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指标体系（共12篇）
转型指标体系 篇1
1 引言
“社会转型”是社会分层研究中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它在社会结构中居于核心位置。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指:“中国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 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 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 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 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20世纪后半期, 社会风险渐渐被社会学界所关注, 西方许多社会学家如卢曼等人都对社会风险进行了深入地研究, 并形成了有关风险的社会学理论。国内外学者此后对社会风险因素进行了大量地研究, 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在经济领域, 通货膨胀和失业情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Ray Barrell and Tatiana Fic (2010) 指出经济学家目前在经济风险上的分歧是通货膨胀的偏转情况与过度程度;BEI Duoguang (2008) 指出了当汇率和资本流动都受到管制时, 压抑的对外升值趋势会成为对内贬值的直接原因, 而对内贬值的概念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CPI上涨, 而是包括资产价格膨胀在内的广义通货膨胀, 这对于宏观经济平衡和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 都是一场新的挑战。Thomas Kieselbach (2003) 运用理论结构框架阐述了青年的失业率增加会导致不同纬度的社会解体问题;Wonik Kim (2010) 证明了一个社会整体部门的失业水平与社会风险水平可能呈正相关关系;同样地, Mares (2003) 强调了失业情况对于社会风险的重要性, 他认为失业补偿政策能够有效降低风险水平。在政治领域中很多学者都提出了一定的风险要素, 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政府的廉洁度和政府再分配正义。高永强 (2011) 认为处于过渡期的中国社会, 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干预与企业行贿之间有着强烈的联系, 政府干预必然带来企业的行贿行为;Brand and Slater (2003) 表明中国社会在经济交易活动中存在着高腐败与不恰当的政府干预政策;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公文, 从2003年至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共查处了35255个腐败案件。张晒 (2014) 指出转型中国, 由于受“国家自主性”流失的制约, 在经济增长和“财政汲取能力”较强的基础上, 并没有实现强大的“再分配能力”, 从而严重影响了再分配正义;罗于 (2013) 也认为, 中国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之所以不能转化为“再分配能力”, 是因为中国的预算能力成长滞后, 即公共预算没有实现制度化和民主化。在文化领域, 综合众多学者的意见, 可以将风险要素确定为社会道德与社会信仰。Leslie Green (2013) 认为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加强社会道德, 降低社会风险;Patrick Daly (2014) 指出在转型社会中人们由群体主义过渡到个人主义的事实。Ashley A.Baker·Sarah R.Brauner-Otto (2014) 指出美国社会由于政治与宗教信仰的各种关系, 同性恋被法律化, 虽然不能对同性恋做过多的评论, 但是这始终是一种违背道德伦理的行为;Katarina M.Sussner (2010) 等认为一个社会中公民的信仰缺失会导致社会出现各种问题, 人们对所有的事物都失去兴趣, 从而影响社会的发展。而社会风险主要体现在贫富差距与社会治安上, 姜丽 (2014) 指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呈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 表现在社会正义层面是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不公日趋严重、社会权利与资源占有的日益集中;Rawls也认为, 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或更精确地说, 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生态环境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生态风险表现为自然灾难与人为破坏。Thibault Gajdos·John A.Weymark·Claudio Zoli (2009) 指出生态风险一方面包括自然灾难, 比如说飓风、地震等;另外一方面是人为破坏, 比如说大气污染、水土流失等, 这些生态环境问题都对人类的生存具有致命性威胁;Tao Ye.Pei JunShi (2012) 认为中国一直受到干旱的严重影响, 特别是在2009至2010年间, 三个大规模的干旱袭击中国, 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社会、生态损失;Song et al (2003) 指出自1949年以来, 干旱在中国每年由于自然灾害而遭受的损失中占了35%的比例。Zhao Lingy (2013) 等指出温室效应所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北方部分地区的农作物的生长造成了严重的负效应。因此, 中国社会转型期, 社会风险的状态既不是纯粹传统的, 又不是传统现代的, 而是一种混合的状态。除了前工业社会的传统风险, 如自然灾害等依然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安全构成威胁外, 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和加剧的失业问题、诚信危机等工业社会早期的风险正处于高发势头, 基于这些问题, 本文构建的社会风险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风险防范意义。
至于后文中的几个部分的内容, 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AHP方法, 第三部分则是根据AHP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第四部分主要论述结论。
2 层次分析法
2.1 基本思想
AHP方法把复杂问题分解成各个组成因素, 又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分组形成递接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层次中的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综合有关人员的判断, 确定备选方案相对重要性的总排序。
2.2 基本步骤
(1) 分析评价系统中各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 建立系统的递接层次结构模型在此模型中, 我们以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整体水平作为总目标 (简称目标A) , 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种风险类型作为准则层 (简称准则B) , 以描述五大风险的具体衡量维度作为要素层 (简称指标C) , 以基本评估指标作为指标层 (简称指标D) 。
(2) 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需满足下面两条性质: (1) aij=1/aij (互反性) ; (2) aij=aik*akj (一致性) 。
(3) 利用方根法进行相对权重的计算:
(4) 致性检验: (1) 计算一致性指标C.I= (λMax-n) / (n-1) ;λMax=1/n∑ (∑aijWj/Wi) ; (2) 根据下表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
3 实证研究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思想, 本文对转型中国社会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实证研究, 通过专家法进行取样, 以下所有数据均为经过整理和综合后的专家意见。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指标权重的确定:
根据以上方法分别计算一级、二级、三级指标权重, 每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指标是结合相关文献以及部分专家的意见得到的。在这里只对一级指标运用AHP方法进行计算, 二级、三级的计算方法大致相同, 本文只给出计算结果。
(1) 一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1) 一级指标A和评价要素B:A=转型中国社会风险的整体水平;B= (B1, B2, B3, B4, B5) ; (2) 构造判断矩阵如下, 并进行相关计算。
λMax=5.013;C.I=0.00375;R.I=1.12;C.R=0.003<0.1。
因为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所以一级评价指标权重为:
(2) 二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于算法一致, 所以只对其中的一个进行计算。
λMax=2 C.I=0 R.I=0。
因为都通过一致性检验, 所以二级评估指标的权重为:A1= (0.250, 0.750) ;A2= (0.667, 0.333) ;A3= (0.667, 0.333) ;A4= (0.667, 0.333) ;A5= (0.5, 0.5) 。
(3) 三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于算法一致, 所以只对其中的一个进行计算。
λMax=2.0005;C.I=0.0005;R.I=0。
因为都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所以三级评价指标权重为:A11=1;A12=1;A21= (0.667, 0.333) ;A22=1;A31=1;A32=1;A41= (0.667, 0.333) ;A42= (0.667, 0.333) ;A51= (0.75, 0.25) ;A52= (0.54, 0.297, 0.163) 。
(4) 层次总排序。
表7是对要素层相对于准则层计算所得的总排序, 表8是指标层相对于总目标的总排序, 综合评估指标权重即为所求。
从表中可以看出, 社会道德缺失程度、单位时间贪污案件数量上升率、失业率、再分配能力、社会信仰危机状况等单项指标相对于风险评估总目标的重要性程度很高, 因此, 社会道德缺失程度、单位时间贪污案件数量上升率、失业率、再分配能力、社会信仰危机状况等问题将会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风险产生的诱导因素, 也是政府部门应该重点防范和治理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处理的好与坏, 将直接影响到转型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大局。
4 结论
本文首先确定了转型中国社会风险的范围, 并且通过国内外学者对社会风险的相关研究确定了社会风险的要素。然后根据专家的意见与已有的研究确定了各个指标。最后利用AHP方法构建起了转型中国社会风险指标体系, 由此找到了社会道德缺失程度、单位时间贪污案件数量上升率、失业率、再分配能力、社会信仰危机状况等因素为核心指标。政府应该加强对相关敏感性指标的关注, 做好宏观调控工作, 维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保证社会稳定的大局。
摘要：考虑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多种风险, 提出了广义的社会风险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环境五个方面。利用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想确定各类社会风险指标的相对权重, 根据权重值的大小进行排序, 并由此初步地构建社会风险指标体系。
关键词：转型中国,社会风险,指标体系,层次分析法
转型指标体系 篇2
内容摘要: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存在着企业伦理缺失的现象,这损害了消费者、公众及企业自身利益,并进一步阻碍了社会健康和谐发展。基于此,本文从企业自身建设出发探讨了企业伦理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 企业伦理 企业文化 伦理监督委员会
我国正处在一个“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传统伦理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在缺乏正确的企业伦理观指导和有效的机制约束的情况下,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无视道德、曲解规则、触犯法律的现象。随着社会和谐发展与伦理缺失矛盾的加剧,社会转型期的企业伦理问题已经成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从以下方面探讨企业伦理体系的构建。
创建和谐的企业文化
进行企业伦理建设首先要创建和谐的企业文化,通过文化从各层面影响企业成员。企业文化是由企业哲学、企业价值观到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由经营管理理念到制度规范,由制度规范到经营管理行为,再由经营管理行为、生产经营活动到建立企业形象的过程。企业文化既附着于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又决定着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方向。因此企业必须建立“伦理经营”、“和谐发展”的企业文化。借鉴企业文化同心说理论以及社会和谐观,和谐的企业文化即是以和谐思想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在传统企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和谐精神,促使企业达到企业内部和谐、企业间和谐、企业与社会和谐以及企业与自然的和谐。具体来说,和谐的企业文化应体现企业文化本身不同层次之间的高度和谐;企业发展的各项战略与企业文化之间应该互相适应和促进;企业和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企业内部员工与员工之间、员工与领导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等的和谐相处。
建立和完善伦理管理制度
伦理道德不能单纯诉诸于精神的努力及人们的觉悟,要把和谐企业文化的建设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建立以德育人和以制度、规章约束人相结合的完备的管理体系。如果仅从精神方面着手进行伦理建设而不对之进行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则企业及员工在行为前无规范可以指导,在行为过程中无条例可以遵循,在行为后无制度可以管理,这样伦理建设的效果可想而知。只有把企业伦理的准则规范化,形成内部的各种管理制度,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龙静云(2002)认为,“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伦理制度的意义更为深远。这是因为,伦理制度提供的明确的道德指向,不仅可以从外部规约市场行为,而且为道德的内化、为市场主体自身的.道德发展准备了必要的前提。只要市场经济中的伦理制度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它就是可行的、有效的,而不是苍白的、乏力的。”
伦理道德具有一般抽象性的特征,要落实于具体行动就需要有具体的措施,制度就可以充当这样的中介。制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合乎实际的现实性,可以把道德规范转化为工作范围、工作态度、责任、义务的具体要求,以便于把握和执行。同时,制度可涉及到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管理等各个领域,与企业内部员工及管理者的工作息息相关。
另外,制度一经形成便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不变,这种稳定性为伦理道德养成提供了途径,于是制度安排下的行为便会由不适应而逐渐习惯,道德在此过程中也就成为人的无意识存在,从而内化于个体和群体的内心,企业的伦理水平因此得以提升。
设置伦理机构并配备专门负责人
企业有必要设置伦理机构,并且同时配备专门的负责人,目前最紧迫的是企业高层(股东会、董事会或CEO)重视实施,在公司治理层面设置伦理主管和伦理监督委员会(Ethical Oversight Committee,EOC),由专人和专职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
通常需要做的工作有:规定伦理主管的任职资格,选择合适的伦理主管、决定伦理主管和伦理监督委员会的职责。例如:分析公司的伦理决策过程、创造一种支持伦理的环境、制定并实施伦理准则(Code of Ethics) ;对企业及其员工行为从伦理角度进行监督和控制。 伦理主管是企业进行日常道德管理、预防和控制危机事件的责任人,可以直接与员工进行面谈,参与企业道德问题的讨论并提出一些建议;训练各层次的员工遵守伦理准则;对企业道德行为规范提出修改意见;对企业实施的各种道德项目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向媒体、投资者、消费者等说明企业的行为。当然伦理主管必须被赋予与最高管理者和其他干部直接接触的权利,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和地位。而且为了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还应赋予其与公司外部的经营顾问、专家学者等外部人士联络和交换意见的权利。
此外,还应设置专门的伦理机构,例如,美国约有3/5,欧洲约有1/2的大企业设有专门的企业伦理机构,负责企业有关伦理工作,企业伦理机构由企业伦理主管负责,对企业各方面和各部门的活动,主要对照道德行为规范和社会道德规范检查企业是否违犯并提出改善方法。
强化企业伦理教育和培训
(一)提高领导者伦理素养
企业领导者个人的伦理素养对企业的行为决策的伦理性起着决定性作用。领导者个人伦理素养是影响企业行为道德性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这种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源于企业领导者的地位与作用。企业最高领导者是企业的法人代表,企业经营决策往往是由企业领
导者做出的。企业最高领导者掌握着企业财产和人力资源的经营权和支配权,他的行为决策基本决定了企业行为的伦理性。同时,其个人道德观念必然会融入企业经营决策中,并影响到下属的各级管理者乃至员工。
因此,企业领导者更应首先接受企业伦理教育,真正领会企业伦理对企业和社会的重大影响,并同时带领企业员工加强伦理学习。对内能够进行道德管理,如实评价员工的才能和贡献,帮助员工排忧解难,办事公正,妥善处理纠纷;对外能够遵循平等、互利、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积极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参加公益事业,处理好与周围社会的关系,这样才能在企业员工心目中树立自己的领导权威,并影响员工的行为表现。
(二)提高企业员工伦理素养
华盛顿的伦理资源中心曾对十万名各行业的员工进行调查,发现每三位员工中就有一位曾目睹破坏公司章程或违反法律的行为。其中56%的人曾经目击同事对主管说谎;41%的人看到资料造假;35%的人看到偷窃案件发生。企业伦理水平的提升,一方面有赖于企业员工不去从事各种反伦理行为;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企业员工积极配合对企业反伦理行为进行揭发与监督,因此,对员工进行道德伦理培训极为必要。其中,企业伦理教育训练是重要的一环,通过推动企业伦理计划,要求雇员必须遵守公司制定的规范章程。
对我国企业来讲,要重视教育员工更清楚的了解社会道德规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促使员工理解并支持企业的和谐文化,引导员工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爱岗敬业,提高企业整体伦理水平。企业可以通过课堂讲授、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典型示范等多种方法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以提高员工对企业伦理的认识,并自觉履行伦理规范。
构建伦理型企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企业所有成员共同努力,这样才有可能使企业成为一个与社会和谐发展、与各利益相关者共赢的良好企业公民。
参考文献:
1.郑杭生,李强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杨刚.现代企业文化学[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直面央企考核体系转型挑战 篇3
2010年起,已实行3年(2007~2009)的中央企业战略(全面预算)管理模式,就要过渡到以经济增加值(EVA)考核为标志的价值管理新阶段。
中央企业负责人第二个任期(2007~2009)实施的战略管理,是一个以战略为导向﹑以全面预算为实现战略目标手段的管理模式。在这一管理模式下,年度利润总额﹑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任期主营业务收入三年平均增长率等财务指标,以及与企业所属行业经营特点相关的分类指标(主要为非财务指标)等,共同构成了以经营效益为核心的战略重点和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通过年度全面预算管理,确保以经营业绩考核指标所集中体现的战略目标的实现。
这样一个管理模式或实施体系,应当说在理念上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中央企业的发展方针﹑方向和要求,在方法上也较为严谨﹑规范,并且在实践中的确促进了中央企业的经济增长和效益提升。但是,为什么还要引入以经济增加值考核指标为代表的价值管理模式呢?
严峻的发展和生存挑战
这要从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和大趋势分析,即国家对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应发挥作用的更高要求,以及中央企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深层次﹑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竞争中,中央企业甚至中国民族企业所面临的发展空间、生存空间的严竣挑战等一系列问题中进行归纳与分析。
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在区域增长速度、资本的地区和行业流向、产业升级与集中、非再生资源的占有与配置等方面呈现愈益失衡的局面;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扩张﹑技术更新、商业模式创新、产业链中高端与低端的两极分化正日益加速。尽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上述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为顺应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应对在国内、国际市场与巨型跨国企业日趋激烈的竞争,国家对中央企业提出了以产业升级、产业集中、全球化布局、提升整体素质、尽快培育一批在国际上居行业领导地位的企业等为核心内容的更高要求。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央企业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体制上、经营机制上及本身素质上的不足。例如,规模的扩大多是以牺牲效益和质量、以资本和资源的大量投入为代价;主营业务不突出且多集中在价值链中较为低端的环节;用于技术创新的研究性投入比例远低于国际同行的平均水平;低投资门槛导致低资产质量;并购后的业务整合效果较差;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未能与战略、经营、投资相协同;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激励体系缺乏公平与合理性等。所有这些导致中央企业在某些战略领域与跨国公司的差距日趋扩大。
上述问题显然阻碍了中央企业实现国家提出的战略性要求。若不从更深层次去解决这些问题,将不仅影响到中央企业的全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中央企业甚至中国企业在全球一体化格局中,将不仅面临发展空间萎缩,甚至面临生存空间丧失。迫于现实的严竣性,国务院国资委提出,2010年起,在中央企业中全面推行以经济增加值考核为核心的价值管理体系。
价值管理及其期望目标解读
价值管理不是对战略管理的否定或取代,而是通过重组经营业绩考核指标体系,引入战略评价新维度(价值衡量方法与评价标准),以对发展战略、年度预算、全员考核、短板管理和分配任免进行系统调整。
作为战略和战略目标集中体现的经济增加值考核究竟是怎样一种管理模式? 它的核心理念﹑运行机制﹑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以及其作用发挥的预期效果又将如何? 我们先看一看什么是经济增加值。
长期以来人们将税后净利润视为企业股东(出资人)的所得或价值,因为它是企业收入在扣除所有经营或非经营性成本费用之后的剩余,并且这一净利润还成为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
这是一个误解。其实,利润是债权人对企业在扣除经营成本费用后的剩余(息税前收入)索求权的一个下限值或临界值。只要企业的利润大于或等于零,债权人就可以安全地获得全部本息。
股东价值则应被解释和界定为:企业来自经常性业务的(税后)利润在减去全部资本成本之后的所得或剩余。更确切地说,股东价值是企业经营成果按资本市场价值评估方法,在进行各项以价值衡量为导向的会计调整之后,其税后净营业利润(不同于传统会计核算的税后净利润)减去包括股东权益性资本成本在内的全部资本成本之后的剩余,即称之为经济利润或经济增加值。
正因为扣减了在传统利润中未予扣减的权益资本成本(它是股权交易定价中投资者通过资本市场风险测度而对该股权要求的收益率或回报率),也就是将作为一个期间内股东价值创造的经济增加值,与某一时点上为股权交易作价而衡量的股东价值(或称股权的交易对价)有机地联系起来,并同时将企业的股东价值创造与资本市场衡量的股权交易价格联系起来。相反,税后净利润只是一种收益,而不是资本市场所认同的价值。
随着经济增加值在概念上的澄清,以其作为代表股东价值(创造)的指标,并用其来考核企业负责人(或经营者)的经营业绩,再将其与企业负责人的绩效薪酬直接挂钩,将引导企业走上为股东创造价值的道路。
2010年在中央企业全面实行的经济增加值考核,是国务院国资委部署的价值管理体系全面建立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经济增加值还没有作为考核中央企业负责人的唯一指标,而是与年度利润总额指标共同作为经营业绩考核的财务指标。为体现国务院国资委对经济增加值考核的“实质性”引入,对经济增加值赋予了最高权重,使其成为业绩考核的核心指标。
由于任期考核中仍保留了年度指标考核结果的计分,这意味着作为年度考核财务指标之一的经济增加值于每年的考核结果仍然影响了任期考核的计分。
根据经济增加值测算中有关会计调整与全部资本成本扣减方法的规定,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指标的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的预期目标有如下几项:
1.经济增加值测算中要求对部分非经常性损益事项进行调整(收益剔除、损失加回),目的在于引导企业关注主营业务,加强在主营业务领域的专业化。
2.经济增加值测算中要求对研究支出给予加回,目的是鼓励企业加强在研究支出即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投入,以增强其持续盈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3.经济增加值测算中,将中央企业分为政策性支持企业﹑一般性企业与高资产负债率企业等三种类型,并分别规定4.1%﹑5.5%和6%三档全部资本成本(率)。也就是说,企业不再像从前那样只对债务资本(银行借款﹑发行债券等)核算利息,而是要对全部经营性资本的使用按各自所属企业类别计算资本成本。其目的是引导企业为降低资本成本(将相应增加经济增加值)而节约资本的使用,并且由于对投资项目同样计算全部资本成本,以期达到提高投资门槛、提高以投资回报率为代表的资产质量。
4.为合理计算资本的使用,规定将不承担付息义务的无息流动负债和处于建设期且尚未竣工决算的在建工程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属会计调整)。
5.由于经济增加值的引入,且考核结果仍将像现行做法那样,中央企业负责人的绩效薪酬将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增加值的考核结果挂钩,这就从利益分配上体现了股东价值的作用。
6.伴随着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向价值管理模式的过渡,国资委还将建立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长效激励体系,以使价值管理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出资人与经营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优化,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通过经济增加值考核的实施,中央企业将朝着更加突出主营业务、更加重视核心竞争力提升、更加有效使用和节约资本的方向迈进,中央企业的整体素质可望有实质性提升并最大程度完成国家所赋予的使命。
对现行管理体制的七大冲击
首先,价值管理对中央企业现行管理体制的最直接冲击来自于考核指标间的潜在冲突。经济增加值作为一个价值指标,需要对那些干扰或歪曲价值衡量的会计事项进行调整,以引导企业突出主营业务。然而,当经济增加值与利润同时作为考核指标时,通过增加非经常性业务(如证券投机、房地产开发等)获得的净收入,在计算经济增加值时要被剔除,故该项非经常收益的取得可以增加利润指标的考核得分,却对经济增加值影响甚微(仅涉及对相关成本费用支出所计算的资本成本的同方向剔除),以致企业仍然具有从事非主营业务以增加利润的动因。相反,如按照经济增加值的要求,企业不应从事这类业务,故企业会失去这一部分的收入,从而失去考核分数增加的机会。
又如增加以扩大产能、增加利基为目的的资本支出(如添置设备、生产线),可以增加利润,但因在计算经济增加值时需要扣减该资本支出的资本成本。这时就需要权衡该资本支出所带来的利润或由利润增加所获得的考核得分,是否足以抵销或超过由该资本支出减少的经济增加值减少所损失的考核得分。这就显著地增加了企业经营决策时的困难,并增加了管理成本。
其次,当实行经济增加值考核的中央企业同时又作为整体上市公司时,为加强在资本市场上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形象,为使经济增加值持续增加,以便促进其股价上升(在实施股权激励的情况下可以获取股票溢价的好处),以较高的市盈率去并购低市盈率的项目或资产、增强在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时,需要以提升经济增加值为主要目标,但其后果是损失了增加利润的机会并减少了考核得分。这将给企业在进行权衡时带来了一系列的困惑和困难。
第三,企业在进行预算管理时,面临将经营预算与资本预算相结合,同时兼顾盈利指标、价值指标,特别是进行战略目标分解的重大挑战。
第四,对于一些已经实施了平衡计分卡的中央企业,由于经济增加值的引进,将面临对业已建立的、追求四个平衡的KPI体系,或者需要改变指标组合,或者需要改变指标计分并进而调整各层级管理人员、业务人员的奖励标准。
第五,企业在从事资本运作时,根据国资委制定的统一资本成本,对拟出让的股权所评估的价值,必然远远高于投资者的估值。二者所使用的资本成本率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为投资者所根据的是资本市场风险测度。
第六,中央企业还面临着一方面应对国资委考核,另一方面须变换角色,作为考核方去考核下级成员企业的困难。因为价值管理模式的引入,使得集团内不同层级间的考核指标体系既要保持衔接,又要充许一定程度的个性化,难度显然加大。
第七,经济增加值的引入将使企业负责人根据经营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去预期绩效薪酬水平变得非常复杂,沿用传统方法于考核期间进行逐期预期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
总之,价值管理模式的引入,对于中央企业来说,将在战略选择、战略规划、经营决策、兼并收购、资产处置、业绩考核和薪酬激励等广泛领域,引起一系列的颠覆式变革。
如何应对管理模式转型的挑战
由于以经济增加值指标为代表的股东价值管理模式的引入,对于仍然保持的战略(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意味着增加了一个新的管理维度,亦即增加了新的战略评价方法与标准体系。也就是说,中央企业将面临着在制定战略、执行战略(预算、经营决策及并购整合)以及业绩考核和薪酬激励时的两种方法与双重标准。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价值管理模式的引入,作为业绩考核及股东价值创造核心指标的经济增加值,是迄今第一次将企业股东(或投资者)的价值创造与资本市场所衡量和接受的价值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凡是与资本融资、并购、通过股价上升而落实负责人贡献报酬的相关战略制定与战略执行,都不可避免地与资本市场进行系统策划、评价与整体衡量。
不仅如此,中央企业尽管面临着价值管理体系的构建,但从年度利润总额(或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任期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保留来看,表明国资委仍将重视中央企业以规模增长所代表的产业集中。对此,中央企业将面临着增长与价值双重目标的严竣挑战,还要在增长、价值与业绩考核得分最大化之间进行平衡。
价值管理模式的引进,不仅是中央企业集团总公司或集团整体层面的任务,而且还是集团二、三级乃至更靠近业务前沿成员企业的任务。作为国资委考核的对象,而同时又作为考核下级成员企业的考核方,甚至要对各个层级进行系统管理。其任务之艰巨,难以估量。
为了在上述复杂局面中能够实现国资委下达的任务(以考核指标目标值的形式),在过程中掌握主动并保持有效的控制力和调节的灵活性,中央企业迫切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站在价值理论、价值管理的高度,透彻把握经济增加值的理论、方法和操作,全面理解经济增加值的理念、考核、激励和文化四大要素。
其次,深入思考企业(集团)战略,特别是在引入价值管理之后,明确对既定战略的调整思路,或者建立新战略的总体框架。
第三,建立与全面预算相衔接的战略目标多维度分解系统(模型)。其维度至少包括收入、利润、经济增加值等目标层面,以及与平衡计分卡战略地图相衔接的企业内部KPI指标体系。
转型指标体系 篇4
不同的企业转型升级的道路各不相同,但从整体来看,煤炭企业转型包含着一些共同的内容[1]。
(一)产品改造
产品改造包括老产品改造和新产品开拓两个方面[2]。传统煤炭企业的主要产品是煤炭,煤炭企业通过延伸煤炭产业链,如煤化工、煤-电-铝一体化提升煤炭产品的附加价值。除去发展煤炭产业,煤炭企业还通过发展配套的运输、物流、机械制造业务,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创造更多的收益。通过技术的改进,开发绿色产品,使产业链条进一步延伸[3],满足客户不同的需要,也是产品改造的主要内容。
(二)技术工艺改造
煤炭企业通过技术改进和提升来改造工艺流程,是转型升级的主要内容之一。技术的提升使得生产工艺更加先进、生产工序更符合科学原理,使得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对煤炭企业来说,其生产工艺水平的高低、生产工序的科学与否,都决定了企业在节能、降低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通过技术的进步,煤炭企业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三)生产环境改善
煤炭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提升员工的工作环境是企业不断进步的表现。提高员工的工作环境与工作待遇、通过培训提升员工的知识水平、为员工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等,都体现了企业“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现代企业中,人才是企业进步的第一保证,提升员工的工作环境也是企业担负自己的社会责任的体现。
(四)节能降耗,防治污染
对煤炭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处理煤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以及煤炭开采过程中造成的土地塌方,是煤炭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企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督促着企业向较少污染、循环经济的方向迈进。
二、煤炭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
煤炭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部分构成[4]。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技术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宏观环境因素,此外,市场需求等行业因素也对煤炭企业的转型升级有影响。除去外部因素,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煤炭企业内部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管理团队的战略眼光与能力
煤炭企业转型升级面临着多变的市场环境、经济环境。企业的管理团队如何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找到企业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这对企业管理者来说是巨大的考验。同时,面对企业内部的各种问题以及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管理团队是否有能力处理好这些问题,关系着转型升级效果的最终落实情况。
(二)企业人才储备及其素质
专业的技术人才对于提高煤炭企业的生产效率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科技人才也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是企业转型的骨干力量[5]。而企业现有人才储备以及人才的技术水平,几乎关系到转型升级的最终成败。
(三)企业创新理念与创新文化
煤炭企业转型升级依靠创新作为保证。在煤炭企业内,形成良好的创新理念与创新文化,可以使得每一位员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为企业的发展建言献策,为转型提供内在动力[6]。创新的成果可为企业带来相应的提升和改进,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在企业内部,设置良好的机制鼓励创新,扶持转型升级前进的路径,是企业转型成功的重要保证。
(四)现有技术创新基础
对于煤炭企业的转型升级,技术创新是重要保证。企业现有的技术创新基础,比如企业的现有技术水平、科技研发实力以及对于科技创新的投入水平,都决定了未来煤炭企业的总体走向。
(五)经济实力
转型升级的目的是为了提升经济水平,但有的企业的经济实力也反过来作用于转型升级的效果。对于煤炭企业而言,转型不仅仅是战略上的调整,有时还意味着巨大的人力投入、物力投入及资金投入。因此,对于整体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而言,可以为转型升级提供较好的投入以及保障措施。
三、企业转型升级评价指标的设计原则
要实现全面反映企业综合绩效情况,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就必须要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严格遵循指标体系构建的相关原则。
(一)有效性原则
本文所选择的指标必须客观、准确,各个指标相互之间不重复,也不存在矛盾,但又可以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反映煤炭企业的转型效果。如若主观偏好较强,则评价结果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二)系统性原则
煤炭企业转型升级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内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建立指标体系的时候,应该考虑各个因素的共同作用,考虑各个指标的相关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三)可比性原则
煤炭企业转型升级评价指标应当具有全面的可比性,应尽量选取在不同企业中普遍可获得的指标,得出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适用于大多数的煤炭企业,以保证指标的可比性。
(四)全面性和重要性原则相结合
煤炭企业转型升级效果评价指标应该尽可能全面、系统、综合地反映企业转型升级效果,只有这样,该体系才能对煤炭企业转型升级效果做出综合评价。煤炭企业一般规模较大、投入较多,涉及到生产、经营和销售的指标也很多,而且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企业的整体价值。但若将这些因素都融入指标体系,将会使得评价过于冗长和复杂。因此,应本着全面性和重要性原则相结合的原则,选取影响煤炭企业转型升级效果评价的重要指标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四、指标体系的选择与设计
(一)指标的初步筛选
指标的筛选主要依据查找相关的煤炭企业转型升级研究的文献,共计13篇,对其具体的指标进行频度筛选,构建出一般的指标体系。13篇文献提到的指标共计156个,由于指标的名称各不相同,很难得出一致的评价名称。所以,对文中出现的评价指标进行归类处理,比如,瓦斯综合利用归为煤层气利用率,煤化工产值比率归为非煤产值比率。对156个指标中的114个指标进行了归类,如表1所示。
另外42个指标,如水电耗用资源增长率、城市维护建设费增长率等只出现一次,不再纳入指标范围,如表2所示。
依据文献出现的频度构建的指标体系,综合了转型升级效果评价研究的主要指标,本文以此文献筛选的结果为指导,构建了本文的指标体系。
(二)指标层次的设计
筛选出指标之后,就要对指标进行分类。在指标初选结果中,有净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等经济指标,有企业战略识别能力、企业体系建设能力等管理指标,还有环境投资比率等环境指标。关于如何调理清晰地分清指标之间的关系以及所属的领域,本文以煤炭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容以及影响因素为指导,经咨询有关专家,将筛选出的指标按照经济效益、生产技术进步与创新、管理能力与实施、环境友好与循环经济、社会满意度五个角度划分,分为以上7个子系统。经济效益子系统的目标是用于评价煤炭转型升级在经济方面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生产技术与创新力子系统的目标是用于评价企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设备装备能力;管理能力与实施目标是评价企业对转型升级的支持力、服务力度和决策的能力;环境友好与循环经济用于评价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对环境的控制;社会责任力子系统的目标是用于评价企业的转型升级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下面分别介绍每个子系统的指标选择及指标含义。
1. 经济效益子系统指标体系
经济效益子系统指标主要包括净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周转率、资本积累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将每个指标具体划分如下:
(1)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体现了企业未来的获利能力,取决于销售收入、投资收益以及股利在未来的增长,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结构状况和经营绩效,是企业利益相关各方关注的焦点。可以净资产收益率这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盈利能力。
(2)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指标从企业资本结构角度反映了企业的投资人和债权人的投资风险,是国际上公认的衡量企业负债偿还能力和财务风险的重要指标。流动比率能够反映企业资本的变现能力。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这两个指标构成了企业的偿债能力。
(3)营运能力。总资产周转率指标能够反映企业利用其资产的效率,是企业财务绩效的关键成功因素。流动资产指标可以表示流动资产的营运和盘活能力。但流动资产过大就代表企业占用的现金过多,无法进一步实现投资发展。总资产周转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这两个指标共同构成企业营运能力维度的评价指标。
(4)经济潜力。资本积累率指标体现了企业的长远发展潜力。资本积累率指的是企业本年所有者权益增长额同年初所有者权益的比率,体现了企业通过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断扩大积累而形成的发展潜能。
2. 生产技术进步与创新子系统指标体系
煤炭深加工率、非煤产值比重这两个指标代表了企业技术进步的水平,用采掘机械化程度这个指标来衡量企业装备技术的高低,采掘机械化程度是指煤炭企业具有先进适用的装备和生产技术,能够实现技术成果向生产的及时转移。把技术变成生产力,需要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和装备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最终提高生产效率。随着技术装备的转移,煤炭企业实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煤炭深加工率、非煤产值比重、采掘机械化程度这个3个指标共同构成了技术进步维度。而科研人员比例、科技研发投入比例、转型升级培训比例共同构建了企业创新水平的维度。
3. 企业管理能力与实践子系统指标体系
企业管理能力与实践子系统主要包括4个指标:企业战略识别能力、企业体系建设能力、组织领导能力、责任落实负责比例。这4个指标分别划分为以下两个维度:
(1)管理能力。企业战略识别能力和企业体系建设能力构成了管理能力维度。
(2)管理实践。组织领导能力和责任落实负责比例指标构成了管理实践评价维度。
4. 企业环境友好与循环经济子系统指标体系
环境友好与循环经济子系统下有10个指标,将万元产值废水排放量指标、万元产值废气排放量指标、万元产值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指标3个指标合并成企业环境污染率指标。这样,指标会更加简练且具有代表性。环境污染率、环保投资比例、环境治理能力、矿井水循环利用率、物料循环利用率、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塌陷土地复垦率、煤层气综合利用率共同构成了这个子系统。指标的具体分类如下:
(1)环境保护。环保投资比例、环境污染率、环境治理能力三个指标构成了本维度的评价指标。
(2)循环经济。矿井水循环利用率、物料循环利用率、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塌陷土地复垦率、煤层气综合利用率这五个指标公共构建了企业循环经济评价维度。
5. 社会满意度系统指标体系
市场占有率、客户满意度这两个指标划分为社会适应维度,指的是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在社会上的反响,评价企业产品是否能够满足社会进步的需要。工资支出、社会保险支出以及纳税金额这三个指标相加,合并成企业的社会贡献率指标;企业社会贡献率指标和大专以上人员比例、职工收入增长率指标共同构成企业的社会进步维度。因为这几个指标都体现了企业对于员工、对于社会的付出,从长远上考虑,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
综合以上指标子系统的分析,得出煤炭企业转型升级效果评价的总体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
五、结论
通过对我国煤炭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容和影响因素研究,通过文献分析筛选出合适的指标,制定出适合煤炭企业的转型升级效果评级体系。煤炭企业转型升级效果评价体系的构建,包含了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生产技术进步与创新、管理能力与实践、环境友好与循环经济及社会满意度五个方面,能够较全面地考量煤炭企业转型升级的效果,也有针对性地结合了煤炭行业的特点。当然,该指标体系还应该从实证的方面进一步探讨,从而得出较合理的证明。
摘要：煤炭企业转型升级是一个探索中的问题,其系统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需要。针对于此,介绍了煤炭企业转型升级过程的主要内容,以及影响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结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使用文献分析以及专家咨询的方法,从经济效益、企业技术进步与创新、企业管理能力与实践、企业环境友好与循环经济、社会满意度五个方面确定具体的评价指标,为煤炭企业转型升级效果的定量评价提供一定的基础。
关键词：转型升级,文献筛选,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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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奎,祝伟,彭坚,孙晓彤,刘戈.神府地区兰炭企业现状与改进建议[J].中外能源,2016,(3):21-30.
[3]贾鹍宇.煤炭行业现状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6,(6):197.
[4]吴鹏跃.小微企业上规及转型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5,(3):2-5.
[5]刘珂,张蓉.新时期下煤炭企业战略转型升级研究[J].山西煤炭,2014,(3):78-80.
转型指标体系 篇5
（许昌学院城乡规划与园林学院，河南许昌461000）
摘要：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要求打造更加务实高效的高等教育体系，实现大学内涵建设和办学质量的提升，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应用型风景园林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根据模块化教学体系构建思路，基于风景园林二级学科，将风景园林专业培养方案划分为八大一级模块，分别是：通识教育模块、风景园林历史理论与遗产保护模块、美学基础与设计表达模块、大地景观规划与生态修复模块、园林与景观设计模块、园林植物应用模块、风景园林工程与技术模块和创新训练模块。每个一级模块由若干二级模块构成，二级模块由若干具体知识点构成，通过模块中安排好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学生完成每个模块的知识和能力的学习。
★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地方高校发展定位思考
★ 环境设计专业向应用型本科转型教学改革论文
★ 浅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发展研究
★ 河北省高校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背景下的发展策略论文
★ 大学建设背景下的高校管理队伍建设论文
★ 高校专业通识教育发展论文
★ 互联网?背景下的农村电子商务物流发展研究
★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小城镇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 地方本科院校生物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的探索
转型指标体系 篇6
保有鲜明价值取向
杨启亮教授曾说过，课程改革评价正处于两难困境，一边是全新的课程评价理论，另一边则是现实存在的考试评价实践。谈到“质量检测”，大家的界定、阐述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有的与新课程理论合拍，定位全面科学些；有的则完全服从于应试教育，“质量的内涵”就是“考试成绩的高低”。当然更多的是理论上阐述得全面、科学、圆满，但实践却低俗、功利，完全是应试教育的“催化剂”。在当今社会转型、教育转型的关键期来考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的问题，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必须着力于课程改革的推进，必须有助于素质教育的实施，必须促进学校、教师、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没有监控就没有质量，因为质量提升失去了保障；但片面的、不科学的质量监控，则会制约新课程的实施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为单纯的应试教育推波助澜，成为教育发展的“瓶颈”。突破“瓶颈”，与时俱进，建立全新的质量监控体系，走出质量监控的新路，是时代的呼唤，是教育改革的必然，也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确立科学检测目标
建立监控体系，我们首先必须回答监测什么。目标、任务的确定，直接体现着我们质量监控的理念与指导思想。不同的监控体系、不同的监测层级，目标任务的确定可以多元化、多样化，但必须共守几条原则：
其一，全面性。质量监测要体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强调的“全面育人”思想，面向教师与学生的全面发展、课程的全面实施、学校的全面提升。比如对学生的学习质量进行监测时，只检测考试科目，不涉及艺体类、实践类课程，这样的目标设计显然不符合“全面性”的原则。
其二，规范性。质量监测必须引导学校遵循教育规律来实施教育教学，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来设计课程方案。要对学生学业成绩进行监测，必须是基于课程标准的目标检测，不能误导学校超纲超本、加班加点达成目标。要对课堂教学质量进行监控，不但要关注“教”的设计，更要关注“学”的质量。
其三，整体性。质量监控必须着力于整个教育工作，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比如，对学校教学管理的监测，既要关注常规教学过程，也要关注学习环境的创设、文化氛围的营造等等；对学生学习质量进行监测，既要关注课堂的主体学习，更要关注课后的自学设计与实施。
其四，诊断性。质量监控工作的重点是分析、反馈与整改，数据的公布、现象的分析、信息的筛选都是为了反映问题，提出改善的建议与举措，而不是无谓的排名褒奖。
形成规范监测架构
《纲要》发布后，从国家到地方都高度关注质量保障工作，不少已有的或正在预备进行的项目坚持课程改革的正确方向，科学理解质量内涵，并设计了较为科学有效的项目，值得我们借鉴与总结。比如：
第一，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业水平进行质量检测。通过随机抽取样本组织考试、问卷调查、现场座谈等形式获取数据与信息，进行定量定性分析，深度解剖学校、教师、学生及课堂、课外学习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及时反馈、交流，对改善教育教学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对课堂教学有效性进行调研、总结、反馈的监控活动。围绕“高效课堂”，制定科学的课堂质量标准，并组织力量对课堂教学进行过关性检测或达标性评比，通过观察、记录、交流、研讨，对课堂改革的主体性、开放性、有效性等重点指标进行定性定量评估，引导教师积极进行课堂改革，打破学习方式变革的僵局。
第三，对教师专业发展进行专项督查监测。对教师的专业态度、敬业精神、师德水平、职业素养、学科能力、现代技术等进行分门别类的调研、考查、汇总，发现教师队伍提升中的共性问题，形成督查报告，提出培训、研修的具体项目与途径，落实职能部门、专业机构及学校、教研组的不同任务，为今后的工作做好规划。
第四，对毕业年级的学业水平进行监控。提高应试效益是毕业年级面临的重要任务，在追求效益的过程中，认识水平不一，导致措施、做法不一，投入与产出比不一，这就需要我们通过科学的监控来寻求科学有效的方法提高教学效益与学业成绩，发现低效、违规的举措并着力于改善。这种监测要把着力点放在发现学科管理的疏漏、教师对考纲理解与教学处理的失误、学生学习中的薄弱点等方面，从而指导学校与教师策划改进措施。
第五，对学生学习素养的专项检测监控。在新课程推进的背景下，特别要关注一些被人为弱化、而在人的综合素养形成中又具有重要作用的一些指标的检测监控，比如阅读面与阅读能力、实验实践能力等等。对这些项目的检测监控，体现我们对质量的全面理解，体现我们对课程改革与素质教育的高度重视。监测科学，分析到位，必将对教育转型、教学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建立合理监控机制
以往的监控工作零散、随意，专业性差、制度化不够，故效果相对较差。根源在于没有科学的组织架构来支持，没有专业的机构来实施，没有专业人员来研究改善。所以，要保障监控质量，必须在机制上做文章。
首先，组织机构要完备。要有领导机构主导协调、统合工作，确保多方力量形成合力。要有办事机构负责组织具体实施工作，确保设计、实施、分析到位。要以教研人员为主体，吸纳行政管理人员与骨干教师参与，使监测工作能够多视角、全方位进行。监测队伍的组建可专职与兼职结合，固定机构与临时组合结合，形成机动灵活的监测机制。
其次，质量标准要先行。检测监控必须依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数据分析与定性评估才有依据。标准一定要先于检测出台，使监控规范、理性、科学。比如要对学生的学科成绩进行阶段性质量检测，必须在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制定出台《学科课程纲要》，规定各年级对课程标准的分解内容，明确阶段性达标要求，检测才会有序、规范，结论才能合理、有效。
再次，监测方法要灵活。可以有固定监测项目，在规定时间、规定范围内检测，形成惯例，获取信息；可以按照工作重点的转移、质量分析的需要临时设计监控项目进行监测。监测方法随监控目的而定，关注的重点是信息的真实性、典型性。
最后，反馈整改要到位。质量监控的目的是引领、改善，故监测结果的信息发布显得尤为重要。对搜集的信息，分析要细致、专业，要提出改进意见，使被监控群体明确问题所在，着力改进工作。对信息反映出的涉及政府决策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政府或主管部门反馈，并提出建设性意见。要做好后续的跟踪调研督查，促使面上整改到位，使检测、分析真正为提升工作水平服务，为提升教育质量服务，真正实现监控体系的价值。
转型指标体系 篇7
关键词：社会资本,创新,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城市功能的国际化进程，城市竞争力提升成为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焦点。随着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大战略的提出，北京、上海、深圳、大连、南京、青岛等城市均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从国际范围看，各国的大都市在积极设计面向21世纪的城市发展计划中有一个重要的共性特征，就是重视“人”的因素，其核心应该是对精神要素的关注。新加坡在21世纪发展计划中特别强调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市民的合作精神、价值观以及人生态度，它更接近于人的精神世界，与人的基本素质和社会的基本状态密切相关。目前，已有大量的城市研究战略和发展规划措施(比如：关于美国硅谷和128公路地区间围绕信息产业竞争的研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再城市化研究、亚特兰大的“城市再生”计划)都反映了这样的发展理念:文化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制度是城市发展的基底，社会网络是城市活力的土壤。而这些所谓软件的因素无法简单照搬、复制，也难以在短期中塑造成功，故应受到更多的关注。正是在此背景下，关注“社会资本”生产、增值和更新，便成为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环节。对社会资本的基本衡量就是人们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强度，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团体的数量、规模和活动频率。
二、城市竞争力研究回顾
1. 国外学者关于城市竞争力的研究。
城市竞争力研究起源于国家竞争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波特所提出的“钻石模型”[1]。他认为，一国的竞争力集中体现在其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表现，而一国的产业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取决于四个因素：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相关和支持产业、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程度。此外，政府的作用以及机遇因素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另一个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国家竞争力模型[2]。IMD竞争模型认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企业竞争力，即国家内企业创造增加值的能力，选择了企业管理、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国民素质、政府作用、国际化程度、基础设施、金融环境八个方面的构成要素予以评价。
根据前面的国家竞争力理论，许多学者创立了各自的城市竞争力理论。Iain Begg的“迷宫”城市竞争力模型[3]，说明了城市绩效的“投入”(自上而下的部门趋势和宏观影响、公司特制、贸易环境、创新和学习能力)和“产出”(就业率和生产所决定的生活水平)的关系，将城市竞争力的显性要素和决定要素的分析结合了起来。美国Peter教授认为[4]，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有经济因素和战略因素。其中经济因素包括生产要素、基础设施、区位、经济结构和城市环境;战略因素包括政府效率、城市战略、公私部门合作和制度灵活性。美国北卡罗莱那大学的教授丹尼斯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大都市的国际竞争力概念框架[5]：C=F (U, N, T, F), C代表城市的国际竞争力，U指支撑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商业活动的当地城市环境，N是指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国家因素，T是指对国际贸易条约的依附，F是指当地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对以上方面他分别设计指标体系加以表现。Douglas Webster的城市竞争力模型指出[6]，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城市能够生产和销售比其他城市更好的产品。他认为在评价城市竞争力时，要区分两类不同的要素：一类是“活动”要素，包括金融、旅游、电脑制造等;另一类是“地点”要素，泛指一切不可转移的因素，诸如人力资源、城市禀赋和制度环境等。“地点”要素决定“活动”要素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方式。Douglas Webster把决定城市竞争力的要素划分为四个方面，即经济结构、城市性禀赋、人力资源和制度环境。Linnamaa的城市竞争力模型[7]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经营，认为一个城市的竞争力主要由六个要素决定，它们是基础设施、企业、人力资源、生活环境的质量、制度和政策网络、网络中的成员。
2. 国内学者关于城市竞争力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国内较早开始对城市竞争力进行研究的是南开大学的郝寿义[8]教授等。他从综合经济实力、资金实力、开放程度、人才及科技水平、管理水平、基础设施及住宅六个方面选取了21个指标，建立了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东南大学徐康宁[9]教授等把经济发展环境指标体系分解成经济规模、经济素质、经济运行环境三个领域层，最后确定了28个具体指标，对城市竞争力进行了研究。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10]2002年在北京推出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系统。该评价系统由城市实力、能力、活力、潜力、魅力五个子系统构成，共设置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140个，包括统计指标和调查指标两大类。这个系统特别强调影响中国城市竞争力的十个关键因素，即全球化程度、后工业化的城市产业结构、流量经济、市场开放度、企业家、创新环境、人力资源、城市治理结构、城市品牌以及城市群和城市联盟。倪鹏飞的弓弦模型[11]认为，城市竞争力是硬力和软力的复合函数，其中硬力是劳动力、资本力、科技力、环境力、区位力、设施力、结构力、聚集力的函数;软力是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开放力和秩序力的函数。上海社科院的集散功能体系[12]对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的指标体系的设置主要从集聚和扩散功能比较上着手，并把城市综合竞争力划分为总量、质量和流量三个一级指标，总量是城市经济持续发展和综合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城市经济发挥集聚和扩散功能的基础，质量指标深刻反映城市经济的发展质量和社会经济的“健康”状况，并且质量是决定城市综合竞争力强弱、集聚和扩散功能的主要因素，流量是总量和质量的综合体现。上海统计局的城市竞争力体系指出[13]：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是该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发展和制度等因素的综合体现，它取决于五种不同因素的组合：企业的活力与效率、政策与体制环境、管理与创新能力、集散与分配资源的能力。根据指标体系的构成要素，并从目前中国统计制度和统计数据基础方面的考虑，构建了一个九大类四个层次、共124项指标构成的国际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
3. 对目前城市竞争力研究的评述。
以上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城市竞争力看做是包括经济、社会、科技、环境、设施、文化等方面实力的城市综合实力，另一类是把城市竞争力定义为在同等条件下城市获取各种资源的能力。事实上，城市竞争力与城市综合实力是有区别的，城市竞争力主要反映了城市未来成长的可能和成长的速度的概念，城市综合实力则主要反映城市的过去与现状。
转型指标体系 篇8
一、发挥资源优势, 发展绿色矿业
作为国内惟一因林而生的城市, 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伊春最具有竞争力的发展要素。如何扬长避短、将天然的资源优势科学地转化为竞争优势, 走出一条符合林区实际、具有林区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 是我们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依托。鹿鸣钼矿、乌拉嘎金矿、桃山玉矿, 以及西林钢铁是伊春矿产的四大主打产业, 矿产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承载着林区生态保护的兴衰起落。为此, 伊春市稳妥有序发展绿色矿产和冶金建材产业, 坚持“点上开发、面上保护”的原则, 实施“强钼、兴玉、拓金、保钢”战略, 向集约化、绿色化、全产业链升级。对破坏环境、经济效益差的矿山、无采矿证的矿山、手续证照不完备不齐全的矿山或者非法盗采的矿山企业坚决予以关停取缔, 按照林地破坏占补平衡原则对矿产企业的探矿采矿开矿行为进行规范化管理。并且组建专门的矿业公司, 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全市矿产企业的探矿权、采矿权进行整合重组。与此同时, 伊春市还不断加大对矿山的保护和集约利用, 以局部的开采开发区换取对资源更为全面的保护;加强与中铁资源集团、中国黄金集团等战略投资者合作, 深度开发矿产资源;加快引进黄金制品、玉石制品的加工生产线, 确保资源高效利用。此外, 伊春市还积极开展探矿权招商, 优化地质勘查环境, 力争地质找矿实现新突破。
二、转变经营方式, 发展林下经济
伊春作为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 具有丰富的红松籽、蓝莓、黑木耳等食品资源, 以及珍贵的平贝、五味子、人参等北药资源, 可以说在森林食品产业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资源优势和特色优势。而森林食品作为林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近几年发展势头强劲。为此, 伊春市不断提升森林食品北药业的发展水平, 坚持健康、休闲、娱乐、安全的产业发展方向, 推动向高端化升级。重点围绕“红蓝黑黄+林药+林畜”六条优势产业链, 大力发展坚果产业、小浆果产业、食用菌产业、畜禽产业和北药产业。在保护好现有资源的基础之上, 伊春市大力发展红松果林、榛子林营造和改培, 不断扩大生产规模, 延伸产业链条, 推进坚果的精深加工生产线建设, 积极开发一批高附加值的产品, 努力提高伊春坚果产业在国际国内市场的影响力和品牌力。大力发展以越橘庄园、忠芝、双蓝等企业为带动, 规范蓝莓的种植和加工, 打造从繁育种植、加工销售到蓝莓文化的全产业链条。此外, 伊春还结合林区药材资源及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做好北药药材示范基地规划建设, 带动林药集约化、规模化、自然化种植, 打造“林都北药”品牌。与此同时, 市委市政府积极对接汇源、黑尊、中盟等知名企业和龙头企业, 深入推广“龙头+基地+农户+平台”的发展模式, 争取做大基地、做优品牌、做强龙头、做好营销, 努力打造“中国森林食品之都”。
三、强化旅游意识, 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
转型指标体系 篇9
建筑设计行业是一个与国家宏观环境密切相关的行业。面临着外部环境的迅速变化, 建筑设计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从机遇来看,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为建筑设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驱动发展;从挑战来看, 社会成员对生活环境及生活品质的新需求, 带来了新需求, 如奥运会场馆鸟巢带给大家的新视觉, 引发了市场对钢结构建筑的新需求;大众对于凸显城市个性、塑造充满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城市空间的诉求越来越强烈, 对设计企业在原创性及个性化的创作能力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危机加速了业内整合趋势, 根据天强了解的信息, 2008年金融危机为业内中小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一部分小型设计企业已经意识到独立发展的风险和危机, 正在积极寻找大型的、可合作、可依托的设计院;同时, 在企业梯队构成方面, 一体化、规模化发展和精专化、特色化发展的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对于民营建筑设计单位, 面临外部环境的诸多改变、面临国有和外资设计单位的竞争, 到底应该从哪里入手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呢?根据笔者近期与多家民营建筑设计单位接触的情况来看, 目前这类单位, 业务来源基本可以保证, 并且已经在某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例如有的主做高端地产项目的设计, 而比较突出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内部的管理上, 诸如项目经理做的工作标准不一, 因此项目经理更倾向于做项目而非管理, 因为考核的依据过于单一, 只有做了项目才有奖金、项目严重超期等却没有体现在考核结果上, 由于不同人员工作习惯的问题, 造成项目差异较大, 出现高层疲于“救火”等情况。
根据天强管理顾问对民营企业发展阶段的分析, 一般来说, 一个民营企业发展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治”, 即靠某几个人的力量来治理公司;第二阶段是“制度治理”, 即靠规范和制度来治理公司;第三阶段是“文化治理”, 此时更多塑造一种企业文化来治理公司。纵观我国民营建筑设计单位, 基于过去经济、基础建设的快速增长, 已经基本度过了“人治”的阶段, 在企业迈向“制度治理”的阶段时, 很多单位凸显其不适应, 因为许多民营建筑设计单位内部的制度尚未跟上, 因此就出现了前文所提的各种问题。应该说, 目前大多数的民营建筑设计单位已经过了仅靠少数几个人“能力通天”就可以活下来的阶段了。因此, 民营建筑设计单位的管理转型更是迫在眉睫, 通过管理转型实现整个公司的团队运作, 是民营建筑设计单位的重大课题。
那么, 民营建筑设计单位的管理转型, 应该从何处入手?
流程先行
海尔曾非常形象地描述流程是“把鸡蛋打散为了更好地做蛋饼”。虽然设计单位的流程没有制造业流程再造那么复杂, 也没有对于制造企业那么重要。但对于民营建筑设计单位, 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规范的运作体系, 而往往建立太复杂的规范, 很难执行, 但关键流程, 特别是关于横向项目运作流程的建立, 可以将工作步骤、工作标准统一。通过流程, 可以解决横向协作的问题, 而对于设计单位以项目运作为主体的单位也特别有效。因此, 流程设计是民营建筑单位管理转型的第一课。
对于民营建筑设计单位比较重要的两大类流程, 一类是项目运作的流程, 即项目开展的步骤, 合同签订以后, 由哪个部门进行人员配置等以及后续的工作如何开展。第二类是项目管理的流程, 即项目在运作过程中, 到底在哪些关键节点进行控制和管理, 例如质量管理应该在什么节点上, 召开质量评审会或者其他形式进行控制, 由谁来控制等。
根据天强的经验, 应该说一般民营建筑设计单位项目运作流程还是比较清晰的, 只是在项目管理的流程上, 显得比较欠缺, 因此, 就会出现本文前段提到的各个项目经理做出来的东西差异比较大。
建立激励体系
人力资源及其管理对于企业绩效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影响, 没有一个企业的战略规划和流程再造能够在没有合适的人力资源体系支持下成功的。而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部分之一是激励体系。
我们接触的很多民营建筑设计单位的激励导向过于单一, 仅仅是用产值衡量, 在这种导向下, 员工们就只能画图, 甚至包括高层和重要中层的人员也在画图, 最后在分配上争论不休。以我们接触到上海一家民营建筑设计单位为例, 规模80人左右, 8000万的产值, 主要以公用建筑为主。在薪酬上, 以“基本工资+奖金”的简单形式, 奖金主要来自于图纸的数量。在这种情况, 必然会造成员工只做项目, 只看分配了, 并且质量也较难保证。因此, 非常有必要在薪酬激励的导向上, 进行多元考虑, 例如增加岗位工资, 以体现岗位价值等。
强化约束机制
在民营企业, 约束机制最重要的是考核机制。而流程是否能顺畅进行, 最终由考核来实现。应该说, 民营建筑设计单位的管理转型, 考核是关键, 只有建立适合的考核体系, 所有的管理工作才能“落地”。但考核也是成本最大的一块管理工作, 加之民营建筑设计单位自身的管理能力较弱, 因此, 需要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符合实际的考核体系, 而不是过于科学和复杂的体系, 或者是照抄照搬其他企业的考核体系。
在天强来看, 民营建筑设计单位的考核关键有以下几点, 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 优化考核导向, 在原来只考工作量或者只看工作量的基础上, 强化质量方面的考核工作, 例如出现客户投诉情况, 考核等级将下调等;
第二, 明确谁对谁考核, 解决原来都是一把手一个人决定每个人考核结果, 通过明确中层的考核权利, 将责任下放, 层层分解, 同时权利、义务也下放;
第二, 解决考核结果如何和奖惩机制挂钩的问题, 诸如不同的考核结果, 如何影响薪酬、如何影响晋升、如何进行惩罚等。
社会转型期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篇10
一 传统职业教育体系问题
1. 传统教育观念对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不认可
社会转型期的职业教育体系需要以创新机制为主要指导思想与发展思路, 但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教育体制、办学经验与劳动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影响, 人们认为职业教育自身办学质量差、学生素质相对较低, 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不良环境的形成, 制约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 这种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职业教育招生与培养方案不合理。虽然中等、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但这种体系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只注重形式, 并没有解决实际的问题, 比如, 高等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职业教育体系持续发展动力问题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重视对学生的招生与培养两个环节。招生方面需要严格准入制度, 需要招收具备接受高等教育能力与中等水平职业素质的学生, 但目前中国职业教育多以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 且并不具备充分的职业技能,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职业教育的去职业性十分明显。
第二, 基础理论性教育中职业教育内容的缺失。规范化的职业教育内容一般包括职业启蒙教育、准备教育与继续教育三个方面。其中基础教育主要体现在职业启蒙教育阶段, 而这一阶段的教育也正构成了职业生活及技术掌握基础理论等普通教育内容所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这一阶段的教育应该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但就目前的教育体系而言, 很少有在义务教育阶段渗透职业启蒙教育的环节, 导致学生对技术发展、产业构成与职业变迁等缺乏了解, 很多学生在进入职业教育学校之后对所学专业缺乏一定的兴趣, 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另外现代化的职业教育应该与普通教育之间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 保证普通教育塑造出来的学生能够有基础进一步接受专业技术, 但受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 大部分学生在普通教育阶段并没有接受充分的实践教育, 而高考招生数量控制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普通学生进一步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机会, 势必造成大量学生进入职业教育领域, 导致教育内容与学生素质之间出现“断裂”, 限制了学生潜力的发挥, 也限制了职业教育的有效发展。
2. 职业教育办学层次、质量及就业状况不理想
职业教育体系相对普通教育来讲, 其边缘化弱势地位日益明显, 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具体分析职业教育的弱势, 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职业教育发展层次、教育内容、规模等不健全。职业教育由于自身文化建设与内涵建设不足, 因此导致在规模与质量方面无法冲破传统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 不能有效地创新管理体制。另外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存在高职教育与中职教育的严重分离, 造成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不均衡发展和不健全形式的出现, 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合理化发展方向。
第二, 职业教育的就业出路问题。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技术型人才培养的教育类型, 是终身教育的重要表现形式。从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状况来看, 受相关法律政策不健全等方面原因的影响, 职业教育学生就业准入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且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之间的转换存在困难。职业教育人才尤其是一些高级技术型人才供应紧张, 不能有效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3. 职业教育体系办学层次与办学结构不合理
第一, 目前大部分的职业教育均局限在专科教育的层次, 本科及以上的职业教育基本为零。许多职业教育体系内的学生如果选择继续深造, 需升入学术性教学体系, 这样则造成学生个体的教育学科一体化状态被打破, 放弃之前的教育体系与职业教育环境下所习得的技术, 并以此为代价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但事实上中国的学术教育体系标准与职业教育并不相同, 对于职业教育体系的学生来讲, 并不能有效适应学术教育的氛围与环境, 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的职业教育规模不断缩小, 技术型人才培养数量与质量整体下滑, 加剧了人才供求失衡状况。因此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需要从根本上延伸职业教育层次, 建立纵向立体化的职业教育内容。
第二, 社会发展对高技术人才的需要与目前高技术性人才缺失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不断推动经济发展与技术变革, 社会转型期随之而来, 新型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对高级技术型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这种需求, 中国的职业教育近些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但以目前职业教育体系的办学层次、办学质量和办学条件来讲, 还远远不能有效促进社会转型期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 这成为制约中国实现成功转型的不利因素。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体系的办学层次, 加快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二 社会转型期职业教育体系模型构建
1. 职业教育内容与普通教育内容的有效沟通与渗透
综合性的职业教育体系建构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 受到国家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 这种沟通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第一, 教育教学内容的不断融合和交流。职业教育需要增加对学生基础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 拓展理论教学内容, 避免盲目的唯技术灌输教学思想的出现。普通教育也应该从实践角度出发, 吸收职业教育中关于技能培训的内容, 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从与社会需要相联系的角度出发, 增加拓展学生职业技能的课程。
第二,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历的互相承认。这种互认机制主要表现在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系统中的高中学历互认;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系统中的专科学历互认;本科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系统中的本科学历互认;研究生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系统中的研究生学历互认。所有学生均可在互认学历基础上选择进入任一系统内部进行深造。
第三,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教学研讨过程中的沟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要建立相互沟通与学习的机制, 互派教师参与教学日历的计划、教学内容安排、实习训练培训等。另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校之间也可以进行一些联谊或者比赛等, 以增进双方的了解程度, 为学生更好地选择自己的学习道路提供一定的平台与基础。
2. 职业专科教育与职业本科教育层次的有效衔接
第一, 中等、高等职业教育与本科职业教育的衔接。中等职业教育需要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 培养技术型人才,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领导性作用, 培养高端的技术型人才;同时还需要增加本科职业教育内容, 将重点放在对应用型及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方面, 从而建构起纵向职业教育体系。每一个层次的教学单位均需要通过自身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安排、教师培养等环节, 促进多层次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建构。
第二, 职业教育内容的技术性与创新性发展。 (1) 提高人口质量, 降低人口限制, 扩大招生比例; (2) 重视高职教育质量的提高; (3) 加快实现本科职业教育; (4) 还可以逐步试点并最终实现职业教育的研究生层次发展, 促使职业教育体系向纵深方向发展, 不断完善职业教育体系。
第三, 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保障性条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尤其是纵深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 需要有强大的保障性条件做基础, 需要不断强化政府责任意识, 突出政府对办学层次、办学理念等方面的方向性引导作用, 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并不断完善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建设, 强化职业教育体系的经费保障, 重视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协调发展, 为保障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正常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3. 职业教育办学层次与课程改革的体系建构
关于职业教育办学层次与课程改革的体系建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将职业教育基本内容渗透到中小学、高中甚至本科教育过程中。在基础教育阶段, 需要不断加强职业启蒙教育, 将职业教育内容不断纳入到普通中小学教学课程中, 培养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另外, 还需要开设职业技术教育课程, 鼓励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保证学生对社会发展阶段、经济产业结构等有基础性的了解, 以实现学生早期职业选择的定位。
第二, 建立职业教育学校学历证书与资格证书之间的互通机制。关于职业教育学校学历证书与资格证书之间的同等地位问题的声明, 国家许多政策文件中多次明确提出, 并将“双证制度”视为评价人才的重要标准。实现双证互通, 需要充分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学历与职业资格之间的互通, 学生在完成某一层次的学习与实践环节之后, 可以申请相应环节的资格证书, 并且拥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在业人员可以根据资格证书转换为教育学历证书。
三 结束语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共同构成了国家教育体系, 长期以来,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类型, 受应试教育体制下对普通教育过度重视的影响, 不断被排挤到边缘化的劣势地位。而随着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到来, 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新型、快速发展均对高级技术型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 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国家的引导与扶持下, 各地均进行了尝试, 初步建立起了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但这一体系在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问题, 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以尽快构建形成科学、完整、系统、全面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
摘要：职业教育存在结构不完整、体系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 导致职业教育结构的整体失衡。本文在此背景下提出了关于社会转型期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问题, 从而更好地肩负起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的重任, 促进现代化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与发展。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职业教育,体系构建
参考文献
[1]周建松.关于全面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 2011 (7) :74～76
转型指标体系 篇11
【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高职院校 转型发展 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12C-0091-03
2014年6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等纲领性文件，描绘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蓝图，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高职院校的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了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一目标任务体现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三个要素：一是社会需求性、政策导向性要素要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适应经济发展;二是职教层次性、发展规律性要素要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实现中高职协调发展;三是个性需求性、体系开放性要素要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因此，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具有独立性、协调性、开放性、发展性的基本特征。
（一）独立性。现代职业教育是独立于普通教育之外、自成体系的一种重要教育类型。它由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和研究生层次职业教育五个层次组成，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
（二）协调性。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形成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沟通、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协调发展，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沟通衔接，公办民办共同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新格局”。
（三）开放性。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开放性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开放，如实行内部各层次学校之间的贯通培养，中职学校毕业生可报读高职院校、职业院校毕业生可报读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等;二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开放，可以通过开展课程和学分互认进行转学升学，建立双向沟通的桥梁;三是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市场之间的开放，实现了优秀人才在职业领域与教育领域的顺畅转换。
（四）发展性。《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关于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明确了职业教育首先应该建立健全专业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的机制，推动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同步规划，与产业建设同步实施，与技术进步同步升级。同时，职业教育还应该顺应国际社会终身学习的潮流，围绕四大支柱——学着认知、学着做事、学着做人和学着共处，“将职业道德、人文素养教育贯穿培养全过程”，以利于学生的终身可持续发展。
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高职院校转型发展的趋势
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高职院校只有顺势而为，实现转型发展才能顺利迎接新的挑战与机遇。新形势下，高职院校转型发展的趋势是：
（一）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我国在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过程中，职业教育的改革也必须随之深化，由原来注重规模、数量等外在要素的外延式发展阶段进入以提高质量为核心要素的内涵式发展新阶段。通过教育思想、办学理念、管理机制、校园文化的隐性变化与提升，实现质量提高、实力增强、结构优化、效益提升、目标达成度和工作满意度提高的目标。
（二）准入式发展转向劣汰式发展。2000年，国务院把设立高职的审批权限下放到省级人民政府以后，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办学的积极性，政策的准入为高职教育的准入式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机遇。但近年来，随着生源竞争的日趋激烈，特别是即将到来的部分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高职院校必将面临一次重新“洗牌”，部分院校会因特色不鲜明、不能适应形势发展而淘汰出局。
（三）封闭式办学转向开放式办学。高职院校办学初期大多因袭专科、克隆本科，教学活动基本局限在校内，是以自我为主的封闭式办学模式。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逐步建立，高职院校应由原来的封闭式办学向开放式办学转型，一是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决定了高职院校必须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之路，实现校企“双主体”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二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各层次之间，各职业院校之间必须携手共进、合作共赢，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人力资源市场之间也必须开放沟通、协调发展。三是职业院校需与国外职业院校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引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探索职业院校走出去办学，提高国际影响力。
三、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高职院校转型发展的路径
在现代职业教育系下，高职院校的转型发展应该以内涵建设为生命线，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深化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工学结合的育人模式和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立校、服务兴校、科研强校。
（一）立足根本、夯实基础，教学立校。具体如下：
1.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教育的根本问题和永恒主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高职院校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通过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两方面共同育人。既要通过教学改革推进专业教育，提高学生的技术技能，又要探索素质教育的新模式，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增强学生的信心、信任和诚信。让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2.狠抓教学基本环节，夯实教学基本建设。高职院校的教学管理必须重视专业、课程、教材和师资等基本环节的建设。endprint
专业是“高职学校的品牌和灵魂”，同时也是职业教育与产业连接的纽带。能否合理设置专业直接关系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一方面要根据国家修订的专业目录所提供的政策引导进行调整，另一方面需要学校建立专业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的机制，主动适应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需要。同时还需注重专业群的建设，通过专业群建设进行以专业建设为核心的资源整合活动，积极促进高职院校主动服务区域经济、凝练办学特色、打造学院品牌。
课程建设是教学改革的核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实质内容和真正难点是形成对接紧密、特色鲜明、动态调整的课程衔接体系。课程衔接体系包括横向和纵向衔接，横向衔接要求职业院校以校企合作为基础，紧密结合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发展，建立产业技术进步驱动课程改革的机制，真实应用驱动教学改革的机制，实现专业教学标准与职业标准的融通，实现专业设置、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的衔接。纵向衔接要求中职、高职和应用型本科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过程等方面进行衔接。在教学过程中，按照真实环境真学真做掌握真本领的要求，推动教学内容、教学流程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实现工学结合的育人模式、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
教材建设服务于课程教学，课程教学服务于专业建设，专业建设服务于职业人才需求。近年来，我国高职院校的教材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仍存在教材编写主体单一（多为高职院校独立编写），内容重理论轻实践，质量参差不齐，低水平同质化现象严重，教材形式单一、立体化程度不高的现象。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教材建设应该在编写主体上，实行多元主体编写，由教师、行业专家、企业技术骨干共同参与。在编写内容上强化实践教学内容，同时加强数字化资源建设，提高立体化水平，不断提升教材编写质量，为教学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从制度建设、培养培训、专业发展等方面对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进行了全面部署。“双师型”教师是指能够满足现代职业教育所需要的，能够胜任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双重职责的复合型教师。其职业能力应包括教学能力、专业实践和技术服务能力以及教育教学研究能力 。高职院校应建立健全“双师型”教师的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机制，不断改善师资队伍的结构，提高师资队伍的素质。
3.突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基本特征，实行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区别在于具有产业和教育双重属性，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高职院校唯有与行业深度合作、与企业无缝对接才能顺利完成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任务。实行校企合作，可以通过吸纳行业企业的专家进入理（董）事会，参与学校重大事件的议事、决策，完善学校的治理体系，有效提高高职院校的治理能力。同时，行业企业的积极参与可以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行业的“组织发布人才需求、推动校企合作、参与指导教育教学和开展质量评价”职能能够有力地推动人才培养工作，企业作为重要办学主体通过举办或组织教育教学活动，与学校共同开展人才需求的研究与预测、制定专业教学标准与职业标准、共建产品开发中心、实习实训基地，帮助学校进行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和教学改革，促进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教学模式的开展，真正建立校企双方“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长效合作机制。
4.以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为基本机制，持续改进人才培养工作。职业教育的质量保证体系有三个层面：一是促进区域、行业或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宏观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二是促进职业院校发展的院校质量保障体系;三是促进学生发展和教师提高教学水平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高职院校应高度重视内部质量评价制度的建设，强化质量保障体系，充分发挥体系对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师资队伍和教学设施等方面的自我修正、持续改进功能。在运行机制中，既要重视体系前台的目标、标准、计划、组织、实施等要素的建设，又要注重后台的评估、激励、学习、创新、新目标等要素的同步建设，二者相互促进，协同推进人才培养工作。
（二）依托特色、搭建平台，服务兴校。社会服务作为高校基本职能之一，已经成为展现高职院校办学理念、师资质量、教研水平及社会知名度的重要窗口。教育部、财政部于2006 年的启动实施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就明确将“社会服务领先”作为入选院校的基本条件，社会服务能力已成为高职院校建设的重要内容。
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社会服务与社会经济的结合程度日趋紧密，其表现形式亦呈现多样化，主要包括服务产业和服务社区两类。高职院校应该立足本校特色，依托学院资源，逐步建设成为行业企业的人力资源培养培训中心、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中心、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中心，为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服务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人力资源培养培训中心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并为企业在岗职工提供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通过与行业企业共建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中心，成为国家技术技能积累创新（下转第129页）（上接第92页）的重要载体，主动参与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推广技术成果，加快推进先进技术转化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尤其是为科技型小微企业创业提供人才、科技服务;通过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中心为社区服务，充分发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教育中心的作用，举办各种形式的短期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文化生活类课程，向社会免费开放服务设施和数字化教育资源。
（三）合理定位、科学管理，科研强校。由于高职院校大多由中职升格，目前，很多院校科研基础较薄弱，存在着对科研工作认识不足、定位不准、制度不全、管理不力的状况。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创新科研机制、提高研发能力是高职院校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在2014年7月召开的高等职业院校科研能力建设研讨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特别提出高职院校要重视应用科研能力建设，重点服务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服务企业人才发展战略。高职院校应通过体制创新、政策激励、资金扶持，以科研促教、科研促管、科研促社会服务，对内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对外促进产学研深度结合。
在科研管理中，首先要完善机制，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通过科研经费的配套、数字图书馆等科研平台的搭建，改善科研工作条件。同时，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将科研工作纳入学校正常工作绩效评价与考核，激励教师积极参与科研工作。
同时，要加强科研项目的过程管理，注重团队建设，提高队伍素质，提升研究质量。在前期加强立项指导，力求在科研内容上找准定位，以服务教学的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服务行业企业的应用技术研究、服务区域经济的宏观政策研究为研究重点;在中期加强跟踪管理，充分发挥课题负责人、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的作用，注重科研团队建设。搭建校企合作平台，以合作项目为纽带推动科研进度;在后期加强成果推广，通过成果鉴定、成果评奖、成果推广等形式促进成果的转化和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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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志群.现代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21）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JXJG-14-79-1）
【作者简介】高 澜（1973- ），江西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高职教育管理、新闻出版学。
转型指标体系 篇12
(一) 资金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是整个学校资金管理的开端, 资金预算的准确性能够提高整个会计内控系统的科学性。预算管理又分为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考核以及预算反馈。高校会计内控体系就包括预算管理, 能够有效的抵制资金运营不善等现象。
(二) 科研经费管理
学校的科研经费管理包括科研经费的筹划管理、科研项目经费的支出管理等多个部分构成。其中科研经费的支出主要是指学校在从事科研项目研究时所需要花费的资金, 例如机械类专业所需要的实验器材、教职工的科研工资等。科研经费是高等院校最为重要的开支, 往往因为疏忽而造成资金的浪费。
(三) 学生经费管理
主要是指学生奖学金的发放、学生的收费、以及学生实践活动的所需费用。往往这部分的资金流动性强, 会因为管理不科学, 而存在漏洞。对经费的管理十分重要, 是整个会计内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资金核算管理
资金的核算管理是对学校各类资金流动后进行的核算与校对。由于各种资金流动的范围大、消费的数量大, 因此对事后进行核算的环节必不可少。资金核算可以根据每一个项目的单据、开支凭证、以及项目发票进行核对检查, 进行多次复核和审计, 使每一个环节的开销都合理、准确。
(五) 财务系统管理
现在是信息化时代, 计算机的使用使学校的财务管理也变得数字化。采用计算机的财务软件系统对财务进行管理, 是现代化财务管理的重要手段。财务系统能够有效的提高学校财务的管理水平, 提高资金管理的效率, 同时, 也能够减少人工计算的错误, 使财务管理变得更科学化、系统化、个性化。
二、高校会计内控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 缺乏财务风险意识
高校在会计管理上缺乏风险意识, 一些管理人员认为高校的资金管理只要正常收入和支出就不会存在问题, 从而忽略了采取会计内控的必要措施。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中, 高校的财务资金流动日益增大, 数量也在不断上涨, 必然存在一定的资金管理风险。而且资金管理一旦出现细缝, 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最终无法弥补。高校的风险意识的缺失主要是因为自身风险意识的薄弱上, 各个高校一味的追求校内建设、一味的追求发展, 而忽视了这些项目的资金筹集、规划等细节。
(二) 内部监督环节薄弱
高校的财务管理包括多个方面, 除了上文所述的五大内容之外, 还包括银行贷款、建设投资等其他的部分, 每一项目的资金筹划与核算都需要专业的人员来进行科学、规划的计算。所以, 高校的会计内部控制现存的突出问题就是内部监督环节薄弱。内部监督环节薄弱主要包括:一是监督权威性弱。高校的各个项目之间过于分散, 导致管理权利也被分散化。项目的内部审计部门属于高校的管理层, 但因项目不能够集中, 内部管理机制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因此削弱了权利, 导致监督部门的权威性的薄弱。二是监督人员素质低。监督人员素质主要分为专业素质和人身素质, 专业素质低是指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特别是对于监督人员来说, 监督的范围是财务这一块, 要求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的基本专业知识, 这样才能科学的监督, 不会出错。人身素质是指监督人员要秉着大公无私的精神, 不能擅离职守, 更不能以公济私、贪污受贿。这是一个监督者基本具备的人身素质和职业操守。
(三) 内控制度不完善
现阶段, 国内高校建设和发展的速度逐年加快, 新校区的扩建、旧校区的改进以及图书馆的构建等工作, 都成为了高校内控管理的障碍。内部控制的工作随着业务的增加, 也不断的出现端倪。这主要是高校的内部控制机制已经不太适应高校自身的发展, 内部控制的缺陷正在不断的暴漏出来。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 首先是内控制度缺乏科学性和整体性, 各管理部门没有统一的安排和沟通, 致使一些工作在开展的时候出现问题。其次是内控制度无法确定侧重点, 以往都是侧重资金的管理, 但是现代的内控制度也要求对人力资源的内控作用。只有人力和物力之间的相互配合管理和控制, 才能双管齐下。最后是内控制度缺乏奖罚分明, 对于那些违法乱纪的人员处罚过于薄弱, 最终造成人员的懒散与怠慢, 甚至是枉法。
三、加强会计内控系统的措施
(一) 加强会计内控的环境系统
高校会计的内控环境系统分为两层:一是内部环境。内部环境是指影响高校内控管理的内部环境因素, 包括资金管理的风险意识、会计内控的内容、内控管理的实施手段等一系列内容。内部环境往往是复杂和多变的, 因为整个会计的内控体系是处于一个流动和变化的过程中, 它会随着员工的流动以及资金的流向而产生一定的动态变化。外部环境是指外部因素, 它包括高校的一些指导政策规定、国家政策甚至是一些股票市场的变化, 都能够产生对会计内控工作的影响。外部环境主要还是对于内控系统的约束和规范作用, 是能够对会计内控系统产生一定的强制力, 同时也能引导高校构建的方向。加强会计内控系统, 就要加强会计内控的环境系统, 从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着手, 使高校的内控系统处于一个良好的环境中, 使管理系统更健康、科学的运行。
(二) 加强会计风险评估系统
采取会计风险评估系统, 一方面能够很好的加强风险意识, 使内部人员存在一定的危机感, 从而提高会计内控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 风险评估可以减少会计管理存在的错误率, 能够加强会计管理的精确性, 同时也能够降低项目的资金损失率。会计风险评估包括风险分析、风险处理、风险责任三个环节构成。分析会计工作存在的风险, 从一开始就做好防范措施, 才能在过程中避免损失, 把损失减小。风险处理是在分析的基础上采取一定的措施, 对于那些正处于风险的资金和项目进行改进和弥补, 及时纠错, 把损失降到最低。风险责任是指高校的会计工作一旦出现问题, 明确规定谁、哪个部门来承担相应的责任。风险责任也要求风险责任归咎制, 这样才能提高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才能加强会计内控管理的意识。
(三) 加强会计内控的程序系统
加强会计内控系统, 就要加强会计内控管理的程序系统。加强内控的监督系统从这几个方面出发:首先, 遵循会计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会计法》等法律, 与国家制度相谋和, 高校会计相关的工作一定要适应国家制度, 资金的记录、申报、核算等过程一定要科学合法。其次, 严格遵循会计管理的程序。包括资金的预算、核对、审查和报销等诸多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控制, 防止资金的浪费和贪污舞弊等现象。每年因为管理不到位, 程序走的不正规等原因, 高校出现了大量的贪污案例。这种腐败的现象决不能延伸到校园, 更不能破坏学校的风气和名誉, 应该严厉杜绝。因此, 高校一定要加强会计内控的程序系统, 使每一笔资金都正常流动, 使每一个环节都准确无误。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教育事业在不断进步, 高校的会计内控体系的构建也在不断的改进。本文从会计内控体系的内容出发, 分析了现阶段高校会计内控管理存在的问题, 最后提出加强高校会计内控体系构建的措施。
关键词：会计内控,资金预算,监督机制,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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