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定义的再思考

传播定义的再思考（精选4篇）

传播定义的再思考 篇1

媒体融合发展是近年业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它既是一场浩繁的系统工程,也是一场全方位大革新。走稳走快走好非一日之功,“单纯图快,融合成了夹生饭,传统的事业荒废了,阵地衰弱了,新的又没搞起来。”[1]就城市台而言,走稳走快走好的关键是把握好两点:一是“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整合媒体资源,创新传播方式”;二是“始终把内容建设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增强核心竞争力,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而且,“要加快改革创新步伐,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体制,为融合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和有力支撑”。[2]

一、优化传播机制,赢得内容优势

受人才、资金和频道等资源限制,城市台在综艺、影视剧方面的生产和制作并不占优,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于本地新闻。所以,尽管多年来各家卫视双休日、寒暑假重要综艺节目季和独播剧此起彼伏,但大多数城市台依然可以凭借做足地方新闻而独享一方天地。然而,近年来,一方面互联网在不断蚕食着电视受众份额;另一方面,随着央视在国内和全球重要城市记者站的设立带来的全时段新闻资讯滚动播出,以及一些省台地面频道对省辖市新闻采编的全面渗透,城市台越来越难以守住原有领地,受众份额日渐看窄。这种情况下,城市台加快媒体融合形势更为迫切。其“新闻立台”的生存不二法则,也注定了在推进媒体融合的道路上,不得不将新闻传播机制的优化作为重中之重。

广义的新闻传播机制涵盖很多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探讨的仅是城市台的新闻内容传播,主要包括新闻选题的采集、内容的编辑传播、信息反馈等方面的组织实施。这项工作目前在各台的实施主体一般都在新闻中心。没有设新闻中心而以频道职能划分的台,则落实在新闻节目的生产频道或栏目。当前,全国城市台自办节目除综艺节目外,大多包括时政新闻、民生新闻以及投资理财、文教卫生、旅游娱乐等资讯节目。其中,时政和民生新闻又会从信息来源和报道深度上,分出自采类、编辑类,以及时事新闻杂志、新闻深度调查和专题报道等,并相应地将所在频道分为新闻(新闻综合)、都市(城市)、生活(民生)、文教(人文、文艺)、法制(政法)、影视等频道。其相应的节目采编部门也多以频道为单位,或以栏目命名,或以频道命名;或者以新闻(新闻综合)频道对应新闻部,以都市(城市)、生活(民生)、文教(人文、文艺)、法制(政法)、影视分别对应专题(文艺)部、文教部、社教(政法)部、影视部等。总之,全国四级办台的电视节目生产机构是各不相同,但归纳起来无非是中心制或频道制。

中心制被业界认为是适应计划时代单一频道下的内容生产模式。作为一种直线职能式组织管理结构,其优点是能够集中优势、统一调度、统筹管理、资源共享。这一体制有利于电视台内部资源的整合,以及形成内部的凝聚力,从而能更好地把产业资源和经营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也有利于精简机构。随着频道资源增多,中心制在产业化进程中不断暴露出缺陷。比如,一个台里一个频道内的不同类型节目分别对应不同的中心,由此容易造成相互间各自为政,个体强大,总体不强。一方面在中心制下机构膨胀,行政、服务人员增多,加剧管理成本;另一方面,随着栏目扩张,也带来了临时人员的剧增。由于中心绩效考核总盘子不得突破,造成体制内人员旱涝保收出工不出力,大量临时人员尽管是节目生产主力,但报酬水平和岗位晋升却达不到自身诉求,临时观念严重,工作责任悬殊。

频道制是基于受众市场细分理论和准确定位理论而形成的以频道为单元,对频道内的栏目设置和节目日常管理、人力资源使用、报酬分配等实施管理的现代电视媒体管理模式。它以产品部门化为理论基础,以节目为核心,由单一节目生产及管理部门对一个频道的所有电视节目进行“承包经营”。[3]较之于中心制,频道制更重视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更强调市场竞争中的产业化发展。因此,这种诞生于西方同行的探索,于上世纪90年代末被国内各类城市台和省级卫视热捧。2000年9月25日CCTV-9英语国际频道的开播,标志着频道制开始落户中央台。到2010年8月1日,央视施行多年的中心制除保留新闻中心、海外中心、大活动中心和广告中心外,其他全都转型为频道制。

当然,频道制也并非无懈可击。它运行中的弊病在于不利于整体统筹发展。虽然它对单个频道能提高内部管理效能,但对全台来说,频道制容易造成频道之间的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在我国专业频道发展还未成熟的情况下,一个台内部多个频道在栏目定位上的同质化难以避免。这样,频道制下小而全的组织方式就容易带来重复配置的高成本和资源的严重浪费,由此造成在题材选择、时段安排上的相互竞争甚至暗中较劲,以致原本一个台应有的所有频道一致对外,转化为相互内耗的无序竞争。最终,节目资源在各频道间流通不畅,新闻资源不能共享,重复制作现象加剧。加上绩效考核标准不一,利益分配的差异化,严重影响了内部人心安定,骨干相互被挖经常发生。

综合上述,无论是频道制还是中心制,面对新媒体的高歌猛进,电视台如果单守其中一种,都可能难除内忧外患。适合的才是最好的。破局途径不妨针对不同节目性质和不同单位性质,寻找最适合的办法。比如,尽管2010年8月1日起将施行多年的中心制整体变为频道制,但就新闻节目的传播机制而言,央视早在2009年7月就从原来的频道制回到了中心制。通过整合新闻、文艺、海外、社教、广告五个节目中心的新闻采编资源,成立全台大新闻中心。5年之后的今天,央视新闻触角伸向全球,全天候不间断播出实时资讯,使其全国范围内市场份额的叠加效应日益放大,其国家大台“新闻立台”形象也更加清晰。因此,吸收借鉴成功经验,城市台应采取更灵活的频道管理模式,即在总体框架上以频道制为核心的基础上,兼顾具体的节目生产,扬长避短,兼容并收中心制、制片人制、产品(项目)经理人制等管理制度,以寻求符合自身发展和现代传播体系构建的特色化路径。回到眼下媒体融合发展话题,无论是国家台、省级卫视还是城市台,尽管在同一个台范围里可以尝试频道制与中心制相互结合、互为补充的机制,但就新闻的传播机制而言,其实更需要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体制,从而解决单纯频道制可能带来的同质同构、资源流失、频道内耗的问题,为融合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厘清频道制和中心制的概念及优劣势之后,再看现实中的我国四级电视台中的新闻传播机构,会发现中央台的新闻采集近年来在全台大新闻中心制之下的运行已日渐成熟:大事件报道中一张桌子“排兵布阵”,全台各时段新闻栏目集体参与,各地记者站同时连线,网络、微信、微博全媒体互动……这种全面调度已经越来越使其在重要新闻发生时不仅做到了不失语,还能早发声、齐发声。省市县目前都已实行广播电视合一的体制,但相对央视而言,省市县三级台新闻传播机制还有许多亟待优化的地方。事实上,现在大多数省台新闻中心承担的还只是大台优惠政策之下的两个宣传部任务,即广播宣传部和电视宣传部。其主要任务还仅停留于日常主题报道和中心工作宣传,外加一些新闻评论。更多的民生新闻则让给了地面频道的各种民生类栏目。而且,这些地面频道的新闻题材往往难以进入新闻中心的发稿渠道,更别说名义上的广播电视总台,至今还没有完全实现广播与电视在题材、人员等方面的融合。至于地市级台和县级台,仍保留新闻中心的已经不多了。如此,不仅广播、电视仍然是题材、人员分灶吃饭,而且新闻部主要精力,还仅用在满足当地的中心工作宣传上。面广量大的民生新闻采编则大多不在新闻中心。这样的新闻中心,严格意义上还只是个新闻中心之下的一个时政部而已。显然,这不仅难以在广播电视内部支撑全面融合,而且面对新媒体,城市台更无法企及始终把内容建设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增强核心竞争力,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

所以,城市台在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路上,当务之急还须实质性推进传统媒体中的广播与电视的融合。以新闻采编系统的融合为突破口,有效整合频道频率中的新闻采编资源,才是优化城市台新闻传播机制,做强内容建设的根本,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

二、构建“四大体系”,催生机制活力

上面提到的这种大新闻中心,在城市台的实践中还需构建起适合全媒体语境下新闻生产流程最优化的体系。就目前而言,新闻中心可在过去各个频道(频率)各个栏目分块操作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完善的由节目研发——节目实施——节目评估,到团队建设——品牌塑造——品牌维护的体系。具体可以概括为质量评估、资源共享、流程优化、团队建设这四个体系。

(一)质量评估体系

质量评估体系主要包括导向管控、级别考评、品牌塑造三个项目。其中:导向管控是指各个频道(频率)、各个栏目的舆论导向掌控度。当前主要表现在时政频道过于僵化,套话和术语多,宣传色彩浓,单条报道信息单一,整档报道有新闻价值的比较少。而民生类新闻频道一般性重复题材多,报道题材琐碎、观点老调、品位不高,或小题大做、叙述过于自然、格调低俗,甚至出现结论先行、哗众取宠、故弄玄虚等严重影响报道客观性的倾向。级别考评是指对节目的采编实践、主题表现、导向预期、收视效果的综合评价。它不仅涉及记者报道的题材来源,还涉及记者对报道的最终驾驭以及传播后的社会反响。这方面,尽管业界早有标准定论,但因为媒介的不同,加上最近几年新闻业态的变化,其可操作性也越来越模糊。就城市台而言,各频道(频率)操作标准不尽统一,因操作麻烦,有的频道(频率)干脆以收视(听)率取代一切,但组建新闻中心之后,这种不统一的考核办法,带来的却是利益的冲突和人心的不稳。为此,新闻中心对所有报道实行题材性质与报道质量的科学评估,以期体现“优质优价”。品牌塑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栏目的品牌塑造,另一个是人才的品牌塑造,具体根据电视节目采编播制四个环节,制定相应的标准化规范手册,辅之以相应的激励举措。

(二)资源共享体系

资源共享是成立新闻中心的根本目的,也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减少内耗,盘活人力、题材、媒介等资源的有效举措,更可借助全台媒介优势做强频道(频率),提升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所以,中心应尝试从题材共享、媒介联合、人员互动三方面试点,逐步完善资源共享体系。比如,热点题材或线索推送制度,具体是在新闻中心的研发环节将资源共享的融合落到实处,即在中心节目研发部的基础上,将各频道(频率)、栏目的制片人、编辑纳入中心编委会,然后参照中央台新闻中心一张桌子的题材现场策划会模式,将搜集题材、论证题材、策划文案、组织采访、整合传播、报道反馈与持续跟进一揽子预案进行系统规划。每个栏目按照选题价值,通过中心网络办公室专区,及时推送最优选题提供给中心研发部,由研发部及时组织对选题进行论证,然后落实到相应栏目和记者进行实施。选题推送标准可包括:1.本地热点选题,且题材值得与台内包括新媒体在内多个媒体或多个栏目互动、共享;2.题材有两个以上的报道角度或值得深度调查的价值;3.题材具有二度开发或持续跟进的价值;4.题材有与台内活动或台外其他本地媒体或上级媒体共同互动报道的价值等方面。

题材推送不仅能使有限题材的报道得到拓展,也便于统一调度骨干力量在短时间内迅速投入报道,这既保证了报道时效,力争第一时间发声,也能确保报道质量,更重要的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热点报道链,及时提供了本地公众话题,体现了媒体引导舆论、掌控话语权的功能,不失为媒体影响力提升的事半功倍之举。

(三)流程优化体系

流程到位是其有效运行的关键。大新闻中心涉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等诸多环节,因此,借助科学的质量评估体系和高效的资源共享体系,建立相应的流程优化体系势在必然。就当下而言,重点是要注意在舆论监督的客观驾驭和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以及新闻传播的第一时效上强化管控,做到重大事件不缺位,重要事实不失语,更不能失真。这方面可以结合广播、电视、网站、报纸以及微博微信、移动终端等媒介的不同传播特点,分别制定出符合其有序快速传播的生产流程规范,并将其图表化张榜公布,以便贯穿实际工作中的各个环节。比如,基于资源共享体系建立起来的全媒体采编团队,按照“第一时间到达事件第一现场——微博微信发布简明新闻——持续跟进网络刷新——广播滚动及时连线——电视游动字幕、视频连线——专题深度报道以及事件的多角度链接——平面媒体的深度解读——信息反馈后续跟进”的传播流程,一一落实。

(四)团队建设体系

节目的可持续发展,人才是保证。中心建立之初因为尚处磨合阶段,各种情绪波动将随着各项管理措施的推行而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本着“尊重人、依靠人、为了人、团结人”的原则,中心可从企业文化、职业规划、远景显化和目标公开、考核透明、实绩清晰、制度亮化等方面制定出完整的实施细则,重点是“优胜劣汰,奖优扶优”。

团队建设体系事关新闻中心的事业成败,也是四大体系中的重中之重,它需要创新创造的氛围保障。新闻媒体是理想者高度集聚行业。因此,新闻中心的文化氛围可用四句话概括:岗位双选:让每个人选择最适应岗位;以岗定酬:让每一份奉献得到应有尊重;绩效透明:让每一次付出得到对等回报;人本氛围:让每一天工作成为快乐体验。

广电属于文化创意产业,高奖固然能赢得高付出,但规范而合理的项目化责任制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因此,新闻中心在践行上述四句话的同时,应将创新创造的使命作为一种与收视率和市场份额同等重要的生命线,落实到各个环节的每个岗位,以项目化任务带动项目化创新;以国家、集体、个人荣辱,引导员工共同面对日趋严峻的传统媒体生存环境。惟如此,大家才能越来越清晰:创新创造是制胜王道,传统媒体除了推进融合别无选择。

顺应时代发展,创新传播方式,不断推进媒体融合,构建起现代传播体系,传统媒体才能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以上体系的建立,有利于新闻中心从机制优化和文化氛围的营造上形成可持续活力,通过实践中的再完善,使之良性发展,为传统媒体加快与新媒体融合,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开辟一条快速通道。

注释

1[1]许建俊.媒体融合发展的内力与外力.青年记者,2014(05).

2[2]见2014年4月14日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座谈会上的发言。

3[3]熊忠辉,周欣.透视中国电视传媒组织变革——在中心制与频道制之间.视听界,2009(03).

传播定义的再思考 篇2

关键词：效果研究,控制,李普曼,奠基人

吉特林认为, 二战以来传播领域的主导范式显然就是与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学派相关的一组思想、方法和研究成果:针对媒介内容产生的具体的、可测量的、短期的、个人态度和行为的“效果”的研究以及媒介在公众舆论形成过程中并不十分重要的理论[1]。拉扎斯菲尔德与其带领的哥伦比亚学派所进行的研究, 被许多学者批评为回避了媒介处在商业和政治权力勾结的社会大环境中, 默认了现有体制和现实, 最终强化了意识形态对于媒介研究的控制。效果研究视野的狭窄, 行政研究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目的性, 使得拉扎斯菲尔德所影响的传播研究领域在理论拓展上受限。从拉斯韦尔关于宣传影响的研究到拉扎斯菲尔德选举分析到现在关于电视影响与其缺乏效果的争论, 这种研究成为美国传播研究的主要特点, 社会学的功能主义成为这种传统的强大联盟[2]。拉扎斯菲尔德领衔的哥伦比亚学派成为美国传播研究的主流, 他们的经验主义长期占据传播领域的话语权。

美国的传播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兴起, 不同领域的学者走到传播这片尚待开垦的新土地上。令人惊讶的是, 到20世纪40年代, 美国媒介研究的方向就明确向着效果努力了。《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一书选择的14个里程碑中, 有一半是在1960年前完成的, 整个大众传播研究明显被“效果”研究所主导。另一方面,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李普曼在其《公众舆论》一书中就提出了一套社会控制思想, 而“控制”在传播研究发展中日渐成为主流。20世纪40年代末施拉姆圈定奠基人并为后人勾画了传播学科地图, 李普曼这个名字没有被提及。这二十年间, 究竟是什么力量形塑了传播学现在的模样?

一、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主流范式

20世纪40年代大众传播研究风生水起之时, 研究者与私人基金会、企业、政府保持着紧密合作关系。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 研究者开始关注媒介对个人所具有的看起来无孔不入的直接效果, 以及这些效果可能给民主进程带来的得失。其中善于利用商业或者政府的资金的研究者, 拉扎斯菲尔德是典型代表, 也正是拉氏确立了传播研究的道路。

拉扎斯菲尔德早年获得的数学教育为他的方法论专长提供了基本技能, 这反过来又为他从一个社会科学学科转移到另一个学科、并创建大众传播研究领域提供了手段[3]。早在1932年, 他就在维也纳运用实地调查法从事广播的研究。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所做的大量实证研究确立了媒介研究的方向, 并在后来的传播领域中确立了主流范式。那么这一时期, 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研究真的只有效果研究中狭隘的态度行为这一方向么?当然不是。周葆华在《重探拉扎斯菲尔德:“效果地图”与“批判”思想》一文中就指出其“宽地图、窄操作”的现象:拉扎斯菲尔德的视野并不狭隘, 他不仅看到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即时或短期的改变, 也关注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是制度性的影响[4]。拉扎斯菲尔德为哥伦比亚学派勾勒的“地图”涵盖不少内容, 包括他的同事们也都有多种尝试。但提出媒介研究方向的可能、试图吸纳批判研究是一回事 (这一点从他与阿多诺的广播项目合作可以看出) , 就拉扎斯菲尔德本人来说, 他始终都推行方法的科学和精巧, 不仅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应用社会学研究中心, 并且在其后来的研究中都不断改进抽样调查技术和量化分析方法, 因此他被称为传播学研究的“工具制作者”, 确也实至名归。

学科主流范式的确立, 对学科本身来说, 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学派因其理论更适合传播学科的发展而被选择为主流学派。美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大背景为主流范式提供了合法性证明。20世纪初已经逐步建立的五大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 号召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 坚持用自然科学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 社会科学家应该站在中立的立场上[5]。社会科学占统治地位的研究模式是使用统计分析来研究人及社会, 这种观点深入传播学研究者的内心, 他们认为统计实验是决定一个假设的唯一方法。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学派正是以他们设置的一系列“中立”方法或是实验减少变数来发现“客观真理”, 这正符合传播学科的奠基需求[6]。对于实证主义的学者来说, 从大量的实证数据中归纳得出的经验素材是形成传播学科的依据, 他们相信通过这种科学的方法一步步整合最终能够形成传播学中一整套的核心理论, 这既是一个学科形成的必需的条件, 也是后来学者继续沿袭拉氏实证操作道路的原因。

另一方面, 意识形态的力量对传播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传播学科从一开始因其媒介具有宣传的功用就与政治难以撇清关系。从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 对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日益恐惧, 促使联邦政府对宣传和舆论进而对传播研究产生了兴趣。广播的迅速扩散, 加上它正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使用媒介, 使美国政府的特定兴趣集中在电子媒介上[7]。1929至1933年的经济大衰退迫使美国的自由经济体制必须面临挑战。1941年美国正式卷入战争之前, 社会一直处在不明朗的阴云覆盖下, 联邦政府感到危机重重, 政府应当对公民承担责任并保证民主。洛克菲勒研讨班的专家认为解决社会危机的途径应该是有效的沟通, 这种沟通的希望又寄托在以媒介为渠道的传播上。涉及到政府的利益, 只有经验性的明确报告才能在决策性过程中提供有力可靠的依据。知识分子要探索民主的出路, 专家需要提供给国家有效的报告, 两相结合, 拉扎斯菲尔德领衔的行政研究是其时的美国社会最为需要的研究。

传播研究在社会政治动荡的情况下发展, 与此同时, 美国作为工业超级大国崛起, 生产意识形态浓重的讯息的传播得到产业界和政府的支持。来自商业大量资金支持的研究与调查是又一个促使传播确立主流方向的重要原因。商人发现可以通过广告吸引更多顾客购买商品。从报业兴起到广播网建立, 媒介的商业运作模式都是将受众出售给广告商———他们需要了解广告在消费者对产品的态度、采取购买行为中的影响。这种有明确目的的市场调查进一步扩展到了研究公众对于公共问题的态度。在围绕参与的潜力塑造公共舆论的过程中, 媒介占有重要的社会组织地位, 其影响吸引了人们的考察, 也吸引了科学分析———媒介不仅是美国大众社会兴起的主要原因, 而且还是权力精英把持的手段。1936年, 盖洛普基于科学抽样的民意调查成功预测总统大选后, 社会科学实证研究受到来自政界商界的一致青睐。商业催生并支持市场研究、民意研究, 热衷于此的研究者也相信它们可以深入理解受众的态度与行为。

政治和商业都需要有“效果”的实证研究报告。广播的出现加上公众对商业主义的反感成为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背景。研究者被新的问题所困扰, 来自社会大众的担心与混乱是引发问题的源泉, 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具化为媒介如何影响受众, 广告如何达到效果, 同时政府和商业组织需要得到关于效果的详细报告, 大量资金向这类研究输入。服务于国家、试图维护国家秩序的研究者看到了科学研究的有效性, 抽样、调查、统计的方法最终得出的数据对于决策有着重要作用。

传播作为20世纪初新兴的研究领域, 到20世纪40年代就由社会科学架构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确立起来:研究者们相信科学方法的潜力能够解答传播与社会问题, 能够满足理论的需要。实际上对方法论的痴迷反映了一种幻觉:对事实的操纵最终能够导致理论的发现[8]。调查技术的完善让统计方法在美国很成功。传播研究表现在工具的创造中, 并且在方法的应用中确认自己的存在, 它应用科学统计调查的目的是解决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定义的一系列问题。媒介研究屈从于科学方法论, 它的身份就融入了社会的主导社会结构, 被吸纳进了权力的再生产和经济体制的维护。那么, 作为研究工具的定量方法, 又是如何进入学者视野并被选择为主流范式的?

二、方法与方向的转型

传播学在其发端最初并未确立科学统计方法作为自身的主流范式。进入20世纪二十多年, 人们仍然无法在客观、定量分析的框架里对媒介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得出价值中立的结论。对于学科建立来说, 方法论的确立显得极为迫切而必要。直到作为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佩恩基金的调查成为使媒介研究领域科学化的先驱[9], 人们开始发现, 有关媒介研究开始得以在“科学”的意义上得出客观的结论。以控制为核心思想的传播研究路径随着实证研究的引入并确立为主流模式逐渐明晰, 这种方法上的起源, 正是来自佩恩基金会研究。

从媒介的发展来看, 早在19世纪便士报成为人人阅读的时期, 社会精英人士就开始批评便士报的负面影响。当电影在20世纪初成为新兴的大众媒介, 看电影成为当时美国民众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 作为新兴并且影响广泛的媒介, 电影的繁荣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10]。电影的主题以爱情、犯罪等为主, 人们关心它对青少年的影响。受众的担忧引起了学者的思考, 佩恩基金研究由此展开, 电影对行为的影响这个课题在整个项目中最受关注, 其中又属布鲁默采取了自传研究法的调查最有意思。调查结果证实了公众对媒介的恐惧, 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关注。

布鲁默在传播研究的实践即佩恩基金研究的部分中, 把控制问题更进一步具体转化为传播的效果问题。从方法上看, 布鲁默试图在实验和控制的条件下来查明验证电影的影响, 他大量运用了受访者的自述来分析电影对他们的影响, 遵循芝加哥学派常用的自我描述的日记、案例等质化方法。在大量的日记中布鲁默发现了儿童对于电影内容的模仿、交往谈论的话题, 电影呈现的内容为儿童建构了他们想像中的社会。最后在他的研究结论中得出媒介提供社会行为规范、移情这些研究结果, 颇符合芝加哥学派互动论的思想。

然而, 表层方法的一致并不能改变佩恩基金研究其本质作为媒介效果研究的先驱已离开芝加哥学派原本传播作为互动的延伸与纽带核心观念的事实。电影在布鲁默的研究里实际上是作为一端传输信息到另一端的工具。媒介外在于传播本身成为工具的时候, 它原本只是中介的意义就发生了改变, 它的影响、对人产生态度行为的改变必然成为专家最关注的内容。

提及佩恩基金会研究是因为它在其科学方法上站稳了脚跟, 实证的手段测量影响为如电影研究会这样的组织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持。之所以今天我们并没有看到在佩恩基金会研究以前有什么关于电影批评的重要文献引起当时社会的震动或是重视, 正是因为研究凭借科学方法才具有“科学”的说服力。尽管布鲁默本人反对定量的规范性研究, 但正是他与其同事从事的佩恩基金研究不可避免地将定量研究引入了效果研究领域。定量研究成为日后传播研究中最有用最能提供精确信息的方法。

科学方法的引进伴随着社会启蒙和改良开始退潮的背景, 取而代之的就是对特殊利益的忠诚, 这种忠诚把政治经济体系的新需求和服务等同于社会福利。在这个过程中, 传播过程被当作创造和维护社会环境的必要条件, 和民主经验的质量画等号, 与此同时, 有关传播和媒介问题上升成为社会科学探索的重要商务和政治课题[11]。学界思考问题的重心和方向从来都不会以个人意志转移, 有时甚至不是出于学术上的原因。在方法上得以使传播研究变得科学“有用”之前, 美国传播与媒介研究在兴起时, 其早期关怀反映的是迅速发展的社会需求, 包括给政治经济利益定位的需求。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命题的思考起自社会问题和现实危机, 那么, 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的关怀指向何处?媒介研究方向因为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需要作出适应和调整, 研究的走向在和李普曼提出的专家治国的理想没有二致之前, 究竟还有何种可能, 而原有的方向又是如何被扭转?

三、传播研究的源头:芝加哥学派与李普曼

在20世纪20年代, 现代媒介的大部分形式除了互联网———印刷媒介、广播、电影都已出现, 或者说已初具雏形。此后二十年间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令其他任何一个二十年都无法与之相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 美国步入第二次工业革命, 向世界性大国转变。而芝加哥正是美国工业化进程的典型代表。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学术研究的物质条件, 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社会的失范, 成为学者研究的课题。城市化使社会矛盾激增, 芝加哥学派之所以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直面城市中的各种问题, 并以建设性的态度去研究[12]。技术进步也改变了这一时期人们的城市生活以及互动方式。大多数美国大众传播学者是温和的技术决定论者, 他们相信传播技术是美国社会变化的诸多原因之一。

城市化进程、移民与文化冲突与技术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交流与互动。芝加哥聚集了各种城市问题, 并且有物质条件提供给学术研究, 同时它还拥有当时师资力量雄厚的芝加哥大学, 无怪乎芝加哥学派成为传播思想的滥觞之地。对于各种城市问题的关注使学者们的眼光转向了媒介———依托信息技术支撑的媒介开始成为应对生产力发展引起的混乱的好方法。时任芝加哥学派哲学系主任的杜威看到了媒介技术有可能解决社会失范的希望。在杜威看来, 传播建构了社会, 社会在沟通中延续, 社会则赋予沟通目的[13]。不仅是杜威, 帕克、库利、米德等一系列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于传播都有类似的观点:传播是人类社会的本质, 依赖于交流的关系正是在人的心灵和意识的互动中建立起来。社会通过个体的交流与相互作用得以可能。当时, 报纸是发展最成熟的媒介, 在芝加哥的学者们眼里, 报纸应该是社会以及人们想象的图像的集锦, 是人们交流的渠道。1922年, 帕克出版了《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 尽管研究到了“控制”这个环节, 然而其核心在于传播是维系社会的手段, 通过传播实现的社会控制是为了实现民主与理想中的社会有机体。自帕克起可以看到芝加哥学派更愿意通过实地考察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芝加哥学派的领导人把实用主义变成了民主的社会哲学。

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思考有学者自身的背景影响。除了美国现代化的浪潮带来的社会巨变, 另一方面, 芝加哥的几位重要学者都生于美国内战时期, 在小城市中长大[14]。生活在大城市的芝加哥学派的诸位学者, 目睹了城市与农村田园生活的差异, 他们带着用乡村的美好救赎城市的愿望, 研究人与社会的互动以及媒介在其中的作用。简而言之, 芝加哥学派关于媒介的研究应当是基于共享社群的问题, 关系、互动是研究的核心, 人对社会的参与和理解因为处于变化的交流中有了许多可能。

“传播”在李普曼那里却有不同的意味。就在帕克出版《移民报刊及其控制》的同年, 李普曼出版了《公众舆论》。正是在这本书中, 李普曼不仅提出了杜威称之为“有史以来对民主最严厉的控告”, 也指出了关于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李普曼最著名的“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说法明确地告诉人们传播是虚拟环境的来源, 人们通过媒介与社会建立的关系很可能只是自己的想象。这进而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与杜威关于民主问题的争论。尤为重要的是李普曼提醒了人们大众媒介在不能完成民主使命的情况下, 要如何去应对媒介产生的相关问题。李普曼把民主看作一套固定的程序, 正确和秩序是第一要义, 他的社会控制理论就是:通过传播的手段进行社会控制, 提升社会运作的效率, 引导舆论, 使之遵循社会的基本秩序。也许李普曼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将传媒作为意见的工具这种看法学术地转变到了将传媒作为世界的代表 (一个象征性的媒介) [15]。而杜威则强调信息的共享进而形成社会共识, 达成理想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这些讨论的重点, 是因为他们把传媒问题放在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秩序重构的主题上展开, 20世纪20年代民主社会的断裂以及相应的一系列问题, 从李普曼和杜威的争论开始, 打开了传播研究的大门[16]。需要注意的是, 在两人旗帜鲜明的争论中, 看似更受欢迎的可能是杜威的参与式民主理论。李普曼所谓精确报道并进一步由精英掌握统治权力在20世纪20年代还没有客观条件支持———科学的统计方法在这时还未成气候。杜威拒绝媒介变成李普曼所谓的代表, 更广泛意义上媒介的概念应该是公众发生讨论的背景。在一战后发布的《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中, 哈钦斯委员会也重申用经济或政治手段控制新闻界带来的危险, 换句话说, 委员会对媒介的批评正是基于对媒介独立进而推进民主的期望。由精英或是专家控制的媒介或者社会不是当时学者们所乐见的。杜威们期待的传播建构出的民主社会正是学界对媒介的希望, 也是研究媒介的原因。既然如此, 为什么有着参与式民主意义的传播并未成为传播学的主导方向?

芝加哥学派曾经关心的对象和相应研究是基于城市化以及移民浪潮产生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影响以及关于宣传的分析使社会的热点发生转移。一战中产生了许多宣传中刻意编造的谎言。战争结束后, 政府仍然利用新闻在控制民意。这些恰好与李普曼对新闻的批评相吻合。当时大众社会理论正在风行, 原子化的大众原本已经分散, 加上政府操纵媒介的现实, 思想的交流更不可能自由充分。有关宣传的问题不仅让社会公众有所警觉, 同时也引起了学界的兴趣。1927年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任教的拉斯韦尔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交战国之间的宣传战, 断定宣传能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拉斯韦尔直截了当地从技巧切入, 很明显, 他和李普曼一样认为大众媒介的宣传控制权应该由掌握科学技术的专家执掌。既然开始了对技巧的研究, 关注如何改变受众的态度进而影响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从芝加哥学派那里使用的communication (传播、交流) 到拉斯韦尔使用的propaganda (宣传) 名词的转换也是研究主题的变化。从关注传播作为人类关系的本质以及媒介建构“共同体”的希望, 转向媒介可能形成的操控, 尽管后来主题再次回到传播, 但已不是最初交流意义上的传播, “开弓没有了回头箭”[17]。就这样, “交流”一步步走向了“控制”。

四、尘埃落定:学科的界定与奠基人的缺失

似乎有一个观点呼之欲出: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主流传播研究范式正是将当年李普曼的思想发扬光大。尽管罗杰斯在其《传播学史》中主要历史人物中提到了李普曼, 认为他的著作对公众舆论、宣传和议程设置等方面的传播研究都产生了作用, 但罗杰斯并没有把他放在诸如四大奠基人同样重要的位置, 施拉姆更没有把李普曼纳入传播领域的先驱中。对于早期传播学先驱的安排, 罗杰斯已经指出李普曼不同于其他人, 他没有专业的学术背景, 也不在社会科学方法和理论的视野之内, 摆在其间不伦不类。简言之, 李普曼不是学界内人士。施拉姆既然希望传播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且“师出名门”, 当然就不会把他列为传播学奠基者。

值得注意的是, 施拉姆并非不清楚李普曼之于传播学科的意义。在其194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教材中, 收入了包括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帕克的《报纸的自然史》等经典选段, 包含社会科学分析具体的“目标”范畴:传播过程、内容、受众和效应。到1954年, 施拉姆应美国新闻总署要求编写传播研究所教材《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时, 不谈“过程”只讲效果, 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社会科学问题的关注, 强化传播学的社会科学指向[18]。可见施拉姆为传播学划定领域煞费苦心, 他强调传播学科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期待他所建立的传播学未来应该在常春藤大学开设新闻学院,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他钦定的四大奠基人都来自名牌大学。二战时期的战争局集合了美国顶尖的学者, 并以大量资金为支撑, 严酷战争为前提, 产出许多对传播学有重要意义的实验与研究。成立于1941年的统计局在第二年6月被重组为战时新闻局, 施拉姆任统计局教育处主任, 拉扎斯菲尔德、斯坦顿等人是统计的顾问。他们一起讨论的问题是, 应该向美国公众传播什么样的信息, 统计局能够用什么传播渠道影响其中的受众。他们试图通过调查来评估他们的传播行为对于公众的效果[19]。媒介研究的转向和确立在这里已经一览无遗。而这些研究者讨论的议题事实上和李普曼的理想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一文中已经强调了意识形态对于学科的影响:拉扎斯菲尔德领衔的哥伦比亚学派范式更有利于被意识形态作为工具使用。矛盾的是, 学者本身又总是希望独立于意识形态, 因此知识主体的考量也不容忽视。

学科划定者略过了李普曼, 那么师承他思想的实践者又如何看待?众所周知的四大奠基人从未承认过他们在李普曼身上承继了什么本质上相同的思想。不妨回顾一下李普曼的生平:尽管没有学界专业的背景, 李普曼在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绝对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专栏持续36年, 发表的时政文章有一千多万字, 不仅是新闻界的大人物, 还拥有左右舆论的力量。作为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 曾与肯尼迪决定国务卿人选, 被赫鲁晓夫、丘吉尔、戴高乐等其他国家领导人奉为座上宾, 李普曼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势连美国总统都无法忽视, 既然学界探讨的问题深受政治与商业的影响, 李普曼的观点又怎么可能没有引起任何一位学者的关注?李普曼在发现舆论是人们歪曲事实基于想像的产物以后, 就抛出了民主危机的问题, 应对方法就是“由不偏不倚的专家首先为实干家发现和阐述事实, 然后尽其所能, 在他所了解的决策和他组织的事实之间进行比较[20]”。尽管杜威的参与式民主现在仍被许多人追捧, 但一直主导传播研究的却是始终受到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的高度认同的李普曼的控制思想。随着结构功能主义的成熟, 撇开芝加哥学派自身的问题不谈, 方法上的成熟让统治阶级发现更符合他们需求的研究, 作为控制的实证研究兴起显得理所当然。奇怪的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主流研究者们, 从来也不肯承认他们被意识形态拉拢, 更不会承认李普曼是传播奠基人的“奠基人”。问题在于, 李普曼与政府的决策人员保持了过于紧密的联系, 标榜价值中立的科学家们自然不会乐意把自己和李普曼划为同一类。而事实上研究者们不仅重视李普曼的观点, 更是身体力行地把他的思想贯彻执行。

学者无法不受意识形态影响, 但称其为学者, 他们就希望保持自身以及所在学科的独立性。知识分子应当是怎样一群人?李普曼曾认为知识分子可以作为哲学家兼统治者, 当他在《公众舆论》里感到民主的幻灭时, 知识分子仅仅只能是“局内人”和提供情报的技术人员[21]。当他觉得公共利益和舆论格格不入时, 公共利益就只能由一个特殊阶级管理控制。知识分子等同于专家, 和统治阶级是并无本质区别, 但这未必是身处大学象牙塔的学者对自己的定位。米尔斯认为只有少数人能够抗拒、防止刻板印象和真正活生生事物的逝去, 独立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正属于这群人。但是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 在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时就需要对抗正统与教条, 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 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以往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22]。于是二战时期发迹的诸多学者们在这里就陷入了尴尬境地:他们可能出于爱国之心加入战时新闻局, 为美国联邦政府、为美国士兵更好地赢得战争、为美国民众树立信心而做出大量有用的实验与数据报告。在行政视野下, 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他对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理解:“行政研究……是为某一类公共和私人行政机构服务的研究。”显然拉扎斯菲尔德自己从事的正是被收编的研究。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准则要求他们独立于政治, 李普曼口中的“局内人”促进的是特殊利益, 知识分子应该质疑集体的思考, 免于越来越迎合政治的倾向。施拉姆即使对李普曼尖锐深刻的观点心知肚明, 他也不会将其抬到学科奠基人的高度———一个总统顾问, 典型权利机构的代表, 怎么能将其作为传播学的奠基人———没有一门“学科”是为维护意识形态说话的。尽管有关四大奠基人的神话束缚了传播学的发展, 但当年对李普曼的忽视某种程度上看起来又是施拉姆为了使传播学与意识形态划清界限。

彼得斯说, 抱怨媒介扭曲对话, 就像是哭丧找错了坟头。媒介意义的变迁不受其技术发展的控制, 研究者方向的转变才赋予其意义, 而传播学史中的任何一个里程碑都不是某个学者的突发奇想, 而是受现实的深刻影响。媒介研究的转向不仅受制于政治商业, 更来自研究者自身努力寻求的平衡。只不过这种平衡由某种一厢情愿的“独立”情绪掩盖, 本质上和着李普曼的脚步, 走向专家治国的道路。传播研究里的兴趣经久不衰, 那是因为政治、经济的稳定为它们提供了保证, 商界对社会研究的兴趣为它们提供了支持。于是, 行政研究过分捆绑在眼前的迫切需要上, 相反为解决社会科学更重要的问题提供的机会太少。接着, 它就陷入了经验主义的具体探索容易出错的困境, 它受制于支持市场的制度需要, 所以它未能回应社会批评。传播研究不得不为“制造”公众的人服务, 为控制公众需要的人服务。理论的揭示靠的是实际操作, 而实际操作却参与维持并加强社会庞大而复杂的结构。这种研究强调的是控制 (头脑或组织) , 对个人和群体行为的研究或对群体过程的研究, 包括从个人对知识生产、举止和自我控制的兴趣到媒介在构建和共享社会现实过程中的作用。在这些语境下, 传播作为了解自我和他者的基本方式就成为安排秩序的机制和构建控制的过程[23]。

传播研究经历了如下变化:从考虑关系问题的观念、共享社群的观念走向考虑权力问题的观念、分析控制和操纵的观念。于是传播是个人创造性过程的观念、传播涉及个人社会贡献和文化贡献的观念不复存在。换句话说, 思想开放的人对参与的理解被迫简化为对工业化社会作出被动的回应。这一切, 是内外合力的结果。

Vague集距离定义的再讨论 篇3

关键词：Vague集,距离,新定义,新公式

0 引言

Vague集之间的距离是Vague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它在Vague推理、Vague模式识别、Vague决策、机器学习等方面的应用。因此, 许多Vague集之间的距离公式被所建立和应用。例如文献[1-3], 但人们同时认识到这些公式皆有缺陷, 作者分析这种缺陷产生的原因, 提出一种解决这种缺陷的方法, 从而给出Vague集之间的距离的定义, 提出Vague集之间的距离公式, 以便帮助人们提出更合理的Vague集之间距离。

1 Vague 值之间的距离的不足

设有Vague值x=[tx, 1-fx], y=[ty, 1-fy], 文献[1-3]分别提出Vague集之间的距离公式, 为简化讨论, 取n=1得到Vague值之间的距离公式:

例 1 当时, 应用公式 (1) ~ (5) 计算如下:

对表1的结果仔细分析, 有些值与人们的直观认识相悖。

在表1中, 这是符合人们的直觉的, 因为普通集合的元素x1和y1 , 不仅y1=x1 , 而且, 即在普通集合的元素中, 自己与自己的距离合理的数值是最小值0。

也是正常的。因为模糊集合x2和y2 , 不仅x2=y2 , 而且即在模糊集合中, 自己与自己的距离合理的数值也是最小值0。

是有悖于人 们的认识 的。因为, , 即它们的赞成度为零, 反对度为零, 不确定度为最大值1。人们对这两个元素是一无所知的, 完全不了解, 对它们无法求距离是多少, 它们的距离为0是荒谬的。如果真要求它们之间的距离, 距离值至少不能等于0, 最好等于距离的最大值1才比较合理。

同样道理, , 也是与人们的认识相悖的。因为, 既不是普通集合的元素, 也不是模糊集合的元素, 它是一般的Vague集元素值。其特点是x3=y3 , 而且。这意味着x3和y3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所以它们的距离为0是不合理的, 它合理的数值应该等于某个非零数但也不能等于1。

根据以上分析, 给出Vague集之间的距离的定义。

2 Vague 集距离的定义

注:一般模糊距离都应具备准则1) ~3) , 准则4) 是边界条件, 准则5) 和6) 要求距离公式当x =y且πx=πy=0时, D (x , y) = 0。反之也成立, 即D (x , y) =0时, x=y且πx=πy=0。而当x=[0, 1]时, D (x , x) =1。上述所讨论的现有一些Vague集之间距离的缺陷可以用这两个准则来补救。

定理1如果记那么

是Vague值x和y之间的距离。

例2如果应用公式 (6) 计算表1中所给Vague值xi和yi (i=1, 2, 3, 4) 之间的距离, 计算的结果列在表1的最下面一行。结果既体现了定义1的要求, 也体现了在上述分析中所指出的距离的合理数值的期望, 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结果。

定义2设论域X={x1, x2, ..., xn}, 其上有Vague集分别简记为

如果公式D (P, Q) 满足下列准则:

1) 模糊准则,

2) 对称准则,

3) 三角不等式,

4) 最大准则, 当P= ([0, 0], [0, 0], ..., [0, 0]) , Q= ([1, 1], [1, 1], ..., [1, 1]) 或者P= ([1, 1], [1, 1], ..., [1, 1]) , Q= ([0, 0], [0, 0], ..., [0, 0]) 时, D (P, Q) = 1;

5 ) 最小准则 ,

6) 特殊准则, 当) 时, 有 D (P, Q) =1.

则称公式D (P.Q) , 是Vague集QP和之间的距离。

定理2下列公式D (P, Q) 是Vague集P和Q之间的距离:

定理3下列公式WD (P, Q) 是Vague集P和Q之间的加权距离:

其中元素xi的权重为

3 应用实例

Vague集之间的距离可以应用于Vague模式识别。

基于距离 的Vague模式识别 规则 : 在有限论 域X={x1, x2, ..., xn}上有标准Vague集模型P1, P2, ..., Pm和待识别模型Q , 应用Vague集之间的距离公式D (P, Q) 计算Vague集Pi (i =1, 2, ..., m) 和Q之间的距离D (Pi, Q) (i =1, 2, ..., m) , 如果存在u∈{1, 2, ..., n}, 使得

则待识别模型Q应归属于标准模型Au 。

例3设论域X={x1 , x2, x3}, 其上有标准模型P1, P2, P3和待识别模型Q如下:

应用距离 公式 ( 7 ) 计算结果 为 :D (P1, Q) =0.67, D (P2, Q) =0.42, D (P3, Q) =0.40。

因为D (P3, Q) =min{D (P1, Q) , D (P2, Q) , D (P3, Q) }, 由基于距离的Vague模式识别规则, 待识别模型Q应归属于标准模型P2 。

应用距离公式 (1) 对应的Vague集之间的距离公式

进行计算, 结果为:D1 (P1, Q) =0.43, D1 (P2, Q) =0.17, D1 (P3, Q) =0.20。由基于距离的Vague模式识别规则, 待识别模型Q应归属于标准模型P2 。

虽然两者结果相同, 但前者更有说服力。

4 结束语

本文提出Vague集之间距离的定义, 既保留了以往Vague集之间的 距离的基 本性质 , 同时也排 除了当A=B= ([0, 1], [0, 1], ..., [0, 1]) 时, 有M (A, B) = 1的情况。构造的公式 (5) ~ (7) 计算方便, 形式简单。这种处理方法有助于完善Vague集之间的距离的定义。应用实例说明, 这样的公式是实用的和有效的。

参考文献

[1]Atanassov K.Intuitionistic Fuzzy Set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M].New York:Heidelberg Physical-Veriag Company, 1999.

现代教育技术相关定义的再认识 篇4

多年前，学者们就提出了IT领域一个新的名词——云计算，这一名词的出现预示着该领域的巨大性变革的发生，计算机在单纯地接受命令完成任务这一功能上又赋予了新的使命，“服务”这一角色在计算机群组中显现出来。而今耳熟能详的新名词——“云计算”的内涵在近两年也颇受各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对于它的定义也是相当丰富的。有些学者把云计算分为狭义云计算和广义云计算。无论是广义云计算还是狭义云计算都指的是一种交付和使用的模式，而狭义云计算单指IT基础设施的交付和使用模式，广义云计算是指服务的交付和使用模式，它们最终的结果都意味着通过网络以按需、易扩展的方式获得最初所需的服务。

对于云计算，就我的理解，就是资源与服务的交互碰撞，在大量的计算机设备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计算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难度再大再复杂的任务在强大的计算能力面前微不足道。计算功能在易如反掌得以发挥的同时为人民提供了更方便更快捷的服务，自动更新后台数据，强大自身；自动升级，完善自身。越来越人性化的服务内容以及要什么拿什么的服务方式使得人机对话更加地自如，更加地顺畅，同时也更加地亲切。云计算，简而言之，就是大量的资源能够提供更广泛的服务，更广阔的服务提供了更和谐的环境。

二、分布式计算的定义

“云计算”定义提出的同时，更多新的概念随即诞生。“分布式计算”也在大环境的变更中适时而生。“分布式计算”被定义为是一门计算机科学，它主要研究一个需要非常巨大的计算能力才能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分布”就是把这个需要大量计算后台支撑而获解的困难问题分成许多小的部分，然后把这些小部分、小任务都分配下去，分派给许多计算机进行处理，然后把每台计算机的计算成果综合起来得到最终的结果。

“分布式计算”被定义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是计算机科学演绎出的艺术。“分布式计算”的实质其实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就像一个12英寸的生日蛋糕，一口吃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切成小块后一口一口才能慢慢吃完。就像一口不能吃成一个胖子，一口不吃也不能减成一个瘦子。就像一个充满巨大挑战的任务，一步到位天方夜谭，个个击破反倒易如反掌。“分布式计算”带给我们许多新的思考和新的理念。比如：复杂的事情细小化，繁琐的事情简单化，庞大的事情微小化。量变会慢慢引起质变，一点点的累积慢慢会发生惊天动地的改变。

三、普适计算的定义

“普适计算”在信息环境发生巨大的改变下应运而生。“普适计算”又称普存计算，普及计算（pervasive compnting或ubiquitous compnting）。这一概念强调的“计算”是要能够和环境融为一体的计算，而计算机本身则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在普适计算的模式下，人们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及任何方式进行信息的获取与处理。环境模式的变化以及外延的扩展使得计算可以随时发生，不受任何外界条件的限制，惟有想到就能做到。

通过对以上三个定义的理解和再认识，我认为当今社会所广泛应用的计算机计算技术是在合作的模式下完成的，也就是说人们不再需要把计算机计算的过程用人脑清晰地分析出结果，而是把这些复杂大量的运算完全交给计算机，人们只需要把处理结果简单地拿来利用而已。人们也不再需要头痛非常棘手难以完成的任务，而是把所有困难的任务通通交给“力所能及”的大型设备群去完成，人们只需支付进而直接提取使用就可以了。困难复杂的工程往往也不是由单一独立的一台计算机就可以完成的，而是在网络平台的基础上通过多台计算机合作完成的。所以，“网络”为“合作”提供了可能性，使各个独立的个体产生了联系，进而相互协作。就如同我们所谓的大学一样，大学正是把一群有思想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在这个群体的环境中，使他们的思想相互碰撞进而摩擦出火花，从而达到各自吸取、提高和自我完善的目的。计算机的合作也是如此，是多台计算机都完成各自收到由上级分派的任务，进而进行结果的组合、改进和升华。对于当今的方便快捷，现在的人们最直接学会的本领就是“拿来就用，一用就灵”，而且是适时地、有选择地、按照自己所需地、以任何方式地“拿来”。虽然结果的准确度提升了，工程的时效翻番了，但就某种程度而言，人们思考的深度，动手的能力和面对困难任务时的心理承受力都相对下降了，新的环境往往映射出或多或少的弊端，更多的自我反思、更深刻的改变、更广泛的对问题的思考就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助力，成为人类文明走得更深更远的后盾。

四、教育信息生态的定义

在技术环境变成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时，人类对技术的感觉也悄悄发生了改变，技术已不单单再是人类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了，技术深入到人类的思维方式进而转变成一种观念——“教育信息生态”。教育信息生态是指在特别规定的教育环境下，由信息人、教育实践和技术化的环境构成的一个自组织、自我进化的系统，信息人与技术化的环境之间以教育实践活动为纽带，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促进信息资源的传输、交流、反馈和循环，以最优化的实现系统价值而形成的一种均衡化的运动系统，处于均衡状态的教育信息生态系统拥有最优的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和最大的系统价值——也就是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教育信息生态”就是说，在教育环境中，人与技术一来一回交互的过程以及在这一循环过程中所涉及和衍生的种种要素以及特定的环境通通视为一个整体，统一的整体，即为一个系统。视为系统，就意味着是活动的，更新的，不断变化着的。在这个实时变化的系统中，技术使得教育更好的发展，使得教育活动中的各要素最大可能发挥自身，技术使得教育更易于达到本该达到的目的，获得最大的价值。

教育信息生态的观念要求教育信息化不再仅仅是局限于技术的方面，只一味地把计算机看成一种技术手段，为人所用的技术，而应该越来越重视人、信息、教育实践活动以及人与信息环境的相互关系。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信息爆炸，信息容量急剧增加的环境下，当数以千亿的信息一股脑地涌向我们的时候，当大量的信息呈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觉得都很有用的时候，当形形色色五彩斑斓的信息都叠加在一起使我们眼花缭乱的时候，怎样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中快速有效地获取到我们所需的信息成为了现今教育技术学者关注、探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环境也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当今的社会，信息素养成为生存的法制。时刻关注存在于我们身边、我们的生活环境中、甚至我们头脑中的信息，要做到能够正确看待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能够积极关注技术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该有的定位，要以“用”为核心，大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学、管理、生活等领域的无缝融合，促进流程与模式的优化，改革相关的体制制度，改革传统的模式与方法，创新信息环境下教与学的模式。

“教育信息生态”定义的提出，不仅为社会人提出了新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为教师和家长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改变。作为社会大环境中的孩子、作为硬件不断升级更新学校中的学生，现已理所应当地处在一个信息化的氛围中，这就是说，信息技术时刻存在于孩子和学生的生活、学习中，身边处处皆有。而作为当今时代的家长与教师，你们所赋予的责任不再是限制、杜绝孩子、学生与计算机的接触，而是应该正确引导孩子和学生使用计算机，正确地看待计算机，正确地使用网络，提高他们的技能，更甚至是培养他们信息化的思维方式和信息化的素养，使得他们能够很好的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在信息化的社会中发展自己，完善自己，成就自己。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深入我们的生活时，随着信息技术融入到电视机电冰箱里时，随着信息技术革新我们的工作方式时，随着人们越来越体会到离开手机和电脑无法行动时，随着信息技术潜移默化地移植扎根于我们的思维意识中时，我们又怎能不对它产生关注，怎能对它淡然冷漠，怎能对它置之不理呢？惟有深入到对现代教育技术中这些典型新名词最基本的定义加以详细解读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看待它们，运用它们，改造它们，使它们真正成为我们生活、工作甚至是思想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余胜泉.技术何以革新教育——在第三届佛山教育博览会“智能教育与学习的革命”论坛上的演讲[J].中国电化教育,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