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模仿与道德教育

2024-08-08

道德模仿与道德教育(精选5篇)

道德模仿与道德教育 篇1

一、建国前后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概况

建国初期,在“以俄为师”影响下我国曾经出现过引进苏联教育学的高潮。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引进苏联教育学。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新中国建立之前,苏联的著名教育学家平克微支积极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架下的教育学,这些作品大部分在当时就被翻译成为中文传播到了我国,对我国的教育教学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苏联教育学教材和专著就被引进我国。1935年,平克微支著、卢哲夫译的《教育学新论》成为我国从苏联引进的第一本教育学译著。当然,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引进状况相比较而言,尤其是和“以俄为师”影响后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相比较来说,当时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和模仿还是十分有限的。

建国初期,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引进我国,成为我国第一本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学教材。该教材于1947年由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批准,由教育部国立教育书籍出版局于1948年出版印刷。194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教育学》第二十一章“苏联国民教育制度”。《人民日报》刊登该文后,我国部分刊物转载了“苏联国民教育制度”,成为介绍和引进苏联教学的重要文章。1950年,《中华教育界》先后发表了《教育学》第一章、第二章。1951年1月,旅大《文教通讯》发表《教育学》第十七章。在经过相关报纸杂志的介绍之后,《教育学》在我国开始了完整的翻译出版。由沈颖、南致善等翻译的《教育学》于1950年12月出版,第一版由新华书店出版,修订之后于1951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沈颖、南致善等翻译的《教育学》经多次修订,共出版10次,印刷数量达到了将近30万册,成为我国印刷数量较大的出版物,对引起苏联教育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6。

除了总体引进苏联《教育学》之外,我国还引进了苏联教育学的其他相关学科。比如,1949年8月,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麦丁斯基著、叶文雄译的《世界教育史(上)》。1950年8月,上海作家书屋出版了E·H·麦登斯基著、柏嘉译的《三十年来苏联国民教育及其制度》。1951年6月,上海正风出版社出版了《论教学认识的过程》。自此之后,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越发频繁。《儿童入学前的家庭教育》、《世界教育学史》、《班主任概论》、《教学法原理》、《苏维埃教师心理概论》、《小学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卫生学》、《聋哑学校的课堂教学》、《关于苏维埃学校和教育科学问题的几个报告》、《保育院教学与教育工作》、《教育科学研究法》等苏联教育学著作先后在我国出版发行。

二、建国初期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背景

我国建国初期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是以模仿为目标的,缺乏将苏联的教育学理论和我国具体国情实际相结合的意识与能力,是低层次的引进与模仿。从建国一直到1956年期间,我国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在此时期,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较好,在我国百废待兴之际,兴起了“以俄为师”的热潮,我国教育教学界也广泛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许多苏联的教育学被引进到我国,苏联教育学对我国教育教学工作产生极大影响,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

建国初期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并且将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以简单的模仿为目标,这是和当时的社会发展历史背景密切关联的。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当时经济极端困难、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社会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加大了对我国的封锁与孤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落后,国际国内形势十分严峻。在这样的紧要关口,我国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选择了向苏联学习。因为,我国和苏联均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的意识形态是相同的,我国和苏联的关系较好。基于此,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的情景下,我国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以俄为师”的策略,苏且人们亲切地称苏联为“苏联老大哥”,形成了同志加兄弟一般的情谊,在此种状态下,我国形成了“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路线,包括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诸多方面均向苏联学习,全国各地响彻了“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声音,最终导致了我国被全盘苏化。在教育学、教育教学工作等方面也同样如此,开展任何教育活动,均先考察苏联是怎么做的,再将苏联的做法简单地搬到我国进行应用。在此阶段中,我国不仅在指导思想上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进行学习,同时,我国还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鼓励和保障我国各行各业向苏联学习,要求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先进经验,在我国教育界,也掀起了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的热潮。此种以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明确要求全国各行各业向苏联学习的行为,满足了我国民众对于权威的一种崇拜心理,这和我国传统文化较为契合。所以,中国和苏联相同的意识形态,为我国学习苏联的教育学提供了可能性,而国人较为崇拜权威的心理状态,则为我国学习、模仿苏联教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成为我国推进教育学发展过程中学习借鉴苏联经验的直接动力源泉。

三、建国初期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特征

建国初期,我国对苏联教育学教材的引进数量逐步增加。1950年引进3册,1951年引进4册,1952年引进7册,而在1953年到1956年,分别引进19册、24册、28册、22册。由此可知,建国初期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的数量变化,在总体上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1953年之前,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的数量较少,均在7册以下。而到1953年,成为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的“转折年”。1953年,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19册,自此之后一直到1956年,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的数量保持在20册以上。对此现象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虽然在刚刚建国之时,就已经提出了“以俄为师”的口号,和苏联结成了同盟,但是,刚刚建国之时,一直到1952年,我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还处于一个较为特殊的阶段。1953年之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较为亲密,使我国加大了在教育学方面向苏联学习的力度。第二,从我国国民接受苏联教育学的心理上进行分析,我们接受一种新的东西、学科,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即便在党和政府主导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从1949年建国到1953年,四年多的时间,让我国国民逐步接受了苏联教育学,引进苏联教育学的速度逐步加快、数量逐步增多。1950年到1956年,我国共引进107本苏联教育学教材和著作,涉及13个教育类的相关学科。在这个时期,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以教育学专门学科和教育学的元学科的引进为主。这是因为,苏联教育学和其他的学科一样,其呈现出逐步分化的特点,所以,我国在此时期内引进的学科是苏联已经形成的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同时,我国建国初期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与模仿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注重单纯的模仿,缺乏和我国现实状况的有机结合,更不要说是对苏联教育学的反思与批判了。在这个时期,我国引进数量最大的是各门学科的教学法,将近占全部教育学内容的四成左右。这个现象说明,苏联教学法的自身发展程度较高,同时,我国当时引进苏联各门学科的教学法,是适应当时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的。因为,各门学科的教学法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对我国教育教学实践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能够满足教师缺乏教学方法的现实需要,和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等方面的引进而言,教学法的引进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这就是我国大量引进苏联各门学科教学法的主要原因。总体而言,建国初期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与模仿,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显著的特征:第一,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以党和政府的主导为主。由于我国和苏联的意识形态相同,社会制度相同,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均向苏联学习。当时,我国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和留学苏联的学生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引进苏联教育学,为我国学习苏联教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我国引入苏联教育学是在轰轰烈烈的政治干预下进行的,政府直接介入到我国引进和模仿苏联教育学的过程中,从而使这一时期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数量较大、速度较快;第二,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主要目的是为教学服务。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并不是建立在对苏联教育学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而是为了解决现实当中的教育问题,目的是为了教学服务,这也正是我国之所以大量引进苏联各学科教学法的原因;第三,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方式多种多样。由于我国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党和政府积极号召相关组织机构引进、学习和模仿苏联教育学,出版社、教育专家的专题讲座、杂志社、内部资料等均成为引进苏联教育学的方式;[2]78第四,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较为初步,主要以学习、借鉴和模仿为主,谈不上对苏联教育学的反思,更谈不上将苏联教育学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实际结合起来。对苏联教育学的反思,以及将苏联教育学和我国具体国情实际的结合,是1960年之后的事情。

道德模仿与道德教育 篇2

“环境道德”的溯源

道德是反映和调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关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由各种各样的规则所构成的规范体系。道德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形成一定的道德。

按照人类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人类经历了三种社会形态: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目前正向信息社会迈进。在渔猎时代,由于自然力异常强大,人们对自然非常崇拜。据人类学研究,图腾、风俗、礼仪、禁忌等说明了原始人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不得不依赖自然、归属自然、畏惧自然。当时入农业社会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剧增,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大增,开发和破坏相伴前进,主要表现在破坏地表植被,导致水土流失,洪水泛滥。在前工业社会及工业社会早期,资源对于人类来说还不是那样稀缺,当时的道德并未危害人类对自然的规范,或者说并未将破坏环境提升到道德的高度。如果说已出现了保护环境观点,也只能算是一种朴素的、建立在感性认识上的观点,其影响范围也是小规模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工业革命以后,人口膨胀,工业化步伐加快,生产力突飞猛进,极力追求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导致了资源严重浪费,环境严重破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极端行为终于到了危及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地步。这些事实使人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于是生态问题变成了一个道德问题。由此可见,环境道德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它是道德进化的结果。

“环境道德”的内涵

环境道德就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于生态环境利益关系的规范。环境道德规范的核心主要是人类应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环境道德的建立把道德行为的领域从人与人、人与社会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将善恶、良心、正义、义务等道德观念应用到处理人与自然、生态关系中去,从人类能动性的角度出发,倡导人们主动承担起对自然界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它是新形势下人类道德的进步和完善。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代内公平

代内公平系指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机会均等。由于大自然是人类共同栖居的家园,因而,在空间和地域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应公平地享有地球,平等地享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为代价,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当代社会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发达国家总是利用不平等手段和方式,廉价地过多地利用地球资源,掠夺不发达地区资源,因此,富裕地区的人们应对自己的发展行为实行自律,并且履行扶持贫困的`责任和义务,已成为人类真正平等的道德要求与道德责任。

2.代际公平

代际公平系指当代人与后代人公平地享有自然资源与生态资源。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人类的经济活动方式,直接影响到资源的持续性。工业时代那种浪费式、掠夺式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方式,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因此,强调既要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能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不可以因当代人的自私和无限度地消耗自然资源而使人类发展的链条中断,而应该给后代留下一个健全的生态环境。

3.人地公平

人地公平系指人与自然界保持一种公正的关系。这一全新的观念要求尊重、实现和维护自然价值,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进。尊重自然,摈弃对自然的极端功利主义态度,把人类与环境、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融合在一起,要求人

[1] [2]

道德模仿与道德教育 篇3

关键词:开讲啦,TED,电视,教育

《开讲啦》自2012年8月27日开播后在社会中的好评如潮, 不仅受到青年人的喜爱, 很多家长更是称赞有加。《开讲啦》的成功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美国的《TED》网络演讲公开课。《TED》诞生于1984年, 它的宗旨是“用思想的力量来改变世界”。

电视自诞生以来, 最初的功能就是宣传教育引导。现在电视的教育功能被淡化而越来越倾向于娱乐化, 而真正能得到观众认可的节目还是需要教育意义的。2006年起, TED演讲视频被上传到网上。而《开讲啦》是从2012年8月才开播, 所以在时间上《TED》是比《开讲啦》更为成熟。但是在优酷网公开课板块, 《开讲啦》的点击量远远超过了《TED》。这其中重要一点是《开讲啦》作为后起之秀并不是对《TED》进行了简单的模仿, 而是在模仿中做到了超越, 将电视教育作用中国化了。

一、演讲嘉宾的模范教育

嘉宾对于节目来说都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因为嘉宾影响着节目的最终效果。所以不同的节目会根据节目的宗旨与风格选取不同的嘉宾。同为演讲公开课的《TED》与《开讲啦》, 《TED》的宗旨是“用思想的力量来改变世界”, 因此《TED》选择的演讲嘉宾是科学、设计、文学等领域的杰出人物。比尔·盖茨、保罗·西蒙、菲利普·斯达克等等都曾经担任过演讲嘉宾。他们所演讲的话题更多的是最新的科技发明或者前沿的理念, 因此《TED》的现场观众往往是科学家、创造者、慈善家等, 他们几乎和演讲嘉宾一样优秀, 但即使如此还是会有观众表示听不懂。

相比较, 《TED》的精英文化知识的传递难于被大众接受不同, “《开讲啦》虽然在内容上表现出精英文化的价值取向, 然而, 经过电视媒介的包装, 又具有了大众性和一定的娱乐性。”1《开讲啦》着重讨论青年们的人生问题, 同时也在讨论青春中国的社会问题。节目邀请青年们心中的榜样作为演讲嘉宾, 这些嘉宾虽然都是成功者, 但他们并不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传授自己的成功之道。而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向观众分享他们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感悟, 给予中国青年现实的讨论和心灵的滋养。现实社会中很多年轻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没有拼搏的精神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开讲啦》就邀请了成龙、俞敏洪、丁俊晖演讲他们的奋斗历程, 让他们激励青年们在人生路上奋发向上。在演讲的过程中《开讲啦》就是课堂, 嘉宾就是老师, 观众就是学生。这种方式剔除了说教的氛围, 以嘉宾一个个真实的人生案例来分享人生智慧。所以相较于《TED》, 《开讲啦》的嘉宾不是青年们遥不可及的精英偶像, 而是就在身边的良师益友, 在节目中起到了榜样的模范教育作用。

二、主持人的引导教育

《TED》中没有主持人, 是演讲嘉宾的单一演讲, 节目形式单调, 长时间的信息接收容易使观众出现视听疲劳感。而《开讲啦》的每期节目都是通过主持人撒贝宁幽默风趣的语言来介绍演讲嘉宾, 在轻松舒适的现场气氛中开始的。

主持人在《开讲啦》中是很重要的, 充当着引导教育的作用。首先, 在撒贝宁的主持参与引导下, 在嘉宾选择上避免了单一性, 可以让不善于言辞的嘉宾站在台上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并与观众交流。例如歌手张杰是朋友和粉丝公认的不善言辞的人, 但是他却可以站在舞台上演讲, 就是因为撒贝宁充当了桥梁的作用, 使他与观众之间产生沟通、交流的欲望。其次, 撒贝宁在节目中不仅是传者身份, 还以一种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呈现出受者的姿态。传播学者卡尔·霍夫兰有一条著名的“说服理论”:最可能改变一次传播效果的方法之一, 是改变传播对象对说服者的印象。撒贝宁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倾听者和过来人的角色上, 他以一种和节目的核心受众外表相差不大, 且成长经历相似又饱含激情的口吻, 引导话题, 既轻松自然又切中关键。2例如, 郑晓龙导演说“我们不赶时间”的那一期, 现场嘉宾提问郑导后, 郑导举例汶川地震的时青年们的爱心救助, 表示其实我们生活在当下应该觉得更幸福。话语结束后撒贝宁就总结到:“我们要想的不是我们去选择时代, 因为我们选择不了。我们要做的是, 在你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里去追求幸福, 寻找幸福。”在很多期节目中撒贝宁就是这样可以表达最核心的信息, 充分表现出了节目中主持人的重要性, 因此被网友誉为神来一笔的“总结帝”。《开讲啦》的主持人通过幽默风趣的语言拉近与青年们的距离, 再通过总结演讲嘉宾的演讲主题或者成功的人生经验, 激励着青年们追求自己的成功与梦想!

三、多方面互动的扩大化教育

《TED》在演讲中是不能有任何突发情况的, 一切都必须事先设计好。嘉宾只是将背熟的演讲稿再说一遍, 因此没有现场的互动环节, 所以整个节目就呈现出单调死板没有现场感。然而中国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啦》的演讲嘉宾不需要背稿子, 只需要将自己最深刻的人生体会与成功的验分享给听众, 这种话语环境能让嘉宾与现场观众更好的互动。《开讲啦》45分钟的节目大体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嘉宾演讲15分钟;第二部分是场内互动环节, 是现场嘉宾、观众与主持人多人的交流, 对某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沟通, 在讨论中深化主题。十位青年代表以平等、分享的态度就理想、爱情、梦想等一系列问题发问, 传递着彼此对人生的不同看法。每个人将自己的知识和阅历与人分享, 青年们在别人的问题中发现自己, 审视自己, 提升自己。

在节目外多种方式更是充分体现了《开讲啦》的电视教育扩大化, 在《开讲啦》开播半年前, 节目组就通过网络和线下调查的方式, 选拔参与节目的青年代表, 征集主题和嘉宾人选, 让节目的目标受众真正参与到节目中来。此外, 《开讲啦》在新浪和腾讯上都开通了官方微博, 在微博中为节目做宣传, 同时也为青年们提供了交流的场所。还有节目主持人撒贝宁的微博, 他以与青年代表平等的视角, 以朋友式的聊天、分享, 营造着话语权的平等氛围。让青年们在节目之外通过相互交流更深刻地体会节目的教育意义

在各种亲子户外真人秀娱乐节目扎堆的今天, 深夜播出的《开讲啦》它的成功就在于作为电视节目起到了教育引导的功能, 让观众在嘉宾具有感悟与思考的演讲中审视自我。它强调心灵的沟通和交流, 给予缺乏斗志的青年们向上的力量。因此电视人应该由《开讲啦》的成功去思考电视的本职:宣传教育功能。更加注重电视节目的思想性和人文精神, 试着去扭转我国电视界的泛娱乐化倾向, 让电视更好的服务大众。

注释

11 .廖志坤.《传播学视域下的央视青年公开课》.《现代传播》, 2013 (06) .

道德的力量与力量的道德 篇4

9月18日晚,全国道德模范颁奖晚会――《道德的力量》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颁奖晚会并为孝老爱亲道德模范颁奖。这是晚会结束后,李长春等领导同志与全体道德模范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优美深情的歌声唱出了人们对爱的真切呼唤,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怦然心动;字字真情唱出了人与人之间真挚的关爱,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备感温暖。

伴随着《爱的奉献》这首熟悉的旋律,《道德的力量——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颁奖晚会》,在庄重、神圣、热烈的气氛中拉开了帷幕。

从307名候选人中遴选出的53名道德模范向我们走来了,他们不是伟岸高大的英雄,他们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是我们的邻居、同事、朋友,因为他们的平凡,我们也许会忽略他们的伟大,但只要用心去感受,用心去发现,就一定会发现被平凡包裹着的那颗金子般的心。

7月26日,退休女教师李明素介绍说,洪灾时她就是靠这把木梯将不少被困的群众从别家的楼顶转移她家来的。面对当时汹涌而来的洪水,她顾不上抢救自家的财物,却和家人一起搭救被困的乡亲,帮助32人脱离险境。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回龙坝镇退休女教师、共产党员李明素在洪水中组织救人的事迹在当地传为美谈。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李明素,这位重庆退休女教师,面对汹涌洪峰中一幢幢成片垮塌的民房时,挺身而出。群众一个一个脱险,李明素却把自己的儿子留在了最后。河北农民林秀贞,义务赡养本村和邻村的6位散居孤寡老人,30年来从未间断。

这两位普通的女性,是“善”的化身,她们用自己不平凡的举动,用包容世界的同情心,显示了人生价值的所在,用爱与奉献谱写了社会和谐的主旋律。

“现在想老师吗?”“非常想。”“两年过去了,还会想到这些,是吗?”“对。”6个被救儿童走上舞台,流着泪,哽咽着向人们说出了心中的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殷雪梅,用生命铸就了崇高的师魂。

面对危难,面对无助,如果能有一双援助的手伸过来,你一定会永生难忘在濒临绝望时,被重新注入体内的那股坚强和力量,就如同看到黑暗中的光明使者。许多和殷雪梅老师一样的人,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做出人生的抉择,把平安和生的机会留给他人。这一个个瞬间构成了一幅幅悲壮的画面。面对灾难和死神,他们大义凛然、义无反顾、知险而上、不畏流血牺牲,体现了他人至上的高尚人格。9月18日晚,全国道德模范颁奖晚会《道德的力量》在北京举行。这是全国诚实守信模范武秀君(左)在晚会现场接受主持人采访。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她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丈夫突遇车祸离开了人世,留给她的不仅仅是羸弱的老人、幼小的孩子,还有高达270万元的巨额债务。“我尽我所能,维护了一个好人的名声”,简单朴实的话语,却是对“诚信”的最好诠释。她用4年多的时间,还了202万元的债务。武秀君,这个农民的女儿,不知道会让多少欠债不还的人为之汗颜,让多少讨薪未果的农民兄弟心头一暖。武秀君给我们树起一个诚信的标杆,这个标杆,是全社会的财富。

“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袁隆平,这位视科学为生命的科学家,为了杂交水稻事业,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移,默默奉献。

这么多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上执著于追求自己人生目标的人们,他们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将责任心、使命感化作坚守的动力,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一曲《祖国》,向这些恪尽职守的模范们表达了最崇高的敬意。

“老公,吃饭了,你要和老婆一起吃饭,一起过中秋。”这是罗映珍对瘫痪在床失去意识的老公说出的肺腑之言。这位妻子,每天全身心地守候在丈夫的病榻旁,含泪写下600多篇爱的日记,用亲情呼唤着丈夫意识深处的觉醒。山西小伙赵云亮,为我们上演了一出捐肝救父的动人故事。他对妻子说:“孩子有妈妈照顾,就能活。但是爸爸没有我的肝,不能活。”

大爱无声。是他们,用人间的大爱,诠释着生活的真谛;用人间的至孝,显示着超越平凡的勇气。无论天荒地老,无论沧海桑田,是他们的一颗颗赤子之心,见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血脉相随的荣光。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我亲爱的祖国,我永远紧依着你的心窝。”晚会在《我和我的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现场的观众情不自禁地加入到合唱的队伍中„„

浅议公民道德与传统道德 篇5

首先, 从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赖以存在和反映的经济基础来看, 中国传统道德是与其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合的。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在缓慢的发展中孕育出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而公民道德则是与商品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近代以降, 随着西方力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大量的商品如潮水般倾销中国, 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随之逐步遭到破坏并瓦解, 伴之而生的就是商品经济的茁壮成长。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下, 中国的传统道德也不断受到西方思想观念的挑战。中国现代的公民道德就是在这种对抗和冲突中逐步发展的。直到今天的市场经济时代, 这种对抗和冲突依然在某些方面依然很强烈。但发达的商品经济必然要求一套与之相适合的道德体系存在, 这就是公民道德!

其次, 从道德孕育的社会环境和影响范围来看,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宗法血亲体系通过家族组织结构起来的社会。在这个家族里, 以血缘亲疏来确定尊卑关系, 以五伦关系来确定人际基本伦理道德规范。所谓五伦就是君臣关系、夫妇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这五伦关系就是传统道德效力所及的范围, 其实质就是熟人社会。国家不过是放大版的家族, 君主就是这个家族的“父”, 天下人就是这个家族的“子”。整个社会就是一种“家国同构”的体系, 也可以称之为臣民社会。这种臣民社会是以宗法血亲为基础, 以三纲五常为经纬, 构筑的一套完整严密的封建等级特权的政治体系。中国传统道德与中国封建等级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共同演绎了中华民族奇特的千年历史文化场景。[1]而公民道德的孕育和涵养则需要公民社会的成型。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 公民社会则是一个以法律为纽带, 以权利义务为衡量人们行为尺度的政治共同体。在这个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联系起来。无论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 还是无血缘关系的人之间, 判断是非对错, 利益得失, 大家都遵从统一的法律。即便是国家, 传统社会的特权组织, 也被法律严格限定, 以权力义务结构规范国家的行为或政府权力的边界。[2]毫无疑问,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突破了传统社会的以血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 进入到了一个更加广泛而复杂的陌生人的社会。传统社会孕育出的忠孝廉耻对现代的陌生人自然也就没有多少效力了。而公民社会孕育出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则适用的范围更为广泛, 不仅适用于陌生人之间, 也浸入到熟人社会, 与传统道德不断进行着冲突、调和、分化、融合过程, 最终形成符合公民社会的公民道德。

再次, 从道德的类型、特征与核心价值追求来看, 中国传统道德本质上是属于私德, 而现代公民道德则更靠近公德。根据道德发生的领域不同, 道德划分为私德和公德两种类型。所谓私德是指个体内心所重视和恪守的价值和规范, 其主要适用于私人领域, 熟人社会。如上所述, 中国传统道德就是建立在以血亲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中。[3]所以, 私德在传统中国社会发展极盛, 并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道德文化。其特点如社会关系的等级性, 利益分配的群带性, 人际交往的人情性, 个体意识的依附性等等。这些特点至今还存在, 并影响着中国公民道德的发展。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就是“忠”“孝”。对国家君王要“忠”, 对父母长辈要“孝”。“孝”就是“忠”的基础和源泉, “忠”就是对“孝”的延伸和扩大。不“忠”就是不“孝”, 不“孝”也不可能“忠”。前述传统道德的特点在这个核心价值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等级性, 尽管“忠”“孝”是一体的, 可是当“忠”“孝”矛盾的时候, 还是要先“忠”后“孝”的。因为君主是国家这个大家族中最高的长辈, 我们当然要首先孝敬这个长辈才行。所以, “忠”“孝”本身就体现了等级性。

而现代的公民道德则与传统道德有很大不同。如前所述, 公民道德更靠近公德。所谓公德就是公共道德, 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是维护社会成员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秩序的道德要求, 其主要适用于公共生活领域, 陌生人社会。公共生活的秩序之维系主要靠法律, 以权利义务的来结构社会成员的关系, 以契约来约束陌生人的行为, 进而, 孕育了公民社会所独有的公共道德伦理。其特点具有社会关系的平权性, 利益分配的规则性, 人际交往的契约性, 个体意识的独立性。公民道德的平权性是与传统道德的等级性相对立的。它所强调的核心价值就是公民的权利意识。在现代公民社会中, 法律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 公民权利就是法律精神的基本体现。[4]这种权利意识恰恰也是与现代公民社会的伦理精神相一致的。所以公民权利意识, 不仅是公民社会的法治基础, 也是最基本的公民道德要求。

以上论述是公民道德则与传统道德的区别, 然而, 差异并不代表公民道德建设就该否定和忽视传统道德。道德作为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有其固有的发展规律。任何社会的道德现象都是与其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相伴而生的, 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当原有的道德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发生变化后, 客观上会催生出一种新的道德要求。但这种新的道德的形成并非自然生成, 与原有的道德毫无关系。新生的道德是从原有的道德的胎胞中孕育而出的, 它必然被地打上了原有道德的烙印。这就是道德的继承性。我们现在谈公民道德建设并不是从天而降或另起炉灶, 而是在传统道德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和扬弃的过程。妄图切断历史或照单全收都是不可行的, 而且是有害的。这也就充分说明了上述我们对公民道德与传统道德区别的必要性。区别是最好的了解。只有充分了解彼此, 我们才能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抛弃应该抛弃的, 发扬应该发扬的。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从传统道德向现代公民道德转型的过程。这场转型已经经历了上百年, 期间或因战争或因革命而曾数度中止, 时至今日, 这个过程依然在继续。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 中国社会转型加速, 道德领域暴露出许多令人忧虑、担心的现象。随之而来的崩溃论、滑坡论、代价论等等悲观情绪弥漫于整个社会。这对我们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制约阻碍的作用, 对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也构成了负面的影响。所以, 国家十分重视公民道德建设。然而, 理清公民道德则与传统道德的关系无疑会对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科学发展起着极大地推动作用。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公民道德与传统道德的比较研究中, 揭示出中国公民道德和传统道德的本质差异和内在联系, 从而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科学发展提供合理的理论支撑和历史依据。

关键词:公民道德,公民道德建设,传统道德

参考文献

[1]萧鸿江.传统道德的偏执性及现代公民伦理的缺失性问题[J].大连大学学报, 2006 (1) .

[2]吕路军.传统教育理念与当代公民道德建设[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8 (8) .

[3]王东.传统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06 (1) .

上一篇:公共学校下一篇:转型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