，也有不同的分析。

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对它们要做具体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一点，可以从租金总额占GDP的比例清楚地看到。租金总额其实就是贿赂总量的上限。从80年代后期到最近，有许多经济学家计算过。结果差别不大，它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

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差别过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增长模式的缺陷。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贫富两极分化时指出，造成分化的原因，在于“资本有机构成”，或者说，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我们现在也存在类似问题。由于主要依靠投资实现增长，它必然使得资本所有者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而劳动者的收入所占份额越来越小。还有其他的原因造成劳动者收入偏低。比如，一般工人在工资谈判中地位跟资方不对等：资方虽然没有组织，但往往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则完全是无组织的。在这样的谈判中，与其说是劳动市场决定工资水平，还不如说双方的谈判地位起了决定作用。

至于农民收入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产权没有得到保护。据农学家计算，这些年，光是从农民那里低价拿地获得的差价收入总额就达到了20万亿-30万亿元。土地管理部门和建设部门的大贪官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层出不穷。一些有特权背景的房地产商也趁机大发横财。

现在有一种看法是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由于市场经济实行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原则，人们的收入差别必然较之平均主义时代要大一些。但是，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由这种分配方式导致的收入差别不会太大，而且，社会对这种差别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应该把它同利用行政权力或垄断地位引致的差别区别开来。对于由市场经济引起的收入差别，特别是它对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应该用政策和民间组织的工作来加以消减。富人有各种各样的，有靠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不加区别地把二者混为一谈，提倡盲目仇富，会扰乱社会阵线，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

当前出现的这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其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和不平衡问题;二是体制改革过程中因体制、机制不完善而产生的问题;三是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因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而带来的问题。

存在差距 篇6

近年来,贵州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其发展速度已连续三年位居全国之首,2013年,贵州省经济发展速度达到了12.5%,排名全国第一。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不临江、不临海、不临边的省份,贵州省经济的发展长期依靠投资和消费的“二轮驱动”拉动的态势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2000年以来,贵州省最终消费提升快速,但投资的力度更加强劲,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额的此消彼长,导致贵州省消费率逐年下降,“十一五”期间由81%下降至63%,“十二五”时期的2013年则下降至56%。针对消费率不断下降的问题,贵州以扩大消费为出发点,以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为目标,重点促进便利消费、实惠消费、热点消费、循环消费、安全消费,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当前贵州消费出现疲软状态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农村消费不足,城乡消费差距过大,扩大贵州消费的重点、难点也在农村。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根本性因素,由于收入差距导致的消费差距成为制约贵州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本文从收入来源的四个方面对消费差距的影响进行分析,旨在为缩小贵州省消费差距,扩大内需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储德银、经庭如(2010)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从城乡比较视角分析影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发现:收入水平是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而收入分配和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绝对程度基本相同。侯石安、赵和楠(2012)根据收入构成与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机理,构建2002—201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收入来源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城市居民而言,工薪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转移性收入的消费效应次之,经营净收入的消费效应较小,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不显著;对农民而言,工资收入所产生的消费效应最大,然后依次是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郭毅、李爽(2014)应用LMDIⅠ方法对北京市2001—2012年居民总消费的增量进行了结构分解,得到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对北京市总消费的影响,进而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面板回归等方法对分解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得出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并未对北京市总消费起到抑制作用。

二、贵州省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差距现状描述

从消费总量来看,1996年,贵州省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78.16亿元,农村为55.32亿元,农村消费总额约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4;到2013年,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1 954.22亿元,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是412.02亿元。到2013年底,贵州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2.2%。也就是接近总人口2/3的农村人口只消费了全省17.4%的商品。

从人均消费来看,1996—2013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1996—2013年,贵州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由3 572.78元上升至2013年的13 702.87元,增长了3.84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1996年的1 068.09元上升至2013年的4 740.18元,增长了4.44倍。

根据下页图可以看到,贵州省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绝对数是逐年加大的,2003年以后,这个差距扩大的趋势比较明显。

影响消费的主要是居民收入水平,构成居民收入来源的主要有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差距过大是造成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1996年,这一差距为2 720.96元,到2013年,这一差距扩大为1 3702.87元,后者是前者的5.04倍。另外一个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是转移性收入,2007年以前,贵州省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差距都不大,经过2007—2012年的短暂扩大后,2013年又有了缩小的趋势。财产性收入差距在贵州省相对都比较小,差距最大2013年为497.88元。作为调节城乡收入差距的经营性收入差距由于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的放缓而逐渐变小,到2013年,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已经超过了农民经营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的调节作用也逐渐弱化。

三、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所取样本为贵州省1996—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贵州省统计年鉴(1997—2014)。被解释变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记为yt,为贵州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减去农民消费支出;同时,解释变量假设为: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城镇居民工资收入减去农民工资收入),记为x1,居民经营性收入差距(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减农民经营性收入),记为x2,转移性收入差距(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减去农民转移性收入),记为x3,财产性收入差距(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减去农民财产性收入),记为x4。由于能查到的贵州省收入水平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是从1996年开始,因此本选取了1996—2013年的数据,为了消除价格水平的影响,本文把1996年作为基期,将原始数据按城乡的消费指数调至基期相减,就得到了各个变量。本文的数据处理是在Excel2003、Eviews7.0和SPSS17.0完成。

为了分析居民个收入组成部分的差距对消费差距的影响,在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的基础上,把模型设定为:

(2)式中,βi表示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t=1996,1997,···,2013,μi为干扰项。

根据整理的数据及(1)式,运用Eviews分析软件对各个收入差距进行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整理的结果呈现(见下表)。

注:由 SPSS17.0 得出 x1~x4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分别为:1.396、5.119、2.741、7.249,因此,四个解释变量共线性的程度较低。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模型的估计效果还是很好的,DW=1.799,比较接近于2,F统计量的概率近似于0,R2达到了0.996,调整后达到0.995;同时,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概率都在5%以下。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的影响最大,然后依次是转移性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差距和财产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的扩大具有拉大效应,而经营性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增加1元,则会导致城乡消费差距扩大0.612元;工资性收入差距每增加1元,会导致消费差距扩大0.602元;财产性收入每扩大1元,会导致消费差距扩大0.425元;经营性收入差距扩大1元,会导致消费差距缩小1.514元。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是由于我省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收入,而农民的主要来源是经营性收入,因此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农村比城市高)差距较大,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制相对农村较为健全,转移性收入差距也较大,城乡财产性收入普遍不高,差距不大。

结论与建议

1.拓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渠道,增加经营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的影响最大,经营性收入是贵州省农民收入的主要渠道,城镇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性收入,扩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有利于扩大经营性收入差距,从而抑制消费差距的扩大。近几年来,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缓慢,而城镇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迅速,经营性收入差距变小,对消费差距扩大的抑制作用减弱。继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扶持力度,改善农民生产、经营环境,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健全农产品生产经营风险政策,提高和保障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鼓励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拓宽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渠道,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

2.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缩小转移性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体系落后,覆盖范围窄,是导致贵州省城乡转移收入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因此,要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就必须缩小城乡转移收入差距。首先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充分发挥社保机构对农村发展的作用。在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医疗保险等制度后,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增加其转移性收入,最终增加生产投入,增加收入,扩大农民家庭收入。其次,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通过社会保障中的社会救济等转移支付形式,调节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

3.缩小工资性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差距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最大的,因为城镇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此,而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收入。因此,要缩小工资性收入差距的难度较大。政府应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城市打工,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同时出台加快山区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解放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存在差距 篇7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状况

(一)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整体状况

1. 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年间, 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GDP) 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总体经济发展快速, 经济实力不断上升,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伴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 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由相关统计数据可知,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至2006年的3587.0元, 增长近26倍;而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至11759.5元, 增长超过33倍 (如图1) 。

2. 居民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格局。

改革开放初期, 由于经济形式比较单一, 工资性收入是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城镇中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 个体经营收入、兼职收入、资产性收入等也成为城镇居民收入的组成部分, 工资性收入在城镇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步下降, 在1990年为75.8%, 到2006年下降为68.9%。而且, 城镇居民金融财产的快速积累和财产收入的增加, 以及职工工资外收入和灰色收入的迅速增加等, 使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格局。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 也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流动性的加强表现出以下特点:家庭经营收入比重稳中趋降、农村居民工资性报酬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增长的重要来源, 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构成中二、三产业收入增长较快等, 形成了多元化增长的格局。

3.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表1数据表明, 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居民收入也有很大幅度的增长, 但与此并存的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然而, 收入分配状况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 收入分配的改善影响到总需求增加, 总需求增加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即经济增长。历史经验说明, 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可以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社会稳定;反之, 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会影响社会稳定, 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 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状况

在地区差距的研究中, 地域单元的不同划分与时间序列的不同都会直接影响分析结论。本文根据国家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指出的在“十一五”期间将内地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区四大块, 并可将四大板块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具体构想, 将条件近似的省份归类, 把全国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进行研究。

通过运用基尼系数的方法, 计算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内部及相互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情况,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总体而言, 从动态的角度看, 以省际人均GDP衡量的中国地区差距呈逐渐扩大趋势;各地区内部差距有升有降, 变化趋势各异;各区域之间的差距近年来迅速增长。

(三)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趋势

1. 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

西蒙·库兹涅茨于1954年首次提出了一条理论假说, 试图阐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长期存在的演变规律。库兹涅茨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二战”后收入分配状况的实证分析, 得出经济发展与收入结构不均等的长期变动特征是: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 持久收入结构的不均等会不断扩大, 当一个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 不均等的扩大会更迅速, 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 在后一阶段不均等缩小。即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变化趋势, 遵循着一种“倒U”轨迹, 这就是著名的“倒U假说”。

2.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趋势分析。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并未随着经济增长体现出“倒U假说”的趋势。但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比较局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能够发现在中国存在着居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而逐渐缩小的“倒U假说”趋势。下面列举典型地区GDP与基尼系数变化图进行说明。 (如图2、图3、图4)

通过以上我国各经济区GDP与基尼系数变化图, 我们发现: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 如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等地区, GDP增长到较高的数值, 地区内部差距呈缩小趋势;在东北部和长江中游等经济中等发达的地区, 地区内部差距变化趋势较平稳, 并且也出现下降的趋势;西南和大西北等经济较落后的地区, 地区内部差距则呈逐渐扩大的趋势。伴随着经济水平的不同发展, 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从逐渐上升 (西南、大西北地区) , 到比较平稳的波动 (东北等地区) , 最后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沿海地区) 。其结果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发展特点。因此, 我们可得出, 虽然我国目前整体的居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还没有体现出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 但比较局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GDP与基尼系数变化的数据, 可以推测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呈现出逐渐缩小的“倒U假说”趋势。但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可以部分归因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但原因中也存在不合理的因素。根据各项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的收入分配已经到了警戒线的边缘, 如果对差距过大的现象重视不足, 会导致这种现象的恶化。在当前的形势下, 应该唤起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 对于这个问题做出理性的思考, 认真研究造成问题的原因并且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区域差距扩大, 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具有的普遍现象。中国作为世界上地域辽阔, 并且实行过多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 其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迅速扩大的原因也就更加复杂。其中主要有: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差距一直是在业已存在的东、中、西阶梯差距基础上进行的。我国地区间差距的不断扩大, 是地区经济发展初始条件差异的历史长期积累和惯性作用的结果。

在不同地区之间, 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各种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都极为突出, 这些差异的起点对竞争结果的影响显而易见,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以及居民收入的差距。在“马太效应”作用下, 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层次较低、产业结构转换滞后是导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人力资源地位, 对其现在和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重的约束和障碍, 进而导致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初期, 我国总体上实施了“非均衡布局战略”, 宏观政策不断向东倾斜, 从而加快了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虽然近年来, 我国逐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区以及中部崛起战略, 试图平衡区域经济发展, 但是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依然比较大。

三、解决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和建议

1.加快经济发展。

上文中对于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论述充分说明了加快经济发展对于减少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意义。只有当生产力得到解放并充分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得以提高, 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充裕, 才能为较好调节收入再分配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此方面, 政府应特别加强不同地区之间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缓解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2.制定更加完善的初次收入分配政策。

研究和解决我国社会初次收入分配中的问题, 应重点关注我国工资收入差距扩大和要素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主要指施是:打破地区和行业垄断, 避免过大的收入差距;制定和实施反就业歧视和反工资歧视的法律, 以形成劳动力市场上公平竞争、同工同酬和提高经济效率;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 以确保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 保障居民收入差距不会过分扩大等。

3.进一步搞好社会再分配。

搞好社会再分配是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方面:维护我国市场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及提高市场的效率;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 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和统一我国的税收政策, 增强我国税收在社会再分配中的功能等。

4.加大对不发达地区教育的投入。

我国目前存在的居民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素质的差别引起的。低素质和低技能不仅使劳动者的收入无法增加, 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被完全边缘化的可能, 到那时解决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将变得更加困难。国家应使每个人享有均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尽可能实现劳动者自身素质初始条件均等化。加大对基础教育特别是不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改善和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一条重要途径。

四、结论

存在差距 篇8

在研究现阶段的收入分配问题时, 需要特别关注两个重要问题, 一个是收入差距的问题, 另一个是收入分配公平度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有联系, 又有不同。收入分配差距更多的是反映收入分配的结果, 而收入分配公平度更多的是强调收入分配的机会和过程是否公平。收入分配过程的不公平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但并不是所有的不公平都能反映到收入差距之中。因此, 想要全面而准确地判断收入分配状况, 就需要对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公平度都进行深入的分析, 而不是将两个问题简单地混淆在一起。

2 机会不均等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2.1 就业机会不均等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如果自然人就业机会不均等, 相当于收入分配的起点就不公平, 收入分配自然是不可能公平的。我国目前在就业机会平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部分就业岗位存在限制,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得就业岗位, 比如进城打工的农民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就会, 只能从事一些非正规的工作。其次, 存在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得劳动收入, 如部分进城打工的农民虽然从事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工作, 但不能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工资待遇。

2.2 生活环境不对等导致生活差距拉大

我国目前在生活环境对等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在同一生活环境中, 生活成本存在差异,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平等的生活环境。比如外地人口为了使子女可以享受和城里人或本地人相同的教育, 要支付更多的学费以及借读费、赞助费等各种额外的费用。此外, 各种人为因素破坏了生活环境, 导致“有关系”的人能以低于市场平均价格的支出获得产品和服务, 在不平等的生活环境中处于优势地位。

2.3 社会保障不完善导致社会差距拉大

在现实中,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平等社会保障, 这就导致人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存在很大差异。有的人为了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需要支付大量的成本, 有的人只需要支付很小的社会成本就可以享受到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 还有的人可能根本就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人们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差异, 相当于进行了一次收入再分配, 那些不能享受到社会保障的人们, 当他们面对意外和大病医疗时将付出更多的成本, 这无形中大大降低了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 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公, 拉大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

目前主要有如下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导致了分配的不公。首先, 我国的社会保障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 农民及农民工基本上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缘, 不能或很难享受到和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其次,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保障政策和保障程度的不统一, 人们不能享受到同等的社会保障, 即使同样生活在城镇并且都具有城镇户口, 也会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而面临不同的社会保障。这些潜在的社会问题, 将导致分配不公的问题日益增加。

2.4 公共产品使用不均衡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人们在研究收入差距时往往更多地关注体现为私人产品的货币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 其实, 人们在公共产品使用上的差距也会带来收入差距, 公共产品是由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建设的, 因此, 每个纳税人都应该平等的使用公共产品。不过, 在现实中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国目前在公共产品的平等使用方面,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首先, 我国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结构。其次, 在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存在一些人为的影响因素, 这些都导致了人们并不能平等的使用公共产品。

3 体制缺陷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从收入分配体制的角度判断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重点关注的是收入分配体制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如果存在体制缺陷影响收入的公平分配就认为发生了收入分配不公。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伴随经济体制的转轨, 一直处在变革和完善中, 体制中存在缺陷, 导致非市场化的因素干扰收入分配, 造成了收入分配机会和过程的不公平, 影响了我国正常的收入分配秩序, 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 进而带来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

3.1 行政权力参与收入分配

“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体制之一。

3.2 垄断利润转化为不公平收入

通过行政垄断获得垄断利润, 然后再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 是造成收入不公的又一个重要体制原因。

3.3 城乡分割造成不合理城乡差距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 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体制原因。直接导致广大农民不能与城镇居民平等就业, 平等获得收入, 整体收入水平低于城镇居民, 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由于体制原因, 农民工很难进入城市正规部门中工作, 而且工资要低于城市居民, 还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起点不平等。

3.4 地区政策导致地区间收入不平衡

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地区倾斜政策、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等政策, 成为影响地区差异的另一重要体制原因, 直接导致了各地区间不平衡发展, 引起了收入分配不公, 进而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

4 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政策选择

4.1 分配不公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是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两个问题同时存在, 我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现阶段影响收入分配的首要问题, 需要首先解决,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收入分配不公是引起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突破口;

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不满情绪更多地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

盲目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正常的收入差距。

4.2 分配不公问题的解决途径

收入分配不公是收入分配问题中首先和必须要解决的,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推进政府体制改革, 避免行政权力转化成不平等收入;

消除行政垄断, 避免垄断利润转化成不平等收入;

促进机会均等, 避免机会不平等带来收入不平等。

要想改善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 就要从产生问题的源头抓起, 逐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忽视收入分配不公的影响, 盲目采取一些措施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 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还可能导致新的分配不公, 破坏一些原本合理的收入差距。因此, 首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在现阶段更加可行, 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摘要：收入分配不公是引起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 那些拥有特权可以依靠体制漏洞和不平等机会获得高收入的群体迅速积累了财富, 而那些受到政策影响失去公平机会的群体没有分享到改革的成果, 这就导致了收入的分配不公, 进而带来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

关键词：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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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蓝春娣.论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D].陕西师范大学.2005, (4)

存在差距 篇9

1 相关理论

1.1 人力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J·明塞(Mincer Jacob)是第一个从人力资本角度分析和研究个人收入能力差别的人。他发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及其变化之间的关系,指出工人收入的增长和个人收入分配差别缩小的原因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并建立了个人收入与其接受培训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数学模型,从收入分配领域对人力资本理论做了诠释。美国经济学家Benson最早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收入弹性做出假设。他认为个人和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与其收入水平密切相关。Ram用28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教育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他用受教育年限的均值及方差作为教育变量,收入最低的80%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和收入最低的40%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作为收入不平等变量,得出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对收入不平等有适度平等化作用的结论。

国内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展开。张洪、苏伟洲对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益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得出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越高收入水平就越高、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人的职业和收入保障性强等结论。蔡昉从城乡收入差距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全部工资差异中,人力资本差异解释了其中的57%,另外,不论是就业岗位间的工资差异还是就业岗位内的工资差异,都有相当大部分是由人力资本察赋差异引起的。陈志刚、师文明基于中国分省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人力资本和城乡收入差距做了实证研究,发现在1990—2004年间,金融发展降低了城乡收入差距,人力资本提升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不是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而是一种正“U”型关系,进而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从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的角度统筹城乡均衡发展,推进公平发展战略。各种研究显示,人力资本对收入差距具有影响作用。

1.2 收入差距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Becker和Tomers认为,由于存在着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个人和家庭无法以低利率从资本市场上获资金进行人力资本积累。此时,父母的收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后代人力资本投资数额,从而影响后代成年时工资收入。Benabou利用数理模型分析收入差距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经济增长。拥有财富多的个体自身或其后代所接受的教育较多,而拥有财富少的个体自身或其后代根本不接受教育或接受很少教育,这样拥有财富的多少就会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影响经济增长。Perotti提出在不同条件下收入不均等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当教育费用相对于人均收入较高时,收入向富人集中更有利于富人接受教育,即收入不均等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当教育费用相对于人均收入较低时,收入均等有利于大量的穷人接受教育,即收入不均等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国内学者就收入不均等影响人力资本进行实证分析。陆铭等[2]利用联立和分布滞后模型实证分析收入差距、投资、教育与经济增长间的相互影响,他们的实证结论为:在短期内,收入差距的扩大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在长期内,收入差距的扩大却减少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而长期的累积效应是收入差距扩大增加了人力资本积累。各种研究显示,收入不均等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但收入不平等是否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没有一致的观点。

2 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和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分析

2.1 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以分为绝对城乡收入差距和相对城乡收入差距两类。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相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研究,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一般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而农村居民收入一般习惯上采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随着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不断加剧,贵州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可谓天壤之别,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大,严重影响了贵州省城乡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稳定。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1991年的1 593.54元增加到2008年的11 758.7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91年的465.53元增加到2008年的2 796.93元。城乡居民收入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但与此相伴的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1991年的3.42上升到4.2,期间最高达到4.59。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由1991年的3.75上升到2008年的8.82,2002年达到最高11.72。

2.2 贵州省城乡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分析

人力资本投资用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支出来表示,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用城乡人均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值形式表示,即贵州省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城镇人均人力资本投资/农村人均人力资本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城乡居民人均人力资本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城镇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从1991年的人均103.44元变为2008年的934.73元,增长了9.04倍,而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从1991年的人均17.92元变为2008年的122.7元,增长了6.85倍。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比1991年为5.77,2008年为7.62。比较城乡人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看出:贵州省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还是很大的,并且这种差异呈现扩大趋势。贵州省城乡人力资本投资的这种差异最终反映在受教育程度的差距上,2007年贵州省农村6岁及以上人口中未上过学的占17%,而城镇仅占6.47%,同年的大专及以上程度农村占0.62%,远远落后于城镇的10%。这直接导致了农村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适应能力低于城镇劳动者,使得其获取的劳动报酬也相应较低;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普遍较低的文化素质也削弱了竞争能力,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3 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两个指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探讨他们之间是否相互影响。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1—2008年,其数据通过历年《贵州统计年鉴》[3]计算得出,为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使用软件为eviews6.0。

3.1 平稳性检验

只有随机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Grange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如果随机变量是非平稳序列时,进行Grange因果关系检验则有可能出现伪回归的现象,从而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因此,进行Grange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应当先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如果变量是平稳序列,则可以进行因果关系性检验;如果变量是非平稳序列,则需对变量进行差分或取对数,直到变量变成平稳序列为止。本文采用ADF (Augmented Dickey- Fulley test)方法分别对各随机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考察其时间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及是否平稳。然后再对其各变量的差分形式进行单位根检验,看其变化率是否平稳。

注:检验类型(C,T,K)中,C表示截距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K表示滞后项的阶数,用O表示不带趋势项。如果变量的ADF值小于某一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称该变量在该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

由结果可知: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即它们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然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序列,也就是说每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I (1)序列,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个或多个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性检验。

3.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法是美国加州大学著名计量经济学Granger1969年提出的,后由Richard等人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检验方法。在时间序列情形下,两组经济变量X、Y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可以定义为: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成因。同样还应该考虑序列Y是否是X的格兰杰成因。

注:P值代表“原假设H0”的概率。

结果显示:贵州省“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被接受。贵州省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不能明显地体现在居民收入的差距上。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不是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1或3期的情况下被拒绝,也就是说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地体现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差距上。即使在滞后2期时被接受,但至少81%置信度水平可以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扩大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的原因。

4 结论和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贵州省的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并没有对收入差距产生多大的影响。按照传统的经济学解释,收入的不同是由人力资本拥有量的不同(拥有的人力资本包括所受的教育、经验和技术水平)造成的。人力资本投资到人力资本拥有量之间有一个转化的过程,特别是转化为经验和技术水平方面效率还相当低下[4]。这与教育体制中不重视实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5]。此外,贵州省的产业结构还比较落后,绝大多数就业岗位对教育和技术水平要求不高,这也导致了人力资本投资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这种局面将会打破,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将会导致更大的收入差距。因此,贵州省在农村要大力宣传知识的重要性,让人们形成知识就是财富的观念;由于农村收入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局限性,政府的教育投入应该加大向农村倾斜的力度,采用无息或低息贷款政策,鼓励低收入者利用贷款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另外贵州省的收入差距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本投资差距。因此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要注意防止收入差距过大,政府要引导和帮助扩宽农民增收渠道,同时要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解决农民创业和投资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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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队.贵州统计年鉴(1991—2008)[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2008.

[4]符腾丹.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力资本存量的关系研究[J].技术与市场,2008(1):38-39.

存在差距 篇10

改革开放以前分配领域的绝对平均主义，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导致生产的低效率，改革打破了原来的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市场经济的不断确立，不可避免地会有收入差距。三十多年的改革经验证实，收入分配比原来改革之初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在效率问题逐渐解决的同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8，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20个国家中排到了85位，接近某些经济停滞、社会分化的拉美、非洲国家水平，我国从一个较平等的国家正在变为一个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

（一）城乡收入差距

总体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从缩小到迅速扩大的过程，1978年，改革之初，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57，这一数据在1985年为1.84，这期间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广，农产品管制的放松以及价格政策的支持，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增加了农民的收入途径，城乡收入缩小。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国有经济的改革，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城市偏向政策的推动，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拉大。2008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在上年3.33的基础上扩大为3.36，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数首次突破一万元，据估算，如果将城市职工的隐形收入算在内，城乡收入比重为5至6倍。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城乡收入比突破2，我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城乡收入最大的国家之一。

（二）地区收入差距

资源禀赋、历史条件、经济基础的不同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国家地区偏向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这种不平衡，改革的优惠政策首先在东部地区实施，体制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生产力，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人力、金融等其他经济资源流向东部，随着东部地区的发展，东部地区拉大了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分别为214元、184元、165元，地区间收入差距基本均衡，随着改革的推进，到1994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达到5019元，中部地区为3161元，西部地区为2617元，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中部地区的1.587倍，西部地区的1.91倍。到2000年这一比重分别为2.26倍、2.05倍，2010年这一比重扩大为2.382倍、2.12倍。虽然2000年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地区差距并没有因此缩小，反而呈现了不断扩大的态势。

（三）行业收入差距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各行业收入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最高行业收入有1990年的1.74上升为2008年5.02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高收入行业主要是一些垄断行业 (如电力、金融、交通、邮电) 以及一些高科技行业 (如生物、电子、制药) ，低收入行业主要是农业及一些充分竞争行业(如餐饮、服装、住宿)。关艳丽在《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一文中指出，2008年我国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基尼系数比1990年高出1.5倍，泰尔指数则增长了5.56倍。

二、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关系探讨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经济学家永恒的研究话题，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增长为收入分配提供物质基础，是分配之源，同时合理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一）经济增长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机制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是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发生的。经济中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由于部门性质不同，生产力水平也不相同。由于工业部门和农村部门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在部门内部收入差距小于部门间收入差距的条件下，引起生产要素在部门间流动。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到工业部门，以及农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两部门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直到消失。经济增长伴随着就业的增加与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劳动力的不断转移，部门间差距也随之缩小，直至部门间差距消失。经济增长引起就业增加，进而促进劳动力转移，进而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一个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增长首先拉大收入分配差距，随着经济不断增长，收入差距会不断缩小。

（二）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收入分配差距通过供给和需求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通过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影响总供给，通过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总需求产生影响。

1. 收入分配差距对供给的影响

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都分别从不同角度证实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技术进步和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密切相连，总体现在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

储蓄作为收入的函数，富人比穷人有更强的储蓄倾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财富越向富人阶层集中，越有利于储蓄增加，进而增加物质本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影响总供给的决定因素，收入分配差距，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对总供给产生影响。投资作为投资回报率的函数，人力资本投资是高回报率的投资，但是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家庭关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取决于家庭的初始禀赋及家庭收入，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财富越向富人集中，富人可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但多数的穷人却无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收入分配差距会进一步拉大，这样就会形成收入分配差距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最终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会越来越少，接受教育的人也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人接受人力资本投资越不利于总供给的增加。

收入分配差距通过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影响总供给，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对物质资本的积累有个正的促进作用，而对人力资本投资则存在一个负的效应，所以收入分配差距对总供给的影响取决于二者净效应之和。

2. 收入分配差距对总需求的影响

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及净出口，收入分配差距主要通过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影响总需求，对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影响较小。本文主要选取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进行分析。

根据消费函数y=α+βy (y代表收入变量，α代表自主消费变量，β代表边际消费倾向)，有消费函数可知，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差距使财富在富人阶层积聚，与收入分配公平相比，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降低，高收入阶层奢侈品需求增加，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的影响等于二者的净效应。在收入分配不平等严重的社会中，社会财富聚集在少部分群体中，其所带来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奢侈品的需求将远远小于社会大部分人群因未获得相应财富而减少的消费需求，这就是说，收入分配不平等越严重，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也就越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小(权衡，2002)。

收入分配差距同样可以通过边际消费倾向影响消费需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随着富人阶层收入水平的提高，储蓄倾向增加，而穷人由于收入水平较低，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不平等，在总体上降低了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减少了消费需求。我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现状，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很大关系。

投资需求，被凯恩斯认为需求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投资需求除受投资回报的影响外，社会和市场的稳定则是投资的前提和基础。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和市场越稳定，越有利于投资的增加。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失业和贫困这些因素在低收入阶层不断积聚，极易引起他们对社会的不满，这样社会越不稳定。在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穷人的犯罪率越来越高。社会的不稳定，将严重影响投资需求的增加。

三、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公平的思考

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互动关系分析可知，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的物质基础，通过劳动力的转移，经济增长最终可以起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收入分配差距通过总供给、总需求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由于二者的互动关系，我们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应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互动的框架下去解决，不应该就收入分配差距而论收入分配差距。

(一)政府可以通过直接干预或金融调节两种渠道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不但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同时有较强的外部性，教育有准公共物品特性。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穷人由于收入约束，又不能通过金融借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教育这两方面的特性使作为公共服务导向的政府应该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另外，应该促进教育金融市场的发展，增加融资渠道，政府可以通过助学贷款、提供担保等多种形式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金融支持，促进人力资本投资。

(二)我国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改革引起的，相反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改革的不充分，垄断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我国收入最高的行业与收入最低的行业平均工资收入相差5倍多，而发达国家这一差别不到两倍。行政性垄断给行业带来巨大的超额利润，而不是平均利润率，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大部分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这是导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扭曲。因此打破行政垄断，成为了规范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

(三)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可以为广大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收入，同时农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也可以起到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我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造成城市化严重滞后，针对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实，我国应该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效应，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条重要途径。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国家，最大限度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意义深远。目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最低为78%，有的甚至达到90%以上，我国的城市化率为50%左右，我国城市化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非常大。因此，要加快城市化进程，走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就地进行剩余劳动力安置，城市化和城镇化协同发展。另外，要继续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为农业生产、农村发展提供资金、人才支持，促进农业部门自身的发展，缩小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收入差距。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GDP年均以9.6%的速度高速增长, 人均GDP也保持了8.28%的速度, 在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本文首先从多视角对我国收入差距现状进行分析;接着探讨了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最后, 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互动的框架下, 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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