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选择

道德选择（共12篇）

道德选择 篇1

今年1到5月,北京曝出300多名企业高管身陷假洋文凭骗局丑闻。我们无意再炒作,也不想旧事重提,仅从该事件中引申出一个主题:道德和诚信是企业高管的唯一选择。

中国的企业,不管是大型国企集团还是私营公司,都承担着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任。企业高管作为这一群体中的精英,其自身素质决定着企业的兴衰,引领着社会经济生活。按照常理,企业高管一般经济条件好,有着比普通职工高出几十倍的薪酬,出入香车宝马,混迹楼堂馆舍、高尔夫球场;手中权力大,有产品价格的自主权,有人权、物权、财权;社会地位高,很多高管走进政府大院,成了政府大员,私营企业主很多也都是当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财神爷”。或许也因此,企业高管的这种优越感造就了部分人的道德缺陷,他们不感谢党和政府的支持,不感谢广大民众的认可,自我膨胀,有的公然结成利益集团,和政府博弈;有的操持价格杠杆,油价、电价、房价,一个劲地翻着涨,加剧了通胀,加重了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使他们日子很难过;有的弄虚作假,毒奶粉、毒饮料、毒方便面花样翻新,初步统计共有50多种毒食品上了我们的餐桌,中国正打响历史上最大的“餐桌保卫战”。

老实说,如今企业高管在老百姓中的形象和口碑并不好,“价格门”“学历门”“毒食品门”……门门都拷问着这些企业高管的道德良心。中国现在最缺少什么?我们不缺经济的突飞猛进,不缺表面的繁华,和过去比生活质量已大大提高,唯独缺的是道德、诚信和良心。或在朝或在野的企业高管,因为他们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他们个人的道德修养、职业操守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社会风尚。因此不管职位多高,权力多大,经济上多富有,做人的本分是不能忘记的。作为企业高管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素质,一是道德,一是诚信,如果这二者都做不到,公司经营就容易走到邪路上去。记得温家宝总理曾谆谆劝导企业家“血管里要流着道德的血液”,许多企业家还觉得很委屈,纷纷表态说“我们的血管里流的就是道德的血液”,这些话被许多网友嘲讽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苍白辩白。道德不道德需要事实来说话。石油、电力企业年年利润攀升,企业内部福利早超一般企业职工的工资总和,为什么还要疯涨油价、电价?房地产老板早挣得盆满钵溢,却罔顾中央的房价抑制政策,搞“房坚强”,说什么中国的房价泡沫是钢做的,破不了,就是要把高房价撑到底,让多少老百姓望房兴叹。实际上许多企业高管选择的并非是道德、诚信,而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就拿高价买假洋学历一事来说,洋文凭有什么好的?无非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崇洋媚外自卑心理作祟。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儒商,增加自己的含金量,为获取更大利益,连外国的“野鸡大学”也成了香饽饽,不惜花费公司巨额“培养费”为自己买假文凭。全国各地的企业有多少类似的事件?若细查下来恐怕是个惊人的数字。

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职业经理人,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宝贵人才。对这些人进行教育培养,使他们具有优秀的品质,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讲诚信,童叟无欺,有这样一大批企业家和政府、老百姓同心同德,中国的经济才有希望。

不管是大型国企,还是私营公司,所有的企业高管都要面对现实作出自己的选择。做有道德、讲诚信的企业家,还是做蝇营狗苟,为了一纸国外“野鸡大学”的假文凭丢了卿卿性命的假道学家,孰轻孰重,相信广大企业高管会作出自己智慧的选择。

道德选择 篇2

一、逆向选择

所谓逆向选择，指的是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市场所成交商品的质量总是低于某一方交易者（亦即相对缺乏信息的那一方）的期望的现象。由于逆向选择，相应市场的资源配置发生了效率扭曲。

例如，在一个商品质量良莠不齐的市场上，卖方比买方更为了解所销售商品的质量，买方只能根据商品的平均质量报价，这就使得相对优质的商品因为价格被低估而相继退出市场，结果在这个市场上只会剩下劣质品待售。这就是产品市场的逆向选择现象。

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Akerlof，1970）首先提出旧车市场模型，从而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的先河。不难理解，在旧车市场上，买方和卖方对汽车质量信息的掌握是不对称的。卖方通常知道所售汽车的真实质量。而买方只能通过外观、介绍及简单的现场试验等有限的几种途径来获取有关汽车质量的信息。仅凭这些信息很难准确地判断车子的质量。实际上，买方只能大致地判断出旧车市场上所有待售汽车的平均质量。在这种情况下，买方将只愿意根据汽车的平均质量来支付价格。但这样一来，所售汽车的质量高于平均水平的卖方就会将他们的汽车撤出旧车市场，市场上将只留下质量低于平均水平的汽车。

不过，汽车平均质量的降低将进一步地压低买方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从而迫使那些在新标准下变得高于平均质量的汽车也退出了市场。依此类推。在旧车市场上，只有那些质量不高于平均水平的汽车成交，且待售汽车的质量越来越低。在极端情况下，旧车市场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交易，市场由此消失。

可见，在旧车市场上，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高质量的汽车在竞争中失败，市场选择了低质量的汽车。这就违背了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法则，因此叫做逆向选择。

我们再举一个信贷市场逆向选择的例子。由于金融机构无法准确判定贷款客户的资信条件，所以它只能根据其潜在贷款客户的平均信用风险程度来确定贷款的利率水平。这一贷款利率水平自然要高于那些信用风险程度较低的借款人所能接受的水平，使得这些优良客户不愿意借贷，从而退出信贷市场。而金融机构所设定的这一贷款利率水平一定会低于那些信用风险程度较高的借款人所能接受的水平，使得这些劣质客户产生追加申请贷款冲动。其结果是，真正拿到贷款或者更多地获得贷款的恰恰是金融机构本来并不愿意贷出的那些劣质借款人。这就是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

在逆向选择严重的情景下，由于信贷市场上只剩下那些信用风险相对较高的贷款客户，从而导致金融机构的呆帐增加，净现金流入减少，所适用的基准折现利率提高，金融机构的企业价值由此减少。

二、道德风险

所谓道德风险，指的是已签约的一方为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而做出对签约对方不利的行动的可能性。或者说，所谓道德风险，是指已签订合同的一方所面临着的签约对方可能采取损害本方利益的行为的风险。一般地说，道德风险是由于已签订合同的一方难以观察或监督到签约对方的行为（亦即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

需要注意的是，道德风险并不等同于道德败坏。在道德风险的定义里，施加损害的一方只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而理性地选择自己行为，它并没有施加损害的主观意愿。而且道德风险

强调的是一种可能性；道德败坏强调的则是一种事实。

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曾给出一个经典的道德风险例子。他说，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自行车的被盗率大约为10%。有几个头脑灵活的学生于是决定开展保险业务，向自己的同学提供自行车保险服务。保险合同约定保费为保险标的的15%。按常理，作为保险人，这几个学生应可获得5%左右的利润。但该保险运作一段时间后，这几个学生便发现校园里自行车的被盗比率迅速提高，很快就突破15%，保险人因此亏损了。这几个保险人经调查才发现，原来参加投保的那些同学对自行车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措施都明显地较前减少了。

在这个例子中，参加投保的学生由于不完全承担自行车被盗的风险后果，因而“理性地”采取了对自行车安全防范的不作为行为。而保险人则由于无法控制这种不作为的行为，从而面临着产生损失的可能性，这就是道德风险。也就是说，这几个保险人尽管头脑灵活，发现了商机，但却忽略了其中的道德风险，从而对自己的保险经营的前景过分乐观了。

我们再举一个信贷市场也存在道德风险的例子。由于金融机构无法完全跟踪监控那些已经获得贷款的客户的资金使用效率及其风险管理决策，这就使得贷款客户有机会采取理性、但不利于金融机构顺利收回其贷款本息的行为，徒增信贷风险。这就是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所面临着的道德风险。

在道德风险严重的情景下，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上升，呆帐增加，净现金流入也会减少。同时，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严重的情景下，由于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加，其所适用的均衡市场期望收益率也将相应提高。这样一来，伴随着净现金流量的萎缩以及所适用基准折现利率的提高，金融机构的企业价值势必减少。

说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这两个概念，人们最喜欢举医疗保险市场的例子。

在现实生活中，身体状况越差的人，其对医保越感兴趣。但身体状况差的人却不是保险公司所钟情的目标客户。由于无法准确判断投保人的身体状况及其患病的可能性，保险公司

只能根据其潜在参保客户身体状况的概率分布来统算出保费标准，设计出格式化的保险合同。这种格式化保险合同下的保费价格肯定要高于身体状况很好的那些潜在客户的期望水平。这些身体健壮的客户就会放弃投保，退出医保市场。于是医保市场只剩下那些身体状况不属于最好之列的客户。这种状况反而促使保险公司进一步地提高保费的收取标准，进而再逼退一部分身体状况较好的客户。依此类推，优质客户进一步流失的结果促使保险公司再一次提高保费的收取标准。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保险公司客户的质量逐步降低，保险市场趋于萎缩。这就是医保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

另一方面，参加医保后，被保险人有可能因而降低保健的急迫感。诸如戒烟的意愿、注意饮食的意识、锻炼身体的意愿都会降低，或者更疏于体检等等。被保险人减少健康预防的措施势必会提高其患病的概率，从而损害到保险人的利益。这就是医保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可见，如何应对逆向选择以及道德风险，是保险机构实现有效经营的关键。

另外，在医保实践中，被保险人无法对医生的处方做出科学的鉴定，所以经常喜欢医生开“大处方”和对自己实施“过度的治疗”。同样也是由于专业的局限性，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拿到的是否就是“大处方”、是否正在接受“过度治疗”也难以做出判断。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保险机构面临着“大处方”或“过度治疗”的道德风险。但在这个过程中，医院拥有完备的专业知识，医生应该最明白什么是“大处方”、什么是“过度治疗”。因此，开“大处方”、做“过度治疗”的医院就涉嫌道德败坏了。

三、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克服

只有尽量地完备信息、克服信息的不对称性，才能够避免出现逆向选择，并有效地规避道德风险。

例如，在贷款实践中，金融机构特别乐于向信用历史记录良好的借款人贷款。这就可以理解为金融机构基于弥补信息不对称而采取的对策。再例如，对贷款设置担保也是一种克服信息不对称，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有效手段。但其最大的问题是，假若金融机构的担保条件过于苛刻，则也有可能进一步地加剧逆向选择的程度。而且，担保的另外一个缺点是，金融机构并不能因为担保的设置而减轻对贷款客户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力度，因为担保的质量同样会由于不当的决策而发生变化。这就属于道德风险的范畴了。因此，担保的效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银行和企业间的亲近程度。在这方面，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具有草根特性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很可能相对更有优势。可见，在克服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危害方面，建立“关系贷款客户”的模式要明显地优于设置贷款担保的模式。

金融机构也可以主动地向新客户表达建立长期资金合作关系的愿望，并在其第一次贷款合同中就主动地提供优惠的贷款条件。然后再根据第一期合同完成的情况来修正对该新客户的风险判断，从而确定其第二期贷款合同的信贷条件。具体地说，如果企业的第一期贷款能够按时还本付息，则在第二期贷款合同中就允许该新客户继续享受较低的贷款利率和抵押要求；反之，则将承担较高的贷款利率和贷款抵押，甚或排除继续合作的可能性。由于第一期贷款合同的执行情况将要决定以后各期的信贷条件，所以贷款企业就很有可能不会采取损害其资信条件的行为，从而有效地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

论大学生的道德选择标准 篇3

[关键词]大学生 道德选择 标准

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大学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各种浪潮的冲击，在生活中会遭遇到复杂的道德信息和许多道德冲突，他们需要不断地做出道德选择。选择的前提在于要有明确的道德标准。

一、确立大学生道德选择标准的意义

道德标准是道德选择的前提。道德选择是指人们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根据某种道德标准，在不同的价值准则、善恶冲突之间所作的自觉自愿的抉择。道德选择是社会选择的最高形式，它体现着人类的主体自觉精神与价值趋向的统一。应该说，在当今社会价值观取向多元、新旧道德并存的今天，明确的道德选择标准的高低，是大学生走出道德困惑的主要因素。

道德标准影响着大学生选择活动的进行，标准不明确或前后变化不定，大学生道德选择活动就会出现游离状态，甚至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不同的道德标准决定着大学生的选择方向和选择行为的道德价值的大小，它是道德选择的灵魂，也是进行道德选择的的尺度和价值坐标。道德标准对大学生的道德行为选择具有定向，导航的作用，使他们能够排除和克服错误的道德诱导，做出正确的选择。

二、大学生道德选择的标准

1.仁爱之心——大学生道德标准的基础。“仁”是百善之源，全德之称，是一种博大的爱心。仁的根本精神是爱人利他。仁爱要求与人为善，学会善待他人，善解人意，正确理解和尊重他人。仁爱和与现代的以人为本理念相结合，创造出以爱换取爱的社会大环境。以仁爱为主要内容的儒家道德，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生活中共同认同的道德准则，是大学生道德选择标准的基础，应自觉地遵守和履行，把仁爱的精神实质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在实践中要努力践行仁爱精神。

“仁爱”是建立和谐校园的必要条件，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建设是21世纪中国人民的重要历史任务。仁爱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以仁爱为道德标准，才能全面树立仁爱意识和仁爱理念。

总之，大学生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以“仁爱”为道德标准，是形成和谐大学校园、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学生道德标准的核心。当前，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主流是健康、积极、向上的。但是由于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存在的一些负面影响会给大学生的价值观带来冲击。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了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本质特征，继承吸收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领和支配地位。在大学生中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有力引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当代大学生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应在新时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自己道德选择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整体素质，增强在新时期抵制各种不良思想侵蚀风险的能力，增强应对来自社会生活、学习、工作的各种挑战压力的耐受力。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大学生道德选择最基本的准则，它决定着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荣辱体验，为他们形成正确人生观、价值观提供了具体的评判标准，有利于使其养成与社会发展要求一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最终成才提供思想素质上的保障。当代大学生只有在不断地成长成才过程中把荣辱观当作自己的道德选择标准，不断抵制住市场经济中利益的诱惑和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感染，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具备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最终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3.诚实守信——大学生道德标准的重点。古人说：“诚信者，天下结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要求，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品德。处在思想文化多元化和思想观念多样化的时代中，大学校园诚信缺失现象日益严重。一些大学生在考试时采取各种手段作弊，毕业论文进行剽窃，在虚拟网络发布虚假信息、匿名愚弄别人，想方设法拖逃学费，毕业后不还银行贷款，求职择业时虚假包装、想方设法在自荐书中注水掺假，签约后发现更好的单位就随意毁约违约，等等。大学校园中这些屡禁不止的不道德现象，显示出部分大学生存在诚信危机的客观事实，同时也为高校的诚信教育敲响警钟。

诚信是大学生进入社会的“通行证”。诚实信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准则、道德基石和基本要求。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需要每个人诚实守信、遵守契约，信用是经营者给个人带来长期利益最可靠的精神资本。市场经济的这种本质及自身的运行规律要求全社会公民提高诚信意识，把诚信作为选择标准，加强诚信教育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大学生作为今后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个体，必须树立诚信意识，这是当代大学生必须具备的最基本道德素质，是走上社会后以德立身的基本要求。只有具备诚信品质才能成为高素质人才，承担起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一个没有信用的人，将不会受人欢迎、也不会有大的发展。大学生在获得专业毕业证的同时，更应获得道德通行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公民。

参考文献：

[1]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编写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蒋朝林,蒋明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代大学生成才中的作用[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

[4]傅昌盛.大学生诚信缺失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教育[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4,(5).

道德选择 篇4

关键词：道德规范,意志自由,道德选择,道德冲突

道德规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人类历史上促进了人类往高级的方向发展, 对人类的文明化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但是道德规范与法律、制度等具有强制性的规范不一样, 需要经过个人内化才产生作用。这会不可避免地产生道德选择和道德冲突的问题。本文旨在解释道德选择和道德冲突的发生机理以及解决思路。

一、道德作为行为规范的特点

道德作为一种人类发展的高级产品, 在规范人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 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才有指导人类活动的意义。道德规范与人类其他的行为规范 (如法律、制度) 不一样, 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道德规范具有非制度性的特点。道德仅仅是在一定范文内居住的人们在长期的生存中积累下来的共识性要求和愿望, 属于约定俗成的东西。也就是说, 道德规范是无形的, 没有“白纸黑字”的显现性, 因而也不会形成制度化的硬性要求。道德规范通过人们之间的舆论和良心等手段发生作用, 促进人们扬善避, 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道德规范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非强制性。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 道德是非制度性的产物, 因而在规范人类行为的时候不可能与法律和制度一样, 强制人们从事一种行为。道德规范发生作用主要靠人的道德自觉性。总得来说, 道德规范只有经过人的内化才能发挥作用, 这是由于其非制度性和非强制性的特点决定。而另一个问题接着产生了, 经过人的内化之后, 道德规范就变成了道德选择和道德冲突的问题了。

二、道德选择的产生与化解

道德选择意味着意志自由, 并且将意志自由作为道德选择的前提。而道德责任则是道德选择的结果。因为道德主体在拥有道德意志自由的同时, 也相应地承担了选择了道德选择的后果 (即道德责任) 。因此, 道德责任就成为了道德选择的属性之一, 也是进行道德选择的基本条件。一般来说, 那些赞成道德选择自由的思想家也就会赞同道德主体应当为他们的道德选择负责。因为, 人既然面对着一种以上的道德可能性, 人就应该在这些种可能性中进行思考、抉择、筛选、取舍, 权衡利弊的同时做出的选择就是自己的, 就证明一个人已经同意所选择的可能性, 但是必然会对这种选择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只有自由才能使选择负有责任。由此可见, 道德责任意味着与意志自由同样重要。无论是无限夸大意志自由, 把自由理解为这种天马行空, 还是绝对地否定人的自由, 把人的选择看成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都是一种否定人现实生活中的选择, 同时也否定了人应该为选择付出责任[1]。

道德选择与道德责任是不可分割的, 道德责任作为道德选择的基本属性, 不然否认道德责任也就等于否定了道德选择。道德选择之所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在于它包含着人的责任性问题。选择的问题会不可避免地把人带进价值冲突中去, 这样也就会导致许多人在众多的价值和可能性中难以取舍。而人的价值就在于这些价值选择的不同。因此,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的决心是他自己的活动, 是本于他的自由做出的, 并且是他的责任。由此可见, 当一个人面临着善恶取舍的时候, 可以抉择两者之间, 一定要下定决心对他负责。当然, 如果选择的处境不一样, 那么选择的自由也就不一样了, 多大的选择自由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要承担多大的责任。责任的量与自由的度是紧密联系的。对于那些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受到严格限制, 个人的努力没有作用为承担责任付出努力的时候, 但仍然努力去负责任的人, 和那些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的情况相比, 个人完全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事态发展过程, 而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随意的, 或者不管不顾的态度去负责任的态度相比, 前者一定是好于后者。结论就是, 选择的自由来衡量责任, 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关于选择和责任的一个原则。

当然, 自由与责任的对等关系并不是绝对的。这是因为, 自由不单单作为一种客观的状态, 还与人的主观努力程度有着重要关系, 它会根据当事人的道德品质和境界的大小而发生变化。如果人们是处于相同的环境, 那么就会有些人就可以毫无阻碍德去进行选择以及自由地去承担责任, 但是也会有许多人作为客观条件的牺牲品。当人们面临实际生活的时候, 有些人就可以舍生取义, 而有些人就可能苟且偷生, 有些人就可以舍生取义, 有些人就会背信弃义, 卖友求荣。这也就是道德高尚的人为什么会表现出来的是高度的选择自由, 而有些人就只能丧失了所谓的人格和责任, 成为被世人唾弃的人。

三、道德冲突的解决思路

道德选择不仅要在多种可能性之间进行, 而且要在道德价值冲突中进行, 价值冲突扩大了道德选择的意义和作用, 同时也增加了道德选择时候的困难[2]。它把应该简单做出选择的人推向了这种两难的境地, 强迫人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首先, 当这种冲突表现在个人身上的时候, 个人在社会中当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不管高低, 而且也一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这种地位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社会角色。当然, 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充当不同的角色, 所以根据不同的角色, 引起冲突的原因不同, 社会角色的价值冲突也会表现为很多同形式。例如, 两个朋友之间就应该互敬互爱, 互相帮助, 履行对于对方的诺言, 这是对于朋友的角色规定的一种义务, 但当人们面临冲突必须做出道德选择的时候, 是否会做一个诚实的人, 如果其中的一个人做出了损害他人或者是社会利益甚至是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是否会告发的抉择就放在人们面前, 第一, 会因为他是自己的朋友而不去告发, 第二, 不违背自己的良心, 对这个社会以及国家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这就是一种尖锐的对立。再例如, 如果一个人有多个社会角色的时候, 比如在工作上是医生要履行医生的义务, 在家里是儿媳要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 还是妈妈要履行教育儿女的义务, 还是妻子要履行相夫教子的义务, 在特定的时间里如果非要把每项义务都尽完全,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这属于一种道德选择上的冲突。

另外, 在一个价值体系的内部, 也会经常存在着对于冲突的道德选择上的高低, 不可能所有选择都是同一的, 一定是有先后的, 在特定环境特定时间里出现矛盾的时候, 一定是先以不可推卸的责任为基础, 比如以家庭、亲戚、朋友的顺序来进行道德选择应该是大多数人选择, 而且社会对于个人的道德要求也同样是不同的, 履行对于家庭的义务就必然有可能放弃对于社会的责任。这种价值选择也需要每个人做出自己的选择, 做出何种选择都反映出主体的道德价值。由于社会发展的局限性, 由于社会道德还有很多方面没有完善, 由于我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决定着一时半会不会消除腐朽道德的影响, 所以在道德选择上有冲突、有对立还应该是长期的。当面临冲突的时候, 我们如何思考如何抉择也就成为了道德选择的一个重要话题。

四、结语

道德对个人行为调控的基础在于个人的内心[3]。只有经过人的内化之后, 道德才能有效规范个人的行为, 发扬社会的真善美的追求。当今社会, 越来越承认个人的意志自由和良心自由, 这意味着人们可以进行各种道德选择, 而进行道德就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道德冲突。道德选择意味着道德责任, 道德冲突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遵从自己的良心, 这样才能化解各种道德冲突和矛盾, 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义。

参考文献

[1]张国平.公民服从的伦理思考[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2]宫晓虹.大学生道德选择能力及其实现路径[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9) :168-169.

我国社会道德选择的现状及其原因 篇5

我国社会道德选择的现状及其原因

道德选择是指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根据某种道德标准在不同的价值准则或善恶冲突之间所作的自觉自愿的.选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基础上,道德领域中的种种冲突日益明显,道德选择问题也就更急切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我国当前道德选择的突出特点是:道德选择可能性扩大,道德选择状况呈现多层次性,道德选择主体意识觉醒及非理性选择现象的存在.这是由道德价值冲突、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等原因决定的.

作 者：杨华  作者单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政法系,辽宁,阜新,123000 刊 名：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YANG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1(2) 分类号：B82-052 关键词：道德选择   主体  

道德选择 篇6

【关键词】 融资成本；风险溢价；道德风险

一、债务融资道德风险的理论评述

企业债务融资一般有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两种形式。理性的企业在选择债务融资方式时会遵循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原则，其中，融资成本是企业融资时必然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债务融资的成本由基础利率和风险溢价构成。对银行贷款而言，基础利率就是银行间拆借利率、央行再贷款或再贴现利率，企业债券的基础利率是相同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基础利率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和社会资金供求状况，宏观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投资机会多，社会资金供求状况偏紧，利率水平较高，企业整体债务融资成本上升。风险溢价与企业融资期限和违约风险有关，融资期限越长，企业违约风险越高，风险溢价也越高。

风险溢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债务融资过程中企业和债权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成本和道德风险成本，其中道德风险成本还对企业选择债务融资方式有很大影响。

道德风险成本源于债务融资后债权人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债权人的监督能有效防范企业的道德风险，降低债务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和整个融资成本。由于银行对企业的监督比债券投资者更有效，对于道德风险高的企业而言，道德风险高的企业一般经营时间短，知名度低，规模较小，或负债率高，进行债券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高，而银行的监督能够降低其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所以这类企业一般会选择银行贷款。相反，道德风险低的企业进行债券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低，更愿意发行公司债券筹集资金。而且这些道德风险低的企业一般经营时间较长、知名度较高、负债率较低、规模较大、可抵押的资产较多，投资机会也较多，债券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低，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发行债券。

在多数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对企业的道德风险水平不知情，那些道德风险低的企业为了降低融资成本，就需要在投资者心目中建立良好的声誉。对于那些公众投资者了解不多的企业，如果没有声誉，发行债券的成本相当高，在公开发行债券之前需要在投资者心目中建立声誉。大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已经有了良好的声誉，因此具有比中小企业更大的融资优势（Diamond，1991）。

道德风险还与企业投资机会有关。在融资金额有限的情况下，企业不可能投资于所有的项目，选择一个投资项目就意味着放弃别的项目。因此企业的投资机会可以被看作期权，其价值取决于企业以最优方式行权的可能性（Barclay&Smith，1995）。企业投资机会越多，股东和债权人对行权方式的冲突越大，发生资产替代和投资不足等道德风险的可能性越大，用高风险项目替代低风险项目越容易，债券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也越高。为了降低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这些企业更依赖于银行贷款。投资机会也是企业的增长潜力，所以银行贷款的比例与企业增长潜力正相关，而企业债券的比例与增长潜力负相关（Christopher W. Anderson，Anil K. Makhija，1999）。

企业债券可以选择在公募债券市场或者私募债券市场发行。公募债券市场面向所有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私募债券市场的投资者主要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精于信用评估，能够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所以发行私募债券与银行贷款相似。道德风险成本是影响债券发行市场选择的重要因素，规模较小的企业道德风险较大，在公募债券市场上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高，会选择在私募债券市场筹资，私募债券更多的监督及更严格的债务条款也降低了道德风险成本。债券发行成本是影响企业债券发行市场选择的另一个因素。公募债券发行成本高，但债券发行成本具有规模经济，债券发行量大的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公募债券发行成本的规模经济，通过公募筹集债务资金（Sudha Krishnaswami，Paul A.Spindt，Venkat Subramaniam，1999）。

虽然银行监督能够降低债务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但银行可能利用其优势“要挟”企业，从企业中抽取额外的费用，因此一些道德风险小、债券融资道德风险成本低的企业会选择企业债券（Christopher W. Anderson，Anil K. Makhija，1999）。

二、基于道德风险的债务融资方式选择模型

道德风险是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方式的重要因素，道德风险小的企业债券融资较容易；道德风险高的企业难以在债券市场上融资，只能依靠银行贷款，通过银行的监督来减少或消除道德风险。道德风险与企业的投资项目质量、经营业绩、经营时间长短、资产结构、负债率等都有关系。下面将通过一个建立在道德风险基础上的企业债务融资方式选择模型来分析企业对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的选择。

模型的基本思想是：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经理和股东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在选择投资项目方面意见不一致，经理会选择有高回报的好项目或低回报但能给经理个人带来好处的坏项目。如果经理把股东价值放在第一位，那么有好的项目、好的经营业绩、资产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更倾向于发行债券，其他企业从银行贷款。如果经理不关心股东价值，经理倾向于选择使其受监督最小的融资方式以投资于能给经理私人带来收益的坏项目，就会选择债券融资。

（一）模型的假设条件

根据以上论述，笔者作出以下假设条件：

1.银行有监督企业的动机，而个人投资者没有；

2.有一个企业总资产为A r，其中可以用作抵押的有形资产为

A c，其余为无形资产；

3.企业现有债务为D E，D E

4.企业的潜在投资项目能给股东带来收益π，给经理带来的私人收益为β；

5.经理是风险中性的，其预期效用是企业收益和私人收益的加权平均，令α∈[0，1]表示企业收益的权重，那么经理的预期效用为απ+β， α与企业被收购的概率或经理被大股东撤换的概率正相关；

6.假定经理人有两种投资项目可以选择，两个项目都有正的净现值，都需要投资F，项目i（i=1，2）的收益为X的概率为Pi，收益为0的概率为1-Pi，项目2的预期收益高于项目1，即P2>P1，但项目1给经理带来的私人收益β为B（B>0），项目2给经理带来的私人收益为0。假定项目2的社会收益高于项目1，即：

p2X>P1X+B （1）

7. 假定经理人私人收益B与项目的投资规模F成正比，项目投资规模又与企业规模A r成正比，即：B=bA r,b>0。

（二）模型

假设企业公共秩序资金为F，承诺到期偿还金额为D，原有债务比新的债务优先级别高。如果企业无力偿还新老债务，债权人将清算所有抵押资产A c。

经理从项目1获得的收益为：

α[p1（X-D+A r-D E）+（1-p1）（A r-A c）]+bA r（2）

经理从项目2获得的收益为：

α[p2（X-D+A r-D E）+（1-p 2）（A r-A c）]（3）

如果

α（p2-p1）（X-D-D E+A c）≥bA r （4）

那么经理会选择更有社会效益的项目2 。

如果新债权人认为经理会选择项目2，那么在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的情况下，新债权人愿意借款的最低条件是：

p2D+（1-p2）（A c-D E）=F （5）

这就是经理选择项目2的条件。

在公式（1）成立而公式（6）不成立的情况下，经理会选择项目1，此时经理的私人收益扭曲了经理的项目选择行为。

如果公式（6）成立，那么经理会自动选择好的项目，无须通过银行的监督来保证经理选择好项目，因此经理发行债券融资。

如果公式（6）不成立，在企业选择债券融资的情况下，债券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回报（同样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比如说D1，使：

如果没有银行监督，存在两种结果：公式（6）成立，企业发行债券并选择项目2；公式（6）不成立，企业则发行债券并选择项目1。

如果有银行监督，那么情况会发生变化，因为银行监督会促使企业选择好的项目。假定企业从银行借款，到期偿还金额为L，银行的监督成本为m， 此外假设监督成本不太高。

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银行愿意借款的条件是：

如果公式11成立，经理会选择从银行借款并受银行监督；如果不成立，那么企业选择发行公募债券。

综合上述分析，公式6成立或公式11不成立时企业就会发行债券。

公式6和公式11可以被重写为：

当项目2的市场价值与企业总资产的比例高时，经理有足够的动机投资项目2，不需要监督，因此选择发行企业债券为项目融资。当项目2的市场价值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处于中等水平时，经理从银行贷款投资于项目2，接受银行的监督，项目2的增加值足以抵消监督成本及项目1给经理带来的私人收益；当项目2的市场价值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低时，经理选择债券融资并投资于项目1。

从公式12和公式14还可以看出，负债率高的企业更倾向于从银行取得借款。因为这时新的债务风险高，融资成本高，经理从项目2得到的收益少，更倾向于投资项目1，只有银行监督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反过来，负债率低、净资产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债券融资。

该模型的基础假设是银行比分散的债券投资者的监督更为有效，银行有监督企业的动机，而个人投资者没有。分散的债券投资者具有强烈的“搭便车”行为倾向，很难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而银行不能“搭便车”，且银行在挑选和监督企业方面具有优势，因此个人将资金交给银行，委托银行贷款给企业，代表他们对企业进行“授权监督”（Booth， 1992）。

银行的自有资金很少，绝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存款人。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在不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当委托人是风险规避者而代理人是风险中立者（或爱好者）时，委托－代理合同应该由委托人取得固定收入，而代理人获取剩余收入，这样的合同同时满足约束和激励，促使代理人尽心尽力工作。银行可以看作是风险中立者，企业是风险中立者或爱好者，个人则是风险规避者。个人以固定利率存款到银行或借款给企业，并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而银行的道德风险较低，企业的道德风险相当高。银行满足委托－代理合同的前提条件而企业不满足，因此个人愿意与银行签订合同而不愿直接与企业签订合同。

银行监督企业的动机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存款人与银行的委托－代理合同让存款人取得固定收入，而银行获取剩余收入，这使银行的收入与其工作努力程度和尽责程度直接相关，使银行有强烈的动机监督企业。其次，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的资产质量有较高的规定和要求，为了达到这些要求，银行必须对贷款企业进行监督。最后，声誉和诚信是银行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一旦银行因为对贷款监督不力而出现问题，就会失去存款人的信任，其经营会碰到很大困难，甚至会破产。

此外，从宏观环境看，银行监督企业还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即银行面临着预算硬约束，如果经营不善，就有可能破产。如果这一条件不满足，那么银行监督企业的动机就会削弱。如果政府会对陷于困境的银行施以援手，或者存在存款保险制度，银行的预算约束软化，缺乏监督企业的动机，就会出现一些放任企业损害银行利益的“非理性”行为。

三、结束语

本文基于道德风险，对企业债务融资选择方式进行了理论研究。研究假定企业、银行和债券投资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既定的规则下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企业和银行都是预算硬约束的。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总是力求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从银行和债券投资者那里获取资金。银行和债券投资者为了其利益极大化，既要以尽可能高的利率向企业提供资金，又要通过各种措施保证企业如约偿还债务。

银行贷款和公司债券存在的基础是不同的。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企业在选择债务融资方式时，融资成本是必然要考虑的主要因素，而道德风险又是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重要因素。道德风险小的企业债券融资较容易。而道德风险高的企业难以在债券市场上融资，只能依靠银行贷款，通过银行的监督来减少或消除道德风险。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基于道德风险的企业债务融资方式选择模型，对债务融资方式的选择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论表明，与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的资产规模大，经营时间长，声誉高，进行债券融资的逆向选择成本和道德风险成本低。一些信用好的大企业能够以低于银行贷款的融资成本进行债券融资，因此进行债券融资的通常是大企业。

【主要参考文献】

[1] Barclay, M., Smith C., The Maturity Structure of Debt,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5, 609-631.

[2] Christopher W., Anderson Anil K. Makhija, Deregulation, Disintermediation and Agency Costs of Debt: Evidence from Japa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9, 309-339.

[3] Diamond D. W., Montitoring and Reputation: the Choice Between Bank Loans and Directly Placed Deb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99, 689-721.

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与保险法 篇7

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作为保险活动的两大风险, 无论是经济学者, 还是法学者都看到其中的利害, 均希望从对这两大风险进行规制。传统法学从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两个方面对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进行了回应。

(一) 保险法对核心风险的回应

1. 原则方面:保险利益原则的要求与最大诚信原则的外化

(1) 保险利益原则的要求。保险利益原则最早确立于1774年英国制定的《人寿保险法》, (1) 单从名称而言, 可能会给人其仅适用于人寿保险的假象, 事实上, 其亦适用于除“船舶货物信用险”外的所有保险合同。所谓保险利益 (2) 是指办理保险的合法权利, 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具有利害关系而享有其合法的经济利益, 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概括规定了保险利益, 该法第三十一条则具体规定了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的享有者, 第三十三、三十四条则规定了保险利益的消极条件。保险利益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赌博和在补偿性保险中限制赔偿的程度, 同时还可保护保险标的的安全, 防止道德风险:如果不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并无损失, 反而可获得保险赔款, 就会诱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有意保险事故的发生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或者消极地放任保险事故发生而不采取必要的预防和补救措施。

(2) 最大诚信原则的外化。最大诚信原则起源于英国的判例法, 是在Carter Vs Boehm案中确立的。所谓最大诚信原则是指偶然事件发生几率赖以计算的具体事实, 通常情况下大部分存在于投保人的知识之中, 保险人信任投保人的陈述并在以下基础之上进行保险运营, 信任投保人在其所知范围未有隐瞒, 没有误导保险人相信不存在的情况, 没有引诱保险人低估风险如同该风险不存在, 如果投保人为上述禁止行为, 则保险合同无效, 或者保险人得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若无相当之外化规范支持, 原则仅仅是一空泛之概念。为了更好地适用原则, 保险法理论一般将最大诚信原则外化为四个具体制度:信息披露义务、保证规则、弃权与禁反言原则以及疑义利益解释制度。所谓信息披露义务, 是指订立保险合同, 投保人、保险人以及相关第三人就自己掌握的私人信息向对方披露的义务 (2001年《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2002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有关问题的通知》) ;保证规则是指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 被保险人应当承诺为或不为某一事项;弃权与禁反言, 指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放弃他在合同中的某种权利, 将来就不得反悔, 再向对方主张这种权利;疑义利益解释制度, 指格式条款的语句有歧义或者模糊时, 应采取对拟定格式条款一方或使用格式条款一方不利的解释, 实务上则多采预期原则 (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2004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人身保险条款存在问题示例的通知》) 。

2. 规则方面: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的规范

应对逆向选择, 保险法律制度上有许多规则, 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强制保险制度:《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强制油污染民事责任保险;《煤炭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强制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建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强制危险作业职工意外伤害保险;《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即现在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海上交通安全法》中也规定了船舶强制保险。中国现行行政法规中有四部法规规定了强制保险制度, 《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强制船舶污染损害责任、沉船打捞责任保险;《旅行社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强制旅客旅游意外保险;《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了强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交强险;以及各部委的部门规章 (2) 、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

应对道德风险, 保险法律制度在具体规则层面也作出了许多规定:告知义务, 即订立保险合同时, 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 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说明义务, 即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合同条款, 未明确说明的, 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即指保险标的危险状况在保险期间发生显著地持续增加, 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使保险人得以选择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 否则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人形成权条款, 即保险合同签订后,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未发生保险事故而谎称发生的, 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 或者伪造、变造相关信息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 保险人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保险公司审慎经营规则 (第四章) 、保险业从业人员职业道德风险、保险业监管制度以及法律责任。

(二) 保险法应对核心风险之不足

虽然我国保险法从原则及规则两个层面对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进行了大量规制, 但是或者囿于传统民法大厦之逻辑体系, 或者处于某种学科偏见, 对经济学之见解视而不见, 或者未能很好地将法学与经济学结合在一起, 应对风险时依旧存在漏洞或者存在明显的偏差。

1. 强制保险制度尚不健全。

强制保险制度是应对逆向选择的最好方法, 强制保险甚至可以完全消除逆向选择, 然而我国强制保险之适用范围太过狭隘;强制保险规制也缺乏配套之制度构建, 可谓名虽为强制, 而实质上因各种原因而未交纳保险费的还是居多数;强制保险规制的可操作性较差, 无论是保险实体疑惑是保险监管, 往往缺乏可操作性之条款;另外我国强制保险法律规制的立法效力存在严重缺陷, 本该强制的往往提倡自愿, 既为强制保险却又过多地进行授权性规定。

2. 保险业存在过度管制。

保险产品的定价往往不遵循价格机制, 往往规定不合时宜的审批制度, 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强制保险领域;此外, 保险行业作为保险市场竞争者的私营事业, 对哪些人进行优惠, 优惠的幅度是多少, 从某种意义上, 其自身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 但是我国法律却对此进行了过多干预。

3. 复古主义倾向严重。

保险法律制度存在某种教条主义倾向, 往往置传统法律概念已经有所松懈或者扩张的这一事实于不顾, 同时囿于学科偏见, 也不能吸纳 (法) 经济学通过“假设———模型”方式得到的许多颇有助益的经典结论, 而致僵化成本不断加大, 无利于传统法学的“历久弥新”。

二、完善保险法规避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的建议

然而, 传统法学拘泥于其概念体系的精致, 也因其一定程度上之固步自封, 往往不能充分吸收经济学者的贡献, 只要稍微放宽视野, 以经济学之眼界拓展传统法学之分析范式, 才能使保险法在应对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时能做出更好地反映。

(一) 规避逆向选择的建议

1. 完善强制保险制度。

现代社会, 多元的社会救济机制正在逐渐形成, 在事故损害赔偿领域从倒金字塔结构演化为金字塔结构, 倒金字塔结构的顶部为侵权责任制度, 其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双方当事人的风险, 但是仅限于特定当事人之间, 极端情况下风险只由某一家庭承担, 无论是在奉行“完美补偿”的英美法系国家, 还是在强调“预期损害补偿”的大陆法系国家, 倒金字塔结构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控制工具, 也不能实现预设之补偿功能, 这一点我们也可从世界各国之实证数据看出端倪:新西兰采金字塔结构;在美国, 据1960年的统计, 在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方面, 侵权赔偿责任占7.9%, 个人责任保险提供的赔偿占36.5%, 社会保险提供的赔偿占18.1%。

另一方面, 由于责任并不能为规避风险提供足够的激励;或者潜在加害人可能对风险评估不足;或者可能存在的判决无法执行问题以及基于公共利益与“父母关爱主义”的考量, 强制保险制度也逐渐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以德国为例, 依据德国有关法律规定, 有120多种活动要进行强制保险, 大体可分为五类:一是职业责任强制保险, 二是产品责任强制保险, 三是事业责任强制保险, (4) 四是雇主责任强制保险, 五是特殊行为强制保险;英美国家强制保险则包括机动车第三人强制责任保险、雇主责任险以及其他强制保险 (包括医疗、环境、职业保险等) 。

从经济学进入法学, 如何才能完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逆向选择或者缓解道德风险?首先, 在设置强制保险的过程中, 人们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所有国家同一标准的社会保障理想模式, 必须更多地针对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它目前以及不远的将来的变化, 必须适应社会的经济的变化。而《保险法》 (2009年修订) 第四条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尊重社会公德, 遵循自愿原则。”其第十一条第二款又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 保险合同自愿订立。”那么就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以及法律解释学角度而言, 至少从部委规章及地方性法规的法律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均不具有法律效力。事实上, 从专业技能及信息两个维度考量, 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强制保险方面的立法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成本或者管理成本。其次, 我国强制保险制度的覆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随意性, 其没有从成本收益衡平视角出发, 很多灾难性事故 (最明显的即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 过后, 由于强制保险制度的不健全, 整个重建过程完全只能由国家主导, 极大地加重了财政负担。对此, 强制保险之适用范围应该扩张, 至少可以将涉及“人身伤亡、重大环境事故以及灾难性事件”均包纳进来。

2. 完善费率厘定及费率监管。

当然保险, 特别是商业保险还是以意思自治为原则, 而以国家强制为例外, 那么必然还有一部分逆向选择风险不能通过强制保险而加以排除, 对此即需要借助费率的厘定及监管———费率的高低事实上即是引起逆向选择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制定之初, 有的权力部门认为“交强险”宜采用统一条款、统一费率来经营, 而《健康保险管理办法》、《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等均采最严格的审批制度 (强制保险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保险) 或者备案制度 (其他险种) , 则可以从一定侧面反映出我国费率厘定及费率监管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统一费率或者保险公司费率厘定的受限制性, 能在强制保险制度之外多大程度上遏制逆向选择?政府是否比市场拥有的信息更多, 行政成本是否低于市场交易成本, 政府是否会被“监管俘获”?事实上, 无论强制保险还是自愿保险均还是商业保险, 其应该遵循市场机制, 根据被保险人的性别与年龄因素、个人能力、职业因素及环境因素综合评判, 从而制定相关费率;另一方面, 政府的费率监管则还是应该以市场为导向, 应最大限度地防止扭曲市场, 应以备案制度为基础, 而以审批制度为辅, 并且在采审批制时, 应该采所谓的默示预先核准法。

3. 完善告知义务制度。

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出发, 现实世界中谁拥有完全信息或者相对完全的信息?当然是每个经济人最能知道自己的偏好, 最了解自己拥有的私人信息。保险合同是一个明显的涉第三人利益合同, 如果没有第三人的参与, 那么必然有一部分外部性无法完全内部化。然而我国法律明文规定, 告知义务人仅为投保人, 当然在某些情形中, 投保人即为被保险人, 但是往往也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此时, 若在拘泥于“合同相对性”原理不放, 则以较小交易成本即可达到的外部性内部化之完满状态就可能碰到法律障碍。因此, 以法经济学之视野, 告知义务人事实上还应该是被保险人, 甚至被保险人是主要告知义务人, 投保人承担的仅是补充义务。另一方面,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 在履行告知义务时, 应采询问回答主义, 因为虽然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方面存在私人信息, 但是保险人在保险业务方面存在专业优势, 保险人知道哪些信息对其确定保险费率是有助益的, 哪些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投保人却不是专业人士, 往往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二) 规避道德风险的建议

事实上, 无论上述举措带来多少益处, 强制责任保险及无过错责任保险对道德风险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 除了行之有效的规避逆向选择风险的规范, 还必须构建或者完善缓解道德风险的制度。

1. 建立自负额条款制度。

所谓自负额也叫免赔额, 包括绝对免赔额和相对免赔额。前者规定在一特定数额以下的损失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 超过部分由保险公司负责赔付, 其一般适用于损失频率高而幅度小的险种;后者规定在某一比率以下的损失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 超过该比率后, 保险人按照实际损失, 或保险标的重置价格, 负责赔付, 其一般适用于损失频率较低而幅度高的险种。自负额条款有几个十分重要的功能:排除小额索赔;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保险费率;还可降低保险业的管理成本, 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净收益;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承担一定程度上的风险损失, 可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努力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发生并控制损失的程度, 从而防范其滥用权利, 以降低道德风险。

2. 扩大无索赔优待制度的范围。

所谓无索赔优待制度是指在保险合同中规定, 保险标的在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无索赔记录, 续保时可享受无索赔优待, 即减免保险费。理性经济人都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原则, 如果本年度无索赔记录则可在下一年度享受优待, 那么其必然有激励避免为道德风险行为:因为即使保险能够完美补偿, 其最多也仅可回复到事故发生之前的状态, 并且补偿的也仅是客观损失。但是我国目前的无索赔额优待制度, 仅在《机动车辆保险条例》有所规定, 保险车辆在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无赔款, 续保时可享受无赔款减收保险费优待, 优待金额为本年度续保险种应交保险费的10%。然而该条例规定的无索赔优待还存在改进的余地, 具体而言:首先, 扩张无索赔优待条款的适用范围, 而不仅仅局限于机动车强制保险领域, 也不限于强制保险,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完全覆盖整个财产保险及人寿保险领域;其次, 优待费率也不应限于一个点 (10%) , 应该根据不同险种、不同条件具体采用浮动优待费率, 此外, 如果累计保险年度无索赔额记录越多, 则优待的费率标准也可以进一步提高;第三, 续保时, 险种不必要完全相同, 甚至在财产保险领域, 险种无需具有同质性, 只要上一保险年度无索赔记录, 则下一年度即可享受优待。

3. 建立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

与无索赔优待制度相对的, 则是如果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有索赔记录, 则续保时可适当增加保险费率。有索赔则增加费率制度亦可激励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尽可能地满足 (所有人或者善良管理人的) 注意义务规定。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主要是避免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道德风险行为而未尽必要之注意义务, 那么从制度构建而言, 其必须具有针对性。具体而言, 应当非两种情况讨论:一方面, 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不存在过错, 但是结果依旧造成保险标的发生损害, 则不适用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另一方面, 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存在过错, 则才可适用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

4. 建立共同保险制度。

共同保险制度是规避道德风险的间接方法, 所谓共同保险制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保险人共同承保同一标的的同一危险、同一保险事故, 而且保险金额不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然而此处应作一限制解释, 仅从克服道德风险角度出发, 而不考虑风险的再分散, 因此“两个或两个以上”其中之一必为被保险人。从制度构建而言, 共同保险制度仅适用于财产保险, 而不适用于人身保险, 因为经济学模型往往不能计算出人身保险所承保风险的真正价值;另外, 共同保险制度仅适用于部分损失而不适用于全损的情况, 这主要是考虑到如果“投保人仅为局部损失而不是全部损失进行投保, 则每100美元保险金的保险费率将会变得过高”, 那么稍作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旦采共同保险制度, 则投保人有激励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采取预防措施, 而这种预防措施在与共同保险的比例呈正相关。

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理论为保险法提供了很好的思考路径, “经济学学者应该学习法律, 而法学学者则应该了解经济学”, 因为“在理性研究法律上, 知文字者也许是现在的当令者, 但未来是属于统计人与经济学的专精者”。法学学者应该摒弃学科之偏见, 研习经济学, 法律人可以站在经济学巨匠的肩膀上, 从经济学理论中汲取养分, 并通过法学思维对其加以概念化、类型化, 以让法律之树常青。

摘要：保险是经营风险的市场活动, 在风险经营中, 由于其不确定性, 事前的投机行为、事后的保险欺诈使得保险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大打折扣, 文章试从法律角度找出制约保险业健康发展的“瓶颈”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道德选择 篇8

一、理性人假设

亚当·斯密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从人的经济行为具有利己性出发指出, 每个人从事经济活动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和动机;19世纪50至70年代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把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作为消费行为分析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帕累托提出了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个人目标的“经济人”概念作为经济分析的假设前提。20世纪20年代以后, 自私人意义上的经济人假设持续受到指责, 因为人并不是完全自私的, 还有利他的一面。为此, 经济人假设逐渐演化为理性人假设。

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实际上涉及三方面的含义, 一是个人的行为动机, 假设个人的行为动机是追求自身目标值的最大化;二是行为方式, 假设个人总是倾向于采取最能实现自己动机的行为方式;三是行为动机、行为方式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

个人的行为动机或者目标可具有多样性与层次性, 正如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 而且行为动机不仅可以是利己的, 还可以是利他的。此外, 根据有限理性理论, 由于个人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 并且拥有的信息和时间也是有限的, 那么个人在做决策时很可能并不了解最优的目标值究竟是多少, 也不了解实现目标值的最佳行为方式是什么, 而只能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 因此, 行为结果不一定是最优化的。

二、道德选择

1. 道德选择的含义与极性表达

“道德选择”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虽然道德很难定义, 但道德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同社会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 而且“道德选择”一般与“善恶”有关。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选择的原则是中道, 过度与不及都是恶的表现, 唯有适度或适中才是善。”;美国社会哲学家、精神分析家弗洛姆认为“道德选择是在指向善的行动与指向恶的行动之间的具体行为。”其中“善”可理解为通过增益他人或集体的利益来服务他人, “恶”可理解为通过损害他人或集体的利益来服务自我。因此, 我们可以简单地把“道德选择”看做是服务他人与服务自我之间的选择。

“极性”除了指物体在相反部位或方向表现出相反的固有性质或力量外, 一般还可以指对特定事物的方向或吸引力 (如倾斜、感觉或思想) , 以及向特定方向的倾向或趋势。那么在“道德选择”中, 我们可以把服务自我倾向与服务他人倾向分别看做两种极性, 并可用百分数来表示这两种极性的程度:

式中s和o分别代表个人动机中服务自我和服务他人的极性程度, Ps和Po分别代表服务自我和服务他人的百分数。由Ps与Po的关系, 我们可以得到:

显然, 两种极性的表达方式可以相互转化, 比如0%服务他人等价于100%服务自我。为了方便讨论, 我们采用服务他人百分数即Po这种极性表达形式。

2. 道德选择框架

首先, “道德选择”是基于选择的, 并假设个人可以自由地决定他的动机和行为。它既不要求每个参与者最大化个人利益, 也不要求仅仅为他人利益服务, 它仅把决策留给参与者, 并检验这些决策带来的结果。

其次, “道德选择”具体指个人对于服务自我或者服务他人程度的选择, 并可用极性百分数来表示, 而且, 根据极性百分数的差异可把参与者划分为不同极性类型, 如利己型 (趋向0%) , 代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互惠型 (趋向50%) , 代表追求双方共同利益最大化;利他型 (趋向100%) , 代表追求他人利益最大化;以及其他不同极性程度的类型。每个类型可用来分析一对一的个体关系, 也可用来分析个体对集体的关系, 或者集体对集体的关系。在引入集体概念后, 集体必须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一个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表委托方或者代理方。另外, 根据实际应用要求, 极性类型还可以按区间进行具体细分。

第三, 极性百分数作为每个参与者的道德取向设定于事前, 并影响参与者在涉及利益关系的活动中所做的决策。例如在利益博弈中, 极性百分数小于50%的参与者倾向于服务自我而不惜损害他人或集体的利益;极性百分数等于50%的参与者倾向于在服务自我的同时又能服务他人而遵循公平互利的原则;极性百分数大于50%的参与者倾向于服务他人而不惜放弃或部分放弃自身的利益。

3. 道德选择与博弈分析

在“道德选择”框架中, 极性的概念不仅体现了利己与利他动机的对立统一关系, 还体现了个人与他人乃至集体的利益关系, 因此可用于俩俩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等互动决策模型的分析中, 比如正和博弈的各方参与者的极性百分数须趋近于50%, 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的各方参与者的极性百分数须趋向于0%。此外, 该框架给予利他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同等地位, 因而在现实中拥有更加广阔的适用范围。

三、极性条件下的道德风险模型

1. 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来自三方面。一是信息非对称性。处于信息劣势的委托人难以了解代理人所拥有的知识、信息以及努力水平。二是不确定性。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 委托人难以通过代理结果来确定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并设计一个完备的契约。三是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目标利益的不一致而引致的代理成本。詹森 (M.Jensen) 和麦克林 (W.Meckling) (1976) 提出代理成本的概念, 并认为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 他们指出, 代理成本来源于管理人员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这一现实情况。在部分所有的情况下, 当管理者尽力工作时, 他可能承担全部成本而仅获取一部分利润;当他消费额外收益时, 他得到全部好处但只承担一小部分成本。因此其工作积极性不高, 热衷于追求额外消费, 使企业价值小于他是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被称为代理成本。代理成本也可理解为代理人的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可能给委托人带来的利益损失。由于现实中普遍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信息非对称性, 道德风险和代理成本总是可能存在的, 但它们产生与否取决于代理人在利益冲突时的动机选择。

2. 委托人的极性类型

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分析逻辑是:在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两个条件下寻找委托人设计的最优契约, 让代理人的努力程度符合委托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由于委托人只有通过代理人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 因此委托人应该支付给代理人与其努力程度和质量相应的报酬, 从而激励代理人为了双方共同利益而努力。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一般可以把委托人假设成“互惠型”的;当然, 我们也可以假设委托人是“利己型”的, 但此时委托人不会付与代理人公正的报酬, 那么代理人很可能会降低自己的努力水平而让委托人得不偿失。

3. 代理人的极性类型及其可能的道德风险

对代理人来说, 由于潜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与其极性类型紧密相关, 我们需要进一步划分不同极性类型的代理人来分类探讨。考虑到现实中代理人的极性百分数难以精确判定, 并且委托人无需具体知道代理人的极性百分数, 而只需要了解代理人所属的极性类型即可, 因此我们可以把极性百分数等分成5个区间, 从而得到以下五种极性类型:无私型 (≥80%) , 一般利他型 (70±10%) , 互惠型 (50%±10%) , 一般利己型 (30%±10%) , 自私型 (≤20%) 。由此, 我们可以分三类情况探讨道德风险问题:

(1) 利他型代理人 (包括无私型和一般利他型) 。此种情况下不存在道德风险问题, 因为这类代理人在设定目标与行动过程中更追求自己的付出对他人产生的效用, 只要他们的极性百分数 (利他倾向) 足够高, 代理人会尽可能地为委托人的目标而努力, 当极性百分数趋近于100%的情况下, 代理人甚至可以牺牲自身利益而为委托人服务。

(2) 互惠型代理人。此种情况下代理人偏好公平和公正, 如果程序和分配都符合公平互利原则, 即代理人的投入与收入基本是对等的, 则形成了均衡合同状态, 道德风险问题也不存在, 代理人会尽可能地为自己和委托人的利益而努力;否则代理人可能会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3) 利己型代理人 (包括一般利己型和自私型) 。此种情况下道德风险问题不可避免, 因为这类代理人会尽可能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并且极性百分数越趋近于0%, 代理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倾向越高。此时, 即使程序与分配都是公平的, 代理人也会利用隐蔽信息与行动为自身谋利, 因而代理成本必然产生。

4. 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道德风险

委托代理关系的实质是对策博弈, 博弈均衡的实现取决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公平合作, 那么均衡的前提是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互惠型参与者, 这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一种理想的、最优的状态。然而, 由于利己型参与者的存在, 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合作博弈往往难以达成, 即便达成了委托代理合同, 道德风险也不可避免。

(1) 利己型委托人引致的道德风险。当委托人为利己型时, 他可能制定不利于代理人的合同, 此时代理人可以选择不签订合同, 也可以选择签订合同而出现败德行为, 这种情况不可能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以代理人利益的最大化为前提, 因此为了避免这类道德风险的产生, 委托人也要考虑自身的极性情况, 通过制定均衡的合同既约束代理人的行为也约束自身的利己行为。

(2) 利己型代理人引致的道德风险。当委托人制定均衡合同之后, 可能遇到两类代理人, 即利己型和互惠型, 互惠型代理人在激励机制的约束下容易达成博弈均衡状态, 利己型代理人则可能出现道德风险, 因为利己型代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打破互惠型参与者所遵循的道德准则, 因此, 委托人还需要建立尽可能完善的约束机制来限制利己型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可见, 正常情况下, 委托人应该是互惠型的, 而代理人则可能是互惠型或利己型的。如果委托人是利己型的, 那么代理人应该与委托人讨价还价使委托人制定有利于趋向均衡的合同。

四、企业经理激励

在企业中, 激励机制设计问题在于股东如何设计一份契约, 能够让经理具备为了企业整体效益而行事的动机。一般而言, 激励机制是通过将薪酬与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挂钩来实现的, 但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非对称性的存在, 股东无法通过企业利润水平来证明经理实际的努力水平, 那么将经理薪酬与企业利润挂钩的激励机制便存在风险问题, 这不仅涉及道德风险问题, 而且还涉及股东与经理怎样分担风险的问题。因此, 除了考虑如何将经理努力的结果与他所能获得的报酬联系起来外, 股东还须充分考虑经理的极性类型和风险偏好, 从而更有效地激励经理为企业的整体效益而努力。

1. 经理需求与激励因子

基于理性人行为目标的多样性与层次性, 股东应根据经理的各种物质与精神需求, 制定出符合其特定需求的激励方案。一般来说, 融合马斯洛早期的需求层次理论, 经理的需求可分为五个层次:

(1) 生存需求:薪酬、职务消费、保险、福利、退休计划等;

(2) 个性需求:权力、发展空间、假期与休闲、工作条件与环境等;

(3) 社交需求:地位、个人尊重与认可、声誉感、表彰荣誉等;

(4) 情感需求:信任、沟通、关怀、归属感、企业文化等;

(5) 潜能需求:自我实现、自我成就、创造力和领导力的发挥等。

其中, (1) (2) 为下层基本需求, (3) (4) (5) 为上层特殊需求, 从下至上, 物质需求逐渐减少, 精神需求逐渐增多。一般来说, 随着下层需求得到满足, 上层需求会对经理产生更明显的激励作用。

马斯洛晚年对其需求层次理论加以精炼, 从该理论在管理学X理论和Y理论应用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Z理论。X理论假设人们工作是受生理和安全需要的驱使, 相应的激励办法主要是经济报酬;Y理论基于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相应的激励办法经常是安排附有意义和挑战性的工作;Z理论强调超越性需要, 假设人具有为比自我更大的目标而献身的需要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相应的激励办法通常是以精神激励为主。显然, 对于激励素质较高的经理, Y、Z理论十分具有指导意义。

2. 经理极性类型与特征

经理的极性类型可按代理人的极性类型来划分, 但考虑到企业的营利性质, 无私型经理几乎是不存在的, 因此可把无私型和一般利他型泛化为一种利他型来探讨:

利他型。利他型经理的素质与追求都比较高, 并乐于奉献, 他们为了企业的发展可以牺牲自身的利益。这类经理在家族企业中比较常见, 家族经理由于亲缘关系, 而从事追求家族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活动, 家族是利他主义行为集中的群体。而且, 家族企业能将“家”的概念拓展到“准家庭”, 比如利用社会、文化、宗教等因素重新构建出“家庭特征”。

互惠型。互惠型经理的信用度与声誉都比较高, 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 注重公平与诚信原则。但当他们认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就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使得代理成本增加。这类经理在大型知名企业中比较常见, 而且他们的任期往往比较长。

一般利己型。一般利己型经理具有机会主义倾向, 他们的表现经常为追求自身的长期保障, 喜欢在任期内投资短期可获利的或低风险低回报的项目以表明自己的业绩, 以致损害到企业长远发展的利益。这类经理在现实中最常见, 他们也便是委托代理理论通常研究的对象。

自私型。自私型经理的特征是以个人私利为中心, 尽其所能地追逐名利、权力和享受。这类经理尽管少见, 但也是存在的, 从过去媒体曝光的缺德企业可反映。他们通常因拥有私人关系、聪明才智或别人无法替代的能力而得到任用, 否则他们难以在经理市场竞争中胜出。

3. 外界风险与经理风险态度

企业的外界风险主要指市场活动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损失, 如产品需求、要素供给及竞争对手行为的不确定性, 经济政治形势变动等所带来的损失。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经营环境中, 有限理性的经理即使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也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在经理报酬与企业绩效挂钩的情况下, 外界风险将直接影响经理, 当风险大时, 由于经理的努力水平难以反映在企业利润水平中, 他的积极性很可能会降低;当风险小时, 由于企业盈利水平比较稳定, 风险收入对经理的激励作用也会有所弱化。此外, 经理与股东对风险的态度因各自风险承受能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一般经理比股东更厌恶风险, 那么为了有效激励经理依据股东的期望进行决策, 股东应重视风险分担问题。

4. 综合性激励对策

激励机制的核心在薪酬结构上, 合理的薪酬结构应结合固定收入与风险收入, 现期收入与远期收入。典型的薪酬组成包括四个部分:基本工资、年度奖金、股票期权和长期激励计划。简单来说, 基本工资的确定主要基于行业薪酬调查, 辅以对所选行业及竞争对手的详细分析, 通过竞争性标杆基准法确定出来;年度奖金通常根据当年实现目标绩效的情况来确定;股票期权典型的做法是在定下授予的总额之后, 随时间逐批授予期权;长期激励计划包含限制性股票和多年绩效奖金计划。

为了制定合理的薪酬结构, 股东应鉴别经理的极性类型:一方面可通过调查经理的背景、资历、经营业绩和信誉记录等资料进行综合评估, 另一方面可在实际交往中考察经理的言行举止。尽管前期的评估可能存在误差, 但通过持续的交往, 股东能够较准确地判定经理的极性类型。以下就不同极性类型的经理探讨相应的激励对策:

利他型经理。股东可以在基本薪金外设立年度奖金, 以鼓励经理充分发挥其能力与潜能, 从而评估其经营与管理能力是否符合企业的要求。若符合要求, 这类经理便是最理想的, 那么股东一方面应提高固定收入所占的比例, 另一方面应注重满足经理更高层面的需求——涉及上层激励因子, 具体也可参考Y与Z理论。若不符合要求, 股东应考虑聘用其他能力更高的经理。

互惠型经理。股东重点须考虑公平、公正问题, 尽可能设计一个能让经理的投入与收入相应的薪酬结构, 如年薪制、分享制、股票期权等, 以使经理安心为企业整体效益而努力, 从而促进彼此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信任合作关系。通常这类经理的社交与情感需求都比较高, 因此股东可以选取这类激励因子来鼓励经理, 具体也可参考Y理论。

一般利己型经理。股东一方面应侧重将经理报酬与企业长期绩效挂钩, 比如可以采取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多年绩效奖金计划等激励形式;另一方面应制定更加完备的契约, 以减少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于这类经理, 除了下层激励因子比较有效外, 股东还应注重声誉激励的作用, 因为“声誉资本”对于追求长期自保的经理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此外, 股东应根据经理的能力水平留给他一些自利空间, 以增进其积极性——就像曾经“土地承包到户”的效果, 而非一味地限制经理的职权, 否则股东很可能会因道德风险问题而得不偿失。

自私型经理。股东除了效仿一般利己型经理的激励对策外, 还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约束机制, 强化对经理经营行为的限制, 比如可以纳入保证金和风险抵押金等制度。不过股东任用这类经理时的收益已完全偏离合作博弈时的均衡水平。如果他们的经营能力确实值得肯定, 并能给企业带来正常收益, 那么股东可以通过薪酬、地位、权力这类激励因子来刺激他们。

进一步, 股东应根据经理的风险态度合理调整薪酬结构中基薪与风险收入的比例。为了获知经理的风险态度, 股东可以调查经理的私人财富和个人能力——它们与经理的风险承担能力正相关。当经理的私有财产和个人能力不易观察时, 股东还可按风险中性和风险厌恶两种假定分别设计契约, 让经理自行选择。当经理是风险中性的, 股东应适当提高风险收入的比例, 以强化对经理的激励, 比如可通过承包制、利润分享制等让经理承担更大风险;当经理是风险厌恶的, 股东应根据经理所面临的风险适当提高基薪比例, 并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 允许经理在应对风险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误, 从而降低风险给其带来的负效用。从根本上来说, 合理的风险分担就是股东以一个互惠型参与者的视角出发, 根据外界风险情况和经理的实际风险承担能力安排一个合理的薪酬结构, 从而达到一个更优的均衡状态。

五、结语

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在于人本身, 因此任何机制或者体制的设计都应以人为本, 否则, 理论容易因脱离实际而失去价值, 制度也会成为人的羁绊。笔者对于企业经理激励问题的探讨只是初步的, 旨在引起对“道德选择”以及极性问题的注意。“极性条件”在现实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它不仅能完善委托代理理论本身, 而且还能将道德风险模型应用到经济、政治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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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选择 篇9

接着老师提问:如何看待妈妈的这种做法呢?由于这种事经常发生在学生身边, 学生感同身受, 所以老师的提问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学生很快就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开了。在学生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时, 教师不时插话、引导:你知道妈妈为什么这么做吗?作为孩子, 你谅解妈妈这么做吗?你知道妈妈是怎么想的吗?她这样做有什么影响?你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结果怎样?是不是还有类似的情况?等等。

这是学生在思想品德课中常常遇到的认知冲突问题, 也有人称之为“道德两难选择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这位老师鼓励学生运用他们的道德知识作出判断, 而且允许提出不同的回答。学生的回答可谓百家争鸣, 异彩纷呈:“妈妈这样做不好, 因为一大早起来就那么紧张的, 让人心里发慌, 会影响一天的情绪。”“妈妈这样做其实都是为了我好, 怕我迟到, 所以有时候明知妈妈没有说真话, 我也马上起床, 快速洗漱好后去上学。”“妈妈这样做就像是那个不诚实的小孩子说‘狼来了’一样, 说多了就不会相信她了。”“尽管妈妈的做法不是很好, 但她是善意的, 她是为了让我养成良好的习惯。”“其实, 妈妈不必用哄骗的方法来催促我起床, 可以直接告诉我该起床了, 我也会马上起床的。”……面对学生一张张诚实的笑脸, 倾听学生那些充满理性的滋润着父母心田的话语, 老师微笑着一一予以肯定, 并进一步启发道:“是啊, 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呀, 而我们应该如何走进父母的心灵呢?”老师的提问再一次把讨论推上了一个新高潮。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告诉我们:“任何真正的教学不仅是提供知识, 而且是予学生以教育。”我想, 上述这位老师所设计的教学过程, 创设的教学情境, 让学生各抒己见, 在学生不同的语言交流与思想碰撞中, 让那些道德认识较低的孩子与那些道德认识较高的孩子争论, 也许学生的争论, 最后意见还是不统一, 但是在这个交流碰撞的过程中, 他们或多或少已经能感受到家人和长辈的行为背后对自己的那份关爱, 在如何《走进父母》的问题上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如果每节思品课, 老师都能够精心设计、创设不同的教学情景, 引导学生参与讨论交流, 让学生从中作出比较、鉴别和选择, 长此以往, 坚持不懈, 学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学会许多做人道理。这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教育目标吗?

俄罗斯教育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真正的教育在于:要使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 你都能够加以评判。”为此, 教师在处理“道德两难选择问题”时, 不要简单地说出非对即错、非黑即白的“标准答案”, 而要精心设计“两难”情景, 创设说真话的舆论氛围, 引导学生争论, 刺激他们思考, 让他们在讨论、交流中自己比较、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行为选择。

道德选择 篇10

然而, 传统的德育教育停留在自我参照的意识上, 形成教师居于中心地位, 学生处于从属地位, 过度强调了成人的愿望, 重传授、轻交流;重传递, 轻思考, 久而久之降低了学生道德自我选择和澄清的能力。重外律, 轻内修, 一味的制订一系列规定, 而轻视了德育主体自身的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 重显性, 轻隐性, 热衷于表面的活动, 忽视了身边的潜移默化的学科德育渗透、每位教师的自身德育示范及一切自然陶冶多渠道的隐性德育功能。

基于此, 我们开展了《提高中学生道德自我选择、自我规范能力的研究》的研究。在实践中, 我们坚守三个阵地, 即:氛围营造、课堂教学、实践活动。重视体验、重视感悟, 彻底摒弃灌输式教学和形式主义教学条框, 追求德育无痕。善于从学生的生活、学习活动中抓住契机, 运用情境感受, 强化实践体验, 在不露痕迹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德行。

一、加强宣传, 创设环境, 营造提高学生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的外显氛围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世界是通过形象进入人的意识的。”而校园环境对学生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的培养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为此, 负责德育工作的三所学校的研究者非常关注学校外显文化对学生的渗透, 学校的长廊、黑板报成为了宣传的阵地, 同时, 充分利用“校园广播”、“国旗下讲话”、“宣传画廊”、“今日榜样”、“校园之星”等校园宣传阵地及时表扬榜样人物、同龄人物事迹, 通过榜样的言行把一些抽象的道德规范具体化, 人格化, 使受教育者看得见, 摸得着, 学得了。同时, 对一些缺乏判断能力的行为进行分析、讨论, 及时纠正, 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道德判断意识和能力。

二、民主和谐, 师生平等, 营造培养学生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内涵氛围

中学生处在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 充满着不稳定的因素, 他们既渴望交流, 期待找到倾诉情感的对象, 又崇尚独立, 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为中心的“封闭“心理。所以他们在待人处事中一般总怀着戒惧的心理, 对老师更是如此。如果教师高高在上, 成天扳着脸, 以权威自居, 说话总是带着教训的口吻, 那么学生只能消极地敬而远之。其实“人爱和谐, 渴求和谐”, 在青少年身上都有一种追求进步、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内在需求。要让学生畅所欲言, 说出真心话, 学会分析和判断, 必须要营造出平等、和谐、民主的班级氛围。

在实践中我们坚持:

1. 身教重于言教, 实现民主和谐的班级文化, 必须从教师

自身做起, 教师应该从权威的“讲台”上走下来, 主动地亲近学生, 做一个“平民”班主任。古人云:“其身正, 不令而行”, 讲的就是垂范的作用。青少年善于模仿, 教育者的行为成为楷模, 自然会产生巨大的教育力量, 是“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身教是“不教而教”的首要方法。就拿对待错误的态度来说吧, 老师也是人, 难免会犯错误, 犯错误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掩盖错误, 如果能做到有错就及时纠正, 学生不但不会轻视你, 相反能拉近学生和老师的距离。

2. 倾听八方声音, 倾听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育手段。

教育者要善听, 即对教育对象的任何想法要听得进去, 表示理解, 在倾听中因势利导, 让教育对象自己得出正确结论。班级学生的问题来源于各方面, 如上课分心;过于贪玩;性格内向, 不善交流;也有的家长一味追求高分, 考砸测试的同学不敢回去签名;还有学生与老师存在心与心之间的距离……面对这种种问题, “如何正确处理好学习与兴趣爱好的关系, 加强学生、教师与家长的沟通和理解?”我们进行了“我的成长和烦恼”“学会感恩, 收获幸福”, 以谈话为主要形式, 展开对中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探论”, 在讨论和分析中明辨是非。

3. 宽容爱护学生, 让每一个人都具有健康的心理。苏霍姆

林斯基曾说:“如果问我一生的教育经验是什么, 一句话, 就是尊重学生!”我们可以对一个优秀学生的错误采取谅解的态度, 但我们往往不能对一个问题学生采取宽容的方式。其实, 那些问题学生的心理更脆弱, 他们是班级的“弱势”群体, 关心爱护他们, 把他们真正视为集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共同进步, 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班级平等、和谐、民主的氛围的形成, 也才能使他们在未来的人生路程中不会过于偏激, 而能理智的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

三、师生沟通, 互动交流, 提升学生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

1. 平等对话──春风化雨细无声

新课程中的师生关系应该是一种平等、互动的关系。首先, 它强调对学生的理解和尊重, 同时, 也只有在对学生充分尊重的基础上, 才可能实现教师对学生活动的支持、合作和指导。只有尊重学生, 学生才能信其道, 践其行。例如《走向自立人生》课, 老师结合初一学生的特点, 创设了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情境, 在情境中启迪学生的智慧, 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在平等的对话中, 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在思品教学中不是传授道德规范的传道士, 不是知识的权威, 不是道德价值评判的独裁者, 而是一起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和指导者。

2. 遇物而诲──道是无情却有情

我们的学生来自于经济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家庭, 我们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 是正在不断发展的人。作为一线思品教师, 与学生接触最多, 最了解学生, 遇物而诲也就最有必要。所谓遇物而诲, 就是遇到什么就利用什么进行教育。例如《践行“八荣八耻”, 争做合格公民》就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老师和学生一次坦诚交流。我们过去的教育太多时候是老师设好圈子引着学生往里钻, 当学生的认识和规范的道德出现偏差时就粗暴地呵斥学生硬把道德塞给学生, 这样的教育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反感和抵触。

3. 情境感悟──心中悟出始知深

置身于美的环境中, 心情会格外轻松。我们的品德教学如果给学生创设一个美的学习环境, 一个轻松的学习过程, 学生的学习就不会感到压抑, 就会不知不觉中融入到我们设计的教学情境之中。情境所显示的鲜明形象, 对于正处在表象思维阶段的学生来说, 可以引起无意识心理倾向, 忘我地进入情境, 引起他们的同感, 从而更加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在名为《诚信, 与我同行》的主题活动中, 同学们通过自己编排设计的小品、“打假行动”的开展、经典故事的讲述、诚信演讲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 进行道德是非的判断和道德素养的内化。“纸上得来终觉浅, 心中悟出始知深。”“悟”是个体经验的整合和提升。在品德教学过程中, 我们通过创设道德情境, 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 让学生在生动、有趣的教学过程中, 进行情境感受, 内化体悟。这样, 学生自觉参与到教学中去, 由“被动”转为“主动”, 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开展活动, 加强实践, 巩固学生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

1. 班队活动, 模拟社会, 练习学生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

学生对事物的看法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全面的过程, 所以, 班队活动内容应该是循序的、系列的, 由不断的积累使“工程”得以完成。按初中生发展情况进行了如下设计:初一年级重在培养学生尽快适应初中的生活, 养成守纪意识, 培养班干的能力, 形成班级的凝聚力和向上的学习风气;《走向自立人生》一课中老师结合初一学生的特点, 创设了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情境, 在情境中启迪学生的智慧, 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初二年级重在通过各项活动培养学生的个人道德品质, 引导学生顺利度过青春萌动期, 创设平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我的成长和烦恼》的主题活动中, 同学们通过讲述自己成长的故事, 回忆自己走过的路程, 反思自己曾经的行为, 进行道德是非的判断和道德素养的内化。初三年级是中考决战的阶段, 重点是前途、理想教育, 主题班会《我的未来我作主》就是引导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疏导, 培养独立意识, 激励学生奋发向上, 使全体同学在认真分析和思考的基础上理性的规划适合自己的未来。

2. 社会实践, 直面问题, 锻炼学生道德判断和选择能力

道德存在于学生的生活之中, 品德教育要回归生活, 让学生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感知道德, 培养正确的道德情感, 以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每学期, 围绕课题研究内容, 课题组成员带领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家乡童子河调查, 学生知道了环境污染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真真切切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敬老院一天体验, 同学们在和老人的聊天中感受了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曾经的付出和辉煌, 明白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道理……

五、研究反思

1. 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主体, 教师是引导者、组织者、合作者。

教师教学的方式应当服务于学生的学习方式, 如果说向学生灌输知识的教学, 产生了经验型的教师, 那么, 目前教师就要努力成为研究型的教师, 但在课题研究中, 要真正实现此目标还须进一步努力。

2. 如何鉴别学生判断能力的提升必须有科学评价, 评价要以鼓励为主。

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过程, 它本应属于教学和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的评价对学生学习发展具有反馈、强化、激励和导向作用。不能以单纯的分数或单一的模式对待每一位学生。不能凭一份考卷来和一次活动的效果来判断, 作为学生判断能力是非正确的评价, 教师可以用记录卡片的形式记录学生的成长情况, 作为评价的依据。但过重的学业和教学负担及对学生急功近利的追求往往使评价的过程形同虚设。

道德选择 篇11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 大学生 网络道德 路径

[作者简介]马海霞(1965- ),河南浚县人,安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办公室主任,馆员,硕士,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教育。(河南安阳455002)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9)26-0063-01

网络极大地丰富了大学生的业余生活,但同时,网上基于世界范围的不同文化、不同体制和不同价值观也给当代大学生带来了许多不良影响。这迫切需要我们尽快采取有力措施,尤其是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加强网络安全管理工作,牢牢掌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进行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

一、当前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现状

1.网络学术道德失范。网络提供了阅览乃至下载他人作品或研究成果的平台,这对于大学生的学习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有些学生却趁此机会抄袭、剽窃他人的作品或研究成果,来充当自己的学习作业,甚至改头换面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公开发表。究其原因:一是为了提高学习积分,以利于更好地就业,或为了完成学位论文而顺利毕业;二是由偷懒、畏难思想所致;三是缺乏法律意识。

2.网络交往道德失范。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交往已经成为大学生相互交往的重要形式。由于网络的隐匿性和自由性,在网络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戴上“假面具”。长期的“人机对话”会使大学生迷失情感自我,在现实中懒得表露自己的情感,更不愿接受他人情感的表露,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和思想的交流会被割断,人际关系日见疏离,人的情感日益冷漠,甚至会对现实中的正常人际交往产生抗拒心理,甚至产生心理疾病。

3.信息选择的价值取向失范。面对丰富繁杂的网络信息,其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健康的,也有颓废的;有先进的,也有腐朽的。应该接受哪些信息、回避哪些信息、抵制哪些信息,应该怎样正确处理已经接受的各种信息等,都受到人们价值取向的制约。互联网使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渗透,西方的强文化攻势使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一些学生由于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不但不能从网络信息中获益,反而由于接受负面的信息而深受其害。

二、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原因分析

1.个人主义盛行,社会责任弱化。网络是一个无法统治的虚拟世界,所有人都可以是它的主人,它很难受到法律和法纪部门的约束与管理,所以很难做到严格审查和责任追究。网络道德规范只能依靠个人的道德信念来维持。网络的匿名性和隐蔽性给学生提供了很大的自由空间,在网络上,学生完全展示着他们的个性和本我的一面,在藏污纳垢的网络虚拟世界里,大学生极易迷失自我,甚至不考虑社会规范和道德,使得一些意志薄弱的学生放纵自己的行为,淡漠甚至消解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2.大学生身心特点的独特性。大学阶段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也是人生中最为脆弱和危险的时期。当代大学生的生理成熟超前与心理成熟滞后、生理心理需求与现实满足、生理心理发展与社会教育往往会产生矛盾。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大学生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渐渐突出,自我意识增加,辨识西方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能力相对不足,政治热情减退,就业压力大,个人感情受挫等因素,都使他们远离现实社会,寻求摆脱压力而逃入虚拟的网络社会。

3.网络道德教育的滞后。当前高校出现网络道德失范现象,尽管有学生自己的原因,但学校网络教育只重视知识教育,而忽视道德教育,或网络道德教育相对滞后,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利用图书馆开展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路径

1.加强信息资源建设,用先进的文化占领主流思想教育阵地。馆藏质量直接关系到图书馆各项功能的发挥。在当前网络文化占据大学生很大阵地的同时,图书馆要充分提供足量、高质量、品位高的信息资源。在采购中,要严格审查,注意结构的合理性。要坚持思想性、科学性、针对性和系统性相统一的原则,把健康的精神文化食粮提供给学生。还要注意备齐思想政治教育图书,包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急需的优秀图书资料、电子期刊、网络教材、音像制品等辅导资料。

2.加强读者工作。只有完善服务体系,对现有的管理和服务方式进行调整,才能根据读者需求,与时俱进,确立读者第一的服务理念。例如,延长部分阅览室开馆时间,缩短热门预约书借期等,从小事入手,使大学生对图书馆产生亲近感。

3.利用文献信息检索课程,加强网络道德教育。高校应抓紧开设“信息检索”课。“信息检索”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网络道德教育的主要课堂,但必须对教学内容加以改革,增设信息道德方面的教育内容,在讲解电子计算机检索基础知识的同时,将网络道德及道德规范、信息法律法规等贯穿在教学内容中。我们可借鉴美国高等信息素质标准,从信息需求、信息获取、信息评价、信息利用、信息道德五个方面去讲授,全面提高大学生信息素养,使学生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甄别能力及自控、自律和自我调节能力,从而能自觉抵御和消除垃圾、有害信息的干扰与侵蚀。

4.图书馆要努力丰富大学生业余生活。高校图书馆不仅是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也是校园文化的活动基地;不仅提供开展教学和科研的文献信息,也应该提供丰富师生文化生活的文化信息资源,并以自己的设备、场所,为师生课外文化活动服务。高校图书馆大多处于校园中心地带,是大学生经常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在当前网络日益成为大学生的另一主要课外活动方式的状况下,图书馆应切实考虑服务方式的转变,主动占领大学生课外活动市场。图书馆应利用丰富的信息资源,开展书评、影视、音乐讨论会,举办讲座、演讲、辩论、知识竞赛等活动和书展、摄影、时事政治等展览,把网络道德教育融于其中,使大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了解各种网络法规的知识,从而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和鉴赏力,成为新时期的“四有”新人。

5.建立“红色网站”,占领网络阵地。首先,要把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学生上网用机的IE连接首页一律设为图书馆主页,引导大学生利用图书馆收集学术信息资源。其次,要主动向大学生介绍本馆的电子信息资源及一些有助于增长知识才干的网站,引导大学生掌握和使用学术信息。最后,要配合校园网,建立“红色网站”,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开展生动活泼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和动员学生写理论文章,开展网上论坛、网上辩论、在线咨询和答疑活动,抢占网络教育阵地。

6.丰富网络服务。(1)组织一批教育有方的教师做版主,开展不同主题、与时代发展贴切的讨论。图书馆应积极和院方联系,吸收有关专家和优秀青年教师、学生辅导员等,积极参与网上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有针对性的网上评论和引导工作,扩大主流舆论的辐射面。(2)引导技术水平强、思想先进的学生到图书馆网站开设博客。学生的问题还要靠学生自己解决,图书馆要想办法组织一支有较高政治素养的学生自我管理队伍,这样沟通起来也更容易。

7.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网络知识的服务队伍。图书馆要配合进行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必须着力建设或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网络管理队伍。其一,建立网络硬件管理队伍,他们的网络技术过硬,能在技术层面上解决信息的传递和屏蔽以及各类故障的排除等。其二,要培养既精通英语又擅长计算机的复合管理人才,他们能及时净化网络信息,从技术上保证大学生免受网络非法内容的侵害。其三,要安排网络咨询员,让网海导航服务把图书馆和学生更亲密地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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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岚.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评析[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7).

道德选择 篇12

一、道德控制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在现代社会, 用来提供社会秩序的途径有三种:一是法律控制;二是权力控制;三是道德习俗控制。其中, 道德的控制作用是最基本、最基础的。一个社会如果离开了道德教育, 通过道德自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调节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 实现其社会的自控性和自组织性, 社会就将不称其为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社会处于转型时期, 道德控制的地位和功能更显得尤为突出。道德控制作为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确保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其他控制手段不可代替的功能。

(一) 加强道德控制为建设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稳定有序的社会, 而道德控制可以通过塑造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意识形态为政治统治的巩固奠定思想基础。道德控制的“德”包括政治理想、政治信念和政治价值倾向等意识形态的内容。一个社会没有合乎统治阶级需要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危险的。20世纪二十年代,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现了一股“非意识形态化”的理论思潮, 导致了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精神领域内的严重危机, 给社会稳定造成了重大影响。因此, 当代西方国家都加大了道德控制的力度。例如, 美国国会下属专列“道德立法委员会”, 并有《道德法》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以亚洲“四小龙”著称的新、港、台、韩等后起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腾飞, 也正是获益于道德建设。可见, 塑造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意识形态对国家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加强道德控制可以增强政治运行的稳定程度。

道德控制通过狠抓公务道德建设, 可以增强公务人员的道德理想、道德信念、道德修养和道德意志, 从而强化公务人员的道德内约, 提高执政水平, 抑制、消除腐败现象。公务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受法律和制度的制约, 但这种制约毕竟是外在的、强制性的、不全面的, 而道德内约是内在的、自觉的、全方位的, 如果道德内约达到一定的程度, 它可发挥制度和法律无可相比的功能。在任何一个社会, 道德与政治是难以分开的。政治决定着社会发展方向, 道德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 没有道德的政治, 必然是腐败的政治。

(三) 加强道德控制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和谐社会必然要求物质文明高度发达, 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必须不断提高物质文明的程度, 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作为精神文明建设核心内容的道德建设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精神动力, 它可为物质文明建设扫除旧道德的障碍,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提供所需的思想道德方面的条件。这主要表现在:第一, 道德控制能为物质文明发展提供动力支持。道德建设的发展, 表现为人们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提升, 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 从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不仅就个体说来是如此, 当这种精神力量表现为一定阶级的阶级觉悟、阶级意志、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时, 其动力作用更是不可低估;第二, 道德控制的状况影响物质文明发展的方向。物质生产和生活离不开正确的社会理想、世界观、价值观的引导。如果没有正确的社会理想、世界观、价值观的引导, 物质生产和生活就不能保证正确的发展方向, 甚至走上邪路;第三, 道德控制状况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环境。物质文明建设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 而和平安定的良好环境的形成离不开道德控制的建设。当前我国精神生活领域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地危害了我们的社会生活, 特别是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 加强道德控制, 是促进社会进步, 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道德控制加强了, 社会的政治环境、道德环境、治安状况才会好, 物质生产才能顺利进行。

(四) 加强道德建设可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和谐社会必然要求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 而道德控制是社会先进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第一, 道德建设是我国发展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精神文明是指人类精神生产的发展水平及其积极成果, 包括思想道德方面和科学文化方面。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道德建设, 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指的是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面貌、社会风尚, 人们的世界观、信念、理想、觉悟、情操、组织纪律性等方面;第二, 道德控制可以通过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来引导人们做出理性合法的行为, 从而建立起各种和谐的经济、社会、家庭及个体人际关系, 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环境。

(五) 道德控制为依法治国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和谐社会必须实行依法治国, 这是不争的定论, 而依法治国的实施绝对离不开道德基础。德治和法治互补互保、相得益彰。社会控制理论认为, 对社会的控制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被动的、制度化的、硬性的社会控制, 即法律的控制;二是主动的、非制度化的、软性的社会控制, 即道德控制。这两种社会控制的区别点是“道德底线”。“道德底线”以下的, 要用法制的手段来控制, 使人们对此产生畏惧感, 约束自己的行为, 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服从, 这仅仅对少数人有用。“道德底线”以上的, 主要是通过道德的手段来调解, 靠内心的信念、是非、荣辱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是一种主动、积极、自觉的人服从, 绝大多数人的行为是用道德来加以规范的。道德可以服众, 法则不能责众, 如果道德建设失败, 人人都不讲道德, 都去触犯法律, 不仅会把正常的社会秩序搞乱, 甚至可以导致社会失控。所以, 必须重视加强主动的、非制度化的、软性的社会控制工作, 通过强有力的道德建设, 把人际关系调顺, 把社会风气搞好, 才能实现和谐社会。

二、加强道德控制的政策选择

(一) 从道德控制的思想基础来看, 道德控制的思想基础是引导全体人民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道德规范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成文的习惯, 约定俗成的规范, 以共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为背景, 依靠人们对是非善恶的共同判断, 深入和渗透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因此, 开展道德建设, 贯彻以德治国方略, 首先必须确立能够被全体人民所接受的共同理想信念和价值标准, 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繁荣、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伟大理想, 早日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围绕这个理想信念所构建的道德规范体系可以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聚广大人民群众, 约束和规范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与行为, 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二) 从道德控制的体制基础来看, 道德控制的体制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 人的活动和行为离不开经济动机和利益目标。我们的道德建设、道德教育不能脱离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客观基础。因此, 要承认人们追求经济效益和利益目标的合理性, 要维护在现实体制下所形成的利益关系格局。只有如此, 我们的道德建设、道德教育才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可靠的体制基础, 才能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例如, 我们在经济领域倡导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勤劳致富, 反对投机欺诈行为, 这不是对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约束限制, 而是切实维护其现实既得利益, 也事关他未来的发展前景和长远利益。例如, 我们在党政机关、权力部门提倡奉公守法、廉洁公正、拒绝腐败, 这不仅是某种外在的制约监督, 而且是每个领导者及工作人员内在的, 最大的、最根本的利益之所在。我们要让处在各种社会阶层的人都懂得, 在一个道德规范严整, 社会风气良好的环境下, 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社会成员个人利益、前途才有最根本的保障。

三、从道德控制的保障机制来看

(一) 加强道德教育。

加强道德建设, 教育是基础。要紧紧抓住影响人们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 通过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方面, 坚持不懈地在全体公民中进行道德教育,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要求, 不断灌注到全体党员和干部群众的头脑之中。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在道德教育方面各有侧重、各有特点, 是相互衔接、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必须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位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相互配合, 相互促进。要突出加强社会教育, 巩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位教育的成果, 促进道德教育的深化。

(二) 强化社会舆论的外在约束力。

第一, 建立正确的道德评价标准,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正确的舆论传播先进道德, 能够激励人上进, 形成良好的道德。在现实生活中, 道德失范现象的普遍发生, 社会舆论的错误引导及评判作用的弱化, 无疑是重要原因。我们一方面对一切道德行为与先进典型予以大力歌颂、表彰和奖励, 从而使品质高尚的人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和支持;另一方面要对一切不道德行为和无德之人, 大加批判、谴责、以至法律严惩;使无耻无德之人为做坏事感到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威慑力。第二, 发挥各种舆论的积极作用。道德建设是系统工程, 社会的各方舆论都必须重视和参与。尤其要重视和发挥具有统一意志的大众传媒的道德导向作用。

(三) 加强道德控制的制度化建设。

第一, 在道德控制的主体上, 根据需要设置和完善相应的道德组织机构, 建立专门的道德控制机构, 坚持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配合。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重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如居委会、村委会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可以根据需要设立进行道德建设的专门机构, 如在各级人大和党的纪检部门中设立道德评议委员会, 专门对党政干部违反道德的行为进行评议, 并根据相应的规定提出处理意见。第二, 在道德控制的方法上, 应建立健全道德回报机制, 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长期以来, 人们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道德只讲义务, 不讲权利, 忽视了道德回报问题。道德义务与其他社会义务一样, 应该和相应的权利相结合;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必须在道德和回报之间建立一个良性控制机制, 使尽道德义务者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公正评价和回报 (如授勋、登报、奖励、提升等) , 使不尽道德义务者受到严厉的谴责和惩处。否则, 助人为乐者得不到他人的帮助, 诚实守信者受到他人的欺骗, 公正无私者遭到他人的耻笑, 久而久之, 道德行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社会成员将普遍失去正义感和责任感, 且不道德行为会越来越多。只有当我们的社会真正建立起惩恶扬善的道德控制机制, 社会风气才会不断改善, 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第三, 在道德控制的途径上, 应将道德控制机制同法律控制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道德控制机制是软控制, 几乎完全靠主体的自我道德感悟和周围环境的道德压力产生控制作用, 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削弱都将直接影响到道德控制的程度, 与法律控制相比, 缺乏应有的强制力。因此, 应该把道德控制机制同法律控制机制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严格执法、执纪, 树立起制度性约束的权威, 将某些重要的道德内容纳入法治的轨道, 特别是要加强从政道德的法制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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