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课程论文

新制度经济学课程论文（共8篇）

新制度经济学课程论文 篇1

新制度经济学课程简介

发布日期： 2006-05-31 14:53:58

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科斯、诺思、威廉姆森、阿尔钦、德姆赛茨等人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他们不同于以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近代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在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硬核”的同时，有所修正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包括新厂商理论）已经成为当代微观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新分支，并且逐步溶入主流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被越来越多地被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学者所关注，甚至应用。

科斯与诺斯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当中，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及颇有价值的方法。

本课程通过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思想，结合大量实例来增加学生对经济制度的理解，增加解释真实世界里经济现象的能力。鉴于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该课程将通过阅读、思考、讲授和讨论等形式进行，要求学生了解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安排－－产权、市场、企业和国家，形成关于这些制度安排的基本概念，掌握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及研究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课程论文 篇2

新制度经济学从其被引入中国开始就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究其原因就是在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便于分析我国新旧体制转型的过程以及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国偏爱新制度经济学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现实世界有比较明确的解释力;二是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大量制度分析的传统;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同时,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为我国经济学理论界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提够了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界通过二十年来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学习和发展以及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 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等众多领域取得了众多的显著的发展。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

在西方社会中, 制度经济学派林立, 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理论体系。新古典主义从瓦尔拉斯创立, 到德布鲁用公理化重构, 到新古典综合派以后, 这一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完成。但由这一学派在构建理论时抽象掉制度因素, 在封闭系统中研究市场规律, 尽管形式完美, 却缺乏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新制度经济学能够坚持新古典经济学核心价值不变, 保留了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分析这三个基本假设, 同时还逐步规范了交易费用的理论范式, 为新制度经济学构建了分析框架。交易费用概念在理论上确立起来之后, 成为用以解释各种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的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实践,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学者不仅研究改革过程, 而且还着重探讨制度的性质和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起源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从研究内容上看, 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基本上涉及体制起源、市场化过程和经济绩效、企业转型、市场和政府等组织, 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也被讨论。

二、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

科斯理论中蕴涵着制度选择和演化思想, 经过诺斯等人的发展, 衍生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制度的起源、制度的供求、制度创新与变迁等问题, 探讨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大量制度变迁的课题。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一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起源的探究。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涉及制度起源、演化和经济绩效间的联系。二是对改革过程的动态分析。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作为研究对象, 着重关注过渡性质和各种决定因素。计划经济带来了很高的交易费用, 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 通过权衡改革路径中相关交易费用, 选择渐进道路, 以降低改革成本。最后是改革中政府作用。中国的制度变迁具有政府主导特征一方面由于政府拥有绝对优势和资源配置权利, 另一方面由于财政压力迫使政府直接改变现存制度安排。

三、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

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涉及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组织理论等在内的主要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其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是科斯重大贡献, 后经威廉姆森等人发展, 成为理论框架。内容主要包括交易一般化、交易费用和测度、交易契约安排。交易费用理论架起了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理论间至关重要的联系。而产权理论也是由科斯最先涉及, 后德姆塞茨、阿尔钦和张五常等人的努力, 产权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其旨在说明如何通过界定、使用和变更产权安排, 降低或消除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成本, 优化配置资源。组织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个较为活跃的研究领域, 并构筑其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其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 旨在说明各种组织形式。此外, 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也在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中找到自身理论的发展方向。

由于我国转型经济特征明显, 如何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特别是如何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是摆在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道难题。中国经济学者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对我国的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 现在研究的主要涉及公司治理结构、委托代理问题、国有企业改制、民营企业发展等等众多问题, 也取得了部分成果。从长远来看, 这一领域是新制度经济学涉足的重点领域,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必将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在这一领域的扩展提供良好的素材。

参考文献

[1]埃瑞克·G.菲吕博顿, 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

[2]奥利弗·E.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3]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商务印书馆, 2002.

[4]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 1996.

[5]罗杰·E.巴克豪斯.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6]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 1994.

[7]约翰·N.德勒巴克, 约翰·VC.奈编.新制度经济学前沿[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综述 篇3

关键字：新制度经济学；产权；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174-02

一、 产权和交易成本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他首次创造性地通过提出“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企业扩展的边界问题。科斯还认为，一旦交易费用为零，而且产权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也不会影响合约的结果。他在《企业的性质》中指出，①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原因似乎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随着出卖这类信息的专门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有可能减少，但绝不能消除。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要的成本或者等于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的成本。1960年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首次明确使用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他指出对损害负有责任实行定价制度，并分析了交易费用与产权制度安排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运用交易费用将产权制度问题纳入到经济分析之中，该论文的发表标志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

威廉姆森将交易费用分为两类认为，交易费用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等所花费的费用。事后交易费用包括：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为了纠正事后的偏离而作出双边的努力，由此引起的成本；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付出的成本，管理机构也负责解决交易纠纷；保证契约生效的抵押成本。

对于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威廉姆森在科斯的基础上扩展和深化对交易成本的认识后，从人的因素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以及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来分析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其中，人的因素是指他对人的行为的两个假设：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指的是：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交易的不确定性，而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指的是潜在的交易对手的数量。诺思则主要从商品的多维属性信息不对称，人的机会主义动机，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决定因素分析主要是针对事后的交易费用的形成。诺思关于商品和服务的多为属性与信息。

威廉姆森根据所有者拥有产权的完整性或残缺性把产权分为三种形式，即私有产权，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他还对共有产权的过度利用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并分析了共有产权向私有产权转变的必然性。他认为，②简单的治理结构能够有效的应付简单交易的需要，然而，随着合约风险变得错综复杂，简单的治理结构就会面临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向更为复杂代价也更高的以专断取代规则的治理结构是企业增值的源泉。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年发表的《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一文标志着企业产权理论的形成。该文分析了了古典业主制企业剩余索取权，监督权和经营决策权安排给企业主，为什么是最优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解决企业内部的监督者激励问题，提高企业绩效。同时还指出，只有报酬严格按照个人生产力进行分配，才会对个人投入产生足够的激励。

巴泽尔将产权理论应用到其他领域，他还具体分析了反垄断侵蚀、产权和盗窃的关系、发明创造方面的产权问题、价格信息方面的产权。他指出，③消费者与竞争者能否按照价格买卖产品，这种能力取决于他们自己能否签订并履行适当的合约。如果合同成本过高，买卖双方按竞争性价格所得到的产权很可能就会丧失，掠夺性定价者就可以趁机攫取垄断权力。

二、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其代表人物是诺思（Douglass C. North）。他将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重新作出了解释。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有效率的产权结构是经济活力的源泉。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其功能是弱化偷懒和搭便车的道德风险。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历史上国家的不稳定性即国家的兴衰。

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从中世纪的庄园制度开始分析西方在兴起过程中制度的演化。他认为：④当所有权还是不完善地规定或实施时，某些活动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就会一直有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因为现存政治经济组织给定条件下，消除每一种外部因素的费用超过收益。无论发生哪一种情况，外部因素一直存在，直到经济社会的变化收益相对于其内在化的费用增长为止。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指出，⑤组织是有目的的实体创新者用它来使社会制度结构赋予的机会所确定的财富、收入或其他目标最大化。在追逐这些目标过程中组织会逐渐改变制度结构。在缺乏产权激励时，市场规模是决定创新与技术变迁增长率最主要的因素。一个激励结构的发展，从专利法、贸易保护法到其他用于提供创新报酬率的法律，也会导致发明行业的发展并会整合到现代西方世界的演进的经济方式中去。

林毅夫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强制性变迁。戴维斯和诺思是制度变迁概念和原因的最早研究者之一。他们认为，一项新的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人们对它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

三、寻租理论

寻租理论思想的最早渊源，是1967年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被称为寻租理论之父）见于其所写的论文《关于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他认为，完全竞争理论是对偏离竞争所导致的社会福利估计不足，实际上税收、关税和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大大超过了通常的估算。其原因是人们会竞相通过各种疏通活动，争取收入，即寻租；而在竞相寻租的条件下，每个人都认为花费与其所期望的收益相近的费用是值得的。布坎南的寻租理论主要探讨寻租产生的条件、寻租的三个层次、政治分配与寻租等内容。

寻租有三个层次，一是对政府活动所产生的额外收益的寻租；二是对政府肥缺的寻租；三是对政府活动所获得的公共收入的寻租。对此，布坎南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对出租汽车数量进行限制，即只发放一定数量的执照。

经济学者贺卫在《寻租经济学》一书中，把政府创租活动分为三类，一是政府无意创租，二是政府被动创租，三是政府主动创租。

四、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又称新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经济学，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上的主体的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公共选择问题，公共选择就是指人们通过民主决策的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把私人的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机制），是利用非市场决策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所以说，公共选择在本质上，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过程。

1962年，布坎南（JamesMBuchanan）与戈登·塔洛克（GordenTullock）在其名著《一致同意的计算》中论证了在公共选择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一致同意需要极大的成本。⑥现实中的政治程序多采取间接民主制（代议制）或多数票原则（简单多数或比例多数），但政府行为和政府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政治官员的动机支配……但多数原则是否就必然提供了合理性呢？或者多数人是否有剥夺少数人权力和自由的正义呢？这显然是个争论更深层次的问题布坎南认为，在相互冲突的主体间形成一致的规则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求其次，通过多数人规则来实现，这就必须理解多数人规则的实质：并不在于让多数人接受而形成决策的规则，而在于让所有人都接受决策的规则。布坎南认为，多数主义政治会导致多数人联合体利用政府权力为自己的利益而重新分配资源，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效应。他主张，放弃简单多数规则，而建立一个可以包容更多人的规则，即一种“普遍性的限制”，从而使政治家在决策时按照公众的利益公平的处理社会福利的分配。

五、利益集团理论

利益集团理论主要研究的是权力分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所谓利益集团就是“那些具有某种共同的目的，试图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个人的有组织的实体”。利益集团的成员可以是普通公民、非赢利性组织、公共部门组织·也可以是寻利的厂商。 利益集团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他认为：⑦如果社会中的典型组织只代表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则该组织必然不肯增加全社会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更为可能的是它将为其成员在社会总利益中争取更大的份额。在任何集团为其本身争取社会总收入的更大份额时，该集团不会关心此种重分配对全社会造成的任何数量的损失。集体行动团体的广泛性程度决定了其行为对该企业或工业效率的影响。当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然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图使其成员限制在收入相近与贡献相近的范围之内。

在《权利与繁荣》一书中，他指出，⑧经济成功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对所有人都稳定且具有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另外一个条件是没有掠夺行为。他还对科斯定理进行了修正，认为：科斯谈判理论以及对谈判起限制作用的交易成本问题并不能解释强制契约执行的外部权利问题。他可以很容易扩展开来去解释为什么那些想签订需要第三方强制执行契约的人需要这样的强制性，以及为什么他们愿意为这种服务付费。但是，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强制性权利有时被用来强迫契约的执行以使市场运转的更好，以及被用来攫取市场中交易的商品这样的现象。

此外，在国家层面，奥尔森还分析了各国兴衰的原因。在其《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指出，不同国家虽然都采取了市场经济但是取得了不同的结果根本原因就是分利集团的影响。⑨当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然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图使其成员限制在收入相近与贡献相近的范围之内。分利集团的扩大将增加法律的繁文缛节，强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协议的复杂性，并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六、总结

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流派中是一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改变了长久以来把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开创性地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去研究，其核心理论就是产权和交易成本。并用交易成本的存在解释了微观个体经济运行的规律。在宏观领域用公共选择和利益集团理论去解释国家的繁荣兴衰，并研究了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进一步显示了制度这个要素的显著的生命力，引起了国内许多学者研究的兴趣。但是，当前新制度经济学还处在不断完善之中，其许多理论依然缺乏定量化的分析依据。所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定量化可能就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此外，新制度经济学在产权和交易成本界定方面很多会借助到法律知识的应用，因此法律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结合未来会更加紧密。制度经济学在微观个体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依托企业，如何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具体的应用到企业中去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管理学的结合也会引起许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与注解：

[1].R. H. 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st.[J].1937

[2]奥利弗·威廉姆森，《治理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2004

[3]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M]，1997

[4]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等：《西方世界的兴起》， 华夏出版社， [M]， 1999

[5]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M]，1994

[6]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2000

[7]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M]，1995

[8]奥尔森，《权利与繁荣》，上海世纪出版社，[M]，2005

[9]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M]，1999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篇4

2011-04-16 03:28:22 来自: Rothbardian(人类的的斗争是个体与制度之争)

作者:张红凤、高歌 来源:《理论经济学》2004年第7期

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方法上更具有现实性、社会性和历史性而挽救它，并据之提出私有产权安排对经济效率有决定性意义，最近30年来它逐渐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英刊《资本与阶级》2002年秋季刊上发表了题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的文章，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提出了批判，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并不能解决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一方面，经济学仍旧是非历史的；另一方面，当涉及历史、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矛盾时，经济学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不同的文化和政府为中心的解释。因此丹尼尔·安卡鲁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不是进步的研究方法，而只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工具的退化的一个征候而已。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导言

“制度”已成为近年来政治和科学领域讨论的关键词.它反映了这样一种普遍的认识：一个功能良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有效的制度框架为前提条件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也认识到没有“良好制度”和有效政府的经济发展是天方夜谭。

对制度的关注引发了许多有趣的问题。首先，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自生自灭，它是一种需要设计和支持的社会制度。其次，它已经非常关注资本主义发展史。

然而，另外有许多难以说清楚的问题暴露出来：比如，如果市场不是整合社会中个体力量的“看不见的手”，而需要来自社会的制度支持，那么市场有何特别的好处？如果资本主义市场不构成社会生存的基础，而是需要制度的支持，为什么社会制度应该支持市场?这样的分析能很好地将我们引向资本主义的基本的问题。

在经济学中，对市场资本主义的维护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它认为市场能自发形成供求均衡，并能提供协调、自由和效率。然而，该理论已经因其缺乏现实性、非社会特征和非历史性而遭到批判。

由于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新制度经济学已经获得持续、切实的影响，尤其在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的问题上。因为它试图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方法上更具有现实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它试图在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的同时通过制度分析来推进它。此外，主要由于诺思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史中解释市场资本主义出现与演进的传统观点。

本文的第一部分阐述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框架和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同；第二部分勾勒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批判；第三部分主要以道格拉斯·诺思的工作为重点说明新制度经济史；第四部分通过对经济学内工具主义的批判来批评实施“好像经济史”(指对经济史的解释似是而非，违背事实。——编写者注)的可能性；第五部分是结论，主要总结新制度经济学失败的原因。

新制度经济学从新古典正统理论那里继承了市场、供求、边际主义、生产要素等概念，但同时又力图延伸微观经济学的范围和预测力。

1.有限理性

新制度经济学基本抛弃了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不现实”假设，而主张“有限理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于哈伯特·西蒙(HarbenSimon)。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由于不确定性、信息问题、交易成本等问题的存在，当事人难以收集全部的信息去解决市场的最优问题。因此，个体往往只能具有有限的理性，而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均衡是无法实现的。为了减小不确定性问题，经济当事人必须设计思想和行为的规则以作为决策的基础。这些规则非常固定，不会随机改变。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一个有限理性的个体倾向于最大化，但是发现这样做代价很大。”

2.交易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成就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它起源于科斯1937年的关于企业的论文。科斯认为建立企业的原因在于使用价格机制存在一个成本，即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很难理解，至今仍有争议，其定义也在不停变动。例如诺思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界定、保护、实施产权的成本”；威廉姆森引用阿罗的观点，将“制度运转的成本”类比作“物理中的摩擦”，等等。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和价格不能充分创造新古典均衡，并进而认为交易成本已经渗透进每个经济体系的所有经济体中。交易成本是一个社会和经济制度结构的关键。从新古典意义上说，在一般均衡状态下，产权分配对于解决市场的均衡问题是不重要的，但是考虑到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产权的最初分配对经济效率有决定意义。为了保证私人产权的独占性，必须很好地对私人产权加以界定和实施，最好的实施者是政府。假如产权能轻易地被政府界定、保护和实施，那么交易成本就会很低，新古典市场观点中的交易所固有的获利就会实现。就像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中一样，在新制度经济学里市场交易是增长的原因，但现在它要依赖于政府的运行以及产权和制度的运作方式来降低交易成本。

3.制度

制度是“人们设计用来约束人类行为的”。由于这个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在方法上接近了一些现实。它的奠基人科斯认为：“现代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中的人，即将人置于真实制度的约束之内。”制度是“非正式约束”(风俗、文化、禁忌等)和“正式约束”(法律、产权等)的总和。制度是经济中的游戏规则，组织(游戏的参与人如企业等)的出现是对制度结构的回应。诺思解释说：“制度和组织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经济中的制度演进。”承认新古典均衡不会在现实中出现，以及产权结构、社会制度演进决定了经济行为，诺思得出如下结论：历史在起作用，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能从过去有所收获，而是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靠社会制度和过去连接成一个整体的。

有了概念和理论创新，新制度经济学试图使新古典经济学更加现实。关于这一点的典型例子是将人类行为的假说修正为“有限理性”的概念，后者更接近真实的人类行为。有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把经济学引向了更社会化的方向，指出制度和政府支持对市场运行的重要性。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理论问题

“交易成本”的理论问题

交易成本概念的问题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密切相关，该概念并非解释资本主义制度起源和演进的有益工具。

1.交易成本和新古典经济学

交易成本是使用市场机制的成本或价格。而市场和价格的概念之间又发生无穷的同义反复。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行方案是把交易成本看成是不通过市场价格来反映的或看不见的成本。这种认识要求必须承认一个并非完全主观的和依赖于个体选择的成本即受制其他的非主观逻辑的成本的存在。简而言之，要求一个不由市场决定、也不反映在市场上的客观成本理论。如果我们遵循交易成本的这种定义，那么就必须把它定义为由其他力量而不是单个经济人的成本—收益核算所规制的成本和潜在的制度。这就得出了结论：制度影响选择。

如果潜在的成本和制度扮演了基本角色，那么去研究这些制度的结构确实似乎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而不是从消费者选择、经济核算和市场价格开始。确实如此的话，在既定制度框架以外的理性和选择概念看起来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框架岌岌可危。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认识到了价格机制的局限。如果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会遇到对市场和个人选择的正统理论的另一个主要挑战。逃避价格机制有局限这一问题的惟一办法似乎是证明经济当事人在对价格毫不知情甚至根本不存在价格的情况下仍能进行成本一收益核算。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拓展和补充了正统价格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承认价格并不能充分传递理性选择所需要的信息。惟一能保全这种观点即经济当事人能够根据制度安排和产权结构的成本收益作出理性选择的方法，是描绘出这些个人在未使用价格机制时也能作出理性选择。这就意味着价格机制不是理性经济核算的必要条件。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之一的价格机制就面临冲击。

2.交易成本和制度的历史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构建于世界充满交易成本、信息问题、非均衡的认识之上。然而，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却来自于正统的均衡论：这是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其中制度是不存在的。但是交易成本是如何从无制度和无摩擦的构架中产生的呢?制度如何从没有制度的地方出现并改进的呢?当制度缺乏的时候，真实的个体是如何行动和创造制度的呢?这些当然是与历史研究相关的问题。

我们可以放宽严格的条件，假定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实际上是存在制度和组织的世界，但其中制度有效率与否则无关紧要。由此，出现了如下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充斥制度和组织，那么我们必须承认通常意义上的交易成本不是制度和组织的原因。在一个带有制度的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一条制度的存在与否和效率即所谓的科斯定理无关。但是如果我们想根据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解释制度在历史上变迁的方向，制度结构就不可能是无关的。一般而言，这是摆在新制度经济学面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解释制度变迁的方向及其在经济增长、衰退和效率中的作用。

交易成本被认为是有益于解释历史中的制度，但反过来前者又依赖于后者。因此，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似乎并不理想。

为什么没有市场?

新制度经济学似乎不能解释市场的起源。相反，它假定市场存在，并且从已经存在的市场引出这样的问题，如为什么有其他的制度和组织存在。从这样一个主张出发，一切其他的配置体系都被作为市场的偏离和约束而解释为无效的，或者至多只在市场失灵时引入。

诺思、托马斯等人力图证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产权、领地体系、开放地体系等，从新古典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理性和有效率的。尽管这些主张考虑了一些历史事实，仍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假设能依据产权结构和随后的选择作出成本—收益核算。根本的前提仍旧是市场是已存在的可供选择的产权结构。如果经济当事人没有选择它，那是因为给定的约束条件、交易成本等使得其他的产权结构更加有效。然而，从历史观点来说，很难看出，像产权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有不同产权结构已提供好以供经济当事人进行独立的选择。简而言之，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市场即使是在缺失的情况下也是被描述为存在的。然而，毕竟市场是历史演进的结果而不是初始就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一旦我们承认了制度和产权结构影响了选择，这些制度和产权结构就不能被和市场一样的核算和选择所解释。假如同样的理性和效率的观点被用来解释制度的存续和变迁，那么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存在市场，那是因为效率；如果市场不存在，那也是因为效率。

经济学的消失

新制度经济学的范围日益扩大，近几年当诺思试图通过吸收意识形态、心理模型、法律、政府等来扩展他的制度主义时尤其是如此。诺思已经认识到经济增长和衰退是由非正式约束和政府决定的，因此并非由传统意义上的交换和市场领域决定。然而，他在这条路上走得越远，经济领域就越消失于他的新制度经济学模型中。一旦承认新古典经济学是静态的框架，历史上社会变迁的动力必定来自于其他地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概念的主要理论功能。但是，新制度经济学越试图更具现实性、社会性、历史性，它就越远离新古典经济学。

尽管诺思在著作中一再重复交易成本的概念仅仅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概念旁边对解释性变量提供补充，但传统变量，如价格、市场、技术、生产，却越来越被推向一边。相反，心理模型、意识形态、法律和政府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试图用经济术语解释政策和政府。但通常在政治市场上，没有自愿性合约、没有产权的交换、没有根据价格信息的经济核算。如果有交换，那也是和市场交换大相径庭的。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

在通过向这些领域扩展市场和交换的概念时，冒着失去它们的概念曾有的特别解释力的风险。这种做法不能拯救新制度经济学，却使它走向穷途末路。新制度经济学现在要同时支付放弃和依附新古典经济学的双重代价。

三、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诺思的工作

通过诺思对新制度经济学工具的持续不断的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史领域已获得了影响。他最初关于经济转型方面的突破性的分析是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变迁(和罗伯特·托马斯合著)。他认为领主制是有效的，因此被经济当事人选中。农奴被迫向地主和保护人提供服务，因为商品交易中涉及了极高的交易成本，而领主制这种合约与其他的合约相比，更能保证经济当事人付出较小的交易成本而获得较多的收益。因此，封建领主的“奇特”组织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困扰诺思经济史的问题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制度和特殊的人性特点在资本主义到来以前就被设定为已经存在了。在他的模型中，制度的演进是通过微观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对相对价格变化进行的理性反映。但诺思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由个人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结果。在诺思的理论中，这些个人没有历史，这个新古典理论的问题成为诺思标榜“历史重要”的计划的严重缺陷。

在诺思看来，土地对劳动力的比例的改变影响经济系统和它的潜在逻辑，使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变迁。但反对者认为这些变化不能调整为价格变化和微观经济的选择中介，除非土地和劳动力已经是商品了。但诺思在他的封建主义的定义中，劳动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因此只能选择一条路：要么资本主义来自于某个不同的经济体系，要么它是无处不在的。在第一种情况里，必须按照非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来描述这个前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逻辑；在第二种情况下，前资本主义经济史就必须修正为资本主义史。

诺思和托马斯试图用“不明确和约”来解决这个困境。不幸的是，诺思接着就遇到了在交易成本分析中的挑战：封建时代的被假设为选择最有效率的产权的人，是如何根据不明确信息作出核算的?如果没有市场，他们如何想象和有效地利用它?考虑到农奴制的存在，即使个人能够在不存在市场的情况下进行核算，那么他们将如何根据这种核算行动?农奴对地主的依附束缚了劳动力的流动，这就意味着，即使有市场机会，劳动力也难以利用它们。

非历史的假设和解释构成诺思工作的一根前后一致的亮线。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诺思始终坚持：所有制度框架的运行都好像根据资本主义的微观理性原则运行，即使当他知道并不如此时也这样做。为使其工作在理论上解释得通，他必须秘密偷运进他知道是谬误的历史假设。我将此做法称为“好像经济史”。

四、对经济史中“好像”方法论的批判

既然新制度经济学使用不真实的假设作为基础，那么它还有可行的换救办法吗?因为逃离现实就等于采取了工具主义的“好像”策略。这里可以参照弗里德曼的观点，他说：“虽然我知道极少有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的行为假设准确反映了人们的行为，但他们的确相信这样的假设对于构建经济学中的市场行为模型是有用的。”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中的主要观点是，虽然假设是错误的，但跟随“好像”理论后的预测是正确的。他最著名的例子是树上的叶子

当然不会核算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阳光，但如果我们观察那些叶子就会发现它们“好像”是这样做的。

可是新制度经济学中与经济史相关的问题能像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解决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从弗里德曼的观点来看，倘若科学的检验和目标是预测性，那么社会当事人的动机和行动是无关的。为了拥护历史的观点，我们必须坚持认为历史研究的目标是描述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但既不考虑人们的动机，也不考虑人们实际上是如何行动，这是十足的荒谬。其次，历史研究的检验和目的不是预测，即使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其他科学研究的目标。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不想用某些人为创造的行为假设和谬误预测人类史中已经发生的事情。相反，我们宁可解释过去历史的发展，或者至少去描述它们。

五、结论

新制度经济学在试图为新古典经济学创造一个在方法上更具现实、更具社会性、更具历史性的形式时面临一个基本矛盾。制度的概念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时提出的。因为新制度经济学试图保留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要素，所以公认的非现实性、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基础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又重现，成为其通向成功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当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它的制度分析转向现实、社会和历史的方向时，它的新古典经济学基础显得多余，甚至有些矛盾。这种窘境的解决是通过秘密地引进在历史上周知的谬误和错误的历史起点，如“在开始就有市场”和观察历史采取“好像”的理论假定，而不是通过理论的系统阐述来整合历史研究。历史是根据现实理解的，而不是相反。简而言之：新制度经济学中有经济学之处几乎没有历史，有历史之处几乎没有经济学。因此，正统经济学的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被遗留下来了。新制度经济学不是一项进步的令人振奋的研究方法，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退化的证明。

《新制度经济学》复习提纲 篇5

第一章

制度：诺斯：“制度包括人类设计出来的用以型塑人们相互交往的所有约束”

构成制度的三个基本部分： －正规的规则:成文的法律、规定 －非正规的约束:习俗、传统和习惯形成的行为准则和框架。

－实施特征

制度的目的是为个人行为沿着特定的方向提供一种指引，为日常生活活动提供了一种行为准绳，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制度“界定了社会，尤其是经济的激励结构”（North,1990)

新制度经济学：最早由威廉姆森提出。

科斯：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利用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制度对于经济运行的绩效是至关重要的（弗鲁博顿、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组织理论（公司、国家治理理论）、制度变迁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交易成本和产权； 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 数量经济史 ；认知，意识形态以及路径依赖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两个核心问题

--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制度如何兴起 新制度经济学的特征：

新制度经济学充分假设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也就是说，不同制度下绩效是不一样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而且还在于管理方式结构，后者带来不同的经济类型中信息传递、激励和分权控制的区别。新制度经济学用的是比较方法，一种可行的形式与另一种相比，而不是与抽象的无磨擦的理想形式相比较。比较中的基本概念就是交易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设被看作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导致制度经济学的危机。注重对人类行动属性的深入分析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特征之一。

重要问题：

1、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新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对人的研究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科斯）；

“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在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诺斯）

科斯和诺斯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

2、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是什么？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研究真实的世界，这是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区别的地方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

放弃：完全信息假设、完全理性假设、确定性 继承：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均衡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修改了新古典理论生产函数，把制度作为影响生产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章

理性：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阈里，理性就是每个经济主体都能遵循趋利避害原则，通过成本—收益的边际分析，经过深思熟虑后对其所面临的所有机会和手段进行最优化选择。

“理性”经济学涵义有三个层面：人的自利性假设、极大化原则、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存在一致性 理性的形式：

1、价值理性/手段理性

价值理性是指经济主体追求目标本身是否理性，也可称为目标理性。手段理性是指强调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是否理性。

2、本质理性/程序理性（西蒙）

个人并不具备古典假设的本质理性（也叫实质理性，即特殊行为的最大化），但人类在知识、预见、技巧和时间上的有限性，能通过借助组织理性得以缓解——选择过程的效率性可以通过理性组织中形成的规则与惯例等得到实现，即人类可以具备程序理性。

3、建构理性/演进理性（哈耶克）

建构理性是指惟理主义建构论者们持有的理性观，他们认为理性可以设计秩序，立法者的意志就是法律的起源。

演进理性则认为理性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某些立法者理性设计的结果。

4、适应性理性与创新理性

适应性理性的实质是有限理性，强调并非无所不知地最大化他们的既定目标的，而是根据经验调整其目标，使之更可行。

创新理性是指企业家偶然地打破已知限制，如资源、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的约束，作出发现并利用这些发现。有限理性（西蒙）：是指那种把决策者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合理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它非常关心的是实际的决策过程怎样最终影响作出的决策 行为决策者并非像古典及新古典模型描述的那样，在已知的效用函数或偏好序列条件下追求最大化。因为人脑的计算能力非常有限，只能进行有限的、实际的和内植于环境的推理。其他经济学家关于“有限理性”的观点

诺斯：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们面临的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此所获得的信息也就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阿罗：人的有限性用就是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威廉姆森：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有限理性就会产生。所有复杂的协议、契约或合同都不可避免地是不完全的。

重要问题：

1、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分析的假定有哪些？

1、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2、有限理性

3、机会主义倾向

--威廉姆森把机会主义定义为“不择手段的牟求私利”以及做出“不实陈述”。简单地说，机会主义就是开拓有利于自己的情景。用经济学术语来定义：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是指在非均衡市场上，人们追求收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经济责任的行为。

--机会主义是“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实际条件或人为条件的原因，这种情况使得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

--人的机会主义本性增加了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影响了市场的效率。机会主义的存在是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源。

2、如何理解制度与人类行为的关系？（1）制度塑造个人，能扩展人的有限理性

规范人类行为的方式：一是直接凭借外部权威，二是间接地以自发自愿的方式进行。制度有助于约束人类某些有碍于合作的本性，有助于增进可预见性，有利于缓解人类知识的不足，从而扩展人的有限理性。

（2）个人塑造制度，人性的演变影响着制度变迁的方向。个人塑造制度应该体现在人类行为会影响制度的构建方面，而不是人类对制度的设计。人类价值观念、认知特征等很大程度上决定制度的取舍。

由于人类本身是不断演变的，这决定了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制度必然随人性的演变而变迁。（3）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们在稀缺的社会如何进行选择的理论，在一个不确定极为普遍的世界，人们需要通过认知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相关的分析来解决不确定问题。我们必须从认知科学领域，从心理学领域再挖掘对制度的理解。只有整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认知科学，甚至包括社会心理学等众多学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的行为，理解制度以及制度的变迁。

第三章

社会资本主要指社会联系或网络、准则以及信任，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是它促进了协会成员相互利益的协调与合作，并最终能对经济绩效产生作用。社会资本的性质主要有：

第一，社会资本是一种达成的共识，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产生凝聚力、认知力和共同意志的社会纽带。

第二，我们可以将社会资本看作关系网的集合，一种社会组织。人们同时属于许多社会组织，而且这些组织可以具有不同的规则。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共享信息、协调行动、集体决策。社会资本与制度的关系：

第一，制度构成着关键的社会资本。

第二，社会资本与制度一样，都影响经济绩效。

第三，非正式规则是制度和社会资本都共同具有的部分。

合作与合作剩余：可能某种资源配置方式比另外其它的资源配置方式出现的频数高出很多倍，从而这种资源分配方式就变成一种惯例：分别规定谁拥有在草场A和草场B放牧的权利。一旦这种界定各方行为的规范或制度得以建立，每个人都会将惯例隐含规定的资源分配方式中自己的那部分视为当然的权利，同时也会将其他的部分视为别人的权利，而这种衍生出来的惯例影响人的预期，约束人的行为，也相应决定了资源配置方式。这种惯例就是产权制度。社会主体之间形成合作、建立产权制度时的总产出与不合作时总产出之间有一个差额，这就是合作的剩余，也就是制度的红利。

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的游戏中，有两个对策者，他们可以有两个选择；合作或背叛,每个人都必须在不知道对方选择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选择。不论对方选择什么，选择背叛总能比选择合作有较高的收益。所谓的“困境”是指，如果双方都背叛其结果比双方都合作要糟。

重要问题：

简述制度与合作的关系。社会资本的作用是什么？ 互惠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1、简述制度与合作的关系。

合作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是，个人通过何种方式来获知他人的偏好和可能的行动（诺曼.斯科菲尔德）。也就是一个共同知识问题。“共识”是合作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而为合作提供“共识”就是制度的基本功能。交换在时间和空间上越复杂，为实现合作结果需要的制度就越复杂，成本也越高。通过建立由第三方的实施或降低另一方的信息费用的自愿制度，可能使十分复杂的交换得以实现。

一种制度要保证合作须有两部分：

第—，形成一种必要的交流机制形式，以提供知道什么时候进行惩罚的必要信息。第二，由于惩罚常常是一种公共品。在此共同体成员能获取收益，而成本却由少数人来承担，因此,制度必须要提供一种激励，使这些人在这样做时进行惩罚。恰当的制度安排是要为市场中和组织里的人际合作提供一套框架，并使这样的合作较具可预见性和可信赖性。一套协调框架是由如文化习俗、共同的伦理体系、正式的法律规章和管制条例那样的制度来提供。

2、社会资本的作用是什么？

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在微观经济层面上，经济学家主要考虑社会资本促进市场发挥作用的能力。

--社会资本与市场交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一个社会资本密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的倒U型关系。

--社会资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经济学家考虑制度、法律框架和政府在生产组织中的作用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绩效的。

--国家间人均收入的差别无法通过生产资料的人均 分配解释。制度和社会资本的其他类型及公共政策，共同决定了一国能够从其资本的其他形式获取的成果。

3、互惠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所谓互惠制就是一种双方承担义务的制度，一方做出给予行动后，被给予的另一方必须给予相应的回馈。同理，一方不正当的欺骗行为也会导致另一方与之断绝关系。“互惠是典型的劳动交换模式的观念基础”，也是一般的社会交换所应遵循的最基本的规则。法国人类学家莫斯：用物的灵魂来解释交换或赠予、回报现象。马林诺夫斯基：经济义务的约束力在于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诉诸制裁来中断交换联系，一切权利和义务都要“被植入互惠性服务的均衡链中”。互惠行为并非是单一的经济上的交换，而是包含着许多感情与社会责任的因素在内。（理性互惠模式）

萨林斯：论证了互惠的普遍性，认为亲属关系的远近、合群度和慷慨度是决定馈赠与交换的变量。

波朗尼认为，互惠行为的动机不是个人私利，而是害怕在社会上受到轻视、排斥或降低声誉与丧失身份。波朗尼的解释扩展和深化了马林诺夫斯基和萨林斯的基本观点，同时也大大丰富了人类学关于交换学说的理论。

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表明，当博弈重复进行的时候，互惠互动机制是存在并且可以维持的。

第四章

交易费用、机会主义、交易：把“交易”作为比较严格的经济学范畴建立起来并做了明确界定和分类的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康芒斯的“交易”： “交易”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 “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所有权的转移，是人与人之间对物的所有权的让渡或取得，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交易”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交换”不同：交换是物品移交、交易是财产权利的转让 “交易”是使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发生相互关系的基本单位 交易维度：

（1）资产专用性

--设厂位置的专用性

--物质资本的专用性

--人力资本专用性（2）不确定性/复杂性（3）交易频率

（4）组织形式之间的竞争

一项交易的交易费用取决于交易的几个主要维度。对于资产专用性高、不确定性/复杂性高以及交易频率高的交易，其市场交易成本要比内部交易成本高得多。这样的交易倾向于在组织内进行，至少从长远来看是如此。

（5）组织交易的方式：市场、企业和混合组织 市场型交易费用：

合约的准备费用（搜寻和信息费用）决定签约的费用（谈判和决策费用）监督费用和合约义务旅行费用

管理型交易费用（组织设计、组织运行费用）：

信息费用，即与制定决策、监管命令的执行、度量工人的绩效有关的费用

与有形产品和服务在可分的技术界面之间转移有关的费用，如在企业内的运输费用 政治性交易费用（集体行动提供公共品所产生的费用）：

建立、维持和改变一个体制中的正式和非正式政治组织的费用； 政体运行的费用

重要问题：

1、试比较康芒斯、科斯和威廉姆森关于交易的分析。康芒斯的“交易”：

“交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限额的交易。不同的具体交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经济研究上的较大单位——“运行的机构”或制度，即“制度”不过是无数次交易活动的结果。康芒斯的贡献：“交易”概念的一般化。但康芒斯没能完成将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制度研究的任务。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是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科斯的“交易”：

假如生产是由价格机制调节的，生产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组织为什么存在？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这一概念的首要含义是“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可计量的，也是可比较的，因此可纳入经济学分析的轨道。

科斯的“交易”是对康芒斯的继承。在继承康芒斯把交易关系作为法律上所有权转让的制度的基础上，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认识“交易”的内涵。但科斯的“交易”的意蕴及其研究的思路又与康芒斯有着较大的不同。在多数场合，科斯的“交易”主要是指较狭小的市场交换或市场交易。把企业配置资源的活动在替代了市场交易的层面称为“被组织的交易”。传统微观经济学没有认识到交易本身的稀缺性，甚至将其视为可以在市场中自动完成的，从而在研究资源配置效率时，没有考虑交易的影响 科斯将制度分析与资源配置联系起来，将制度经济学与传统微观经济学融合起来，架起了桥梁。尽管科斯的交易概念不够一般化，却为深入研究介于市场交易与一体化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组织类型、为契约关系规制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另一个必要的理论视角。威廉姆森的“交易”：

威廉姆森对交易的解释：为了完成一项活动，如生产一种产品或提供一项服务等，该活动从技术上可分为一系列独立的活动过程，每个活动过程都可看作完成该项活动的一个阶段，一个活动过程完成后就进人另一个活动过程。一项活动在一个活动过程向下一个活动过程的转移，也就是由上一阶段向下一阶段移交，这一过程就是交易。

威廉姆森对“交易”研究的贡献：当一项物品或劳务在技术上可分的结合部发生转移时，交易就发生了。从交易维度分析交易的特性，对“交易”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和一般化，使交易的经济分析更具可操作性。交易是由它的维度来限定的，交易相异的主要维度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程度和交易频率。法律意义上和转移意义上的交易相互交织在一起，制度分析的目标不局限于经济交易，还包括其他社会行为。

2、试比较科斯、威廉姆森、张五常对交易费用的界定。（16-31）

3、影响或决定交易费用的因素。

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取决于三个因素：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倘若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这三个因素不是同时出现的话，交易费用就不会存在。

第五章 产权：各产权经济学家分别对产权加以不同界定。个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叫做产权。（恩格拉·恩格特森）个人对资产的产权由消费这些资产、从这些资产中取得收入和让渡这些资产的权利或权力构成。（巴泽尔）

产权是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德姆塞茨）产权不是关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菲吕博藤和平乔维奇）产权是一些社会制度，即界定或划定了个人对某些特定财产，如土地和水所拥有的特权范围。（利贝卡普）产权的综合定义：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不仅是人们对财产使用的一束权利，而且确定了人们的行为规范，是一些社会制度。

所有权：是指在法律范围内，产权主体把财产（产权客体）当作自己的专有物，排斥他人随意加以侵夺的权利。

第一，它表明产权主体对客体的归属、领有关系，排斥他人违背其意志和利益侵犯他的所有物（有形财产或无形财产）。

第二，所有者对他的所有物可以设置法律许可的其他权利，即对他的所有权进行分解的权利。

第三，利用所有者权能收取一定的经济利益。

使用权：是指产权主体使用财产的权利。

●财产使用的三种情形：

第一，使用而不改变其原有形态和性质。

第二，部分改变其形态，而根本性质不变。

第三，完全改变，甚至使其原有形态完全消失，转换成其它的存在形式。

收益权：是指获得资产收益的权利。

转让权：是指以双方一致同意的价格把所有或部分上述权利转让给其他人的权利。它是体现产权完整性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确定了产权主体承担资产价值的变化的权利。私有产权：

“私有产权是对必然发生的不相容的使用权进行选择的权利的分配。”

这种权利并不是对物品可能用途施以人为的或强加的限制，而是对这些用途进行选择的排他性权利分配。

私有产权的关键在于，对所有权利行使的决策及其承担的后果完全是私人做出的。

私有产权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权利都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只要每个人拥有互不重合的不同权利，多个人同时对某一资源或资产行使的权利仍是私有产权。

共有产权：

共有产权，是将权利分配给共同体的所有成员。

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共有产权在个人之间是完全不可分的，即完全重合的。

共有产权在共同体内部不具有排他性，因此，这种产权常常给资源利用带来外部效应。

国有产权：

国有产权则意味着只要国家按可接受的政治程序来决定谁可以使用或不能使用这些权利，它就能排除任何人使用这一权利。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不同的产权形式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私有产权高于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外部性、公地悲剧、科斯第一定理： 科斯认为，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宗旨是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而不应该拘泥于使A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应该强调的是，科斯把对别人造成损害的权利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的使用能为其所有者创造价值，只有当A能带来更大的社会总价值时，才应该给予A损人利己的权利。在这一意义上，任何外部性损害都是相互的。

科斯第二定理: 当交易费用大于零时，产权的清晰界定将有助于降低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改进效率。换句话说，如果存在交易成本，没有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等规则，即没有产权制度，则产权的交易与经济效率的改进就难以展开 科斯第三定理： 其实质是，在交易费用为正的真实世界里，如果政府选择了某种最优的产权初始安排，那么，经济主体之间的纠正性交易将变得没有必要，纠正性交易的交易费用就能节约。当然，该定理的假设是较为苛刻的，即政府能够成本较低地近似估计并比较不同权利界定的福利结果，同时它还假定政府能公平和公正地界定权利。

重要问题：

1、产权的功能？

产权的功能源于资源的稀缺性 功能之一：激励和约束功能

产权的激励功能是通过利益机制得以实现的，如果产权受到威胁和没收，就会造成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产权关系既是一种利益关系，又是—种责任关系。“良好界定的产权限制人们使用资产的方式。要使人们对他们的行动或不行动的结果负责，产权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此外，产权界定保证人们以某种方式承担他们行为的成本。”

功能之二：外部性内在化

产权的所有者拥有他的同事同意他以特定方式行事的权利。很显然，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德姆塞茨）功能之三：资源配置功能

产权与经济选择之间存在着系统关系。“新产权方法的中心任务是要表明产权的内容如何以特定的和可以预期的方式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资源使用”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任何物品的交换价值都取决于交易中所包含的产权束，因此资源中所包含的产权会进入决策者的效用函数，这样产权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并通过对行为的这一效应，产权安排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产出的构成和收入的分配等等。

2、产权的属性？ ◆排他性

●排他性是私人产权的决定性特征。意味着不让他人从一项资产受益，且资产所有者要排他性地对该资产使用中的各项成本负责。

●排他性是所有者自主权的前提条件，也是使私人产权得以发挥作用的激励机制所需要的前提条件。

●只有当其他人不能分享产权所界定的效益和成本时，这些效益和成本才可能被内在化，即才能对财产所有者的预期和决策产生完全的、直接的影响。

●产权完全排他是很少见的。产权的残缺或弱化可能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形：

（1）一种资产的形式、地点或本质的改变；

（2）对一种资产的所有权利以一个共同协议的价格转让给其他人；

（3）大多数限制是由国家强制的。产权的弱化，会影响所有者对他投入的资产使用的预 期，也会影响资产对所有者及其他人的价值，以及作为其结果的交易形式。◆可分割性

●可分割性意味着产权能被“拆开”，一项资产的完整所有权能与其各种具体用途上的权利相分离。产权的可分割性可以增加财产的有用性，使具有不同需求和知识的人们将某项独特的资产投入他们所能发现的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产权可分割性扩大了现代股份公司的基础。把权利的集合依财产的特定要素加以分割，从而使财产在不同的环境下，经济地用于各种广泛的目的。产权分割是随着人们的需求和创造性的不断增进而细化的，通过分立的个人和群体，财产的各种要素常常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可转让性（或可处置）

●它涉及所有权通过出售或捐赠等方式的变化。不可转让的产权减少了这些财产对其所有者的价值。如果出售权或进行资本化的权利受法律或其他制度安排的限制，财产的价值就会下降。

●除非产权是可转让的，否则我们不能把资源从低价值使用者手里转移到高价值使用者手里。

◆永久性（或安全性）

●一旦产权不能保证个人安全获取其所能创造的净收益，人们就会失去创造这些净收益的激励。人们利用一种资源的权利得不到保护或不能延续，那么，他将改变甚至放弃对该资源的使用方式，进而转向使用那些需要较少预先投入的资源。

3、产权保护有何意义？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有效的保护财产，那么财产的积累就会十分缓慢，或者财产的价值就会大大降低。

●巴泽尔曾指出：任何个人的任何一项权利的有效性都要依赖于： 这个人为保护该项权利所做的努力； 他人企图分享这项权利的努力；

任何“第三方”所做的保护这项权利的努力。

●人们对资产的权利（包括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不是永久不变的，它们是他们自己直接努力加以保护、他人企图夺取和政府予以保护程度的函数。

●产权保护能提升财产的价值，进而使人们获得积累财富的持续激励。●有效的产权保护既是一国发展的基础，也是一国稳定的基础。

4、产权保护的社会机制有哪几种？ ●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建立排他性；

●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 ；

●由国家或其他代理机构强制实施的规则。●习俗和习惯法；

科斯定理1－2－3的含义和意义。

第六章

契约: 第一，契约可以指社会秩序。第二，契约与组织的形式有关。第三，契约指交易。完全契约、不完全契约:

完全契约是指缔约双方都能完全预见契约期内可能发生的重要事件，愿意遵守双方所签订的 契约条款，当缔约方对契约条款产生争议时，第三方比如说法院能够强制其执行。

不完全契约是由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外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性，契约当事人或契约的仲裁者无法证实或观察一切，就造成契约条款是不完全的，需要设计不同的机制以对付契约条款的不完全性，并处理由不确定性事件引发的有关契约条款带来的问题。

自我履约协议、第三方履行契约: 一个自我实施的契约是如果一方违反契约的条款，另一方的惟一追索权是终止协议。也就是说契约不会由政府或任何第三方来强制执行。

当契约的自我履约机制失效时，这就要求辅助性的机制，即来自契约外的第三方的干预。在第三方履行契约中，解决争端的程序是事前由各方商定的，参与调解行动的第三方可以是私人的，也可能是公共的，或者是二者的混合。

关系性契约:是一种长期性的契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过去、现在和预期未来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在契约各方之间非常重要。因此，这种契约在某种程度上是隐性的、非正式的和非约束性的。大多数在关系性契约中签订的交易通常是不断进行着的一种长期性商业联合，各方并不是陌生人，他们大多数的合作发生在古典经济学契约之外，不需由法院根据看得见的条款来执行，契约的执行机制是合作与威胁，交流与策略。

关系性契约特点：

关系契约具有较大的弹性。

关系契约是自执行契约，依赖于自我履约机制。关系契约是隐性契约、非正式契约。关系契约是长期契约 关系契约的作用：

关系契约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关系契约可以激励专有性投资 关系契约可以替代正式契约

信息不对称:是指契约当事人一方所持有而另一方不知道的，尤其是他方无法验证的信息或知识。

信息不对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外生性信息不对称：外生性信息不对称指交易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特征、性质与分布状况等，不是由交易人所造成的，而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这类信息一般是出现在契约行为发生之前。

二是内生性信息不对称：内生性信息不对称是指契约签订以后他方无法观察到的、无法监督到的、事后无法推测到的行为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事前不对称与事后不对称（根据时间来分）道德风险、逆向选择： 研究事前当事人之间搏弈的信息不对称的模型叫做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模型，研究事后当事人之间搏弈的信息不对称的模型叫做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模型。逆向选择：二手车市场。道德风险：工人偷懒、投保人、医生、律师的行为等 委托-代理问题:是由于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代理人的目标会偏离委托人的目标，或者说代理人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无法实现委托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使得委托人利益受损的现象。

敲竹杠:在具有专用性资产安排的契约关系中，产生了一种可占用的专用性准租，出现了一种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道德风险问题，在交易费用经济学中，人们把这种行为叫做“敲竹杠”（hold-up）问题、“套牢”“要挟”。

重要问题：

1、论述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2、论述不完全契约产生的原因。

第一，人的有限理性是导致契约不完全的重要原因。第二，交易成本的存在是导致契约不完全的重要原因。第三，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契约不完全的重要原因。第四，语言使用的模糊性。

第五，最新理论声称，只要至少市场一方是异质的，且存在足够数量的偏好垄断经营的当事人时，则契约就是不完全的。

3、敲竹杠问题的解决。

产权理论(GHM模型）的基本思路：当事人的有限理性，以及预见、缔约和执行契约的交易费用，导致当事人只能缔结一个无法包括所有可能情况的不完全契约。如果当事人在签约后进行了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的专用性投资，那么他将面临被对方敲竹杠的风险，这会扭曲投资激励和降低总产出。在不完全契约中，专用性投资激励由事后谈判力（外部选择权）决定，而谈判力又取决于对物质资产的剩余控制权，这种权利由资产的所有者拥有。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敲竹杠的风险，应该将物质资产的所有权配置给对投资重要的一方。换言之，GHM模型认为关键是通过产权的配置来激励当事人的事前专用性投资，因此称为“新产权学派”。

第七章

企业所有权：企业所有权具有产权概念的全部内涵，它集中体现为对财产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力。剩余索取权：剩余索取权是指对企业进行团队生产产生的合作剩余的要求权，或者是对企业总收入中扣除固定契约性报酬（固定工资、固定利息等）后剩余收入的要求权。

剩余控制权：剩余控制权的概念则是由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提出的，如前所述，他们将剩余控制权定义为没有在契约中明确规定的权利，并认为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一方，有权决定资产除最终契约限定的特殊用途以外的所有用途。

这三种权力都内在地具有普遍性、排他性、可交易性、可分割性、行为性等产权的基本属性。这三者的相互关系存在不同的认识：

--传统产权经济学将所有权定义为剩余索取权，认为企业的所有者就是企业的剩余索取者。

--新产权学派则将所有权定义为剩余控制权，拥有剩余控制权的目的在于获得企业剩余收入。

--罗伯茨则主张用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统一来定义企业所有权。

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是具有高度互补性的权利，因此应该配置给同一缔约方，否则就会产生激励扭曲，出现敲竹杠问题。有控制权而无收益权，经济人就会缺乏实现最优产出的激励；相反，有收益权而无控制权，经济人就会只顾实现私利最大化而不关心资源的损耗。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代理成本

重要问题：

1、科斯、威廉姆森、GHM模型（产权经济学）、团队生产理论对企业的本质与边界的观点。

2、国有企业产权特征。

1、国有企业“国家利益至上论”

2、国有企业产权“虚置”

3、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错配

3、国有企业改革措施有哪些？

1、放权让利阶段（1978-1982）

问题：缺乏自主经营权，负盈不负亏，不受产权约束、市场竞争约束，不处在价格信息的引导下。

2、利改税阶段（1983-1986）

用依法纳税的办法来代替过去实行的利润留成。

3、承包制阶段（1987-1992）

“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原则，确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企业承包制的推行并没有带来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和国民经济情况的改善。在短时期的增产增收以后，承包制企业出现了行为短期化、财务管理松弛混乱等乱象。

4、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1992-1997）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现代企业制度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完善的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以公司企业为主要形式，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的新型企业制度。

5、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与规范公司制改造并举阶段（1997-现在）

十五大以后，明确提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认为公有制为主体，主要体现在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不再盲目追求公有制经济占国有经济的比重，开始了“国退民进”、“抓大放小”为特征的国有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推向了更深层次。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

1、对国有小型企业逐步改为非国有企业。

2、国有股减持。

3、落实排他性的国有产权责任。通过国资委的建立和运作，初步构建了一套较为有效的监督运营体系，使国有经济健康有序地参与企业购并，包括国际并购的基本条件趋于成熟。

4、推动异地产权交易。

5、进一步寻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有效途径。

6、探索股权多元化形式：（1）债转股

（2）管理层收购。2000年4月，粤美股份通过受让等形式，使公司管理层持有了美托78％的股份，间接拥有上市公司18％的股份，初步实现了管理层对公司的间接控股。（3）跨国重组并购

第八章

搭便车：拉坦指出，当制度在团体层次上予以供给时，会遇到严重的“搭便车”问题。即每个人都只想其他成员去做出组织的努力或承担维持组织的成本，而自己却坐享其成。

解决方式（拉坦）：一是强迫成员参与；二是提供超常规的经济利益激励。

利益集团：杰弗利.贝利（Jeffrey Berry，1989）将其定义为“一个由拥有某些共同目标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体构成的组织实体。”

分利联盟、选择性激励、寻租：就是在非市场领域，通过政治行动获得比通过市场活动所获更多的报酬。政治学：寻找是公务人员为私利而违反法律和制度的一种权利滥用行为；

传统经济学：寻租是指经济人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谋取经济租金的政治经济活动。公共选择学：寻租是指有关利益集团通过游说、行贿等行为追求一种高额垄断利润（即租金）的行为

寻租行为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所得到的利润并非生产的结果。寻求租金如果离开了政府的干预，没有政府干预所提供的特殊垄断地位，租金便无从寻求。寻租行为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首先，为了获得政府的特殊保护，需要花费时间与精力去进行游说，或用礼品或金钱去疏通层层关系。

其次，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了对付寻租者的游说与贿赂，也需要付出时间与精力。

再次，由于寻租行为，相关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将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付出代价，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寻租的不良后果：

一、既浪费资源又降低经营效率，损害整个社会的福利

二、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三、改变了财富分配格局，危害社会稳定 制度决定中的“数量悖论”：奥尔森认为在社会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决定中，往往是人数少的利益集团容易形成一致行动，容易克服搭便车现象，从而能影响社会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决定，而人数多的利益集团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在社会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决定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制度的非中性: 中性制度，即对社会的每一个人而言有益、或至少不受损的制度；

非中性制度，即给社会的部分成员带来好处并以另一部分人受损失为代价的制度。第一，制度可能只为部门利益服务，而且还可能损害其他群体或社会整体。第二，制度非中性表现为产权变化的再分配效应。

第三，公共选择理论学者也论证说，许多制度都是由独裁者、强势利益集团和政治上的多数派创立的，他们建立这些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牺牲他人利益从而使自己获利。

重要问题：

1、影响集体行为的因素。

（一）集团的规模

集体公共物品的供给和集团规模有关：集团规模越大，个体越多，个体的份额就越小，集团的公共物品的供给量就越远离最优水平。

（二）个人获益度 如果集团规模相同，集体公共物品能否产生就取决于集团中每个成员从一定水平的集体物品供给中的获益程度。

（三）集团的组织成本

组织成本是集团中个人数量的一个单调递增函数。所以，大集团或潜在集团不会受到激励为获取集体物品而采取行动，在小集团，集体物品就有可能被提供——甚至不需要任何集团协议或组织。

（四）“选择性”激励

选择性”激励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而出力的人来进行诱导。

2、利益集团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利益集团既可能有益于制度调整，也可能不利于制度调整，这要取决于有影响力的寻租集团如何影响他们；而这种集团中会盛行部落保护心态。那么既得利益集团如何阻止有效的制度变迁呢？

一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从舆论上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进行院外活动，影响政府制定对自己有利的产业政策或保护政策；

二是对新的进入者设置障碍，即斯蒂格勒所说的一种管制需求，强调管制，以行政的手段分配资源等；

三是在这种有利益集团影响的行业或部门往往形成以行政垄断为支撑的产权结构，其他经济主体很难进入这些行业，产业缺乏竞争，从而导致低效。

第九章

国家：国家是一个具有合法使用暴力和强制提供法律、秩序的组织，以及拥有垄断权，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的制度安排。

无为之手、扶持之手、掠夺之手: 首先，从理解不同国家现存的制度差异、解释这些制度构建的原因，以及研究它们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利弊这些问题上，从“掠夺之手”的视角出发都是很有益的。

其次，掠夺之手模型的一个中心内容是如何构建支持改革的政治联盟。掠夺之手的分析会寻找限制政府的方法，反对扩大政府的范围。

再其次，从的角度来研究问题有利于制度改革。

诺思悖论：指由国家来界定保护产权可以产生规模效益，而国家在界定和保护产权时又不是中立的，在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的双重约束下，往往会导致非效益的产权结构。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强化市场型政府：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民主、法治

重要问题：

1、国家的职能。

（一）作为最大制度供给者的国家

（二）作为产权界定和保护者的国家

（三）作为第三方实施者的国家

（四）作为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关系协调者的国家

2、诺思的国家理论、奥尔森的国家理论。(一）诺斯国家理论的特征 把国家视为一种组织

揭示了国家与产权的内在联系

国家理论关键的问题是解释由国家界定和行使的产权类型以及行使的有效性（诺思）揭示了国家的内在矛盾

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认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诺斯悖论）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的工具（物权法），国家权力又是个人权利最大和最危险 的侵害者（强制性国有化、征税等）。

没有国家办不成事，但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

（二）奥尔森的国家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缺乏对集体行为与制度关系的分析

奥尔森理论亮点在于：解释了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如何体现在政策和制度中的问题。奥尔森否定了国家的契约起源论而将最初创建国家的功劳归于匪帮。

匪徒如果能够长期控制某个地方，将以各种税收的形式垄断偷盗物品并使之合理化。人类社会的许多制度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3、建设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条件是什么？

强化市场型政府的产生条件，也就等价于如何使政府或执政者具有共容利益的条件。民主制度与法治化社会是建立强大市场型政府的基本前提条件。为什么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提供的是低效率的产权？

第一，政治制度有一种形成低效率产权制度 的天生倾向。

第二，统治者偏好的多元性与有限理性。

第三，不同集团利益的冲突。

第十章

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

制度变迁也就是制度变革、制度变化、制度更新。

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等，正是制度变迁构成了一种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诺思）有效的制度变迁是指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无效的制度变迁则是一种本来有效的制度被无效的制度代替了。路径依赖：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边性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在经济学中，路径依赖是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为什么历史会选择那些经济绩效较差的经济制度并使其长期存在？ 诺思把路径依赖引入制度变迁分析，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

重要问题：

1、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比较。

（1）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往往是在制度主体的一致同意的、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时是政府或国家力量默许、默认的情况下进行的，或在政府的精心安排但不是直接发动下，用获利的机会去诱导人们去自发地变革旧的制度，创设新的制度。特点：

1、具有盈利性。

2、具有自发性。

3、具有渐进性。

（2）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政府凭借国家的力量，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管其社会成员是否愿意，所进行的制度创新都带有强制性，所以，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制度创新也称为行政性制度创新或强制性制度创新。强制性制度变迁却常常是在制度主体非一致性同意，即存在异议或反对者、非全部自愿的基础上，由某种行政权力作为强制力进行的。特点：政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改革程序是自上而下的，具有激进的性质，制度一出台就一步到位；强制性制度变迁能从核心制度开始进行改革，而不必像诱致性制度变迁那样先从外围开始。

（3）两者的比较

制度变迁主体和诱因不同。组织和谈判成本不同。新制度安排的效率不同 所面临的问题不同。

两者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前者绝对地、始终地优于或劣于后者。这两种制度变迁方式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推动了制度安排的变迁。

2、渐近式制度变迁与激进式制度变迁的比较。

（1）渐进式制度变迁是采取分阶段、分部门、分地区、分群体的方式，在较长时间内，从局部到全局，从部分到整体，从一部分人到全体人，从体制（体制也即制度）外到体制内，从增量到存量等逐步推进改革的，它具有时间长，但社会震动小，社会冲突弱，风险小，阻力相对较小等特点。渐进式改革往往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着力于增加物质财富，为继续推进社会其他制度的改革提供物质基础，同时也使怀疑和反对改革者得到改革的收益，变阻力为动力；渐进式改革采取局部推进方式，因而容易控制，可及时消除改革中的社会矛盾。（2）激进式制度变迁，是一种大爆炸式的跳跃性的制度变迁方式，其特点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的整体性制度变革，一般是较迅速地废除或破坏旧的制度，制定和实施新的制度。“休克疗法”这一医学术语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引入经济领域。是萨克斯被聘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期间所为。休克疗法概括为三化，即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

3、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是什么？

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假定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制度变迁主体希望获得制度变迁的最大潜在利润（外部利润），这种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无法获得。只要潜在利润存在，就说明整个经济中还存在着可以改善的余地，通过帕累托改进可使社会的总福利水平得到提高，而制度变迁就是将外部利润内在化的过程。正是潜在利润的存在，才是制度变迁主体进行制度变迁的根本性诱因。

改变潜在收益和成本的因素也是引起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① 市场规模的变化（电子商务）② 技术的影响

③ 社会团体收入预期的改变（凯恩斯革命、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④ 知识的积累及教育体制的发展。⑤ 团体推动制度变迁的组织费用的变化 ⑥ 政府权力的影响。

4、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路径依赖的原因是什么？ 诺思总结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产生原因：一是制度的报酬递增；二是由显著的交易成本所决定的不完全市场。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存活动的发展，它会在现有制度下创造出一些组织和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它们以自己的利益来影响政治实体。

案例分析

1．最近在哈尔滨市一些中小学里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很多女老师高高兴兴地拉着自己的丈夫去办离婚，有的一家三口在办完离婚后还要吃顿大餐庆祝一番。原来一些中小学校规定已婚女教师不能享受报销取暖费的待遇，所以已婚女教师才想出了如此对策。据了解，由于教育系统前几年有福利购房待遇，在购房制度上男女教师享受同等待遇，所以很多女教师也住进了新房，而且产权人是自己，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报销取暖费由谁的单位承担。由于惯例，取暖费一直是由夫妻双方中的男方单位负责，其余的女教师都不给报销取暖费。但是记者了解到，有些女教师的丈夫由于失业下岗等原因造成家庭负担过重，只能靠女方的收入维持生活，为了符合规定，一些家庭想出了这个办法。一时间，女教师们见面的问候语常常是“离了吗？”

问题：（1）请对哈尔滨市一些中小学里的“已婚女教师不能享受报销取暖费的待遇”的制度加以评价；（2）女教师高高兴兴拉着丈夫去离婚还说明了什么？（提示：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方面考虑）

2．我国的古币收藏鉴赏领域的资深专家陈林林讲述过这样一段收藏经历：“有一天接到一个来自郑州的电话，说发现一个金枕头你们收不收”；“以我多年的经验就判断它一定是个金锭，因为它长的和金锭比较相似，所以人们就叫它金枕头，我就马上问他，我说这个金枕头有没有刻字，他说有。更证明了我的判断。”陈林林隐瞒住自己的这一判断，只告诉对方将东西送过来再说。这是一枚明朝的金锭，上面刻着“永乐十七年四月西洋等处买到九成色金壹锭五十两重”。这些文字让陈林林感觉到这是一枚很有历史意义的国宝级金锭。“就问他，你这个枕头什么价？对方说现在黄金要是卖到银行里面能卖到70块钱一克，这是个古代枕头你咋着也得给我加一点。”一听到对方要将这枚国宝级文物以与普通黄金类似的价格按斤两出售，陈林林内心的兴奋一时无法自制。“当时听了以后就想赶快要出去冷静一下，我说你先坐，我给你倒一杯水，然后出去冷静一下，要不然的话，如果让别人看出来你内心一种变化的话，可能会瞎这一件事情。”“然后说你这枕头是不是贵了，但你这要真卖给别人还没有多少人能掏的起这个价钱。”在讨价还价的同时，陈林林抓紧时间让人准备现金，以17万的价格买下了这枚金锭。

问题：（1）这一国宝级金锭的买卖的交易费用究竟是什么？（2）影响这一国宝级金锭的买卖的交易费用的因素有哪些？

3．两年前，妻子下岗赋闲，在家闷得慌，从友人家抱回一只小狗作伴，喜其蹦蹦跳跳之态，取名“跳跳”。跳跳是一只很平民化的叭儿狗，虽非名门之后，但在妻子的悉心调教下，居然也有了几分狗德。比如，按时如厕，不吃嗟来之食，语不高声，更不狗仗人势地狂吠，等等。一天，居委会主任送来一纸通令，限期为狗上户口，否则格杀勿论。妻子一算帐，跳跳的“户口费”比她一个月的下岗生活费还高出一截，自然舍不得这笔钱。然而接下来，从电视新闻上看到打狗队勇猛捕杀无证狗的镜头，又实在惨不忍睹，妻子一咬牙，为跳跳交了“狗头费”，买得了“生存权”。此后倒也相安无事。

问题：（1）政府收狗头费的理由何在？（2）解决狗扰民这一事情能否通过居民之间谈判解决？（3）通过政府解决有何代价？（4）收狗头费是不是解决狗扰民的好办法？

4．据IUCN（1998）的资料，全球野外老虎的数目不超过5000-7500只（其中中国90－110只），属濒危动物；2003年全球家禽（存栏）超过100亿只，其中亚洲66亿只，中国47亿只；2003年中国出栏家禽总数83亿只；2003－2004年初从南韩开始报告的禽流感，导致全球共扑杀1亿只！

问题：（1）全球家禽越来越多的产权根源是什么？（2）全球野外老虎的数目越来越少揭示 了一个什么重要的制度现象？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5．EDF是法国最大的国营电力公司，它拥有多家坐落在河边的发电厂，这些发电厂以煤为燃料。这些发电厂多数使用法国的煤炭，这些煤用火车运送。但是它们也会使用国外进口的煤。每个发电厂对煤炭的需求都很稳定。进口煤用驳船运送到发电厂。在法国，有三条河可以使用这种驳船：卢瓦尔河、塞纳河以及罗纳河。这些河流在深度和泄洪闸的规模上都非常不同。在这三条河上有两种驳船可以运输煤：一般的驳船可以被用来运输各种货物并且它们在这三条河上都可以使用，而专用驳船只能用来运输煤炭并且只能用于某一条特定的河。这些专用驳船是根据每条河流的环境而设计改造的。而且，这些专用的驳船需要使用法国电力公司建造的专用卸货设施。这些专用驳船比一般的驳船更有效率，因为它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河流的深度和泄洪闸的规模。独立的供应商将煤进口到法国。每条河上只有一个供应商。尽管EDF是国有企业，但是它要考虑效益因素。

问题：（1）你认为这些煤炭可能使用一般的驳船还是使用专用驳船运输？（2）首先假设使用一般的驳船运煤：你认为谁拥有这些驳船重要吗？假设这些供应商自己拥有驳船，你认为EDF会与上述供应商签订长期合同还是短期合同？（3）现在假设使用专用驳船运煤，你认为谁拥有这些驳船重要吗？假设这些供应商自己拥有驳船，你认为EDF会与上述供应商签订长期合同还是短期合同？

6．让我们看看一个雇用了18个人制造“祖父表”的工厂。5个雇员专门锯木头零件，这些零件组合起来可形成表壳。两个人安装木头零件，将这些零件安装成表壳。另外有两个人给表壳喷漆，四个人给表面喷漆。四个人将表壳、表面连同指针安装成为完整的钟表。这个公司有两个销售人员、一个总经理。总经理同时也是这个公司的所有者。为什么前面提到的17个人作为雇员为别人工作？个人为什么不从事自我经营？答案是：交易成本。考虑下列两种情境：情境一是17个工作在同一个地点从事自我经营的人生产“祖父表”。情境二是17个被工厂所有者雇用的人生产“祖父表”。

问题：（1）情境一和情境二各是属于什么类型的生产？市场还是企业？（2）在第一种情境下，该种生产面临的主要成本是什么？是市场交易费用还是内部协调费用？（3）第二种情境是不是一种团队生产？（4）在第二种情境下，除生产成本外，生产面临的主要成本还有什么？

7．1978年春夏之交，安徽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全省农业大幅度减产。时值秋收秋种季节，时不等人。9月1日，安徽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经过激烈的争论，省委最终做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规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于是，不少生产队把麦子、油菜包到户去种，结果加快了进度，抓住了季节。群众和不少干部都看到了承包的好处，这样便诱发了包产到户。1978年冬，凤阳县梨园公社一个最穷的小岗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组，将20户人家分成4个包干组，后又分成8个包干组，每组二三户，但存在矛盾。一天夜里，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讨论解决矛盾的办法，结果，讨论到天亮时也没提出解决的好办法。社员都说：这样干不好，干脆包干到户干。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说：如果大家能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同意包干到户。第一，夏秋两季每户打的头场粮食就要把国家的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能装孬种；第二，我们是明租暗户，不准对上级和外队人讲。有位老农民说：我再加个第三条，今后如果队长因为让我们包干到户犯法坐班房，他家的农活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养到18岁。大家都说行，并纷纷在保证书上按了手印或盖了图章。于是，开始抓阄分牲畜、农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但是，小岗农民冒险分田的秘密没过几天就被公社知道了，硬让他们并到组里干，不并就不发给种子、肥料和耕牛等。但小岗人硬是顶着不干，就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1979年4月，县委书记陈庭 元下来检查工作，公社干部汇报了小岗生产队群众自发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的问题。陈庭元听后说：小岗已经穷“垮”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已经分到户了，就让他们干到秋后再说吧！就这样，农村实行责任制首先在安徽省由部分农民自发搞了起来。1979年底，小岗生产队获得了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3万多斤提高到12万多斤。这个从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公粮的穷队，这一年向国家交公粮65000斤，油料20000多斤，生猪35头，人均口粮800多斤，人均分配收入200多元，一年就变成了当地的“冒尖村”。

问题：（1）上述案例中，小岗生产队搞承包到户的制度变迁属于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哪一种制度变迁？这种变迁有何特点？（2）家庭联产承包制产生的诱致因素是什么？（3）这种制度变迁会遇到什么突出的问题？

8．据南方某报纸报道：2001年，根据四川省及乐山市的规划，乐山大佛和峨眉山之间的一条公路要成为一条“绿色旅游通道”。按照规划，四川峨眉山市峨山镇万坎村等多个自然村需要拆迁。峨山镇政府在上级文件规定的离“通道”周围30米的基础上擅自将拆迁范围扩大到百米甚至两百米。在拆迁过程中，当地政府一方面给予开发商非常优厚的条件，一方面压低对农民的补偿，砖墙、砖木、砖混结构的房屋分别按每平方米46元、52元、54元的价格补偿，而被占耕地，只能得到每亩5000元的征地补偿安臵费以及1000元的青苗补偿费，非耕地则只能得到每亩3000元的补偿。并要求拆迁农户限期自拆，逾期不拆者，镇政府派人强行拆除，并以所拆房屋材料冲抵拆房工钱。大多数村民没有足够人手在限期内自己动手拆完，只好忍痛以一栋楼房的材料折换一千多元钱，让一些建筑施工队来拆房取走材料，以获得些微的弥补。拆迁后，大多数被拆迁农民只能凭借一点积蓄在废墟上搭起简易的窝棚居住。部分在拆迁中表现较好的农户被镇政府安排进一幢弃臵多年的烂尾危房。农民在拆迁过程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万坎村、保宁村村民多次推举代表向镇领导反映意见。村民们也曾上访过各级政府的信访办，递交过“申诉书”之类的书面材料，要么如泥牛入海，要么经过一番公文旅行后落到镇政府的手里。随之而来的，不是着手解决问题，而是追查所谓上访带头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政府侵害农民利益的事件，在当今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问题：（1）上述案例中，一直被认为是维护公平、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这里是四川峨眉山市峨山镇镇政府）为什么会侵犯最基层的农民利益（表现为侵犯农民的房屋和土地产权等）呢？（2）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这一现象的专业术语是什么？（3）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减少和避免这一现象？

单项选择题

1．科斯最早“发现”并提出交易存在费用是在下列哪一篇文章（）

A．《社会成本问题》

B．《企业的性质》

C．《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

D．《联邦通讯委员会》

2．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快速发展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以下不属于这一时代背景的因素是（）

A．西方发达国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实践所导致后果的反思和经济改革的尝试 B．西方国家的两次企业合并浪潮 C．全球化

D．大量转型国家的存在对制度经济学的需求 3．以下被科斯批评为“黑板经济学”的是（）

A．新制度经济学

B．新古典经济学 C．旧制度经济学

D．马克思的制度分析

4．以下不属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基本假设的是（）

A．利他主义行为假设

B．机会主义行为假设 C．弱理性假设

D．讲诚信假设

5．交易费用是“所有那些在鲁宾逊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成本，在这种经济中，既没有产权，也没有交易，亦没有任何种类的经济组织。„„简言之，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这句话是哪位新制度经济学家说的（）

A．诺思

B．张五常 C．阿罗

D．威廉姆森 6．一国（或地区）总交易费用等于（）

A．政治型交易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市场型交易费用

B．市场型交易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制度交易费用

C．市场型交易费用+制度交易费用+给定制度下各种交易的交易费用 D．政治型交易费用+制度交易费用+市场型交易费用

7．在威廉姆森看来，以下三个因素对交易费用有决定性作用，缺一不可，但除外的是（）

A．人的有限理性

B．资产专用性

C．交易的不确定性

D．机会主义行为

8．科斯定理思想最早是在以下哪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

A．《社会成本问题》

B．《企业的性质》

C．《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

D．《联邦通讯委员会》 9．“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世界，产权的不同界定将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影响。”这是

（）

A．科斯第一定理

B．科斯第二定理

C．波斯纳定理

D．科斯第三定理 10．“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这是（）

A．科斯第一定理

B．科斯第二定理

C．波斯纳定理

D．科斯第三定理

11．以下定义中，哪一个是对产权的本质特征的最科学揭示（）

A．产权不仅是指人们对有形物的所有权，同时还包括人们有权决定行使市场投票方式的权利、行使特许权、履行契约的权利以及专利和著作权。

B．产权是法律或国家（政府）强制性规定的人对物的权利，是一种形成人们对资产的权威的制度方式。

C．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

D．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在于事实上它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的合理预期。

12．产权界定的“公共领域”说明了产权界定的（）

A．清晰性

B．相对性 C．绝对性

D．排他性

13．依据安德森和黑尔（1975）的产权起源模型，当界定排他性权利的投入品的价格降低或界定排他性权利的技术改进时，会使（）

A．边际收益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导致建立排他性的行为增加。B．边际收益曲线向左移动，从而导致建立排他性的行为减少。

C．边际成本曲线向左移动，从而导致建立排他性的行为减少。

D．边际成本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导致建立排他性的行为增加。

14．依据安德森和黑尔（1975）的产权起源模型，当一种资产价值上升或外界侵权的可能性增加的时候，会使（）

A．边际收益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导致建立排他性的行为增加。

B．边际收益曲线向左移动，从而导致建立排他性的行为减少。

C．边际成本曲线向左移动，从而导致建立排他性的行为减少。

D．边际成本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导致建立排他性的行为增加。15．以下不属于无国家社会的产权保护机制的是（）

A．武力或武力威胁

B．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

C．习俗和习惯法

D．宪法、成文法、普通法和行政法规 16．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以下产权安排中外部性问题最大的是（）

A．私有产权

B．共有产权 C．集体产权

D．国有产权 17．根据威廉姆森的交易与契约和治理结构匹配的理论，对于经常进行的特质资产的交易，与之最匹配的治理结构是（）

A．市场治理

B．三方治理 C．双方治理

D．统一治理 18．根据威廉姆森的交易与契约和治理结构匹配的理论，对于偶然进行的混合资产的交易，与之最匹配的治理结构是（）

A．市场治理

B．三方治理 C．双方治理

D．统一治理 19．在委托代理理论中，交易双方在交易协定签订后，其中一方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有目的地损害另一方的利益而增加自己的利益的行为被称为（）

A．逆向选择

B．机会主义 C．敲竹杠

D．道德风险 20．契约实施机制的演进过程是（）

A．国家（法庭）作为第三方的契约实施机制→私人作为第三方的契约实施机制→契约的私人自我实施机制

B．私人作为第三方的契约实施机制→国家（法庭）作为第三方的契约实施机制→契约的私人自我实施机制

C．私人作为第三方的契约实施机制→契约的私人自我实施机制→国家（法庭）作为第三方的契约实施机制

D．契约的私人自我实施机制→私人作为第三方的契约实施机制→国家（法庭）作为第三方的契约实施机制

21．科斯认为，建立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成本，但除外的是（）

A．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

B．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

C．谈判和签约成本

D．利用价格机制的其他不利成本

22．在科斯看来，企业契约至少具有三种不同于市场契约的新特点，但不属于的是（）

A．市场契约是完全的，而企业契约往往是不完全的。

B．市场契约是一种短期契约，而企业契约是一种长期契约。C．市场契约是平等主体间签约，而企业契约是企业家权威与其他要素签约。D．市场契约是新古典契约，而企业契约是关系型契约。

23．根据团队生产的定义及理论，下面哪种情况是团队生产（）

A．演奏莫扎特音乐的小提琴四重奏

B．“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中的三个和尚 C．一个老板雇佣若干工人生产皮鞋的工厂 D．共同设计一辆新车的20个工程师

24．以下企业形式中，不存在由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引起的代理问题的是（）

A．合伙制企业

B．不公开招股公司 C．国有企业

D．公开招股公司 25．以下定义中，哪一个是诺思对制度的界定（）

A．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

B．制度可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

C．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应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D．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

26．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种类型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是（）

A．舒尔茨

B．柯武刚与史漫飞 C．诺思

D．卢瑟福 27．以下不属于非正式制度的是（）

A．风俗习惯

B．意识形态 C．伦理道德

D．行政规章 28．制度最核心的功能是（）

A．提供激励与约束

B．抑制机会主义行为 C．外部性内部化

D．降低交易费用

29．在诺思看来，国家统一掌握暴力进行制度提供的好处主要是（）

A．克服搭便车和带来规模收益

B．克服搭便车和避免公地悲剧 C．带来规模收益和避免公地悲剧

D．带来规模收益 30．“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这句话是以下哪位学者说的（）

A．诺思

B．布罗姆利 C．米勒

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张五常) 篇6

斯蒂文·N·S·张五常（Steven N.S.Cheung）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需要解释力；但直到本世纪的最后25年，经济学的解释力才开始使人比较满意。大概未来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将会注意到这种情况的彻底改观是相当突然的，自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精心构造了他的消费函数以来，人们更加相信这种进展对经济解释力所带来的冲击波。货币经济学，人力资本的投资，涉及风险的决策，产权和交易成本分析，这四个研究领域结合起来证明了这种冲击；这四个领域几乎是在同时发起冲击的（张五常，1983）。最后一个领域所关心的东西与契约和组织安排有关。几年以前，奥利弗·威廉姆森（Williamson）和其他人开始把这些制度安排的主体分析叫做“新制度经济学”。

在瓦尔拉斯（Walras）范式中，所有的行动权利被隐含地假定为自由的、简单的、不受限制的，而且拍卖商和监督人的服务都被假定为不花任何费用的。因此就不存在律师，没有经纪人，没有银行，没有官员，没有企业家，没有警察，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类组织。与瓦尔斯同一时期的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完全清楚制度的重要性，但他用长期的与短期的概念、用均衡和不均衡概念回避了许多问题。在马歇尔以后的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回避他们无法解释的“不均衡”或“不完全性”问题。也有一些人用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观点考虑问题，为科学挽回面子。我们必然同意施蒂格勒（Stigler, 1950）所说的，在寻求试验科学的意义方面，帕累托（Pareto）是新古典大家中惟一受人尊敬的人。然而，他所留给后人的被广泛应用的帕累托最优这个重要概念，不是从试验科学的意义上来的，而是从福利命题中延伸而来。莱昂尼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谈到，传统经济分析主要是政策导向，这是正确的说法。即使是凯恩斯（Keynes）也抱怨马歇尔太急了，什么也做不好。在庇古（Pigou）以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也被教导说，如何轻易地改变世界。

所有这一切，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20世纪60年代早期，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解释出现了这样一种发展势头，以致于福利经济学的影响从那时以来开始下降。新制度经济学是这种重要发展的组成部分。当然，这些观点不是在一个晚上出现的。奈特（Knight, 1924）、科斯（Coase, 1937）、哈耶克（Hayek, 1945）、迪莱克特（Director）在这个领域很早就作了重要的工作。然而这些开创性的贡献，是在过去的30年里取得的，并没有突破原有的窠臼。1960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代，科斯出版了他的关于《社会成本》的论文，紧接着施蒂格勒发表了《关于信息》方面的论文（1961），阿罗（Arrow）发表了《可占用收益》（1962）的论文。它们充分支持了这个专业的发展，因为从那个时间以来人们对现实世界才产生了兴趣。共同的努力燃起了希望之光。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我非常幸运，我的老师，阿门·阿尔奇安（Armen A.Alchian）正忙于这种行动。因为正是他引导我进入了一个时代，从那时以来它占据我的生活已30年了，我感激阿尔奇安的贡献，又充分证明这一切正是从他那里开始的。租金的耗费和价格的惟一性

阿尔奇安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在一个社会中，当两个或更多的个人都想得到同一种经济物品的好处时，必然隐含了竞争。竞争的冲突要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解决。根据阿尔奇安的观点，限制竞争的规则通常叫做产权规则。在给定一组产权约束的条件下，决定赢家和输家的准则就出现了，而当产权规则改变时，这些规则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这个标准发生了变化，赢者和输者的分配也就发生了变化。

市场价格——即在现实的市场交易中所遵循的价格——只不过是决定竞争中的赢家和输家许多标准中的一种。当私人产权支配了商品或交易的资源时，这个标准就形成了。正如我们所理解的，同样的结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得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不仅价格标准与私有产权有极密切的关系，而且它自己本身就是一种极有价值的财产。无论个人如何竞争，决定赢者的准则是必需的。如果市场价格被扭曲，或者是由于价格控制的减弱，或者是由于私人产权价值的降低，某些其他的标准或准则必须随之替代它们。不受限定或没有租金耗费的最合适的众所周知的标准就只有市场价格了[张五常Cheung，1974年；巴塞尔（Barzel），1974]。例如，考察一个曾经把价格控制作为准则的排队定量配给问题。由排队的竞争者所赢得的商品价值至少部分地由他的排队成本所“抵消”。因此，这一部分价值被认为损耗掉了，尽管排队的代价是很高的，它对社会没有一点价值。如果是在自由市场上进行市场交易，排队成本就可以被节省，出价的那个人至少必须生产同与他同价一样多的东西。如果市场价格被扭曲或不被采用，那么，取代它的任何其他准则都必然会招致一个类似于竞争条件下的租金耗费。根据资历、等级、政治、美貌、体能，等等，都将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促使竞争者选择超过使用自由市场成本的决定输赢的准则。

当然，租金耗费的观点，并不是起因于我们将要分析的非价格标准的需要，它早就隐含在奈特早期的富有才华的批评庇古的两条线索中。在庇古那里，私人产权引人注目地缺席了（奈特，1924）。30年以后，H·斯科特·戈登（H.Scott Gordon, 1954）明确分析了在海洋捕鱼、一种公共产权资源中的租金耗费问题。5年以后，在没有利用租金耗费理论的情况下，科斯（1959）研究了无线电频率中的产权界定问题，并得出了排他权是市场交易的必要条件的结论。对于经济学的实践家来说，利用不同的方法得出同样的结论是不同寻常的。

除了在逻辑上有一个漏洞以外，租金耗费分析是比较完美的。租金耗费正如它自己所表明的那样，是一种浪费，从而与个人约束最大化不一致，因而违背了帕累托条件。租金耗费仅仅是为了产生一种均衡的结果，因此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从原则上看，如果耗费能够被减少，这就会有利于个人。必须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不去寻求减少租金耗费的办法。答案是由他们所下的定义中得到的，诸如此类的租金耗费必定是实现约束最小化的条件。如果约束最大化的假定是普遍适用的，那么，在受某种特定约束并使租金耗费降低到零的条件下，认为租金耗费多少总能最小化就是一种同义反复。我由此在1974年指出，租金耗费能导致均衡的观点是一种机械演习，不是经济学命题。要解释行为，需要的是解释为什么选择了某种特定非价格配置准则，和当这样选择的时候，某些租金不可避免地被耗费。不过，为了获得这样一种解释，限制某些租金以降低耗费的约束就是众所周知的了。换言之，这种准则本身必须作为一种选择的结果，与约束最大化的假定相一致（张五常，1974）。

不过，正如早期所注意到的，配置标准由基本的产权约束或某些给定的制度安排所决定。因此，在一个更宽泛的背景下，行为的解释依赖于研究为什么制度安排是它们所在的这个样子。无论这些制度安排是什么，它们必须被看作是，在满足相关的约束条件下，选择它们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租金耗费。正如我们所理解的，这与讲制度安排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是同样的意思。什么是交易成本？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那些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克鲁梭·鲁滨逊（一个人）经济中的所有成本。这种广义的定义是必要的，因为在联合生产的情况下，不同类型的交易成本通常只是在边际上才能区分开。它们不仅包括那些签约和谈判成本，而且也包括度量和界定产权的成本、用契约约束权力斗争的成本、监督绩效的成本、进行组织活动的成本。实际上，耗费租金的等待成本也是一种交易成本。

所有这些成本通常只有在边际上是可分离的，这通常可以由某些例子来说明：雇佣一位律师，赋予其权利，这有利于帮助谈判签订一个契约；雇佣一位经理来监督绩效有可能帮助组织经营活动；一个收费者对隧道收费而在同一时间警察占用了隧道。如果我们能在边际上而不是在大体上区分不同类型，而且我们能够将这些成本分成等级序列，那么，可检验性论点就可得到验证。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识别不同条件下的相关边际成本的变化，有关行为解释源自于交易成本约束的结论就具有经验上的可操作性。

实际上，很清楚，交易成本对任何社会的影响都是重要的。在一个私有企业组成的经济中，它们可由警察、律师、企业家等等的直接收入中计算出来。即使在一个几乎很少或者不存在交易的经济中，这样定义交易成本，也很清楚。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拿一个集权国家来说，例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其政治活动的成本、大串连的成本、背诵语录的成本，实际上是巨大的。我在别处也注意到，交易成本在一个集权国家所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远远高于在一个私有企业经济中的百分比（张五常，1982a）。这就解释了不同经济制度下经济绩效的天壤之别。

严格说来，将以上所描述的“交易成本”并列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它们应被叫做制度成本。由于它们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当生产和交易活动存在不明显时，就妨碍了瓦尔拉斯看到真实的世界。如果亚当·斯密（Smith, A）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所有的经济活动，交易（制度）成本也是存在的。因此，交易成本也将被看作是“看不见的手”的成本。毫无疑问，交易成本的产生部分地归因于我们的无知或信息的缺乏。这不仅适用于搜寻和谈判，而且也便于我们了解购买和消费的商品情况。然而，无知仅仅是一种因素。另一种因素是最大化行为的普遍性。经济学家早就证明了这样一个命题：个人最大化行为有利于社会，因为它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好处。不过，偷窃、欺骗、撒谎、偷懒或违背诺言等同样都是最大化行为。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所有的人是完全诚实的，交易成本将很低。但是这样讲的全部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这样做就不是行为最大化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其他的成本（包括其他类型的交易成本）将是非常高的，以致会使这种经济崩溃。

经济学并不是从任何实用的意义出发来处理社会中的个人行为最大化这个命题的，除了那些完全遵守基督教十戒的以外。相反，我们会问：为什么教堂，作为一种制度，逐步演化为它所现有的方式？基督教十戒规则的制定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不是事实吗？引起教堂变迁的约束条件的变化是什么？或者我们会问：在欧洲教堂和中国的忠孝礼仪制度之间的不同，是不是针对不同情况下的不同需要以降低交易成本呢 ？

那种较高的交易成本是由不诚实引起的观点在经济上是缺乏解释力的，是一种无效的尝试。不诚实行为是一种最大化行为。如果个人偏好不被看作是决定性因素，经济学将不再是一门科学。我们所期待的是人一生下来就是非常勤奋和诚实的。但可以坦率地说这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如果所有的个人都是“完全”的，那将很难存在你能够说出的制度安排。如果地球上的人好像生活在天堂里，经济学那就变成了一门令人讨厌的科学。

在这里，我必须表达我对那些依赖偷懒或不诚实，或其他类似的术语来解释制度安排做法的不满。这种方法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解释。理由有两个：第一，将“不诚实”假定与最大化假定并列在一起是没有必要的。第二，将“不诚实”与交易成本连在一起是没有必要的。然而，问题远不只这些，还有更大的问题。个人被认为是受约束最大化的，而我们通过规定约束的变化来解释他们行为的变化。交易成本，这是我们通常所同意的，包括新古典经济学舍去的一组重要的约束变更。这些成本并不是容易被度量的，但在原则上，它们又是可被度量的，或者至少根据观察的不同情况可分出它们的序列等级。序列等级是度量的一种类型。经济学的可检验性命题要求改变约束的可度量性和可观察性。选择“不诚实程度”排序还是选择成本排序，肯定会选择后者。科斯定理及其解释

“科斯定理”一词是由施蒂格勒（1960）发明的，科斯自己并没有叫做定理。理解科斯定理性质为什么是正确、错误还是同义反复都是困难的，这已成了近年来一个时髦的问题[例如，可参见库特（Cooter, 1987）的文章]。一种见解是所有数学上有关科斯定理的“例证”或“反证”都与被检验的科斯定理的背景无关。科斯定理的核心论点无非是说，在满足缔约的条件下，我们所关注的那些有关约束的具体规定，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如果科斯必须拥有一个定理，那么，我将它概括成以下三种说法。第一种在他的1959年“关于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论文中出现的。在这篇论文中，在科斯作了很长的讨论以后，他简短地总结到：“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这是标准意义上的定理，除非科斯不创造这个定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斯早期的论文应归功于亚当·斯密的想法。实际上，科斯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正像我们所一直知道的那样，即交易定理归功于埃奇沃斯（Edgeworth）和其他人。但是埃奇沃斯和他的同时代人匆忙下了结论，因为他们规定了约束是不完全的。科斯的贡献在于，充分规定了约束条件，使交易定理具有可操作性。

是的，正是由对相关约束没有作出适当的规定，因此，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赞同这个定理。科斯强有力地说明了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足够低的交易成本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尽管这些先决条件的出处能在早期的文献中找到，正是科斯使我们相信仅仅认识到它们是不够的。随着人们对产权和交易成本的约束条件兴趣的增长，后来又使这个约束条件变成了公式化的东西。

科斯定理的第二种说法，有的被称作无关性定理，是从科斯关于《社会成本》的论文（科斯，1960）中引申出来的。其表述如下：如果产权被明晰地界定，且所有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资源的利用效率与谁拥有产权无关。这是最流行的有关科斯定理的一种说法，而且它成了某些争论的主题。根据我的观点来看，这些争论，涉及到“无关性”，是无关紧要的。科斯很清楚，诸如财富效应这些问题可能引起不同的资源利用效率，而通过增加这类假定无疑总会使资源利用与谁拥有产权完全无关。

很清楚，无关性的真谛并不是科斯定理所关心的。而在这里他关心的主要是在满足资源总（租金）价值约束条件下的行为将是最大化的。就这一问题，我在别的文章中（张五常，1982a）曾经认为，明晰界定产权和零交易成本的双重规定是多余的。如果交易成本确实为零，权利的界定可被忽略。实际上，由于交易成本可解释为资源利用效率，权利的结构和交易成本的性质通常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我们明确规定了一种条件，就不需要提到另一种。因为“权利”比“成本”更抽象，如果我们有权选择这一种或那一种，“成本”肯定能赢。科斯定理的第三种表述声称，如果权利能被清晰地界定且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帕累托条件（或经济效率）将能够实现。由于它没有一点经验方面的内容，这至少是一种重要的说法。此外，这种观点是同义反复。正如我早期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所有的相关约束完全明确地被规定，帕累托条件总能被满足。那就是说，除非某些约束被省略，否则，经济将会无效率。如果社会中的个人被断定为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那么，帕累托条件就不能被满足，除非它也承认某些约束被省略。

经济学要求对行为做出解释。有限的分析不可能详尽地将所有约束放在一块考虑。能够解释行为的假定，对于阁下某种程度的有效结果而言，不需要对约束做出明确规定。我喜欢的一个例子是吃快餐。购买一份快餐的一个顾客向老板付出了一次性费用，而允许他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吃自己想吃的。因此他将消费到他最后一口的边际价值是零的那一点。这是一种“浪费”，因为生产食物的边际成本将大于他最后一口边际价值为零的那一点。另一方面，一顿快餐的服务节省了监督和度量成本，而不去管一个顾客吃多少。如果我们只是关心如何解释一个顾客在一顿快餐中为什么吃那么多，那么，监督和度量成本就是无关的，因此就会产生经济浪费。但是如果我们想去解释为什么快餐制度被采用，那么，监督和度量成本必定会产生，而“浪费”就会消失。

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基于效率的理由而倾向于反对政府干预。我怀疑这种倾向是短视的，因为与法律决策有关的各种约束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如果我们忽略了诸如特殊利益集团的成本优势这样严酷的生活现实，与投票相比的市场交易的交易成本越高，行贿的成本，或者说做十足蠢事的成本越高，其结果将肯定会引起无效率。但是如果价格控制是“无效率”的，那为什么价格控制会发生？如果除了人头税以外的所有税收都是“无效率”的，为什么会容忍那么多的、各种名目的税收，以致使人头（人丁）税给马格里特·撒切尔夫人引来了一大堆问题呢？而且，如果政府是这样的话，事实上它总是近似于无效率，政府为何还一直存在着呢？

个人可以做选择。即使是在最极权主义的国家中，每一个个人在受限制的条件下可以“自由”地做出决定。规制、规则、荒诞言行，甚或是被一般人所憎恨的独裁者的暴政，都是选择的结果。并不存在经济学解释不了的行为，除非这些行为代替了理论选择的框架。因此，从这种综合意义上来看，假定满足约束条件的选择以及实现一种有效率的结果，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科斯的工作促使我们拓展了制度分析的约束条件。他的贡献并不在于什么定理，相反，他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一种新的角度，能在不同的视角下，透视各种经济现象。那些认为科斯的论点是同义反复的人，必定是忘记了绝大多数重要的科学发现是从某些同义反复开始的。一种逻辑必定只是一种定义，但它也只是从一种角度看问题的。科斯所理解的世界总是现实的世界，而且直到他知道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才知道它是这样的有趣。契约安排和“企业”

我们中的许多人当读到科斯关于《社会成本》的著作时，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定理，而是将它看作是一种方法上的转变，这个观点是他早期于1932年写作，并在1937年出版的关于企业论文的拓展。科斯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个组织（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很不情愿地服从一个经理或一个代理人的指令而不让市场价格引导他们如何做？他的答案是存在着“发现”价格的成本，而一个企业代替了市场从而节省了这些定价成本。

沿着这种线索研究是没有问题的，是大有裨益的，但还存在着不少重要的问题，即定价成本是否是关键的决定因素。我自己的观点是，在我考察了计件契约以后，科斯的具有独到见解的考察无疑是正确的（张五常，1983b）。由于度量成本和获取一个产品的信息成本，通常具有复杂的特性，由某些代理人对投入度量进行定价，通常比对产出进行定价的成本更便宜。然而，对代理人进行定价通常不能充分传送一种对某种产品定价时的信息。因此，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契约安排之间做出一种选择，依赖于是否在对代理人定价中节省的交易成本比抵消特定信息的损失要多。在同一种研究中，我认为企业的出现在于监督合作和减少偷懒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定价成本是零，偷懒行为将不会发生；而且如果经理的服务不需要组织生产活动，一个足够低的交易成本将使这些服务能被测量和定价。

科斯“企业替代市场”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不如说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更正确。然而，正如计件契约所表明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并不总是可区分的。正确的观点是一种类型的契约替代另一种类型的契约。这里的问题症结在于：在自由企业的社会中，一种组织安排是契约安排的一种形式，而组织的选择必定是一种契约选择。

尽管契约能被单独计算或识别，但除了在某些不同寻常的情况下，从任何经济学意义上看，一个企业是不能单独被识别的。这是因为在一个自由企业的社会中，大多数经济活动是由契约联结的，而要告诉人们一个企业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是困难的。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企业的规模是不确定的，因为不存在分界点（张五常，1983b）。结果是，如果我们不能在任何经济学意义上将企业看作是独立的实体，那么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企业和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理解现实世界。然而，科斯看起来不这样想问题，看来这种观点的分歧还没有解决。科斯和我并没有解决我们的分歧，大概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它是重要的。我们可能在谈起组织或契约安排时，并不去考察如何将一个企业看作是独立的实体。几乎在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都是一个签约者，或者是一个子缔约者，或者说是子子缔约者，而我们完全都能去进行竞争。在履约成本的限制条件下，成文和不成文的契约条款支配了生产和交易活动如何组织和经营。这里需要解释的是规定可观察的契约或制度安排。

这就是什么是重要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生产和交易活动通过契约组织起来，在没有考虑到契约安排的情况下，总的来说，这些活动在我们的分析中被忽视了。当契约或制度安排改变以后，生产和交易活动也要变化。因此，如果制度或契约安排被忽略，经济分析的预测力就会下降。

然而，契约或制度安排，是经济行为的一部分。它们自己也需要说明。古典经济学家，从斯密到马克思，远比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人对制度安排有兴趣，但他们缺少一个理论选择的框架，其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另一方面，理论精妙的力量使制度安排一般地简化为雇佣问题。幸运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解释的兴趣，有一种急剧转向制度安排的强烈倾向。今天，只要你拿起一本杂志翻一翻，每隔几页看不到“契约”或“代理”这些词是困难的。

对制度研究兴趣的迅速增长，是最受欢迎的。然而，就我的观点来看，许多著作许诺的多，履行的少，所采用的某些方法并没有什么成效，这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肯定有赖于付出巨大努力去探索制度安排的具体形式。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解释它。对于制度安排或契约安排的观察并不像数据那样简单，世界太复杂了。作为“企业”的政府

无论我们是否将企业看作是个独立的实体，科斯大概是受列宁的启发，反过来启发我们将政府叫做一个“超级企业”。经济学家早就有一个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传统。但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到来，我们中的许多人现在都赞同政府的存在是选择的结果的观点。不管一个政府如何残暴，只要不把它看作是选择的结果，经济学就不能解释它的存在。

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被认为是受约束最大化的。根据这种假定，任何政府的形成都必然是约束最大化的结果。令人困惑的是，历史上到处存在着暴政的例子，它们的统治是那样的荒唐，从表面上看他们又是那样的荒诞不经。在一个理论选择的背景中，解开这个悖论的答案在于特定的约束，那些限制力是如此地强大，以致于我们严重低估了它们。

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发展是最有启发意义的。他们加强了两种约束，并成为集权得以持续的原因。首先是缺少信息，尤其是缺少重要的信息，这类似于愚民政策。因此，一般的平民百姓不会有替代现行经济制度的想法。无知产生了很大的危害。要试图向走在上海街道上的人们解释，提高价格控制将会增加商品供应的数量，或者说伴随着价格控制会使他排队的时间成本很高。他总是愿意将其说成是，他的工资很低将不允许他购买价格高的商品，而且他的排队时间可以由他的国有企业的雇佣者提供。甚至是最基本的命题也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教育过程才能使人信服。

第三种约束是，当某些特权集团以社会为代价来保护他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时，购买这些权利的交易成本是巨大的。理由是这种极高的成本并不像交易一种产权，当购买者直接和随时得到这些收益时，一种特殊利益的“购买”通常并不是直接收益，而且，即使是直接收益，这种权利的价值仍会下降，因为购买者将很难维持原来的身份地位。而且，某些人预期到“购买”的特殊利益，让这些人放弃它是很困难的。并没有为人所熟悉的机制，被剥夺基本权利的人联合起来“行贿”，或向他们的上司施加压力。用暴力废除特权是一种办法，但特权集团通常控制着军权。

然而，历史上的不平等，并不能否定这样一个真理——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可解释为选择的结果。一个管理地位不断上升的共同统治的政府，具有一个总统、几个官员、一个委员会和一系列法规，并且能管理公共事务，并由所有者投票决定这些事务，以降低交易成本。美国的为数不少的城市，将它们城市自己的法规、他们的官员和市长、他们的警察和消防队员等等合并了。美国宪法是一种明确规定选民的义务用以交换公正和保护的契约。实际上，从民主到暴政，在经济分析中，并不存在无法解释政府存在的分界线，对国家的经济研究被普遍接受。

经济的无效率，当代经济学家将其归因于政府行为，这不是事实的本质，但像上面所提到的快餐一样，它是约束规定不完全的结果。人们谈论的政府在经济上的无效率，至多与一个自由经济中我们所认为的“企业”的无效率一样。毕竟，一个“企业”的经理经营资源的效率不可能与生产活动直接由市场价格引导时的效率一样。如果忽略定价成本，那么“企业”就是一种浪费。引入相关成本以后，经济“浪费”就会消失。作为制度安排的产权

在我们的科学史上，F·K·奈特（1924）写了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前文提到过，奈特在批评庇古的开山之作中，提出了在经济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如何使用假定的问题。正如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假定”一词具有多重意义，[内格尔（Nagel），1963]。奈特用这样一个词代表约束的意思，奈特认为，满足所选择的条件下的约束，肯定不是随心所欲的假定。在奈特的深刻而具说服力的分析中，他指出了庇古的两类错误的例子，因为产权约束并没有被严格地规定。作为约束，产权或交易成本可能被简单化了以易于分析，但他们必须与这些约束在真实的实例中所表现出来的本质相一致。如果一个实验室的试验要求使用干净的试管，它将不能使用一个脏试管，而且假定试管是干净的。

将一个产权的状态看作是假定的，这是标准的经济分析的组成部分。然而，既然产权是决定选择的，那就会存在一种危险，交易成本约束的基础是不一致或是冲突的，那就会存在一种危险，交易成本约束的基础是不一致或是冲突的，即引起一种特殊权利结构的交易成本集合可能与隐含的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分析的交易成本不一致。因此，问一问以下问题是有用的，为什么各种产权结构是它们所存在的那个样子，这样做因为是我们必须理解所涉及到的约束。

受科斯的启发，德姆塞茨（1964，1967）进一步提出了产权的形成是用以降低交易成本的观点。将这种观点引申开来，我认为“公共”的产权节省了界定和实施私人权利的成本，但是与公共产权相联系的租金耗费意味着另一种类型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私人产权需要很少的租金耗费，但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成本可能是一个富裕社会所无法承担的。我的一个学生曾经写了一篇有关加利福尼亚金矿开采的博士论文，得出了有趣的结论，即为了减少在公共产权中的租金耗费，在金矿中界定私人产权是通过私人签约来确定的[昂伯克（Umbeck），1981]。

从广义上讲，只有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是为人类所熟知的。一种是私人产权，具有使用的排他权、收入权，以及经所有者同意向任何人让渡财产的权利。在一系列权利的另一端可能是公共产权，或者正如它看起来的那个样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财产被公共持有，通向自由竞争的道路难以实现。

如果一种财产真正被“公共”持有。在某种意义上，对其使用的竞争就不受约束，对众多的竞争者就没有什么限制，那么，在现实世界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公共产权很难被发现。适者生存意味着某种制度安排必须被采用以降低租金耗费。如果私人产权被排除在外，那么，将存在着两种一般制度安排以降低租金耗费。

这些安排的第一种是，不是根据财产来界定权利的，个人权利是根据等级或层级来界定的。这明显不同于由私人所有者持有资源而组成的组织中所确定的等级秩序，在这种组织中，个人没有参加组织的选择权，也没有退出权，这可与由于私人产权被废除而出现的层级制相对照。后者是集权国家的基本性质。

在一个集权国家，不管是收入分配还是资源配置都不是由受约束的使用公共财产的竞争所决定。这就意味着巨大的租金耗费。而尽管忍受着短缺之苦。而且，经济活动是由同事或官员的层级秩序控制着。这种制度安排是一个“超级企业”，它的威力之大，以致于没有一个人具有不参加的选择权。无效率是不用怀疑的，强权也是毋庸置疑的，因而这样制度安排是在缺少私人产权的情况下的一种共同试图降低租金耗费的结果。

由等级官员控制的集权国家的蕴含是多重的，而且是很有趣的。这些内容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但是我在这里必须提到一种特殊的含义，因为对制度安排有重要的影响。在一个没有私人产权的等级秩序的制度下。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权利秩序甚至完全不考虑产权。因此，在这样的制度下，人权是不平等的，而且作为这种不平等的结果，个人在法律面前也是不平等的。结果是在集权国家，不存在任何在司法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它们是一种规则、规制和纪律，但不是西方世界所理解的法律。

在缺少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下，还存在着第二种降低租金耗费的一般方式。它不是由等级秩序控制的，对资源利用的竞争是由范围极其广泛的管制和许可证来控制的。这里令人关注的蕴含太多了，但与制度形成有关的一种含义是，经常的腐败是与规制和许可证一起存在的。

实际上，对贿赂权进行明晰界定和专门定义是可能的。一位政府官员负责管制女士绅包的进口，另一位官员控制烈性酒的进口，还有一位官员控制对外贸易。如果贿赂权被界定，那么，贿赂将成为一种制度，而且这种“稳定性”能够持续数十年，以至于经济改革将被无限期地拖下去。

据说巴拿马政府的官员，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日历界定了贿赂权：不同的官员按照不同的日子分配贿赂权。一个“清楚明白”的贿赂制度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印度，在那里不同的贸易与专有的贿赂相联系。当这种贿赂权成为一种制度化的东西时，改革这种制度的交易成本将是巨大的。印度几十年来保持现状并不是偶然的。

以上所讨论的是从过去10年中对中国制度改革研究的千虑一得。这过去的10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于经济制度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从这里所学到的主要经验有三个方面。第一如果私人产权通过暴力被废除或由于规制而残缺，那么，为了降低租金耗费，某种其他的权利必须制定出来以弥补这种空白。第二，从广义的意义上讲，只有三种权利结构为人类所知：第一种是包括私人产权，在这里不需要我们强调它的特征。第二是集权国家，在那里不存在私人财产，而权利结构根据等级或层级来决定。第三种是我把它叫做是“印度综合症”，贿赂权通过规制和许可证系统化了。

从中国经验中得到的第三种主要的经验是，如果一个集权国家实行了有利于私人财产制度的改革，在这个进程中，与印度制度相联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集权国家，官员得不到什么就决不会放弃他们的权利。如果不给他们私人财产，以交换他们手中的权利，当他们的等级权利在改革的压力下处于危险状态时（张五常，1989），他们将制造管制和许可证，以抓住贿赂权。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强调集权国家在实行有利于私人产权的改革时，要以较快的速度加速这个过程，即使这可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混乱和通货膨胀。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我看来，将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对于等级官员来说，存在足够的时间来界定贿赂权，并将其制度化。结论

在这次诺贝尔基金会赞助的讨论会上设想讨论更多的主题是很困难的。当设想举办这次讨论会时，组织者们并没有预见到历史不久就被重写了。在东欧和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事情对经济学家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而我确信，这将意味着人类的新的时代即将来临。我第一次到欧洲施行就到了斯德哥尔摩，我感到好像是自己注定是从马克·波罗访问过的土地上带来信息的人。明确的信息就是：如果印度综合症在东欧被避免的话，必定会疯狂地实行制度改革，整个都会改。

我远离欧洲，很想知道是否新制度经济学对最近的事件施加了影响。但在中国，1989年6月4日以前这种影响是没有问题的，产权和交易成本的观点占据了北京经济讲坛的主要阵地。中国各种各样有关制度研究的出版物，包括由党控制的那些阵地，充满了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章。我的有关这个主题的一个小册子（用中文写的）挤入了1988年中国的畅销书之列，成了北京大学的必读书。

在现代的精英科斯和阿尔奇安等人与马克思和列宁理论的遭遇战中，很清楚前者被宣布占了上风。撇开集权国家令人失望的经济绩效不谈，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胜利必然归因于它在经验上的通用性，有某些证据表明他们甚至没有受过制度经济学的专门训练。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年代，模糊的概念不再被当作深刻的思想，修辞和标语不再有信徒。

如果我们将“新制度经济学”叫做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话，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告诉人们，什么是“新”的。制度经济学具有关心现实世界的久远的传统。究竟什么是新的，我们现在能够解释为什么可观察的制度安排是它们现在的这个样子。这种突破性进展由两部分组成。首先，并不像“旧”制度经济学，大多数实践家们既不习惯于约束选择的分析，也不坚持约束选择分析，而新的实践家们对现实世界的约束非常感兴趣。更明确的是，现行的交易（制度）成本现在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约束变量。

科学的进步并不是平坦的。在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对待交易成本将是各种观点的分野之所在。有些人，比如说我自己，倾向于根据成本来表示约束；另一些人根据权利来表示约束；还有一些人用“不诚实”来表示约束。他们的结论通常是一致的，但却派生出了不同的可检验性命题，不同的表述通常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结果。

无论如何，经验科学的成功只有通过如何更多地理解现实世界来判断，而且，在这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存在更多的曲折和失望是事实，而且肯定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有一点是用不着谦虚的，即有值得我们有理由为之骄傲的时候。拿起一本30年前出版的比较经济制度的著作，我们必然会感慨，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未来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们会将交易成本范式看作是对竞争对手——新古典边际主义的一场革命。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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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

斯蒂文·张五常是对新制度经济学有重要贡献者。在这一章和在别的地方，他不是狭隘的而是重新阐述了交易成本的一般方法。他将这些成本与所有类型的交易和完全不同的制度联系起来。他说得多了一些，但是，如果在这个领域的一个主要的贡献者对这种方法不说得多一些，谁还能担当此任呢？

然而，这一章的一般性也为讨论会的参加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从这一章来看，或者说从我看到的其他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表述来看，经得起检验的观点并不是很清楚。困难在于即使在讨论平凡的事情时，也像讨论企业在作什么一样。

有关制度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说法是它们很关键。用张五常的语言来说，制度通过有助于决定资源、价格和决策者的其他约束，而影响了选择。很明显，例如，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理性行为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合伙制的经理与公司制企业经理的行为通常也是不同的。

然而，大概制度的演进和行为效果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例如，对长期劳动契约法律的限制可能通过削弱对企业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而降低效率。但是，为什么这种“制度”会演进呢？

这一章和相关的文献对制度的演进问题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答案。我将简要地评价这两种说法。根据中国的例子，我采用一个广义的方法，不仅考虑企业，而且也包括政府、家庭和准则。

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醒目的解释声称公共产权和私人产权逐步形成会有利于提高效率。在某种意义上得益者能够补偿输者的损失。你可在张五常的《制度安排被用以降低交易成本》的表述中看到这种解释效率的说法。

这是由格雷夫（Grief, 1990）等人所采用的解释早期存在的欧洲行会的有趣的方法。它也隐含在霍布斯主义（Hobbesian）和类似罗尔斯主义（Rawlsian）有关政府和产权起源的契约研究方法中。经济学中的传统观点是政府的政策有助于弥补各种市场失败。我也在我写的论家庭一书的最后一章写了关于这种新制度方法的一段评论，在那里我解释了与效率导向相关的家庭性质的长期演变；婚姻、离婚、老年人对孩子的抚养等等的变迁。我认为，这些变迁既是对市场又是对政府变迁的有效回应。

但是也有一种对众多制度演进的重要的竞争性解释，这完全不同于效率解释。根据这种观点，制度的形成有助于强有力的集团“剥削”其他集团，而增加了这些集团的福利。即使当效率受到损失时也是如此。要注意到“交易成本”会如此之大，以致于失利的集团并不能补偿因得益者集团阻止制度变迁而产生的效率损失。我并不认为许多当今政府的规制和补贴适用于这种解释要好于提高效率的那种解释。这正如波罗的海国家中瑞典的邻居和前苏联的邻居不同一样。

在私人部门中的许多进展也适用于这种解释。除了格雷夫等人的论文以外，我仍然相信那种行会，包括美国医药协会在内，与改进效率相比，更倾向于垄断。而且要让人相信，在历史上大多数社会中，已婚男子支配着他们的妻子的权威总是伴随着效率的改进是困难的。准则是通过社会赞成还是不赞成而影响着人们行为的制度。它们或多或少地在所有社会中自发地发展了，但支配他们增长的规则是很难被理解的。很清楚，许多准则是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的，诸如反对谋杀而造成诚实的准则。但是对其他准则的一种效率解释看起来是颇令人怀疑的。乔恩·埃恩特（Jon Elster, 1989）给出了几个案例。让我补充一个。我相信普遍存在的准则可追溯到圣经时代，孩子们尊敬他们的父母，这有助于扩展年长的人对年轻人的权力，这更有助于或更能改进代际之间关系的效率。

尽管提高效率的说法看起来更多地隐含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的观点中，但是一个弱假设也在这种文献中发现了。这种弱观点似乎激发了张五常强调对租金耗费的限制：“租金耗费仅仅是为了产生一种均衡的结果，因此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从原则上看，如果耗费能够被减少，就会有利于个人。必须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不去寻求减少租金耗费的办法。”

我对这种假设的解释是，制度的形成有多种原则，但是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包括对弱集团“剥削”的观点。它们有效地实现了它们的目标，这就是将“交易成本”最小化。我认为这种制度与效率之间关系的有局限性的观点，比广义的观点更能使人满意。但是因为交易成本概念太具有弹性了，而不易被度量，拿出与此有关的更多的证据是极端困难的。下面考察几个例子。

在几年以前我发表的关于在政治压力集团之间竞争的论文中（贝克尔，1983），我推导出政府利用最有效的方法向政治上的弱集团征税，而通常也补贴了有利的集团的定理。但不清楚，这种定理是否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加登纳（Gardner, 1983）证明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以英亩计算的配额是帮助农民的最有效方式。但是有关进口配额并不能用以出售、区域化、对分支银行的限制——像伊利诺斯州那样——等等，还会有其他更多的例子，引起足够多的“交易成本”——包括用政策愚弄投票者——就使这个“定理”成立了，但是，因此这就是有关效率的一种有说服力的结果吗？实际上，毕竟决定交换形式的东西是新政治经济学中最能引起争议的主题之一。

我还有几个例子是从私有制度中来的。再一次考察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男人通常具有剥削妇女的权力，他们能否有效地利用这种权利，即“剥削”是有效的吗？我认为（贝克尔，1991），实际上，在所有国家存在的在市场和家庭活动之间传统的具有鲜明性别的劳动分工是有效率的。但是，大概妇女被排斥在市场活动之外，因为她们在其他方面能够更容易地被组织起来，而反对她们被“剥削”。如果这是重要的，而且把它叫做“交易成本”，丈夫和妻子之间关系的任何说法变得愈加没有趣味。

既然这本书的许多内容涉及到企业问题，我将我讨论的其他内容放在用交易成本的观点考虑企业的某些重要方面上。正如张五常所指出的，科斯的重要的早期论文（1937）提供了用交易成本方法研究企业的起点。这里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当零部件生产联合在一个企业内进行更为经济更有效率时这些活动就会在企业之内发生，而不会通过市场进行。这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是它没有告诉我们企业如何做、为什么它们这样做，以及随着时间的延长又是如何变化的？我认为这种方法也包括其他的方法，就此范围而言都说得很少。它并不是像张五常所断言的那样，企业的概念是模糊的——当我们看见一个企业时，我们通常知道了这个企业——但是我们的知识是各种交易成本的基础，需要通过市场而不是通过企业内部的规制实现各种不同的交易活动。

让我更详细地讨论一下人力资本的作用：它既可以是人力资本也可以是物质和金融资本。我们都很熟悉由专用资产引起的许多潜在的问题，包括机会主义行为和敲竹杠问题，关系的破裂、投资不足，等等。根据这一点，一个专用设备的供应商能与下游企业合并吗？一个诚实的答案是，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几年以前，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学生[韦斯（Weiss），1987]考察了一个垂直合并的例子，考察决定它们的合并是否是由专用资产激励引起的。他仅仅是得到了这种假设的弱支持。

当然，一体化并不是处理专用资产的惟一方式：长期契约是一种明显的可替代的契约。然而，尽管现在有几种经验性研究将长期契约与专用性资产联系起来[例如，参见乔克鲁（Joskow），1988；克罗克（Crocker）和马斯廷（Masten）(1988)]，但我们仍然对这种联系的一般性知之甚少。例如，皮特曼（Pittman, 1990）发现了在专用资产的铁路契约和专用性含义之间存在许多明显的不一致性。当长期契约比一体化更有效率时，我们甚至对此知道的更少。大概，这种比较的答案决定于哪一个有更低的“交易成本”，但是既然这些成本无法被度量，我们就留下一个待开垦的框架。

实际上，问题甚至更加复杂化了，由于我们理性的断定，在大部分情况下，在专用性资产是重要的情况下，并没有发现长期契约。我不能为设备和其他物质资产提供证据，但在劳动市场上，专用性资产的作用已研究了30年了[参见贝克尔，1962；欧（Oi），1962]。尽管现在国家一般排除了长期劳动契约的可能性，几乎很难找到证据，尤其是依环境而定的证据，但专用性资产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少见”的证据与随后的工资增长和雇员数量的在职训练规划等措施有联系，但这种依环境而定的证据主要考虑了不同职位的熟练工人的雇员数量。如果我们接受了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是重要的观点，当既不存在长期劳动契约也不存在企业内部劳动的垂直一体化时，它将如何得到支持呢？

我的意见是，短期劳动契约是富有弹性的，它通常比机会主义行为的契约效果更有价值。克莱因（Klein）在本书的第6章中讨论了由长期契约引发的许多问题。它伴随着适当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分享，并使一个良好声誉成为高价值的一部分，等等，短期契约肯定是与长期契约一样好或它比长期契约更好。

总结对专用性资产的讨论，到目前为止，制度经济学所涉及的交易成本方法是否暗示着，专用性资产对企业组织或契约时间的影响是有用的，这还没有搞清楚。当一个或两个企业具有专用性资产时，它的惟一确定的含义是在供应商和下游企业之间的长期关系发展了。尽管这种关系特别强调了劳动市场的长期性，但我还是对几乎没有人研究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关系的持久性感到吃惊。那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引起注意的特别有趣的主题。

总之，我同意斯蒂文·张五常关于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观的观察许多经济活动的强有力武器的观点，它引导并支配了众多的像他自己那样的经济学家观察世界的方式，而且，在将来它还会引导更多的人用这种方式来认识世界。不过，尽管我也同意他“许多著作许诺得多而应用得少”的观点，但我不同意他的“我们现在能够解释为什么可观察到的制度到的制度安排是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样子”的说法。问题在于交易成本的构成要素是看不见的，而因此，在各种丰富的想象力的引导下，可得出各种解释。

我们需要更多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观察，需要许多更详细的有关交易成本的经验性研究。一旦我们拥有这些，我们就会怀疑这种过分的要求。强调交易成本有助于我们理解制度的演进——它们是政府、家庭、宗教、准则或普通的企业。

参考文献：

Becker, G.S.(1962)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supplement), 9-49.Becker, G.S.(1983)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8, 371-400.Becker, G.S.(1991)A Treatise on the Famil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ase, R.H.(1937)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 4,386-405.Crocker, K.J.and Masten, S.E.(1988)mitigating contractual hazards: unilateral options and contract length.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9,327-43.Elster, J.(1989)Social norms and economic theory.Jouran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 99-117.Cardner, B.(1983)Efficient redistribution through commodity markets.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5,225-34.Grief, A., Milgrom, P.and Weingast, B.(1990)The merchant gild as a nexus of contracts.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E-90-23,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Joskow, P.L.(1988)price adjustment in long-term contracts: further evidence from coal markets.Mimeo,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Oi, W.Y.(1962)Labor as a quasi-fixed facto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 538-55.Pittman, R.(1990)Specific investments, contracts, and opportunism: the evolution of railroad sidetrack agreement.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Contracts and the Activities of Firm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June 14-16.Weiss, A.B.(1987)firm-specific capital: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vertical mergers.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评论 罗纳德·H·科斯（Ronald H.Coase）

让我评论张五常的这一章是不容易的事。我不能不同意他的主要观点，尽管我有时会表达一点我自己的不同意见，这种不同并不会指责他的基本观点。张五常认为，在不能明确使用交易成本和产权概念分析问题时，我们就不能解释经济制度的许多重要方面。我能预期到这种观点有些人是不会同意的。至少，直到最近，交易成本的影响一直被经济学家所严重忽略，他们的分析结论看起来好像导致了经济理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实际上一开始就发生了，并没有什么惊奇的。张五常在谈到自2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的这种变化时，他是正确的，他还提到了我的关于《社会成本》的论文，施蒂格勒的有关信息的论文和有关阿罗的发明和资源配置的论文。紧接着，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大量地迅速增加的文献所强化的理论，威廉姆森把它叫做“新制度经济学”，对此他和我，我还会增加上一个人，德姆塞茨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张五常所列出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贡献中，这人明显的转折点上，无疑要加上由他的老师所写的那篇论文《产权经常学刍议》，也不能忽略另一篇重要的文章《不确定性、演进和经济理论》，它发表得更早一些（在1950年），但它通过一种制度形式代替另一种制度形式的讨论，使我们熟悉了这种进程。

首先，我喜欢提出一个术语问题。交易成本概念在张五常的分析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因为它是合适的概念，但是他给出了一个比我（和其他另外的人）定义得更为广义的要领而忽视了这种不同定义所引起的某种混乱。他说交易成本“包括了所有在鲁滨逊（一个人）经济中不能被想象存在的所有成本”。它们是在经济体系中人们不同活动的协调成本。为了表明他所认为的更为宽泛的交易成本的特征，他通常在交易一词的后面，加上了插入词“制度”。张五常的方法自然是为了引出对可供选择的协调经济活动方式的讨论，及利用不同制度安排效果的讨论，而这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当今中国被发现的具有启发意义的东西。我并不会与鲁滨逊，克鲁梭世界进行比较，大概这正是需要理解的东西，因为我只对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紧随苏联革命之后就提出了它们的思想而引起的交易成本感兴趣。如果我被问及设想一种不存在交易成本的经济制度，那一定是共产主义社会，在该社会中的个人完全可以通由一个中央政府的权威来分配他们的工作，并按他们所作的那种方式控制他们，其产品由同一个权威配置消费品和企业产品。

如果在个人之间交换的可能性被引进这种伊甸园，一系列新的活动将不得不接受。购买者和出售者将彼此寻找：购买者想知道供应商所能提供的，而供应商想知道购买者想购买的；双方都想知道另一方做生意的价格，对此要进行谈判，签订契约，确定他们观察到的条款是否无误，等等。市场将会建立起来，专业的代销商和经纪人将出现以助于交易过程。所有这些活动的成本就是我叫做交易成本的东西。它们是无处不在的，交易过程因此将吸收相当数量的资源。作为一种补偿，伴随政府权威接受任务的减少将可能导致他们使用资源的减少，而受市场力量限制所做出的资源配置将使所有的要素被有效地使用。所有这一切都可得到满意的分析结果，与我所使用的那一类交易成本范畴具有明显的不同，正像他的小册子《中国将走向资本主义吗？》所说明的那样。张五常设想的很好。当然，张五常认识到这种术语的困难，在更多的场合他提到了“制度成本”，一个比“交易成本”更好的术语，它描述了用以协调运用经济资源制度安排的成本。存在一种能够解决问题的协议和这样做的办法，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我的妨碍交流的问题。但是由于缺少一致的术语，肯定在某种程度上会妨碍交流，甚至在经济学已进入了专业化分工的今天，无疑会使不在这一领域工作的经济学家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含义更加困难。

张五常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到“科斯定理”，这使我几乎很难避免不去评论它。对这个至关重要的主题谈几次应该说是可以的。因此，我将简要地谈一谈。对我来说，使这个命题具体化是乏味的，而它所表现出来的冲突就更加复杂了。“科斯定理”（由施蒂格勒规定的）与经济学所通常使用的命题一样是可以依赖的。既然它仅仅是经济学中最著名命题的含义之一，即在一个私有的自由经济中，资源将被运用到使其产品具有最大价值的地方。当然，这种结果，是（几乎总是如此）独立于资源所有权的。一旦认识到我们购买和出售的是这种财产的所有权利（或不是所有权利），或具有阻止或允许其他人采取某种行动的权利，这个命题将转换成这样的说法：权利将由那些认为它们最有价值的人获得。当然，所有这些假定，都是在使这些权利安排没有成本的情况下做出的。但事实上，因为它是大多数现代经济理论所假定的，勉强接受“科斯定理”的结论仍然是令人困惑的问题，尽管这有助于解释看起来使我产生极大兴趣的问题。

一旦采用了交易成本解释，正如所表现出的这样，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在经济制度中所发生的事，整个问题的性质就变化了。我们可以设想在零交易成本区域内进行谈判，当增加的生产价值超过实行必要的市场交易成本时，权利的重新安排就能够实现。因而经济制度的效率会主要依赖于交易成本的大小。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理性的稳定的货币制度，而因此，货币价格不能用以作为交易的媒介，或者在一种产权不明晰、不适当或无法保证产权实施时，做出契约安排将是极为困难的，由专业化产生的利益大部分将会丧失。但是无论交易成本的量有多大，它们的存在总是导致希望能够采用降低交易成本的交易制度，不管这种减少的数量何时会超过采用另一种交易制度所遭受的损失。我认为，大概最重要的适应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了企业的出现。

我发现张五常的这一章最有趣的部分是企业的部分，这主要是建立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企业的契约性质》的基础上。我的兴趣部分地来自于这个事实，正如张五常所表明的那样，不像这一章的其他部分，我们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似乎是不同的。张五常的观点是，现在经济体系中的制度是作为特殊契约安排选择的结果而产生的。我不想与这种观点争论。但是，他继续认为，“我们不能在任何经济学意义上将„企业‟看作是单独的实体”，如果我不误解他的意思的话，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契约安排使得“告诉一个企业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是困难的”。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这些组织、企业、实体、大多数经济活动都是在它们内部发生的，而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改进现有的、相当原始的企业理论。我认为张五常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但我也认为我应对这种错误在方法上负主要责任。正如我在耶鲁大学讲座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这误导了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参见科斯，1988）。

这种缺点来自于雇主一雇员关系的企业范式。企业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在一定范围内，雇主有权控制雇员的行动。然而，随之引出的问题是，与独立的签约者独立管理的形式相比有什么不同？看起来，企业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新制度经济学课程论文 篇7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制度变迁,经济增长,改革

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里,认为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种能够对个人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琼斯也认为,制度不足使技术进步的积累和潜在的巨大市场不起作用,也是亚洲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由此可以看出,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离不开对制度创新和变迁的研究。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制度变迁贯穿其中,不管是诱致性变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强制性变迁——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改革经验也成为了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最佳实践。但是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保留着许多旧体制的因素,如粗放、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和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由此,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在2014年迎来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本文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为基础,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三个基石:产权制度、国家以及意识形态为角度来探究如何更好地应对中国新常态。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处于一种对称状态,经济可以稳定可持续地增长。经济新常态是强调优化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经济的总量;聚焦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的持久发展,而不仅仅是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总量的最大化。不能把减速等同于高效、高速等同于低效,不能认为GDP高速增长就说明经济过热,也不能把经济新常态简单地定义为经济增长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

因此,新常态至少说明了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增速回落至7%甚至更低,告别8%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二是转换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由政府投资转变为民间投资为主,由出口转变为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创新驱动成为关键要素;三是只要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宏观上政府决策不再进行常态的调控和刺激;四是强力扶持服务业,拉动就业,推进新型城镇化;五是不再以货币来推动增长,控制银行等金融机构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杠杆。

(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理论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强调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诺思认为,导致变迁的必要条件是存在有潜在的利润,而充分条件是通过制度的变迁和创新可能获取大于取得利润的成本的潜在利润。正是想要获得利润却无法在现有的制度结构内安排实现,这才促使了新制度安排的产生。市场经济的变化、外部成本与收益变化以及对风险的规避等一些外部因素使得人们努力去改变制度安排,由此开始了制度变迁。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激励创新活动的产权。产权制度是最基本的制度,对产权明确地界定和有效地保护,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可能性,激励创新活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二是负责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国家。国家是保护个人产权的最有效工具,同时又可能是个人产权的最危险侵害者。三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行为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价值观而使人们的行为决策更为经济,克服机会主义行为需要意识形态。

二、中国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得到高速的发展,取得了国际都为之惊叹的经济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制造业产能过剩、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粗放型增长模式使得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内需增长动力不足、进出口方面失衡等问题,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这些是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直接原因,而深究其根本原因则是我国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特定转型阶段,这是每一个经济发展到达一定程度的国家都会经历的阶段,而促使这一经济转型期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由劳动力过剩转变为人口红利消失

我国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时,农业劳动力过剩,大量农村劳动人口投入到工业化部门中,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然而随着时间的变化,人口红利也在不断下降。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飞速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上升;同时国内以基础建设、房地产业和重工业增长为主要增长力量,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一方面大量增加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劳动力供给速度下降,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同时新经济增长背景下此类劳动力由于工资过低、用工条件差等出现了“民工荒”。

由此,传统的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已经渐渐失去了竞争力,进而出现产业规模经济降低。这是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资本投资结构变化

过去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不仅依赖于人口红利,大规模的投资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时,中国资本相对短缺,公共基础设施落后,需要进行投资建设,在建设当中有大量的利润可以获得。因此地方政府和企业形成了强大的投资合力,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环境呈现高投资拉动、高出口和低成本扩张的特征。但是对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等投资过多,使得重工业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现象出现,产业结构扭曲日益严重。

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后,“4万亿投资”的宏观调控政策集中于产业性投资,使得产能过剩的现状更为严重,进一步扭曲了产业结构。2013年开始,新一届政府结束了直接主导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由市场机制作用的投资结构开始自我调整,由重化工业、房地产业主导向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主导转变。经过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建设,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已经积累到可以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因此投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这也是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改革进入深水区,进行体制转轨

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变化进入转型期是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导致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非正常的、扭曲的经济体制进行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也是使中国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道路。中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的结构转型升级过程,在转变政府职能,放松政府规制、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政府冲动型增长模式减弱,即政府已经无法在可以寻租的经济管理领域靠行政手段干预企业市场准入,或者充当经济实体直接投资,从而控制政府越位现象。

三、如何应对中国经济新常态

结合诺思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理论,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改革的核心仍然应该是从制度层面打破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供给瓶颈,通过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来达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和防风险的总体目标。

(一)在国家经济、产权制度方面

首先,健全产权保护制度,进一步建立并完善主体和收益归属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查处侵犯市场主体产权的现象,加大对盗版产品的打击力度,引导保护产权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其次,建立起一套清理妨碍全国市场公平竞争规定的机制。保护个人产权和企业产权,落实市场监管执法体制,建设并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最后,真正建立起互利共赢的国际产能合作体制,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实现各方共赢。

(二)在行政文化、意识形态方面

改革的一个重大阻碍就是意识形态的阻碍。中国以前实行计划经济,而反映经济社会体制的这一套意识形态具有持久性,也没有进行过详细认真的梳理,虽然后来出现了许多新的思想,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新旧思想很难和平共处,这很容易妨碍进一步改革。此外,意识形态方面的苏联模式在逐渐消退,但是有很多利益上的障碍往往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这些利益即是既得利益的阻力,政府出现以寻租的方式来获得特殊的既得利益。因此,这就需要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真正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同时要畅通其他监督渠道,建立健全权力监督体系,加大惩罚力度,使得寻租的成本大于其收益,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出现,官员不敢受贿。另外要形成良好的政务氛围,打击腐败行为,改善政府部门执政风气。

参考文献

[1]http://wiki.mbalib.com/wiki/制度变迁理论

[2]陈世清:对称经济学术语表(一).中国改革论坛网.2015-4-18

[3]陈世清:什么是新常态经济?.求是理论网.2015-03-19

[4]马光远.读懂中国经济新常态[J].商界(评论),2014,06:26.

[5]唐晓云.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几点认识[J].当代财经,2002,03:3-6.

[6]齐建国,王红,彭绪庶,刘生龙.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形成机制[J].经济纵横,2015,03:7-17.

新制度经济学课程论文 篇8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变化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出现平稳增长的趋势，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个方面各个因素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为当前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和前提，是社会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的实现了发展的主要手段和因素。在当前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是基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为主要手段的发展因素，是结合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以及各种先进设备为综合一体化的发展流程。经济学的发展与提出推动了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为当前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安全持续发展战略是保证经济学发展的主要基础和制度，更是实现改革开放与市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证。

1.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在当前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经济学管理制度逐步的无法满足当前人们的需求，随着各种管理制度和技术理念的不断提出，为当前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打下了前提保障。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经济学不仅仅是保证当前社会发展的基础，更是实现各个生产环节和社会正常进行和发展的前提基础，在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

2.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4.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