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分化

贫富分化（共12篇）

贫富分化 篇1

贫富分化现象是历朝历代均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 它涉及国家之兴盛存亡、社会之安定以及民生之安危, 辽朝亦如此。目前学界尚无以辽朝的贫富分化为专题的研究性著作及论文问世, 只是在一些断代经济史类论著中零星涉及。本文是为“初探”性质, 难以展现辽朝贫富分化现象的全貌, 仅试从辽朝贫富分化的形成原因以及政府对策两个方面作一分析, 以求教于方家。

一、辽朝贫富分化的形成原因

本文以辽前期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916年至辽穆宗执政末年969年) 、中期 (景宗、圣宗两朝, 即969年至1031年) 和后期 (兴宗1031年至天祚帝亡国1125年) 为线索, 试对不同历史时期贫富分化的主要形成原因做一系统梳理。

1. 辽前期贫富分化的形成原因, 战争掠夺。

辽前期, 战争掠夺对于富裕阶层来说是一种正常的营生, 也是最直接获取财富的手段。契丹建国初期刚刚由部落联盟发展为国家, 仍保留有战争掠夺习俗。尤其是, “打草谷”作为一种给养军队的主要方式而长期存在, 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由于史料的缺失, 掠夺所得总额难以估计。但根据《资治通鉴》里的记载:“时晋安寨马犹近五千, 铠仗五万, 契丹奚取以归国”, “初, 杜重威既以晋军降契丹, 契丹主悉收其铠仗数百万贮恒州, 驱马数万归其国”;等等。可推测出, 辽太宗一朝掠夺所得总额之多。值得强调的是, 辽前期, 还保留有军事行动之后, 统治者将掠夺所得的财物、人畜赏赐给诸将士的习俗。所赏物品种类繁多, 包括绢帛、牛羊、药物、马匹、奴隶等等。辽太宗耶律德光将龙凤赭袍赏赐给在灭后晋战争中战功卓著的赵延寿, 还将汉兵赐给他, 曰:“汉兵皆尔所有, 尔宜亲往抚慰”[1]1248。有关于辽前期赏赐的记载繁多, 恕不一一罗列。军事行动后将俘虏分配给从军的将士后, 他们通过给主人劳动来换取生存必需品的同时, 也给主人创造了巨额的财富, 且远远超过了赏赐本身所得。然战争掠夺所得之物大部分归契丹族高级将领所有, 这些财物直接转化为个人财富, 实现了个人财富的迅速增值。而普通将士所得则是有限的, 由此造成了契丹贵族和普通部民之间的贫富差别。中后期, 随着对外战争的减少, 尤其是, 澶渊之盟签订后, 辽宋之间保持了一百余年的和平。加之, 统治者为了安定民心、稳固统治, 也严禁士兵掠夺民产, 对外掠夺已不再是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

2. 辽中期贫富分化的形成原因, 赋役负担不均。

辽朝沿袭了唐以来的两税法, 行于幽云地区。除正税之外, 辽政府还向幽云地区的人民征收一系列的附加税, 加重了贫苦人口的负担。此外, 辽朝的徭役种类繁多, 主要有军役、戍边、侦侯、治公田、杂役、运输、筑路、修堤、生产等。诸多徭役之中, 最重的当属戍边之役。《辽史·耶律昭传》记载:辽圣宗统和年间, “夫西北诸路, 每当农时, 一夫为侦侯, 一夫治公田, 二夫给糺官之役, 大率四丁无一室外。刍牧之事, 仰给妻孥。一遭寇掠, 贫穷立至。春夏赈恤, 吏多杂以糠粃, 重以掊克, 不过数月, 又复告困”。《金史·食货志》记载:“辽人士庶之族赋役等差不一”, 反映了辽朝的赋役征收原则是以贵贱为等差的。契丹贵族、少数民族部族首领享有免役特权, 而国家的赋役是有定额的, 为了完成国家交给的赋役任务, 州县长官将这部分赋役负担悉数转嫁给其他贫困之家, 不堪重压的平民破产沦为农奴、部曲, 成为隐户, 致使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

3. 辽后期贫富分化的形成原因。

(1) 自然灾害频发。“辽代后期共有自然灾害记录67次, 发生于道宗时期的为49次。可见辽代中、后期的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要比前期高, 而后期的自然灾害发生率最高—133次自然灾害中, 后期为67次, 占灾害总数的五成以上。辽道宗统治的近半个世纪 (1055—1101) 里, 自然灾害尤为频发, 占辽代全部自然灾害的四成左右”[2]。灾害影响区域之广、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之多, 无法用数字来衡量。广大贫困人口一旦遭遇自然灾害, 辛辛苦苦一年的成果便付之东流, 但这对富裕阶层的影响则是微乎其微的。 (2) 政治腐败、贪污受贿而致暴富。辽后期, 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 统治者昏庸腐朽, 政治日益腐化。官场腐败是政治腐败最主要的体现, 李处温为宰相短短数月内, 便敛财“钱七万缗, 金玉宝器称是”[1]345。官员从事高利贷活动也是政治腐败的一种重要体现。高利贷是一种最为残酷的经济剥削手段, 可使放贷者在短短时间之内“十倍其息”, 而借贷者为偿还贷款“鬻子割田”而“不能偿”。《辽史·道宗纪》中记载:清宁三年 (1057) , “禁职官于部内假贷贸易”;大康九年 (1083) , “禁外官部内贷钱取息”。反映了辽朝官员从事高利贷活动之猖獗, 皇帝虽然下诏明令禁止, 也无法彻底制止。官场腐败最坏的影响是导致权力愈加集中化, 阻碍了底层民众向上发展的渠道, 贫富阶层的成员朝固定化方向发展。

二、辽政府所采取的对策

1. 发展农业生产。

辽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 自太宗耶律德光起, 便积极地督促各级官员发展农业生产, 并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 推广并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 尤其是铁制农具。1993年, 7件辽金时期的铁犁铧于河北滦平县出土, 辽朝农业器具的发展程度可见一斑。二是, 保护农业、粮食以及开垦荒地。为保护农业推迟出兵, 对士兵有伤害农作物者处以军法等等。统和十三年 (995) , “六月丙戌, 诏许昌平、怀柔等县诸人请业荒地”[1]146。除此之外, 还采取推广农田水利建设, 由国家出资给予耕牛、种子补贴等措施。可见, 辽朝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

2. 实施税收调控。

辽时, 广大平民为逃避沉重的赋役负担依附于豪强地主, 沦为农奴、部曲。他们成为富裕之户的廉价劳动力, 进一步拉大了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的差距。统和九年 (991) , 圣宗开展了大规模的通括户口活动。兴宗时, 北院枢密使萧孝穆向皇帝上奏“请籍天下户口”, 兴宗接受了其上疏。于重熙八年 (1037) 发布了《通括户口诏》云:“朕于早岁, 习知稼穑。力办者广务耕耘, 罕闻输纳;家食者全亏种植, 多致流亡。宜通检括[户口], 并遂均平。”其中, “力办者”指的是富裕阶层, 包括贵族、各族地主。富裕阶层利用手中的特权与经济实力来逃避赋税, 将负担转嫁到自耕农身上。这一措施的实施使通过检括户口来普查户等得以实现, 促进了赋役分配的平均合理, 减轻了广大百姓的赋税负担。此外, 辽统治者还采取了让富者缴纳重税, 减轻贫困人口的赋税的措施。此类税收调节政策虽有一定的效果, 但并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 只有让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富裕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分化。

3. 加强廉政建设。

一般来说, 吏治越清明, 贪腐现象就越少。辽圣宗时期, 制定了多项措施来加强廉政建设, 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控制贪污腐败的作用。如, 辽圣宗曾下令对贪官污吏的惩罚一经查出便永不录用, 曰“察贪酷”[1]141。据《辽史·圣宗纪》记载, “诏北南诸部廉察州县及石烈、弥里之官, 不治者罢之。诏大小职官有贪暴残民者, 立罢之, 终身不录;其不廉直, 虽处重任, 即代之;能清勤自持者, 在卑位亦当荐拔;其内族受赂, 事发, 与常人所犯同科”。由此可见, 辽圣宗时期对吏治的整顿还是较为严格的。但此时, 也不乏贪污者。整顿吏治以加强廉政建设应该说是防治贫富分化的有效措施, 但此举只治标不治本, 并不能够彻底清除腐败, 只能起到防控的作用。圣宗以后, 辽朝由盛转衰, 对廉政建设的重视度降低, 贪污腐败现象也相对多了起来。

4. 推行社会保障制度。

辽朝统治者为缓和由贫富分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 推行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终辽一世, 自然灾害频发。为保证灾民的日常生活所需, 辽政府采取了赈济灾民粮食、布帛和钱币, 减免赋税等措施。开泰元年 (1012) , 圣宗发布诏令:“年谷不登, 发仓以贷, 田园芜废者, 则给牛种以助之”[1]925。此外, 辽统治者还对老弱病残者进行定期的物质补助。推行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贫民的基本生活, 此举虽然有一定作用, 但这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富分化, 只能是一种临时防治行为。

分析辽朝贫富分化的形成原因, 土地国有政策的实行是根本原因。辽朝推行土地国有政策, 将土地占有形式划分为:国有土地, 契丹皇族、贵族与汉族大地主所有的土地, 寺院土地以及平民所有的土地等, “实际上是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态, 导入了一条大土地私有的经营方式, 小农经济已不是国民经济中的主要形态”[3]82。此政策的推行使得绝大部分土地掌握在皇室、契丹贵族、寺院和地主手中, 广大平民只占有少量土地或根本没有土地, 从根源上拉大了贫富差距。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幽云地区的土地买卖所造成的土地兼并, 促成了辽代戍族地主势力的发展。比如, 归化州张氏家族, 就是通过土地兼并发展起来的。但有辽一代, 土地兼并并不严重。此外, 权利的集中化也是造成辽朝贫富分化形成的重要原因。正所谓“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权力、财富集中于特权阶层之手, 并以家族传承的形式延续下来, 使得富裕阶层的人口日益固定化, 而下层民众向上发展愈加困难, 无法翻身。

参考文献

[1]脱脱.辽史[M].中华书局, 1974.

[2]蒋金玲.辽代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基本规律[J].东北师大学报, 2002 (3) .

[3]任爱君.辽代地主阶级集团发展形态新探[J].社会科学辑刊, 1995 (6) .

贫富分化 篇2

关键词： 市场经济 税收 支付转移 界定

一、贫富分化现象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我国自1992年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至今，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效率经济，它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使得原材料、劳动力、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等社会资源源源不断的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从而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优胜劣汰，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生产水平的不断发展。

然而社会总资源是相对一定的，它过多的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必然使更多的效益不大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得不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会资源，由于得不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会资源，使其效益更加相对不大好，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增强环路，如图一所表示，必然导致地区、行业和个人之间的贫富分化，而且贫富差距又逐步拉大之势。

所以说，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出现的副产品，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贫富的相对差距会越拉越大。这恰好验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句话：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市场经济当然也不例外。

二、贫富分化的拉大并不意味着穷人越来越穷

我们已经知道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他表示贫富两个阶层拥有的财富的差距会越拉越大，但它并不意味着穷人会越来越穷。可以想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制造出来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可供人们使用的资源也会相对增多，水涨船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会越来越高。我国改革开放前后，贫富分化的程度与人民生活水平关系的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美国。市场经济最为成熟的美国是世界公认的贫富分化最严重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度，但在被许多自诩为贫富分化越来越小或致力于消除贫富分化的国度里视为高档消费品的汽车等，在美国大众眼里只是一件两三年一换的生活必需品而已。

三、中国贫富分化现象产生原因及解决之道

前面已述，贫富分化现象的产生是市场经济作为效率经济而存在的产物，是附市场经济而生的，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没有贫富分化。所以，合理的贫富分化是必须的，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

而且中国目前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还不成熟，体制和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因而出现了其它的一些不合理的人为地贫富分化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１、市场经济的体制与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导致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人为地极大的阻碍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使得一些信用差、品质差、道德差的个人与企业大发横财，而一些信用高、品质好、道德高的个人与企业则深受其害，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导致了人为地贫富分化。

２、个人所得税及其征收方法的不合理。本来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之一，个人所得税的出台的初衷，是为了缩小贫富分化现象，体现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原则。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及其征收办法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的发展。首先，其８００元的起征额，这一规定已经违背了个人所得税出台的初衷。其次，其由所在单位代缴的办法只是约束了工薪阶层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行为。而对作为高收入的民营企业主而言，则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高收入人群缴纳所得税与否和多少，往往是靠觉悟而非约束机制来决定。这就造成了高收入人群纷纷逃税的漏税的现象。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所征收的所得税款中，工薪阶层所交纳的税款占７０％以上，这严重违反了经济学原理的２０／８０原则。这就使得个人所得税法成了“劫贫济富”的工具，人为地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

３、法律上对民营企业主公私财产界定的混乱。众所周知，企业所得税率要远远小于个人所得税率，而对民营企业主而言，企业及全部或大部分为其所有，由于法律上还没有对其公司财产界定的规定，往往使人很难分辨出哪一些是其个人资产哪一部分是其企业资产，因而使很多所谓的民营企业家钻了法律的空子。他们往往用公司的钱来购买家庭或个人所需的汽车洋房等高档奢侈品，伺机大量偷、逃个人所得税款。因此出现了一些民营企业主一边每月只拿着一两千元乃至数百的低薪，一边却开着凯迪拉克，住着这西式洋房，并且还为此津津乐道的怪现象。

诚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贫富不断分化的现象的产生是合理的，但从长远来看，随着贫富的不断分化，财富越来越多的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将会使越来越多的人丧失购买力，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购买力锐减，进而减弱经济的发展后劲，影响经济的良性发展，甚至会引发大规模的经济恐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倒退；而且，从政治上来看，持久的非合理的过于分化的贫富差距会引发很多的政治矛盾和社会危机，进而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因而，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政权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贫富分化控制在一个动态的合理的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如何真正有效的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定论。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解决路程来看，在分配领域，由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在这一块所起的作用不很明显。所以，要想对贫富分化现象进行有效的调节，只能在再分配领域通过税收和支付转移两大杠杆予以实现。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１、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打破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其他一切不符合市场原则的行为，保护一切符合市场规律和原则的行为，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使各项经济活动能够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下健康运转，让一切以身弑法的个人和行为撞得头破血流。

２、改革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征收办法。作为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其调节贫富差距的强烈手段之一，个人所得税法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但必须加以改革和改进。首先，因提高其征收最低额度８００元的起征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显得太低，违背了出台此法的初衷。因此，笔者建议适度提高最低征收额度。其次，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重点应该放在高收入人群上，应通过建立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档案、缴费档案和信用档案的方式，建立起对高收入人群的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从而从最大限度上避免其逃税、漏税行为。

３、从法律上界定民营企业主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通过财产界定避免一系列看似合法但极不合理的现象的蔓延，使得高收入人群特别是民营企业主们能够按照规定足额缴纳其应缴的个人所得税款。

４、建议开征消费税和遗产税。作为在分配的强力手段，遗产税和消费税的征收，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非常普遍，而且事实也证明是一个很好的解决之道。通过对高档消费品（亦即奢侈品）征收消费税和对继承超过一定额度的财产征收遗产税，一方面可以调节过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高收入人群特别是民营企业主把通过直接注资或设立风险投资的形式把自有资金更多的投入到第一、二、三产业中去，从而形成有效市场，进而促使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性循环。达到一个良性循环。另外，遗产税的开征，还可以避免“一代创业，富及几代”的怪现象，更加体现社会的公平性原则。

５、加大对相对低收入人群的支付转移。通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的投入，逐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加大对相对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能力，这样，从经济上可以切实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缩小贫富分化的差距，从政治上讲，可以消除很多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利于国家的稳定，为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提供保障。

四、小结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政策的出台都不是单方面的。以上几点建议并不是刻意为了缩小贫富差距而缩小贫富差距，更不是为了劫富济贫。作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的手段，它应该时间古井可能的减少不合理的拉大贫富差距的因素与促进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尽可能的挤掉其水分，使贫富差距更加合理。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治社会的到来，中国的贫富分化将会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激情与速度”警示贫富分化 篇3

随后，真相不断披露，从“车主系无业人员”到“炒股赚钱买豪车”，从“父母系普通股民”到“母亲为油企副总”。比起电影，这倒更像是一部扑朔迷离的大片了。第一波追问法律责任、呼吁依法惩处的舆论过后，更多人开始关注此事背后的社会问题。的确，无论是电影里还是现实中，豪车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指向现代社会里的皇帝新装——财富。

这些年来，围绕财富的话题，无疑最能挑动社会的神经。“土豪”一词从热词变成常用词，“做朋友”已经远远不够表达艳羡之情，网友们纷纷对着“首富”之子王思聪叫起“老公”。晒包、晒表已经不算什么，晒车、晒房才是真“土豪”，北京流传着某高档小区地下停车场豪车云集，“奔驰宝马在这里瞬间变低档”的说法。财富更是牵出权力的腐败，让官员们纷纷落马。作为如今的中心话题之一，财富联系着地位、身份、权力，甚至关系到生活、爱情。

毋庸置疑，这是当前中国的真实图景：城市光鲜的高楼大厦背后，仍有蚁族、北漂寄居于潮湿阴暗的地下室；粮食产量年年攀升的沃野中，还曾发生老人死后留守孩子伏尸多日的惨剧。前几年在采访中曾见过一对母子，十数年都住在不足办公室一个工位大小的房间中，有精神疾病的孩子最大的愿望是晚上能躺着睡觉。这样的斗室，与招摇过市的超级跑车，虽然都是极端个案，但也恰如评论所言，“它像是畸形的镜子和尺子，让很多人以特殊方式看到了社会不公”。

不仅仅是直观图景。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去年，中国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469。虽然这一系数自2009年以来连续6年下降，虽然关于这一系数有着不同的声音，但其反映的贫富分化问题，仍应该警惕。现实中，除了城市中的贫富差距，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地区之间，也存在不少差距。而“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之下，现有倒陀螺型的社会结构，很可能变成哑铃型甚至金字塔型。而中产阶级壮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才是公认的“稳定态”。

这样的贫富分化，从两个层面给中国带来伤害。一方面是“人比人，气死人”，贫富分化带来的被剥夺感，消解了改革发展带来的生活改善，这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古语中蕴含的治理智慧。另一方面，贫富分化也在某种程度上侵蚀着执政的根基。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是抱怨政府政策导致贫富差距加大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有43%的人将主因归咎于此。相比之下，44个受访国平均只有29%的人认为政府政策是罪魁祸首。

当然，贫富分化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对此，邓小平的设想其实也是“三步走”。第一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步是“以先富带动后富”，第三步则是“共同富裕”。中国已经走完了第一步，随之而来的第二步、第三步，正是我们当前需要推动的。在今年两会上，习近平“念念不忘”的一个问题就是扶贫。而回顾这几年习近平每次新年第一次考察，更可看出其中深意——2015年的云南，2014年的内蒙古，2013年的甘肃，都是老少边穷集中的地区，这样的安排，本身就体现出工作中的公平导向。

今年要制定的“十三五”规划，直接对接着“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愿景。在更宏大的视野中，飙车事故显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社会新闻。但这一事故背后的社会心理状况、社会结构图景，却是一个警示。处理好远处已经亮起的红灯，才能让全体中国人的前行拥有“速度与激情”。

贫富分化 篇4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失业,贫富分化,思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它来自于现实, 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 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他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没有, 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下面, 仅对政治经济学的失业、贫富分化问题谈谈个人的认识。

一、失业问题, 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 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马克思的失业理论有严密的逻辑内涵和关系:资本为了追求最大利润, 通过剩余价值特别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迫使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大量的产业后备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排挤出大量的失业工人。在资本积累过程中, 社会分工、产业结构的调整, 对单个工人内涵的剥削, 资本结构的变化都是造成工人失业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失业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根源、形成失业的原因、造成失业的手段、失业的表现形式以及失业的社会后果。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 (相对人口过剩)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 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现象。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当时存在着严重的“隐性失业”, 但这只是描述在计划体制下, 工人劳动效率低, 未能发挥出劳动力应有作用的状态。根据国际劳动组织关于失业、就业的界定, 以及世界各国对失业的界定和统计口径, 特别是根据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失业内涵, 这种“隐性失业”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失业。改革开放后, 我国失业问题日益突出, 大量失业现象难以用一般的理论来解读, 这也是学者们观点不同的重要原因, 也是我国失业问题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原因。

不可否认, 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创立于100多年以前, 而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形势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 已发生很大变化。这个时差障碍成为其解读中国当代失业问题的困难之一。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 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 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 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 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 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因此, 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 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 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 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 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 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 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 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与社会制度无关, 资本主义存在, 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二、贫富分化问题, 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 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 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 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 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 亿万富翁;同时, 在无产阶级这一极, 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 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贫富分化现象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效率经济, 它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 使得原材料、劳动力、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等社会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 从而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促进优胜劣汰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生产水平的不断发展。然而社会总资源是相对一定的, 它过多的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 必然使更多的效益不大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得不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会资源, 由于得不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会资源, 使其效益更加相对不大好, 如此周而复始, 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增强环路, 必然导致个人、城乡、行业和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 而且贫富差距又有逐步拉大之势。所以说, 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必然出现的副产品, 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贫富的相对差距会越拉越大。

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这就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贫富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贫富分化”本身意味着, 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 客观上存在着“贫富分化”, 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贫富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贫富分化,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贫富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 互为因果, 发展到一定程度, 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 “贫富分化”是最终消除“贫富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 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承前所述, 合理的贫富分化是必然的, 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如何真正的解决贫富分化问题, 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定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是从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和所有制角度讲, 没有把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人放在里面, 认为政府作为守夜人, 不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政府宏观调控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明显。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市场经济还不成熟, 体制和法制建设还不完善, 因而出现了一些认为的贫富分化现象。如何既要坚持市场经济, 还要来解决差距扩大的趋势, 解决鱼和熊掌怎么兼得的问题, 我认为应该在市场经济里,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发挥好政府的职能, 政府要有看得见的手, 来调控经济, 来影响经济活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2卷.人民出版社, 1975年.

[2]张彦, 吕青.社会保障概论 (第二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3]袁志刚.失业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

[4]高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探析.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2007:6.

贫富分化 篇5

江雪，2015 转载请注明出处

摘要：我国自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 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过程中, 居民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 突出表现在地区差异和城乡差距上。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对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贫富分化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财富的两极分化，多数结论围绕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展开，且涉及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保障等多个问题。本文也想在此基础上浅析贫富分化的原因及解决途径。

关键词：贫富分化；基尼系数；市场经济；城镇化；腐败

一、我国贫富分化现状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工业发展加快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近30多年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然而，据中国统计部门发布的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看来，2003 年至2008 年的6 年间，基尼系数由0.479一路攀升至0.491，2009 年至2014年的 6 年间，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保障和改善民生措施，基尼系数有所回落至0.469，但依然远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有大量数据证实，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贫富差距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之路遭遇严重的瓶颈。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我国贫富分化主要表现在收入差距，而我国收入差距主要为三个方面：地区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形成收入差距的因素来看，城乡差距起到主要作用。

1．地区差距

从 1980年到 2003 年, 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由50%增加到 59%。人均 GDP, 西部与东部由 1:1.92 扩大到 1:2.59, 中部与东部由 1:1.53 扩大到 1:2.03, 区域差别还在拉大。中国收入差距悬殊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城 1 市，市场经济越活跃，城镇化程度越高，收入差距越大。

2．城乡差距

2001年到201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1年的2.90:1，连续几年上升至3.33：1，直至2013年，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此比率都没有低于过3。2014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28844元，农村居民纯收入9892元，比率也达到2.92，这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巨大，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平。

3．城镇差距

2013年数据显示, 城市居民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城镇居民可支配的全部收入的41.8%，收入最低的 1/5 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8.48%, 后者仅为前者的 20.3%。（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二、贫富分化原因

1．与市场化的关系

贫富分化和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密切相关。当前学者大多认为贫富差距是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随着我国市场化所有制结构与形式的改变，我国的收入分配方式有了巨大的变化，这让许多非劳动收入产生，这是我国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根本原因。邓小平讲过: 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然而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正在下降，在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其的引导和监管不力，造成资本过度剥削，资本积累过快。另外，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是从“起点公平”的不平等就开始了。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主体为了追求私利而自发产生行为，并且不容许自身权利被侵犯，这就构成了一个独立、积极的运作模式，使得市场经济成为高效的经济形态。另一方面，每个经济个体本身都存在差异，比如原始资本的差异，技术的差异等，这些差异必然会导致其创造的财富有差距；在刚进入市场时的资本就不平等，再加上机遇、政策干预，导致在市场经济体系中, 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结果。而且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不平等是使市场经济体系充满活力和具有效率的动力之源。此外，市场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的实行，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市场管理制度和政策的疏漏，都造成了贫富差距的形成。市场经济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带来了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究其原因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要实现贫富差距的缩小，不 能单凭政府加强对市场的操控或是放任市场自由生产，而是必须进一步改革，由国家限定范围，发挥必要的调解作用，实现真正的市场化。

2．城镇化水平低

前文提到，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只是城乡两极分化中的表现之一。这种城乡“二元化”格局已经存在多年，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化进展的道路还很漫长。城镇化水平低，资源配置不合理，城镇与农村在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差距加深了贫富分化，贫富分化又是具有延伸性的，即具有可以向其他除财富外的介质转移的功能。如果得不到有效约束，它可能会向权力、地位扭曲，加剧这些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富者更富，贫者更贫。例如涉及教育时，能接受到的教育资源等级的不同取决于学生拥有的潜在或显态资本，如重点中学绝大部分都位于城镇，而乡镇地区的教育资源严重匮乏；在教育投入方面，有钱的家庭能够负担起“门槛费”，把孩子送进重点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贫困家庭却无法承担。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寒门再难出贵子。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中国目前的国情，盲目地将资源向大城市转移是不对的，大型城市很多资源已经饱和甚至超负荷（如人口），更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因地制宜，努力发展中小城市，稳步发展大城市。

3．不法致富——腐败、逃税、垄断

（1）腐败。改革开放以来，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的案件屡见不鲜。随着十八大的成功举行，各地“老虎”被抓，高管落马，各类腐败罪行暴露，有的官员甚至牵连上亿公有资产，为国家带来不可补救的损失。这些巨款大多来源于受贿，但是行贿者通过行贿从受贿官员处得到的公共资源价值不可估量，这等同于是不法官员将本属于人民和国家的资源“贩卖”，并从中得到巨额利益，行贿者再利用这些通过不法途径获得的资源进行盈利，使得行贿者和受贿者的腰包都鼓了起来，人民的腰包却瘪了下去。这种贪污腐败恶性事件的发生是导致我国贫富分化愈加严重的罪魁祸首，面对如此多的政治腐败案件，笔者不由深思，事后追惩，杀鸡儆猴，必定还有漏网之鱼，为何不能更重视事前的预防？

（2）逃税。数据显示，中低等收入人群竟然承担着个人所得税费中大部分的比例，而那些高等收入人群和企业，占总收入一半以上，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却不 3 到总量的20%；多年以来，诸多的房地产行业巨头们更是在报税榜上排到30名开外。这个独特的群体为了逃税漏税绞尽脑汁，它们让整个征税体制变得尴尬，让依法纳税的人们义愤填膺。而且，逃税并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它不仅取决于逃税者，还有多种决定因素。首先，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让这些人钻了空子，如能把逃税漏税的责任更加明确，惩罚力度加大，相信情况会得到缓解；其次，监管部门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和管理也有很大缺陷，在这方面，可能也涉及腐败，值得深究。

（3）垄断。当前, 中国企业分配及薪酬管理中还存在较多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 垄断行业员工福利多、工资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虽然日前废除了“双轨制”，工资差距大问题得到缓解，但是由于缺乏竞争性，行业垄断对市场健康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并且由于行业垄断盈利巨大带来的职工福利、工资收入的不平等还可能会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汽油行业的国IV标准，提高标准可以促进环保，但由于中石油垄断此行业，不愿制定出更高的标准，改革始终未能成功。此外，多个垄断的企业，每年的雇员酬金成本都在增加，年年“报亏损”，不断将国有财富转化为个人财富，让贫富进一步分化。

三、建议

1．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早期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后来“兼顾公平”的理论已经不再完全适用于市场经济。在综合国力得到提升的前提下，重新建立利益分配关系，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依然应支持西部开发，对于农村，我国应该加大扶持力度，重视农民问题，支持创新和发展新型农业技术，使农民的收入提高，利用科学的力量让农民走上小康之路。此外，建设新农村，应加快城镇化进程，打破二元结构，因地制宜，大中小城市分级规划，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产业结构；对于城市，努力缩小高等与中低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首先，应当建立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避免让垄断行业、国企员工享受与其他同行业员工不同的差别待遇。其次，针对少数的掌握大部分财富的高等收入者逃税漏税情况比较严重，除了可以提高个税起征点以外，还可以制定动态起征点，将生活必需品排除在税收名单外，考虑逐步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收体制，对有特殊情况（怀孕，受伤）的家庭降低收税标 准，此外，还可以建立第三方的税收机制，由个人、组织、机构、政府多方面构成，互相监督。还需要对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彻底杜绝逃税现象。

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与社会救济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很多不足，尤其是在社会福利方面，福利津贴、福利设施和社会服务都达不到高等水平。社会保障最有利的功能就是调控财富的分配，减小贫富差距，但当前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相比城市还不够完善，农民看病难，求学难问题仍然存在，他们的社保权利亟待通过立法来保障；对待城市低收入群体，除让其享有最低生活保障金以外，还可以建立更多的就业培训机构，不仅可以解决他们生活困难的问题，还可促进市场运行与社会发展，进而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数量，减小贫富差。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存在转制成本引发的“空账问题”，养老保障统筹层次不高，缺乏必要的调剂，养老金替代率过高等问题，这都需要各个企业单位以及国家积极调整政策措施，合理规划长远的制度目标，以应对未来可能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高峰。除了这些，还应注意评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进入股市的风险，解决医疗药品价格虚高、工伤得不到赔付以及失业救助、房价回涨等问题。

3．反腐

十八大以来，多起贪污腐败案件的查处在一定程度上对腐败起到了扼制作用。但这些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数众多，且高级官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说明我国存在相当严重的腐败问题。首先，利用立法明确规定腐败惩处的条例，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做到一网打尽。其次，追惩力度再严，造成的损失都很难弥补，做好预防工作，同时加大惩戒力度才有作用，完善监督腐败行为的法律体系，改革内部监督体制刻不容缓。另外，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也是一种重要的手段，这比党内自我完善、党派间监督都来得有效，例如舆论监督、网络监督都是可行的办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注意规范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库兹涅茨在 1955 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论文中，提出了收入差距的“倒 U 假说”。他提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从库兹涅茨的理论看 5 来，中国在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果然正在印证这一说法，但中国贫富分化仅仅是刚有回落趋势，还不足以确证将来会回归正常水平，这就需要政府做好引导工作，积极改革以达到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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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主义和贫富分化 篇6

第一次突变是商业资本主义从传统经济体系中蜕变和崛起，逐渐成为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商业资本逐渐成为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

第二次突变是产业资本主义（又称“工业资本主义”）取代商业资本主义，成为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产业资本取代商业资本成为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

第三次突变则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成为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金融资本则取代产业资本成为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更准确地说，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融合所创造的全球性垄断资本，成为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

上述第一次突变起自15世纪后期，完成于18世纪中期；第二次突变起自18世纪中期，完成于20世纪中期；第三次突变起自20世纪中期，至今尚在进行之中。

两极分化的体系

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40多年时间里，全球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终于从量变实现质变，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决定性地转变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体系。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体系是由两极分化构成的经济体系：即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的两极分化；真实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信用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它们之间互为条件，相互加强，能够很好地解释当今世界各种令人困惑也最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例如，人们经常碰到的经济学课题：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的加速恶化；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日益动荡，资产价格泡沫和泡沫破灭频繁引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物质资本积累速度远远低于虚拟经济增速和虚拟资本的积累速度，真实GDP增速持续下降，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长期衰退和低速增长；各国真实消费普遍疲弱，失业率居高不下，“增长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成为常态；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边际效果大幅度下降，政策空间日益缩小；政府公信力快速下降，普通百姓对政府缩小收入差距、缓解贫富分化、增加就业和改善民生的决心和能力已经严重缺乏信心。

三个两极分化的经济体系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身演变的必然结果。它背后的核心推动力量是人类财富理念的深刻改变，虚拟财富和虚拟资本成为支配性的财富和资本理念。也是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完全信用货币（无锚货币）和浮动汇率时代来临。更是以信息科技和互联网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重塑了全球产业链和产业分工体系。

一切为了资本、依靠资本、来自资本；一切为了股东、依靠股东、来自股东；一切为了市值、依靠市值、来自市值——这是支配当代人类经济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和方法论。

世界经济“脱实向虚”

当代人类社会则演变为公司社会、股东社会、市值社会、虚拟资本社会和资产组合社会（portfolio society）。这样的经济体系并非人类心中的理想国，相反是令人忧虑和让人憎恶的，必然导致政治、社会和生态全面危机。这个体系践踏人文价值，同时缺乏基本公平和正义，亟须救赎和彻底改变。

从更为宏观的立场上看，则是虚拟经济、虚拟资本、金融资产的增速或积累速度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真实经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增速或积累速度。

西方发达国家出现这一奇特现象已经有30多年，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这个现象则是过去10多年的事情。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全国平均房价涨幅超过6倍，一线城市超过10倍，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涨幅却不到3倍，有些地方甚至不到2倍。资产价格的涨幅远远超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工资的涨幅。某些流动性金融资产（包括可买卖的股票、债券、外汇、衍生金融产品等等）的规模和价格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房地产规模和价格的增速。

另外，根据全球多个渠道的统计，自1980年以来，几乎所有金融资产规模（余额或总额）的增速都大大超过实体经济规模的增速。全球范围的流动性金融资产总额与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109%上升到2013年的350%。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总额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12%，全球GDP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却不到5%。以美国为例，2012年美国全部金融资产已经达到GDP的11倍，1980年还不到5倍。

这些统计数据可能没那么准确，分类也不是那么严格，但无论采取哪种分类方法和哪个统计口径，都能够证实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那就是金融资产的规模和价格涨幅，远远超过真实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工资的增长速度。

“脱实向虚”的加速化趋势

今天世界经济的“脱实向虚”现象日益彰显，具体表现为：其一，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其二，金融业的地位从实体经济的“仆人”变成“主人”，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主导和支配着实体经济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和积累，货币和金融市场成为整个市场体系里最具有权力的市场；其三，利率和汇率等最重要的价格信号与实体经济的基本面基本脱节，资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投机和预期决定汇率和利率，它们反过来左右和决定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其四，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的积累速度远远超过真实GDP、人均收入和人均工资的增速，导致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日益恶化。

能够参与虚拟经济投资和虚拟资本积累的人，绝大多数都是那些有能力获得信用资源的富人。富人能够获得信用资源（包括各种银行贷款、基金、债券、股票），同时让信用资源集中趋势日益加深，虚拟经济膨胀日益加速。因为富人的边际消费趋向很低，他们将自己获得的信用资源用于投机炒作和投资，而不是普通日常消费。虚拟经济膨胀得越快，资产价格就涨得越快，富人和普通百姓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大，财富鸿沟就越深。

透析贫富差距 篇7

从基尼系数看, 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 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 已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想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 首先要弄清楚是哪些原因造成了收入失衡。以下因素被认为是收入失衡的主因:

一是政府挤占。政府权力过大,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存在严重失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与政府有关系的企业集中, 向城市集中, 向少数人集中。如享有垄断地位的央企, 在几万亿红利中, 上缴国家的最高也不到10%。

二是劳动所得偏低。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不到42%, 并呈逐年下降趋势。在发达国家, 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 而在中国则不到10%。

三是税制不健全。富人收入越高, 越有资源和关系偷逃税款, 由此进一步增加其财富集聚速度。而本应获得税收支持的中小企业和小商贩却被迫课以重税, 发展速度和步伐缓慢。

四是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歧视。1978〜2007年间,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 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

如果考量一下以上四大原因, 最终可以归纳为一个:经济贫富差距的背后是政治权力的失衡。

看看以上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四大原因, 普通劳动者、农民、中小企业主在公共权力上的弱势, 是他们收入贫瘠的根本原因, 而那些年收入高涨的人群, 无不是政治上的强者, 掌握政策的权力大小决定了收入分配的多少, 谁说了算谁自然得的多。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 社会分配都向穷人有所倾斜, 甚至一些国家在分配上有民粹主义倾向, 政客们用劫富济贫的竞选纲领拼命讨好中下层民众, 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倒不是那些政客们多有同情心和平等意识, 实在是底层民众手中的选票起了作用。穷人手中没钱, 但却握有选票, 这是他们争取利益的根本。

为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缩小贫富差距的鸿沟, 有人提出要开征一些奢侈税, 用税收等手段调控高收入。最近争论很热闹的物业税、房产税也被很多人寄予厚望, 希望能实现劫富济贫功能, 把房价降下来, 让更多的穷人住得起房子。可遗憾的是, 想用这种收富人税的方式改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注定是一种妄想。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决定经济分配的实际是政治权力, 掌握政策的权力大小决定了收入分配的多少。如果这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再搞出多少新政策, 都只不过是一些花架子而已, 受益的总是一部分人, 充其量只是他们变换一种商业模式而已。如果有某个群体想要在收入分配上有所改善, 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凭什么?”要问这个群体究竟有多少干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能力。

论“贫富混居”问题 篇8

1.1 贫困问题与住房保障

贫困问题一直是社会学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缓解贫困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目标。所谓贫困，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是个人或家庭缺乏必要的资源，因而不能达到社会基本生活水准。我国的贫困人口较多，而社会保障则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

住房权是一项基本的经济人权，住房保障政策是社会保障政策的重要组成。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在对中低收入家庭实行分类保障过程中所提供的限定供应对象、建设标准、销售价格或租金标准，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包括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及廉租房。

1.2 贫富差距与贫富混居

收入阶层结构一般属于金字塔型，社会少数群体的富人往往掌握着社会绝大多数的财富，属于社会多数群体的穷人则掌握着社会较少的财富，这样的经济差别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被不断地放大，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社会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也不例外。

贫富差距的存在是社会垂直分化的结果。处于垂直分化中的各个地位群体在根本利益、基本态度、行为倾向、社会表现诸多方面差别较大，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垂直分化所造成的差别即为社会分配不公等。正是社会分配不公等给社会协调和整合提出了更高要求。

1.3 贫富分居的原因

贫富分居是市场作用的结果。首先，贫、富阶层的住房需求有所差异。贫、富阶层由于所处的地位和财富差异较大，对于户型大小、户型格局、公共设施、交通环境等的要求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即产生了住房需求的差异。其次，贫、富阶层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消费群体差异。贫、富阶层由于自身条件的界定，构成了不同的消费群体，形成了多样化的群体购买意向。收入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地区位。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房价差距越大，居住的贫富分离也就越明显。家庭收入的贫富分化，以及相对较大的房价差距，使得居住分异在市场的作用下愈加明显。

同时，某些地方政府的不合理的规划也加剧了居住分异。一是在城市郊区化中对低收入者保障性住房布局考虑不周，仅仅关照人们的居住，却没有关照人们的生活。二是由于我国城市建设法规还不健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使得城市空间的塑造不能完全遵循经济布局规律，某些地区显得无序而零乱。

2. 贫富混居的利弊分析

2.1 贫富混居的利处

2.1.1 有利于减少不公平问题，促进公共资源的公平化分配，防止教育、商业和环境等公共资源的过分不合理分布。

公共资源在贫富分居的情况下受市场作用的影响分布很不合理，由于高收入阶层的居住区位较好，消费水平较高，商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往往偏好于选择高收入阶层，而不是居住区位较偏、消费水平较低的低收入阶层居住区。而通过贫富混居，加强对新社区的学校、医院和公共交通的配套建设，则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改善教育、商业和环境等公共资源的不合理分布，促进公共资源的公平化分配。

2.1.2 贫富混居不再人为地分割贫富阶层，而让他们生活在共同的氛围内，有利于贫困问题的改善。

美国学者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认为，在社会中，穷人因为贫困而在居住等方面的独特性使其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居住方式促进了穷人间的集体互动，却使得与其他人在社会对话中相对隔离，从而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贫困亚文化会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和制度化，进而维持并世代传递着贫困文化和贫困的生活。这一理论虽然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也受到了诸如夸大差异和忽略了穷人内部异质性的质疑，但是却指出了社会文化对于贫困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样看来，贫困混居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贫困问题，有利于促进低收入阶层走向富裕。

2.2.3有利于阶层间的纵向社会流动，缩小贫富差距。

纵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同一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地位的变动。影响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社会结构的性质，即社会结构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如果一个社会在制度安排上不鼓励甚至限制社会成员的流动，那么社会流动的频率和多样性就会受到限制;反之，一个社会中的社会成员流动就会活跃得多。贫富混居实际上就是在创造一种开放的社会结构，鼓励贫富阶层间的成员交流，有利于阶层间的纵向社会流动，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同时，社会网络资源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流动。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人们的社会地位的获得的影响是明显的，即一个人所拥有的支持性的社会关系越多、越有力，则他在职业和地位方面获得成功的机会就越大。在贫富混居中，低收入阶层能获得更多与高收入阶层交往的机会，通过高收入阶层的人际关系、信息网络，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得到工具性帮助，从而帮助他们逐步提高自身的经济地位，缩小贫富差距。

2.1.4 避免形成“城中城”或“贫民窟”，有利于社区的治理。

法国两次焚烧车辆和袭警骚乱事件被认为是“城中城”的市政规划败笔造成的。“富人区”与“廉租区”泾渭分明，使得贫富对立的局面出现———富人不到“廉租区”去，也不对穷人进行帮助;而住廉租房的穷人则仇视富人，往往“以自己的方式”解决生存问题。久而久之，社会矛盾激化，暴力、吸毒、走私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同时，“贫民窟”由于低收入阶层的大量聚居，生活设施落后，犯罪等问题严重，社区治理难度相当大。由此看来，贫富混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形成“城中城”或“贫民窟”，有利于社区的治理和社会的稳定。

2.1.5 不同阶层的混居可以增强他们的相互理解，实现贫富阶层真正的融合，减少贫富差距对于社会稳定带来的潜在威胁。

一方面，低收入阶层受到高收入阶层的积极健康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的影响，能够促进自身的改进。另一方面，高收入阶层通过与低收入阶层交往，能够了解其生活疾苦与发展需求，从而增强社会责任感。通过这种相互作用，可以实现贫富阶层真正的融合，在社区良好发展的基础上，能够减少贫富差距对于社会稳定带来的潜在威胁。

2.2 贫富混居的弊处

2.2.1 贫富阶层由于其消费、文化娱乐等生活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存在着差别，使其对于公共设施和环境的需求有所不同。

如富裕阶层对于社区环境的要求较高，可以接受的服务费用的范围也较大，而低收入阶层则对于社区环境的要求比较低，更希望支付较少的服务费用。再如社区公共配套设施方面，富裕阶层希望社区能配套高档的学校、医院等，而这些机构的高收费却可能使低收入阶层望而却步。由此看来，贫富混居可能会带来以下结果：当贫、富两阶层的需求都在较大程度上得到满足时，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公共需求得不到最优满足，而只能寻求一种博弈下的次优满足;而当贫、富两阶层在一些社区事务上存在着利益分歧时，则很可能会造成矛盾的激化而不利于社区的和谐。

2.2.2 文化融合的困难较大。

社区成员由于人口素质差异较大，职业群体的构成比较复杂，社区成员的来源、经历差异较大，居民观念和生活方式多元化等原因也处于较明显的异化，贫富混居又将社区的异化性大大地提升了。

贫富观念与人们对于贫富差距的归因有很大的关系：当人们认为贫富差距主要是由于个人能力、个人努力等个人原因形成的时，贫富观念可能就比较明显，富人可能会被当做成功者，而穷人则被当做失败者;当人们认为贫富差距主要是社会因素造成的，即社会分工等造就了贫富差距时，富裕阶层更倾向于帮助低收入阶层，而不是歧视;当人们认为贫富差距是在公正、合法的环境中产生的，富裕阶层的财富取得方式合理、合法时，低收入阶层会较为尊重富裕阶层;而当人们认为富裕阶层的财富取得方式存在着较大问题时，很可能就会存在着较大的仇富情绪。我国现在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法治尚不完善的时期，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贫富差距不断地扩大，穷人倾向于认为富裕阶层的财富取得方式存在着较大问题，贫富差距是由于社会不平等造成的，而富人则倾向于认为自己财富的取得是由于自身的能力和努力，这样就造成了贫富阶层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即穷人仇富，富人对于穷人存在着怀疑甚至歧视。

另外，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很注重邻里的选择，从“孟母三迁，断杼择邻”到“百万买宅，千万买邻”都有所体现。但是现代择邻可能更多的是择社区，而富裕阶层选择高档社区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则很可能因为“面子”，这与很多富人的炫耀性消费的根本思想如出一辙。因此富人就很可能对于贫富混居产生一定的抗拒心理。

这样看来，贫富混居可能会带来的结果有：富人对于穷人存在着怀疑甚至歧视，会对贫富混居存在着一定的抗拒心理，同时也对于社区生活缺乏安全感;穷人则抱有一定的仇富心理，对于富人持有一定的怀疑和否定倾向。这样的贫富观念的存在可能会在一些社区事务下引发双方矛盾的激化，不利于社区和谐文化的建立。

2.2.3 贫富混居是在政府的规划下实现的，但是从长远来看混居状态可能在市场的作用下崩溃。

当社区的状态超出富人的忍受程度的时候，社区的吸引力和归属感会大大降低，富人们会购置新房搬去新区或其他居所，而只有穷人们留下，那么贫富混居就不复存在了。西方的“贫民窟”就是从高档社区逐渐变化而来的，是在原来的住户搬到城市里的新区和条件更好的地区后，房子逐渐细分后租给了低收入者，原来的房子的状况也越来越差，从而导致了整个社区的衰落。因此，贫富混居能否长远地走下去，还有待实践的证明。

2.2.4 贫富混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成本，损害低收入阶层的利益。

贫富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高收入阶层生活区的生活水平相对成本较高，处于较好的居住区位的社区更是如此。高收入阶层生活区的生活质量较高，而这些往往是需要负担一定的服务费用，当贫富混居时，低收入阶层也需要对较好的生活环境负担一定的服务费用，这很可能会成为低收入阶层的负担，从而增加他们的生活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他们的利益。

3. 解决方案

基于贫富分居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及贫富混居的利弊分析，在进行社区布局时应采取“大分散、小集中”、“大混居、小聚居”的模式，即在一个较大的区域中实现混合居住，而在其中又能体现一定的分区和距离，即在较小的范围内尽量同质化，而在较大的范围内尽量多元化。

3.1 在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从规划入手，引导混合社区建设，将商品房项目开发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相结合。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优惠的土地、财税政策等要求商品房项目开发中配建一定比例的经济适用住房、经济租赁和廉租房，以使商品房社区能够容纳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混合居住。但是，政府应把规划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项目的配套比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既要保证商品房项目开发的价值，又要保证一定的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3.2 加大公共投入，加强配套设施的建设，促进纵向社会流动，提升低收入居住区的居住环境质量。

对已形成的低收入居住区，政府应制定合理的公共住房政策，加大公共投入，提供健全的服务配套设施，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服务，如学校、道路交通、街区服务配套、文化娱乐活动设施等，改善居住环境。这样，从城市整体来看，就能减少空间分异的负面影响。

3.3 在进行社区建设时，要注意引导形成和谐的社区文化。

社区文化的建设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贫富混居面临着社区文化问题较为明显，应注意和谐社区文化的引导工作。一是通过开展一些文娱活动，促进贫富阶层的相互接触和交流，促进相互理解;二是倡议相互理解、相互谦让的社区文化，促进矛盾冲突的良好解决;三是为贫富阶层提供一个有效交流的平台，使得双方可以取长补短，促进高收入阶层对低收入阶层提供一定的帮助。

3.4 减少穷富对立，加速社会阶层融合。

一是要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二是要畅通穷人致富、变成富人的阶层流动渠道。不断地完善市场机制，加强法制建设，使得富人的财富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所得，穷人通过努力工作就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这样贫富对立的情况会大大改善，对于富人，穷人不仅不会敌视，反而会视其为榜样，并通过努力使自己富有。因此，畅通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为穷人变成富人提供便利的条件，才是贫富阶层和谐相处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王思斌.社会学教程 (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09.

[2]余佳.大都市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应对策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01) .

[3]邓晓莹.浅议城市居住区的分异现象[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 2006, (增) .

美贫富差距创新高 篇9

报告说, 1%最富家庭去年每户税前收入超过39.4万美元, 10%最富家庭每户收入超过11.4万美元。

研究人员赛斯分析, 这些“最富有的美国人”收入去年增长, 部分原因是他们把持有股票变现, 规避今年1月生效的资本收益税。最富有的人中, 公司高管或企业家这类“工作致富”的比例增多, 依靠继承财富享受奢华生活的人比例降低。

电商概念两极分化 篇10

电子商务迅猛发展成为2013年中国经济的一个亮点。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 2013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为9.9万亿元, 同比增长21.3%。其中, B2B规模占77.8%、B2C占18.6%;B2C市场达1.85万亿元的规模, 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7.8%。而在股票市场, 一旦与电子商务尤其是B2C概念挂钩, 便会瞬间拉升, 甚至连续涨停。

电商概念股票被轮番炒作, 但其实际经营状况如何?本刊记者对电子商务类上市企业的2013年财报进行梳理发现, 真实的情况是B2C企业尚难盈利、一些向电子商务转型的传统企业电商部分亏损严重, 而与电子商务密切相关的物流上市公司, 盈利能力则全线下滑。

B2C企业:整体向好尚难盈利

在记者梳理的5家B 2 C公司中, 唯一实现盈利的是唯品会。其2013财年实现盈利3.25亿元人民币, 这也是其首个盈利财年。唯品会一直秉承闪购的商业模式, 唯品会董事长兼CEO沈则认为, 能为在线闪购业务模式奠下坚实基础的主要原因, 在于去年以来公司一直聚焦于提升自身的核心营业能力, 包括拓展和优化产品供给, 提升物流仓储能力, 优化采购和IT基础设施建设。

国内第二大B2C购物网站京东商城去年业绩则为亏损。根据其招股书显示, 京东商城2013年营收为693.4亿元人民币, 净亏损4990万元人民币。虽然京东商城在2013年的经营业绩为亏损, 但是亏损额度已经大幅度减小, 其前两年的财务状况分别为2011年营收211.3亿元, 净亏损12.84亿元;2012年营收413.8亿元, 净亏损17.29亿元。京东商城2013前三季度之所亏损大幅收窄, 主要来自资本开支的大幅下降以及物流配送和营销费用率的下降。在订单数量的规模上升之后, 京东商城自建仓储物流和配送队伍的效果和优势开始逐步显现出来。平均每个订单的物流成本从2011年的23元降低到2012年15.8元, 继而又降到2013年前三季度的13.5元。物流费用占营收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7.4%降低到2013年前三季度的5.8%。

同样在美国上市的当当网, 亏损额度也大幅度收窄。根据财报显示, 当当网去年实现营业收入 (包含平台) 接近100亿元人民币, 亏损1.43亿元。去年第四季度实现盈利2170万元, 这是2011年以来首次单季度盈利。在去除利息补贴等收入后, 当当网主营业务上依然实现了经营性盈利。2013年当当网市场投入2.6亿元, 相比2012年1.96亿元, 增长了近3 3%, 但仓储物流成本不升反降, 由之前的12%降低为9%。

但是, 麦考林却一直陷于亏损的泥淖。在2010年上市之初, 麦考林全年总营收为2.275亿美元、净利润为440万美元。而此后的2011年和2012年, 其净亏损分别达3330万美元和2240万美元, 去年的亏损额则达到2660万美元。

随着腾讯入股阿里, 腾讯旗下的拍拍网、易讯等经营数据也浮出水面。拍拍网、QQ网购业务, 截至2013年9月30日的亏损为7100万元, 2012、2011年的亏损额分别为2000万和1.62亿元。而易讯在去年前三个季度的亏损额为4.37亿元, 2012年、2011年的亏损额分别为3.15亿元、1.72亿元。虽然腾讯本身具备较好的营利能力, 但是旗下电商的亏损已经成为主要负担。

与B2C网站不同, B2B网站普遍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其中慧聪网盈利为1.5亿元, 同比增长131%。腾邦国际、焦点科技等营业收入和盈利均保持了两位数增长。

半电商企业:投入加大亏损严重

面对电商企业的冲击, 很多零售商开始向线上发展。最早向电子商务扩展的代表是王府井。根据其2013年财报显示, 2011年10月, 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定向募集资金18.6亿, 其中1亿元用于电子商务项目建设。2011年, 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成立北京网尚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并于2013年1月上线试运营王府井网上商城。截至报告期末, 该项目亏损2775万元。

向电商发力最大的是苏宁云商, 其财报显示, 2013年营业收入为1053亿元, 其中线上收入为218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2亿元, 同比下滑86%。财报显示, 业绩大幅下滑源于毛利率下降和费用率的提升。去年苏宁的综合毛利率为15.41%, 低于2012年的18.01%。财报解释称, 公司加大了互联网业务拓展, 在当前市场环境之下价格竞争较为激烈, 引流促销活动比较频繁, 加之3C类毛利较低的产品占比较大, 互联网业务毛利率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同时, 自去年6月份推出线上线下同价策略后, 也带来线下毛利率水平一定程度上的降低。这也就意味着, 苏宁在承受着线上价格战带来的低毛利压力外, 同价策略雪上加霜, 将线下的销售毛利同步拉低。其财报显示, 201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苏宁易购仍然承接了线上业务的亏损。而为加快电子商务发展, 公司加快了物流基地建设、物流系统开发和物流配送队伍建设, 这将带来费用投入的进一步增加。

而苏宁云商最大的竞争对手国美电器去年实现扭亏为盈, 利润达到8.92亿元。与苏宁互联网转型、大步拓展线上业务的路径不同, 国美过去一年的工作重心更多放在了线下。在业绩说明会上, 国美总裁王俊洲多次提到“强劲业绩的主要动力来自低成本、高效率的供应链”。王俊洲表示, 整个行业都在探索O2O, 但鲜有成功案例, 而国美提出的战略升级概念是要做“O2M全渠道零售商”, 即要在“线下实体店+线上电商+移动终端+社会化渠道”的运营模式基础上, 与社会化渠道展开广泛协同性合作。王俊洲称, 受到电商冲击最大的并不是国美这样的专业零售商, 而是超市、百货的家电卖场, 过去两年超市百货渠道营业额下降幅度达到1 5%。而在电商业务方面, 国美并未在财报中单独列出过去一年的收入情况, 有分析师预测其去年的总收入不超过50亿元。业内人士称, 国美能够扭亏为盈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全线收缩线上业务, 减少了亏损额度。

零售专家陈怡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电子商务与传统零售在运作理念、投资模式方面差别非常大, 而且电子商务本身的投资规模较大, “向电商转型一定要慎重”。

电商辅助业:炒作降温盈利下滑

2013年5月28日, 菜鸟网的横空出世, 激活了A股市场中物流概念股, 据广发证券统计数据, 5月30日仓储物流板块以7.28%的整体涨幅领涨两市, 也是两市唯一涨幅超过5%的板块。不过, 记者发现, A股市场中菜鸟概念的公司2013年盈利能力普遍大幅下滑。

在记者不完全统计的菜鸟概念8支股票中, 5支盈利能力有较大幅度的下滑, 分别是中储股份、华鹏飞、飞力达、新宁物流、澳洋顺昌等。以中储股份为例, 去年盈利3.36亿元, 同比下滑16.5%。主业盈利不佳、拆迁补偿减少导致净利润下降, 2013年公司贸易、物流业务毛利率分别下降0.27个百分点、4.8个百分点至1.66%、17.72%, 均是近几年来最低水平。公司主要从事大宗物资物流及贸易, 受到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影响导致两块主要业务盈利均有所下降, 特别是随着钢贸信贷风险发酵, 公司收缩了质押监管业务。

实现盈利同比增长的有三家企业, 分别是象屿股份、飞马国际和外运发展。象屿股份2013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4.02亿元, 同比增长2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1亿元, 同比上升110.20%。报告期内, 公司营收实现一定幅度的增长, 但因营业成本和资产减值损失的增加, 公司主营业务经营亏损,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亏损额度为1.23亿元。其余收入为投资、处置资产和补贴等收入。

飞马国际2013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8亿元, 同比增长32%;实现营业总收入298.56亿元, 同比增103.76%。飞马国际称, 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大力拓展资源行业供应链业务, 由于资源产品是大宗商品, 单价水平较高, 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中的商品价值大幅增长所致。

外运发展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39亿元, 同比下降1.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亿元, 同比增长19.66%。公司投资收益的业绩占比超过九成, 与DHL合资的中外运敦豪国际快递公司仍为公司最大利润来源, 收益为6.66亿元, 占公司净利润97%。

可见, 去年在资本市场引起强烈反响的菜鸟网络, 并未给相关公司的实际运营带来太大影响。一位物流公司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菜鸟网络的实质是拿地、建仓库, 从而实现对物流体系的控制, 很难与现有公司形成业务上的互补,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菜鸟与这些公司是竞争关系, 不会带来公司业务量上的增长。”

贫富分化 篇11

【关键词】信息技术课堂 操作能力 自信心 经验做法

近年来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多，他们的子女也被分配到了很多小学就读，几乎都是“钥匙儿童”，我们学校就是其中一所，而且占了相当一部分的。因为生活条件和家长知识水平的限制，孩子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很单一，信息技术知识很匮乏，动手操作能力也比较弱，导致在机房上课时表现不尽如人意。为了让每一个进入机房的孩子都能勇敢地表现自己，都愿意动手去完成老师设计的每个任务，消除自卑，增强自信，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实践，摸索出了一些方法和经验。

一、将学生合理安排座位

目前大多数的机房都能确保一大部分学生人手一机，机器都是排列有序，这样便于分组，不管是按列还是安排分组，之前都要进行合理的座位分配。

男女比例接近的班级可以选择先将男生与男生、女生和女生这样坐在一起。也就是首先将他们按照性别分成了两个大组，这样分配可以在学生练习的过程中创造一个请教和探讨问题相对更加融洽的环境；然后可以将程度较弱的学生进行穿插分配座位，考虑到动手实践的部分需要求助于程度相对好的同学，所以不能让这些学生挨着坐，但是如果他们实践过程中发现周围同学都很擅长操作，可能会很受打击因此放弃操作，自暴自弃，所以也不能让这些学生离得很远。所以，均匀的分配程度不同的学生是最可行的方法。

二、同学辅导同学

课堂上可以让每组中最先完成任务的同学承担起“小老师”的责任，在组内通过口述的方式来帮助同学完成任务，这样的做法既可以让这些小老师锻炼专业语言表达能力，还可以帮助到一些碍于各方面原因而不愿意向老师求助的同学，又可以保证在大班额教学中按时完成教学目标，不仅如此，这样也使那些完成任务后在等待其他同学的一段时间里能有事可做，学以致用。

三、设置任务多样化

“任务驱动教学”是目前在信息技术课堂使用最多的教学法。就是让学生在一个个典型的信息处理“任务”的驱动下展开教学活动，引导学生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完成一系列“任务”，从而得到清晰的思路、方法和知识的脉络，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运用计算机处理信息的能力。

“任务”设计其实也是一个实施过程。如“任务”太难，能力较弱的学生无疑会产生畏惧心理，望而却步，自信心较弱的他们不愿意尝试去操作。“任务”太容易，动手能力较强的学生探索过程又会显得平淡，无新鲜感。教师要注意做到“让学生跳一跳能摘到桃子”。所以老师应对学生的认知水平充分的了解，满足各层次学生学习的需要，可以就一个知识点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难度不同的内容让学生们自由选择来完成，这样既让一些不愿意动手操作的同学通过慢慢地摸索掌握知识，同时也能满足另外一些同学的探索欲望。

四、创造机会，多些鼓励性的评价语言

在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索的活动中，要重视发现和发展学生潜能，给予学生激励性评价。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思维闪光点，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每个学生都有其优势和弱势，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责任感、自信心、意志力等，让学生拥有成功的体验，从而促使学生认识自我，促使学生有意识、有信心、有兴趣去参与学习活动，最终促使其兴趣、爱好、意志与优良品质的形成和发展。

当发现学生已经完成任务但却不愿意或者不敢表达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鼓励他们进行展示或交流，再让一些不爱发言，不爱动手的学生回答问题或者是展示他们的成果时，教师要运用热情的话语、赞许的目光、亲昵的动作，来增强学生交流的自信心，使学生在知识的理解、思维能力发展的基础上，获得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发展。

五、开展班级内多样小竞赛

利用复习课或者是提前完成任务剩余的时间进行内容各样的竞赛。竞赛不以优劣为目的，而是以每组全部达标为重点，竞赛的过程中组内的凝聚力会让大家努力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互帮互助，当然竞赛一定要注意必须趣味性强。

六、角色互换法

“自信加努力才可能等于成功”。而我们的“角色互换法”，就是有效建立和提高学生学习自信心的有效途径之一。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给学生展示自己的机会，尤其是对待那些自信心不足，胆小的学生，要刻意的选择一些适当的问题让他们来展示自我，通过这些机会尽可能地让学生体会到学习后得到收获的喜悦之情。有了成功的喜悦后，学生会变得更加乐意学习，并会觉得自己能学好，产生学习的自信。此外，在“角色互换”活动中由于有学习者的积极参与，高密度的交互作用和积极的自我概念，使教学过程不只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交往与审美的过程。

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探讨 篇12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 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但是,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这可从基尼系数反映出来, 1991年0.282, 2000年0.417, 2004年超过0.465, 2007年接近0.48, 表明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而且在2000年就冲破了基尼系数0.4的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 1984年为1.71∶1, 1998年为2.51∶1, 2006年为3.25∶1。如果计算城镇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 这一差距将扩大为5至6倍, 这个数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二是地区收入差距拉大。2000年, 我国东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比例为1.31∶1;2005年为1.46∶1。三是行业收入差距增大。1978年, 收入最高的行业的年均工资是最低行业的2.17倍, 1995年为2.23倍, 2000年为2.62倍, 2005年达到4.88倍。四是各阶层收入差距拉大。1985年城市人均收入中, 10%最高收入者的所得是最低收入者的2.9倍, 到2004年上升为8.7倍, 在储蓄总量中, 1995年20%的储户占全部存款的80%, 到2005年, 5%的储户拥有全部存款的近5 0%。

二、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

1. 分配制度的改革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克服了以往平均主义的弊端, 能够从物质利益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同时还有利于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 充分配置有限的资源, 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各类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按贡献进行分配, 而其中资本这项要素总是得大头。这样, 在劳动收入大体均等的情况下, 收入差距主要因资本要素占有者财产性收入高低而拉大。

2. 垄断致富。

垄断行业中的企业凭借对关键资源的独自拥有或政府赋予的排他性地生产某种产品的权利, 在产品市场或者要素市场上具有独自决定价格的能力, 它们可以不用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 借助自身的垄断优势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这些垄断利润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会转化成为该行业在岗职工工资, 从而导致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高于其他行业。

3. 非法暴富。

我国已有富豪阶层出现, 他们的人数不多, 集中的财富占了全国居民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这些富人中相当部分是靠勤劳致富的, 然而不少人主要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他们走私贩私、制假贩假、集资诈骗、偷税漏税, 更有甚者, 置党纪国法于不顾, 以权谋私、做权钱交易, 搞“腐败经济”, 看看当前的腐败问题, 很多都与经济金钱有关。而这些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 必然加剧贫富差距。

4. 税收体系不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 但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还不够完善, 个人所得税所需要的征管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另外,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着覆盖范围比较窄、保障程度低、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在城乡二元化隔离的基础之上, 造成了城乡社会保障的巨大差别。这种缺乏覆盖城乡全体人民的公正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 实际上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三、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

1. 促进农村发展, 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首先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政策, 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二要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 推进城镇化。三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加快推进全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试点, 认真落实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的政策。四要协调城乡经济发展, 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把更多的财力等社会资源用于农村, 以更好地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加收入创造条件。

2. 加快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步伐, 缩小地区经济差距。

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 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 通过各种形式增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 以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 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

3. 加大对垄断和腐败的监管, 整治非法收入。

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消除行政权力直接配置社会资源, 缩小国家垄断行业的范围, 加速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 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使各行业处于平等地位。同时, 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 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 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 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 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 要严惩贪污腐败、整治非法收入。

4. 完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改变目前所得税征收与家庭消费脱钩的状况, 建立普遍的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制度。同时, 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非常重要。尽管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8亿农民基本上是未能得到社会保障的。要尽快把农民等低收入者纳入到社保体系中来, 通过社保体系对国民收入实施再分配, 为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5. 创造平等的教育和竞争机会。

治贫的主要手段是教育, 要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 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同时, 打破生产要素流动壁垒, 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打破城乡壁垒,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 给予他们平等待遇, 让其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 这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社会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