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

中国经济结构（精选12篇）

中国经济结构 篇1

摘要：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产生的问题了, 实在发展的过程中长期持续存在, 并且只要经济与产业形势与大环境在改变, 这个问题会不停地产生于出现, 要想知道如何做出调整与改进, 就必须对其结构问题进行深度细致的分析, 本文从产业结构开始分析, 再到三个产业的分别分析与集中讨论来进行研究。希望给后来者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问题,调整

一、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区别与联系

经济结构相比于产业结构来说, 是一种宏观的关系, 其主要内容是指三大产业之间的结果, 各种所有制之间的结构等等, 是一种包含消费, 生产, 进出口等的宏观运行体系。而产业结构指的是第一、二、三产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研究的是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 比如技术经济联系与联系的方式等等, 从而眼球处其中的变化与规律, 推测出其发展规律等等。也就是说, 产业结构的研究及研究产业理论也研究产业关联理论。

二、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存在的问题

1. 产业结构分配不合理

由于国内的经济政策偏向性明显, 对于企业的成长非常不利, 经济的增长模式变得具有高负荷, 因而便造成了很多问题, 比如生产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结构性或者地域性的生产过剩, 或者是高成本导致的低效益, 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产业十分的分散, 企业与企业之间也很少有交集, 更少有合作与双赢。又如, 因为产业结构通过政府的资金支持而发生的改变, 使得投资主体的不健康成长, 同时也导致了科研与产业分离, 这就回让企业无法享受到科技的进步带来的好处。

2. 产业结构发展趋同化

农业因为技术不够成熟, 导致不能生产高技术含量的产品, 又由于政策或者地方保护, 或者片面的市场需求调查, 导致的重复生产, 这两者都将导致生产结构的趋同化。生产结构的趋同化毫无疑问的会导致资源分配率低下, 重复投资和重复的过剩, 整体降低了行业的适应性和竞争力。

3. 农业内部结构不成熟

我国农业的飞快发展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果, 然而农业产业结构仍然不成熟。首先是农业产品在发展优质产品上成效不高, 虽然我国在某些产品在国际上需求很高, 然后缺点也是很明显的, 无论是品种和品质上都有所欠缺。其次, 很多农业企业对产品的在加工与包装都并不重视, 很多农业企业的销路并不远, 所以对产品的储藏和运输, 保险等不重视, 又因为觉得客户群体是普通大众, 就并不太重视包装, 种种原因使得产运销体系不健全, 全靠产品而不附加加工业的利润, 会使得产业的盈利模式的单薄和抗风险能力减弱。再次, 没有利用地域优势, 而是使得农产品分布混杂, 没有形成区域规划布局。

4. 第二产业博而不精

我国第二产业生产力很强大, 然而第二产业的工业化进程缓慢, 无论是因为劳动力的素质不高, 生产不了高新技术产品, 还是因为结构调整与升级跟不上发展, 我国第二产业的问题已经十分明显与重大。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首先, 基础产品占有率大, 产品的升级和产业链的发展受阻。我国工业化的缓慢导致产品的附加值很难提升, 我国虽然出口额很高, 但是其中外资企业占有量超过一半, 这对本土第二产业的发展十分不利, 对国家经济也多了一个很不稳定的因素。其次, 第二产业的技术革新缓慢, 不重视研发新技术, 甚至可以说忽略研发投资, 这使得产业升级变得非常的艰难。与此同时, 对国外的一些技术或者核心部件的一来对于我国的经济将会产生不可预估的影响, 这将使得我国很多产业尤其是日新月异的电子产业因此变得非常被动, 只能降利来维持发展。再次, 我国的产业模式比较刻板, 这会给企业带了稳定的订单, 然而同样让企业对于技术创新没有太多的想法了, 同时, 我国的产品对于进口和组装依赖性以及对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的低下的创新能力使得我国产品的渠道和结构变得单一而僵化。

5.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虽然第三产业发展十分迅猛, 然而第三产业的的发展水平滞后, 同时, 第三产业的总量小, 导致其无法像发达国家一样成为本国经济的最大支柱。同时, 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结构与我国的产业结构差异比较大, 同时, 我国的第三产业的品质和技术水平欠佳, 这队第三产业今后的发展十分不利。

6. 三次产业间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

与库兹涅茨的研究的成果不同的是, 我国第一产业应该是比较劳动上产率在稳定的基础上, 进入较高收入水平后显著上升, 但是我国第一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却很低, 同时由于工业的从业人数的减少, 但是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专业的过程并不顺利。这从侧面也印证了对我国从事低水平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资源分配不合理, 结构的不合理与效益低下也从侧面说明我过三次产业间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 低生产率的劳动力对于就业问题也是十分不利的, 然后整体的提高劳动力效益是依赖社会的进一步分工细化的, 故而即使经济持续增长, 就业率依然还在上升, 这对于我国的产业发展来说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

7. 结构能源效益差

我国一直强调对于能源的利用率, 保持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我国的能源效益占比的提高使得高能源效益占比的缩水说明了结构能源效益的低度化。在现状而言, 我国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对于能源的需求是无法绕过的。故而能否轻型化产业结构, 提高能源的利用率, 保持能源的弹性, 是提高结构能源效益的关键点。

参考文献

[1]何德旭, 姚战琪.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优化升级目标和政策措施[J].中国工业经济, 2008 (5) .

[2]何雄浪, 李国平.专业化产业集聚、空间成本与区域工业化[J].经济学 (季刊) , 2007 (4) .

[3]何艳.外商直接投资的出口溢出效应, 基于产业关联的分析[J].管理世界, 2009 (1) .

[4]江飞涛, 曹建海.市场失灵还是体制扭曲, 重复建设形成机理研究中的争论、缺陷与新进展[J].中国工业经济, 2009 (1) .

中国经济结构 篇2

一、课标要求 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认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1）通过学习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探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对自然经济解体的影响，认识到列强入侵客观上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它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2）通过学习洋务运动的兴起、内容、分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认识洋务运动客观作用，是中国大规模近代化实践的开端。（3）通过学习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认识到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为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振兴中国提供了物质基础。

2、过程与方法 利用图文资料加强对历史问题的直观再现；通过课堂讨论发挥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学习，让学生认识到近代列强入侵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客观上也为中国的近代化创造了条件。同时近代中国大规模近代化的实践又为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振兴中华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教学重点和难点 1.重点：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原因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2.难点：洋务运动的评价

四、教学方法 1.讲解法：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在指导学生阅读教材的基础上，教师运用图文资料，创设情境重点讲解，使学生能化难为易，加深认识和理解。2.探究、讨论法：提供相关资料，让学生讨论，充分调动学生自主性、积极性。

五、教材分析 本课共三目，介绍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背景和基本情况。第一目 “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主要叙述了两个问题。第一，鸦片战争后，由于洋纱的涌入、洋布的输入使中国家庭棉纺织业的“纺”与“织”分离和农家的“织”与“耕”分离。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第二，列强对中国农副土特产品的大量收购，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瓦解着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第二目 “洋务运动”。这一目应主要讲清四个问题，即洋务运动出现的原因；时间、代表人物、主张及目的；洋务运动的内容；洋务运动的破产和影响。第三目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主要讲述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和概况。

六、教学过程及要点 导入新课：中西对比，当黄河岸边柳荫树下,犁间耕作的喘息与手摇纺车吱呀呻吟合奏着悠闲的田园慢板时，英格兰西北部兰开夏郡的蒸汽锅炉吼叫出震耳欲聋的工业交响曲。当雍正皇帝颁布“抑商手谕”，乾隆天子津津乐道于自己的 “十全大武功” 时，英国的查理一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六正躺在断头台上，以十倍的绝望与百倍的仇恨诅咒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多媒体课件打出课题 第9课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 变动一：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1、解体的原因及过程： 洋纱输入 “纺”与“织”分离 列 倾销商品 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分离 并非男耕女织 强 洋布输入 “织”与“耕”分离 自然经济

侵 逐渐解体 略 掠夺原料 ：列强收购农副产品 农副产品日趋商品化 并非自给自足

2、解体的影响（1）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2）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3）中国逐步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 变动二：洋务经济

1、洋务运动的概况 背景：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 时间：19世纪60年代到90年底 代表人物：奕，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 主张：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维护清朝统治 目的：维护清朝统治 结果：失败，标志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

2、主要活动：（1）19世纪60年代，打着“自强”旗号创办军用企业；（2）19世纪70年代，打着“求富”旗号创办民用企业；（3）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开始筹划海防，初步建成南洋、北洋和福建三支水师；（4）创办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开中国教育之先河。

3、代表企业： 军用企业 创办者 曾国藩 李鸿章 左宗棠 崇厚 民用企业 李鸿章 张之洞 企业名称 安庆内军械所 江南制造总局 福州船政局 天津机器制造局 轮船招商局 开平煤矿 汉阳铁厂 湖北织布局 机器生产，官督商办或官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 合办，部分产品投放市场，对外国经济侵略有一定抵制 特点 机器生产，产品分给军队使用，不投放市场，采用封建管理方式，是官办 性质 封建性质

4、洋务运动的评价:（1）积极性：客观上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引进了西方一些近代科学技术 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 刺激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抵制了外国的经济侵略 瓦解了本国的封建自然经济（2）局限性 洋务运动是一场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将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植根于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之上必然失败。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 变动三：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1、产生的原因： ①自然经济的解体

②洋务运动引进先进技术的诱导 ③外商利润的刺激

2、概况（1）时间：19世纪60、70年代（2）地区：东南沿海地区（3）代表企业：上海发昌机器厂、继昌隆缫丝厂、贻来牟机器磨坊 探究：民族工业的分布特点，它的产生又有哪些影响呢？ 特点：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的大城市，特别是通商口岸 原因：自然经济解体早，解体程度深；劳动力充足；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好，交通便利。影响：抵制了列强的经济侵略，推动了中国近代化。

3、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⑴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力量薄弱 ⑵地区和行业分布不平衡，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和轻工业领域 ⑶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双重压迫

中国经济结构亟需调整 篇3

中国财政部5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4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为1.14万亿元，同比增长6.1%；但中央财政收入为5，357亿元，同比下降2.2%。与此相反，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为6，074亿元，同比增长14.7%，其中房地产相关税收贡献显著。

今年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已经连续下跌。对此，财政部称，制约后几个月财政收入增长的因素仍然较多，主要受工业增加值增长趋缓、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下降、企业效益下滑、房地产成交量下降以及实施结构性减税等影响。

消费数据方面，据5月14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4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2.8%，而3月份的同比名义增幅为12.6%，这一轻微反弹得益于汽车销售加快增长和接近4月底时中国消费者大举购买黄金”。大举购买黄金反映了居民对当前M2过分增长的逃避和投资渠道不足的无奈之情。

只有一个数据是强势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21.1%，达到人民币1.92万亿元；地方其他税种收入情况显示，契税同比增速最快，达到69.2%，土地增值税同比增速其次，达到30.5%。

房地产给政府提供的收入是“卖地收入”。由于地方政府实际垄断了土地的供应权，这个产业不能给中国社会提供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也没有能力带动中国出口的上升，其主要功能就是吸纳民众其他领域的投资和消费，进一步伤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换言之，最近几个月中出现的“中央财政收入下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主要靠房地产”或将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常态。正因此，当前国家一些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例如，3月28日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明确了国务院职能转变各项任务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除了多部委开始积极调研酝酿审批权下放的相关事宜外，4月24日和5月6日国务院两次召开常务会议决定继续强力推进改革落实，分别决定取消和下放71项、62项行政审批事项，直到5月13日国务院再次动员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

国务院最近的举措中还提到了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食品、环境、安全生产等领域的问题，“让不法分子付出付不起的代价”。在这方面，由基层所曝光的一系列案件来看，一些地区环保问题的出现引起了民众参与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原因是“官商勾结”。制度经济学家杨小凯在其“分工合作理论”中指出，经济发展表现为分工深化，分工深化可产生专业化经济，专业化经济取决于交易效率提高，交易效率提高取决于合理的制度安排。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建立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为公平正义保驾护航，能促进中国的合作博弈局面的形成。

制度转型从来不是在“和风细雨”中完成的，而是伴随着太多的阻力勇敢前行。既得利益集团一直在阻碍行政垄断的被废除。“土地财政”更是地方财政的“命根子”。而且，正如央行前顾问李稻葵表示，“中国决策者可能会在年底前放松楼市调控，因为这类措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如果新一届政府太急于为楼市降温，将对国内经济不利”。

中国经济结构 篇4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进出口贸易飞速发展, 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 增长到2009年的22072亿美元, 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进出口贸易是一国通过交换实现本国利益的两个重要环节, 近年来我国进口增长远远落后于出口增长, 出现了较大的贸易顺差。从历史来看, 我国进口总额从1978年的108.9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12017亿美元, 增长强劲, 但是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 增长到2009年的10056亿美元, 贸易顺差已经达到了1961亿美元。其中, 初级产品进口额从1980年的69.59亿美元, 增加到2007年的2430.85亿美元, 增长35倍;工业制成品进口额从1980年的130.58亿美元, 增加到2007年的7128.65亿美元, 增长55倍, 显著超过初级产品进口额的增长倍数。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扩大、外汇储备的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 增加进口似乎成了共识。从200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到2007年初商务部领导讲话, 再到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都强调了进口贸易的重要作用, 而在今年一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 作为中美双方签署的最重要贸易协议, 中方将向波音公司批量采购总价值约190亿美元的200架波音飞机, 此举更彰显了我国强劲的进口需求。

2010年, 中国第二季度GDP总量超过日本, 跃升世界第二, 进口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 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制成品进口哪个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关于进口贸易方面的研究分析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二、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Jong whale使用开放经济的内生增长模型, 对1960年至198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一国,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如果外国资本品的使用超过本国资本品, 那么经济增长率也较高。R ober t Z·Law r ence和David Ew einstein通过对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相关数据的计量分析得出, 进口额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 进口促进经济增长是通过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以及获得更好的中间产品来实现的。Coe&Helpman (1995) 认为贸易伙伴国的研发投入能够显著提升本国全要素生产率。

国内学者佟家栋 (1995) 较早探讨了进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认为不同时期进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度不同, 但总体上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陈家勤 (1999) 在研究中发现除了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如韩国、印度和巴西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进口贸易的作用都大于出口贸易。孙焱林 (2000) 的研究却发现经济增长和出口的关系没有统计显著性。季铸 (2002) 的研究显示在一定条件下进口和出口一样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 并指出进口贸易比货币政策更能实现“低通胀、低失业、高增长”的目标。徐光耀 (2007) 认为, 扩大进口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国内短缺能源、原材料, 促进进口多元化, 将更加有利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李兵 (2008) 实证研究表明:工业制成品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 初级产品进口则有抑制作用, 我国初级产品的进口更多是由工业制成品进口带动的。

三、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

(一) 增加生产要素供给, 有效缓解经济发展的要素供给“瓶颈”

这些生产要素的大量进口, 一方面弥补了国内相关要素的供给不足, 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生产企业的利润率, 这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由于普遍缺乏现代化机器设备, 通过进口从发达国家所获得的先进的机器设备对其经济的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促进技术进步, 提升产业结构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因素, 而一国获得技术的重要渠道就是通过进口贸易, 它可以降低研发性支出与失败风险, 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且通过技术进口贸易, 还可以帮助本国企业成长, 加速国内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经济发展。

(三) 促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进口产品对国内市场形成的竞争压力可以成为促进国内企业提高技术与管理能力的动力。进口商品的冲击必将刺激国内企业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以此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而提高我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促使产品的升级换代, 带来经济的动态增长。

此外, 通过进口贸易引进国内尚未生产的产品, 还可以起到开拓国内市场、引导新兴产业成长。进口商品通过刺激国内需求, 给企业以明确的生产信号, 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提高生产效率。

四、进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 研究方法与分析

本文将进口贸易商品 (IM) 按产品的结构分为初级产品 (IMP) 和工业制成品 (IMM) , 使用国内生产总值 (GDP) 代表经济增长趋势, 通过相关性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 研究GDP与IMP、IMM之间的依存关系, 考察进口商品结构对GDP增长的贡献。本文数据来源于1990年的人民币的汇率 (年平均价) 折算成人民币并以此为基期100进行平减, 从而消除价格及汇率因素所带来的对数据变动趋势的影响。本文将使用Eviews5.0绘制出我国GDP时间序列, 发现我国GDP序列具有明显的非平稳性。因此, 分别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 以消除各个变量之间的异方差性, 使之趋势具有线性化, 此法并不改变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将变量GDP、IMM、IMP分别取自然对数形式, 记为Ln GDP、Ln IMM、Ln IMP。

(二) 相关分析

从图一中各个变量之间的趋势关系可以看出, Ln GDP、Ln IMM、Ln IMP均向右上方倾斜, 具有稳定的同步增长趋势;通过表一中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可以明显看出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所以, 拟对变量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三) 时间序列分析

1.单位根检验———ADF检验。一般而言, 由于经济系统的惯性作用, 经济时间序列往往存在着前后依存关系, 而这种依存关系是时间序列预测的基础, 平稳的时间序列表现为一条围绕其均值上下波动的曲线。但是, 由于大多数时间序列的统计规律会随时间的位移而发生变动, 即其均值、方差函数不再是常数, 时间序列数值也不再围绕其均值波动, 我们称之为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 非平稳性的时间序列将使计量分析方法失效。因此, 首先必须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本文将使用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方法—Augmented Dick ey-F uller test (ADF) 检验。

表二中, c表示截距项, t表示趋势变化项, 而0表示没有任何变化趋势, 而p表示差分的滞后阶数, 根据AIC以及SC的最优准则, Eview s5.0自动给出滞后阶数为3, [1]、[2]、[3]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ADF检验的临界值。从上表中可以看出LnGDP、LnIMP、LnIMM这三个变量的t统计量大于显著性水平10%的临界值, 不能拒绝原假设, 表明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取LnGDP、LnIMP、LnIMM的一阶差分DLnGDP、DLnIMP、DLnIMM的t统计量分别大于在1%、5%、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所以, 通过平稳性检验。而且, 由于D.W统计值在2附近, 所以数据序列不存在一节序列相关, 进一步证明平稳性检验结果的有效性, 因而都是I (1) 序列, 满足协整检验前提, 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JJ检验。所谓协整, 就是指多个非平稳变量的某种inance NO.4, 2011 (CumulativetyNO.441) 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如果多个非平稳变量具有协整性, 则这些变量可以拟合成一个平稳序列, 而这个平稳序列可以描述原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 即变量之间的长期依存关系。协整检验一般有两种方法即E-G两步法检验和Johenson (1988) -Juselius (1990) (JJ) 检验, E-G两步法检验主要用于验证两个序列变量的单整情况, JJ检验是基于回归系数的检验, 是一种以VAR模型为基础的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

采用JJ检验方法是建立VAR模型, 在Eviews5.0下, 根据Lag Length Cr iter ia综合考虑LR检验、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等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如下:

通过表三可以看出, 由于AIC和SC准则的引入, 选择变量阶数时, AIC和SC的数值越小越好, 并且通过对最优滞后期模型进行AR视图检验, 确定建立VAR (3) 模型。

表四显示, Johanso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统计量LnGDP、LnIMP、LnIMM在5%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用GDP代表的经济增长与初级产品进口 (IMP) 和工业制成品进口 (IMM) 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

根据标准化的协整向量可得方程:

即每增加1%的初级产品进口 (IMP) 或者每增加1%的工业制成品进口 (IMM) , 将带来国内生产总值 (GDP) 0.19%或者0.58%增长。进一步说明增加进口, 尤其是增加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3.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表明我国进口商品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 但是, 如何确定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 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本文拟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确定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根据VAR (3) 模型的最优滞后期3减1得到格兰杰检验的滞后期为2。检验结果如下:

由第二行和第四行可以看出, F值显著大于2, 并且P值不显著, 从而认为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制成品进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并且工业制成品进口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更明显。同样, 第三行和第五行说明经济增长不是进口增加的原因, 第六行和第七行也说明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之间也有一定的因果联系, 这可能体现在进口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之间的依存性。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 可以看出我国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仅存在着因果的关系, 而且存在着十分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因此, 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 转变经济发展观念, 重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长期的出口顺差, 使得我国外汇累计, 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 贸易摩擦越来越严重。积极鼓励进口, 尤其是高新技术知识产权和高新技术设备的进口, 不仅可以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增加出口产品的价值, 提升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而且可以缓解外汇占款, 减缓人民币升值压力, 改善贸易关系, 促进经济发展。

(二) 优化进口商品结构, 更要提倡自主创新

由于工业制成品进口比初级产品进口更能促进经济发展, 因此应该鼓励进口我国经济发展必需的而国内又无法提供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并在引进新技术的基础上, 通过二次创新, 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三) 协调进口商品结构,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中国经济结构 篇5

九五期间中国经济区域结构实证分析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在1979--间国家实施了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从而也导致了我国区域结构的失衡.以九五期间的数据为基础,对我国的经济区域结构进行实证分析.

作 者：李国柱 王必锋  作者单位：石家庄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河北,石家庄,050031 刊 名：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年，卷(期)：2003 26(1) 分类号：F207 关键词：区域结构   区域经济   实证分析  

中国旅游经济结构分析 篇6

中国旅游从1978年到2008年发展三十年，大约形成固定资产总值八千亿，但是在整个“十二五”期间，据我了解的全国在旅游方面的投入要达到五万亿，也就是说我们在五年之内形成的产业投资要超过过去三十年的六倍，我们有这么大的市场吗？这个问题今天不是第一次谈，我在全国旅游局长培训班上也谈到这一点。比如说我们进出口贸易额下降了，全国都要紧张，粮食减产了，全国也要解决，不会因为粮食减产了，就不重视农业了。可是如果旅游碰到这样的状况，经得住吗？再说现在很多行业都把自己的很多事情附加到旅游头上，旅游经得住吗？很自然，好的一方面叫做旅游达到了产业融合，但是也确有一方面我们能不能承受得住，如果承受不住怎么办？现在各地的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对旅游都给予了极大的期望，这种期望能实现吗？如果实现不了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危机。所以我认为旅游经济结构的问题是全行业面临最大的问题，也应该是旅游学界共同需要关注的最大的问题。

一、产业结构的变化

规模扩大，结构优化，水平提升，既是经济发展的三个方面，也是三个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重点。任何一个产业，发展初期都追求规模扩大，中期强化结构，后期注重水平，最终达到效益。我们现在到哪个时期了？如果说我们现在还忙于扩大规模，就意味着我们还是在发展早期，现在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显然得不出。这里面还涉及到大的产业结构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课题，就是“中国旅游经济结构研究”，其中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多年来就讲三种产业结构，我以为现在已经很不合理了，比如说北京一产不到1%，二产23%，三产76%，很不匹配，所以三产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如果我们做这样的三种产业结构分析，对北京的旅游发展来说意义不大，而且对我们总体来说意义也不大。所以我们在课题里归纳了一下，说了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旅游要跳出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这样的概念。我的看法，旅游产业是创造幸福的产业，所以如果我们重新创造一个结构来说，旅游叫做第六产业。一产，种植，保障生存；二产，制造，缓解短缺；三产，服务，提供便利；四产，信息，提高效率；五产，文化，引领发展；六产，旅游，幸福，追求根本。

竞争范围扩大，竞争对手升级，经济环境严酷，中国面临碳霸权和金融霸权的双重压力。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从中国服务到中国环境，从粗暴型向和谐型发展。只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越是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越排斥劳动力，就业问题也将是长期的重大问题。其中，结构性问题是牛鼻子，也是永恒的问题，需要动态平衡，结构性短缺，结构性过剩，结构性阶段，结构性挑战，都将长期存在。结构优化是共同的历史任务，服务业发展是结构优化的重中之重。各级政府对旅游的重视是必然，关键是如何落实，不能重视在口头上落实在口号上。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旅游形成内需加外需。按照后工业化的视角，挖掘前工业化的资源，利用工业化的成果，创造超工业化的产品，对应变化中的市场。

二、新结构与大旅游

如果从发展视角来看，旅游是覆盖各个产业的，我们总是强调旅游是第三产业的龙头产业、主导产业，包括现在所说的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这些说法我都觉得不够准确。客观来看，比如我们按三次产业来说，旅游覆盖了各个产业，拉动了各个产业，为什么非要把旅游降到第三产业里面呢？在这一系列的产业里，旅游对于种植业来说提升了附加值，对于制造业来说创造了新的领域，对于服务业来说成为服务业的发展龙头，对于信息业来说促进了信息业的升级，对于文化业来说起到了一个全面拉动的作用，所以旅游作为幸福产业独树一帜。这是一个大的概念，具体来说，研究旅游经济结构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旅游的重新定位，所以我的定位就是创造幸福的产业，提升幸福的方式，开拓幸福的通道。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之中让人不满意之处甚多，我们的幸福指数并不高，所以才追求旅游，旅游脱离了日常生活，就应该是一个创造幸福的领域。同样旅游自身也有三架马车，就是旅游的投资、旅游的出口和旅游的消费。旅游作为一个独立产业的存在，应该说各个方面的必要性都强，这样的话我们不必拿着一件小衣服穿到我们的身上，这个小衣服束缚了我们的发展。

三、结构分析

1、元结构

所谓元结构，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就是无需论证的东西。一是消费结构，这是旅游经济结构的起源；二是市场结构，这是我们的起点；三是投资结构，这是旅游发展的一个启动；四是产品结构，这是发展的一个基础；五是产业结构，最终要达到优化；六是区域结构，需要协调；七是城乡结构，一定要达到互补。我们旅游产业的经济结构的基础都在元结构里，这是这么多年学界始终在研究的问题，当然每一项里都要做具体的研究。

2、深结构

第一个方面是组织结构，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来说，我们既需要顶天立地的大企业，更需要铺天盖地的小企业。

第二就是运营结构，在运营结构方面应该说研究普遍不足，实际上涉及到企业运营的深化发展与优化推进，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企业现在到底有什么困难？这些困难怎么来解决？现在企业动不动就呼吁政府要帮忙，政府就说我到底帮什么？而且说来说去要不然就强调给我点优惠政策，要不然就是强调加强管制。改革开放33年了，我们怎么能动不动就回到计划经济呢？这显然是不对的，但是这个运营结构里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困难，这就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第三是技术结构，实际上客观来看，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技术含量不高，正是由于技术含量不高，所以使我们的整个行业更新换代的速度比较慢。客观评价，酒店行业30年有更新没有换代，旅行社行业连更新都没有，景区行业连更新的意识都没有。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三十多年，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各行各业本质性的飞跃。旅游作为改革开放的先导产业，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落后的产业，原因何在？就是技术含量少，所以在世界贸易组织里把旅游业列为传统服务业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只能叫做新兴产业而不是新型产业。

第四是人才结构，这就涉及到从业人员的素质，也涉及到如何全面挖掘，形成更加优化的人才结构。现在大家都觉得困难，在座各位的绝大部分来自于高等院校，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们的门槛不高，太低了，一个产业的进入门槛太低，这个产业的从业人员素质就高不了。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我们的门槛为什么这么低？进一步要求我们的人才结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结构？这一系列的问题恐怕都需要研究。

3、超结构

第一是要素结构，我始终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通常讲行、游、住、食、购、娱这六要素，这六要素是运营要素，但是任何一个企业在市场上都有一整套的发展要素。恰恰是在发展要素方面旅游是边缘化的，旅游是弱势的，比如土地、资金、人才、科技、管理、产权、品牌等等，这些是所有企业都要对应的，这是发展要素的概念，但是发展要素方面我们比其他行业落后了一大块，而且没有旅游专门的市场。在我们实际工作里好多事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比如说起草合同法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应该把旅游的内容加到合同法里，单独列一章，结果最后人大法工委就说这个事太复杂了，合同法里不能进，什么时候你们搞旅游法把这个事写进去。所以合同法出来了，旅游的事就进不去，旅游碰到什么样的官司就没有法律依据。但是不能总是边缘化，同样这和我们的心态也有关系，包括我们的状态，我们经常说旅游一定要服从大局、服务大局，自我边缘化。制造业、农业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大局，为什么我们总要说服从和服务呢？这不是自我边缘化吗？如果我们自我放逐，还想追求一个什么地位，门都没有。实际上回过头来说，就是在结构方面我们没搞明白，如果在结构方面搞明白了，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旅游在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里到底是什么位置，第二是我们旅游自身的产业结构到底应该如何优化，这才能从元结构到深结构，才涉及到超结构的问题。

第二是环境结构，涉及到自然、人文与社会方方面面的环境，不仅是一个自然环境。

第三就是治理结构，治理结构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该做什么的问题，还有一个政府不该做什么的问题。比如像刚才谈的四合院宾馆的事，实际上就是在政府不经意之间，东城区发展出20多个精品，如果说政府早就警醒了，我看这20多个现在肯定没有了。政府一说就是要尊重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是现在的情形是责权利划分不清，所以要把界限划清楚，到底什么政府管，到底什么不该政府管。昨天一个记者跑来跟我讨论景区门票涨价，说社会反映很强烈，我说这个事不是新事，多年了，原来景区门票的价格直接由国家旅游局管，那时候国家旅游局管理司有价格处，效果怎么样？所以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栽在政府头上，我以为在这个事上政府是冤枉的。现在很多城市公园是免费的，城市博物馆免费的，这就是对的，有了这些东西，就替代了一部分景区的涨价。另外，不同产品不同价格是很自然的，供求关系的变化直接决定了价格，在这个时候非得逼着政府出面，还是那句话，干脆回到计划经济。所以不要认为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就处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我觉得学者应该有一种认知的良心，不只是道德的良心。道德的良心谁都希望老百姓过好日子，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

第四是二元结构，一般说二元结构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对于旅游来说现在形成一个更重要的二元结构，就是内外二元结构，就是外来人口和外来消费在当地占了多大比重，包括外来文化的影响，构造了一个新的二元结构。三亚今年春节期间发生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二元结构的表现，香港人跟大陆的旅游者闹也是一个新的二元结构的表现。第三个二元结构就是有一个区域内的旅游二元结构问题，所以我们研究旅游的结构性特点很自然就深化了。

第五是国际结构，就是按照目前的情况，中国的旅游业和国际上是一个水平分工，而不是一个垂直分工，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在国际上把握我们的主导权。

四、做结构文章，谋发展大局

深化结构，优化结构，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最终要培育结构竞争力，创造结构性效率。我们要从旅游大国到旅游强国，如果在这一点上不做文章，我看也就是说一说而已。包括现在很多省一说就是要从旅游大省到旅游强省，很多城市也这么说。北京已经超越了，已经超越了这种所谓的大和强的概念，北京提的是国际一流旅游城市，这个目标叫一步到位。再说了，我们祖宗造词是强大，我们干嘛非得颠倒过来说大强呢？显然违背了规律。

1、调整战略

结构认识到位，结构分析深化，构造我们新的战略。GDP至上的情结，在旅游领域的表现就是规模冲动，现在大项目层出不穷，各种区遍地开花。客观来说，目前结构性的认识刚刚起步，结构性的研究严重不足，所以我在这儿呼吁一下，我觉得旅游学界应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前沿问题，因为这是影响中国旅游发展乃至影响每一个投资项目最大的问题，应该借助旅游市场的优势，创造新型的产业结构。

2、调整结构

调整结构是当务之急，优化结构是长远战略。我不认同现在这种不理智的发展格局，好多地方我去了之后听了都害怕，比如我在一个县看了两天，算了一下，这三年的旅游投资一千亿。海南省自己统计出来的，“十二五”期间旅游投资五千亿，如果从经济规模来看，海南省基本上就是一个地级市的经济概念。一开始我说“十二五”中国旅游投资五万亿，觉得有点冒，现在看起来我太保守了，这里面就没有泡沫化的成分吗？所以要注意发展泡沫，第一就是投资泡沫，第二是工作泡沫，第三是市场泡沫。我们总觉得我们的市场非常坚实，实际上这里有泡沫化的成分在。我们的消费者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概括下来就是大钱花不起，买房子买不起了，中钱不用花，在北京买个车还得排号，小钱敞开花，这种小钱敞开花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旅游。而且现在一个价格通道打开了，大家有比较了，一平方米游欧洲，一个洗手间周游世界，这是一个旅行社的广告，要是两套价格体系没有联系起来的时候，还觉得挺贵，一联系起来一平方米就可以游欧洲了。可是客观来看，这里面包含的也有市场泡沫，如果说我们现在体制比较到位了，老百姓的投资机会更多了，很可能就把一部分钱拿来干别的事了。我们现在是挤得老百姓的钱没有地方花，挤到了旅游领域，这就是一种市场泡沫。

总体而言，我觉得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水平、增加效益，企业是基础，效益是根本，一个产业如果没有硬碰硬的企业，没有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说什么强国？再说了，我们的企业问谁谁不行，这个产业叫好产业吗？只能说这个产业已经生了病，有时候可能病入膏肓，现在说不准，因为这些方面现在缺乏足够的研究，也缺乏相应的判断。在工业化发展中期，群体追求自然是经济总量，求规模；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提出工业化后期甚至是后工业化的时期的战略目标，是追求发展质量的转型之举，是发展导向的提升之举，是全方位超越。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入研究发展的结果，从根本上看，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着眼发挥优势，积极顺应趋势的战略之举。所以我觉得从学界开始，确实应当好好关注结构问题，研究结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结构的课题，大概有半年了，越做越难，越做越觉得这个事很难做下去，但是怎么咬牙也得做。所以几乎每一次讨论都把前面的思路推翻，我今天这个框架是最后一个思路，我觉得这么理下来，大体上把这个事理清楚了。下一步不光是这个事，还需要我们研究怎么来警醒。我现在实在是担心，也不是偶然的，因为我确实发现该关注的关注的不够，我的话说的可能有点不客气，但是确有这个问题。

3、规划创新

我最近评审了很多的规划，就感觉我们的规划有问题了，虽然“旅游规划通则”这个标准是我制订的，但是我早觉得这个标准需要调整。很简单，因为原来的规划通则的标准是以观光旅游为基础的，现在不同了，各类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规划要求。一个新的规划思路应该是从结构规划入手，以产业规划布局，形成环节规划的深化，最后在空间规划中体现，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个路径。可是我们习惯性的是先看有什么资源，然后研究弄一个什么产品，产品弄完了之后再看看空间上怎么体现，一般是这个路数。这就意味着规划本身就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比如特种旅游规划怎么做，休闲度假的旅游规划怎么做，观光景区的规划怎么做，商务旅游的规划怎么做，都市旅游规划怎么做，规划本身就构造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里又有一个结构问题。

4、管理转换

对应整个结构性的需求，或者说进一步结构性的提升，从管理方面需要一个转换。这里我不说企业管理，先说宏观管理，实际上就必须要有这么一个转换，最早各级旅游局是企业管理，之后进步了，变成一个行业，这些年大家提出产业管理，我以为产业管理这个话是不对的，只能说明大家形成了产业的概念，更关注的是项目怎么投入，怎么来组织，但是最终的发展是公共管理，到了公共管理，政府才能真正到位。企业、行业、产业、公共，这是一个过程，也不能说这个过程是多余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的摸索，所以很自然公共管理就涉及到公共环境和公共服务，也涉及到公共性产品。以扩大内需为主导战略，以改革开放为主线，核心就是抓四个方面：一是要素市场化，我觉得这是现在旅游工作里最薄弱的一块。二是发展社会化，通过我们的努力，拉动方方面面。有一些领导也提出来，说产业融合，我们不又变成弱势了吗？旅游局要是和其他各个部门相比就是弱势，但是我有一个经验，一对一是弱势，一对多就是强势，因为我们可以对应几十个部门，出一个题目把大家拉起来就是强势，历史上有这样的经验，现在仍然应该这么做，这就是一个发展社会化的概念。三是运行智能化。四是推进国际化。同时也涉及到一个总的治理结构的转换问题，从旅游部门管理到协同管理，从旅行社管理到旅行业务管理，从星级饭店管理到流动住宿管理，从旅游景区管理到旅游吸引物管理，从供给管理到需求管理，从行业管理到公共管理，从国内管理到国际协作。这一系列的转换实际上就反映了一个问题，我们讲了多年的大旅游，大旅游到底大在哪儿？如果没有结构性的基础，大旅游很不容易落实，如果有结构性的基础，大旅游就实实在在的能够落起来。

中国经济结构出了什么问题? 篇7

产能过剩和货币超发这两大顽症,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和社会。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经济无法回归到稳增长之路。

产能过剩严重危害中国经济

在中国,产能过剩现在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2013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说:“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

国际上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80%85%是合理区间,75%以下为产能严重过剩。上述国务院指导意见数据显示:2012年年底,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所以,中国已到了产能严重过剩的程度。因此,这五大产业也被称为“产能严重过剩产业”。

传统产业普遍产能过剩,新兴产业也未能幸免。光伏电池行业开工率仅为57%,多晶硅更是只有35%。天则经济研究所报告透露,2013年风电设备产能利用低于60%。

可见,中国的产能过剩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市场竞争范围,而且是新老产业全都过剩。

这些行业涉及的不良资产,钢铁为2万亿元,新能源为1.5万亿元,造船为5000亿元,煤炭为5000亿元,水泥、有色和平板玻璃约为1万亿元,总计约为5.5万亿元。不良资产规模之大令人震惊。

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国务院要求“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并下达了压缩五大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具体指标。国务院有关部委、各地方政府在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也花了很大力气,但和历次整治过剩产能一样,效果并不明显。例如,虽然整体经济呈下滑趋势,但今年1-7月粗钢产量同比增加2.67%,水泥产量同比增加3.69%,平板玻璃产量同比增加6.23%,电解铝产量同比增加7.46%。

这并不是这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有所提高、有关企业的经营环境有所好转的反映,相反只是进一步加大了库存压力,直接影响了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拖累了企业效益。

产能过剩久治不愈,导致这些行业严重亏损。钢铁行业亏损面在23%以上,玻璃行业亏损面超过25%,电解铝行业约有80%的企业陷入亏损。根据统计,截至2014年7月24日,19家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煤炭企业,有8家净利润亏损,有14家净利润同比下降。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煤炭行业亏损面已高达80%左右。

产能过剩与经济增长方式有关

中国的产能过剩为什么这么严重、而且久治不愈?这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由投资和出口双驱动,本质上是投资驱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在政府主导之下进行的。中国经济为什么会有如此特色?这与政府给自己定的特殊职能有重要关系。改革开放前,政府的工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后,政府工作重心转移,把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定位于经济建设,保证GDP持续增长也就成了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即使是新一届政府也肩负着到2020年完成GDP和人均收入倍增计划的任务。经测算,若要完成倍增计划,GDP增速年均不能低于7%。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和净出口政府无法直接控制,但投资则不同,政府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掌握的资源直接大举投资,从而拉动GDP快速增长。

在市场经济中,投资本来主要是私人的事情,但在中国则不同,政府一直把投资看做自己的重要职能。政府也正是以一轮比一轮更大的投资,拉动了中国GDP的高速增长。但投资与消费严重失衡,也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去年的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0%,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是54.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是-4.4%。”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今年初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可见,资本形成,也就是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一枝独秀。

资本形成总额来源于投资。从中国的投资增长率来看,这两年虽略有下降,但过去基本都是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而消费的增长率只有10%左右,投资增速快于消费增速一倍。这样长期下去的结果会如何呢?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产能过剩。

治理产能过剩的效果为何不明显?

近十多年来,政府对产能过剩进行过几次比较集中的治理,但结果却是越治理越严重,现在已是普遍过剩。

探究产能过剩的原因,首先有周期性的因素,所谓周期性就是经济的波动性,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慢慢显露出来。经济需求急剧回落,使产能过剩问题显露出来;第二个与经济发展的方式有关系,与政府的作用、特别是经济职能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地方政府更多地依靠行政性的手段干预经济的增长,干预行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产能过剩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职能定位。中国政府既然把自己的工作重心集中在经济增长上,自然就要主导、干预经济运行。经济周期在政府干预下扭曲,经济结构在政府干预下失衡。经济下行谁最着急?一定是政府。例如,本届政府向全国人民承诺,到2020年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要翻一番。这如同一个社会契约,政府能不为GDP着急吗?所以,面对经济下行,本届政府虽然没有“强刺激”,但“微刺激”还是持续不断。

在现代混合制经济中,总需求管理本来是政府应对经济萧条或过热时的短期办法,但在中国却成了政府拉动GDP增长的长期工具。无论经济冷热,政府总是一如既往地刺激总需求,不断地拉动GDP高速增长。短期办法的长期化,特别是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导致经济中的弊端和风险不断积累,特别是产能过剩愈演愈烈。

货币超发不利于中国经济

中国高度投资和债务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导致产能过剩,使产品市场供求失衡;另一方面它还推动了货币超发,从而使货币市场也深陷困境,经济中金融和债务风险越积越多,越来越大。

2013年末,中国M2余额为110.65万亿元,GDP为56.89万亿元。M2余额与GDP之比几近2:1,领先世界。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M2仅为18.3万亿元,此后货币供给总量迅速增长,金融危机之后货币量的增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2008年底,中国M2余额还是47万亿元,而到2012年底这一数字已经攀升至97万亿元,4年间翻了一番。

多年来,人们对必须“超发货币”一直疑惑不解。人们需要货币,是要满足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交易需求。所以,货币供给一定要有与其相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如果超发货币,货币追逐不到与其相对应的商品和服务,那么,结果必将引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

有人曾以CPI没有持续上涨为理由,辩解说货币没有超发,但这完全是一个缺乏常识的辩解。CPI只代表消费者物价水平,它是物价总水平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看看这些年要素价格和资产价格的狂涨,如土地价格和房价,就会知道超发的货币去了哪里。

2013年末,中国M2余额为110.65万亿元。同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71.90万亿元。这么巨大的贷款总量都去哪儿了?显然,构成投资三大领域的房地产、基建以及产能过剩的制造业成了吸纳贷款的主要产业容器。这也是政府以投资来拉动GDP增长的三大主力。

2013年,房地产贷款和地方政府贷款两项合计几乎占到贷款余额总规模的50%,而且它们的贷款需求还在增长。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房地产市场变幻莫测,风险正在加剧,地方政府基本建设项目也是问题重重,加之制造业过剩产能行业的偿债能力的疑问,在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债务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据测算,2013年企业(不包含金融企业和融资平台)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已攀升至120%,已达历史高位。

医治顽症需要下猛药

如果不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和超发货币带来的金融、债务风险问题,不坚决地去产能、去杠杆,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在这些问题同时交织存在的情况下,任何短期的需求刺激都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起作用。如果继续使用短期的需求刺激工具,虽然有时还能换来一点经济增长,但是,代价却是经济中的弊端和风险越积越多、越来越大,直至经济崩溃。

由于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密不可分,所以,要根除这些问题,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则变得十分关键。比如,政府要不要每年给自己定一个GDP目标?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创造GDP吗?如果GDP是由企业而不是政府创造,那么,政府的中心工作有可能继“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又要有新的转变和定位。新的定位应充分考虑市场经济要求设立什么样的政府,应考虑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这需要把改革继续推向深入,需要真正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 篇8

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的事实已被市场、政府、学者等各方广泛共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已被摆到了各方面前, 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中国经济近十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两个因素:

其一,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 大量向中国搬迁转移的全球产业链的制造终端, 以及由于人民币外币汇率政策导致的人民币实际汇率被低估, 中国因此被戏言“制造了世间万物”成为“世界工厂”。

其二,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城镇化率十年间飙升过半, 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在短时间内飞速增长, 从而引发了房地产行业的高度繁荣, 房地产业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挑起了国民经济的脊梁, 其对国民经济的上下游有着相当强劲的带动性, 并且由于其有别于其他行业的特点:将消费者几十年内的消费额于一个时点集中释放。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房地产业功不可没。

第一个因素, 中国外贸出口经济的快速发展, 世界范围内如此的速度和持续时间也并非罕见, 但以中国如此之大的人口规模, 在全球经济中融入了超大体量的经济规模, 近十年来外贸出口高速增长, 外贸与资本顺差多年持续, 导致外汇储备在十年内多年了30多倍, 如此局面在世界经济史上也鲜有发生, 甚至引了“全球经济失衡”的探讨。

常理来看, 中国的外贸顺差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上应同时体现为资本流动项目下的逆差。即中国出口商品与服务如果不能换得等值的服务与商品, 就应直接投资外国, 即购买对方的股权、矿藏、土地, 表现在资本项目上则是逆差。但目前恰恰相反, 资本项目始终为顺差, 将近十余年都是资本流入而并非流出。中国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 从本质上来看是全体国民被强制储蓄, 而欧美等国则通过这种融资渠道借到了大量的低成本资金, 一方面进而通过消费保证该种经济模式的维系, 另一方面又通过成熟、高效的金融运作体系, 利用低成本资金套利。

但以目前的资源配置来看, 该种模式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首当其冲的是廉价劳动力资源的日益匮乏。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2年我国劳动力人口15~59岁为93727万人, 同比减少345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69.2%, 较上一年末下降0.6%, 这一数据直接预示着中国劳动力总供应量的萎缩, 中国正在拱手让出之前“世界工厂”的地位。其次是成为“世界工厂”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极其巨大, 中国政府已经不得不认真的面对这个问题, 其危害的严重性已经让政府不得不马上行动起来。如今, 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的限制国外低端产业的迁入, 对于企业而言就是以工资为主的诸多经营成本的直线上升。近十年以来, 大量的在华外企制造业开始了向本国内的回流潮, 目前这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流行趋势。持续了近十余年的“世界工厂”地位造就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已经开始消退。

第二个因素, 就是城镇化建设造就的房地产业大繁荣已经进入末期。城镇化就是资源重新配置的的一种表象, 而并非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 人们的生活及活动范畴被集中在了一个固定的区域内, 其对于房屋的居住需求必然在短期内爆增, 这是近十来年中国各大城市的房价始终快速扶摇直上的根源, 房地产业近十余年的高度辉煌, 必然使得水泥、煤炭、钢铁等上游行业不断的扩大再生产。反之可见, 房地产业一旦大幅缩水, 相关行业大幅降低产能将是无奈之举, 宏观经济也必然会出现大规模衰退, 这是政府始终直面的一个难题, 也是近十年来中国政府不断调控房地产, 以及楼市调控失败的根源。但总体来看, 目前房地产业的盛世早已不在, 这当然也是由于人口红利消退等因素参杂其中, 房地产业泡沫破灭所会引发的经济震荡以及未来地产业倒下后, 又有哪个产业能够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甚至几十年内的支柱, 这仍然是个未知数。

在经济形势风云变幻的表象背后, 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已经在悄然进行, 暗流涌动, 这参与其中更多的是市场的自发行为。

首先表现为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 中国东南沿海出口制造企业已经开始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这个新兴渠道迅速开拓国内市场。东南沿海一带有着数量众多的出口制造企业, 其极为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始终与国内市场呈割裂状态, 究其原因, 在于其高度专业化的制造分工, 基本上是伴随着世界经济产业链制造端向中国的转移而产生的, 与国内需求毫无联系。从国内的市场现状来看, 东南沿海外贸出口企业的强大制造能力, 也很难从国内市场产生出来, 因为国内市场交易成本较高。一个订单过来, 企业就可以专心全力生产, 而不必担心货款拖欠违约困扰, 在国内市场这是很难实现的。国内实体商业市场乱象丛生,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兴起, 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了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的最理想工具, 中国的电子商务也因此而兴起。

近几年内, 互联网电商的销售额屡创新高。据统计, 2012年电商阿里巴巴的全年在线销售额高达1万亿, 而同年中国GDP总值也不过40万亿左右。目前国内的电子商务, 初步估计解决了近千万人的就业。透过这个现象, 其本质是是东南沿海数量众多的外贸出口制造企业和体量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成功联姻的结果, 如此数以千万计的网络电子商务卖家, 其实之上大部分都是东南沿海外贸出口制造企业所开拓的分销渠道。近几年内电子商务出现的极速增长, 直接造就了国内快递物流等行业的大发展。从趋势来看, 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电子商务, 将有力的拉动内需、将国内消费市场与东南沿海外贸出口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这一切都呈现出了水到渠成之势, 是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的必经之路。所谓的中国经济结构升级转型, 其实早已在市场上悄然展开, 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离不开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开放的态度和政策支持, 但究其根本动力也并非政府规划, 而是数以万计的企业在市场中挣扎、奋斗而走到今日所呈现出的局面。

其实早在各地上演“民工荒”之时, 企业就已经开始采取对策, 加大技术投入、提升效率, 摆脱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来产生竞争力, 获取利润的模式。相当一部分企业将工厂搬迁到内地, 继续利用新的廉价劳动力和新的资源, 也有一部分企业通过收购国际品牌、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技术设备来开拓销售渠道。这其中包括曾经轰动一时, 并被部分业界质疑的吉利并购沃尔沃事件, 但最具典型性并且最代表性意义的恐怕还是要说有着“代工之王”之称的富士康的举动。富士康目前已经在内地停止了其招工计划, 究其原因, 也是在目前企业能接受的薪资水平下“无工可招”。在人口红利消失, 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驱动力下, 富士康将改为一百万台机器人发展计划。据悉, 目前除洛阳以外, 富士康机器人发展项目已于晋城下线动工。此前郭台铭曾表示, 至2016年, 定位为智能化机器人生产基地的山西晋城, 其产值可突破500亿元, “要在5到10年内实现首批完全自动化生产的工厂, 并在数年内通过自动化消除简单重复性的工作。”“世界工厂”里的“代工之王”, 中国代工界的Number One, 以自动化、机械化流水线生产来替代人工操作, 其对于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从目前的各方资源来看, 改革将会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提供动力来源。改革是使目前的中国走好转型之路的重要保障。

所谓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指的是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取代以工业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 并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和主要动力。摆在第三产业大发展面前的首要问题, 也即前提条件就是城镇化, 而城镇化也远非以简单的农民进城, 从农民摇身一变成为农民工而完结。第三产业是现代社会劳动力大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入, 是人们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提高, 生活需求也在随之不断提升的产物。50%的界限已经被中国的城镇化率超越, 但目前中国的现状是体量巨大的进城农民工所创造的可观的经济收入最终并没有停留在城市, 而是大多流回了农村的家乡, 其经济模式并未发生本质性变化。究其原因, 现有户籍制度和集体土地制度仍然是将农民束缚在农村, 阻碍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因素。

人们的经济行为都是离不开其自身的预期的, 都是在预期范围内开展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最终的生活归宿仍然是在农村, 那么他们的经济行为, 包括投资、储蓄、消费等等, 就一定离不开自己的家乡农村, 而不可能将自己的毕生积蓄投在在城市。这部分人群的消费实际上是被严重抑制的, 与此同时, 乡镇理疗教育由于市场过小, 过于分散, 优质有效的资源不可能以集约高效的形式存在。从宏观上来看, 现有户籍制度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真正能够实现城镇化、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最关键因素, 也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另外一点, 在我们加大科技研发和提升资产设备技术含量的同时, 也应该尽量多的去争取机会购买世界一流、技术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专利和尖端设备。再次也并非否认自主研发, 自主研发应该是发生在对方严格限制、保护, 拒绝技术专利出口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因为无论是加大科技研发力量还是提升资产设备科技含量, 目前最切实有效的方式途径不是自主研发。众所周知, 二战后国家遭受重创、一败涂地的日本于1960-1970年代花费了万亿美元进口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和前沿的科技技术专利和设备, 直接缩短了几十年的技术研发过程。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点更有意义。虽然目前的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政治环境复杂, 对于中国会有这种各样的限制, 但还是要结合时机, 适时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从政策面考虑, 户籍农地改革和人民币联系汇率机制改革是现阶段政府推动经济结构改革与升级的有效途径。

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要面对的困难

中国目前的经济类型基本上是一个投资型的国家, 想要从投资型的国家转型为消费型的国家是却并非易事。以德国为例, 德国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国, 其生产的产品40%用于出口, 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工业化国家, 但他们还没有完全从投资拉动型转型成为消费型国家, 对于中国而言, 所要面对的困难可能会更大。中国在经济结构转型方向上是明确的, 是大势所趋的, 但过程之中所需面对的困难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是更高的通胀、更高的工资和更高的就业率, 但投资的增长速度则会更快。消费的增长总是要滞后于投资的增长, 两者之间的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加大。当投资增长过快时, 会产生产能过剩的问题, 其出路无非是出口和库存, 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未来的这个十年内, 中国经济可能会遇到较大的困难, 劳动力不足、环境污染以及资本边际产出减少将会是在转型期内无法回避的问题。

经济的发展是不能够停滞的, 眼下改革是迫在眉睫的, 改革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改革执行的力度和效率将直接影响着处在转型期的中国。

摘要：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后, 逐渐走入了一个瓶颈期, 旧有发展模式难以持续, 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成为了未来中国经济将要直面的问题。处在转型期的中国, 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困难重重, 政府改革政策的执行效率与力度将直接关乎着中国经济的命运。

关键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改革

参考文献

[1]韩秀云.中国新趋势.

[2]陶冬.拐点下的困惑:陶冬预言中国经济的危与机.

[3]祁斌.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

中国经济结构 篇9

湖北省团风县被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授予“中国中部钢结构产业基地”称号。2007年11月27日，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会长杜宗翰、副会长徐文铎、建筑钢结构委员会主任张爱兰等领导专程从北京赶到团风县参加授牌仪式。杜会长亲手将“中国中部钢结构产业基地”的铜牌交到团风县委书记孙璜清、常委副县长吴恒斌的手中，并希望团风县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发挥区位优势，壮大钢结构产业规模，提高产品质量，树立品牌意识，为我国钢结构行业在中部的发展创造更加优异的成绩。

团风县建县以来，由艰苦建县走向全民创业，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建筑业居湖北省前列，县政府依托地区优势，提出了“建设中部钢构基地、打造中国钢构品牌”的发展战略，现已成功引进9个钢结构项目、投资总额达19亿元，钢构基地建成区已达1500亩，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形成年产钢结构40万吨生产能力，实现产值30多亿元，初步形成了钢结构产业基地规模。

农业结构调整中国人膳食结构改善 篇10

60年间的变化, 令人感慨万端。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肉、蛋、奶极度匮乏, 市场凭票供应, 现在市场上各种畜产品供应充足, 花色品种丰富多彩。从过去过节的“稀罕物”, 变成今天百姓餐桌上的平常物。据统计, 2008年全国肉类产量达到7278.7万t、禽蛋产量2 701.7万t, 均居世界第1位, 奶类产品3 781.5万t, 居世界第3位;全国人均肉、蛋、奶占有量分别达到54.9 kg、20.4kg、28.5 kg, 而1949年, 全国人均肉、蛋占有量分别只有4.1 kg、0.7 kg, 奶类人均占有量则更少;现在, 我国人均肉类占有量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而蛋类则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畜产品结构更趋合理, 肉类比重从1978年的72.1%下降到2008年的52.9%, 而奶类比重从1978年的8.2%提高到2008年的27.5%, 肉类品种也呈多样化发展;畜牧业产值不断提高, 从1949年的33.7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2.4%, 增加到2008年的20 583.6亿元、35.5%。

在建设可持续发展农业中, 畜牧业转变生产方式, 加快了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和区域化进程。2008年末, 生猪、肉牛、羊、奶牛、肉鸡和蛋鸡的规模化程度分别达到56%、38%、44.6%、36.1%、81.6%和76.9%, 规模化养殖优势逐渐显现;畜牧业生产标准化逐步推进, 畜产品质量明显提升, 目前已通过畜牧“无公害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认证的品牌正近2 000个, 畜产品优质化率进一步提高;畜牧业产业化也加速推进, 利益联结机制日趋完善, 畜牧业产业化组织已达6.91万个, 带动牲畜饲养量14.6亿头, 带动禽类饲养量113.4亿只;畜牧业生产区域化进程加快, 已形成了肉、蛋、奶等畜产品生产产业带。

中国经济结构 篇11

从9月6日以来，反映银行资金面变化的shibor（同业拆借利率）全线品种开始一路上行。以隔夜利率为例，从9月6日的2.95%上涨至3.56%，以1个月期利率为例，从9月6日的4.48%一直飙升至18日的5.91%。

在经历过6月银行“钱紧”之后，“银行季末钱紧”再次挑起了人们脆弱的神经。与之相印证的是，停贷再次回到市场的视线之内。由于额度极其紧张，往常要到年底才逐渐收紧的信贷额度已经从9月下旬开始猛然踩住了急刹车。

流动性紧张暴露出来的问题

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表面上由市场上短期资金供求不合理导致，但却暴露出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显现

同业业务、表外业务急剧扩张，在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利润的同时，也使得商业银行经营杠杆提高，流动性风险显现。以往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短缺的时候，可以通过同业市场拆入资金，而央行为保持市场平稳运行也会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央行打破这种惯性行为时，结果会导致市场利率的暴涨，市场流动性出现骤紧的局面。此时，商业银行懈怠的流动性管理、对于市场风险的预警不足等问题也暴露无遗。而现有的以存贷比为核心的流动性管理体系并不能体现商业银行因同业业务，表外业务扩张所带来的风险。因而加强流动性管理，改革现有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是下一阶段商业银行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

中央银行流动性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央行应在必要时刻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平抑市场利率波动，避免市场利率出现大幅波动。市场利率的大幅波动并不利于市场的培育和金融系统的稳定。而且，同业负债期限较短而同业资产期限较长，流动性的骤然减少，可能使得融资渠道缺乏的中小金融机构出现违约进而导致资产质量的恶化，对于整个金融体系都是不利的。央行应在保持总体趋紧的同时，在适当时刻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避免市场极端情况的发生。

监管当局应明确政策基调，给市场以明晰稳定的政策预期。明晰稳定的政策预期是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银行“钱紧”暴露了央行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传递问题。金融机构对监管层政策产生错误预期，提前布局信贷市场；而管理层则倾向于保持货币政策“稳定”。最终由于对管理层预期的破灭，导致市场出现一定的恐慌情绪，推动市场利率出现极端波动。监管当局应该给市场以明确稳定的预期，同时保证政策准确及时的传递给市场，避免市场因误解而产生意外波动。

中央银行应该完善监管体系，能够及时、动态的掌握各家银行的资产结构，特别是短期资产的匹配情况。多轮市场的异常波动，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央行介入的滞后。在对市场造成严重影响后介入操作，其不良影响已经显现，失去稳定市场的最佳时期。如果央行能够动态掌握这些信息可以增加央行政策操作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加剧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投资的项目往往回收周期较长，而其借入资金期限相对较短，存在资产负债期限不匹配的问题。地方政府为了维持项目运转，一直在进行不同程度的借新还旧，续短为长。虽然监管层严格限制银行信贷资产进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但在一些监管空白的领域，商业银行的资金依然通过信托、理财产品及其他表外业务等途径进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当整个银行业出现流动性紧张的情况，地方投融资平台续短为长的游戏无法进行时，流动性紧张会使得其债务出现偿付危机，进而引爆全行业的风险。

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及启示

银行流动性紧张是在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央行的审慎表现也表明了管理层对于风险容忍度在提高，以一定的经济下滑换取经济结构调整的态度。2013年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也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货币政策定好基调。在此背景下，央行借助货币政策工具，利用资产价格压力迫使商业银行加快调整资产结构、加速去杠杆的步伐对于经济结构转型无疑是有益的。但是，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全局的、系统的、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管理层必须合理管控货币投放，激活存量货币、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同时进一步的推动市场化改革。

合理管控货币投放，激活存量货币

近年来，中国的广义货币（M2）增量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截止2013年5月末，M2余额为104.21万亿，是世界第一。总量来看，当前的货币信贷总量已经足够，出现的问题是信贷资源配置不合理，信贷投向结构有待调整。虽然经济存在继续下行的风险，但是放开货币政策，新增的信贷供应更多的会流向产能过剩的行业。央行应该保持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加大力度调整存量贷款的投向结构，控制在房地产及其他产能过剩行业的资金投放，转而用于支持新兴制造业、服务业，其他民生领域，激活存量货币。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管制会制约信贷资金的有效分配，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管制利率条件下形成的真实负利率，会严重影响企业、个人的储蓄投资意愿，同时扭曲资本市场价格，影响企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真实盈利能力。而且由于利率管制催生了大量银行理财产品、银信合作产品等“影子银行”业务，游离于现有的监管体系之外，导致部分影子银行业务又投资于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政府限制的领域。此外，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无法有效管控“影子银行”膨胀带来的风险，其风险积聚最终会影响整个金融稳定。放开市场的利率管制，使市场利率反应真实的资金价格，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可以减少商业银行开展“影子银行”业务的意愿，有助于整个金融行业的稳定。

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隐忧。地方政府债务的偿债保障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一定程度上与房地产业的景气捆绑在一起，一旦房地产业进入下行周期，地方政府债务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就将浮出水面。而中国当前正在积极推进的城镇化策略又不得不依赖地方政府负债经营，如何拓宽地方政府融资途径，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城镇化过程中不得不解决的问题。首先，应进一步推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改变当前中央财源丰富而地方财政匮乏的局面。其次，应该拓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减少地方政府融资高度依赖银行信贷资金的现状。再次，推动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社会资金解决城镇化资金不足的问题。

推进市场化改革

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国退民进”，打破行业垄断，让市场充分竞争，激活市场活力。国有经济先天的竞争优势，使得其占据大量资源，挤压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而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必然出现效率低下的问题。从近年来政府主导的光伏产业的扭曲繁荣及其低迷现状可以看到，政府主导的产业模式在市场经济波动面前的苍白无力。管理层应该有序的让部分国有资本逐步出让和退出竞争性领域，增加实体经济的活跃度。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相关链接：

多数专家和市场人士认为，经历了6月“钱荒”的教训，商业银行已经有所准备，同业业务扩张也有所“收敛”。各大商业银行已经显著改善了各自的流动性管理能力，而且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流动性紧张状况做好了充分准备。

——摘自新民网《又见“钱紧”银行积极应对》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篇12

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主要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人口增长率和总负担比、儿童抚养比以及老年抚养比两个方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是在国家政策的实施下提前发生和进行的。20世纪70年代,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到90年代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开始显示, 但是随之2000年, 全国65岁以上老人占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7%以上, 也预示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也提前到来。

从下图可以看出, 中国人口出生率从1978年到1987年都处以一个上升时期, 最高点在1987年达到23.33个百分点。但从该年以后出生率都处于一个下降趋势, 从最高点开始下降到2010年11.90个百分点;死亡率的变动情况一直处于一个变幅不大的水平区间, 但是2000以后可以看出, 死亡率开始上升。由于死亡率保持一种不变的速率, 人口增长率的起伏与出生率正相关, 在1987年是一个临界点, 该点之前, 人口增长率表现出高增长水平, 1987年以后, 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

从人口总负担比、儿童抚养比和老人赡养比的情况来看, 总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正相关。自改革开放后, 人口总负担比与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1987年, 在这一阶段总负担比和儿童负担比迅速下降, 可表现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 儿童数量开始下降而劳动者开始增加;第二阶段是1987年到1999年, 总负担比和儿童负担比变化不大, 处于平稳波动过程, 可认为经过计划生育政策后, 出生率陡然下降, 但是随后出生率达到平稳下降水平, 此时劳动力却在之前儿童成长后开始增多, 也达到劳动者数量略有增长的平稳过程;第三阶段是2000年到现在, 经过十多年人口变化后, 十年前的劳动者开始走向老人阶段, 老龄化开始出现。因此, 总负担比中老人负担比开始增加, 儿童负担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更加理性地对待“一个孩子“的问题, 出生率下降。老人抚养比在三十多处于平稳增长阶段, 以2000年是一个临界点, 在2000年老人负担比上涨到7.0%以上, 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

中国经济奇迹有很大因素是来源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国经济增长中人口劳动力的贡献超过了25%。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式微, 对于劳动力的减少和老人抚养比的上升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就是说人口年龄结构的进一步的发生改变, 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不确定的影响。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 15岁-59岁的劳动者在2008年出现下降, 2012年出现负值, 15岁-65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将会持续到2014年, 达到9.97亿人口。社会总供给劳动力数量开始递减, 劳动力出现短缺既能表现在总数量, 也能表现在质量上面, 中国对儿童成长教育的观点是以读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为荣, 而对少年去参加技校, 学一门技术的职业学校却带有鄙视心理, 这种心理的作用也造成了我国劳动者在蓝领阶层出现短缺, 在大学生及以上学历的水平上毕业生出现过剩的现象。

资料来源:根据张为民等 (2004) 《人口变动预测》计算。

通过分析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动轨迹可以总结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总体呈现以下特征:第一, 劳动人口在总人口比重逐渐上升, 其中劳动人口中的就业人数也呈增长态势;第二, 相比劳动人口比重, 少年和老人人数在总人数的比重呈现相反趋势, 儿童少年人数逐渐下降, 老人人数比例逐渐增加;第三, 与经济增长速度相比, 人口结构转变速度要高与经济增长速度, 这种人口转变速度不是指的是人口增长速度, 而是人口逐渐老龄化速度加快, 与之相配套的经济增长总体结构并不能与之相适应, 会呈现养老福利基金缺口现象;第四,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和人口红利的出现、消失以及老龄化的出现是在计划性政策的干预和经济发展共同驱动的结果;第五,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具有不均衡特征, 表现在城乡变动不均衡和地区变动不均衡。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不均衡是因为农村中存在无限劳动供给使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移, 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不均衡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是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相东部地区迁移, 随着西部地区的大开发政策和中部地区的崛起政策, 以及东部发达城市生存成本过高导致东部地区劳动者又开始向中西部地区流动。

二、人口负债分析

随着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渐消失, 人口老龄化就是人口变迁所呈现的经济、社会负债。老人的增加, 势必会增加财政支付和较少生产劳动力, 降低社会总体收入, 对于这一系列的影响, 可认为是人口负债。

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负债上面。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时期, 但是中国经济尚未达到应有的发达水平, 人民生活水平还没有得到质的提高, 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中国现行家庭的“四二一”格局使得家庭赡养压力增大, 中国将会出现“未富先老”的局面。中国由于在政策上对人口变动实行强制性的管理, 使得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其他国家变动不一致, 在中国经济运行规律上也表现不一致, 使中国在没有达到富裕水平的时候人口就已经在开始老龄化, 而这种“先老”的局面也增加了社会劳动力供给紧张的情况。

根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 在2030年以前, 中国0-14岁区间的人口比重逐步下降, 15-64岁区间的人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情况。劳动人口的绝对规模在2015年将会达到最高点。从而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信息, 中国人口总体不仅出现老龄化, 并且劳动力人口也在将来出现老龄化现象, 这种现象对经济增长将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 也可以认为是提前到来的人口红利对在未来进行经济补偿, 也就是人口负债会在我国出现。

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分析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其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了9.79%, 这种高速增长状况一直保持着持续性, 被世界称为“经济奇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是以高投资为主要形式, 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 其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 较高的资本形成率促使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这与索洛模型所得出来的结论向左。索洛模型认为, 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率与人均产生水平成正相关, 高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可以促使人均产生的增加, 但是这种稳定状态不是稳定的, 具有不可持续性。中国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是因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在劳动力市场供给方面有充足的劳动者。劳动者在各部门自由流动, 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 从农村向城市地区迁移, 使得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

但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逐渐增加, 劳动者所占比开始下降, 劳动力市场的无限供给开始向有限供给方向发展, “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基于此背景, 中国一直保持的高投资驱动高增长的模式可能受到挑战。另外, 具有工作收入的人群具有投资扩散效应, 他们对投资和储蓄的需求会导致外资流入国内;但随着人口偏向老年型转移, 这种投资扩散效应也开始消失, 随之对资本流入造成影响, 甚至可能出现资本外流的情况。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劳动力无限供给规模, 也体现在人口质量上。社会对教育的投入, 使得劳动者中有一部分具有学历成分, 而且通过“边干边学”的模式增加了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冲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对经济的负作用。但是, 中国在20世纪末的大学扩招, 是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到了一个极限值, 所带来的结果是人力资本的增加速度也开始放缓。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达到一个极致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