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贫富矛盾化解机制

社会贫富矛盾化解机制（共7篇）

社会贫富矛盾化解机制 篇1

一、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带给了人民巨大的福祉,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中国正在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型, 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 更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目前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纠纷和社会问题涌现, 在这种情况下,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和谐”成为中国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旋律。而和谐社会是动态的, 它的构建是要不断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克服各种不稳定因素的, 社会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 在现今的历史时期, 如何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有效化解社会维稳中存在的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的稳定, 就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和特点

(一) 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

社会矛盾纠纷是指发生在个人、群体间的一种失衡、冲突、对抗、失范及摩擦现象。从性质上, 可分为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从引发的原因上, 可分为结构性矛盾 (由社会制度、制度因素导致的深层次矛盾) 与非结构性矛盾 (一般性矛盾) ;从风险预测上, 可分为社会风险性矛盾与无风险性矛盾;从检查环节来看, 可分为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和行政纠纷引发的矛盾三大类。1957年, 毛泽东同志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著作, 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不断的变迁, 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各种矛盾纠纷凸现的阵痛期, 然而所有这些在维护社会稳定中需要化解的矛盾纠纷, 仍然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发生的非对抗性矛盾, 反映的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是人民之间的内部矛盾, 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纠纷。

(二) 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的深化推进、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 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上升, 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矛盾纠纷主体趋向多元性。由于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与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 并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各方面, 因此参与纠纷的人员就相应涉及工人、农民、市民等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主体趋向多元性。如土地权属纠纷、劳资纠纷、市民物业的“理性维权”等都是多元性的具体表现。

第二, 矛盾纠纷成因复杂, 处置难度增大。政策法律本身的不完善、执行的偏差, 还有政策法律规制对象自身的问题等各方面导致了社会矛盾成因复杂;又由于各类经济组织实现经济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有关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的随意性, 由此增大了社会矛盾纠纷处置难度。

第三, 矛盾纠纷趋向群体性。与传统的矛盾纠纷所具有的个体性特质不同, 转型时期的矛盾纠纷往往带有群体性特征。许多矛盾通过人民内部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群际关系表现出来, 一旦共同的利益诉求把相同地域、相同行业或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人聚集起来, 形成了利益群体, 群体性事件就很容易发生。例如, 从1993-1999年, 国内发生群体性社会事件的数量增加了3倍, 到2005年全国群体性社会事件已达8.7万起, 特别是征地类、拆迁类、改制类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的趋向群体性特征。

第四, 矛盾纠纷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矛盾纠纷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下, 时而平缓, 时而激化, 呈现出范围的广泛性、层次的深刻性、状态的复杂性、方式的尖锐性和性质的可变性。有些矛盾纠纷产生过程较短, 发展却较快, 事前毫无征兆, 往往是一触即发, 酿成群众突出的信访问题或群体性事件, 甚至是发生治安案件和违法犯罪行为。

三、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其化解中存在的问题

(一) 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联系中最普遍的一种, 它揭示了事物联系的确定性和必然性。社会矛盾纠纷同样适用于因果联系, 它的产生也是基于一定成因的。只有对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把握, 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1. 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社会公正缺乏。

改革开放30多年, 中国形成了双重的“城乡二元结构”, 即在经济上存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二元结构的同时, 也在户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社会体制方面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社会公正严重缺乏。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中国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超越0.4的国际警戒线, 2006年升至0.496, 2007年达到0.48, 这些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变成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以及城乡等各内部之间由于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造成贫富分化严重。贫富分化严重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公众“社会不公正感”的增强。亚当·斯密指出:一个社会如果不对社会贫富差距加以必要的引导, 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那么“富人的阔绰, 会激怒贫者, 贫人的匮乏和嫉妒, 会驱使他们侵害富者的财产”, 这种不公平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激化、诱导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2. 民主政治参与程度不平衡, 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缺失。

在政治生活中, 公民理应借助投票选举、代议制度、政党政治等平台, 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合法方式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行使政治权利, 使社会成员真正成为国家的一部分, 从而实现民主政治。但目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匮乏、透明度差, 参与渠道狭窄、途径不畅等情况导致民主政治的参与有效性低、程度不平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 公众对利益表达的愿望也日益迫切, 但有效的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却是缺失的。一方面, 公众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另一方面, 缺少国际上通行的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如游行、请愿、罢工等,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3. 法律制度不完善, 司法腐败现象存在。

制度是规范和约束个人与组织行为的各种规则, 但当前中国的法律制度环境处于一个相对不成熟的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不完善, 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这成为引发中国社会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立法方面, 体系不够健全, 规定不够完善, 许多领域存在着空白, 尤其是综合治理法、突发事件应急法等法律体系缺失;在执法和司法方面, 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官僚化、工具化与功利化, 使得司法机关不同程度地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司法腐败的现象, 不能充分发挥法律在维护公平和正义的作用, 加剧了社会矛盾纠纷的积累。

(二)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1. 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 政府陷入“维稳”悖论。

中国在维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仍然不断增加, 从某种角度上说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在中国现实的政治实践中, 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是决定官员任免和升迁的重要指标, 在上级政府把社会稳定状况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时, 许多基层官员在维稳中便出现了“唯上不唯下”的悖论现象。基层政府维稳的目标因此就变成了如何尽量避免社会矛盾冲突在本届领导任期内的爆发, 而要避免社会冲突在短期内爆发的惯性手段就只能是捂或压。这种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的客观事实, 导致了矛盾纠纷的产生, 甚至激化了矛盾纠纷, 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2.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不完善, 维稳目的难以实现。

(1) 诉讼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 纠纷解决方式单一化, 诉讼案件剧增数量居高不下。诉讼是中国纠纷解决的主渠道,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人们整体法治意识的不断加强, 中国的诉讼高潮也随之到来, 但现在中国司法资源并不足以应对日益增多的民间纠纷, 纠纷解决的需求与法院的司法供给短缺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其次, 诉讼制度局限凸显, 功效低下, 难以解决问题。诉讼是一种高成本的救济保障体系, 一个正常的社会对诉讼的支持和投入总是有限度的, 诉讼是最后选择, 但不一定是最佳选择, 当下对公力救济的需求远远大于社会自治性调整, 这使得大量本可以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的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及时解决, 甚至造成了矛盾激化。同时中国法制建设相对滞后, 有些利益冲突的领域缺乏法律规定, 诉讼无法解决相关纠纷, 即便是依据当时的相关政策进行判决, 由于政策的时代性特征, 也有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发生, 从而产生新的纠纷造成社会不稳定。 (2) 非诉讼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 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衰落, 社会自我化解能力丧失。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与诉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非诉讼纠纷解决的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显得供大于求, 资源严重闲置, 尤其是人民调解的作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一是调解组织和调解纠纷的数量下降;二是调解所解决的纠纷与诉讼的比例下降。长期以来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格局,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主要依赖于政府, 听从政府调解, 国家和地方主要领导人及各部门充当了利益矛盾调解主体, 社会自我化解纠纷能力的低下, 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其次, 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功能缺失, 难以保证社会稳定。当前只有人民调解得到了法院的认可, 而其他化解形式, 包括行政性调解和民间性调解, 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加以调整和规范。非诉纠纷化解机制也缺乏应有的规范性, 其运作机制存在任意性和随意性, 规定上基本属于原则性的规范, 缺乏细致的运行规则, 可操作性程度较低, 未形成一个有机的、协调的体制, 由此难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保证社会的稳定。

四、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对策建议

任何事物矛盾的产生都有一个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激化、消灭的过程, 只有及时排除矛盾纠纷隐患, 才能减少矛盾的发生, 只有将矛盾纠纷及时化解, 才能有效控制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的稳定。诉讼和非诉讼纠纷化解两种机制的有机结合, 会最大限度地推进矛盾纠纷化解, 所以, 在深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中, 应积极探索一种动态型和互补型相结合的, 非诉和诉讼“殊途同归”的长效工作机制, 同时也应认识到有效化解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一) 减少社会贫富分化, 维护社会公正

当今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 反映的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确保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同时, 由于贫富差距的形成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最终结果, 所以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 再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 打破行业垄断和部门垄断, 鼓励公平竞争, 健全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机制, 逐步破除城乡的二元结构, 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 构建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体现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 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参与, 重塑民意表达机制

伴随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社会管理应由传统的行政管理逐步向行政服务为主嬗变, 基本理念是通过制度革新和方法创新来保障行政过程中的民主性, 实现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 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拓宽民主渠道, 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参与, 健全与完善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 变传统单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为多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 实现利益表达渠道的多样化。一是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行使;二是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三是公共领域也至关重要, 要着重发挥其在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方面的作用, 建立政府的社会舆论引导机制, 注重社会舆论引导, 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作用, 使其成为群众和不同利益主体表达要求和呼声的窗口, 健全对重大传媒事件的回应机制, 注意从中发现一些涉及社会稳定的苗头性信息, 并及时进行分析排查, 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 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 完善法律制度, 严惩司法腐败

社会和谐的基石是公平正义, 法律又是维护公平、保障正义的有力手段, 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 就必须完善法律制度。具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整个法律体系的重构;二是法律体系内部结构的调整;三是各项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过程中要体现“以人为本、保护人权、统筹各方面利益”的准则, 同时防止司法腐败,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关键, 把反司法腐败纳入法制的轨道, 法制上惩治腐败, 防止腐败, 根治腐败, 最重要的是加强民主建设, 扩大人民民主, 确保人民的监督权, 把健全的监督体系纳入法制轨道。宏观上, 要通过制度确保司法权力体系中位置的适当与稳定;中观上, 要建立起确保司法权良性运行的司法体制;微观上, 要通过建立科学的庭审制度确保司法的公正。

(四) 改变政绩考核模式, 提升政府公信力

改变政绩考核模式,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首先要解决好对政绩的认知问题, 建立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说服力的政绩评价的考察方法和指标体系, 减少考察过程中人为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庄国波 (2004) 认为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应把握“四个维度”, 即自身的努力程度、群众的满意程度 (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指标) 、目标的可行程度、政绩的可信程度。作为现今考核指标之一的社会稳定, 是以“上访率”而不是以“问题解决率”为指标考核, 在维稳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要着重改变这种模式, 将政府公信力指标引入政府的绩效考核, 提升政府公信力, 把服务于民的行政管理理念彻底贯彻到整个组织内部, 加强处理公共危机和社会事件的能力, 按照理性、公正、文明、规范执法的要求, 转变工作作风, 变上访为下访, 着力回应群众的新期待, 不断满足群众的新要求, 防止因执法行为不规范导致损害执法形象和执法公信力的事件发生, 从而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

(五) 建立完善的矛盾纠纷相关解决机制

1. 建立健全灵敏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

美国著名公共学家戴维·奥斯本指出, 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钱预防, 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 切实维护群众权益。矛盾纠纷能否有效预防, 取决于能否在第一时间全面掌握矛盾纠纷的详细情况和最新动态, 排查预警成为了现行维稳机制中应有的基础环节。排查就是通过调查、检查等方式发现, 掌握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活动, 做到面上排查、点上排查与专项排查, 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建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 以个案为平台, 建立社会舆论引导机制, 积极探索信访工作新方法, 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探究整个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的建立。

2. 重视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 (ADR) 。

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 是英文Alte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意译, 缩写为ADR, 起源于美国, 原来是指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解决纠纷方式的总称, 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 在性质上是民间解决纠纷的各种方式的总称。在中国快速地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际, 我们应该正视前进中出现的问题, 充分认识到ADR机制在解决社会矛盾纷争中的特殊作用, 它的最终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缓解司法压力, 或者缓和社会矛盾, 而是对于平民文化与多元价值追求的一种认同,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3. 基于传统文化乡土调节机制的创新。

苏力 (1996) 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 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利用中国传统法文化本土资源, 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对中国传统法文化在化解社会纠纷中文化特征的再认识, 客观分析其在维系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定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 进行化解现今与日俱增的社会矛盾纠纷的有益探索,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同时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五、简要的结论

社会矛盾纠纷并不是一个新课题, 其存在有着必然性, 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新旧体制的转换, 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变化, 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各种矛盾纠纷接踵, 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也表现出形式多样、主体多元性、成因复杂性、群体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要有效预防与解决矛盾纠纷, 就要找到其中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 建立与完善相应的预防与化解机制, 本文就此进行了相关分析, 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然而作为系统工程, 正确处理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研究课题, 仍需要学界与实务界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才能有效解决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

摘要：社会稳定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而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文章通过对目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特点进行分析, 深入探究了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以及造成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机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社会贫富矛盾化解机制 篇2

关于构建基层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长效机制的思考

作者：祝轩 王新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6期

社会贫富矛盾化解机制 篇3

第一种，有学者认为，社会矛盾是指人类社会当中各个阶级、阶层或者是社会群体在维护各自的生存空间、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或思想信仰过程当中出现的对立和冲突。简单来说，它是阶级或者阶层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出现的这种对立和冲突，这个对立和冲突主要是因为利益，物质利益或是政治利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经济利益，这方面的对立而产生的。另外有学者认为，社会矛盾是社会当中个人和群体在维护各自利益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对立和冲突，导致不同程度的社会秩序的非和谐的那样一种状态。社会学家李培林他在前些年有一本影响很大的书里讲社会矛盾是社会阶层间的人民内部矛盾。他把社会矛盾界定为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了收入分配领域的利益分割、城乡关系及产业结构的矛盾、区域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收入差距的矛盾等。那么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可能有的学者不一定赞同，我自己也认为，我们在谈到社会矛盾的时候，除了我们一般印象说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比方说这种带有爆恐性质的，这种由暴力事件引发的这种矛盾，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种矛盾是敌我矛盾，算不上社会矛盾。这里很复杂的一点是我们怎么来界定这种社会，是大的社会，还是小的社会，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我个人认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学的社会冲突的这个概念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之所以这样说，我觉得是因为社会矛盾一个后果有可能会产生社会冲突，产生群体性事件，产生这种负面的社会影响。当然，如果社会矛盾调解得好，有可能并不会转化成社会冲突。关于社会矛盾的分析，毛泽东有一个经典的《论十大关系》，当中提到的这个十对关系或者说十对矛盾，有些可以是称之为社会矛盾，有些并不一定是社会矛盾。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矛盾主要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说最近30年的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我觉得第一个方面是由于体制的转型，主要是由于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人失业的问题、下岗的问题、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农民工进城的问题，这些我觉得都和我们这种体制的转型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方面是由于体制的转型所引发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比如我们经济结构的转型主要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内很多城市都提出了要建设国际大都市，那么建设国际大都市一个目标要提高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当中的比重。这就意味着传统的一些产业关停并转，造成了一些工人的失业，在我们的术语中下岗用得比较多，失业用得比较多。还有在我们的社会结构的调整过程当中，阶层之间的这种分化变得越来越明显，不同的阶层之间的这种区隔、相互敌视、漠视，这种现象层出不穷。

第三个方面是和我们国家这种快速的城市化、城镇化有关，我们可以说大规模的城市化、城镇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到现在差不多是3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是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了西方国家差不多是200年才能走过的这样一个路程。所以，时间的压缩、空间的压缩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矛盾集中的爆发。如果从网上搜一下关于群体性事件，关于这种恶性事件的这种报道，这种统计数字，可以说比比皆是，很多是在最近十年集中的一种爆发，集中的呈现。

第四个方面，我觉得是跟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有关系，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我们的产业工人可以说从事的是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他们获得的回报是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的链条的最末一端或者说最低端，我们可想而知，由此产生的劳资的冲突、劳资的矛盾。还有，从制度方面来讲，是制度建设落后，但是大的制度包括法制，社会治理如何法制保障，这方面的推进所面临的困难应该说是最严峻的，由于我们很多制度建设跟不上，法律在很多方面处于真空，这就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产生以后，社会问题不一定是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不能解决，那么转换成为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处理不好，导致社会冲突，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逻辑。还有从社会的层面上来看，是一种社会的示范、道德的示范，旧的社会规范已经过时了，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会经常说，社会的发展会落后于经济的发展。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他判断我们的社会建设至少落后经济领域是30年，我们从陆学艺先生他的很多论述当中可以发现。上海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2012年对中国六省市进行了一个调查。在我们的被访者中，全部样本接近6000个样本中，大多都认为未来中国面临的十大挑战几乎是跟我们日常的媒体当中看到的，第一个是关于腐败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贫富差距的问题；第三个是基层干群冲突的问题；第四个是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第五个是诚信危机、道德示范；第六个是民主制度的改革低于公众的预期；第七个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第八个是由老龄化所引发的劳动力的短缺；第九个是大学生的就业难、农民工的就业难；第十个是由于主流价值观被边缘化所造成的我们的信仰危机或者说是这种价值观的迷失。

那么，怎么对这些社会矛盾进行分类。目前学界基本上有三分法和四分法之说，所谓三分法简单的是说成按照领域来分。第一个领域首当其冲的是经济领域，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的拉大，既包括地区的差距，也包括部门的差距，由就业压力的增大所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够有效地转移的问题、湿地农民就业、大学生就业以及城镇失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经济领域还包括我们的经营管理者和劳动力的矛盾，既包括在公有制的企业中，也包括非公有制的企业中的工资拖欠、劳资矛盾，最后是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资源的短缺以及交通运输工具的紧张所造成的经济运行当中的矛盾。那么，第二个领域就是政治领域的矛盾，这主要表现为干群关系的不和谐、腐败、工作方式的简单粗暴、决策的失误，民主发展程度的不够以及执政能力的缺失。此外还包括由于民族问题产生的分裂的暴力事件，还有社会治安领域的问题，各种犯罪事件、恶性案件、黑社会性质、犯罪大量的出现所导致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所感到的公共安全感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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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领域是在价值观和文化领域，主要表现为我们由原来所谓的一元的思想到现在多元思想的这种碰撞，科学和人性的冲突，科学和宗教的冲突等等，以及现在在互联网+的时代，各种的由信息的管制无效所导致的信息垃圾、信息公害、病毒、黑客等网络示范现象也引发了大量的这种社会矛盾。那么，其他两位学者他们也是按照三大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来划分，只不过就是说细节有一些不同。另外一位学者把社会矛盾分成两大类，第一类称之为发展和改革过程的矛盾，第二是由于国家层面的制度因素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层面的因素滞后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所带来的一些矛盾，具体的包括制度性的矛盾、管理性的矛盾等等。

那么，为什么老百姓把官员的腐败，把贫富收入的差距列为最突出的社会矛盾的表现。这里我用一个数据，是上海大学2012年在全国六个省市进行的一个调查，这里，我计算出来的这个基尼系数高于我们国家统计局的这个系数，我们的这个系数达到了0.6。我们看国家统计局从2002年到2013年，基本上2008年以后，基尼系数是逐渐地降低的，而在2008年之前是逐渐地上升的。因为经济系数这样一个指标是衡量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的一个最通行的指标。这里边涉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这和我们通常的理解有些差异，这里面最高的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是西部地区而是中部地区。西部的基尼系数是最低的，大概这里我也做了一些回归的模型，关于收入的不平等、教育的不平等、职业流动的不平等，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平等。

最后，如果仔细研读深化改革的报告，那里有几句话能够做到，我们这个社会矛盾就能预防和化解。比如，文件里有一个叫依法保障社会成员的权益，怎么保障？当然一方面需要我们学者的研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政策部门怎么给我们的决策者提供既可以操作，又不能够超越我们目前发展阶段的一些对策。这些对策要以能不能够操作，能不能够转化成决策以后能不能推行。我觉得从前面对于社会矛盾原因的分析，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找到这个矛盾的源头，所谓的源头治理、源头预防。比如简单地来说，经济领域的矛盾，比方说收入差距的问题、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能够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我记得在前几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说过，如果用人民币能够解决的矛盾都可以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虽然很通俗，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换句话说，如果用经济能解决的矛盾可能是最简单的矛盾，而关于政治领域的一些社会矛盾，跟我们的民主的进程，跟我们的法制建设相关的，我觉得这个领域的矛盾可能解决起来就有难度，因为它涉及我们的法制建设、制度的建设等等。而人们的观念层面的这种矛盾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如果它有表现，我们还能发现一些苗头。所以我觉得找到了源头，找到了真正的原因，分头治理，这是一个大的思路。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应该从心理的层面，因为很多的社会矛盾可能和现实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或者说跟我们的权益可能是没有直接相关的。所以，学者有一个概括叫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社会矛盾。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媒体是有责任的，现在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很多媒体把一些事件渲染、夸大、扩散，如果我们看现在的互联网，很多都有一个新闻排行榜的点击率，点击率最高的是哪些？并不是那些正能量的一些新闻，而是那些新奇古怪的新闻。做新闻的有一个黄金定律，叫做我们不要报道狗咬人，我们整天报道是人咬狗，点击率也高。包括我最近看到很多，有的是我们中央级的媒体中午在辟谣，晚上正式的消息就出来了，这让老百姓怎么来相信？所以，如果我们都从做研究的角度来讲，就是分析一个大媒体，我们看它的这些有关负面的报道有多少，它的点击率、它的关注度等，包括我们的微信群、各种社交圈，最流行的传播最多的是哪些消息的来源。所以，在这个方面，如果这种舆论的力量或者媒体的力量运用不好的话，会把一个小的事件推波助澜成一个大的事件。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社会心态需要优化，要重视人们的心理层面的核心。社会学有一个著名的理论是相对剥夺的理论，比如说我们讲到贫富差距的时候及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一般不会和李嘉诚去比我们的收入多少，我们跟他的差距有多大。因为我们说这没有可比性，他不是我们的参照物，我们参照物是跟我们差不多的同辈的群体，他们作为我们的参照群体。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民众的这种预期越来越高，这可能我觉得媒体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个方面，要创造一个包容友好的社会环境。如果说社会矛盾主要是指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之间的这种对立和争斗的话，那么作为不同于其他群体的一个社会成员，你对于其他的社会成员能不能有一种宽容、包容的一种心态，能不能少一点偏见和歧视，这个可能不需要投入多少，一种心态的改变就能够做得到。

建立畅通有序的社会矛盾的诉求表达渠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现在主要的渠道是信访，我们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一个信访的渠道，但是信访能够解决多少问题？我们很难得到官方的实际数据。前两年报道了大量的这种各省都有一个北京办事处的，主要做的是什么，接访。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在评价这个基层政府部门作为一个评估他们政绩的一个硬指标，如果不把我们的上访率的多少作为一个指标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有所改变。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在信访的整个操作当中有一个机制性的问题，你不论什么问题，到了中央信访办、信访局，最后还要转到基层，转过来以后，我们从媒体上也看到大量的这种打击、报复的，这种也是层出不穷的。老百姓对于他身边的基层有一种不信任的现象存在。

还有一个是要依法调解社会矛盾。当然，上海电视台有一个精品栏目，就是柏阿姨调解的那个栏目。对于这一点虽然她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有一些效果，但是我觉得不能够所有的发生了纠纷、发生了矛盾，完全靠调解。你知道调解的成本是最高的，而且是时间会持续很长。从负面的角度来讲，很多矛盾调解到最后的结果，并没有避免矛盾向恶性方面发展，反而好多小的事件变成了一种大的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关键的一点，重视了调解，而没有关注到是依法调解，调解必须靠现行的法律和制度。

最后一点我觉得要保障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益。如果现在我们有八个亿的弱势群体的话，那就基本上变成了我们接近2/3的社会成员都要优先进行保障。当然，说到弱势群体的时候，按照陆学艺教授他的研究《十大阶层的分类》，我们的公务员阶层，排在第一的阶层，网上会经常有公务员吐槽说，公务员也是一个弱势群体，我觉得也不能够把弱势群体泛化，我们重点的是关注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老弱病残，这些失业者，这些处于贫困阶层的人。首先优先保障他们的权益，然后我觉得这才是全体公民的这样一个权益，我们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有一个排序，我们不可能说一视同仁，当然我们从观念上讲可以说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解决社会矛盾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轻重缓急。

（张文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

社会贫富矛盾化解机制 篇4

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型时期。转型期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 各种体制碰撞、思想碰撞、利益调整的碰撞, 导致了社会矛盾纠纷的增多。公民之间利益矛盾呈现多样性、复杂性。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在市场体制下都有自己的利益追求, 特别是在体制转轨时期, 各种矛盾更为突出, 个人及集团的利益趋向明显增强

(一) 利益诉求的多元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 所有制实现形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就使得新时期群众主体具有多元性、差异性的特点。市场经济的建立, 打破了旧的经营模式和区域封锁, 建立了竞争机制, 经营人员和商品流动量大, 矛盾触及点明显增多, 这不仅发生在公民之间, 而且发生在公民与法人之间, 非法人团体和组织及其相互之间, 甚至发生在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 老百姓与政府之间, 有时候矛盾还很激烈。

(二) 内容的复杂性。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强, 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法律意识和民主意识有了增强, 但群众的道德素质却没有水涨船高, 反而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部分的道德滑坡现象。许多矛盾具有复合性、多方面的特点, 往往同民事、经济、行政、治安甚至是刑事案件交织在一起, 同时, 一些矛盾纠纷如果调处不当往往具有很大的潜伏性和危害性, 甚至造成恶性事件。

(三) 工作的艰巨性。

矛盾纠纷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点, 决定了矛盾纠纷调处的疑难化。有些纠纷的性质定性难, 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政策、法律知识, 才能正确认定纠纷的内容和性质。有些纠纷涉及的部门多, 复合化的纠纷, 其涉及面广, 单靠一个部门难以入手, 有些纠纷的处理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一些群众很懂得用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知识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甚至曲解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的含义, 断章取义。但是不习惯也不愿用法律和道德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言行, 无形中给工作带来了阻力。

(四) 矛盾易激化。

现实中出现的矛盾纠纷, 多数时可以通过人民调解、司法调节、行政调解等多种渠道调解解决的, 但是由于现阶段一些群众对法律的掌握不够加之一些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粗暴简单, 往往造成双方的不理解、不信任。因矛盾纠纷激化而引发的群体性上访或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是调解人民内部矛盾的主渠道

按照法律规定, 目前, 在我国主要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大调解方式。

(一) 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 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 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 规劝疏导, 促使纠纷各方互谅互让, 平等协商, 自愿达成协议, 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性司法活动。人民调解是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行为。人民调解具有简捷、及时和经济的特点, 有利于矛盾纠纷及时解决, 就近、及时地化解民间纠纷, 以最短的时间完成对矛盾纠纷的处理, 能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 减轻人民群众和国家财政的负担;具有广泛性, 有利于方便广大人民群众。但是人民调解也有其不足:一是调解方式随意性大, 缺乏严格的程序规范;二是结构单一,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呈现复杂化、多层次化、多样化的趋势, 这就要求人民调解也要根据纠纷的层次而采取多样化专业化的手段使人民调解适应群体性、专业性、应急性等矛盾纠纷的迫切需要;三是当前我国人民调解组织的从业人员普遍法律素质不高, 很多地方的调解员还是“乡绅长老”。调解人员素质不高严重阻碍了人民调解组织的机制建设和发展, 也给人民调解的积极作用和影响打了折扣, 影响调解质量与效率;四是调解人员队伍不稳定, 人员调整频繁, 不能专职专用。

(二) 行政调解。

行政调解是由具有调解纠纷职能的国家行政机关主持的, 根据国家政策、法律, 以自愿为原则, 在分清责任, 明辨是非的基础上, 通过说服教育, 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 从而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行政调解可单独适用, 也可以合并于行政裁决或行政仲裁中适用, 在行政司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行政调解在矛盾化解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在现实中, 公民与公民、组织以及行政机关发生纠纷后, 往往不通过司法机关解决而习惯性的直接寻求行政机关解决。行政机关在调处社会纠纷时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具体负责的机关往往不是独立的机关而是行政机关的所属机构或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 不独立性和不公正性更为明显, 往往形成自己和群众出现矛盾自己去调解或者自己本系统的去调解的局面, 不管从实际的操作上看还是群众的信任上看公正性都大打折扣。行政机关在调处社会纠纷的实践中随意性往往很大, 从而使当事人对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的结果不满, 导致行政机关调处纠纷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行政调解的法律依据仍需健全, 有些调处结果往往没有明确的法律效力。

(三) 司法调解。

司法调解又称法院调解、诉讼调解, 法院在审理各类案件时, 由法院主持, 当事人平等协商, 达成协议, 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在民事诉讼中, 司法调解是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 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 司法调解是有条件适用的, 但适用范围有望逐步扩大。司法调解中调解人员的法律素质高, 主持调解的法官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审判经验;调解程序规范, 诉讼法中一整套回避制度、举证制度等, 调解法官都能熟练地运用到调解程序中去;调解的法律效力高, 当事人对司法调解的认同度高。但是调审结合的模式往往使同一审判人员兼作调解法官和裁判法官, 法官为了提高办案效率, 规避诉讼风险, 在审理案件时往往会忽视调解的“自愿”原则, 容易导致以压促调、以判促调、久调不决, 从而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行民诉法中规定司法调解要遵循“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的原则, 混淆了判决与调解的界限。调解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根据双方合意达成的一种诉讼契约, 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 就应当允许并赋予其法律效力。

三、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建议

(一) 不断完善调解机制和法制建设。

三种调解是化解新形势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方法, 不是简单的“和稀泥”, 更不是简单的“花钱买平安”, 而是以公平正义为取向, 在尊重当事人意愿基础上的依法调解, 其背后依靠的是完善的法律、政策和制度的支撑。同时, 涉及的部门多、方法手段多、需要配套的制度措施多, 也迫切需要将这一基层创造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上升到法律法规的高度, 从法制层面上予以规范化和制度化。

(二) 由政府为主导向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拓展。

三种调解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管理的创新, 既要依靠党政主导, 又要坚持社会化的发展方向。调解的是社会的事物, 主题是社会的人, 群众的利益需要维护, 社会需要和谐发展, 人的行为受自己的思想支配, 如何能够让调解的结果让群众在思想上服气、在行动上顺气, 建立一支优秀的工作队伍是重要的因素。应该加快建设一支素质优良、专业精通、善做群众工作、善于化解各类矛盾的社会工作者队伍, 完善调解员选聘任用、持证上岗、等级考核、晋级提升等制度, 造就一批群众威信高、社会广泛认可的调解专家、调解能手。

(三) 科学设计和完善调解组织实体建设和运作流程。

按照“预防在先、发现在早、控制得住、化解得了”的要求, 加强调解机制的能力建设, 健全对话听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矛盾纠纷排查和反馈纠错机制, 提高对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发生、发展、演变规律性的认识, 创新调解方法, 强化对突发性、群体性矛盾纠纷的应急反应和管控处置, 进一步加强调解工作的制度建设, 在矛盾纠纷的预防、排查、受理、调解、分流、督办及群体性事件处置等各个环节, 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 让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四) 建立健全监督高效考评激励机制。

社会贫富矛盾化解机制 篇5

1、从中国的工人队伍来看，工人阶级在生活和收入上都有了很大提高，都处于社会较高的层面上。

正确

错误

2、有人类，有社会，就一定有矛盾，所以矛盾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矛盾的存在都是不好的。

正确

错误

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而社会建设相对滞后。

正确

错误

4、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不平衡发展，分化性提高。

正确

错误

5、中国知识分子，有一批人从事着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科研、医疗等部门的工作；也有一大批人，进入非公有制单位，成为管理者、私营企业家、雇主等等。

正确

错误

6、根据本讲，当下中国工人队伍的主体是农民。

正确

错误

7、近些年，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社会矛盾大量减少，处于社会矛盾低发期。

正确

错误

8、本讲认为常态性社会矛盾一定包含着制度冲突。

正确

错误

9、社会生活中的矛盾都可以称为社会矛盾。正确

错误

10、如有个别人因自身的利益、偶然的想法，与他人发生了偶发性的冲突，这属于出现了社会矛盾。

正确

错误

11、社会矛盾的实质是社会制度的矛盾。

正确

错误

12、本讲认为社会的主要问题从“我怕”转向了“我饿”。

正确

错误

13、必要的分化是社会发展的条件，所以贫富两极分化是长期存在的有益社会发展的现象。

正确

错误

14、社会风险会伴随着制度变迁和科技发展，与它们同时存在、同步存在。

正确

错误

15、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的变化，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信息上、观念上，甚至行动上的一些影响。

正确

错误

16、中国社会的矛盾有时与政府没有关系。

正确

错误

17、中国的社会结构或制度结构和西方国家是一样的。

正确 错误

18、分析社会矛盾，不仅要从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着眼，还要从风俗、习惯、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关系上加以分析、思考。

正确

错误

19、如今中国的社会矛盾与改革开放之前所看到的社会矛盾是完全相同的。

正确

错误

20、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是一个单纯的自发的过程，是党和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利用各种政策，推进发展起来的。

正确

错误

21、本讲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矛盾最突出特点是涉及范围广。

正确

错误

22、正是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导致中国出现很多社会问题，所以要选择别的道路。

正确

错误

23、以前物质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时，人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我饿”。

正确

错误

24、当代人的社会风险的一个突出特征被社会学家称之为“被制造”。

正确

错误

25、社会风险和人们在自然界面对的危险是一样的。

正确

错误

26、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推进社会向前发展，所有的制度都是先进的。

正确

错误

27、根据本讲，严重的社会分化给中国带来的社会风险更大。

正确

错误

28、社会风险的化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正确

错误

29、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从始至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正确

错误

30、本讲认为中国社会的深化，是各个阶层的，是全方位的，是总体的。

正确

错误

31、下列不属于非常态的社会矛盾的是（）

工资追讨问题

拆迁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

保障问题

32、非正式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影响非常稳定，甚至比法律、法规、一些正式的规章制度所起的作用还要广泛。下列不属于非正式制度的是（）

风俗

道德

习惯

习俗

33、下列关于中国社会矛盾最重要的方面不正确的是（）

贫富差距

政府

市场

社会

34、当代中国社会矛盾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形成和产生的，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中所产生的社会矛盾，最大的特点是（）

风险大 持续时间长

牵涉很多方面的利益关系

不确定性

35、中国社会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围绕自己形成了一个社会圈子。下列不属于维系个人圈子的社会关系的是（）

血缘关系

地缘关系

利益关系

属系关系

36、本讲把“非常态社会矛盾”又称为（）。

阶段性社会矛盾

次要社会矛盾

结构性社会矛盾

风险型社会矛盾

37、“今天人类社会风险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东西，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这个观点来自（）。

贝克

马克思 韦伯

弗洛依德

38、“中国社会是一个差距格局的熟人社会”这是（）的观点。

贝克

梁漱溟

费孝通

刘少杰

39、根据本讲，当下我国反社会事件频发，（）成为全党，各级政府应当高度重视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战略任务。

认清社会形势

化解社会矛盾

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落实社会保障

40、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社会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社会的矛盾也不断地爆发，当下人们面临的问题是（）。

我饿

我累

我苦

我怕

41、（）是社会生活中稳定的因素，起到规范人们的行为，使社会保持一个正常的秩序。

制度

道德

习俗

文化

42、本讲以西瓜膨胀素为例子，目的在于阐述（）。制度安排带来的社会风险

科学技术造成的生命风险

科学技术造成的社会风险

制度安排带来的生活风险

43、根据本讲，目前的中国处于（）。

改革开放的关键期

社会矛盾凸显期

社会矛盾低发期

无阶级矛盾时期

44、中国社会矛盾对经济社会秩序发展的影响是（）。

不相干的

轻微的

严重的致命的

45、根据本讲，因工资追讨、房屋拆迁、保障等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属于（）。

敌我矛盾

阶级矛盾

常态性社会矛盾

非常态性社会矛盾

46、本讲提到，包含着制度冲突的矛盾属于（）。

敌我矛盾

阶级矛盾

常态性社会矛盾

非常态性社会矛盾

47、凡是能够称为社会矛盾的矛盾，一定具有（）。

普便性

特殊性

确定性

偶然性

48、中国认识社会矛盾、分析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背景和重要参照是（）。

中国改革开放已取得重大成就

中国已被卷入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浪潮中

中国的社会建设相对落后

中国的民众觉悟较高

49、制度安排造成的风险，常常是制度的安排者、设计者、实施者（）。

预先设计的

预想不到的意料之中的

人为造成的

50、中国社会的风险来源，本讲没有提到的是（）。

制度安排带来的

科学技术应用造成的

严重社会分化引起的道德沦丧带来的

51、关于“化解社会矛盾”，本讲没有涉及的内容是（）。

化解社会矛盾的理念创新

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

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机制 化解社会矛盾的应对策略

52、根据本讲，今天的社会矛盾与改革开放之前或之初的社会矛盾，在（）上，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展开形式和包含内容

时间和地点

包含主体和原因

结果处理

53、本讲认为中国社会的矛盾总是与（）产生一些联系。

市场

体制

政府

阶级

54、化解社会矛盾首先要明确注意（）

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分清责任

正确地处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关系

分配利益

55、中国社会是一个（）的社会。

差距格局

团队格局

等级分明

没有等级

56、本讲没有提到的社会学家有（）。

贝克

严复 梁漱溟

费孝通

57、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以（）为中心的社会。

他人

自己

等级

法律

58、有中国社会学家认为，西方社会是在（）下形成的社会。

道教的教化

基督教的教化

儒教的教化

佛教的教化

59、根据本讲，中国社会是在（）下形成的社会。

道教的教化

基督教的教化

儒教的教化

佛教的教化

60、贝克对认为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种新的历史时期（）。

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和谐社会

风险社会

61、本讲认为，如今很难再用过去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社会的分化状况，因为中国的（）都发生了变化。

社会性质 工人阶级

社团组织

知识分子

农民阶级

62、本讲认为，与（）这些制约着人们社会生活的制度发生联系而产生的矛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矛盾。

分配制度

税收制度

就业制度

物价管理制度

网络管理制度

63、本讲认为，在一般原理上把握社会矛盾还不够，一定要面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要做好的方面有（）

应当把中国社会矛盾放到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新形势中去思考

应当分清楚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应当看到中国社会矛盾都有哪些最基本的方面 应当把握中国社会矛盾的突出特点

应当把所有的矛盾都纳入解决方案

64、中国在社会矛盾的展开和变迁中所呈现的特点有（）

多维性

多发性

多样性

多元性

多变性

65、下列关于社会矛盾的说法，正确的是（）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有常态性和非常态性的区别

有人类，有社会，就一定有矛盾，所以矛盾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化解社会矛盾，并不是要把社会生活中所有的矛盾都解决

群体性、突发性的社会矛盾，对社会秩序有强烈的冲击作用，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协调有着很大的影响

66、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发展不平衡，本讲提到的这方面的表现有（）。

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

经济与文化发展不平衡

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平衡

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

人民意识与经济增长不平衡 67、本讲把社会矛盾分为（）。

阶段性社会矛盾

常态性社会矛盾

结构性社会矛盾

非常态性社会矛盾

公平性社会矛盾

68、根据本讲，研究中国社会矛盾应注重把握三个基本方面的关系，这些基本方面具体为（）。

政治

文化

市场

政府

社会 69、本讲认为这种被制造出来的人类社会风险的主要来源有（）。

制度安排带来的风险

科学技术应用造成的风险

道德控制造成的风险

文化差异带来的风险

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

70、从事着化解社会矛盾工作的部门有（）。

公安部门

社区管委会

街道办事处

各种社会组织

家庭

71、本讲认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有（）。

调整社会结构

正确处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关系

加强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综合制度创新

全盘参照西方的理论和经验

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

72、本讲认为政府官员在化解社会矛盾时，需要做到（）。

考虑到国家的利益

考虑到市场的发展

注意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考虑到兼顾自身利益

考虑到群体的利益 73、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

中国社会是一个以情理为根据的伦理社会

西方社会是一个以制度为根据的法制社会

中国社会是一个差距格局的社会

中国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相同

西方社会是一个团队格局的社会 74、中国社会学家梁漱溟认为（）。

中国社会是在儒教的教化下形成文化传统的社会

西方社会是在基督教的教化下形成的社会

中国社会是一个差距格局的社会

中国社会是一个以情理为根据的伦理社会

西方社会是一个团队格局的社会

75、关于“非常态的社会矛盾”，理解符合本讲的有（）。

目标明确

目标不是很明确

表现为群体性、突发性的社会事件

反映了强烈的社会矛盾

对社会秩序造成强烈的冲击

76、关于“常态性的社会矛盾”，理解正确的有（）

目标明确

目标不是很明确

在社会生活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反映了强烈的社会矛盾

对社会秩序造成强烈的冲击 77、关于“社会矛盾”，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社会生活中的矛盾都可以称为社会矛盾

不是社会生活中的矛盾都可以称为社会矛盾

能够称为社会矛盾的，一定具有普遍性

对社会生活产生普遍性影响

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偶然的、个别的

78、本讲认为要善于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观察、分析、把握各种社会矛盾，这里的制度包括（）。

法律

法规

风俗

习惯

习俗

79、根据本讲，以下属于非正式制度的有（）。

法律

道德

风俗

礼仪

宗教

80、本讲认为中国目前主要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群体是（）。

雇用工

儿童

老年人

妇女

社会贫富矛盾化解机制 篇6

关键词：社会矛盾化解,必要性,措施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社会利益格局大规模调整, 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以信访诉求等形式涌入司法领域。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成为当前检察工作服务大局的重要任务。笔者从灵山县检察院的实际情况出发, 结合工作实践, 就基层检察机关如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完善深化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机制, 谈谈粗浅看法。

一、基层检察机关完善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机制的必要性

在“社会矛盾化解, 社会管理创新, 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中, 社会矛盾化解是基础。它要求检察机关在依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 要把化解社会矛盾贯穿于执法办案始终, 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纵观基层检察机关所面临的社会矛盾, 主要的一些特点表现在:

1.基层刑事案件的发案率高。这已经成为影响基层稳定、阻碍基层经济发展的一大毒瘤。如2008至2010年, 灵山县检察院批捕1566人, 其中批捕杀人、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272人, “两抢一盗”616人。这些刑事案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案情琐碎, 案件的顺利解决不仅需要司法手段, 在可能的情况下还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道德等多种手段。基层检察机关不仅要准确执行法律, 严格依法办案, 还要积极主动做好释法说理, 通过法制教育引导群众依法维权、有序维权、依法合理表达诉求, 以促进基层的稳定、和谐。

二是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多。如2007至2010年, 灵山县检察院立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67件81人, 其中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达12件13人。村干部的腐败使村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打了折扣, 甚至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农村政策的贯彻落实, 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激化了农村社会矛盾。

三是群众涉检上访案件增多。随着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 各类经济纠纷及因这些纠纷引发的各类案件呈上升趋势, 矛盾纠纷激化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上访, 出现了表达方式组织化的群访、表达方式极端化的缠访、闹访等倾向。这些与群众对检察机关的期望有很大关系。如认定职务犯罪事实要靠证据证实, 而有些上访人到检察机关举报往往只反映他们怀疑的事实, 要求检察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却提供不出相关证据。在调查中, 有些案件由于时过境迁, 有关账目等证据材料因保管不当而损坏、丢失;或由于其他原因而难以取得, 有些事实难以查清;或是案件不属检察机关管辖等原因, 检察机关据此作出不予立案决定, 上访人对检察机关处理决定不理解。

面对以上所存在的问题, 基层检察机关转变工作方式, 革新工作理念, 完善工作机制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二、完善检察环节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机制的主要措施

化解社会矛盾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 既要确保法律效果又要兼顾社会效果, 既要科学定位检察职责, 又要严格把握好矛盾化解的原则。笔者认为, 关键要探索矛盾化解新方法, 创新工作思路, 建立完善长效的工作机制。

(一) 完善执法办案矛盾化解机制

一是努力减少对抗、融化矛盾。在办案中, 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在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 慎重逮捕和起诉, 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 化解矛盾, 促进社会矛盾化解。2010年, 灵山县检察院共开展刑事和解不予逮捕5件5人, 不起诉2件3人, 执法效果得到进一步改善。

二是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教工作。注重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案中和案后教育, 达到挽救、教育和感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目的, 促使未成年人知法守法, 重新做人。2010年, 灵山县检察院共受理未成年人犯罪33人, 经审理依法作出不捕15人, 对13人进行了跟踪帮教。在办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两人涉嫌盗窃案中, 因2名犯罪嫌疑人均为女性, 该院安排女检察官办理此案, 讯问时, 对她们进行耐心教育, 2人均表示悔过。于是该院依法对其作出不批捕决定, 与监护人、公安派出所联合进行帮教, 向犯罪嫌疑人所在的学校发出检察建议, 并到学校上法制教育课,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是加大查办涉及民生职务犯罪力度。突出查办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侵害民生民利的职务犯罪案件, 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如2010年, 灵山县检察院立案侦查涉农领域犯罪10件14人, 商业贿赂案件9件11人, 工程建设领域案件3件5人。

(二) 完善化解矛盾纠纷的外部配合机制

一是建立重大案件介入工作机制。在一些突发性的群体事件中, 检察机关应从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多重角度出发, 以积极的态度介入, 以公正的立场处理, 协助党委、政府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纠纷, 抑制群体性事件扩大化。如2010年8月22日发生的灵山县檀圩镇沙井村委会炮竹爆炸案, 是一起造成严重后果的特大案件。该院派侦查监督科在案发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引导公安机关合法正确收集证据和维护现场秩序, 向公安机关提出的取证建议获得了采纳。当公安机关将案件呈送灵山县检察院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时, 办案人员加班加点审查, 从速从快办结, 依法打击了犯罪, 也及时平息了民怨民愤, 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2010年至2011年3月, 该院派侦监部门共提前介入重特大刑事案件39件。

二是建立检法联动机制。与法院建立了检法息诉联动机制, 形成检法相互协调, 相互配合的息诉工作机制, 使一些长期缠诉上访案件得到了妥善处理。2010年, 灵山县检察院通过加强检法协调配合, 成功息诉民事行政申诉案件17件。

三是建立司法诉求通报机制。加强与政法、纪检、监察以及各行政执法部门的联系, 互相通报信访信息, 共同做好息访息诉工作, 解决群众司法诉求, 化解矛盾纠纷。2010年, 灵山检察院充分运用“大控申”工作格局的联动优势, 息诉罢访涉检信访案件56件。

(三) 完善涉检信访工作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信访风险评估预警机制。控申部门对群众控告举报案件应当准确作出研判分析, 及时向有关部门发出信访预警提示, 共同预访和化解社会矛盾。对于重大敏感案件、涉众型案件、社会关注的案件坚持实行“抓早动快, 预防在先”的原则, 制定出信访风险化解预案、化解措施, 提出化解目的和要求。

二是整合接访衔接协调机制。建立各业务科室衔接协调接访机制, 采取定期和不定期联系制度, 实行检务接待一站式办公, 把各业务科室和检务接待工作连接协调起来, 整合接访资源及各类检务来访接待工作, 对来访人提出的问题及时办理和答复, 以此提高便民诉求程度,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三是健全落实检察信访救助制度。要把信访救助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 与依法办案相并重, 从人道主义出发, 体现人为关怀。2010年, 灵山县检察院积极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在做好解释说法的基础上, 针对涉检信访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及时救助, 将共计3.6万元的救助资金发放到刑事被害人手上, 保障了被害人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 完善联系基层、服务群众工作机制

一是探索乡镇检察室设置。在开展工作条件基本成熟, 能够辐射周围乡镇的中心乡镇设置检察室, 把法律监督职能的触角延伸到基层, 从而畅通农村基层矛盾纠纷渠道, 就地解决矛盾纠纷。目前灵山县检察院已制定了设立驻乡镇检察联系点的实施方案, 年内将完成设立乡镇检察室的工作任务。

二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深入社区、农村、工厂企业开展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 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道德修养,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由于不懂法、不用法带来的社会矛盾。2010年, 灵山县检察院选派了五名中层干部参加了县委县政府主办的“百名科长进百企”活动, 与五家企业建立了常态性工作机制, 积极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选派了五名具有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中层干部参加檀圩镇沙井村“结对帮扶”活动, 积极引导非法生产加工烟花爆炸的群众走安全致富之路。在开展“四走进四服务”活动中, 灵山县检察院共建立服务联系点17个, 收集到群众意见和建议33条, 为联系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300多人次, 帮助企业、农村解决实际困难30件次,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社会贫富矛盾化解机制 篇7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 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这一规定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作为和解案件实施的主体, 体现和解工作贯穿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整个办案过程, 但和解最终体现的结果是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诉决定以及作出起诉决定后法院作出从宽处罚的量刑结果上。为应对新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 发挥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执行刑事和解, 化解社会矛盾的职能作用, 笔者结合基层工作的实践, 就建立完善和解机制, 提高化解社会矛盾能力的机制建设进行探讨。

一、和解案件在各阶段的特点

在刑诉法没有明文规定前, 各地就作了刑事和解的尝试, 实践中, 和解出现三种结果 (结案方式) :公安机关撤案;检察机关作相对不诉;检察机关作起诉决定并提出从轻量刑建议, 法院作从宽处罚的判决。不管是那一种结案方式, 都经过检察机关来审查把握。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 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这一规定不仅明确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是和解的主体地位, 同时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工作中的中枢作用的定位, 检察机关作为和解案件中枢主体的定位取决于普通刑事案件在公、检、法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

(一) 普通刑事案件在侦查阶段正是矛盾的冲突期, 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和解协议难于达成

在是非不分的情况下, 矛盾双方各说各有理, 不清楚各自的法律责任及应当履行的义务, 特别是受害人总认为自己有理, 不容易谅解危害方, 在侦查期间和解双方当事人往往不服, 如果在这时候作和解撤案, 在社会上容易产生“以罚代刑”猜想。因而新的刑诉法没有作公安机关可以直接撤案的规定, 而是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实践中, 在侦查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的, 检察机关接到公安机关提出从宽处理建议后, 经过审查后,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对不构成犯罪, 将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并建议公安机关撤案。实践中, 公安机关承担着繁重的取证任务, 往往案件事实清楚后, 嫌疑人羁押时间已到, 因而公安机关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促成双方和解, 通过检察机关审查事实与证据, 确实不构成犯罪, 再由公安机关作撤案结案, 有利于维护法律尊严, 提高办案的社会效果。

(二) 普通刑事案件移送到法院后, 在中国人的眼里进入法院就是对簿公堂, 只有说法, 没有必要论理

绝大多数人认为到法院和解为时已晚, 就是接受调解也不是双方当事人自愿, 而是在 (法律) 法官威严的调解下被迫接受的, 和解后双方的关系难于调和, 被破损的关系难以修复。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虽然明确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是和解的主体, 但当事人的和解应当在侦查和检察审查阶段进行, 人民法院是根据检察机关提出的从宽处理建议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这一规定进一步明确法院的“裁判”地位, 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的主体是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实践中, 案件经过侦查机关、检察机关 (引导) 调解情况下还不能达成和解, 才不得不利用法律手段来调整, 利用法律手段来调整是双方当事人不得不选择的方式, 因而到法院再谈和解已经没有实质性意义。

(三) 检察环节是和解的中枢环节

案件进入检察环节后, 首先是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当事人双方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及承担社会义务清晰, 特别是大多轻微刑事案件, 受害方也有一定的过错, 当事实清楚后, 认识到危害人面临法律责任, 是因受害方一定过错造成的。因而, 案件进入检察审查阶段, 一般都是受害方主动提出达成和解的愿望。二是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 代表国家对案件事实与证据审查, 对公安机关的侦察、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全程监督, 全面掌握案件的事实与证据, 由检察官组织和解工作, 更能体现公平公正, 对矛盾双方的调和更具有说服力。三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履行审查逮捕和指控犯罪的职能, 刑事和解最终要经过检察机关审查, 无论案件在公检法三家中任何一家结案, 都要通过检察院审查, 然后作出是否逮捕、是否提起公诉决定来实现。四是和解案件通过检察院审查后, 不管是作撤案处理或作不起诉决定或作从宽处罚, 其过程有利于进行社会的宣传、警示教育, 对行为人起到教育挽救作用, 确保和解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基于以上特点及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 要求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和解工作中发挥中枢神经的作用。如何履行好新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利用和解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职责, 是检察机关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和解工作机制的观念定位和基本原则

和解的目的就是化解社会矛盾, 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检察机关是国家司法机关, 司法的本质属性就包含了定纷止争、化解矛盾。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从根本上说, 就是解决矛盾冲突、协调利益关系的工作。新《刑事诉讼法》把和解纳入法律加以规范, 并赋予检察机关办理和解案件的中心定位。基层检察要适应新刑诉法的要求, 切实转变执法观念, 克服办完案子、走完程序的传统执法方式, 克服只讲法律效果, 不讲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片面倾向, 承担起化解社会矛盾的职责, 自觉地把和解化解社会矛盾贯穿于执法的始终。

(一) 树立化解矛盾的办案理念

执法办案的过程本身就是化解矛盾的过程, 单纯法律监督、就案办案做法已不适应新刑诉法的要求, 必须从根本树立化解矛盾的执法理念。

1. 把化解社会矛盾作为法律监督主要内容

新的法把和解纳入法律加以规范, 并赋予检察机关办理和解案件的中心定位。因此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工作时, 自觉把和解化解社会矛盾作为主要的监督内容, 把化解社会矛盾确立为检察工作定位和工作标准。

2. 把化解矛盾作为办案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基层案件大都是因经济利益、土地、家庭伦理纠纷而诱发的伤害案件、未成年犯罪案件、无业或闲散人员犯罪案件。这些刑事案件往往是因为纠纷没有得到解决而引发成刑事案件, 如果就案办案, 纠纷得不到解决, 矛盾得不到化解, 往往是前面的案件办结了, 由此派生出来的案件又出现了。因此, 只有在办案中把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 把维护群众的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归宿点, 把满足群众的合理诉求作为检察工作的关键点, 检察工作才能在执法中实现“案结事了”的目标。

3. 克服法院有罪判决是案件质量唯一标准旧观念, 把化解社会矛盾作为基层绩效考评目标来管理

不要简单地把不诉案件的多少作为办案质量评判标准, 把化解了矛盾做到了“案结事了”作为重要的考评目标。要坚决摒弃过去那种把法院有罪判决作为案件质量唯一标准旧管理模式, 把法律监督的效果真正落实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 促进社会和谐上来。

(二) 全面理解、准确把握和解的法律精神, 确保和解发挥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

在执行和解工作上, 始终以刑事立法精神和具体法律条文为基础, 按照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范围把握好标准:一是因民间纠纷引起, 涉嫌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得、财产权利犯罪案件, 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是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 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自愿和解的, 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三是对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不适用和解。根据具体案件做到区别对待, 注意将轻罪与重罪相区别;将情节一般、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相区别;将尚未造成后果、后果不严重与后果严重相区别;将过失犯与故意犯相区别;将未成年、盲、聋、哑、精神病、孕妇等特殊犯与一般犯相区别;将从犯、初犯、偶犯与主犯、累犯、惯犯相区别;将坦白、自首、立功与抗拒相区别等, 该严则严, 当宽则宽, 宽严结合, 打击少数, 教育改造多数, 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 最终促进社会和谐。

三、创新和解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机制

深入推进刑事和解, 化解社会矛盾是新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基层检察院处在刑事和解化解社会矛盾的中枢位置, 如何发挥检察职能作用, 有效推进社会矛盾的化解, 是摆在基层检察院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为此, 我们必须紧密结合执法办案, 全力推进和解化解社会矛盾工作的开展, 并以此来提升基层检察工作总体水平。

(一) 将公诉部门、侦监部门作为刑事和解的承办单位

根据刑事和解案件的特点和三种结案方式要求, 结合公诉部门、侦监部门职能要求, 检察机关内部将公诉部门、侦监部门确定为刑事和解的承办单位, 制定办理和解案件流程、内部管理制度。

(二) 主动介入, 引导正确使用强制措施

公诉部门主动与侦监科沟通, 对违法犯罪后, 有悔罪表现, 积极配合司法机关侦查、有自首、立功表现的嫌疑人尽可能减少采用羁押强制措施, 为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化解社会矛盾创造前提条件。

(三) 准确适用和解范围, 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

按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条件准确适用和解范围, 通过刑事和解, 给冲突双方化解矛盾提供机会, 被害人获得加害人的赔礼道歉与赔偿损失, 以此作为对加害人谅解的一种条件, 使加害人获得宽缓处理, 减轻或者免受刑事处罚, 使纠纷得以和平解决, 对抗得到平息, 矛盾得到彻底化解, 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法院判决后的消极因素。

(四) 建立完善检调对接制度、促进社区矫正长效机制, 提高和解案件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

在和解工作没有纳入法律规范前, 各地试行的和解案件, 和解程序不规范, 被不起诉人用及被从宽处罚的人员没有纳入社区矫正加以管理, 有的监管不到位又出现违法犯罪, 有的没有兑现和解的承诺, 受害人的权益没有得到完全维护, 引发新的纠纷。新刑诉法就和解案件的办理程序作了规定, 但没有对和解结案的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后续管理作明确的规定, 然而, 和解作不起诉或者从轻处罚的案件中, 加害方首先是构成犯罪的, 只是犯罪情节轻微, 犯罪后真诚悔罪, 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 才不被判处刑罚或依法被从宽处罚, 实质上也是属于附条件不起诉或附条件的从宽处罚。如果被不起诉或从轻处罚后, 没有纳入社区矫正来管理很可能又违法犯罪, 达不到和解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因而, 建立在党委的领导下的行政执行与司法执法无缝对接监管机制, 对符合和解的案件当事人在哪个环节提出申请, 就由哪个环节的执行主体负责组织危害人所在地的司法所、基层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达成和解协议, 监督履行和解的承诺。和解作不起诉或从宽处罚决定作出后, 司法机关要主动与基层调解组织、司法所做好对接, 由司法所负责对被不起诉人或从宽处罚的犯罪人员进行考察和帮教, 提高违法犯罪人员的改造质量, 以防重新违法犯罪。对和解作不诉决定的, 检察机关要配合司法所及基层调解组织做好回访工作, 对考察机关提出的考察建议, 检察机关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规定加强对被不起诉人的监督管理。

总之, 在当前的刑事和解工作中,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 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 相互协作。检察机关在和解过程中, 处于中枢的位置, 全面理解、准确把握和解的法律标准, 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 宽严相济, 罚当其罪,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的职能作用, 才能最大限度预防、减少犯罪, 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减少对抗、消除不稳定因素, 促进社会和谐,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摘要：推行刑事和解, 化解社会矛盾是新刑事诉讼法对政法工作一项新要求。公、检、法在推行刑事和解工作中必须从运行机制上作着眼于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在确保案件依法正确处理的基础上, 主动把执法办案工作向和解化解矛盾方向延伸, 使执法办案的过程变成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过程。因而建立完善基层检察院推行刑事和解的工作机制, 是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和谐稳定取得成效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