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服务贸易规则

区域服务贸易规则（精选6篇）

区域服务贸易规则 篇1

一、构建东北亚区域服务贸易规则的动因分析

(一) 服务贸易发展的需要

1. 解决服务贸易争端的需求

随着滨海新区与东北亚各国服务贸易规模的增大及贸易领域的拓展, 贸易的大幅度逆差使东北亚各国与滨海新区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扩大, 并呈上升趋势, 对贸易争端的处理不可避免。而统一的区域服务贸易法律协调机制的缺乏, 使得贸易争端不能有效解决, 服务贸易发展举步维艰。

2. 缓解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矛盾的需要

没有统一法律规制的区域服务贸易的盲目自由化, 会使外国高水平服务企业大批进入天津滨海新区, 一方面, 给滨海新区民族服务业造成竞争压力;另一方面, 会使大批劳动力下岗, 恶化新区的就业形势。

(二) 排除法律协调障碍的需要

1. 法律制度的差异增加了制度变迁的成本

东北亚服务贸易的法律协调, 作为一种制度变迁, 其法律制度的差异, 加大了其制度变迁的成本, 主要表现在:首先, 服务贸易市场准入限制不少, 较为普遍的是对提供方式和股权比例的限制。其次, 在一些需要专业资格认证的部门, 服务提供者难以自由流动。

2. 现有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缺陷阻碍法律制度的协调

迄今为止, 中国并不存在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专门的服务贸易法, 现行的有关服务贸易的规范间法律冲突严重, 且与透明度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1) 这些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缺陷阻碍了法律制度的协调。

3. 法律调整的不统一导致区域合作的“溢出效应”

其他WTO成员的服务提供者, 利用东北亚各国服务贸易法律规定不统一所造成的法律空隙, 通过“搭便车”或在东北亚国家设立代表处等手段, 享受东北亚区域服务贸易项下的特殊优惠措施。 (2) 这种区域合作的“溢出效应”, 给东北亚服务贸易带来了消极影响。

二、构建东北亚区域服务贸易规则的法律依据

东北亚在性质上属于WTO项下的区域经贸一体化安排, 且东北亚各国几乎均是WTO成员国, 因此, 东北亚区域服务贸易规则的构建应当在WTO体制中获得理论支持、找到法律依据。

GATS第5条将区域性服务贸易视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 不禁止成员方加入或签署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目的的区域经贸安排, 但对这种参与同时也规定了一些约束条件。总的来说, 可以归纳为三个实体要件, 即:

(一) 涵盖众多服务部门

1. 部门数量

GATS第5条使用的是“众多”, 而非GATT中规定的“所有贸易”, 这就表明“众多”应该是不必包括全部服务部门, 是可以允许有排除的。

2. 受影响的贸易量

受有关区域服务贸易规则影响的贸易量, 除了应该考虑该服务贸易规则所涵盖的服务贸易量之外, 也应该考虑排除在该服务贸易规则之外的服务贸易量。

3. 服务提供方式

GATS规定了四种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 即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

(二) 取消实质上所有歧视

GATS第17条是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 要求其成员对于具体列入承诺减让表的服务门类, 给予任何其他成员方的待遇, 不得低于给予本国相同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可见, GATS第5条对取消实质上所有歧视的规定, 要求取消的歧视是有违国民待遇任何实质上的歧视。所以, 东北亚区域服务贸易规则必须将国民待遇作为其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原则。

(三) 不得提高对于第三方的服务贸易壁垒的总体水平

GATS第5条第4款“不得提高对于第三方的服务贸易壁垒的总体水平”, 是从外部贸易关系方面对区域服务贸易规则所施加的重要约束。

由于服务贸易壁垒往往通过国内法规的形式表现出来, 难以掌控, 因此, 必须通过区域服务贸易规则对东北亚各国可以采取的合理保障措施作出统一规定, 以维持东北亚各国对于第三方善意的服务贸易壁垒的总体水平。

三、东北亚区域服务贸易实体规则的构建

如前所述, 以GATS第5条所规定的三个实体要件为章目, 构建天津滨海新区与东北亚间的区域服务贸易规则, 可有效促进东北亚区域服务贸易的发展。

(一) 东北亚区域服务贸易规则涵盖部门的构设

1. 总体原则

既然GATS第5条规定区域服务贸易规则要涵盖“众多”服务部门, 而不是全部服务部门, 那么一方面东北亚区域服务贸易规则可以排除一部分服务部门, 另一方面, 单纯只包涵某一服务部门的贸易规则是不适格的;既然GATS第5条规定要涵盖众多服务“部门”而不是分部门, 那么, 原则上对部门的计算应该以部门为标准;既然GATS第5条规定要涵盖众多服务“部门”, 那么东北亚各国开放的部门数量应当大于、最起码不少于其在GATS中开放的部门数量。 (3) 当然, 遵循GATS的宗旨, 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应当给予一定的灵活性和优惠。

2. 具体开放的部门

东北亚服务部门的合作与开放, 可以借鉴东盟服务贸易协定的经验, 将东北亚服务业分早期收获部门、敏感部门和一般部门采取不同的开放策略。

早期收获部门, 主要指那些各国服务贸易额度较大、实施早期收获不会构成重大影响的领域。对于滨海新区和东北亚各国而言, 具有地缘优势的港口运输业、具有劳动密集型优势的物流业和建筑业、互补性空间较大的部分商业性服务, 以及具有丰富资源和互补性的旅游业, 可优先确定开放。 (4)

敏感部门, 是指控制一国经济命脉, 实施过度开放可能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需要采取必要措施加以保护的领域。对于敏感部门, 可由东北亚各国提出部门及分部门的清单, 在东北亚区域层面控制各国敏感部门的总量, 先通过在这些领域技术层面的合作, 或者通过其他行业开放进行带动, 在过渡期之后达到敏感部门服务贸易的逐步自由化。 (5)

除此以外的其他部门, 则为一般部门。对于一般部门, 东北亚各国可在市场准人上稳步推进, 但总体时间框架必须快于各国在GATS下所作的承诺。 (6)

(二) 东北亚区域服务贸易规则的国民待遇的构设

1. 总体原则

东北亚区域的服务贸易规则应实行无歧视的国民待遇, 它是一项承诺义务, 即各国只对自己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给予其他WTO成员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 不需强调在形式上完全相同, 而应注重在实质上给予国内外服务提供者相同的竞争条件和竞争机会。

2. 实行国民待遇的具体措施

从不同的服务行业来看, 东北亚各国应对本国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服务业实行国民待遇, 对需要保护的幼稚服务业可实行有限的国民待遇, 对涉及国家安全和机密的服务业则暂不实行国民待遇。 (7) 从不同的服务贸易提供方式看, 东北亚各国对于跨境交付应持谨慎的国民待遇策略;对于境外消费应采用宽松的国民待遇办法;对于商业存在应结合各部门具体特点全面考量;对于自然人移动, 中国等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低技术含量工作就业压力较大的国家, 应采取积极的国民待遇措施。 (8)

(三) 东北亚区域服务贸易规则合理的服务贸易壁垒的构设

GATS前言中规定“为符合国内政策的目标, 有权在其境内对服务的提供制定和采用新的规定”, GATS第5条1款b项也规定“取消实质上所有歧视”的例外, 具体列举了GATS允许的服务贸易壁垒。以此为依据, 可对东北亚区域服务贸易规则中的保障措施作出统一规定。

1. 服务贸易保障措施实施的条件。

(1) 外国服务提供者向东北亚成员国提供外国服务的生产和消费绝对或相对增加; (2) 导致对提供相同服务或直接与其竞争服务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 (3) 外国服务的绝对或相对增加与内国服务产业的损害或损害威胁有实质性的因果关系; (4) 采取服务贸易保障措施必须符合公共利益。

2. 服务贸易保障措施的形式。

东北亚服务贸易规则可以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相结合的立法方式, 将服务贸易保障措施描述为:有关国际支付与转移或为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需要所采取的合理的限制和禁止国际服务贸易的措施。

3. 服务贸易保障措施的程序性规则。

东北亚区域服务贸易规则的程序性规则, 可以借鉴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定》保障措施的规定, 将实施保障措施的程序要件确定为: (1) 磋商。服务部门受到负面影响的服务贸易规则一方, 可要求与对其造成影响的另一方磋商, 以讨论与受影响的服务部门相关的任何措施。 (2) 不得单边采取措施。服务贸易规则要求采取的任何保障措施都应当获得相关东北亚各方的相互同意。 (9)

4. 服务贸易保障措施的时限。

服务贸易保障措施是临时的, 应有时间的限制, 一般不应超过4年, 一旦情况恢复正常, 就要尽快取消该措施。

摘要：天津滨海新区与东北亚各国服务贸易合作日益密切, 为减少争端、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保障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克服服务贸易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障碍, 以GATS第5条所规定的实体要件为蓝本, 构设东北亚区域服务贸易规则, 可以更好地促进天津滨海新区与东北亚各国服务贸易的健康良性发展。

关键词：天津滨海新区,东北亚,区域服务贸易规则,GATS

区域服务贸易规则 篇2

一、WTO与区域贸易协定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NAFTA与WTO管辖权的冲突问题主要集中在NAFTA专家组是否可以或应该考虑WTO法。在帚高粱帚案中, NAFTA仲裁专家组就WTO和NAFTA规则间构建共同的规范基础阐述了立场。1996美国对墨西哥产的帚高粱帚采取为期3年的保障措施。墨西哥质疑美国保障措施的核心观点就是美全球保障措施违反了WTO和NAFTA规则, 因为它没有正确地确定国内产业, 而国内产业的经济现状是确立严重损害的依据。墨西哥认为帚高粱帚的厂商和其他帚生产商应当同时被包含在国内产业之中。因此, 墨西哥认为美国的保障措施违反了WTO和NAFTA规则。

针对墨西哥的指控, 美国反驳认为NAFTA专家组对于裁决美国措施是否和WTO规则相符没有管辖权, 即NAFTA专家组对WTO义务的确定无管辖权。墨西哥认为, 根据NAFTA第2005条第1款, 若因NAFTA或WTO规则引发争端, 争端当事方有权选择NAFTA或WTO争端解决机制。NAFTA第2005条第6款规定一旦当事方选定了NAFTA或WTO争端解决机构, 则被选择的机构对争端有排他的管辖权。因此在本案中当事方对NAFTA争端解决机构的选择表明其下的专家组对与WTO重合的事项有管辖权, 也就是说被选择的、排他管辖的法庭必须考虑NAFTA和WTO的法律规则。

NAFTA专家组则认为没有必要解决管辖权的异议, 因为该争端可以根据NAFTA规则而得以解决。专家组的依据就是NAFTA规则在该争议问题上和WTO实体规则相似。尽管在本案中专家组对于管辖权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但WTO法律在专家组的法律论证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NAFTA专家组一边宣布管辖权问题并非解决美-墨争端的关键, 这显示了专家组的管辖权冲突预防策略。另一方面, NAFTA专家组大量援引WTO法律和裁决, 这也表明专家组为WTO规则和裁决进入NAFTA体制预留了退路。尽管NAFTA专家组这种实用主义的裁判可以避免陷入管辖权争议的难题中, 但这样裁决同样也存在弊端。区域贸易组织适用和解释WTO规则的实践会促使WTO上诉机构就区域贸易组织裁判机构对WTO规则的解释进行司法审查, 因为WTO上诉机构对于WTO规则的适用有最终的发言权。

NAFTA专家组对上述问题也是有认识的, 因此它作出了两项重点申明。首先它表示对于管辖权冲突明确而确定地应当由两个贸易体制在不断的谈判和重新谈判中解决, 而该问题的解决也应当考虑这一政治过程中其他当事方、机构。NAFTA专家组的裁决表明它认为重叠、冲突的管辖权问题应当由NAFTA和WTO间在交流对话中解决, 管辖权冲突问题应当是NAFTA-WTO合作解决的事项, 而不应由任何贸易体制单方面、排他性地化解。

EU和WTO管辖权冲突问题并没有NAFTA体制下那么棘手。欧共体法院表明它有权解释和适用WTO规则, 这一做法有两个原因:WTO法律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具有无条件的规范效力;两个法律体系间不断地交流。

二、区域贸易协定规则与WTO规则的效力冲突———司法解释的包容

NAFTA规则与WTO规则冲突的司法包容

NAFTA关税案是关于NAFTA-WTO关系的典型案件, 反映了WTO规则和原则如何在NAFTA体制中被包容。NAFTA-WTO规范的效力位阶直接决定了两者的规则在冲突和不一致时何者取得优先效力, 即法律体系和法律规范的位阶关系。关税案的案情如下:乌拉圭回合后加拿大对原产于美国的特定农产品征收关税。加拿大认为该关税是WTO规则所允许的, 是将非关税壁垒转化为关税, 而且该规则已被NAFTA规则吸纳引进。而美国认为这些关税违反了NAFTA规则, 加拿大征收关税违反了NAFTA项下的义务, 因为NAFTA规则不允许加拿大征收关税。

关税案专家组面临着两套冲突的法律条款。一方面NAFTA条款禁止提升关税, 另一方面WTO法律允许、认同将非关税壁垒转化为关税的做法。专家组认为本案的关键是:后来被引入NAFTA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第710条项下的权利和义务是否仅限于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和NAFTA生效时GATT及其相关协定中所确定的, 抑或该权利、义务还包括后来所确定的权利、义务。

NAFTA专家组在关税案中消除规则冲突的策略是运用了目的-宗旨的解释方法, 而非一般的字面解释。NAFTA专家组认为如果排他地或主要基于相关条款文意加以解释, NAFTA第103条应当优先于后来成立的WTO《农业协定》项下的义务。正是通过采用目的-宗旨的解释方法, 关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和NAFTA的背景和宗旨, 专家组的一致性解释包容了两个贸易体制中共有的规范价值:逐步取消贸易壁垒、非歧视、将非关税壁垒转化为关税等。专家组的目的-宗旨解释包容了NAFTA、WTO实体规则, 消弭了两个法律体系间的冲突。而专家组对于条约规则间的位阶效力问题则未置喙。在没有法律位阶、不同国际法体系间平行关系的范式下, 条约规则的效力优先问题只能是悬而未决。

EU与WTO规则冲突的司法包容

关于WTO法在欧共体法律秩序中的效力, 欧共体法院认为WTO法是欧共体法律体系的一部分, 对EU的机构有约束力。将WTO法视为欧共体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是一个很含糊的表述, 对于欧共体法院的这一观点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它可以意指该两个法律体系相对独立, 通过移植WTO法成为欧共体法的一部分;或是意味着仅存在欧共体一个法律体系, WTO法作为欧共体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欧共体法院认为国际协定效力优先于欧共体二级立法, 但不优先于欧共体条约。但欧共体法院就欧共体法律和WTO法律间的冲突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策略。一般欧共体法院都不会否定WTO法律的直接效力, 除非该认定是解决争端的关键。一系列的欧共体法院判例法表明存在着欧共体法律和WTO法一致的推定, 除非有明确表示, 欧共体法被推定为和WTO法一致。通过一致的解释方法, 欧共体法院尽量避免欧共体二级立法和国际协定的直接冲突。

在国际水果案中, 欧共体法院裁决个人不能依据GATT法律来诉请法院裁决共同体或成员国政府的措施无效。据此, GATT法律不具有直接效力。GATT转变为WTO后, 欧共体法院在国际水果案中关于GATT缺乏直接效力的理论依据被动摇了, 因为WTO法律具有明确性和可执行性。欧共体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又明确了WTO法律不具有直接效力的立场。在葡萄牙诉欧共体理事会案中, 欧共体法院认为WTO法律没有提供任何评价欧共体法律合法性、有效性的标准, 因此, 起诉人不能依据WTO法律指控欧共体法的合法性、有效性。并且欧共体法院还从政治方面论证了应当否定WTO法律的直接效力:因为其他WTO成员方不赋予WTO法律直接效力, 根据对等原则和机构平衡原则欧共体也不应承认WTO法律的直接效力。通过回顾欧共体法院调和欧共体法律和WTO法律的实践可以看出, 欧共体法院意图在欧共体内部通过解释来消除矛盾。

三、WTO裁决在区域贸易组织中的效力认同———司法包容的关键

(一) NAFTA专家组对WTO报告的认同和接受

在帚高粱帚案中, NAFTA专家组虽然认定该争端应当适用NAFTA规则, 但专家组在裁决中大量引用了GATT/WTO报告中的法律认定。为了阐释“同类产品”和“直接竞争”的概念, 专家组大量地援引了WTO裁决。虽然专家组在援引WTO裁决时表明其对GATT/WTO的裁决可自由地决定是否引用, 但专家组在解释“同类产品”时采用GATT/WTO的定义使得NAFTA的“同类产品”概念和WTO法取得了规范上的一致。目前, NAFTA专家组在解释主要贸易术语时和WTO司法实践保持了一致, 而这正是其实现全球贸易体制规范一致的体现。

NAFTA专家组首先认同WTO裁决可作为解决NAFTA下争端的规范渊源。尽管专家组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 我们可以大略地认为有如下因素。NAFTA专家组的这种认同尽管有规范用语相似的原因, 但根本的原因是其已经预见评价了多元化贸易组织的价值, 是其提倡多元化的表现。其次, 专家组将WTO裁决引入NAFTA法律体系扩大了NAFTA的法律体系, 这种认同是一种司法包容的表现。最后, 专家组的这一认同也同时是一个政治过程。

在帚高粱帚案中, 专家组裁定美国的保障措施违反NAFTA规则时援引了GATT专家组一个裁决中的推理论证。专家组援引WTO裁决作为论证其裁决正当性的依据, 这具有特定的规范效力, 这样NAFTA专家组就可以将WTO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来的一系列原则引入NAFTA, 可确保两个法律体系的一致性, 而这样的原则引进又不会增加NAFTA成员方的义务负担。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NAFTA专家组对于WTO裁决的效力是认同的, 其在裁决时的援引就是司法包容的体现。

(二) WTO报告在欧共体的效力———悬而未决的问题

因为WTO法律在欧共体中不具直接效力, 因此WTO报告也不具有直接效力。但最近的一个案件似乎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在Biret案中, 欧共体法院对于欧共体是否需要为不履行WTO裁决向私人承担责任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在该案中, 一个法国公司起诉欧共体理事会, 寻求因为欧共体禁止进口荷尔蒙的禁令所造成的损失, 而该项措施已经被认定为违反WTO规则。初审法院驳回诉讼, 理由是WTO并未为私人创设权利, 因此私人不能在欧共体法院援引WTO法律起诉。CFI还认为既然WTO法律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不具直接效力, 因此欧共体也就不需为不履行WTO法律向私人承担责任。欧共体法院在该案上诉裁决中重申了WTO法律不具直接效力的判例原则。欧共体法院对初审法院将援引WTO裁决和WTO直接效力加以混淆的论证进行了批驳。但最终欧共体法院认为本案中欧共体并不需为其措施承担责任, 因为本案中Biret及其分支机构的损失是在WTO裁决作出前、欧共体履行WTO裁决15个月合理期限前发生的。但一旦Biret寻求WTO裁决作出后、欧共体履行期后发生的损失, 这就必然涉及WTO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总之, 从本案的裁决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某种迹象, 即欧共体法院在否定WTO裁决直接效力问题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的“动摇”。

四、区域贸易协定与WTO规则司法包容的启示

NAFTA对WTO法的司法包容策略可被概括为试图界定两体系间的共同基础。制度间对话、共同的规范概念和目的宗旨解释都促成了这种共同基础的形成。NAFTA专家组在界定共同基础时确立了NAFTA和WTO间的逻辑联系, 即外部一致性。通过目的宗旨解释NAFTA专家组有效平衡了自由贸易、国家主权与多元主义、一致性以及代表性等价值。

EU下对WTO法的司法包容实践则受到WTO法是一个演进的体系这一事实的驱动。欧共体法院主要强调划分EU和WTO的管辖权。由于WTO法构成了欧共体法律秩序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EU司法机构强调的是其法律推理的内部正当性和一致性。鉴于欧共体法院的司法性质, 我们从国际水国案的裁决可以发现, EU采取的是一种长期的司法包容策略, 即认定管辖权界限。

尽管NAFTA和EU的司法包容策略存在着差别, 但其却源于相同的根源, 因而可以视为同一个现象的一部分。司法包容就是法律多元化的体现。在国际贸易体制间, 由于不存在效力优先、垂直效力的法律体制, 因此司法包容协调不同国际贸易体制规则的作用彰显。多元范式下冲突的包容就等于是对不同贸易规则间制度和规范自主的一种认同。尽管区域贸易组织司法机构在进行这种司法包容时的做法不尽相同, 如欧共体是通过明确WTO规则与欧共体规则的管辖范围来被动协调的, NAFTA是由专家组主动承认WTO规则、裁决效力, 主动避免管辖权冲突来实现的, 但这也表明了司法包容的多样性。NAFTA专家组努力促进和WTO的外部一致性、欧共体法院力求和WTO规则的内部一致性并不表明国际贸易体制最终会走向一致。即使司法包容可以发挥贸易体制协调一致的功能, 不同的贸易体制间仍然存在着冲突的诉求和制度竞争。

参考文献

[1]Sungjoon Cho.Breaking the Barrier Between 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A New Perspective on Trade Regionalism[J].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01, (42) .

[2]Joost Pauwelyn.Going Global, Regional or Both? DisputeSettlement in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 and Overlaps with the WTO and other Jurisdictions[J].Minnesota Journal of Global Trade, 2004, (13) .

区域服务贸易规则 篇3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一国服务提供者向另一国消费者提供服务并获得对价外汇的交易活动。《服务贸易总协定》按照服务提供者或者服务消费者的来源以及提供服务时所在领土界限将国际服务贸易分为四种:

(1) 过境提供, 是指一国的服务提供者在本国境内向另一国境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

(2) 境外消费, 是指一成员国的人员在另一成员国境内接受服务。

(3) 商业存在, 是指一国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另一成员国建立商业实体的方式向该成员国消费者提供服务。

(4) 自然人移动, 是指一成员国的服务提供者个人到另一成员国境内提供服务。

2 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国际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呈现多样化发展, 服务贸易在对外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总体来说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之态良好。

尽管我国对外服务贸易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但是由于我国对外服务贸易起步较晚, 发展基础不稳定, 与发达国家的对外服务贸易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在实践中, 我国的对外国际服务贸易还存在着很多不能忽视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主要问题:

(1)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地区不平衡。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 主要体现在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收支主要集中在几个特定的发达城市和地区, 例如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广东和大连等。而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对外服务贸易份额较少。同时贸易交易项目和交易伙伴也是不平衡发展的, 这就形成了中国目前对外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的局面。

(2) 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比较滞后。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管理方面存在很多缺陷。不同级别的管理机关在服务业方面都有着自己的政策和规定, 然而这些规定存在着差异, 就会导致各级机关多头管理、责权不清的情况。服务业的管理不透明, 导致我国服务业管理秩序混乱。

(3) 我国国际服务贸易专业人员比较缺乏。目前世界国际服务业属性一种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全世界范围内, 服务产业的发展正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人力密集型转变过程。一个经济产业性质会决定该贸易活动的性质, 服务贸易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地在扩大。目前, 我国的人力资源资本状况不太理想, 我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专业人员非常缺乏, 尤其是新型的服务业和知识性服务贸易方面的专业人才更是缺乏, 这将会影响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

笔者认为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存在以上问题有以下三方面原因: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基础不稳定;对外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我国有关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笔者将根据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 主要从法律角度对完善我国有关国际服务贸易制度进行分析。

3 我国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

为了保障快速发展的对外服务贸易, 我国也加快了国际服务贸易立法的步伐。但是但是, 目前我国尚不存在一个具体统一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对外服务贸易的有效运行。我国在《对外贸易法》规定了有关对外贸易的原则性规定, 缺乏具体的详细规定, 不能适应当前复杂的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 我国调整对外服务贸易还依赖于单行法规和具体的行业规范、商业管理等, 例如:《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等调整金融服务的法律规定, 《海运条例》、《海运条例实施细则》、《外国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暂行规定》、《民用航空法》等调整运输服务的, 《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机构管理条例》等主要调节专业服务活动的相关法律。这些法律法规为规范市场, 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现有的现有法律法规是从不同领域和角度进行规范的, 必定会存在很多的交叉重叠, 也回有很多方面存有空白之处, 这会导致制度之间的不协调, 从而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的顺利有效地开展。

我国服务贸易现行立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各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之间存在冲突。我国的国际服务业发展起步比较晚, 每个时期都会根据当时的需要制定不同的对外开放政策, 根据对外开放政策也会制定相关的法规调整某一个特殊服务贸易, 而不能使整个行业的立法适应新情况的出现。我国采取不同部门分别管理的方式对对外服务贸易进行管理, 每个部门在制定相关的法规时都会从本部门自身利益出发, 制定出来的行政法规和兴业规范之间就会出现重叠和矛盾, 不利于执法工作的进行, 同时还可能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2) 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立法不统一。虽然说我国的《宪法》和《对外贸易法》中都有关于调节国际服务贸易活动的基础原则性的规定, 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以《对外贸易法》为核心的统一法律体系, 对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活动做出具体的规定。还有,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中, 只是对商业存在这种服务贸易做出相关的规定, 对于《服务贸易总协定》调整的其他三类服务贸易活动规定甚少, 在国际服务贸易实践活动中, 往往存在很多服务贸易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调整的空白地带, 我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与国际服务贸易规则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3)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在现有体系中, 大部分的法律都是来调整服务贸易中商业存在贸易的, 对其他三种贸易提供方式规定的比较少, 这样不利于其他三种贸易活动在我国的发展。

4 新趋势下完善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对策

(1) 我国要加快国际服务贸易立法进程, 建立统一、健全的国际服务贸易法律体系。目前在我国内服务贸易理发的工作跟不上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步伐, 很多服务贸易部门都没有相应的法律加以调整, 存在许多空白地带。因此, 为了发展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 我们应该加强对有关国际贸易条约、规则的研究, GATT、GATS、WTO等都是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国际规则, 我们要重视对其的研究, 使其更好地为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服务。

(2) 我国要增强服务贸易政策法规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我国在协调和统一国际服务贸易政策和规则方面确实存在差距。在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体系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服务贸易的政策规定不统一, 往往会导致政府多头管理的现象。各个职能部门经常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相关的服务贸易规则, 导致各部门之间调整统一服务贸易活动的规则相互矛盾, 出现部门内部多头管理, 权责不清。 为了避免以上不良现象的出现, 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防范。笔者从我国目前国情出发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要建立统一的国际服务贸易管理部门, 专门制定我过的对外服务贸易法律规则, 以及调整各个级别部门的权责问题;第二要明确地规定各级管理部门的管辖范围以及相关的责任, 避免各部门之间的混乱重叠管理, 减少财政资源的支出;第三要加大调整现行的各部门规则之间的冲突, 做好目前的协调工作。

(2) 我国要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制定我国的服务贸易法律。目前我国已经参加了多个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国际公约, 我国要严格遵守国际公约的规则。我国在制定新的国际服务贸易法时都要以我国做出的承诺为依据, 这样一方面履行了我国所承担的义务, 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的信心不断完善我国的服务市场。

(4) 我国要尽快进行保护性立法。对外开放是发展我国服务业的必由之路, 大量外国服务贸的进入必然会对我国现有的服务贸易带来冲击, 因此我们要加快服务贸易保护立法的步伐。首先,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有关原则和条款, 加强我国服务贸易保护立法, 减少外来的冲击。其次, 要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较为成熟的服务贸易保护立法, 以我国的具体国情和贸易需求为基础进行立保护性立法。

参考文献

[1]赵承壁.国际贸易统一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2]许军珂.国际服务贸易法律与实务[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

[3]沈四宝.世界贸易组织法教程[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5.

区域服务贸易规则 篇4

一、服务贸易自由化路径的历史演进

传统的看法认为,20 世纪40 年代中期国际贸易组织(ITO)的夭折与1948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生效标志着现代国际贸易管理体制的开端。在起初漫长的几十年中,国际贸易体制主要用于规范货物贸易,直至20 世纪90年代中期,服务贸易才逐渐受到关注。

随着服务贸易的不断发展,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实现路径也在不断调整变化。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萌芽始于发达国家之间缔结的双边贸易协定,首个囊括服务贸易的协定为1989年1 月1 日生效的澳新紧密经济关系协定(ANZCERTA),其致力于加快两国之间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提高服务业效率与竞争力,扩大服务贸易规模。同时期另一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先行者为1989 年生效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CUSTA),其开创的大部分服务贸易规则被1994 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所继承。受发达国家积极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鼓舞,各国热情高涨,纷纷致力于推动多边层面的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可以说,早期的双边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领域的试水为日后多边层面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乌拉圭回合谈判首次将服务贸易纳入多边谈判的范畴,并于1994 年建立起规范服务贸易的多边框架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指出,各国应通过连续回合的多边谈判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从而奠定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实现方式的主要基调。尽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区域层面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早在GATS签订之前就初露端倪,但GATS诞生之前达成的各相关服务贸易协定还不足以反映当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生效标志着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正式起步,尤其是GATS第5 条为区域服务贸易安排提供了样板和基本规则,为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鉴于GATS的固有缺陷、各成员国之间不可弥和的巨大分歧等多重原因,在多边框架下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困难重重,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逐渐转回区域服务贸易安排,以期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持续向前发展。

二、区域服务贸易安排的突破与局限

现阶段,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面临着多重阻碍。随着WTO成员国的不断增加,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寻找共同利益日益困难。且与货物贸易的关税削减相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推进通常需要国内法律、规章制度的配套改革,这无疑增加了服务贸易谈判的敏感程度,也延长了其时间跨度。与此同时,“一揽子承诺”原则使得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深受其他领域(如NAMA)的拖累,多年停滞不前。各国对于多边服务贸易领域的谈判热情几乎消耗殆尽,相当一部分的成员国借技术性磋商之名行拖延战略之实,以此拒绝更深层次的开放。此外,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中使用的要价- 出价的谈判方式存在固有弊端,其实质上更接近于双边互惠(bilateral exchanges)而非基础广泛的多边谈判。从这一角度考虑,该谈判方式可能会阻碍彻底、全方位自由化机制的酝酿与实施,且要价- 出价的谈判方式使得谈判进程过于碎片化,从而造成各成员国对关键问题的理解相异,增加了多边谈判的复杂度。

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在突破多边层面现存的阻碍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尝试。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大都在经济、政治联系较为紧密的国家或地区间进行,相较于多边贸易体制,其谈判成本和协调成本要低得多,参与方之间容易达成共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呈现出明显的“GATS+”特征。一方面,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将相对敏感的运输、快递、邮政等部门囊括进来,覆盖部门远超越GATS覆盖的服务部门。另一方面,区域层面一般会实现更深层次的开放。目前,多边层面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仍停留在非歧视层次,(1)而一些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已进入相互承认、国际协调阶段。除此之外,要价- 出价的谈判方式更易在谈判方较少的区域层面发挥作用,谈判方之间相对紧凑的谈判进程有利于此种互惠机制更高效地释放其效用。并且,各国缔结不同的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可以减少各个协定之间承诺的异质性,多边层面的出价也可能呈现收敛态势,从而在多边层面取得更高层次的开放。

尽管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但其自身仍存在诸多缺陷。鉴于服务本身的复杂性,区域层面并不能大幅加深服务自由化程度,无论基于承诺的深度还是广度考虑,相当一部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表现出“GATS=”的特征。同时,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在本质上造成了对区域外成员的歧视,区域内服务贸易高速增长的背后往往是区域内外的国家间贸易流量的减少,即被排除在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之外的国家由于贸易转移效应可能会遭受损失。层出不穷的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已形成“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极大地增加了贸易环境的复杂程度,区域合作的成本和冲突也随之增大。更为严峻的是,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涌现会诱使一些成员国在多边层面做出较少的承诺,以此作为在双边、区域协定层面谈判的筹码。这主要是因为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中的“GATS+”承诺由双方的互惠机制实现,在多边层面向所有成员国提供更深层次的服务部门开放必然会压缩本国在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中进一步让渡的空间。相应地,区域内其他成员向本国提供的“GATS+”承诺的幅度也会削减。也就是说,成员国在多边框架下作出较低层次的承诺将会为其在区域层面的谈判留有更多的余地,这也从某一侧面解释了为何各成员方在多哈回合中仍然大体维持GATS框架下的承诺水平,以及由此带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三、服务自由化浪潮下的政策选择

自2001 年多哈回合谈判启动之后,由于各成员国之间难以调和的利益分歧,迄今为止进展缓慢,成果寥寥。多哈回合的停滞不前已使得WTO的角色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相较多边谈判平台而言,WTO更像是见证与监管不同框架下(单边、双边、区域)自由化进程的公证人,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已逐渐表现出抛弃WTO多边框架的势头。与此同时,区域贸易协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甚至有言论认为世界贸易正在进入“双边时代”。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势,如何在多边体制和区域安排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推动世界贸易体制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

(一)坚持多边贸易框架的主体地位

《服务贸易总协定》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协商、不断妥协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各成员方的利益,尤其为经济落后、实力较弱的小国提供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平台,因此,坚持以WTO框架作为服务贸易谈判的主渠道具有广泛的现实基础。此外,GATS第五条为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兴起提供了国际法依据,肯定了区域安排在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即从本质上来说,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应置于WTO规范之下,而非多边框架的替代物。这就从理论上阐明了一个强大的、成熟的多边贸易体制需要得到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辅助与补充,而不是被后者取而代之。在多边谈判的实践中,各国应坦然接受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实现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同时积极设定较高的目标,以期推进多边层面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例如,在市场准入谈判领域可以涵盖“静止条款”和“预承诺”两要素。“静止条款”的引入表明各国愿意在多边框架下通过锁定现有的政策来逐步减少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面临的不确定性;而“预承诺”将向各国发出WTO多边框架将不断存续、持续发展的信号,增强各国在GATS为核心的多边服务贸易体制下进行谈判的信心。

(二)充分发挥区域服务贸易安排的补充作用

从国际贸易体制发展趋势来看,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作为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关键一环而存在。各国应理性看待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作用,既要肯定其弥补多边层面服务贸易谈判不足的成效,同时要避免重叠交错的规则对服务贸易造成实质上的损害,确保区域服务贸易协议对世界贸易体制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基于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对内自由,对外保护”的基本特征,各国应协力达成自由化程度高、相互协调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以期在不断向外辐射的基础上促成多边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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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Marchetti,M.Roy:Is there Reciprocity in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on Services[R].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conomic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ivision,2010.

区域服务贸易规则 篇5

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服务业倾斜, 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因此关贸总协定在第八回合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 将服务贸易列入谈判议题, 并最终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 其目的在于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然而, 2000年发起的重点在于解决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问题的多哈回合谈判却阻力重重, 甚至一度中止。在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受阻的情形下, 不少国家纷纷寻求区域服务贸易合作, 因此越来越多的区域贸易安排逐渐将服务贸易纳入其管辖范畴。

中国政府顺应区域服务贸易安排的发展趋势, 稳步推进与有关国家及地区的区域合作, 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2003年中国大陆与香港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 , 总则中第二条目标即为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 中国在CEPA中也做出了高于WTO水平的承诺与减让, 这是中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初试。之后, 中国又与东盟、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达成了包含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内容的相关协议。至此, 中国已与10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包含服务贸易自由化内容的相关协定。此外, 中国还与澳大利亚、海湾合作委员会 (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和巴林6国) 、瑞士、挪威、冰岛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自贸区谈判。其中, 服务贸易自由化也是谈判的重点。

纵观中国已有的服务贸易安排, 大多数都是在FTA框架下进行的。中国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及中国台湾的服务贸易安排形式比较特殊, 采用了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及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除此之外, 中国进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路径, 主要就是FTA。虽然中国与东盟、智利以及巴基斯坦的服务贸易安排是单独的服务贸易协定, 但这些服务贸易协定都是在FTA的谈判基础上签订的, 因此也是FTA的成果。 (表1)

二、中国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国家目标

中国为何要通过服务贸易FTA积极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 即中国积极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可以说, 经济与政治方面的目标是最为关键的目标。

(一) 中国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经济目标

1、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直接影响中

国服务业发展。中国与各FTA伙伴国之间签订了不同的服务贸易协定, 这些服务贸易协定包含了关于不同服务部门的承诺。首先, 这些基于服务部门互补性的承诺可以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出口创造更多机会, 并促进中国与各伙伴国之间的服务贸易。其次, 这样的差异性布局也能够为中国的弱势服务部门提供喘息的空间, 促进弱势服务部门的发展。再次, 服务贸易自由化也有利于打破国内的垄断局面, 增强国内服务市场的竞争性, 促使国内服务业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从而进一步推动本国服务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2、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中国货物贸易的自由化。

中国的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在FTA路径下实现的, 这种路径下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货物贸易自由化是密不可分的。一般来说, 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在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但同时服务贸易自由化也能够促进货物贸易的自由化。各个服务部门的自由化促使了服务部门的发展, 特别是金融、通信等服务部门作为基础服务部门, 能给货物贸易自由化带来便利, 促进货物贸易的发展。

3、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客观上推动了伙伴国之间的投资。

中国通过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直接拉动服务业直接投资, 并在客观上推动其他产业的投资, 特别是促进区域内双边直接投资也是中国参与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之一。作为资本形态的FDI (外国直接投资) , 通常在国际生产投资领域与技术、信息、管理制度、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及“干中学”效应相伴随, 这样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经济增长。

(二) 中国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国家政治目标

1、区域经济合作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明确及细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将“实施自由贸易战略”, 这预示着区域贸易自由化将是中国未来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方向, 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区域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必定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因此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也是中国的战略选择。

2、中国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可以争夺国际规则话语权。

作为WTO的成员, 中国既要接受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 也要力图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 从而维护自身的利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对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 而实践证明, 一国通过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来扩大对规则制定的影响力是一个有效的途径。由于区域服务贸易安排是现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重点内容, 因此中国通过推进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也可以实现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3、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也是中国实现地区战略的重要渠道。

周边安全与稳定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区域贸易协定是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 通过参与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有可能获得区域内环境保护、资源共同开发、消除历史矛盾等多种收益。

三、中国推进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对策

中国虽然正在通过FTA推进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 但未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道路仍很漫长, 中国必须认清现实, 逐步推进自由化。

(一) 拓展区域服务贸易安排谈判对象, 审慎选择FTA伙伴。

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障碍就是政治以及服务业竞争力的影响, 因此在进行未来的服务贸易谈判时要审慎选择谈判对象。首先要选择与中国外交关系较好、服务贸易互补性较高的国家进行谈判, 这样中国能从中获取较大利益;其次选择那些外交关系较好但是服务贸易互补性不是很高的国家, 这样的谈判比较容易推进;最后选择服务业竞争力较高的国家进行谈判。

(二) 立足中国具体国情, 逐步开放服务贸易部门。

从自身的国情出发, 中国应该注重以灵活渐进的方式推进服务部门的开放。比如, 先签订“早期收获计划”, 开放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部门, 再将合作不断深化, 逐渐将某些略有弱势的服务部门包括进来。同时, 对于那些在短期内难以协调和处理的敏感领域, 可以先进行谈判, 等条件成熟后再以补充协议的形式开放。

(三) 完善国内服务业发展是提高服

务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关键所在。目前, 中国的服务贸易大部分集中于价值链中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产品贸易, 如旅游以及运输等服务, 而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产品贸易则比较少, 如金融、保险等, 这就使我们在对外竞争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我国要重点发展高附加值的服务部门, 这样中国才能提高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 并在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获得更大收益。

(四) 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为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提供法律依据。

制定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 与国际接轨, 更好地适应国际服务贸易的要求, 为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提供法律依据。目前, 中国关于服务贸易的相关法律较少, 并不能满足未来服务贸易发展的要求, 也不能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提供法律依据, 因此制定相关法律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郁杳一.东盟五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研究[D].厦门大学, 2006.

[2]和春红.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0.3.

区域服务贸易规则 篇6

关键词：国际贸易专业,区域经济,制约因素

1湖南区域经济发展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需求分析

1. 1湖南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国际贸易人才需求旺盛

2013年9月当月, 湖南全省进出口22. 54亿美元, 同比增长36. 9%, 环比增长6. 5%。其中出口13. 18亿美元, 同比增长38. 5%, 环比增长8. 4%。进口9. 36亿美元, 同比增长34. 7%, 环比增长4%。据对相关外贸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 ( 见图1) , 目前湖南外贸企业对外贸人才需求及岗位分布依次是: 外贸跟单员 ( 69%) 、外贸单证员 ( 66%) 、报关与报检员 ( 57%) 、国际货运代理员 ( 15. 9%) 、采购员和文员 ( 29. 8%) 、外贸业务员 ( 27. 5%) , 而对口学习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比率仅仅为43% , 因而, 急需加强国际贸易专业建设。

1. 2湖南区域经济特征对外贸人才的要求

2013年1 ~ 9月湖南外贸出现了新的特征: 一是完成进出口171. 74亿美元, 同比增长18. 4%, 外贸进出口增速居中部第1位, 中部六省的河南、安徽两省进出口额超过300亿美元, 规模差距较大; 二是对中国香港、欧盟、 美国等传统市场出口保持平稳, 对东盟、非洲及中东等新兴市场增幅较大; 三是服务贸易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比如, 商业服务、通信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增长幅度分别达218%、193. 7%、118. 1%; 四是中小企业活跃, 民营资本成为对外投资主力军, 湖南省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大幅上升, 同比增长259. 5%。这些新的变化是非常喜人的, 但我们也要看到, 目前湖南省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令人担忧, 专业建设亟待加强。与此同时, 国际贸易专业在湖南整体招生情况不容乐观, 将对促进湖南外贸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负面效应。湖南高职高专学校2009— 2012年国际贸易专业招生人数如图2所示。

2国际贸易专业建设现状与服务区域经济对接的制约因素分析

2. 1教材及教学内容不能跟上区域贸易经济的发展

国际经济环境的迅速变化使得与贸易相关的各种惯例和规则也不断发生变化。国际贸易专业建设课程现有的教材及教学内容由于跟不上这种变化而变得陈旧。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 教师仅限于教材内容, 忽视教学内容的更新。一方面是由于教材的编写需要一定的周期, 新的规定不能立即体现在教材中。如UCP600从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 但目前国内教材在讲到信用证时内容更新的教材很少。有已经更新的也只是一两个概念而已。另一方面, 教材的容量毕竟有限, 只能做提纲挈领式的介绍, 无法深入论述, 这就导致了教学内容跟不上变化。UCP600与UCP500相比有何不同, 教材里根本没有提到, 人才培养的缺陷也成了制约与区域经济对接的重要因素。

2. 2课程教材未能处理好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现行各高校使用的 《国际经济与贸易》教材的一些内容会在相关课程中有详细的讲解。比如,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作为湖南省财经类专业唯一重点建设的示范性特色专业, 培养从事国际贸易业务操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学校, 其服务区域经济的外贸企业是外经贸企业、事业单位、海关、驻外机构、外资企业等, 从事国际商务单证员、报关员、外贸业务员、外贸跟单员等岗位工作。核心课程主要有: 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商法、外贸单证、外贸函电、报关实务等, 另外还要讲解国际市场营销、商务谈判、电子商务等。这会造成内容重复, 只会浪费学生时间, 而且由于学时有限, 会造成对本课程的重点与难点不分。

2. 3专业教师缺乏外贸业务的实践经验, 难以对该课程进行形象的透彻的讲解

从事国际贸易专业教学的老师大部分都是毕业后直接进入教育系统的。这些教师理论知识掌握较好, 可是没有直接的外贸工作经验, 比如, 在 《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实践环节的讲授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这门操作性要求比较强的课程对于从未涉足具体业务操作的学生而言, 理论教学尤显空泛, 特别是在主要的贸易单据和结算方式的讲解中, 教学效果往往不佳, 学生难以完全理解。学生缺乏基本的外贸业务操作技能。例如对信用证的分析、制作装箱单、 汇票等基本结汇单据以及如何准备报关单据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 从而对学生在外贸行业的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

由于 《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特点, 有的内容从文字上理解比较困难, 没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在讲授时, 学生理解的效果就会不太理想, 而有过相关实践经验的教师往往可以通过简单的解释让学生们理解掌握。

2. 4国际贸易专业建设与企业的需求脱节

有关资料表明, 未来我国对国际贸易人才的需求将以每年36万人的速度增加, 但目前国内真正专业的国际贸易人才却不多, 远远不能满足这样的需要。外贸企业有着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征, 其最主要的就是商标、客户、人才等无形的资产, 外贸企业行业本身对人的依附性很高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问题。

据笔者掌握的湖南某外贸企业用工需求来看, 企业急需的是业务部门的业务员, 如负责联系客户、报价、接单、处理报关文件、物流、制作单证等人员。公司员工中, 大专学历所占比例最高, 为73%, 一线业务人员所占比例为78%, 其次为本科学历, 而研究生学历仅为1人。2012年湖南省进出口总额为219. 4亿美元, 比2011年增长15. 5%, 湖南省进出口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 而2012年湖南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学生招生数量反而下降, 而且几年来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从以上分析看出, 2009—2012年分别为1802人、1658人、1290人和1207人, 形势非常严峻 ( 见图3) 。企业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就会极大地制约湖南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步伐。

3对策与建议

3. 1及时更新教材、教学内容

及时更新教材、教学内容, 注意国内外最新修订、公布的有关法规和国际惯例。教师必须做到知识的及时更新, 通过网络、电视、报纸和期刊等多种途径获取最新信息和资料, 跟踪国际贸易的最新动态, 才能将国际贸易方面的最新知识反映到教学中来。

3. 2妥善处理 《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在具体内容的安排上应协调好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系, 避免重复与遗漏。比如, 处理好 《国际贸易实务》 与 《国际结算》的关系。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有国际货款收付条款, 合同条款订立得如何, 直接关系到国际货款的收付情况, 因而在 《国际贸易实务》中要让学生了解关于国际结算的一些基本知识, 如支付工具和支付方式。

3. 3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首先, 要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学校应该鼓励其到外贸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去任职, 增强实际处理外贸事务的能力和经验。其次, 将课堂授课内容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考试内容紧密结合起来, 提高考证的通过率和将来的就业率, 更好地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再次, 教师充分运用新的教学手段, 如采用案例教学、多媒体教学、模拟的实践教学、项目教学等。另外, 教师应不断增加英语授课比例, 使学生接触到最原始的英文国际贸易合同、信用证与各种单证、英文原文国际惯例, 如 《UCP600》、 《INCO- TERMS2000》 等增加学生的商务英语沟通能力。另外还要鼓励学生多看英文合同、信用证等, 以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创设双语氛围, 为学生今后外贸交流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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