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富差距调控对策

2024-10-16

中国贫富差距调控对策（精选9篇）

中国贫富差距调控对策篇1

近二十多年来,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曾在1992年初南方讲话中提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 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 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随着这一口号的贯彻落实, 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带动下, 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我们曾经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误区已在民众的心目中消失,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 收入的贫富差距在逐步扩大, “共同富裕”所追求的目标离我们还有较长的一段路。我们只有理性地面对贫富差距, 才能冷静地解决这个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一、中国贫富差距现状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 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198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尚不到5 000亿元, 到2005年达18.2万亿元, 几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在1995年和1997年中国分别提前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更是有望超过35万亿元, 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然而,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 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二十多年来, 中国的贫富差距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 并带有明显的群体特征。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1月27日公布的数据:2007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 786元, 比2006年实际增长12.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 140元, 比2006年实际增长9.5%;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比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快28.4%。这表明城乡差别在加速扩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提道, 目前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与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差距约18倍, 且差距仍在向纵深发展。

虽然收入差距扩大是客观存在, 但这是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收入提高的速度和程度不同, 但都是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在努力。

二、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成因简析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 中国实行“按劳分配”, 只要工龄工种一样, 学历资历一样, 工资收入也一样。人们忽视了劳动态度、工作能力、技术水平及贡献多少, 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造成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 企业吃国家大锅饭, 生产的低效率的局面, 最终影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 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其他分配方式同时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方式, 使分配更科学化, 而且承认了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 从而调动了不同阶层经营者的积极性。但这种改革也使非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比重迅速上升。而非劳动收入是多样的, 诸如居民选择职业的自由度、经营能力的大小、占有资金的多少、文化程度的高低等, 并不是每位居民均等拥有, 因此无疑拉大了收入差距。

生产力水平低、层次多、地区发展不平衡也是形成贫富差距的另一重要原因。到目前为止, 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其生产力水平低, 主要表现为现代化程度低、劳动效率不高、地区发展不平衡。

此外, 中国的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社会保障面太窄, 尤其是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 更是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城乡居民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的非均等性, 使城乡居民、党政机关、全民企事业与其他企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

任何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 在初始阶段收入分配的差距都是很大的, 邓小平指出:“对于贫富差距, 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要研究。”现在, 中国已实现了第二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加强, 为控制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 可通过各种财政税收和福利保障政策等多种手段, 缩小初始阶段收入分配的差距。

1. 深化经济改革, 加快经济发展。

只有生产力发展、经济水平增长了, 才能减轻和消除贫困, 缩小贫困差距。也只有生产力发展了,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一定程度, 贫富差距才会呈现相对缩小的趋势。同时, 经济水平越高, 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 吸收的从业人员也就越多。

我们要在国家统筹全局和宏观调控下, 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除继续保持东部的发展势头, 发挥其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外, 更要加大对西部的支持力度。增加中央转移资金向西部落后地区的转移额度, 尽快解决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对西部地区实行更加优惠的开放政策, 引导东、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和互补性经济技术合作, 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 从而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贫富差距。

2. 扩大就业渠道, 减少城乡贫困人口。

就业是民生之本, 是减少城乡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途径。只有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才能更多地吸纳劳动力就业, 才能逐步减少贫困人口。大家有了稳定的收入, 才会刺激消费, 消费就会促进生产和销售的持续发展, 又会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特别是在当前经济转型时期, 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 努力扩大社会就业, 对社会的协调和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城镇来讲, 政府应把重点放在就业和再就业工程上, 鼓励贫困家庭和个人自主创业, 通过政府投资和对企业推行鼓励性政策, 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对失业者和农民工提供免费培训, 提高他们的就业素质, 为他们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提供有利条件。

对于农村来讲, 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农业结构和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 有序地向城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强贫困地区的交通、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小额贷款,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 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 以便创造更多的社会就业岗位;要加大扶贫力度, 全面提高贫困人口致富的技能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向贫困地区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 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的价值;对一些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 实行人口迁移, 加快小城镇建设。

3.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安全网, 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建立全国统一协调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 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管理效率。加强立法建设和预算、财务制度建设, 提高保障基金的使用率。

在城镇居民中, 加快由“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体制过渡的步伐, 国家要通过划拨专款建立和完善社会基金会, 健全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 建立失业保险基金,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以缩小贫困面, 防止新贫与返贫现象的出现。

在农村居民中, 国家要根据财政状况用财政支出来保障农民的低保救济, 同时应加快农村剩余劳力的转移, 拓宽农业内部的就业和转移渠道。只有这样, 才能在中国培育出一个以中层阶级为主的和谐社会, 从而有力地促进中国的社会稳定和长期发展。

4. 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目前, 国家的行政权力控制着大量的社会资源, 并介入市场进行资源配置, 这样必然会出现各种形式的价差、利差、配额和权力垄断, 成为政府职能部门“灰色腐败”滋生的温床, 严重腐蚀社会公平。因此,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就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政府应发挥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的职能, 为企业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 提高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和速度, 促进资源的自由合理流动。

综上所述, 中国目前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属于改革发展中的问题, 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解决。我们既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又要冷静分析, 采取有效措施, 努力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要我们深刻认识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思想内涵, 正确分析当代中国的贫富差距, 加快经济发展、注重区域经济的协调共进、运用法律等手段加强宏观调节、规范收入分配制度, 就能切实防止两极分化的显现。

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社会原有的分配格局发生变化, 贫富差距日益明显, 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因素, 也有历史遗留和改革开放的新增因素, 还有体制以及政策执行中的因素等等。客观而全面地总结分析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和对策, 事关全国13亿人口的切身利益和整个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

关键词：收入分配,共同富裕,贫富差距,当代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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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卓鹏.当代中国的农民分化[J].哲学与研究, 1999, (10) .

中国贫富差距调控对策篇2

多少才算富?谁比谁富? 上世纪80年代,“万元户”是富人的代名词.对于当时许多月收入不足百元的人来说,1万元是不折不扣的`天文数字.到了90年代,“大款”取代了“万元户”,成了富人新的代名词,“一万元不富,十万刚起步,百万才是真正富”的顺口溜生动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富人标准的理解.今天,富人肯定是越来越多了,但富人的标准却越来越模糊.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富人”?

作者：文岫汤平剪骥作者单位：刊名：视野英文刊名：FIELD OF VISION 年，卷(期)： “”(3) 分类号：关键词：

直面中国贫富差距篇3

我国贫富差距已逼近社会承受极限

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拉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急剧增长。据权威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是0.288、1990年为0.343，2000年以后则基本上在0.4以上，且逐年上涨。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创建的用以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现在，各方研究给出的数据有所差异，官方的说法是0.47，学者的估算是0.49，民间估算是0.59。但基本共识是，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越过0.5了。假如将官员的“腐败收入”、“灰色收入”，以及权力阶层的种种隐形收入都算进去，能否止于0.6，恐怕就不好说了。近日，新华社调研小分队一份报告称：“我国基尼系数早在10年前就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我国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穷降富升”惊现两头拉大。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认为我国贫富差距之大让人吃惊，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近两年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又上升了，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干得多，挣得少”是现阶段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当前我国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个别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最多相差128倍。5月24日《人民日报》载文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3位同窗好友，其中任国企高管的赵刚，实际年薪高达百万，然而其他两位同学一年的收入都不及赵刚一个星期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牛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目前我国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正逐步显现，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状况加大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难度。贫富落差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据统计，2009年收入最高的10％富裕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一半，收入最低的10％贫困家庭的财产比重只有0.14％左右。而且，高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长明显快于低收入家庭。

工资“双轨制”造成分配不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专家们认为，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严重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在不同群体间造成收入悬殊落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这种“屁股决定腰包”的思维模式为我国社会埋下了“定时炸弹”，由此会引发许多不确定的不和谐因素。

地区差距形成了分配差距。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李子彬指出，2003年，西部地区人均GDP仅为东部地区的40％。从2000年到2003年，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已由7548元扩大到了9250元。GDP增长率的差距也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8.39个百分点。尽管近几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性调控措施，西部地区GDP的增幅超出全国平均水平，有的已赶上东部地区，但历史欠账仍然无法填平。扩大的势头尽管有所放缓，但扩大的脚步却并未停止。同时，我国城乡差距也在继续扩大，一系列惠农政策虽使农民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实际增长仍然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城乡收入差距已扩大到了3.53倍。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近年来，石油、天然气、烟草、电力、金融、电信、航运等行业的景气指数，高于平均水平的25％～80％。特别是电力、能源、运力的紧张更加剧了这一状况。目前，电力、航运、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垄断行业员工收入高，并不是他们有多大能耐，而是他们占尽了国家投入、资源稀缺的便宜。有传言，电力行业有的连门卫每月工资都能拿到六七千元，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近年来。房地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再有就是房地产业，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腐败收入已成鲸吞公共财富的无底洞。据最高检统计，2009年全国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近年来，贪污受贿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官员屡见不鲜。专家认为，腐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扰乱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场调节失灵，再分配领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该用于低收入群体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掌握权力者的手中，加剧了分配不公；二是导致个人收入无法核清，制度设计失去基本前提；三是处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分子，有能力、也必将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拦路虎”。虽然腐败不直接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在现实体制中它却渗透和影响着我国的分配格局。调查证明，社会分配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每年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与此同时，频发的腐败案也暴露出少数干部对公共财富的巨额侵占，乃至

财富掠夺。

不可忽视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效应

我国经济已经出现连续多年持续高速发展的大好局面，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都在大幅提高，但是分配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是分配机制不健全导致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的问题已经凸现出来，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在加剧，社会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首先，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成员个人能力的差异，收入上存在差距具有必然性。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提出，可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讲这句话是有深刻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同时，在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回过头来看，老人家讲话是非常富含哲理的，前者通过政策来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打破我国多年僵化的体制，做出率先致富的榜样；而后者则要通过法律和政策的调控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显然改革开放31年来，前者鼓励有余，后者调控不足。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是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理应严格执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执行到位，同工不同酬、多劳少得等现象非常普遍。由于法律缺位、政策乏力，使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着明显的“三个集中”的趋向：一是从社会和政府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政府集中。近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0.4％提高到2008年的20％；二是从劳方和资方角度看，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企业集中。1996年～2007年，我国企业盈余份额占GDP的比重从19.3％上升到31.3％。三是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从学理上说，公平与效率这一对概念，是个矛盾的统一体，处理好它们的关系不容易。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收入分配越平均，人们的积极性越削弱，效率自然会越低；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只要分配程序、规则公正，就会有助于提高效率。从另一角度说，不提高效率，难以实现持久的更多的公平措施，解决社会增多的矛盾，但是，如果不讲公平，收入差距拉得过大，特别是分配程序、规则不公，也会导致效率的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其次，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我国今年前4个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27552亿元，同比增长34％。近日公布的上市公司季报，也显现企业利润大幅回升的势头。与政府、企业的收入增长相比，居民劳动收入增长缓慢已是不争的事实。劳动者收入增长慢，归根结底是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造成的。劳动收入增长慢，居民的消费能力有限，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中，消费就难以担当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普通工薪阶层与有着资本收入的高收入阶层差距就会越拉越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全国总工会相关调查显示，75.2％的职工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太不公平，有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中最大、最突出的问题。比如平安保险公司的老总马明哲，2007年的年薪6616万元，日均收入18.12万元，被福布斯评选为中国上市公司“最贵的老板”。而就在同年的10月份，中国平安A股价格却从2006年10月最高149.28元暴跌到43.04元，跌幅346.84％，大量小股民资产人间蒸发，这种巨大反差将平安推到了“高管吃饱，股东割肉”的代表席上，曾引发全国性的质疑和争论。而我国上世纪80年代后体制内退休的数万企业老工人，现在月平均退休养老金才刚刚越过千元。中西部地区的代课教师月均工资仅有200元。特别是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不少是非正常竞争因素造成的。

第三，进一步扩大了社会贫困群体。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开展扶贫活动，不仅力度逐年加大，而且额度也在加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绝对贫困人口已由2.25亿人下降到4000万人。问题是，今天我们怎样客观地看待贫困人口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的关系?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蔡继明说，贫困人口问题和贫困的概念怎么看，关键是我们贫困人口的标准太低啊，你要和世界银行、联合国的那个贫困线的标准相比，我们的标准还是太低了。要是按照国际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还会扩大。因为我国已经出现财富向少数人持续高度积聚的趋势，这必然导致社会贫困群体不断扩大，中国农林水工会曾对全国该系统的困难职工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困难群体职工的人数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该工会对27个垦区调查，困难职工人数由1999年的24万多人，上升到如今的36万多人，增加近50％，职工的困难面由8.4％上升到13.9％。到底全国有多少贫困人口，至今未见确切的统计数字。据教育部学生司负责人介绍，全国的高等院校中有贫困生约20％，有特困生约10％。因为学校对贫困学生有担保助学贷款的义务，其统计数字被认为是比较可靠的。如果以特困生10％的比率推算全国的特困人口，那么全国未解决温饱的人口，就远不止农村的3000万和城市的1000万了，重庆市贫困人口从刚开始实行低保的14万人，5年后却增加到70.86万人，约占全市非农业人口的10％，这一数据正好和特困学生数据吻合。我们要关注的是，特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即使他们能够全部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他们维持的也只能是生存所需要的温饱状态。令人堪忧的是，目前这种社会贫困群体在局部地区、局部行业、局部人群中，扩大势头还在进一步加剧。

第四。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河北经济信息学院的秦中忠等研究认为，当收入分配差距悬殊，表现出宏观上的分配失控或者分配制度明显不合理时，往往会产生危及社会稳定的不良后果。我国刑法学家何秉松在其《黑社会犯罪的自组织原因论》中指出：“事实证明，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大量犯罪是贫穷对富裕的报复，是乡村对城市的报复，是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报复。……但面对猖獗的愚昧和野蛮，人们除了谴责、痛恨，却很少去挖个中原因。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是怎么产生的?贫穷落后的农村已经成了犯罪的渊薮，成了愚昧丛生、迷信横行的基地。在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下，文明富裕的城市人能独善其身吗?”何教授指出的是城乡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社会危害，其实城市中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社会危害同样也不可小视，众多群体性事件和社会上极端行为的背后可能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待人们去思考。

专家指出，回顾30多年的改革，利益分配格局变化巨大，在权力资本的暴利扩大中，相当一部分工人农民不仅未分享到改革成果，而且出现了“相对剥夺感”的社会心理。这种“相对剥夺感”体现在：一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经济与政治权利不平等，部分人“全面发展”、“过度发展”，而数量庞大的基层群众发展缓慢以致停滞。在企业改制

中，少数管理层成为老板，化公为私，而职工丢了饭碗。二是先富人群利益与责任不对等，在落差持续扩大的社会分配格局中，“先富带动共富”的理论设想未能实现，普通人群社会心理失衡。三是利益多元化社会中，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化，使企业与民众的切身利益产生冲突，突出表现在城市拆迁、楼市失控、农村征地、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方面，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客观上将自己推到了民意的对立面。最后又以反向作用，架空国家政策，绑架国家政策，甚至干预国家政策，过去常见西方利益集团惯用的手段也开始在我国出现了，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信号。

第五，容易引发社会“仇富”、“仇官”心态。中国富人为何不敢露富?风俗习惯甚至遗传因素是中国富人保持低调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还包括税收不规范以及下层社会犯罪分子的经常性威胁。当前，绑架已经成为中国富人面对的一大痛点。据公安部刑事侦查局负责人透露，近年来全国绑架案立案呈上升趋势，绑架对象主要是比较富裕的企业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学生。绑架也许只是中国社会一种更加普遍的妒忌风气的最强烈的表达。

亿万富翁多一些倒不可怕，可怕的是因政策因素致使无数人沦为房奴，踩在房奴之上的是若干房地产领域富翁。再就是官员的贪腐及其家族的高收入而更让人们感觉到不公平。“富二代”、“官二代”的种种现实表现一而再地刺激社会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说：“犯罪者中有一部分被称做‘绝对剥夺的人’，他们失去土地，失去工作，生活过不下去才去铤而走险，而不是所谓的‘仇富心理’。”试想，当一面是一些“暴发户”们在“为富不仁”，一面是社会对边缘人员缺乏生活和生存保障，对富人阶层形成的以金钱为目的的安全威胁，又怎么可能轻易消解呢?

医治“贫富差距病”关键看政府勇气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推行了社会保障、福利的措施。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强调效率，也不得不讲公平；现代福利主义国家强调公平，但也讲效率。他们的效率和公平，都达到相当的水平。我国改革开放前，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30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了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非常见效。经过10多年的探索后，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并写进了党的“十四大”的决议。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即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处于“兼顾”的次要地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一提法，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一直出现在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中，成为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官方精神。

实践证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我国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是完全正确的，但它不是整个市场经济历史时期不变的法则。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变化，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聚敛财富的过程辩护，这不符合改革的精神。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央一再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丝毫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意思。

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机制保障，否则，便是空谈。“虽然现在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忍受力比过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去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尤其要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贫富差距”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沉重话题，而实现我国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又在哪里呢?

一是尽快实现“两个转变”。即：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蔡志明认为，收入分配不合理有多个方面，大的方面，就是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分配明显不合理，政府拿走的多了，居民拿走的少了，这是从整个宏观上来说。以今年前5个月税收为例，据报道，前5个月中国税收完成35470亿元，同比增加8362亿元，增长30.8％，全年预期完成8万元，若无大的意外，应该是板上钉钉。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富裕的政府。就增长而言，相对30.8％的税收增长速度，民众的收入增长则远远不及。这一收入的倾斜已经很不正常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很容易，政府减轻税收，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真正做到民富国强，这就要求政府应适量减少财政收入这一块，政府也必须节省开支，目前政府自己的行政开支占得太大了，还有政府的规模，政府的投资，干吗非要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呢?为什么不让百姓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呢?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朱小丹说得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少上几个项目，有些项目一上就是十个亿、二十个亿、几十个亿，省下一半，多为老百姓增加点收入，多解决一些住房、医疗、就业、养老等问题，让大多数人受益，切切实实来改善民生，这是我们政府应尽的责任。但愿多一些有这样思路的人来当我们的领导。

二是遏止公共权力下的灰色收入。从我国政府支出规模来看，官员腐败、权力寻租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监督机制不健全或监督成本过高增加了公共权力交易和腐败的可能性。在政府公共支出领域，固定资产投资等大量公共支出缺乏监管。在行政许可和审批领域，握有项目和稀缺资源审批权的某些人大量潜在着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在金融信贷领域，我国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加剧了信贷资源的紧缺程度，企业之间围绕信贷配给的竞争所耗费的成本已超出了利率成本。在城市化和土地“招拍挂”过程中，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和相关权力主体所获取的灰色收入又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加之“一支笔”们的乱批乱报。这些现象不仅客观上拉大了国民收入差距，而且也有违社会公平正义。

三是给垄断行业的高薪套上“笼头”。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垄断地位的形成，都是政府造成的，这就要求政府首先必须打破自己的垄断，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你把这些行业的垄断打破了，这些行业的高收入自然就降下来了，有些行业非垄断不可的话，那你政府要加强监管，要规定其高管、员工的工资不能超出平均工资的多少倍，你要有严格的限制。一旦违规就要按贪污和私分论处，只有使出“撒手锏”才能有效地给垄断行业的高薪套上“笼头”。

四是建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目前在我国，解决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不

公平问题，较之完善再分配政策，更为紧迫。因为整个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的比重过低，这里面又表现为最低工资水平比较低，这个就得靠政府立法，通过《最低工资法》来提高最低工资的水平。当然，也有人担心，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后，是不是我们的劳动成本上升，随之物价上升，乃至降低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那就该反思了，本来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要过多地依赖进出口，要着眼于扩大我们的内需，另外，也不能长期只依赖廉价的劳动力这种优势，应该提高技术含量。

五是通过“个税”调整二次分配。目前来看，最好的着力点就是众多代表委员异口同声的“个税起征点上调”和“全民退税”上。原因有三：一是这一讨论已经从三年前就开始了，民意强烈，提案议案反复提出，社会各界共识大，条件成熟了；二是普惠性，几乎大部分工薪阶层都会获益，三是对国家财政冲击不大，因为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在整个税收收入中只占7％。再者，就是这7％中，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仅占全部个税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另外三分之二，全都是由低于12万元的群体缴纳的。所以，国家应调整税收政策，真正使高收入者承担个税大头儿；四是有政府的完全主导权，起征点调到5000元还是4000元，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沿袭个人，要不要划分地区，税率等级，是否每年微调一次等，政府可以根据实情灵活自如调控。关键是要缩小差距，藏富于民，解决所得税问题是一件并不很难又见效快的事情。国家通过税收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抽肥补瘦”在当前显得迫切得多，实在得多。

六是通过引导与制定规则建立三次分配。据介绍，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被称为第三次分配，也有学者把它叫做“慈善事业机制”。成思危副委员长曾明确表示，要缩小贫富差距，就应当有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调节高收入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自觉的前提下，把自己的部分财富拿出来，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等社会公益事业。作为政府，只需要制定好规则，更多地是要引导和鼓励富人和企业投身慈善事业，这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着力点。7月2日，美国“股神”巴菲特再捐19.3亿美元股票分赠5个基金会，加之前些年，世界首富盖茨曾捐出580亿美元给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并公开表示，只留给女儿1000万美元，其余全部回归社会。此举值得倡导，希望我国的富豪们也能像他们一样为社会多行一些善举。

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和谐社会的“定盘星”。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效率问题将逐步得到相对的解决，以贫富差距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公平问题已逐步上升为目前最突出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居民生活正全面朝着小康过渡，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进一步重视公平问题的时机条件已基本成熟。目前国家正在制订“十二五”规划，解决贫富差距、改革分配制度已箭在弦上，期待的《工资条例》有望年内或更晚一些时候出台，这也许会均衡一下分配收入差距，但难以一步到位，可若不迈出这一步，将永远也走不出贫富差距悬殊这一死胡同。全国人民将拭目以待，但愿政府的勇气大一些，力度也大一些。

影响中国贫富差距的因素研究篇4

关键词：贫富差距,人均GDP,城市化,居民服务水平

1 引言

贫富差距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颇为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中国近几年经济的迅猛发展,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引起社会与政府的普遍关注。城乡差距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农村廉价的劳动力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重工轻农, 使得农村和城镇的发展水平直接脱节。另外, 分配制度的改革过分强调效率, 忽视公平, 也造成了农村的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城镇的结果。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 城乡生活水平差距逐步扩大。诚然, 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道路上, 城乡差距的逐渐拉开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 这种差距持续增大, 必然会与和谐社会的理念相矛盾。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内的国内外权威组织, 他们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 充分显示了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因此, 研究贫富差距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 指标的选取

2.1 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

按照通行的测量贫富差距的标准, 基尼系数是一个很好的测量我国贫富差距的指标, 但是, 我国并没有对全国的基尼系数进行过系统的统计。因此, 我们根据数据的可得性, 选用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来替代基尼系数。

(1) 人均GDP

本文选取历年各地区的人均GDP来表现各省份历年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一个地区的经济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利用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 人均GDP也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各地区资源禀赋的不同。

(2) 投资环境

一个地区的投资环境影响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从而造成了这个地区相对于其它地区的落后程度。本文选取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反映该地区的投资环境。因此, 本文选取FDI来代表该地区的投资环境。

(3) 城市化

城市化能够吸收剩余劳动力, 提高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 缩小城乡间的差距。本文用城镇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来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化程度。

(4) 国有经济程度

如果经济被垄断企业掌握, 那就意味着该地区的财富将会集中用于少数人手中。本文用我国各地区国有企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作为衡量国有经济程度的指标。

(5) 教育程度

民众的教育水平越高, 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教育的发展程度决定了地区的经济发展, 从而决定了该地区先进或落后的程度, 也影响了该地区的贫富差距问题。本文用各省份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支出占比的来衡量。

(6) 科技实力

科研水平越高, 经济竞争能力越强, 生活水平也越高。本文选用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各地区科研实力。

(7) 居民服务水平

居民服务投入越多, 民众的生活差距就会越小。政府投入的领域往往是基础设施领域, 普通民众受益最大。本文选用国家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作为衡量政府对居民服务领域投入的指标。

2.2 符号说明

(1) 差距指标 (y) :这里用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来衡量。

(2) 人均GDP (x1) :表现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

(3) 投资环境FDI (x2) :表示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4) 城市化 (x3) :表示我国各地区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

(5) 国有经济程度 (x4) :表示我国各地区国有企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

(6) 教育程度 (x5) :表示各省份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支出的比例。

(7) 科技实力 (x6) :表示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进行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支出与国内 (地区) 生产总值之比。

(8) 居民服务水平 (x7) :表示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的数量。

3 模型的建立和求解

3.1 逐步回归方法

逐步回归分析法得到的回归模型为:

3.2 前进法

通过前进法对数据进行模拟, 得出的模型与逐步回归法得出的模型是一样的, 此时的模型为:

3.3 后退法

由后退法得到的回归模型为:

该模型也通过了异方差、序列相关性以及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综合以上的三种分析方法, 得到了两个模型:

4 模型的比较

上述得到的两个模型都通过了检验, 都是合理的, 只是模型中的两个变量x1、x3不同, 现在对二者做一个相关性分析。

从两变量的相关系数看,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73, 说明二者确实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但是, 它们在各自的模型中对缩小贫富差距的贡献是不同的, 从而导致共同变量在两个模型中的贡献值略有变化。

5 结论

对于上述的多元回归模型, 有如下结论。

5.1 城市化

本文取城市化指标反映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回归结果中, 它的系数为正值。这说明, 随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善, 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逐渐减弱。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元经济结构改善的越好, 我国的贫富差距越小。在回归结果中, 城市化的系数还保持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 充分说明了此变量的重要性, 要改善我国贫富差距状况, 必须要改善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

5.2 居民服务水平

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 对居民服务投入越多, 则该地区的民众的生活差距就会越小。从回归模型看, 它的系数为正值, 且在缩小贫富差距的贡献方面较大于另一个因素, 说明增加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的人数, 可缩小差距。

5.3 人均GDP

从模型估计中, 我们发现, 随着我国居民人均GDP的提高, 我国各地区的贫富差距在缩小。同时, 一个地区的人均GDP越高, 其城市化的水平也越高。因而, 也就出现了文章中两个变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从而形成了两个模型并存的局面。

5.4 科技实力

从回归模型来看, 原本认为科技实力是影响居民贫富扩大的因素, 但实证结果并非如此。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企业研发形成的竞争优势使得企业收入增加, 但同时, 也只增加了少数精英阶层的收入。二、技术的外溢性。长期来看, 科技会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降低消费成本, 缩小贫富差距。但我国并没有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 使得技术的优势并不能更好地呈现。

5.5 教育程度

中国的高等教育分布极不均匀的。高等院校集中于少数发达城市, 而且缺乏市场竞争, 这造成教育无法有效地在各地之间配置;中国的生源大省往往不是教育强省, 很多时候教育经费的支出并不能反映出该地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虽然, 近几年我国加大了对教育经费的支出, 但是, 这些资源并不是完完全全、直接地用于提高教学质量上的。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该变量也没有进入模型。

因此, 通过实证检验发现, 上述中的城市化、居民服务水平、人均GDP等3个因素都能够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我们必须结合扩大我国贫富差距的原因, 寻求解决缩小目前过高的贫富差距问题的途径。

6 建议

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日渐扩大, 从2000年我国基尼系数首次突破国际警戒线, 至200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6这一趋势, 急需引起我们的关注。结合本文的研究成果, 笔者给出如下建议:

6.1 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措施

居民服务水平, 是国家对公民的一种社会保障。因此, 缩小贫富差距, 政府应加大财政支出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 尤其是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 救助低收入群体, 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我国现有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远远不能解决农村低水平的保障问题。因此, 政府应大力加快我国保障制度的建设, 尤其是扩大我国农村保障的覆盖范围, 有效缩小我国的城乡贫富差距。

6.2 大力发展经济, 加快城市化进程

本文的研究分析认为, 我国的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有积极的作用。因此, 我国政府应大力发展经济, 同时加快城市化的发展。

但是, 如果我们过多地考虑贫富差距, 又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所以, 我们必须理性看待贫富差距, 全面考虑贫富差距。从经济和社会两方面共同调整我国的贫富差距, 一方面, 适当的保持合理的贫富差距, 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 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 我们要断绝不正当的收入来源, 坚决杜绝不劳而获的现象, 从而有效地降低贫富差距。

中国贫富差距调查报告篇5

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编制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日前发布。

这份来自25个省份的268个县共1户家庭的入户访问调查报告，涉及中国家庭财富的规模与结构、城乡与区域差异、金融资产和住房、家庭投融资决策、养老计划等多个方面。

家庭人均财富14万

报告显示，我国家庭人均财富为144197元，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人均财富分别为208317元和64780元。

数据的对比揭示了中国家庭财富存在的两个差距：

一是城乡差距——城镇家庭的人均财富是农村家庭人均财富的3.22倍;

二是地区差距——东部地区的家庭人均财富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

从数值上看，东部地区的家庭人均财富为187793元，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为130708元和74513元。东部地区的家庭人均财富分别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1.44倍和2.52倍。

尽管报告公布20我国家庭人均财富超过14万元，但由于城乡、地区、行业差距的存在，不少人觉得这个平均数与自己的实际感受有不小的差距。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这是基尼系数自以来连续第7年下降，但仍然超过国际公认的0.4贫富差距警戒线，收入分配存在的失衡值得高度关注。

，国家统计局公布居民收入数据时首次采用了中位数。相关专家表示，中位数是数据由低到高按顺序排列后处于最中间的数值。平均数受少数高收入数据的影响大于中位数，贫富差距越大，平均数就越大于中位数。因此，下一步，更多运用中位数有利于更科学地反映居民收入的真实情况。

六成财富是房产三成家庭有汽车

报告显示，房产净值是家庭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全国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净值的占比为65.61%;在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净值的比重分别为67.62%和57.60%。

报告对住房问题进行分析表明，房产净值具有一定的城乡差异。城镇家庭人均房产净值是农村家庭的3.78倍，略微高于家庭人均财富的城乡差异幅度，家庭拥有住房的财产价值与家庭人均收入以及户主的文化程度等呈现出高度的相关关系。此外，从出租房屋的情况看，城镇和农村出租房屋的家庭在全部家庭中的比重分别为9.8%和3.5%。

除了房产外，金融资产在家庭财富中也占有重要份额。金融资产在全国、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财富中，分别占到了16.49%、15.96%和18.61%。动产与耐用消费品也是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在家庭人均财富中的比重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此外，与城镇家庭不同，农村家庭的财富还包括土地的价值。2015年农村家庭的人均土地价值为7556元，占到了家庭人均财富的11.66%。

家庭投资渠道差异带来财富差距

报告显示，从城乡家庭的投资渠道看，在参与各类金融产品投资的家庭中，股票的投资参与度相对最高，占到了全部调查家庭的7.35%。投资基金的`家庭占全部家庭的4.52%，投资收藏的家庭只占到全部家庭的3.53%。城镇家庭对各类金融产品投资的参与度都要高于农村家庭，10.56%的城镇家庭进行了股票投资，这一比重约是农村家庭的4倍。

从家庭进行储蓄的动机分析，位居首位的是“为子女教育做准备”，超过40%的家庭都将其作为储蓄原因。其次分别是“应付突发事件及医疗支出”“为养老储蓄做准备”“不愿承担投资风险”“为购房或装修做准备”。可见，预防性动机是城乡家庭储蓄行为的主要动因。

家庭富裕有别，户主成为关键

此外，据各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一季度，全国有5个省份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超过1万元：上海15392元、北京14571元、浙江14427元、江苏12450元、福建10646元、广东10451.6元。在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的同时，如何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城乡、地区、行业间的差距，仍是一道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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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富差距调控对策篇6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与基尼系数高低成正比, 越发达的国家基尼系数越高, 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往往低于发达国家, 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4。据测算, 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已增加到0.458, 表明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收入差距脱离经济发展水平, 与经济发达程度不相吻合, 这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

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 主要是指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首先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 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有着巨大的差距, 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速缓慢, 因自然灾害有些地方增产不增收, 使改革开放以来本已缩小的城乡经济差距又有所扩大。其次是个人或家庭收入差距。资料显示, 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仅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 而富有的20%的家庭则占有全部收入50.24%。再次是行业差距。收入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 导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极不平均, 还有地区差距, 我国东中西各省市区发展差距较大, 导致不同地区居民收入消费差距悬殊。最后是教育差距, 学历也成为衡量收入差距的一项重要指标。农村教育发展水平偏低, 导致低学历人口多、收入偏低。

二、造成贫富差距的成因

根本原因是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客观历史条件。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也就决定了我国在今后将长期坚持的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政策使得一部分能利用制度与政策优势、把握机遇的人率先致富, 且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生产收益也更多地流向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再加上,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序列来看, 是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由沿海到内陆、由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开放的梯度开放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先行地区在政策优惠、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和市场运行机制方面都抢占了先机。其次, 居民自身也有原因。主要是自身天生和后天学习所造成的, 例如, 身体健康状况差别, 劳动技能的差别, 职业和劳动强度的差别, 教育水平的差别等等。再次, 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近年来, 国家把上海定位为我国的金融中心, 并为其制订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 使上海逐步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现在国家又做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政策, 并制订了相关优惠政策, 这使得一小段时间内出现贫富差距成为了必然,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西部地区未来必将有一个大发展, 从而会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另外还有其他因素。主要是指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收入等等。

贫与富是历史上一个永久的话题, 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切身的利益, 也关系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尊严等物质和精神的财富象征, 根据多劳多得的公平原理, 社会在调节社会成员间的劳动公平所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贫富差距过大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过大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三、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

快速地缩小贫富差距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 保障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

义务教育本是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 在农村却成了农民自己的义务。农民进城打工, 他们的子女要进入当地学校读书, 还要面临“借读费”等种种门槛。此外, 在就业、维权、迁居和政治参与诸方面, 农民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 要解决贫困问题, 首先要从保障公民的权利入手, 在制度上予以改良。每一位中国公民, 不管是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 都应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 都要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另外, 要多多开展实用的职业教育, 使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一技之长, 满足就业需要, 不至于出现供需双方条件不对等的畸形。另外学历教育也是重点, 接受教育的不平等会直接影响到将来经济收入的不平等, 进而埋下城乡、区域、阶层矛盾的隐患。因此, 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 尽可能实现劳动者自身素质初始条件均等化, 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 他们才能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 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 这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二) 建立和健全财务制度。

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 为了进一步公平社会财富, 调节社会分配不公, 缩小贫富差距, 调整了个税, 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作为个税的补充调节。以此来调节个人财富存量, 进而降低人们进行储蓄和积累财富的预期, 促使人们改变为子孙后代积攒财产的传统观念, 增加即期消费;同时应适当调整并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将某些奢侈品和不利于环保的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 提高小汽车、摩托车、烟、酒、高档化妆品的税率, 将燃油税、车辆购置税等并入消费税。并将所集中的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支出,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 缩小贫富差距。当然, 我们的目的不是打压富人, 提升穷人, 我们的目的是让富人更富, 穷人以更快的速度富裕起来,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三)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并消除腐败。

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 直接反应一个国家的物质文化水平, 由于有贫富差距的存在, 导致一些地区老不能有所养, 病不能有所医, 尤其在农村地区这种现象更为严重。所以应该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实施力度,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依据制定的法律和规定, 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项社会安全制度, 其主要包括社会失业保险、社会成员救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内容。只有社会保障体系做的好, 才能更稳固的保持社会的稳定。同时, 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政府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提供就业岗位, 并采取确定最低工资、发布工资增长指导线、反就业歧视等措施。并加大相应政策的实施力度, 遏制腐败之风。

(四) 保障农民权利。

解决“三农”问题, 促进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工程。首先, 要加大公共财政支农的力度, 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中的不利地位。其次, 以工业反哺农业, 实现城乡统筹。如完善直接补贴机制、最低收购价格制度和财政支出资金的增长机制;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 要纠正对城市投入过多的偏向, 增加对农村交通运输、电力、电信、商业网点等方面的投入, 调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格局。再次, 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应取消对农民工进城的准入限制, 一视同仁, 平等竞争, 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逐步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增强城市的辐射作用, 以城带乡, 形成城乡一体化的产业链, 加快农村的城市化进程, 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五) 顺应国家发展战略, 抓住机遇。

国家现在提出西部大开发、振兴老工业基地等一些列战略措施, 同时也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 不仅地方发展经济要紧抓机遇。作为个人, 一个社会的个体也要抢抓机遇尽快融入地方经济的建设, 努力, 快速的抓住机遇, 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1].危丽.对贫富差距和共同富裕的理性思考[D].西南师范大学, 2002

[2].陈睿.当前贫富差距及其矛盾问题探析[D].郑州大学, 2003

[3].董全瑞.简论贫富差距的合理与否──怎样看基尼系数说明的贫富差距[J].长白学刊, 2002

中国贫富差距调控对策篇7

(一) 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整体上呈持续扩大之势。1978年,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 农村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 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57:1;到2005年收入比率上升为3.22:1;2006年为3.28:1;2007年为3.33:1;2008年下降为3.31:1[1]。这是过去几年来从未出现的可喜局面。但据2009年统计公报, 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 153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 175元, 城乡收入比率又上升为3.33:1。如果考虑到城乡居民的福利待遇差别, 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比率会进一步扩大到5—6倍。世界银行有关报告指出, 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5:1, 这一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

(二) 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后, 国家对东部及沿海地区实行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相比中部和西部, 东部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虽然近几年对西部加大了力度, 但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我国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都呈扩大趋势。2008年,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达到26 674.9元, 最低的甘肃只有10 969.41元, 最高的与最低的居民收入之比为2.43:1, 即由1978年的1.6:1扩大到2008年的2.43:1;据统计, 2009年达到3.33:1。2008年,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达到11 440.26元, 最低的甘肃只有2 723.79元, 东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1:2, 扩大到2008年的4.20:1, 地区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

(三)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以来, 行业间收入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 主要表现为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的差距。房地产、金融、电力煤气、交通运输、信息传输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这些高收入行业几乎都是垄断行业。据统计, 2007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为24 932元, 其中, 最低的非垄断行业的农林牧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11 086元, 最高的垄断行业的金融业职工工资为49 435元, 是非垄断行业的4.46倍;2008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为29 229元, 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为12 958元, 金融业高达61 841元, 是非垄断行业的4.77倍。若包括高收入行业的奖金和工资外收入, 则行业收入差距更大。

二、我国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

(一) 自然和历史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后, 根据邓小平“让一部分先发展起来, 并由此带动全国发展”的大思路, 国家实施了优先发展东部、向西依次推进的非均衡发展政策。国家在财政、税收、人才等方面对东部沿海地区及经济特区给予了一定的优惠政策,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东部地区凭借国家的这些优惠政策及自身的地理区位优势, 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但也造成了东、中、西部地区贫富差距扩大的事实。近几年, 国家推出了西部大开发政策, 但实施力度远没有当初开发沿海大, 而且产生了忽视东部地区的危险。

(二) 政策和体制的不完善

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比较明显, 即农村主要从事劳动生产率低的第一产业, 城市从事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三产业, 这种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必然导致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长期以来, 我国实行了一整套城乡差别十分明显的制度和政策, 使农民和市民在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 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关于收入分配方面的政策, 党的十四大制定了兼顾效率与兼顾公平的政策原则, 到了党的十五大, 发展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 由“两者兼顾”转变为“效率优先”。这种改革把拉开收入差距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促进了生产和效率的提高, 但又不可避免地出现贫富差距现象。

(三) 非法收入的存在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 出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暂时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领域难以实行统一的规则, 于是各式各样“钻空档”、“搭便车”等不正常的寻租行为便出现了。相当一部分人利用法制上的漏洞和空白进行非法操作牟取利益, 政府部门又缺乏有效监督与控制, 导致部分政府官员、国有企业领导凭借手中的组织资源, 以权谋私、贪污受贿, 出现了灰色富有阶层和黑色富有阶层。这种富有阶层的出现致使社会财富分布不均, 对贫富差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当前贫富差距问题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 过大的贫富差距不符合先富到共同富裕的政策

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理论, 其实质内容是先富带动后富, 即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先富带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 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 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 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 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 致使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这并不符合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初衷。

(二) 过大的贫富差距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事实上,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之所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正是对解决业已形成的社会尖锐矛盾而提出的战略要求。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理论是公平与公正, 维护公平与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与前提。因此, 构建和谐社会, 首先必须努力维护社会公平, 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3]。而过大的贫富差距, 在一定程度上则反映了我国社会的收入不公平, 这不仅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障碍, 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存在严重的缺陷。要构建和谐社会, 必须控制贫富差距, 使社会成员富裕程度趋于平衡。

(三) 过大的贫富差距阻碍经济的协调发展

贫富差距过大最直接、最突出的影响就是对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条件等产生严重的危害。贫富差距过大, 使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他们的消费水平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趋于稳定, 使购买力严重过剩。而大多数人由于占有社会财富较少, 虽有较高的消费倾向, 但因为手中无钱, 也形不成现实的购买力。这样, 社会总体购买力下降, 会出现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 进而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缩小当前贫富差距的对策建议

(一)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更加注重公平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在初次分配中就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两者都要兼顾, 而且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同时政府要采取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 以规范初次分配秩序, 实现合理的初次分配。在再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 国家应加大再次分配的力度, 通过立法、税收、金融等手段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以缩小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另外, 采取措施, 鼓励第三次分配。三次分配指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 拿出部分财富, 通过慈善事业等方式, 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 改善他们的医疗、文化、教育和生存条件[4]。政府应大力提倡第三次分配, 扩大中产阶级的力量, 以实现共同富裕。

(二) 打破行业垄断, 整顿不合理收入

垄断行业的高度垄断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的经济管制提供的保护。要解决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过高的问题, 政府应采取措施进一步深化改革。一是降低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消除行政权力直接配置社会资源, 通过公平竞争, 形成平均利润和平均收入, 缩小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二是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特别是行政性垄断, 消除垄断利润, 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使各行业处于平等地位。

(三) 取缔非法收入, 加强法制建设

取缔非法收入, 必须从源头抓起, 运用法律手段, 既要保护合法收入, 鼓励劳动致富;又要打击各种违法经营活动, 对通过非法手段牟取利益的行为要严厉打击, 防止部分人用非正常的手段投机钻营而致富, 以法律的威慑力来打击非法收入, 维护经济秩序, 为公平分配创造条件。特别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强化对掌握权力和掌握公共资源的公务人员和机构的监督和约束, 遏制腐败, 缓解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

(四)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全社会建立一个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 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 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 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试点, 逐步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5]。同时, 对困难群众要实行社会救助和救济, 努力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0-2008.

[2]张光年.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及对策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09, (12) .

[3]苏献启, 杨慧芳.邓小平先富共富论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J].党史博采, 2006, (9) .

[4]王明华.论贫富差距过大的危害及对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 (11) .

中国贫富差距调控对策篇8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的30年, 也是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三十年。首先其中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最大限度的促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新兴经济的崛起和发展譬如新能源新材料以及国有大中型垄断企业迅速成长。第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在十年内乱时期我国的基尼系数长期处于绝对平均分配的阶段, 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却使得人均收入, 社会财富迅速变得不均。对于中国来说, 市场经济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阶段, 也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建立初建的各个具体阶段, 就会导致各个社会群体的各自利益不相同。

中国贫富差距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差距拉开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根据联合国的调查中国已经转变为国际上最不平等程度的国家,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二、我国贫富差距的原因分析

究其原由, 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点, 国家公权力和商业集团相互牵连, 公权力为商业集团利益提供垄断, 而商业集团为公权力提供财政支持, 加剧畸形的市场经济竞争。第二点, 对于高收入, 灰色收入, 黑色收入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 缺乏有效地监督机制, 造成了“富者越来越富”的局面。第三点, 缺乏强而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 使得中低收入者“越来越穷”的局面。

当前, 我国政府必须要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的基础上, 将公权力和商业利益关系厘清, 禁止不正当竞争, 通过立法控制高收入, 限制灰色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改变不合理分配方式, 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三、我国现今社会贫富差距治理对策

要解决以上问题就必须做到以下四点对策:

第一, 将公权力和商业利益关系厘清, 禁止不正当竞争。现今施行政府财政收支两条线, 双轨制, 这是造成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 地方房价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也是公权力也商业利益关系纠缠不清的最好例证。当今国有企业依靠国家公权力, 政企不分, 或者打着企业自负盈亏的幌子背地里接受国家财政的巨额资助, 客观上造成了市场经济的紊乱和不正当竞争的加剧, 社会财富分布不平衡加剧, 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牵扯不清的关系, 政府还是要回到原点, 那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本位, 是否人民的利益才是政府公器唯一要考虑的唯一标准, 没有考虑到人民利益的行政行为终将造成难以预计的后果, 这也与当今改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不符, 与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不符。

第二, 通过立法控制高收入, 限制灰色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改变不合理分配方式。分配方式非法性所造成的贫富悬殊, 需要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来解决。当前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悬殊的现象, 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 而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我国大部分人口仍集中在非小康水平, 要推进社会全面小康生活的实现, 必须提高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控制高收入, 限制灰色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第三, 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城乡社会保障二元差异,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内地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保障二元差异,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保障二元差异, 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亟待修补, 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监督管理体制, 要扩大保障范围, 建立覆盖面广、多梯度的社会保障体系, 同时政府应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及时高效保护与保障措施, 对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增长机制, 不能让对弱势群体、中低收入者速度落在财政增长的后面。只有社会中低层的民众享有基本的、体面的生存权利, 有尊严的活着, 享有完善的医疗、养老、教育制度的保护, 社会主义和谐才会是真正的和谐。

最后, 加强中国慈善事业对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调节作用。首先, 中国的慈善团体行政化严重, 已经成为了官僚系统中一员, 组织僵化, 各慈善团体机构对捐赠款物收取高额手续费、慈善收支费用不明、办事效率低下等等问题早已积弊沉重。中国许多企业家对慈善事业所表现出的自觉与积极, 更多体现的是功利主义思想, 而非平等博爱理念。所以宣传和教导中国社会慈善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提高“先富起来的”人们的慈善意识, 有助于培养其回报社会的责任感。其次, 政府的职责尤为重要, 政府设立各种类扶贫项目, 为社会贫困群体提供帮助,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拉大。政府也可以通过推行相关的政策来引导促进社会慈善力量的慈善行为, 从而更高效的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棘手问题。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收入分配制度缺失公平, 现今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刻, 只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治理对策, 才能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治理对策,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陈曦.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问题的对策.法制与社会2010 (3) [1]陈曦.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问题的对策.法制与社会2010 (3)

[2]李春阳, 浅谈发展中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 大众商务2010 (2) [2]李春阳, 浅谈发展中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 大众商务2010 (2)

[3]王静静, 万兵,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及对策分, 消费导刊2008 (12) [3]王静静, 万兵,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及对策分, 消费导刊2008 (12)

中国贫富差距调控对策篇9

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 根据洛伦兹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 数值在0到1之间, 基尼系数越大表示该国 (地区) 的社会贫富差距越大。

(一) 中国基尼系数所反映的社会贫富差距现状

2014年1月20日, 国家统计局局长公布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3。以下是我国官方公布的十年来基尼系数数据, 如表1所示:

注:该表数据来源于腾讯新闻网

根据国际标准, 基尼系数达到0.4为一个警戒线, 以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为合理, 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 但是仍在0.47以上, 由此可见:我国的社会贫富差距很大, 两极分化较为严重。

那么, 中国的收入差距, 与世界类似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在日本, 基尼系数一般在0.25左右, 德国为0.3左右, 而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 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一般较高, 大致在0.4上下。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 并且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可见, 我国的基尼系数在国际上也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与各国相比, 我国的社会贫富差距现状较为严峻, 下面我们具体从城乡、行业、地区三个方面来看看我国的社会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

(二) 我国城乡间的贫富差距

一些数据表明, 目前城乡贫富差距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最主要的表现。下表2为2004-2013年间我国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比例, 数据是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得出。

注:该表数据来源于中国发展门户网

由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 十年来我国的城乡之间贫富差距呈现了一个倒U型, 即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但城乡人均收入比例都保持在3倍以上, 在07年和09年达到了顶峰3.33, 之后由于我国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政府的有效控制和重视, 城乡间的贫富差距水平一直不断下降, 到2013年末的统计数据来看, 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8896元, 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03, 已经是十年来的最低值, 这使得有些学者顺理成章地作出如下推测:由于城乡间的贫富差距缩小导致中国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

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 绝大多数的国家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 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 中国名列其中。而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 可见我国的城乡差距之大。更早年间的数据显示我国1983年的城乡收入差距只有1.70, 这么多年以来,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扩大很多, 这也是我国的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具体体现, 基尼系数不断增长的来源。

(三) 我国行业间的贫富差距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实行的是“均贫富”式的分配方式, 这使得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极大的缩小了。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打破了这种平均化的做法, 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提高, 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形势不容乐观。

表3是2003-2011年九年以来我国的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人均收入之间的比例数据。我国的近年来收入最低的行业一直是农林牧渔业, 而收入最高的行业2003-2006年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而2007年至今收入最高的行业一直是金融业。

注:该表数据来源于历年国家统计局年鉴

表3的数据显示, 我国行业间的贫富差距都保持在四倍以上, 其中利用的数据全部是按照大类行业划分, 统计途径较为严谨。根据各国之间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差距的数据可知, 日本、英国、法国这一数据为1.6-2倍左右, 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左右。这表明, 中国的行业间收入差距巨大, 而事实上我国的行业间贫富差距已经是世界第一!这也是导致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四) 我国地区间的贫富差距

由于地理位置、政策等不同, 导致我国不同的省份之间人均收入差距也很大, 如环沿海地区明显比西部地区的经济要发达很多, 表4是2004-2013年的全国31个省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数据。

注:该表数据来源于历年国家统计局年鉴

由表4的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从2005年达到最高10.51之后, 近年来一直呈现下降趋势, 2013年我国的地区间贫富差距达到最低水平4.43, 这与我国多年来一直实施积极发展扶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政策息息相关。但是我国目前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仍然过大, 应该继续致力于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

可见, 我国的社会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行业、地区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这三个方面。其中, 以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形势最为严峻, 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正在好转, 但是仍然高于许多国家。那么, 造成我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下面进行主要的分析。

二、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一) 国家政策导向原因

1、“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了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先富带动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这一政策的实施的确使得我国的经济水平有了巨大的飞跃, 但是, 这一政策并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 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裕了起来, 但是并没有带动共同富裕。

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实施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 生产力不够发达, 所以我国和许多的发展中国家一样, 都认为应该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兼顾公平, 只有效率优先, 才能更有效的提高社会生产力, 才能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思想。正是在这一普遍的思想下, 导致了我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

3、“国企改革”政策的实施

上世纪90年代初的国有企业改革, 使得许多国有企业被贱卖私有化以及股份化, 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国有工人被迫下岗, 原本属于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突然间变成了某些私人的所有物, 导致许多人一夜暴富, 而另一方面, 许多人却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 直接成为了社会的弃儿。再加上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很好地建立, 对于那些下岗职工的关心与照顾不能妥善处理, 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

4、解体集体化, 扶持私有化

改革开放前30年, 支撑全民经济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 农村表现为农民公社制度。而八十年代的“一刀切”政策, 使得许多人多年积累的财富一朝间化为乌有。所谓的“国退民进”导致了私有制盛行, 人民变成了为资本家打工, 而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私有经济必然产生剥削, 许多人朝朝夕夕地打工成就了一个个富翁的同时自己仍旧是一贫如洗。

5、淡化按劳分配原则

由于过分强调效率优先、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 导致社会中按劳分配的原则几乎成为空谈, “按资分配”似乎成了天经地义。还有很多单位员工都分为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等, 享受着不同的社会保障待遇, 这就造成了社会分配不均。

(二) 经济发展原因

1、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阶段, 由于经济体制不健全, 许多经济法规法律还没有完全建立, 导致许多人非法经营、投机倒把赚取不合理的收入。有专家表示, 全国各种不正当的收入大约使我国的基尼系数上升了三成。

2、税收制度的不合理

我国正在进行税收制度的改革, 不可否认已经做出了成绩, 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在我国最有钱的人却并不是交税最多的人, 可见我国的税收制度还有待发展。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还是以流转税为主体, 流转税主要体现着效率的原则,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税制结构应该渐渐以所得税为主体, 和大部分西方国家一样实现公平的税负。

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 真正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开支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并没有增长, 应该说这一比例和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处于较低的水平。一个国家只有具备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才能有效地解决救济失业人口的生活问题、解决老年人口的抚养问题等。贫穷人口得不到应有的支持, 会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得不到减小。

4、发展速度差异

中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扩大表现在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上。总体来说, 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而同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

5、二元经济结构

我国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城乡发展的不一致不协调, 制约着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户籍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农民相比于城市居民在社会上遭受着不平等的对待, 这势必会加剧我国城乡间的差距。

6、不平等竞争的存在

我国的经济领域中存在着许多不公平竞争的现象, 某些人利用特权垄断整个产业, 获取了高额利润的同时剥夺了另一些人的合法利益, 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现象。

可见, 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多面的, 这离不开我国的基本国情。那么我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 如何保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真正的公平呢?

三、缩小我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对策建议

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就是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我国是一个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 收入分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 下面分别从这三次分配的角度来探讨缩小我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对策。

(一) 一次分配中的对策

一次分配是市场根据生产要素的贡献形成的分配, 注重的是效率, 为了有效的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 我们在收入分配改革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情况。

1、注重初次分配的公平问题,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确立正确的国民收入分配观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 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是片面的强调效率而忽略了公平问题会导致收入差距, 会对我国未来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

2、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我国目前许多社会体制发展仍不健全, 没有有效的起到调节经济、带动社会的作用, 因此我们要建立健全的市场机制、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分配机制、实施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机制、建立健全的企业分配制度。

(二) 二次分配中的对策

二次分配中政府起了主导作用, 中国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 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政府的宏观调控很重要。

1、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

目前我国对于教育经费、养老保险经费、医疗保险经费等关乎国民生计的费用所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远远低于国际标准水平。我国要加大这些费用的总投入, 并且保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步增长。

2、完善税制结构, 充分发挥税收在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我国正建立起一个依赖于税收的财政收入结构, 税制结构的完善与调整对国民经济的调节再分配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大消费税的调节功能, 还要建立社会保障税以及开征遗产税、奢侈品税、房产税等。

3、加强法制建设

现实生活中以权谋私、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假冒伪劣、走私投机等现象屡屡皆是, 对此我们要加强法制建设, 并且重拳出击, 严厉打击违法乱纪、钱权交易的行为。

4、打破国企某些行业的垄断, 但要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我们要对垄断行业推行市场准入制度, 降低民间资本投入壁垒打破垄断经营, 还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才能提高国企的竞争和管理水平。我们仍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只是调控过程中政府职责与市场的职责要分开, 不能侵害市场的利益, 要重视价值规律的重要作用。

(三) 三次分配中的对策

第三次分配是在前两次分配的基础上, 以道德力量为支撑实现的个人财富自愿转移或者说捐赠。第三次收入分配在国民分配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之前的汶川地震以及刚过去的雅安地震,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情形正是国民经济进行第三次收入分配的结果。我国目前第三次分配的规模、文化以及法律制度尚未形成, 应该说未来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

1、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第三次分配的法律和法规

我们对于民间组织的审批以及核准制度要尽快地建立和完善, 还要确立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明确民间自由组织的合法身份, 要建立对民间组织的监管法律法规, 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督促他们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2、建立慈善捐赠的税收减免制度

西方国家的非盈利事业之所以发展非常好主要是由于国家制定完善的减税免税政策, 而在中国, 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关于慈善款项的完整的税收减免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人们的公益捐赠热情, 只有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 未来中国的慈善事业才能有光辉的明天。

3、我们要培育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慈善观念

中国千年来的文化倡导人们要乐善好施, 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们作为华夏子女更是应该将这些美德传承下去。

4、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

慈善从来都不是富人的专利, 地震时期有些乞讨的老人都将积蓄捐赠给灾区。随着媒体的报道, 更加激发了人们的慈善热情, 而有些富豪却因为不捐和少捐被报道出来而受到社会的谴责, 最终不得已去捐款。可以说媒体在慈善事业的发展中起着推进器的作用, 使社会上的人更加明白哪里需要帮助, 哪里需要慈善。

摘要：文章以中国的基尼系数为引来探讨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现状, 再通过城乡、行业、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数据分析, 进一步强调中国贫富差距形势的严峻性并且探析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 最后从国民经济的三次收入分配的角度分别提出有效的建议, 从而达到解决中国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目的。

关键词：基尼系数,贫富差距,收入分配

参考文献

[1]徐映梅, 张学新.中国基尼系数警戒线的一个估计[J].统计研究, 2011, (01) :8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