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

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通用8篇）

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 篇1

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以胶东张村为例

作者：孙颖,周如美来源：经济研究导刊 2007年第7期发布时间：2010年11月2日 摘要:个体私营经济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它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开辟新的农业投资来源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农村个体经济尚存在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低、技术改进慢等缺点,因此,有必要从农村个体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探寻改进的方法。农村个体经济既然是从过去的集体经济逐渐分化出来的,那么未来的发展趋势必然也会向集体规模经济回归。加强农民的合作意识有利于打破目前个体经济过于分散的均衡状态,从而向更有效率的规模经济发展,达到加速农村工业化进程的目的。

关键词:个体经济;农村;制度变迁

一、案例简介及问题的提出

张村是位于胶东半岛的一个村庄,现有243户农户,一直以粮食生产和果树种植为主。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时,张村也受改革的影响,开始尝试新的发展思路,兴办村企业———织袜厂。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适应市场新的需求,织袜厂又引入了新的设备,成立三十余人的针织小组,生产针织衣物。这三十余人后来成为村里个体户的发起者。1983年,村里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办针织厂也开始有人退出单干。他们利用自己的技术,采用作坊式的经营办法,自产自销针织衣物,其中,有的不断扩大规模,开始雇佣本村或周边的农民。在市场需求的冲击下,村织袜厂宣布破产,针织小组也因成员的退出而解散。此时,村中的个体户却发展得如火如荼。但随后村委又决定适应个体户生产的需要,集资建立了织布厂和印染厂,为个体户的织衣提供原料和印染服务。两家村办企业起初还是有些许赢利,也解决了本村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1994年,村大队将所有果园进行承包,农民有了更可靠的经济来源,再次对村集体企业产生冲击,最终织布厂和印染厂也不得不以承包的方式转给个体户经营。从此,张村再也没有兴办过村集体企业。而今,村里个体户已经发展到近五十户,规模较大的雇佣人数达三四十人,每年的就业人数总和近千人,流动运转资金近千万元,年赢利总和四百余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针织大村。纵观张村发展过程,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村办企业屡办屡败,而个体经济却日益壮大,是什么因素促使个体经济取代集体经济?现在的个体经营总规模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小企业的规模,那么它们有没有可能重新组合建立企业呢?本文将针对这几个问题展开分析。

二、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就是与人的经济活动相关的规则,既包括直接的市场制度,也包括与市场制度有关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等。制度可以分为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制度安排是指在特定领域内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组行为规则,而制度结构是指经济社会中所有制度安排的总和,它包括组织、法律、习俗和意识形态。制度变迁通常指的是某一制度安排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下,张村的个体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张村个体经济的发展是在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新制度经济学派将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及法律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1]。具体到张村的个体经济发展,强制性制度变迁主要是指中央推行的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内的一系列农村改革。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个体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它为个体经济提供了较为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民从集体经济中彻底解放出来,可以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也可以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因此,个体经济就成为农民的可能的选择。其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农民私有财产的承认,为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包产到户之后,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都归农民自己所有,农民有了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当生产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民就会选择扩大投资途径,个体经济自然成为较优的选择。再者,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入,农村的商品市场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释放,这也为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而这些影响均在张村的个体经济的发展事实中得到印证。张村个体经济发展的契机恰好就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随着果园的进一步承包,许多农户有了一定的积蓄,从而扩大了个体户的队伍。而正是由于棉纱、机械等生产原料市场和针织衣物的需求市场的扩张和完善使得张村个体经济得以持续的发展壮大。

(二)技术进步是支持张村个体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技术进步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历来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重视。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基本上以技术为条件。拉坦认为,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又反过来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2]。技术对农村个体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生产和交易两个方面。从生产角度来看,个体经济的生产具有灵活性和可复制性。现代的新型技术和设备的产生为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另外,一些电信、交通、销售网络等一系列配套技术的发展也为个体经济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交易方面,个体经济采用了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雇用人员少,管理灵活,便于监督,监督成本很小甚至为零。而且,在交易方面,与买方通常进行的是点对点的谈判,节约谈判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

(三)农村个体经济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

舒尔茨曾经说过:“全世界的农民都在与成本、利润和风险打交道,他们都是时刻算计个人收益的经济人。在自己那个小小的个人的分派领域里,这些农民都是企业家。”

[3]在面对村集体企业、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的个体经济的多重选择时,农民的理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会充分地衡量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像一个“企业家”一样去思考。当集体经济与土地承包时,他们会看到集体的弊端,选择给自己带来直接收益的土地承包,做自己生产的主人。而当农产品价格下降,土地边际收益递减时、他们自然会选择另

谋出路,发展个体经济,自己做老板。因此,农村个体经济是农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发选择,是被农民认可的可以增收的重要途径。

三、村办企业失败的原因及再次建立企业的可能性

个体经济虽然生产经营方式比较灵活,是农民致富创收的好途径,但它自身也存在很多的弊端,制约着其进一步的壮大。在生产经营上,农村个体经济仍然承袭着小农生产的一些习惯。个体经济大都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规模比较小,没有统一的生产质量标准;投资保守,对生产资料价格比较敏感,在价格谈判上处于弱势地位;在需求市场上,面对的也是小批量的散户,对市场需求没有准确的把握,抗风险能力差;技术改进缓慢,无法获得品牌效应,只能从事技术较低的重复生产。同时,由于农村个体经济的各自为政,存在很多重复劳动,不能对劳动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既然个体经济存在这么多的弊端,那为什么在张村村办企业却屡办屡败呢?在现有的规模基础上有没有可能重组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呢?

(一)村办企业失败的原因

张村这样的村办企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存在很多问题。

(1)管理行政化。张村是在集体经济时就兴办工厂的,因而在生产经营上不免会产生路径依赖,沿袭了集体经济中的指令经济,依靠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手段来管理企业,调整生产计划。当市场开放时,却没有及时地调整生产结构,引进新的管理模式。因而村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比较死板,这也是大多农村村办企业失败的重要原因。

(2)缺乏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在一个强迫的集体组织中,劳动激励取决于监督的有效性。”[4]一是对员工的激励。在村办集体企业中,对员工实行固定工资制,搞“平均主义”,虽然这样实行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对于一些员工的偷懒投机行为做不到有效的监督。这些做法都极大地伤害了村民参加村办企业的积极性。因而,一旦有了自主经营的选择,农民就会马上退出集体企业,自谋发展。二是对管理者激励监督不足。村办企业属于村集体财产,管理者大都由村干部担任,给予他们的报酬也是采取固定工资制。而且村办企业不同于乡镇企业,虽然乡镇企业也很多是由乡镇干部担任,但是,乡一级干部除了企业报酬之外还有升迁的激励,而村干部是不在国家的官员编制里的,他们就没有升迁的动力,一旦企业报酬低于他们的期望时,他们就不会好好地管理和经营。在张村就是如此,一旦村干部发现承包果园或干个体经济收益更大,他们就会将主要精力转向自家生产,这就使得村办企业最终被个体承包成为必然了。

(3)产权不明晰。作为农村集体经济很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村集体企业与乡镇集体企业相比更具有社区性,不但要注重发展本企业,更要注意改善和提高村集体的公共事业水平。村集体企业是全体村民共同所有的,村民能更直接地要求集体财产给自己带来效益。但是,如果在日常经营的过程中一般都是由村干部说了算,而且村民也没有直接地感受到村企业给自己带来的收益。于是村民就会质疑村企业存在的合理性。而现在发展得很好的一些村集体企业大都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村民福利的提高,将村企业的发展与本村的公共事业和福利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张村有可能再次建立企业吗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虽然目前张村的个体经济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要想对其进行重组,建立企业还是困难重重的。除了上面所说的村集体经济的弊端以外,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目前尚未形成对集体经济的制度需求。制度服务需求的改变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农民自身的谨慎和保守,张村的个体经济一直是在低技术小规模的重复生产,因此,他们目前尚未遇到大的市场风险。而农民规避风险是村庄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因[5]。也就是说,只有在需要集体经济来抵御风险时,他们才会有组织企业的冲动。而目前来看,无论是拥有几十人的大户还是只有几人的小户,他们都很满足于现有的状态,大户的风险抵御力较强,认为他们不需要和小户联合,而小户一般只是把个体经济作为副业,并没有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一旦遇到市场风险,他们会选择退出市场,回归农业生产。因此,张村短时间内不会有建立企业的要求。

(2)政治冷漠导致领导弱势。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建立一个好的企业,必须要有一个强势的企业家。这在需要精神领袖的农村更是如此。张村要建立企业,企业家要么是由村干部担任,要么是从精明强干的大户中推选。但是,张村经过二十多年的个体经济的发展,村民对村集体事业已经失去了热情,无论是选举还是村务决议都表现出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极不利于一个强势领导的出现。大凡村集体企业发展比较好的,都少不了一个核心人物的存在,如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等。但是,这样的领导在张村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核心人物,要建立企业显然是很困难的。

(3)农民的小农意识尚存。历史上的农民就是分散多于合作,他们更注重谋求自身的利益。张村个体经济中的大户和小户之间明显的存在着智猪博弈,大户认为,合作会让小户搭便车,并不会给自己带来明显的收益;小户的实力不够,也不会想联合起来扩大规模。大户与大户之间存在的更多的是竞争,各自拥有自己的品牌,满足于现在的利润。对于理性的农民来说,只有让他们切实地感受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好处,才会真正地参与合作,但是却没有人会主动打破目前的均衡状态。

(4)市场需求的散户状态也是制约联合企业产生的原因。市场需求是影响生产的重要因素。而张村的个体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需求市场却是分散的,大多是小量的批发,没有形成规模。没有需求的压力,个体经济就没有改进技术、建立品牌的压力,自然就更没有联合起来建立企业,进行统一生产的要求。张村的个体经济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仍然可以作为众多类似的农村个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张村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经济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可行之路。当然,对于农村整体的工业化而言,个体经济只能是初级阶段,它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但对于张村这样的众多农村来说,个体经济虽不是好制度,却不是最坏的制度。合理的发展个体经济对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以后的发展中,要对农村个体经济给以正确引导,培养他们的凝聚力,使其更早地打破目前的均衡状态,以取得更大的规模效应,这也是进行新农村建设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当然,如何整合农村分散的生产力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四、结语

张村的个体经济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仍然可以作为众多类似的农村个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张村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经济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可行之路。当然,对于农村整体的工业化而言,个体经济只能是初级阶段,它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但对于张村这样的众多农村来说,个体经济虽不是好制度,却不是最坏的制度。合理的发展个体经济对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以后的发展中,要对农村个体经济给以正确引导,培养他们的凝聚力,使其更早地打破目前的均衡状态,以取得更大的规模效应,这也是进行新农村建设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当然,如何整合农村分散的生产力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 篇2

1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

将我国经历的历史阶段依据马克思对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理论, 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半殖以及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可以将这些阶段归纳为旧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与新中国的农村土地改革制度。

1.1 旧中国土地制度变迁

旧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包含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半封社会的农村土地制度。

1.1.1 原始社会, 主要是原始群和氏族制度的时代。

(1) 原始群时期土地一般都是实行公有制, 大家共同拥有, 成员们完全没有占有思想。 (2) 到氏族制度时期, 加强了人们之间的占有思想, 只有在氏族的内部才实行土地公有制, 一起进行耕作, 实行平均分配原则。

1.1.2 奴隶社会, 主要是以国王为核心的土地国有制。

土地上的一切甚至包括奴隶的本身都归奴隶主 (国王) 所有。耕地也分为公田 (共同耕作) 和私田 (自家耕种) , 然而不管是哪个, 都没有所有权, 只具有使用的权利而已。随着生产力逐渐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耕种私田, 公田反而一点点荒废了, 导致国家收入减少, 最后开始实行土地改革, 允许买卖土地, 一点点实现了土地的私有化。

1.1.3 封建社会。

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 共经2 000多年的封建农村土地制度。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主要有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私有制以及自耕地小私有制。

1.1.4 半封半殖社会。

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前, 我国一直处于这种半封半殖的社会时期, 当时我国农村土地依然是分拣土地所有制占绝大部分。

1.2 新中国土地制度变迁

新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其实就是指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农村土改制度。

1.2.1 自1949年10月到1952年12月,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迈入土改时期。

自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开始进行土改制度, 抛弃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把土地分给农民, 实施农民土地所有制。然而, 小土地私有制形式因为规模小, 在生产中也出现很多问题甚至没有办法进一步推动农业的发展生产。

1.2.2 从1953年1月到1957年12月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走进了合作互助的土地制度。

(1) 具有临时性和季节性的简单劳动互助; (2) 常年累月的互助; (3)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这一过程土地依然实行私有制, 但是通过互助形式加大劳动成果, 提高生产力。直到1956年基本完成初级合作化。

1.2.3

在人民公社时期, 彻底否定了家庭经营是农业的载体, 实行公社所有制, 将所有的土地和所有生产资料全都归公社无偿拥有。

1.2.4 家庭联产承包制, 是我国农村经济变革的新起点。

早在1978年就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到1982年这种责任制就大致覆盖了全国, 承认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在1983年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 给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肯定。在1984年到1999年之间, 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趋于成熟。

2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

随着时代的脚步,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顺应了时代发展需求, 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生产资料的重新配置进行的土改, 使我国长期受压迫劳苦大众逐渐成为国家新时期的主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主要从绩效和经济学分析, 同时又受哪些条件制约。

2.1 绩效分析

(1) 土地制度的变迁给我国带来十分重大的经济效益。 (2) 减少土地制度变迁成本, 让人们从思想上发生改变。 (3) 在土地制度变迁过程中, 为我国作出工大的贡献。

2.2 经济学分析

(1) 有关土地制度的变迁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 而由于这一变化产生的外部利润又引起农村土地制度的变化。 (2) 依赖典型路径, 进行土地制度变迁, 一旦离开特定历史, 摒弃路径, 会抵抗这一变迁路径的依赖。 (3) 符合时代发展需求, 依据我国农业自身的特点、要求采用农业家庭经营方式。

2.3 条件制约

(1) 生产资料公有制。 (2) 非正式制度。 (3) 农村所有人与土地关系。

结束语

综上所述, 有关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经济学研究还没有结束, 有很多工作都非常有研究价值, 它吸引着更多的工作者的关注。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为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继续努力。

摘要：制约农村经济、农业发展的基本制度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农村土地制度。其主要核心就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土地制度的合理直接影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实现。本文通过对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进行分析, 展开经济学视角下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探讨。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经济学

参考文献

[1]韩德军, 朱道林.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进化博弈论解释[J].中国土地科学, 2013 (7)

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 篇3

一、从“耕者有其田”到人民公社制度

(一)土地改革的成功:农业合作化的制度条件

在旧中国,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和大部分耕畜、农具,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者,只占有20—30%的土地。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颁布法律在农村实施土地改革。到1952年底,除了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集聚的地区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经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全国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75000万亩土地和大量房屋、农具等生产资料,这标志着旧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彻底消亡和农民个体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土地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释放出了制度潜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二)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制度的前奏

土地改革一结束,我国又开始实行农业初级合作社,进而又采取各种手段让农民加入农业高级合作社,到1956年11月,全国加入高级社的农户比重已经达到96%。短短几年,我国农村基本实现了由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向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的转变。土地改革后,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实质上是中国农业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起初,这种转变是自发自愿的、渐进式的,带有诱致性制度变迁特征;但在向高级合作社过渡中,违反自愿原则,搞行政命令,强迫农民迅速加入高级社,这种带有明显强制性特征的制度变迁,严重剥夺和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偏离了农业发展的正常轨道。

(三)人民公社的诞生和演变: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形成

在农民刚刚进入农业高级合作社后,我国紧接着又让农民向人民公社加快过渡。1958年8月6日,毛泽东在考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指出“人民公社好”。同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此后,各地农村从高级合作社向人民公社加快过渡,人民公社化的浪潮很快就席卷全国。

同合作化运动相比,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速度更快。1958年9月底,全国已建立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的农户1.12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4%。同年11月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数达到1.27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比重高达99.1%。短短几个月,我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当时,人民公社的明显特征是“一大、二公、三拉平”。“大”就是盲目的追求大规模,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也大,农林牧副渔、工农兵商学等各行各业都包括在内,认为公社规模越大越有优越性。“公”就是把一切生产资料乃至生活资料收归公有,由公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拉平”就是否认差别,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公社和公社之间任意搞平调;在公社内部则用行政办法,将穷队与富队、穷村与富村、穷区与富区的财产拉平,否定等价交换原则。此外,人民公社还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将公社社员按军事化的形式组织起来,搞供给制,集体出工劳动,集体“大食堂”吃饭,对公社以内的行政事务搞行政命令和瞎指挥。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脱离实际的人民公社化,加上当时的“大跃进”和“共产风”,大大伤害了农民的感情,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给农业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15%,1960年又减产10%,由此,全国许多地区发生了“大饥荒”,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

其后,经过多次调整后所形成的人民公社制度,虽然比过去要接近于农村实际,对农业生产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这种制度选择偏离了农民的意愿,脱离了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些调整无法从本质上革除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端。

(四)理论分析:农村制度变迁的成因

人民公社是决策者把农村合作化中的个别现象当成发展趋势,而强加在农民头上进行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有着深刻的国家工业化历史背景。在建国之初,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为了确保将社会经济资源快速、集中投向工业,进而又重点投入重工业,实现国家既定的工业化目标,我国建立起了一套可集中动员和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

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产业是农业。所以,从农业部门筹集国家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就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因此,为了有效地增加农产品供给,确保能将农业剩余吸收转化为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国家对农业和农村进行强制制度安排就成为必然选择。

这些安排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对分散的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采取行政强制手段将农业初级社迅速发展成高级社进而快速过渡到人民公社,这为国家工业化能从农业中顺利获得低廉的农产品供给和原始资本积累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次,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购销制度控制农产品供求。到1961年,国家正式将农产品分为一、二、三类,实行严格的分类管理。对一、二类农产品,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其收购任务由国家指定的国营商品部门和供销合作社执行,其它单位或个人都不准到农村去收购。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国家统购派购的农产品已增加到230多种。对于农产品消费,国家实行定点凭证供给的统销政策。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实质上是国家超越和替代市场职能,垄断农产品的购销经营权,既从生产来源上控制农产品的供给总量,又从最终消费上控制农产品的需求总量。

第三,实行城乡高度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流动。建国初期,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徙是自由的,大规模工业化吸引了许多农民进城。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7年,全国城市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到9949万人,增长了72.6%。这远快于同期的全国人口平均增长速度(19.35%)。针对此种情况,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此后,我国以户口制度为基础,又先后制定了与其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如粮食、副食品和燃料等生活资料供给制度、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养老保障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形成与实施,不仅阻挡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同时它还为政府从城市向农村排放“过剩”人口提供制度保障。

第四,垄断和控制生产要素配置权,限定农村产业发展方向。为了控制工业化资源,国家还相继垄断和控制了主要生产资料的配置权。一方面,政府对用于非农产业的生产资料和资金,实行严格的计划分配政策,只有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企业,才能申请获得到所需要的物质和资金,而农民要想放弃农业转而发展工业以及其它非农产业,首先无法获取所需要的资金和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政府还对用于农业生产的资金、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塑料薄膜等,根据需求量和供给能力,进行计划管理和分配,农民只能按照农业生产计划获得上述生产资料和流动资金。于是,被限制在农村的农民,在无法转产发展非农产业的条件下,只能以经营农业为主。

至此,一整套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并能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提供粮食、原料和资本积累的农村计划体制形成了。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制度变迁,完全是在国家行政力量支配下,为了服从和服务于工业化战略,迫使农民进行了多次被动选择。进行这种强制制度选择,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农业农村发展受到极大的抑制,农民受到极大的伤害。70年代末期,当国民经济已走向崩溃的边缘时,长期受到压抑的农民,在农村又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制度变革。

二、从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兴起到新的农村管理体制的形成

(一)家庭承包经营的产生与推广

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农村的改革首先在农业中开始。农业改革的核心是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农村一项最成功的制度变迁。

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通常所说的是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局部地区就曾三次兴起包产到户。但最终都被当作“闹单干”、“破坏集体所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和压制下来。然而,顺应民意、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制度始终是有生命力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发生了两件值得记载的历史事件。一件是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党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另一件是发生在1978年12月16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为摆脱贫困,冒着“坐牢”的风险,自发在一张合约上按下了21个手印,偷偷摸摸将集体耕地包干到户。自此,中国农村拉开了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的经营体制改革的序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总结了20多年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二十五项政策和措施,明确指出 “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有权因地制宜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式,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资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政治条件。

在安徽省农民发起了包干到户的同时,全国各地农村也相继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系农产品产量的责任制形式。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并以会议纪要形式印发全国。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对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再次给予肯定。1983年1月2日,党中央颁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文件,高度评价了包产到户为主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强烈的示范效应作用下,包产到户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进一步发展。到1983年末,全国已有1.75亿农户实行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在所有责任制中的比重达到97.8%;1984年末又进一步上升到98.9%。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改革,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了农业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认真分析这次改革,它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利益分配结构的重新安排。通过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农民获得了土地、耕畜以及农具等生产资料的自主经营权。同农业生产队相比,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家庭承包经营,有很高的激励和很低的监督成本。

(二)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与新的农村制度安排的形成

随着包产到户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为传统经济体制配套的人民公社制度弊端日益凸现出来。这样,改革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便提上议事日程。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改革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农村建立乡政府。乡镇政权的建立和村民委员会的形成,标志着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最终解体和新的农村管理体制的产生。

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之后,国家利用行政干预,强加在农民头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动摇了,从农业强制提取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制度流程受到了强烈冲击。

首先,原有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农民在以家庭承包经营制为基础的制度安排条件下,人身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在承包的土地上自主地安排生产。在这种新制度安排下,把农民牢牢地限制在土地上按照政府意愿去发展农业生产,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其次,在家庭承包经营制下,除了国家规定的合同收购产品数量之外,农民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有处置权和收益权。此时,国家要像以往那样,以远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将农民手中的全部农业剩余产品集中到国营部门手中,已经失去了制度基础,也缺乏政策依据。因此,支持工业化,促进产业结构转换,就必须重新调整工业与农业、城镇与乡村之间的交换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实现农产品购销的市场化

1978年后,国家连续多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不断压缩低价收购农产品的品种和数量,扩大议价收购农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并鼓励发展农村集贸市场。1985年,中央确定引入市场调节机制,取消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改为合同订购,同时初步放开粮棉油等以外的农产品市场。从1992年开始,全国各省市区先后改革粮食统销制度,放开了粮食销售市场,同时改革棉花流通体制,尝试实行市场调节为主的新体制。1993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实行40年的口粮定量供应办法,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2001年在粮食主销区全面放开粮食购销,走市场化的路子;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到此为止,我国农产品全部实现了市场化。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交换农产品,彻底打破了长期支持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原始资本积累体制。面对这种制度变迁,工业以及城镇要想获得较多较好的农产品原料和食品供给,只能转向市场按照等价交换原则从农民手中收购。

2、逐渐实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积极推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在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同时,国家对化肥、农药、农膜、种子、农机具以及资金等生产要素也进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初步形成了按市场化配置资源要素的发展方式。资源要素配置方式的变革,为农民跳出农业发展非农产业提供了制度条件。另外,农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后,还为农村发展非农产业创造了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使得农业劳动力从隐形剩余转向显形剩余。产生了数以千万计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在农业外寻找新的就业门路。二是伴随着农业增产增收,农民手中开始出现并逐渐积累起了大量的剩余资金。面对手中出现的剩余资金,农民也需要寻找新的投资空间。

大量农民利用刚刚获得的人身自由,携带着剩余资金,迈出农业门槛,轰轰烈烈办起了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里,以农村工业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发展十分迅速。从企业数量上看,乡镇企业数从1980年到1990年间增长了12.2倍;从劳动就业数量看,10年间,乡镇企业新增加了就业人数6262.3万人,平均每年增加就业人数626万人。到2007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人数9329万人,创造的工业增加值为41447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37%。

由此,那种由传统战略及其体制造就的城市搞工业和农村搞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格局被彻底打破了。在国家打造的工业化之外,产生了一个新的工业化即农村工业化。我国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格局,即在地域分布上出现了,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并存发展的双重工业化格局。

3、从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引导促进流动,积极推进城镇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尽管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使得农业剩余劳动力显形化,但受制度壁垒和政策限制,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在农村内部向两个领域转移:从种植业部门向林牧副渔业部门转移;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

在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城镇企业经营自主权不断扩大、劳动用工制度逐渐搞活,企业财税制度的改革、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创造了机会和空间。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国家采取许多政策允许和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一是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外出务工的不合理收费。二是加强和支持对农民工的培训工作。三是全面解决农民工进城难题,从制度政策层面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稳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问题。2008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初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改善农民工劳动条件,保障生产安全,扩大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尽快制定和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工进入中小城市的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从限制到促进的转变,大大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力外出数大约在200万人左右,2006年上升到1.32亿人,2008年高达1.4亿人。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促进了城镇化。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仅为17.92%,2008年达到45.68%。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总人口增长了37.96%,而城镇人口增长了251.8%,从17245万人增加到60667万人,乡村人口减少了8.7%,从79014万人下降到72135万人。

4、取消农业税与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从人民公社转变为乡镇政府后,各地乡镇政府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从管理职能、行政编制等重新构建了一套复杂的政府组织管理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推行财政包干政策和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面对财权上收和事权不断下放,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越来越大。为维持乡镇政府的正常运行并为农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基层政府开始以各种名义向农民收取名目繁多的税费。据不完全统计,农村税费改革前,全国涉及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共八大类100项以上。尽管从1985年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但农民的负担却越来越重。从1990年到2000年,农民承担的税费增长了189.8%,人均税费负担增长了201.8%,而同期内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了55.3%。

从2000年3月开始,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首先在安徽省试点,接着于2001年2月开始又在20多个省、107个县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2006年中央1号文件宣布在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终结了2600多年农民种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农业税的取消使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335亿元,由此保障了农村稳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在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的同时,农村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一是2000年以来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乡村撤并工作,并通过“减人、减事、减支”推进乡镇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化。二是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行“两免一补”政策,解决农民孩子上学难的问题。2007年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该项政策。三是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民看病贵的问题。到2007年底,全国有2451个县(市)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到2008年全国普遍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四是探索建立农村低保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从制度上解决农村贫困和农民养老难问题。2007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央财政对财政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江苏、浙江、北京、上海等省市尝试以土地换保障,帮助农民就业和一次性进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许多地区还积极探索将农民工社会保障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办法。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为了加强农业发展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国家还健全农业投入保障制度,大幅度增加财政投入,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业补贴制度,逐年大幅度增加农民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保护种粮农民收益等等。

至此,一整套新的农村管理制度形成了。和改革前的体制变迁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制度变革,具有诱致性制度变迁特点,完全是农民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在这种制度选择过程中,政府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顺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在保护促进农民制度创新的同时,相应建立了一套受农民欢迎的公共服务体系。

三、农村制度变迁的前景分析

从当前和今后情况看,农村甚至全国的整体改革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当前,“三农”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农村人口过多与拥有资源、财富较少的矛盾。影响农村劳动力在产业、地区和城乡间顺畅转移的主要障碍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的种种社会福利政策。从长期发展趋势看,不论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还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必须彻底改革现行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及其社会福利政策,实行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建立无差别、无歧视的社会保障体系,让进城农民能充分享受自由迁徙的权利,拥有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只有这样,农村劳动力才能向外顺利转移,农民转变为市民的渠道才能没有制度障碍。

(二)关于土地利用制度问题

从60年农村制度变迁可以看出,我国土地利用制度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实行了土地改革,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土地个人私有制;20世纪50年代中期将农民土地个人私有制改造为土地集体所有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将土地的使用权承包给农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同第二次土地利用制度改革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制度变迁基本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是,在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农民的土地权利仍然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农民还没有完全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权、收益权。在土地的征占用方面,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必须通过国家征用转为国有才能进入一级市场,农民根本无法进入土地交易市场。在土地的征占用过程中,国家征地范围过宽,征地补偿标准过低,对失地农民安置人数过少,而土地收益大部分流入各级政府和开发商手中,农民所得只有很少一部分。这样的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地后,一方面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阻碍下难以顺利转化为市民;另一方面又难以获得应有的土地损失补偿,使这部分人变成真正的“三无农民”。在农村土地流转方面,宅基地及地上资产不能跨社区交易,承包地以及宅基地也不能抵押,一些地方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组织违背农民意愿,随意变更甚至撤销农民的土地承包合同,为了招商引资还强制推行土地流转。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土地利用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保障农民对土地有更加充分的权利。尽管现有法律和政策对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土地征占用、土地流转、宅基地及其房产等方面还留下了需要改革探索的空间。作者认为,今后在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土地利用制度改革应重点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1、改革土地征占用办法

严格界定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用地界限,在不断缩小公益性征地范围的同时,公益性征地也要按市场价格补偿农民。为保障农民的土地交易权,要积极探讨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参与土地市场交易的办法,在建设用地市场交易中,要将农民作为市场交易的重要主体,进行重点培育。无论是公益性还是非公益性土地交易产生的收益应大部分归农民享有。

2、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政策

随着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大量流向城镇,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既要允许也应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在完善荒地、林地使用抵押制度的基础上,还要探索耕地、草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办法。

3、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

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对农民实行“一户一宅”政策的基础上,可考虑从法律上实行农村宅基地私有化,并允许农村宅基地及其建筑物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出租、互换、继承、抵押等,使农村宅基地及其建筑物真正市场化。

4、建立健全土地市场体系

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一种机制。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建设用地交易等,最有效的办法是培育土地市场,政府的作用是健全土地法规,支持发展中介服务组织,加强监督和监管,维护土地市场的公正和公平性。

(三)关于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问题

所谓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今后政府在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上,不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应该在数量和质量上享受平等的待遇。当前,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济等公共服务方面,受传统观念、各地财力的影响,城乡之间不可能立即实现均等化。但必须制定阶段目标,分步骤实施。比如,第一阶段,政府为城镇提供的所有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并不一定能平等分享,但要实现“有”和广覆盖的目标。第二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力的增长,政府为农村居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数量要增加,标准要提高,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要不断缩小。第三阶段,在2020年左右,要基本实现城乡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 篇4

摘要：加快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是我国农村扶贫攻坚决战阶段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施的要求。从法制变迁视角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所取得成效与存在缺失，是推进其完善与创新的重要进路。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大致经历了产生与形成、全面发展与勃兴、现代性转型与优化三个阶段。其取得了许多现代性成效，也存在与农村金融扶贫现代性发展不适应的缺陷。为优化农村金融助推精准扶贫脱贫战略功能与推进农村金融法治发展，应从创新规制理念、优化立法保障体系和构建农村弱势群体金融权利倾斜配置制度、扶贫激励与约束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及扶贫实施保障制度等方面，继续推进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

关键词：农村精准扶贫；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制度创新；农民金融权利

中图分类号：D922.28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6-0020-05

农村金融扶贫旨在面向农村弱势群体提供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保障其生产型金融需求，以提高农村贫困群体及农村自我脱贫能力。作为扶贫开发重要方式，农村金融扶贫提高了扶贫的精准性、有效性和持续性，因而被普遍作为现代扶贫开发的重要方式和支持机制。1974年，穆罕默德?q尤努斯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就专为农村贫困者提供小额信贷支持。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扶贫主要形式有政府贴息贷款、小额信贷扶贫、非政府组织信贷扶贫、农业保险扶贫等。我国农村扶贫要实现到2020年7000万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加强扶贫力度与创新扶贫机制。农村扶贫开发离不开有效的金融支持保障。农村金融扶贫虽在我国扶贫开发战略中地位日趋重要，但是，从现状看，其仍存在瞄准对象偏差、供需脱节、非持续性、资金不足、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作为其重要保障的金融扶贫法律制度不完善。推进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是破解问题的基本进路。

从法制变迁视角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所取得现代性成效及存在缺失，是推进其完善与创新的重要进路。目前，国内学者多从经济学、管理学等层面研究农村金融扶贫，鲜有从法律层面研究，更没有从法制变迁视角研究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基于此，笔者立足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与精准扶贫脱贫战略全面推进时代背景，在全面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发展变迁轨迹、得失的基础上，提出推进其完善与创新的基本路径，以期为推进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优化金融扶贫功效发挥、推进农村精准扶贫脱贫战略实施提供有益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变迁轨迹

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发展变迁深受农村扶贫开发政策与农村金融发展政策的双重影响。我国农村扶贫开发战略经历了以区域瞄准为主、以贫困村瞄准为主、以贫困户瞄准为主三个发展阶段。作为农村扶贫开发重要方式的金融扶贫法律制度，也大体经历了产生与形成、全面发展与勃兴、现代性转型与优化三个时期。

（一）产生与形成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2000年）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全面推进了以土地经营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束缚已久的农村生产力，有效促进了大部分农村脱贫致富。但是，“一些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区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依然困难重重，贫困问题突出。”[1]这些地区大多数位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部和西部山区，主要包括东部的沂蒙山区、中部的武陵山区、西部定西干旱山区、西海固地区等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而全国农村的绝大多数贫困人口也大部分分布于上述贫困地区。[2]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对这些落后地区脱贫作用有限，脱贫致富道路依然艰难。加之，随着绝对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成为农村扶贫攻坚的关键所在。因此，瞄准农村贫困区域，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成为该时期国家扶贫开发战略的重点。随着区域扶贫开发战略的推进，金融对扶贫开发支持作用不断突显，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开始出现与逐步形成。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国家要有计划地发放专项长期低息或微息贷款。为了适应发展农村信贷事业的需要，中国农业银行应当积极做好农村的信贷工作”的加强农村金融扶贫工作的重要决定。1993年8月，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业专项贴息贷款的批复》规定设立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业专项贴息贷款制度。同年，《中国农业银行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业贴息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贴息贷款的对象“主要是乡（镇）、村办企业，乡（镇）、村各种形式的联营企业和企业集团，乡（镇）、村与外商合作合资企业等”。1993年7月制定的《农业法》首次系统规定了农村信贷扶贫、农业保险扶贫的措施与制度。1994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进一步强调了金融扶贫的重要作用，并规定了“适当延长开发周期长的项目的扶贫信贷资金使用期限，调整国家扶贫资金投放的地区结构；国有商业银行，每年要安排一定的信贷资金，在贫困地区有选择地扶持一些效益好、能还贷的项目”等具有针对性的金融扶贫政策与制度。1994年4月，国务院制定了《关于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通知》，决定建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现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从而为强化政策性金融在农村扶贫开发中的主导作用奠定了基础。1995年6月的《保险法》第186条首次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为建立中国特色农业保险制度，发挥农业保险扶贫开发功能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全面发展与勃兴时期（2001年-2012年）

区域扶贫开发战略的推进，使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剩余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村庄而非贫困县，而区域瞄准模式使得部分农村贫困人口难以得到有效扶持，影响到扶贫对象的准确性和扶贫脱贫成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指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时期。为此，我国调整了扶贫开发政策，在继续将西部集中连片地区作为扶贫开发主战场基础上，贫困村成为新时期扶贫瞄准的重点对象。而加强扶贫瞄准对象的金融支持与加强相关法律保障制度建设成为该时期农村金融扶贫的基本内容。2001年6月，国务院《中国农村扶贫和开发纲要（2001―2010年）》提出“继续安排并增加扶贫贷款，积极稳妥地推广扶贫到户的小额信贷，支持贫困农户发展生产”的金融扶贫制度创新目标。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按照有利于增加农户和企业贷款，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建立金融机构对农村社区服务的机制，明确县域内各金融机构为‘三农’服务的义务”的政府、金融机构扶贫义务机制。为拓展农村金融资源，强化农村扶贫开发金融支持，国家逐步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出台了系列促进和规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法律制度，鼓励为“三农”服务的各种所有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2006年12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按照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地改进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的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目标。2007年1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全面规范了村镇银行的准入、运行、治理结构及监管制度，为促进其支持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同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更是明确规定：“贷款公司开展业务，必须坚持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经营宗旨，贷款的投向主要用于支持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2008年5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就小额贷款公司性质、设立、运行与监管等进行了规定。2010年4月，《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进一步就完成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三年总体规划目标，加快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政策与制度进行了规定。在总结农村金融扶贫发展成功经验基础上，201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全面提出了“继续完善国家扶贫贴息贷款政策；积极推动贫困地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鼓励开展小额信用贷款；努力满足扶贫对象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积极发展农村保险事业，鼓励保险机构在贫困地区建立基层服务网点”的农村金融扶贫核心目标与制度创新思路，为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指明了方向。

（三）现代性转型与优化时期（2013年-现今）

“不论贫困县还是贫困村的瞄准都属于区域性的瞄准，贫困县和贫困村中4/5的人口往往都不是穷人，即便瞄准到村，仍然不能保证扶贫资源准确到户。”[3]随着农村扶贫开发战略的纵深推进，区域性瞄准使得瞄准漏出、瞄准错误等问题越加凸显。“在开发扶贫和农村低保两项政策同时实施，农村贫困人口仍然不能大幅度减少”[4]的困境下，提高扶贫瞄准的精准性，实施扶贫到户模式成为必然选择。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2014年3月，习近平参加全国两会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2015年6月，习近平就加大力度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六个精准”思想，这是对“精准扶贫”思想的全面阐述，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5]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提高农村扶贫开发绩效、应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创新扶贫机制的重要路径。精准扶贫脱贫思想为强化我国农村金额扶贫功能与法律制度创新指明了方向。伴随扶贫瞄准到户与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与推进，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也开始向现代转型，其更加强调保障农村弱势者金融权利，发挥金融扶贫普惠功效，提高扶贫的精准性和实效性。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改善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村残疾人扶贫基地等经营组织的金融服务”的金融扶贫目标。2014年3月，人民银行、财政部、扶贫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金融扶贫目标为：“到2020年使贫困地区金融服务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初步建成全方位覆盖贫困地区各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普惠金融体系，金融对促进贫困地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形成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协调配合、共同参与的金融扶贫开发新格局。”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也强调了“鼓励和引导商业性、政策性、开发性、合作性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设立扶贫再贷款，实行比支农再贷款更优惠的利率，重点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和贫困人口就业创业”的金融扶贫制度创新方向。2015年12月，国务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强调金融扶贫的对象为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并提出推广创新针对小微企业、高校毕业生、农户、特殊群体以及精准扶贫对象的小额贷款。

二、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现代性检视

从以上发展变迁轨迹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伴随农村扶贫开发战略与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而不断迈向现代化。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在国家扶贫开发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规范体系逐步完善，不断彰显普惠价值取向和农民金融权利保护理念，为优化农村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同时，其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取得的成效

1.明确了扶贫目标和扶贫对象。从以上法制变迁轨迹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不仅扶贫目标越来越清晰，而且扶贫对象范围逐步明确化。首先，从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变迁轨迹来看，扶贫目标逐步明确为促进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建设，为农村扶贫对象提供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支持，不断提高扶贫资金运行的可持续性，实现救济式扶贫向造血式、开发式扶贫转型。其次，我国金融扶贫瞄准对象经历了从贫困区域、贫困农村到贫困区域、贫困村、贫困户三者结合的发展过程。在变迁过程中，金融扶贫瞄准对象逐步明确为农村弱势群体。如2014年3月，人民银行、扶贫办等联合制定的《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金融扶贫主要对象为农村贫困农户、大学生村官、妇女、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农民工、残疾人等农村弱势群体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小型微型企业。农村弱势群体作为扶贫对象的明确，为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精准瞄准与精准施措奠定了基础。

2.明确了政府的主导地位。作为市场化运行的扶贫机制，合理协调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关系，是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构建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从以上制度变迁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扶贫经历了由单一的政府包办到政府主导、鼓励公众广泛参与模式的转型。如在区域瞄准为主扶贫开发时期，我国采取政府扶贫贴息贷款制度；而到了扶贫开发、精准扶贫时期，一方面坚持完善政府扶贫贴息贷款制度，另一方面提出了建立多种类型金融共同扶贫的目标，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合作金融机构、社会组织等支持农村建设。金融扶贫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属于准公共产品。因此，政府应主导金融扶贫供给，但政府主导须建立在金融扶贫市场运行基础上。政府主导地位的明确为我国农村金融扶贫立法、具体制度构建与创新奠定了基础。

3.规定了扶贫对象的部分金融权利。加强农村扶贫对象的金融权利，是增强其获得金融服务机会与能力的基础，也是保障其与政府、金融机构进行平等协调的要求。从以上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发展变迁来看，虽还没有法律法规直接规定农村扶贫对象的金融权利，但从相关法律规范来看，扶贫对象的金融权利实践被承认，且内容不断扩大，权利保障机制逐步得到建立。目前，我国农村扶贫对象的金融权利逐步从获得金融服务权、优惠信贷权，发展到获得便利金融服务权等权利。

4.强化了金融扶贫义务机制。明确与强化政府等主体的金融扶贫义务，是实现金融扶贫对象权利，强化金融扶贫约束，促进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实施的关键所在。从我国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发展变迁来看，政府等主体的义务逐步具体化。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不仅明确规定了扶贫贴息贷款资金保障义务、规范扶贫贷款投向义务等，也规定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探索开发适合贫困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特点的贷款专项产品和服务模式等义务。

5.初步搭建起扶贫方式协调机制。促进农村金融扶贫与其他扶贫方式的协调，是形成扶贫合力、优化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实施保障的要求。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探索建立了扶贫协调机制。如2008年国家扶贫办《关于全面改革扶贫贴息贷款管理体制的通知》构建了扶贫部门、财政部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等的协调配合机制。

（二）存在的问题

1.指导理念行政化。从以上法制变迁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强调政府等主体对农村贫困者帮扶的主导作用，甚至将金融扶贫看做是帮助农村贫困者的恩惠和优待行为，而不是将其看做农村贫困者应该享有的基本金融权利，不是将其看做政府应该承担的基本义务。农民基本金融权利理念的缺失和指导理念的行政化使得我国大部分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简单采取政策性扶贫立法模式，对农村基本金融权利和政府基本义务规定得极为模糊。目前，不管是农村金融扶贫法律还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都缺乏从保障基本权利与落实政府等主体的保障义务视角来设计具体制度，所规定的政府等主体扶贫义务缺乏基本实施机制保障而难以落实。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指导理念行政化必然强调政府对农村金融扶贫的管理与控制，轻视扶贫对象权利保护，影响到政府金融扶贫模式转型与创新。

2.规范约束力不够。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主要渊源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性规范，国务院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规章，而表现为法律的仅为《农业法》《乡镇企业法》等。从总体来看，农村金融扶贫规范政策性浓厚、效力层次较低，致使规范的法律约束不够，实施性差。特别是作为规范、约束政府金融扶贫行为的重要规范，法律约束力不够更是使其难以完成规制权力、保护基本金融权利的重任。

3.规范体系凌乱分散。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规范构成十分复杂。从主体来看，涉及到政府、金融机构、农村贫困者，其中金融机构又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等类型。从类型来看，农村金融扶贫主要包括扶贫贴息信贷、扶贫小额贷款、农村政策性保险等。从扶贫行为来看，包括扶贫对象瞄准、资金发放与回收、运行监管、绩效评价等环节。目前，虽然调整我国农村金融扶贫的法律规范较多，但由于缺乏基本法律的统领，致使这些规范分散零落、相互间缺乏协调。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主体权利义务，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相互关系、金融扶贫机制运行、争议解决及法律责任机制等缺乏体系性规范。

4.主要制度缺失。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几个重要制度欠缺，影响到农村金融扶贫的有效运行与实施效果。首先，农村弱势群体权利倾斜保护制度缺失，不仅农村弱势群体的基本金融权利缺乏全面规定，而且义务主体也不明确，权利救济机制缺失。其次，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激励约束制度缺失，对具体激励方式及外部激励与内部激励方式之间的协调等缺乏制度构建。约束制度也极不完善。不仅缺乏对政府金融扶贫责任机制的规定，更是缺乏对商业金融机构、合作金融机构及社会组织等主体的金融扶贫义务与责任的规定。再次，我国农村扶贫金融风险控制机制缺乏，实践中被扶贫对象违约现象多发，扶贫信贷等风险高。最后，我国农村金融实施制度缺失。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缺乏实施程序、法律责任、监督及纠纷解决机制等规定，保障实施配套制度也不完善。

三、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创新路径

“自上而下”“城市中心”的线性化思维模式、农村金融严格管制政策、利益配置失衡等是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推进制度创新是破解问题、顺应农村金融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要求的必然选择。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应从以下基本路径推进创新。

（一）革新指导理念

革新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指导理念，是夯实其创新理论的要求。首先，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应以共享发展、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等新型发展理念为指导。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构建的根本目标就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均衡、不协调问题，提高农村贫困者自我发展能力。毫无疑问，其内在蕴含了包容发展、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等新的发展理念。只有以新型发展理念为指导，才能深刻认识农村金融贫困问题形成根源，从而从时代高度提出有效的破解对策。其次，确立保护农民基本金融权利理念。确立农村贫困者有权获得金融扶持的基本权利理念，并从基本权利高度系统规定农村贫困者金融权利，才能强化政府和金融机构等主体的保障义务，推进责任机制构建，科学构建农村贫困者金融权利体系。再次，确立金融公平优先、兼顾效益与安全理念。我国农村金融资源匮乏与农村金融扶贫非持续性、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公平、农村金融发展不公平密切相关。因此，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必须以金融公平作为核心理念指导制度体系构建，以保障制度构建的公平性、正义性。当然，在坚持公平优先理念基础上，也应兼顾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以实现农村金融扶贫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最后，确立精准扶贫理念。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我国新时期农村扶贫开发的战略目标。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目的在于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农村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提高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构架农村金融扶贫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精准管理制度体系，才能提高农村金融扶贫的有效性、针对性。

（二）建立立法保障体系

从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变迁与现状来看，我国农村金额扶贫制度法律渊源大多表现为政策性规范、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不仅立法层次较低，而且体系分散凌乱，甚至相互冲突、矛盾。因此，健全立法体系是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的基本要求。

1.农村金融扶贫基本法。建立农村金融扶贫基本法有利于统帅高度分散的农村金融扶贫规范。目前，我国《农业法》虽然对农村金融扶贫进行了规定，但主要从农业发展金融支持层面进行规定，极为粗放，无法作为农村金融扶贫基本法。笔者认为，我国可采取制定《农村扶贫开发法》或《农村金融法》，并在其中设立农村金融扶贫专章的形式，确立农村金融扶贫基本规范。农村金融扶贫基本法应以新型发展理念为引领，确立保护农民基本金融权利及实现金融公平、精准扶持的基本理念，以实现政策金融、合作金融、商业金融、民间金融等扶贫协作与适度竞争为目标，从政府、金融机构、农村弱势群体三个层面，金融供给、实施、资金回收与监管四个环节，构建农村金融扶贫基本规范，重点建立金融机构扶贫激励与约束、农村金融基本服务产品供给、农村弱势群体金融权利配置、农村金融差异化监管、农村信用建设等制度规范，确立政府、金融机构、社会组织、农民等在农村金融扶贫方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农村金融扶贫基本法的确立，对强化农村金融扶贫规范的统一性、整体性，缓解规范之间的冲突，提高农村金融扶贫制度的权威性与实施性，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2.农村金融扶贫专项立法。在农村金融扶贫基本立法基础上，根据金融扶贫组织类型和扶贫方式，在金融专项立法中规定农村金融扶贫具体制度和措施。如在《政策性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农村合作金融法》《村镇银行法》《农村小额贷款公司法》等金融专项立法中，就特定金融机构的农村金融扶贫具体义务与措施等进行规定。

3.其他立法。为推进我国农村金融扶贫基本法及专项立法实施，加强农村金融扶贫立法的规划与协调，特别是部门与地方政府立法的协调，强化法律可操作性，可由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以细化农村金融扶贫立法规范，推进立法有效实施。

（三）构建基本制度体系

1.农村弱势群体金融权利倾斜保护制度。我国农村金融扶贫对象已明确为农村弱势群体。但是，相关法律并没有在金融服务种类、资源分配上给予其倾斜性保障。在实践中，作为农村金融扶贫对象的弱势群体更是无法与政府、金融机构等处于平等地位。造成农村扶贫对象金融贫困的重要原因在于权利的贫困与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因此，增强农村弱势群体的金融权利，确保其在金融服务供需中的平等地位，是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创新的基本方向。我国农村金融弱势群体金融权利配置应从以下方面推进创新：第一，以包容创新、实质公平理论为指导，单方突出农村弱势群体的金融权利保护与政府、金融机构的义务规制，对农村弱势群体金融权利实行倾斜配置、倾斜保护。第二，明确规定农村金融弱势群依法享有金融权利，并依据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普惠金融建设战略发展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趋势，不断扩充金融权利种类与内容，逐步规定获得金融基本服务权，优惠信贷权，参与金融发展权，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权、金融服务评价与监督权等金融权利，夯实金融权利实施保障机制。第三，赋予农村弱势群体紧迫需求借贷的单方强制缔约权。一般来说，农村弱势群体紧迫借贷需求对保障其生存权、发展权与精准扶贫脱贫十分重要。在农民金融贫困日益严峻背景下，针对农民为了生产、生活的紧迫需要而提出的借贷请求，规定农村金融组织强制缔约义务，以实现交易双方的利益平衡，督促农村金融组织履行社会责任，更具有现实意义。[6]当然，对由于单方强制缔约而给金融机构所带来的风险，金融机构可通过农业保险、贷款保险以及要求政府给予风险补偿等方式进行有效规避。

2.农村金融扶贫激励与约束制度。不管是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的有限性还是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均与金融业的 “嫌贫爱富”有直接联系。[7]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激励与约束制度缺乏，是导致其难以推进与运行低效的关键原因所在。构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制度，是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对于以追求经济效益为核心目标的金融机构来说，从事农村金融扶贫缺乏内在激励。因此，应通过一些外在的激励机制设计，使得从事农村金融扶贫成为一种自觉行为。我国应在农村金融机构设立条件、税收、再贷款、金融调控等方面建立优惠制度与激励措施，以促进农村金融机构从金融扶贫中获取合理利益。其次，建立地方政府农村金融扶贫激励制度。地方政府是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重要实施主体。在GDP竞争极为激烈的当今，预期收益较低的农村金融扶贫对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激励，特别是国家的扶贫资金往往需要地方政府提供配套，更使其缺乏内在动力。因此，有必要设立激励机制促进地方政府将有限的金融资源投入于风险高、效率低的农村扶贫工作中。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可在金融资源分配、金融调控政策、财政支持等方面建立激励制度，根据地方实际建立合理的金融投入配套机制。同时强化政府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构建公众参与绩效评价立法机制，以保障绩效评价的针对性和民主性。[8]农村金融扶贫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促进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首先应建立金融机构农村扶贫约束机制。保障农村弱势者的金融权利，助推农村精准扶贫脱贫是金融机构应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应通过相关法律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保障农村弱势者基本金融需要，将农村吸收存款按规定用于扶贫贷款，开发金融扶贫产品、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和服务平台等法定义务，并规定相应的考评监督机制与法律责任机制，以强化其内在约束。其次，明确规定政府保障农村弱势者金融权利、优化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组织金融消费知识教育及奖励扶贫金融机构等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追究机制。

3.农村金融扶贫风险控制制度。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信贷风险控制机制，农村扶贫贷款带来的损失会使得金融机构更不愿将款贷给农民和中小企业，从而加剧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给金融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阻碍。[9]因此，构建农村金融扶贫风险控制制度是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首先，创新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担保制度，构建公司、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担保农村扶贫信贷制度，建立农村小额信贷保险制度，推进农业保险扶贫与信贷扶贫联动。再次，创新农村扶贫金融监管制度。整合农村金融监管机构，构建专业化、地方化的农村金融机构。建立有利于激励农村金融扶贫的差异化监管制度。其次，构建农村民间金融风险控制制度，规范农村民间金融发展，引导其支持农村金融扶贫开发，优化金融资源利用。最后，构建农村金融扶贫风险预警制度，强化风险预先化解。

4.农村金融扶贫实施保障制度。推进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实施是发挥其功效的关键所在。从法制变迁轨迹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政策性、宣示性特征较为明显，可实施性不强。因此，构建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实施保障制度是其创新的又一重要内容。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实施保障制度创新，首先应构建实施机制，明确实施主体、程序、责任及纠纷解决途径。其次，强化中央宏观领导和监督执法，构建地方金融扶贫联合执法、协作执法机制，构建公众参与执法机制。再次，创新农村产业制度。构建农村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住房财产权、宅基地权等抵押制度，以盘活农民主要产权，为农民金融活动提高有效支持，推进金融扶贫法律制度顺利实施。最后，构建有利于农村金融扶贫的财政、税收、产业政策等配套法律制度，建立农村金融扶贫、财政扶贫、产业扶贫等扶贫制度协调机制，强化农村扶贫开发机构协调主导作用，为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实施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 篇5

一、工业制度体系变迁与TFP计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依据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计量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方法就是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和Pablo  Zoiodo-Lobaton所采取的残差分析方法。该方法认为，（1）技术以及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所引起的绩效的变化都是制度变化引致的结果；（2）在劳动力、资本投入总量相对外生的环境中，通过估计生产函数所计算出来的残值或全要素生产率（TFP）反映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大小；（3）在计算出残值（或TFP）之后，可以建立具体的制度变量模型，分析出它与设定的具体制度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反映不同制度变化的作用。我们采用该方法来研究中国工业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

我们首先建立工业经济生产函数Y=Ae[λt]K[α]L[β]，对该方程取对数得：

LnY=LnAO+λt+αLnK+βLn1+u

将1978～区间的工业资本存量（K）、劳动力量（L）以及工业总产值（Y）带入方程计量，得到无规模约束函数：

LnY=7.107+0.08t+0.04LnK+0.06LnK （1）

（3.502）  （0.22）  （0.198）  （0.213）

R=0.998 Ad.R  Square=0.996 F=1655.748

表1 制度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

附图

资料来源：前3项根据《统计年鉴2002》计算，后1项根据计量算出。

正则化得到。α=0.4，β=0.6，由此建立残差方程：TFP（t）=exp[InY（t）-αINK（t）-βInL（t）]得到1978～全要素生产率（TFP）。我们将与工业经济密切相关的制度变量界定为：市场化程度（MRL）、非国有化水平（NSOW）、开放程度（ORL），其分别定义如下：（1）市场化程度（MRL）。用投资的市场化指数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2）非国有化水平（NOSW）。用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来表示；（3）开放程度（ORL）。经济运行的外向化水平，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的通行指标是对外贸易比率，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它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的程度（参见表1）。以制度变量为自变量，TFP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可得到方程：

附图

可以看到方程显著性很好，但DW过大，显然存在自相关问题，即制度变量之间并不是相互完全独立的，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开放程度是在相互作用中变迁的。我们可以采用零回归方法来解决估计，以考虑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其中k是零回归的参数对方程进行处理。表2是随着k值的不同，得到的不同回归系数和R方的估计值。

表2 零回归k值和系数估计

附图

从表2可以看到当K=0.5时，各项系数相对稳定，由此得到新的回归方程（方程中QYS=TFP）

附图

从标准化方程可以看到，非国有化水平是引起TFP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对方程（2）与（4）进行对比，可以进一步得到非国有化水平不仅是TFP增长最为核心的因素之一，也是引起市场化和开放程度制度变化的原因之一。

二、TFP变动趋势与所有制结构

如果将1978～20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TFP增长率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TFP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现高度的正相关，TFP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2）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率和TFP增长率有两个波动周期，第一个波动周期是1978～1990年，其最高点在1984年，最低点在1990年；第二个波动期是1990～20，最高点是1992年，最低点是。这种经济增长率和TFP增长率波动模式与我国工业制度改革的步伐是一致的：1984年工业体制改革在全国全面展开，承包制对于大中型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承包制在制度上存在的先天性缺陷，使这种制度改革的边际收益逐渐递减，到1990年承包制的制度效应基本为负，使TFP转入最低点。1991年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目标的确定、1992年股份制企业改革全面推广以及推动乡镇集体企业的`政策大规模出台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提高了整体TFP增长率，其后，虽然国家在1995年出台了一系列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措施，推行了“抓大放小”以及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等措施，但是股份制改革的制度边际效应递减现象是十分明显的，因此，自后，整体工业TFP急剧下降，19到达谷底。

表3 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状况

附图

注：各种生产要素产出弹性都为0.5

工业企业的整体TFP增长率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下降？制度变迁的边际效应逐步下降呢？这种计量结果与人们一般的感觉有很大的差异。因为1995年以来对国有企业所进行的改革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以及其他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措施应当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继而提高整体工业经济效率。从表3的内容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工业企业整体TFP增长率20世纪90年代中期下降的最为直接的原因——TFP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84年的改革使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的TFP增长率全面提升，到1988～1992年期间，国有企业的TFP却大幅下降使整体TFP增长率到1990到达谷底。1992～19集体企业很高的TFP增长率使整体工业的TFP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但是该期间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的效率差距却已很大。～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TFP增长率同时急剧下降使整体TFP增长率到年陷入谷底。

三、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与财务绩效

结合上述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适当发展非国有经济是未来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之一，其方法很多。一是大幅度提高非国有经济的自我发展，推进各种非国有资本进入生产领域；二是加大“抓大放小”力度，强化中小国有企业改制，推进一部分国有企业民营化；三是强化国有股份制企业股权多元化，使非国有股权增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方法基本上是同时并举的，但是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并没有遏止TFP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其中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我们进一步对中国不同产业的产权结构以及市场竞争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资料，用R代表重点企业年末生产能力与整个行业总产量之比，表示不同行业的市场结构。如果R＞1，表示重点企业的生产能力大于整个行业的产量，该行业产量过剩，其他企业的进入将使该行业的市场拥挤度以及过剩加剧。如果R＞1，表明该行

业给小企业留有一定的空间，或者说市场的拥挤程度较弱。

从～年不同行业企业数量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R＞1的行业中，除食品加工、食品制造以及纺织业等行业以外，其他很多行业的企业数量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例如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以及电子设备行业。为什么出现了这种反常现象呢？我们结合各行业的所有制结构状况可以得到答案。

根据1998～2000年企业数量和2000年不同行业所有制结构状况的数据，我们可以以企业数量近几年的增加状况为标准，将行业分成两组与相应的所有制结构进行回归分析，一是将企业数量减少的行业与该行业的国有经济比重进行回归；二是将企业数量增加的行业与非国有经济比重进行回归，得到下列两方程：

附图经济比重）

R=0.503 F=7.116

这两个计量方程虽然并不十分显著，但它们仍可以表明，行业数量的变化与行业的所有制结构有密切关系——国有企业在主导行业中的撤退是这些行业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而非国有经济的扩展是这些行业企业数量扩张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回归是针对不同行业的，因此这种关系并不表明在同一行业中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相反这些关系反而反映了这样一个现象——国有经济比重很高的行业，行业企业数量减少率越高，新生的企业数量（一般为非国有经济）就越少；国有经济比重很低的行业，行业新生企业（一般为非国有经济）的数量越高，国有经济垄断的行业（煤炭采选业、木材及竹材采选业、石油天然气、石油加工、烟草加工等）企业数量的变化并没有带来非国有经济的进入。同时，我们结合各行业的市场竞争指数R的情况可以看到，在R＞1的行业中，除食品加工、食品制造以及纺织业以外，其他行业的企业数量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这表明：虽然很多行业已经出现了严重市场过度进入和过度拥挤的现象，但是，非国有经济企业仍然在不断的增加。这意味着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在产权制度安排上更富有激励约束效率的非国有经济有“非”理性的投资冲动，不断地进入过度拥挤的行业。这种“非”理性我们可以用这些进入行业的财务指标进一步加以说明。对于近3年企业数量增加的行业，我们把特殊行业（如橡胶业、电子及通讯设备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剔除后，将其企业数量增长率（QYZZL）与行业工业成本费用率（GYCBLRL）进行回归，得到下列方程：

附图

该方程可以初步说明，这些行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并不是这些行业的投资效益很高导致的，相反，在财务状况越差的行业，企业进入越多（当然，这不能说是行业财务指标的恶化导致了新企业的进入，因为可能的因果状况是过度进入导致行业财务指标的恶化）。

在国有经济大幅度战略调整的同时，为什么非国有经济会大量进入没有财务效率以及市场过度进入的行业呢？答案不在于所有制结构，而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很多财务指标很高的行业都被国有经济所垄断，而这些领域并没有向非国有经济开放；（2）随着民间资本的大量积累，以及金融投资的收益自以来大幅度下降，使很多民间资本不得不过度地进入能够进入的原有产业领域，如服装、纺织以及电器等行业；（3）大量由地方政府支持和控制的集体企业在地方保护的作用下过度进入，并缺乏灵活的退出机制。事实上，正是上述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中国近4年来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其间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由于非国有经济的投资空间急剧下降，投资的边际效应快速下降，投资收益由于市场的过度进入而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工业TFP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在中国渐进性企业改革的进程中，产权制度的改革方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20世纪80年代宏观产权制度改革逐步转向微观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这体现在1995年以前强调非国有经济的增量改革，承认非国有经济的合法性，在税收和资金等方面大力扶持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发展，使很多行业（特别是轻工业行业）大幅度地向非国有经济开放，增量改革也就体现出巨大的边际效应。1995年以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目标以及“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策略的确立使改革的重心偏向了存量改革，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成为战略性任务，存量调整是非国有经济增加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增量改革方面虽然依然受到重视，并出台了很多扶植性政策，但是非国有经济的市场空间并没有得到扩展，一些具有较好财务绩效的行业依然被国有经济所垄断，非国有经济可以进入的产业空间日渐饱和，非国有经济进一步进入原有行业的边际效应大幅度下降。同时由于体制性冲突、金融收益率下降以及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等因素，非国有经济过度进入原有行业和“非理性投资”的现象出现了。该现象直接导致非国有经济的TFP增长率以及整体工业TFP增长率的下降。

四、结论和建议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工业企业的TFP是决定工业经济增长核心因素，而决定工业企业TFP波动的核心因素之一是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整体TFP增长率逐年下降，其中关键的原因之一是非国有企业的TFP下降。而非国有企业的TFP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非国有经济进入的行业以及相应的市场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出现了非国有资本过度市场进入和“非理性投资”的现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议：（1）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以及提高整体TFP水平的关键在于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并适当提高非国有经济的比重；（2）提高非国有经济比重的下一步政策措施的重点并不在于简单地肯定非国有经济的合理性以及提供各种税收资金的扶持，而是要为非国有经济提供进一步发展的产业空间；（3）提高非国有经济投资的产业空间的核心政策途径不应当只是在于对国有企业进行微观内部改制，通过“关、停、并、转”的方式减少国有中小企业的比重，通过股权多元化扩大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而且要将现有很多国有经济进行实质性垄断的行业向非国有资本进行全面开放，减少市场进入和退出的障碍，以改善市场竞争状况；（4）市场竞争的状况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国有企业进行市场拆分和组建具有竞争性的国有企业集团，还必须大幅度开放市场，让非国有资本通过各种方式直接进入垄断性市场；（5）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以及企业内部产权结构的调整所取得的制度改革边际收益将会进一步大幅度下降，改革的思路应当在强化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以及集体企业内部产权体系改革等微观产权结构调整的同时注重宏观产权结构的调整。

【参考文献】

①Dani  Rodric，Arvind  Subramanian  and  Francesco  Trebbi（2002），“Institutions  Rule: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king  paper9305.

②Hall，Robert  E，and  Charles  I.Jones，“Why  Do  Some  Countries  Pl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Quar-  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February1999，114（1），83-116.

③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and  Pablo  Zoiodo-Lobaton  （2002），“Governance  Matters”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④杨小凯：《经济学原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戴维·梅斯：《经济计量学的应用》，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⑥沈坤荣：《体制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 篇6

摘要：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整和改善，不仅仅关系到农民收入的增加，还牵涉到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文章从这个角度出发，积极探析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总结和归纳了目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存在的各种缺陷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更加高效的处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保证农村经济朝着和谐，健康的方向不断发展。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农村经济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农村，农村的进步取决于农民，而农民经济收入的提高是由生产资料土地决定的。因此无论在何种时代，我们都要将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作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保证其符合农村社会发展需求，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要求，以促进我国城乡经济的协调性发展。

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任何制度的形成都是以当时的社会环境为基础的，在一定时间内某一农村土地制度的确可以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本的农村土地制度会慢慢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此时就要采取措施进行调整和改善。因此，纵观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历程，可以看到呈现出起伏不断的状态。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其一，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使得农民获得了生产资料，百废待兴的背景下，农民积极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去，使得农村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从这个角度来讲，此时期的土地改革不仅仅实现了农村经济的复苏，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巩固我国新生政权的作用。其二，合作化土地改革时期，国家以引导的方式去将私有土地转变为集体所有制，此时的合作化土地改革制度的形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随着农村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这样的农村土地制度慢慢展现出各种的问题和缺陷，越来越难以与农村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导致后期我国农村经济出现崩溃的局面。其三，在集体化所有制度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土地制度转向了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实现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将原本的群众集体所有的团队转变为土地承包，实现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此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使得农村社会生产力得以解放，此时期我国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幅度很大，农村经济得以全面发展。其四，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以

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管理制度慢慢展现出很多方面的缺陷，如劳动力转移，土地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使得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难以跟上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式。此时，农村土地流转实行土地所有权归集体经济组织，承包权归承包农户，使用权或经营权归转入方的土地经营体制。这不仅仅有利于实现农业规模化发展，避免了土地资源利用率不断下降的问题，还使得农村土地，之间，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因素得以优化配置，在新时期背景下慢慢成为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

二.目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2.1农村土地细碎化经营制约了生产力的全面发展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为基础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改变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所有权，从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到集体所用，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转变，的确在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其使得农村土地资源呈现出细碎化的特点，在很多方面制约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使得我国农业机械化推广受阻，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技术的适用难度不断增加；其二，更多的农户会选择内部兼营的方式，使得对于土地的投入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其三，难以形成农业的规模化效应，以此也难以形成健全的大市场，使得农村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严重受阻。

2.2农村土地产权混乱状态限制了土地投资积极性

依据我国现行的宪法和土地法，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于农村经济体经济组织，土地制度中的承包关系属于经济范畴，也就是说集体这个概念比较模糊，很多情况下其权利和义务是难以对应起来的。在实际的实践过程中，我国法律并没有针对于土地管理和监督的程序和形式进行界定，具体可操行的安排措施不足，由此给予我国土地投入资本积累体制的形成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3农村土地管理效果不佳导致我国耕地面积锐减

对于农村土地的管理，我国目前执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模式，一般情况下，县级政府是土地管理的主体，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土地管理体系，其中土地管理部门受制于同级党委政府领导，需要对于同级别的人民政府承担责任。虽然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在此方面做出很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国土地资源利用率下降，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也是不争的事实。深究其原因在于制度制约体系不合理，国土管理部门监督权力虚置，国土政

策执行不严格。

2.4农村土地征用制度违背了保护农民利益的原则

在城市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农民利益被不断牺牲，不仅仅造成严重的不公平现象，还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体来讲，其主要表现在：其一，征地补偿缺乏市场机制，难以站在市场的角度上去审视农村土地的价值，很多情况下给予农民的补偿不合理，造成农民失去生产资料，极大的损坏了农民的利益。其二，土地征收利益分配严重不均匀，多数情况下在土地资源增值收益结构中，农民往往只是占据了其中的最小的一部分。其三，土地征用过程中，难以坚持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发生了很多强行征地的案例，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

三.如何处理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3.1建立健全农村土地产权体系

建立健全农村土地产权体系，是指建立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归农民的土地产权体系，这不仅仅符合目前土地管理体制的要求，还为实现土地的统一化管理和控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具体来讲，我们可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充分发挥土地资源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以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其二，健全关于土地产权关系的法律法规，明确农民，国家，地方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权利和义务，保证土地保护和管理工作有法可依；其三，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我国农业规模化发展，使得我国农村经济朝着更加健康，科学，合理的方向不断发展。

3.2积极将市场纳入到土地制度中去

将市场观念纳入到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去，这不仅仅有利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还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发展速度提高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具体来讲：其一，健全农村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保证各方权利和义务的明确，为农村土地市场化运作打下坚实的法制基础；其二，健全农村土地使用权商品化价值评估，保证农村土地的出让，流转都符合市场化的标准，以保证切实的保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其三，健全土地地户籍调查，土地信息和合同管理机制，实现对于农村土地资源的动态化管理。

3.3注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

对于农民来讲，土地资源发挥着社会保障的作用，如果在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农民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将使得其生活面对着巨大的困难。为了避免

这样的问题的出现，我们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实现农村社会保证制度的建立，形成，社会保障为基础，社会救济，合作医疗和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证体系。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我们应该科学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保证两者朝着健康，科学，合理，高效的方向不断发展，并慢慢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 篇7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将近10%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的观点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而经历了体制转型与经济改革的中国更被看作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样本。然而,已有研究特别是国内研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即对经济制度变迁进行量化,代理变量的选取存在分歧与不合理性。本文将经济制度变迁代理变量指标与资本相结合建立模型,并加入城镇化水平指标,分析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在经济制度变迁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纳克和基弗选取了97个样本国家,用国际风险指数( BERI)和商业环境风险指数( ICRG) 代理产权,结果证实产权的保护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则使用了工具变量来处理可能出现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即使控制了宗教、地理等其他因素,产权制度的影响依然十分显著。金玉国估算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制度变迁的四个方面( 产权制度、市场化程度、分配格局及对外开放) 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及弹性,并由此指出经济制度变迁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傅晓霞和吴利学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出经济制度变迁总指数,并借助柯布 - 道格拉斯( C - D) 生产函数测算出1982—1999年经济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5% 。李国璋和刘津汝则基于1978—2007年的宏观数据,证实了产权制度及对外开放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三、计量模型选择和变量设计

1. 模型选择

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可以表示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不变规模报酬的C - D生产函数Y = AKαH1 - α,其中,Y: 产出,K: 物质资本存量,H:人力资本存量,α∈[0,1],A: 技术、制度等因素。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仅将制度从A中分离出来,用INS表示制度,生产函数进一步转化为:

考虑到一国经济产出的持续性和动态特征,引入时间因素和Yt - 1经济产出,生产函数进一步转化为:

对( 2) 式取对数,并考虑到一国经济体的随机波动后,得到:

对( 3) 式两边取差分,可得经济产出绩效模型为:

其中,Δyt= lnyt- lnyt - 1,表示经济体在第t年的经济增长率,Δinst、Δkt、Δlt、Δut分别表示经济体在第t年时的制度矩阵、人均物质资本、单位人力资本和波动的变动率。

Romer( 1999) 指出,依据k( 单位有效劳动资本) 的动态性,可知当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时,人均产出与资本产出、投资率成正比,即:

其中,i为投资率或资本产出比率,δ为资本折旧率,n为劳动力增长率,g为技术增长率。经济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满足kt≥0,即第t年资本产出比和投资率为:

将( 6) 式代入( 5) 式和( 1) 式可得贝努利方程:

其解为kt≥inst·e- ( δ + n + g) t[( 1 - α) e- ( 1 - α) ( δ + n + g) t)dt + c]1 /1 - α,模型表明,人均资本直接体现为经济制度intst的函数,同样经济增长、资本存量、知识或技术均能为经济制度所解释,意味着完全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方法测度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容易被资本、技术等因素所稀释。

2. 经济制度变迁代理变量的选择

为研究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绩效和最优经济制度安排,需要对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解,结合金玉国、樊纲等人的研究,本文认为衡量中国大陆经济制度变迁的代理变量主要有: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市场发育和完善程度、分配格局、城镇化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其中,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可用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所占的比重x1来表示; 市场发育与完善程度可用投资的市场化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其他投资”三项指标的比重x2来表示; 分配格局可用( 1 - 国家财政支出/GDP) 的比重x3来表示; 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x4来表示,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总额占历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x5来表示。由于各指标均为比例关系,故无需价格调整,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四、GDP 和经济制度作用实证研究

1. 平稳性检验

对两个变量进行协整分析首先要保证变量数据的平稳性。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的标准做法是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法。

从检验结果来看,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统计量均小于临界值,从而是非平稳的,而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均平稳,故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从而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下面进行协整检验。

2. Johansen 协整检验

本文采取基于回归残差的EG检验。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建立线性回归方程:

在回归方程( 1) 中,LX1,LX5对LY的影响不显著,下面我们对LY,LX2,LX3,LX4进行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结果如下:

于是,残差序列可以表示为:

对e进行ADF检验:

结果显示残差序列e是一个平稳序列,因此LY,LX2,LX3,LX4存在协整关系。

3. 格兰杰因果检验

本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进一步验证各变量对LY的影响是否成立,结果如下:

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LX2,LX3,LX4与LY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三个解释变量都是LY的格兰杰原因,与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相一致。

4. 误差修正模型( VECM)

( 1) 由于本文中四个变量组合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构建VECM,结果如下:

( 2) 将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差分滞后项剔除,修正后的VECM结果为:

结果显示: 可决系数R2( 0. 9914) 与经过调整的可决系数R2( 0. 9896) 基本上接近于1,拟合优度非常好; DW值2. 204接近于2,说明原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由各系数的P值可以看出,回归总体上也是非常显著的,VECM模型是可靠的。

五、基本结论

1. 从上述回归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发育和完善程度、分配格局、城镇化水平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制度变迁,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程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不十分明显,这有可能是囿于前面模型的设定,经济增长、资本存量、知识或技术均能为经济制度所解释,意味着完全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方法测度制度对经济增长贡献时易被资本、技术等因素所稀释。

2. 计量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系数最大,表明城镇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市场发育和完善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次于城镇化,表明我国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对我国经济保持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分配格局的影响处于适中的水平,表明国家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需要维持政府必要的公共职能,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转。

参考文献

[1]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7-18.

[2]Esfahani H S,Ramirez M T.Institutions,Infrastructure,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3(70):443-477.

[3]刘文革,高伟,张苏.制度变迁的度量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国1952—2006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08(6):48-55.

[4]钟昌标,李富强,王林辉.经济制度和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1).

[5]李富强,董直庆,王林辉.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J].经济研究,2008(4).

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 篇8

摘要：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变迁过程及表现特征，认为当下五保供养“国家化”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确立起五保供养的制度规则，重点发挥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作用并提升政府的学习和回应能力。

中图分类号： G64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3031006

Key words： the five guarantees supporting；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stitutional change； path selection

Abstra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alyze the proces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the five guarantees supporting in rural areas and maintain that that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five guarantees supporting. Aiming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establish the institutional rules of the five guarantees supporting and especially exert the role of the demandderivative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government's learning and responsive capabilities.

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五保供养是政府或集体对农村特定困难群体（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6周岁的村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进行救助的制度形式。五保供养工作直接关涉到农村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益，一直受到多方面关注。已有研究一是着眼于历史节点，探求五保供养工作的改进方向或相关出路。洪大用等对2003年五保供养工作进行了分析，认为当时面临：五保对象应保尽保难、供养标准落实难、全面实现五保难、实施敬老院集中供养难、地区供养负担不均衡等多方面的困境。[1]贡森等2003年在山东的调查发现，已保对象只占全体应保对象的40%左右，问题根源于责任主体、保障内容和标准以及供养形式的规定先天不足和后天环境的不利变化，建议尽快修改现行的五保供养法。[2]二是通过梳理五保供养制度的变迁，分析五保供养工作的发展逻辑。肖林生认为农村经济制度、政治与社会管理制度、国家的价值取向等影响了五保制度变迁，五保供养制度逐步向国家救助转变。[3]韩君玲则分析了农村五保供养政府责任的法制化历程及影响因素，认为应贯彻生存权保障的理念，将五保供养整合进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4]当前五保供养制度的研究大多限于问题—对策的模式，重复性建构居多，对制度变迁的深层机理涉及较少。笔者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范式透视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的基础、方式及动力，着眼于当下问题提出制度再变迁的路径选择。

一、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进程及表现特征

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自合作化时期建立至今已走过了近60年的历程，其间历经多次调整和变革，以2006年新修订的农村五保工作条例为标志，实现了从村庄集体供养向国家供养的制度转型。这一历程是经过制度供需均衡——不均衡的多次接续变迁而实现的。

1. 集体供养式的传统制度均衡（1956-1984）。《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明确生产大队对于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的社员，和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困难的社员，实行供给或者给以补助。这一规定构成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基本框架，明确了生产大队、生产队作为责任主体及集体收入中提取的公益金作为供养来源。五保供养的具体形式包括了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两种，其中分散供养又包括了定额公粮、社员照顾及工分补助等多种形式。这一时期五保供养的保障责任转变成强制性的集体福利。在人民公社的政治体制下，五保供养的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基本均衡。当然这种均衡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保障层次。

2. 制度的非均衡和变革需求（1985-2006）。1994年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对五保供养的对象、内容和标准进行了调整：对象指无法定扶养义务人（或扶养义务人无扶养能力）、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三无”人员；内容增加了保医和保住；供养标准不低于当地村民的一般生活水平。条例规定，五保供养责任和执行主体是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经费和实物来源主要从乡统筹和村提留中开支。可见，这一时期五保供养的责任依然下压给乡村两级，收取供给经费与农民的减负政策形成悖论，导致供养物资难以保障，衍生出供给标准低、供给内容不全面、供给负担不平衡等问题，很多地方“五保”变“一保”（保葬）甚至变“无保”。农村五保集体供养制度的一系列缺陷让政府和村庄、五保户作为制度 供需主体都产生了不满意和不满足，从而产生了对更高效益制度的变革需求。

3. 国家公共供养式的新制度均衡（2006-）。2006年新修订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对五保工作作出了调整：定位的转变，由农村集体福利事业转换成为农村社会保障系统的一部分；资金来源渠道的转变，由原来的农村税费开支转变为政府财政预算，另外还有集体经营的收入、五保户的土地承包转让收入及国家专项资金的补助等辅助渠道；责任和执行主体的转变，由原来乡村两级作为责任主体提升至县乡两级，县级以上的民政部门及乡镇成为组织实施的责任主体；供养形式的转变，更加强调集中供养的作用。自此，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开始由集体供养全面进入国家供养的新阶段。就制度供需状况来看，国家可以借助新制度加强自身的政权合法性建设，对于村庄来说新制度可以减轻自身的负担，对于五保对象来说可以获得持续稳定的供养，制度供给者和制度需求者都得到相互满足，在制度供需间重新达成了新一轮的均衡，五保供养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endprint

受政治经济体制和国家发展乡村战略的影响，我国五保供养制度变迁呈现出以下特征：

制度变迁基础：国家治理的时代要求及财政体制变迁

首先是五保供养制度变迁体现了较强的国家能动性。“诺斯悖论”认为政府一方面要使自身的收益最大化，同时还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我国五保供养制度在每个阶段都体现了较强的国家能动性。国家之所以在五保供养制度变迁中发挥了较强的能动性，原因在于五保供养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公共性，政府必须肩负起相应的职责。政府全面承担起农村五保供养的公共职责，又与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战略导向紧密相关，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时代要求必然带来五保供养的制度变迁。

其次是五保供养资源配置方式与财政体制变迁紧密相关。五保供养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资源配置的方式与县乡财政体制直接相关。在人民公社时期，县级财政属于“一灶吃饭”，不具备独立供给农村公共品的经济能力，农村社会保障包括五保供养只能依靠村集体的力量；1994年分税制的推行使县乡财政日益窘迫，五保供养只能在乡统筹和村提留中开支，但乡村两级所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日益膨胀从而不断加大了税费汲取的力度，导致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五保供养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农业税费取消后，随着财政能力的提升和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国家不再从乡村汲取资源转而推动“资源下乡”，原依靠乡村自身力量的五保供养转而寻求国家财政的保障。

制度变迁方式：强制性、准诱致性与中间扩散型的杂糅

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杂糅了多种变迁的方式，呈现为合力推进和渐进转换的状态。首先，中央政府主导供给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人民公社时期，政府通过规章政策将五保供养纳入政社合一组织的责任范围，在农村税费时代又通过五保工作条例的制定将责任明确赋予乡村两级组织，在后税费时期又通过修订五保工作条例将责任提升至县乡级并将供养纳入国家制度内财政预算。可以说中央政府根据改革契机和政策意图在每个环境的节点上皆充当了第一行动集团，通过强制性力量推动了制度发展，改革的周期短而且成效明显。

其次，村庄和五保户所推动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尽管它不占主导地位，但这并非说村庄和五保户是完全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也通过各种“弱者的武器”来表达需求以期推动制度的变迁。由于需求主体意愿表达的渠道有限，他们的诉求往往被具有话语权的学术机构和各级政府两会上的提案议案所“代言”，这些具有“准需求诱致性变迁”特征的“代言”形式受到各级政府的关注并为制度制定提供了参考，对制度变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再次，地方政府“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推动力量。“地方政府是连接中央治国者的制度供给意愿和微观主体制度需求的重要中介，也正由于他们的参与给制度变迁带来了重大的影响。”[5]地方政府不仅创新了“村供村养”“亲供亲养”“村供亲养”等多种形式来贯彻落实国家的五保供养政策法规，而且在税费改革后开展了系列实践创新，这些举措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修订五保供养条例并将供养纳入财政预算的进程。

制度变迁动力：政府情景认知的转变与公众权利意识的增长

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是政府情境认知的变化。随着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及统筹城乡战略的推动，五保供养的公共性日益彰显，政府对五保供养工作的情境认知也正由税费改革前的“乡村自主”向税费改革后的“国家介入”转变，政府为了加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建设必然会加强对五保对象这一弱势群体的公共救助。其二是公众权利意识的推动。2002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强调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以让全民共享发展成果，从而在发展理念和政策执行中更加注重公平。其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和公平诉求也日益强烈，凝聚形成的公众舆论形成了强烈的国民情绪，“这种国民情绪以明显的方式经常发生变化，而且国民情绪的这些变化对政策议程和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6]五保供养的对象皆是乡村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其生活境遇往往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和积极呼吁，五保供养对象自身的权利诉求也增减增长。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五保供养制度加快了调整变革的进程。

二、我国农村五保供养的当下问题及制度根源

2006年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是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历史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自条例颁布之后，一直依赖于乡村集体的五保供养逐步“国家化”，政府将五保供养正式列为职责之一，2013年我国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的人均标准已经分别达到了4562元和3389元。可以说，农村五保对象的供养已经十分“正规”，对农村最弱势群体的兜底作用正在全面展开。但不可否认的是，五保供养的“国家化”依然存在诸多的问题，主要呈现在两个层面上：

第一个层面体现在农村五保供养具体政策的操作中，主要呈现为四点：其一是区域差异明显。五保供养的标准由县级统筹，主要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当地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度等因素相关，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供养严重不均衡。其二是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供养无法满足五保户的基本需求。这些地区供养标准大多在1000-2000元左右，难以达到当地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0%的指导标准，尽管比集体供养时期稳定且有增长，但由于近年来物价上涨及其他因素影响，基本生活依然受到较大影响，部分五保户依然处于贫困线上。其三是五保供养经费的动态调整和自然增长机制难以落实。尽管民政部已要求全国各省参照福建、江西等地按照区域划定最低限定标准，并要求建立标准的调整和增长机制，但在落实中往往难以做到科学衡量和强制约束，各地的政策进展不一。其四是五保供养福利机构建设和管理滞后。尽管民政部的“霞光计划”及各级政府对五保供养福利机构主要是敬老院的建设进行补助或投入，但投入力度总体不大，项目资金十分有限，同时随着敬老院建设所需土地、建材等各种资源价格的上涨，建设成本增高，各乡镇的敬老院数量总体偏少，能够接纳集中供养的五保人数一般都大大低于五保总人数。除此之外，敬老院的管理也成为难题，按照五保条例规定，服务人员与集中供养的对象比例应高于1：15，但在大多数地区难以达到这一标准，主要是服务人员待遇难以落实，很多是临时工制，一些地区尝试政府购买五保社会化服务的方式，当前运作效益也并不理想。endprint

第二个层面体现在农村五保户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五保户的集中供养率不高。五保供养分为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两大类，分散供养又可以分为多种形式，但总体来说集中供养更有利于国家财政投入和正规化服务，陷入困境的五保户大多属分散供养，但当前集中供养率一直较低，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各地集中供养机构建设和投入的滞后，另一方面还有五保对象自身的经济考量、性格偏好等原因，主要表现在有些五保对象可以通过打散工、种植责任田等形式获取部分额外收入，加上五保供养金比入住敬老院等机构从经济上更加宽裕；部分身体状况较好的五保对象不太适应敬老院的生活，认为自己独居更加方便。其二是五保户的医疗问题。五保对象由于年龄较大，最直接的威胁来自病痛，大部分的五保对象很大部分的供养金皆用来进行自身医疗，而因为大病导致极度贫困的现象也屡见不鲜。针对这一情况，部分地区也出台过医疗救助或住院基本医疗费免费的相关政策，但五保对象患重大疾病的较多，而且住院频次较多，五保户的医疗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完全规范。其三是五保户的心理慰藉和日常照料问题。五保对象由政府财政拨付供养经费，能保障基本的吃穿用度，却无法得到有效的日常照料，五保对象属老、病、残群体，分散供养的亲友照料往往并不细致，集中供养群体也往往只保障基本生活，而难以提供恰当的心理疏导或慰藉。正是由于如此，五保对象的自救和抗风险能力极差，甚至是生活难以自理，却得不到有效的关心和服务。

五保供养“国家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较为细琐和具体，直接影响着五保供养工作的开展和五保对象的生活，原因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其一，五保政策的制度基础没有实现规则化。2006年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颁布从国家层面上建立了五保供养的政策框架，但作为一项公益性的社会保障政策，需要多级政府的共同投入，其中地方政府尤其需要发挥重要作用。但当下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并没有实现法制化和规则化，供养标准的调整、供养机构建设的投入等皆受到地方政府长官意志及偏好的影响，而在地方政府领导的行为偏好中，公益性的社会保障一直并非施政的重心，作为重心的一直GDP的增长指数。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村五保供养的标准很高，有了较强财政能力的支撑，地方政府向五保对象投入大量福利，甚至一些地区出现了“过度”的现象，例如各种节日慰问和救助叠加重合，供养机构建设超标甚至是豪华等等，而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五保供养的财政投入较少甚至被挤占或挪用，供养机构的建设停滞不前，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的五保对象生活处于困境。

其二，乡村集体功能的极度虚化。五保供养尤其是分散供养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政府财政供养标准的高低，而是日常照料和服务。这一问题的解决难以靠政府包办，因为政府难以有效甄别不同五保对象的需求，也难以支付高昂的日常服务成本。这一问题最务实的依托主体即是乡村集体，集体在时空上与五保对象最近，而且可以利用人情网络和“地方性”知识来做出更好的服务安排。但当前乡村集体的服务功能却严重弱化。分田到户之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乡村集体经济处于空壳甚至是负债状态，失去了对五保供养进行照料和服务的经济基础。而另一方面，后税费时代之后，村委会作为自治组织所发挥的管理功能日渐淡薄，基本上和村民呈现为“悬浮”状态，村委在乡村日常管理事务中秉承的是“只要不出大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经济基础和行为动力的双重弱化的状况下，乡村集体已经难以有效发挥日常的辅助作用。

其三，乡村社会组织发育和功能严重缺位。五保供养属公益性的社会保障，但这并非意味着政府应包办所有的工作内容，因为存在着“政府失灵”的隐患。就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实际而言，更为理想的选择应是各级政府、乡村集体与各类、各级社会组织的“共治”。但当前乡村社会组织发育和功能发挥都处于严重缺位状态。在发达地区，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相对较好，但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培育的民间组织居多，主要承载的是政府的管理理念和内容，没有激发起乡村社会多种参与主体的动力和热情。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乡村社会组织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原因在于乡村社会已经逐步成为一个“半熟人社会”，村庄的凝聚力已经逐步瓦解，民间组织逐步失去了乡土基础。当然也由于五保供养的性质较为特殊，尤其是分散供养居住分散、服务难度大，社会组织的服务发挥遇到各种具体条件的制约，从而发挥功能的空间有限。

三、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2006年五保供养的“国家化”实现了五保供养工作的飞跃，但五保供养工作依然存在着“短板”，根源在于没有发挥乡村场域中多个治理主体的共同作用。改变这一局面，实现多个主体的协商式治理，需要进一步进行路径选择：

夯实制度变迁的基础，建立起公共财政体系并确立起五保供养的制度规则

五保供养的国家化公共救助是不可更改的治理方向，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转型过程中，“国家化”不等同于“国家包办”，其背后的政府责任应进一步地规则化。从宏观背景层面上看，五保供养现代公共规则化的制度基础嵌入在整个政府公共财政体系及权责体系之中。只有公共财政体系真正建立，五保供养标准的自然增长机制、医疗救助及丧葬问题等才能有明晰的财政依托，没有法治化的财政体系支撑，诸多制度内容将成为不可持续的文牍或者大打折扣。例如近几年来全国各级各地两会上有关五保供养工作的提案议案日渐增多，主要集中于五保供养标准的提高及自然增长机制的建立、敬老院建设及集中供养率的提高等方面。这些提案议案的落实往往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同时完善相应的机制，因为中央及省级补助的五保供养资金往往列支在农村税费改革的转移支付经费中，一些地方财政在资金下拨过程既未单列也未标明比例，从而导致五保供养资金会被挤占或挪用。

针对这种状况，应由中央或省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在五保供养中的责任担当和投入举措做出规范，在财政转移支付中设立专户并标明比例，通过监督检查确保五保供养工作不打折扣。而比公共财政体系建立更为重要的是权责统一的行政体系。只有各级政府间有关公共服务的权责关系明晰且对称、统一，才能加强对不同层级政府施政方向或能力的考核，没有权责统一的界定原则，包括五保供养工作在内的公共服务很容易被地方政府所“忽视”，成为“盲区”。而对公共财政体系和权责统一的行政权力体系进行最终制约的则是有效的问责与监督。一方面政府体系内部的监督和问责要加强，另一方面更应倚重政府体系外的公共服务受众的监督和问责，只有双重问责的有效落实才能保证五保供养工作的公共化和规则化，这一方面是公民权利的直接体现，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路径。endprint

发挥多种制度变迁方式的合力，尤其注重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重要作用

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的方式一直以供给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这种制度设计具有正式、明确规范和权威性、普适性等特征，但这种制度设计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国家制度供给作为一种“计划秩序”往往不能贴近现实和反映分散的制度变迁需求，也不易挖掘和利用散发在民间的智慧和创造力，国家在制度变迁中，常常主动性不足，有时甚至阻挠变迁；国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更多地受制于意识形态和宪法的束缚。[7]反映到农村五保供养制度上主要表现为：一些政府往往固守于原有的意识形态观念或惯性思维，对农村社区和民间组织中的能动性服务力量重视和培育不够，只将其定位在补充和协助的层面，政府大包大揽往往导致“政府失灵”和效率的损失。由此，在当前五保供养逐步“国家化”的基础上，应更加注重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即由社会性力量包括乡村社区及民间组织等作为行动主体来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参与式治理和局部制度创新，不断拓展发展空间，从而推动制度逐步的变迁。

当前，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往往具有较高的财政供养和服务能力，可以着力培育与老年人养老服务、照料相关的民间组织，引入专业的社会工作力量以心理疏导、团体活动等多种形式来提升对五保对象的服务水平；而在欠发达的乡村地区，更务实的选择是发挥乡村集体的作用，通过制定规范、划分责任、加强考核等方式，让村庄集体在五保供养中发挥起主动作用，使五保对象享受到村庄共同体的关心和照料。让社会专业组织、公益性组织及乡村集体介入五保供养工作，可以充分发挥社会性力量的作用，用先行的示范意义不断推动五保供养制度的再次进步。在具有一定的基础之后，政府可以总结创新经验、不断试验推广，并最终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实现制度的再次飞跃。

以学习型和回应型政府建设为契机，将五保群体的诉求作为制度发展变迁的持续动力

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国家执政理念的愈加开放，政府正逐步由经济绩效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五保供养也随着经济社会水平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正由生存保障型向发展服务型转变。针对此，政府一方面应“干预或默许制度创新主体采取行动以降低变迁成本，因为政府拥有的合法强制力可以为制度实施提供保障，并且政府的参与有利于制度变迁的规模效益。”[8]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自身的学习能力建设，因为制度变迁不仅是一种演化的历史过程，也是一种适应性的学习过程，政府学习能力的增强将对诱致型的制度变迁做出积极而开放的回应，能适时地总结各地经验和教训，大胆地实现创新和突破。当然五保对象作为五保供养工作的服务对象，应通过多种途径将自己的诉求转化为政策议程，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政策，推动制度的变迁。

综述之，五保供养制度并非单兵突进的独立政策，其制度再变迁的路径应该放置到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的系统工程中去探寻，只有各级政府的行政规则日趋完善、乡村集体和社会公益组织发挥功能的空间日益拓展、政府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日益增强等多方面条件搭配的情况下，五保供养再变迁的制度基础、变迁方式、变迁动力才会更加耦合，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的再次突破才能由动议转变为现实。

参考文献：

[1]洪大用，房莉杰，邱晓庆.困境与出路：后集体时代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1）：49.

[2]贡森，王列军，佘宇. 农村五保供养的体制性问题和对策[J].江苏社会科学，2004，（3）：231.

[3]肖林生.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研究：制度嵌入性的视角[J].东南学术，2009，（3）：32.

[4]韩君玲. 关于农村五保供养政府责任原则的法制化思考[J].河南社会科学，2013，（2）：22.

[5]杨瑞龙，杨其静.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再论地方政府在我国制度变迁中的作用[J].经济研究，2000，（3）：24.

[6]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 2版.丁煌，方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86.

[7]徐国利.国家与制度变迁——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主体作用和局限的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02，（11）：57-59.

[8]张显未.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理论研究综述[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