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差距（精选10篇）
心理差距 篇1
本调查题目是《大学生贫富差距心理调查分析》;调查目的是分析大学生贫富差距心理问题存在的原因, 为解决当前大学生因贫富差距而存在的心理问题提供建议, 为高校、社会乃至家庭更好了解贫富大学生的思想和心理情况提供参考;调查采用问卷及个别访问的方式;调查时间为2006年10月9日至2006年12月21日。
本次调查对象分为三类:学生、教师、校内其他工作人员, 其中以大学生为主要调查对象。调查根据不同的调查对象群采用了不同的问卷, 总共分发调查问卷500份, 有效问卷为498份。现就笔者的调查和分析阐述如下。
一、大学生因贫富差距导致的心理问题及其表现
根据笔者调查的结果显示 (下图所示) , 认为大学生因贫富差距产生心理问题“存在”的A部分为64.86%, 认为“不存在”的B部分为25.10%, “不能确定”的C部分为10.04%。从此结果中可以明显看出, 大多数人认为大学生贫富差距心理问题是存在的。
笔者认为这方面的心理问题是影响部分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因此, 研究和尽早地解决这一心理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一) 从消费的数量和消费的方向看贫富学生
部分贫困学生的月生活费不足200元, 部分富裕学生的月生活费超过千元。调查中, 某学院李同学的一番话具有代表意义, 令人深思。“别人吃饭下餐馆, 穿衣挑名牌, 用着手机, 玩着电脑, 而我们这些穷学生, 吃饭得挑最便宜的, 穿衣服只求保暖, 同学之间的贫富悬殊较大, 说心理平衡那都是骗人的, 但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你心理不平衡又能怎样呢?”
(二) 从学习成绩看贫富学生
大多数贫困的学生学习成绩比较优秀, 大多数富裕的学生学习成绩不太突出。问卷调查和采访中, 大多数学生认为, 贫困学生大多是生活简朴的, 学习也非常勤奋、刻苦, 成绩一般比较优秀, 而富裕学生一般花钱大手大脚, 成绩不太突出。
(三) 从人际交往看贫富学生
个别贫困学生比较内向、自卑、孤僻, 个别富裕学生比较高傲、自负、散漫。
二、对大学生因贫富差距而产生的心理问题影响的分析
(一) 大学生贫富差距对其心理的影响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每个人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人人各异, 因而推出存在差距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这种差距一旦扩大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 就会引起社会问题。齐美尔早在《玫瑰:一种社会学假设》中分析过这一道理。但部分学者却认为贫富不是问题, 相反认为差距能产生激励, 认为应该反对制度而不是贫富差距本身。这是对社会问题的一种警示。
(二) 大学生贫富差距对其在其他方面的影响
大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在逐渐拉大, 在大学生中间形成了一条逐渐蔓延的贫富裂痕。虽然说金钱不能评判一个人的价值, 但财富拥有量上的不同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活动范围和价值取向。这一点, 在当前的大学校园内表现得尤为明显。与以前不同的是, 现在家境贫寒的学生加入到学生组织中去的较少。一般来说, 进入到学生组织中, 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持。因此, 家境富裕的学生更容易、更喜欢、更积极到学生组织中去, 希望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开展社交、增强自己的沟通能力和交际能力。而贫困的学生常常敬而远之, 对学生社团存有畏惧感。
由于在学校社交范围、消费能力上的差别, 贫富学生之间的精神状态也显现出很明显的差别。一般来看, 富裕一点的学生精神状态较好, 也比较活跃, 而贫困一点的学生则显得相对封闭, 比较低沉、郁闷, 精神面貌欠佳。这种心理危机已经开始在“穷学生”身上蔓延。与学生接触最多的辅导员对这一情况有深切的感受。
大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 不仅体现在外在的方面, 更多的是体现在隐性的方面。经济上的贫富差距是我们可以看的到, 而心理上的差距却是我们无法看到的, 往往也是最致命的。所以, 我们应重视大学生因贫富差距而产生的心理问题, 并积极研究对策。
由于学生的贫富差距造成的交往范围的不同, 导致大学生们对未来的期待和看法也是完全不同的。贫困一点的学生首先想到的是到哪就业、如何在社会上生存的问题。而富裕的学生由于有家庭提供强大的经济来源, 往往不需要担心就业。两种心态, 事实上造成新一代的大学生自从迈入大学校园起就注定不会唱同一首“毕业之歌”了。
三、对因贫富差距而产生的心理问题的思考
唯物辩证法认为, 矛盾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引发的。解决矛盾不仅要找出外因, 更主要的是要找出内因。只有找出内因, 根治矛盾才会有好的途径;只有内因、外因的相互作用, 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前面讲到了解决问题的外因, 而内因则是那些被此问题困扰的大学生自身。那么, 如何才能真正帮助大学生走出困境呢?笔者在此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看法, 以供参考。
首先, 贫困生自己要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贫困。我们应该认识到, 虽然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仍然存在很大一部分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目前, 我国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仍然存在, 并且部分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还特别大。高昂的学费对很多贫困生造成了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力, 但贫困生应该勇敢地面对这些困难, 正确地认识贫困、对待贫困, 确立“暂时的贫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财富”的观念。
其次, 自我心理的脱贫。贫困生要将贫困化为前进的动力。现在的社会是知识的社会、信息的社会, 真正的贫困是知识的匮乏、信息的闭塞, 即拥有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才是人一生的财富。贫困生应树立自强、自信、自理、自立的信念, 不仅要从经济上脱贫, 更重要的是要从思想观念上脱贫。
再次, 贫困生要加强自身的人际交往能力, 多与他人交流、沟通、合作, 进而培养自己的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贫困生要尽力克服自卑、封闭的不良心态, 积极地对待人生, 乐观、开朗地与老师、同学相处, 扩大自己的交际面, 多多与老师、同学交流、沟通。同时, 各学校、学院、班级可以选出部分积极乐观的学生担任心理干部, 帮助那些比较悲观、自卑的学生, 从而为学生营造一个和谐、友好的氛围。
最后, 学校、社会应尽量给予贫困大学生关注和帮助。首先, 学校和社会要为贫困生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 提供应用知识和发展才能的平台。其次, 应倡导健康的心态, 引导、纠正某些人对于贫困的偏颇认识。最后, 还应大力展开心理咨询活动, 从心理卫生的角度, 帮助贫困大学生克服心理障碍。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解决大学生因贫富差距而产生的心理问题, 最重要的是那些被贫富差距心理问题困扰的大学生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只有调整好了心态, 有了自己的生活目标和方向, 并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努力、奋斗, 才能从内心忽略贫富的差距, 拥有健康的心态。
参考文献
[1]冀志罡.我不应该抱怨贫富差距而恰恰应该感谢它.2006.
[2]叶敦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73.
心理差距 篇2
收入差距属于经济问题,受生产要素的效益和分配方式制约.贫富差距属于社会问题,主要由社会制度决定.在市场经济下,收入差距直接导致贫富差距.但是,现阶段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二者的`关系比较复杂.
作 者：李宝怀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刊 名：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A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5(3) 分类号：F124.7 关键词：收入差距 贫富差距 相互关系
知识差距是各国财富差距的主因 篇3
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经济的发展，有一些趋向值得我们注意。坦率地说，世界上财富存在着分配不均的情况，大约占世界人口18%的高收入国家，占有了世界GDP的80%。如果追究财富差距的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知识差距。有些高收入国家，本身并没有什么资源，但它能创造比较高的价值；而有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反而处于比较不发达的地位。所以，在知识经济已经初露端倪的21世纪，国与国之间如果知识差距不能弥补，那么财富的差距也很难消除。
知识经济有4个特点：其一，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在经济中占主导的地位。其二，知识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主导的作用。按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增长有3个因素：投资、劳力和综合要素，所谓综合要素包括和知识有关的科技、教育、管理、劳动者的素质和科学技术的创新等。其三，知识在生产力的构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按照生产力经济学的原理，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而知识在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很多生产工厂因为劳动工具的改进，已经很少用到体力工人；劳动对象方面，由于科技发展，原先一些不可能利用的资源现在变得可以利用。其四，知识在产品成本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过去我们说成本，是指与资本有联系的产品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与劳动力有联系的成本以及与原材料、能源有联系的成本；现在必须加进第4个，就是知识成本，包括专利使用费、技术许可费及品牌等方面因素。
世界经济的发展很可能会造成一些国家是头脑国家，产生并输出知识；另外一些国家变成躯干国家，只能引进和应用知识，且差距会越来越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须既有头脑又有躯干。创新对于中国将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建设创新型国家。
根据传统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引入新事物，造成变化。如今，我们对创新的理解，必须强调创新是为了环境变化而采取的新举措，这一点非常重要。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最优良的物种，而是最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如果该理论套到经济和社会来说也是这样的，谁能够最好地适应环境变化，谁就能够得到生存和发展。而要在环境变化的时候，及时作出变化，这就是创新。
从中国来看，有几个指标是可以看到存在问题的。第一，技术的拥有率大约是50%，也就是说差不多50%要靠引进技术，而一个国家如果自身技术自主率不能提高，对它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第二，中国的科研力量虽然很强，但真正能够把科研成果转化成为产品的不到20%，能够形成产业的更不到5%。这就说明，大量科技创新并没有真正体现和运用在经济发展上。第三，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没有真正能成为创新的主体。即使在中关村这样高技术比较集中的地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也只有3%。因此，建设创新国家，这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但也是中国必须的选择。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3个方面，我们必须同时推进。
创新的结果，是要在经济上发挥作用。一个发展中国家，它的发展轨迹，从世界经济来看，大体有4个层次：第1个层次是输出原料，也就是卖原料、卖资源，现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第2个层次是把资源变成产品，卖产品，把增加值留下。第3个层次，卖技术、卖知识，通过技术贸易卖专利、卖许可权。这时，品牌、标准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对品牌的作用才有很深的体会。例如一条领带，它的直接生产成本很低，原材料成本不超过10块钱。把它贴上不同的牌子，内在的质量可能差不多，但是价钱就不一样了。在“中国领带之都”浙江盛州，一条中国牌子的领带可以标价288~588元，贴了国外一般的名牌则可以卖588~888元，如果贴了国外顶级名牌则是888~1288元。难道领带的质量有这么大的差别吗？当然不是，这就是品牌的作用。品牌是商业的信誉，要建立这样一种商业信誉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一旦有了这样商业信誉就可以创造比较高的附加值。第4个层次是靠输出资本赚钱，输出金融服务、输出各种资本，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赚钱。
心理差距 篇4
一、分析当前社会产生贫富差距现象的原因
1、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 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 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 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2、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 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 有部分人群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 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 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3、税收制度的不合理
中国的经济发达, 但是税收并非处于世界前列, 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 这也是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一个原因。
4、不平等竞争的存在
不平等存在于很到发面, 对于学生, 所处的环境, 自身家庭的一些因素, 甚至各个领域都存在一定的不平等。
5、法律制度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 导致一些人钻了法律的空子, 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很多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剥削”, 大量侵吞公有财产, 在短时间内暴富, 使中国在短短的20年内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差距。
6、腐败也是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要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除了健全税收制度、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转移支付制度以及打破经济领域的垄断经营之外, 还必须切实采取措施, 真正遏制官员腐败现象。
二、贫富差距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
1、消费观念的变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当代大学生家庭条件普遍有所改善, 但是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导致的大学生贫富差距依然存在。大学生正处于追求个性发展, 自我意识增强, 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年龄阶段, 他们对个性和自我的刻意追求与表现, 反映出他们独有的消费现象和观念。同时, 受到社会上高消费现象的影响, 不少在校大学生消费行为变得情绪化、冲动化, 并呈现出过度消费、高消费、超前消费的趋势和特点。
2、求学观念的变化。
社会贫富差距增大, 就业形势严峻以及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发展也带来了大学生求学观念的改变, 求学观念使部分学生常常在学习上目光短浅, 只顾眼前, 只着力于应用性和实用性强的学科而疏于基础学科和人文学科的学习, 从而导致这些学生理论基础不扎实, 知识结构比较单一, 知识面比较狭窄。
3、人生价值观的变化。
校园贫富差距, 表面上是经济消费的差距, 但不同生活方式冲突的背后, 实际上是文化观和价值观的冲突。盲目的消费和攀比使金钱的重要性在部分大学生心目中不断得到强化, 由金钱主导的价值观滋生出拜金主义和实用主义。
4、心理方面的变化。
部分家庭富裕学生由于对学校新环境、新生活难以适应, 以致产生学习、发展等方面的心理问题, 心理上的优越感、自尊心过强, 只能接受成功的荣誉, 经不起任何挫折和失败。有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 由于家庭经济状况而压力重重并表现出焦虑、自卑、不合群和内心敏感等心理状态, 多年来, 因贫富差距产生的心理问题, 导致心理偏差, 使其走到极端的道路。
三、大学生贫富差距对学生心理问题的研究提出的新挑战
1、大学生价值观念多元化发展, 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实效性提出新挑战。
加强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教育是高校大学生心理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生活情景中, 周围的人、事、物对大学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会使他们的价值秩序发生一定的变化, 甚至导致冲突。这样的价值冲突具有引导大学生重新思考本身价值体系的功能, 然而太多的冲突会引起他们思想与行为上的混乱, 容易形成负向的价值观念。因此, 贫富差距导致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间在生活方式, 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不仅挑战着大学生的价值评价体系, 也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问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大学生情绪问题隐性化、复杂化, 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调查与研究提出新方向。
贫困大学生群体一直是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调查与研究的重点, 一方面他们作为高校校园中的弱势群体理应得到关怀和帮助;另一方面因为贫困生的弱势群体身份直接给他们带来诸多压力, 导致不少贫困学生不能调节自己的情绪, 心理过于敏感, 行为不合群, 将自我封闭起来, 造成心理脆弱、敏感、焦虑等心理问题。
3、大学生行为举止过激化, 容易情绪化, 并且受社会因素的
影响, 独生子女比较多, 家庭对孩子的溺爱以及包容, 对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工作的方法提出新要求。
四、有效应对大学生贫富差距, 扎实做好心理素质教育工作的建议对策
1、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细致地做好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工作。
贫富差距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新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特征要求我们要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从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 增强服务意识, 以情感管理学生、贴近学生, 尽可能帮助他们尤其是贫困大学生解决思想、心理、学习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 让他们感受到学校的关怀和温暖, 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成才环境和浓厚的德育氛围, 从而形成健康向上的人生观。
2、重视思想政治教育, 形成与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工作的有机结合。
健康的心理是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的前提条件, 良好的思想品德是形成健康心理的重要保证。因此, 我们应牢牢地把握大学生的思想脉搏和心理特点, 针对性地对贫、富大学生群体进行团体心理辅导和训练, 通过各种途径开展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工作, 对有心理问题倾向的大学生要及时采取心理干预措施。
3、坚持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和改进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工作的途径和方法。
心理素质工作要与时俱进, 就必须要勇于创新。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工作就是要适应工作要求和内容的新变化并在工作方法上不断创新。第一由显性教育向显隐结合转变。第二由单一灌输转变为双向交流, 第三由公开教育转变为渗透性教育。
4、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优化和营造健康向上的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工作的教育环境。
校园文化是学校发展的灵魂, 是凝聚人心、展示学校形象、提高学校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 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学校应积极营造一种宽松和谐、尊重知识、民主平等、健康向上的校园氛围, 使学生保持良好的心态, 全面自由地展现个性, 让学生特别是部分问题学生有一种身在其中的踏实感、充实感,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他们的不良心态和情绪并营造一个健康美好的精神家园。
摘要：大学生贫富差距问题日益显现并对心理问题产生重要影响。全文从贫富差距对大学生的深刻影响入手, 对贫富差距对大学生心理影响展开调查与研究, 分析并提出建议性对策。
心理差距 篇5
按照“不忘**、牢记**”主题教育“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根据学校党委每日分享的要点，对照自身，还存在以下差距，并深刻反思落实整改措施：
一是奉献精神不够。党章对党员的义务规定“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作为一名基层教师党员，今后要时刻把学生的利益、学校的利益放在首位，将自身发展与学校发展、国家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对标对表。
二是信仰不够坚定。对照入党誓词中初心，对自己的言行自我要求不够严格，特别是“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今后要多向优秀先进的党员学习，常常温习入党誓词，提高自身的修养，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用“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仰指导自己的实践。
三是对党的群众路线还未真正做到学深悟透。作为一名职业教育从业者，对自身的科研工作时而存在重理论，轻调研的问题。
今后要注重实践调研，处理好知与行的关系。以知行合一的境界为目标，在实际调研中做研究，找灵感。
四是缺乏钉钉子精神。干事业好比钉钉子，对照自身，难免存在浮躁，遇到难题想一蹴而就。
心理差距 篇6
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导致了我国城乡经济结构的分化, 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存在差距和矛盾。如图1所示, 2000年以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均呈现上升趋势, 但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大于农村居民, 因此其差距绝对值不断扩大。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也一直受到社会舆论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农村学生高中入学率远低于城市, 在全国整体高等教育入学率逐渐提高的背景下, 农村高考生大学录取比例却逐年下降, 城乡教育差距已经成为我国城乡差距中最重要、最显著的差距。
注:数据整理自《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国内对于城乡教育公平和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多数关注于证明和测算城乡教育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落脚点在收入分配。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 是促使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原因, 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具有相关性。但教育公平与收入公平不完全相同, 教育公平体现出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 因此城乡教育差距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赖德胜使用跨国数据研究了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其结果表明教育扩展和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倒U”关系[1]。孙百才验证了赖德胜的观点, 并进一步提出经济增长、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三者存在两个“倒U”的关系[2]。而陈虹全的研究显示城乡教育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双向长期因果关系[3], 即存在“马太效应”。
造成城乡教育差异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首先, 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城乡教育差距的重要原因, 虽然在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和城市青少年入学率都能够达到较高水平, 但是由于从高中开始教育成本提高, 农村家庭较低的收入水平使其比城市家庭面临更大压力[4], 直接限制了农村青少年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选择, 从而使其失去了得到更高教育回报的机会, 这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财富和人力资本积累形成了代际传递, 宏观上又不利于经济发展。其次, 城乡中等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存在差异, 城市中等、高等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均高于农村, 这也导致了农村学生在初、高中阶段辍学率远高于城市[5,6]。第三, 随着城乡资源和人口等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和城乡矛盾的逐渐显现, 城乡关系逐渐成为造成农村学生较高辍学率的重要因素[7], “城乡分治”使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教育体现出了“城市优先”的价值取向[8], 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在提高了中国农村许多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 也容易造成农村青少年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放弃升学, 从而使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受教育程度差距不断增大[9]。由此可见, 我国城乡教育差距的形成不仅由于农村本身教育投入水平较低, 更受到城市对农村青少年劳动力和社会教育资源吸引力不断增强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初中、高中阶段较高的辍学率。但是, 已有研究中对城乡教育差距的衡量通常选用城乡家庭教育支出比和文盲率衡量的城乡教育差距指数, 城乡家庭教育支出不能直接衡量城乡在教育水平和效果上的差异;而由于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和义务教育的普及, 小学入学率已经接近100%, 使用文盲率不足以体现目前的城乡教育差距, 这一差距主要表现为中等教育阶段农村的辍学率远高于城市。
因此, 本文将分别建立与中等教育阶段和基础教育阶段有关的城乡教育差距指数, 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量化我国各地区城乡教育差距, 并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和其他经济指标对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 比较不同阶段城乡教育差距受到各变量影响方式的异同, 最后结合我国城乡关系现状, 试图从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外流、城乡教育资源分配方面提出城乡教育差距存在的成因。
二、城乡教育差距衡量方法
已有研究对城乡教育差距采用不同的衡量方式, 多数采用的是城乡家庭教育支出比或文盲率 (1) 衡量的城乡教育差距指数[10]。但是, 城乡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与教育效果虽然具有相关性, 但并不能完全等同, 应该直接将城乡青少年入学率作比较, 体现城乡之间教育机会和教育效果的差距。此外, 目前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行使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幅提高, 2009年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入学率达99%, 文盲的人口比例已经降到5%以下, 城乡教育差距已不适合用文盲率来衡量。从统计数据上看 (见表1) , 城市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均小于农村, 而城市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远高于农村, 而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城乡居民在中高层次教育程度上的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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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整理自《2012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由此可以看出, 目前城乡教育差距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从初中进入高中的教育机会的差异, 农村学生的辍学率, 特别是初中升入高中阶段的辍学率, 远高于城市。所以, 本文建立两个衡量城乡教育差距的指标, 即城乡中等教育阶段差距UCR和基础教育阶段差距UCRF, 分别为城市与农村学生初中升入高中的入学率之比和小学升入初中的入学率之比。
由于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中没有分城乡的辍学率、入学率, 所以本文使用每年城市和非城市中学当年的普通高中招生数和普通初中毕业生数的比值作为城市和农村的高中入学率, UCR计算方法如下:
Us、Uj分别表示该年城市高中招生数和初中毕业生数, Rs、Rj分别表示非城市 (县镇) 高中招生数和初中毕业生数, UCR的值越大, 表示城乡教育差距越大。这一指标可以近似反映城乡初中到高中的升学机会或辍学可能性的差异, 但是并不能精确衡量, 因为县、镇高中主要是农村学生, 但是部分城市高中会有少量来自农村的学生。UCRF的计算方法与UCR类似。
三、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一) 模型设定
许多研究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并不呈现线性相关关系, 即随着城乡收入差距变化, 教育差距的变化方向与变化率也发生变化。从实际情况看, 一般来说, 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时教育差距也比较大, 而且随着收入差距扩大教育差距也加速扩大, 这一方面是因为收入差异带来教育水平的差距, 另一方面是由于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使农村青少年更倾向于辍学进入城市务工。但是, 在整体经济发展对农村教育的积极作用下, 也可能出现城乡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的反向变化。因此,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成果和考虑我国现实情况, 选取以下形式实证模型验证城乡收入差距对教育差距的影响:
模型1:UCR=C+β1INCD+β2INCD2+β3ln GDP+β4ln GDP2+β5ln FUNDG+β6ln FUNDC+ε
模型2:UCRF=C+β1INCD+β2INCD2+β3ln GDP+β4ln GDP2+β5ln FUNDG+β6ln FUNDC+ε
其中, 被解释变量UCR为中等教育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 即城乡间在初中升入高中的升学率之比, 而UCRF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 即城乡间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升入初中的升学率之比。建立这两个模型主要是为了验证城乡不同阶段的教育差距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教育投入的影响。
解释变量INCD为城乡收入差距, 即历年各省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 同时包括INCD一次项和二次项, 用于验证城乡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是否呈现非线性关系。
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程度指标ln GDP (人均GDP取自然对数) 、各地区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和非政府教育经费指标ln FUNDG和ln FUNDC。ln GDP表示经济增长速率, 这样可以保证数据平稳性, 通常认为经济增长与教育差距也不是线性关系, 所以设定一次项和二次项。
教育经费对城乡教育理应具有重要影响, 一般认为教育经费投入越多, 教育的不平等程度越低, 即城乡教育差距越小, 但以往的研究中使用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占政府公共支出比重作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通常不显著, 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政府教育投入没有向教育水平低的区域和比较弱质的教育机构倾斜, 也可能是由于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比例这一变量并不能解释城乡教育差距问题。所以, 本文将教育经费按不同来源区分, 选择各地区年度政府来源教育经费与非政府来源教育经费取自然对数作为教育经费方面的控制变量, 即ln FUNDG和ln FUNDC。
由于1996年以前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的统计指标与本文需要不完全符合, 所以本文采用的实证分析数据为我国1996—2010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 共450个观测值, 符合大样本的统计要求。其中30个省份历年城乡教育情况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全国各省份历年城市和非城市的学生入学数据, 各省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GDP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教育经费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其中缺失的部分1996年重庆市的数据由四川省的相关数据乘以相应权重获得。
(二) 回归结果
随机变化的个体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不相关才可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 但由于我国各省份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文化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如果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很可能忽略了重要变量, 而使假设不成立, 因此本研究选用更符合现实情况的固定效应模型。对两个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 (见表2) 也显示应该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R值分别为0.787 5和0.606 8, 说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教育差距的解释力较强, 回归方程拟合度较好, 且模型1优于模型2。F值分别为48.55和20.80, 能够在1%置信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变量整体对被解释变量的强有力的解释力度。模型1的回归系数均能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模型2中经济增长的二次项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两个模型中城乡收入差距和教育经费投入变量系数的方向相反, 且均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和教育经费投入对城乡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差距的影响方式不同。所以, 由于我国不同教育阶段和年龄层次的青少年面临不同的教育环境和家庭决策方式, 城乡收入差距对不同阶段的教育差距影响不同, 使用单一的教育差距指标可能会得出片面的结论。
注:*、**、***分别表示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括号内为t检验值。
对两个模型回归系数的具体分析如下:
两个模型的城乡收入差距变量INCD、INCD2的回归系数都能够通过1%显著水平上的t检验, 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显著影响城乡教育差距, 且其影响程度的变化并不是线性的, 即城乡收入差距处于不同区间, 则城乡教育差距的变化率也不同。模型1的一次项系数为负值, 而二次项系数为正值, 说明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在中等程度教育上的差距呈现先减小, 后增大的趋势;而模型2的一次项系数为正值, 二次项系数为负值, 与模型2相反。从系数的绝对值看, 模型2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程度比模型1缓和。
两个模型的经济增长变量ln GDP、ln GDP2的回归结果方向相同, 一次项系数为负值, 而二次项系数为正值, 但模型2的二次项没有通过t检验。说明地方经济发展速率与中等教育阶段的差距呈现非线性关系, 与基础教育阶段差距的这种关系不显著。
政府来源的教育经费ln FUNDG对缩小城乡中等阶段教育差距有显著影响, 但对基础教育的城乡差距具有显著扩大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正规教育机构和科研单位等, 没有向农村基础教育倾斜, 使农村的高中入学率与城市的差距有一定缩小, 而初中入学率城乡差异却扩大了。与之相反, 非政府来源的教育经费ln FUNDC能够显著缩小基础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 但会扩大中等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非政府来源的教育经费主要包括民办教育投资和学生学杂费等, 说明民办教育机构对提高农村初等教育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四、城乡教育差距成因分析
(一) 基础教育阶段城乡差距
由于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成本相对较低, 而且学生年龄较小, 辍学务工的收益不高, 该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不如中等教育阶段程度大, 但依然存在。有研究显示, 家长外出务工会对留守儿童学习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而父母寄回的打工收入能够显著降低这种负面影响对初中及以上学习阶段的留守儿童的作用[11], 这是由于基础教育阶段教育的家庭投入比较低, 父母非农收入使家庭收入提高不能抵消关爱缺失对农村低龄青少年教育的负面影响, 因而, 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增加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使城乡基础教育差距呈现小幅的扩大趋势。
(二) 中等教育阶段城乡差距
对于上文中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中等教育差距非线性影响的成因, 可以从人口流动和城乡教育资源差异等方面分析。在小于一定范围时,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带来教育差距的缩小, 这可能是由于这时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大, 城乡的共同发展促进了城乡教育的共同发展, 而城市较高的工资率水平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 外出务工的农民使家庭收入增加, 具有更高的教育支付能力, 并且受到城市文化氛围的影响, 更加注重教育对改善生活质量的长期影响, 间接促进了农村教育发展。
而超过一定范围后,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使城乡教育差距加速扩大, 这是由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吸引造成的。
首先, 在人口流动方面, 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 流动就业的成本降低, 而收益大大提高, 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务工, 其中也包括外出务工放弃学业的青少年。艾伦·德·布劳等的调查显示出, 1995—2010年, 17~20岁的农村孩子从事流动性工作的比率快速增长[6]。其次,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使城市对农村形成教育资源的“掠夺”。我国的教育资源供给有限, 其中优质的教育资源, 例如教师、设备、公共文化场所, 会流向有更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城市, 这会导致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 进而会带来农村学生的整体素质低于城市学生, 致使农村学生在中等和高等教育入学竞争上处于劣势, 预期教育投资回报降低。这种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吸引”和教育资源“掠夺”会随着收入差距扩大而显现出越来越强的作用效果。
在我国, 教育选择往往是家庭决策, 这种决策受到家庭对教育开支的负担能力、入学的机会成本以及预期的教育投资回报等因素的影响。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 农村家庭子女入学的机会成本是比较高的, 年龄较小的孩子需要分担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而无法完成的家务, 17岁左右的孩子便可以外出务工以赚取远高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并且在人口流动初期, 外出务工的农民多承担非技术性的工作, 工作技能不需要通过专门培训或理论指导。这样从短期来看, 青少年接受高中教育的投资回报率远低于辍学务工。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1996—201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模型, 分别用城乡初中升入高中的入学率之比和城乡小学升入初中的入学率之比衡量城乡教育差距,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教育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回归结果表明:用城乡中等教育阶段差距建立模型有更好的回归效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教育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对中等阶段教育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小于一定范围时,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城乡教育差距缩小有一定积极作用, 但超过一定范围后,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带来城乡教育差距加速扩大, 这种趋势与基础阶段教育差距受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化率与城乡教育差距之间也存在非线性的相关关系, 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似;与以往研究中政府拨款的教育经费对城乡教育差距影响不显著的结果不同, 按来源分的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和非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对不同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有显著影响。
因此,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将城乡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解决城乡教育差距过大的前提。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大背景下, 应关注农村青少年辍学率提高和农村中等教育普及率低的问题, 并利用人口流动带来的农村教育观念改善和经济水平提高发展农村教育。此外, 整个社会应该更有侧重地分配教育经费, 向农村和农民学生倾斜, 使其能在缩小城乡差距上达到更好效果, 进而推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摘要：利用相关年份省级面板数据, 研究我国城乡教育差距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与城乡基础教育阶段差距相反, 中等教育阶段的差距随收入差距和经济水平增长率变化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非线性变化趋势;政府来源和非政府来源教育经费对不同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有显著而不同的影响。其成因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教育机会不均等。
心理差距 篇7
从1997—2012年,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信息消费水平都随着时间的增长在增长, 如图1所示。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均低于收入, 但城镇居民收入和信息消费的增长速度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 且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约为城镇居民的1/3, 人均信息消费支出约为城镇居民的1/4。
不同地区的信息消费支出也有较大的区别。2012年全国的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4 489元, 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1 098.3元, 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高达4.09。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为3.65, 中部地区为3.51, 西部地区最高, 为4.38。全国31个省中, 广东省的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最高, 为5.81, 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7 130.8元, 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却只有1 226.7元;江苏省的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最低, 为2.31, 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5 767.3元, 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2 495.3元。
1 文献综述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陆铭等[1]研究发现城市化能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刘文勇[2]认为城乡产业特性和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郭剑雄[3]认为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使得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姚耀军[4]发现金融发展高规模和低效率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茶洪旺等[5]认为二元制度安排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贺建清[6]发现城镇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而工业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近年来, 信息消费在消费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 而目前关于信息消费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并不多, 主要集中于信息消费与城乡居民收入的关系。张鹏[7]发现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农村。郑兵云[8]将全国分为东、中、西部, 发现不同区域的城镇居民边际信息消费差异很明显。朱焱[9]认为导致居民信息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首要原因是收入的巨大差距。马哲明等[10,11]分别建立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与其收入水平之间均为相互促进的关系。而陈玉和[12]分析发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信息消费的影响显著, 而信息消费支出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国内研究信息消费支出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二者之间关系的文献大多停留在理论阶段, 实证研究并不多。且实证研究文献大多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开讨论, 从消费的角度来研究信息消费水平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然而信息消费实际上具有增值的特性[13]。在信息消费的过程中, 消费者要将已有的信息投入其中作为消费的基础, 把已有的信息与消费过程中获取的信息产品进行有机的结合于相互撞击, 即进行知识处理与知识再生。在信息社会, 知识就是财富, 所以说信息消费也是一种投资。从消费角度来看, 信息消费大体上由个人的收入决定;而从投资角度看, 信息消费又能为消费者带来收入。那么, 具有消费和投资双重特性的信息消费是减少还是增加了收入呢?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是拉大了还是减小了收入差距呢?本文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研究。
2 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2.1 变量选取
本文实证研究的考察对象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故以城乡收入差距为因变量, 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
以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为自变量。在国内的统计年鉴中, 没有统计信息消费的专门数据。但在统计年鉴的居民消费结构部分, 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这两项支出中除了小部分不属于信息消费的内容外, 基本上都属于信息消费。交通通信支出指用于交通和通信工具及相关的各种服务费、维修费等支出。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指用于教育和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支出。因而居民的信息消费水平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这两项数据之和来表示。仿照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方法, 以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来表示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差距。
样本区间选择1997—2012年, 将全国分为东、中、西3个区域分别研究分析, 所用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2 面板数据模型设定
根据不同的地区, 设定不同的计量模型, 分别分析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Y表示城乡收入差距, X表示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 将二者之间的模型设定为Yi=α+βXi+μ。考虑到不同区域各省份的城乡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差异, 因此选用变截距模型。而且由于模型是对东、中、西3个区域整体进行研究, 故宜选取固定效应模型。
3 实证检验及其结果分析
3.1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3.1.1 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由于序列非平稳而造成的伪回归现象, 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检验2个变量的稳定性, 检验结果, 如表1所示。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变量Y和X原序列均含有单位根, 是非平稳的, 而两变量的一阶差分变量均平稳, 因而东部和中部的变量Y和X均为一阶单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西部地区的变量Y序列是非平稳的, 其一阶差分也是平稳的, 为一阶单整过程。然而变量X原序列即为平稳的, 与变量Y并非同阶单整, 不满足协整条件, 不能进行协整检验。
3.1.2 协整检验
本文选用Kao检验方法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计量模型分别进行协整检验, 检验结果, 如表2所示。
Kao检验结果表明,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变量Y和X存在协整关系, 说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3.2 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
利用Eviews软件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变量Y和X进行分析, 得到回归结果, 如表3所示。
由上述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只有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显著影响。虽然中部地区的两个变量之间形成了稳定关系, 但是自变量X系数的t检验量为-0.1911, 相应的概率为0.8488, 远远高于0.05, 说明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 当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差距增加1%, 城乡收入差距增加0.1882%, 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由于采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 因而不同省份得到的截距是不同的, 如表4所示。
3.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3.3.1 东部地区
在东部地区, 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关系。当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差距增加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随之增加0.1882%。虽然影响额度较小, 但是东部地区的信息消费支出差距已经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显著影响, 且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正相关。随着人类社会步入信息社会, 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飞速发展, 目前信息消费已经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消费热点可以看成经济增长的出发点, 它的形成可以引发新的市场需求, 从而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 形成支柱产业[14]。信息消费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 东部地区发展较快, 经济水平较高, 信息产业已经发展地比较成熟, 特别是城市的信息产业。与城镇相比, 农村的信息产业仍然较为落后, 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是不对等的。而信息消费又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促进经济增长, 进而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因而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水平的这种不对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3.3.2 中部地区
协整检验表明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关系, 但是得到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在中部地区, 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明显。与东部相比, 中部地区的信息产业并不发达, 未能形成显著的影响。信息消费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消费, 它对消费者的素质要求极高。信息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人的信息素质。信息素质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Ralph C等[15]认为具备信息素质的人首先要能认识对信息的需求, 能够定位和评价信息的质量, 能够存储和取回信息, 能够高效的运用信息, 还要能够运用信息去创造信息和沟通信息。信息消费是一种知识型和智力型消费, 这就决定了信息消费需要靠消费者的智力支配。信息素质和技能越高, 人们在接受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时, 接受能力就越强, 获取信息的能力则越强, 信息消费的能力也越强。而当前中部地区居民的信息素质相对落后, 阻碍了信息消费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居民的信息消费能力有限, 导致中部地区的信息消费整体水平不高。
3.3.3 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并没有通过协整检验, 表明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关系。西部地区的信息产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 西部地区的信息产业较为落后。西部地区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很低, 对收入也没有形成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的居民缺乏信息消费的途径和能力造成的。西部地区的信息产业仍然处于发展之中, 获取信息的途径也不完备。而获取信息的途径必须以信息基础设施为载体。信息基础设施较差, 市场主体搜集信息、搜寻服务的成本相对较高, 市场主体的交易范围也受交易成本的约束而被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内。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信息产业的发展, 从而使得信息消费水平较低。西部地区的人民, 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民, 没有机会进行信息消费或者无力进行信息消费, 从而导致对信息、知识的占有量明显低于发达地区或者城市地区的人。知识和信息占有量多的人有更多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机会, 反之则没有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机会, 从而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 形成了恶性循环。
4 政策建议
4.1 促进东部地区技术创新
技术在信息产业中占有核心位置, Steve W[16]指出新的技术可以帮助人们对信息资源的管理, 对信息消费者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建议如下:第一, 鼓励信息产品创新。开展信息技术产业创新综合试点, 建设重点企业研究院, 培育信息技术产业基地, 重点支持物联网、云计算、下一代通信网络等信息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研发。充分利用产业基础和技术优势, 大力推进产品创新发展, 增强电子基础产业创新能力, 提升支撑服务水平。第二, 鼓励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政府投资项目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采购创新产品和服务。当企业采购信息消费创新产品或信息技术服务超过一定金额时, 可以给予相应的奖励。支持信息消费类企业与电信、广电、金融等单位开展定制、集中采购等合作。第三, 拓宽融资渠道。大力推动创新型、成长型互联网企业在创业板等上市。鼓励金融机构针对互联网企业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推动企业做大做强。支持符合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加大债券融资力度。引进创业风险投资, 支持互联网企业创新发展。
4.2 提高中部地区信息消费
第一, 加强信息素质教育。通过各种渠道宣传信息技术, 以促进居民对信息技术的掌握, 从根本上改善信息消费水平。加大信息消费宣传教育, 提高我国居民信息消费意识, 从而带动信息消费量的增加。以多种方式对个人进行网络和计算机知识的教育和培训, 提高消费者的素质, 提高信息消费力和信息消费水平, 培育正确的信息消费观念, 促进信息消费。第二, 培育新的信息消费热点。加大信息消费内容资源开发和业务创新, 推动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不断创新信息服务手段、服务形式和内容, 可以扩大信息产业和内容消费, 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实施“宽带中国”工程, 组织实施电信网、互联网、广播电视网三网融合试点和推广, 推进下一代商用互联网规模和前沿性布局。第三, 营造信息消费环境。鼓励企业开发技术先进、自主可控、性能可靠的信息技术产品, 大力促进终端产品信息化, 普及信息技术的推广。加大信息消费宣传力度, 推广新型信息消费模式, 加强信息消费统计分析和市场监测工作, 营造积极健康的信息消费环境。
4.3 完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
心理差距 篇8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状况
(一)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整体状况
1. 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年间, 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GDP) 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总体经济发展快速, 经济实力不断上升,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伴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 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由相关统计数据可知,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至2006年的3587.0元, 增长近26倍;而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至11759.5元, 增长超过33倍 (如图1) 。
2. 居民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格局。
改革开放初期, 由于经济形式比较单一, 工资性收入是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城镇中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 个体经营收入、兼职收入、资产性收入等也成为城镇居民收入的组成部分, 工资性收入在城镇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步下降, 在1990年为75.8%, 到2006年下降为68.9%。而且, 城镇居民金融财产的快速积累和财产收入的增加, 以及职工工资外收入和灰色收入的迅速增加等, 使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格局。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 也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流动性的加强表现出以下特点:家庭经营收入比重稳中趋降、农村居民工资性报酬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增长的重要来源, 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构成中二、三产业收入增长较快等, 形成了多元化增长的格局。
3.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表1数据表明, 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居民收入也有很大幅度的增长, 但与此并存的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然而, 收入分配状况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 收入分配的改善影响到总需求增加, 总需求增加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即经济增长。历史经验说明, 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可以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社会稳定;反之, 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会影响社会稳定, 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 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状况
在地区差距的研究中, 地域单元的不同划分与时间序列的不同都会直接影响分析结论。本文根据国家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指出的在“十一五”期间将内地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区四大块, 并可将四大板块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具体构想, 将条件近似的省份归类, 把全国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进行研究。
通过运用基尼系数的方法, 计算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内部及相互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情况,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总体而言, 从动态的角度看, 以省际人均GDP衡量的中国地区差距呈逐渐扩大趋势;各地区内部差距有升有降, 变化趋势各异;各区域之间的差距近年来迅速增长。
(三)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趋势
1. 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
西蒙·库兹涅茨于1954年首次提出了一条理论假说, 试图阐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长期存在的演变规律。库兹涅茨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二战”后收入分配状况的实证分析, 得出经济发展与收入结构不均等的长期变动特征是: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 持久收入结构的不均等会不断扩大, 当一个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 不均等的扩大会更迅速, 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 在后一阶段不均等缩小。即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变化趋势, 遵循着一种“倒U”轨迹, 这就是著名的“倒U假说”。
2.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趋势分析。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并未随着经济增长体现出“倒U假说”的趋势。但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比较局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能够发现在中国存在着居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而逐渐缩小的“倒U假说”趋势。下面列举典型地区GDP与基尼系数变化图进行说明。 (如图2、图3、图4)
通过以上我国各经济区GDP与基尼系数变化图, 我们发现: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 如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等地区, GDP增长到较高的数值, 地区内部差距呈缩小趋势;在东北部和长江中游等经济中等发达的地区, 地区内部差距变化趋势较平稳, 并且也出现下降的趋势;西南和大西北等经济较落后的地区, 地区内部差距则呈逐渐扩大的趋势。伴随着经济水平的不同发展, 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从逐渐上升 (西南、大西北地区) , 到比较平稳的波动 (东北等地区) , 最后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沿海地区) 。其结果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发展特点。因此, 我们可得出, 虽然我国目前整体的居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还没有体现出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 但比较局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GDP与基尼系数变化的数据, 可以推测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呈现出逐渐缩小的“倒U假说”趋势。但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可以部分归因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但原因中也存在不合理的因素。根据各项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的收入分配已经到了警戒线的边缘, 如果对差距过大的现象重视不足, 会导致这种现象的恶化。在当前的形势下, 应该唤起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 对于这个问题做出理性的思考, 认真研究造成问题的原因并且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区域差距扩大, 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具有的普遍现象。中国作为世界上地域辽阔, 并且实行过多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 其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迅速扩大的原因也就更加复杂。其中主要有: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差距一直是在业已存在的东、中、西阶梯差距基础上进行的。我国地区间差距的不断扩大, 是地区经济发展初始条件差异的历史长期积累和惯性作用的结果。
在不同地区之间, 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各种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都极为突出, 这些差异的起点对竞争结果的影响显而易见,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以及居民收入的差距。在“马太效应”作用下, 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层次较低、产业结构转换滞后是导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人力资源地位, 对其现在和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重的约束和障碍, 进而导致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初期, 我国总体上实施了“非均衡布局战略”, 宏观政策不断向东倾斜, 从而加快了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虽然近年来, 我国逐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区以及中部崛起战略, 试图平衡区域经济发展, 但是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依然比较大。
三、解决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和建议
1.加快经济发展。
上文中对于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论述充分说明了加快经济发展对于减少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意义。只有当生产力得到解放并充分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得以提高, 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充裕, 才能为较好调节收入再分配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此方面, 政府应特别加强不同地区之间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缓解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2.制定更加完善的初次收入分配政策。
研究和解决我国社会初次收入分配中的问题, 应重点关注我国工资收入差距扩大和要素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主要指施是:打破地区和行业垄断, 避免过大的收入差距;制定和实施反就业歧视和反工资歧视的法律, 以形成劳动力市场上公平竞争、同工同酬和提高经济效率;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 以确保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 保障居民收入差距不会过分扩大等。
3.进一步搞好社会再分配。
搞好社会再分配是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方面:维护我国市场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及提高市场的效率;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 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和统一我国的税收政策, 增强我国税收在社会再分配中的功能等。
4.加大对不发达地区教育的投入。
我国目前存在的居民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素质的差别引起的。低素质和低技能不仅使劳动者的收入无法增加, 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被完全边缘化的可能, 到那时解决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将变得更加困难。国家应使每个人享有均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尽可能实现劳动者自身素质初始条件均等化。加大对基础教育特别是不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改善和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一条重要途径。
四、结论
心理差距 篇9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工资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差距
引言
伴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农村释放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资源,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的紧张状况,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另一方面为城镇地区的经济建设提供大量劳动力,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步伐,中国经济一度呈现出高达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大国。同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由1979年的17.91%提高到2014年的54.77%,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在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表现出明显变化,按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测度的不平等程度,由1997年的2.47∶1上升到2014年的2.75∶1,收入不平等程度却呈现出加剧的趋势。2014年基尼系数为0.469,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收入不平等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因此,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当前政界和学术界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深入的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逻辑机理,为制定和实施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以在城镇化过程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避免因收入差距过大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城镇化过程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学术界对中国城镇化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依据不同的前提假设和不同的视角,得出不同的结论。林毅夫、刘明兴(2003)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1],陈迅和童华健(2007)从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角度[2],肖卫(2010)从分工演进和交易效率的视角[3],均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陆铭、陈钊(2004)从地方政府实施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角度,指出城市化对缩小统计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性作用[4]。姚耀军(2005)[5]、曹裕、陈晓红和马跃如(2010)[6]、廖信林(2012)[7]也均持有上述观点。程莉和周宗社(2014)认为,滞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互为格兰杰原因,滞后城市化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短期内具有正效应,长期内具有负效应,而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对滞后城市化的减小具有正效应,但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滞后城市化的减小则会产生负效应[8]。郭军华(2009)认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非简单的促进或抑制,其效应还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本身的水平[9]。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认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特征[10],而周云波(2009)却认为呈现出“倒U”型[11]。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在分析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时,并未对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进行细分,也并未对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不仅分析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还深入的分析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经营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以及转移性收入差距对其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以及城镇化水平与各类收入差距的不同特征关系。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各类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其增长速度不同,且各类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也不同,其对整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也不同。从表1和图1可知,一方面,当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率超过城镇居民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反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大小呈现出较大变动,并且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本文认为,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应针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差距采取有针对性的缩小收入差距策略;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时,应针对不同收入差距类型,采取相应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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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分析
鉴于中国当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本文构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研究中国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假定城乡二元经济中只存在两类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本文借鉴巴罗(Barro,1990)的内生增长模型[13],城镇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u为城镇经济的产出量,Au为城镇经济的技术进步,K为城镇经济的资本量,由于城镇经济以现代经济为主,其资本投入包括城镇居民的资本投入和农村居民通过金融投资方式形成的资本投入,Lu为城镇经济的劳动量。假定城镇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的,α为城镇经济的资本边际产出弹性。
由于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仍以农业为主,主要依赖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而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农村经济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r为农村经济的产出量,Ar为农村经济的技术进步,T为农村拥有的土地量,Lr为农村经济的劳动力。假定农村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的,β为农村经济的土地边际产出弹性。
由于生产函数具有不变的规模报酬,经济是竞争性的,因此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各自的工资和资本的边际收益为:
进而我们得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其中,Iue和Ire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Iuc和Irc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Iut和Irt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
依据徐宽(2003)[14]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鉴于本文的研究主体只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本文构建的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收入占人口总收入的比重令城乡收入差距为则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可以写成:
求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对城镇化率的导数,即
其中,分母大于零,即
当χ>1时,城镇居民收入大于农村居民收入,即,开口向下,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呈现出“倒U型”;当χ<1时,城镇居民收入小于农村居民收入,即,开口向上,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呈现出“U型”。
2 实证分析
2.1 模型构建和数据分析
为了深入的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来源,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gapit为城乡收入差距,wit为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ecit为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asit为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trit为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wit·idd为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μit为均值零、方差为常数的误差项。
本文利用中国2005~2013年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来源进行实证分析。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高质量性,各变量数据均是选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均采用城镇居民各类收入与农村居民各类收入之比进行衡量,均是经过城镇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缩小之后的实际量。该指标越接近于1,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该指标大于1,说明城镇居民收入大于农村居民收入;该指标小于1,则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大于城镇居民收入。城镇化水平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衡量。本文计量实证均采用stata13.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见表2。
从表2可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和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均值较大,可能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和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可能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具体因果关系应依据实证分析结果而定。从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可知,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说明各自变量间并不存在严重的相关关系,故不必担心多重共线性问题(见表3)。
2.2 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从其估计结果看,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相差不大。Hausman检验给出的统计指标为6.14,其P值为29.3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不显著地,无法拒绝原假设,认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无差异,本文同时给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对模型进行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可知,组间异方差沃尔德检验和组间同期自相关检验的P值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本文选用全面的FGLS方法对模型进行修正,回归结果为FGLS-Ⅰ所示。FGLS-Ⅱ在FGLS-Ⅰ的基础上,加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同时进行变系数模型估计,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FGLS-Ⅰ和FGLS-Ⅱ的回归结果中,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不同,说明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因考虑地区因素,而其他变量不存在明显差异。鉴于本文研究的重点,将对FGLS-Ⅱ的结果进行具体的阐述。从计量回归结果可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提高一个单位,城乡收入差距将提高0.0866个单位,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是统计上显著地,说明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将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不显著。由于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大部分小于1,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也基本上处于1附近,以及城乡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很低,从而造成其提高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并不显著。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将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也不显著。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导致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的差距很大,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由于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可能造成其不显著。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说明工资性收入差距的确存在地区的不同。从模型的地区个体效应的回归显著性可知,基本上所有省份的个体回归系数均是显著地,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存在地区效应。综上所述,工资性收入差距仍是影响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但不容忽视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而转移性收入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
从图2可知,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不同形状的非线性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本文运用中国1997~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5给出了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关系的回归结果,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结果均存在异方差问题,运用FGLS方法进行估计;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运用OLS方法进行估计;而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存在自相关问题,运用Newey-West估计方法,选用滞后阶数为6阶,进行计量回归。具体估计结果见表5。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5可知,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U型”关系,所有回归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计量回归结果与变量间相关关系分析结果相同。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类型的不同,则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也将有所不同。因此,在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时,应进行具体的分析,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不仅从理论层面对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还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就城乡各类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以及运用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就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发现:(1)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仍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城乡转移性收入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2)城乡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3)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应针对不同的地区进行具体分析;(4)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U型”关系。因此,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并非相同,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时应具体的分析。
心理差距 篇10
1 相关理论
1.1 人力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J·明塞(Mincer Jacob)是第一个从人力资本角度分析和研究个人收入能力差别的人。他发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及其变化之间的关系,指出工人收入的增长和个人收入分配差别缩小的原因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并建立了个人收入与其接受培训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数学模型,从收入分配领域对人力资本理论做了诠释。美国经济学家Benson最早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收入弹性做出假设。他认为个人和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与其收入水平密切相关。Ram用28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教育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他用受教育年限的均值及方差作为教育变量,收入最低的80%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和收入最低的40%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作为收入不平等变量,得出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对收入不平等有适度平等化作用的结论。
国内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展开。张洪、苏伟洲对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益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得出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越高收入水平就越高、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人的职业和收入保障性强等结论。蔡昉从城乡收入差距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全部工资差异中,人力资本差异解释了其中的57%,另外,不论是就业岗位间的工资差异还是就业岗位内的工资差异,都有相当大部分是由人力资本察赋差异引起的。陈志刚、师文明基于中国分省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人力资本和城乡收入差距做了实证研究,发现在1990—2004年间,金融发展降低了城乡收入差距,人力资本提升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不是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而是一种正“U”型关系,进而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从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的角度统筹城乡均衡发展,推进公平发展战略。各种研究显示,人力资本对收入差距具有影响作用。
1.2 收入差距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Becker和Tomers认为,由于存在着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个人和家庭无法以低利率从资本市场上获资金进行人力资本积累。此时,父母的收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后代人力资本投资数额,从而影响后代成年时工资收入。Benabou利用数理模型分析收入差距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经济增长。拥有财富多的个体自身或其后代所接受的教育较多,而拥有财富少的个体自身或其后代根本不接受教育或接受很少教育,这样拥有财富的多少就会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影响经济增长。Perotti提出在不同条件下收入不均等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当教育费用相对于人均收入较高时,收入向富人集中更有利于富人接受教育,即收入不均等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当教育费用相对于人均收入较低时,收入均等有利于大量的穷人接受教育,即收入不均等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国内学者就收入不均等影响人力资本进行实证分析。陆铭等[2]利用联立和分布滞后模型实证分析收入差距、投资、教育与经济增长间的相互影响,他们的实证结论为:在短期内,收入差距的扩大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在长期内,收入差距的扩大却减少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而长期的累积效应是收入差距扩大增加了人力资本积累。各种研究显示,收入不均等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但收入不平等是否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没有一致的观点。
2 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和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分析
2.1 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以分为绝对城乡收入差距和相对城乡收入差距两类。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相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研究,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一般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而农村居民收入一般习惯上采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随着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不断加剧,贵州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可谓天壤之别,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大,严重影响了贵州省城乡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稳定。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1991年的1 593.54元增加到2008年的11 758.7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91年的465.53元增加到2008年的2 796.93元。城乡居民收入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但与此相伴的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1991年的3.42上升到4.2,期间最高达到4.59。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由1991年的3.75上升到2008年的8.82,2002年达到最高11.72。
2.2 贵州省城乡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分析
人力资本投资用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支出来表示,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用城乡人均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值形式表示,即贵州省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城镇人均人力资本投资/农村人均人力资本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城乡居民人均人力资本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城镇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从1991年的人均103.44元变为2008年的934.73元,增长了9.04倍,而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从1991年的人均17.92元变为2008年的122.7元,增长了6.85倍。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比1991年为5.77,2008年为7.62。比较城乡人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看出:贵州省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还是很大的,并且这种差异呈现扩大趋势。贵州省城乡人力资本投资的这种差异最终反映在受教育程度的差距上,2007年贵州省农村6岁及以上人口中未上过学的占17%,而城镇仅占6.47%,同年的大专及以上程度农村占0.62%,远远落后于城镇的10%。这直接导致了农村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适应能力低于城镇劳动者,使得其获取的劳动报酬也相应较低;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普遍较低的文化素质也削弱了竞争能力,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3 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两个指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探讨他们之间是否相互影响。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1—2008年,其数据通过历年《贵州统计年鉴》[3]计算得出,为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使用软件为eviews6.0。
3.1 平稳性检验
只有随机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Grange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如果随机变量是非平稳序列时,进行Grange因果关系检验则有可能出现伪回归的现象,从而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因此,进行Grange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应当先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如果变量是平稳序列,则可以进行因果关系性检验;如果变量是非平稳序列,则需对变量进行差分或取对数,直到变量变成平稳序列为止。本文采用ADF (Augmented Dickey- Fulley test)方法分别对各随机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考察其时间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及是否平稳。然后再对其各变量的差分形式进行单位根检验,看其变化率是否平稳。
注:检验类型(C,T,K)中,C表示截距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K表示滞后项的阶数,用O表示不带趋势项。如果变量的ADF值小于某一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称该变量在该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
由结果可知: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即它们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然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序列,也就是说每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I (1)序列,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个或多个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性检验。
3.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法是美国加州大学著名计量经济学Granger1969年提出的,后由Richard等人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检验方法。在时间序列情形下,两组经济变量X、Y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可以定义为: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成因。同样还应该考虑序列Y是否是X的格兰杰成因。
注:P值代表“原假设H0”的概率。
结果显示:贵州省“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被接受。贵州省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不能明显地体现在居民收入的差距上。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不是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1或3期的情况下被拒绝,也就是说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地体现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差距上。即使在滞后2期时被接受,但至少81%置信度水平可以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扩大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的原因。
4 结论和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贵州省的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并没有对收入差距产生多大的影响。按照传统的经济学解释,收入的不同是由人力资本拥有量的不同(拥有的人力资本包括所受的教育、经验和技术水平)造成的。人力资本投资到人力资本拥有量之间有一个转化的过程,特别是转化为经验和技术水平方面效率还相当低下[4]。这与教育体制中不重视实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5]。此外,贵州省的产业结构还比较落后,绝大多数就业岗位对教育和技术水平要求不高,这也导致了人力资本投资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这种局面将会打破,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将会导致更大的收入差距。因此,贵州省在农村要大力宣传知识的重要性,让人们形成知识就是财富的观念;由于农村收入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局限性,政府的教育投入应该加大向农村倾斜的力度,采用无息或低息贷款政策,鼓励低收入者利用贷款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另外贵州省的收入差距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本投资差距。因此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要注意防止收入差距过大,政府要引导和帮助扩宽农民增收渠道,同时要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解决农民创业和投资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董海军,风笑天.城乡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原因辨析[J].岭南学刊,2003(5):62-65.
[2]陆铭,陈钊,万广华.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J].经济研究,2005(12):4-14.
[3]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队.贵州统计年鉴(1991—2008)[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2008.
[4]符腾丹.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力资本存量的关系研究[J].技术与市场,2008(1):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