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选择:社会资本（精选4篇）
个体选择:社会资本 篇1
一、村庄重构: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村庄重构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与之相关的称谓有许多,比如“村庄合并”、“合村并居”、“旧村改造”、“集中居住”等,虽名称多样,但实质相同,都是对原有村庄的一种改变与建构,都可以纳入村庄重构的范畴。近年来,以“村庄重构”为模式的农村村庄改革在东部沿海地区试水之后,相继在全国特别是中国的中西部大规模展开。但对于中国当前的村庄重构,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备受争议的话题。综合起来,可分为支持性、反对性与折衷性三种观点[1]:支持者从政策初衷与设计角度赋予了村庄重构高度的价值评判和现实期望,认为村庄重构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方向;反对者从地方政府的政策目的及实施效果层面对村庄重构予以批判,认为村庄重构弊大于利,是一种土地财政冲动下的灭村运动,剥夺了农民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破坏了中国几千年的乡土文化沉淀,给农村社会带来巨大负面影响;折衷者认为村庄重构有利有弊,简单的说好或说坏都是片面的。虽然对于“村庄重构”褒贬不一,但无论是支持者、反对者还是折衷者,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即村庄重构中的农民意愿问题。许多学者都认为,村庄重构在实践中的强迫性过重,实行长官意志、一刀切,违背了农民意愿。村庄是农民长期生活的地方,当前农村实行的又是村民自治制度,从政治运行程序上讲,农民应是村庄重构的最重要主体,是否重构以及如何重构,应由农民来做决定。但现实中,多数地方的村庄重构是在当地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进行的,至于村庄重构中涉及农民实际利益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规划、赔偿及土地置换标准等,农民作为主体却集体失语,没有了话语权。要规范村庄重构,就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那么在村庄重构过程中,农民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农民对于村庄重构与否是如何进行选择的,又是什么导致了农民的集体失语,这些问题要求我们不能不去探究村庄重构中的农民个体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二、非理性:村庄重构中个体选择行为的实证分析
人的行为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在各种宏观的和微观的行为环境中,个人是如何行动的,其行动过程又受哪些因素影响,行动过程本身是否持续着同样的判断标准等,这一系列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也由此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诸多分析个体行为的理论。在众多理论中,理性选择理论横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成为研究个体选择行为的经常性理论解释框架。那么,村庄重构中,村民个体的选择行为是否也遵循了理性的轨迹?研究发现,在村庄重构过程中,个体选择行为受理性因素影响较小,在实践中表现为一种非理性选择。
村庄重构涉及到村民个体将来的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从理性角度分析,村民个体要预测到自己的生活前景,即成本与收益,包括重构前与重构后的日常收支比较、生活便宜程度、重构中的成本大小及重构后的收益多少等,最终做到收益最大或成本最小。如果以此为标准,则在村庄重构的类型中,城中村改造、城郊性集中居住等对于村民来讲,一般是收益大于成本,他们可以利用便利的交通及与城市、乡镇相连的比较性优势去发展经济农业,在居住环境、作业方式及产业发展方面获得大的收益,从而达到理性中的收益最大化。但是对于一些远离城镇的或偏远的乡村,村庄重构对于他们来讲,又有什么好处呢?笔者曾对中国中部的一个村庄S村的合村并居项目进行实践调研:1S村多年来以种植农业经济作物为主,比如西瓜、花生和大蒜;村里大约近三百户人家,外出打工的人较少,由于人均土地少,所以基本没有土地抛荒现象;S村属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示范村,在2009年刚对村庄进行了统一规划和改造,水泥地路面、整齐的街道再加上九成新的房屋等,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发展不错的村庄。但在2012年,根据县里精神和指示,要将此村划入一个十几里外的万人大社区,多村合并,集中居住。调查中发现,对于多村合并建立大型社区,多数村民并不满意,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村民原有的宅基地面积与农用地面积在置换过程中大大减少;第二,新建小区的房屋需要自己投资,政府补助杯水车薪;第三,大多数村民在近几年都建起了自己的新房,置换过程中几乎无补助,拆新建新使农民利益受损;第四,此村虽然远离乡镇,但仍属于农业经济作物较发达的地区,农民大多依靠土地为生,集中居住不利于农民作业;第五,集中居住后,庭院经济消失,收入减少,开支却不断增加。
按照理性选择理论,既然村庄重构有那么多不利之处,S村的村民有权去否定它,而且,当前农村实行的是村民自治制度,国家权力止于乡镇,从政治制度架构上也赋予了农民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但现实中,这个村庄的村民对村庄重构虽不同意,却没有人明确提出,在乡镇、村委等的威逼利诱下,在“随大流”意识支配下,许多人违背真实意愿,参与到村庄重构中去。可见,人的选择行为并不都是理性的。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是生活在具体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中,其选择行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些外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和限制,比如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等,不可能纯粹依赖于理性选择标准。
既然个体在具体环境中的选择行为并不总是以理性选择为标准,而是更多地受到自己经验感觉、心理感受及社会结构等具体生活情境的影响,那么,村庄重构过程中的个体选择行为是否也受到所处生活情境的影响而出现非理性选择呢?这就为我们从社会资本角度来探究村庄重构中的个人选择行为提供了可能性。
三、情境性限制:影响村民个体选择行为的社会资本因素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其概念由布迪厄正式提出,经科尔曼、普特南、林南等进一步发展。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深入,有关其研究方法、分析层次及理论视野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对社会资本的认识也出现了诸多分歧。尽管分歧存在,但总的来说,社会资本应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制度和规范,包括道德约束规范、法律制度规范和个人自律规范等;二是关系网络,指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组织关系、社区关系结成的网络等;三是信任,指存在于个人之间的、个人与组织之间的、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任程度[2]。社会资本离不开个体之间的连接、关系、网络及其互动,而这些互动的具体呈现就是个体的行为或者行动。如果从这些行为的发生过程来分析,社会资本与个人选择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行动或者选择已经作为新资本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出现”[3]。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网络和动员能力,参与到个体行动中去,从而把微观的个体选择行为、选择动机与宏观的集体行动、社会选择及规范解释沟通结合起来,使理论对行动者的行为动因解释更加符合实际,自然也为分析村庄重构中的个人选择行为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
(一)农村社会资本的当代变迁
对农村社会资本的认识必须要考虑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在当代的变迁。中国农村传统的社会文化十分重视集体、家庭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强调家庭、血缘和姻亲等初级社会关系对农民个人的社会互动、信任与规范的重要性,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市场关系在农村的逐步建立,农村的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地消解,诸多确定的与不确定的因素都会对村庄重构中的个体选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村庄重构这一行为过程主要发生在农民所生活的村域中,网络、信任和规范又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因此,本文只研究农民在村域内的社会互动网络、信任及规范等与社会资本有关的状况。
社会网络是行为情境的客观存在,个人在村域中的社会网络互动情况,决定着他的选择行为受社会资本情境的影响程度。对传统的农村社会资本进行研究发现,在村域范围内农民互动的对象是多元的,包括亲戚、本家族成员,同村村民等,但农民互动呈现出明显的“差序格局”状态,即互动程度亲疏有别。在村域中,农民最重视的是和亲戚、家族成员的交往,然后才是和其他农民的交往,农民关系建构的核心正是通过亲缘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与亲戚、家族间的强联系,进而通过地缘互动将这种亲戚、家族关系加以泛化和扩展,建立起与村域中其他人的社会弱联系,最终形成了一种“差序格局”[4]。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与市场经济观念的确立,农民的社会互动网络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传统性以亲疏为特征的“差序格局”已被市场经济的利益效应所逐渐代替,人们之间的交往网络不再局限于以血缘为中心向外扩散,而是以血缘、地缘、业缘、最大效用性及家庭程度相当性等多标准、多中心、多区域地延伸,这就使个体在村庄中的互动呈现出广泛性关系网络特征。
信任的基础是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本就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熟人社会,农民的交往对象往往涉及到血缘关系人群和地缘关系人群,在血缘与地缘关系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信任度。可以发现,在传统社会资本中,农民的信任对象与信任程度依旧是亲疏有别,最信任的是亲戚,其次是本家族成员,然后才是同姓村民、同村村民等。而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农村社会资本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农村社会资本已经具有了现代社会资本的某些特征,农民的信任对象与信任程度不仅仅指向自己的家庭、亲属与家族成员,还会指向有地缘关系的其他农民及有业缘关系的其他人群。特别是在当前社会流动日益加剧情况下,农民与陌生人开始交易,同时给予他们以普遍信任。一般地,基于血缘的是深度信任,基于地缘的是浅度信任,基于村干部的则是抽象信任。但在当前的农村,三种信任类型及与之相关联的信任对象和信任程度随着时间与场景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变化,基于血缘的不一定是深度信任,基于地缘的也不必然是浅度信任,而基于村干部的则可能会是无信任。
规范通常是指在一定文化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社会群体或个人在参与社会活动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准则的总称,它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考量维度。一般地,农村传统社会资本中对规范的遵守和实施要求比较高,同时,建立在传统乡土文化基础上的农村社会规范也为绝大多数村民所遵守,规范所具有的道德性、价值性和服从性在村民心中就是一种天然的应该和必须。但随着农村社会资本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传统家庭伦理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原本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的“亲和睦序”家庭伦理遭受较大破坏,传统社会资本中与伦理规范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价值服从等约束力逐步弱化,而新的与现代法治社会相对应的契约规范在农村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随着伦理规范在村民心中地位的降低,村民间及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减弱,农村发生了许多违背社会道德规范、契约规范的现象,农村的安全与秩序出现了危机。
(二)村民个体选择行为与社会资本情境限制
村庄重构,特别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村庄重构,由于其发生的背景不再是传统的农村社会,但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现代社会,而是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间。在转型过程中,当农村社会资本失去了传统精华支撑而现代社会资本尚未真正形成时,遂造成了村民间信任度下降、关系网络呈工具化和资本化倾向、行为规范缺失等情境。这种情境正是村庄重构中个体选择所面临的社会资本情境,它必然导致农村中机会主义行为大量出现,从而使集体凝聚力空前薄弱。
在村庄重构中,村民个体的选择行为依然是以理性为基础,以利益为目的,只是由于个体互动关系的变化导致彼此间信任度下降,再加之对规范的低遵守率所带来的认同度降低,个体间便没有了紧密的联系。村庄重构是一个集体性事件,需要众多个体共同起来行使村民权利以维护自己利益,而农村的集体会议召集权一般在村委会,村委会在村庄重构过程中又始终与上级政府保持一致,所以要想真正维护自身权利,需要村民个体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集体力量,才能与损害自身利益的强大势力相抗衡。但是,现实中的个体是理性的,联合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农村的熟人关系也往往使村民个体在对他人不完全信任的情况下不愿出头去与村干部作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等想法在村民思想中大有市场。并且许多人都寄希望于他人能出头做这件事情,于是在“搭便车”思想支配下,维护村民自身利益的集体行动便难以发生。但是面对村庄重构,无论同意与否,个体必须要做出选择,于是在个体理性支配下,在农村具体情境影响下,便出现了村庄重构过程中的“羊群行为”现象。
羊群行为也可称作从众心理,通常是指在已有公共信息基础上,参与者观察他人行为并受其影响,放弃自己信念做出与他人相似的行为,且具有一定效应的现象。对于羊群行为出现的原因,经济学家从信息不完全角度来解释。信息可以减少不确定性,获得准确、及时、有效的信息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最大利益或避免重大损失。在村庄重构中,村民对于村庄重构是同质的,但在掌握信息的程度上是不对等的。由于村庄重构的诸多信息来自于村干部的传达,一些私密信息只有村干部及其关系密切的村民才可以掌握,绝大多数村民所获得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当村民之间信任度降低,感觉无法直接获得别人关于村庄重构的“真实”信息并无法预知不参与村庄重构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时,就可能通过观察别人的决策行动来推测其占有的信息,这时就容易产生羊群行为。羊群行为可分为三种类型:基于不完全信息的信息流羊群行为、信息流羊群行为和声誉羊群行为,这三种类型在村庄重构过程中都存在。基于不完全信息的信息流羊群行为假定村庄重构对所有村民均具有同等的待遇,假定先行村民之收益不受后继村民之影响,在一部分村民先行做出同意决策后,一些后继村民根据私有信息和先行者所传递的信息也做出同意决定,之后的村民再根据前面村民的决策做出同样决策,从而形成了决策信息流。信息流羊群行为强调的是行为的结果示范效应,即村民个体的决策会受到其参照群体成员行为结果的影响,但其决策却不能同时反作用于参照群体成员。为了推进村庄重构,一些地方政府会采取措施,对早期同意的一定名额内的村民以物质奖励。当一些先行同意的村民获得物质性奖励时,当后来者意识到可能会一无所有而且最终又必须同意时,奖励的结果示范效应会使大部分村民积极报名,从而达到村庄重构的广泛参与。另外,之前出现或媒体报道的关于村庄重构中一些强行拆迁暴力威逼事件也会使村民在生命与经济利益间作出权衡,在“民强不过官”、“别人能参与,自己也能参与”、“无论是受益还是吃亏,大家都一样”等心理作用下,村民们都随了大流。声誉羊群行为强调的是一个行动者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遵守社会规范会赢得声誉,背离社会规范会被群体排斥,明智的做法是与参照群体保持行为一致。当大多数村民都同意了村庄重构时,个别村民的不同意行为就会被认为是脱离了村庄的集体行动,违犯了村庄的整体社会规范,会遭到先前已参与众人的谴责,考虑到这一点,尽管明知自己利益会受损,但为了不引起“众怒”,村民也会随同别人参与到村庄重构中去。
四、现代社会资本培育:社会资本对自身情境性限制的工具性超越
村庄重构中的羊群行为一方面表明农民在村庄重构过程中的信息不完全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村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社会资本的消解与现代社会资本的不完全成长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情境对村民个体决策的重要影响。因此,在保持传统社会资本精华之基础上,加速农村社会资本转型,建构以现代社会资本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社会资本是解决目前农村诸多问题特别是村庄重构中农民利益保护的一条重要途径,当然也是社会资本对自身情境性限制的工具性超越。
社会资本和村庄重构之间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关联:当以村民利益为研究主体,以村庄重构为背景,社会资本就成为村庄重构过程中对村民利益起促进或限制作用的手段;当以培育社会资本以促进村庄重构正当而顺利进行并能确保村民利益时,社会资本就成了人们当前行动的目标。如果将社会资本作为研究主体,将村庄重构与村民选择作为社会资本起作用的情境与主体,那么社会资本始终是研究解决村庄重构问题的一种工具。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一经创造,就会有益于相关社会结构内的所有个体,通过利用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行动者不仅可以实现他们个人的目标,而且可以实现集体行动目标。”[5]其实,工具性意蕴本就是社会资本的原初内涵,而且也是社会资本的最终向度。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具有潜在的经济和社会绩效,可以促进收入水平均等与经济增长,可以提高社会民主水平等,“因为包括信任、规范和声誉在内的社会资本可以降低交易成本。”[6]在村庄重构中,既有的社会资本表现出对村民个体选择行为的情境性限制,但社会资本同时也可成为一种工具性运用,我们可以通过对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完善,来解决村庄重构过程中存在的群体性社会资本缺失问题。村庄重构中的现代社会资本培育,需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进行。在微观层面,个体的社会资本总量并不少,只是相对于村庄重构来讲,个体社会互动网络的松散性导致了村民间的浅度信任,进而影响到中观层面的群体信任的量的减少甚至缺失,致使关系到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不能发生,导致村民个体利益、村庄集体利益受损。因此,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村民间的联系并不断提升村民的公共意识和集体合作意识,建构一种普遍的民主的平等的村民关系网络,在网络互动中促进村民间的信任、合作和互利。在中观层面,可以成立各种以村民或村民代表为主体的群众性组织,使其负责对村庄重构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利害性相关调查、信息公开及提出相应建议等,使村民在占有充分信息基础上做出相应的选择,并以信任基础上的众多个体选择形成群体选择,最终提升村民群体与村庄集体的凝聚力,维护村民普遍的正当的利益。在宏观层面,以村民自治制度为依托,以国家及地方政府为主体,进一步推进农村的民主制度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国家层面的政策宣传与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加强村庄重构中的目标动向监督和利益监督等,总之,通过各种形式来提升国家或政府在农村中的信任度,增强以国家或政府为核心的宏观社会资本在农村的积极存量。
个体选择:社会资本 篇2
个体知识分享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它是个体在复杂环境影响下产生的行为。许多学者基于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对其进行了研究。鉴于知识分享的社会化性质,基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受到较多关注,人们利用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对知识分享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组织社会资本能够通过更成功的集体行动创造价值[1],影响组织内资源交换的数量和范围,并通过影响知识交换和整合的动机、机会和能力影响智力资本的创造[2]。那么,组织社会资本通过何种路径以及如何影响知识分享动机的产生,在现有的文献中并未做详尽说明。本文借助计划行为理论对行为产生的心理学解释,说明组织社会资本影响知识分享的原理和过程。
2 个体知识分享行为产生的心理学阐释
个体是否分享他们工作中的知识,取决于他们的知识分享态度,行为态度影响行为意图从而影响行为,因此应研究影响个体知识分享态度的因素。知识分享不会自然发生,个体致力于知识分享的意愿是持续知识分享行为的关键,因此个体知识分享的意愿或动机成为行为发生的源泉和起点,知识分享研究的重要部分是识别何种刺激能促使个体产生分享知识的意愿[3]。个体行为意愿在心理学中有许多探讨,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克服了期望理论、理性行动理论(Theory of rational action,TRA)等的缺陷,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个体意愿的产生。TPB是在TRA之后由Ajzen[4]1991年创立,它弥补了TRA假设的缺陷,期望能够对个体行为的预测及解释更具适当性。根据TPB,影响行为的因素是行为意愿,而意愿又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其中,行为态度是个体对执行某特定行为喜爱或不喜爱程度的评价,它受行为信念影响;行为信念是个体拥有的行为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及对结果的评价。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决定是否执行某特定行为时所感知的社会压力,它反映外部环境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受社会标准规范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是个体感知的执行某特定行为时的难易程度,它反映个体对促进或阻碍行为执行的因素的知觉。当个体认为掌握的资源与机会越多,所预期的阻碍就会越少,则知觉行为控制就越强。
根据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因素,如果个体所在的社会群体在价值观念、主观规范、共同信念等方面认可知识分享行为,个体感知的外部因素(组织规范、价值观念、组织结构、组织气氛、组织支持等)能够支持、促进知识分享行为,行为者认为通过该行为实现目标的概率大而且结果不会对自己不利,则个体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就越正向,从而就越有利于知识分享意愿和行为的产生。
3 组织社会资本影响知识分享的路径分析
3.1 组织社会资本
由于对社会资本研究的主体和视角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概念表述。Leana等2002年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共有资源而非某个体或团体所控制,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是企业内反映社会关系特点的资源,它通过成员层次的共同目标和共享信任实现,通过有效的集体行动创造价值,是有益于组织(为组织创造价值)和员工(提高技能)的一种资产[1]。该观点同时强调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性和私人物品性。Adler等认为社会资本因关注主体内部还是外部的关系的不同而不同,员工企业内社会资本对员工来说是外部的但对企业来说是内部的,内外观点不是相互排斥的。集体内部“胶粘”(bonding)而成的社会资本,是内部成员或群体间的组织内联系结构,能够增强集体凝聚力,促进对集体目标的追求[5]。
本文借鉴Leana等1998年的定义,认为组织社会资本是反映组织内社会关系特点的资源。它通过组织成员的共同目标和共享信任实现,同时拥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特征,既有利于组织也有利于个人。它既有“胶粘”而成的社会资本性质,能够给予集体凝聚力,促进集体目标的追求和实现,又有强联系的特征,利于组织内复杂信息和隐性知识的传递。
3.2 影响路径及模型建立
1998年Nahapiet等从社会资本自身特性出发,将其划分为3个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2]。结构维度是把社会系统和关系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描绘个体或单位间的联系模式,说明可以联系谁及怎样联系,重点分析网络特点如联系的强弱、网络的密度、中心性、互动等。关系维度则描述了人们通过长期过程发展起来的信任、认可、认同的人际关系网络,强调影响行为的特殊关系比如尊敬、友谊、信任、共享等,说明整个网络联系的本质和质量。认知维度是指网络成员间的共享语言、编码、价值观念等,有助于成员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能促进利于整体目标的个体或群体行为。这3个维度的划分为社会资本在组织理论和管理学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分析和测量框架[6],是检验组织内社会资本的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型。
组织是由众多节点构成的网络(内部网络),员工、部门等节点在正式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组织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同样可从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进行分析。结构维度表示组织内节点的联系模式、网络密度和互动强度,关系维度表示成员间、成员与组织间的信任程度和联结性(associability),认知维度则是组织成员的共享语言、编码、价值观及愿景。组织社会资本的3个维度构成并说明了组织内的社会关系环境,它们通过对行为信念、标准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进而影响知识分享意愿及行为的产生,如图1所示。
4 组织社会资本影响知识分享的具体过程
4.1 结构维度对知识分享的影响
结构维度是由双边互动和多边互动形成的网络,互动是结构资本形成的基础。互动为信息流动和信息获取提供了机会和渠道。通过互动,知识发出者可以了解组织、同事和上级对知识分享行为的看法,判断组织和上级对知识分享的赞成程度以及给予的评价和奖酬、个人分享知识后的得失情况,从而形成对该行为的好与坏的判断。经常和亲近的社会互动还可以促进互相了解和理解,分享共同的信息,形成共同的观点,达成对知识分享的共识。互动关系不仅交换与工作有关的信息和资源(如任务建议和战略信息),还会传播与组织有关的集体规范、上级支持、组织支持等信息,利于形成个体与组织一致的主观规范和价值观念。另外,互动增加的沟通机会,可以降低知识发出者的知识发出成本和接受者的搜寻成本,提高个体感知的环境支持及控制水平,提高个体通过行为实现目标的概率。因此,结构维度从态度、规范和感知等不同方面促进分享意愿的产生。
4.2 关系维度对知识分享的影响
关系维度说明了整个网络关系的质量,其核心是信任关系和联结性。由于知识分享的风险及成本,知识发出者会判断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互信关系可以减少发出者对分享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恐惧,增加对方的可预测性,不必担心别人占他的好处,从而提高知识分享的信念,改变知识分享态度。Coleman曾指出,社会资本会促使人们在信任的基础上付出自己的帮助和行为,并相信未来会得到回报。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信任,组织就不会存在[7]。同时,互信关系利于形成对事物的共同判断,产生共同信念和规范。共同信念和规范可以促进组织成员大胆地说明自己的想法,勇敢地从事有利于组织的行为而不必担心环境会产生副作用。互信关系可以使下级信任和感知到组织和主管的能力、品德,感知到组织制度的公正性及对个体行为的支持,进而提高感知的行为控制强度。
联结性是个体将个人目标服从或联结于集体目标的程度。个体不仅有接受共同目标的意愿,而且还有定义共同目标的能力[1]。良好的联结性使个体行为更符合组织的要求,进而得到更多组织支持,个体知觉行为控制增强。
4.3 认知维度对知识分享的影响
认知维度主要是共享愿景和语言。共享愿景体现了员工共同的目标和期望,可以避免成员交流与沟通中的误解。在共同目标和期望下,员工更愿意成为工作伙伴,不会害怕某人对利益的追求而伤害自己[2],使个体对行为结果产生积极判断,并产生积极的分享态度。
语言和编码是沟通、交流和信息交换的首要工具,可以减少沟通障碍。它们也是对外界环境进行评价的工具,共享的语言和编码有助于双方对共享知识进行评价,了解双方的知识供需,减少双方行为时间,提高双方的知识分享兴趣。共享语言和编码还可以提高双方的知识传递能力和吸收能力,提高个体知觉行为控制水平。
5 结语
作为组织的非正式关系网络,组织社会资本对正式结构和制度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尽管本文从不同维度分别论述其对知识分享的影响,但它们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因为信任是互动的结果,行动者的互动越多,就越能彼此了解,也就越可能产生信任;而良好的信任和联结性反过来又促进互动。共享愿景和语言不仅改善互动效果,而且使信任容易形成。因此,组织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这个体系嵌入在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对知识分享意愿及行为的产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组织社会资本影响知识分享的机理分析,为组织社会资本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正式制度存在缺陷的条件下,构建组织社会资本以促进知识分享的产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个体知识分享行为的产生,取决于个体是否有分享知识的意愿或动机。计划行为理论对影响个体意愿产生的因素进行了详尽的阐释。组织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通过影响个体知识分享的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影响知识分享意愿及行为的产生。
关键词：个体知识分享,计划行为理论,组织社会资本,影响机理
参考文献
[1]LEANA C R.VAN BUREN H J.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 and employment practice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9,24(3):538-555.
[2]NAHAPIET J,GHOSHAL S.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2):242-266.
[3]CHRISTENSEN P H.Facilitating knowledge sharing:a conceptual framework[J].SMG Working Paper,2005(4):1-33.
[4]AJZEN I.The theory of panned behavior[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1,50(2):179-211.
[5]ADLER P S,KWON S W.Social capital: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2,27(1):17-40.
[6]郭毅,罗家德.社会资本与管理学[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个体选择:社会资本 篇3
知识经济时代, 世界各国竞争的核心表现为知识的竞争、科技的竞争。高校作为高科技人才的集聚地, 是国家创新体系中产生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主体之一, 也是高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良好基地, 对国家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发展并向传统产业的渗透、改造和有力促进、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 大力推进高校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和在新时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提高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可以从不同角度来阐释, 本文拟从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资本”维度来进行探讨。
1 社会资本的相关理论回顾
1.1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内容之一。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 他在1980年的《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 首次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 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 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 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美国社会学家Coleman是第一位有影响力地提出社会资本理论框架的学者, 他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人拥有的、有助于行动者目标实现的社会结构资源 (Coleman, 1990) 。后来随着著名社会学家Putnam (1993) 、Granovetter (1973、1985) 、福山 (1997) 等人对这一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重要理论。这些学者分别从网络组织、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互惠信任以及合作行动等不同方面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虽然社会资本的基本概念尚缺乏一致的认可, 但是都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够促进社会行为者之间合作的一种重要资源, 都认为网络、关系、信任、规范等是社会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
1.2 组织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作为经济资本相区别而提出的一个概念, 最初被用于描述嵌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源, 是以社会结构中的个人为主体的, 后来许多学者发现, 社会资本可以在很多层面上进行研究, 如个人层次、组织层次、组织间层次以及整个国家层次等 (Tsai和Ghoshal, 1998) 。作为最初把社会资本由个人层次延伸至企业与组织间层次的学者Burt (1992) 认为, 社会资本是社会行为者从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获得的一种资源, 企业作为有目的的社会行为者, 社会资本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会扩展到企业层次, “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就是社会资本”[2]。真正提出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的是Leenders和Gabbay (1999) , 他们把其定义为“企业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获得的能够促进其目标实现的有形或无形资源”[3]。其后许多管理学者借鉴社会资本的概念, 对企业、组织社会资本进行界定, 认为企业不是孤立的行动个体, 而是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企业网络上的节点, 企业的经济活动是通过嵌入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来运行的, 由于其具有对于组织获取结构性的信息优势与控制优势 (Burt, 1992、1997) 、智力资本与组织竞争优势创造 (Nahapiet和Ghoshal, 1998) 、提升企业绩效 (边燕杰、丘海雄, 2000) 等有重要作用, 这种强调组织层次、组织间层次互信合作的社会资本范畴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与管理学者的关注。
1.3 社会资本与创新的关系
作为社会学范畴的社会资本范式不仅被应用于分析各种社会现象, 还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政治、经济、管理问题的研究。随着对技术合作与创新研究的深入, 许多学者开始把社会资本理论应用于科技创新研究, 分别从个人层次、组织层次以及组织间层次角度对企业技术创新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普遍认可了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例如, Rogers (1995) 认为连接各个组织的人际关系网, 对促进新技术的应用过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企业内部社会资本角度, Gabbay和Zuckerman (1998) 认为社会资本通过作用于企业研发的开展, 从而推动组织内部资源与信息的交换并促进创新[4]。对于组织间技术合作与技术扩散的问题, Lengrand和Chatrie (1999) 认为能够使企业间协同创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范畴[5]。有学者认为组织间关系创造了获取和利用知识的机会 (Dyer和Singly, 1998;Lane和Lubatkin, 1998) 、促进组织的知识积累 (Kraatz, 1998) 和提升知识与创新绩效 (Cooke和Wills, 1999) 等。
综上所述, 这些个人层次与组织层次的社会资本研究、社会资本与组织创新的关系研究, 尤其是强调组织间层次的社会资本的研究, 为高校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教师处于人际技术关系社会网络中, 作为高技术人才的聚集体、高科技组织的高等学校, 处于技术合作的关系网络中;高校技术合作创新过程不仅是一个物质层面的合作与创造工作, 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 许多技术合作与创新的顺利实行、隐性知识的传递都离不开嵌入高校技术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联系。所以, 高校在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上急需注重强调关系网络、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要素的支撑。
2 社会资本对高校科技创新的现实意义
自熊彼特 (1912) 首次提出创新理论以来, 现在技术创新的模式开始朝着系统观的模式发展。技术的发展、投资风险的不断增加和环境的不确定性, 使得技术创新日益成为一种复杂性活动, 单个组织很难独自完成越来越复杂的创新活动, 加上不同组织知识和资源互补性的不断增加, 因而寻求合作创新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欧共体创新调查显示, 只有很少的企业或组织单独进行创新, 大部分的创新项目是由多个组织共同协作完成的。高校的技术创新不是闭门造车, 不是割裂市场联系的“纯理论研究”, 是需要不断加强与其它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合作的技术交流与创新活动, 高等院校作为具有强时效性的高技术信息集散中心, 能为企业提供大量具有发展潜力的“技术种子”, 与企业联系能为企业提供获取技术和信息资源的渠道;而企业作为技术中试基地[6]、产业化基地, 能为高校的科技创新提供技术需求与技术试验的孵化器。所以, 高校的一些重大科研突破是离不开政府引导、市场激励、企业发展需要, 离不开其它科研机构与兄弟院校知识的互补, 也离不开企业试验基地的提供。而要做到这一点, 关键取决于高校是否具有良好的社会资本。
其次, 从本质上讲, 高校与企业的技术开发与合作作为一种跨组织的现象, 其动机是共享知识, 而信任和社会资本对合作成效有很大影响。按照Fountain (1997) 的话来说, 信任就是社会资本的一个最关键特征[7]。而当前在高校技术创新与转化过程中, 虽然进行着一些技术合作创新的模式, 但是合作缺乏社会信任资本的保障, 合作不够紧密, 相互缺乏信任;而且存在机会主义与“搭便车”的行为, 高校与企业会害怕技术的泄密, 长期合作的动力不足, 没有形成长期的博弈模式。因此, 要提高高校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社会资本的作用不可低估。
此外, 在社会资本缺失环境下我国的科研和生产是脱节的。我国企业专于生产技术与市场开发, 注重经济效益;而高等院校则偏重基础研究, 较为关注研究的学术价值, 存在着单纯追求技术的倾向, 注重技术参数、指标的先进性, 对市场需求和规律缺乏把握。在社会资本视野下高校的产、学、研结合过程中存在着链条裂断, 就出现了目前高校不仅缺乏开拓市场的动力, 也没有以市场需求指导科研活动的根本理念, 从而造成科研和生产严重脱节。据报道, 我国高校虽然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在6 000至8 000项之间, 但真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不到1/10[8]。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及高新技术产业化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所以构建与培育高校科技创新的社会资本是高校科技创新取得成功的必然选择。这种社会资本的形成, 可以培养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 能够实现团结协作和友好合作, 降低交易成本, 加速信息的流动和知识的创造, 提高高校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从而提高社会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3 基于社会资本的高校科技创新的路径选择
3.1 积极培育和发展高校科技工作的社会关系网络
高校科技创新过程中的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高校与企业、政府、中介服务机构等技术创新主体之间的, 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 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主体合作的关系网络或资源。借助这一网络联系, 高校和科研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知识和技术, 企业则将市场需求意向传达给高校和科研机构, 提高其创新的针对性。按照Granovetter (1973) 的观点, 网络的联系属性有强弱之分。强关系 (Strong Tie) 能维系着技术合作的关系, 使隐性知识和高质量的信息在组织间流动容易 (Hansen, 1999) , 减少了获取信息的不确定性和机会成本的产生。因此, 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建立股份制公司、项目委托等高校技术开发与合作模式是高校科技创新比较好的选择。从战略管理层面上看, 就是通过建立战略技术联盟或知识联盟来解决高校进行R&D时受到的技术、资金、人力、抗风险能力等问题。另外, Granovetter (1973) 认为, 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越强他们就越相似。高校与相关联盟企业通过强关系获取的知识、信息的同质性较高, 易形成信息的冗余和重复。相比而言, 弱关系 (Weak Tie) 能够克服这一不足, 比强关系更能够充当跨越其社会界限以获取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 从而将其他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某个个体[9]。组织网络中的弱关系越多, 网络内组织越能够获得新的、独特的信息, 对提高高校创新效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 高校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并不是孤立地运行, 它是一个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企业网络上的节点, 高校需要在技术合作创新过程中加强与政府、专业化的社会中介机构 (咨询公司、会计事务所、创业指导中心等) 、供应商、客户、风险投资商以及兄弟院校等的联系, 形成以技术合作创新为导向的开放网络关系。这种网络关系的弱联系既包括高校内组织层次、组织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 也包括高校外部关系网络不同节点的联系;既包括横向的联系, 也包括产业纵向的联系;既是关系网络内的组织合作关系, 也是人际网络关系;既是正式层级结构、正式工作关系与信息流动机制, 也是关系网络内非正式的联结关系。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 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彼此间信任, 从而获取高校所没有的异质性资源, 进而提高高校的技术创新能力。
3.2 注重高校在技术合作创新网络中的战略位置
根据Burt (1992) 的“结构洞”理论, 大部分社会关系网络并不是完全连通的网络, 而是存在着结构空洞 (Structure Hole) [10]。当组织占据着结构空洞的位置, 意味着组织有机会接触到多种异质非重复的信息流, 跨越结构空洞的组织获取的信息冗余度很低从而形成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社会资本的结构洞理论为高校的社会资本网络建构提供了战略基础。根据结构洞理论, 一个富含结构洞的社会网络比之拥有纯粹的关系稠密的网络价值更大、信息优势更明显, 而组织在网络中的位置决定了其控制和获取网络内信息及资源的能力, 在网络中处于战略地位的组织往往会掌握更多资源或者把握更多的机会, 从而成为资源不对称的受益者。对于高校来讲, 应积极构建对自己更有利的网络结构, 重点是加大高校对网络结构空洞的开发, 或者与网络中处于战略地位的企业结盟, 这样使自身更加接近技术合作网络的中心地位, 从而获得优势资源。另外, 网络由于结构洞的存在不是不断地复制, 而是不断地重构, 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以及网络结构的转变, 高校应不断地开拓网络中的结构空洞, 通过不断改变网络结构, 从而使网络中的高校赢得竞争优势。具体来说, 按照Burt的研究, 建构技术合作网络应当是有效率和有效能的两者的统一:一是应当尽可能最大化每个网络中非重复性接触的数量, 以使在每一次接触中由结构洞所产生的利益也是最大化的;二是区别出“原始接触者”和“次级接触者”, 并将资源集中于初级的接触者上[10]。当高校拥有能够产生这些利益的网络, 不但会具有信息优势, 而且会使得高校成为其它节点企业接触另一个网络的通道 (信息桥) , 从而获得信息与资源的控制优势。
3.3 建立合作网络内的信任机制, 形成共享的意识体系
在所有涉及合作关系的研究中, 关系双方的信任都是至关重要的 (Lewicki, McAllister 和Bies, 1998) 。由于用信任代替一部分契约保护, 因而可以减少产学研组织之间的交易成本, 并能提高技术合作绩效。而在缺乏共享语言、符号的条件下, 信息传递和交流将变得困难;离开共同的愿景, 合作开展也不会太顺利;缄默知识的转移与掌握有障碍, 信息交流与合作就会存在一定的难度。所以要建立合作网络内的信任机制, 形成共享的意识体系。其一是共同愿景的塑造。由于产学研各方处于不同的社会实体, 各方在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 产学研各方获益目标难以协调, 影响高校技术合作开展:企业专于生产技术与市场开发, 注重经济效益;高等院校则偏重基础研究, 较为关注研究的学术价值, 存在着单纯追求技术的倾向。二者目标的不统一容易造成机会主义出现, 信任关系不易形成。通过共同愿景的塑造, 使创新主体在创新过程中有了共同的目标与认识, 合作更为顺利, 相互之间的联系更为加强。其二是加强合作各方的有效沟通。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间的价值观、组织惯例、创新意识、组织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较大, 成为合作中隐性知识显性化和粘性知识转移的障碍;良好沟通渠道则容易促进信息与资源的交流, 在网络成员中建立的高度信任关系, 并能使网络成员的联系得到进一步深化。在高校技术合作网络中应搭建内容丰富、传递及时的内外部信息交流平台, 促进节点成员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 促进相互的信任和知识的交融等。其三是建立互信合作的网络文化。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我国中小企业信任关系呈现着差序格局现象, 即以企业家为核心, 随着血缘关系的逐渐疏远, 信任度也逐渐降低。福山 (Fukuyama, 1997) 指出低度信任是制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成大型企业集团的主要因素[11]。因此, 通过对产学研合作网络中互信合作的网络文化不断培育, 促进信任合作环境的形成, 共享的网络语言、符号与意义体系的形成, 最大限度地减少技术合作创新过程中的信息独占、扭曲和隐性知识传播的障碍, 促进产学研技术创新的实现。
3.4 构建高校技术合作创新的外部环境
第一, 发挥政府在构建创新环境建设的引导、规范作用。政府应统筹协调, 搭建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平台, 完善基础条件和公用服务设施建设, 营造一个良好的技术开发、生产经营与投资环境。政府可以引导、统筹构建区域产业集群和行业产业集群, 推动应用基础性、行业共性和战略性技术的研发;通过正式的规章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引导和规范来凝聚产业内的社会资本, 带动整个区域或产业内跨组织的合作, 有效提升高校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第二, 建立建全为高校技术合作服务的中介服务体系。需要加强成果转化基地 (孵化器) 建设, 以及加强面向社会开展技术扩散、成果转化、科技评估、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决策与管理咨询等专业化服务的科技中介机构建设;大力推进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向高层次化、专业化、规范化、服务多元化方向发展。第三, 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投资体系。寻求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拓宽资金的来源渠道, 应以政府投资为主导, 加以积极的政策引导, 逐步形成国家 (政府) 、民间金融机构、个人资本、私募基金、大公司资本、外国风险基金等多元参与的投资体系。第四, 构建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要积极支持以科技情报信息机构、成果管理机构、技术交易机构为基础的公共科技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共享机制, 实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等各类共性技术平台向中小企业开放, 利用网络载体进行广域范围的技术信息传递和交流。
参考文献
[1]BOURDIEUP.Le capital social:notes provisoires[J].Actes de la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980 (31) :2-3.
[2]BURT, RONALD S.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9.
[3]LEENDERS R TH.A J, GABBAY S M.Corporate social capitaland liability[M].Boston and Amsterdam: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4]GABBAY S M, ZUCKERMAN E W.Social capital and opportunityin corporate R&D:the contingent effect of contact density on mobilityexpectations[J].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998, 27 (2) :189-217.
[5]LENGRAND L, CHATRIE I.Business networks and the knowledge-driven economy[Z].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1999.
[6]鲍林, 黄朗喜.科技成果转化的中试环节建设[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2 (4) :30-34.
[7]FOUNTAIN J.Social capital, a key enable of innovation in scienceand technology[M].//L M BRANSCOMB, J KELLER DES.In-vesting in innovation:towards a consensus strategy for federal technol-ogy policy, Cambridge:MITPress, 1997.
[8]吕诺.内缺动力外缺载体融资不畅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10%[N].人民日报, 2005-01-12 (11) .
[9]GRANOVETTER M S.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 :1360-1380.
[10]BURT, RONALD S.The contingent valve of social capital[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 42 (2) :339-365.
个体选择:社会资本 篇4
关键词：家庭社会资本,大学生就业,西部地区
随着对大学生就业研究的逐渐深入,关于大学生就业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们高度关注。这些影响因素除了人力资本、主观价值等之外,还包括社会资本,正如相关学者指出:"社会资本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起着重要作用,其影响甚至会超过教育等其他人力资本因素"。鉴于此,本文拟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探讨大学生的就业选择问题,主要是通过量化的研究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选择去西部和农村就业的影响。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关于"社会资本"的界定目前还没有取得实质上的完全统一,但是当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布迪厄(Bourdieu)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科尔曼(James Coleman)按照社会资本的功能,把它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由具有两种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构成的:它们全部由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它们促进了处在该结构内的个体的某些行动(Coleman,1990)"。普特南教授(Robert D. Putnam),花了近20年的时间就社会资本问题对意大利的南北行政区进行了调研,于1993年写成并出版《让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他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它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如果说科尔曼、布迪厄和普特南等强调紧密联系的网络是社会资本出现的条件,那么博特强调的是相反的情况。林南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表述、指标测量和理论模型的建构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因此,"社会资本可以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
本文主要参考科尔曼和林南的社会结构资源说,认为大学生的家庭社会资本主要指大学生嵌入在家庭结构中,并在完成自己工具性目的(就业)中所使用的资源,具体包括父母亲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和父母亲的职业声望等五个方面。
二、研究实施概况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南昌大学2009届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分为性别、专业、学历几个层次的样本。共计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377份。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女生偏多,占到了样本总数的62.6%,独生子女比例偏低,占到32.1%,理科生超过一半,占到54.4%,农村样本多于城镇,占59.7%。但是由于存在抽样误差的原因,还不能判断,总体的结构和上述样本的比例结构相同,因此还需进行样本到总体的推断,以便有样本数据得到的结论,可以应用到总体。
以上四个人口学变量均为二分类变量。所以使用二项分布来完成样本到总体的推断,"就是根据收集到的样本数据,推断总体分布是否服从某个指定的二项分布"。本例中就是判断样本所在总体,是否大约符合样本中比例要求:女生占0.6、非独生子女占0.7、文科生0.5、农村占0.6。
如表1所示,在四个变量上,样本的观察比例与指定的检验比例之间均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样本和总体之间在这四个方面的比例结构没有显著差异。样本信息可以很好地代表总体的情况。
(样本总数均为377。)
三、研究结果
家庭社会资本的五个变量为有序变量,大学生去农村、去西部均为二分变量。所以,采用针对二分类变量的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但是,经检验家庭社会资本的五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①因为共线性的原因,不能同时纳入模型。本例采用因子分析技术将五个变量进行主成分提取,根据特征值大于1②提取出一个公因子,命名为家庭社会资本③将因子得分保存为新的变量,从低到高赋值1,2,3,代表家庭社会资本的低、中、高。然后以家庭社会资本为自变量,以就业选择(去西部和去农村)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因变量的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可见大学生不愿去西部和农村就业的比例比较大。
图1是大学生在是否去西部和农村的百分比累积图。从图中能够看出,大学生去西部和去农村就业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不愿意去农村的也不愿意去西部。愿意去农村的也愿意去西部。不愿意去西部的学生当中,不愿去西部占到80%多。愿意去西部的学生当中,愿意去西部的占到了70%多。
表3是回归分析的参数估计结果。表的上半部分为去西部的回归结果。下半部分是去农村的回归结果。自变量性别(男生=0,女生=1)、城市农村(城市=2,农村=1)和家庭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均小于0。根据参数估计值可以给出社会资本影响大学生去西部就业的概率模型:
ln(p/1-p)=-0.011-0.07×性别-0.286×城市农村-0.019×家庭社会资本
家庭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在其他两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社会资本每提高一个单位,因变量发生比④的自然对数值改变量。本例中几个系数均为负数,说明了女生去西部就业的概率小于男生,城镇大学生去西部就业的概率小于农村大学生,家庭社会资本越高,大学生越不愿意到西部去就业。
可以根据上面模型计算出自变量都取最低值时的概率,先有ln(p/1-p)=-0.316,求得大学生去西部就业的概率p=0.42,即该大学生愿意去西部就业的概率为42%。随着自变量取值的升高,此概率值还将逐渐变小。从作用强度上来看,城市农村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大,对大学生去西部的影响程度最大。
根据下半部分的回归参数,可以写出家庭社会资本影响大学生去农村就业的概率模型:
ln(p/1-p)=0.01-0.203×性别-0.323×城市农村-0.021×家庭社会资本
家庭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负数表明在其他两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社会资本资本每提高一个单位,大学生去农村和不去农村就业的概率之比的自然对数值改变量。本例中几个系数均为负数,说明了女生去农村就业的概率小于男生,城镇大学生去农村就业的概率小于农村大学生,家庭社会资本越高,大学生越不愿意到农村去就业。从作用强度上来看,城市农村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对大,对大学生是否去农村就业的影响程度最大。可见影响学生到西部和农村去就业,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度不如大学生所在生源地强,但是从本论文中还不能得出城乡维度比家庭维度对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影响更大的结论,因为城乡因素和大学生家庭社会资本也可能有间接影响。
四、研究结论
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法,从南昌大学的毕业生中,进行了性别、专业方面的分层抽样。根据样本数据对总体进行了推断。因为人口学变量均为二分类,多以采用了二项分布检验。根据推断结果,可以认为样本所在总体的比例结构如下:男生占40%,独生子女占30%,文理科大学各占一半,农村大学生占了60%。因为南昌大学是涵盖了12大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大学,面向全国招生的"211"高校,所以各方面人口学变量的比例比较均匀。这也是起初选择南昌大学的毕业生作为研究样本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学生选择去西部和农村就业表现出一致性:愿意去农村就业的也愿意到西部去就业,不愿意到农村就业的也不愿意去西部就业。女生和男生比较更不愿意到西部和农村去就业。城镇大学生和农村大学生相比更不愿意到西部和农村去就业。家庭社会资本越高的大学生,越不愿意到农村去就业。这和我国学者郑洁有关家庭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影响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看来当前西部和农村虽然现在有着相对广泛的发展空间,但是很多大学生还是不愿意去就业。很多农村大学生,从农村考上大学,可能目的之一就是要脱离农村,因此毕业后更愿意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大学生又因为,从小在城市长大,又不好适应农村的生活环境,所以也不愿意去就业。尽管国家今年出台很多优惠措施,吸引大学生到西部和农村就业。看来,想改变大学生的这种观念仍需要时间。
参考文献
[1]殷德生.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个理论综述[J].南京社会科学,2001(7):28-31.
[2]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3(4):2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