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补偿制度

经济补偿制度（精选12篇）

经济补偿制度 篇1

经济发展是各国永恒的主题，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那么，中国经济奇迹增长的奥妙何在?是什么在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笔者认为，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看，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制度的变迁，尤其是1978年进行的那场经济体制改革。

从1978年至今，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多年，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转型模式，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1978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 645亿元,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而到了2007年，GDP达到了249 530亿元。1979-2007年,GDP年均实际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经济总量的加速扩张大大缩小了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成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但是在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正如中共中央在1993年文件中所指出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既要制度创新，也要理论创新。

按照中共十七大的概括，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为了更好的实现这个目标，有必要梳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让历史照亮未来。

本文试图用新制度经济学知识解释当时制度变迁的动因，文中的制度变迁不仅包括1978年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包括之后进行的若干改革举措。

1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框架

如果把中国经济改革看作一场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过程，那么它要符合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

任何理性的单个行为主体(个人或组织与集团)在制度变迁中追求的目标皆是自身效用或财富(净货币收益与非货币收益)的最大化，在制度变迁中，国家被视为一种追求自身效用或福利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在既定的资源禀赋、技术状况和文化要素的约束集合下，单个行为主体如果认识到，按照既存制度安排，就无法获得潜在的收益，而改变既有的安排，就能获得在原有制度框架中所得不到的收益，那么，他们将努力谋求建立起预期会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制度安排。国家也是如此。而且，一旦创立和利用新制度安排净预期收益为正，即变迁的预期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时，就会产生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并且这种净预期收益越大，则制度变迁需求变大，其需求弹性也就越大。制度变迁就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实质是由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另外，复杂的现实世界和有限人类理性使个人无法迅速、准确和低成本地作出理性判断时，他们便会借助于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在内的意识形态来走“捷径”。

按照新制度经济理论视角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从制度非均衡走向制度均衡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改革后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改革前低效率制度的过程。

任何一项制度的选择都不是随意决定的，人们在选择一项制度时，首先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和权衡，只要当感知到制度净收益大于零时才会选择这种制度。但制度净收益大于零只是制度选择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种制度只要其净收益大于零，且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中净收益最大，就是最佳的制度。

制度效率存在着递减现象，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是由一定的生产力状况和技术水平或性质所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制度必须作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否则制度的效率必然会降低。同时，正如李怀所言，制度本身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完善以及不断面临被替代的过程，某一特定的制度只能存在于一个特定的时期，有着它自己的“生命周期”。制度的效率“生命”曲线在达到一定点之后，会随着生存时间的递增而同时出现效率递减的趋势。一般说来，制度的效率往往和时间反相关。既然制度效率存在着递减现象，那么当制度效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制度变迁是必需的。

制度既会自然演进和变迁，也可以在人为设计下变迁。

2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总体上来说可归为两大类：其一，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有了一种不满意，出现了一个新的盈利机会，产生了新的潜在的制度变迁需求和潜在的制度变迁供给。其二，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出现了效率递减现象，因此制度变迁是必需的，也就是说产生了变迁的动因。这个变迁的动因来自于需求和供求两个方面，即是说，一方面，制度变迁的需求者是在作了收益—成本比较后，产生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另一方面，制度变迁的供给者也是在进行了收益—成本比较后，产生了对制度供给的动力。

从根本上来说，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无论是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供给的角度看，其净收益都是大于零的，同时也是在可选的方案中净收益最大。具体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为归为以下几点：

2.1 中国计划经济制度存在缺陷

计划经济体制在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确实有利于国家集中全社会的经济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或经济建设，从而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据统计，1953-1978年，中国的年均积累率(储蓄率或投资率)将近30%，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以年均7.9%、8.2%和6%的速度递增，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越来越凸显，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技术进步缓慢、经济管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2.2“文化大革命”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但真正促使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废墟上产生的。原因主要为：一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历史灾难，使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荒谬和弊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打破了传统体制的神圣光环，造成了非改不可的客观形势，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奠定了经济、政治、思想和心理上的基础。二是“文化大革命”使传统的计划体制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相比于苏联东欧国家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向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无组织性，是动员命令型经济，强调精神的作用，反对物质刺激，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再加之“文化大革命”，破坏极其严重。

2.3 国际大环境变化

(1)国际社会主义阵营计划经济体制普遍趋向有市场的改革。由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起，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就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起初主要是试图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改革还固守在计划体制范围内，到了60年代至70年代末，以前苏联、匈牙利和前南斯拉夫为代表的苏东国家都实行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改革原则。70年代末期，改革放缓，80年代下半叶，再次掀起改革新浪潮。虽然大多数国家的改革仍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过于集权的、畸形的经济结构及经济体制僵化的弊端，但更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更按价值规律行事，对企业放权让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都给予了中国有益的借鉴。

(2)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取得新发展，提供了市场化改革的外部环境和有益经验参照。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促使资本主义去改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制定了对劳工的保护法，全面、具体地实施对劳动权益的保护;股份制企业组织形式，使资本所有者多元化、大众化，使资本与劳动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缩小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之，规范和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已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给予了中国一个启示：不能再排斥市场经济，而要充分发展市场经济来振兴民族与国家。

2.4 个别落后地区改革试验的成功，给予了进行大规模改革的信心和希望

这个成功的例子是指安徽省凤阳县农民在摆脱饥饿与贫困欲望的驱动下，以自己的自发行动，打破了原来人民公社以来的集体经济僵局，首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迈出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这一微观经济体制的创新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使农民逐渐摆脱了行政指令的束缚，得到了相对自由、自主和满足自身利益的新机制，从而解决了因传统集权体制滞后于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需求的体制短缺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所有制形式在与原有的计划体制的竞争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因为农村改革的良好效果和改革领导人的支持使得农民自发的制度创新成果得以法制化和规范化。当改革进入到转型阶段之后，国家主导的体制创新就更富有根本性意义。

2.5 中国的政治权力和新生的市场经济是中国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

政治体制变迁和经济体制变迁，作为社会发展的两大主体性制度变迁，由经济与政治所固有的相互依赖关系和发展的逻辑一致性，决定了实际制度变迁过程中二者的互为动力特征。经济体制变迁对政治体制变迁赋予的活力与动力，主要表现在随着经济体制变迁的深入，社会成员的利益意识、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竞争意识等有利于民主政治文化的培养和公民政治素质都得到了提升，从而形成推进政治体制变迁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思想力量。而政治体制变迁对经济体制变迁赋予的活力与动力，主要表现为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即政治关系的变化、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民主制度的构建和完善等，必然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高的层面上调动社会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构成经济体制变迁的强大动力。

2.6 改革配套进行的需要

林毅夫的《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一文中指出，由于某个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即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现往往会拉动相关的制度安排发生相同方向的变迁，这种连锁效应十分类似于产业变动的连锁效应。

在中国，继实行农村承包责任制后，其它的相关的制度安排也产生了制度变迁的需求，因此促使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进行。

2.7 国家作为强制性变迁的主体，其效用函数中目标的多元化

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因为任何个人或非国家的组织都会面临搭便车的问题，而国家没有搭便车的问题，所以制度创新主要来自国家统治者而不是其他组织或个人。国家被视为一种追求自身效用或福利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只要其预期收益高于强制推动一项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他就会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

中国的改革方式是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国家作为强制性变迁的主体，虽然也遵循收益—成本原则，但其效用函数远比个人复杂，其目标不仅仅限于财富最大化，还有威望、历史地位、国际影响等。这就导致即使一项制度变迁能够增加国民收入，增加社会的总产出，但如果它会消弱国家政权的权威或危及到社会的稳定，那么政府也断然不会进行这样的制度变迁，宁可维持一种经济上无效的制度安排。

在中国，政府既充分意识到了改革前制度的无效率及中国经济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同时也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可借鉴之处，并认为改革不仅仅与财富最大化相关，还与政权的稳定、威望和国际地位有关，因此，改革势在必行。

2.8 生产力的发展对制度变迁产生了需求

变迁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下进行的制度博弈的结果，与生产力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利益主体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社会制度的变迁归根到底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制度选择的基本原理就是要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使经济基础适应生产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是制度变迁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制度理性的根本标准就是生产力的标准。

3 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动因的现实意义

3.1 制度效率的递减决定了持续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制度效率的递减既是三十年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也是现在和未来持续进行制度变迁的动因。当一个制度设计运行前期效率较高，随着时间推移，效率递减，将出现新的制度不均衡，产生了对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即有了制度变迁的动因，那么就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制度创新，否则必定会束缚经济的发展。

例如，我国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其制度绩效是较高的，根据林毅夫的研究，在1978-1984年期间的农业总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其中大约有1/2(46.89%)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但自1984年之后，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制度效率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由此导致中国1984年后农业产出增长放缓，自1993年之后更出现连续的经济下滑，使农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原因就是农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再没有进行重大的制度创新。

3.2 制度变迁的连锁效应促使配套改革持续进行

连锁效应是制度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制度结构中的制度安排都是相互关联的。从制度均衡理论来看，在制度均衡状态下，各项制度是严格互补而非互替的。一项制度的存在和作用是因为它为其他制度所需要。一项制度的变迁必然导致一种连锁效应，导致其他制度发生变迁，至少是创造出新的制度变迁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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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补偿制度 篇2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制度经济学在中国传播以来，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研究。本文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成本、产权、制度和国家方面的理论作了一个简要的阐述。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交易成本 产权 制度 国家 analysi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liwei abstract: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s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economics and mainly studies the system of economic growth effect.in the late nineteen eighties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began to spread to china, at the same time got extensive academic research.this paper will give a brief a introduce based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n the transaction cost, property right, institution and national theory.key wor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ransaction costproperty right institutionnational theory 第一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与概念 1.1 新制度经济学兴起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西方国家干预主义思潮衰落．自由主义思潮流行的时代兴 起的。20世纪60一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无力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中 的滞胀问题，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流传起来，他们赞扬 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主张通过市场调节实现经济的均衡，并于20世纪80年代 在一些国家取得统治地位。新制度经济学就在这时候兴起，它适应了现代资本主 义和西方经济学的需要，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富有吸引力而且最有助于使西方传统经济研究发生革命性变化的理论。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他成功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对某些经济现象的分析来阐述隐含在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运行规则和制度基础。一般来说，科斯在1937年撰写的经济学论文——《企业的性质》被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这篇论文中，科斯揭示了促成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基本概念——交易费用，这一概念无疑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石。随着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1960年科斯发表了另一篇经典性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在该论文中，科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考察外部效应问题．正面论述了产权的经济作用，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在于克服外在性，降低社会成本，从而在带9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后来他的观点被概括为“科斯定理”，构成了产权理论的一个逻辑起点，并成为推动新制度经济学蓬勃发展的原动力。此后一些经济学家将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用于许多领域，如代理关系，寻租活动，外部性问题，纯粹市场与科层组织结构之间的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形态、经济史等方瑶，并进行一系列的开拓性的研究，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新制度经济学也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显学”。1.2新制度经济学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指由科斯及其追随者所创立的理论体系。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交易成本、产权、制度、国家是它的主理论，其逻辑理论核心是“交易成本”和“产权”。广义产权是指物质资产也包括人力资产，既包括有形资产又包括无形资产；交易费用是指人与人打交道的费用，交易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trans，action)，交易费用

就是这些交互活动所引起的成本。制度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减少交易费用。

与传统经济学有关完全理性经济人试图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假设相区别，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以下假设：(1)不确定性；(2)有限理性；(3)正交易成本。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不能预测世界可能呈现的所有状态，行为者不能准确判断自己行为期望大小的一种状态”。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人们会通过“前瞻性”或“后顾性”的适应性理性指南来做出决策，这种理性常称为“规则理性”或有限理性。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理性经济人无成本地试图实现效用最大化是不存在的。新制度经济学还提出了正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又称为交易费用，它最初是由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的r.科斯于1937年引入经济学的。其基本含义为市场交换的成本，即在市场上人们相互交易所付出的费用。交易成本是人们之间、人们与企业之间达成契约和执行契约所付出的费用。所以，交易成本“为企业的生存给出了一个基本原理”。

1.3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与经济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绩效来讲，制度至关重要。它比技术更重要，可以说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绩效的首要因素。乔治·a·阿克劳夫把制度安排的缺失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资本主义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没有启动资本，而是因为没有能够长期促进和保障资本积累的法律制度环境。制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过去人们大大低估了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主要是一种制度上的差异，制度瓶颈使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要素难以通过市场机制的有效配置。经济发展实质上是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的制度变迁的过程。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更有利于解释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发展，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而有些国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建立的新经济史学，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经济事件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例如指出英国的圈地运动实质上是现代农业制度的前奏，而非单纯是一场羊吃人的大悲剧；强调英国产业革命并非是技术进步所导致的，起码不能把技术进步看作是源头，而应当把制度变迁、新型产权制度的出现看作是产业革命的源头；以为西方世界的兴起主要依赖于产权制度变迁，而产业革命只不过

是这种产权制度导致的后果。最惊人的是美国的经济学家福格尔提出的关于美国黑奴制度是一种高效率制度的观点，其立论的含义无疑是强调评价制度的优劣不能单从经济效率一个角度。

第二部分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理论

交易成本、产权、制度、国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以下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这几个主要理论做简要阐述。2.1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的概念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交易费用即制度运行的费用，是一切不发生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费用。埃格特森将其定义为个人交换他们的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的排他性权利是发生的成本。马修斯认为: “易成本包括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及强制合同执行的成本，与生产成本不同，它是履行一个合同的成本。

交易成本同样也是机会成本，也可分为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不变交易成本是在制度的具体建立过程中产生的成本，由于制度是相对固定的，所以成本是不变的，但当制度改变时，又会发生成本，所以它只是相对于可变交易成本而言的一个概念，可变交易成本是随交易的数量和规模而变的成本。交易成本按其用途又可分为市场交易成本(搜寻信息、议价决策、监督执行的成本)、管理交易成本(组织的运行和建立、维持和改变组织的成本)和政治交易成本(政体运行和建立、维持和改变政治组织的成本)三种类型。交易费用会对制度结构和人们的经济选择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产权分配和执行的方式以及决定社会的经济后果。在存在正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权利的重新安排仅发生于这种安排带来的生产价值的增加大于其所需要的成本之时。科斯第一定理即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分配，人们都会通过权利的交易而实现帕累托最优。科斯第二定理是: 正交易成本的世界，通过产权的分配才能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即制度、产权、法律等并非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必需的，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假设交易费用

为零的基础上得出市场和价格竞争能保证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的结论的，可问题是交易费用从来也不可能为零，所以要通过制度的约束尽可能降低交易费用。2.2 产权理论

科斯在批判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阐述了产权界定的重要性，这也是他对产权理论的最主要贡献。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产权的清晰界定是理论的基本假设前提，产权如何界定不作为理论的研究对象。

科斯在1960 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指出: “没有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但是，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科斯揭示了产权界定的基本含义及经济意义，认为产权界定即确定产权和权利的归属主体。不同的产权界定代表不同的资源配置效果，进而决定经济运行的效率。德姆塞茨是继科斯之后对产权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制度经济学家之一，他对产权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认为: 产权的不同界定影响资源配置是通过引导人们将外部性内部化而实现的，产权的界定有共有制和私有制两种形式，共有制是一种将产权界定给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实施的权利形式，私有制是指将产权划分给私人所有并且具有排他性的权利形式。共有制比私有制低效，原因在于共有产权所有者的活动成本不完全由他自己承担，其邻里和后代都有可能承担成本，使得共有制有很大的外部性，容易出现“公地悲剧”现象。私有制高效的原因在于它使与共有制相联系的那些外部成本内部化，促使所有者更有效地使用资源，避免“公地悲剧”现象。总的来说，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是人们使用资源的排他性权利，有三种类型:(1)使用权，即规定某人对资产的使用是合法的，包括改变甚至销毁的权利;(2)收益权，即取得收入以及与他人订立契约的权利;(3)让渡权，即转让资产的权利。经济激励机制受到所有权结构的影响，明确的产权具有激励作用，这种激励具有可预期性、持久性、稳定性的特点。私有产权产生的激励机制有助于节省交易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和社会福利。篇二：《新制度经济学教程》简答题(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教程

【1】、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制度的构成、运行、演进及其影响

【2】、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什么相同点与不同点？

①相同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②不同点：新制度经济学注重从经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主张通过对事实的详细考察，以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新古典经济学过于强调研究的形式化、数学化和抽象化。

【3】、新制度经济学的经验、历史和制度分析的具体方法是什么？经验与案例研究方法

【4】、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假设有何修正和扩展？

①对经济人假设的拓展----人有利己主义的一面，也有利他主义的一面

②从合理利己到机会主义行为及诚信假设的提出

③从完全理性到不完全理性的行为假设

【5】、威廉姆森和努德海文的人性内核模型有何不同？

威廉姆森的人性内核模型中只强调了机会主义，这使交易成本经济学在分析一些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努德海文在人性内核中引入了信任的因素，比威廉姆森关于人性的刻画更加具有实际意义，比较符合现实经济生活中人的真实本性。

【6】、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是什么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诞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但这种利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照搬式的应用，而是一种修正、有发展的运用。

【7】、康芒斯对交易的论述有哪些内容？如何评价康芒斯的交易观？

内容：①交易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制度经济学的最小单位。

②交易是以财产权利为对象，是人与人之间对自然物的权利的出让和取得的关系。

③交易本身必须含有“冲突、依存和秩序”三项原则。

④交易活动的具体类型和形式：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限额的交易。

评价：康芒斯对交易的论述对科斯提出交易费用范畴显然是有帮助的，对我们进一步理解科斯的交易费用范畴也是

有意义的。康芒斯没有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认识到，交易本身也要消耗资源，过高的交易代价意味着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

【8】、如何理解交易费用的内涵？

交易费用就是法律意义上和有形意义上的转移发生时所产生的各种金钱和非金钱的代价。

【9】、市场型交易费用和管理型交易费用包括哪些具体项目？

市场性交易费用包括：搜寻和信息费用、讨价还价和决策费用、监督和执行费用

管理型交易费用包括：设立维护或改变组织设计的费用、组织运行的费用

【10】、威廉姆森是如何分析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的？

①威廉姆森主要从人的因素、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三方面进行分析的。

②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在新的人性假设基础上来研

究合约行为问题的。导致交易费用产生的因素有：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③威廉姆森通过对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解释各种交易彼

此不同。导致交易费用产生的因素有：资产专用性、交易不

确定性、交易频率。

④威廉姆森发现交易的市场环境及潜在交易对手的数量也

影响交易费用的产生。【11】、诺斯是从哪几方面论述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的？

①商品和服务的多维属性和特征②信息不对称与人的机会主义动机③交易的人格化特征：

【12】、交易费用有哪些性质？

①交易费用是对人类社会财富和稀缺资源的损耗。

②高额的交易费用可能减少或消除本来可能有利的交易，但也能阻碍有害的交易发生。

③虽然交易费用无法彻底消除，但却是可以降低的。

【13】、解决外部性的传统思路是什么？如何评价解决外部性的传统思路？

思路：①对造成外部性的经济主体给予补贴或奖励，提高该产品的私人收益。

②对造成负外部性的经济主体征税或罚款，提高该产品的私人成本。

③政府直接限制具有负外部性的产品的产出量，将它限制于社会所认可的资源配置点，或干脆禁止其生产。评价：①政府干预会消耗巨大成本 ②外部性的种类过多，政府忙不过来③围绕政府活动可能产生寻租活动

【14】、产权界定是怎样影响财富分配和资源配置效率的？

①不同的产权界定意味着不同的财富分配。拥有产权者能因此获得经济利益，无产权者必须为想要得到的产权付费。拥有产权多者收入高，拥有产权少者收入低。

②产权界定还直接影响公平，而这种对公平的影响又会间接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

③产权界定也直接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分配会影响市场需求结构和市场机制的运转效率。

【15】、如何理解产权的含义？产权与产权制度是什么关系？

含义：产权既是人对财产的一种行为权利，又是人们在财产的基础上形成的相互认可的关系。

关系：①有产权必然有产权制度

②产权制度是确定、划分、界定、保护和行使产权的一系列规则

③产权关系与产权制度虽然密切联系，但也存在不同

【16】、作为财产必须同时具备哪些条件？

①必须是独立于或相对独立于主体的意志而存在的对象②必须是能够被人们所拥有并被人们所控制和利用的对象 ③必须对人具有使用价值④必须具有稀缺性

【17】、产权的权利构成包含哪些基本因素？

国内学者大多坚持“四要素说”

①所有权：主体对客体的排他的最高支配权

②占有权：所有者对财产的客观对象实行支配、占有和使用使对象在使用和享用中体现主体的意志。

③收益权：人们是为了享有利益而占有实物

④处置权：主体将实物或对象，以某种形式交给他人支配、占有和使用，从而带来财产主体的变换。

【18】、依据归属主体的不同可以把产权分为哪几种类型？

①私有产权：无论如何处理最终决策都取决于个人的选择，由个人自主决定

②共有产权：某个人对一种资源行使权力时，并不排斥他人对该资源行使同样的权利

③私有产权与共有产权的中间形式，包括集体产权和国有产权。

【19】、私有产权和共有产权各有哪些属性？

私有产权属性：排他性（决定性特征）、可分割性、可让渡性、清晰性

共有产权属性：非排他性、不可分割性、不可让渡性、不清晰性

【20】、如何认识产权的激励与约束功能？

①如果经济活动主体有了界限确定的产权，就界了定他的选择集合，并且使其行为有了稳定的预期。这样，其行为就有利益刺激或激励。有效的激励就是充分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其行为的收益或收益预期与活动的数量和质量，或者说与其努力程度一致。

②任何产权及其权能或作用空间都是有限的，这样，产权也就具有了对主体的约束功能。约束是抑制主体某方面的积极性，阻止或限制他做什么，或使之不要做过头。

【21】、产权是怎样起源的？包含利益集团的产权起源理论又是怎样看待产权起源的？

①新的产权是相互作用的人们对新的收益—成本的可能渴望进行调整的回应。当内部化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产权的发展是为了使外部性内在化。内部化的主要动力源于经济价值的变化、技术革新、新市场的开辟和对旧的不协调的产权的调整。当社会偏好既定时，新的私有或国有产权的出现总是根源于技术变革和相对价格变化。

②产权起源的利益集团理论假设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给定的，在此基础上解释在政治市场上各个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许多产业中产权结构的形成。由于存在交易费用、“搭便车”和信息的非对称性，所建立的产权往往并不对全体人民有利而仅对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有利----这又会给整个社会的产出造成重大损失。

【22】、为什么产权界定只能相对清晰？什么是产权界定的“公共领域”？

为了使资产的产权完全，或者被完整的界定，资产的所有者和对它有潜在兴趣的其他个人必须对它有价值的各种特性有充分认识，这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是永远也做不到的，因此，产权不可能被完全地界定。“公共领域”为未明确界定的处于模糊状态之产权的集合。

【23】、产权安排多样性的原因是什么？

①资产本身的稀缺程度：越是稀缺的资源越容易被确立为私有产权

②资产的属性的多样性：与会走动的资产相比，不动产交易费用小得多，较容易确立排他性的私有产权。

【24】、如何认识产权安排效率比较的标准及影响产权安排效率的因素？

比较标准：①作为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标准的帕累托最优②作为微观企业生产效率评价标准的投入产出比 影响因素：①能否清晰界定产权②能否通过划分产权，明确不同产权主体的权利、责任边界

③能否适时地排解产权纠纷，重新界定产权 ④能否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 ⑤能否赋予产权制度开放性

【25】、为什么私有产权是最有效的？共有产权的低效表现在哪些方面？

私有产权有效的原因：①私有产权的产权交易十分自由②私有产权的激励约束作用最大

③私有产权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

共有产权低效的表现：①共有产权的交易比私有产权的交易困难 ②共有产权在共有组织内部不具有排他性

【26】、威廉姆森认为交易应该如何与契约和治理结构匹配，才能保证交易费用最小化？

【27】、产生委托代理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委托代理问题有几种基本类型？

主要原因：①信息不对称：执行具体任务的代理人会拥有或掌握关于交易的更多信息。

②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目标的不一致性：委托人可能为自身利益违背代理人利益。

基本类型：①道德风险：代理人借事后信息的非对称性而采取的不利于委托人的行为。

②逆向选择：代理人借事前信息的非对称性而采取的不利于委托人的行为。【28】、什么是不完全契约？不完全契约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定义：不完全契约是指缔约双方不能完全预见契约履行期内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从而无法达成内容完备、设计周详的契约条款。

原因：①有限理性：人的理性选择不是完全的，而是有限的。

②交易费用：部分契约可能因为交易费用过高而无法达成。

③非对称信息：当事人一方持有另一方不知道或无法验证的信息。

④语言使用的模糊性：对复杂条款的描述不够精确。

【29】、契约的实施机制是怎样演进的？

最初，契约主要靠私人的自我实施。当交易扩大到一定范围后，出现了私人第三方介入契约实施。最后，随着市场交换的不断扩张，民族国家逐渐取代私人成为契约的首要的第三方实施机制。

【30】、科斯的企业性质观和企业边界观是怎样的？

企业性质观：①企业的出现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代替市场的②企业实质上是企业家与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签订的长期契约

企业边界观：企业的边界就取决于由于企业代替市场而节约的交易费用与企业存在而引起的内部组织费用在边际上

相等。当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费用低于通过市场交易的费用时，企业的规模还可以扩大。反之，则

应该缩小。

【31】、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企业性质观是怎样的？

企业实质上是由团队生产中的各要素签订的一个合约结构构成的，即企业是由要素交易契约而构成的契约结构。

【32】、简述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理论

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团队生产的总产出要比每个成员得分产出之和大，这取决于计量投入的生产率以及对报酬的计量。通过市场竞争或设立监督者监察队员的投入绩效，可以提高计量投入的生产率以及对报酬的计量。一种有效的产权制度----监工剩余索取权可以节约交易费用。

【33】、企业最优所有权结构选择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①资产应由谁拥有取决于其投资决策对所有权结构的弹力大小

②资产应由谁拥有取决于谁的投资更重要、谁的投资具有更高的边际生产力

③资产应由谁拥有取决于运作资产的专业知识为谁拥有以及这种知识的转移成本的高低

④高度互补的资产应该被置于共同所有权之下；而如果资产是相互独立的，那么它们就应该被分开拥有

【34】、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①非人力资本的企业所有权是非人力资本财产所有权的必然结果

②非人力资本是企业剩余的重要来源之一

③非人力资本及其产权的性质是拥有企业所有权的重要因素

【35】、人力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所有权的理论依据有哪些？

①人力资本的企业所有权是人力资本产权的必然结果

②人力资本也是企业剩余的重要来源之一

③人力资本及其产权的性质是影响企业所有权安排的重要因素篇三：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历程、方法论和研究纲领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历程、方法论和研究纲领

欧阳日辉，徐光东

关键词：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纲领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12 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并被视为哥白尼式的革命。新制度经济学的革命使经济学的潮流从政策建议转向了经济解释，这种转变引起了对经济现象的重新认识，对研究目的的重新确认，以及对效率含义的重新评价。由于关注范围的广阔和文献的庞杂，更主要的是由于其内部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别和异议，新制度经济学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明确统一的范式。因而适时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文献进行梳理，从总体上把握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脉络和发展方向，成为一项迫切而有价值的工作。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把与制度及制度变迁有关的问题纳入经济学科的努力，贯穿经济思想史的始终。因此，当我们回顾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时，必须将视角推向历史的纵深。1．制度主义的先驱

制度经济学的先驱可以追溯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包括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柯武刚和史漫飞，2002：39－40）。他们揭示出了运行中的经济，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制度基础及其演化的性质。而涂尔干和孔德的社会学传统也是制度研究的重要起源（汪丁丁，2002：200－201）。特别是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通则》中将社会学定义为关于制度、制度发生和制度职能的科学，并给出了制度学的研究方法。孔德则保持了与经济学的密切联系，并通过英格拉姆等英国历史主义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埃克伦德和赫伯特，2001：343－344）。1 理查德?琼斯在1833年的一篇演讲被霍奇森认为是制度主义方法论的源头（霍奇森，1984）。琼斯认为，如果经济学家认为可以从一个很小的一般假设集合出发，推导出具有广泛应用性的原理，他们就是自欺欺人，而以这种方式得出的一般原理也缺乏一般性。因此，经济学家不应通过抽象和演绎获得结论，他们必须“看和观察”（look and see），把他们的研究建立在最广泛的历史和统计研究上。

对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全面批判始于德国历史学派。老的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罗雪尔反对将经济学作为狭隘定义和抽象演绎的政治经济学，而应与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法理学紧密联系，但其原理并不具有广泛的普遍性，而仅仅适用于特定的时期和地点。作为青年德国历史学派的领袖，施莫勒用历史和人类文化学的方法处理各种主题，拒绝推理的作用，仅仅坚持在无限的历史变动中的客观和记录下来的东西。熊彼特将施莫勒视为美国制度主义之父。由于无法提供指导和限制人类日活动的原理，历史主义是一口无泉之井（埃克伦德和赫伯特，2001：211）。尽管与德国历史学派存在方法论上的著名争论，但在对制度研究的推动方面，奥地利学派功不可没。奥地利学派的贡献在于将制度的分析置于人类的有限知识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语境。奥地利学派将经济视为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强调发生于历史性时间里和不确定环境中的无止境的试错过程。制度因素在奥地利范式中是至关重要的。

在科尔奈在对制度范式进行的简单历史回顾中，作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和最有影响的批评家，马克思被认为是制度范式的鼻祖。马克思不把自己限于去检验资本主义的特定领域（政治领域或者经济的、社会的或意识形态领域），他将所有的领域放在一起来考察，并分析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观察作为总体的制度，从而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观点（科尔奈，2002）。诺思也对马克思的分析框架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诺思1994：68）。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产权理论，为更好地理解经济过程做出了贡献（平乔维奇，1999：23）。

柯武刚和史漫飞（2002：43）将弗赖堡学派也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先驱之一。弗赖堡学派的构造性原则包括私人产权、缔约自由、个人对其承诺和行动负责、开放的市场、稳定的货币和经济政策，这些原则应当以同样的程度应用于所有相互依赖的市场，从而保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2．老制度主义

卢瑟福（1999：2－3）将老制度主义传统分为两个主要的研究纲领。第一个纲领与凡勃伦有关，其中心概念是商业或金钱经济与实业经济的基本二分法。另一个纲领主要出自康芒斯的研究工作，该纲领强调交易、产权和组织及其演变，关注人为设计的制度的运作以及这些制度如何受到产权、立法和法院决定的影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正式和非正式冲突解决过程的结果，是控制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尽管这两个纲领之间具体的分析框架存在着差异、矛盾甚至公开的冲突，但由于方法论、理论倾向和价值偏好之间的一致性——对形式分析方法的拒绝，对整体主义立场的坚持，对理性最大化的抨击等，老制度经济学仍然被视为一个群体。

对于老制度经济学的评价往往是负面的。由于老制度经济学想要制度的经济学而不要理论的经济学（朗鲁瓦，1986：5），与新古典范式相比，其精确性和严密性上的缺失不但在分析高度复杂的演进世界时面临严重的问题，而且导致了学术传承的困难和理论进展的缓慢乃至停滞。缪尔达尔认为，老制度学派只是一种“天真的经验主义”；迪马吉奥和鲍威尔认为 2 老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是描述性的，且具有历史特殊性”；格兰维特指出它不是积累性的（威廉姆森，2001：268）。科斯（1984）甚至将老制度学派所作的研究看作是“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外，没有任何东西流传下来”。老制度经济学的立场并非严格与新制度经济学对立，更多的是强调侧重点的区别，因而双方的理论贡献有些可能在本质上是互补的。即使仅仅考虑到老制度经济学的部分洞见，包括凡勃伦关于制度演化的观点和累计因果关系所具有的路径依赖思想，康芒斯对交易的强调和分类，也足以使任何对制度的研究都无法将老制度经济学完全置于视野之外。“尽管其知名度和声誉大起大落”（卢瑟福，1999：1），老制度经济学仍然保持了其理论上的延续性和生命力，并展现出新的面貌。姚洋（2002：第8章）通过对新老制度学派的比较，指出老制度学派在对问题的认定上比新制度学派更接近现实，而新制度学派则在方法上更胜一筹。因此发展方向是将老制度学派的问题和新制度学派以及主流经济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并由此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这实际上也是卢瑟福（1999）的忠告。3．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但又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作为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奥地利经济学中制度主义因素的再现和重要扩展（卢瑟福，1999：1－2），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各种持续努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新制度经济学先行者的名单中，包括奈特、哈耶克、迪雷克托，但无可争议的是，科斯的1937年的论文成为新制度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引起了经济学的革命。科斯的贡献在于将交易成本引入了经济分析，这种基于契约及其相应的交易成本的进路，成为后来企业理论的主要分析工具。科斯的论文流风所及，影响广泛，根据拉斯?沃因（2003）的判断，布坎南和塔洛克的《一致的计算》是科斯对企业和契约选择分析的翻版，而著名的莫蒂格利安尼－米勒定理则是“企业的性质”的派生物。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坚持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并且能够进行分析”（马修斯，1986），新制度经济学不但将研究领域拓展到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经济史、比较经济体制等领域，甚至在经济学以外的法学等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也是不胜枚举，并且与日俱增（威廉姆森，2001：2）。实际上，从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历届年会的议题和提交的论文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围几乎扩展到了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以至于产生了对制度浪漫主义的担心。无论如何评价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但在增加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并成为堪与凯恩斯革命相媲美，甚至比凯恩斯理论更有生命力的经济学革命。3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

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然而，经济学内部对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过长期的争论。1．经济学与方法论

正如布劳格（1992）清楚地指出的，人们使用方法论一词时往往是十分含糊的。方法论有时被用来描述一门学科的技术步骤并因此成为方法的同义词，但更经常地表示对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布劳格赞同对方法论的广义理解，并因此将经济学的方法论解释为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通过将方法论与科学哲学联系起来，布劳格引入了波普和拉卡托斯的证伪主义，以此对经济学内部的不同流派和观点进行了分析。布劳格将主流经济学家视为证伪主义者，也就是说，任何现代经济学理论，除非它可以对待解释的现象作出一系列预言，并且这种预言至少是潜在地可用经验资料确证的，否则理论就不可能是合理的，从而无立足之地。布劳格的这种论断直接对应着发轫于弗里德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20世纪50年代，为了反驳r.a.莱斯特的论断——利润极大化的假设是错误的因而边际生产力论是错误的，出现了一批方法论方面的杰出论文，从而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张五常，2000：5）。弗罗门（2003：15－20）发现，莱斯特的批评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牛津经济团体对新古典企业理论的质疑互补的，并被统称为反边际主义者。反边际主义者通过直接提问的方法，即向企业的总裁或执行官发送详细的问卷，试图了解企业家的真实决策过程，结果发现企业家在制定价格、产出和雇佣政策时，并不使用边际数量的术语进行思考，并因此主张应当放弃边际分析。

针对反边际主义者的批评，马克卢普最早进行了回应，但其努力只获得了部分成功。对新古典经济学最有力的辩护是由弗里德曼作出的，他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被布劳格（1992）称为战后经济方法论的中心著作。阿尔钦（1950）为弗里德曼（1953）的立场提供了坚实的辩护。阿尔钦通过引入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以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思想捍卫了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和企业理论。反边际主义的问题在于没有认识到，新古典企业理论关注的是产业运行的定理，尽管这个定理是从关于企业家行为公理中推导出来的，但定理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公理的现实与否。总而言之，即使新古典企业理论关于利润最大化的严格假定是错误的，企业理论的定理（或含义，或预测）仍然成立（弗罗门，2003：33）。沿着弗里德曼和阿尔钦的道路，贝克尔（1962）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贝克尔指出，只要承认资源的稀缺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特别市场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定理，甚至可以包容非理性的行为。资源约束的变化将会迫使经济单位，无论是家庭还是企业，作出理性的市场反应。家庭和企业不管是否采用理性的决策规则，都不可能持续地超出其收入约束生存，因而必然沿着新古典理论预测的方向进行调整。贝克尔的结论是非理性单位将会因为机会的变化而被迫作出理性的反应，因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有效性与经济单位的理性是无涉的。这样,经过弗里德曼、阿尔钦和贝克尔的努力，逐步形成了芝加哥学派的工具主义方法论。虽然受到萨谬尔森所谓f扭曲的指责，这一方法论仍然保持了主流的位置（布劳格，1992）。2．科斯的方法论

中国的经济制度等 篇3

编著:张五常

中信出版社 2009年10月第一版

本书深入浅出地解读了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惊人奇迹和骄人成果,完整地阐释了对于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

作为张五常对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制度潜心研究后收获的精华之作,书中凝结了近几十年来,他长期深入调查和思考的成果。张五常持续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致力于佃农分成、公司性质、合约理论等研究。他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出发,将中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提出了中国地区竞争的特点是县际竞争,并对由县一级行政区划引发的经济现象作了合理且详细的论述。这一分析触及了制度经济学一个没有人到过的巅峰。

商业模式的力量

编著:彭志强,刘捷,胥英杰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呼啸而来,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经济格局,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而商业模式创新则是中国经济、中国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本书通过分解、阐述商业模式的作用、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六式以及互联网背景下的商业模式创新实践,对商业模式创新进行了全面介绍。本书的特色在于紧密结合大量的商业模式创新实践,详细剖析成功企业的独特思路和极具创造性的切入点,这对广大的企业管理者、经理人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中层危机

编著:余世维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当人们习惯于将目光聚焦于企业高层时,却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群体——中层。事实上,中层的作用无可替代——他们既是企业决策的接收者,又是监督决策顺利实施的执行者。换句话说,没有中层,企业的任何英明决策都只是纸上谈兵!

中层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从中层内部选拔人才?如何培养中层?在企业面临危机时,中层扮演着什么角色?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究竟需要怎样的中层?

余世维,当今中国最受欢迎的管理培训大师。

华为研发

编著:张利华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华为研发》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翔实的资料,在国内第一次讲述了华为公司在高速成长过程中,惊心动魄、跌宕起伏、艰难前行的自主研发故事。本书围绕华为如何通过自主研发获得第一桶金?如何解决自主研发的关键人才和资金问题?如何构建和完善自主研发的管理体系?如何与竞争高手同台竞技并获得成功等人们关心的问题,为我们真实地再现了20多年来华为人如何破解并克服了众多中国企业难于逾越的产品规模化带来的人才和资金困境、研发低速度和低效率等弊病,为中国企业的自主研发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实战经验。

巴菲特的护城河

编著:(美)帕特·多尔西

翻译:刘寅龙

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

巴菲特说,他认定可口可乐、美国捷运、吉列有宽阔的经济护城河,所以他长期持有并收益超群。但巴菲特一直没说,到底怎样发现护城河。

谁能找到拥有宽阔护城河的企业,谁就能获得股市长久高收益。这是第一本详解巴菲特“护城河”理论的书,晨星公司首度解密巴菲特从未公开的选股秘诀。

查理·芒格传

编著:(美)洛尔

翻译:邱舒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芒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以非同寻常的速度从猩猩进化到人类,否则我会比现在贫穷得多——巴菲特;如果没有芒格的辅佐,巴菲特恐怕很难做得这么好——比尔·盖茨 微软创始人;我爸爸是我所知道的“第二个最聪明的人”,谁是N0.1呢?查理·芒格——霍华德·巴菲特 巴菲特的大儿子;芒格的良好声誉不但深入人心,而且广为人知,因为他在商业谋略方面拥有辉煌而成功的记录,能发现其他人看不出的问题。他所精通的那些知识其实有一套方法论可以遵循,通过阅读本书,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位杰出人物的精彩一生——迈克尔·艾斯纳 迪士尼公司主席及首席执行官。

荣格自传-回忆 梦 思考

编著:(瑞士)荣格

翻译:刘国彬

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9月第一版

荣格(C.G.Jung,1875-1961),瑞士精神病学家。1907年结识弗洛伊德,并成为其主要的合作者,后来因质疑及批评弗氏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导致两人关系破裂。荣格反对弗氏以性欲来解释一切人类行为的做法,而发展出他自己的“分析心理学”,研究心灵的结构与动力,其中包括对心理类型(内倾与外倾)的描述、对人类“集体潜意识”的探索,以及研究人有目的的心理发展来结合“个体化”过程的概念等等。荣格将“分析心理学”视为释放创造力和促进个人心理发展的治疗方法,艺术、历史、神话、哲学等皆是其中的重要元素,它已超越一般心理学的局限,而强调人类的宗教性本质,并指引出一条如何开展神性的道路。本书是他83岁高龄时写的自传。

经济学家是我的“仇人”

编著:周洛华

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2009年10月第一版

经济学堪称中国“显学”,经济学家堪称中国“智囊”。君不见,报纸、杂志、电视、书籍……触目所及之处,到处是经济学大师们的言论和身影。

可偏有一个渡海归来的金融学骑士,孤独而坚定地扬起了反“经济学”的大旗!

反对那些不懂装懂的经济学骗术,反对那些教条主义的经济学学究,反对那些误国害民的经济学蛀虫,反对那些无聊庸俗的经济学鼓手……说白了,就是反对那些扯虎皮、拉大旗的伪“经济学家”!

我国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探讨 篇4

有观点认为, 证人作证是公民的法定义务, 因此, 证人出庭作证应该是无偿的, 然而此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长期以来, 我们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权衡上, 偏重于对集体利益的保护, 而忽视或淡化了个体利益。在证人作证问题上的反映, 则是在立法上缺少证人经济补偿制度, 使证人作证具有很大程度的公益性质。但是, 如果要求证人履行作证义务对法治建设作出贡献的同时, 还要牺牲自身利益, 这显然是背离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为使诉讼顺利进行, 并尽可能得到接近客观事实的公正结果, 保护证人就成为一个前沿性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建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

(一) 建立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以提升证人出庭率

在诉讼中, 证人出庭对于整个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证人证言在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美国“没有证人就没有诉讼”。美国法院的诉讼过程几乎就是围绕着证据的收集、审查证人证言进行的。[1]保证刑事证人出庭作证, 是保证案件质量的重要手段。然而, 证人出庭难一直困扰着司法界, 在我国的案件审理过程中, 证人出庭率普遍较低。

证人在出庭作证的过程中, 势必会耗费一定的精力、财力和时间, 必然会产生差旅费等一些必要的开支和由于误工而导致的经济损失, 从而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虽然作证是公民的法定义务, 但是也没有理由让证人自己承担因出庭作证所造成的工作和生活上的损失。倘若作为证人只能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而不能得到任何补偿和收益, 绝大多数人都会怠于履行这一义务, 极大地影响证人作证的积极性, 导致证人不愿出庭作证。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的设立就是为了在经济方面为证人提供保障, 有效消除证人出庭作证的心理负担, 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从而促使证人出庭作证, 有助于走出证人出庭难的困境。因此, 国家应尽快立法对证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费用项目和标准及误工损失做出统一明确的规定, 并确保经济补偿及时到位。

(二) 建立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以达到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实现公平原则

现行法律只是过多的强调了证人作证的义务, 而忽略了证人的权利。履行作证义务对证人而言实际上就是一种付出或一种经济利益的丧失。从公平原则出发, 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确有必要。它既是对证人作证行为的一种激励, 更是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有力保障。[2]如果因为履行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定义务, 而使自身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 这不仅不是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所要求的, 而且也违反了公平的原则, 这不是现代法治所推崇的理念。明确规定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是达到权利义务统一, 实现公平原则的重要手段。

总之, 建立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将有利于走出证人出庭难的困境, 实现证人权利义务的平衡, 进而促进了诉讼制度的发展。

二、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的具体内容

结合我国的国情, 并借鉴国外关于证人经济补偿的规定, 我国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应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 对刑事证人经济补偿的支付主体

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的一个核心问题便是支付主体的确定, 即到底是应该由人民法院承担或是由控辩双方各自承担已方证人的合理费用。在刑事诉讼中, 支付主体应当为国家, 实践中可由法院代表国家支付。原因在于, 就刑事诉讼的性质而言, 刑事诉讼并不是纯粹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个人利益纷争, 而是代表国家的公诉机关以社会整体利益的名义对破坏社会秩序的被告人发动的一场追诉活动, 刑事诉讼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刑事证人作证的目的从本质上说是协助国家司法机关探寻事实真相, 所以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应由国家支付, 实务操作中由人民法院统一支付为宜。

证人出庭作证的补偿费用应由法院向证人支付, 而不应由当事人直接向证人支付, 如果当事人直接向证人支付出庭补偿费用, 则有买通证人之嫌。[3]即如果证人的相关费用由辩护方承担, 一方面由于证人证言的作用对当事人而言是十分重大的, 如果允许证人直接向当事人行使请求补偿权, 当事人不可避免地会利用利益的诱惑来使证人作出对其有利的证言, 给当事人提供贿买证人的机会, 即可能会出现变相收买证人, 这也是程序公正所不允许的。另一方面又可能会由于当事人没有能力补偿证人而导致证人不出庭, 从而危及司法公正。

司法实践中对刑事证人的经济补偿由法院统一支付既能保证对证人的补偿及时到位, 也不会产生补偿费用无法落实的尴尬局面。

(二) 对证人作证经济补偿的范围和标准

有观点认为证人的经济补偿应分为两部分即必要的费用和激励费用。所谓必要费用即证人作证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包括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所谓激励费用是指对在重大案件中出庭作证的证人, 可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诚然, 这种激励费用有利于鼓励证人出庭作证, 但证人作证毕竟是公民的一项法定义务, 是公民应尽的责任, 不应该与物质利益直接挂钩, 更不应用物质来衡量作证的作用大小。因此, 补偿范围应限定在因作证而支出的费用和减少的收入这一范围。试想如果提供证人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的数额远远大于实际中证人所需的费用, 比如当事人一方为某一出庭证人一天支付一万元人民币的补偿, 那么, 这个证人作证的真实性不能不令人怀疑, 似有贿买证人之嫌。[4]

由此可见, 对证人出庭合理费用进行界定是至关重要的。我国现行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没有明确的范围和标准的界定, 这不免给司法实践带来麻烦。结合我国国情, 参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并借鉴其他国家立法范例, 应明确“合理费用”的范围, 至少应该包括证人出庭作证时的交通费、住宿费、通讯费、伙食补贴以及误工损失等内容, 并且以证人出庭作证所要花费的直接合理费用及减少的实际收益为限, 由审判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裁量。具体裁量时应当由法院确定一个以普通公民的住、行、食为基础的差旅费标准, 根据证人的住所远近、交通状况、生活水平决定, 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同时, 针对不同的人可以允许变通。另外, “合理费用”还应包括工资奖金损失、作证期间因生病所需的医疗费以及其他劳动收益。只有将合理费用的具体项目尽可能细化, 再加上概括的规定才是适应现代中国国情与法官素质, 防止枉法的上策。

综上所述, 证人的经济补偿权是证人权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证人出庭作证给予经济补偿是各国诉讼立法的普遍做法, 且司法实践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作为正在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中国应顺世界立法潮流, 通过立法赋予出庭作证的证人经济补偿的权利。问题关键在于通过何种方式, 如何有效地实现这种补偿而又不至于造成对国家的重大损害或制度设置上的缺漏。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 对证人经济补偿的主体范围等问题进行细化, 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是我们在司法改革中必须注意到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人出庭作证作为一项法定义务加以规定, 然而对证人权利保护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与完整性。尤其是对于证人因出庭作证所花费的费用由谁来补偿, 补偿范围的界定等问题则没有规定。文章拟从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建立的必要性角度入手, 提出建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的几点建议和构想, 以期使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更为完善和健全。

关键词：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支付主体,合理费用

参考文献

[1]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 1999:365.

[2]姚莉, 吴丹红.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研究[A].陈光中.诉讼理论与实践——2003年刑事诉讼法学卷 (上) [C].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534.

[3]刘敏.论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法学, 2000, (7) .

制度经济学 篇5

姓名：史雅洁年级：专业：财政学学号：09级104753091418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利弊

【摘要】从世界各国实施增值税的实践来看，增值税有三种类型：消费型、收入型、生产型，不同类型的增值税对财政收入、经济结构、投资规模、物价以及进出口贸易等所产生的效应也不相同。我国推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存在重复征税、导致企业决策扭曲、与产业政策目标相违背等问题。从优化税制角度出发，需要将现行生产型增值税转换为消费型增值税。

【关键词】增值税 生产型 消费型 转型

经过1994年的改革，我国建立了由五大类 22个税种构成的税制体系，它是我国税收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新中国税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按照国际惯例和我国税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增值税税制的一些内容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其中生产型增值税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即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将对消费型增值税的经济影响加以论述。

一、增值税的概念及类型

自 1954年法国正式提出了增值税这一全新概念并首先实行后，由于其表现出税基宽广、征收成本较低、增加财政收入等优点，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到目前为止已有100多个国家将其作为本国的主要税种。

增值税是以应税商品或应税劳务的增值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商品税。所谓增值额是指纳税人通过自身劳动新创造的那部分价值额，即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所取得的收入大于购进商品或取得劳务时所支付的金额的差额，相当于商品价值(C V M)扣除生产上消耗掉的生产资料转移价值(C)-之后的余额(V M)。按照增值税的基本原则，实行增值税的国家对于纳税人的生产资料中的非固定资产项目，如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燃料、动力、包装物等，都是允许扣除的，但对于购入固定资产，如厂房、机器、设备等是否扣除，则不尽相同，增值税也因此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无忧财务，财务人网上家园生产型增值税。纳税人在计算增值税时，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的价值。就整个社会来说，课税的依据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因其课税范围与国民生产总值相一致，故称为生产型增值税。做财务，上无忧财务网51caiwu.com收入型增值税。即征收增值税时，允许将购置的固定资产当期的折旧部分加以扣除。就整个社会来说，课税的依据相当于国民收入，故称为收入型增值税。51caiwu.com消费型增值税。即征收增值税时，允许将购置的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额一次性全部扣除。就整个社会来说，课税对象实际上只限于消费资料，故称为消费型增值税。

二、生产型增值税及消费型增值税的优缺点

(一)生产型增值税的缺陷

1.不利于鼓励企业扩大投资

生产型增值税的制定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的经济环境，初衷是保证财政收入规模，遏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根据规定，我国企业购入固定资产所支付的增值税直接计入固定资产成本，不能计人进项税额予以抵扣。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对固定资产所含的增值税不予扣除，因而企业投资的税负较重，不利于企业扩大投资，促进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由于消费型增值税允许对当期购入固定资产所支付的增值税款一次抵扣，因此，它客观上会刺激投资的扩张，有利于资本形成，刺激经济的增长。

2.生产型增值税会导致重复征税，从而加重企业的税收负担

生产型增值税将购入固定资产支付的增值税计人固定资产成本，因此会导致对固定资产的重复征税。例如，某企业购入一台价值10000元的生产设备(不含增值税)，支付增值税1700元，则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为11700元。该生产设备的使用期限为5年，每年生产并销售的产品中所包含的固定资产价值为2340元(假设产销平衡)，对这部分价值征收的销项税额为397.8元，5年合计为1989元，与购入设备时所支付的增值税元相比，增加了289元。但增加的289元并非由于固定资产在使用期内创造了新价值，而是因为将购入固定资产支付的增值税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然后以折旧的形式计入产品成本，最终转移到销项税额的计税依据——销售额中，从而导致税上征税的结果。

3.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基础设施企业以及其他高投资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基础设施企业以及投资较大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固定资产投资较其他企业要高得多。征收生产型增值税的后果是高新技术企业、基础设施企业以及高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能抵扣，不利于这一类企业的扩大再投资和设备更新。众所周知，高新技术企业设备更新非常快，基础设施以及高投资企业投资非常大，因此，生产型增值税极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基础设施企业和高投资企业的发展。相比较而言，固定资产投资较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税负上负担要小得多。

4.不利于我国产品与外国产品竞争

如前所述，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消费型增值税，这样，在增值税税负成本上，这些国家的产品就比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我国要低。中国加入WTO在即，对企业征收生产型增值税将很大程度上降低我国产品的竞争力。西方国家以出口高科技产品、汽车等机电设备为主，中国高科技企业、高投资企业将面临内外夹击的窘境。

(二)消费型增值税对经济的影响

1.积极作用

(1)刺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1页)。科学技术通过物化为生产工具的途径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是构成固定资产的主要内容。在现代社会中，新技术和设备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日渐上升，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传统工业上，还要不断利用科学技术开辟新技术产业，才能推动经济增长。多年来，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对固定资产的价值不允许扣除，使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产业税金负担额高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产业，抑制了企业用于高新技术的投资，使原本落后的基础产业发展更加滞后，整体发展水平低，这是与社会产业结构的发展相悖的。

(2)降低税负，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

我国现有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大多是在1953年至上世纪70年代末社会主义工业化初始阶段建立，经过几十年的积累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企业的投资规模、流向和生产计划的制定，是按照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的。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承包制、租赁制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同时给企业带来的是企业行为短期化，少数经营管理者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无视固定资产的运行状况进行掠夺性生产经营，更谈不上固定资产再投资。目前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仍然是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产品性能差，生产规模小，能源原材料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中低档产品的市场不断丢失。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大投资，推广应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进行全面的更新改造。

(3)缓解物价不断下降的局面

物价下降并非好事。在现实生活中“谷贱伤农”的说法同样适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抵扣购进固定资产，在高新技术产业建立的同时，一些传统的产业部门，也在进行技术改造、更新设备、降低成本。投资数额的增多，大量先进机器设备进入生产过程，使社会购买力提高，扩大了投资中所需商品的需求，缓解了物价下降和产品销售困难的局面。

(4)实现出口彻底退税，增强国际竞争力

按照国际惯例，出口产品采用零税率，使本国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奖励出口的重要措施。我国出口产品对其所缴纳的增值税也采用退税制。由于我国在增值税计算中不抵扣固定资产价值部分，所以在退税金额中也就不包括为生产该产品而

外购的固定资产已缴纳的税金，这样采用同样税率的国内商品征收的增值税金额就会比国外同类商品所负担的增值税金额高，增大商品的内在价值，使我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消费型增值税遵循终点退税原则，能够实现彻底退税，提高商品的内在使用价值，降低内在价值，商品价格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本国的生产状况，增强国际竞争力。

(5)解决重复征税问题

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扣除当期购进固定资产，使一部分税款作为固定资产价值的一部分分期转移到新产品价值中，成为产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带来重复征税。尤其是基础产业投资大、产出大、抵扣小、税负重，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扣除当期购进固定资产，实行终点征税，避免了重复征税。

(6)实现内外资企业的公平原则

按照有关规定，内资企业购进固定资产不允许抵扣，但外资企业购进设备类固定资产可享受退税或免征的优惠条件，从客观上形成内资企业在使用生产型增值税，而外资企业在使用消费型增值税，内外资企业并没有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竞争。消费型增值税的使用，无论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均加以抵扣购进固定资产部分，享有同样的税收政策，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

2.负面影响

(1)使税收收入在短期内急剧减少

财政收入的90%来自于税收，近几年增值税在税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一直稳定在50%左右。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后，以折旧部分进入生产经营成本的固定资产连同增值税税额就会从原来增值税税基中退出，由此导致增值税税基减少，并相应减少增值税收入。当年减少的增值税收入额为当年计入生产经营成本的折旧总额x17%。根据1998年统计数字，我国固定资产增量为3945.48亿元，按6%综合折旧率计算当年计提折旧236.73亿元，影响增值税收入减少40.24亿元。

(2)加大资金需求和劳动就业压力

我国目前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占多数，消费型增值税的采用，扩大了固定资产的需求，导致资金需求量增大。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由于其资本有机构成高，所需生产人员减少，造成社会就业压力大，同时对就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和技能要求的提高，使一部分人就业机会可选择性减小。虽然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在短期内会减少财政收入，但由于投资加大、技术进步、现代税收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税务机关的交叉稽核和审计更为有效，税款流失减少，在总量上财政收入增长仍能得到保证。虽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就业压力增大，但在一定时期，投资总量增大，生产规模扩大，就业机会也在增多。并且，由于整个社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会使就业总量增大。尽管消费型增值税是我国增值税类型选择的最终目标，但其并非尽善尽美，因此我们应客观评价，并抑制其负面影响，使其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浅析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篇6

关键字：公共利益；经济公益诉讼；经济法

一、经济公益诉讼的概述

1.公益诉讼的历史及概念

公益诉讼作为一种诉讼形式最早出现于罗马帝国的罗马法中。在罗马法中把诉讼划分为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两种。私益诉讼是为了保护个人利益，仅特定的人才可以提出，而公益诉讼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除法律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美国是现代公益诉讼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之一。它的公益诉讼包括两种：一是"私人检察官"制度。在私人当事人在公益诉讼中而且应当像政府检察官那样采取行动。二是检察官提起公益诉讼。检察官有权对所有违反《谢尔曼法》或《克莱顿法》而引起的争议提起诉讼。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理论界首先出现经济公益诉讼的概念，认为经济公益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下，按照司法程序，依法对于个人和组织提起的违反经济法，侵犯国家经济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进行审理和判决，以处理经济违法行为的活动。

2.经济公益诉讼的特点

（1）经济公益诉讼突破了传统诉讼的局限，不要求原告需与损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告可以以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为由提起诉讼。在美国，公民被视为"私人检察官"，在公共利益保护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经济公益诉讼的保护对象具有公益性。这是经济法最终目的在经济公益诉讼理念方面的一个具体体现。经济法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而经济公益诉讼则以保护公共利益为其本质特征。

（3）经济公益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预防功能。公益诉讼的启动并不要求有实际损害结果的发生，只要原告根据其合理判断有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即可提起诉讼，这样可有效避免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受违法行为的侵害。

（4）经济公益诉讼双方力量的失衡。公益诉讼的原告一方大多是社会团体或是个人，而被告方则是掌握着某种特权的部门。（如建设规划机关，税务机关等行政主体）或是大型企业事业单位，具有一定的市场支配地位（如电信，供电行业，铁路运输业）。诉讼双方力量如此不均衡使得我们必须在诉讼活动中给予弱势地位的原告一方更多的权利保护。

二、构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正处于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虽然社会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但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发生，社会经济矛盾也日益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局面。但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各种经济关系急需法律的调整，在此种社会环境下，经济法应运而生。经济法的产生给中国社会经济和法治的发展带来了曙光，使社会经济秩序逐渐步入正轨。在经济法成长的三十余年中，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完善，但大多是理论研究，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若经济法只有理论支撑则显得有些空乏，而经济程序法构建则使我国经济法体系更为充实和完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则显得十分必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国家的过度干预经济生活，不仅不能承担起维护社会经济公益的重任，而且其本身也对公共利益构成了威胁。因此，建立公众参与的经济公益诉讼机制能够更好地使公共利益得以维护。

三、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现状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不可诉的现象大量存在。有权利义务却无诉权规定。这说明我国的法律规范存在着可诉性缺陷。即使有些法规规定了诉权却也予以限制。当一个合法权益被侵害时，却没相应的救济手段来解决，这说明实体法与程序严重脱节。司法实践中，法院以原告不适格，原被告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或由于其他原因而判决原告败诉。这正是因为没有系统具体的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导致权利无法得到救济。因此要弥补我国关于公益保护法律的可诉性缺陷，就要对传统诉讼机制有所突破与创新，建立一套相对完善可行的公益诉讼制度。

四、关于建立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

1.扩大经济公益诉讼主体范围

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需要有法定的机关或团体提起诉讼，否则会导致诉权主体的缺位。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了一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有关机关"应包括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主要是检察机关。但这次《民事诉讼修正案》只提到了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诉权，而没有把公民个人纳入公益诉讼主体范围，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规定公民个人可以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更加具体地保障了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并且能够更加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公益诉讼主体上，我国应该采取多元模式。

2.经济公益诉讼起诉前置程序--投诉。经济公益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不受侵害，而在提起经济公益诉讼之前先向行政执法部门投诉，一方面可以及时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将公共利益的损失最小化。另一方面可以节约诉讼成本和社会成本。只有经过投诉纠纷仍不能解决时，才可提起诉讼。

另外，在诉讼活动中应鼓励调解程序的运用，体现能动司法理念。若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履行或承诺履行义务，则公益诉讼目的已达到，就无需再耗费司法资源。这样既缩短诉讼周期，降低诉讼成本，又化解了双方矛盾，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3.经济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问题。在传统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大多由原告承担。但在经济公益诉讼中，由于公害损害的认定需要较强的技术性，而且诉讼双方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因此，在举证责任方面，应规定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降低证明标准原则，法院职权调查原则等，原告只需提出加害人有侵害行为的初步证据即可。

4.设立诉讼费用减免制度。因经济公益诉讼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到国家整体和谐发展，需鼓励相关主体积极主动参与到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活动中，也为了防止诉讼人因诉讼费用过大而无力诉讼，引入诉讼费用减免制度。

5.建立原告胜诉奖励机制。经济公益诉讼具有公益性，为了鼓励广大民众参与其中，形成有力的社会监督力量，在诉讼程序制度设计上，应倾向于保护原告，给予一定的奖励。如美国规定败诉的被告将被处以三倍于实际损害的罚金并承担合理的律师费和起诉费，而原告在胜诉以后可获得部分罚金。但在奖励的同时，又要防止诉权的滥用。一些国家对原告的诉权进行了限制。比如，在环境公害案件中只针对"主要的违法行为"才能提起诉讼，对滥用公益诉讼权的严重行为进行法律制裁等。

6.处罚种类多元化。在民事诉讼中，被告承担的责任形式有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消除影响，赔偿损害等。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分子被判处的有主刑、附加刑共九种。而在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所承担的一般是履行作为义务，而经济公益诉讼则与传统的三大诉讼不同。它不仅是为了保护私权，更重要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在责任形式方面更加多元化，同时需具有包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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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颜运秋.经济审判庭变易的理性分析[J].武汉：法商研究，2001

经济补偿制度 篇7

一、农村合作医疗经济补偿制度的特点

农村合作医疗经济补偿机制是我国新农合建设中的关键环节, 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它在经济补偿制度方面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 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 政府经济大力支持

根据2003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规定,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多方筹资机制。在实际操作中, 每户每人年缴费不低于10元, 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对参合农民的资助为每人每年不低于20元, 总体来说, 政府的经济支持占2/3的比例。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以政府支持为主的机制, 可以使农民在最大程度上得到经济实惠, 极大调动农民参合积极性, 切实推动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

(二) 以大病统筹机制为主

为了解决患大病农民的经济负担, 防止“因病致贫”现象的发生,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机制主要以“大病统筹”为主。所谓大病统筹是指通过设立大病统筹基金对住院和部分特殊病种大额门诊费用进行补偿, 保障水平明显提高。 (2) 实践证明, 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机制为因重大疾病住院的农民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 减轻了患者的家庭负担, 使农民获得更多的医疗保障, 也更有利于生活安宁和社会稳定。

(三) 经济补偿范围逐步增大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大病统筹为主, 但随着政府投入力度的加大, 我国新农合的经济补偿范围也逐步增大, 在报销比例、起底线、封顶线等方面都实行了利民性的改变。如:新疆地区住院费用平均报销比例大幅度增长至50%, 并继续扩大“住院统筹+门诊统筹”报销模式实施范围, 参合农牧民门诊看病费用也可按一定的比例进行报销, 年门诊补偿最高500元。

二、农村合作医疗经济补偿制度的现状

(一) 社会满意度较低

目前, 新农合的社会满意度依旧比较偏低。第一, 虽然大多数农民享受到了一些实惠, 但由于新农合主要是政府经济支持为主, 资金来源比较狭窄, 实际收益难以达到农民的预期目标;第二, 目前的费用补偿制度主要针对有病的参合农民, 享受到大规模医疗经济补偿的人员比例较小, 另一部分没有享受到较大优惠的农民参合积极性普遍偏低。

(二) 费用补偿模式不统一

新农合具有公平性特点, 可是, 目前尚未真正实现这一原则, 甚至出现了在同一所医院就医的患者缴费金额相同, 费用补偿模式和补偿金额却参差不齐的现象。例如:有的地区是大病统筹加门诊家庭账户模式, 有的则是住院统筹加门诊统筹, 有的则只有大病统筹。这样严重影响了新农合的公平性, 影响了新农合的顺利发展。

(三) 报销程序过于复杂

新农合的报销程序十分烦琐。首先, 从参合农民的角度来看, 就诊的患者一般都是完全自费后, 再带着医院提供的发票去有关部门申请报销, 复杂的登记、理赔等环节增加了农民的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甚至为了报销一次住院费用要多次往返于医院和报账中心办理各种手续。有的农民离报账中心很远, 来回的车费又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而且由于审批程序的烦琐, 农民申请报销的费用需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可以真正拿到手中。其次, 目前我国许多农村的就医只能依靠本村卫生所的个体村医, 在门诊家庭账户的模式下, 村医需要先行负担参合农民报销的费用, 再去中心卫生所报销, 由于报销程序的烦琐, 村医自行负担的费用需要很久时间才可以返还, 极大影响了基层卫生人员的积极性, 不利于新农合的推广。

(四) 保障水平偏低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以“大病统筹兼顾小病理赔”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这个定义说明目前的新农合主要目的是为农民提供大病保障, 减少因病致贫等现象发生。医保制度对于普通门诊费用虽然有一定程度上的补偿, 但远远没有达到农民预想中的程度。而且, 由于新农合筹资水平的限制, 其经济补偿费用的最高额度也相对偏低, 超过封顶线的医疗费用很多农民依旧无法承受。总体来说, 医疗保障水平依旧偏低。

三、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济补偿制度的措施

(一) 扩大经济补偿范围

针对社会满意度偏低的问题, 政府有必要调高医疗报销的比例, 降低起付线, 提高封顶线, 继续扩大医疗经济补偿的范围, 并且根据患病农户的困难程度和支出的医疗费用, 给予二次补偿, 使困难的农民享受到较多的优惠, 重点解决因病致贫农户的医疗困难。其次, 随着制度的完善和全面推行, 要将预防保健工作纳入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中, 用一部分专项资金负担重点传染病的预防费用, 实现既保大病又保预防, 真正对所有参合人员提供必要的健康保障, 满足不同层次参合人员的健康需求。

(二) 统一经济补偿模式

新农合实施过程中必须符合公平性原则, 在医疗经济补偿制度建立时, 应以地区为单位, 结合当地经济情况, 制定统一的标准, 减少县区间的差距;并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筹资水平相近的地区, 补偿水平也应相对统一, 真正体现公正公平的原则。另外, 随着农民工群体的日益壮大, 新农合制度势必需要打破地域的界限, 由国家制订统一的政策, 让农民工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就近或者就地参加到医疗保险, 享受同等的报销政策。

(三) 简化报销程序

简化报销程序, 切实有效地为参合人员服务, 是提高新农合满意度的有效措施。在当前情况下, 新农合可以采用以医保抵押部分医药费用, 直接在卡上交医疗费, 出院的时候再来结算的方法。也可以适当参考国外的先进经验, 让医院和保障中心发生联系, 改变患者全额交费事后报销的模式。针对基层医疗人员先行垫付报销费用并且收回周期长的现状, 政府应积极建立网络直接报账等模式, 利用科学化的手段对基层进行管理, 减少报销等待的时间, 提高效率, 真正形成上下畅通的经济补偿机制。

(四) 广纳资金, 提高保障水平

在以政府经济支持为主的经济补偿模式下, 为了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最大程度使农民获得实惠, 政府部门需要不断扩大筹资渠道, 广纳资金, 为农村卫生事业提供更雄厚的资金保障, 为新农合注入新的活力;并适当引导部分有能力的农民参加一些商业型医疗保险, 以补充新农合保障水平低的缺点。

总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措施, 只有积极改进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采用更合理的模式, 才可以保障农村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

摘要：本文深入分析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济补偿制度的特点, 并针对农村合作医疗经济补偿制度实施过程中社会满意度低、费用补偿模式不统一、报销程序过于复杂、保障水平低、等现状, 提出了扩大补偿范围、实现二次补偿, 统一补偿模式, 简化报销程序, 广纳资金提高保障水平等建议, 以充分促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合作医疗,经济补偿制度,完善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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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补偿问题研究[D].西北大学.2008.

经济补偿制度 篇8

新制度经济学从其被引入中国开始就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究其原因就是在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便于分析我国新旧体制转型的过程以及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国偏爱新制度经济学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现实世界有比较明确的解释力;二是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大量制度分析的传统;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同时,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为我国经济学理论界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提够了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界通过二十年来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学习和发展以及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 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等众多领域取得了众多的显著的发展。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

在西方社会中, 制度经济学派林立, 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理论体系。新古典主义从瓦尔拉斯创立, 到德布鲁用公理化重构, 到新古典综合派以后, 这一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完成。但由这一学派在构建理论时抽象掉制度因素, 在封闭系统中研究市场规律, 尽管形式完美, 却缺乏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新制度经济学能够坚持新古典经济学核心价值不变, 保留了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分析这三个基本假设, 同时还逐步规范了交易费用的理论范式, 为新制度经济学构建了分析框架。交易费用概念在理论上确立起来之后, 成为用以解释各种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的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实践,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学者不仅研究改革过程, 而且还着重探讨制度的性质和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起源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从研究内容上看, 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基本上涉及体制起源、市场化过程和经济绩效、企业转型、市场和政府等组织, 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也被讨论。

二、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

科斯理论中蕴涵着制度选择和演化思想, 经过诺斯等人的发展, 衍生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制度的起源、制度的供求、制度创新与变迁等问题, 探讨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大量制度变迁的课题。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一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起源的探究。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涉及制度起源、演化和经济绩效间的联系。二是对改革过程的动态分析。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作为研究对象, 着重关注过渡性质和各种决定因素。计划经济带来了很高的交易费用, 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 通过权衡改革路径中相关交易费用, 选择渐进道路, 以降低改革成本。最后是改革中政府作用。中国的制度变迁具有政府主导特征一方面由于政府拥有绝对优势和资源配置权利, 另一方面由于财政压力迫使政府直接改变现存制度安排。

三、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

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涉及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组织理论等在内的主要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其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是科斯重大贡献, 后经威廉姆森等人发展, 成为理论框架。内容主要包括交易一般化、交易费用和测度、交易契约安排。交易费用理论架起了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理论间至关重要的联系。而产权理论也是由科斯最先涉及, 后德姆塞茨、阿尔钦和张五常等人的努力, 产权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其旨在说明如何通过界定、使用和变更产权安排, 降低或消除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成本, 优化配置资源。组织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个较为活跃的研究领域, 并构筑其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其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 旨在说明各种组织形式。此外, 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也在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中找到自身理论的发展方向。

由于我国转型经济特征明显, 如何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特别是如何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是摆在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道难题。中国经济学者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对我国的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 现在研究的主要涉及公司治理结构、委托代理问题、国有企业改制、民营企业发展等等众多问题, 也取得了部分成果。从长远来看, 这一领域是新制度经济学涉足的重点领域,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必将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在这一领域的扩展提供良好的素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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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与制度效率文献综述 篇9

(一)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

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 将参与主体看作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利益的物质承担者” (马克思著, 曾先令等编译, 2006) , 已经超出了古典经济学对于“理性人”的假设, 而将其看作是在一定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下的“人”。马克思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变化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基本规律, 并认为“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上, 都存在着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历史形式。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数阶段就会被抛弃, 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 (马克思著, 曾先令等编译, 2006) 马克思所研究的“制度”本质是经济主体参与人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以及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所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即上层建筑。

尽管“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印证了哈耶克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的观点, 以至于马克思所论述的包含意识形态的理论受到了质疑, 但是到新制度经济学时代, 马克思的理论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诺思将意识形态列入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并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 (道格拉斯·C·诺斯, 1991)

(二) 以自发秩序理论为核心的旧制度经济学。

如果说休谟提出的“稀缺性”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给出了制度分析的起源, 那么凡勃伦第一次将制度同经济学正式结合起来。凡勃伦以人的本能作为出发点, 从本能-习惯-习俗-制度, 认为制度是个人或群体普遍存在的思想习惯。制度变迁的原因在于人们一些思想习惯被自然淘汰, 又由于个人对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 而出现环境随社会发展和制度变化而变化 (凡勃伦著, 蔡受百译, 2007) 。

康芒斯继承和发展了凡勃伦的制度分析。康芒斯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 他在综合了“从洛克到20世纪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之后, 提出了“集体对个人交易关系的控制”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康芒斯的研究从“稀缺性”出发, 说明了稀缺性“不仅产生冲突, 而且产生因为相互依存而建立秩序的集体行动”, 因此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康芒斯强调法律制度对经济制度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法律保护所有权, 并提出了法制优先于经济的观点。康芒斯在我国曾被认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 其代表作《制度经济学》也被认为是“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错误思想” (康芒斯著, 于树生译, 1997) 。但是, 他对稀缺性和效率的分析, 已经成为了分析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一 (James, 1937) , 甚至对于反垄断法的建立影响颇深 (Atkins and Robinson, 1936) 。

康芒斯的观点代表了强调“制度”自发性的制度学派。这一学派后经过Knight、哈耶克等人的进一步分析和论证, 引入了演化分析方法, “用理性人之间习俗 (行为规范) 的概念解释” (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 姜建强等译, 2006) 制度的自发演化, 强调从习惯-习俗-惯例-制度的演化过程。

但是, 以下两个原因导致了旧制度经济学逐渐走向衰落:一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大量使用数学工具, 以至于其更能够说服大批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二是由于社会科学在1910~1940年期间的融合与转向, 行动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取代了旧制度经济学所倡导的本能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 (Hodgson, 1998)

(三) 以产权和交易成本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术语是由williamson (1975) 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一直致力于回答“为什么正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我们在构建经济模型的时候必须将制度视为内生变量”,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 即制度对于经济运行的绩效是至关重要的。 (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 姜建强等译, 2006)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得·科斯可以算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人物。其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 第一次打开了企业这一长期以来未解的“黑匣子”, 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制度也因此被理解成为降低交易成本而存在的规章、规则、法律、政策等等。之后的交易成本理论被广泛应用, Arrow (1969) 将交易费用看作是经济制度必不可少的费用、Williamson (1981) 通过交易成本界定企业和市场边界等对促进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起始于交易成本理论, 但是其分析方法同上述研究有所差异, 以诺思为代表形成了制度经济学中研究经济历史和制度变迁的分支。这一分支认为, 新的交易制度的形成和延边促进了近代西方世界的经济社会变迁过程。制度安排并不仅仅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有助于降低转型费用 (North and Wallis, 1994) 。

(四) 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主要分歧。

制度经济学若干理论之间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同。首先, 研究方法上的差异。研究方法上, 旧制度经济学则应用哲学、社会学等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大量地使用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这也就导致了新旧制度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方法上的不同:旧制度经济学以哲学、政治学等对边际、效用、利润等持反对态度, 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 (以及更新的分析技术) 来解释制度安排的运行和演化” (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 姜建强等译, 2006) 。从这两种研究方法也可以看出演化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的区别;其次, 对于制度起源的认知。旧制度经济学强调习惯的累积和重复, 认为制度是基于个体“自发”产生, 是习惯的延续, 是一种非正式规则。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起源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及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即包括正式制度, 如法律等, 也包括非正式制度, 如惯例等。

基于对制度起源的认知差异, 引申出了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主要差异。旧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是自发演化的, “重组制度框架, 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是一件成本高昂、耗时费力的事情” (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 姜建强等译, 2006) 。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即使需要支付高昂的交易费用, 只要能够形成对产权的有效激励, 那么制度也是可以“建构”的 (North, ) 。正因为对于“建构”还是“演化”的争论, 新旧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效率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尽管诺思被归于新制度经济学派, 但是其思路已经逐渐融合了“建构”理性主义和“演化”理性主义的逻辑思路, 认为“作为基础的非正式约束是有利于正式规则的变迁的” (诺思著, 杭行译, 2008) 。

二、制度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之路

20世纪九十年代初, 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樊纲 (1993) 、孔泾源 (1993、1994) 、张军 (1993) 、林毅夫 (1994) 、杨瑞龙 (1993、1994、1998) 等对于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做了开创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将中国经济改革看作“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 (杨瑞龙, 1993) , 旨在明晰产权、降低交易成本, 同时也指出这种方式的制度变迁所存在的弊端和障碍, 并从制度变迁视角论证了市场化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 (张军, 1993)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杨瑞龙 (1998) 提出向市场化过渡的三个阶段:从“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 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 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 从而完成体制模式的转变。”基于当时的历史环境, 这些研究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讨论, 为我国后续经济改革之路提供了理论支持。

随着诺思等人的研究被引入国内, 学界对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国内学界除了从理论上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杨友才, 2010) 之外, 更多地考察了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关系。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渐进式改革无疑成为制度经济学研究最好的案例。林毅夫 (2002) 、张军 (2004) 、樊纲 (2000、2004) 、张五常 (2004) 、严冀等 (2005) 等都从正面评价了中国逐步迈向市场化的改革是成功的, 也正因为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管制, 才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上, 中国农村改革 (林毅夫, 1994;蔡昉, 2008;温铁军, 2008) 与土地制度变迁 (黄少安等, 2005) 、地方分权 (周黎安, 2004;姚洋, 2008) 、企业产业改革 (张维迎, 1995;钱颖一, 1998;平新乔等, 2003) 等问题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这些问题本身既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制度创新,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体制机制上的障碍, 同时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 导致了制度结果的偏离, 以至于产生新的发展问题。因此, 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 既有助于解决我国的现有发展障碍, 同时也有助于解决我国的长远发展问题。

汪丁丁是国内较早开始对制度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92年发表的论文, 在分析制度及制度变迁的基础上, 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 并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分析了制度创新的一般过程, 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熊彼特的利润”———“为减少不确定性所作努力的报酬”。从制度创新角度看, 这种利润的表现形式是“租”。在他看来, 通过制度创新, 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如果能够为社会带来好处的话, 就能够有好的结果。

林毅夫 (1994) 则从制度不均衡的角度分析了新制度产生的原因。他的分析认为, 制度选择集合改变、技术改变、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其他制度安排改变四个原因将导致制度不均衡, “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 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消除”制度不均衡, 既可以通过诱致性创新, 也可以通过强制性创新, 并且只有在“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时, 强制性创新才可能产生。因此, 政治或制度企业家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周振华 (1998) 认为, “制度创新是一个由政策层次、组织层次和操作层次的互动构架而成的过程”。各层次的参与主体———分别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等基层组织共同构成了制度创新的动力。马宏伟 (2003)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划分, 将制度创新划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其中, “制度结构的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 制度安排的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

三、关于制度效率分析的主要观点

传统经济学对于效率的研究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 认为当参与人都不改变自己的策略时, 经济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任何一方参与人改变策略, 都会导致另一方受损。同时, 帕累托最优也是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状态。但是, 传统经济学关于效率的分析的假设条件很快受到了制度经济学家的质疑。

科斯将交易成本理论引进效率评价, 提出了科斯中性定理, 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 产权清晰界定, 资源配置就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 现实社会中处处存在交易成本时, 因此, 这一定理也就需要被重新解释。张五常 (2002) 指出, “只有当一些约束条件被忽视或不予考虑时”, 才会发生无效率。正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 制度才显得重要。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 利益和成本的分配是不同的。换句话说, 帕累托最优的原则仅仅是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 而忽视了其中利益分配的比例问题。朱富强 (2010) 批判了科斯中性定理, 认为“资源配置并不是与产权的初始界定无关的, 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并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 初始产权界定给穷人将会产生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但是, 以交易成本衡量制度效率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为这一标准将制度效率等同于资源配置效率。弗鲁博顿和芮切特 (姜建强译, 2006) 曾指出, 基于产权与交易成本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提供一个类似于新古典理论中那样“界定清晰”的效率标准。

布罗姆利 (陈郁等译, 2006) 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对于制度效率的定义。他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一书中, 不仅指出“判断资源的每一种配置是否有效率取决于经济深层的制度结构———产品的所有权、经济主体的财富状况”, 而且认为既存在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制度交易, 也存在那些能够重新分配经济优势以及重新配置经济机会的制度, 它们都是有效率的, 尽管在一些情况下, 这些制度交易是不符合“帕累托效率”的。于是, 效率———在一定制度安排下的效率———代表一定群体的效率等成为效率研究的重要内容。

诺思在其早期的研究中, 曾通过建立实证模型, 通过衡量交易成本的高低从而判断制度的效率, 并认为交易成本是不断上升的, 但是较高的交易费用并不代表制度效率低———那些具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系统的国家, 尽管交易费用较高, 但是对于保护产权和促进增长是具有高效率的。在后来的研究中, 诺思 (杭行译, 2008) 提出了制度效率的“适应性标准”, 即微观个体同制度之间的适应程度, 认为有效率的制度“内置了创造与实施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激励”。

诺思关于制度效率的分析也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认同。例如, 韦森 (2001) 把制度看作“规约机制”和“激励机制”, 并据此将制度效率定义为“制度安排本身产生的激励所引致的经济增长”。在分析交易费用与制度效率的关系时, 他认为尽管“法律规则的体系化、交往行为的规范化以及经济运行的制度化”需要较高的交易费用, 但是这种社会对经济增长激励作用更加强大, 而缺乏刚性制度对经济运行的激励会造成社会效率的损失 (被称为制度效率的“抑损”或制度负效率) 。但是, 韦森对制度的分析还是延续了将制度作为自发秩序的分析方法, 强调习俗、惯例及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国内还有一些学者借用新古典理论的成本-收益法, 将制度看作一种产品, 通过衡量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判断制度效率, 并认为制度是否有效率就要看制度收益是否大于制度成本。如林毅夫 (1994) 的分析认为, 在交易成本相同的情况下, 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更有效率, 而在提供相同服务的情况下, 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更有效率。但是, 这种衡量标准存在很大的主观性, 因为无论是制度收益还是制度成本很难通过定量的成本-收益法进行核算。也正如一些学者, 如布罗姆利等人所批判的, 效率的衡量本来就应该同一定的制度安排相联系。

朱富强认为, 效率是“衡量特定目标之速度的指标 (体系) ”, 效率比较首先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基准目标, 一般而言, 效率至少体现为三个层次:最大化个体效用的效率、最大化集体效用的效率以及最大化组织机构目标的效率。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 帕累托效率不具有可比性。在批判了社会总福利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两种效率评价标准的基础上, 作者认为应该将社会正义作为评价标准。

焦兵 (2004) 建立了一个关于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变迁的效率分析模型, 从政府和微观个体对效率的偏好差异入手, 分析了石油工业的制度变迁, 并认为政府和微观个体偏好差异过大, 会降低制度效率, 而当微观个体的偏好占据主导地位时, 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也将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形式。

四、评论:现有文献的借鉴意义

(一) 政府还是市场。

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对于“建构”与“演化”的争论, 间接的辩论着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旧制度经济学从习俗-惯例-制度的过程, 强调经济社会的自发秩序, 将政府干预看作是有害于“制度”演化的。但是, “政府无处不在、时刻在变的管制, 都是影响经济绩效的最关键因素。……政治过程的决策严重地影响着经济的运行” (诺思, 杭行译, 2008) 。

(二) 效率与制度效率。

对于效率的定义, 经济学可以给予其若干种解释, 从帕累托到社会正义、从成本最小到收益最大, 都可以对其进行界定和描述。尽管制度经济学对以新古典理论为代表的效率理论进行了批判, 并强调效率必须在一定制度框架下进行界定, 但是“制度效率”以及“一定制度框架下的效率”两者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 再加上对于“制度”理解上存在的分歧, 导致对于制度效率的判断存在分歧。

(三) 中国的现实:

经济补偿制度 篇10

一、农业管理

鼓励与督责农业生产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各朝代重要的经济举措,旨在抑制国家劳动力的流失、减少土地的荒芜废弃,求得农桑的发展和粮食的供给,可以说以农为国本的经济思想在数千年封建社会中根深蒂固。 西周王朝也不例外,相传周朝民族的始祖是尧时期执掌稼穑之事的官员———后稷[2]29, 周民既尊后稷为先祖,周统治者对农业稼穑的重视可见一斑或可推知。

《 周礼·天官·内宰》 有记 :“ 上春 ,诏王后帅六宫之人而生穜稑之种,而献之于王”。 周公曾作《 无逸》 总结商亡周兴的经验,认为商后期的统治者不了解农业生产、不知农人劳苦,“ 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并告诫君主要“ 先知稼穑之艰难”。“ 劝课农桑”一词首现于《 后汉书·卓茂传》 中,“ 是时, 王莽秉政,置大司农六部丞,劝课农桑”,但追溯历史,对农业进行较系统阐述的却是《 周礼》。“ 颁职事十有二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 一曰稼穑,二曰树蓺,三曰作材,四曰阜藩……”,《 周礼·地官》中明确记载了十二项由司徒负责教民生产的职事, 涉及大田耕作、果蔬耕种、山林采伐、鸟兽豢养等一系列技术。同时《 周礼》把人们的职业分为九种,《 周礼·冢宰》曰“: 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 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繁鸟兽……”, 周朝社会9大职业中的前四项均属于广义农业职位的范畴。 从司徒12项职事以及社会九大职业较严密的类别划分中, 可见周农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和周统治者对农业管理的重视。

不仅在宏观政策上,在微观农事的操作方面《 周礼》 也有涉及,如对土壤的辨别、改造,对谷物种子的选择[3]114。《 周礼·大司徒》 记载:“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即是说在种植作物之前要先能够分辨土壤的不同性质。 《 周礼·地官》 则进一步按照土色、土质等将土壤分为骍刚、赤缇、坟壤等九类并提出了分别施撒不同动物的骨灰以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 在谷种的选择上,《 周礼·地官·司稼》 中指出地官司徒有巡视田野庄稼的职责, 并负责辨析优良谷种以及适宜种植该种子的土地,同时还要将情况公布于乡里以使民众周知,“ 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县于邑闾”。

除了上述内容,《 周礼》 中还有兴修水利、检修农具等其他兴农举措, 从中可以看出西周王朝统治者重视发展农业经济的思想,而且这些构想相当完备,其中的一些措施如因地制宜、优选种子等在现在看来仍具有积极的意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时期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农业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并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诚然,西周统治者把农业当做根本大事的目的是为维护其统治,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社会生产、改善民生的作用。

二、工商业管理

西周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生产,但也没有忽视工商业存在的必要。 相比秦汉“ 贾人不得衣丝乘车”、“ 市井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的严苛抑制,一定程度上看,西周可以说是比较重视工商业发展的。

《 周礼》 肯定了商业是社会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经济部门 ,商人是社会职业分工构成中的重要一员,它将手工业和商业分置于第五、六位,“ 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 财) ”。 当时的工商业者从属于官府,“ 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也即西周时期发展工商业的“ 工商食官”制。“ 公食供,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 国语·晋语》) ,就是说工商业者须按照官府规定从事生产和贸易,由国家为其提供薪水,某种程度上大抵类似于官办企业。《 周礼》 中设置了一系列较为完备的官吏职位管理商贾贸易,如廛人监督商贾纳税,质人主管货物的供求,贾师负责物价的平议,司虣维持商市治安等一整套职掌。

西周时期的市场已有一定规模并且可以分为固定的和临时的市场两大类别。 固定的市设立于王城或诸侯国内,临时设置的市一般是诸侯征伐师役或会同时所设立的短暂集市。 王城中心位置为王宫,宫北侧设市场。 名义上王后负责对市场管理进行领导, 而实际上由司市主管。 《 周礼·地官·司市》 记载:“ 凡会同师役,市司帅贾师而从,治其市政,掌其卖儥之事”。 另外在交通要道上,西周也设有固定的市,这种市场主要是为驿站而设立的。 据《 周礼· 地官·遣人》 :“ 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五十里有市, 市名侯馆,侯馆有积”。

依据交易经营的时间和对象的不同,可将市分为“ 三时之市” 即朝市、大市和夕市[4]88。 《 周礼·地官·司市》 有曰:“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市;朝市,朝时而市,商贾而市;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 三市的格局布置以“ 次”( 市场管理办公场所的统称) 和 “ 叙 ”( 街巷) 为依据划分地界 ,以使各个市次第分列 。 清末著名经学家孙诒让在其为《 周礼》 所作疏注的《 周礼正义》 中,曾详细写道:“ 三市每市盖各有总门,其内设各次,次内又分列各肆,肆有一巷,是三市之中内外分合,其门不一”。

《 地官·司市》 还提出有市场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则 :“ 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即对于市场中比较重要的货物,原本缺乏的要补充以使其有,有益的要将其推广,有害的要予以消除,奢糜的货品要减少。 而对于物价,《 周礼》 提出市场应保持物价的稳定,物品价格由贾师( 二十个肆设一个贾师) 按商品的规格、质量进行评定。 同时贾师还负责灾荒发生时抑制物价的抬高。 另外,对于卖不出去的商品由泉府( 也作钱府,即政府的财政部门) 按价购买,“ 以待不时而买者”。

严格和较完备的市场监管反映了西周时期商业经济管理的特点,这种鼎盛的商业经济现象在以后的封建社会各时期都很少再出现。 西周的市场管理的出发点最终固然是为了维护封建领主的利益,并且很多经济思想都仅是一种构想而未有也难以真正实施,如滞销商品由政府予以购买和再销售,显然这只能是一种理想、不可持续实施的举措。 但从经济思想的发展历史过程看,这些构想的提出却是不无可取的。

三、财政管理

西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朝代,是远古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时期并在形式上统驭着较夏商王朝更大的领域。 西周生产力水平在夏商基础上有着相当程度的提高,属于青铜向铁器过渡的历史时期,加之生产经验不断积累及生产规模日渐扩大 ,其财税收支等内容也随之而增多,实物财政已经初露端倪。

西周时期国家的财政思想主张:在既定收入前提下应依收入额度来安排支出,即量入为出或曰以收定支,“ 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 即年末),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大小,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礼记·王制》),《 周礼》 虽无明确的提法,但在相关的财税举措和设想中已蕴含着这种财政思想。 冢宰即太宰,掌管王家的财务以及宫内事务,位次三公,列六卿之首,是当时治理国家的大臣。冢宰在量入为出理财思想的指导下制定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方针。 据《 周礼·天官·冢宰》所载,当时管理财政的国家机构为太府,其下设玉府、内府、外府三个分支部门。 其中玉府执掌君主个人享用的金玉玩物等,内外两府则分掌“ 邦之大用”和“ 邦之小用”,大用指的是诸侯定期朝见君王时朝聘赏赐所需的物资,小用即王室成员日常生活用品以及祭祀、会客时所需的钱物费用。

西周时国家的财政收入有贡和赋两大类,贡主要是诸侯邦国对王室的贡纳,而赋由王畿内民众交纳。 诸侯之贡又分职贡和朝贡两种,《 周礼·职方氏》 曰“: 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 前者以诸侯封地所在地区的主要产物为贡品,每年强制性缴纳;后者朝贡则是较珍贵的奇品异物,贡品数量的多寡一般与诸侯爵位的高低正相关,爵高地广则贡多,反之则贡品要求少。

《 周礼·地官·大司徒》 有曰 ,西周“ 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 即由君王直接管辖的国都及其附近的地区面积达千里,王畿之内的民众需要负担赋税和力役。 赋,一般依据土地面积征收,而按不同来源地区赋又分为九种,《 周礼·大宰》 记载:“ 以九赋敛财贿。 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这九种赋税中前六项属于农业税如田赋,还包括商税、货税,如第七、八项的关市赋和山泽赋,大体类似现代的工商业税。 力役,即无偿的徭役。 《 周礼》 中规定不同地区的征役年龄不同 ,都城地区服役年龄大约起始于20岁而止于60岁, 郊野则始于15岁止于65岁,“ 国中 ( 即都城中) 自七尺以及六十,野( 即郊区) 自六尺以及六十五 ”。 另外《 周礼·地官·乡大夫》 规定:“ 国中贵者、贤者、服公事者、老者、 疾者皆舍”,即都城中符合上述要求的男丁可免于力役,但郊野地区的民众则没有这种特权。

上文提到西周征课的赋税分九种,它的财政支出在种数上也分为九种,《 周礼·乡大夫》 云:“ 以九式均节财用:一曰祭祀之式, 二曰宾客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在领取财物的额度以及手续方面,《 周礼》 中的规定也较严密,如《 天官·职岁》 :“ 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财用,受式法于职岁”,就是说各部门需支取的财物用度, 要由职岁这位官员依据九式的规定进行限额管理;《 天官·职内》 : “ 凡受财者 ,受其贰令而书之 ”,即须持君王或冢宰命令的正副两种文本并备录在案方可领取,由此可见,西周当时的财税管理手段已经比较成熟和完备,显示出统治者高超的管理技能和对财政工作的重视。

总之,《 周礼》 这部典籍中反映的经济思想尽管零散分布于官制的构想设置中,但它比较全面地涉及了农业、工商、财政收支等多个经济方面,综合来看,整体的经济思想仍是比较丰富而系统的,值得我们后世深入探索和研究。

摘要：《周礼》是主讲西周官制和礼制的政治著作,其中也有对经济管理的丰富论述,它所蕴含的经济制度显示了西周统治者对待社会经济的态度。本文从农业、工商业、财政管理三方面对《周礼》中的相关经济制度及其所体现的经济思想进行阐述和探究。

中国经济制度走向何方 篇11

越南也算奇迹了。去年增长率达8.2%,仅次于中国。中资企业前往淘金的400家。股票市值一年内从10亿美元上升到146亿。去年外资进账美元102亿。几年前中国的外汇增长每年约千亿,今天约2000亿。但越南的人口只7000多万,约中国十八分之一,而他们改革起步比中国迟了十年。近70%的人口在45岁以下,后生可畏也。

让人民币升值是让赛。说过了,比起美元,人民币偏低,但比起发展中国家,何低之有?今天看是偏高了。说过无数次,一个国家的币值如果偏高,要挽救不容易。减少货币量不是举手之劳;用外汇储备收购自己的货币要有足够的储备;加强外汇管制是死路一条。但如果一个国家的币值偏低,“挽救”易如反掌:多放货币出去,要币值跌到哪个价位都可以。恐怕通胀重来吗?以一揽子物品作为货币之锚,坚守,不难处理。

也说过,让人民币升值,改进美国贸易逆差的机会不大。弹性系数的话题不用再说,而目前的发展,像越南等地区搞起经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会改进,但贸易的整体逆差不会。这是因为美国的订单只从中国转到越南等地区去。换言之,改进美国贸易逆差的可靠办法,是修改美国本身的经济结构,大量出口科技知识与服务行业。

搞福利经济是让赛。绝对支持帮助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但福利经济是另一回事。好学唔学,中国为什么要学人家?香港当年发迹有什么福利经济了?我父亲当年扫地、碎石、做街上小贩,然后做电镀学徒,有什么不对了?父赚钱,子享福,我的出身比父亲高尚得多。当年在美国半工半读,洗碗、剪草、派报、停车场收费,是在好莱坞传授人像摄影之前,捱上去,终于拿得几项奖学金。难道这些不是人生应有的历程吗?如果父亲当年领取福利救济金——如果我当年领取福利救济金——效果如何不容易想象。今天北京有智囊建议放弃接单工业,何“智”之有哉?

规定最低工资是让赛。这方面说来话长。约束外资进口也是让赛。曾几何时,中国求“资”若渴。今天,资金不足再不是问题,于是外资进口受到诸多留难。前恭而后倨,未富先骄也。北京怎可以那么快就忘记,资金不论,中国需要的是外人带来的知识。早就说过,一家外资大厂,训练人才胜于一所学校。不久前说过,国际的局势不妙,外资在中国越多,中国越安全。至于出售土地或企业给外人,二十年前我提出建议,被接受,今天何来恐惧症了?说得不好听:资产在中国是肉在砧板上。说得好听:除非外资带进对中国有利的知识专利,否则外资进入,赚钱的主要是中国人。

经济补偿制度 篇12

关键词：晚清政府,经济立法,近代经济制度

晚清时期的中国积贫积弱, 再加上列强入侵, 使得中华民族这个古老国度处于崩溃的边缘,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晚清政府试图通过经济立法, 建立起我国近代经济制度体系, 努力实现巩固统治、国富民强、抵御外侵的梦想, 但由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局限, 注定了这一经济立法进程变得曲折和复杂。

一、建立工商管理体制, 架构近代中国经济制度体系上层设计

我国古代是典型的农耕社会,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延续到清代晚期。在此之前, 工商业的地位是比较低的, 工商经济的作用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商人也经常受到社会的歧视。从国家层面来说, 清代晚期之前, 政府设置的工部负责管理官办的各种手工业, 户部主要负责收取私营工商业的税赋并对这些私营业主进行限制, 以更好地保护官办手工业的垄断地位。而在地方层面, 由于没有设置工、户部的分支机构, 统由各省督抚等地方长官全权管理, 这不利于工商业的管理和经济的发展。

1840年, 鸦片战争爆发,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也将西方先进的工商业运作模式和经济制度输入到国内。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 清代统治者不得不调整其统治政策, 从上层制度设计着手, 通过设立商部, 成立商会, 再辅之一系列的经济立法, 从而建立并架构起了我国近代经济制度的雏形。

1903年, 清政府基于当时形势的需要, 正式设立商部, 分设保惠、通艺、会计、平均等四个部门, 分管全国招商、路矿、工商、农务等事务。由于有了专门的商部, 其职能主要是通过调研商情、制定商法、明确商规等方式, 来促进当时工商业的发展。观察晚清时期一系列经济立法过程, 如《公司律》及金融等经济方面的法律拟制, 其中均有商部的参与和推进。

商部毕竟是官方性质的, 还需要民间的互动。为此, 清政府商部通过颁布《商会简明章程》, 在不同地域范围内设立各种不同行业的商会, 并且实行商会自治管理。新设立的商会不再设置行业壁垒进行限制管理, 而是重点通过给行业内的商家提供各种信息、法律、会计等方面的服务, 协调政府与行业、商家的利益关系, 促进本商会所辖范围内商家的共同发展。

晚清政府通过商部和商会建立起来的工商管理体制, 作为当时经济事务的上层主导机构, 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之后民国时期政府几乎照搬了晚清政府的工商管理体制, 进一步推进我国近代经济制度深入发展[1]185。

二、创新设立《公司律》, 架构近代中国的经济组织形式

近代中国的公司组织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当时同样基于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状况, 洋务派抱着“师夷长技”理念和“求富、求强”理想, 兴办了一批官督商办股份制公司, 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 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司组织形式。甲午战争后, 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 被迫放弃了官办公司政策, 转而倡导私人资本主义, 力促我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与繁荣。

1904年,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正式诞生。这是清政府借助西方列强的经济模式, 在商部的主导下, 对近代中国经济组织形式的创新和发展。纵观《公司律》, 共有11章, 131条, 对公司的分类、股份、股东权利、董事、查账人、董事会议、股东大会、账目、公司章程、公司倒闭、罚例等, 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制, 如关于公司股份方面, 要求“必须划一, 不得参差”, 赋予了各股东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关于股份表决权方面, 要求“有一股得一议定之权, 如一人有十股者即有十议决之权, 依次类推”, 基本确立了股份在公司中的核心指导地位[2]8。

总体来说, 《公司律》通过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等分权机制, 奠定公司在近代中国经济组织发展形式的指导地位。《公司律》中提出了股份均一、股权平等制度, 为晚清时期公司运作和发展勾划出了法律制度框架, 并对之后民国时期乃至现代我国经济发展, 均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加强金融立法, 架构近代中国的银行和货币管控制度

在晚清时期我国出现近代银行之前, 商品的流通、资金的流转、货币的汇兑, 大都依靠钱庄和票号来运作, 这两种规模较小的金融组织形式, 一般由一人或数人出资组建, 资本积累有限, 资金管理不够规范, 无力承担起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需求。与此同时, 借助鸦片战争, 外国金融势力涌入中国, 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发展, 特别是这些外国列强利用其优势地位, 不断在中国金融市场掀起波澜, 如我国近代股票市场发生的“信交风潮”等金融风暴, 其中或多或少都有外资的影子。为此, 清政府痛定思痛, 通过法律移植, 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法律, 即在开办国有银行、统一货币的基础上, 鼓励私人兴办商业银行, 对旧有钱庄和票号进行排挤, 对外资银行进行限制, 从而初步建立起了近代中国的银行和货币的管控、发展制度。

在中央银行方面, 1904年, 清政府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银行法规———《试办银行章程》, 组建了国有股份制性质的户部银行, 由中央财政出资一半, 另一半由私人认购, 管理层由政府委派, 但理事和监事由股东选举产生。户部银行除了行使普通银行职能外, 当时还赋予了货币铸造、发行、管理职能, 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央行地位。1908年, 清政府将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 出台了《大清银行则例》, 规定大清银行“经理国库事务, 及公家一切款项, 并代公家经理公债票, 及各种证券”。由此, 我国近代的中央银行制度基本建立。

在商业银行方面, 晚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银行通行则例》, 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统一的银行法, 其中明确了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 “凡欲创立银行者, 或独出资本, 或按照公司办法, 合资集股, 均须预定资本总额, 取具殷实商号保结, 呈由地方官查验, 转度支部 (由户部演变而来) 核准注册, 方可开办。”由此可以看出, 私人只要具备一定的资本, 即可创办商业银行。同时, 《银行通行则例》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银行管理、运行、监督等事宜, 均进行了法律规制, 尽管不太详尽, 但毕竟为我国近代银行业架构出了发展蓝图, 对商业银行以及中央银行的规范运作非常有利。

在货币管理方面, 清代货币有银元、铜元、纸币等诸多形式, 管理非常混乱, 不利于政府财政和民间流通。1903年, 清政府专设财政处, 1906年改为度支部, 在统一财权的情况下, 通过先后颁布《通用银票暂行章程》、《兑换纸币则例》、《币制则例》等法律, 废除了传统落后的银两制度, 建立了相对先进的银元制度, 并尝试将大清银行发行的银元、铜元、纸币统一兑换成国币[3]11。这拉开了我国货币制度近代化的序幕, 为货币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颁行经济法规, 架构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除了上文所述的工商管理体制的建立以及相关的公司及金融立法外, 晚清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 尽管带有较为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 但逐渐培育出了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

晚清经济法规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商人通例》, 对晚清时期公司运营和商人行为进行了明确法律规范, 初步建立起了我国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二是通过《奖给商勋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 对一些优秀公司进行政府层面上的奖励, 笔者认为, 这不仅只是一种物质方面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层面上树立起重商、亲商、护商的理念, 指引社会民众从小农经济向现代工商业发展。在这些经济法规的基础上, 再加上前文所述的《公司律》以及诸多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 共同构成了晚清政府时期较为系统的经济制度体系, 指引着晚清政府努力向市场经济迈进。当然, 尽管最后的实施结果不尽如人意, 实施过程也是错综复杂, 特别是政治上的内外明争暗斗和豪取强夺, 对这些经济制度的实际运作有一定的影响, 但这种市场经济的理念毕竟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 为后续发展积蓄了力量。

五、晚清经济立法及近代经济制度的历史地位评析

晚清经济立法及其伴随的近代经济制度, 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尽管统治者不得已而为之 (从晚清政府对戊戌变法的镇压可见一斑) , 尽管其中带有较为强烈的法律移植色彩, 但这毕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创举, 其积极意义表现在:一是奠定了近代中国经济法律的基础;二是对传统的抑商政策进行了全盘否定;三是推动民族资产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四是促进了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为实业报国凝聚了梦想[4]220。

当然, 基于历史局限, 晚清经济立法也难免有一些缺陷, 突出表现在:一是法律移植痕迹过于明显, 存在一定程度的脱离国情的照搬西化, 从而导致与近代中国的实际有所脱节, 实施成效有所折扣。二是应急化特征较为明显。晚清政府在较短的时间内, 并且没有前期历史积淀, 就迅速推出了如此多的经济法律, 实为当时形势所迫, 这也是维系阶级统治的实际需要。三是具有一定的法律超前化趋势。笔者认为, 晚清政府在急于求成的情势下, 借鉴西方列强数百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新成果, 再加上与中国实践结合不够紧密, 自然导致立法措施有所超前, 尽管在当时应用时有一些困难, 但却给中国近代乃至现代经济发展指明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方向, 对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罗福惠.评《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J].历史研究, 1996 (6) .

[2]严亚明.十年来晚清企业制度研究综述[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 (2) .

[3]周洪銮.中华银行史[M].商务印书馆, 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