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贫富分化问题

当代中国贫富分化问题（共8篇）

当代中国贫富分化问题 篇1

当代中国贫富分化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获得了较快增长。但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也是愈演愈烈。

所谓贫富分化是指人们之间的财富出现了差距，财富是以货币来表示，贫富分化也就是说人们之间支配的货币出现了差别。中国当前贫富分化，收入分配悬殊，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既有市场竞争的因素，也有行政垄断的因素；既有历史积累的因素，也有当前阶段的因素。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一套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层机制，社会结构正日趋合理和平等开放，但是，种种因二元体制或结构转型而形成的不合理、不平等的制度和结构因素仍然对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有重要影响。所以，在讨论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时，有必要将宏观的结构和制度性因素纳入到关于贫富分化的分析和研究框架之中。

以下结构性、制度性的因素和缺陷对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社会经济体制转型。

二、社会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

三、各经济类型单位和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较大。

四、权力参与分配。

五、财政转移支付功能缺乏和社会保障制度缺陷。

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指数叫基尼系数，这个系数是二十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确定的。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92年到199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376上升到0.40.3；最低和最高的20%居民的收入份额分别从6.2%和43.9%变为5.9%和46.6%。1998年，最低和最高的10%居民的收入份额为2.4%和30.4%，后者是前者的12.7倍。按照中国的统计，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进一步上升到0.458，高中低收入户的比例呈金字塔形。2000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的2%，中低收入户占18%，低收入户占80%。从当前家庭财产总额的差距来看，最高的达到158.1万元以上，相当于户均财产22.8万元的近7倍。从收入差距的形成和变化来看，贫富差距在近10年中越拉越大，社会已出现两极分化的特征。

贫众而富寡。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私有资本有着无限积累的冲动和愿望。如此畸形发展的社会是在游走剑锋。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即每天1．25美元生活费的贫困线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约有2.54亿人（仅次于印度），远远高于官方估计的两千多万人的数字（我国官方指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1196元。美国2005年的贫困线是：单身年收入低于9570美元；两口之家低于12830美元，三口之家低于16090美元；四口之家少于19350美元；五口之家少于22610美元。2007年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21203美元，单人贫困线为年收入低于10590美元。）

这种贫富分化严重的状况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即官富民穷。其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另外，行业收入剪刀差不断拉大。其三，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其四，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另外，国企改制、商业用地开发、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相继成为扩大贫富差距的工具，不断上演着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群众利益被变相剥夺的悲剧。

贫富分化对社会和谐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第一、城市贫富分化破坏社会公正。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正对并将

持续对社会公正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城市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与社会公正的理念格格不入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不能由少数人拥有和享用，必须为大多数人所拥有和享用。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就是对社会公正的背离。第二、城市贫富分化破坏社会安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保持社会安定有序，这是和谐社会基本特征和必然要求。而我国贫富分化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克服与解决的重要问题。

由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贫富分化在所难免，但是，国家要对贫富差距进行“适度”的控制，以最大限度地抑制其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损害。为了很好的抑制贫富分化，应从各方面入手：第一，变革不合法的分配方式。第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扶助弱势群体生存发展。第三，在各级财政之间合理划分收入分配调节事权。第四，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时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第五，改革收入分配调节资金支出方式 第六，调整相关税制。第七，在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中设立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

贫富差距势必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甚至影响到社会安定，国家的繁荣，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我们必须尽自己最大得努力来更好的缓解或抑制贫富分化的加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生活，才能建设更美好、更和谐的家园！

当代中国贫富分化问题 篇2

一、中国贫富差距现状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 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198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尚不到5 000亿元, 到2005年达18.2万亿元, 几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在1995年和1997年中国分别提前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更是有望超过35万亿元, 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然而,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 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二十多年来, 中国的贫富差距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 并带有明显的群体特征。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1月27日公布的数据:2007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 786元, 比2006年实际增长12.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 140元, 比2006年实际增长9.5%;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比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快28.4%。这表明城乡差别在加速扩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提道, 目前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与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差距约18倍, 且差距仍在向纵深发展。

虽然收入差距扩大是客观存在, 但这是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收入提高的速度和程度不同, 但都是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在努力。

二、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成因简析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 中国实行“按劳分配”, 只要工龄工种一样, 学历资历一样, 工资收入也一样。人们忽视了劳动态度、工作能力、技术水平及贡献多少, 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造成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 企业吃国家大锅饭, 生产的低效率的局面, 最终影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 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其他分配方式同时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方式, 使分配更科学化, 而且承认了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 从而调动了不同阶层经营者的积极性。但这种改革也使非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比重迅速上升。而非劳动收入是多样的, 诸如居民选择职业的自由度、经营能力的大小、占有资金的多少、文化程度的高低等, 并不是每位居民均等拥有, 因此无疑拉大了收入差距。

生产力水平低、层次多、地区发展不平衡也是形成贫富差距的另一重要原因。到目前为止, 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其生产力水平低, 主要表现为现代化程度低、劳动效率不高、地区发展不平衡。

此外, 中国的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社会保障面太窄, 尤其是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 更是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城乡居民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的非均等性, 使城乡居民、党政机关、全民企事业与其他企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

任何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 在初始阶段收入分配的差距都是很大的, 邓小平指出:“对于贫富差距, 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要研究。”现在, 中国已实现了第二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加强, 为控制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 可通过各种财政税收和福利保障政策等多种手段, 缩小初始阶段收入分配的差距。

1. 深化经济改革, 加快经济发展。

只有生产力发展、经济水平增长了, 才能减轻和消除贫困, 缩小贫困差距。也只有生产力发展了,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一定程度, 贫富差距才会呈现相对缩小的趋势。同时, 经济水平越高, 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 吸收的从业人员也就越多。

我们要在国家统筹全局和宏观调控下, 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除继续保持东部的发展势头, 发挥其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外, 更要加大对西部的支持力度。增加中央转移资金向西部落后地区的转移额度, 尽快解决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对西部地区实行更加优惠的开放政策, 引导东、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和互补性经济技术合作, 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 从而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贫富差距。

2. 扩大就业渠道, 减少城乡贫困人口。

就业是民生之本, 是减少城乡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途径。只有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才能更多地吸纳劳动力就业, 才能逐步减少贫困人口。大家有了稳定的收入, 才会刺激消费, 消费就会促进生产和销售的持续发展, 又会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特别是在当前经济转型时期, 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 努力扩大社会就业, 对社会的协调和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城镇来讲, 政府应把重点放在就业和再就业工程上, 鼓励贫困家庭和个人自主创业, 通过政府投资和对企业推行鼓励性政策, 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对失业者和农民工提供免费培训, 提高他们的就业素质, 为他们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提供有利条件。

对于农村来讲, 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农业结构和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 有序地向城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强贫困地区的交通、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小额贷款,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 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 以便创造更多的社会就业岗位;要加大扶贫力度, 全面提高贫困人口致富的技能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向贫困地区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 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的价值;对一些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 实行人口迁移, 加快小城镇建设。

3.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安全网, 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建立全国统一协调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 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管理效率。加强立法建设和预算、财务制度建设, 提高保障基金的使用率。

在城镇居民中, 加快由“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体制过渡的步伐, 国家要通过划拨专款建立和完善社会基金会, 健全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 建立失业保险基金,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以缩小贫困面, 防止新贫与返贫现象的出现。

在农村居民中, 国家要根据财政状况用财政支出来保障农民的低保救济, 同时应加快农村剩余劳力的转移, 拓宽农业内部的就业和转移渠道。只有这样, 才能在中国培育出一个以中层阶级为主的和谐社会, 从而有力地促进中国的社会稳定和长期发展。

4. 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目前, 国家的行政权力控制着大量的社会资源, 并介入市场进行资源配置, 这样必然会出现各种形式的价差、利差、配额和权力垄断, 成为政府职能部门“灰色腐败”滋生的温床, 严重腐蚀社会公平。因此,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就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政府应发挥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的职能, 为企业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 提高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和速度, 促进资源的自由合理流动。

综上所述, 中国目前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属于改革发展中的问题, 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解决。我们既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又要冷静分析, 采取有效措施, 努力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要我们深刻认识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思想内涵, 正确分析当代中国的贫富差距, 加快经济发展、注重区域经济的协调共进、运用法律等手段加强宏观调节、规范收入分配制度, 就能切实防止两极分化的显现。

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社会原有的分配格局发生变化, 贫富差距日益明显, 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因素, 也有历史遗留和改革开放的新增因素, 还有体制以及政策执行中的因素等等。客观而全面地总结分析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和对策, 事关全国13亿人口的切身利益和整个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

关键词：收入分配,共同富裕,贫富差距,当代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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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培暄.试析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的状况、根源及性质[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 199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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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对策研究 篇3

【关键词】贫富差距 利益表达 造血式帮扶 道德分配

【中图分类号】F1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9-0235-02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38年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而海外媒体多次使用的“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等提法也说明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亦被世界所认可。但与此同时有些弊端也逐渐凸显出来，“贫富差距问题”就成为近年来最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也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亟待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目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突出；其二，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其三，行业收入差距悬殊。为了有力解决以上问题，我国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学者们提出的对策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监督惩处机制；第二，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第三，强化税收调节功能，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第四，加强公共事业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究破解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有效路径，认为还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继续着手予以解决。

一、完善贫者利益表达机制

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将“利益表达”定义为：“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政治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1]当然“利益”并非仅指人们的政治利益，经济、文化、法律、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利益均属于利益的范畴。利益表达对于贫者来说至关重要，这是因为贫者之所以称为“贫者”，正是由于其经济利益上处于贫穷状态。除经济利益外，一般情况下贫者处于社会底层，尽管人数众多，但由于其自身文化程度较低、组织社会化整合度较低，无论在政治、文化、法律或其他领域中均缺乏相应的利益代表，造成利益表达渠道堵塞，导致贫者利益表达诉求失效，逐渐出现“贫困——利益表达无效——愈加贫困”的怪圈。而在当代中国，贫富差距问题使得中国社会处于“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即低产阶级和高产阶级比重较高，中产阶级比重较低。在此基础上若再不重视贫者利益表达诉求，很容易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目前我国贫者的利益表达机制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信访制度、听证制度、社会团体利益表达制度等。虽已有制度的设置，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直接选举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乡镇基层政权选举、选民缺少监督和罢免代表的权利、信访部门的权威性受到质疑等。[2]

因此本文认为还需从以下方面完善贫者利益表达机制：第一，完善制度保障。根据贫者的实际需求，健全、规范和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信访制度、听证制度、社会团体利益表达制度等，避免因制度设计的不全面而引起的贫者利益表达低效。此外，完善和落实社会保障制度也是维护贫者利益表达、改善贫者经济状况的重要路径。第二，促进教育公平。大多数贫者由于自身文化程度较低，无法真正高效地参与到利益表达中来，并且随着我国教育市场化的推行，教育开支占家庭总开支的比重越来越大，教育愈加成为贫者家庭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加大对贫者教育的投入，对贫者自身进行培训再教育、对贫者的子女进行教育救助或学费减免等政策。第三，发展非政府组织（NGO）。要提高贫者的组织社会化整合度，就必须建立起能够代表其利益的非政府组织，这样才能聚合贫者的力量、更有效地进行贫者利益诉求。

二、提高贫困地区自身造血功能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贫困地区的扶助主要采用两种方式：输血式救助和造血式帮扶。输血式救助是比较常见的扶贫方式，具体办法主要是向贫困地区直接提供资金及物资等物质方面的救助，如灾难救助、低保救助等。我国在输血式救助方面已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年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已达1877万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已达5207万人。但近年来，随着国际上救助理念的不断进步，对贫困人员救助的目的也开始发生了改变，实现了从保障被救助者的生存状况到保障被救助者的生活情况的指向性上的跨越。这种指向性上的跨越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开始注重“造血式帮扶”这一救助手段，提高贫困地区的自身造血功能。所谓“自身造血”又称“内生型”的自主经济增长模式，由于贫困地区自主发展的能力属于内生变量，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事物发展的根本取决于事物的内生变量。因此，我们在对贫困地区进行救助时也应大力促进被救助者自食其力、自力更生，鼓励其发挥主观能动性，最终摆脱贫困。在目前我国对贫困地区的救助中，输血式救助仍处于主导性地位，有些贫困地区造血式帮扶的救助办法尚未启动，而有些启动了的地区由于此种办法不受重视而效果低下。面对这种救助形势，目前我国凸显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贫困县过度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帮扶，并不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更为讽刺的莫过于部分贫困县在被评为国家级贫困县后，竟在大屏幕上宣传“热烈祝贺××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的字样。这些问题都反映出目前在我国全面启动造血式帮扶、重视提升贫困地区自主经济增长能力的刻不容缓。

大力发展造血式帮扶，需要从各方面进行努力。本文认为主要从以下几方面：首先，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上，要根据各贫困地区的区位因素以及地理条件的特色发展帮助其确定并发展具有其特色的优势农产品产业。其次，在经济资助上，除了例常的扶贫拨款外，更需要创新经济资助办法。如可以实行创新的金融扶贫办法，向贫困县的小微企业及农牧民投放小额信用贷款，帮助贫困农牧民进行创业，发展产业。最后，在教育上，需加大贫困家庭科教文化的投入。贫者之所以会产生跨代贫困，关键在于教育的缺乏。即由于贫困家庭无法承担高额的教育费用，只能选择让其子女辍学，继而导致其子女受教育水平低下、缺乏谋生能力，造成贫者的后代依旧贫困的跨代贫困现象。因此，我们亟需改善贫者的受教育状况。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参考巴西的优秀经验。巴西十分重视教育扶贫，从2001年起开始实施“奖学金计划”，即为贫困家庭中上学的孩子每月提供15雷亚尔的奖学金；同时为贫困的高中生提供奖学金，鼓励其努力学习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此外，巴西政府还规定公立大学必须留出一定的名额给贫困地区和家庭的学生等等[3]，巴西这些为改善贫者教育状况而实施的有效举措都值得我国借鉴。

三、加强道德宣传促进道德分配

在我国，普遍为人民熟知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政府也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尤为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4]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造就了我国一批富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于1994年首次提出“道德分配”即“第三次分配”，他认为“道德分配就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5]。道德分配主要存在捐赠、募捐等具体表现形式。现阶段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下，道德分配是极其重要的。首先，道德分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对道德水平的要求。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等“仁爱”的思想始终占据主流，而社会主义也正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因此以慈善为主的道德分配正符合中国人的这一思想观念。其次，道德分配也是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重要补充。在我国现阶段前两种分配方式虽为主要实行的分配方式，但它们并不能适用于所有情况。如遇到洪涝或地震等自然灾害时，靠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方式就无法分配给予灾民足够的赈灾资金，此时便迫切需要道德分配方式作为重要补充。最后，道德分配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随着我国贫富差距的拉大，尤其是部分富人“为富不仁”，并未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反而大肆地挥霍浪费钱财，导致社会上出现仇富心理，很容易激发社会矛盾。因此，大力提倡道德分配，鼓励富人承担社会责任，将一部分钱财用于慈善事业，既可以改善贫者生活状况，又可以促进富人和贫者之间关系的和谐。

落实到实践上，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好道德分配：首先，应做好宣传工作。目前，我国人民对于道德分配尚不了解，慈善意识也较为淡薄，可使用宣传册、公益广告等方式向人们宣传道德分配这种新型分配方法，使人们对其了解、崇尚并逐渐参与进来。其次，可树立优秀典型以激励人们参与道德分配。根据实际慈善和捐赠的情况，可对进行道德分配时表现突出的富人授予荣誉称号，激励其继续积极参与道德分配，同时也吸引更多的人投身到道德分配中来。最后，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使道德分配有适用的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主要的一部法律是《公益事业捐赠法》，该法原则性强，但缺乏具体落实的实施细则。因此，应建立更多合理可行的有关道德分配的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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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金情.我国现阶段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研究[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3]白维军，王奕君.巴西缩小贫富差距的做法及启示[J]. 经济纵横，2012（3）.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当代中国贫富分化问题 篇4

课程名称：

题目名称：试论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和共同富裕的目标 学 院：材料与化工 专业班级：生物工程（2）班 姓 名：肖宁

学 号：20100412310059

[摘要] 站在小市民的地位上。我所想到的是贫富差距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的而实现共同富裕才是我们我们的目标。有洒脱的先哲说过，钱这个东西只有用出去了才叫钱，放在口袋里那就是一堆数字，设想，如果所有人都能用所得的利益享受到所有能享受到的权益，那么有谁会劳心劳力的去捞那一堆数字？ [关键词] 国民经济 贫富差距 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GDP年均增速保持在9%以上，社会生存力和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稳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到上个世纪末已总体上达到了小康。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贫富差距这个话题没有停止被讨论过，从来也不可能彻底解决贫富差距这个问题，因为它的存在是合理的。人类自从脱离了原始社会以后，就开始有了贫富差距。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有两个：权力决定分配，能力决定分配。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权力决定分配，奴隶主和封建帝王掌握国家权力，他们决定社会财富的分配，自然权力阶层就成为社会的富裕阶层。到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虽然还有权力决定分配的残余和影子，但是，总体上已经过渡到能力决定分配了。所谓能力决定分配，就是分配的结果是由个人的能力决定的。因为每个人的个人禀赋不同，接受教育程度不同，个人道德修养不同，所以造成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和能力的不同，造成对社会的贡献不同，最终造成在社会财富分配中个人所得不同，造成贫富差距的形成。不承认贫富差距，吃大锅饭，是对全社会各个领域的高能人才的致命打击，是对平庸懒散之辈的最大奖赏，是对社会发展的最大破坏！贫富差距的形成是社会发展规律所致，而不是执政者的意愿。如果仅仅从人们的良好意愿出发，违背社会发展规律，那就只能自食其果。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正视贫富差距的存在，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赋予共同富裕以科学的内涵。在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中，“富裕”反映了社会对财富的拥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则反映了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特质，从质的规定性上确定了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地位，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人多地广，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坚持社会主义，防止两极分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牢固的政治保障。

关于怎么解决贫富差距，教科书上是这样讲的：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曾说过：“可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的战略构想，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是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一项大政策。怎样把握时机用好这项大政策？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成为我国在达到小康时实施先富带后富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分配中.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差距悬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但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只有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才能实现共同富裕。那都不是我能想到怎么做的。站在小市民的地位上。我所想到的是贫富差距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的,而实现共同富裕才是我们我们的目标。当年邓小平爷爷想出来的办法：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已历时32年，一部分人确实线富起来了，胡润富豪榜显示，2009年，65位上榜企业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下财富突破100亿，1000位上榜企业家财富过10亿，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身家达到350亿。现实中我们也看到 3800万元的超级豪华跑车在北京车展首日即被神秘买家收入囊中；数百万元的名表和珠宝销量节节走高；LV、GUCCI等品牌店里人头攒动„„出手阔绰的富人群体和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的名号，几乎让人忘记了中国仍有1.5亿人口还在贫困线上挣扎求生。不过，据世行测算，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攀升至0.47，这意味着财富已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中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高达20多倍。先富的群体在思考什么呢？在思考如何带动后富这一神圣使命吗？ 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一直秉持“先富带动后富”“富裕不忘回报社会”，如演员李连杰、佛商曹德旺、美籍商人李春平、香港娱乐圈教父邵逸夫等等等，但我们也痛心的看到煤老板钱上沾满了井下工人鲜血，享受暴利的开发商为拆迁户送来了毒蛇、子弹，比尔盖茨、巴菲特中国劝捐之行让大部分中国富豪望风而逃。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富“思路没有错，社会需要竞争，只有合理、有效、充分竞争才能促进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得以进步，人类发展史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试想中国如果继续维持“大集体”“食堂”“大锅饭”，不走市场经济这一步，恐怕我们国家比朝鲜还穷、国民生活比刚果还惨，因为我们人多，更经不起折腾，更容易出乱子。时至今日，国家发展有目共睹，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位，国家强盛，群众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纵观中国国家发展史，比之“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犹有过之。但如何实现“先富到共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共同小康过度，却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又一项艰巨任务。完全靠先富主动带动后富，实现共富，已不可能，人的欲望总是无穷的，他们怎么可能放弃自己幸苦劳累所获得的既得利益。但是我们并不需要依靠富人。

共同富裕并不一定要建立在解决贫富差距的基础之上的。我看过一个段子，在央视的《小崔说事》栏目中，有一期：卫生部长陈笙骄傲的说：“我们免费为一位患了白内障的农村大妈做了手术，当摘下纱布时，她能看见了，她的确要感谢政府!感谢党!不然靠她自己，她一辈子都做不起手术！”崔永元先生反问到：“她辛苦一辈子，连个白内障手术都做不起，那她得恨谁呢？”当时我只是笑笑，没有多想，想在想想，她到底恨谁？政府？不！不！不，我们得承认，政府确实做了很多事，很多实事。但是他不是万能的，所以人们恨到了贫富差距上。但是为什么要怪富人呢？设想一个高度简化的例子，其中社会有两种备选状态：其一是穷人得到1，富人得到2；其二是穷人得到2，富人得到100。富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虽然这样贫富差距会更大，但最不幸者的境遇却改善了。但是问题又出现了，穷人的基数是2，或许富人的100能享受所有他能享受和想享受的东西。但是穷人呢？有洒脱的先哲说过，钱这个东西只有用出去了才叫钱，放在口袋里那就是一堆数字，设想，如果所有人都能用所得的利益享受到所有能享受到的权益，那么有谁会劳心劳力的去捞那一堆数字？所以说，我们需要做的是：努力建设我们的祖国，完善我们的社会公益服务，完善我们的权利制度。解决现阶段暴漏的社会问题。诸如此类的。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可能在老师甚至是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了，但是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阶级社会（列宁说过，阶级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阶级的产生其实质就是贫富差距的产生和不断加大），再到共产主义社会（共同富裕），完成一个完整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周期，到达人类社会的真正高级富裕、文明的历史阶段。但是，在还没有达到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之前，必须允许贫富差距的合理存在，必须尊重个人的不同能力对社会的不同贡献和不同所得，必须正确认识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必须认识到共同富裕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和谐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缩小贫富差别的历史过程。总之，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做到在创造社会生产力中创造和谐社会，在创造和谐社会中创造社会生产力。如此良性发展，中国就有了最理想的希望。

参考文献：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 篇5

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中，出现了一个富二代刘云超并一票走红。他 在节目中宣称自己刚过 23 岁，父母都是商人，自己银行存款有 600 万元，拥有 3 辆跑车（其 中一辆是宝马的改装车）。节目中，他多次炫富，发表狂妄言论，反驳女嘉宾的刁难批评，称其女嘉宾虚伪不够诚实，引起很大的争议。刘云超语出惊人，口无遮拦。六百万的存款，3 辆跑车，3-5 万的月收入，更将漂移，甩尾这样公路杀手，说的轻而易举。面对对面的 24

位女生，特别是个别拜金女给予了当头棒喝，网上更是热议，有人想坐宝马，还不想臭屁； 有人以貌取人，又为存款惊愕；很多网友更是拍手称赞，说为男生出了口气，不过既然是个 秀场，大家图个热闹就算了，不必太过认真，留几句雷人的话让人茶余饭后嚼嚼舌头，尚有 一番滋味。基于他敢在针对全国性播出的江苏卫视一档交友类节目《非诚勿扰》里，以一种 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胆量，对着祖国十三亿人额外轻松地说出漂移甩尾（富二代撞车事件的起 因）之类的话语，却丝毫没有顾全我们国家在去年一年里，各省市一度因这个“漂移甩尾” 的超级玩车而破碎了多少美好完整的家庭，彻底地伤害了事件未亡人和其他祖国人民的情感。出事之后，当事人也就是富二代家庭对社会做出的一种私人危机处理的方法也是遭受广大民 众的鄙夷。就这一点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的富二代的一个共通点：砸钱地去享受生活，并且缺 少社会责任感。

杭州富二代撞车事件
近年来随着富裕家庭拥有车辆的增加和外来“时尚”的影响，家庭殷实的子弟越来越多 地以疯狂驾车来展示自己的速度与激情、另类与前卫。他们在体验疯狂刺激的时候，绝不会 想到有那么一刻，自己很可能会面对他人父母的老泪纵横、悲痛欲绝，体验没有速度更没有 激情的铁窗生活。浙江杭州“富二代”的青年胡斌驾驶跑车在杭州市区穿越斑马线时，飚车撞死二十五岁 的浙江大学毕业生谭卓，留下了年迈无所依的父母和即将准备要结婚的女友。飚车已经变成 严重威胁道路安全的“杀手”，成为现代城市管理必须治理的对象。据了解，遇害者谭卓年 仅二十五岁，毕业于浙江大学，是杭州某企业员工。据他的同学和同事反映，谭卓在浙江大 学就读和工作期间表现十分优秀，近期正准备与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给我深刻印象的是最早的杭州富二代撞车门事件，据闻使用一些非正常的手段得以解决。在他们眼里，平民的命廉价到只要他出得起这个价钱就可以买断其性命的所有权，管他是用 来当作撞车的障碍物还是射箭的箭靶，人命微贱到了

了如斯地步，可真是极尽人性阴暗丑陋之 能事，也许他们道德“种子”的营养供应早已和连接母体的脐带一并割断，不复我们人性正 常的后天的茁壮成形。改装宝马撞人、飙车案、如此这些事件的发生难道就不能让我们的富二代父母惊醒吗？ 生孩子而不教养这是父母的失责，也许这些父母还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吧，改革开放无论 正当或不正当手段，无论是否存在违法的原始积累让一些人一夜暴富，或许这些人还沉浸在 享受的沉沦之中，殊不知对于孩子的教育并不是用钱可以正比提高的。父母可以享受可以沉 迷于享受可以享受金钱带来的快感，因为也许你们还曾经有过白手起家的艰辛与不易，这些 经历或多或少能让你们在做事的时候有些许责任与道德意识，但是你们的孩子从小娇生惯养，飙车的本质也透露出精神世界的空虚，肇事后还能谈笑风生已经足以透露精神的糜烂！

大陆幼儿园孩子攀比心严重 5 岁官二代自称小局长

某市一所幼儿园老师打进早报热线讲述孩子的攀比故事：他们比房子大小、假期休闲、豪车……有一次听到小朋友们笑嘻嘻地喊一个小男孩： “小局长”“我以为他们是开玩笑或。过家家。陈女士一问，” 那个男孩自己先嚷起来了：因为我爸爸是局长啊，“ 我就是小局长啊。” 当今小孩是否过早失去童真?他们在哪些方面表现得像“小大人”?早报与腾讯大成网 联合推出调查，上万名网友参与了投票和讨论。“现在的小朋友比以往更加成熟世故?”截 至昨日下午 5 时，92%的网友认为“是的”。75.52%的网友觉得这样不好。“什么让孩子失 去了应有的童真?”64.98%的人选择“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作用”;14.90%的人认为“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的影响”;13.23%的人则认为： “大人影响了现在的小孩子。”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富裕家庭的孩子出生长大，进入社会生活，攀比现在也越来越严重。这些早熟的小孩在和同龄人大到比家世，比家产，小到衣食住行，生活中到处渗透着一种优 越感。攀比心理在特定情况下暂时性能起积极性作用。攀比是不满足于现状，不甘落后于他 人而想追求拥有甚至超越他人的心理意识。它在特定的情况下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 李某小朋友贪玩，学习成绩很落后，其父母为了让他学习成绩赶得上，而与他约定：如果成 绩能赶得上张某小朋友就买与张某一样高档的书包给他。这样迎合了李某小朋友的心理，结 果李某的成绩果然赶上了张某。长此以往，攀比心理会给幼儿身心健康成长带来消极负面的 影响。事物的发展都是由量变到一定程度而引起质变的，家长、

教师如果掌握不好其攀比的 程度，听之任之，久而久之，就会给幼儿的健康成长带来消极的负面影响。

“富二代 现象折射出的市场文化 富二代”现象折射出的市场文化 富二代
“富二代”阶层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但在当今中国，我们看到的“富二代”现象却更多 地将财富变成一种恣意妄为的靠山，助推社会不公、分化甚至对立，并且这种现象有愈演愈 烈的趋势，从而使民众看不到财富的善良意义，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走向。当财富成为对公 众的伤害。成为导致不公的源泉，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事实上，这已经不仅仅是“富 二代”阶层的问题，这种现象从更深层次折射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文化的某些缺陷。1 当代市场文化冲击中国传统道德伦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文化理念、生存状态、道德 标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市场文化，对中国传统文 化形成强烈地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在义利之间是明显偏重于义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 人喻于利”。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利的追求仍羞羞答答、半遮半掩。这使市场文化一度在 中国举步维艰。然而追求利润始终是市场文化的核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可以光明 正大地谈论金钱、崇拜财富。年轻一代更是视财富为炫耀攀比和目空一切的资本，对传统文 化中的“礼义廉耻”不屑一顾。面对来势汹涌的市场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义、家庭、人伦等精神受到巨大地挑战和冲击。2 市场文化中的“消费主义”畸变。“富二代”的消费观折射出我国的“消费主义”畸变。在市场文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消费 主义”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宰力量之一。人们的传统消费观正逐渐被适度奢侈和透支的理

念所代替。当今的消费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不再仅仅是利用商品使用价值而已，它具有象 征性、攀比性、自我性等诸多特性。调查显示，有逾七成的青年表示自己“人在江湖身不由 己”地卷入了象征消费的行列。男生的皮鞋、领带、手表，女生的钱袋、化妆品、耳环等无 一不被赋予超越其本身使用价值的新含义。在这种环境下，“富二代”理所当然成为引领奢侈 品消费的主要力最。同时，超越自身经济实力的“后排观众”也构成了中国奢侈品消费的新推 力。从“小资派”到“月光族”，从“明星崇拜”到“名牌情结”，市场文化中的“消费主义”悄然变 质。3 文化市场传递的不良信息。所谓文化市场，是指按价值规律进行文化艺术产品交换和提供有偿文化服务活动的市场，包括报

自由、民主与当代中国“问题” 篇6

一

近年来，“主义”之争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我认为，目前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和它们在西方语境中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在讨论之前有必要把这些概念梳理一下。

在改革以前我国施行的是一种类似于斯大林模式的体制。而在西方有它的左派思潮，“新左派”这个概念是相对于“老左派”而言的。在欧美的话语系统中，他们讲的“老左派”指的是共产党和社会党，但是西方大部分国家中共产党的势力都不如社会党，因此“老左派”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社会党。比如说在美国，“老左派”指的是以哈灵顿为代表的社会党人，就是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共和人民党。这样哈灵顿就被认为是美国“老左派”的代表。所谓“新左派”就是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不同的另外一种(在美国带有一种雅皮士式的)左派。在欧洲话语中“新左派”指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倾向，包括现在的布莱尔、吉登斯等标榜的第三条道路。他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道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既不要福利国家，也不要自由放任。他们讲的“老左派”是以社会党国际为代表，和以在西欧、北欧执政的社会党的理念为代表的那种思潮。

与此同时存在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在欧陆叫自由主义，在美国叫保守主义。美国主流学术话语中的保守主义是和欧洲话语中的保守主义不同的，美国的保守主义就是欧洲的“自由主义”。它要“保”要“守”的是个人自由，而欧陆的“保守主义”在美国被称为“托利主义”，它要“保”要“守”的正是美国革命革掉的那些东西：贵族传统等等。)，目前这几年在欧美话语中流行的“新左派”也就是90年代社会党国际中流行的“社会自由主义”(布莱尔提出“新工党”理念，就是自由主义化的工党理念)。与此不同，中国90年代以海外华人学者崔之元等倡导的所谓“新左派”立场实际上是在中国原有的斯大林体制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取一个折衷。这表现在他们一方面在中国非常强调在改革以前的体制中吸取资源，比如说，认为“人民公社”是经济民主的典范，“文革”是政治民主的典范，等等。当然他们也讲了一些西方社会民主的内容，如伊索普模式(雇员持股计划)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过去正统的理论有所不同。另外他们吸收的思想资源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来自社会民主主义，而是来自西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与社会民主思潮有很大的不同。许多中国人都误认为“西马”和社民党差不多，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非常大。“西马”就其产生的思想理路来说，它发源于已经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传统决裂后的第三国际内部的一支异端，以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为代表，虽然与第三国际正统有异，但与社会民主传统却没有因此接近。葛兰西等人当初与俄国人的分歧主要是形而上的，即反对唯物主义，更强调文化自觉、阶级意识等类似“主观战斗精神”的思想。显而易见，这里潜藏着一些比俄国人更“左”的苗头，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对中国毛泽东式的主观浪漫主义感兴趣，并不完全是对我国现实的隔膜，也有形而上的根源。这在欧美自由社会中作为一种批判的声音自有其价值，但这些资源再被传入中国后，它和斯大林体制之间的距离要近于它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距离。他们的思想可以说是在斯大林体制和“西马”之间，而不是在斯大林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当然更不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这就是中国话语中的“新左派”。显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点：中国的“新左”和西方的“新左”有很大的不同。

就中国的情形看，这两种“新左派”我们都不能接受。我们显然和中国“新左”不同，与他们在种种事实上有不同的判断，对他们承继的两种资源也持否定的看法。另一方面，我们与西方的“新左”也有明显的不同点：西方的“新左”取一种既不同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他们完全不同，中国现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福利国家太多，因此我们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福利国家的问题，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福利国家。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的现实生存环境中，不仅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有其基本的价值重合，而且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有明显的价值重合。 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的时代，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有很大的价值重合面，它们共同对付反自由主义反社会民主的价值：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而自由主义赞同但社会民主派反对的价值与社会民主派赞同而自由主义反对的价值这两部分都很小。这里讲的价值重合面主要就是公民权利、自由与程序正义。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价值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而并不是什么两个主义“之间”的“第三”立场。最近《天涯》杂志发表了我的《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韩文版序，这篇文章原题就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但编辑部没有改动文章内容，却未经我同意把题目改为“我的第三条道路”。两个主义重合的那些基本价值决不等于两个主义之外或“之间”的“第三”立场。

随着自由秩序的建立，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重合部分在缩小而两者价值歧异、观点对立的部分在扩大，同时作为两个“主义”之共同敌人的价值(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完全分离，这时才可以说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比自由主义“左”而比社会民主“右”的那种立场才有了发展余地。而我们现在的立场用语言表述就是，我们赞成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认同的那些基本价值，而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反对的那些价值。在中国的环境中，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存在着主要的重叠之处，我们就是站在这些重叠之处的人。我认为这也是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基本价值。而我们反对的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赞成的那些东西，即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

至于自由主义赞同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价值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赞同而自由主义反对的价值，我们认为对目前中国人来说还是假问题。比如说，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争论的一个重要点就是关于工会权利问题。在西方话语中，最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认为威胁个人自由的危险之一来自工会(这里指的当然是民间工会，而不是官办工会)，但实际上正如我们以前在东欧看到的：在一种与哈耶克所处环境完全不同的条件下，真正的工会力量的强大并不是对个人的威胁，恰恰相反，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促进。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工会和自由个性之间的尖锐冲突。反过来讲，自由主义支持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东西，如美国那种充分竞争的规范化自由市场，在今日中国也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自由竞争不限制就会危害“平等”，而在我们这里危害平等的根本是另外的东西。

这里要指出，

强调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共同底线的优先地位，这与所谓历史决定论并无关系。如今有个有趣现象：一些“新左派”对马克思的反感似乎比他们所说的“右派”还大，他们在津津乐道于文革、大跃进的同时，张口闭口批判马克思的“西方中心论”;在津津乐道于“后学”“前沿”的同时，一提到马克思就是“科学主义”谬误、“历史决定论”与“机械进化论”的过错。有时他们甚至宁可从“保守主义”那里借用非理性、民族性等武器，而批评“右派”没有和马克思划清界限!

葛兰西以来的“西马”主流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无论其他方面如何对立，在批判马克思(尤其是晚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性主义倾向方面却存在着有趣的一致性。“西马”以浪漫主义、哈耶克以经验主义来抵制理性主义的僭妄，这或许反映“后现代”西方对启蒙理性的过分扩张之反感已成为超越左、右的潮流。对此我们应当怎样看，这是一个问题。然而中国“新左派”的反马克思却没有这种后现代背景，他们的反感只在于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论为肯定资本主义优于中世纪提供了理由。 然而事实上，19世纪的人们，包括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之敌视中世纪而向往公民社会，不仅是出于唯理主义，更是出于人道主义。这与“历史规律论”是否成立，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简而言之，“交换”比“抢劫”要好，这是人道的常识，它完全不必以证明从“抢劫”发展到“交换”是“必然的客观规律”为前提。“交换”也许并不高尚，它不是“慈善”，然而一个抢劫横行的世道是决不会有兴旺的慈善事业的，因而禁止抢劫就成了交换者与慈善家的共同底线。这与他们相信不相信历史决定论毫无关系。没有底线伦理，高尚道德就不可能站得住脚，如果说这也叫决定论的话，那它也是一种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决定论，而不是什么“历史决定论”。因此，真正的慈善家(不论他是“新”的还是“老”的)必然比交换者更激烈地反对抢劫;而如果一个“慈善家”竟然认为“抢劫”比“交换”更可取，“交换”比“抢劫”更可恶，他当然会被怀疑为伪善，甚至被怀疑为劫匪的同谋。这与“否定的否定”无关，更不是可以“反对历史决定论”来辩解的。

二

总之，在中国目前存在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共同坚持的价值和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对立。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用诺齐克的话说：自由竞争的自由度是不应该受限制的，也就是说，我们假定“获取的正义”：一个人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此后又坚持“转移的正义”：它后来的每次交易也都是自由公正的，既没有强制也没有欺诈，则这个人的财富就是积累到富可敌国的地步，也无可非议，但是这个过程只要有一个环节出毛病，诺齐克认为就可非议了。他坚持“正义”是个完整链条，只要有一个环节不正义(比方说最初的资本是抢来的)，那么即使以后的交易都是正当清白的，都是自由交易，其结果也是非正义的，是不可接受的。他提出要以“矫正的正义”对此进行匡正。诺齐克这个观点，受到很多批评，其中既有来自自由主义以外的，也有来自自由主义内部的，比如罗尔斯就不同意他的这种看法。罗尔斯认为，即使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以后的积累也是光明正大以正当行为获取的，但是积累太多了，国家还是要以二次分配来调节的。

这种争论我认为并不是中国当前所需要关心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最初财产来源清白而以正当手段积累发展到相当的水平需要限制的问题，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不少财产的最初来源就不清白，以后财产的积累也不是按照自由竞争的公正方式建立起来的，这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坚持诺齐克式的立场。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在目前的中国可以算作一个假问题。中国现在的贫富分化或社会矛盾并不是完全公正致富的人与比较穷的那部分人的矛盾。在中国现实中大量存在着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不能赞成的一些东西。

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不是说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不赞成的，我们就要表示异议，当然不是如此。中国是有些完全特殊的东西。比如，在婚姻与性方面，西方保守主义是坚决反对堕胎的，左派则是坚持堕胎自由，但反对强制堕胎。而中国存在的并不是有无堕胎自由的问题，而恰恰正是如何看待强制堕胎的问题。这个事例显然超越了西方左右派之争的范围。在另一方面，西方的左派在大力争取“同性恋”自由，而西方的右派是反对同性恋自由的。但即使右派，也只是反对同性恋自由，决不会反对异性恋自由，左派就更不用说了。然而在中国不是同性恋自由的问题，就是异性恋自由也还有重重阻碍。大家知道，不久前引起争议的“新婚姻法”修订稿就有很强烈的呼声，要求在“新婚姻法”中加入“配偶权”的概念，就是类似于“通奸罪”这样的概念，等等。这又是超越了西方的左右派之争的范围。“激进”得连西方的左派也害怕的强制堕胎，“保守”得连西方右派也害怕的通奸罪，足以表明中国的特殊性。不是说我们要一概反对特殊，如我是坚决反对设立“通奸罪”的，但对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在我国当前人口危机已经亮起红灯的情况下，就得考虑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但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抵制那些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能容忍的东西。例如，西方左派主张“福利国家”，西方右派是反对的，左派主张扩大工会权利，右派是反对的。可是我们现在的福利保障水平之低不是权利大小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在这方面，不光是社会党的价值观不能接受，就是保守党的价值观也无法容忍。最近我国的一些学者到英国去访问，他们与保守党人士座谈，英国保守党人士对中国下岗工人的政策提出很大的批评。他们回来以后感慨地说，且不说工党怎么看我们的政策，就连保守党也觉得无法容忍。再比如农民问题，农民是我国国民的主体，他们的社会保障之少不仅超过社会党人的想象，而且超过保守党人的想象;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就业自由之少不仅超过自由派的想象，而且超过社会民主派的想象，在这种问题面前西方式的现代左右派之争还有什么意思?

另一方面，我们一些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者已严重突破诺齐克原则的底线，他们实际上认为“抢来本钱做买卖”也是无可厚非的。某些学者还把它上升为理论，成为一种直接与诺齐克正义相对立的观点，叫“交易先于权利”，它的实际涵义是对于现在产权不明晰的资产是可以供有权人来任意交易的，也就是说把诺齐克的“获取的正义”给否定了。在诺齐克那里“权利先于交易”，获取正义优先于转让的`正义。首先要解决了产权的公正设定然后才能谈得上自由交易。而如果产权是公共的，我作为一个掌权者，作为公共资产的看守者，我就任意拿这笔资产做交易，这从常识来说是不正当的，但却被很多人认为是正当的，这已经超出了诺齐克正义所许可。这是因为中国自由主义话语中一些问题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交易成本”理论在中国目前的使用问题。

反过来，中国的一些“新左派”却明确提出对“最初资本来源清楚，其后的交易也自由公正”的致富者也要实行限制与打击。别人不同意，他就质问你是否愿意堕落到诺齐克那样的地步!这真叫人啼笑皆非，难道他不知道在今日的中国，诺齐克的正义标准已经是高不可攀的了吗?

对于这样的人，你用诺齐克式的理论去批评他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会说，我本来就讨厌诺齐克。反过来，对那些支持“抢来本钱做买卖”的人你用福利国家理论(更不用说用马克思的理论)去批评他，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会说我本来就讨厌福利国家。所以对第一种人你必须使用社会民主理论去批评他，而对第二种人你必须用自由主义(而且是古典自由主义)批评他。这样的批评模式或许在西方人看来有些奇怪，但却正是“中国问题意识”所要求的。

我们完全可以提出一种既不同于中国式的“新左派”也不同于西方式“新左派”的立场。也就是我们不仅要做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原则的互补，而且还可以做到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互补。这是因为，不论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它们最初都是作为西方国家在走出中世纪时，在争取个性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在早期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而且它们在一个大方向上――反对共同体的束缚方面这两者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在走出中世纪时在相当程度上他们的价值是重合的，重叠部分以外的部分较少，随着社会越来越向市民社会过渡，自由秩序的建立也就越来越成为现实，这两者的距离也就越拉越开，他们之间共同重叠之处就逐渐变小。到自由秩序完全建立以后，就产生了一种话语上的两极化;也就是否定自由秩序和肯定自由秩序已经成为一种逻辑上的紧张关系。最典型的就是哈耶克的“消极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哈耶克思想的主题是“自由秩序”虽有毛病，但它是人类可以建立的最好的秩序。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不要想入非非，不要做这些那些，否则我们就会失去“自由秩序”。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自由秩序”有很大的弊病，我们要解决它。

三

现在的问题是，在西方经历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衰落以后，现在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在趋同。相反，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话语倒弄得水火不容，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以至于发展到中国的“新左派”批判的矛头不仅仅一般地指向自由主义，甚至也指向社会民主主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中国“新左派”从19开始大量使用从西方引进的“社群主义”观点不是批评诺齐克，而是批判罗尔斯。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中国这些所谓“左派”对罗尔斯比对诺齐克更不能容忍。

相反，中国一些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批判对象，不是罗尔斯，不是社民党，而是诺齐克，亦即他们批得最厉害的是自由主义中最古典的部分，人为地把张力拉得更大。因此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制造了许多伪话语。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在产权改革这个问题上，现在中国出现了两种很奇怪的声音：一种声音是很多“新左派”学者主张实行所谓“民主治厂”，就是要限制产权明晰化的倾向，具体提出的模式是“鞍钢宪法”。他们认为鞍钢宪法中“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后福特主义”。有人说“丰田公司”“沃尔沃公司”实行的就是中国的“鞍钢宪法”。这些人主张在产权已经明晰化的资产中，在私人物品领域中实行公共选择、公共参与。实际上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应该说“民主化”是人类发展的趋势，在发达国家，在民主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比较发达的国家，所有者在企业经营中征求非所有者或叫“利益有关者”的意见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最终决定权，作为市场经济本身的原则，应该是所有者或者所有者委托的人来负责。道理很简单，对财产负有责任的人才能对财产行使权利。这是个权、责、利相统一的问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对财产不负责任的人干预、决定财产的经营能取得好效果的例证，这不仅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是如此。我们文革中“鞍钢宪法”式的企业状况就比苏联一长制下“马钢宪法”式企业状况要糟得多。

但是与这种对私人领域实行公共选择的要求并存，我国又存在着很多对公共物品领域实行有权者“自由交易”的呼声。有些人不是主张在企业经营中实行“一长制”，而是主张在产权改革过程中，也就是在把公共资产变成个人所有的过程中，也要实行“一长制”，即把“一长制”原则从经营管理泛化到产权明晰化过程中。这是任何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等于说，现在掌握在手中的公共资产，我想给谁就给谁。这个原则一旦成立，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现在的确在中国产权改革中存在这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产权改革中应该实行“一长制”，应该由一个绝对权威想给谁就给谁。据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交易成本”最低。而另一种意见认为，产权早已明晰的那些资产，应该是大家说了算，本来就是私人所有的那部分财产，要由一些不相干的人去插一脚。以“鞍钢宪法”为旗号主张“民主治厂”的人，以及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旗号主张在产权变革中实行“一长制”的人，目前在中国大有人在。但是恰恰就是主张产权改革要民主，管理改革要集中的这种呼声在中国是最弱的，即主张在私人物品领域自由交易，在公共物品领域民主选择的观点最不成气候。其实，一方面在企业经营中尊重所有者的权利，另一方面在产权明晰化的过程中要实行公共决策、公共选择。这道理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原来的财产是公共的，现在的产权改革就应该是公共事务，而不是个人决策。已经明晰了，你就既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委托代理，你可以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但决定权还在所有者个人。但如今这两个常识都受到强烈的挑战，这是中国目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打着“经济自由主义”旗号否定诺齐克正义的寡头，另一方面是打着“左派”旗号对罗尔斯原则的否定;一方面对产权改革中的民主有很大的阻力，另一方面也有对正常市场秩序中的所有者权利的忽视。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产权改革就不能正常进行，另外改革以后的市场经济也不能正常运营。

四

我常用马克思的观点反驳“新左派”，用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反驳权贵资本主义者。有人认为这如何能统一?我认为这完全可以统一。我举一个历史上的案例。19以前的俄国，它的经济，尤其是农业实行农村公社制度，实行土地公有、劳动组合，在政治上实行专制。这时的俄国思想界出现了四种思潮，一种是持当局立场的正统专制主义，即乌瓦洛夫称之为俄国民族性的三原则：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二种是下层的代表反近代化的民粹派，他们认为俄国土生土长的

村社是好得了不得的东西，沙皇政府的一切弊端就在于他们引进了西方自由主义瘟疫，本来沙皇政府只发扬民族传统时，就是好沙皇，不幸的是他们引进了许多西方的歪门邪道(这就像中国一些人认为我们的政府需要批评之处，在于他们引进了西方的殖民话语)。俄国思想界的另外两种思潮是以从民粹派中决裂出来的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思潮和以米留科夫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1905年以前，俄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派形成了一种反对民粹派和专制主义的联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19前后这两派人合作编的许多书，如《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等等。参与者包括司徒鲁威、约诺夫、列宁、普列汉诺夫，他们明确讲，这是双方的“文字联盟”。这个“文字联盟”就是针对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的。

这时俄国社民党人的话语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上和自由派没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在经济上社民党1886年纲领没有对土地私有制提出任何批评，它只提出一项要求，要求给予俄国农民退出公社的自由，在他们与民粹派进行论战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名言：俄国人现在已分裂成两个阶级，这就是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的个人。普列汉诺夫认为当时俄国的矛盾，是共同体与自由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政治方面，从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来，俄国一直有批判西方自由的强烈传统，其理由是这种“抽象权利”不能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而穷人没有钱就很难行使权利。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句名言说：言论自由有什么用，贫穷的人上不起学，不能看报纸，言论自由就和他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西方人所宣扬的，无非是有一个用金碗吃饭的自由，但穷人无钱买金碗，因此这个自由是没有用的。“这是一个可以用一个银卢布甚至更贱的价格来出卖的、没有价值的权利。”对这种言论，包括列宁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列宁曾大骂那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思想”。普列汉诺夫更明确地讲：“‘自由主义者所忙于争取’的‘抽象权利’正是当今俄国人民最需要的”，而俄国式的所谓“村社平等”才真正是骗人的东西。那么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何处呢?(如果完全一样，就构不成两个不同的派别)。区别在于：第一，社会民主派在体制演变过程中，更多的强调下层的利益。比如大家都主张要瓦解公社，实行自由农民和自由地产制度。但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把权贵们化公为私的那部分土地无偿追回――即“收回割地”。自由主义者比较缓和，他们认为应采取赎买的方式，但是这个赎买和“收回割地”也差不多，首先不是自由讲价，而是由国家定价;其次赎金不是由农民付，而是由国家付，国家用很低的价格从地主那里把割地(不是传统的私有土地，而是1861年改革后权贵霸占的公社土地)拿过来，然后无偿地分给农民。亦即在“公平分家然后自由竞争”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区别，但在实现这一点的手段上，后者更为激进。第二，在自由秩序实现以后，自由主义认为就算尽善尽美了，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做到这一点后，他们还要搞社会主义。当然这是后话。这就是两者的区别所在。

这一时期，也就是俄国自由主义和社民主义形成联盟的时期，俄国的历史发展应当说是正常的。这个发展和旧制度的冲突到了最尖锐的时期就出现了1905年革命。1905年“事件”按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是他们领导的革命，现在历史资料证明，当时基本上是以自由派为主体的立宪运动。它的主导力量是杜马中的自由派，用当时列宁的话说，俄国出现了“最革命”的杜马和“最反动”的政府之间的冲突。这时杜马是由立宪民主党领导的，它在经济上要搞自由小农经济，政治上要搞宪政民主。在这一点上俄国社民党和自由派差别不大，只不过社民党更强硬些。1905年“革命”被沙皇镇压下去了，在镇压过程中也把沙皇政府中的开明派――维特踢了出去，换上了斯托雷平。

斯托雷平上台以后，把社民党和自由派都一耙打下去，当初人们认为，俄国会出现全面大倒退时期，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斯托雷平时代在政治上是专制的反动时期，在经济上却发起了“最激进”、“最勇敢”、“毫不妥协”的改革。他用政府权力，用充分满足权贵的办法来对农村公社进行了大规模的解散。实际上就是家长(联合“长子”)独霸家财，把子弟们一脚踢出去，用这种办法来瓦解大家庭。结果就使俄国的文化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同时走向没落：一方面许多自由主义者基于对市场经济的认同，发展为对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不公正做法的认同。最典型的就是《路标》文集的出版，该文集对1905年以前的自由主义进行了反省，认为此前的自由主义太激进，老是过激的要求自由，实际上最可怕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决不敢幻想与人民结合，我们应该感谢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遭疯狂人民的迫害。”文集作者之一格尔申宗这样说，在这个基础上自由主义已经从原来的立场退到了寡头权贵的立场上。

另一方面，当时的社民党人到1905年以后，由于斯托雷平不公正改革激起的反改革思潮，形成了民粹主义的大复兴。在“回到村社去”的下层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发生了最重要的分化，一部分社民党“超民粹主义化”。最典型的代表是列宁，列宁基本上把1905年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来了个大颠倒。1905年以前，列宁认为村社民主是最虚伪的，西方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后来他又讲西方民主一钱不值，是“清谈馆”，而民粹派的那一套公社主张才是“民主革命的最高形式”;1905年以前列宁认为俄国最大的灾难是农村公社，19却不断地强调对公社的破坏是俄国最大的灾难。10月革命的“土地纲领”是拿社会革命党的，而当时他们对社会革命党的批评，说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纲领，俄国社民党的这一派走到了比社会革命党还要社会革命党的地步。

五

这样一来，就使俄国出现了“反公正的伪竞争刺激起了反竞争的伪公正”的现象，由权贵资本主义刺激出了“人民专制”。这场“人民专制”带来的后果到了90年代以后，俄国又一次面临着从“人民专制”返回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这里我们感觉到中国目前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是虚假的。但是，真正的矛盾是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应和“寡头主义”划清界限，二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应该和民粹主义划清界限。

我的一个提法是：“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针对寡头主义的辩护者，我们要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公”的原则;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提出“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的原则;针对寡头主义，我们提出的是“产权改革”要民主的原则;对于民粹主义我们提出的是“管理改革”要集中的原则。

寡头主义反对乌托邦却不反对强制(化公为私的强制)，而我们强调旧体制的弊病不在于乌托邦，而在于强制。因此告别旧体制不是告别乌托邦，而是告别强制。

反之，民粹主义反对市场，但也不反对强制(化私为公的强制)，而我们认为现在的弊病，并不在于市场，仍然在于强制，因此现在不是要限制市场，而是要告别强制。在如今的改革中为市场辩护和在评价过去的体制时为乌托邦辩护，都有一个中心观点，就是反对强制，也就是维护自由。反对强制的自由，是关于自由的低调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的理解不限于这个低调，但仍是以这个低调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承认自由不仅仅是反对滥用强制，但首先是反对滥用强制。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强制性的化公为私，反对“权贵私有化”，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强制化私为公，反驳“人民公社就是经济民主”的说法。

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不公正的伪竞争;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反竞争的伪公正;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坚持起点平等，过程公正，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对“结果平等，主人恩赐的公正”持坚决反对态度;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以“交易优先”为由，否定诺齐克正义原则，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以“社群主义”来否定罗尔斯正义的做法。

总之，第一，我们反对原始积累、用强权进行的积累;第二，我们要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中竞争，应当指出：由于中国现实中存在的这些真问题，因此，不管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还是自由主义理论，都面临着挑战，中国人要有自己的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中国面临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先例的过程。第一，中国并不是在传统私有制国家的基础上，而是在公共资产为主的基础上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对政府的要求和传统私有制国家不同。传统私有制下国家搞市场经济，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说，对政府的要求就是一个有限政府。所谓有限政府就是不要多管闲事的政府，大量的事情由市场解决，政府只限于维护市场，只限于当竞争场上的守夜者，至于这个政府是不是民选的，这与市场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认为民选的政府就是有限的政府，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民选的政府也可能什么都管，世袭的政府也可能无为而治。这两种情况我们在历史上都见到过。对传统私有制基础上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只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建立市场竞争机制的规则，再无须解决其他问题。

中国则不同，由于她是在公共资产高存量基础上通过产权改革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除了要建立市场竞争的秩序外，更重要的是面临产权或交易权初始配置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中国这样的国家面临着“卖方缺位”的问题，就是说以公共名义持有的资产要进行一场交易，而这场交易不是由所有者来进行交易，因为所有者是公众，并不是有权的人，有权的人只是公共资产的“看守者”。严格地说，他们没有交易资格，因为他们不是所有者，但是由于技术的原因，所有者――公众不能直接参与交易，这样就产生了代理交易的需要。在这样的改革中，人们就不能仅仅要求政府是个少管闲事的政府，而且还要求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严格的委托代理交易机制。第一，做这种交易，政府要取得公众的授权。第二，政府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只有在这两个条件下进行的产权改革，才是公正的改革，否则就容易沦为看守者监守自盗。这种公众选择代理，监督交易的机制实际上就是政治民主制。在这种条件下，自由主义立场与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就更易于取得一致。在传统私有制国家，自由主义也许比较强调市场竞争的自由，而对政治民主的兴趣相对较小。相反，社会民主主义在那里要强调起点平等就有个“劫富济贫”的问题。传统私有制国家，在漫长的积累过程中，起点已经不平等，从头开始就要搞革命，人为地恢复一个“平等的起点”，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社民党的“平等理念”，这一点自由主义就不会答应。

中国当代社会问题报道研究 篇7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进入全面转型期和最为关键的盘整期。在经济成功、硬件发展的同时, 道德滑坡、软件滞后等问题日益突出。系统全面地剖析关于社会问题报道的以上问题, 是新闻传播工作者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重要实践活动, 且利于加强和改进社会问题报道。

一、社会问题报道的前提及当代中国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

在研究社会问题报道之前, 需要先弄清什么是社会问题, 亦即如何界定社会问题。关于此点, 美国学者乔尔·查伦曾提出三点标准。即, 此问题要有社会起源;影响的人数必须众多;对社会造成了伤害。分析这种观点, 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点, 一是诸多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模式只适合于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二是这些模式因自身存在不足, 不能很好地运行。笔者在此基础上, 认为构成社会问题需具备五个要素:首先, 现实社会中必须有一种或多种现象发生失范;其次, 这些现象的失范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甚至伤害了相当数量社会人群的物质或精神生活;第三, 这些现象的失范引起了社会多数成员的密切关注;第四, 相对来说, 这些失范现象的持续时间都比较长;第五, 这些现象失范的控制和消除必须动用社会力量, 但由于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会做出不同的评判, 因此对其的解决方案也难以达成一致。

基于以上论述, 考察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 可以清晰地看到, 我国正面临着以下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一, 环境污染严重。当前, 我国的环境状况局部有所改善, 但整体仍在恶化。不少地区片面追求GDP, 边治理边污染, 治理速度赶不上污染速度, 前景堪忧。其二, 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当前, 学术界多有人士认为, 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 超过警戒线。其三, 腐败大案层出, 反腐任重道远。相关国家机构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反腐, 但腐败大案仍然不断出现。其四, 社会心理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承受的心理压力太大, 近年来, 中国的自杀人数不断上升。同时, 弱势群体的待遇问题、迷信问题、个人心理卫生问题等, 也不断显现出来。其五, 道德滑坡现象严重。当前, 受过度功利化、物质化思想的影响,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极为冷漠,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现象尤为常见;诚信与关爱, 正义和公平正在受到严重考验。可以说, 传统价值观念逐渐失去, 但新的主流价值标准和信仰尚未建立起来。其六, 由于农民失去土地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从有关学者的调研数据中, 可以得到明证“按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算, 目前初步认定全国有约4000万失地农民” (1) 。另外, 就业难问题、金融问题、资源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全球化问题等都是各界较为公认的社会问题。

二、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报道中应具备的精神内涵

众所周知, 根据社会问题自身与新闻报道的特点, 在社会问题报道过程中, 不仅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和技巧, 还要将某种精神内涵贯穿其中。对于当代中国而言, 社会问题报道应具备的则是人文精神, 即, 始终从人性关怀的角度出发去采访与报道问题。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 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及命运的维护、追求与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 (2) 。胡锦涛总书记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方面对和谐社会内涵进行的高度概括, 与此可谓极为吻合。因此,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不仅需要而且能够充分体现人文精神。新闻媒体与从业者对社会问题的报道, 应将此点彰显得淋漓尽致。

(一) 以对人的关注作为社会问题报道的出发点

这里所讲的“对人的关注”, 不是指对某个人或某个利益集团中的人的关注, 而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 对于所有群体的关注。亦即, 对于处于社会问题中的各方, 不论是那些被动的受害者, 还是那些主动的既得利益者, 我们都应关注——既关注那些问题制造者, 找出症结所在, 促成其改进;更关注那些后果承担者、利益受损者, 了解其生存状况, 帮助其解决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 对社会问题的重视就是对人的重视。我国媒体对社会问题报道的价值, 归根结底也在于推动人的进步, 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而新闻工作者要做到将对人的关注作为社会问题报道的出发点, 得时刻着眼全局, 从大局利益出发, 以公正客观之心面对每一个问题及其中的人, 而不是从媒介、记者的局部或个人利益出发, 片面追求社会问题报道的轰动效应, 以便组织或个人出名得利。实践也证明, 只有那些真正客观公正、关注人生、胸怀坦荡的媒体和新闻工作者, 才能树立公信力, 赢得公众的信任, 并为解决社会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议。

(二) 以对人的关怀作为社会问题报道的过程

从总体上讲, 这些为人所关注和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实质就是具体的人的问题。对整体的关注, 其落脚点就在于对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关怀上。在整个采访与报道社会问题的过程中, 新闻工作者应对每个人尤其是弱者充满关爱, 才有可能赢得他们的信任, 使矛盾得到及时化解。

(三) 以促进人的发展作为社会问题报道的终极目标

社会问题报道中体现人文精神的落脚点在于实现人的不断进步, 塑造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目前我国公众对解决社会问题的信心较差, 社会舆论环境对此亦尚缺乏宽容与涵养。因此, 对一些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的棘手问题, 新闻工作者应当利用采访、前期调研等机会积极进行协调, 缓解矛盾, 能内部解决的问题不必过多公之于众。对典型事件进行报道, 其度也在于能引起社会关注并促成问题的解决即可。对问题的过多报道易引起受众反感和焦虑, 导致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产生。

三、社会问题报道的功能与突出议题

利益多元化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之一, 由此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其中, 不同阶层有着不同利益诉求, 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诸多社会问题或冲突的原因之所在。时下的问题是, 在缓解社会问题的政府决策过程中, 民众的意愿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呼声还不能被充分表达出来。而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 则在于群众表达意愿的渠道还不够通畅与多元。基于此, 笔者以为, 主流媒体应当加强和改进对社会问题的报道, 以便拓展群众性利益表达渠道, 这也是促进决策民主化的一条有效途径。

当前, 我国在群众性利益表达方面, 机制尚不十分健全, 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也不十分通畅。鉴于此, 主流媒体更应为普通民众表达利益搭建好有效的平台。邓小平曾多次强调:“群众有气就要出, 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 有说话的地方, 有申诉的地方……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人民代表大会上, 政协会议上, 职工代表大会上, 学生代表大会上, 或者在各种场合, 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 有气就能出。” (3) 就说明了此点尤为重要。当然, 反映普通民众的意愿与呼声并非社会问题报道的全部内涵, 但主流媒体注重监测和反映民意舆情, 依法保障普通民众的合法话语权, 则是在践行社会问题报道的题中之义。

同时, 笔者认为, 就当前而言, 应当把呼唤社会公正作为社会问题报道的突出议题。而提出此点也有着充分的依据。经济层面, 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基尼系数已突破警戒线, 此点前已述及;社会层面, 中国不仅存在着数量惊人的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而且作为社会主体的工、农阶层也有明显的弱化趋势。这些一定程度上都与社会公正缺失密切相关。此种情况下, 能否实现社会公正则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党和政府多次明确提出并强调,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要反对平均主义, 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 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摘自《党的十六大报告全文》) 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对于公正与效率关系的表述较先前有了显著差异, 明确区分了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所属的不同领域。简言之, 追求社会公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明确目标, 也是社会问题报道的应有功能和重要议题。

四、如何做好社会问题报道及受众心理引导

通过媒介的正确议程设置和得当报道, 可以彰显媒介作为社会管理软性手段的功能, 实现媒介的社会责任。因此, 研究如何做好社会问题报道并做好受众心理引导很为必要。

首先, 应直面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 不回避, 更不掩盖。只有先做到此点, 才可能不断地发现社会问题, 进而深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为职能部门提供信息, 建言献策。其次, 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反映民意、舆论监督、化解矛盾与稳定情绪方面的社会作用, 因为“新闻机构不是社会机构的替代物。它就像一盏探照灯的光束不停地四处移动, 把黑暗中的一件又一件事情暴露出来”。 (4) 第三, 恰当把握好社会问题报道的“度”, 化解社会矛盾。对于此点, 我国资深记者范敬宜也曾论及, “这个‘度’大有学问。什么时候需要旗帜鲜明, 什么时候需要韬光养晦;什么时候需要直截了当, 什么时候需要委婉曲折……什么时候需要大声疾呼, 什么时候需要点到为止;什么时候需要快速反应, 什么时候需要三思而行……都要根据不同的形势、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时间, 灵活处置。” (5) 反之, 只能是适得其反。第四, 社会问题报道具有很大的震撼性, 因此要注重媒介话语公正, 对社会问题的报道既不能缺位, 也不能过度诠释, 否则将加剧社会偏见和受众认知不协调。

总而言之, 对社会问题报道的效果关乎媒介责任感与社会影响力, 是媒介获得公信力与生命力的保证。社会问题报道应充分反馈民意、贴近民生, 安抚民生, 对社会心理的缓解与调适起到积极作用。此外, 要在正确引导舆论中加强舆论监督, 满足受众的知情权、话语权和媒介接近权, 使受众的不满和诉求有畅通的表达渠道, 促进社会稳定。

摘要：中国当前存在着诸多社会问题, 主要表现在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心理问题日益突出, 以及就业难等方面。中国社会问题报道应贯穿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拓展群众性利益表达渠道是中国社会问题报道的主要功能;呼唤社会公正是中国社会问题报道的突出议题。直面存在的社会问题, 正视媒体作用, 恰当把握好社会问题报道的“度”, 正确引导受众心理, 从而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 极为重要。

关键词：社会问题报道,人文精神,利益表达渠道,社会公正

参考文献

①崔欣.社会问题与社会问题报道思考.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 2006年, 第1期.

②叶朗.人文精神的坚守与呼唤.人民日报 (海外版) , 2001年1月2日.

③邓小平文选 (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273页.

④ (美) 雪莉·贝尔吉.媒介与冲击——大众媒介概论.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第333页.

浅析当代中国信仰危机问题 篇8

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产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开始于“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使人们慢慢的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和猜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低潮和失败，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事件，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冲击。在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各种外来文化的冲撞，使相当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抱怀疑甚至是持有否定的态度。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己经发生动摇，并且己经产生了一种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当前我国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整个社会处于高度优化整合阶段，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在这种日新月异发展的环境下，人民以前建立的旧的信仰体系与现实生活发展阶段出现不符合、不适应，信仰问题由一元独存变为多元并存，客观上给人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旧的信仰体系需要调整，新的信仰体系亟待建立，这就使社会陷入了信仰危机之中。

信仰体系的缺失是造成信仰危机的根本原因。我国当前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坚持以公有制为主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思想，在客观上推动了多元思想的发展和传播。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发展，为各种信仰传入我国架设了桥梁。使人们能够直接接触到世界的各种信仰，从而催生了多元信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前社会现状发展不同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社会主义。然而资本主义在二战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断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繁荣的景象。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拉大，富二代、官二代等问题给社会秩序带来严重骚乱。很多人对社会主义产生了疑惑，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进而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严重。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践行者。然而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部分共产党员却被金钱俘虏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为了能够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损害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巧取豪夺、贪图享乐，以权谋私，成为党风廉正建设实践中的罪人。在人民群众当中造成不良的影响。使人民对党失去了信心，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信仰陷入危机。

要改变当前信仰危机的现状，增强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就需要我们认真努力去践行以下几点：

一、科学的对待当今社会信仰多元化的趋势，帮助人民树立正确积极的信仰

信仰的选择不单是个人的事情，它与当前社会的主流信仰有关。在当代社会，特别是在我国，人们选择信仰是有前提的。建国以后，我国的主流信仰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所以就要求个人正确信仰的选择应该是与主流信仰一致的。但是，每一个社会形态中除了主流信仰以外，也会存在非主流信仰，而一部信仰的历史就是主流信仰与非主流信仰矛盾、斗争、转换的历史，是“破”与“立”的历史，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也不例外。那么，既然马克思主义信仰一直是我们的主流信仰，个人的正确信仰又应该与主流信仰一致，我们的社会信仰和个人的信仰就不应该存在问题，或者说，所谓的信仰危机、信仰失落就不应该出现，信仰的重建问题也不会提起。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与时俱进

时代在不断的前进，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内容也要不断的更新和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指明发展的道路。任何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真理。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邓小平理论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却并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其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一国两制”的决策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判断等，运用了富于时代感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开拓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根据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思考、总结，进行理论创新，使理论能更好地解释现实，符合现实，指导现实。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正迎合了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思想的解放，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日益强盛，这些客观实在的效果使人们相信作为马克思主义继承与发展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蓬勃的生命力，所以当前的人们比以前应该更有理由信仰马克思主义。

三、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净化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社会环境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切实的为人民谋利益，坚决与腐败等严重败坏党的威信的丑恶现象做斗争。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对马克思主義信仰的动摇是腐败分子堕落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党员入党动机不纯、共产主义信仰立场不坚定，腐化堕落，严重地影响着党的纯洁性，损伤着党的威信。因此，必须严惩腐败分子，确保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时时刻刻警惕各种不良思想对我们社会主义肌体的侵蚀，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占领人们的信仰阵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反腐败斗争中已取得了很大成就，清除了一些腐败分子。但还必须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反腐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我们一定要对腐败问题常抓不懈，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