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观（通用12篇）
企业社会责任观 篇1
在我国,当谈及罗伯特·欧文时,人们更多想到的是他作为19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身份,但对他在企业管理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却少有认识。对此,学者葛伟指出,欧文是“一位被人们遗忘了的有效管理者”,并盛赞他“所从事的管理实战在时间上至少要先于泰勒一百年,其实际效果和在当时社会上所引起的震动比起泰勒的搬运生铁块和使用铁锹的试验,以及‘标志着美国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突破’的金属切削试验,甚至比起梅耶在西方电器公司进行的‘为美国企业管理开辟了新的方向,并为后来行为科学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开辟了道路’的霍桑试验来也毫不逊色。”[1]2001年12月14日,位于苏格兰南部的新拉纳克工业社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而这个工业社区正是作为企业家的罗伯特·欧文在19世纪初耗费30年的心血结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不仅意味着后人不应遗忘罗伯特·欧文在新拉纳克所做的试验为这个工厂社区曾经带来的辉煌和荣耀,更意味着后人应当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掘欧文的企业管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当前,作为舶来品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在我国企业界和理论界受到热捧, 而本研究就是从罗伯特·欧文关于新拉纳克试验的论述中发掘他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并从中获取关于应对我国当前企业与社会矛盾的有益启示。
一、罗伯特·欧文:企业社会责任的先驱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指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应当最大限度地关怀和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消费者利益、职工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以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2]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价值观是以人为本。尽管在欧文的著作中找不到“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欧文都无愧于“企业社会责任先驱”的称号。在实践层面, 长达30年的新拉纳克试验无疑是欧文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
1799年,欧文和他人合伙购买了新拉纳克棉纺厂。尽管该厂因靠近瀑布而便于取水,但欧文认为厂址选择得并不好。因为当地经济发展落后,无法为工厂提供可靠的基础设施,同时由于当地居民人数少,因此也无法为工厂提供必要劳动力供给。于是,新拉纳克棉纺厂的工人主要从外地招募并为其在工厂附近建设村庄供其居住,由于“那个年代大家都不喜欢工厂工作,所以除了少数例外,只有无亲无故、没有工作、没有品德的人才肯来试一试。”由于所招募的工人素质有限,因此“凡是社会上的恶习,在他们身上几乎无所不有,而社会上的美德却具备得极少。盗窃分赃是他们的行业,怠惰酗酒是他们的习惯,说谎欺骗是他们的作风,世俗的和宗教的纠纷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唯有在热烈地、有组织地反对雇主时他们才是一致的。”[3](P30)在欧文看来,这个村庄完全是一个“藏污纳垢”的社区。除了成年人外,工厂为了满足劳动力需求还不得不从济贫院和慈善机关那里接受童工。尽管欧文认为前任企业主戴尔先生对这些童工关怀备至,不仅为其提供高质量的住所、饮食、衣物以及医疗服务,而且还指派教师负责童工的教育工作,但由于这些童工年纪太小,他们根本无法在完成工作之后再承担学习任务,因此“很多儿童成了身材矮小、智力不高的人,有些儿童还成了畸形人”。“这样一来,戴尔先生的措施以及他对这些儿童的安乐与幸福的仁慈关怀,从最后的效果来看几乎就等于零了。”[3](P28)以上就是欧文在接手这间工厂及其附属社区的管理工作时所面对的情形。
欧文当初之所以购买新拉纳克棉纺厂, 就是因为认为这里适宜成为他的社会变革理论的试验田,因此在他对企业社区存在的问题有所了解之后就立即着手实行改革。“具体些讲,欧文主要是做了十件工作:(1)实行了世界史上第一个工厂法。把工人的劳动时间由13-14小时缩减为十小时半,甚至准备降为八小时;(2)拆除了工人的破棚陋室,为工人修建了住宅、街道和广场,还给每家划出了不大的花园;(3)为工人创办了合作社,供应一切日用品和许多生活舒适用品,价格比市面便宜四分之一;(4)设立性格陶养馆及其他学院,使工人及其子女可以就学;(5)在世界史上第一次创办了幼儿园,使工人的子女从两岁起就接受教育;(6) 把酒吧间等不良聚会场所全部迁走,严禁酗酒赌博,提倡道德、文明和信仰自由;(7)举办了工人互助储蓄会、保险部和医院;(8)给工人提高工资,即使在停工待料期间,工资也照发;(9) 取消对工人的惩罚制度而改为劝善规过的教育;(10)不断装备新的机器,改善车间劳动条件,整顿纪律。”[4]
在经过了上述变革之后,新拉纳克这个工业社区焕发了新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新拉纳克“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5]与此同时,尽管欧文在社区改造方面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但由于劳资关系也大为改善,工人拥有了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所以新拉纳克棉纺厂的利润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在欧文看来,这些做法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兼顾了工厂雇工的实际享受和工厂所有主的金钱利益。
综上所述,如果说企业在追求利润之外还能最大程度地满足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就是践行社会责任的表现, 那么罗伯特·欧文所进行的新拉纳克试验无疑可以算是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先驱和典范。正因为如此,从欧文关于新拉纳克试验的相关论述中应当能够提炼出他的企业社会责任观。总体来看,欧文的企业社会责任观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目的、可行性以及局限。
二、罗伯特·欧文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目的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对此,欧文在《新社会观问答》一文中曾经明确指出,自己在新拉纳克花费30年时间进行试验的目的就在于“寻求改善贫民和劳动阶级的生活并使雇主获得利益的方法。”[3](P196)换言之,在欧文看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企业与相关利益者的共赢。
欧文的“共赢论”在当下也是企业界与理论界的基本共识。1971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给企业社会责任下了一个定义,该定义包括三个层次:“最内层次是实现经济有效运行而产生的清晰的、基本的责任——产品、工作和经济增长责任;中间层次的责任是企业以敏感地知晓变化的社会价值和期望的方式执行经济职能而产生的相关责任,如环境保护、善待员工等;最外层次的责任包括新出现的以及无形的责任,这些责任是企业为提高社会环境应该更多参与的责任,如贫困问题等。”[6]美国学者卡罗尔在自己的论文中也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被视为一个金字塔结构的体系,其中由低到高包含四个层次: 以盈利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经济责任;以守法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法律责任;以遵守道德伦理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伦理责任;以慈善捐赠和社会贡献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慈善责任。无论是企业界还是理论界都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经济责任,即实现盈利。这种观点一直以来都面临着道德至上论者的批判,后者认为企业是社会的一份子,企业的经营管理应当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企业甚至应当主动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是,道德至上论者的观点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因为只有实现正常的盈利, 企业才有能力去负担层次更高的社会责任,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显然,一个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维持生存的企业是不可能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对此,欧文曾经谈到过,自己在新拉纳克所做的一切变革都在“工厂制度所容许”[3](P94)的范围内,而这事实上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划定了上限。由此可见,尽管始终在强调相关利益者与企业的共赢,但获取利润在企业的价值追求中仍旧占据着主导地位。
三、罗伯特·欧文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行性
在现实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行性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许多企业主都认为追求利润与履行社会责任之间是完全对立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曾经在自己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明确反对企业履行除盈利之外的其他社会责任。欧文在开展新拉纳克试验的过程中也曾经因为同样的原因遭遇合伙人的坚决反对。对此,欧文在相关文献里试图向企业主说明情况与他们想象的恰恰相反,这些论述事实上就是在证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行性。
为了不至招来其他企业主的反感,欧文在《致不列颠工厂主书》中说:“我的全部经济利益是投在和各位相同的事业上的。我也是各位之中的一员。任何措施要是真正损害了工业体系,我所遭受的损失比大多数人都重。”[3](P164)欧文认为,如果企业主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而用尽一切办法降低工人的工资,这无疑是杀鸡取卵的做法,最终受害的会是自己。相反,“工厂主所应当害怕的莫过于劳动工资低 , 或者说莫过于劳动阶级没有办法取得合理的享用品。”[3](P162)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阶级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更是社会上一切商品的最大消费群体。所以,一旦工人工资低就会使社会在工业品的消费上呈现萎缩之势,这时“从最高阶级到最低阶级都要遭受损害,其中受害最大的是工业界。”[3](P162)此外,欧文还将劳动者与机器设备相类比,称前者为“活机器”,后者为“死机器”。他指出,正如整齐清洁、安排得当和始终保持完好状态的死机器所产生的效果要更好,对“活机器”施以良好的训练和照顾也是“真正的理财之道”。欧文据此强调,“让儿童受到适当的教育,并且具有强壮有力的体格;让我们的工人和整个劳动阶级每天劳动不超过12小时, 中间有两小时休息、换空气、进餐;让他们从劳动取得的工资足以购买卫生的食品和某些最需用的工业品是有利于工业利益的”。[3](P166)总之,在欧文看来,企业经营者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无底线地消耗人力资源,应当将目光放得更为长远些,通过保护性使用劳动力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今天,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升温,许多学者正在追随欧文的脚步,试图探求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效益之间的统一之道。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虽然在短期内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在经济效益上也许不如那些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但是从长期来看,履行社会责任将为企业发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为企业赚取社会资本,企业终将从中获益。
四、罗伯特·欧文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局限
尽管欧文在新拉纳克工厂的试验在社会上取得了热烈的反响,但在相关文献中,欧文却多次对新拉纳克试验所取得的成果表达了不满,这些论述所揭示的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局限性。
欧文在其论文《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从无理性到有理性的过渡》中指出,“在这不多几年当中,我为这些居民所作的一切都是工厂制度所容许的。可怜的工人们虽然感到了满意,他们拿自己的工厂同其他的工厂企业相比,拿自己同处在旧条件下的其他工人相比,认为自己受到的待遇比别人好得多,认为自己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因而感到十分满意。”[3](P94)但在欧文看来,工厂的工人归根到底只是由于害怕被解雇而像“乞求恩惠的奴隶”而已,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欧文认为,自己之所以“未能对这些纯粹的工厂居民作出更多的事情,因为工厂不是社会的真正基础。”[3](P94)在这里,欧文显然将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并萌发了从根本上变革社会生产组织体系的念头。这一切都促使欧文最终由一个充满慈善精神的企业家转变为一个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持否定态度的社会主义者。在欧文看来,新拉纳克棉纺厂中的2500名工人每日创造的财富相当于半个世纪前60万人的生产力, 但是这2500名工人却远没有拿到相当于过去60万人获取的报酬。基于上述比较,欧文认为,“企业的货币收入大大超过任何人有权从别人的劳动中取得的收入”,[3](P100)因此他曾经向股东建议,应当“把企业交给工人管理,使他们在支付五厘资本利息的同时能为自己的利益经营这个企业”,[3] (P100)从而让“工人们真正为自己而工作,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教育和管理自己。”[3](P107)但这个建议最终遭到了其他股东的否决。
在欧文的企业社会责任观中,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局限论。从企业社会责任观念诞生之日起,它就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着。无论在企业界、理论界还是社会舆论领域,都很难听到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反思与批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相关论者没有像欧文那样将批判的矛盾对准“工厂制度”本身。所谓的“工厂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这样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企业无法跳出“利润至上”的陷阱,谁如果真的跳出来就意味着自取灭亡。这一切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而非企业主自身的道德水准。所以,面对如火如荼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整个社会都应当保持冷静的头脑,在看到其可取之处时也不能忘记它的局限性,更不能忘记局限性的成因。
五、启示
我国当前正值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面临大量复杂而尖锐的社会矛盾,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近年来关于企业在产品中添加有害化学成分威胁消费者身体健康、企业偷排导致河流湖泊和地下水遭到污染等事件可以说是屡禁不止,这些突发事件已经成为不断激化企业与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在这一背景下,确实有必要通过倡导企业社会责任来缓和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但是,欧文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启示我们,企业与社会的对立在根本上不是由企业主的道德水准造成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我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中所采取的基本策略就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例如,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2013年我国民营经济贡献的GDP总量已经超过60%。由此可见,我国利用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尽管一直以来我国都在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或主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我国不会产生副作用。既然如此,能否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彻底消除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呢? 这是治本之策,但在当前却不具备可行性。因为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不具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人为地“拔高”生产关系,不仅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教训已经充分说明了一切。所以,当前应对企业与社会之间矛盾的可行策略就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尽管这只能治标。在现阶段,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将履行社会责任融入到自身的发展战略之中,但是由此也衍生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企业是否会仅仅将履行社会责任视为实现自身利润追求的营销工具,完全从企业盈利角度出发的社会责任履行是否真的能够让社会受益? 总之,要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落到实处,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摘要：罗伯特·欧文不仅是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是卓越的企业管理者,他在新拉纳克所进行的30年试验证明了自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先驱和典范。从欧文关于新拉纳克试验的论述可以提炼出他的企业社会责任观,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问题:目的、可行性以及局限性。从目的来看,欧文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只能是在以获取利润为根本的前提下实现企业与相关利益者的共赢;从可行性来看,欧文认为企业主与雇佣劳动者的利益是一致的,照顾好雇佣劳动者不但不会损害企业主的利益,反而会扩展商品销路和提升管理效率;从局限性来看,欧文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能产生的效果必然要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约。发掘欧文的企业社会责任观所得到的启示是,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来应对我国当前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是可行的选择,但也只是治标之策。
关键词：罗伯特·欧文,企业社会责任,新拉纳克试验
企业社会责任观 篇2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李老师的故事导入有效的激发了学生学习这篇课文的兴趣，通过法布尔写的《昆虫记》中的一个片段引出主人公的简介，激发出学生阅读本课的欲望。通过提问题让学生质疑，培养学生的开放思维，能够深入的.了解学情。
三、精读课文，学习方法。
李老师在教授课文时结合教学目标“学习抓住关键词语揣摩人物特点的阅读方法”为本文的突破点进行教学。
李老师在“学习方法”环节通过学习课文第二自然段和第三自然段，体会法布尔对昆虫的痴迷，并且对学法进行了总结：抓住关键词句揣摩人物的特点，将揣摩的感受做好批注。接着放手让学生自学第四自然段到底十自然段，真正实现了以学生为主体，这种课堂教学方法让课堂成了学生展示自我的舞台，既节约了时间又提高可了课题效率，真正做到了授之以渔。
教师通过“法布尔的高高鼓起的衣袋里，装满的不仅仅是。”这一问题，以填空的方式让学生在填写的过程中总结表达自己对课文的感悟，设计这样的练习题深化了学生对本课的情感体验。
三、总结全文，拓展延伸。
老师通过“说说你的收藏”让学生对本节课进行总结和反思，形成自己的学习体验。在教学过程中出示法布尔的名言激励学生。最好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设计了听、说、读、写等不同的作业形式，把课堂交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同时也完成了开放课堂的构建，将学生由课内延伸到课外。完成了从开放到开放的大语文课堂教学构建。
企业社会责任观 篇3
朱晓明:开启中欧商业伦理对话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商业伦理是商业教育课程的第一课,在中国这样做的我们是第一家。激发企业家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和感悟,以提升中国企业的社会领导力,一直是我们的愿景。
世博会为上海这座国际化城市提供了与世界交流、沟通的契机,今天,与欧方嘉宾共同探讨中欧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与出路,这是中欧企业界第一次全方位的责任对话。
欧洲是商业伦理的发源地,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兴的活力。通过对话,中国企业可借鉴欧洲的成功做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商业伦理体系,实现与全球市场的兼容对接。
刘北宪:共同的挑战 共同的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开放动态的概念,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管理传统,在不同国家、不同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表达。
在欧洲,社会责任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组成要素,欧洲不少先行者一直努力探索以创新的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在中国,孔子很早就提出把个人与社会的责任、义务统一为“礼以行义,义以生利”。现在,中欧不约而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企业对社会与环境更加负责,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舶来品”已逐渐成为中国企业的必修课,一种“中国式责任”正激荡成型。
然而,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瓶颈、能源短缺、商业伦理、产品质量、劳资关系也困扰着中国企业;在华投资的欧洲企业同样面临不同的政策法律、价值观和文化取向的考验。因此,需要分享、借鉴彼此的责任观念与经验。
当前,企业社会责任反映了经济与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践行科学发展的现实要求。作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希望增进中欧关于责任的全球共识,携手应对人类共同的挑战。
郭长江:履行责任已成中国社会共识
作为以“人道、博爱、奉献”为宗旨的国际性人道救助组织,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一直致力于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从2005年开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携手《中国新闻周刊》设立了“企业社会责任基金”,并连续五年联合举办年度 “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暨“最具责任感企业”评选。
在八个相关国家部委及众多国际机构、学术单位的合力推动下,经过5年的宣传普及,履行社会责任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
当前,加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本土化研究和实践,不仅有助于企业管理模式创新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而且,对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企业与社会的这种公益热情已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灾后重建、抗击西南干旱及南方洪涝灾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埃弗娜.比世诺:社会责任有助于发展转型
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汇聚了来自企业利益相关方、社会伙伴以及非政府组织等340多名欧洲各国人士,致力于在欧盟及欧洲以外的地区推广企业社会责任。
如今,欧洲所有跨国企业都会出台一项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方针,并在年报上记录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结果。一些中小企业也开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同时,欧盟理事会和欧盟议会等欧洲政府机构也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包括对于环境的保护、对于劳动者未来前途的保护,以及对相关政策法规的遵守,它立足于社会对话的传统基础之上,是一种全社会对话补充。
企业应当自愿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敞开对话,并且定期发布责任报告,不断提高可信度和透明度。
当企业履行的义务超出法定范畴,在人权、环保、劳动法等方面的做法都能普遍高于国际标准,就是我们期待看到的“负责任的企业”。
刘继臣:对员工负责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
员工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传播者,企业只有对员工负责,才能发展和谐的劳资关系,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
因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首先要承担起对企业员工的责任。对员工负责,主要表现在为员工提供持久稳定的工作岗位,提供安全卫生的生活环境,预防和减少职业病和其他疾病的危害,保证员工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消除就业歧视,为员工创造更多职业发展机会。
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会推动企业迈出了履行社会责任的第一步,在保护员工权益方面发挥了较好作用。工会还在企业中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促进了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实践证明,在金融危机情况下,尤其是全球经济处在一种不景气的状况下,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对限制企业大量裁员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菲利普.瓦瑟尔:利润、人和地球的平衡
简单的说,企业社会责任是利润、人、地球三者之间的平衡。
企业同时承担着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努力尊重人、尊重社会、尊重环境,这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意义所在。
企业社会责任有三个特点:
第一,企业应当自愿完成社会责任,法律也可以鼓励企业进一步实现社会责任。例如,法国强制500人以上规模的企业必须制定报告,有2500家企业纳入了报告名单。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善举,完全是企业自身承担的责任。社会责任应当完全融入企业及其业务活动、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当中。
第三,企业社会责任适用于所有企业,不论这家企业的规模、所涉及的领域和业务范围。企业社会责任不应该用所谓的国际企业,或者跨国企业的借口来逃避。
楚序平: 国企社会责任源自市场改革与传统文明
国资委坚持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核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和社会价值的综合价值最大化。
之所以中国的企业能够在国内外做出履行社会责任的较好实践,我认为,它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第一来源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本质性变化。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使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了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市场经济的独立的竞争主体。
第二来源于中国特色东方文化,国有企业自然秉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中国古代就有“仁义礼智信”“厚德载物,屹立坚固”“天人合一”“仁者爱人”“合和中庸”等传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思想内涵。
论坛的目的在于沟通,沟通创造理解。我们希望欧洲国家能够客观评价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避免双重标准,实现公平对待。
米歇尔.杜山:一场真正的决策革命
全球一共有3个国家设立了企业社会责任大使,法国、瑞典和挪威,我担任的是法国生物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大使。
在欧洲,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将其利益有关方纳入发展战略中。这些利益有关方包括股东、员工、消费者及其相关社区、地方政府、供应商,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
由于传统的企业运营模式是一种集权模式,企业所有者在做出决定时,完全不考虑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反应。因此,把所有利益有关方的考虑和要求纳入企业的战略中来,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通过宣传企业社会责任来实现可持续的和谐发展,是欧洲与中国共同的目标。欧方加入这场论坛不是为了给中国人上课,而是要与中国分享欧洲企业的切身体验,传播欧洲各国的视角和意见。通过对话,我们将找到中欧双方共同面临的责任挑战,并攜手应对挑战。
俞标: 向生态文明转型
作为国有企业,集团在20年发展实践中,除承担金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地区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外,一直不断研究、探索、实践企业社会责任。
“责任金桥”的理念和实践,是集团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公司从不单纯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而更注重“以人为本,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社会和谐”等涉及企业社会责任重要的方方面面。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持续推动园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伴随这一过程,面对利益相关方众多,且来自全球各地,公司已初步建成金桥特色的金桥国际文化社区和商圈。
生态观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及其立法 篇4
一、从生态的角度解析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之争
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发端于美国, 然而对于其概念的界定则众说纷纭。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倡导者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乃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应承担的维护和提升社会公益的责任。即企业及其管理者除要承担对于企业股东的义务外, 还要履行对企业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义务。然而与此同时, 部分学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提出颇有争议, 从而也引出了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认识的截然不同的观点, 形成了企业社会责任倡导派、支持派与反对派之间的对立。至今对于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仍然没有明确统一的回答。在一些调查报告中, 企业和社会公众对此各执一词, 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满意度也颇有差距。当然在这场争辩中也不乏中庸者试图调和二者的关系, 对于概念进行折中分析。从法学角度而言,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应该是比较宽泛的。尽管部分学者仍然坚持企业社会责任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应该是体现在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方面的责任。由此, 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百家争鸣时至今日仍然如火如荼。
然则毋庸置疑, 企业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其目标的经济主体。无论企业的规模大小, 所用技术先进与否, 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率高下与否, 都无法回避也无需回避这样一个目标诉求。也正是秉承这样的经营目标, 企业在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同时, 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环境的大变革。故, 企业及其管理者对于股东而言, 需要努力实现利润、效益最大化的经济责任是无可厚非的。那么企业是否还需对股东以外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s) 承担相应的责任呢?按照各国的通常理解, 此所谓企业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 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构成部分, 系指在股东以外, 受企业决策与行为现实的和潜在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的一切人。具体包括企业的雇员, 企业产品的消费者, 企业的债权人,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资源和环境、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的受益者等方面的群体。对于以上提问的回答恰恰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故, 所谓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提出, 实则是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资源短缺、环境不断恶化, 并且伴随着劳资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 自身的一种本能的应对之举。
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与企业生态环境
在生物学中, 良好运作的生态系统是世间万物得以悠然生息的基础。在食物链的链条中, 各种生物处于不同的环节, 相互之间存在紧密的依附关系。只有维持相对的平衡, 万物才能得以各得其所。当然, 生物界的生存规则也可以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企业赖以存续的基本准则。由于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其生存周期, 如何尽量延长企业的生存周期, 提高每一个阶段企业价值的实现程度, 是企业广泛关注的问题。同时, 在企业生态系统中, 消费者和员工与企业之间存在相互依附关系。故, 为了应对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消费者的“货币投票”对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产生了具有终极影响力的作用。为此, 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 开始遵法度、重伦理、行公益。其中通过制定内部生产守则 (或者工厂守则, 企业规则) 来改善劳动条件, 提高雇员薪资等逐渐得到企业界的认同。这也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企业而言, 承担社会责任, 意味着将会得到一个双赢的满意结果。这正是“责任竞争力”理念的意旨所在, 即“责任竞争力=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的专业化优势”, 企业运用自身的专业优势, 解决社会、环境、员工等方面的问题, 使得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 经济效益也得以同步提升, 即企业的责任竞争力得到增强。这是企业与社会的双赢之路。将这样的理念融入到企业经营中去, 将企业专业化优势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得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同时得以提升, 将是企业铸造未来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今日的中国, 其区位优势明显, 主要包括巨大的市场潜力、稳定的政治环境、廉价的高素质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投资促进政策。这些对跨国公司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如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多家进入我国。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成为欧美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和跨国公司的最主要采购中心。其中尤以浙江省的外向型经济为典型。浙江省的民营企业最为活跃, 但从事的外贸出口行业仍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如纺织业、服装业和玩具业等。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历来是劳工权益保护的薄弱环节, 也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关注的重点。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 企业社会责任成为某些国家进行国际贸易保护的重要工具, 似乎将其和劳工标准、人权标准等同视之。由此, 为了应付采购商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调查, 为了取得来之不易的外贸订单, 造假成为部分企业的家常便饭。如此一来, 企业社会责任在逐渐成为企业家的一种形象宣传, 正在变得越来越作秀。由此, 引起一种追问: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目的到底是为了维护劳工权益, 还是企业为了取得更大经济效益、提升自身声誉的一种手段?显然, 我们希望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能够取得前者的作用, 但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才是需要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三、社会生态的和谐与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建议
既然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实质意义在于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工待遇, 推动社会经济的增量扩张, 最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那么, 这不仅仅是一种运动, 也不仅仅是企业提升自身声誉的一种手段, 更不应该成为企业的“遮羞布”, 而是企业在获得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 真正履行在环境、人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负担的义务, 进而通过外部生态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因此, 通过外部机制的确立促使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 尤其是通过加强我国工会组织的力量, 通过完善各行业协会机制, 真正实现由企业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比由政府这个社会生态的组织者来进行直接配置更为持久和健康。故, 企业社会责任在立法导向上, 立法者和政府所追求的不应该仅仅是直接为企业设定形形色色的标准, 而应该是企业生态系统中各个生存者之间的比例平衡。立法模式应该更倾向于社会力量之间的调节而不是以政府甚至是法律来代言各种社会力量的诉求。
就具体立法而言, 笔者建议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和谐生态的建设:
第一, 加强我国工会组织的权力。坦率地讲, 中国工会的职能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 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工会仅仅起到一种类似于第二行政组织或群众性组织的作用, 根本没有起到市场经济集体谈判组织者的作用, 更没有展现出它在劳动力市场中强大的工资议价能力。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 基本上不会出现工会与管理层的严重冲突。因此, 建议在《工会法》中或者在其实施条例中, 增加相应的条款以提高工会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例如, 可以规定凡属于《公司法》中规定的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担任本企业或者直接上级工会的工会委员;各工会中脱产的专职委员不得担任任何营利性机构的职务, 其直系亲属如果担任与该工会具有利害关系的营利性机构管理职务时, 该工会委员在相关事宜的表决或决定时应当回避。更为有效的做法是, 彻底改变《工会法》中的工会组织方式, 废除按照行政区划组织工会的有关条款, 取消“基层工会、地方各级总工会、全国或者地方产业工会组织的建立, 必须报上一级工会批准”的规定, 赋予各企业、各产业工人自行组织和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 在宪法和工会法中承认工人的自由结社权和罢工权。
第二, 在《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 提高对劳动者的保护标准, 降低企业用工的随意性。比如, 明确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条件, 规范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约定条件, 凡是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违反企业规章制度作为解除条件的必须由企业证明员工在签署合同时已经知悉该规章制度的存在, 并且该规章制度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更重要的是企业必须证明该员工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给企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对于企业的各种违法和违约行为原则上应当明确在诉讼中由企业承担举证责任, 并且提高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处罚和赔偿标准, 在劳动合同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第三,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责任法》及其实施条例、实施办法中加强惩罚性赔偿制度, 提高企业产品质量违法成本, 提高消费者针对产品质量和服务违法问题的诉讼积极性。例如, 应当修改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欺诈性销售行为的赔偿从消费金额的两倍的规定, 大幅度提高惩罚性赔偿的金额, 引入公益性诉讼制度, 允许消费者协会或者个别消费者代表全体消费者就企业的欺诈性经营行为提起诉讼, 并且明确推定企业在某一产品或服务上的欺诈可能和已经获得的利益适用于其全部同一产品和服务, 并对企业同一产品和服务的全部销售进行惩罚性赔偿。其次, 还应当明确对于消费者因产品质量或者服务提起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由败诉企业全额承担。此外, 还应明确规定对消费者的损害赔偿中应当包括对消费者的精神损害赔偿, 并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标准。从整体上提高企业在产品违法和侵害消费者权益方面的成本。
第四, 推进社会慈善立法, 为企业参与社会慈善事业提供完善的法律机制。包括为企业捐赠行为提供法律依据, 明确企业捐赠的方式、公益捐赠和商业赞助的区别, 明确企业慈善捐赠中的税收问题, 推出鼓励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措施, 建立职业化的慈善机构, 完善慈善捐赠渠道, 规划捐助信息。各地区还可以结合本地慈善事业和企业状况制定适合本地区特点的慈善地方法规和规章, 为地区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律制度保障。
第五, 推动民间团体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立法的进程。在涉及到企业社会责任的有关立法中, 可以充分发挥民间团体的作用。例如, 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民间环保组织, 在消费者权益领域的消费者协会, 在农民工保护领域发挥农民工输出地的民间和非政府机构的组织作用等等。不仅应当在立法中征询这些民间团体的意见, 而且应当允许民间团体向立法机关提交立法建议, 并参与立法草案的编撰。在某些领域还可以由民间团体参与执法监督。
参考文献
[1]王佑:血汗工厂黑幕:机器罚你站12小时.第一财经日报, 2006年6月15日
[2]何海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华人世界, 2007年第5期
[3]卢代富: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界说述评.现代法学, 2001年6月第23卷第3期
观《感恩 忠诚 责任》心得体会 篇5
7月26日，公司组织我们到日照龙门崮培训学习，观看了李强老师主讲的《感恩 责任 忠诚》光盘讲座，使我感触颇深。
作为一名老员工，‚谦虚谨慎、踏实工作、团结同事、爱岗敬业……‛等等早已实践于平时的工作中了，而听完李强老师的课，给我触动最深的有两点，那就是‚有一技但不长‛和‚学会感恩‛。
‚有一技但不长‛这句话让我思绪了良久。作为一名有着13年工龄的老员工，在办公室文秘岗位上就已经干了6年多，所以面对日常的公文写作、文件阅办、会议筹备、印信管理等并不吃力，基本都能顺利的完成工作任务，但这并不代表有一技之长。‚知道不等于会，会不等于精‛。听到李强老师讲的‚把一件事情做精做透就叫‘长’‛之后，我理解了：不能把平常做的小事情不当事，把这些小事情都做得完美了，那才能成为‚一技之长‛。比如在写作方面，能真正领会领导的意思，才能表达正确和完整，平常还要留意精彩的语句和词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写出的文章才能让领导满意。‚一技充其量只能养家，之长方可致富‛。
李强老师用生活中的真实案例，用他诙谐生动的语言告诉我要认清自己，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外界的帮助，让自己的‚一技‛变成‚长‛。
感恩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我们的工作岗位是公司赋予的，是公司给了我们展示自我的平台和发展空间，实现自身价值。通俗的说给了我们养家糊口的资本。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感谢公司，感恩公司。尤其是近几年，公司在经营形势严峻，面对重重困难的情况下，顶住压力先后为我们增加了公积金、大小劳保、防暑降温、通勤费、误餐补贴、大幅上调工资、通讯费补助、托幼费报销、员工查体、住房补贴、休假补贴一系列福利；美化办公环境、更新办公设施；每年组织员工到海边培训学习、放松休闲；公司领导和驻外员工不辞辛劳地在外地奔波劳累，就是为了给公司创造更多的效益，给员工牟取更多的利益。所有的这一切，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公司，感恩公司吗？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在平常工作之中，多学多做，不为斤斤利益的得失去计较，尽心尽力、用心工作，为公司创造效益献计献策。因为效益是企业的生命，是职工利益的源泉。
日式的责任观 篇6
当我随着丰田的混合动力车队进入丰宁县城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这里有什么不同，如同其他的北方县级城市一样，这里的高层建筑并不多见，显得宁静而阔朗，但是同车的丰田工作人员却明显激动起来，“这里又盖了一座楼！”“街道比以前更整洁了，”他们兴奋地指点着，如同回到了久别的家乡。
虽然丰宁县名来源于乾隆皇帝的御赐，取自于“丰阜康宁”之意。但事实上，位于河北省北部的丰宁县，由于自然条件恶劣，长期以来地区经济欠发达，1994年就被列为“国家级重点贫困县”，2002年更是被确定为“国家新世纪扶贫重点县”。不过，对于多年前就曾经来这里植树的丰田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几乎是丰宁这些年巨大变化的见证者。
丰田在丰宁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始于2000年，那个时候正是北京受到沙尘暴影响最为严重的时期，那一年北京的沙尘天气频繁爆发，无论从次数还是从强度上都算得上我国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年，这种现象甚至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关注。丰田章男那时担任丰田汽车的董事，虽然丰田汽车当时尚未在中国开展整车的生产业务，但是在看到北京沙尘暴相关的新闻报道后，丰田章男就决心要为中国的环境改善做点什么。
据了解，由于北京平原地区的海拔只有50米左右，八达岭一带在800米左右，而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就达到了1000米以上，这种“下坡”地形，再加上河谷地带的“狭管效应”，很容易让裹挟着沙尘的西北部冷气团沿着风口来到北京，这之后便减速、停滞下来，因此要治理北京的沙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植树造林，而距离北京180公里的河北省丰宁县就是沙漠化侵袭首都圈的重要通道，于是丰田汽车决定在丰宁当地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并且他们还为此专门设立了“丰田中国防治沙漠化植树造林”项目。
自从2000年丰田汽车正式启动这个项目以来，到今天，该项目已经持续开展了15年的工作。在这15年里，丰田汽车累计直接投入的资金已经超过4000万元，在丰宁县植树500多万棵，绿化总面积超过5万亩，并且实现了高达90%以上的树木成活率。事实上，由于丰宁县属于中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型高原山地气候，全年的降水量仅为350～550毫米，树木并不容易成活。因此在项目初期，丰田经常要面对的是刚刚栽种下去的树木随后就发生大面积枯萎的情况。但是对于不理想的树木成活率，丰田并没有靠单纯的“补种”来解决，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专门从日本派出农学专家前往丰宁当地进行生态环境的调研，逐一分析树木枯萎的不同原因，然后再“对症下药”。丰田为此还专门聘请了一位农学博士，在汽车生产企业中聘用农学博士的，在全球也许就只有丰田一家。
为了找到解决办法，来自日本的这位女农学博士多次往返中国和日本做调研，甚至还曾经长期居住在条件艰苦的丰宁观察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情况，最终，根据当地不同区域的地势、气候、降水量和土壤条件，丰田选择差异化地在不同区域选择栽种了19种不同的植被。比如，在山地栽种油松、落叶松；在沙地种植柠条、沙棘；在谷底构筑白杨的双层防护林等。从而彻底解决了种植成活率的问题。
虽然种植成活率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很快丰田的项目负责人又发现，他们栽种下去的油松苗木到了冬季会出现大量枯死，对于喜欢“较真”的丰田来说，树木“栽得活”，还不够，还必须“保得住”。为了解决油松苗木冬季大量枯死的问题，丰田的农学专家不顾丰宁冬季零下几十度严寒，长时间在林地蹲守和观察，他们最终发现这是由于野兔啃食幼苗芽叶造成的，为此，丰田重新选择栽种大尺寸的苗木，这样一来，使得原本喜欢啃食油松幼苗的野兔最终只能“望木兴叹”，保住了植树的“胜利果实”。不仅如此，在苗木施肥方面，丰田也进行了深入研究，经过20、50、100、150克等施肥量对比的实验，他们最后测算出效果最好的施肥量是每株100克。同时，连不同苗木所需要的施肥深度，丰田的项目人员也都逐一精确测算，“有的种类施肥深度是根末10公分以下，也有的是15公分，”丰田参加植树活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诸如此类付出的心血还有很多。”
从项目开始启动，丰田每年都会通过员工自愿报名的形式，征集志愿者来丰宁植树，“我们可以说是看着丰宁县城从落后的小县城一点点发展、变化的”，丰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刚来的时候，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楼房，到处都很破旧，当地居民的收入也很低。”因此，丰田不仅投入大量资金切实改善环境沙化问题，还派农学专家前往当地进行生态环境的调研和指导，通过指导当地农民栽培草药、果树等，改善农业生产结构、促进了当地农民经济自立，从而给项目区带来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说丰田15年来持之以恒的努力与坚持，改变的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一群人，一种生活，一个社会。”
数百万——电装的“造人”
作为日本排名第一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家，长期以来，电装集团不断致力于开展环境、安全、残疾人支援、人才培养四大领域的社会贡献活动，并在2020年长期方针中明确提出：“守护地球和生命，为下一代创造美好未来！”的企业社会责任。为响应这一方针，电装在全球各地区开始陆续开展了环境和安全的CSR活动。
电装是1994年进入中国的，其第一家合资生产企业设立在烟台。近年来，随着在中国事业的不断开展，电装也在积极地履行着作为一个良好企业市民的社会责任，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贡献活动。进入中国以来，电装一直把“青少年教育、环保、残疾人援助”作为其为中国社会做贡献的三大领域。
其中在青少年教育方面，2006年9月，电装中国启动了“电装助学金”项目，每年向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江南大学等7所大学共计360名经济困难但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提供助学金。通过该项目，受助于电装助学金的学生可以有机会分别走进天津电装电子有限公司及电装（广州南沙）有限公司，亲眼目睹产品的制造过程。此外，电装还定期举办受助学生交流大会，组织学生参观工厂、为学生举行就业辅导讲座等活动，以加强学生与社会的接触，让学生毕业后能更好地融入社会、更快地适应工作环境。自从2006年项目启动开始到目前为止，电装已经累计捐赠85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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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电装中国希望通过‘电装助学金’使更多的青年学子接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将把这项活动一直开展下去，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微薄之力。”电装相关人士告诉记者，2015年，电装还在中国开启了面向低学年儿童开展“安全过马路”的普及教育活动，在“全国交通安全日”期间，电装联合《南方周末》发起了“儿童安全过马路”口号征集活动，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儿童道路交通安全。
具体到电装中国的CSR理念，电装中国区总经理村上幸彦表示，汽车在为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环境污染、交通事故等负面影响，作为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家的电装将竭尽全力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些负面影响，为全世界的人们带去汽车的便利与乘驾的喜悦。在中国，电装将加大对起停系统等降低油耗技术、电动车及混合动力车等新能源技术的投入力度，为保护地球环境贡献力量。同时，通过强化主动安全性产品的开发，让中国的汽车社会更加安心、安全。“我希望电装中国的所有员工能在深刻理解这一愿景的基础上，活跃于研发、生产、销售以及社会贡献等活动中，积极地为中国社会做贡献。”村上幸彦说。
[记者手记]
沉稳与理性——“日范CSR”
“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日本企业普遍比较沉稳低调，很少看到他们采取多么大的举措去“烧钱”，而且他们好象也很少大规模地宣传自己。
事实上，很多年前就听说过“丰田的植树活动”，但每次申请去看看，都被以“名额有限”为理由而拒绝了。2015年有机会去参加，才知道条件确实艰苦，虽然时间已经是北京的初夏，但是在我们所住的县城招待所，因为没有空调，晚上还是会感觉到冷。四白落地的房间里只有简单的陈设，让人仿佛以为回到了上个世纪。太阳下山以后，整个县城就宁静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商业活动的痕迹，丰田（中国）相关人员告诉记者，以前这里的条件更艰苦，“现在已经发展得很好了，所以不是不邀请你们（记者）来，而是因为实在是条件有限。”丰田从2000年开始就持续派人来到这里进行植树造林活动，有的员工由于工作需要，每年都会来这里参加植树活动，比回自己家乡的次数还要多，亲眼见证了丰宁从乡村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社会公益作为长期战略，需持之以恒的坚持与投入。”丰田（中国）相关人员表示，对于丰田来说，社会公益事业已不是单纯的慈善公益的概念，是对中国的一种情感表达，是丰田在华发展整体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会公益的可持续发展、长期深化标志着丰田扎根中国社会，持久、有效地承担起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因此，在丰田看来，社会公益与公益式营销不同，丰田是将其作为一项事业战略在长期推进，除了针对一些突发事件（如地震灾难）进行积极捐款之外，他们还在多个公益领域细致投入，形成长期发展的公益模式。“目前从项目的执行效果上看，我们的项目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传播了企业的正能量。”尤其是开始于1990年的由丰田与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创立的辽宁丰田金杯技师学院项目，也应证了丰田对于社会公益的坚持不懈。到为止，丰田在25年里，对这个项目累计投入约1.3亿元，培养了近3万名中高级汽车维修技术人才，其中大部分人才进入了大中型国有企业、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成为奋战在中国汽车产业第一线的骨干力量。2005年，丰田还携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成立了丰田助学基金项目，到现在也坚持了10年之久。丰田预计到2020年时，这个项目的累计投入将达到约7200万元，可以帮助约2600名中西部清贫学子实现“大学梦”。同样已坚持了10年时间的项目还有丰田与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共同实施的致力于民间环保项目的“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资助行动”，培养优秀人才的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致力研究中心”等。“15年植树造林，改变的是一个地区，一个社会；25年育人，改变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25年，15年，10年……这一个个年代的数字印证着丰田凭借特有的企业文化内生力将“通过汽车创造富裕社会”的初衷落到实处的信念。“以己之力，托起希望。”丰田公益的最终目标也许正在于此，丰田（中国）相关人员告诉记者，今后他们还会在中国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开展各式各样的社会公益活动，以造车般的匠人精神在这一平台上继续精耕细作，充分履行优秀企业公民的职责，为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日本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SR）中的沉稳与理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坚持和强韧，值得我们深思。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自己，所以才能如此的坦然和淡定。
企业社会责任观 篇7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生是企业组织发展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扩大的影响所促成的, 也是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在社会变革中不断调整的必然结果。差不多在现代科学管理理论诞生之时 (1911年, 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发表为标志) , 1923年, 英国学者奥利佛·谢尔登 (Oliver Sheldon) 在其所著的《管理哲学》一书中, 首次明确阐述了“管理的社会责任”, 提出正在发展中的工业管理“承担着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业的责任, 因为它控制着工业”, 他特别强调管理对作为工业中的工人的责任, 认为管理效率不应该只是依据科学方面的标准, 也包括公共福利方面的标准。当然, 这一时期, 围绕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在美国甚至法律还禁止企业的慈善活动, 只认可企业家个人的捐款行为。直到1935年, 美国国会修订《联邦收入法》, 增加了一个“5%”的条款, 即允许公司从纯收入中提取这个数目捐献给慈善组织。这是法律对企业社会责任认可的开端。而今天, 世界各国的法律不仅鼓励企业在劳工保护、消费者权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社会责任行为, 而且普遍都增加了对无视社会责任或侵害利益相关者权益的企业“失德”行为的惩处力度。
作为规范的管理理论, CSR诞生于1950年代, 到1970年代, 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 如生态问题日益严峻、劳工权益受到重视、社会贫富悬殊加大等, 对企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另一方面, 企业经营模式发生重要转变, 许多企业发生的“败德”或丑闻成为引爆CSR运动的关节点, 一个社会责任形象不良的公司越来越难以赢得市场的认同。在社会层面上, CSR逐渐成为全球性的社会行动, 在企业内部, 社会责任行动日益成为管理的一项任务。这就意味着CSR理论从内涵到形式都在不断变革, CSR理论日益多元化, 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理论从林”状态。
到1970年代, 威廉姆·弗雷德里克 (William C.Frederick) 通过观察和总结, 发现了一种CSR理论上由企业的义务在于改善社会的哲学伦理观转向企业对社会压力做出主动回应行动的社会回应观转变的趋向, 他把社会义务观称之为CSR1, 把社会回应观称之为CSR2。沿着这一思路, 可以把后来不同时期相继提出的社会绩效观称为CSR3, 社会营销观称为CSR4, 社会创新观称为CSR5。从CSR1到CSR5, 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演进中五个典型的阶段, 反映出CSR实践模式的不断变革的趋势。
一般认为, 1953年, 被卡罗尔称为“CSR之父”的博文 (Howard R.Bowen) 是第一个明确定义社会责任的人, 他把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的一种义务, 即商人要依据社会的目标和价值来制定政策、作出决策或者采取某些行动”。这以概念强调, 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是增进社会福利或促进社会进步, 即企业为了实现社会目标的纯粹价值付出。在这一方向上, 同样知名的戴维斯 (K.Davis) 提出了一个企业“责任铁律”——公司的社会责任必须与他们的社会权力相称, 强调现代社会中企业权力与义务的同一性, 如果企业回避社会责任, 也就意味着失去社会所赋予的经营权力。这种严格的“社会义务论”凸显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基础和经济绩效、法律责任之外的社会义务和社会目标, 确立出当今各种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价值基点, 尽管这一社会责任观有一定的纯粹化和理想化的问题。
企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又日益成为现代组织社会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1970年代以后, 一方面是社会对企业所产生日益强烈的“期望提升革命” (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 , 一方面是企业“败德”、丑闻现象的时常发生, 企业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加上竞争压力催生出社会回应理论。阿克曼 (Robert W.Ackerman) 、卡罗尔 (A.Carroll) , 赛斯 (S.Prakash Sethi) 等学者, 共同构建了回应型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基础。社会回应观强调企业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做出及时和适当的反应, 特别重视公司在积极回应社会要求或社会期待中的具体行动, 并将公司的社会责任行动融入到企业的管理政策与实践之中, 这就将CSR转换成了可操作性的企业与社会关系管理。随着社会对企业责任“期待”的持续增加, 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自然也越来越大, 企业以此寻求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或赢得市场竞争力。但是, 这一观点回避了公司理应担负的道德上的“社会责任”, 没有明确社会回应能否带来“社会改善”的重要问题, 实际上偏离了社会价值这一CSR最基础性的问题。
针对社会义务观、社会回应观在实践中面临的难题, 著名的CSR理论专家卡罗尔综合构建出一个包括社会责任原则、社会回应策略和社会议管理题的社会绩效框架, 开拓出CSR理论认知和实践探索的新方向。卡罗尔的社会绩效观吸收了社会义务观、社会回应观的合理内核, 同时把社会议题管理纳入其中, 强调企业履行社会义务或实现社会目标中的实际行动, 特别是行动结果, 力求从质量、数量、效率和效果等多个侧面来评估企业社会责任状况, 为之提供可操作、可计量、可比较的客观标准, 被认为是CSR的主导性概念模型。但社会绩效观也广受质疑, 主要是企业的社会绩效, 尤其是财务绩效是一个难以衡量、充满不确定的问题。
四、CSR4:企业社会营销观 (corporate social marketing)
有“营销之父”称号的菲利普·科特勒 (Philip Kotler) 从社会营销出发, 创造性提出了“社会责任营销” (CSM) 的新概念, 这实际上是对当时许多企业正在实施的CSR实践的概念提升。CSM有意识地把社会问题、社会目标作为战略问题来对待, 从各种潜在的社会公益事业或社会关注点中选择那些适合企业价值观并有效支撑公司经营目标的主要领域, 制定切实可行和可持续的CSM战略规划, 通过现金捐助、拨款、付费广告、技术性知识、员工志愿者、分销渠道利用等各种形式, 由公司独立或联合其他公司与非营利组织而开展“企业的社会活动”, 如科特勒总结出来的“公益事业宣传、公益事业关联营销、企业的社会营销、企业的慈善活动、对社会负责的商业实践”等。如麦当劳开展的每售出一个巨无霸汉堡就定向为儿童福利事业捐款1美元的营销方式, 就达到了产品促销、品牌提升和社会责任共赢的效果, 属于典型的CSM行动。借此还可以充分激发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创新的想象力。如今, 这种有效激发创新实践想象力的CSR模式已经成为国内外公司最常用的社会责任实践方式之一。当然, 如何使社会营销真正有益于社会公益价值的实现是这一责任观面临的最大挑战, 如前所述, CSR的本质在于公司主动或自愿地践行对“社会之善” (social good) 的道义责任, 而不能只是企业谋取利益或赚取“眼球”的营销方式或变相广告。
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 CSR逐渐成为共识, 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参与社会责任行动。与此同时, 社会责任与企业永续经营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如何实现责任与经营的双赢, 如何让CSR成为企业竞争力提升的源泉, 成为CSR理论的重心。这就是当代CSR从“赚钱行善”向“行善赚钱”的战略性转变。在CSR勃兴的1970年代, 德鲁克率先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责任观——企业社会创新观 (1973年, 《管理:使命、任务、实务》) , 这一观点强调要把满足与创造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作为企业创新的方向, 也就是要把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紧密结合起来, 把“解决社会问题和满足社会需求的途径, 看作是企业创造利润的机遇”。后来, 他更直白地将这一观点阐释为“行善赚钱”——“把社会需要和社会问题转化为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1999年, 知名管理学家坎特 (Rosabeth Moss Kanter) 通过对部分领先企业创新实践的案例分析, 也发现了一种从CSR转向CSI的新趋势, 一方面企业把社区需求作为开发新想法、展示企业技术、发现和服务新市场、解决长期存在的企业问题的机会, 另一方面传统企业慈善那种“扔钱走人” (即捐款捐物) 的方式开始为企业与政府、非营利部门等社会部门建立伙伴关系的新方式所替代, 企业在深度参与社会问题解决的过程中, 同时达到“通过行善来赚钱”的企业目的。总之, 社会创新观强调企业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组织、财务和知识、人才等优势来创新性地回应社会问题或社会需求, 并使之与企业核心业务、创新或可持续性结合起来, 实现企业与社会的价值共创共享。这种企业社会创新观, 把社会责任所面向的社会问题解决或社会需求满徐与企业经营所面向的创新直接整合起来, 着眼于企业与社会责任的双重可持续性, 为正在发展中的战略性社会责任 (SCSR) 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实践形式, 代表着一个“从社会责任中获取利润”新阶段的到来。如今,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慈善性质的社会责任模式转变为企业与社会价值共创共享的社会创新模式, 致力于实现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总之, 从CSR1到CSR5的观念演进反映着企业与社会之间共生共创共享互动关系和企业社会责任核心理念的变迁, 显示出CSR从被动选择到自觉行动、从社会义务到经营战略的发展趋势, 表明如同企业管理一样,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模式也需要持续变革与创新。CSR不仅日益成为企业经营与发展的基本战略, 而且越来越成为当代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参与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英]谢尔登.管理哲学[M].商务印书馆, 2013:72.
社会责任·慈善观 篇8
热议是不可避免的, 问题在于如何从中“淘”出一个科学的, 足以导向人们行为的捐助慈善价值观。
笔者曾撰文指出, 作为捐助的主要形式, 它原本乃财富拥有者自愿、独立、自主地行使其非功能财产权的个人 (或法人) 自然行为。然而, 此次“巴比慈善晚宴”却令中国的一些富豪倍感压力, 生出了诸多的说法。比如, 娃哈哈集团总裁宗庆后称, 自己并不欣赏动辄就捐资产的慈善行为。他说, 企业家若把辛苦赚来的钱用来投资, 能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 能为国家和社会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若是捐出去, 这些资产就失去了“生命力”, “杀富济贫”是不对的。同时, 他认为捐出全部资产的行为背后, 不过是逃脱高额遗产税和企业避税的变通做法, 而不是真慈善, 只有持续地为社会创造财富才是真正的慈善。
马云则在陈光标称要裸捐之际表示, 他并不相信别人能比他更好地管理阿里巴巴的资产。自己利用手上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让更多企业崛起;倡导绿色环保生态, 会比把钱捐出去更有价值。同时, 他也坦率地讲:“我们这一代人所有的努力除了希望自己好以外, 还希望将来孩子好”。
我认为, 这些说法中的一系列问题需要予以讨论、明确。
首先, 慈善捐款应该分清企业家个人非功能财产还是企业功能性资产。很显然, 不论是巴菲特还是比尔·盖茨, 他们取自慈善基金的捐款, 完全属于个人所有的私人财产, 根本不是已在企业运作使用中的或将用来投资的企业财产, 他们对企业家劝捐的也不是这种款项。
其次, 就是其个人财产, 也应分清是基本生活保障部分还是其余部分。就是说, 即使是个人财产, 作为捐款给出去的也不是企业家个人 (家庭) 生活基本保障开销或将其给予、留给子女的养命钱。巴菲特就曾这样说过:他将给孩子留下“足够多的钱”, “足够”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但这笔钱“不能太多”, 不能多到让孩子们一事无成。
再者, 慈捐行为背后体现的是良好动机, 还是既想逃税又要捞取好名声的把戏。关键在于有乐善好施的美好动机, 如果动机好, 一般就不会耍手腕, 愚弄社会大众。当然, 实践中肯定有一个诸如为逃税而捐和从善而捐的辨析问题, 对此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此外, 在外界看来, 真正有可捐之款者, 也要在量上洞察一下其实际能力如何:是否得当。不论是“慷公家之慨”, 还是“杀富济贫”, 都是不可取的。某些国有大企业老板为树个人 (或少数人) 形象, 不顾企业能力, 捐款大大超出企业承受力, 或者某些民 (国) 企在群众、社会舆论和压力下捐款超出承受能力, 则是糟糕的“杀富济贫”了!
日本社会的“学力”观 篇9
根据白川静的《宇通》等汉和辞典, “学力”一词是专研学问所具有的能力和见识, 意为“深厚的学问”, 源于12世纪我国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的诗句“学力根生蒂固, 功名水到渠成”。到了江户时代初期“学力”便成为了通用词语[1], 指学问上所能达到的能力, 用以区分处理日常生活与家庭事务的才智和实力。
明治维新 (1868年) 以后, 日本仿效欧美引入近代学校制度, 伴随着强调学问为安身立命之本, 无论性别和身份, 所有国民都应该进入学校学习作为教育的基本理念, 出现了有关学业奖励的公文。“能力主义”业绩至上的近代思想观念也得到了确立, 要求通过学校教育以“学力”来衡量个人的读、写、算的能力, 采用学力测试来评估个人的实力, 推动升级和升学的竞争。教育和学业成为个人成就功名和光宗耀祖的手段, 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 影响直至今日。
然而, 日本实行内阁制 (1885年) 的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提出了与以往学力至上主义完全相反的“人品第一, 学力第二”的评价原则和方针, 认为学校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品行优异之臣民, 其次才是增强“学力”。文部省在1887年8月发布的第11号政令中也明确规定不仅要重视学生的“学力”, 更要注重其人品, 斟酌其日常的品性, 即平时的上课态度和行为表现, 从而衡量学生的成绩, 判断其是否具有毕业资格。在深远意义上讲, 森有礼所言之人品更是指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 具有气质稳重, 服务于国家利益, 勤勉务实的善良臣民的品质。
经历随后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日本社会认识到通过小学教育提高优秀士兵所必备“学力”的重要性。因而, 1907年义务教育的年限从四年被延长到六年。而且, 从1903年开始, 小学的教科书开始由国家统一制定, 根据学科内容, 教育方法也逐步定型化, 知识注入型的教育教学方式逐渐成为主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风靡欧美进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新教育运动”提出了尊重儿童个性, 注重自发性创造性活动, 开展以儿童生活为中心的经验主义教育。日本社会也从学力发展的方面进行了各种尝试。但是, 1930年以后, 随着军国主义势力的增强, 新教育不是被迫变形就是面临解体。
二
1945年日本在宣布战败后, 改变了以往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方针。为了建设民主文明国家, 教育制度的民主化和平等化开始推进。在教育方法上, 受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影响, 战前以学科课程为主的知识注入型教育方式得到了改变, 经验主义的教育方法再度被重视, 教育教学活动以儿童生活为中心, 从他们的生活体验出发。
就是在这种新式教育刚开始不久的1950年, 以青木诚四郎的《新教育与学力低下》一书为重要标志, 出现了有关“学力下降”[2]的争议。次年, 久保舜一的学力调查证实了学力低下的事实, 论争逐步升级。有些父母和新式教育的反对者受战前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思想的影响, 认为学力的范围仅限于阅读、写作和计算等基础学科能力, 进而批判新式教育轻视知识学习而导致了基础学力的下降。对此, 新式教育的推进派反驳说学力的衡量不只是限于阅读、写作和计算, 而是应具有从事社会生活所必备的生活能力, 主张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能动性的态度, 而学力的综合性要素仅仅通过调查和测试是无法确定的。应该说新式教育推进派在“学力”上的认识上是对森有礼时代的继承和超越。
这也就被认为是日本在战后围绕学力问题的首次论争, 实质上是触到了基础“学力”的狭义和广义之分。也以此为契机, “学力”一词不再仅限于教育行政的观念和用语, 而是作为教育学术语言被广泛运用于教育理论和实践之中。
三
日本文部省于1956年对全日本二年级和三年级的中学生统一实施了学力调查。虽然通过笔试考试不能测定学力的全部, 但是这次学力调查的意义在于试图从广义的层面去测量“学力”, 认为“学力”不仅限于阅读、写作和计算等知识技能, 还包括推理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应用能力等各个方面。1958年日本文部省修订了中小学学习指导纲要, 开始对教育进行强干预, 于1961年在一片争议中强制实施了“全国统一学力调查”。“学力”再次成为日本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 因为被认为导致了诸如儿童之间的过度竞争与歧视, 此类调查遭到了日本教职员工会的强烈反对和抗争, 到1966年被废止。
在这样的情形之中, 教育学者之间也存在着对学力理解的分歧。经验主义学者广冈亮藏坚守他着眼于儿童的独特性与主体性的, 以“态度”为中心的学力观。“学力”分为三个层次, 包括基础条件性的能力, 比如阅读、写作和计算等知识和技能;概括能力, 指规律性综合理解的素质;态度, 指活用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动性, 是学力的核心构成。这种学力并非是对个别知识的理解, 或者技能的掌握, 而是在生存和生活中能动地掌握知识和技能并运用的态度和能力。因此, 有人指出广岗是小看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掌握知识的重要性, 批判其学力观是一种态度至上主义。
而另外一位代表性学者胜田守一提出要在儿童的学习效果有可能通过测量手段加以度量的范围内来规定学力。仅限于通过学习那些配合预期目标和效果而编排的教学内容而达到的能力。这种能力与英语中的“attainment”接近, 强调学力中的认知能力, 而排斥态度和意志等难以用双方协定的方式进行评估的领域。
四
1975年以后, 日本高中的升学率开始超过90%, 加上父母对“学历”社会的关注, 高考竞争激化, 高考学历受到重视, 后进生、校内暴力、欺负现象、拒绝上学、辍学等, 围绕学校和学生爆发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因此, 1984年首相咨询机关设置的临时效益审议会在第四次报告书中提出重视个性的原则, 改变以往注重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 提倡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思考能力和表现能力。
在随后的1991年, 中小学指导纲要再次修改, 改变了过去注重知识的学力理念, 主张按照兴趣、积极态度, 思考、判断, 技能表现、知识理解的顺序进行评估。可是遭到一部分在校师生和学者的批判, 他们指出对兴趣、积极性和态度的评估容易陷入主观判断, 对客观评价学力增加了难度。此外, 有些父母对过去的学力教育仍然抱有期待, 反对情绪日益高涨, 学校面临的情况日益混乱。与此同时, 随着资主本义经济的发展, 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 国民投注于教育的热情也不断高涨, 更加强化了人们对以往学科性应试学力至上的认识。这也就是日本社会二次大战后的第三次学力论争。
五
在这种情况下, 文部省设立了第十五期中央教育审议会, 在1996年的第一次报告书《展望二十一世纪, 我国教育的理想》中, 提出了培养生存能力的最新教育目标。
所谓生存能力是具备以下三个层面全面发展的能力。第一是自我发现课题、主动学习、自主思考、行动、能动性地判断和更好地解决问题的资质和能力。第二是具有自治力, 善于协作, 并且有体谅和同情之心等丰富人性的素质。第三是自我顽强生存的健康体格体力。这三个层面能力的培养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 在1999年, 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了一本名为《不会分数的大学生》的书, 该书的作者尖锐地指出在当时的名牌私立大学, 五人中就有一人不会计算中小学生都应该懂得的分数问题。另一本名为《轻视算术导致学力崩溃》一书的出版[3], 引起了社会的震惊, 关于“学力下降”的问题也就从大学开始显露。随后以中小学生为对象实施的国际学力实力测试也显示日本学生的学力有所下降。日本社会围绕“学力”的论争在新的世纪被又一次掀起, 也是日本社会二战后的第四次围绕学力的论争。
相关书籍的出版只不过是问题浮现的一个引爆点, 但重要的是学力在日本已不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 而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出于学力低下会导致未来日本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下降的担忧, 日本文部教育省开始将提高日本学生学力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标。2002年1月, 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了题为《为提高坚实学力的二零零二年呼吁书:劝学》。坚实的“学力”就是指生存能力, 除了知识技能还包括思考能力、判断能力、表现力、课题发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学习的积极性和方法, 从更广义上对学生今后必备的“学力”提出了要求。
也是从这个时候, 日本社会关于学力的论争逐渐冷却, 以田中博之和柴田义松为代表的诸多学者还有一些相关教育人士结合日本社会实际, 不断反思和践行, 围绕新学力观进行创造性探索。时隔四十多年, 文部省于2006年再次启动了全国“学力”状况调查工程。
六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学力”在日本社会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观念”。但正是在反复的论争中, “学力”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深入人心, 从而得到了持续的发展, 体现为一种富有中庸之道的前瞻性的学力观, 试图追求从两极到中介的平衡, 理想与现实的融合。正如日本教育学者山崎高哉所说:“学力不应该仅限于那些可以测试的学科性知识和技能, 具体讲主要就是阅读、写作和计算 (3R) 的能力, 还应该包含某些难以测度的方面, 比如论述和讨论的能力, 思考性、批判性和判断力等所有为了适应21世纪社会而必备的生存和生活才智与实力, 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责任等。如果我们能够综合性地在各种能力的相互关联中重新定义学力的概念, 克服学力观中存在的两极分化倾向, 就能在学校、教师、家长以及社区的紧密合作下, 消除因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导致的学力差距, 才能有效地培养那些将承担新世纪社会重担的具有丰富人性的年轻人。” (山崎高哉, 2009) 应该说这种认识在当前的日本社会, 尤其是学术界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参考文献
[1]柴田义松.学力论的历史展开[J].现代教育科学, 2002 (5) .
[2]钟启泉.学力理论的正式发展[J].全球教育展望, 2001 (12) .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 篇10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的内容, 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具有的基本特征。
1. 社会主义本质论。
1992年,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 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 首先, 强调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从来都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社会发展的最普遍、最基本的规律。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首先的、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能否尽快发展生产力, 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其次, 社会主义本质论突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说:“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 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1]他还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最后, 在动态中描述社会主义本质。过去, 我们讲社会主义往往是从静态中, 用僵硬的定义, 概括出一个僵硬的社会主义概念或固定观念。这类做法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根本要求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并没有把社会主义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 而是用了五个动词———“解放”、“发展”、“消灭”、“消除”、“达到”———在动态中生动地描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中, 在发展过程和最终结果统一过程中, 来阐明社会主义本质及其逐步实现。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正确认识本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 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客观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邓小平根据当时的国内经济发展状况指出:“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 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 这就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这便很明确地揭示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社会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最基本的特点。党的十三大前夕, 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就是处在初级阶段, 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根据这个实际制定规划。”[1]1987年, 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客观依据、基本特征、性质、主要矛盾、中心任务和历史地位, 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 为建设有中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3.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经济方面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政治方面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共产党领导;在文化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 邓小平有其独特的见解。他把原来认为是社会主义特征的东西重新分类, 一类属于基本制度、基本原则, 另一类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使用的经济手段。其中, 对计划经济的重新认识, 是邓小平认识社会主义的重大突破。过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曾提出过社会主义可以有商品经济,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但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前, 一直把计划经济当做社会主义固有的特征。邓小平从社会发展的一般经济规律出发, 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 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2]“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在1992年发表的南方谈话中, 他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中国改革开放能取得巨大成功, 与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直接和重要的关系。
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 他们对整个未来社会的论述只是原则性的设想, 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论述更是不够完整、清晰。他们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 应该马上做些什么, 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3]
邓小平遵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用新的思想、观点,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 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
1985年10月,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代表时说:“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1]邓小平之所以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是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1]邓小平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因为只有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 摆脱贫穷落后状态, 实现了共同富裕, 体现出了优越性, 社会主义才能“站住脚”, 才能得以巩固。
2. 坚持改革开放。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现在真正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探索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有效地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思路。对外开放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突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 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为特色的对外开放格局。邓小平在1988年6月3日的讲话中指出:“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 不改革不行, 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走上了新的道路, 这些政策概括起来, 就是改革开放。”[1]对于改革开放, 邓小平又作出了明确的解释:“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 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1]
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 邓小平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邓小平把坚持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出路, 认为改革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他认为,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 从而, 能够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否则,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表现不出来。
3. 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79年, 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说:“我们要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文化建设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 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思想建设则决定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邓小平看来,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不仅有高度的物质文明, 而且还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高度的精神文明。但是, 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 人们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忽视精神文明建设, 出现一手硬, 一手软的情况。邓小平多次批评了这种现象, 他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 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 走弯路。”[1]
4.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1979年,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 明确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基本命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必须做到:第一,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新型专政的统一体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邓小平认为, 相对于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2]。第二,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 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的政体, 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 这最符合中国实际。”[1]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议行合一的原则, 同时又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这同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 必须走依法治国之路。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 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2]必须确保“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2]。这些论述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另外, 也指明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方向只有是从人治走向法治, 走依法治国之路。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49-373.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68-372.
以大学看社会，以社会观大学 篇11
@社会学吧：中国是一个地震灾害多发的国家，但相应的灾害社会学、地震社会学的研究却很不对称。灾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契机，日本1964年新县的地震推动了日本灾害社会学的发展，已经拥有大量关于灾害发生及影响的研究。而世界范围内的研究主要是在美国，其中南加州大学的Robert A. Stallings是比较有影响的代表。
@社会学吧：今天公司募捐策划中，大家讨论最多的是钱怎么花出去，红十字会是不可信了，最后决定由公司自己的基金会派专人送到灾区。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需要它的粘合剂，规则是，道德是，信任也是，而当信任解体的时候，社会运作的成本就会增加。本来大家有钱交给红十字会去打理，现在因为不信任，就要付出代价。
@Kielboat：救援黄金72小时总结：1.与汶川比较，芦山地震死亡率较低，生存率较高，因在乡村地区，意味着存活者可能以互救自救方式救援伤者，而汶川地震的自救能力近乎零，才需军队大规模介入。2.较多的存活者和伤者意味着灾后幸存者是重点，对后勤物资、道路和直升机转运伤员的高度依赖，对分散志愿援助的依赖，轻装进入的军队对此几乎无用还会占用援助资源，这时需要的是直升机、野战医疗和汽车运输等军队战勤体系的支援，以及救灾指挥部对车辆道路通信卫生的管理和调配。
@马志海：“志愿者”其实非常不简单。任何行动的志愿者，他们必须是有钱、有闲、有心、还要有专业素养。也就是说做任何事不是你有一颗爱心就行的。就像是谈恋爱，你爱了还要会爱不是吗？否则会活活把人给爱死，不死也累死。
社会@大学
@上海教育：（1/2）上海市教委发布《2013年度本科预警专业名单》，被预警的专业有：日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艺术设计、市场营销、物流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电子信息工程、环境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广告学、电子商务、社会工作和交通运输。
@上海教育：（2/2）这15个专业在本市高校中重复设置多，连续多年招生第一志愿录取率低，调剂和征求志愿录取率高，且毕业生签约率和就业率均较低。
@诸大建：上海市教委公布了2013年15个招生低、就业差的本科预警专业，很多涉及管理，包括信息管理、工商管理、行政管理等。这些专业除了存在供给过度之外，本人一直认为本科就学管理，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一直建议本科应该学一个技能型的专业，只有有了实践积累之后从事管理实务，报考管理类专业硕士才是好的选择。
@王旭明：世界读书日夜思，我与专家对读书之解不同的是，与其读100本书而不做一个独立思考和判断，不如读一本书而做一个独立思考和判断。不必人人当图书馆，贵在人人为思想库。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最有启迪的书，产生一个最有价值的思想。
@刘惠璞_河马哥：团队一小孩请假，因母亲发现了肿瘤。批了假，心情却阴霾。虽然在我眼中，80后还小，可他们出校门就被丢进了就业的洪流，刚上班就赶上高房价。我不知道尚未在大城市立足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们，如何面对生活的重担，双亲的衰老。但，也许80后注定在更多的波折中早熟，然后比我们七零后更坚定地活着。
@刘惠璞_河马哥：90后跳出来说他们也不容易，好吧，你们肯定是——成家的时候赶上房地产泡沫碎，然后很轻松就买了房；接下来人口红利时代结束，企业都很缺人，找工作压力也不是很大了；更重要的是80后的老板还都很nice，思想开通，待你如兄长。
@隐姓埋名三十天：说到择城而居，我觉得如果你的工种不是出了京城别的地儿就没有的，你的职业规划也没有膨胀到其他地儿容不下的野心，且你对京城坐拥的庞大文化资源的享用频度也很低的话，则相比厦门杭州这样的宜居城市，在北京的性价比真的不高。选择北京或许只是基于某种非理性的虚幻心理按摩。
@大学城周sir：重庆大学机械学院大三学生何俭遇到一个年轻女子求助，借了500元给她。这名女子说第二天会还钱，可当天晚上就没了消息。何俭很失望，但他说，下次做好事会小心慎重些。但是“我冒着99%被骗的危险 ，只为了不让那1%的人伤心”。
@mandarinpassion：虎妈的一句话让很多持不同意见的家长降伏：“你是要孩子现在有选择，还是将来有选择？”这句话正好是我们中国亲子关系的根本症结所在，现在苦是为了将来甜。所以持这种信念的家长就会心安理得地逼着孩子放弃他们自由的童年，仅仅是为了他们所谓的“未来”。
@李子：读书久了，就会对书本身产生好感，这很正常。但读书毕竟是为了获取其中的知识和信息，如果载体已经开始妨碍高效地获取和传播知识，那就没必要为了那份好感而拒绝接受新技术。在购买、储存、检索、传播等多方面，电子书都完胜纸书。即使在阅读方面，电子书也有其优势，且这种优势会随着技术发展越来越大。
@GK同人于野：吸引人程度：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巴基斯坦发生的恐怖袭击；恐怖袭击>谋杀；恐怖袭击>重大事故死亡；恐怖袭击>一般事故死亡。以上所有不等式的右边发生的概率都大于左边。为什么媒体喜欢报道左边？难道新闻的本质是一种娱乐？
@奥卡姆剃刀：今天参加了政府部门主办的北斗产业推进会，发现不少专家名片的名头是两排，上排是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下排是某大学教授博导。这些老板活得潇洒，以博硕研究生为主体组织起高水平低成本的研发团队，以高科技公司身份从政府拿资金支持，谁也拼不过他们。
@李进：数字出版现在尴尬的局面，特别是大量粗制滥造的玩意儿横行，除了缺乏商业模式和我们固有的顽固精神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内力深厚的传统编辑基本没有参与到数字出版中来（还是顽固的精神），而正在做数字新晋的小编、掮客、渠道和码农，对内容鲜有把握和理解。
@洛之秋：重点大学英文系录取分数线一直在滑坡，这是不争的事实，上世纪80年代南大（南京大学）英文系一度是全校最难进的专业之一，现在和很多学校一样变成了接收第二专业志愿的保底对象。但我也不认为把文科状元都招进来就能把英文系办好，高考分数与英专学生的发展没有正相关性。要命的不是入学分数低，而是不情不愿读英文。
@林培文：室友在写作业，电脑上正与他视频的是他异地的女朋友。两个人静静无言，埋头做功课，偶尔抬头看看对方，然后又埋头继续学习……我只能说，这就是学霸的爱情啊。
@淡豹子：在大学同寝的群里，一个说：“衷心感谢当年室友不杀之恩。”另一个说：“别高兴太早，慢性的。”一个又说：“我们没把某某寝室做掉已经很善了。”一个再说：“主要是因为我们专业的问卷访谈这类凶器效果有限。”
@周Cissy：回家被问最多的问题不是男盆友，而是工作的事。家人天天追着问，连邻居也追着问。一个亲戚听说我要做媒体后说：记者有什么好做的？能挣多少钱？为什么不找国企？然后说谁谁的女儿考了市检察院公务员，那个厉害啊……为了避免这种不知如何继续的对话，我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责任编辑：刘贞
解读消费社会语境中的广告观 篇12
一、广告对物的编码
从最根本的词汇开始解读,首要理解的便是消费,在消费社会中,它不仅仅是指在交换完成后对物的使用和消耗,而是有了新的内涵。在鲍德里亚看来,把握住消费和消费社会的根本方法便是符号学的分析,消费是一种符号操纵的系统行为,它的话语符码不是用嘴说出来的话,而是用物来编织的符码。在消费社会中,任何产品都要不断的创新,商品本身的“意义性”逐步突显出来,一个品牌要具备“实用性功能品质”和“意义品质”。因此,在消费社会中的物要成为消费品,就要经历一个符号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广告起到了编码的作用,是消费主义文化传播的最有力的工具。
在消费社会之前,广告也对物进行编码,主要是表现在把物的使用价值进行编码,利用大众媒体进行传播,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在消费社会中,广告对“物”的编码,有了新的规则,更注重的商品所代表的意义和差异性。
通过广告的作用,物有了其自身的内在涵义和外在表现,它不仅用编码的形式反应了自身,还通过编码这个体系跟其他的物产生了联系。广告把物建构进一个有等级、地位区分的社会关系内涵的“符号系统”当中。物被消费了,不是消费了它的物质性,而是差异性。衣服的意义不在于穿,而在于它于其他衣服的比较中的等级差别,这种联系是一种外在的联系,指向一种社会地位。广告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广而告知”了,通过它对“物”进行编码和细分,赋予不同的涵义,广告带来的是一种广告式消费的生活模式,一种购买习惯和购买心理的结构性转变。
二、广告对人的编码
在笔者看来,广告对消费者的掌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给消费者造成虚假的需求。在后工业社会以前,广告和消费者的逻辑联系为:消费者发现某种需求,然后通过广告搜集信息,最后消费者决定选择哪种商品。那时广告是消费者的工具,是选择商品的途径。而在消费社会中,两者的关系模式转变为:广告不断的强化某种诉求,消费者意识到这种需要,然后在广告的引导下选择产品。在这种模式下,广告发挥了主体作用,引导和掌控了消费者,消费者成为广告的附属。广告并没有直接劝说人们去购买,只是向人们描述了更加美好、让人向往的似乎可以触手可及的世界,从而让人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去追求由广告界定的那些“本应属于我们”的东西。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中,消费者对自己的需求逐渐的不明晰,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广告的刺激,产生的虚假的需求。
第二:广告的超真实性,给消费者以虚假的满足。广告的超真实性,是建立在大众传媒的“超真实”论述的基础上的,极度逼真的模拟,导致模拟逻辑的贯彻,类像赋予我们一个比现实更真实的世界,同时将现实的逻辑和规则遮蔽与粉碎,宣扬它自己的逻辑和规则,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它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人们按照超真实的体验来造就自己的真实世界。具体到广告而言,广告中规定了一种日常生活中不会有的交流,广告中的商品与买回家用的商品已经不是同一件东西。广告塑造了无穷无尽的憧憬和欲望,人们在对广告信息的接收中,间接体验着这种虚假的满足。
因此,广告在对物的编码过程中,从注重产品信息到注重品牌的塑造,引导生活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得广告的编码领域延伸到人。人们的欲望、计划、身份、激情等都需要物化为符号和商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广告通过其自身的编码规则,使消费者形成了与其编码规则相适应的内在、即时的勾结关系,通过这种同谋关系,每一则广告都要求消费者对它进行不自觉的解码,通过对信息的解码而自动依附于广告所带来的编码规则。
三、广告对社会关系的划分
由广告编码所带来的对物的区分,排列出来一定的秩序,从而由顺序建立起来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在广告信息中,所蕴含的商品或服务的符号意义,区分了消费等级和生活习性,而不同的消费方式对阶层的划分又起到了指涉的作用。
确切而言,不是物,而是由广告编码带来的物的意义,成为了人的社会地位的象征。衣服、用品、房子、出入场所等代表了不同的人群,这些符号暗示了人们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人们往往会倾向于选择跟自己对物的偏好相当的群体,这些有着相同消费等级的人,对物的意义有相同理解的人,形成了部落化的群体。在消费中,被消费的仅仅是理念。由广告所引领的消费方式使得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深层发生了等级的、范例的、习性的结构改变,造成了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统治结构的改变。消费社会解构了以往的传统的阶级或阶层的划分方式,转变成了以商品符号的社会意义为划分标准。
四、对消费社会中广告观的反思:
消费社会语境中的广告观,其理论根源是与消费社会的理论相一致的。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是什么”的陈述是建立在符号学分析的立足点上,进而成为以后的一系列价值评判的基础,由此,对整个社会的把握就变成了一个对符号系统内外诸环节的分析和把握,社会作为一个感性存在被简化成为一个符号的存在物,对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感性现实的符号化抽空。人们从来不会消费物本身,广告的作用不在于其内容等的论述,把其他的非符号因素都被排除在外了。
消费社会对广告的理解,对符号意义的倾向性,忽略了物的实用价值。广告与物的使用价值的分离,使得广告脱离现实的真实感。广告首先就是对“物”的诠释和彰显,不存在没有产品的广告,广告和产品的联系是无法割裂的,除了某些专业人士处于对广告的创意及表现手法的纯艺术性解读之外,大部分消费者对于广告的诉求只是“物”和由广告产生的对物的体验。当然,绝大多数传统的广告观念跟消费社会中的广告观是处于不同的层面,没有可比性。但我认为,广告与物的分离,也只能在忽视了社会现实和功利性的基础上进行。广告由于其自身的市场性,与资本运作的紧密结合性以及其显著的个体性,不适合用抽象的形而上的理论来进行解读和论述。
关于广告作用的分析,单纯强调整体的抽象意义上的广告技术论而导致的受众群体的被部落化。在消费社会的解读中,广告中正是内容的遮蔽性隐藏了它的实质,进而把内容、传播模式、经济利益的目的性排除到广告的功能之外,它强调了一种大写的形而上的广告作用,抽空了广告本身、广告主以及受众的巨大的社会现实和感性现实。对于消费者个体而言,广告所带来的人类生活模式的变化,并不是其关注的,他生活的现实对于广告的要求,只是提供可供选择的产品的信息,并且保证这种信息的真实性而已。
消费社会语境中的广告观,确实与以前的广告理念有所不同,体现了其独特的阐释角度和理论视角,对广告涵义的新的解读,充实了在消费文化中的广告理论,在展示广告特有属性的同时,分析了广告在现代社会阶层划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以往的广告理论中未曾提及的。但同时,侧重揭示了编码统治的现状,相应的也就忽视了广告和物的联系,物的实在性,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直接的联系被符号隔断和架空了,片面强调了一种强制的编码机制。广告符号的指示“意义”的本质是以指示“事物”为前提的,没有了经济性的基础,关于广告的论述都显示出没有根基的虚空性。
参考文献
[1]徐小立、秦志希：《广告与消费主义文化的传播》，2006年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