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贸易差距

区域贸易差距（共9篇）

区域贸易差距 篇1

一、前言

随着国内经济总量持续上涨, 我国部分地区的区域贸易差距慢慢显现出来, 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重视。近年来, 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增长, 1980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而只有380.51亿美元, 但到2012其总额有38774亿美元, 增长速度较快。尽管这样, 但我国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贸易差距非常大。当前很多经济家都将重点放在分析国内地区的经济差异, 却忽略了对区域贸易差距的分析。因此, 有效的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区域贸易差距较大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造成的影响显得非常重要, 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措施, 这样不仅能解决我国地区发展中引发的不平衡问题, 还能为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提供相应的依据。

二、机理分析

国外技术溢出冲击、区域贸易差距及经济可持续增长, 三者间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 区域贸易差距在一定程度造成物质与人力资本从一些落后的地区直接流动到经济发达的地区, 因此, 与贸易较为落后的地区相比, 发达地区更能吸引国外先进技术。一旦发生国外技术冲击, 贸易发达的地区就能较好的吸引国外技术, 进而增强发达地区的自主研发及创新能力, 不断优化本区域的贸易结构, 以便提升国市场上的竞争力, 进一步扩大区域贸易差距。第二, 区域贸易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济可持续增长, 又会因贸易差距较大造成资源的配置失衡, 从而抑制了贸易经济可持续增长。

三、实证方法和数据说明

(一) 分析模型

以下主要分析实证模型与估算方法。因惯性或者部分调整, 很多个体行为应与过去行为有一定联系, 所以, 在下面所分析的实证模型中需包括有被解释的变量滞后值, 如 (1) 式所见, 也可将其称为动态面板的数据模型。

针对上述模型, 被解释的变量lgdpi代表区域内人均实际产出数值, F_tipi代表国外技术溢出冲击的指标;D_rd、G_tredei分别为研发的存量与区域贸易差距的指标。本文主要说明各级政府在内财政总支出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如何分配, 对区域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影响。ci为地区的固定效应, 表明不随时间变化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βt代表时间的固定效应, 表明只有时间变化和地区因素没有联系, 进而影响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εi, t指服从标准的正态分布的干扰项。作为查看国外技术溢出冲击会对区域贸易差距造成一定的影响, 进而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 及查看区域贸易差距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作用的有效路径, 并在模型 (1) 基础之上增加F_tipi、D_rd及G_tredei交互项与G_tredeie二次项, 如模型 (2) 所示。

因考虑区域贸易差距会对经济可持续增长造成影响, 可能会出现拐点效应, 可推测国外技术溢出冲击可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的影响, 和国外技术溢出冲击自身有很大的联系, 同时也和国外技术溢出冲击与区域贸易差距之间存在的作用相关。因此, 国外技术溢出冲击对于经济增长边际造成的影响应控制在区域贸易差距合适的范围内进行, 建立模型 (3) 。

针对以上模型进行估计, 可根据差分矩估计, 先按照基础模型计算差分, 之后使用一组滞后解释变量当做差分方程当中变量的工具变量。

(二) 核心变量的构建与描述

1、区域差距。当前度量区域差距指标有变异系数与广义熵指数。但该种度量方法主要反映国家的经济差距水平, 难以刻画出区域的个体差异。因此, 应建设一个度量的区域差距指标, 这样不仅能反映出整个地区的个体差距, 又可以使用面板的数据来计量, 具体公式如下:

G_Xit=Xmax (j) t/Xit

Xmax (j) , t代表t时期的指标X最大值, 作为参考系的指标;Xi, t代表t时期的第i区域的指标X值, G_Xi, t代表第i地区在t时期和参照系的指标差距。按照这个度量的方法, 区域贸易差距的计算方法如下:G_tradei, t=Trademax (j) , t/Tradei, t

G_tradei, t代表第i区域在t时期和参照的地区贸易差距, Trademax (j) , t与Tradei, t代表t时期参照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t时期的第i区域进出口的总额。

2、国内研发存量。作为吸收国外技术溢出指标, 国内研发存量和资本存量相同, 使用永续盘存法来进行计算:

D_rai代表当期的研发存量, Drt-1代表上期的研发存量, δ是折旧率, Et-1是上一期研发支出。本次将初期的研发存量计算公式和初期的资本存量计算公式设计相同, 所设定如下:

D_rd0+E0/ (g+δ)

3、国外技术溢出。使用进口贸易中含有的国外研发存量当做国外技术溢出指标。并设计如下计算公式来度量国外技术溢出。

其中mijt代表i国从j国进口额, yi, t代表j国产出, F_rdjt代表研发存量, F_tipi, t, t代表国外技术溢出指标。

四、实证检验结果

第一,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属于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动力, 本次所分析国外技术溢出可将其视为技术进步的关键原因。因此, 应先遵循内生增长理论的模型来分析国外技术溢出与国内分析经济持续增长造成的影响,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 实证检验结果详见表1第 (1) 与第 (2) 列。实证结果表明, 无论是差分矩的估计或系统矩的估计, 从总体上来看国外技术溢出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效应十分良好, 当F_tip1%上升一单位, 人均实际的GDP可能会增加大约6%。并且国内研发对于经济持续增长也有一定的显著正效应, 当D_rd上升1%的单位, 人均实际的GDP大约增加13%。通过分析以上实证检验结果, 充分表明内生增长理论所认为的技术进步属于经济增长重要动力的证据。

之后查看区域贸易差距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造成的影响, 所估计的结果显示出G_trade的系数显著为正, 充分表明区域贸易差距可对经济持续增长产生正效应。根据收敛理论可知, 长时间以来, 随着区域贸易差距渐渐增大, 对经济持续发展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 区域贸易差距与经济可持续增长间可能会存在一定“拐点”或倒U型的关系。因此, 可在表1中第 (4) 与第 (5) 列当中加入区域贸易差距的变量二次项。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G_trade^2的系数显著为负值, 并且区域贸易差距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 充分表明区域贸易差距与经济持续增长间存在“拐点”或倒U型的关系。

以上国外技术溢出冲击与区域贸易差距作用间机制表明, 国外技术溢出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可扩大区域贸易差距, 因此, 关键分析国外技术溢出冲击与区域贸易差距间的互相作用, 而且在该种互相作用之下区域贸易差距对于经济持续增长边际效应。充分表明国外技术溢出冲击与区域贸易差距间具有互补的作用, 表明区域贸易差距的渐渐增大, 国外技术溢出冲击对于经济持续增长造成的正向作用渐渐增大;并且国外技术溢出冲击对于区域贸易差距冲击造成的效应加大, 区域贸易差距对于经济持续增长产生的正向效应较大。 (表1)

五、国外技术溢出冲击和区域贸易差距间的互相作用

国外技术溢出冲击与区域贸易差距间的互相作用, 经济持续增长影响与区域贸易差距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边际效应, 并根据Woodridge方法来评估模型 (3) , 在模型当中融入国外技术溢出冲击、区域贸易差距的变量交互项、国外技术溢出冲击变量和区域贸易差距的变量二次项交互项, 所估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

从上表可知, F_tip和G_trade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 F_tip和G_trade^2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检验结果的意义非常重要。从表中估计可知, 能得出区域贸易差距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边际效用的关系式。

从上式可知, 区域贸易差距对于经济增长边际效应和国外技术溢出冲击, 并且国外技术溢出冲击与区域贸易差距间互相作用相关, 这种检验结论也能当作区域贸易差距与经济可持续增长间的倒U型关系做出解释。并从上式得出国外技术溢出冲击和区域贸易差距间存在的函数关系, 如下式所见。

从上式可知, 国外技术溢出冲击和区域贸易差距间互相作用的贸易差距间函数。也就是区域贸易差距应满足相关条件, 这时国外技术溢出冲击和区域贸易差距间才可具有一定的互补效应, 并计算出区域贸易差距的临界值1.85。该项结果表明, 若G_trade<1.85, F_tip和G_trade间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 而且区域贸易差距对经济持续增长的边际效应为正;若G_trade>1.85, F_tip和G_trade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 这时的区域贸易差距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边际效应是负。因此, F_tip和G_trade间互相作用针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效应和区域贸易差距的大小有一定的关联, 区域贸易差距不能太大, 并具有一定的临界值。若区域贸易差距很大, 资金、技术及高质量的劳动力等要素直接流入到收益较高的地区, 这方便经济落后的地区对一些国外技术的有效吸收与利用。只有在区域贸易差距比较适宜时, 各区域间的流动度比较大, 进而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六、结束语

总而言之, 在区域贸易差距的基础之上, 简单的分析了国外技术溢出冲击、区域贸易差距以及经济可持续增长间的作用机制, 并在该基础之上使用系统矩的估计方法, 进一步实证考察三者间的关系, 具体如下:第一, 国外技术溢出冲击与国内研发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显著的正效应。第二, 国内区域贸易差距与经济增长间具有倒U型的关系。区域贸易差距的存在经“回波效应”促使资本、人才以及技术等各要素收益存在的差异吸引从落后地区直接流动到发达地区, 不断优化资源配置, 进而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因人力资本对于技术的吸收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 所以, 中西部贸易相对落后的地区为及早缩小贸易差距与贸易结构, 应该加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当中的教育支出比重, 并多积累与利用人力资本。第三, 本文通过对国外技术溢出冲击、区域贸易差距以及经济可持续增长分析, 了解到区域关联对于整个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此, 为消除区域间存在的市场壁垒, 可提升产品和要素位于不同区域间的流动情况, 进而提高不同地区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 这也成为之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怡安.技术差距、技术进步效应与海归回流的知识溢出[J].经济管理, 2014, 14 (11) :100.

[2]阳立高, 贺正楚, 柒江艺, 韩峰.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J].中国软科学, 2013, 10 (11) :21.

[3]侯新烁, 张宗益, 周靖祥.中国经济结构的增长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J]世界经济, 2013, 14 (5) :12.

[4]杨莉莉, 邵帅.人力资本流动与资源诅咒效应:如何实现资源型区域的可持续增长[J]财经研究, 2014, 17 (17) :124.

[5]颜银根, 安虎森.中国分割的经济空间:基于区域间经济增长溢出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 2014, 13 (4) :145.

区域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篇2

关键词：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规模；收入差距

1.引言

1.1 问题提出

收入差距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的关注的焦点。江苏省在我国经济中属于比较发达的沿海省份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农民人均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尽管如此近几年江苏省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仍高于农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愈加扩大。金融发展怎样影响收入分配也是一个研究意义重大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必须至少着眼于这两个问题：金融发展是否能作为减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工具之一，以及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这一政策工作才能有效地实施并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金融发展的角度运用金融发展度量指标，对江苏居民收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具体整理运算，为江苏省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创新思路。

1.2 相关概念界定

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基于金融结构的比较。而金融结构则是指各种形式、性质和相对规模范围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构造，亦可以说金融结构是由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一起共同决定的。①

2.金融发展与收入研究现状

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三种理论：传统的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理论、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型关系模型、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线性关系理论。

麦金龙-肖模型中的收入分配是传统理论的代表。主体基于发展中国家，归纳总结出了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他們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抑制和信贷配给，这将直接导致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加剧。因此，发展中国家不断降低信贷利率，会抑制经济发展，只有采取适当提高利率的政策才能防止或缓解经济的衰退。

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提出：“在长期的收入结构中存在着一个以不平等为特征的长期波动：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不平等扩大；一段时期变得稳定；然后在后期阶段上不平等缩小”。Greenwood和Jovanovic基于库兹涅茨的模型是基于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关系正式研究的开端，他们证实了金融发展收入与分配的关系成倒U型分布。

关于线性关系理论，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还有学者认为在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存在显著地线性关系。

现今有关于收入差距理论的一线研究已逐渐由表及里，并且大多根据时间序列建立模型，随着网络时代到来，数字信息化公开化，政府的透明度增强，数据可得性也在各大网站数据库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为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模型建立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3.研究设计

本文认为用单一或几个指标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发展水平，因此文中选用IG、FIR、FE三个指标，尽可能真实准确地反应变化关系。由于本文的数据都属于季节性数据、因此分别对三项指标进行了季节性处理，并通过CPI消正，以减少数据对结果造成的误差。

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实际GDP

金融发展效率（FE）=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城乡收入差距指标（IG）=城市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

4.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4.1 平稳性检验

对IG、FIR、FE的单位根检验。对数化以后的数据IG、FIR、FE也含有截距，并且具有明显的趋势。所以，应该选择既包含截距项又包含趋势项的单位根检验模式。

分析可知：DIG～I（0）、DFIR～I（0）、DFE～I（0）均为单整序列，是平稳序列，可以运用协整方法来分析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4.2 协整检验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IG、FIR、FE存在着一阶差分平稳的现象，我们在这进行的协整为Johansen检验法，我们可以得出：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

IG=0.802820*FE+0.373744*FIR+2.413038；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金融机构发展效率与收入差距是正方向的，与预期是一致的。

4.3 Granger因果检验

为了更好地判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法，以判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如下表格。

表1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滞后阶数原假设F值概率值

2FE does not Granger Cause IG7.291980.0138

2IG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E3.754890.0669

2FI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IG5.789060.0086

2IG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IR1.237250.3334

2FI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E3.641240.0708

2FE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IR0.036210.851

表1的结果表明：在滞后2期的情况下，IG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E 在5%的置信区间下不具有因果关系，但在此情况下FE是IG的Granger原因。

同理：FIR是IG的Granger原因。FE不是FIR的Granger原因。

4.4 对实证结果的总结

经过上述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IG、FIR、FE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FE、FIR与IG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表明FIR、FE均会促使IG的增加。FE、FIR没有因果关系且均是IG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

结论

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还会进一步扩大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根据上文的研究，金融发展指标和金融相关比率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且均是城乡收入差距指标的格兰杰原因。实证说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在我国是适用的，且我国还未达到经济增长引起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拐点，我国正处于收入差距扩大阶段。只有在一边加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步伐，一边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依靠广大农村自身和谐发展，抑制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努力拉平“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端口”，才能促进城乡收入平衡化分配，真正实现和谐社会。（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注解：

① 摘自百度百科“金融发展”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01765.htm fr=aladdin

参考文献：

[1] 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06）：35-47.

[2] 胡晶晶.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3（03）：65-78，90.

[3] 陈志刚，王皖君.金融发展与中国的收入分配[D].2006.

[4] 庄叶亮.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D].2010.

我国区域物流差距比较研究 篇3

近年来, 我国物流业发展迅速而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这些变化在不同的区域却表现的不平衡。目前, 区域间的物流业差距正日益扩大, 并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 已成为物流行业亟待解决的难题。

1 区域物流差异的主要因素

1.1 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

自然环境自古对人类的生产和活动有天然的限制, 但随着科技进步, 自然的制约性逐渐弱化, 但并非完全没有。东南沿海区域地处长江下游平原及三角洲地区, 在水资源丰富和土壤肥沃的同时, 为物流产业提供支持———发达的内陆交通和沿海的巨大区位优势, 使业务效率和生产得到巨大的提高, 比如义乌、广州都是巨大的市场, 这进一步的推动当地物流业的发展和进步。相比, 中西部区域则很多地处高原及荒漠地带, 自然环境相对不具优势, 较大的影响了居民生活水平, 在购买力下降的同时, 交通运输发展的落后和迟滞不前以及通信的限制, 提高了物流业的成本、降低了效率, 从而影响了区域物流发展。

1.2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建设是各区域间物流发展均衡与否的另一项影响因素。东部区域不仅有海港资源拥有便捷的海上交通路线, 而且公路网和铁路网十分密集, 交通便利。比较之下, 中西部区域由于地理环境和先天条件的不足, 公路网和铁路网相比稀疏, 尽管近几年持续改善, 但东西部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天壤之别, 比如辽阔的西藏地区目前还没有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近年来, 国家投资交通基建项目力度不小, 在铁路和公路里程上中西部区域已超过东部区域, 但在高速公路以及一级公路方面, 东部区域远超中西部区域。

以上表明东南沿海区域的交通占绝对优势, 由于交通落后, 中西部区域的物流运输能力与东部区域相较处于巨大的劣势, 令其直接影响到中西部区域与外界货物的交流, 进一步扩大了区域间物流的差距, 如表一所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

1.3 政策的倾斜

东部沿海区域工业商业服务业基础好, 边际效率相对较高, 国家为了物流行业发展的整体效益, 重心开始向东部区域倾斜, 并给予多方的政策优惠。

创办特区、沿海沿江城市及开发区、保税区等, 在税收、贸易等方面给予诸多的政策。吸引了大规模资金、人才、技术等, 大幅提高效率、刺激当地物流行业的发展, 并迅速拉开了与中西部区域的物流差距。所以, 区域物流行业发展差异化的原因之一还是政策的差异, 最终扩大了区域间的物流水平。

1.4 人力资源流动性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 区域物流竞争逐渐表现为人才的竞争, 人力资源已成为制约区域物流发展的因素之一。东部区域倚靠政策优势, 吸引了大量人力资源流入, 全国上下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劳动力流动现象。中西部区域的人力资源, 其涵盖知识分子以及熟练技工流入东部沿海区域。

人力资源大量流入无论从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为东部区域的物流行业发展作出了不小贡献, 是推动当地物流行业迅速崛起的一个巨大因素。而就中西部区域而言, 大量高素质人才的流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物流行业的发展, 影响深远。从《中国统计年鉴2015》人口数据看, 东部区域46389万人, 占全国比重37%;西部区域35976万人, 占全国比重28%;从素质层面看, 以高校数量和大学生人数为例, 东部区域拥有高校715所, 在校大学生643万人, 分别占全国的39%和41%;西部区域拥有高校429所, 在校大学生330万人, 分别占全国的23%和21%。

2 区域物流差距的不良影响

2.1 削弱物流发展的支撑作用

区域物流现实差距扩大, 可能形成区域间相互隔离的经济关系, 隔断了区域间的合作、分工。我国丰富的自然资源集中在中西部区域, 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区域, 所以无论是当下还是在将来, 东部区域的工业的发展都没必要走日本依靠国外初级产品的道路。如若区域物流现实差距被过大扩张, 东部区域的工业与内陆区域的资源之间无法良好衔接, 很可能还会产生严重的断层。

区域物流现状差距过大表现为发达地区物流高速增长中的原材料、能源需求的扩大, 而中西部区域地区缓慢的物流增长量又难以保证原材料和能源的供给能跟得上东部区域需求的步伐。

与此同时, 区域物流现实差距过大, 导致发达的东部区域难以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形成示范学习效应, 难以形成区域间的扩散回波效应, 却造成了欠发达的中西部区域的人才和资金等资源纷纷流入东部发达区域, 造成物流发展现状的恶性循环, 制约物流行业的全面发展。中西落后区域对东部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物流行业发展的支撑将会被极大削弱。

2.2 加剧社会矛盾, 影响社会稳定

区域物流现状差距过大, 物流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区域容易滋生不满情绪———物流欠发达区域的人民可能会把贫穷和落后归结为是财富和利益被转移到物流发达区域的恶果, 是国家的区域政策的歧视, 容易加剧区域之间的矛盾。

3 缩小区域物流差距的核心策略

3.1 凸出资源的比较优势, 把资源化为生产力

中西部区域资源丰富, 部分资源的储备量占绝对优势, 资源为中西部区域的物流业发展提供了支撑和保障。但客观现实是中西部区域的物流业现状较为落后, 并没有把现有资源优势转化为物流行业优势。这种矛盾的状况主要还是受中西部区域的资金、管理和技术层面上的限制, 并且开发能力和利用能力明显不足。与此同时, 一些重要资源被国家拥有, 地方得到的并不多, 这也是众多因素之一。所以, 在中西部区域的资源的开发问题上, 国家应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对中西部区域给予扶持。并且在重要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上, 还要适量多考虑一些地方上的利益, 比如引入地方资本, 建立相关配套产业、建立相关延伸产业, 以此来加强中西部物流与全国一盘棋的联系, 更可以在财税方面进行适量的补偿。

3.2 市场创新, 推进区际物流业发展, 发掘新的增长点

区际物流就是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物流行为, 与国际物流对应, 则是叫做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的物流往来。中西部区域处于内陆, 没有港口, 没有出海条件, 当然并不是说不要发展国际物流, 只是强调我国扩大内需的坚决, 且国内的物流市场潜力十分丰富。发展区际物流有利于提升中西部区域的物流产业发展水平。中西部区域所占国内市场占有率是极低的, 通过大力发展区际物流业务, 提高物流产业国内市场占有率, 是中西部区域物流实现迅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3.3 加强宏观调控, 加大中西部区域政策倾斜

为了缩小区域物流的现有差距, 国家应在物流政策的宏观角度上, 持续保持物流业务较低区域的政策倾斜。在投资政策上, 要以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区域优势为大的前提, 国家现有的大的项目布局应该对中西部区域实行相应的优先政策进行扶持, 并相应提高区域配套资金比例。在产业政策上, 国家必须要重点支持能源以及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的发展壮大, 在区域层面上就是要向中西部区域倾斜, 但必须要有有力的措施给以政策的落实以及保障。在金融政策上, 相关政策性银行必须要把对中西部区域的物流发展作为主要工作目标, 扩大贷款规模, 实行中西部区域相对优惠的贷款利率。在开放政策上, 可在中西部区域范围内择优选取若干重点开发区域, 有针对性的落实优惠政策。

3.4 刺激私人投资动力, 加快发展民营物流企业, 发展中西部区域乡镇企业

我国众多区域物流业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发展本地的民营物流企业。但凡地方区域物流发展迅速的地方, 民营物流企业都较为发达。民营物流企业没有壮大, 还处在低级阶段的区域一般都是资源丰富的区域。这样, 不但无益于区域物流行业的发展, 还对资源开发与利用造成资源的闲置。所以, 必须继续加大力度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资。现行状况是中西部区域的民间投资规模较小, 投资增长速度较慢, 已严重影响了中西部区域物流业的发展。然而如此, 我国的中西部区域物流业依然落后, 本区域内的民众依然勤俭节约, 虽收入很低, 但是储蓄却很多, 毫无投资率, 这意味着十分有限的资本还趋向流入省外。今后的发展还必须借鉴东部区域发展民营物流业的经验来改变落后观念和不良现状———挖掘投融资渠道、促进投资、发展民营物流业。

3.5 加强中西部区域的人才队伍建设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人才来得了、留得住、扎得下。在生产力诸要素中, 人才占了最为重要的地位。物流业发展, 人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国家目前为了解决中西部区域人才短缺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现实情况是:中西部区域仍是人才不爱来, 即便来了也留不住, 即便留住了也安不下心, 基本上都不愿意扎根中西部区域, 服务中西部的发展和建设, 尤其是西部区域。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西部区域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吸引力不足总有其既定的因素, 深层次因素包括:人才待遇低下, 与东部发达区域相比收入差距十分明显;生活环境相对艰苦、生活状况差;职业发展环境差、发展空间局促等等。

针对上述几个问题, 在中西部区域人才队伍建设中应该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以满足和尊重人才。首先, 要提高中西部区域的人才待遇, 大幅增加中西部区域的艰苦环境补贴金额, 收入标准必须高于东部经济发达区域,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吸引人才服务中西部区域。其次, 在干部的委任和人才的选拔任用方面也要向中西部区域倾斜, 适度提高中西部区域工作人才的选拔及其任用的比例, 以此鼓励大量优秀人才到中西部区域建功立业。

4 结束语

本文从地理区位、地理环境、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产业结构等方面对各区域物流因素进行比较, 了解到区域之间物流发展的差距概况, 分析了影响区域间物流差异的几个主要因素, 简单介绍区域间物流差距的影响, 并于最后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方案。只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区域间物流发展不均衡的现状, 才能促进物流业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秦伟庆.论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J].科技创新导报, 2008, (05) :147.

[2]周加来, 李刚.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新经济地理、要素流动与经济政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8, (09) :29-34.

[3]周国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区差异问题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4]严汉平, 白永秀.中国区域差异变化轨迹及区域差异系统分析[J].嘉兴学院学报, 2005, 17 (01) :105-114.

[5]赵永典, 李未无.从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分析西部大开发绩效[J].开发研究, 2014, (01) :14-16.

[6]高洪深.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7]周鹏.中国资源型区域与加工业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以山西与浙江两省为例[J].经济管理, 2005, 25 (03) :289-293.

区域贸易差距 篇4

摘要：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的农民收入绝对差距明显且存在扩大的趋势，但相对保持平稳，分析表明其收入结构的不同是导致其收入差距的直接因素。本文从农民收入结构角度利用虚拟变量回归模型深入剖析了各种影响因素贡献的差异。

关键词： 三大区域 农民 收入差距 江苏省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农民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收入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①间农民收入差距也越来越显著，该差距制约着江苏省经济均衡、协调、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本文首先利用2009年江苏省51个县（市）的截面数据采用K-W非参数检验法验证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的存在性，并对1996—2009年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变动趋势进行了阶段划分；其次，进一步分析了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结构的差异；最后，从农民收入结构角度利用虚拟变量回归模型深入剖析各种影响因素贡献的差异。

二、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存在性及阶段性分析②

（一）九五期间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相对差距逐渐缩小

九五期间，江苏省政府大力实施区域共同发展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扶持苏北经济发展的规划，这些政策的实施有效的提高了苏北地区的农民收入水平。1996年苏南、苏中、苏北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为1.79∶1.30∶1，到2000年该比值变为1.53∶1.18∶1；表明九五期间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相对差距在逐步缩小，但在九五结局之年，有所扩大（详见表1）。

（二）十五期间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相对差距扩大

在此期间，苏南地区与苏中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距由原来的1077元扩大至2021元，苏南地区与苏北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距由原来的1617元扩大至3039元；由于三大区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9.3%、8.2%和6.5%，导致苏南、苏中、苏北收入比由2000年的1.53∶1.18∶1变为2005年的1.70∶1.24∶1，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相对差距扩大（见表1）。

（三）“十一五”期间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相对差距基本保持不变

在此期间，苏南地区与苏中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距由原来的2021元扩大至3073元，苏南地区与苏北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距由原来的3039元扩大至4779元；但由于三大区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1.9%、12.2%和11.9%，使得苏南与苏北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几乎未发生变化，苏南与苏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比有所减低。这表明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绝对差距扩大趋势有所放缓，即相对差距有所缩小（见表1）。这主要得益于期间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从2004年起，中央连续六年发布的 “一号文件”，运用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多种杠杆和手段，千方百计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江苏省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配套性政策。

三、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结构差异显著

区域间农民收入的形成机制是分析区域间农民收入水平差异的核心，也是解开区域间差别之谜的关键。姜近勇（1988）指出区域间农村经济不同的发达程度，决定了农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又取决于其经济结构的变革，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动重要体现就是收入结构的变动③，因而农民收入结构的不同是其差距的直接原因。

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江苏省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三大区域农民收入的结构存在显著性差异。苏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当地农民提供了众多的就业岗位，这有效地提高了当地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苏南地区的工资性收入占了当地农民收入的66.3%，即苏南地区的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是工资性的收入，并且这一比重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和苏南地区相同，苏中地区农民工资收入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58.6%。与其他两个地区不同，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苏北地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为47.3%，比2008年降低1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与其基本相等，为47.5%左右。三大区域的财产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例均较小，转移性收入相对较高差异较小，但苏南地区财产收入所占的比重为4.7%远高于其他两个地区。

从绝对量上来看，三个地区的家庭经营收入的差异不大，2009年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的家庭经营收入分别为2693元、2919元和3184元；但在其他三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以工资性收入为例，2009年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的工资性收入比为2.39∶1.5∶1，其他两个方面的比值更高。

四、区域间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的贡献率显著不同

（一）方法说明

为了考察不同区域间各种影响农民收入因素的贡献率是否相同，本文拟采用虚拟变量回归法，以农民人均纯收入Y为因变量，并引入两个虚拟变量D1和D2，与四个自变量X1、X2、X3和X4，建立虚拟变量线性回归模型：

（1）

（二）指标的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模型中引入私营企业及个体从业人员比重指标（X1），代表非农产业发展程度作为影响工资性收入的主要原因，该指标通过私营企业及个体从业人员与总从业人员相比计算得到。

经济理论已经证明收入水平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即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净产出的增加，还受制于生产效率。因而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选择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均生产总值（X2），代表第一产业劳动产出效率作为影响家庭经营收入的主要原因，该指标通过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与其从业人员数相比计算得到。

财产性收入是指农民对于自己可支配的资金的再利用，包含储蓄、炒股和购买债券等，从而获得的额外收入，当前农民进行资金再利用经济活动主要是储蓄，从事买卖证券等投资经济活动较少，因此只考虑储蓄这一因素，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用居民人均储蓄（X3）代替农民人均储蓄。endprint

转移性收入主要是政府在农业、教育和社会医疗等领域对农民提供的财政性补贴，而政府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的数据较难获得，本文用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指标（X4）代替。

本节利用2009年江苏省51个县（市）和13个市（不含下辖县市）上述四个指标的截面数据作为分析基础，某些指标是通过相关数据计算得到，为保持口径的一致性，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2010年《江苏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

利用上述数据，对虚拟变量回归模型进行向前最小二乘估计，X4、D1X4、D2X2的系数不显著被剔除，最终得到回归方程为：

（2）

模型的调整可决系数为0.967，表明拟合效果较好；F统计量为250.9，其对应的0.00，通过方程的显著性检验，模型设定正确；各系数所对应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各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不为零；D.W.统计量的值为2.1，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临界值2.4，落入非自相关区域，表明随机误差项不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进一步对模型进行White异方差检验，F统计量的值为0.93，其对应的P值为0.58，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设，认为模型中的随机误差不存在异方差。

模型中X1的系数为57.06，即苏南地区私营企业及个体从业人员比重的系数；D1*X1和D2*X1的系数分别为-61.48和-63.3，均为负且近似相同。这表明苏北和苏中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程度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基本相同，但明显低于苏南地区。

X2的系数为416.78，即苏南地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均生产总值的系数；D1*X2的系数为-395.94，D2*X2的系数不显著被剔除，表明苏中地区第一产业劳动产出效率的贡献率低于苏南地区，苏北地区与苏南地区相同。

X3的系数为0.042，即苏南地区居民人均储蓄的系数；而D1*X3和D2*X3的系数分别为0.07和0.17，苏南地区居民人均储蓄的贡献率低于苏中，苏中低于苏北。

X4和D1*X4的系数不显著被剔除，而D2*X4的系数为-0.75。这与经济理论相违背，可以推测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数据的选取可能存在问题，或者政府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相对较弱。

五、结论

第一，2009年江苏省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并且苏中、苏南和苏北三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呈递减趋势。

第二，1996—2009年期间，江苏省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绝对差距呈从保持平稳到加速扩大再到缓慢扩大的变动趋势，而相对差距总体保持平稳，呈从缩小到扩大再到保持平稳的变动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讲，其变化受到国家及省宏观经济政策的很大影响。

第三，三大区域的农民收入的结构存在显著性差异，苏南和苏中地区差异较小，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最高，其次是家庭经营收入；苏北地区与其他两个地区显著不同，家庭经营收入与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大致相同。

第四，苏北和苏中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程度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基本相同，但贡献率明显低于苏南地区；苏北地区与苏南地区第一产业劳动产出效率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相同，高于苏中地区；苏南地区居民人均储蓄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低于苏中，苏中低于苏北。

注释：

①江苏省政府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将江苏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苏南为江南五市（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苏中为江北沿江三市（扬州、泰州、南通），苏北为江北其余五市（徐州、连云港、盐城、淮安、宿迁）。

②由于受到数据获得的局限性，本部分仅就1996年以来的三大区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的特征进行分析，并且1996—2000年三大区域人居纯收入数据为各地人均纯收入数据的简单平均。该部分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2010年《江苏统计年鉴》，并经过加工整理得到。

③根据收入的来源渠道不同， 将农民人均纯收入分为细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参考文献：

[1]陈长华，田红连.江苏农民收入差距实证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2（8）：37—40

[2]陶应虎.农民收入区域差异成因探析——以江苏省为例[J].农村经济，2010（6）：51—54

[3]姜近勇，罗小朋.改革以来农民收入变化动因与结构分析[J].管理世界，1988（5）：10—20

[4]李颖，王尤贵. 基于收入来源的我国省际间农民收入差距变动分析[J]. 农村经济，2006（6）：56—57

[5]孙慧钧. 我国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构成的实证分析[J]. 统计研究，2007（11）：42—47

[6]叶彩霞，施国庆，陈绍军. 地区差异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2010（10）：104—107

（郑宏，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孙爱玲，烟台职业学院经济管理系）endprint

转移性收入主要是政府在农业、教育和社会医疗等领域对农民提供的财政性补贴，而政府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的数据较难获得，本文用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指标（X4）代替。

本节利用2009年江苏省51个县（市）和13个市（不含下辖县市）上述四个指标的截面数据作为分析基础，某些指标是通过相关数据计算得到，为保持口径的一致性，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2010年《江苏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

利用上述数据，对虚拟变量回归模型进行向前最小二乘估计，X4、D1X4、D2X2的系数不显著被剔除，最终得到回归方程为：

（2）

模型的调整可决系数为0.967，表明拟合效果较好；F统计量为250.9，其对应的0.00，通过方程的显著性检验，模型设定正确；各系数所对应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各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不为零；D.W.统计量的值为2.1，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临界值2.4，落入非自相关区域，表明随机误差项不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进一步对模型进行White异方差检验，F统计量的值为0.93，其对应的P值为0.58，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设，认为模型中的随机误差不存在异方差。

模型中X1的系数为57.06，即苏南地区私营企业及个体从业人员比重的系数；D1*X1和D2*X1的系数分别为-61.48和-63.3，均为负且近似相同。这表明苏北和苏中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程度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基本相同，但明显低于苏南地区。

X2的系数为416.78，即苏南地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均生产总值的系数；D1*X2的系数为-395.94，D2*X2的系数不显著被剔除，表明苏中地区第一产业劳动产出效率的贡献率低于苏南地区，苏北地区与苏南地区相同。

X3的系数为0.042，即苏南地区居民人均储蓄的系数；而D1*X3和D2*X3的系数分别为0.07和0.17，苏南地区居民人均储蓄的贡献率低于苏中，苏中低于苏北。

X4和D1*X4的系数不显著被剔除，而D2*X4的系数为-0.75。这与经济理论相违背，可以推测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数据的选取可能存在问题，或者政府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相对较弱。

五、结论

第一，2009年江苏省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并且苏中、苏南和苏北三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呈递减趋势。

第二，1996—2009年期间，江苏省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绝对差距呈从保持平稳到加速扩大再到缓慢扩大的变动趋势，而相对差距总体保持平稳，呈从缩小到扩大再到保持平稳的变动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讲，其变化受到国家及省宏观经济政策的很大影响。

第三，三大区域的农民收入的结构存在显著性差异，苏南和苏中地区差异较小，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最高，其次是家庭经营收入；苏北地区与其他两个地区显著不同，家庭经营收入与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大致相同。

第四，苏北和苏中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程度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基本相同，但贡献率明显低于苏南地区；苏北地区与苏南地区第一产业劳动产出效率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相同，高于苏中地区；苏南地区居民人均储蓄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低于苏中，苏中低于苏北。

注释：

①江苏省政府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将江苏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苏南为江南五市（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苏中为江北沿江三市（扬州、泰州、南通），苏北为江北其余五市（徐州、连云港、盐城、淮安、宿迁）。

②由于受到数据获得的局限性，本部分仅就1996年以来的三大区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的特征进行分析，并且1996—2000年三大区域人居纯收入数据为各地人均纯收入数据的简单平均。该部分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2010年《江苏统计年鉴》，并经过加工整理得到。

③根据收入的来源渠道不同， 将农民人均纯收入分为细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参考文献：

[1]陈长华，田红连.江苏农民收入差距实证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2（8）：37—40

[2]陶应虎.农民收入区域差异成因探析——以江苏省为例[J].农村经济，2010（6）：51—54

[3]姜近勇，罗小朋.改革以来农民收入变化动因与结构分析[J].管理世界，1988（5）：10—20

[4]李颖，王尤贵. 基于收入来源的我国省际间农民收入差距变动分析[J]. 农村经济，2006（6）：56—57

[5]孙慧钧. 我国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构成的实证分析[J]. 统计研究，2007（11）：42—47

[6]叶彩霞，施国庆，陈绍军. 地区差异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2010（10）：104—107

（郑宏，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孙爱玲，烟台职业学院经济管理系）endprint

转移性收入主要是政府在农业、教育和社会医疗等领域对农民提供的财政性补贴，而政府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的数据较难获得，本文用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指标（X4）代替。

本节利用2009年江苏省51个县（市）和13个市（不含下辖县市）上述四个指标的截面数据作为分析基础，某些指标是通过相关数据计算得到，为保持口径的一致性，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2010年《江苏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

利用上述数据，对虚拟变量回归模型进行向前最小二乘估计，X4、D1X4、D2X2的系数不显著被剔除，最终得到回归方程为：

（2）

模型的调整可决系数为0.967，表明拟合效果较好；F统计量为250.9，其对应的0.00，通过方程的显著性检验，模型设定正确；各系数所对应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各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不为零；D.W.统计量的值为2.1，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临界值2.4，落入非自相关区域，表明随机误差项不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进一步对模型进行White异方差检验，F统计量的值为0.93，其对应的P值为0.58，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设，认为模型中的随机误差不存在异方差。

模型中X1的系数为57.06，即苏南地区私营企业及个体从业人员比重的系数；D1*X1和D2*X1的系数分别为-61.48和-63.3，均为负且近似相同。这表明苏北和苏中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程度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基本相同，但明显低于苏南地区。

X2的系数为416.78，即苏南地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均生产总值的系数；D1*X2的系数为-395.94，D2*X2的系数不显著被剔除，表明苏中地区第一产业劳动产出效率的贡献率低于苏南地区，苏北地区与苏南地区相同。

X3的系数为0.042，即苏南地区居民人均储蓄的系数；而D1*X3和D2*X3的系数分别为0.07和0.17，苏南地区居民人均储蓄的贡献率低于苏中，苏中低于苏北。

X4和D1*X4的系数不显著被剔除，而D2*X4的系数为-0.75。这与经济理论相违背，可以推测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数据的选取可能存在问题，或者政府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相对较弱。

五、结论

第一，2009年江苏省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并且苏中、苏南和苏北三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呈递减趋势。

第二，1996—2009年期间，江苏省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绝对差距呈从保持平稳到加速扩大再到缓慢扩大的变动趋势，而相对差距总体保持平稳，呈从缩小到扩大再到保持平稳的变动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讲，其变化受到国家及省宏观经济政策的很大影响。

第三，三大区域的农民收入的结构存在显著性差异，苏南和苏中地区差异较小，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最高，其次是家庭经营收入；苏北地区与其他两个地区显著不同，家庭经营收入与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大致相同。

第四，苏北和苏中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程度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基本相同，但贡献率明显低于苏南地区；苏北地区与苏南地区第一产业劳动产出效率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相同，高于苏中地区；苏南地区居民人均储蓄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低于苏中，苏中低于苏北。

注释：

①江苏省政府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将江苏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苏南为江南五市（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苏中为江北沿江三市（扬州、泰州、南通），苏北为江北其余五市（徐州、连云港、盐城、淮安、宿迁）。

②由于受到数据获得的局限性，本部分仅就1996年以来的三大区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的特征进行分析，并且1996—2000年三大区域人居纯收入数据为各地人均纯收入数据的简单平均。该部分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2010年《江苏统计年鉴》，并经过加工整理得到。

③根据收入的来源渠道不同， 将农民人均纯收入分为细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参考文献：

[1]陈长华，田红连.江苏农民收入差距实证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2（8）：37—40

[2]陶应虎.农民收入区域差异成因探析——以江苏省为例[J].农村经济，2010（6）：51—54

[3]姜近勇，罗小朋.改革以来农民收入变化动因与结构分析[J].管理世界，1988（5）：10—20

[4]李颖，王尤贵. 基于收入来源的我国省际间农民收入差距变动分析[J]. 农村经济，2006（6）：56—57

[5]孙慧钧. 我国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构成的实证分析[J]. 统计研究，2007（11）：42—47

[6]叶彩霞，施国庆，陈绍军. 地区差异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2010（10）：104—107

我国的区域收入差距分析及对策 篇5

1.1 我国收入差距的现状

(1) 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世界银行指出, 过去20年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最快的时期, 中国也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提高幅度最大的国家。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的基尼系数通常在0.5和0.7之间, 收入相对较为平等的国家在0.2和0.35之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 总的来说呈上升趋势。据世界银行统计, 2006年我国基尼系数已逼近0.47。在股市楼市的双重作用之下, 2007年基尼系数接近或者超过0.48已成定局。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 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才开始下降。我国去年人均GDP只达到2000美元左右, 人均GDP增加与基尼系数呈正比。

以上数据都是根据正常收入计算的, 如果将偷税漏税, 官员腐败等非法非正常收入也估算在内的话,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将更加严重。

(2) 引起消费差距扩大。

收入差距的扩大使总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投资乘数效应也迅速降低, 最终导致全社会的总需求水平下降。这样就会形成汉斯·辛格所指出的收入——需求——投资恶性循环, 即“大多数人的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 致使国内市场狭小, 投资引诱不足进而导致生产率低下, 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 周而复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全国居民消费指数从1994年124.1下降到2000年的100.4。表1可以看出从2001到2006年我国消费率依然呈下降态势。与国外一些主要国家相比, 还严重偏低。总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失衡, 使通货紧缩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的经常性威胁, 制约经济的发展。

(3) 收入差距过大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负效应。

由于中国长期受“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 人们对收入差距过大比较敏感, 由此就会造成心态失衡, 给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造成一种潜在的不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因素。首先, 少数人的巨富引起多数人的不满,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贫富差距悬殊, 直接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地区间贫富悬殊的存在, 诱使大量人口无序地涌向发达地区, 社会犯罪活动猖獗, 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贫富差距悬殊也导致了教育失衡, 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不断拉大, 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乃至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2 区域收入差距的过大的表现

(1) 省内间差异。

各省内部除了省会和少数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显著的经济差异外, 也呈现出区域性的不同。举湖北省一例说明。

湖北省地理位置按东西走向可划分为鄂东、鄂中、鄂西三个地区。虽然鄂中地区面积占湖北省总面积的26.9%, 人口占总人口的44%, 经济总量却占整个湖北省的54.5%。而鄂东地区人口达到鄂中地区1/2 强, 其GDP 比重还不及鄂中地区的1/3。且湖北省西部地区面积为中部地区2 倍, 人口与鄂中地区相当, 其GDP比重只及鄂中地区1/2 强。就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来说, 鄂中地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已经接近1:1, 说明鄂中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段。而湖北省东部、西部地区则处于业化初期阶段。总之, 湖北省区域经济呈现出鄂中地区向鄂东、鄂西两边递减的趋势。

(2) 省际间差异。

在不同省份之间, 由于自然条件、资源、交通以及历史因素等差异, 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 极化效应比较明显。

从表2可以看出, 城镇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呈快速上升趋势, 相对差距总体上也呈扩大趋势。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看, 1985年, 最高的地区为上海市, 最低的为甘肃, 二者绝对差额仅为551元, 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的比例为3.16;1995年, 绝对差额扩大到3366元;到2005年, 最高的上海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213元, 比最低的贵州省高出了7295元, 达到了4.8。

(3) 东中西部之间差异。

目前看来, 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的差距是值得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的。从经济总量看, 东部地区人均GDP是西部地区的2.2倍, 比改革开放之前增加0.5个百分点。

从人均收入水平看, 目前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是西部地区的1.5倍, 比改革开放之前分别增加0.5个和0.4个百分点。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看, 东西部地区差距很大, 例如, 西部地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覆盖率不到5%, 仅为东部的1/10。

2 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2.1 和资源因素

由于沿海城市交通便利, 自然条件优越, 由此带来充裕的社会资源和人口资源。内陆尤其西部省市, 最重要的在于缺乏耕地。加之近些年来中西部地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对资源的过度开采, 使得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现象更加恶化, 必然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显著。

2.2 发展因素

从宏观上看, 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规律, 可以用库兹涅茨的“倒U理论”来解释。发展过程中, 储蓄和积累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集中, 资本要素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 收入差距也将拉大。再次, 经济赶超过程中有资本技术过密的趋势。

2.3 政策因素

政策因素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倾斜, 使沿海地区经济获得比其他地区快得多的发展;其次是区域内政府的政策导向, 区域内政府的政策对该区域的发展以至于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都至关重要, 其行为方式和决策对区域间的资源流动, 企业的竞争能力和资本积累等因素产生重大影响。

2.4 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因素

利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 增长的过程也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就是新的机会, 获得新机会的个体获得新的更高的垄断利润, 这样也会造成收入差距拉大。在一些发达地区 (广东、江苏、浙江等) 中小企业, 体制上和企业组织上都有重要创新, 带动了地区产业群的发展, 而一些欠发达地区, 经济增长活力不足, 加剧了各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

3 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

3.1 发挥比较优势, 加快产业调整步伐

促进产业协调发展, 消除收入差距产生的产业结构因素;各地区大力调整主导产业, 选择适合于本地特色和条件的产业, 将自己置于我国经济系统中乃至全球化中定位, 培养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在兼顾地区经济利益和互惠的基础上, 建立和发展地区分工体系, 促进发达地区向较落后地区转移。鼓励和扶持原材料产地和矿产资源地发展加工型支柱产业;同时推进发达地区的加工向高附加值, 高科技含量和外向型发展, 从而促进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3.2 发挥政府对再分配的调控职能, 提高要素利用效率

在强调以效率提高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增长方式根本转变过程中, 能以不损害先公平进而降低效率为代价来提高事后分配结果上的均等程度。根据有进有退的原则, 应将政府的政策目标和职能从直接干预市场资源配置转变到再分配调节上来,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体系。

3.3 调节收入分配关系,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

市场经济条件下, 部分靠合法经营也会获得高收入, 产生贫富悬殊, 这也不符合共同富裕原则, 必须运用税收手段加以调节。对贫困地区, 国家从多方面采取政策, 加大扶贫力度。目前我国高中低收入户的比例呈金字塔形, 而比较合理的收入分布应该是“橄榄形”。因此, 要通过调节高收入, 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 扩大中等收入者在社会中的数量。

3.4 加快中西部经济建设, 实现地区协调发展

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 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鼓励外地投资者到西部投资, 鼓励将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引入到西部。同时中央应拓宽中部政策空间, 明确中部发展的战略定位。尤其是在发展定位上, 中部地区应在原有定位,

3.5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否, 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贫困阶层的正常生活。要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 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使社会保障法制化。要高度重视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问题, 继续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试点, 有条件的地方可继续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3.6 运用法律手段控制打击非法收入

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问题有很大比例是权力、腐败等非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结果。要从源头上解决就要尽量减少、取消行政审批, 把权力对市场行为懂得干预尽早消除。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 加大分配调节力度。加快建立、健全一套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收入分配法律体系, 转变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调节方式和职能。加强国家在立法, 执法及监管方面的力度, 规范分配秩序, 避免权力垄断, 打击寻租活动并与反腐败结合起来, 坚决有力持续全面地打击违法经营活动, 断绝非法收入来源。

总之, 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在党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整体战略实施中, 收入差距问题一定能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叶初升, 夏善华.湖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研究—兼论“泛武汉城市圈”区域协作体系的构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05, (7)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0, 1997, 2007.

山西农民收入差距及区域比较研究 篇6

一、山西农村收入差距现状

山西农民收入居全国中等偏下水平, 且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逐渐拉大。2010年山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736元, 仅为同期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80%。从全国排名来看, 2000年以来, 山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在20名左右 (见表1) , 且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逐渐拉大, 2009年与全国农民收入差距909元, 2010扩大到1183元。山西农民收入在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拉大的同时, 全省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拉大, 具体表现在市域之间、县域之间、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个体农户之间收入差距都在扩大。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一) 地市差距。

从山西各地市看, 农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2005年, 农民收入最高的太原市与最低的忻州市相差2476元, 2010年, 二者差距扩大到4165元 (见表2) ;2005年, 农民收入最低的忻州市与全省平均水平相差965.3元, 农民收入最高的太原市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510.8元;到2010年, 这两组数据分别扩大到1290.3元和2874.7元。

资料来源:相关统计公报

(二) 县域差距。

全省县域之间农民收入差距较大, 特别是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农民收入差距非常大。2009年, 农民人均收入最高地区太原市万柏林区为9610元, 农民人均收入最低地区石楼县只有1138元, 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8.4倍;在35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 中阳县农民人均收入最高, 为3035元, 是人均收入最低的石楼县的2.7倍。从收入分组看, 农民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县份55个, 占全省 (115县市区) 比重48%, 其中贫困县达到50个, 包括35个国定贫困县和15个省定贫困县。县域之间差距尤其表现在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 (见表3) 。

数据来源:山西省统计局。注:山西119个县、市、区内, 大同市与阳泉市的矿区与城区均没有农户。

(三) 农户差距。

对农户资料按照户数五等分, 2009年, 20%的低收入农户只占收入份额的6%, 20%的高收入农户占有的收入份额则高达43%。从收入占比来看, 中等偏下组、中等组、中等偏上组的变化幅度不大, 低收入组与高收入组变化幅度较大, 其中高收入组变化最大。高收入组5年间占总收入的比重提高了3个百分点。从各组收入绝对额看, 平均收入都逐年增加, 但农户收入差距却呈现上升趋势, 表明农村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低收入组农户。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5年的绝对差距也证实了这点 (见表4) 。

资料来源:住户调查资料

(四) 非贫困县内部收入差距大于贫困县内部收入差距。

从贫困县农户收入分组看, 2005~2009年, 5个组农户收入都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 但高收入组农户与低收入组农户所占有的收入比重差距迅速扩大。高收入组收入份额从2005年的36.2%, 增加到2009年的40.4%, 4年增加了4.2个百分点;而低收入组的收入份额则由8.4%降低到6.6%, 下降了1.8个百分点。相应地, 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差距由3.5:1扩大到5.5:1。表明, 贫困县内部收入差距在迅速扩大。

从非贫困县农户收入分组看, 2005~2009年, 5个组也基本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高收入组农户与低收入组农户所占有的收入份额差距迅速扩大。高收入组的收入份额从2005年的37.3%, 增加到2009年的45.1%, 4年增加了7.8个百分点;而低收入组的收入份额则由8.1%降低到5.7%, 下降了2.4个百分点。相应地, 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差距由3.6:1扩大到7.8:1。表明, 非贫困县内部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 且扩大程度大于贫困县 (见图1) 。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表明, 山西省近几年经济增长对中低收入农户的拉动作用在下降, 这一趋势应迅速扭转, 防止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进一步恶化, 不利于农民收入水平整体提升。

随着山西经济的增长, 无论是贫困县还是非贫困县的农户, 其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且高收入组农户收入增长幅度要明显高于低收入组农户, 表明在山西经济快速增长下, 高收入组农户获得的收益较多, 也反映出山西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较低。相比贫困县而言, 非贫困县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 即非贫困县内部的收入差距要大于贫困县内部的收入差距。从山西整体来看, 农村收入差距在逐步加大。

二、收入差距分解

研究收入差距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基尼系数, 另一种是泰尔指数。基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 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 (Corrado Gini, 1884-1965) 于1922年提出的, 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基尼系数是洛伦茨曲线与对角线之间的面积与对角线下的总面积之比。泰尔指数相对于基尼系数而言是一个更为全面的度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泰尔指数具有把整体差异划分成组内与组间差异的性质, 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

从农村收入统计资料来看,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但仍处于合理范围。总体来看, 山西农村的内部收入差距在逐年增大, 基本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

(一) 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1. 按地形分类计算基尼系数。

按照国家统计年鉴中地形分类“平川、丘陵、山区”把农户分成三类。从表5看, 平川、丘陵和山区三类区域内的基尼系数都在上升, 这表明山西农村区域内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上升, 其中, 山区的基尼系数上升幅度大于前两者。与全国比较看, 山西农村的基尼系数远远小于国内的基尼系数。 (中国从2000年起基尼系数达到0.4。国家统计局最后一次公布国内基尼系数是在2004年, 为0.465, 此后中国的基尼系数未见官方数据。)

从基尼系数的相对变化来看, 近5年, 山区的基尼系数在持续上升, 平川地区基尼系数较为稳定, 丘陵地区基尼系数波动较频繁, 整体呈上升态势。表明全省基尼系数上升主要由山区基尼系数上升所致, 表面山区农户收入差距扩大幅度大于全省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

从基尼系数本身看, 平川地区的基尼系数比较平稳, 表明平川地区的收入差距是三个地形区域中最小的;丘陵地区的基尼系数在5年中有4年大于平川和山区的基尼系数, 表明丘陵地区的农户收入差距在三个地形区域中是最大的。

2. 按是否贫困县分类计算基尼系数。

从基尼系数的相对变化来看, 2005~2009年, 贫困县内部与非贫困县内部的基尼系数几乎没有变化, 但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基尼系数呈现上升趋势 (见表6) 。表明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内部收入差距变化不大, 但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

从基尼系数绝对值看, 贫困县内部基尼系数小于非贫困县内部基尼系数, 表明贫困县农民收入差距小于非贫困县农民收入差距。贫困县内基尼系数相对较小可能是因为贫困县内部农户都面临相同的发展困境, 存在一种普遍的贫穷;而非贫困县内收入差距相对较大则可能表明, 由于农户自身禀赋差异, 即使面临相同发展机会, 发展结果也会存在较大差异。

3. 基尼系数分解。

对收入差距的分析, 不仅要观察基尼系数的大小, 判断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 还应该探究影响基尼系数变化的原因。

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主要是由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收入构成, 近几年, 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收入之和占纯收入的比重在逐年下降, 而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则在逐年增加。

从基尼系数的分解看, 工资性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一直在40%以上, 家庭经营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则在30%以上, 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对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在10%以下。

从对基尼系数的影响程度来看, 转移性收入的影响程度全是负值, 表明转移性收入与整体的基尼系数存在负相关关系, 转移性收入越多, 收入差距越小。转移性收入成为5年来农村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 占收入的比重五年内翻了一番。财产性收入对基尼系数的影响程度全是正值, 表明财产性收入与基尼系数是同方向变动的, 财产性收入增加, 基尼系数增大。工资性收入对纯收入的影响呈逐年加强的趋势, 家庭经营性收入对纯收入的影响呈逐年减弱的趋势, 这表明当前农村收入差距变大主要是由于农户工资性收入差别较大所致。

(二) 收入差距泰尔指数及其分解

1. 根据地形分类计算泰尔指数。

近几年, 泰尔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 全省收入差距在逐年拉大 (见表7) 。其中, 平川地区泰尔指数逐年上升, 增幅与总体增幅接近, 但数值显著低于地区整体水平, 表明平川地区收入差距虽逐年增大, 但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总体水平, 收入差距小于其他地形区域。丘陵地区的农民收入差距成W形变化, 虽然各年指数都低于总体泰尔指数, 但变化幅度却是最大的, 表明丘陵区的收入差距年度间波动较大。山区的泰尔指数则呈现出另一种情况, 除2005年山区的泰尔指数低于总体指数以外, 后4年山区的泰尔指数都高于总体泰尔指数, 表明山区的收入差距是三类地形中最大的。

2. 按是否贫困县分类计算泰尔指数。

贫困县的泰尔指数显著低于非贫困县的泰尔指数, 表明贫困县内部的收入差距小于非贫困县内部的收入差距。从变动方向和幅度看,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泰尔指数变化方向一致, 但贫困县泰尔指数变化幅度更大, 表明贫困县农民收入年度变化幅度较大, 贫困县农民收入差距波动更为明显 (见表8) 。

3. 泰尔指数分解。

对收入差距的分解, 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的分解并不冲突, 二者互为补充。泰尔指数的分解主要是依据样本特性, 按照某一个特征分组进行分解, 把总体指数分解成两个部分, 一是组内差距, 另一个是组间差距, 并分别计算各自贡献。

按照地形分组分解 (见表9) :地形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区域内部, 区域之间的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在逐年减弱。“平川、丘陵、山区”之间的差距远没有三个地理类型中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大, 尤其是山区与丘陵地区的内部收入差距较大, 而这正是造成总体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按照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分组分解 (见表10)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确定主要根据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 而人均收入掩盖了一部分收入差距现象, 基于此, 组内贡献呈现出一种逐年上升的趋势, 与总体指数变化相吻合, 但组间贡献则呈现出一种下降趋势。总体泰尔指数逐年上升的趋势主要是由于贫困县内部与非贫困县内部的收入差距较大造成的,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是造成总体收入差距变大的主因。

三、收入差距原因

按照库兹涅茨的收入差距“倒U型假说”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收入分配差距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 即在前工业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 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 之后是短暂的稳定, 然后在经济增长的后期阶段, 收入分配差距逐渐缩小。该理论实质上相当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 即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产业部门共同存在的社会结构中, 现代部门由于产出效率远远高于传统部门, 其工资总是高于传统部门, 收入差距存在, 随着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过渡, 最终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当前山西农村也正在经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 收入差距存在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随着社会进步, 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

(一) 工资性收入差距是主要原因。

工资性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5年中平均都在50%以上, 表明2005~2009年, 山西农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户工资性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家庭经营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虽然低于工资性收入, 但统计数据显示, 单位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大于工资性收入, 也就是说家庭经营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对基尼系数的影响程度大于工资性收入增加一个单位所带来的影响。所以, 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必将成为未来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新动力。

财产性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逐渐增加, 且这种增加是单向的, 即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只是扩大了农村收入差距。这可能是由于财产性收入主要是储蓄所获得利息收入, 较高收入组的农户储蓄额也大, 因此其财产性收入越高, 农村收入差距越大。

转移性收入在收入中的比重稳步上升, 且其贡献率也呈现出同一趋势, 但转移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在逐渐减弱 (贡献率/占纯收入份额) 。这表明, 随着转移性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 其对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越来越小。

(二) 地形差异。

从泰尔指数的分解来看, 无论是按照地形差异还是是否贫困县分组, 组间差距都远远小于组内差距, 这表明造成山西农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不是地域的差别, 差距可能是由不同的产业结构、地域文化、机会等因素造成。按照地形差异计算的泰尔指数, 地形差异在2009年能够解释山西农村收入差距的8%, 这表明随着国家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实施, 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巨大进步, 由于地形差异带来的交通、信息等差距已经大大缩小。而从按照地形分区计算的泰尔指数来看, 山区的泰尔指数变化最大, 平川地区变化最小。这和山西的实际状况比较一致, 山西作为一个产煤大省, 煤炭资源主要储存在山区县, 产煤县的经济实力远远大于无煤县, 二者的收入差距非常大。2009年山西晋城市泽州县 (产煤县) 的GDP达到132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967元;而同为山区县的临汾市永和县 (无煤县) 其GDP仅为3.39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只有1455元。平川地区则因为地理环境较好, 种植业都比较发达, 除一些靠近市区的平川县因为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收入较高外, 一般的平川县收入差距都不大。而丘陵地区的收入差距情况则介于前两者之间

(三)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的差距。

根据泰尔指数的分解来看,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的差距远没有其内部差距大, 但这一差距能够解释2009年山西农村收入差距的20%。目前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的组间差距对整体收入差距的影响还在逐渐减弱,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表明近些年随着国家扶贫开发力度的加大,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另一方面是一些贫困县的发展速度较快, 经济实力增强, 但贫困县的“帽子”还在, 这在客观上拉近了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距离。

(四) 农户个人能力与努力差别。

除去上述原因之外, 农户个人的能力与努力也是造成县域内部收入差距加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根据比较优势原理, 个人收入是由外部环境与自身禀赋决定的。自身禀赋包括农户的家庭结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接受培训状况以及家庭拥有资本存量等;外部环境分为制度环境与外部自然环境, 其中制度环境包括国际贸易政策变动、国家政策、地区产业政策等, 外部自然环境包括农业的外部生产环境、农户居住环境等。就小范围内的个体来说, 外部环境是给定的, 个体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个体的禀赋造成的。改善个体的禀赋, 需要从教育、医疗卫生、金融组织的发展程度等多个维度来进行。

四、相关建议

从宏观政策来看, 首先, 要采取差异性政策。对于不同经济类型区域实施差别性产业政策。其次,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针对不同收入阶层, 制定相关收入调节政策, 促进社会公平, 缩小收入差距, 提升整体农民收入水平, 扩大农村消费能力。第三, 公共服务惠及低收入人口。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机制。具体看, 应从下几方面采取措施。

(一) 要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

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要从三个方面抓起, 一是要增加农民的就业培训, 提高农民的劳动素质;二是要发展当地的优势产业, 优化三次产业结构, 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渠道;三是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促进农民工工资、福利待遇的改善, 提高农民打工收入。

对农民的就业培训现在主要有“阳光工程”与“雨露工程”, 尽管这两项培训投入较多, 但效果不是很明显, 关键在培训机会与市场需求以及农民的愿望不匹配。因此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选择培训项目。

拓宽农民的非农就业渠道, 关键是要发展当地产业, 优化当地的产业结构。引导部分第二产业从资金、技术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转化, 在增加地区产值的同时带动更多富余农村劳动力就业;通过外联内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尤其是旅游业, 在增强县域经济的同时, 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是统筹城乡发展, 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 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举措。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需要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 清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 把农民工纳入工会管理范围, 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工作、劳动权利, 让农民工能充分自由地流动, 以更好地配置劳动资源。最终实现同工同酬, 促进农民工工资、福利待遇的改善, 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

(二) 要促进家庭经营收入增长。

家庭经营收入一直是农民收入中最稳定的部分, 因此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能带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稳定的增长。就山西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 家庭经营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 因此, 促进家庭经营收入增长,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显得尤为重要。所谓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指以市场为导向,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逐步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增加农业的资本、技术投入,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品质、收益, 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投入产出率。只有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才能彻底改变我省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 才能彻底改变农民作为土地“附庸”的身份, 才能打通广大农民的富裕之路。要实现彻底的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仅靠农民的投入远远不够, 需要各级政府的大量投入, 包括物质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

(三) 要稳定财政性转移收入。

区域贸易差距 篇7

2010年6月,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签署了非常著名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 这意味着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中在ECFA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 将“服务贸易早期收获”纳入其中, 这一决定表明了两岸经济合作求新求变的积极态度。2010年10月底和11月初, 两岸分别实施了第一阶段五项服务业的开放, 去年元旦起全面实施。现阶段, 两岸经贸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加强海峡两岸旅游合作, 扩大两岸交流的广度与深度, 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两岸旅游服务业交流合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2 海峡两岸旅游服务贸易比较

各国家或者地区服务贸易竞争力大小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贸易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根据有关专家调查, 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服务贸易竞争力普遍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 尤其是在旅游服务等方面更加明显。由于旅游产业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其他服务行业及货物贸易, 所以它在服务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与台湾地区相比较, 大陆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很可观。比如, 1980年大陆和台湾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在1980年时相等, 均在20亿美元左右, 而到了2010年, 大陆服务贸易的出口额达到1581.7亿美元, 台湾服务贸易出口为408.97亿美元, 大陆服务贸易额是台湾的4倍。但是从服务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看, 大陆服务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成下降趋势, 而同期台湾服务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却成上升趋势。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 服务贸易在台湾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较大陆而言显著提升。 (见图1)

现今大陆地区一直非常重视旅游产业, 最高时产生的贸易量占总服务贸易的比重达到一半以上。除旅游之外, 其他商业服务、运输、建筑、电脑和信息服务依次为大陆服务贸易中重要行业, 而保险、金融服务、专利及许可等服务贸易占总服务贸易的比重基本都不足1% (图2) 。2011 年, 我国大陆旅游业三大市场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国内旅游人数达26.4 亿人次, 较2010 年增长25.5%;国内旅游收入1.93 万亿元, 较2010 年增长23.6%。入境旅游人数1.35 亿人次, 较2010 年增长1%;旅游外汇收入484.6 亿美元, 较2010 年增长5.8%。出境旅游人数6, 900 万人次, 较2010 年增长20%。全国旅游业总收入2.25 万亿元, 较2010 年增长20.8%。据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预测, 到2020 年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 接待旅游入境人数可达1.37 亿人次, 占世界市场份额为8.6%;同时, 也将成为世界第四位的客源输出国, 出境旅游人数将达1 亿人次, 占世界市场份额为6.2% (见表1) 。与大陆旅游服务贸易不同, 台湾服务贸易中旅游和运输所占份额基本相等, 且水平维持在20%的水平左右 (图3) 。

大陆和台湾分别在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上具有各自的特征, 只有充分认识她们彼此之间的区别, 才能互相学习和改进, 促进两岸旅游业更蓬勃健康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2001一2011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台湾相关资料整理。

2.1 旅游政策差别

在出境、入境和国内旅游三大市场的发展次序上,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完全相反, 且发展侧重点不同。

目前, 中国大陆由原来的先入境旅游、后国内旅游、再出境的发展次序转变为三大市场齐头发展的格局。对于出境旅游政策, 国家也逐步开放, 从“政策真空”到“适度发展”政策, 再到“规范发展”政策, 最后到目前的“有序发展”政策。

而台湾早期的旅游政策以推动出境旅游为主, 发展境内旅游为辅。所以一直以来, 台湾地区对于出境旅游实行着相当宽松的旅游政策。进入新世纪, 台湾当局提出出入境旅游与境内旅游并重的旅游发展新战略, 即所谓的“三位一体”政策。然而若仔细观察台湾近几年来的政策和计划, 就可以发现台湾旅游政策的主要发展重点偏重于在硬件设施层面的开发建设, 而较少提及软件建设方面 (如观光专业人才之培育) 。

2.2 景区经营差别

我们知道, 海峡两岸都有十分丰富且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但是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在对景区经营所有权上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正逐步走向企业经营, 另一个却固守政府运营。

由于中国大陆地广人多, 这决定了大陆的旅游资源明显丰富于台湾。中国大陆地区巨大的市场使得政府没办法一一顾及到, 为了竟可能本土化管理当地的旅游资源, 中国大陆通过出让或者鼓励出让的旅游景区经营权来进行管理。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中国大陆已以不同形式将300多个景区 (点) 的经营权转让给了企业, 约占国内2440多个景区的12.3%。

而在台湾最为普遍的景区运营方式是由行政当局实行免费与低价政策运营和维护景区。比如日月潭的游船项目, 当局承包给私人公司经营, 当局只负责招标、制定规则以及游客安全的监管, 或者企业完全按市场化方式去经营, 完全由私人公司购置土地, 建设人造景观, 如游乐场等。这两种方式在内地景区的经营开发中也是存在的。

2.3 旅行社导游差别

从双方旅行社和导游方面进行比较, 我们发现大陆旅行社的某些经营行为存在不合理, 并且导游的素质管理有待提高。

目前, 旅行社内竞争强度很大, 为了在激烈的旅游竞争环境中有自己的市场, 各个旅行社都在违背市场规律的削价竞争, 一些旅行社甚至出现了“零团费”和“负团费”的现象, 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并且在内地还比较普遍地存在。而台湾方面通过规定最低接待费标准和严格的奖惩制度进行管理。每位大陆游客的接待团费最低标准是每天80美元, 其中包括业者合理的利润、游客的吃、住、行、门票等费用、导游的酬劳和司机的小费。购物店无需给旅行社支付高额的回扣, 禁止在行程中强制安排自费活动, 从而保证了旅游品质, 避免恶性低价竞争。

谈到导游, 内地的导游大多是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年纪较轻的女性, 她们没有固定的收入, 都是来自临时性的出团津贴 (30-50元/天) , 以及作为收入最主要来源的各种回扣 (包括景区门票返点、购物返点、自费项目返点、停车费等) 。在台湾, 导游多以中年男性为主, 他们的阅历和素质明显高于大部分大陆导游, 其收入类似于大陆的事业单位, 有基本工资和带团补贴, 且收入颇丰, 所以根本不需要通过购物回扣来赚取收入, 当局在这方面也管的很严。所以说, 他们的职责主要是传播旅游文化, 而不是“导购”。

2.4 餐饮住宿比较

在餐饮上, 由于两岸生活水准及发展阶段的差异, 台湾的餐饮和住宿条件明显优于大陆地区, 但是各有特色。

中国大陆的餐饮文化博大精深, 改革开放后得到政府的积极支持, 以投资的形式将古老的民间饮食文化源远流长, 同时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 各地豪华宾馆、酒店拔地而起, 经济型酒店更是层出不穷。

说到台湾的餐饮和住宿, 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吃得好、住得好。台湾人比较注重养生, 所以口味偏清淡, 可能对于那些偏爱重口味的旅客来说有点不适应, 但是餐饮质量很高, 体现了台湾本土的特色。在住宿上, 旅行社给每位来到旅客安排的居住条件都是四星级以上宾馆, 而且为之所付费用较少。

2.5 购物环境比较

两岸的购物环境是有差异的, 台湾相较于大陆地区更注重购物环境的建设和管理, 市场环境更为完善。

改革开放三十年前后, 内地市场的秩序已有明显改观, 大多数企业都能守法、诚信经营。但是, 由于大陆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时间不长, 在内地市场建设中包括旅游购物消费市场仍存在一定问题。比如现在臭名远扬的海南岛购物环境, 因为宰客事件导游动手打人, 对于海南岛旅游目的地形象影响极坏。

台湾方面极为重视购物环境的建设和管理。在台湾, 当局规定了购物时间不得高于整个旅游时间的10%, 不得变相强迫旅客购买导游指定商品。凡是导游带游客去的购物场所, 都是极具当地特色的纪念商品购物中心, 那里销售的商品都是有着独特性和垄断性的资源禀赋, 或是先进性的生产工艺和设计技术。同时他们还建有完善的购物保障机制, 成立的购物投诉专线及客户服务中心, 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理购物中所发生的争议。

3 海峡两岸旅游服务贸易合作建议

正是因为海峡两岸之间存在着差异, 表明了海峡两岸双方将会有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需要两岸寻找适当的合作模式来深化我们两岸的旅游贸易合作。

3.1 在合作范围上, 进一步开放更多中小城市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

自2011年6月28日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正式启动至今, 已将近1年。前不久, 大陆又开放了第2批“台湾自由行”城市, “台湾游”成为大陆旅游市场目的地的一大热点。台湾官方消息显示, 自去年6月28日首批赴台个人旅游试点启动以来, 北京、上海和厦门3个城市已有超过5.6万名游客通过个人旅游形式赴台自由行, 台湾旅游服务企业因此也获得了更丰厚的旅游收入。但是这对于中国大陆这个广阔的市场是远远不够的, 无论是大陆地区还是台湾地区更希望继续推动台湾当局进一步开放更多中小城市大陆居民到台湾旅游, 将旅游客源地范围进一步由沿海地区或经济发达地区辐射到内陆更多城市或者西部地区。

3.2 在合作方式上, 以次区域旅游合作为主

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旅游吸引物, 它包括旅游资源和相适应的旅游基础设施。根据资源的不平衡性, 旅游资源富集的区域的旅游基础设施也较为完善。两岸旅游业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无论是两岸旅游资源之间还是各自内部之间都存在着不平衡, 并且两岸在政制体制、社会文化、产业发展程度等方面也存在差异, 如果立刻开展大范围的旅游合作会影响合作质量, 我们可以先以台湾整体与大陆旅游条件较好的区域作为合作主体, 然后与其他区域建立次区域旅游合作。

3.3 在资源开发上, 创新旅游资源, 推进旅游对接合作

中国大陆丰富的又不同于台湾地区的旅游资源, 已成为吸引台湾人喜欢到中国大陆旅游的重要原因。同时大陆居民也非常向往去台湾游览阿里山、日月潭。正是因为两岸旅游业存在相互依存和吸引的旅游资源, 并且两岸同胞又有着特殊的情感, 国家旅游局已把海峡两岸旅游列为“十二五”期间服务贸易发展重点。为此我们应做好4个对接:旅游资源对接、旅游线路对接、旅游信息平台对接、旅游合作业务对接, 从而更好的开展旅游服务贸易的合作。

3.4 在法律合作上, 简化入台旅游手续

现在虽然直航了,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需要办理的出入境手续还是非常繁琐。大陆与台湾之间旅游贸易发展深受此制约, 有待进一步简化双方通关手续。在简化出入境手续方面, 很多旅游服务贸易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 比如东盟各成员国为了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实行成员国之间互免签证, 并且协调和统一了各成员国的签证签发程序, 让成员国以外的旅客和商人也能在东盟之间往来。菲律宾政府也对中国所有游客提供落地签证服务。我们可以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中借鉴一些经验, 尽快实现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免签证或落地签证制度。

3.5 在行业投资上, 增加旅游相关行业投资范围和投资力度

台湾旅游业整体素质优于大陆旅游业, 尤其是在旅游产品设计、旅游目的地营销、旅游管理、旅游服务、旅游设施、、旅游国际化程度等方面表现显著。基于两岸旅游业整体素质的差异和台湾旅游企业想开辟大陆广阔市场的经营目标, 中国大陆应吸引台湾资金投资大陆旅游产业, 加强大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同时, 随着两岸经济一体化关系的进一步推进, 大陆旅游企业也应积极对台湾旅游产业投资, 特别是针对那些与旅游服务业有着密切相关性的行业, 两地旅游业将形成良好的互助合作、和谐发展的格局。

3.6 在专业人才培养上, 加快旅游专业人才培养交流

目前中国大陆还缺乏大量服务贸易方面的高素质人才, 特别是旅游服务业复合型人才非常匮乏。这方面台湾比较有优势, 利用他们先进的旅游知识和培训技能和资金, 加强交流和合作, 提升中国大陆旅游企业尤其是旅行社管理和服务品质, 形成机制。比如说, 中国大陆就旅游服务人才培训进行项目合作, 台湾大学开设旅游导游建设方向的专业, 扩大对中国大陆学生的招生, 中国大陆方面放宽旅游服务人才在两岸之间的就业门槛等等。

参考文献

[1]冯雷.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模式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2]沈丹阳.海峡两岸服务业合作:意义、模式及问题[J].国际经济合作, 2007, (7) .

[3]刘澈元, 李蓉.海峡两岸次区域旅游业合作研究——以桂台旅游合作为例[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5) .

[4]林其屏.闽台服务业合作和服务贸易发展的探讨[J].亚太经济, 2007, (3) .

[5]徐安勇.海峡两岸加强旅游合作探析[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10, (2) .

区域贸易差距 篇8

一、我国区域间资本流动现状及格局

区域间资本流动渠道可分为两类:政府机制驱动下的流动渠道和市场机制驱动下的流动渠道。两类资本流动所具有的目的和特点不同, 政府机制驱动下的资本流动是政府部门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引起的资本流动, 这一资本流动不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而服从于政府的需要, 可能是非自愿的违背市场均衡规律的资本流动;市场机制驱动下的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市场价格的引导下通过资本区域流动自动达到资本供求平衡, 是一种均衡状态。两者相互独立存在, 并共同影响区域资本供求的均衡和区域间资本流动, 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流动机制将决定区域的资本流动方向和基本的性质特征。

(一) 政府预算资金在不同区域间的分配

政府驱动的资本流动渠道是在政府区域发展宏观战略指导下, 通过行政手段完成的。郭金龙、王宏伟 (2004) 在其研究中指出, 政府在资金配置中似乎仍然有较强的控制能力, 其作用和影响力不可小视。政府的这一资本区域配置行为可采用两种方式:政府预算资金在不同区域间的分配和通过有差别的区域信贷政策来引导资本流动。本文主要讨论第一种形式的资本流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资本的流动更多地体现着市场经济的需求, 但政府在资金配置中仍然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 政府预算资金在不同区域间的分配主要是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的。研究发现, 1995-2000年期间东中西部获得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数额相差不大, 东部比西部和中部略多。1999年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 形势有所变化。国家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出台后加大了对中部和西部的转移支付力度, 且其增速在2004年后有明显的逐年上升趋势, 中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量与对国家税收有很大贡献的东部的差距开始逐步拉大, 相应的东部财政转移支付占比开始大幅逐年下降, 大量资本从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国家提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 中央政府加大了对东北的投资, 在转移支付的年增长幅度上, 东北地区的年增幅小于中西部地区年增幅, 大于东部地区年增幅。由此可见, 全国资本流动总体上呈现出资本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由东部地区向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流动。

(二) 固定资产投资在不同地区间的分配

固定资产投资的实现过程, 就是不断运用货币资金购买物资和支付工资的过程, 就是不断进行购买和建造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 不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国家都采取了向东部倾斜的政策。东部地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自1991年以来基本都保持在50%以上, 中西部所占比重基本持平保持在接近20%。东北地区由于省份较少, 所占的比重也最小, 基本保持在10%左右。究其原因:一方面, 由于国家采取了政府投资向东部地区倾斜和吸引外部投资的优惠政策的策略造成了东部地区的投资力度过大, 而东北地区不仅拥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扶持, 而且在地理位置上较接近东部地区的一些发达省份, 这为资本区域间流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 中西部地区由于自身经济基础薄弱和外部环境的不健全, 造成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本流动能力有较大的不同。

(三) 实际利用外资在区域间的差异

自改革开放以来, 国外资本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而外商投资的地区差异也成为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仅次于国内投资地区差异的影响。作为各地区吸引资本流入的一个重要渠道, 外资流入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地区资本流入的规模。1991-2008年期间, 从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上看, 整体表现为东部独大的局势, 外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而其他三个地区吸引的外资则十分有限。从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上看, 同样呈现东部独大, 中部和东北基本持平, 西部最少的状态。因此, 从资本流入的角度看, 我国外商资本流入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 资本流入规模:东部>中部>西部>东北。

(四) 金融资本在地区间的分配

由于地区间储蓄与投资的非均衡分布, 加上地区间存在利用金融资源的比较优势和规模效应, 金融主体基于对风险和收益的判断, 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 通过各种渠道将金融资源转移到高回报地区, 其主要渠道包括银行信贷市场、资本市场等渠道。首先, 四大区域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地区存款远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且与其他各地区的差距逐年拉大。其次, 四大区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分布极不均衡, 贷款资金分布同存款资金分布具有相似的特征, 表现为东部地区远高于其他三个地区。最后, 从各地区的存贷差来看资本流动趋势。东部地区存贷差除1991年小规模负值外, 其他年份均为正值, 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存贷差均表现为负值, 由此大致推断, 东部地区的存差意味着金融机构资本的净流出, 而其他三地区的贷差意味着金融资本的净流入。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投放向东部倾斜, 东部地区的贷款增加来自其他三个地区的存款支持。资本通过这一渠道的流动方向为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流向东部地区。

二、资本流动与我国区域经济关系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区域间经济差距持续拉大, 通过分析反映区域经济差异的各项指标, 很多学者得出类似“自1990年以来中国各省区之间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程度逐渐加深、经济差距急速拉大”的结论, 赵志耘、吕冰洋 (2007) 在其文章中将资本与区域经济差距的相互作用关系描述为下图, 并进行了验证, 结果显示这一关系在我国确实存在。

为了分析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的实证关系, 本文选取了1990-2011年的数据, 因为此期间能较准确地反映近年来我国资本流动及区域经济差距的情况。指标选择上, 本文选取地区间GDP之差作为被解释变量, 反应地区间经济差异情况;选取地区之间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差 (GDZC)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DK)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之差 (WZ) 作为解释变量, 反映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资本流动因素。故本文的分析将运用Eviews6.0软件对区域间截面和1990-2011年时间序列所构建的面板数据 (Panal Data) 及双对数模型形式进行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i=1, 2, 3分别代表东中部地区, 东西部地区, 东部与东北地区相应指标的差值 (如GDPi, t表示东部地区GDP与中部地区GDP之差) , t=1, ……, 19代表时间。α固定效果, 用于反映回归方程中一些没有考虑的因素影响, αi1、αi2、αi3为回归系数, μi为残差。

在对面板数据回归前, 我们首先对各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Fisher-ADF及LLC检验法分别对1n (GDZC) 、1n (WZ) 、1n (DK) 、1n (GDP) 进行平稳性检验, 结果如下:

由表1可知,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各变量的水平序列均为平稳过程。由此, 我们判定各个变量的面板数据均为I (0) 过程。

由于各变量均是I (0) 过程, 因此我们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以确定他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是否存在。本文应用Mc Coskey和Kao提出的基于完全修正最小二乘估计 (FMOLS) 的面板协整检验, 分析结果如下:

如表2所示, Kao协整检验的ADF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

本文假定个体在截距上的差异是固定的、非随机的, 并且误差项满足时间一致性。由此本文模型就可以归结为变截距固定影响模型。但由于变截距固定影响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可能会同时带来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问题, 因此本文采用似不相关回归 (简称SUR) 进行检验加权, 并对模型进行相应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简称GLS) 估计。在实证中采用时期近似SUR加权检验并进行GLS回归估计变截距固定影响模型, 即采用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 修正了时期异方差性和同期相关。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3:

如表3估计结果表明, 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型统计检验大部分都显著, 而且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此外, 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呈正相关关系, 符合经济规律, 通过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检验。由结果可见, 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地区差距是影响东中西部经济差距的最主要因素,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差对西中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大于实际利用外资差对其经济差距的影响。从数字上看, 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差对东部与东北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较强, 其次为东西部经济差, 最后为东中部经济差。实际利用外资差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强度为:东部与东北部>东部与西部>东部与中部。从这一角度看, 其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的强度大小与区域间距离情况基本相符。就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差距来看, 其对东中部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较强, 其次为东西部经济差, 最后为东部与东北部经济差。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对各地区的经济差距都有较大的正效应, 这说明缩小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差能够有效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三、政策建议

(一) 改革转移支付制度,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来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及人民基本保障的福利水平, 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在人才培养机构通信交通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增加欠发达地区自身的“造血”能力, 使之能够通过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及良好经济环境的培养吸引资本流动, 从而带动经济发展。

(二)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促进区域间投融资

首先, 可以考虑降低欠发达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及再贴现率, 给予欠发达地区优惠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及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其次, 实施差别化的利率政策, 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采取不同的存贷款利率, 准许欠发达地区银行一定幅度的提高存款利率, 降低企业贷款利率, 尤其在重点项目建设和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给予利率优惠。最后, 积极推动欠发达地区地方性银行的建设, 放松金融机构设置和业务创新审批条件, 组建扶持落后地区融资的政策性银行, 构建多种融资机制。

(三) 吸引外商向中西部落后地区投资

区域贸易差距 篇9

我们不仅期望测度城市之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的不平等程度, 而且期望了解区域之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和同一区域内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程度, 以便用其时间序列动态地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及它们与区域经济的联系。显然, 这通过计算单个基尼系数是办不到的。这就需要引入赛尔指数。

Theil熵最早是由Theil于1967年研究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时首先提出来的。以Theil熵表示的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总水平等于各个国家收入份额与人口份额之比的对数的加权总和, 权数为各国的收入份额。Theil熵优于基尼系数的地方在于, 以Theil熵表示的各地区之间的总差距可以直接分解为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两部分, 从而为观察和揭示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各自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 以及各自在总差距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提供了方便。赛尔系数的算法有两种, 由此产生两个赛尔系数,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Theil系数T以GDP比重加权计算, 而Theil系数L则以人口比重加权计算。

根据以上分析, 以四川省21个州市为基本区域单元, 则表示全省总体差异的Theil系数计算如下:

式中, Yij代表地i区域第j州市的收入, Y代表所有州市的总收入;Pij代表第i区域第j州市的人口;P代表所有州市的总人口。

如果定义第i区域的区际差异为:

则公式 (1) 中的Theil系数Tp可被分解为:

上式中, Yi代表第i区域的总收入, Pi代表第i区域的总人口;TBR表示区域间的差异, TWR表示区域内部的差异。

二、四川省近十年区域发展差异的赛尔指数分析

根据以上对四川省赛尔指标体系的建立, 笔者通过对四川省1998—2008年各州市人均GDP及相关人口数据, 计算出了历年的赛尔指数, 并进行了动态对比分析。四川省由21个州市组成, 分为五大经济区域, 分别为:成都经济区:成都、德阳、绵阳、资阳、眉山;川南经济区:自贡、泸州、宜宾、内江、乐山;攀西经济区:攀枝花、凉山、雅安;川东北经济区:南充、遂宁、广安、达州、广元、巴中;川西北经济区:甘孜、阿坝。

从表1的贡献率看, 全省总体差异的近50%变化都是由五大经济区的区域间差异引起的, 但区域间差异的贡献自1998年以来基本处于下降的趋势, 从1998年的65.10%到2008年的31.80%, 下降幅度较大, 成都经济区贡献率仅次于区域间差异, 不同的是其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从1998年的28.83%上升到2008年的48.54%, 并且超过了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川南、攀西、川东北经济区的贡献率虽有波动, 但总体呈上升趋势, 分别从1998年的0.52%、4.73%、0.73%上升至2008年的3.51%、13.23%、2.88%。不难发现, 区域内部的差异对四川省总体差异贡献率越来越大, 尤其是成都经济区, 其贡献率已经上升到近50%, 由此说明成都经济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川南、攀西、川东北等经济区贡献率虽有上升, 但内部经济发展相对均衡, 故对总体差异变化影响较小, 尤其是川西北经济区, 影响更是微小。

数据来源:1998—2008年四川省统计年鉴。

三、基于以上分析的几点总结与建议

1. 2003年成都城乡一体化政策成效显著。

如前所述, 全省总体经济差异在1998—2003年有缓慢的上升, 除2002年不规则的变动外 (2002年显著下降) , 此后总体经济差异呈稳定下降趋势, 这说明2003年成都市实施的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核心、以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保障的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改革, 开创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的可喜局面。

2. 成都经济区发展迅速, 区际差距拉大。

由于区位优势和政策支持, 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 成为产业、人才、信息、交通、商贸高地, 因此, 应该进一步发挥成都经济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如资阳明确了“融入成都经济区的四个定位”:努力成为产业升级的“接替站”, 绿色农副产品的“供应站”, 劳动力资源的“输送站”, 旅游度假的“休闲站”。

3. 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 缩小区域差距。

2007年6月7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 通知要求成都市和重庆市从实际出发, 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要求, 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

在国家政策支持的背景下, 一方面, 成都要凭借自身优势不断发展壮大, 这样才能够增强其增长极作用, 另一方面, 在发展自身的同时, 要统筹城乡发展, 努力缩小区域差距, 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尚卫平.中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程度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中国软科学, 2002, (8) .

[2]刘惠.区域差异测度方法与评价[J].地理研究, 200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