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道德选择分析

个体道德选择分析（精选4篇）

个体道德选择分析 篇1

一、村庄重构: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村庄重构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与之相关的称谓有许多,比如“村庄合并”、“合村并居”、“旧村改造”、“集中居住”等,虽名称多样,但实质相同,都是对原有村庄的一种改变与建构,都可以纳入村庄重构的范畴。近年来,以“村庄重构”为模式的农村村庄改革在东部沿海地区试水之后,相继在全国特别是中国的中西部大规模展开。但对于中国当前的村庄重构,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备受争议的话题。综合起来,可分为支持性、反对性与折衷性三种观点[1]:支持者从政策初衷与设计角度赋予了村庄重构高度的价值评判和现实期望,认为村庄重构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方向;反对者从地方政府的政策目的及实施效果层面对村庄重构予以批判,认为村庄重构弊大于利,是一种土地财政冲动下的灭村运动,剥夺了农民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破坏了中国几千年的乡土文化沉淀,给农村社会带来巨大负面影响;折衷者认为村庄重构有利有弊,简单的说好或说坏都是片面的。虽然对于“村庄重构”褒贬不一,但无论是支持者、反对者还是折衷者,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即村庄重构中的农民意愿问题。许多学者都认为,村庄重构在实践中的强迫性过重,实行长官意志、一刀切,违背了农民意愿。村庄是农民长期生活的地方,当前农村实行的又是村民自治制度,从政治运行程序上讲,农民应是村庄重构的最重要主体,是否重构以及如何重构,应由农民来做决定。但现实中,多数地方的村庄重构是在当地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进行的,至于村庄重构中涉及农民实际利益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规划、赔偿及土地置换标准等,农民作为主体却集体失语,没有了话语权。要规范村庄重构,就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那么在村庄重构过程中,农民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农民对于村庄重构与否是如何进行选择的,又是什么导致了农民的集体失语,这些问题要求我们不能不去探究村庄重构中的农民个体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二、非理性:村庄重构中个体选择行为的实证分析

人的行为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在各种宏观的和微观的行为环境中,个人是如何行动的,其行动过程又受哪些因素影响,行动过程本身是否持续着同样的判断标准等,这一系列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也由此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诸多分析个体行为的理论。在众多理论中,理性选择理论横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成为研究个体选择行为的经常性理论解释框架。那么,村庄重构中,村民个体的选择行为是否也遵循了理性的轨迹?研究发现,在村庄重构过程中,个体选择行为受理性因素影响较小,在实践中表现为一种非理性选择。

村庄重构涉及到村民个体将来的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从理性角度分析,村民个体要预测到自己的生活前景,即成本与收益,包括重构前与重构后的日常收支比较、生活便宜程度、重构中的成本大小及重构后的收益多少等,最终做到收益最大或成本最小。如果以此为标准,则在村庄重构的类型中,城中村改造、城郊性集中居住等对于村民来讲,一般是收益大于成本,他们可以利用便利的交通及与城市、乡镇相连的比较性优势去发展经济农业,在居住环境、作业方式及产业发展方面获得大的收益,从而达到理性中的收益最大化。但是对于一些远离城镇的或偏远的乡村,村庄重构对于他们来讲,又有什么好处呢?笔者曾对中国中部的一个村庄S村的合村并居项目进行实践调研:1S村多年来以种植农业经济作物为主,比如西瓜、花生和大蒜;村里大约近三百户人家,外出打工的人较少,由于人均土地少,所以基本没有土地抛荒现象;S村属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示范村,在2009年刚对村庄进行了统一规划和改造,水泥地路面、整齐的街道再加上九成新的房屋等,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发展不错的村庄。但在2012年,根据县里精神和指示,要将此村划入一个十几里外的万人大社区,多村合并,集中居住。调查中发现,对于多村合并建立大型社区,多数村民并不满意,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村民原有的宅基地面积与农用地面积在置换过程中大大减少;第二,新建小区的房屋需要自己投资,政府补助杯水车薪;第三,大多数村民在近几年都建起了自己的新房,置换过程中几乎无补助,拆新建新使农民利益受损;第四,此村虽然远离乡镇,但仍属于农业经济作物较发达的地区,农民大多依靠土地为生,集中居住不利于农民作业;第五,集中居住后,庭院经济消失,收入减少,开支却不断增加。

按照理性选择理论,既然村庄重构有那么多不利之处,S村的村民有权去否定它,而且,当前农村实行的是村民自治制度,国家权力止于乡镇,从政治制度架构上也赋予了农民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但现实中,这个村庄的村民对村庄重构虽不同意,却没有人明确提出,在乡镇、村委等的威逼利诱下,在“随大流”意识支配下,许多人违背真实意愿,参与到村庄重构中去。可见,人的选择行为并不都是理性的。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是生活在具体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中,其选择行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些外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和限制,比如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等,不可能纯粹依赖于理性选择标准。

既然个体在具体环境中的选择行为并不总是以理性选择为标准,而是更多地受到自己经验感觉、心理感受及社会结构等具体生活情境的影响,那么,村庄重构过程中的个体选择行为是否也受到所处生活情境的影响而出现非理性选择呢?这就为我们从社会资本角度来探究村庄重构中的个人选择行为提供了可能性。

三、情境性限制:影响村民个体选择行为的社会资本因素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其概念由布迪厄正式提出,经科尔曼、普特南、林南等进一步发展。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深入,有关其研究方法、分析层次及理论视野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对社会资本的认识也出现了诸多分歧。尽管分歧存在,但总的来说,社会资本应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制度和规范,包括道德约束规范、法律制度规范和个人自律规范等;二是关系网络,指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组织关系、社区关系结成的网络等;三是信任,指存在于个人之间的、个人与组织之间的、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任程度[2]。社会资本离不开个体之间的连接、关系、网络及其互动,而这些互动的具体呈现就是个体的行为或者行动。如果从这些行为的发生过程来分析,社会资本与个人选择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行动或者选择已经作为新资本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出现”[3]。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网络和动员能力,参与到个体行动中去,从而把微观的个体选择行为、选择动机与宏观的集体行动、社会选择及规范解释沟通结合起来,使理论对行动者的行为动因解释更加符合实际,自然也为分析村庄重构中的个人选择行为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

(一)农村社会资本的当代变迁

对农村社会资本的认识必须要考虑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在当代的变迁。中国农村传统的社会文化十分重视集体、家庭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强调家庭、血缘和姻亲等初级社会关系对农民个人的社会互动、信任与规范的重要性,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市场关系在农村的逐步建立,农村的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地消解,诸多确定的与不确定的因素都会对村庄重构中的个体选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村庄重构这一行为过程主要发生在农民所生活的村域中,网络、信任和规范又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因此,本文只研究农民在村域内的社会互动网络、信任及规范等与社会资本有关的状况。

社会网络是行为情境的客观存在,个人在村域中的社会网络互动情况,决定着他的选择行为受社会资本情境的影响程度。对传统的农村社会资本进行研究发现,在村域范围内农民互动的对象是多元的,包括亲戚、本家族成员,同村村民等,但农民互动呈现出明显的“差序格局”状态,即互动程度亲疏有别。在村域中,农民最重视的是和亲戚、家族成员的交往,然后才是和其他农民的交往,农民关系建构的核心正是通过亲缘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与亲戚、家族间的强联系,进而通过地缘互动将这种亲戚、家族关系加以泛化和扩展,建立起与村域中其他人的社会弱联系,最终形成了一种“差序格局”[4]。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与市场经济观念的确立,农民的社会互动网络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传统性以亲疏为特征的“差序格局”已被市场经济的利益效应所逐渐代替,人们之间的交往网络不再局限于以血缘为中心向外扩散,而是以血缘、地缘、业缘、最大效用性及家庭程度相当性等多标准、多中心、多区域地延伸,这就使个体在村庄中的互动呈现出广泛性关系网络特征。

信任的基础是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本就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熟人社会,农民的交往对象往往涉及到血缘关系人群和地缘关系人群,在血缘与地缘关系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信任度。可以发现,在传统社会资本中,农民的信任对象与信任程度依旧是亲疏有别,最信任的是亲戚,其次是本家族成员,然后才是同姓村民、同村村民等。而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农村社会资本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农村社会资本已经具有了现代社会资本的某些特征,农民的信任对象与信任程度不仅仅指向自己的家庭、亲属与家族成员,还会指向有地缘关系的其他农民及有业缘关系的其他人群。特别是在当前社会流动日益加剧情况下,农民与陌生人开始交易,同时给予他们以普遍信任。一般地,基于血缘的是深度信任,基于地缘的是浅度信任,基于村干部的则是抽象信任。但在当前的农村,三种信任类型及与之相关联的信任对象和信任程度随着时间与场景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变化,基于血缘的不一定是深度信任,基于地缘的也不必然是浅度信任,而基于村干部的则可能会是无信任。

规范通常是指在一定文化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社会群体或个人在参与社会活动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准则的总称,它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考量维度。一般地,农村传统社会资本中对规范的遵守和实施要求比较高,同时,建立在传统乡土文化基础上的农村社会规范也为绝大多数村民所遵守,规范所具有的道德性、价值性和服从性在村民心中就是一种天然的应该和必须。但随着农村社会资本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传统家庭伦理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原本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的“亲和睦序”家庭伦理遭受较大破坏,传统社会资本中与伦理规范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价值服从等约束力逐步弱化,而新的与现代法治社会相对应的契约规范在农村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随着伦理规范在村民心中地位的降低,村民间及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减弱,农村发生了许多违背社会道德规范、契约规范的现象,农村的安全与秩序出现了危机。

(二)村民个体选择行为与社会资本情境限制

村庄重构,特别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村庄重构,由于其发生的背景不再是传统的农村社会,但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现代社会,而是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间。在转型过程中,当农村社会资本失去了传统精华支撑而现代社会资本尚未真正形成时,遂造成了村民间信任度下降、关系网络呈工具化和资本化倾向、行为规范缺失等情境。这种情境正是村庄重构中个体选择所面临的社会资本情境,它必然导致农村中机会主义行为大量出现,从而使集体凝聚力空前薄弱。

在村庄重构中,村民个体的选择行为依然是以理性为基础,以利益为目的,只是由于个体互动关系的变化导致彼此间信任度下降,再加之对规范的低遵守率所带来的认同度降低,个体间便没有了紧密的联系。村庄重构是一个集体性事件,需要众多个体共同起来行使村民权利以维护自己利益,而农村的集体会议召集权一般在村委会,村委会在村庄重构过程中又始终与上级政府保持一致,所以要想真正维护自身权利,需要村民个体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集体力量,才能与损害自身利益的强大势力相抗衡。但是,现实中的个体是理性的,联合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农村的熟人关系也往往使村民个体在对他人不完全信任的情况下不愿出头去与村干部作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等想法在村民思想中大有市场。并且许多人都寄希望于他人能出头做这件事情,于是在“搭便车”思想支配下,维护村民自身利益的集体行动便难以发生。但是面对村庄重构,无论同意与否,个体必须要做出选择,于是在个体理性支配下,在农村具体情境影响下,便出现了村庄重构过程中的“羊群行为”现象。

羊群行为也可称作从众心理,通常是指在已有公共信息基础上,参与者观察他人行为并受其影响,放弃自己信念做出与他人相似的行为,且具有一定效应的现象。对于羊群行为出现的原因,经济学家从信息不完全角度来解释。信息可以减少不确定性,获得准确、及时、有效的信息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最大利益或避免重大损失。在村庄重构中,村民对于村庄重构是同质的,但在掌握信息的程度上是不对等的。由于村庄重构的诸多信息来自于村干部的传达,一些私密信息只有村干部及其关系密切的村民才可以掌握,绝大多数村民所获得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当村民之间信任度降低,感觉无法直接获得别人关于村庄重构的“真实”信息并无法预知不参与村庄重构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时,就可能通过观察别人的决策行动来推测其占有的信息,这时就容易产生羊群行为。羊群行为可分为三种类型:基于不完全信息的信息流羊群行为、信息流羊群行为和声誉羊群行为,这三种类型在村庄重构过程中都存在。基于不完全信息的信息流羊群行为假定村庄重构对所有村民均具有同等的待遇,假定先行村民之收益不受后继村民之影响,在一部分村民先行做出同意决策后,一些后继村民根据私有信息和先行者所传递的信息也做出同意决定,之后的村民再根据前面村民的决策做出同样决策,从而形成了决策信息流。信息流羊群行为强调的是行为的结果示范效应,即村民个体的决策会受到其参照群体成员行为结果的影响,但其决策却不能同时反作用于参照群体成员。为了推进村庄重构,一些地方政府会采取措施,对早期同意的一定名额内的村民以物质奖励。当一些先行同意的村民获得物质性奖励时,当后来者意识到可能会一无所有而且最终又必须同意时,奖励的结果示范效应会使大部分村民积极报名,从而达到村庄重构的广泛参与。另外,之前出现或媒体报道的关于村庄重构中一些强行拆迁暴力威逼事件也会使村民在生命与经济利益间作出权衡,在“民强不过官”、“别人能参与,自己也能参与”、“无论是受益还是吃亏,大家都一样”等心理作用下,村民们都随了大流。声誉羊群行为强调的是一个行动者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遵守社会规范会赢得声誉,背离社会规范会被群体排斥,明智的做法是与参照群体保持行为一致。当大多数村民都同意了村庄重构时,个别村民的不同意行为就会被认为是脱离了村庄的集体行动,违犯了村庄的整体社会规范,会遭到先前已参与众人的谴责,考虑到这一点,尽管明知自己利益会受损,但为了不引起“众怒”,村民也会随同别人参与到村庄重构中去。

四、现代社会资本培育:社会资本对自身情境性限制的工具性超越

村庄重构中的羊群行为一方面表明农民在村庄重构过程中的信息不完全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村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社会资本的消解与现代社会资本的不完全成长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情境对村民个体决策的重要影响。因此,在保持传统社会资本精华之基础上,加速农村社会资本转型,建构以现代社会资本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社会资本是解决目前农村诸多问题特别是村庄重构中农民利益保护的一条重要途径,当然也是社会资本对自身情境性限制的工具性超越。

社会资本和村庄重构之间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关联:当以村民利益为研究主体,以村庄重构为背景,社会资本就成为村庄重构过程中对村民利益起促进或限制作用的手段;当以培育社会资本以促进村庄重构正当而顺利进行并能确保村民利益时,社会资本就成了人们当前行动的目标。如果将社会资本作为研究主体,将村庄重构与村民选择作为社会资本起作用的情境与主体,那么社会资本始终是研究解决村庄重构问题的一种工具。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一经创造,就会有益于相关社会结构内的所有个体,通过利用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行动者不仅可以实现他们个人的目标,而且可以实现集体行动目标。”[5]其实,工具性意蕴本就是社会资本的原初内涵,而且也是社会资本的最终向度。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具有潜在的经济和社会绩效,可以促进收入水平均等与经济增长,可以提高社会民主水平等,“因为包括信任、规范和声誉在内的社会资本可以降低交易成本。”[6]在村庄重构中,既有的社会资本表现出对村民个体选择行为的情境性限制,但社会资本同时也可成为一种工具性运用,我们可以通过对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完善,来解决村庄重构过程中存在的群体性社会资本缺失问题。村庄重构中的现代社会资本培育,需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进行。在微观层面,个体的社会资本总量并不少,只是相对于村庄重构来讲,个体社会互动网络的松散性导致了村民间的浅度信任,进而影响到中观层面的群体信任的量的减少甚至缺失,致使关系到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不能发生,导致村民个体利益、村庄集体利益受损。因此,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村民间的联系并不断提升村民的公共意识和集体合作意识,建构一种普遍的民主的平等的村民关系网络,在网络互动中促进村民间的信任、合作和互利。在中观层面,可以成立各种以村民或村民代表为主体的群众性组织,使其负责对村庄重构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利害性相关调查、信息公开及提出相应建议等,使村民在占有充分信息基础上做出相应的选择,并以信任基础上的众多个体选择形成群体选择,最终提升村民群体与村庄集体的凝聚力,维护村民普遍的正当的利益。在宏观层面,以村民自治制度为依托,以国家及地方政府为主体,进一步推进农村的民主制度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国家层面的政策宣传与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加强村庄重构中的目标动向监督和利益监督等,总之,通过各种形式来提升国家或政府在农村中的信任度,增强以国家或政府为核心的宏观社会资本在农村的积极存量。

浅析个体道德对企业道德的影响 篇2

一、个人道德与企业道德概述

1、道德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 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特殊意识形态, 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所维持的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一个有道德的人通常要具备以下条件: (1) 不给社会添麻烦, 不诽谤他人; (2) 积极采取对社会和其他人有益的行动; (3) 其人格受到社会及他人的尊敬。以上三个条件是相通的, 因为在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方面消除了第 (1) 项的消极因素, 具备了第 (2) 项的积极因素, 结果当然就会有第 (3) 项的德高望重, 就会受到社会和他人的欢迎。一般来说, 有道德的人都会积极做出对社会有益的事, 因而具有人格上的魅力, 受到人们的敬爱。

2、中国个体道德思想的理论溯源

中国的道德源自中国圣人的仁爱精神。它是一种来自对天地 (父母) 给予生命的感恩, 一种响应生命过程之中充满人类后天文化的爱。真正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起到制止人们作恶作用的便是中国人特有的传统的孝悌忠恕的仁爱的精神道德。

除非人们具有这种道德, 否则人将不成其为人, 人将不具备基本的区别于动物野兽的人性。儒学以天作为道德的行上依据, 有其超越性, 但这种天不是人格神, 不可能真正赋予人以良心本心, 也不可能真的给人以奖赏或处罚, 这种意义的天只是对于先前天论传统的借用, 只是人的一种境界, 而不是客观的实在。真正的道德主体是人, 是人的那个内在的道德之心, 而不是天。

3、企业道德的概念

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活动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 因此其行为自然要受到道德因素的制约。企业道德是指企业不与社会发生冲突与摩擦, 不给社会造成负担, 积极采取对社会有益的行动, 尊重人权, 其行为受到人和社会两方面的欢迎。

企业贡献分为企业的社会贡献和企业人的社会贡献。前者以“社会贡献活动”和“文化支援活动”为中心, 后者以所谓志愿者活动为中心。对社会有贡献的企业活动是促进社会性原则的行为, 是有道德的行为, 国家可以将社会贡献度高的企业作为一个融资标准。

美国管理学家梅奥提出:现代工厂的问题是清楚的, 即如何在二十世纪的摩天大楼和地下铁道、烟尘和蒸汽的世界中, 使之可能再现农业的有道德、农业的忠诚以及农业的社会感。这表明了其对企业道德的担心, 工业社会企业道德会存在吗?如果存在, 它的具体内容标准是什么?这种准则是适用于一门产业、一个国家还是全世界呢?它是以什么宗教为基础?是以“情景”或其他什么为依据呢?即使存在它会自觉地坚持下去吗?根据调查, 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 在存在着一种伦理准则的情况下, 如果一些实业家认为违反这种准则不至于被发觉的话, 这些实业家就会违反这个准则, 而这种现象对于问题的探讨就体现了道德在现代企业应用的复杂性。

二、企业个体影响企业道德管理

1、企业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区别影响道德评价

企业是现代才出现的, 而我国的道德渊源古代, 不可能要求古代的圣贤预见到现代生活出现的种种困惑, 并提出完美的解答。显然企业需要仁爱精神, 但需要怎样的仁爱精神?这就需要我们现实取舍这些影响具体道德的评价。

中国道德孝悌忠恕的仁爱主要源于天地 (父母) 给予生命的感恩, 当这种感恩应用到企业中时, 就缺乏相似点。个人与父母有血缘关系, 父母养育自己, 应该报恩。企业与员工是契约关系, 企业员工离开时赔偿企业培养成本, 没有人责怪其行为不道德。但如果某人将父母养育自己的成本赔偿给父母, 脱离亲子关系, 人们就会马上感觉其行为不道德。

2、企业相关方具体行为的收益与代价模糊, 影响道德的客观性

企业作为经济运行主体, 其相关方复杂, 包括股东、消费者、交易伙伴、政府、媒介、雇员等。由于信息不对称, 相关方不可能了解所有信息。在动作行为过程中, 谁受益、谁受损失, 具体的数据大小难以具体估计, 如果知道得越具体, 越容易作出符合企业道德的决策。

受功利主义支配的人首先考虑可供选择的行动会对受到影响的人的潜在后果, 然后选择大多数人受益的行动方案。功利主义者接受这样的事实, 即此方案可能会伤害他人, 但是只要潜在的积极后果超过潜在的消极后果, 他会认为此决定既有好处, 又符合道德。

有时现实是如此复杂, 难以以善恶评价为标准, 难以用道德的准绳来判断行为, 不是不重视企业道德, 而是当准备用道德进行衡量时, 其复杂性让人们止步, 在犹豫的过程中容易滑入功利主义旋涡。

3、确定个体和企业权利的界限模糊, 影响企业道德

古人云“士可杀, 不可辱”, 表明了人们对名誉的重视程度。除名誉之外, 人们对自己的生命、健康、身体、姓名、肖像、隐私等与人身相关的利益也给予了同样的重视。企业有自己的法律责任与义务, 没有通行的企业道德进行约束, 企业的道德最终由企业中的个体实现。当个人的权利与企业道德矛盾时, 比如企业认为拥有雇员个人的信息是为了工作方便, 但雇员认为企业不道德, 违反了个人隐私权等, 该如何鼓励个人坚持企业道德?这种权利界限的模糊, 严重影响了企业道德的发展。

三、坚持企业道德管理

社会总是变化发展的, 封建社会的仁义道德也许对封建社会有积极作用, 但到现代社会, 我们应该实事求是, 以一种人类的博爱精神对待企业, 寻求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企业道德。

1、高层管理者个体在培养道德行为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一个企业高层经理的道德品质往往会成为个人最终成败的关键, 只有在道德上被人认可, 才能通向权力之巅、才能行使有效领导。

企业创导的道德行为需要高层管理者的支持。企业的运行实际上涉及多利益相关方的博弈, 不管是否懂得博弈论, 其实每个人都在博弈中生存着。在生存的博弈中, 大智若愚、以德服人便是高妙境界。这些都需要企业管理者具有敏锐的战略眼光, 能处理好长期与短期利益以及企业内部与外部的关系。

企业道德需要管理者长期建设。“道可道, 非常道”, 在追求道的过程中, 儒家修炼以炼心为主旨, 着重于道德的净化与陶冶, 把修身当作用世、治世的基础, 强调在用世、治世的实践中修身。

2、组织中的个体提出道德原则的政策或建议

企业作为经济实体, 其运行过程中哪些行为与道德原则违背、哪些没有, 当事人最为清楚, 应该鼓励当事人发表看法, 完善本企业道德。例如企业如何对待告密者, 假如企业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缺乏诚信, 剽窃技术维持产品的竞争力、蒙骗客户、以次充好、偷工减料, 而雇员将企业本身的不道德行为曝光, 这种行为是否符合企业道德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3、培养支持道德的企业文化观

建立实事求是的价值观。例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敬业报国的中心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忠”就是回报, 海尔人就是要用最好的产品和服务来回报用户、回报社会、回报国家;“忠”就是真诚, 海尔人真诚到永远。这和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传统的孝悌忠恕的仁爱的精神道德有一定联系。

重视企业道德建设。通过企业公关作好形象宣传, 重视最基本的危机公关意识和对紧急事件的妥善处理能力, 提高企业道德形象, 加强对违反企业道德行为的处罚。如安捷伦公司对企业员工贿赂、报销虚假发票的行为, 不管什么理由, 一旦发觉就立即开除。

有效的组织文化应该鼓励道德行为, 制止不道德行为。应该承认, 公司和个人可能会因为坚持企业道德而付出一点“代价”, 但从长远来看, 如果一个组织的流行文化和价值观与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不一致的话, 这个组织就无法长久地运作。促进道德行为的组织文化不仅与流行文化更加兼容, 而且从商业角度考虑也是明智的选择。

4、坚持职业道德

道德是调节个人与自我、他人、社会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是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教育和内心信念来维持的。职业道德是符合社会道德的, 而企业道德却不一定符合, 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劳动的人们在特定的工作和劳动中, 以其内心信念和特殊社会手段来维系的, 是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心理意识、行为原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它是人们在从事职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内在的、非强制性的约束机制。

企业道德出现了断层, 仅仅有职业道德是不够的。职业道德建设可以提高职业素养与道德修养、提升企业人文气质、增进合作、创建和谐向上的企业精神, 最终提高工作效能。但企业道德是多个个体的合力作用, 单个优不代表全部优, 如何进行管理使整个企业道德提升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探索和发展企业道德。作为在社会运行存在的经济实体, 企业应该受到社会法律的约束。一个社会的法律固然重要, 诚如病人需要医生和药物, 但其实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教育更重要, 如同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践行美德伦理, 自觉自愿地承担起社会责任。

摘要：本文通过探讨个体道德与企业道德的内在联系, 学习从伦理思维的高度分析问题、培养人文精神、习惯道德关怀, 并结合我国目前企业管理中的道德问题展开正确分析与决策, 阐述如何在企业中坚持道德管理、提高企业道德水平。

关键词：道德,企业道德,伦理管理,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1]黎明:道德的沦陷[M].中国社会出版社.

[2]朱贻庭: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M].学林出版社.

[3]水谷雅一:经营伦理理论与实践[M].经济管理出版社.

[4]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唐.荷尔瑞格:组织行为学[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个体道德选择分析 篇3

(一) 个体道德教育的内涵

1. 本文个体的界定

这里个体的定位除了是社会中每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个体的人之外, 相对于母亲这一社会角色而言, 指的是每一个子女。其起始阶段是胎儿时期, 母亲对个体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应该是起于幼儿时期, 是贯穿于个体一生的教育。

2. 个体道德教育的内涵

本文的个体道德教育主要是指生活道德教育, 这种定位, 一方面是因为从人类学、考古学来看, 道德教育是来源于生活, 在生活中并服务于生活的。从人类社会的起始阶段———原始社会来看, 当时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 人的意识水平也不高, 不仅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条件把道德教育作为一个专门的活动来进行, 因此, 道德教育就混同在广义的教育中, 由家庭、公社、部落或者说是有经验有威望的人来掌控。彼时的道德教育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生活教育。另一方面是因为“母育”中母亲对个体道德教育也是在生活中进行的。此外, 当前学校道德教育的发展现状也在呼吁道德教育回归生活。

(二) “母育”的内涵

1. 本文的“母育”的渊源

本文的“母育”是受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母育学校》的启发而提出的。夸美纽斯相信教育可使种族更新, 因此, 所有儿童不论贫的和富的, 高贵的和低贱的, 不论男孩和女孩, 都要受到教育。教育必须从幼年开始, 而且还应该按自然之道进行。为此, 他勾画出一个理想的方案, 这个方案涉及初生的婴儿到24岁的青年。这个方案中的第一个等级就是“母育学校” (设在家里) , 包括儿童生活的头六年, 这一时期的儿童所接受的是简易的实务课程。第一级学校的教师就是母亲。

2. 本文“母育”的内涵

本文的“母育”与夸美纽斯“母育学校”之间既有共性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共性之处即为母亲对儿童的教育;不同之处在于, 本文“母育”的内涵需从三个方面进行界定。

(1) (主语) 母所包涵的范围。按照传统的理解, 母亲的一般含义是“生儿育女的人”, 例如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 “母”被解释为“牧也, 从女, 象怀子形, 一曰像乳子也”。牧, 在古汉语中原本是放饲牲畜之意, 如牧马、牧牛。“母”字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引申开来便是生育、哺育和教育孩子的人, 尤其是孩子的牧人。当然, 本文中母亲的概念具有更宽泛的包容性, 既包含了生育并且哺育和教育孩子的妇女, 也包含了男人———以母亲角色出现, 哺育和教育孩子的男人。

(2) (谓语) 育的表现形式。本文“母育”中的“育”无论是母亲对子女的道德教育还是关于母亲的教育, 都有一个共同的基调———引导, 母亲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无意识地引导着子女道德方面的发展, 母亲无论是在为人母之前或之中以及之后的学校教育、社区教育、社会教育以及综合之力的教育, 还是自我教育, 都有一种力量引导着其自身。

(3) “母育”内涵的界定。

(1) 母亲对个体道德的教育。第一, 本文“母育”的一个方面是指母亲对个体 (子女) 的教育, 且以道德教育为主, 而夸美纽斯“母育学校”中母亲对个体 (子女) 的教育包括很多方面, 道德训练只是其中之一, 并非主要部分。第二, 本文“母育”中母亲对个体 (子女的道德) 教育贯穿于一生当中, 是一个连续的、终身的过程, 而夸美纽斯“母育学校”中母亲对子女的教育主要是其理想方案的第一个等级亦即儿童生活的头六年, 是处于一种学前教育阶段的教育, 其特点是阶段性。

(2) 关于母亲的教育。本文“母育”的另一个方面是指关于母亲的教育, 关于母亲的教育是母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曾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掌握在掌权者手中, 不如说掌握在母亲手中。因此, 我们必须努力启发母亲———人类的教育者。”也有学者曾说过:“推动世界的手是摇摇篮的手”, 等等, 诸如此类的话语在向人类证明母亲重要性的同时也在提醒我们, 母亲教育素养的高低是子女教育的关键所在。本文关于母亲的教育又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 母亲外部力量对其进行的教育。这种外部力量可以是学校, 可以是社区, 可以是社会, 也可以是集外部各种有利力量于一身的总和教育。第二, 母亲的自我教育。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母亲教育孩子的过程, 就是再现自己的过程, 是教育自己和检验自己人格的过程。”自我教育对于没有过多外界约束力的母亲来说十分重要。正如马卡连柯曾经说到的:“你们自身的行为在教育上具有决定意义, 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同儿童谈话, 或教导儿童, 吩咐儿童的时候, 才是在教育儿童。在你们生活的每一瞬间, 甚至当你们不在家的时候, 都教育着儿童。”父母对自己的要求, 对自己家庭的尊敬, 对自己一举一动的检点, 都对儿童有很大的意义。

总而言之, 关于母亲的教育, 首先是指对母亲进行的教育, 它是培养母亲并使之完成母亲这一社会角色所必要的基本素养的教育, 教育母亲如何更好地践行母亲职责的教育;其次是在母亲自主意识觉醒后对自己进行的自我教育。在关于母亲的教育中, 母亲是教育的主客体的统一。

二、“母育”与个体道德教育的关系

(一) 个体道德教育是“母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 母亲对个体的教育不是单纯的指道德教育, 也会有其他方面的教育, 例如为个体智力的发展, 为个体造就健康身体的教育, 等等, 这些都是母亲对个体进行教育的一个部分, 个体道德教育是“母育”中第一个层面上的组成部分;其次, 关于母亲的教育, 也有极其丰富的内容, 为了提高母亲的综合素质, 需要从多方面着手, 对其进行的道德教育是“母育”中第二个层面上的组成部分, 因此说个体道德教育是“母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母育”有利于个体道德教育的开展

对个体进行的道德教育不是谁都能进行的, 个体道德教育有其必要的条件。本文结合个体道德教育的特点来加以探讨。

1. 过程性

个体道德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是个体受周围人、环境等影响而不断成长的过程。从母亲与个体之间来看, 母亲对于子女道德观念的养成、道德行为的规范等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而且子女在家庭中受到母亲的道德教育在其整个道德教育系统中占有初始性地位。个体道德教育的过程性中隐含着内在的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是学校教育或者社会教育望尘莫及的, 个体无论是在学校接受一系列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系统教育, 还是接受社会上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或随机的教育, 最终归宿还是回归家庭。一个人从出生、长大, 直到走上独立的生活道路, 有2/3的时间是生活在家庭中的, 这个过程是不间断的, 即使独立生活了, 仍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母亲的影响。因此, 母育是终身的, 这种长期的连续的教育, 这种客观存在的条件, 为个体道德教育的过程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 关键期

个体出生时是一张白纸, 虽然遗传天然地赋予了他们一些先天的特质, 但对于人生体验而言, 特别是对于社会生活规则的体验, 还需要在后天中慢慢习得, 而这种学习的关键期就是儿童阶段。儿童的大部分体验是来自家庭, 而由于生理等方面的原因, 儿童的大部分体验来自于母亲。关于个体道德发展中的方向和水平, 就取决于母亲是否对孩子善尽其责, 母亲的品德在子女品德的形成中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学者王东华认为, 在人生的头三年存在着一个镜像期, 这时, 孩子的大脑像海绵一样全盘吸收他所感受到的一切。孩子的头三年不是没有记忆, 恰恰相反, 正是这些记忆构成了人生生活的基础。在孩子的头三年里, 母亲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更大, 特别是在孩子行为范式的培养上。对于个体道德教育而言, 关键期———儿童期的教育不容忽视, 因为婴儿的1年绝非普通意义上的1年, 孩子的1年等于10年。

摘要：当前我国个体道德教育主要是依托于学校教育, 然而现实生活中, 道德教育在以学校教育为主导的格局下问题仍然是层出不穷, 这种局势要求我们正视问题的同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本文从家庭教育中母亲这一社会角色出发, 探讨“母育”与个体道德教育的关系。

试论监狱人民警察个体道德品质 篇4

一、监狱人民警察个体道德品质的基本内容

由于监狱工作实践的丰富性和监狱人民警察人格的个性化, 监狱人民警察个体道德品质的内容十分丰富,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献身监狱工作事业。监狱工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性建设事业, 其价值实现具有滞后性和时空的无限延伸性。这种劳动的特点, 要求监狱人民警察要站在社会的、全局的、人民的长远利益为社会集体的事业奉献自己的劳动以至一生。实践中, 有的监狱人民警察为了党和人民的监狱工作事业, “献了青春献终生, 献了终生献子孙”, 真正做到了无私的奉献。当然, 我们现阶段所提倡的“奉献”并不是不言“利”, 不计报酬, 而是要求监狱人民警察要正确处理“义”与“利”, 个人和集体事业的关系, 重大义、识大体, 顾全局, 终生勤恳执法为民, 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为国家的前程、人民的利益献身监狱工作的品格更是值得称颂。

2.公正诚实。这是监狱人民警察为人处事的基本品格。公正诚实表现了一个人以科学、求实的精神处理个人与社会、事业的关系。监狱人民警察是以秉公执法, 忠于职守, 教育、感化、挽救罪犯为己任的, 因此监狱人民警察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公正无私、光明磊落、是非分明、忠实坦诚、刚正不阿, 只有这样才能承担监狱人民警察职责。公正诚实, 不只是监狱人民警察安身立命之本, 更是以道德楷模置身于罪犯, 影响罪犯, 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才。

3.自尊自强。这是监狱人民警察追求完善人格实现崇高的人生信念的良好品质。监狱人民警察是承担有特殊社会责任、受人尊重的职业, 因此监狱人民警察必须严以律己, 自尊自强自恃。自尊即要维护监狱人民警察的声誉, 保持良好的道德形象, 自觉地按照监狱人民警察道德要求规范自己, 不做任何有损监狱人民警察形象的事。自强则是坚持不懈地追求自我道德完善, 高标准严要求, 永不自满不松懈, 向理想的道德人格攀登。学高为师, 德高为范, 完善的道德人格是监狱人民警察执法为民的基础。

4.艰苦奋斗。这是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 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在个人生活和意志方面良好的品格。艰苦奋斗, 要求人们节约无奢, 养成与广大劳动群众同甘共苦的良好品格。我国历史上就有“成由节俭败由奢”的古训, 监狱工作是一种顶风涉雨、艰险困苦、呕心沥血的劳动。只有情志钻一、艰苦奋斗才能承担这一社会重大责任, 终生不渝献身于这一伟大事业。在改革的大潮中, “安贫守志”是监狱人民警察敬业守则不可缺少的崇高品格。

5.开拓创新。这是一种在人生和事业上不断求改革、求进取的良好品格。监狱工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 有定规而无定法, 监狱人民警察只有不拘泥教条, 善于根据具体的工作情境机智灵活组织监狱各项工作, 才能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才。它要求监狱人民警察不因循守旧, 善于打破陈规旧习大胆改革;不主观教条善于从实际出发开拓创新;不盲目崇拜, 善于学习先进为我所用;不故步自封, 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攀登新的目标。监狱人民警察只有具有这样的品格, 才能承担起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才的历史重任。

二、监狱人民警察个体道德品质的修养

(一) 监狱人民警察个体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

1. 社会主义的崭新道德关系为监狱人民警察个体道德品质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的确立, 使我国社会的道德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政治上是民主的, 经济上是平等的, 虽然存在着多种经济体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是主体, 决定了社会主义的道德关系的主体位置。因此监狱人民警察与国家、监狱、同事、罪犯之间道德关系是社会主义性质。监狱人民警察关系是社会主义道德关系的反映, 是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原则的个体体现。监狱人民警察是在社会主义现实道德生活中养成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集体事业的道德信念, 民主、科学、创新、求实、艰苦奋斗的先进的道德意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 社会主义道德关系的不断发展完善, 监狱人民警察的道德观念、道德品质将会有新的发展和完善。

2. 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为监狱人民警察道德品质的形成, 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教育条件。

监狱人民警察道德品质的养成不是自发的, 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体系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系统的道德教育机制, 这为监狱人民警察道德品质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教育条件。社会主义的基础教育为监狱人民警察职业道德品质的形成提供了一般道德教育, 每个公民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系统的道德教育, 形成较系统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 养成社会主义道德习惯, 社会主义教育还为每个公民提供职业教育。未来的监狱人民警察, 在司法警官职业教育中接受系统的监狱人民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和训练, 使监狱人民警察获得早期的职业道德教育, 为日后监狱人民警察道德品质的形成完善,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监狱人民警察个体道德品质在监狱工作实践中得到发展和完善。

监狱工作的实践是监狱人民警察职业生活的实际, 使监狱人民警察道德品质得到发展和完善。因为监狱工作实践使监狱人民警察投入现实的道德生活, 获得实际道德体验, 从而加深理解并修正初步形成的监狱人民警察道德观念, 促使道德观念转变为实际的道德行为, 养成巩固的职业道德习惯。另外, 监狱工作实践的不断发展是监狱人民警察道德观念发展更新的现实基础, 监狱人民警察只有在监狱工作实践中才能获得新的道德体验, 更新道德观念, 形成新的道德品质。

4. 社会主义监狱人民警察个体道德品质是在马克思主义

伦理道德思想的指导下, 扬弃以往监狱警察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现实道德是历史道德的继承和发展, 监狱人民警察道德是在对以往监狱警察道德传统的批判继承中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上一些优秀的监狱工作者和监狱警察在长期的监狱工作实践中养成的优秀监狱警察品质, 是监狱警察职业道德的优秀遗产, 但由于世界观的局限, 以往监狱警察道德传统也包含着不能彻底反映监狱工作规律的道德要求, 甚至代表没落腐朽的道德关系的糟粕, 是我们应予以批判、抵制的。因此, 监狱人民警察必须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理论为思想武器, 对以往的监狱警察道德传统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扬弃, 自觉地吸收继承优秀的监狱警察道德传统, 抵制落后的旧的监狱警察道德传统的影响, 才能养成适应社会主义监狱工作事业需要的良好的道德品质。

5. 充分发挥监狱人民警察的主观能动性, 自觉积极地进行监狱人民警察职业道德的自我修养。

监狱人民警察道德观念的建立, 良好品质的养成和完善还要靠监狱人民警察的主观努力。监狱人民警察必须自觉学习才能获得监狱人民警察道德观念, 自觉地投身于监狱工作实践才能获得直接的道德体验, 得到实际的道德训练;积极自觉地开展道德意识领域的思想斗争, 才能吸取优秀的监狱警察道德传统, 抵制落后的监狱警察道德传统。总之, 社会和监狱工作对监狱人民警察提出的道德要求, 只有通过监狱人民警察的自觉努力才能内化为监狱人民警察个体道德品质。

(二) 监狱人民警察个体道德品质的养成

监狱人民警察个体道德品质的养成是一个不断修养和完善的过程。为此, 监狱人民警察必须做到:

1.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跨世纪的职业工作观念。

这既是监狱人民警察修养的基础, 也是检验监狱人民警察修养的标准。监狱人民警察的道德品质能否达到一定的境界, 主要取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是否正确, 有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 监狱人民警察就能准确地把握监狱工作规律, 认清监狱工作的方向。只有如此, 才能在监狱人民警察职业道德的修养和实践中, 选择科学的、合理的、和善的行为, 养成良好的职业工作习惯。

2. 在长期的监狱工作实践中磨炼自己的道德品质。

一般我们所见的监狱人民警察大都是公正诚实、刚正不阿的, 但他们的品质不是天生的, 而是在长期的监狱工作实践中逐步涵育锻炼而形成的。监狱人民警察在监狱工作实践中, 随时以监狱人民警察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 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艰苦的陶冶和磨炼, 才能养成具有崇高品质的合格的监狱人民警察。

3. 不断学习、探索、创新, 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每个人的性格、气质都不相同, 作为监狱人民警察既要很好地了解自己的个性心理特点, 也要了解罪犯的个性心理特点。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 解决监狱工作实践过程中的矛盾;有助于深入开展监狱管理工作, 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做好罪犯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

摘要：监狱人民警察个体道德品质是监狱人民警察在长期职业道德活动中养成的在个体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特点和倾向, 它包括:献身监狱工作事业、公正诚实、自尊自强、艰苦奋斗和开拓创新等五个方面。监狱人民警察个体道德品质, 是社会主义道德关系的产物, 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 通过长期的社会和监狱道德教育, 在监狱工作实践中, 扬弃以往监狱警察道德传统的积极思想斗争中自觉养成和完善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