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策

2024-08-30

中国对策(精选12篇)

中国对策 篇1

一、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内新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推进,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各项制度不断健全,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各个层面的进步为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去年一年, 以举办2008奥运会为中心, 中国外交非常活跃, 全方位外交硕果累累, 奥运成为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一次盛会, 成为一次展示中国国运、国势、国力的盛会, 也成为中国开展全方位外交的一次盛会。在此背景下, 中国的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多边外交皆取得诸多成就, 国际地位显著上升。

但是,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仍排在世界100位之后, 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很不平衡, 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还很落后, 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没有解决温饱。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进一步发展还受到资源、能源、环境等瓶颈的制约。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 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去年我国遭受了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和南方雨雪冰冻灾害, 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在极端分裂势力达赖集团的操纵下, 极少数不法分子在拉萨打砸抢烧, 阻挠奥运圣火的传递, 达赖不时窜访欧美等国, 在国际上传出破坏祖国统一的不和谐的声音。时隔不久, 新疆分裂势力效仿西藏分裂势力的做法, 策划并实施了“7.5”暴力事件。同时, 西方国家积极推动西藏问题在西方变成一个高度道德化的议题, 在把达赖和藏独运动道德化的同时, 尽力妖魔化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新疆和西藏问题已经成为西方制约中国的有效战略手段[2]。可见, 中国反分裂斗争任重而道远。总之, 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着国内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反对民族分裂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国际热点问题不断升温对中国造成新的挑战

世界需要和平, 和平才能发展。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 渴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世界和平环境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提, 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国际斗争与合作的加剧对中国和平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当前, 影响国际热点问题不断激化, 对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产生巨大影响, 进而对中国和平发展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1、国际政治斗争加剧, 霸权势力加紧遏制

当前, 全球与区域合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同时, 国与国之间, 集团与集团之间, 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的斗争也愈演愈烈。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 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抱有的戒心不断增强, 由于担心中国在亚太取得战略优势, 所以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 确保和加强亚太军事存在。今年以来美国军方用于搜集情报的监测船先后两次在中国海岸线附近肆无忌惮地搜罗中国机密军事情报, 与中国船只发生摩擦, 此举与八年前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如出一辙。同时, 美国利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存在争议, 挑起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领土争端, 妄图以南海问题牵制中国的发展。7月22日,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东盟签署了一份友好协议, 并在泰国高调宣称美国回来了, 中美问题专家婓敏欣认为, 希拉里此行高调表态, 预示美国有意更深介入东盟事务, 同时遏制中国在这一地区日益扩张的影响力[3]。西方媒体则不断炒作“中国海上威胁论”、“导弹威胁论”, 指责中国军力发展不透明, 军费增长过快, 在海南岛建设大型海军基地, 并加紧扩充军备, 建造航空母舰和核潜艇, 妄图与印美争夺印度洋制海权, 破坏南亚军事平衡。最近, 印度不断加强在中印边界的军事力量, 预计将增派更多兵力和先进战机在中印边界防范中国, 日本则对中国快速发展产生焦虑, 一方面叫嚣“中国威胁论”的同时, 抓紧修改防卫政策应对中国崛起。可见, 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招来了一些国家的警惕和防范, 中国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随之增大。

2、金融危机尚未见底, 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去年, 美国次贷危机转变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也遭受了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 金融机构面临投资风险, 外汇储备资产管理面临新的困难, 美国经济下滑对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明显放缓, 数千万人失业或者无法就业, 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 我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但是, 金融危机也带给中国一些机遇。金融危机带来全球金融体系和监管机制酝酿重大改革, 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秩序重构提供机遇, 努力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有所作为, 扮演稳定角色, 这将有助于获得未来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综合利益, 另外, 有利于中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有利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目前, 继投资银行纷纷倒闭之后, 美国实体经济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诸多大企业面临破产, 金融危机正转变为经济衰退。可以预见, 这场危机将继续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3、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剧, 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当前, 国际安全形势依然总体和平、局部紧张, 并且仍将保持这样的基本态势。近年来, 相对于各种传统安全威胁, 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和损失越来越大, 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资源紧缺和自然灾害频发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 人类社会面临金融、能源、粮食三大难题交织爆发的严峻局面。恐怖主义蔓延速度加快, 索马里海盗为了应对各国海军的打击, 转变策略把触角延伸到印度洋, 中国已派出两批海军护航编队保护中国商船;虽然美国加强了国际合作和打击力度, 但是塔利班武装开始在世界各地招募人员, 似乎越打越多, 并且不断在世界各地制造恐怖暴力事件, 俨然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公害;受其影响, 中国西北边境东突组织活动猖獗, 频频制造事端, 妄图分裂祖国;最近, 墨西哥爆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病毒传遍全球, 感染人数由几十人攀升至上万人, 对人类生存造成极大威胁, 中国感染H1N1流感病毒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伊朗核问题悬而未决, 朝鲜惊暴核试验, 破坏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系, 这将导致核扩散和地区军备竞赛, 对国际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威胁, 如果朝鲜的核武器和裂变材料被与境外组织有联系的东突组织获取, 后果不堪设想。由此可见, 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和平发展, 中国必须与国际社会合作加以应对。

4、朝鲜核问题又起波澜, 周边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近年来, 中国致力于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基于"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原则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 推进了一些周边问题的解决, 中国的周边外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但是, 由于中国周边地区的复杂性, 加之安全机制尚未成形, 有些地区甚至仍深陷在冷战阴影的影响之中。

今年5月, 朝鲜不顾国际社会警告, 再次进行核试爆, 发射远程导弹, 并多次发射短程导弹, 韩国针锋相对, 宣布加入反扩散条约体系, 并在靠近边界海域加紧军事演习, 双方展开剑拔弩张的态势, 随即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 撕毁和平条约, 两国恢复战争状态。作为东亚最具影响力的大国, 中国在朝鲜半岛有着重大利害关系, 半岛如若爆发战争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安全稳定, 中国还将面临应对严重的难民问题。朝鲜核危机和导弹危机还为日美加速部署联合导弹防御体系, 加强东亚军事部署提供借口, 中国战略压力增大。从另一个角度看, 朝鲜拥有核武器是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严重损害, 不管将来中朝关系如何发展, 一旦朝鲜有了核武器, 从国际社会经验来看, 就很可能是永久性的, 中朝是邻居关系, 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无疑将对中国核心国家利益构成永恒的制约甚至威胁。可见, 朝核问题的激化使中国原本复杂的周边关系更加复杂, 周边问题的处理变得更加微妙, 和平发展的道路更加曲折。

5、海峡两岸发展稳中有进, 美国竭力阻挠中国和平统一

台湾国民党上台执政后, 台独势力得到遏制, 两岸关系得到改善,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增大。在过去一年里, 海峡两岸交流与发展大步前进, 分别举行了三次“陈江会”, 签订了“三通”协议, 开展了两岸民间最大的交流活动—海峡论坛;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 大陆给了台湾方面雪中送炭式的协助, 对于稳定台海局势, 推动其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两岸和平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岛内台独势力两岸缓和发展反对声浪不时传出;美国一直以来既不想两岸发生武装冲突, 把自身牵扯进来, 但又不希望两岸走的太近, 看到两岸关系迅速改善, 美国深怕影响其在西太平洋的利益, 总是要制造各种事端前来阻挠, 其国会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 通过了重申《与台湾关系法》的承诺、支持台湾民主的议案, 保证为确保台湾安全将“毫不动摇地履行承诺”, 美国政府则批准对台军售。总之, 处理台湾问题涉及军事、外交、内政、经济、政治各个方面, 极其复杂而且影响深远, 处理不好很可能把中国拖入战争漩涡, 导致中美直接的军事对抗, 另一方面, 还可能影响各种分离主义势力对中国国内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构成麻烦。和平统一是对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的最大考验。

三、面对严峻挑战中国应采取的对策思考

综上所述,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并不平坦, 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出国人数不断增多, 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延伸, 但是中国的军事实力却不足以有效维护中国公民人身及财产的安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一些问题和威胁, 南海岛礁不断被侵蚀, 边界纠纷困扰中国长期得不到解决, 中国缺乏行之有效的外交手段;中国国内存在着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 国际上存在着“中国威胁论”等论调, 中国和平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和谐环境。为此, 中国应为和平发展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策略。首先, 对内要实现国防现代化, 建立强大的国防威慑力量, 使强权国家承担不起用战争手段遏制中国发展的代价, 对外加强与第三国的军事合作关系, 争取更多国家不支持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 从而约束美国的军事决心。近来中法关系的发展促使法国推动欧盟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 这就有利于避免美国以战争手段遏制中国崛起[4]。同时, 震慑台独分裂势力, 使其不敢铤而走险走上分裂国家的绝路。中国发展国防力量不是为了战争, 而是为了制止战争, 是为了和平;其次, 不断创新外交手段, 展现维护和平发展无畏勇气。中国坚持按照国际法原则办事, 坚持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处理与其他国家的问题和现实分歧,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始终以默许的态度任由他人剥夺自己的利益, 并不意味着要一味地息事宁人, 一味的抗议和谴责, 相反, 要强化“亮剑”意识, 在与国际敌对势力做斗争时应充分展示自己的气势和胆量, 拿出坚决而有力的实际行动, 以实力为后盾与敌分庭抗衡, 据理力争, 以无畏的勇气震慑敌对势力的挑衅;最后, 充分运用外交软实力, 构建和谐和平发展环境。在外交活动中积极开展文化外交, 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了解, 增强差异性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 增强国家软实力;进一步加强军事外交, 让中国军队更多地与各国同行接触, 向世界展示和平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 同样也向世界传递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播撒友谊、文明现代的负责任大国的信息, 这样不但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 而且促使中国安全环境得到大大改善。简言之, 就是要在外交实践中软硬兼施, 文武并用, 软硬两手都要用, 两手都要硬, 把两者巧妙结合成为巧实力, 保证中国的和平发展顺利实施。

摘要:和平发展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和平发展进程受到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 作为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 如何应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困境, 如何把面临的各种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 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和平发展,挑战,对策

参考文献

[1]吕鸿、任毓骏、王如君.共同谱写中美关系新篇章[N].人民日报, 2003-12-11, 第3版

[2]西方欲借新疆西藏问题遏阻中国崛起[N].参考消息, 2009-7-29

[3]美高调重返东南亚遏制中国[N].参考消息, 2009-7-24

中国对策 篇2

一.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物流成本过高,效益低下

我国农产品流通还处在时间长,消耗大,效率低,效益差的低层次上,流通渠道不畅,物流发展缓慢。农产品的大宗物流一般都经过这样几个主要环节:生产者—产地市场—运输批发商—销地市场—零售商—消费者。当农产品集中上市时,由于物流不畅,加工能力不足导致产销脱节,成本上升。

二.农业物流技术和管理手段落后,导致农产品损失严重

物流过程中的保鲜技术对农产品的保值增值尤为重要。鲜活农产品的特点是含水量高,保鲜期短,极易腐烂变质。因此,农业物流对运输效率和流通保鲜条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通过有关资料调查显示,我国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在采摘,运输,储存等物流环节上的损失率在25%—30%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损失较大。

三.农业物流信息系统建设滞后

农业物流信息滞后主要 一下几个方面:意识硬件建设跟不上。大多数市场没有配备信息设备,致使建设市场信息情报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二是信息资源不能共享。缺乏一个把政府,市场,客户和生产者联系起来的网络,市场供求关系不能快速传递。三是信息资源开发深度不够。前沿性,准确性。权威性较差。

四.农村物流主体多元化,无序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我国农业物流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征。从所有制角度看除了商业企业,农业供销社之外,农业物流中的集体,个体,私营,股份制以及外企业发展十分迅速。但同时我国农业物流主体规模小,网络不健全,市场覆盖面较窄。

加快我国农业物流发展的建议

通过市场调查和资料分析我的建议是巩固和大力发展农业物流的几个主流发展模式即:

1.批发市场模式 它的特点是迎合农产品地域性,季节性及消费需求的多样性要求,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2.中心批发市场的物流模式 它的特点是土地流转政策改革的实施,节约了交易成本。

3.农业合作组织模式它的特点是通过行业协会形成规模效应,节约交易成本。

4.连锁超市模式它的特点是节约终端顾客的交易成本。

加快我国农业物流发展的对策

1.合理规划农业物流基地,物流园区,物流中心及配送中心的建设。

农业物流的基础设施建设应根据农业物流基地的布局,交通运输,通讯等物流基础设施情况以及农业物流的发展状况来确定。

2.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服务,培育与壮大农业物流主体。

第三方物流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能将社会上众多的闲杂物流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提高

整体物流效率。通过第三方物流的专业化运作能减少农产品流通中很多不必要的中间环节,降低其流通成本。

3.扶持新型流通合作组织,提高农产品市场主体的组织化程度。

中国MOOC发展与对策 篇3

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孙茂松教授对清华大学MOOC平台“学堂在线”作了介绍,包括一年来的发展、师生感想与体验、大数据初步分析等。该校建设机制的探索、对外合作的开展,都代表了我国高校MOOC整体发展的水平。

孙茂松认为,MOOC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惠公众:慕课讲堂,无远弗届;咫尺名师,万千学业;另一个是善“私塾”(相对于公众的课堂),相当于翻转课堂。这些教学效果还要进行更多的试验,学堂在线现在的试点有:清华大学、南京大学、青海大学、南宁学院。学堂在线现在提供“私有教育云”服务,各学校可以在自己的学校搭建一个平台,它最大的好处是实现课程的共享,共同打造慕课生态圈。

艺术是人类为了一种精神而寻找到的一种适当的表现形式,教育信息化也应当为人类的现代化教育找出一种适当的表现形式。上海交通大学慕课研究院余建波提出MOOC要“从传统课堂中来,再回到课堂中去”,他还介绍了该校MOOC建设所取得的成果:课程共享、学分互认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部分大学学生通过该校平台修读完成并获得学分;优质课程建设,每年20门的速度建设;后备课程不断遴选与建设,遴选了排名前50的通识课程;校内课程落实与翻转课堂落地。上海交大“好大学在线”,从建设到应用扎实稳健、亮点很多,是“在线学习+翻转课堂”应用于学生学习的鲜活案例。

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主任陈玉琨教授介绍了基础教育的C20慕课联盟的发展情况,他表示,C20的功能定位是“伴随学生发展的名师,实现教师价值的舞台。”因此在慕课的界面上有名师名栏,使得一大批名师为全社会所享有,同时为社会服务的过程当中实现这些名师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C20平台是教师实现自身价值的一个舞台。C20价值追求首先让学生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教师要从学生成长的搀扶者变成学生成长的伴随者。

陈玉琨还介绍了C20的主要工作与成效,这一年来,C20吸引了数以百计的中小学,C20还希望今后可以为智障儿童创建更多的学习机会,改变这些孩子,改变他们的家庭;C20举行了19场翻转课堂教学展示活动,近6000名校长与教师参与;开发了逾4000件教学微视频;吸引了有关媒体的关注,《中国教育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闻晨报》、《未来教育家》等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报道,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京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主任汪琼教授将“在线学习+翻转课堂”应用于教师培训,介绍了“MOOC用于教师培训”的课程实践,同时基于大数据的思路,对学习者(教师)的学习规律、学习动机进行了初步分析。

汪琼认为,MOOC用于教师培训还要做很多努力,要有一批愿意受苦受累改变现状的老师;要有更多高质量的教师培训资源上线;要通过线上线下的活动结合;跨地区跨学科的交流;在滚动中不断完善发展,才能越来越好。

中国ENGO发展对策研究 篇4

ENGO的地区分布很不均衡。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地区的环保意识发展也不平衡, 导致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地区分布也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与国际交流广泛地区, 如北京、广州、重庆、福州等地的ENGO的数量较多, 比较活跃, 而内陆地区和贫困山区由于经济和交通等现实情况ENGO很难发展起来。另外, 我国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环保决策、影响环境措施方面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环保非政府组织的自律机制尚未普遍建立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 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问题还十分严重。我国目前ENGO的志愿者主要集中在高校学生、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学科的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 还没有普及到普通的民众, 导致我国ENGO的社会基础相对薄弱。

尽管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事业在90年代以后有很大的进步, ENGO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 我国ENGO的总体水平并不令人满意, 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针对ENGO的发展管理模式存在问题, 使得我国的ENGO发展受阻, 出现身份合法性、资金紧张和得不到公众认可等问题。由于ENGO在我国属于新生事物, 一些相关的管理制度不健全, 管理方式落后配套的法律制度也还不完善, 而这些制度和管理方面的缺陷导致了我国的ENGO发展不起来。主要表现为民间环保组织注册难;缺乏相应的完善的税收扶持机制;监督机制的主体和形式单一。据“北京地球村”负责人介绍, 由于缺乏完善的税制, 民间环保组织在国内筹资非常困难。“地球村”一直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 其基本费用是用制作电视节目的经费来支撑的。

其次, ENGO没有充分利用和处理好与相关主体的关系, 对于ENGO的发展有限制性和危害, 使得我国的ENGO产生了失去自主性特点、缺乏发展源动力、得不到企业资助和对企业没有有力的制约等问题。第一, 中国的ENGO很少能完全独立于政府组织, 它们在政府强有力的控制之下生存和发展, 有的甚至就类似于政府环境部门的附属组织。第二, 中国的ENGO没有充分发动社会公众的力量, 取得公众的支持, 也使得ENGO的发展缺乏源动力。第三, 中国ENGO也没有利用它的特殊地位与企业建立好互信合作的关系。

针对中国ENGO的现状和出现问题的原因, 提出改善我国针对ENGO的管理模式以便促进ENGO发展的对策。另外, 针对相关主体关系这个方面, 分为政府、企业和公众三大主体依次进行分析, 提出一点改善建议。

1优化管理模式

首先, 需要国家立法对ENGO的设立与登记创造宽松的法律环境, 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 适当放宽ENGO的登记注册条件即只要符合一定条件, 就可以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其次, 政府对ENGO应该采取提供条件帮助发展, 加强社会和政府监督的管理模式, 而不是现在的替代管理模式, 政府应该尊重ENGO的民间性和独立性。再次, 清理现有的有关税收优惠的法律法规和文件, 消除相互重叠和冲突之处, 进一步扩大优惠的税收减免范围, 使我国的税收优惠措施制度化、规范化和体系化, 从而为ENGO筹资提供有效途径, 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有必要制订ENGO财务制度, 使定期公开ENGO的财务状况和组织运作情况的做法规范化、法律化。

2改善与相关主体的关系

首先, 在我国, ENGO和政府建立互信和合作关系是对ENGO和政府共同提出的。一方面ENGO要发挥在环保领域作为政府的有益补充的作用。另一方面, 政府要转变管理方式成为监督和服务型管理, 即政府发挥服务的作用, 同时通过合理、有效的机制来监督ENGO开展的日常活动。其次, 改善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不仅是ENGO资源的重要提供者, 也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关系者, 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 绿色营销的流行, 两者关系的改善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再次, 处理好与公众的关系。ENGO可以通过宣传教育, 积极参与对行政机关的执法监督, 维护公民的环境权益, 推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 对环境污染受害者进行援助, 来改善ENGO与公众的关系。

解决了合法身份问题、社会基础问题和资源问题, 我国的ENGO就能脱离困境, 发展起来。有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我国的ENGO在未来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

摘要:当代中国的ENGO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保护环境资源、防治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重要力量, 也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根据我国的本土特点来进行建议和对策研究, 对于发挥ENGO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ENGO,管理模式,中国

参考文献

[1]王曦.美国环境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2]林家彬.环境NGO在推进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2 (2) .

[3]杨东平.美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J].自然之友通讯, 1997 (2) .

[4]于泳, 等.绿色营销发展现状及国内绿色营销的发展途径[J].北京大学学报, 2004 (11) .

中国反洗钱对策研究(推荐) 篇5

洗钱的概念

不同的国家、组织对洗钱有不同的定义。洗钱的正式概念最早出现在 1988年12月19日《联合国反对非法交易麻醉药品和精神病药物公约》里,该公约对洗钱定义为:“为隐瞒或掩饰因制造、贩卖、运输任何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所得之非法财产来源、性质、所在,而将该财产转换或转移者。”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作为全球性的反洗钱国际组织,将洗钱定义为:“凡隐匿或掩饰因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的真实性质、来源、地点、流向及转移,或协助任何与非法活动有关系之人规避法律应负责任者,均属洗钱行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从金融角度将洗钱定义为:“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可能无意间被利用为犯罪资金的转移或存储中介。犯罪分子及其同伙利用金融系统将资金从一个账户向另一账户作支付和转移,以掩盖款项的真实来源和受益所有权关系;或者利用金融系统提供的安全保管服务存放款项。此即常言之洗钱。”尽管不同的组织对洗钱有不同的定义,但洗钱实质上可归纳为将非法收入合法化的过程。不同的组织对洗钱定义的差异主要是因其对“非法收入”和“洗钱的手段”规定不同而产生的。

虽然各国对洗钱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洗钱一般包括以下三个阶段:一是放置,即通过初加工把非法收入和其他合法收入混合;二是离析,即通过复杂的金融操作进行再加工,模糊非法收入的来龙去脉;最后是归并,即将洗白了的非法收入转移至个人或合法组织的名下。

洗钱在我国的主要特点

与国外相比,洗钱在我国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1.职务犯罪是洗钱罪的重要基础犯罪之一。

洗钱是将非法收入合法化的过程,洗钱罪是涉嫌洗钱行为的犯罪。洗钱涉及两个过程:一是获取非法收入,二是将非法收入变成合法收入。其中,获取非法收入所犯的罪行是上游犯罪,称为基础犯罪。虽然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洗钱罪的基础犯罪只有毒品、走私、恐怖和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四种,但从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来看,一切能产生经济收益的犯罪都应规定为洗钱罪的基础犯罪。

一些公职人员贪污受贿后,自己“下海”或通过亲属“下海”成立公司,或与企业勾结,将非法收入转成企业账户上的“合法”收入,实现对“脏钱”的清洗。据对广西成克杰贪污案件的报道,成克杰就是通过香港的渠道洗钱,实现对4100万元财产的非法侵占。

2.存取、搬运和藏匿大额现钞是洗钱的重要渠道。

经手大额现金是洗钱犯罪的一个突出特征。对犯罪分子来说,用不具有个人特殊标记、无法追索交易历史的现金漂洗非法所得,在实现财富占有的同时能掩盖犯罪痕迹,不失为洗钱的便利渠道。在国外,现金的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如在美国,大面额现钞基本不在国内的零售渠道流通,涉及大额交易的大件购买或大额消费多采用信用卡结算。在我国,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推广以“三票一卡”为主的银行结算方式,但现阶段,现金结算还是个人之间使用最多并乐于接受的结算方式。而且,我国的结算制度主要是针对现金支取,现金收存几乎不受限制。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实施虽然对犯罪分子有一定威慑作用,但是,由于个人使用现金所受限制极少,从而使得存取、搬运和藏匿大额现钞成了洗钱的重要渠道之一。[!--empirenews.page--] 3.洗钱有愈演愈烈之势。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全球的“黑钱”经过慢慢累积,至今已达1兆亿美元,且每年还以100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报告显示,全世界每年洗钱金额已高达40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贸易总额的8%,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

我国洗钱的繁衍与国际相比,也存在愈演愈烈之势,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缺乏健全的反洗钱机制。为了打击洗钱犯罪,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建立了反洗钱法律和机构,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刚刚起步。并且;发展中国家一般由于发展的需要急需外资,对外国资本投入限制较松,洗钱分子为了规避法律,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洗钱行为的倾向。有关资料显示,洗钱行为正在向中国、菲律宾、缅甸等对金融交易控制较松的国家转移。我国目前尚未加入任何反洗钱的国际或区域性组织,也没建立独立的反洗钱机构,且对外资投入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这几个方面的合力给洗钱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是外汇管制的逐步放开为洗钱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以前,我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跨境的洗钱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表现尚不明显。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金融领域必将全面开放。而在外汇管制放开、资本流动自由化的环境下,各种违法犯罪资金的洗钱活动会活跃起来,有可能扰乱我国金融市场,甚至可能带来毁灭性的风险。

4.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体系洗钱是洗钱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现金使用不仅带来较大的流通成本,而且还担负着较高的风险。更多地使用票据结算和转账结算是结算发展的趋势。我国目前企业间除小额零星收支采用现金结算外,其他一律采用票据和转账结算。随着个人支票的推广使用以及社会整体信用水平的提高,现金结算将会逐渐减少。中国人民银行2001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大额现金支付管理的通知》就更加严格地限制了现金的使用,银行支付结算将成为社会资金流动的主要渠道。另一方面,贩毒、走私等犯罪收入一般表现为现金,在现金的使用愈来愈受限制的将来,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系统短期内转移巨额资金并使之从形式上合法化,无疑是洗钱分子的首要选择。这就是说,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进行洗钱是洗钱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反洗钱的国际实践也表明,金融系统是洗钱犯罪分子利用的主要通道。洗钱对我国的主要危害

洗钱不仅破坏我国的金融体系,影响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还会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

1.动摇社会信用,为金融危机埋下祸根。

反洗钱经验表明,通过金融系统洗钱是犯罪分子惯常使用的伎俩。当一家银行被发现被洗钱分子利用时,消息的公布会使公众对该银行甚至整个银行系统的信用产生质疑,动摇银行的信用基础。而商业银行作为自主经营的企业,信用是其重要的“生命线”。另外,由于洗钱活动的资金转移完全脱离了一般的商品劳务交易的特点,其资金转移完全受洗钱的需求所制约,因此,资金的流动毫无规律可循,洗钱很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如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被关闭,其广泛地参与洗钱活动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empirenews.page--] 2.巧取豪夺,使社会财富大量流失境外。

美国的非法收入经过清洗之后,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汇集在美国境内。而我国的非法资金经过清洗之后,有相当一部分单向流向境外。国际上计算资本外逃的最普遍方式是贸易顺差加资本净流入与外汇储备总额增加值之差。而在我国,这一差值常常被理解为误差或遗漏。我国的资金严重匮乏,大量的资金外逃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我国,贪污腐败和洗钱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一些已经暴露出的案例来看,腐败分子侵吞社会财富的途径为:把贪污腐败得来的钱转移至境外,再利用我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外商的身份回国投资。这样,形成一个权力与金钱互相依存的、里应外合的洗钱链,从而实现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赤裸裸的循环侵占。

3.包容、袒护和怂恿刑事犯罪,破坏社会稳定。

如果洗钱过程非常顺利,将会进一步刺激犯罪分子的犯罪欲望,为犯罪分子的下一次犯罪提供资金支持,这样就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从而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不安定因素,扰乱社会秩序。

我国反洗钱的对策

由于洗钱的巨大危害性及在我国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国宜尽早采取对策,以应对各种洗钱活动。

1.完善反洗钱法律制度。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反洗钱法,有关反洗钱的法律制度散见于各法规和规章中,如2000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个人存款实名制规定》要求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储蓄存款账户时必须使用其法定身份证件上的姓名;《大额现金支付登记备案制度》规定大额提现采取预约、登记和备案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凡在中国境内居留1年以上的个人,短期出国留学、访问人员,中国境内的法人机构和外国驻华机构与非中国居民、机构之间发生的收支交易,均应向国家外汇管理机关申报。

一方面由于反洗钱法律的制定可能与我国《商业银行法》中有关为客户保密的条款相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经济金融的一体化,跨国的洗钱活动日益猖獗,反洗钱的实施可能涉及到各国的司法协助问题。因此,提升反洗钱的法律层次,建立专门的反洗钱法有助于反洗钱的贯彻实施。

2.建立独立的反洗钱机构,下设金融情报中心,直接对反洗钱机构负责。

我国目前反洗钱的工作机制实行的是公安部牵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参加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会议议定事项由相关部门在各自范围内实施,不单设办事机构。由于反洗钱工作涉及多个部门,任务比较繁杂,为切实加强统一领导,提高工作效率,形成一致的对外策略、口径和合力,并借鉴国外成功的反洗钱经验,建立独立的反洗钱机构很有必要。

在独立的反洗钱机构下设金融情报中心,直接对反洗钱机构负责。反洗钱机构的主要职责为:提出完善反洗钱立法和司法工作的建议,向政府提出反洗钱斗争的方针、政策建议,部署和协调处理全局性的反洗钱斗争,参与国际反洗钱工作等。金融情报中心的主要职责为:收集、汇总、分析和甄别金融信息,监督有法定报告义务的机构和人员遵守法律规定,向相关执法部门报告可疑支付交易,向反洗钱机构提供反洗钱对策建议,执行反洗钱政策并协调反洗钱政策的实施,负责反洗钱的对外数据交流等。[!--empirenews.page--] 3.尽快加入反洗钱的国际组织,争取在反洗钱领域占据主动地位。

近年来,反洗钱的国际合作日益受到重视。目前国际反洗钱行动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区域反洗钱组织为中心,并通过主要国际机构和一系列多边和双边论坛等渠道正在全面铺开。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努力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40条建议作为反洗钱方面的核心标准纳入其有关国际标准和准则中,进而试图将反洗钱国际标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成员国进行宏观经济监控的一部分和世界银行制定国家援助战略的依据,从而使其强制化。

中国对策 篇6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本周末召开,为日月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定调。在时间点上,这次会议有三点特殊:(1)“十二五”开局;(2)后金融海啸下的全球经济,远未复苏,且纷乱不已;(3)中国持续崛起,气势上“中长美消”,在“后·后冷战”形势下,中美“G2”大博弈的展开。

2011年宏观中国,可以从(1)形势,(2)问题,(3)对策三个角度加以观察评析。

先谈形势。又可从内、外两方面来看。外在方面,“逆全球化”方兴未艾。不仅是“9·11”之后,全球范围内的人与货的移动进出变得非常麻烦;更糟的是,金融海啸之后,主权债务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震荡,各国进行财政改革,纷纷紧缩财政,均导致全球购买力的萎缩;美国则自持拥有独占性的印钞权,一再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成为全球过剩流动性,到处乱窜,使各国都面对本币升值压力,从而引发汇率战、贸易战、资源战、货币战……20世纪促进全球化的布列敦森林体制正在面对“逆全球化”的严峻考验。——外需形势不容乐观。

所幸,内在方面,中国得天独厚,拥有一个全球最具潜力的巨大内需市场。这个市场,过去由于(1)市场尚未成熟,(2)中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政策也尚未娴熟,因此,市场潜力远远尚未开发。现在,这两方面的条件均在改善之中,一个内容包括了城镇化、民营化、民生化(食、衣、住、行、育、乐、医、安)、节能减排化等等的庞大内需,正蓄势待发。——内需形势令人期待。

次谈问题。问题不少,几乎涉及到宏观经济所包括的稳定、增长、分配、素质及对外稳定的所有五个方面。(1)稳定方面,通货膨胀压力日增,而且是内忧(流动性过多)与外患(美国量宽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兼具;(2)增长方面,社会富余劳动力仍然需要一个偏高的经济增长率来加以持续吸收,但需求动力有所不足;(3)分配方面,收入分配差距明显过大,不但影响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还制约了内需与经济增长;(4)素质方面,节能减排虽初见绩效,但距理想目标仍远;(5)对外方面,国际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未尝稍减。

面对着这样的内、外发展形势与众多发展问题,该怎么办?基本的原则可以有两条:(1)稳定中求增长;(2)增长中调结构。稳定、增长、调结构三者必须兼顾,惟又以稳定最为迫切。在稳定获得确保下,力求增长;同时在追求增长中,必须推动结构的调整。

根据这样的原则,我认为现阶段的中国经济的宏观、中观与微观对策的思维可以是:

(一)宏观政策:

——货币政策,稳健,比过去略为从紧;

——财政政策,积极,但基本建设要重视品质;

——中央对地方的调控,应通过对“政绩评价机制”的调整,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以节制地方政府的GDP冲动,严格地说,这即是“调结构”的核心。

(二)中观政策:

针对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四项民生建设,深入检讨问题症结,正确定位政府职能与市场机能的角色分工,兼顾效率与公平,推动第二次改革。 (三)微观政策: 加速推进民营化、市场化、国际化,减少对企业行为不必要的干预。

中国服务外包发展及其对策 篇7

服务外包简而言之就是企业将自身做不了的或不愿意做的, 尤其是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 利用其他优秀的专业化团队来承接其业务, 目的是加强本企业的核心业务, 减小成本, 增加企业绩效。九十年代以来随着IT业、电信业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东西方文化的日趋融合, 企业为了在充满竞争的瞬息万变的市场上捕捉商机, 产生了一系列对服务的要求。服务外包作为新型服务业, 使我国从制造领域逐步发展到服务环节, 并取得了快速增长。但从整体上来说, 我国仍处于服务外包的起步阶段, 无论是产业规模、发展水平以及质量都与印度等国家有着一定的差距。我们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外包, 避免发展服务业所带来的隐患, 赶超国际服务外包的先进水平, 并努力寻找自己的不足, 紧密结合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的战略调整, 及时把握国际后危机时代的变革, 拓展对外开放水平, 进一步完善环境政策, 促进中国服务外包的发展。

二、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外包数量虽有提高, 但在全球服务外包市场金额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不到15%, 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与国际外包企业相互竞争, 我国依旧存在很多不足。

(一) 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较大, 本土企业发展较慢

今年来, 外商投资的企业依旧是服务外包企业的领头羊, 占比70%, 其中, 外商独资占相当大的比例, 这说明我国的服务外包产业已经在逐步吸引海外企业来中国投资, 拥有海外背景的企业对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在国际间进行市场开拓、提升全国占有率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然而, 我国国有公司仅仅占了15%, 私营股份制公司占了4%, 发展远不足外商投资的企业, 发展速度较慢。再者, 虽然我国已经拥有了一些外包企业并发展较好, 但是同外包发展较好的很多国家来说, 我国的市场份额占有率和金额还不足其它国家的一半, 而且我国市场分布零散, 没有形成集中优势。

(二) 国际间外包发展较好, 国内外包有待增强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 越来越多的外商来中国投资, 尤其是华东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 外商来华投资的重点在制造业和服务业, 虽然无可厚非的是日本的制造业和制造水平都是亚洲第一, 但欧美企业也发现了中国这个市场。可喜的是来自欧美市场的外包份额正在逐步快速的上升, 而且一些承接外包的中国企业利用对日外包的技术经验成功转移到了对于欧美市场的外包业务, 可以说是技术的转移和服务的转移。虽然国内市场也得到了跨国公司的外包重视, 但是国内外包发展速度较慢。服务外包的最大优点在于企业通过一些非核心的业务, 不断增强自身能力, 更好的参与国际间的竞争, 并且树立品牌优势。我国也应该努力改善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 提升我国企业的竞争力, 而企业保持优势必须具备核心技术, 只有建立在以创新为基础的机制模式上, 企业才能保持自己的优势。

(三) 人力资源严重缺乏

目前制约国内外包发展的最大的因素是人力资源, 接下来依次是市场开拓、语言文化、资金、项目管理水平、技术以及海外交付能力。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尚未建立足够优秀的市场信誉, 海外直接接包能力不强, 市场开拓能力不足和高端人才严重缺乏。在中国接受过优质教育资源的人数较多, 可是能熟练应用英语的人才却十分缺乏, 远远无法满足服务外包在我国的发展需求, 导致很多业务无法开展服务外包, 中国服务外包中层管理人才也十分匮乏。由于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规模小, 不能建立有效的人才机制, 严重阻碍了我国服务外包的发展, 人才流失严重, 高层管理人员更加匮乏。人才的匮乏直接导致了市场开拓能力不足, 无法进一步开拓我国的市场, 企业无法更好地运作。

(四) 服务外包机制不完善

服务外包的各项机制不完善, 中国的物价在提升, 劳动者的工资在提高, 用人单位的劳动资本也在提高, 中国已经逐步失去了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而且现代外包的范围在不断的拓宽, 人才要求在变高, 技术含量也在变高. 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很多, 可是能从事服务外包的人才却非常匮乏, 特别是熟练应用英语的人才。

(五) 我国服务外包意识淡薄

在服务业之中, 客户的满意度是衡量质量的最根本的指标, 但是在现代文化思想的训导下, 很多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淡薄。就BPO的呼叫中心而言, 有些客人因为语言问题不免就会有些急躁, 态度就会非常恶劣, 有的呼叫中心客服就会跟客人在电话里争吵, 甚至骂客人。这说明我们服务者对自己行业的认识不够, 一些员工对BPO中的呼叫客服这个行业不认可, 希望找到更好的更有名声的企业, 也希望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方面, 他们都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能力但是却看不到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的承包方的员工和客户群中都存在心里的鸿沟, 无法开展业务。

三、我国服务外包发展对策

为使我国服务外包合作业健康发展, 规避不利因素影响, 得到国际外包的收益以及机会, 我国的外包方应从下面几个方面应对:

(一) 转变传统观念, 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我国应努力提升服务外包的能力和水平, 促进服务外包行业的方案健全, 不能仅仅依靠单纯的改变低价策略, 所以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应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 顺应国际发展潮流, 牢固树立服务意识, 加强生产工艺, 提高技术水平, 然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满足客户多层次和宽领域的需求。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提高分工协作水平和管理水平, 并借鉴同行的先进服务理念, 控制好企业内部的生产工序流程, 充分发挥外资企业的外溢效益, 结合自身的优势特点, 提高整体的服务水平。

(二) 与知名跨国公司合作学习, 大力发展技术创新

与国外著名公司的外包合作, 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IT企业的知名度, 更重要的是能在外包项目开展中, 学习到先进的管理和运作经验, 又能接触到全球领域内最先进的IT企业, 再到具有客户市场的产品走向。下面我要介绍一个外包的成功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承包商是中国文思创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发包商是美国仁科People Soft软件公司。文思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承包一些大型的公司的研发中心, 并且从开始监理一直到运行软件, 这是与很多软件公司的不同。然而这家本土的民营企业以前一直接的是软件汉化的案子, 但是他们意识到软件汉化的利润较低, 经过大家的商议和考察决定转型开始真正做软件。从2001年后文思公司开始认真研究了印度软件外包的崛起模式并去了实地勘察, 最终实现了研发中心的外包, 同时也吸引了很多IT精英作为公司的员工和技术顾问。就在2008 年8 月中国文思抢到了美国仁科PEOPLESOFT软件公司研发中心外包公司, 这是这家美国公司首次把研发中心发包给公司。同时文思公司认真学习同行的先进经验, 通过对于印度的学习和实地考察发现, 印度在经济改革之后, 依据自身的语言优势, 大力发展业务流程外包, 同时印度同中国一样人口众多, 人口基数大, 竞争激烈且已经形成了竞争市场, 印度发展外包业促进就业和技术水平增长, 同时口碑的监理直接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涌入, 印度也放宽了资金渠道, 使外包业发展的更好。文思依据学习和经验总结来发展自身品牌和核心技术, 从而企业成功转型, 从软件汉化到软件研发中心, 不断的修正自己的不足, 使得文思公司发展的更好。

(三) 吸引国际直接投资, 承接服务业务转移

在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进程中, 跨国公司通常采用建立可控制的离岸中心或海外子公司向东道国或第三国市场提供服务的方式, 而不直接向当地非服务提供者分包业务。而服务外国直接投资占中国每年吸收外资的比例不足30%, 因而我们应把吸引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作为重要的战略措施, 从而促进承接服务业转移。外资的进入在增加中国服务业发展资金投入的同时, 也全面提升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一些雄厚的服务业跨国公司本身就是占有服务外包市场份额很大的国际服务外包提供商, 比如IBM、惠普、麦肯锡、普华永道等。此外, 外资的进入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和竞争效应也可以全面提升中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

(四) 尽快制定中国服务发展目标, 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

政府部门要借鉴他国发展服务外包的成绩, 结合我国国情, 及时地总结经验和教训, 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战略目标, 同时也要改变国家现有的外包企业布局分散的情况, 制定相应的优惠措施, 鼓励区域和区域间的外包企业的联合。同时制定适宜服务外包发展的策略, 营造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十八大的召开深化了我国经济制度的政策, 我国也应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因地制宜的发展, 与时俱进的制定相应的服务外包政策法规。为中国投资的实力较为雄厚的跨国企业创造较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 保证我国服务外包的政策和法律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 不断增加中国企业承包服务外包的能力。经济体制的改革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使其经济健康发展, 从而推动社会主义进程, 实现每个人的中国梦。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意识的更新、市场发展的完善, 都将增强我国的经济优势。中国的制造业基础比较扎实而且仍处于迅速发展和转变之中, 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十分好, 中国独特的文化和价值特色也会对中国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学出版社, 2012, 3:78-82.

[2]国际外包理论与战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 12:43-125.

[3]国际外包全球案例与商业机会[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 10:117-125.

[4]国际外包运作与管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 10:100-104.

[5]企业资源外包网络[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110-114.

[6]程红.供应链管理平台[M].北京:电子工程出版社, 2010:52-57.

中国粮食安全系统对策研究 篇8

对策研究是从现象归纳出的问题找出相应对策, 进而细化成具体措施。至于现象表层下系统各要素是如何彼此联系与相互影响的, 问题与问题间是如何盘根错节与相互关联的, 对策与对策之间是如何矛盾抵牾与相互纠缠的, 往往未加深究, 以致一系列对策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 难以全面贯彻甚至得不偿失的事例比比皆是。对策出现失误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定时缺乏系统观, 习惯于“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遗憾的是这正是政策研究与政策制定中因易于着手而惰性极大的常规做法。事实上, 应用就事论事的非系统性解决方案, 在日后常需投入更多的心力去解决更困难的后遗症, 届时即使动用政府权威来干预也往往效果不佳。例如, 只求眼前利益而不顾及环境容量, 盲目发展经济所造成的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 导致生态破环而长期危害人类生存等现象就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从系统运行机制上讲, 这是落入舍本逐末与补偿性回馈增强型怪圈。[1]在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研究中, 从开始就必须警惕这一点。

为保证对策研究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用性, 笔者认为, 需遵循一定的研究流程。如图1所示。

二、中国粮食安全的系统对策

对策体系结构分三个层次:目标, 问题, 对策。必须从已定目标中找出问题所在, 根据所在问题制定相应对策。各对策要组成一个有机整体, 既内洽却互不包含。笔者认为, 中国的粮食安全对策体系结构应如图2所示。

1.系统目标——中国粮食能力安全

从战略大局着眼, 用昂贵的代价以求某一时点上拥有最大现实数量的粮食并非可取, 而是应提升体现综合国力与经济竞争力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才是可行的优化方案。据此, 可构建具备伸缩性的粮食资源保障体系, 以抵御更大的偶发因素与更长时期的安全风险。简言之, 即要从传统的产量安全进化到灵活的能力安全。

2.五大问题——人口、水土、经济、科技、生态

必须指出, 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是人口问题。纵观历史与现实, 凡总体素质不高的庞大人口所在地区势必会影响粮食安全;凡田多人少的国家无论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 其粮食安全总不至于成为突出问题。我国人口数量与国土资源的承载能力已形成尖锐矛盾, 并给其余四大问题以极大的负面影响。

3.系统对策——原则、政策与实施

(1) 控制人口, 提高素质。

粮食安全系统的输出终端正是人口系统:口粮直接供人食用, 饲料粮与工业用粮转化为家畜和产品间接供人食用与使用。只要我国人口居高不下, 粮食安全级别 (借用气象灾害报警形式) 就离橙色不远, 稍有不慎甚至会滑向红色。为此, 必须完成下述两项艰巨的任务。

①控制人口数量。

当年马寅初先生根据我国自然禀赋与生产能力等主客观条件, 科学地提出一个人口数量的优化指标值——六亿人口。若要实现这个指标, 我国势必应尽早进入人口零增长, 再进入长时期的人口负增长方为可能。从我国土地所能生产粮食的极限值来看, 要达到人均粮食占有量接近当今发达国家水平, 大幅度降低人口是唯一的出路。目前, 最有效的措施仍是计划生育, 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必须持之以恒地长期贯彻执行, 尤其要加强在广大农村文化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贯彻执行。稍有松懈, 就会失控以致影响全局。

②提高人口素质。

此处所指的“素质”仅限于体现在人们有关粮食的观念意识与生活方式方面。现代人已淡忘了“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的古训, 一旦浪费粮食形成社会的群体行为, 那么潜伏的危机因素必然同步增长。既然人口的数量在一个长时期中降不下来, 着手于提高人口的素质正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伟大工程。提高人口素质, 最有效的措施莫不过经济与文化双轮齐飞, 其中, 尤其以文化教育才是“降低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长期有效措施。古今中外, 不论贫富国别, 越无知越多生。当今, 我国经济发展已有可观成就, 凡轻视教育的任何借口均已失去, 狠抓全民素质教育、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所需经费也全部由政府财政支付。

(2) 节约用水, 保护耕地。

就我国的现状而言, 水与土地资源的问题已成为制约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核心要素。我国淡水资源量本来就不多, 且分布不均, 加上利用率低下和水环境污染, 导致水资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2]我国能再开垦的土地已屈指可数, 而毁田占地却逐年上升, 此危机已到了刻不容缓解决的程度。因此, 必须开展下列几方面的工作。

①兴修水利必须用系统观的思想、方法与技术兴修各种“广义的水利”——使水资源得到优化利用的工程项目。为此, 必须加大各级财政投入, 而长效的措施就是建立市场化配置水资源的合理分配与有偿使用机制。

②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在全国合理调配自然水量的同时, 开展灌溉的优化规划研究 (灌溉方式、水量控制、时段设计、范围规划等) 。

③开源节流。大力开展旱作农业, 此为节流;广泛开辟取水渠道, 此为开源。前者指的是农业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适合我国广大缺水地区;后者指的是水循环, 雨水收集, 中水利用等技术。

④严格保护耕地。有道是“不怕减产就怕占地”, 耕地不可再生, 不可替代, 我国土地的稀缺已意味着土地是各行各业资源争夺的焦点, 而比较利益的存在决定了土地必然会从粮食生产领域不断流失。因此, 赋予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以更大的法律权限, 颁布全世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法规, 严惩肆意侵地毁田的行为, 并应直接追究违法乱纪和失职失责管理人员的责任, 尤其是各级主管领导的责任。

⑤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在全国开展城镇化的进程中, 确立土地有价征用与面积补偿原则。由于城镇扩展, 被侵占的土地多是原近郊良田熟地, 而补偿的则是僻远处的瘠田生地, 因此, 除了收取合理的征地费用外, 可借鉴林业部门实施的伐林与造林均衡发展的策略, 提高耕地占补平衡的比例, 如可从原定的1∶1提高到1∶1.5。

⑥适时调整粮田播种规模。美国由于地广采用了“休耕计划”, 而鉴于我国实际, 为强化粮食生产相应能力, 应视粮食供给状况调整粮田规模。当我国地少出现粮食短期富余时, 可采用“轮耕计划”, 即若粮食短期供给有余, 部分粮田可暂退出粮食生产, 但不得退出农业领域, 借此正可进行局部种植结构的调整, 一旦需要, 则即可转向粮食生产, 这样才能能动地保护粮食的生产潜力。

⑦强化粮食主产区作用。[3]古云:“湖广熟, 天下足”。告诫后人必须要保护好、经营好粮食主产区。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69%, 商品粮占全国80%, 耕地占全国65%, 有效灌溉面积占全国71%。主产区粮食产量浮动直接影响全国粮价升降, 主产区品种结构失衡也将直接影响相关产业的运行甚至波及进出口。因此, 主产区中尤其应以国营大型农场为主, 当地种植大户与个体粮农都应率先形成规模, 走在全国粮农前列。

(3) 完善措施, 增产增收。

中央一再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 这就可以认为粮农问题更是重中之重。按经济学的观点, 劳动力是人类生产活动最积极的因素。既然要高度重视提高和保护粮食生产能力以保障粮食安全, 那么, 理所当然地要高度重视提高和保护粮食生产者的利益以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来说, 这也是保证了能动的人力资源。要做到这一点, 就应制定有利于增产增收的政策和机制, 体现粮农心悦, 物有所值。这里所指的粮农是广义的, 确切地讲就是与粮食生产有关的人员与组织: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直接耕耘土地种粮的个体农民;有一定生产规模的粮食大户;国家、省地级的粮食生产基地;以粮食作为主要原料开展生产的粮食加工企业以及家畜、家禽的饲养业等。因此, 也必须开展下列几方面的工作。

①稳定种田能手队伍。

按当前中等工业化国家的最低标准, 农业人口最多占总人口的50%, 由此, 我国尚须将3亿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 这自然由全国城镇化继续发展来实现。通过国家、地方、农民的共同努力, 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 采取教育、科技、政策三管齐下, 引导农民及家属向城镇转移, 大幅度降低农业人口, 提高农村人均占有生产资料的比重, 促进农业生产向规模经营演进。同时, 还必须加快培养新一代现代农业工人和稳定一批种植能手队伍, 这对于粮食生产与社会安定都必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②制定政策提高效益。

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家保护, 政府支持。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和战略物资, 具有不可替代性, 然而, 粮食生产又具有弱质性、低效性和外部性, 两者综合就必然归结为种粮具有公益性, 而公益性具有政府财政主办的特质, 为了国家粮食安全稳定, 就应该有政府财政的强大支持。纵观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莫不如此。具体措施都落实在合理调整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 用粮农看得见的实惠来调动其种粮积极性。因此, 要达到粮农无贫困, 建立基本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融入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中, 切实使微观层次上的粮食安全问题得以解决, 才能真正实现全局的粮食安全。换言之, 必须遵循城乡协调发展与工农同步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是稳定粮价, 改进粮食品质。古人曰:“谷贱伤农”。粮价偏低引起的负面效应最终也必然会辐射至各个方面。从目前的城市居民总体生活水平来看, 稳定和适当提高口粮价格具有可行性。实际上, 粮价稍低居民受惠并不大, 而对粮农损害却很大。以1990~2003年为例, 城镇Engel系数从42.1%下降至37.1%, 又在2003~2005年期间, 每年人均口粮消费量从210.1千克下降至204.8千克。综合两者变化, 可知提高一定幅度的口粮价格是有积极意义的。为使居民更乐意接受, 同步将口粮品质有所改进也是非常必要的。至于城镇中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则可以辅之以特殊政策, 以保证其基本口粮供应 (印度即采取类似政策, 行之有效) 。

三是规模经营, 深度加工。由于除少数粮食主产区中大型农场外, 遍布全国的粮食生产均处于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超微型经营模式, 其特点是劳动力可“无限供给”, 这有利于自给而不利于流通, 更不利于增收, 且伴随着粮食产量的小幅度增减还会引发供求关系大幅度波动的潜在风险。实际上, 开展规模经营的最大障碍是农村人口过多。因此, 当前可采取三管齐下:严格控制生育, 转移农业人口, 补偿种粮中、大户。目的是促使土地在不同层次上合并, 逐渐形成各级规模。理论探讨与实践均表明, 凡经营规模爬上一个小台阶, 粮食生产就能攀上一个大台阶。因此, 政府应采取诱导性措施, 大力培育符合国情民意的种粮规模经营农户。增效最快的莫过于发展粮食加工业, 这是突破种粮效益瓶颈的关键所在, 粮食主产区 (尤其是规模经营者) 应该打头阵。发达国家的粮食加工业转化增值比为1∶7, 我国目前仅是1∶1, 发展空间巨大。由于多重功能的粮食产品可产生良好的增值效应, 所以, 这是一条极为宽广的大道。

四是加大投入, 增强产能。我国号称农业大国, 却并非农业强国, 实质上只是农业人口大国, 并非农业科技大国。按照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规划, 第三步是在本世纪中叶使我国届时成为中等发达的国家。显然, 农业现代化是一大关键, 因而必须从现在起努力将“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全方位地投入农业所有领域方能实现。日本地狭物稀, 经20余年奋斗,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靠的是什么?主要是依靠教育与科技的“软力量”。因此, 我国要加大投入, 决非单是一个“钱”字, 而应在科学思想的高度上, 从政策研究、农业科技、田地改造、农资供应、资金运用等方方面面进行投入。

③加强科学技术应用, 采取有力措施。

一是大力推广良种, 提高复种指数。灌溉与良种是提高单产的两个主因子, 而提高单产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产量增长的主攻方向, 其关键因素唯有依靠农业技术进步。当前, 口粮应以中质品种为主, 优质品种适度;饲料粮与工业粮则应以高产品种为主, 品质要求兼顾。提高复种指数, 就等同于增加农田, 若粮食复种指数达160%, 则粮播面积可保持在1.5亿公顷以上, 也就成为粮食安全的基本保证之一。此外, 高效肥料的开发、耕作方式的革新、病虫害的防治、改善农业生态的科学技术都有助于稳定和增加粮食生产能力。因此, 农业科技的投入不是点而是面, 实质上是农业科技大系统的优化。

二是强化比较优势, 规划生产消费。我国东西南北自然禀赋与经济发展差异显著, 应按各地域特点, 参照美国、荷兰、日本、印度等国不同的粮食生产与消费模式, 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来规划不同地区的粮食生产与消费。按“全国一盘棋”的系统思想, 规划主产区、次产区、自给区、次销区、主销区的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 以求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三是把握变化规律, 建立制度标准。我国农业正由以往缺失质量标准的传统自给型农业向必须实行规范的质量标准的现代化商品型农业转变。要增粮增收且改善生态环境, 在生产粮食这一环节上唯一的出路是集约化、规模化、多熟超高产的全新粮食生产模式。随着农业人口的下降与土地使用的改变, 广大农村正发生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政府应加强重大农业课题研究, 范围应包括农村政权体系、社会结构、生产模式、土地使用、经济运行等领域。

四是加强灾害预报, 提高抗灾能力。我国地域广大, 自然灾害年年发生, 其地理位置正处于全球受灾偏重的区域。应对商品粮基地的重要性按各种指标综合排序, 以决定在防灾抗灾的投入上排序。一旦灾害发生, 优化分配抗灾资源就可使损失降到最低。

(4) 利用市场, 完善储备。

储备犹如一个巨量蓄水的水库, 水少则存, 水多则泄, 发挥着平衡调节的功能, 粮食供需亦如此。当然, 从供给到需求之间还有一个流通过程, 应将供、流、需三者纳入一个大系统来优化, 优化的指标是风险程度与成本核算。显然, 粮食自给率与储备率过低则风险增大, 反之则成本升高, 两者皆不可取。优化则是寻找一个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法。之所以要有储备, 基本上是因为同时存在供给弹性与需求刚性所致。从多年的统计数据看, 我国民众口粮消费基本稳定, 粮食短缺是因间接粮食消费所引发, 其中, 饲料量消费年年大幅上扬是粮食供应紧张最主要的原因。众所周知, 储备有一条最低警戒线, 而进口灵活性极大, 以起到增强粮食安全弹性的作用。但是, 鉴于我国国情与国际行情, 我国必须保证粮食生产基本自给, 国际粮食市场只能起拾遗补缺的作用。尤其是口粮, 更必须立足国内生产, 不依赖外援。这是因为若我国严重缺粮, 即便有钱, 一旦大宗进口粮食 (比如1亿吨) , 也势必激发国际粮食市场的剧烈震荡。因此, 我国应在加强储备能力建设、降低成本的同时, 利用好国际市场, 主要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①拓宽藏粮思路。

将传统的“藏粮于仓” (大量粮食食物储备于中央与地方的粮仓中) 进化为藏粮于地 (严保粮田面积) 、藏粮于心 (确保粮农利益) 、藏粮于能 (科技支撑力度) 、藏粮于银 (充足外汇储备) 。

②完善粮食储备。

以往基本依靠政府行为集中储备粮食效果不佳, 成本过高, 为此, 应借鉴法国模式, 普遍建立储量委托制度, 藏粮于企业和农民。目前我国已采取由专门储粮机构实行委托管理仓储, 其粮食损耗已低至0.2%, 大大降低了成本。

③调整自给标准。

长期以来, 我国粮食自给率大于95%并规定粮食储备量为:产区不低于3个月销量, 销区不低于6个月销量。当库存量降低一半时就发出预警。目前, 我国中央储备粮估计为6000万吨。与国际标准相比, 两者均过分谨慎, 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因而可从两方面改进:一是完善粮食储备制度;二是降低自给率与储备率。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只要我国经济稳步增长, 综合国力不断加强, 具备充足的外汇, 那么, 从粮食供需整个大系统的优化运行来说, 自给率就应该也能够相应降低。然而, 必须清醒认识自给率的降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前提条件是保证一个生产周期 (至多半年) 的粮食供给, 就能使需要时自给率上升, 不但可填平供给缺口还能在价格上有利粮农增收 (即所谓“紧平衡”原则) 。

④适度进口调剂。

按比较优势理论, 我国有劳动密集型优势, 无土地密集型优势, 而粮食正是要消耗大量土地资源的产品。因此, 有效利用国外市场, 适度进口粮食, 有利于我国土地资源的保护, 等于增加了大量无形的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在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 按拾遗补缺的原则, 我国进口只是总量平衡下的品种调剂, 主要是饲料粮, 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至于如何合理确定进口率, 则要与自给率与储备率一起统盘考虑。

摘要:由于政策制定易落入就事论事的非系统性思维, 到了实施阶段则出现左右掣肘甚至得不偿失的负面结果, 就此, 本文将系统观运用于中国粮食安全对策研究,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对策体系。使各项对策既各有所重又相互补充, 既内洽又可操作, 既拓广了对策研究的思路, 又使其更具有科学性。

关键词:粮食安全,系统观

参考文献

〔1〕 (美)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

〔2〕李佩成.中国能够解决自己的水资源与粮食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 1999, (01) .

中国对策 篇9

目前,市场上的彩电产品可以分为如下几类:基于显像管技术的传统CRT彩电,基于液晶(LCD)技术和等离子(PDP)技术的平板电视,以及背投电视,其中背投分CRT背投和平板背投。因为CRT彩电价格最低,所以,一般简单称为低端彩电;而平板电视则简单称为中高端彩电。传统CRT彩电的核心产品是解频芯片和显像管,除了解频芯片主要被欧美企业控制外, 其他技术在中国的发展都已成熟。随着市场需求的下降,各大公司纷纷减、转、停产CRT电视。从2008年4月1日开始,曾经是全球最大CRT电视制造商的索尼终于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停止CRT电视的生产,以将精力全部转移到平板电视的研发、生产、销售上。除索尼外,日系的夏普、东芝、松下、日立和韩系的三星、LG等CRT电视昔日霸主也已先后宣布停产CRT电视。而在中国2007年,国内CRT彩电的产量虽然回落至6 000万台,占总产量的比重不到70%,但是产量仍占主导地位。另外,2007年12月底,彩电CRT又遇发展契机,财政部与商务部联合组织了“家电下乡”活动,并率先在河南、山东、四川三个省份试点展开,其中电视便成为此次“家电下乡”的三类产品中的主角。在此次“家电下乡”活动中,由于中标的彩电价格全部限制在1 500元以内,而这个价格基本上都是CRT彩电,无疑CRT彩电制造商成为本次“家电下乡”的受益者。在中国,CRT市场被平板电视取代还需要很长的过程。

二、中国CRT市场仍然占主导的原因

(一)从国内需求角度看,二元经济的特殊国情使得中国农村市场对CRT彩电的需求量大。2007年底,中国送CRT彩电下乡,一方面是改善农村福利,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农村市场对CRT彩电仍然有巨大需求量。这个在发达国家已经停产,在中国的大中城市也逐渐被淘汰的技术,为何在农村有大市场,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

首先,从收入二元结构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过大。2006年底, 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1 759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3 587元,两者收入差距比例为3.27∶1,如果考虑城市居民在社保、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实物补贴和实物收入,这一差距将更大。截至2006年底,城市人均消费性支出为8 696.55元, 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 829.02元。两者消费差距比例为3.07∶1。以上数据反应的城乡3.27倍的人均收入巨大差距,说明了农民的购买能力过低的根源,所以,才有城乡3.07倍的人均消费支出差距。因此,当城市里平板彩电卖得火爆时,农村居民却更倾向于千元级彩电,所以CRT电视产品在农村较其他彩电类产品而言,具备不可替代的价格优势,这就促进了CRT在农村市场的扩展。

其次,从城镇化水平来看,2007年底,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44.9%,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5.1%,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仍占绝对比重。据世界银行统计,2002年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78%,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53%左右,而美国和日本的农村人口比重不超过2%和5%。中国这种偏乡村的人口构成和落后的城市化水平,表现为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从上面分析可以知道,农民的低收入决定其倾向于选择CRT彩电,而大量的农村人口为CRT彩电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

(二)从国外需求看,中国的CRT彩电出口也占总出口量的很大部分。根据信息产业部和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的数据,直到2007年第四季度,液晶电视的出口比例才首次超过了CRT电视(液晶电视占出口总量53.8%,CRT占45.2%),说明CRT在出口彩电中所占分量很重。中国CRT彩电的出口量从根本上来看,是因为国外也有大量的CRT彩电需求。虽然发达国家和地区如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等对平板电视的需求急速增长,但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消费水平依然参差不齐,有些地方甚至还存在无电视可看的现象,这决定了CRT电视仍然具有较大的空间。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内,印度、南非、土耳其、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对CRT电视的需求量将会稳步增长,这样的国外需求增长也为中国的CRT彩电扩充了需求空间。

(三)从产业角度看,CRT在中国具备完善的产业链,中国正在逐步成为全球CRT电视的品牌设计中心和制造大国,而平板彩电在中国的产业链还不完整。首先,从上游产业链来看,平板电视中液晶电视的核心部件面板和芯片占据了60%。液晶电视是从液晶监视器发展而来,目前,全球能提供液晶面板的有:日本的富士通、日立、松下、夏普,韩国的三星、LG、飞利浦,台湾的友达、奇美、华映以及大陆的吉林彩晶数码、上广电及京东方等企业。但是,液晶面板要应用到电视技术上要解决几个关键的技术问题:一是视角问题,要从液晶电脑监视器的40°左右视角扩展到160°左右。二是时间响应问题, 电视要播放动态画面,需要更短的反应时间,最好低于1毫秒。三是色彩问题,液晶电视的色彩关键元件是彩色滤光片,仍然掌握在日本企业里。因为没有这些关键技术,大陆的液晶面板无法应用于液晶电视,所以本土彩电企业只有外购液晶电视最核心的TFT—LCD面板,即便是目前30英寸以上大屏幕液晶彩电用的TFT—LCD面板仍然要外购。所以, 在平板电视时代,没有核心技术的我国本土彩电企业处境尴尬,只能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上游企业购买面板再进行组装,而掌握核心技术的往往就是全球彩电跨国企业,它们是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竞争的对手。这样一来中国的平板彩电利润,就被掌握核心技术的跨国企业压榨的所剩无几了。其次,从产业链的下游看,由于国美、苏宁等家电连锁企业占据了国内80%以上平板电视的销售量,这使得国美、苏宁等家电连锁企业在平板电视产业链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得本来就不高的利润有相当一部分流向这些家电连锁企业,而国产彩电企业更是获利甚微。因此,从平板彩电产业链的上下游来分析,中国的彩电企业不能在平板彩电上获利,所以利润目前大多还是依靠技术比较完善的CRT彩电。

三、中国彩电企业对目前情况应采取的对策

(一)市场调研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面对广阔的农村市场,中国彩电企业不会轻易放弃CRT彩电。但厂家很多情况是把城镇滞销或者过时的CRT彩电投放到农村市场,并没有根据农村市场的实际情况设计产品。通过座谈会、深入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方法相结合, 来了解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特征。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与城市居民相比具有明显的特点:一是对产品的购买一般要求经济实惠、经久耐用、价格适中、使用方便;二是农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时间性,一般在节日或家庭喜事时购买家电比较多;三是农民积累性消费的特点突出;四是农民消费具有可诱导性;五是农民消费的趋同性和从众心理突出。目前,大多数家电企业一直把产品生产、开发和销售重点定位在城市,造成产品性能、价格定位、产品分配、促销措施等不适应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彩电行业生产企业,针对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进行了几次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换代,却没有几家企业愿意去研究彩电的市场细分,从而调整产品结构和产品性能, 生产直接导向农村居民的、符合农民消费行为特点的电视机。

(二)重视技术学习

我国平板电视厂家的利润一方面让给了上游核心技术垄断者,并通过价格战让给了消费者,另一方面通过“软渠道”让给了国美、苏宁等家电连锁商家的户头上。由于利润率低,技术创新动力不足, 使得我国平板彩电非常缺少属于自己的高端技术。为了增强我国电视机生产企业自主学习、研发创新能力,应当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技术。电视机生产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在市场上和技术上找出定位,更多利用外部资源来实现自身技术的研究发展;政府相关部门要形成系统的引导和支持政策,保障电视机生产企业在技术上的研发探索。

参考文献

[1]杨爱花.现代市场营销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2) :2-200.

[2]吴洒宗, 章家旭.彩电行业发展轨迹评析[J].技术经济, 2004, (11) :33-36.

[3]戈登·福克塞尔.市场营销中的消费者心理学[J].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二版:10-25.

[4]李海舰, 原磊.基于价值链层面的利润转移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 2005, (6) .

中国对策 篇10

(一) 专利申请标准的“抉择”

Wiki Leaks泄露的TPP的药品专利条款草案里, 我们看到, 主要参与制定的经济大国始终旨在降低药品专利“新形式”申请难度。国家保护药品专利的专有性与维护药品的普及性间的矛盾始终是不可避免的, 而TPP选择了保护药品的专有性。例如在近期的美国礼来公司 (Eli Lilly) 诉加拿大案中, 加拿大的做法对于跨国创新性药品产业而言是苛刻的, 但却是对药品普及度与公益性的大力度维护, 是为了防止“有药难医”的状况出现。同作为FTA而言, TPP条款确定对药品专利的保护程度远比NAFTA的保护程度更高。因此条款本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药品专利大国与仿制平价药品泛滥国家间的利益较量的结果, 但为保护其跨国药企大规模生存, 这种降低药品专利标准以扩大保护幅度的倡议被美澳大力推动。

其次, 是对政府行为的限制, 其一, 条款试图取缔TRIPS给政府保留的对其专利申请标准衡量的“灵活性”, 因为对于专利大国而言, 赋予政府政策弹性的权利无疑是对大型制药企业专利权利的潜在损害。其二, 一旦政府作出为保护本国企业而损害跨国企业专利权利的行为, 跨国企业可以直接对政府提起诉讼。也即TPP授权跨国药企可以向政府行为发出挑战, 并与该国法庭规则和国内法律相对抗, 由独立的制裁机构来做出判决, 一旦败诉, 政府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这是美国自称不惜加大政府诉讼负债也要鼓励成员国到国内投资故而倡议纳入TPP的新规则, 这让非药品创新型成员国背负了更大的压力。更强行限定成员国政府在授予专利的标准、行政审批时间等方面将跨国药企和国内药企一视同仁地对待。

(二) 保护范围划定

美澳的意向是将药品专利保护的空间范围延展到植物以及动物专利、同意对人或者动物治疗的诊断、质量和手术方法, 同时, 美国还倡议将药品上市前的临床实验数据加入未披露数据的保密行列, 提供为得到上市许可提交的安全性和药用效用的试验数据信息不低于五年的数据专有权保护, 同时给予相关现存药品新用途或新适应症的I临床试验数据信息至少三年的数据专有权保护。这种规定一方面可以让仿制企业在高昂的实验经费面前止步, 另一方面即便承受得住这样的经费, 也必须耗费它们大量的实验时间。另外, 美国更提出了将“专利链接制度”纳入TPP条款, 对仿制药品的市场准入提出极高的要求。中国目前对待仿制药品采取的态度是鼓励在可及范围内扩大药品的社会价值, 但TPP条款恰恰相反。一旦此条款得到共识, 市场上的仿制药将被遏制, 廉价同疗效药的市场竞争力将被削弱, 被逼退出专利市场舞台。不仅如此, 成员国内的药品仿制企业将被诸多大型跨国药企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 对发展中国家运用医疗资源造成阻碍。

二、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一) TPP成员国药品知识产权制度变化对中国的反作用

可以说现有TPP草案, 由于部分参与国家的发言权小, 加之况且美国今年面临着很大的经济问题, 财政赤字寻求经济复苏, 作为药品专利大国, 势必将与日澳等国试图一起在亚洲能够寻求更高的利益。仅就目前的几个成员国而言, 除了美、澳、日等发达国家, 其他国家的药品专利保护与TPP的保护水平相距甚远, 比如越南, 文莱等国。成员国一旦提高专利保护, 对于药品创新力不大的我国而言, 跨国新型药物引进及推广成本将激增, 导致进口专利药品的额度比例改变。

(二) TPP其他方面给中国药品专利制度带来的反作用

TPP的谈判达成后, 将导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分化, 原本的人口红利优势被TPP内部成员国消除关税壁垒等优惠政策大大削弱, 经济大国的地位岌岌可危。国家经济整体被影响, 划拨到知识产权建设领域的资金和技术、人口流动也会受到影响, 同样推及于药品专利领域。也即国家划拨到药品专利领域的资金结构将要大幅度改变。

就此而言, 我国应该加强国际间自由贸易合作, 稳住亚洲的经济主导地位, 通过减少相关合作国的贸易壁垒等方法以保证进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防止我国的经济利益受到大规模的损害。保证我国经济增长, 无疑就是保护药品专利政策实施的有力后台。

TPP已经成为跨太平洋自由贸易之大势, 不可否认世界药品专利制度发展走势与TPP的规则方向是一致的。中国目前对药品专利的保护规则仍然与TPP格格不入, 若想往TPP靠拢, 在药品专利领域不仅是市场整顿,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结语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将对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势、制定全面且具有针对性的策略应对TPP的药品专利制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日]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M].何勤华, 李秀清, 曲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中国对策 篇11

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一是欧元区有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却没有统一的欧洲财政部;二是欧元区的管理体制不完整;三是虽然欧元的诞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国际投机者更关注的不是欧元的发展,而是如何从中获取利益,这便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针对这些原因以及欧元区的实际情况,欧盟国家和国际社会采取了多种手段缓解当前的危机并遏制危机的进一步蔓延。目前这些救援措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紧急援助贷款;二是建立“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SM)”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三是欧洲中央银行(ECB)介入市场;四是加强对商业银行管理与合作。此外,欧元区国家也积极寻求外界的支援,比如试图寻求包括巴西、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外部资金援助等,但是并没有获得实际的资金支持。

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带来的影响,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当前措施所达到的效果还远远不够,危机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欧洲经济依然低迷,市场预期仍不容乐观,解决危机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近年来,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在各方面均有显著的发展。据中国海关统计,2010年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额达到4797.1亿美元,同比增长31.8%,其中中方出口3112.4亿美元、进口1684.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1.8%和31.9%。欧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的地位。中国与欧洲在经济贸易、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发展成果显著,并有着持续良好发展的预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中国应帮助欧元区度过此次债务危机,这同时也符合中国发展的利益。

首先,中国虽然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实力与美国和欧洲还有一定的差距,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需要稳定且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也更加需要战略上的依托和制衡。如果欧元没落,中国将必须面对一个相对更加强大的美国,也将更多地承担美国经济发展的成本,这显然不是中国所希望的。中国不能做“救世主”,更不能做“冤大头”。欧洲国家多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穷国救助富国,本是不合逻辑的。因此,中国的帮助不应该是无偿的,我们应该在帮助欧元区度过危机的同时,开出合理、并且符合中国发展利益的条件,如要求欧洲大幅度对中国开放其直接投资市场,开放高科技出口;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采取切实措施,遏制针对中国的各种保护主义;到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使中国金融市场更加国际化等。

其次,由于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发展前景并不明朗,中国应该在与欧洲的经贸结构中做适当的调整。欧盟虽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双方的贸易结构存在问题。第一,我国对欧盟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德国、荷兰、法国等核心国家,对芬兰、葡萄牙等的出口份额占比很小;第二,中国对有着较大潜在隐患的国家出口比例过高,仅意大利与西班牙两国就占到了中国对欧盟出口市场贸易额的16%。所以,我国应该丰富出口结构,减少对某几个国家,尤其是潜在风险较大的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开发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规避可能的风险。同时,如果欧洲采取债务货币化的手段解决债务危机,势必会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一样,成为全球流动性泛滥的又一个源泉。我国也将面对更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和本币升值压力。所以国家应该大力发展内需,鼓励消费,为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再者,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国际金融市场,我国应在国际储备结构、金融市场操盘等方面明确任务及方向,并适当转变企业竞争方式。长期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绝大部分為美元,欧元、日元等币种持有量偏少。这便使得外汇储备的流动性不足,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盈利性。因此,我们有必要逐步改善我们的国际储备结构。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借欧元处于相对低位的时候将我国外汇储备中的部分美元资产置换为欧元资产,同时增持部分黄金资产,使我国的国际储备结构多元化。此外,我国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方式多表现为单打独斗,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势单力孤,不仅成本高,而且风险大,与当代国际竞争中以跨国公司为龙头的供应链竞争、价值链竞争相比,差距极大,很难防范诸如此次债务危机的风险。因此,我国应该建立境内外连接各种生产性服务的商业机制和平台,将各个外贸企业联系起来,从而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危机是长期累积形成的,不会在短时期内得到解决。在解决危机的道路上,欧盟以及国际社会还需要做得更多。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商学院金融与保险学系

中国铁路改革的困境与对策 篇12

1876年, 中国土地上出现了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5年后, 在清政府洋务派的主持下, 揭开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的序幕。但由于清政府的昏庸愚昧和闭关锁国的政策, 到1894年, 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仅修建了约400多公里铁路。然而, 即使这种缓慢进程也没持续太久,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发起的侵华战争的开始, 中国铁路刚经历了简短的开创期, 便沦入帝国主义列强争夺路权的局面。直至新中国成立, 中国政府着手抢修和恢复铁路运输生产, 中国铁路才慢慢恢复生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一年共抢修恢复了8278公里铁路。到1952年底,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增加到22876公里, 客货换算周转量达802.24亿吨公里。从1953年开始, 国家进入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时期。到1980年, 中国铁路经过了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运营里程达49940公里, 全国铁路网骨架基本形成, 客货换算周转量达7087亿吨公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国民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82年, 国家指出“铁路运输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提出“北战大秦, 南攻衡广, 中取华东”的战略。到1985年底,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52119公里, 客货换算周转量突破1万亿吨公里。

二、中国铁路现状阐述

在发达国家, 铁路运输已是夕阳产业, 而在中国则前景广阔。以客运而论, 世界铁路人均年乘车次数达37次, 日本最高在80次以上, 而我国平均还不到1次。我国铁路客车席位缺口平时为50万个, 高峰时期则达160万个, 而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流动人口的增加, 客运需求与运输能力之间的矛盾还将进一步尖锐化。以货运而论, 中国铁路单位线路所承担的总重吨公里为英国的7倍, 比日本高出2倍多。近两年来, 铁路车皮的申请满足率一直维持在需求总量的35%左右。2004年, 中国铁路旅客周转量、货物发送量、换算周转量、货运密度和运输换算密度均为世界第一, 以占世界铁路6%的运营里程完成了占世界铁路24%的运输量, 这既表明中国铁路的运输效率和运输能力利用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又表明全社会对铁路运输需求十分旺盛, 加大铁路建设投入、扩大铁路建设规模是必要又紧迫的。

三、铁路运输体系的发展对中国的意义

铁路是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 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 是大众化交通工具, 在综合交通体系中处于骨干地位, 没有铁路的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从1997年4月1日中国铁路的第一次大提速到2004年4月18日的第五次大提速, 中国铁路的运输能力已大为提高。遍布全国的铁路网如同中国经济的条条经络, 铁路的运营里程、运输效率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铁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发展铁路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 而铁路又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薄弱环节, 加快铁路发展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共识。

四、中国铁路发展面临的困境

1. 铁路发展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过去的20多年间, 中国铁路的发展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 运输能力始终处于十分紧张的状况。目前, 全国每天有28万辆左右的请求车, 而铁路装车满足率还不足请求车的一半, 大量货物不能及时承运。铁路发展的滞后, 影响了中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和整体效率的提高, 对国民经济产生了瓶颈约束, 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2. 铁路管理体制存在根本缺陷。

“铁老大”政企合一、管办不分的垄断体制, 使其既制定规则, 又负责审批;既充当裁判, 又下场踢球。“铁老大”既是企业, 又是政府, 甚至还有一套公检法系统。一旦社会投资者与铁路部门存在竞争关系, 发生利益冲突时势必处于下风, “外来户”的权益很难得到保证, 使得“外来户”由于担心自己的权益而不敢轻易注资。

3. 服务意识淡薄。

多年来, “铁老大”意识的根深蒂固滋生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优越感与强制意识, 导致其服务意识淡漠, 态度冷淡, 工作效率低下。以客运为例, 乘务人员时常强制搭售、漫天要价和掺杂欺骗的推销商品, 同时, 对乘客冷眼甚至恶语相向, 乘客怨声载道却又无能为力。

4. 铁路建设资金投入不足, 且缺口较大。

相比于公路建设, 政府对铁路的资金投入过小。1997年至2002年的6年间, 我国公路建设投资总额达1.4万亿元, 铁路则不足3000亿元。与规划期内年均投资1000~1300亿元相比, 铁路每年建设资金缺口达500~800亿元。巨额的资金投入量, 仅凭铁道部自身无法解决。

5. 社会融资难以介入。

任何新建铁路, 必须与现有路网连通, 实现跨线运营, 否则其功能将大打折扣, 而由于体制上的缺陷, 社会资金难以介入, 且由于利益没有保障, 也不敢轻易介入。

五、中国铁路发展的对策建议

1. 体制和职能需要转变。

国家铁路作为一种公共企业, 提供的是公共产品与服务, 追求的是政策和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因此, 应大力转变当前政企不分、管办合一、网运合一的垄断体制,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发挥市场经济的自主调节作用。政府转变职能到宏观调控上来, 将运作经营权交给企业, 建立市场化的、更具操作性的经营管理监督机制, 所有权职能与检查职能分开, 遵循经济运行规律, 建设铁路事业。

2. 拓宽融资渠道, 充分发挥各级金融机构的作用。

在充分利用各种金融工具的同时, 鼓励非公有资本介入。政府应加强对公益性路段的投资与扶持。笔者认为, 可以效仿福彩、体彩的模式, 发行铁路福利彩票, 从社会民众中吸取可用资金, 为铁路投资引进一份新动力, 也可制定特殊的经济政策, 发行专项债券。

3. 将分铁路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 吸引广大私人投资者参股。

同时, 引入并购, 强强联合, 形成规模效应, 减少运营成本, 精简机构, 整合资源, 提升效率。

4. 强化铁路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

转变铁路工作人员的待客态度, 形成完善、严格的建议投诉制度, 可以考虑将其纳入“消费者权益”之中。同时, 减少或停止列车乘务人员在旅途中高价出售低质产品的做法, 转变为使其出售一些真正能为大众所用的物美价廉的商品, 让民众转变“铁老大”意识为“为民服务”意识。

上一篇:企业重要事项核算下一篇: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