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精选12篇）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篇1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起源于美国, 强调企业对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经过数十年发展后,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逐步影响到了全球主要经济体, 得到了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关注, 也开始为企业自身所重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问题一时成为了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焦点。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从而促使企业有效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例, 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问题。
一、文献综述
(一)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 Clark是最早思考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学者之一。 Clark (1916) 在《政治经济学刊》上发表的《 改变中的经济责任的基础》一文中写道:“迄今为止, 大家并没有认识到社会责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的责任。” 20世纪30年代,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Berle与哈佛大学教授Dodd围绕“企业的管理者是谁的受托人”展开争论, 争论的实质在于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Berle主张企业不应承担社会责任, 认为企业管理者受股东委托, 应为股东争取最大利益;而Dodd则主张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 认为“企业是既有盈利功能、又具有社会服务职能的经济机构”。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前, 已经存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但是学术界普遍认为,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式研究应该始于20世纪50年代。Bowen (1953) 出版了《企业人的社会责任》一书, 被认为是第一本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著作, 标志着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开端。Bowen (1953) 认为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的要求, 制定政策, 做出决策, 以及采取行动”。Carroll (1979) 明确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层次, 即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任意的或慈善的社会责任。Harold Koontz and Heinz Weihrich (1993) 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考虑企业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Stephen p. Robbins (1997) 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超过法律和经济要求的, 企业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
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基本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观点。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学者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Friedman、英国著名经济学家Hayek等为代表, 其基本观点认为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最重要的目标, 是企业的天性, “企业有并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 (Friedman, 1970) , 那就是为股东尽可能多地创造利益。支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学者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imon、美国的Andrews、Robbins和Griffin等一大批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 他们认为:企业的首要目标是保证自身生存, 但企业与社会有一种共生的关系,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关注利益相关者。
我国学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真正研究, 相对于西方国家则起步较晚,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王秋丞 (1987) 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出于自愿, 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社会, 解决社会问题, 为社会做出贡献。”徐淳厚 (1987) 也明确地提出:“商业企业的社会责任, 就是企业在营销活动中客观存在的, 有义务完成的, 维护公众利益, 保证经济增长, 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责任”。袁家方 (1990) 在《企业社会责任》一书中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在争取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同时, 面对社会需要和各种问题, 为维护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根本利益, 必须承担的义务”。卢代富 (2002) 认为:“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应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屈晓华 (2003)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通过企业制度和企业行为所体现的对员工、商务伙伴、客户 (消费者) 、社区和国家履行的各种积极义务和责任, 是企业对市场和相关利益群体的一种良性反应, 也是企业经营的综合评价指标, 包括企业的经济责任、生态责任、伦理责任和文化责任等”。李冬生、阳秋林 (2006) 又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了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社会责任包括法定责任和道德责任, 而狭义的社会责任则仅指道德责任。
本文认为,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 (包括政府、员工、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和消费者等) 所应承担的责任。具体而言, 就是企业在追求利润、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 要能做到遵守国家法律和商业道德、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保护投资者和供应商的经济利益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等。
(二)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
近20多年来, 国外学者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但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统一的观点, 大部分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是正相关的, 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之间存在负关系或没有关系。
根据Margolis和Walsh (2001) 统计, 到2001年止, 公开发表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关系的初评研究论文共有122篇。在1997年第1期《商业与社会上》, Griffin和Mahon发表了题为“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之争”的文章, 对从1972年到1994年间这一领域中经过同行评审发表的51篇论文进行了回顾。他们发现, 得出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负相关结论的论文共20篇。在这51篇论文中, 部分文章还同时得出正相关和负相关, 或正相关和不相关, 或负相关和不相关等不一致的结论。美国学者Preston等人 (1997) 仔细分析了美国67家大公司1982～1992年的有关数据, 继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美国大公司而言, 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Waddock等人 (1997) 在研究中指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以前和将来的企业绩效有肯定的关系。Homer.H Johnson (2003) 提出, 在一定范围内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能够增加企业的利润和提高公司的价值, 不合法的和不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负效应。Bruce等人 (2003) 对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形式之一的企业慈善行为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发现:不论企业的慈善行为是用现金还是用其他任何形式来表示, 也不论企业的经济绩效是用会计方法还是市场方法来计量, 企业可获得的现金资源量与其以现金形式的捐赠成正相关关系, 但并没有发现企业的慈善行为与其经济绩效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应该是负相关的关系。他们认为,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 社会责任成本使企业在与不承担或少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财务状况。
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 我国学者对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吴彬、宋宝莉 (2005) 从理论上阐述了二者之间正相关的存在;颜剩勇、刘庆华 (2005) 也从理论上分析了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确定的正相关”。然而, 这种理论推导的结论在说服力上明显不足。近几年我国学者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沈洪涛 (2005) 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采用1999～2003年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非金融业A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设计与计算了利益相关者业绩评价指标体系, 对其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的关系, 以及这种关系的性质进行了检验。得出以下结论:当期公司社会责任与当期财务业绩之间,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期公司社会责任与上一期各种财务业绩指标之间同样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当期公司财务业绩与前一期至前三期的社会责任的关系因财务业绩指标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结果。李正 (2006) 以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 上市公司前一年的盈利能力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活动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业绩很差的公司固然不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业绩好的公司尽管拥有更为宽裕的资源, 也不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本文拟用辽宁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之加以探究, 以期对两者关系进行验证。
二、研究假设
本文根据国外大量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 并结合我国实际,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企业承担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因为投资者关心的是其投资回报率, 企业主动承担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有利于赢得投资者的信赖, 稳定并提高企业的筹资能力和筹资水平, 从而为企业绩效的提高提供持续而稳定的资金基础。
假设2:企业承担对国家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企业主动承担对国家的社会责任有利于获得政府的支持甚至是扶持, 使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更加融洽, 可以更有能力去影响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更容易享受到政策优惠, 减少两者之间的冲突, 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假设3: 企业承担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员工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也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因此, 善待员工是企业社会责任中重要的一个内容。员工最为关心的就是他能从企业这里得到的报酬, 即工资福利。若可以得到满意的工资福利就会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归属感, 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假设4:企业承担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企业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 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作周转。债权人最关注的是企业是否能准时的偿还借款并得到其满意的收益。企业只有履行诚实信用, 确保商业银行和其他各类债权人的利益, 才可能保证自身在金融市场上的信用, 并利用金融市场推动自身发展。
假设5:企业承担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企业同供应商的关系已从传统的非合作性竞争转向了合作性竞争。长期与一个供应商保持稳定合作的关系比那些同时拥有很多供应商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绩效水平。供应商关注的是准时和按信用条件付款、持续定货和足够的准备时间等。
假设6:企业承担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最终要顾客发生购买行为来实现, 顾客买的产品越多, 企业的绩效就越好。若企业主动承担对顾客的责任, 提供价廉优质的产品, 更好的满足顾客的需求, 将有利于提高消费者满意度水平, 增加顾客对企业产品的忠诚度, 直接影响到产品的销售业绩, 从而更加有利于企业发展壮大。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和信息来源。
本文以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我们选取了2008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只发行A股的公司的样本的数据, 共911家。为保证所收集数据的有效性, 尽量减少其他因素的影响, 本文依据以下原则对数据进行了筛选。剔除了一些绩效严重恶化的ST公司。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些ST公司的财务状况已经恶化, 不能将其与正常公司相对比。剔除了数据披露不全的及资产报酬率异常波动的上市公司。依据上述原则, 最后得到644家样本公司。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证券之星、财金在线网站、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和沪深两市所公布的年报。文中相关数据的处理及检验均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
(二) 指标设计与变量选取。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 2008年沪市上市公司资产收益率 (ROA) 的平均值是5.066%, 其标准差1.247%, 总体情况还较好。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变量中, 每股收益 (EPS) 最大值为6.42元, 最小值只有-3.57元, 平均值是0.24元, 标准差为0.71元, 这说明公司间的股东收益有较大的差异。资产负债率 (LEV) 的均值是56%, 总体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基本可以达到债权人的要求, 但个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达到550%, 严重超过西方国家的警戒线, 企业的经营风险较大, 个别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又太小, 表明企业未充分利用财务标杆的作用来举债经营。在现金与应付账款比率 (CPAR) 和工资增长率 (SWGR) 方面, 各公司差异较大。在资产税费率 (ATR) 方面各公司差异不是很大。
(二) 相关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 资产报酬率与资产负债率、每股收益、主营业务成本率、资产税费率、现金与应付款的比率和工资增长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299, 0.701, -0.46, 0.378, 0.177和0.137, 并且其双尾检验的相伴概率值都为0.000, 故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三)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准确揭示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我们构建模型如下:
ROA=β0+β1EPS+β2LEV+β3OCR+β4CPAR+β5ATR+β6SWGR
其中:β0为截矩项, β1～β6是回归系数。
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6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如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从表4中可以看出, 方程调整后的R2为0.550, 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整个模型的F统计值为136.112, 相伴概率是0.000, 故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各自变量也均显著, 除了变量主营业务成本率外, 均与预期符号相符, D-W值为1.9714, 排除了自相关的存在。而且通过各变量对应的方差膨胀因子VIF (限于篇幅未列, VIF值均小于10) 的分析, 能够排除自变量之间的高度多重共线性对模型的影响, 故模型总体上是有效的。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资产收益率 (ROE) 与每股收益 (EPS)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这与本文提出的假设1是一致的。 (2) 资产收益率 (ROE) 与ATR (资产税费率) 显著正相关。这表示公司实际支付的税金占收入中的比例越大, 不但不能损害股东的利益, 而且还可能会提高其所获得的收益。这是因为, 当公司能够及时、充足纳税时, 可以使得公司和政府之间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它会使公司得到许多政策上的优惠, 降低政治成本, 减少政府管制的可能性, 进而可以提升股东的价值。这一点与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并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2。 (3) 资产收益率 (ROE) 与工资增长率 (SWGR) 之间正相关但不显著, 这部分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3。这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的报表中的工资项目还没有引入公允价值, 其值只包含支付给职工的基本工资, 没有包括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项目, 也没有包括其他福利。 (4) 资产收益率 (ROE) 与资产负债率 (LEV) 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越低, 从债权人角度来看, 公司能够按时支付利息或按时还款的可能性越大, 即公司违约的风险越小。此时, 债权人可能会降低贷款利息并减少限制性条款, 从而提高了股东的收益。这与假设4相符。 (5) 资产收益率 (ROE) 与主营业务成本率 (OCR) 显著负相关。这与我们的假设5不相符。公司越照顾客户的利益, 那么给客户的让利就越多, 公司的主营业务成本率应越高。但本文未通过此假设, 究其原因, 可能是从近期看其效益下降, 但从长远的角度看, 公司为顾客让利, 会逐渐得到客户的认同, 以致于提高顾客的长期购买行为, 从而达到增加公司绩效的目的。 (6) 资产收益率 (ROE) 与现金与应付账款的比率 (CPAR) 显著负相关。这与假设1相符。现金与应付账款的比率越高, 说明公司支付应付账款的能力越强, 供应商收回货款的可能性越大, 其利益越能得到保障。
五、结语
本文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不像有些企业想的那样, 只会增加企业的负担, 而是会提高企业绩效的。企业对国家、投资者、供应商、债权人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 对员工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微弱正相关, 但不显著, 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另外, 每个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贡献大小是不一样的, 这主要是由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不同地位决定的。从回归分析中不难看出, 对企业绩效影响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是股东。
摘要：本文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样本, 以企业对国家、投资者、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贡献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 采用统计性描述,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来探究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沪市上市公司对国家、投资者、供应商、债权人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 对员工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微弱正相关, 但不显著, 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利益相关者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篇2
究
摘要：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创新已经成为许多组织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员工创新是组织创新的基础，而随着员工流动率居高不下，新员工创新行为成为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探讨新员工组织社会化的程度来了解其对员工创新行为及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新员工组织 创新行为 创新绩效
本项目受到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新员工组织社会化及其创新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项目编号JA12053S
一、引言
在如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创新已经成为许多组织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组织需要鼓励员工积极进行创新，使其能够超越自身的工作标准，为组织创造出更高的创新绩效。作为组织创新基础的员工是组织创新的基本单位，员工创新行为是组织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直接关系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员工的创新行为指的是，将有益的新颖的想法产生、推广以及应用在组织中任一层次的所有个人行动Kleysen & Street（2001）。但是现今社会企业竞争激烈，员工流动率居高不下，新员工占企业员工很大一部分比例，这部分新员工承担着企业大部分利润的创造，因此新入职员工的创新能力对企业整体创新能力有很大的影响，如何提高这些新进员工的创新能力进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
当新员工加入新公司，他们往往对自己的角色、地位、工作内容、与人相处等各方面认识模糊。他们需要知道如何以被组织成员所接受的方式思考问题、行动及与其他内部成员互动，从而逐步成为新公司的一员，学者们将这一转变过程称为组织社会化（Saks&Gruman，2012）。成功的组织社会化可以减少新员工紧张、焦虑和角色冲击，消除员工面临的不确定性和现实冲击感，帮助新员工更快地适应及融入企业，发挥自己的潜能为提升企业绩效做出贡献，而不成功的组织社会化则会给企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如员工离职率增加，产生心理问题，进而降低员工的生产绩效。因此我们认为组织社会化是新员工进入企业后重新塑造自己的组织角色以及成为各种团体成员的过程，该过程通过组织社会化策略、组织内社会群体的影响以及新员工自身主动性行为之间的持续互动而发展，并在员工离开组织时结束。有研究指出，组织社会化在一定程度影响员工的角色创新，促进创新任务的达成（Black，J.Stewart，Ghoshal&sumantraBartlett，2007），企业可以通过提供更多的组织支持和引导，营造良好的学习和创新氛围等措施提升员工的组织认同，进而获得较高的员工创新行为（王艳子，罗瑾琏，2010）。由此可见，组织社会化程度对员工的创新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当然，个体创新是组织创新的基础，因而，员工创新的行为对创新绩效有直接的影响。关于创新绩效概念目前国际上还没有明确一致的定义，但是通过对绩效概念的理解，我们认为创新绩效（Innovative Performance）是指从概念生成一直到将发明引入市场整个轨迹过程所取得的包括产品创新、制程创新及管理创新三方面的绩效。
二、新员工组织社会化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员工创新行为指员工借助组织资源，运用个体的知识和才能努力提出有价值的新思想或创造有价值产品的活动。著名的创新管理专家Amabile认为，员工创造力及创新行为是组织创新的起源，是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目前，关于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视角主要有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宏观视角的创新行为研究主要关于经济和组织系统中激励创新的要素，这些要素包括领导与控制方式、组织内部沟通与互动、组织愿景、组织文化特性等；微观层面的创新行为研究主要关注组织创新氛围和创新主体特质的探索。这两者不同的研究视角的差异说明，员工的创新行为与其内在行为和外在环境均有关系，特别是员工知觉的外部环境。一些与员工创新能力提升有关的组织社会化培训活动，有助于促进员工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组织价值观和组织文化中所倡导的原则及组织制度与管理体系所采取的激励措施，也有助于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组织社会化的主要作用就是使组织成员尽快熟悉组织的文化和氛围，努力调整自己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和价值观来适应新的组织价值体系，内化组织目标和行为规范并快速有效地融入组织中去，加速员工从“组织外的人”到“组织内的人”的过程。可见组织社会化的成效将直接影响到员工的创新意愿、创新能力和创新行为的效率。
三、新员工组织社会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现有研究表明，成功的组织社会化均对组织和个人均有积极的作用（Baker&Feldman，1991；Daniel，2001；王明辉，2006）。通过对组织内部显性和隐形关系的学习、权利架构内化，员工对自己在组织和团队中将要扮演的角色会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无论是处理工作本身，或是减少因角色模糊造成的不必要冲突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对相应的工作职责、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内化，员工更容易完成具体的工作；通过对组织行话、俚语等信息的学习，员工更有可能完成特定的工作，同时与人沟通和合作也会更加顺畅；通过建立融洽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员工能获得更多的工作和心理上的肯定与支持，反过来他也会表现出对组织和团队有益的态度和行为；通过学习和内化组织文化，员工更可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在工作中积极参与和承担任务，以提高性能。王雁飞和朱瑜（2006）归纳总结了成功的组织社会化对组织和个人产生的正面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工作参与度高、工作满意度、角色清晰和角色创新、自觉控制、组织承担义务多、业绩表现好、认同和内化组织价值观、组织公民行为多、工作合作性高等。钱颖（2004）、王明辉（2006）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组织社会化对工作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四、员工创新行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个体创新是组织创新的基础（Amabile，1988；Woodman，Sawyer & Griffin，1993； Shalley，1995），个体创新将直接影响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Amabile，1988）。我们从 West and Anderson（1996）对创新的拓展性定义就可以看出，创新不仅是提出新工艺、产品、方法或应用程序以提升团队或组织的利益，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创新还包含行政效率、员工成长、提高满意度、团队凝聚力、更好的内部沟通、标持续改善工作效率等经济指标。就个人层面而言，当组织面临全新的任务和挑战时，个人可能会采取某些创新行为重新设定目标任务、方法甚至人际关系等，以期达成既定的绩效目标（West，1987）。同时，创新行为对绩效的积极影响则已被学者的实证研究所证实（Daman Pour and Evan，1984），他们认为创新行为可以为组织带来更多的机会，提升组织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水平，而个体创新行为恰恰是组织创新能力的重要来源。
五、结束语
关于组织社会化、创新行为以及创新绩效三者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特别是组织社会化如何通过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关注。本文通过对这三者关系的梳理和总结得出结论：新员工组织社会化对员工创新行为有着正向的积极影响，进而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也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企业未来应该重视在新员工组织社会方面的投入，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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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研究综述 篇3
关键词：CSR；绩效评价；社会效益
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市场垄断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及出现“血汗工厂”等等。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冲突现象日益显现，使人们开始思考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简称CSR）在此背景下产生。在我国，关于（2SR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问题都是新的课题。对CSR绩效评价的研究有助于测度企业创造经济价值的背后带来的社会效益大小。本文从CSR内涵界定、CSR与企业绩效的关系、CSR绩效评价模型、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五个方面综述了国内CSR绩效评价研究进展，以有助于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化。
一、CSR内涵的界定
国内对CSR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界定还不多。一般来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来：一是从权利义务方面界定，卢代富（2001）、李立清、李燕凌（2006）等将CSR界定为：在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期望企业作为一个营利性的社会经济组织，在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之外，所应该承担的法律、经济、伦理道德和慈善责任，负有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法律责任包括遵纪守法、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伦理道德责任有保证员工生产安全、职业健康，遵守商业道德、保护环境；慈善责任即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为CSR反映出企业以下三种不同主体形式出现所必须承担的企业责任，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CSR即第三种责任。二是从利益相关者方面界定，李双龙（2007）[31指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拥有不同的利益要求以及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权利，正是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期望构成了CSR的实际需求。
二、CSR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国内学者们对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已有较长的时间，但尚未达成一致结论，不同学者关注视角不同则会得出不同观点。吴兴华（2010）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从行业视角、规模视角、地区视角等得出企业绩效与CSR的关系结论各不相同，相关程度差异较大。杨汉明、邓启稳（2011）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基础，对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明，CSR与可持续增长具有不稳定关系，CSR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而上市公司业绩与社会责任不相关，与可持续增长率有正相关关系。寇小萱（2012）则专门对制造行业的CSR履行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了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CSR履行在短期内与企业绩效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影响企业绩效的增长。从长期来看，企业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将有助于企业的发展。
三、CSR绩效评价
CSR绩效评价模型是用来指导如何评价CSR绩效的框架或工具。国内对CSR绩效评价研究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成果，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评价模型的构建；二是指标体系的选取；三是对效率指标的测算与比较研究方法。
（一）CSR绩效评价模型
李灿（2010）为传统财务评价框架的设计是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理论基础的，这种评价机制不能充分反映企业应履行的公民义务，企业绩效评价框架应该重构。传统评价维度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中心，包含盈利能力、资产运营状况、发展能力和偿债能力；重构的评价框架应以企业价值最大化基础上的利益平衡为中心，将发展能力修正为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且应增加“社会价值创造能力”维度进行综合衡量。赵杨、孔祥纬（2010）认为，应该克服“总体评价”的不足，提出一种“分项评价”的模式。以利益相关者理论框架为基础，将CSR的评价范围界定在四个层次含九个分项：核心层——投资者、雇员；紧密层——客户或消费者、债权人、商业伙伴；间接层——所在利：区、社会公众、政府；延伸层——环境保护与能源节约等。“分项评价”就是针对不同企业，只在某一项“利益相关者”下进行比较或排名，并不再是以往的只给出一个总的得分或排名方式。蔡月祥（2011）则以卡罗尔金字塔模型为基础，构建了CSR综合评价模型。美国著名CSR学者卡罗尔将CSR描述为四个层次的金字塔模型，从底层到顶层依次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陈永丽、邹航（2012）从环境价值链的视角构建了绿色经济管理绩效、生态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价模式对CSR绩效进行实证分析。齐丽云、魏婷婷（2013）则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构建CSR评价模型，对交通运输业进行实证研究。该研究以IS026000《社会责任指南》为基础，从责任治理、经济发展、人权、劳动实践、环境、公平运营、消费者问题和社区发展八个维度来评价CSR绩效。
（二）CSR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虽受到经济发展阶段及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CSR评价体系构建尚未成熟，但国内学者在一直努力从不同视角研究构建该体系。通过整合梳理各学者的研究发现，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出发去构建评价模型。第一，基于过程视角剖析CSR，构建基于CSR管理过程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二，从循环绿色经济角度出发，构建包括衡量集经济绩效、生态绩效与社会绩效于一体的综合系统的指标体系，主张经济、生态与社会协同发展。第三，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构建评价模型，从企业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各利益相关方出发评价企业绩效。
（三）CSR绩效评价方法
CSR绩效评价方法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深入而层出不穷，如模糊综合评价法、SPSS因子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现有学者运用索洛余值法等更多的新方法。由于CSR效率的评价指标中包含的因素多，综合评价难免带有主观色彩，因此评价方法应使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采用模糊积分评价模型可以很好地协调各个评价指标。杨钧（2010），易凌、林建原（2010）及那保国（2012）均是运用模糊积分评价模型，确定各个子层次指标权重对CSR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综合得分进行比较排名。王楠、苗迪（2012）将SPSS因子分析法具体运用到对火电CSR评价中，通过计算因子综合得分，全面分析了火电企业在经济责任、内部环境责任和外部环境责任三方面的履行情况。张英奎、翟垒垒（2013）从企业绩效最大化角度出发，建立评价指标并构建DEA模型，对CSR的有效性进行定量分析。韦飞、汤雨晴（2013）运用静态索洛余值法探讨并验证了CSR投资与企业价值创造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四、总结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篇4
关键词：融资约束,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调节作用
一、引言
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人民”和“责任”,这充分体现了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对责任的关注;2013年11月12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提出了一个共同要求,就是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2015年1月15日由新华网和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七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峰会”在北京举行;2015年12月31日,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指出,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我们更应注重责任的履行。这些无不体现社会责任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可见,社会责任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个人和组织不可或缺的一项使命与职责。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一种企业处理自身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战略管理行为(Wood和Jones,1995)。虽然责任履行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并履行社会责任。但是综观我国企业现阶段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大多数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企业社会责任丑闻时有发生,如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2010年的丰田刹车门事件、2011年的双汇瘦肉精事件、2012年的药品企业毒胶囊事件、2013年的青岛中石化输油管道爆炸事件、2015年的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爆炸事件、2016年的携程假机票事件以及近期曝光的问题疫苗事件等,这些社会责任问题无不对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资本市场虽已粗具规模,但是尚未成熟,所以目前也是我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在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我国资本市场存在很多结构性缺陷,如缺乏有效的股票市场、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等。这些缺陷加大了我国上市公司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较欧美市场更为严峻的融资约束。邓可斌、曾海舰(2014)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融资约束已经成为制约经济转型和升级的重要瓶颈之一。资金供给假说认为,雄厚的资金实力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前提(Preston和O'Bannon,1997)。因此,融资约束程度的高低也是直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重要因素,但是国内有关融资约束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广泛重视。
作为市场经济逐利体的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即如何取得更高的企业绩效是其进行经营活动的根本目的之一。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已持续三十多年,但是仍没有形成定论。有的研究认为两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甚至存在负相关、U型和倒U型等关系。关于两者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钱瑜,2013)。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显示:中国有75%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选择将融资约束列为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所占比例在80个被调查国家中位居首位(Claessens和Tzioumis,2006)。因此本文拟从融资约束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揭示融资约束、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相互之间的影响路径,发现融资约束对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具有调节作用,补充了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一直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议题(Malik,2014)。支持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学者认为,为了降低成本,保持竞争优势,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职责范围外的附加行为应该尽量避免。在利益至上的理念下,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所消耗的资源应该被用在增加公司利润的更有利的决策上,社会问题应该由政府和国家来解决,不应该交给企业(Perrini等,2009)。Ullman(1985)通过抽样对比的方法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价值之间负相关。王怀明(2007)采用混合截面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对员工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更多的研究支持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Preston和O'Bannon(1997)提出社会责任影响假说,认为社会责任水平越高,越能满足各类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公司的社会声誉就越好,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温素彬、方苑(2008)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发现大多数企业社会责任指标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同样具有正向影响。田虹(2009)通过对46家通信行业上市企业2002~2005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企业绩效与当期和前三期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均显著正相关的结论。消费者响应是企业获得卓越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Rust等,2004)。王瑞等(2012)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消费者的企业评价具有积极影响。
本文认为,虽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消耗一定的资源,但是该企业获得的回报将远大于其投入的成本。从企业经营环境和管理实践角度来看,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作为企业伦理和价值观的外化,已经成为其获取社会资本、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周小虎,2005)。负责任的经营有利于企业取得市场信任,并持续获取利益相关者的各类资本投入,因此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企业绩效水平越高。
(二)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
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将融资约束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因素之一进行研究,探讨融资约束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产生的影响。Adams和Hardwick(1998)通过对100家英国企业提供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杠杆率与慈善捐赠负相关的结论。相似的结论也出现在Barnea和Rubin(2010)的研究之中:研究者把3000家美国企业分为两类,即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和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最终实证分析的结果是杠杆率与社会责任表现呈负相关关系。Goss和Roberts(2006)研究发现,社会责任表现越差的企业其可能需要支付的贷款利息越高,而如果企业拥有较多的长期借款,则其社会责任表现就可能相对较好。Ce'line(2011)对欧洲16个国家共计645家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融资约束程度越低的企业其社会责任活动投入就越多,反之亦然。
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对于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关系的研究大多是以西方资本市场为研究样本,欠缺对中国市场的相关分析。郭斌和徐坤镇(2014)在分析中国上市公司2001~2012年相关财务数据后得出结论:融资结构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重要因素,企业负债率水平越低,其参与的社会责任活动就越多。程瑶(2015)基于某独立机构对2011~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级报告的面板数据,通过混合回归Hausman检验分析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与融资结构的关系,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负债率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负相关。
经营者在追求高额利润回报时,也要兼顾企业经营过程的稳健,有效规避重大错误或失误的出现。因此为降低经营风险,企业往往通过保留相当数量的流动性资产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或仅供后续使用,尤其是在企业面临较大程度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需要耗费成本,本文基于资金供给假说理论,认为企业融资约束会制约其社会责任表现。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
(三)融资约束对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调节作用
Myers和Majluf(1984)等提出的融资优序理论指出,公司融资约束与信息不对称程度正相关。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利益需求回应的质量。融资约束程度低说明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较高,减少了资本市场上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样更有利于企业兼顾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协调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同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为各利益相关者服务,在绩效导向作用下,融资约束程度越低,企业就可以越多地赢得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和信赖,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越长远的合作关系,从而提高社会责任绩效。考虑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项长期投资,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一方面由于资金紧张,其履行社会责任只是满足国家要求的基本合法行为,管理者更倾向于直接给企业带来利益的投资决策,无暇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因此对社会责任活动的监管更为松懈,整体上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表现。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说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缺乏完整全面的认识,这种信息不完备性会导致利益相关者决策失误,考虑到社会责任经济效应的滞后性和长期性,管理者可能经过很长时间才会发现决策失误;同时信息不完备会导致企业不能及时把社会责任信息传递给利益相关者,从而降低社会责任行为向企业资本和竞争优势转化的效率,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认为不同融资约束条件下,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存在差异,即融资约束影响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由此提出第三个假设:
H3: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融资约束会削弱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2014年沪深两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并经润灵环球(RKS)评分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数据进行如下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②剔除ST、PT类非正常交易企业;③剔除关键变量缺失或异常的上市公司;④为避免IPO效应,剔除上市年龄不满一年的企业。最终得到3年共1679个有效样本。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源于PKS评级结果,其他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为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本文就部分财务数据与公司年报进行了复核。
(二)变量确定和测量方法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分为会计利润指标和股票市场绩效指标两大类。较为普遍的做法是选择财务报表中的总资产利润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等会计指标,但该类指标仅仅反映了企业创造的利润,无法全面涵盖企业绩效的意义。因此本文将在使用ROA的基础上,加入既能反映利润情况又能体现市场价值的经济增加值率(EVAR),选择ROA和EVAR两个指标来综合表示企业绩效。
2. 解释变量。
(1)融资约束的计量。对于融资约束的衡量,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标是股利支付率,但是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尚未成熟,股利政策多变,上市公司股利发放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股利支付率并不能准确反映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情况。Guariglia(1999、2008)等学者研究表明,随着企业利息保障倍数的增加,企业外部融资成本会递减,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随后许多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时选择使用利息保障倍数这一代理变量衡量融资约束,因此本文采用既能衡量企业偿债能力又能反映盈利能力的利息保障倍数(Interest coverage ratio)衡量融资约束程度。利息保障倍数即企业生产经营所获得的息税前利润(EBIT)与利息费用的比率受主观因素影响小,不论是银行发放贷款还是债权人、股东投资,都重视考察该财务指标来判断投资风险。利息保障倍数大,说明企业支付利息费用能力强,盈利水平高,同时也说明该企业有足够的自由现金流,面临融资约束程度较小;反之相反。利息保障倍数是一个反向指标,本文对筛选过的利息保障倍数取相反数作为融资约束程度的代理变量。
(2)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计量。本文参照Luo和Bhattacharya(2006)、朱松(2011)、何贤杰(2013)等的做法,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选用RKS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总评分(CSR)来度量。该评价体系采用结构化专家打分法,以100分为满分从整体性、内容性、技术性三个维度对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全面评价,三者所占权重分别为50%、30%、20%。其打分结果降低了个人打分的主观性,能较好地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打分越高表示该公司社会责任工作越有效。
3.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企业的资产规模、股权性质、成长性、研发投入、广告投入以及企业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行业变量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设置12个哑变量,共统计2012~2014年3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年度变量。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研发投入和广告投入参考于洪彦等的做法,分别使用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代替。企业所处地区经济水平参考石军伟等的研究,企业处于经济发达地区(广东、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北京、山东和天津)取值为1,处于其他地区取值为0。
各变量具体含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变量设定,为了验证H1,本文设计了多元回归模型(1)和(2):
为验证H2,本文设计了多元回归模型(3):
为验证H3,本文设计了多元回归模型(4)和(5):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为了解样本数据特性,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通过以上统计,可以看到ROA(总资产收益率)和EVAR(经济增加值率)的标准差分别为0.060和0.057,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整体分布较平稳。CSR(企业社会责任)的均值为38.014,中位数为34.955,其满分为100,这一结果表明样本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总体表现一般;极大值为87.948,极小值仅为15.115,标准差为11.568,说明不同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表现差距较大。FC(利息保障倍数的负数)的均值为-0.308,根据已有研究可知,企业如果想要保证正常的偿债能力,其利息保障倍数至少要大于1,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较高的融资约束,并且标准差很大,说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程度差异较大。
(二)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在分析了2012~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企业绩效等数据的基本情况后,本文运用构建的回归模型检验之前的假设。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注:表中数据是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由表3可知,模型(1)~(5)的调整R2分别为0.141、0.135、0.208、0.143、0.137,拟合度通过检验;模型的DW检验值接近于2,因此本文认为构建的多元回归模型的变量之间均不存在自相关性,可以排除多重共线性,模型的解释度良好。
1.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作用检验。
为验证H1,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和企业绩效进行回归分析,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方程,结果见表3模型(1)和模型(2)。结果显示:CSR与ROA显著正相关(α1=0.054,P<0.05),与EVAR也显著正相关(α1=0.050,P<0.07),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企业绩效水平越高,该结论支持H1。
2. 融资约束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作用检验。
本文以模型2来验证H2,回归结果如表3模型(3)所示。融资约束程度(FC)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α1=-0.026,P<0.05),结果验证了H2,即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差,说明企业社会责任投入不足一定程度上是资金短缺造成的,资金的充裕程度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至关重要。
3. 融资约束调节作用的检验。
为了检验融资约束对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影响,在模型(1)和(2)中分别引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CSR×FC,回归结果见表3模型(4)和模型(5)。交互项CSR×FC的系数均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企业社会责任(CSR)对企业绩效仍然显著,但显著性水平由原来的5%变为10%。当被解释变量为ROA时,交互项的系数α3=-2.485,P<0.02,CSR的系数α1=0.050,P<0.07;当被解释变量为EVAR时,其交互项的系数α3=-2.226,P<0.03,CSR的系数α1=0.047,P<0.09。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其信息不完备性可能带来更高的决策失误率,同时会降低社会责任行为向企业资本和竞争优势转化的效率,该结果说明融资约束对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具有削弱作用,H3得到支持。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借鉴张兆国等(2013)的稳健性检验方法,将2012~2014年样本的每股社会贡献与RKS发布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总评分进行相关性检验,系数为0.283,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文中所选指标具有较强客观性。此外,本文对部分控制变量进行增减或变更后重复上述回归,除显著性水平稍有变化外,研究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上述稳健性检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结果是可靠的。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运行机制的研究不是很多,从企业特质的角度研究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文章更是鲜有。本文利用2012~2014年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对我国的融资约束、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到了如下结论: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顾及了以股东为核心的企业内外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同时这种作用是相互的,企业可以获取利益相关者的各类资本投入,进而提高企业绩效;②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显著影响,低融资约束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投入大于高融资约束企业,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较低在一定程度上是资金不足导致的;③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作用于企业绩效的过程中调节作用明显,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绩效考核责任书精选 篇5
一、考核指标：
(一)、绩效考核指标(60分)
1、财务制度的执行率、统计、核算准确率98%;(10分)
2、公司财务、管理、销售费用控制在年度计划内;(10分)
3、按照公司要求取得融资资金确保生产经营正常;(9分)
4、财务各项报表统计时间的及时性;(6分)
5、内行费用控制、类别控制率达98%以上;(6分)
6、对二级单位的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进行指导和监督率达到98%以上;(4分)
7、严格控制成本确保公司年度利润指标;(10分)
8、员工学习培训率达到98%以上( 5分)。
(二)、关键工作任务指标(40分)
1、正确核算成本，建立健全费用、材料等各类帐目，按时报送会计报表;(10分)
2、平衡资金计划，促进资金合理调配，加快资金周转，及时分析资金占用情况，严格控制各项非生产性开支，积极做好资本运作等各项工作;(10分)
3、做好呆坏死帐的认定和清理工作，尽可能地减少坏帐损失;(6 分)
4、重点加强销售资金回笼和供应资金的使用情况的检查与监督，防止资金风险;(4分)
5、做好大宗原材料、产成品的月度盘库工作，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6分)
6、工作日志及其他职责范围内工作。(4分)
二、评分标准
(一)、绩效考核评分标准：
1、执行率、核算准确率每±1% ，考0.5分;
2、每±10万元，考核0.1分;
3、完成融资需求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得满分，未完成融资需求每缺少100万元，考核0.5分;
4、报表统计时间的及时性每±1天，考核 0.1 分;
5、内行费用控制每±1万元，考核0.5分;
6、对二级单位指导和监督率每±1%，考核0.5分;
7、年度利润指标每±10万元，考核 ±0.5 分;
8、学习培训每±1次，考核0.5分。
(二)关键工作任务指标评分标准：
1、没有完成工作目标指标，每缺一项，考核0.1分。
2、完成各项目标指标的工作，得基本分。
3、达到或超过目标指标的工作任务，每超一项奖励0.2分。
4、其它考核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三、考核办法及规定：
1、考核依据：(1)、年度计划书(2)、部门职责(3)、岗位说明书。
2、考核主体：分管领导、机关部室互评、分厂代表考评。考核责任单位：公司办公室。
3、被考评单位对照考评标准进行月度小结，与次月3日前报分管领导进行考核评分;同时由考核责任单位组织机关部室及后勤进行互评;组织相关方(分厂代表)进行考评。于10日前将考核结果交人力资源部;基本分95分，每±1%，按照所在单位当月人均考核奖励的±10%进行调整。
4、正、副职年薪按照公司文件规定执行。正职年薪基数按照生产分厂的平均数为基数，结合本单位年薪系数及年度绩效考核平均得分进行计算，每±1%，奖罚其单位负责人±0.5%。
5、正、副职年薪及其它事宜按照《经济责任制原则意见》的有关规定执行。
6、各单位绩效考评根据年终考核结果，根据企业情况适当修正。
四、绩效考核期限：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篇6
企业社会责任对于大多数中国公司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国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大多数还停留在定性的论述上，仅仅从伦理的角度来说明企业实施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研究中国市场环境下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经营绩效的相关性将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和对理论的补充。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绩效研究将为我国管理者进行社会责任实践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帮助非股东群体与忽视社会利益相关群体的公司决策作斗争，体现了此研究的学术价值。总之，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绩效研究不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在中国实践和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分析
1.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与收益两方面决定。表面看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经济利益是相矛盾的，但是我们认为，企业的经济利益与其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不能将两者视为相悖的。社会责任的承担固然会给企业增加一定的经营成本，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社会责任的履行也会为企业带来直接或间接、短期或长期的收益。
2.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分析
(1)良好的财务绩效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
企业良好的财务绩效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条件，如果企业不追求合理利润，社会资源就不能得到最优配置，也就是说，合理的利润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前提条件。另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企业要继续生存必须获得为了弥补风险和承担未来的责任而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利润率。再者，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原则是企业应当不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原则，如果一个企业承担了不应当承担或者不可能承担的社会责任，跨越了自身的权限和能力就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
不难理解，一个企业必须获得承担它造成影响所需要的能力，但在那些不是由它自己造成的影响产生的社会责任领域，其责任的承担受其自身能力的限制，企业应承担那些自己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
(2)企业财务亏损对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企业良好的财务绩效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相应地，当企业的财务绩效较差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因此下降，那么，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企业的经营实力较差时，企业除承担实际基本责任以外，就难以承担捐赠这一责任，正如乔治·斯蒂纳和约翰·斯蒂纳所说的那样，“一个企业的赢利是企业承担自愿社会责任的前提条件，一个企业赢利越多，承担的社会责任就能越多，利润是社会责任产生的前提。相反，一个正处于经营困难时期的企业有可能削减它的社会项目，这就使得社会责任是否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赢利增加变得更为模糊不清”。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企业经营亏损并不能作为企业不去承担社会责任的借口，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企业都要遵纪守法、注重环保、节约资源、提高产品质量、保障员工基本权益等基本责任，在遵守基本道义的同时，根据企业的经营实力把握好社会责任的度，根据企业长远的发展利益，处理好小善和大善、一时之善和长远之善的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1.样本的选取
目前，国内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大多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专业统计分析国内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而企业的年度报告一般都通过第三方机构的审计，数据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可以得到很好的保证，因此本文测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数据都来源于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
本文选取样本时考虑到极端值对统计结果的影响，我们剔除了企业业绩过差的ST和PT公司以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过非标准保留意见、拒绝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等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由于国内投资者主要关注的还是A股上市公司，因此本文选取的只是沪市A股的上市公司。按照以上样本选取的要求。我们总共选择了59家制造行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2009年的年报数据进行分析。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库(CCER)。
我们根据上市公司2010年年报中是否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依据，引进虚拟变量x作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变量。在这里，我们假设在年报中披露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比未披露的上市公司更好地承担了企业社会责任。若企业在年报中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则x取1，若未披露，则x取0。
我们选取上市公司年报中的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该指标反映企业总资产能够获得利润的能力，即反映企业资产的综合利用效果，指标值越大，表明企业的资产利用效果越好，整个企业的活动能力越强，经营管理能力越高，从而带给企业良好的财务绩效。
2.变量的设计
因变量：目前公司绩效的主要计量指标分为两大类，包括财务绩效指标和市场绩效指标。本文采用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
自变量：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在中国还没有统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根据Catroll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层次划分，考虑到变量指标的可量化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来衡量社会绩效，设计了企业对国家政府贡献率、企业对员工贡献率、企业对债权人贡献率和企业对股东贡献率这四个因变量。控制变量：考虑企业所在不同的行业规模大小，本文采用公司规模(公司总资产)为控制变量，因为公司规模与公司绩效紧密联系。又因为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会明显影响企业绩效，故也把企业资产负债率(AD)做为控制变量。
nlc202309040342
3.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我们对ROA进行单位根(ADF)检验，我们建立有截距项的ADF模型，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ROA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可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
4.变量的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Eviews5.0来进行回归分析，揭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下述多元回归模型来检验：ROA=β0+β1CRCC+β2CREC+β3CRICI+β4CRIC2+β5AD+β6SIZE+β7X+ε
β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扰动项。
5.回归结果ROA=-0.051+0.036CRGC+0.0001CREC+0.298CR／C1+0.771CRLC2
+0.OIOAD+O.016SIZE+0.0001X
t值(一O.987)(一0.457)(0.003)(6.507)(15.1 57)
(0.886)(0.521)(-0.020)
SE 0.046 0.002 0.000 0.014 0.006
0.012
0.002 0.976
分析过程与结果
1.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对股东的贡献率最大，其次是债权人，接下来是对政府，企业对员工的贡献率在我们的模型中几乎为零。另外，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规模都对企业的ROA有显著的影响，但是企业是否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则对企业的资产收益率没有什么影响。
2.回归分析
由以上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研究结论：企业对债权人贡献率、对股东贡献率与资产收益率之间成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对员工贡献率、国家贡献率与资产收益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反映出我国制造行业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具有针对性，为了实现短期绩效目标，企业更多地会关注和维护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通过吸引股权和债权投资以提升企业绩效。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议
1.建立利益相关者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模式
我们认为，企业应当建立利益相关者相互制衡的治理模式来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强调企业经营者关注企业所有者即股东的利益，这种单纯的股东治理模式容易导致利润至上的短期目标，从而破坏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而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强调利益相关者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既考虑到股东的利益，同时又要考虑到企业职工、社区、供应商等的利益。
具体来说，第一，通过建立职工、供应商、消费者等公司利益相关者监事制度，赋予其享有公司重大决策的知情权与表达意愿的权利。第二，建立完善利益相关者的激励机制。如员工激励可采用员工持股计划的方式、债权人激励可实施债转股方式实现等。第三，设立董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在董事会中设立社会责任委员会，可以协调企业与社区、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确保公司履行社会责任。
2.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在西方，企业社会责任是由以公民为基础的各种社会运动的推动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既缺少公民社会的基础，又缺乏社会运动的推动。因此，政府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督和推动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国政府在加强企业社会责任中具有不能替代的作用。
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讲也是一种法制经济。对于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各种外部不经济的现象，必须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强制约束。政府应当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各经济利益主体依法分享自己应得的成果。强化企业社会责任首先是强化企业的守法行为，在遵守国家各项法律的前提下创造利润。从社会方面看，应充分发挥舆论媒介和消费者协会、工会等社会群众团体组织的作用，加强社会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监督，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体系，以形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氛围。
构建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升温，许多国际组织和企业内部相继出台了生产守则，以此来监督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状况。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以舆论压力、消费者运动和企业的道德自觉来实现的。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约束无疑是极其脆弱的。因此，我们应该整合相关法律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制定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建立一套适合中国企业的评价理论体系和评估机制，并通过国际谈判，力争将中国体系融入国际标准中。
建立企业社会绩效评价模式。我国企业的综合评价还停留在财务综合评价阶段，所以在评价的内容上偏重于企业经营绩效而忽视了企业社会绩效的分析。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证交所的经验，根据我国市场发展状况，循序编制社会责任型投资指数，并编制公司治理指数、环保责任指数、可持续发展指数等子指数。
强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并开展社会责任审计。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关的社会责任信息零星地分布在年度财务报告中，且信息量极少。社会审计是促使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一种工具，它监督企业经营活动的社会后果，提出审计报告从而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与决策。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篇7
纵观近年来国内外针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主要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两个方面展开。但研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尚未取得一致的结果。本文旨在对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影响现有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研究现状做出评价以及对国内今后开展的相关研究提出建议。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目前,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的相关性研究主要表现为4方面:企业社会责任对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会提高企业的绩效;企业社会责任对绩效产生消极影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绩效;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关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影响很小或者无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以下将分别对这4方面内容进行阐述。
1.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都支持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这一观点张建同等(2007)认为,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短期内,不但没有提高企业的绩效反而起到相反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企业因承担社会责任获得的利益会完全弥补相应的经营成本,并且长期为企业的经济绩效带来积极影响。[1]田虹(2009)运用相关指标体系,分析了通信行业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对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履行社会责任增加企业的利润、加速企业的成长,以及增强企业的竞争力。[2]李玲(2015)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测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对旅游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将会提升企业的绩效。[3]纵观上述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虽然在短期内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但是从长期来看可以提高企业的绩效(Moser and Martin,2012)。[4]既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绩效的积极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
2.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产生消极影响
李正(2006)以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问题。结果表明,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早期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的绩效。[5]Vance(1975)利用对照样本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那些努力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的股票市场表现低于对照样本,因此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负相关,另一些学者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6]
这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产生消极影响的相关研究很少,并且大多数研究指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承担额外的成本,同时降低企业经营绩效。
3.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关系
陈守明等(2008)选取我国民众比较关心的五个行业的相关企业,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将年报作为内容分析的来源,最终得出结论: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7]
支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太多的中介及不确定因素,所以很难判断两者确切的相关性。
4.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王怀明等(2007)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上证180指数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种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得出结论:我国上市公司在国家和公益事业方面的社会责任贡献会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贡献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企业的绩效。[8]周建等(2008)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论与王怀明的研究结论相似:我国上市公司对国家贡献会为企业绩效带来积极影响,而对员工贡献则会产生消极影响。[9]
这种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被称为存在U型曲线关系,即既有正向的关系也有负向关系。
二、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众多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中,两者的相关性一直无定论,主要原因就是两者之间存在一些中介因素,而这些中介一直是学术研究中的“黑箱”。对此,一些学者做出相关研究。
赵德志(2016)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研究发现: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所获取的社会资本,会通过几个方面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1)增强资源获取的能力。(2)增进企业内部的凝聚。(3)降低交易费用。(4)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监管。研究总结: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社会资本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10]陶文杰等(2015)以2009年~2011年发布CSR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OLS(ordinary least square)法检验了CEO权利、CSR与企业绩效(CEP)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CEO组织权利集中虽然没有直接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但会通过提高企业解决社会环境问题的效率间接影响企业绩效,而所有权权力的作用则与之相反;同时高声望和高能力的CEO能更好地协同社会效益和企业利益。[11]徐辉等(2015)发现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为普通员工增加效益,有助于缩小国企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而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是负相关,即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中,薪酬差距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12]
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什么机制来影响企业绩效一直以来是学者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并且一旦这个“黑箱”被打开,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也随之确立。
三、研究评价
纵观上述研究,国内外已经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重要性,并有大量学者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但多年来确一直没有一致的定论。并且国内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影响机制方面,做出的研究也是微乎其微。因此,我们认为国内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范围的局限性
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中,部分学者仅针对某一行业展开研究,而不同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显著的差异,所以仅对某一行业研究难以用来说服企业社会责任整体与企业绩效整体的相关性。
2.研究方法与选取样本的多样性
大多数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做出实证研究,但研究方法和选取的样本与数据差异很大,例如有学者运用名誉指数,评分者根据企业在一个或者多个社会贡献的方面给予企业排名;有的学者采用内容分析法,按照公司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公告特别是年度报告对两者的关系进行量化。选取样本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有的学者选取一些企业的年报进行分析,而有的学者选择上市企业平衡面板作为研究数据,这就导致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3.国内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度不足
大部分中国企业的企业目标是企业利润最大化,所以他们重视的是如何增加利润,因此利润也成为不同企业竞争的标准。所以国内企业重视短期经营效益,而忽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会给企业带来长期效益
另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缺乏主观能动性,大部分企业都是强制性的履行社会责任,还有一部分企业是为了追求广告效应,而不是承担社会责任。这些企业是为了给公司树立良好的形象,同时起到促进销售的作用。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无定论,但可以证明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所以笔者结合研究现状,对国内此方面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重视实证研究
国内对于此方面的研究大多数都是理论性的规范研究,实证方向的研究微乎其微,但想弄清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定性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定量分析才更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意义。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企业界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对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必须清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这样才能有很大的自愿性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所以靠理论上的说教是很难说服他们的。
2.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国内对这方面研究更是屈指可数,但是要想理清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需要寻找一个桥梁,间接证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这样更具有说服力。例如有关研究指出的CEO权利,另外笔者还认为企业女高管的数量也会成为两者之间的中介因素。所以研究两者的相关性之前,要研究两者的影响机制,一旦这个“黑箱”被打开,两者的相关性也就浮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张建同,朱立龙.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07,(7):94~97.
[2]田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基于中国通信行业的经验数据[J].经济管理,2009,(1):72~79.
[3]李玲.旅游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典型相关分析---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J].企业经济,2015,(8):162~165.
[4]Moser D V,Martin P R.A Broader Perspective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search in Accounting[J].Accounting Review,2012,87(3):797-806.
[5]李正.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来自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06,(2):77~83.
[6]Vance,S.Are Socially Responsible Firms Good Investment Risks?[J].Management Review,1975,(64):18~24.
[7]陈守明,施佳,蒲雪青.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相关性实证研究[J].上海企业,2008,26~28.
[8]王怀明,宋涛.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58~75.
[9]周建,王文,刘小元.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现代管理科学,2008,(11):3~6.
[10]赵德志,白楠楠.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
[11]陶文杰,金占明.CEO权力、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关系[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12):1354~1360.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篇8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分析
首先,对于社会责任来讲。近几年,在企业治理、环境与社会问题日益凸显背景下,社会责任的履行也逐渐成为了经济、社会领域谈论和关注的焦点问题,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金来不断加强对企业社会行为的监督与指导。同时,企业也在结合自身发展需求与特点,对相关社会问题采取了科学有效的应对措施,这样既可以不断创造企业自身价值,也可以为社会环境带来相应的利益。而不同学者也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通过深入、全面的分析和探究与社会责任相关的问题,为企业的经营、创新发展提供出了诸多建议。而在分析和理解相关概念的前提下,综合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指企业在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同时,还应积极履行对社会经济、环境等各个方面的责任,主要涉及到员工利益和环境的保护,以及商业道德和社区关系等各个方面[1]。
其次,对于企业绩效来讲。绩效主要是指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在一定期限内的具体投入、产出情况,其中投入主要是指人力、资金、时间等方面的物质资源,而工作任务在质量、效率等方面的完成情况则代表的是产出。而企业绩效也就是指企业在某段特殊时期内,在投入一定资金,人力和物力等物质资源后的实际产出情况。企业绩效总体的表示指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年营业额、人均产值,以及净利润等[2]。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关系的案例分析
1. 案例公司简介
该公司是建筑幕墙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在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集产品研发、工程设计、安装施工,以及成品出口等环节为一体,是我国当前发展速度最快,并且具有较大的高端市场占有率的建筑幕墙企业,同时,这家公司在全球建筑幕墙领域内,也是技术实力最强,且综合竞争优势较高的专业幕墙企业中的一员。其公司在经营发展的十四年内,坚持改革创新理念,不断的研发出新颖、先进的产品,服务水平也随之在不断提升。同时,也凭借自身高质量的产品,以及高水平的服务,在顾客心理及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并且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经济效益[3]。尤其是在社会责任的承担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该公司在经营发展中,不仅重视周边服务的加强,也在积极开展各类员工培训教育活动的基础上,逐步的提升公司员工的福利待遇,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也捐助了500万的善款等等。这些不仅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公司未来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2. 实证研究分析
结合该公司经营发展的相关数据,通过对其社会责任的承担和经济绩效的量化研究和深入探讨,来体现该公司社会责任与绩效之间存在的关系。在实践研究分析中,主要采用了SPSS13.0软件对公司的的营业额,也就是企业绩效,以及承担的社会责任所投入的资金做出了相关性的分析。同时,由于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对自身绩效有一定延后性,因此,在处理相关数据时,应将本年度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下一年的营业额进行分析。
而通过对该公司营业额,以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进行分析与总结,该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资金主要有年度捐款、环保资金,员工工资,以及员工的培训教育费用等。而通过运用SPSS13.0软件进行相关分析,改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与自身的绩效有着密切关系,履行社会责任所投入的资金与年度营业额的相关系数为0.826。同时,企业对政府、职工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也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因此,各企业在经营发展中,应采用长远眼光,从企业的长远发展出发,结合紫自身的经营特点,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逐步的提升自身的经济绩效,而随着自身经济绩效的逐步提升,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也随之在不断增强,因此,企业在经营管理中,也要根据自身经济能力的不断增强,积极的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进而为社会的和谐发展,经济水平的提升做出重要贡献。
三、结语
从辩证角度来讲,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对经济绩效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所以,企业应结合利益者的不同需求,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而经济绩效的提升,应能够为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提供有力支持,企业获得的效益越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也就越大。因此,二者的关系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成杰.高管团队的团队任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2011.
[2]宋杨.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浅析[J].经济视野,2014,(17):70-71.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 篇9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方法
通过文献阅读, 笔者发现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有四种, 分别是声誉指数法、内容分析法、声誉评级法和KLD指数法。第一种方法是声誉指数法。即由专家教授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主观打分, 然后综合各位专家打分情况对企业的声誉排序。该体系选取的样本均是履行社会责任较好的企业。第二种方法是内容分析法。即将企业具体社会责任赋予标准分值或者数值, 然后收集企业的相关报告和文件中关于社会责任披露的文字信息和数据信息, 并且用披露企业社会责任的句子个数、数字和页数来量化信息的一种方法。第三种方法是声誉评级法。《财富》杂志通过设定可比公司 (一般是行业中的领先者) , 然后从八个方面对目标公司进行打分和排序。在打分时, 将这八个方面的指标细分, 计算各指标的加权平均数, 将其作为声誉指数。第四种方法是KLD指数法。KLD指数法是指由KLD公司研究的一种计量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关系指数的方法。
二、财务绩效的内涵及衡量方法
1. 财务绩效的内涵。
笔者通过阅读文献发现:对财务绩效的衡量大多是建立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论点是公司经营除了要考虑股东收益最大化外, 还要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建立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的企业绩效评价方法, 可以通过设置相应评价指标反映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障程度。
2. 财务绩效的衡量方法。
目前, 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主要有会计绩效指标和市场绩效指标两种。会计绩效指标基于企业的财务报表数据, 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有每股收益、总资产报酬率等。目前研究选择的财务绩效指标主要是总资产报酬率 (ROA) , 数值上为息税前利润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 (该指标是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通用指标) 。而市场绩效指标则基于资本市场, 强调股东的回报;由Tobin Q值 (市场价值比期末总资产) 这一指标衡量。
三、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观点
1. 国外研究观点。
国外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开始的较早, 研究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从而导致结论迥异。
Freeman (1997) 研究发现公众乐于购买履行社会责任较好企业的股票或者债券, 从而使这些企业的股票、债券价格上涨, 企业的价值增加。Homer.H.Johnson (2003) 选择净利润作为衡量财务绩效的指标, 研究发现合法经营会使企业净利润增加。Bassen (2006) 选取不同国家的企业作为样本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得分越高, 股票系统风险越低。但是, 企业社会责任得分越高, 企业的债券信用评级越高。
Brammer (2006) 以451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借鉴了英国权威的伦理投资研究服务中心 (Ethical Investment Research Service) 公布的各个企业社会责任得分数据, 研究发现,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公司其每股收益却比较低。
2. 国内研究观点。
我国学者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晚于国外, 但是研究的比较全面。朱松 (2011) 以2009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 用社会责任报告的评分结果衡量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以累计超额收益 (CAR) 作为市场对公司的影响指标, 研究发现,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表现越好, 市场评价越高。曹培 (2012) 以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为切入点, 采用实证检验以及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其之间的关系, 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 作者给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建议。邵君利 (2009) 整理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并定量分析, 却发现企业价值越高,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越低。企业不履行或者很少履行社会责任其企业价值反而越高。由国内外的研究综述可见, 由于研究方法等存在差异, 研究并未取得一致性结论, 两者关系正相关、负相关的结论均存在。所以, 有必要综述学者们的研究模型, 分析研究存在差异的原因。
四、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模型举例
1. 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的模型构建举例。
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其内容涉及诚信经营、创新能力、安全生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几个方面, 可细分为对股东、债权人、员工、政府、供应商、社区、顾客等七个方面的社会责任。
企业履行对股东的责任可使股东资本保值和增值, 用基本每股收益 (X1) , 股利支付率 (X2) 来衡量。
企业履行对债权人的责任可获得债权人资金支持和保证财务的稳健性, 用资产负债率 (X3) 和速动比率 (X4) 来衡量。
企业履行对员工的责任可增强员工的积极性和归属感, 进而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用员工工资福利水平 (X5) 来衡量。
企业履行对政府的责任, 按时缴纳税款, 使企业避免了不必要的延迟纳税罚款和税收滞纳金, 用所得税上缴率 (X6) 来衡量。
企业履行对供应商的责任可获得有质量保证且价格低廉的原材料, 因此用应付账款周转率 (X7) 来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
企业履行对社区的责任为社区提供捐赠, 承担力所能及的捐赠, 用对外捐赠支出率 (X8) 来衡量。
企业履行对顾客的责任为顾客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 用主营业务成本率 (X9) 来衡量。
企业规模不同往往导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可比性比较差, 所以要加入控制变量—公司规模, 可以用期末总资产对数即来衡量。
建立模型如下:
这种模型应用的较为广泛, 但是采用该种模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 容易出现正相关和负相关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其原因可能是:首先衡量两者关系的指标不同, 例如衡量财务绩效会因选择总资产报酬率或者托宾Q值的不同而导致结论不同。其次在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解释变量共线性的问题。所以有必要修正模型, 因此有了基于倾向分数配对模型。
2. 基于倾向分数配对模型构建举例。
该模型采用倾向分数来选取配对样本, 具体做法是:首先按照公司规模的大小、财务的稳健程度、公司的治理结构、公司的管理状况作为变量建立倾向分数函数;然后分别计算每家公司的概率值, 按照概率相近的原则寻找配对的公司;最后得到两组数据, 即履行社会责任的公司和未履行社会责任的公司, 这两组数据共同组成了研究的样
其中y为社会责任变量, 当取1时, 标明企业披露社会责任, 否则取值0;p为企业被纳入披露责任指数的概率;μ是残差项。
由以上模型选择了配对样本, 就可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
以上所介绍的两种研究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模型, 在样本选择方面要剔除企业数据不全的、异常数据、以及ST的企业, 以保证研究的精度和效度。
五、研究结论、不足及其建议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 篇10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界定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 对其概念仍存在分歧,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邓德军从消费者预期角度把握CSR内涵, 认为消费者心目中的CSR是多维结构, 同时消费者也期望企业承担社会公益责任、员工责任、法律责任、消费者责任和经济责任。崔新健则对CSR概念进行辨析将其重新界定:CSR包括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 且CSR存在两个灰色区域, 两个灰色区域不仅导致CSR的分歧与争论, 而且还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李伟阳认为CSR是企业为实现自身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遵循法律法规、社会规范和商业道德, 有效管理企业运营对利益相关方和自然环境的影响, 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最大化的行为。陈承等人通过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五维度模型, 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财务资本责任、人力资本责任、市场社会资本责任、等级制社会资本责任和生态资本责任。李彦龙基于“责任铁律”原则, 从企业权利与义务有机统一的角度解释CSR, 认为CSR是特定时期社会对企业应该肩负义务或承担责任的特定期望, 以及企业在自愿基础上给予这一特定社会期望的回应, 是企业在自愿基础上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义务或责任。张兆国等人将利益相关者理论与CSR结合, 将CSR定义为:企业在对股东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 基于一套制度安排, 对债权人、政府、供应商、客户、员工和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环境所必尽或应尽的责任。
虽然国内学者对CSR内涵理解各异, 但对CSR的界定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涉及经济责任、社会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CSR与利益相关者结合, 强调企业应对股东、债权人、政府、员工、消费者、社区、生态环境等利益相关者应承担的责任。可以说, 国内学者对CSR的界定更多地建立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
国内学者在研究CSR和财务绩效关系时, 分析了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并解答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 国内学者对CSR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各有差异。将各类研究结果归纳总结, 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种:
1. 社会责任是因, 财务绩效是果, 二者正相关。
该观点认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可以改善其财务绩效。邓德军等人以深圳社会责任指数收录的61家制造业为样本, 比较社会责任企业与非社会责任企业的财务绩效, 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企业的财务绩效显著优于非社会责任企业,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以改善财务绩效。
2. 社会责任是因, 财务绩效是果, 二者负相关。
该观点认为社会责任的履行不利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温素彬等人以46家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数据为依据, 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较少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大多数企业的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为负, 但从长期看, 二者之间又存在正向关系。
3. 财务绩效是因, 社会责任是果, 二者正相关。
该观点认为财务绩效较好的企业更会履行社会责任。乔海曙等人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框架构建金融企业的CSR指标评价体系, 发现我国上市银行财务绩效与CSR呈正相关关系, 财务绩效好的金融企业更愿意履行CSR, 说明企业实现CSR责任会受财务绩效影响。
4. 财务绩效是因, 社会责任是果, 二者负相关。
该观点认为财务绩效更好的企业反而不会履行社会责任。李正探讨了CSR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 认为ST公司不会承担CSR, 业绩好的公司也不愿过多承担CSR, 验证了“管理者机会主义学说”, 指出我国企业存在“为富不仁”现象。
5. 二者互为因果关系。
该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之间互相影响, 互为因果。张兆国等人通过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评价指数和提出盈余管理后的财务绩效指标, 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交互影响。孔龙等人以A股311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研究财务绩效与CSR之间关系, 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关系, 能够实现类似报酬递增的正向协同效应。
6.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不相关。
在这种观点下,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否与其自身的财务绩效并无关系, 社会责任的履行更多是由于外力介入。范琦实证分析我国央企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 发现央企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现负相关或不相关, 表明央企承当社会责任源于政策法规或其实际控制人要求, 在短期内二者之间很难出现协同性。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研究内容
国内学者在研究CSR与财务绩效关系时,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CSR财务绩效研究模型、CSR财务绩效衡量指标及CSR财务绩效研究方法。
1. CSR财务绩效研究模型。
郝秀清等人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CSR,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SEM) 方法搭建起CSR与财务绩效的研究框架, 并将企业社会表现界定为法律责任、自觉责任 (慈善责任) 、内部责任、环境责任和宏观责任五个维度, 将经营绩效划分为短期财务绩效、长期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王璟珉等人认为目前较实用AHP层次分析法无法反映CSR财务绩效的动态变化规律, 从企业几年的评价结果很难看出其变化规律的, 且传统的财务绩效评价忽视了社会责任的“效率”评价, 因此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DEA) 和可持续计量方法对传统模型进行双重修正。刘录敬等人认为CSR虽然对其业绩有正面影响, 但这种影响转化为经济业绩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同时企业规模和行业也会对CSR、财务绩效产生影响, 因此, 通过建立起CSR、滞后一期和二期的CSR、企业规模、行业与财务绩效的理论模型, 并对CFP和CSR选取不同指标, 实证分析CFP与CSR的关系。李伟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根据由Higgins (1977) 提出的“可持续增长”定义, 建立可持续增长模型, 将可持续增长模型引入CSR和CFP研究当中, 发现在可持续增长视角下, CSR与CFP正相关, 但不显著。王琦等人考虑到企业生命周期状况, 将样本企业按照Dickinson现金流组合法划分为五类, 并将五类数据归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及衰退和淘汰期四个生命周期阶段样本, 建立起各个阶段的CSR和CFP的多元回归模型。
2. CSR财务绩效衡量指标。
国内学者在建立CSR与财务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时, 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去评价CSR和财务绩效。第一, 依据CSR评价量表设计问卷计算CSR得分, 同时设计问卷综合衡量企业财务绩效, 未采取较为常见的财务指标;第二, 以较客观科学的CSR报告评级结果或社会责任指数作为评价CSR的指标, 财务绩效的衡量采用财务指标, 如:托宾Q值、剔除盈余管理行为之后的息税前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第三, 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评价CSR, 对财务绩效的衡量则依靠财务指标。国内学者在评价CSR财务绩效时, 更多地涉及利益相关者理论, 从利益相关者各方建立指标体系来评价CSR, 研究CSR和财务绩效的关系。
3. CSR财务绩效研究方法。
我国CSR与财务绩效的研究起步较晚, 在二者的研究方法上有所局限。卫武依据Meta分析法对原始实证文献进行再次统计, 根据获得的统计显著性研究CSR和财务绩效的真实关系。邓德军等人利用倾向分数配对方法, 控制相关特征变量影响, 研究CSR是否可以改善企业财务绩效。温素彬、齐殿伟等人对样本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CSR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张兆国等人利用系统GMM方法, 研究CSR与财务绩效的交互跨期影响。陈晶晶将主成分分析法应用到沪、深交易所上市的钢铁企业, 计算钢铁企业CSR综合得分, 分析CSR履行情况。此外, 多数学者采用回归方法评价CSR财务绩效, 且在多元回归时, 国内学者总是将CSR作为因变量, 将财务绩效作为自变量, 得出CSR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
四、结论
企业社会网络的权变性与企业绩效 篇11
在研究内容上，本文重新考察了企业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指出企业社会网络的运作既会产生企业社会资本，也会产生企业社会负债，并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分别对企业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正面和负面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企业社会网络；权变；企业社会资本；企业绩效
一、 引言
社会网络是指社会关系的连接所形成的网络。社会网络理论最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现于社会学的研究之中，在最初的发展中，社会网络理论主要专注于社会学问题的研究，早期的学者（Roy，1952；Seashore，1954）认为社会网络在人们的工作绩效中扮演负面的角色，因为在建立社会网络过程中个人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挑战以及应对各种规范的要求。Granovetter（1985）提出的嵌入理论使得人们对社会网络的认识得到全新的变化，Granovetter提出个人或组织都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即社会网络会塑造个人或组织的行为，并指出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个人理性选择——过于狭隘，忽视了经济行动都是在人际互动中进行的。
镶嵌理论使得社会网络的研究进入了经济领域，并且与企业绩效联系在一起。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网络对绩效的促进作用，例如Burt（1992）提出结构洞理论，指出社会网络的结构如何能够帮助个人或组织获取利益。在社会网络理论的基础上，社会资本理论开始发展起来。社会资本指的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可获取的有利于目标达成的资源，可见，社会资本理论更强调社会网络的正面效应，并且涉及到了资源的获取。社会资本理论重要的一点贡献在于指出了社会资本能够帮助个人或组织间建立信任关系，这种信任能提高网络间成员的效率（Putnan，1993）。
实际上，社会网络并不只表现出正面的作用，Burt（1997）指出社会网络所带来的利益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受到网络结构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Leenders（1999）因此提出了企业社会负债这一概念，企业社会负债是指社会网络中不利于企业目标达成的成本或约束，这是与企业社会资本相对立的概念，更强调社会网络的负面作用。因此，企业社会网络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有利于企业绩效，也可能存在着反向作用。根据以上研究背景，本文试图解决一个问题：企业社会网络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企业社会网络的负面作用是不是可以忽略，企业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之间到底存在什么相关关系？
二、企业社会网络、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负债的概念与范围
（1） 企业社会网络的嵌入性与范围
按照学者们之前的研究，可以将企业社会网络定义为企业通过社会联系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市场力量主导绝大多数经济行为的现代社会，考虑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是否有意义。答案是肯定的。Granovetter（1985）提出的嵌入理论论证了企业社会网络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个人与企业行为是嵌入于整个社会关系的网络结构中的，行为与制度深深受到社会关系的限制，把他们视为相互独立的东西是不合理的。嵌入理论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假设与社会学理论假设都不同，经济学将企业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个契约集合体，而完全不受其所处社会关系的影响，社会学则认为个人与企业行为都是受社会风俗、习惯与规范约束的，是近乎机械而无视个人理性选择的。学者们普遍认同人类经济行为在前市场经济的社会里确实是依赖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种影响逐步削弱了，自由的竞争市场中竞争行为更加独立于社会关系，即市场可以被视为是社会关系的一个良好替代品。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信息充分，买卖双方都市场没有控制力，这种条件下考虑社会关系网络是没有意义的。但完全的竞争市场毕竟是不存在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在不完全的市场中普遍存在，在理解现实的经济活动时，嵌入的观点可能是更合适的选择，企业社会网络也因此可能对于企业绩效存在着深刻的影响。
企业社会网络不同于个人社会网络，企业社会网络的特殊之处在于其通过两方面的社会网络联系产生，一方面来自于企业内个人的社会联系，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企业整体的社会联系。个人的社会网络包括企业员工与其他社会组织成员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企业的社会网络联系即是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间的互动，二者处于不同的层面上。个人的社会联系比较容易理解，但这些社会联系应当是与企业相关的个人联系。一个企业中，最重要的个人社会联系就是企业家自身的社会联系，与企业中其他个人联系相比，它发挥的影响力要大的多。企业的社会联系可以认为是企业作为一个组织整体与外界的联系，如与其他组织建立的非正式合作、正式合作、合资企业以及兼并、收购等，在这些运作中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组织建立起社会关系。
（2）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及表现形式
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网络密不可分，是嵌入在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可以是有形或无形的。按照学者们之前的研究，可以把企业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在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有利于企业目标达成的资源集合。企业社会资本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社会资本，首先，企业由无数的个体组成，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网络联系，这些网络联系相互交错或者重复，并且大部分与企业无关，因而肯定不能以企业内个人社会资本的加总来定义企业社会资本。其次，企业不同于社区，社区社会资本是一种集体性社会资本，衡量的是在封闭性社会网络中个人间的相互信任、规范、权威和惩罚，而企业社会资本衡量的是企业在开放性网络中通过社会关系可以获取的资源。因而，研究企业社会资本不能简单套用传统的社会资本研究方法，而需要结合企业的特征来研究。
根据Leenders 和Gabbay （1999）的研究，企业社会资本通过企业社会网络联系产生，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是企业内个人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企业整体的社会资本。个人的社会资本包括企业员工与其他社会组织成员间的社会关系网络所生成的资源，例如企业雇员与银行雇员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有助于企业获得贷款，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机构的成员通过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维持客户。这样的个人网络联系强化了个人之间的信任，产生了一部分的企业社会资本。这一部分的企业社会资本类同于上述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
更为重要的联系则来自于企业的社会资本，即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间的社会联系所产生的资源。例如通过合资企业或者联合营销来获得规模经济或者增加专业知识，Stuart （1999）的研究举的例子则是半导体行业的公司通过建立联盟获取生产和销售专有技术的权利。这一社会资本表现为诸如组织声誉，名誉，地位，和品牌识别等形式。在其中，企业的诚信构成了企业社会资本的基础部分，即企业与其他组织和个人间一种信任关系的建立。一个企业通过其公平的交易与产品、服务的可靠性建立并加强了广泛的声誉，这种声誉使得潜在的合作伙伴相信企业不容易进行背叛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会破坏企业之前良好的声誉，使得企业在从事机会主义的行为后总收益为负 （Jarillo 1988）。
（3）企业社会网络的权变与企业社会负债的维度
有一种观点在学术界中较为流行， 即将企业社会网络与企业社会资本等同起来， 只承认社会网络的价值， 忽视社会网络的约束性以及构建社会网络的成本和风险。Burt（1997）提出了社会网络的权变观点，认为企业面临的社会网络的作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外部环境变化的，即权变的。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行动改变其内外网络， 如内部的网络再造和企业间进行战略联盟与供应链整合等，既然企业的社会网络可以带来利益， 也可以产生负面作用，那么，企业就有必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改变或重新构建企业的网络结构，创造利益， 减少负面作用， 对企业社会网络进行权变的管理。
企业社会网络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被定义为企业社会负债，它是嵌入在企业社会网络中，阻碍企业目标达成的成本或约束。企业社会网络固然可以给企业带来信息、控制力和合作关系，但企业获取社会资本总是有代价的， 社会网络作为一种资产的投资， 企业在特定的企业目标下进行网络建立和维持时可能会表现为入不敷出，，这就产生了社会负债。
综合上面的分析，个人层面的社会联系与企业层面的社会联系共同进行的网络运作形成了企业社会网络，企业社会网络根据面临情境的不同，既会生成企业社会资本，也会产生企业社会负债。企业社会资本是网络中有利于企业目标达成的资源集合，是网络正面性的体现，而企业社会负债则是阻碍企业目标达成的成本与约束，是网络负面性的体现。下图对三者关系进行了简明的整理。
三、企业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基于企业社会资本视角
企业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在不完全竞争环境下，这种关系网络塑造了企业的行为，影响到企业可获取的资源，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企业社会网络的扩展所生成的社会资本对于企业绩效有正面的影响，本文将使用结构洞（Structure Hole）的理论框架分析这种影响。企业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的贡献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发挥：
1、企业社会网络的扩展有利于获取信息利益。Burt（1991）提出了结构洞理论，结构洞指的是非重复关系人之间的断裂，简单说来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一个人的关系对于另外一个人具有排他性。结构洞理论指出了企业社会社会网络的拓展如何帮助企业获取更丰富而不重复的信息。
处于结构洞位置上对于信息获取有两方面意义：一、你处于两个组织个人信息交流的中枢位置，信息要通过结构洞方能在组织间进行流通，这意味着你控制了信息的流通并获取到了比其他网络位置上个人更为丰富的信息。二、关系的建立需要成本，弱连接的建立与维持所付出的成本小于强连接，同样的成本付出可以建立更多的弱连接。处于多层次的结构洞位置上，你可以通过与其他组织的交流建立广泛的弱连接，而其他位置上的成员则只能处于密闭的强连接网络中，并且由于成本的约束，这些强连接数量是有限的。在这样的强连接网络中，信息是重复流动的，大部分的强连接成为了冗余连接，起不到输送新信息的作用，而你则可以通过广泛的弱连接接收到在各组织间不断更新流动的信息，这些信息远比强连接带来的更为有效。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扩展的企业社会网络中，企业占据了更为丰富的结构洞，而多层次的结构洞帮助企业获取信息利益，占据信息利益的企业将能获取更好的经营绩效。
2、企业社会网络的拓展有利于企业获取控制利益。
所谓的控制利益是指第三方得利，即在各个群体关系中，你作为第三方获取利益，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河蚌相争，渔翁得利”。具体来说，第三方策略有两种：一是在需求都是一样的利益冲突各方之间扮演 “第三方”角色，例如买方与卖方之间的议价，若同时存在多个买方，卖方就可以让他们进行竞价来获取较高的售价。二是在彼此需求不一样的利益冲突各方之间扮演“第三方”角色。第二种策略关系较为复杂，需要“第三方”创造“竞争”，即是将同时产生的，相互矛盾的不同需求清晰地放在提出这些需求的人们面前，告诉他们这些需求是彼此冲突的，在满足他们的需求之前，这些矛盾必须先解决。通过这种方式，即使在原来没有竞争的地方，竞争也被创造出来了，而第三方则在这种竞争中获取利益。例如企业在面对上下游企业不同的需求时，通过告知他们各自需求的矛盾之处，创造二者间的利益冲突，来获取谈判上的优势。
第三方策略能否有效执行还与占据结构洞上的个人的能力息息相关，这就是所谓的“企业家能力”。企业家是一个企业中最关键的成员，处于拥有丰富结构洞的网络中的企业家，他们获悉并实际参与了更多的、有益的投资机会，并能利用结构洞获取信息利益与控制利益，从而获得了更高的投资回报。
3、企业社会网络的扩展有利于合作机制的建立。当企业社会网络扩展时，意味着企业有着广泛的联系并且占据着多个层面的结构洞，此时企业处于其所在社会网络中较为核心的位置，占据着信息交流的节点。企业处于信息交流的节点上使得企业可以方便地获取信息利益，网络上的个人或组织的声誉都能通过网络迅速的传播，即社会网络整体的信息不对称得到改善。这将有利于网络上组织间合作机制的建立，因为任何一家网络上的组织如果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它的不良声誉不仅仅只是对手得知，而是会通过网络迅速的传播，这对于采取不合作行为的企业将是一个严重的惩罚，它将难以在这个社会网络中继续与其他组织合作。因此，广泛的企业社会网络有利于约束企业的背叛行为，增进企业间的合作。
四、企业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基于企业社会负债视角
企业社会网络对于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显然得到了学者更多的研究，从社会网络生成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学者们论证了社会网络如何对企业绩效发挥正向作用。然而，社会网络的负面作用——即企业社会负债——同样不容忽视，在某些环境下，这样的负面作用甚至超过了正面影响，下文将论证企业社会网络如何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样采取结构洞理论的框架。
1、企业社会网络的建立与维持需要付出成本。网络的建立与维持并不是免费的，为了占据结构洞或者创造结构洞，企业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资金与其他组织或个人建立联系，并维持这种关系。当企业扩展其社会网络时，不可避免的会建立和维持许多不必要的联系，这些关系可能是一种预防或者是有效联系的附产品，即真正发挥作用的联系只占少数，大多数是冗余或者重复的。这就构成了社会网络构建中的浪费。所以企业社会网络带来的成本会对企业的绩效带来负面的影响。
2、环境的变化可能使得已建立的企业社会网络无效，甚至阻碍企业绩效。社会环境与企业自身的结构都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企业根据当前的情况建立最有利的社会网络，当社会环境或者企业自身结构发生变化时，原先的结构洞可能会消失或者失去作用（因为人们对网络价值判断的改变）原来有效的网络结构甚至起到阻碍企业目标达成的效果（周小虎，2005）。例如， 传统外贸企业在信息流上具有显著的结构优势，它占据着贸易双方联系的结构洞位置，通过信息获取利益，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使得网络成员间的信息流动加剧，信息获取的成本降低，贸易双方有更大的机会直接进行联系，外贸企业的网络优势逐步消失。
3、企业社会网络的拓展加大了委托代理问题，使得企业利益面临被侵占的风险。管理层作为代理人同样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群体，它们追求自身利益而非委托人利益，代理理论认为将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一致化或加强对代理人的监管可以抑制委托代理问题。现代企业本身也尝试了多种公司治理实践，比如设计合理的股权结构，强化董事会的监督和控制职能，完善代理人的激励与薪酬等来控制代理问题。
在单个企业层面上，问题是相对简单的，因为只需考虑内部代理人的不合意行为。在超出单个企业层面的企业社会网络上进行分析时，将要考虑到外部网络上的行动者，委托代理问题将更加严重与复杂。企业社会网络将各个企业置于广泛的社会联系之中，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拥有最多的社会联系，但同时该企业的代理人将更容易利用网络联系进行寻租活动。具体的说，在单个企业层面上，代理人利用企业内部的制度缺陷进行委托人不合意的行为，而在整个网络层面上，代理人可以将公司作为一个寻租平台，通过网络的边界扫描（boundary scanner）功能，发掘网络中的寻租机会，与企业外部的组织或个人勾结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任兵、区玉辉，2007）。这个过程不一定是代理人主动，网络中的机会主义者也有可能主动地寻租，而处于网络核心位置的企业由于拥有更多的社会联系，它的信息也容易在网络中更多地流通，因而机会主义者有较大机会发掘到企业的制度漏洞并加以利用。在对企业社会网络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连锁董事网络的研究中，任兵（2007）的研究证实了连锁董事网络核心度与企业绩效存在着负向关系。
五、讨论与结论
（一）进一步讨论与结论
本文在研究中发现，企业社会网络的拓展对企业绩效存在正面与负面两方面的影响。但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企业社会网络可能更多地表现为企业社会负债，而非企业社会资本，这意味着网络所带来的成本与风险要大于收益。
对此结果的解释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所需的各项基础法规和制度建设逐步完善，我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越是接近于完全竞争，作为市场替代物的社会关系网络就越难发挥作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社会网络发挥的正面效用减弱。其次，政府部门对市场的影响力减弱，若过多的依赖与政府建立社会关系来获取社会资本，则必定会产生较高的构建和维持网络的成本，却又不一定能由此获取到有用的资源。在对与政府部门的社会联系，即纵向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的确发现了纵向社会关系与企业绩效反向的证据（孙俊华，2009）。最后，随着股权结构改革的推进，我国上市企业股权集中度高，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流动性低等特征逐渐改善，股权集中度逐步下降（祝映兰，2010），但这也加大了企业社会网络的风险，即在股权集中度逐渐分散时，网络中的机会主义者与企业代理人之间更容易勾结侵占企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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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篇12
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一些缺失企业社会责任的现象频繁发生,引起了媒体、政府及公众的高度关注与担忧,促使企业界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在外围环境日益重视社会责任的情况下,企业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履行社会责任。这就给企业提出了一大难题:一方面企业需尽可能降低成本盈利,另一方面又需拿出部分利润,回报社会。企业到底应该如何处理上述此消彼长的利益冲突是现今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Porter和Kramer(2011)指出企业与社会利益冲突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创造共享价值,即企业找到社会责任与经营业务之间的交汇点,通过满足社会需求,在创造出社会价值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价值[1]。企业创造共享价值的做法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商务模式(Business Model)。由此,本文尝试基于商务模式视角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由于案例研究特别适合研究“怎么样”和“为什么”之类的问题(Yin,1994)[2],所以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通过四个中国上市家电企业的多案例研究,探讨商务模式怎样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而对“为什么有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提高绩效不会相冲突而有的企业却会冲突”的现实难题做出解释。
一、相关理论与理论框架
(一)企业社会责任
Carroll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某一特定时期里社会所赋予企业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的期望[3],主要包含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4]。这一定义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及引用,因此本文把它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的理论基础。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本文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在创造利润的经营过程中,除了对股东利益负责之外,还需要对员工、客户等其他利益相关者承担起经济、法律、伦理及慈善方面的责任。考虑企业的资源有限,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象要有侧重点,通常企业选取首要利益相关者作为对象,即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环境、社区、政府这七类利益相关者(Clarkson,1995)[5]。
此外,为更好地把握企业社会责任内涵,需要对其进行层次界定。参考刘长喜(2009)的企业社会责任层次分类法[6],本文从两个层次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即基本层次社会责任和高级层次社会责任。前者主要包含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这个层次责任具有强制性的特点,企业必须履行;后者包含伦理责任与慈善责任,这个层次责任更多的是自愿成分,法律并不强制要求企业履行。
(二)商务模式
尽管商务模式已发展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但迄今为止,人们对其内涵理解不一,尚没有一个广为认可的定义。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种视角的概念定义,即盈利视角、系统视角、价值创造视角。早期学者主要从盈利视角理解商务模式内涵,比如Slywotsky和Morrison(1997)认为商务模式是能使企业盈利的方式和战略[7]。而后一些学者认为商务模式是一个“系统”,比如Zott和Amit(2010)指出商务模式是跨越企业边界所形成的一个相互依赖的活动系统[8]。近些年则有不少学者强调商务模式是企业关于如何进行价值创造的体现,比如Shafer等(2005)认为商务模式是企业在一个价值网络里创造并获取价值的潜在逻辑及战略选择的表现[9]。
本文基于价值创造视角理解商务模式的内涵,认为商务模式是企业如何创造价值的核心逻辑体现。不同企业创造价值的内在逻辑会有差异性,其商务模式也就存在着差别,因此需要对商务模式进行分类界定,才能更好地理解及辨别企业商务模式的特点。本文以共享价值理论作为商务模式分类依据。根据Porter和Kramer(2011)的共享价值观点,共享价值是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冲突的解决之道,它是一个有效实现经济目标的新型管理方法,体现出一种全新的商务模式,本文视之为“共享型商务模式”。一些以精明务实著称的企业,如GE、Google等,其商务模式早已注重共享价值方面的设计,设法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进步。但现实中有不少企业的商务模式反映了它们零散地考虑社会责任或经营业务与社会需求相分离的特点,这是与共享型商务模式相对立的另一种商务模式,本文称之为“非共享型商务模式”。这样,本文界定出共享型与非共享型两大类商务模式,它们的区别主要是创造共享价值程度或采用共享价值措施多与少的差异。共享型商务模式应用于经营过程较多采用共享价值措施的企业,而非共享型商务模式应用于较少采用共享价值措施的企业。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尚未达成共识。尽管多数学者得出了正相关的结论(如Waddock和Grave,1997;Simpson和Kohers,2002)[10,11],但也有学者发现了两者呈负相关(如Ingram和Frazier,1983;Brammer 等,2006)[12,13]、不相关(如McWilliams和Siegel,2000)[14]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不一致的研究结论,说明二者很可能是受到某权变因素变量的调节影响。本文引入商务模式作为调节变量,认为商务模式会调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方向,并提出如下理论框架(见图1)。
采取共享型商务模式设计的企业,遵循共享价值的原则,追求“既要做得好又要做好事”的目标(Kotler和Lee,2004)[15],把社会问题看成既是挑战,又是重要的业务机会来源(Drucker,1973)[16],使企业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能够与自身业务结合在一起,这样企业在实现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创造了社会价值,即创造出共享价值,从而让社会进步与企业成功之间有了更加紧密的关系。在现实中,有许多通过共享型商务模式解决社会问题的例子。例如,日本丰田企业研发出混合动力车型普瑞斯,很好地解决了汽车的尾气排放问题,其排放气体仅为常规汽车排气量的10%,但油耗却仅需常规汽车一半的量,从而为丰田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同时也为环保做出贡献。因此,共享型商务模式表明社会进步与经济效益提升并不矛盾,两者之间往往能相互强化。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1:当企业采取共享型商务模式设计,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采取非共享型商务模式设计的企业,其履行的社会责任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慈善捐款阶段,或者其大部分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主营业务并不具有关联性,往往会忽视社会需求背后所隐藏的潜在市场及收益;此外,它们把履行社会责任更多地看成是一种义务(Kotler和Lee,2004),或者视为一种平息压力的行事方式(Porter和Kramer,2006)[17]。这样会使企业经常陷入一系列的短期预防性反应,形成各类不协调的社会责任活动以及脱离了企业战略的慈善行为,这既不会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影响,也不会给企业业务带来任何有价值的战略性利益,自然也就无法加强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因此,企业也就难以保持可持续性的发展。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2:当企业采取非共享型商务模式设计,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择与数据收集
Eisenhardt(1989)认为案例样本的选择并不需要随机抽样,而是应该结合研究目的采取选择性抽样原则,只要样本能够符合典型性和代表性特点,即可作为研究对象[18]。根据理论框架及研究目的,本文遵循如下标准选择案例样本:(1)选取样本的行业限定在我国家电上市公司,以避免出现不同行业企业在社会责任要求标准方面的差异性,减少外部变异性;(2)选取的样本在企业社会责任、商务模式、企业绩效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以便于案例比较分析及更好地达到多重检验效果;(3)选取的样本可以保证数据或信息的可获取性,从而能够对案例进行深入研究。根据上述标准,本文确定4家中国上市家电企业为研究对象,即青岛海尔(简称海尔)、格力电器(简称格力)、伊立浦电器(简称伊立浦)、厦门灿坤(简称灿坤),它们均来自于中国证监会定义的“C76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行业,其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基于案例数据的可获取性考虑,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对二手资料进行内容分析及编码来获取相关研究变量的2010年数据。二手资料数据来源主要如下:案例企业官网、年度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百度、谷歌、锐思(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等。
(二)变量选取与度量
1.企业社会责任变量。
在参考Abbott 和Monsen(1979)[19]、Kapoor和Sandhu(2010)[20]、徐尚昆和杨汝岱(2007)[21]、黄群慧等(2009)[22]、衣凤鹏(2012)[23]等学者的相关文献基础上,本文设计出的企业社会责任测量指标由一级与二级指标所构成。一级指标包含股东、员工、供应商、客户、环境、社区、政府这七大类责任以及正调整项与负调整项这两类调整项。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所对应的具体测量条目,其中股东责任包含健全治理结构、利润分红、保障中小股东利益、信息披露规范、杜绝内幕交易、避免非法关联交易这6个条目;员工责任包含按时支付工资、健康与安全、保障员工权益、培训、文化生活、帮助员工职业规划、帮助困难员工这7个条目;供应商责任包含及时支付货款、无商业贿赂、公平交易、长期合作关系、要求供应商生产经营符合社会责任基本标准这5个条目;客户责任包括产品合格、国际质量标准认证、货真价实、无虚假广告、良好售后服务这5个条目;环境责任包括污染治理、避免污染的生产行为、节能减排这3个条目;社区责任包含慈善捐赠、关心弱势群体、支持教育、支持文化艺术与体育、支持其它公益这5个条目;政府责任包括照章纳税、遵守法规、促进就业;正调整项包含股东责任、员工责任等六大类责任的获奖奖项(因现实中不存在供应商责任奖项,所以没有设立此奖项)及企业社会责任奖Abbott和Monsen(1979)的“0-1”赋值法,如果企业在其社会责任报告、官网、年度报告等上面定性或定量披露了股东等七大类责任相应的测量条目中的某一项,并且网上无相关负面报道,则分值为1,否则为0。此外,参考黄群慧等(2009)的赋值方法,如果企业获得正调整项里的某类奖项,则给予奖励分,每类奖项得1分;而负调整项里的每项责任缺失行为(从百度或谷歌搜索相关负面报道)则给予相应的惩罚分,每项缺失扣2分。这样,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得分,理论上的最高分为41分,最低分为-14分Porter和Kramer(2011)认为企业有三种创造共享价值的途径:第一,重新构想产品与市场;第二,重新界定价值链的生产率;第三,改善当地产业集群环境,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基于三种途径,本文从中细分出11项共享价值度量措施,即提供满足社会需求的产品、为边缘市场提供相应的产品、对员工实施有效或创新的激励措施、致力于产品的环保节能设计与研发、通过技术或管理创新提升资源利用率、废弃物回收利用、开展绿色营销、培育或扶持供应商发展、与科研机构或高校进行产学研合作、与高校或职校合作定向培养专业人才、参与制定或引领行业标准。然后,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共享价值措施进行计数,当企业采取某项共享价值措施时,计数一次,累加企业采取共享价值措施的合计总数Orlitzky等,2003)[24]。选取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能反映企业为股东创造利润能力的特性,可以更好地验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为股东盈利是否相冲突的问题。
(三)效度与信度分析
内容分析法的效度检验通常采用内容效度里的逻辑效度作为标准,而逻辑效度主要运用专家评价法(莫长炜, 2008)[25]。本文在进行研究变量的测量指标及其度量方法的设计过程时,与熟悉本研究的四位专家学者(其中一位是教授)进行了多次反复的沟通与确认,直至他们一致认可为止,从而保障研究变量测量指标的内容效度。
在内容分析法中,信度分析主要是检验不同编码员对同一个测量项的编码结果相互之间达成一致性的程度。本文的两位作者与另一位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生组成一个编码小组,在确保熟练掌握编码规则与度量方法后,三位编码员首先独立对案例的社会责任表现与商务模式开展编码赋值工作,然后相互比较测量指标赋值结果的一致性情况,最终三位编码员各自编码赋值结果的平均相互同意度(A)为0.853。根据Holsti(1969)[26]信度计算公式,可以进一步得出编码信度为0.946,高于一般要求的0.8临界值,说明三位编码员一致性归类较高,能够符合信度检验的基本要求。
三、案例分析
多案例研究主要涉及案例内分析与跨案例分析两部分。本文首先进行案例内分析,对每一个案例分别进行深入研究,然后展开跨案例分析,对案例企业逐一比较分析,进而验证理论框架设计的可行性。
(一)案例企业的社会责任、商务模式及企业绩效情况
为简洁起见,本文用表2来表征企业社会责任、商务模式及企业绩效三个变量的案例内分析结果,其中企业绩效是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简称为ROE)来测量。案例企业的绩效是好还是差,需要与行业中位值或平均值进行比较才能得出结论。本文选用行业中位值作为参照点,如果案例企业的绩效指标值高于行业中位值,绩效初步评价为好,高出行业中位值越多,企业绩效视为越好;反之,如果低于中位值,则绩效评价为差,低于中位值越多,则企业绩效视为越差。通过锐思(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下载的112家“C76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行业企业的绩效指标数据,可得出该行业企业2010年的ROE中位值为11.65%。由于海尔及格力的ROE值均远高于行业中位值,所以它们的企业绩效均视为很好;灿坤的ROE为15.01%,高于行业中位值,反映其较好的盈利能力,因此,2010年灿坤取得较好的企业绩效;而伊立浦的ROE值远低于行业中位值,因此,其企业绩效较差。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有的研究支持企业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的观点,有的研究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给企业绩效带来负面影响等。本文通过四个案例企业的比较分析,也反映出两者关系方向的不一致性。
在四个案例企业中,格力与海尔在2010年履行了较多的社会责任,并且都取得很好的企业绩效。从具体表现的数据看,格力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35分)高于海尔的评分(31分),其当年企业绩效(ROE为36.51%)也高于海尔的绩效(ROE为24.28%)。因此,格力和海尔这两个案例企业,呈现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性的特点。此外,格力、海尔相对于伊立浦或灿坤而言,也反映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相关性。但是,接着分析伊立浦和灿坤这两家企业,却发现灿坤的2010年社会责任表现一般,其企业社会责任评分(17分)低于伊立浦的评分(21分);然而灿坤2010年的企业绩效却比伊立浦好。因此,伊立浦与灿坤的案例情况体现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负相关性的特点。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本文案例研究也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它们可能是正相关性,也可能是负相关性,这就需要考虑权变因素变量对二者关系的影响。
(三)商务模式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影响的比较分析
在理论研究框架中,本文引入商务模式这一权变因素变量,并假定商务模式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方向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在跨案例分析里得到有力的支持。
通过跨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商务模式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提高绩效冲突与否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海尔与格力采取的是共享型商务模式设计,全面考虑了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如何相结合的问题,在其经营过程能够设法从产品、边缘市场、价值链及当地产业集群等寻求共享价值机会,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创造出共享价值。这样,海尔与格力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能够支持企业自身的经营目标,同时它们的经营活动也能够有助于促进社会发展,从而实现了社会与企业的双赢,成功克服了履行社会责任与提高绩效相冲突的悖论。
至于伊立浦与灿坤,它们并没有在商务模式里系统考虑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如何相融合的问题,其履行的大多数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活动显得相互脱节,只是在一些个别环节创造出共享价值,比如伊立浦仅在提供满足社会需求的产品、环保节能产品设计与研发以及与高校进行产学研合作方面创造出共享价值,而灿坤的共享价值措施甚至更少,比伊立浦企业还少一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伊立浦和灿坤采取的是非共享型商务模式设计,它们未能有效处理好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履行的社会责任活动不能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这也就是伊立浦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比灿坤好,但企业绩效却比灿坤差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前文理论框架的假设1及假设2均获得了案例数据的支撑。
四、结语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冲突与否,商务模式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企业采取共享型商务模式,企业能够从满足社会需求来实现经济价值,创造出共享价值,从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提升企业绩效就不会出现冲突的情况;而当企业采取非共享型商务模式,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就会处于相互分离或不一致的情况,那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提高绩效就会出现冲突的局面。
本研究对企业及政府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对企业而言,履行社会责任并不一定与提升绩效相冲突,但其前提是采取了共享型商务模式设计。因此,企业应致力于共享型商务模式设计,这样才能做到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次,本文在收集及分析案例数据的过程中,发现案例企业所采取的共享价值措施中有不少是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的结果,比如家电下乡补贴、低碳环保等政策的相继出台,带动了先行者企业(如海尔及格力)创造出共享价值,这就说明了企业的共享型商务模式设计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
毋庸讳言,本文仅仅选用四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结论的适用性需要进一步检验。后续的研究方向可以收集大样本数据,通过实证分析,验证本研究所提出的商务模式是否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一种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