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辨析（精选10篇）
企业社会责任辨析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跨国企业纷纷进入我国, 社会责任理念悄然传入中国。如今,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再是外部环境逼迫的结果, 而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一、引言
近年来, 随着三鹿牛奶、面粉增白剂及达芬奇家具等事件的曝光, 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这是在当前形势下研究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逻辑起点。
在西方, 围绕企业是否需要承担以及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的探讨已经进行了近一个世纪了。Clark (1916) 首次提出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各学界纷纷对企业社会责任提出了分析和解释, 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铺垫了科学的土壤, 并已得出较为符合西方社会理念的统一答案。而对于有着悠久传统文化的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必然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含义。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跨国企业纷纷进入我国, 社会责任理念悄然传入中国。但当时企业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经济效益和利润所得, 对社会责任持漠视态度。而随着全球竞争的日益激烈,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社会责任作为新的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 甚至连《福布斯》杂志也将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排名的考虑因素,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再是外部环境逼迫的结果, 而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二、基于中西方文化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内涵比较
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起源与内涵
西方企业是伴随着工业化及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现代化进程而产生和发展的, 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社会责任问题也是逐步出现并日渐展开的。
早在古希腊的城邦中, 公民大都以经商为主, 享有不受国家限制的极大自由与政治权力平等。16世纪的宗教改革尤其是其中的新教运动将世俗的劳动与宗教生活结合起来, 从宗教意义上确立了企业经营的合法性。17世纪欧洲的“自由主义”更加维护宗教宽容, 尊重个人财产权, 崇尚贸易和实业。到19世纪末, 由于西方工业化经济的快速发展, 商业兼并与收购活动使公司规模急剧扩大, 并引起了人们对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斯莫尔 (1895) 呼吁“不仅仅是公共办事处, 私人企业也应该为公众所信任”, 标志着作为公司社会责任的更宽泛的概念——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萌芽。
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 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使人们开始思考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即企业除了为股东谋求利润之外还应该为其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承担责任。Sheldon (1924) 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 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 学术界广泛开展了有关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争论。
在企业社会责任众多的反对者中, 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 在自由经济中“企业有且仅有一种社会责任, 那就是利用其资源, 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 从事旨在增加其利润的经营活动”。哈耶克也持同样观点, 认为“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任何偏离行为都可能危及企业的生产, 并使企业的管理者获得无休止追求社会目标的难以控制的行为”, 只要企业将资源投向了最有效率的领域, 企业就承担了社会责任。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 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展开进一步争辨。Davis&Blomstrom (1975) 指出, 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所具有的采取措施保护和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义务。Carroll于1991年完善并建立“四维金字塔模型”, 将经济、制度、道德以及社会的期望纳入了企业社会责任体系。1984年, 弗里曼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回答了企业的经营活动应该对谁负责的问题, 为企业社会责任奠定了理论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对商业活动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诠释
在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是个“舶来品”, 中国传统文化中类似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体现为微观组织 (如个人、家庭) 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可以追溯到儒家思想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天人合一”思想意味着人与万物都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 体现为微观组织与社会、宇宙的和谐统一观。“天人合一”思想衍生出“和合观”的辩证思想和系统观念, 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合、人自身与心灵的和合、人与人的和合、人与社会的和合, 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和合。正是以上五者之间的“和合”体现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萌芽。
血缘氏族的解体与历史性的保存, 使得东西方走向了不同的文明之路, 造就了中国古代独特的血缘宗法社会形态, 以及与此相应的一整套宗法制度和以血缘人伦为基础的思想文化。中国社会各种组织中都渗透着家族制的关系模式、人际特征和行为规则, 家族因此成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核心。家族组织基础及其衍生的企业形式, 更好地约束了企业在社会中的道德行为, 即企业社会责任。
“天人合一”的价值观以及家族组织形式使得中国的传统家族中家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也成为了中国组织中权力关系的基础。家族组织长幼有序分明, 家长对家族成员的“仁”、“爱”, 家族成员对上的“忠”“孝”, 体现为企业组织中领导对员工的爱护与关怀, 以及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与尽职。在传统文化的意义里, 个体只有通过其所在的家族组织才能被识别, 难以有西方文化意义上个人的自由、民主、平等与独立。正是基于血缘的长幼有序以及亲情的“差序格局”, 社会期望企业经营不仅能够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 而且能够为内部员工、外部社区的发展带来福祉, 更能够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商业活动与社会其它组织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义”与“利”的辩证思想来体现的。“义”是个体应遵循的规范和守则, “利”主要指个体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孔子提出的“礼以行义, 义以生利”把个体的人格与社会责任、社会义务相连接起来, 并且认为“不义而富贵, 于我如浮云”。
在从事商业活动时, 儒家文化主张商人讲利而不忘义, “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提倡“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利”, 揭示了经商与做人、义与利的关系和企业永续经营、长盛不衰的根本。
三、基于中西方文化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内涵辨析
西方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基于“平等、自由、互利”的社会契约关系, 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则基于自身与社会道德的约束。但中西方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与定义都暗含了这一概念的合法性。Scott (1995) 定义合法性时指出, “合法性的形成受到特定文化的安排、规范的支持, 或与规定及法律相一致”, 并指出合法性的三个维度——规制的、规范的和认知的在社会合作基础、秩序、机制、逻辑、指标等方面表现出一定差异, 中西方企业社会责任异同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规制合法性。规制合法性来源于政府、行业、协会等相关部门所指定的规章制度, 这些规章制度拥有对所管辖对象的制裁权。西方企业与政府之间是一种相对独立又互动依赖的关系, 企业可以通过政治行为 (如政治游说、构建联盟等) 提高企业对政府管制和公共政策出台的抵抗能力, 并将其作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
相比于西方, 中国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与控制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手中掌握着大量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调动、支配企业, 这就注定了国有企业必须严格遵照政府的指示, 履行社会责任。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还是家族企业的经营方式, 很难吸收优秀的非家族成员进入管理层, 所有权和经营权大都集中在家族成员手中, 形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企业, 也很难像西方企业那样通过结盟、组成协会来形成群体力量影响政府政策法规的出台。可见,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实现方式都不同于西方企业。
规范合法性。规范合法性来源于社会价值与道德规范, 反应了社会公众对企业行为的判断和评价。西方社会经过近百年的商业洗礼,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已经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公众认知, 即企业社会责任由企业个体自身规范, 公开接受公众舆论监督。
与西方企业个体自发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相比,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企业是一种行政色彩浓厚、颇为有效的组织形式。这种以高度集中的大一统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控制为核心的组织形式, 在一定程度上传承和延续了传统的家族组织特点。单位组织中的等级身份支配、以政治控制为核心, 通过道德、职能、信仰三位一体对人的全面塑造和管控进行全面管理, 而家族以“情理交融”、“恩威并施”等传统管理方式为主。
认知合法性。认知合法性来源于相关既定事物或活动的知识和信息的扩散, 当一项活动或措施被人们所熟悉并接受时, 就被认为具备了认知合法性。西方企业社会责任更多表现为一种契约型责任, 体现了西方传统的自然法则以及由此强调个体的人身自由、个人尊严、支配自己行为的“天赋人权”。
中国传统思想强调整体性, 注重人伦的维系, 其判断正义与公平的标准是伦常率, 即超越个体所得与付出的机械式平衡而上升到维系人伦大秩序的持守上来。因此, 我国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期待相对西方企业社会责任更具体, 标准也更高。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受不同社会文化影响, 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与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环境所蕴含的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在规制、规范、认知层面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如表一所示。
四、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下企业社会责任模型
在对比中西方文化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的起源与演变后, 不难发现我国传统文化对于商业活动的影响与西方截然不同。因此基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与传统文化特点, 探索和构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型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传统商业活动包含四个基本元素:政府、消费者、员工及其他平行组织。如图一所示, 本文建立了以该四元素为核心的四元模型, 企业社会责任体现在从企业自身为出发点向四元素辐射, 各个辐射包含的意义有所不同。从企业对国家政府角度而言, 企业社会责任体现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家”“国”“忠”“孝”中, 即企业应胸怀天下, 以全局为重, 对上级组织忠诚并尽职尽力;从企业对消费者角度看, 企业社会责任体现在对待消费者诚实守信精神上;从企业组织内部看, 企业社会责任体现在上级对下级的“仁”“慈”“德”“爱”, 即关爱员工上;从企业对于其他平行组织角度看, 企业社会责任体现在“以义取利”上。
五、结论
通过上述辨析不难看出, 相较于西方企业社会责任, “中国特色”企业社会责任的特点在于具有深远文化渊源的非制度性道德约束。企业社会责任是从长期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衍生并形成的一种非正式制度, 它通过个体的修为和角色的社会期待进行不断的转化性创造, 进而影响基本的伦理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 因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更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观。但这种非制度性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在市场经济浪潮中也会面临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在我国当前经济高速发展而法制尚未健全的市场环境下, 难免会有企业企图摆脱社会责任, 获取高额利润。这是“中国特色”企业社会责任的弊端——法律约束力不强。
然而从关系、主体、规则、认知等方面进一步挖掘“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 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要有全局观, 企业应胸怀“家国”, 因此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特殊性在于:企业不仅要承担市场经济要求下的社会责任 (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 , 而且要承担中国现阶段国情要求的社会责任 (例如稳定物价、促进就业、构建和谐社区、慈善捐助等) 。近年来, 一些外企的社会责任在西方取得了较大成效, 却在发展中国家屡屡出现社会责任危机, 实行“双重标准”, 这充分说明仅仅从制度上形式上进行规范是行不通的。我国推行企业社会责任, 必须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责任观”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引领地位, 从更深层次唤醒企业对员工、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担当, 使之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国门, 蓬勃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汇率投机者的社会效益辨析 篇2
岑科：
1975年9月出生，贵州人。199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曾在北京建材局、北京实业开发总公司的下属企业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几家媒体记者，曾任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私人助理。著有《茅于轼》、《大家的经济学》。
关于汇率的灵活性及促使人民币汇率迈向均衡合理的水平，是央行和经济学者反复强调的。但是，什么是市场的均衡汇率？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是否高于市场均衡水平？这一直是富有争议的问题。我们从汇率的具体交易过程开始，来观察人民币升值的来龙去脉。
目前，除了央行之外，各个商业银行之间也存在着外汇交易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各商业银行按照一定的牌价调配参与外贸活动的各个企业对外汇的供给和需求。
在外汇市场上，对人民币的需求源于外国企业对中国商品和生产要素的需求，这种需求同时也表现为美元的供给。对美元的需求源于中国企业对外国商品和生产要素的需求，这种需求同时也表现为人民币的供给。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就由这两对需求和供给背后的投资及贸易状况来决定。
我们先看汇率在投资和贸易因素的影响下如何变动。例如，在一段时期内，外国对中国的投资大于中国对外国的投资，或外国购买的中国商品多于中国购买的外国商品，使得汇市上的美元供给大于需求——外汇市场像是一个水池，有两根管子流入美元，其他管子抽走美元；若一段时期内美元的流入大于流出，则美元贬值，反之美元升值。
汇率的变动会自动平衡两国的投资和贸易额。人民币升值后，中国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会相对提高，这会遏制外国对中国的投资和进口，进而在总量上恢复中外投资和贸易的平衡。一般来说，由投资和贸易的均衡状况决定的汇率，叫均衡汇率。
打个比方，中国成功发明了“水变油”的技术，这会减少石油进口、增加技术专利出口，从而使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后，中国不仅要出口“水变油”技术，还要利用此技术到各国去投资办厂。另外，人民币升值后，中国其他产业可能失去国际竞争力，从而被其他国家的企业（包括受“水变油”技术冲击而转产的企业）代替。其结果是，中国的“水变油”技术很快推广到全世界，中国和相关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改变，世界得到更便宜的能源，中国也享受到更多的外国商品。
汇率其实是一种价格。它的变动是各国之间技术和资源状况发生变化的结果，也是新技术向全世界扩展、调整各国的比较优势、使资源配置得到优化的必要途径。
价格变动有利于资源合理流动。但任何技术创新和资本流动都有一定风险，所以投机者应运而生。假设，有人发现“水变油”技术具有极大的环境危害性，其效果将在半年后显现。于是，他开始在外汇市场上卖出人民币，买入美元。半年后，“水变油”技术的危害出现。各国停止向中国购买这种技术，人民币大幅度贬值。而这个事先卖出人民币的人便可以狠狠地赚一笔。
这是一个典型的投机者。很多人认为，投机者是制造价格混乱的洪水猛兽。但事实正好相反。投机的关键是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或高价卖出、低价买入。为了做到这一点，投机者必须提前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价格趋势，并与大多数人进行相反的市场操作。在上述例子中，在“水变油”技术导致人民币升值之时，投机者用人民币兑换美元，等到“水变油”技术的危害显露出来时，投机者将美元换回人民币，赚到了钱。
我们从中看到：一，投机者是在减少价格波动，而不是扩大价格波动。因为他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卖出，阻止汇率进一步上升；而在人民币贬值的时候买入，阻止汇率进一步下降。二，在减少价格波动的过程中，投机者给社会带来了利益：一开始，他降低了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从而抑制了“水变油”技术在世界范围的投资和扩展；后来，在人民币贬值时，他缓解贬值，减轻了中国和世界经济的震动。三，投机者没有操纵价格，只是反映价格。在此例中，人民币贬值的根本原因是“水变油”技术有危害，而不是投机者卖出人民币。
人们对第3点的误解最多。因为投机者总是在涨价前买入商品，在降价前卖出商品，人们往往把价格波动归咎于投机者，甚至认为投机者通过制造价格波动来牟利。其实，投机者不可能刻意制造价格波动。所谓“制造”价格波动，是在供不应求时买入商品，在供大于求时卖出商品，这样的投机者用不了两天就赔得精光。
投机者要赚钱，必须提前看清市场趋势，在价格上涨时卖出，价格下降时买入，结果是促进市场供求平衡。投机者对社会的贡献在于：通过研究和预测，发现经济活动中将到来的价格波动———这种价格波动的背后，是大部分人尚未察觉的经济风险或机遇；他们通过投机，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排除了风险，发掘了机遇。
企业社会责任的辨析 篇3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资本的不断扩张引起一系列社会矛盾,诸如贫富分化、社会穷困,特别是劳工问题和劳资冲突等,公众希望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企业能够积极介入社会公益事业。美国在20世纪掀起三次环境保护浪潮,期间制定了大量环境保护法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进一步完善和快速发展,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教育、环保等领域,甚至扩大到种族主义问题、战争等。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企业社会责任步入成熟与国际化阶段,日益发展演变成声势浩大的全球性运动。
在概念上,一般认为,英国学者谢尔顿1924年最早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作为概念的创始人,谢尔顿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早期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讨论侧重于道德伦理层次,后来逐渐转移到法律层面。
1971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CED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如同三个同心圆。一是内圈责任:最基本的企业责任———经济职能;二是中圈责任:配合社会价值的变化而执行经济职能的责任;三是外圈责任:积极投入改善社会环境的责任。1975年,塞西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三类:一是社会义务,二是社会责任,三是社会回应。1979年,美国学者卡罗尔首次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企业社会责任框架:四责任框架。他把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四个方面: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并详细讨论了它们的具体含义。1991年,卡罗尔将“自愿责任”改为“慈善责任”。
另外一个有影响力的是利益相关者理论。斯坦福研究所于1963年首次提出了“利益相关者”概念。美国经济学家Ansof(1965)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关者”一词,之后Freeman(1984),Clarkson(1995)和Blair(1995)等对该理论不断进行深入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受多种市场和社会影响的组织,不仅要为股东利益服务,同时也要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消费者、员工、社区、商业伙伴和环境等。20世纪90年代,这一理论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并被广泛地运用到实践指导中。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广义与狭义之分
总结一下国外代表性观点可以看出,外国学者基本遵循两个思路来界定企业社会责任,即广义思路和狭义思路。广义是将企业的经济责任包含在社会责任中,该思路隐含着企业所承担的责任具有轻重缓急之分,经济责任被视为企业责任的基础,企业只有在有效承担经济责任的基础上才能承担其他社会责任。但是,卡罗尔也指出,随着企业规模和影响力的扩大,伦理和慈善责任将变得更重要。狭义定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指的是社会公共利益,是企业超越单纯经济目标以外的行为,是对社会需求和社会目标的关注,比如,上文列举的塞西以及早期的麦克奎因(Mc Guire,1963)。Mc Guire第一次把企业所承担的责任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三种,将社会责任单列出来。还有狭义定义的集大成者布鲁梅尔,他认为企业应该承担四种并列的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布鲁梅尔将道德责任单列出来,认为道德是企业发展的非强制性非制度性约束。
我国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卢代富认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乃指企业在谋求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它包括道德意义上和法律意义上的社会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俊海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应改为社会义务更为严谨,提出责任与义务之分;李燕凌认为企业社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除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外的“第三种责任”,是企业自身行为引起的必然结果,是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些观点可归类为狭义思路。张伟凡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其本质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新的企业治理结构。
广义或者狭义各有利弊。在对企业社会责任争论的起初,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这样的著名学者都曾激烈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因为传统主流经济理论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其唯一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当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波斯纳还特别强调,长期为了利润之外的任何其他目标而经营将最终导致企业萎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将增加消费者的成本,并最终有可能被逐出市场。因此,从广义上把经济责任包含在内看待企业社会责任,能够与传统主流经济理论的看法相兼容,化解了直接对抗和冲突,也具有更强的包容性。而这种理解,也正越来越成为我国的主流认识,更多的声音指出要重视企业最基本的经济责任,理性看待企业社会的责任。
三、几点理解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可和推广的,也是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最具有操作性的指导思想,它以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对象来避免对经济责任的无休止争论,使企业有了明确而具体的责任目标和方向,也为企业为何和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理解有几点:
(一)企业社会责任应包含经济责任
虽然企业社会责任确切地应该指除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外的更高层次的“其他责任”,它强调和突出的是“社会”二字,但是探讨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进,更需要从广义上来界定概念,即企业社会责任应包含经济责任。从现实的可操作性上讲,将经济责任排除在外谈企业社会责任恐怕难以被企业接受,而且我国是以中小企业居多,只强调道德责任和公益责任容易引起公众和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偏激认识,将责任等同于捐款,造成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健康发展的舆论氛围。
主张从广义视角来看待企业社会责任,在概念上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其各利益相关者负责的行为,是企业立足社会的根本,代表着新的企业管理思想和模式;在层次上,认为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是基础,其次是增进社会公益的其他责任。经济责任一般情况下无须对企业特别强调,企业本身就是逐利的组织。法律责任中已包含了诸如劳工、环境、消费者等强制规定,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如果法律完备并且企业严格遵守法律也就意味着它已经履行了社会对企业最低预期的责任。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而变化
当前西方学术界已经超越了仅仅对概念界定的讨论,更多地进入了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衍生的研究,提出了诸如社会回应、公共责任、企业社会绩效、经济伦理、企业公民、对社会负责任的投资等概念。而且,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价值不仅仅是促使企业去做具体的某项行动、某件好事,也不是要求企业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它的意义在于企业需要对社会负责的理念被完全融入企业的日常管理中,责任意识被植入企业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中,更大的价值是一种责任理念和企业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改变。正如大卫·洛克菲勒所说:“关键是社会责任要变成企业行为的有机部分,而不是外加的慈善的行为。”
(三)针对我国的实际有必要把企业社会责任区分出侧重点
1. 权力和责任是密不可分的,要求权力就意味着要承担责任,而承担责任就要有相应的权力。
企业权力可以分为内权力和外权力,外权力可分为对政府的权力和对社会的权力。权力与责任对等至少引申出两个意思:一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应该是有限制的,如果企业没有某项职权,它就无法承担相适应的社会责任。商界哲人冯仑先生在《野蛮生长》一书中,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对企业社会责任要明确边界,过窄和过宽都不可取,比较接受和赞成的是目前西方通用的企业公民概念,即企业要承担确定范围的社会义务、公民责任,这个范围就是只涉及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二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权力程度是不同的,所以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侧重点也应有区别。
2. 企业发展的阶段与规模应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侧重点相匹配,让所有的企业履行相同的社会责任,容易使社会责任的宣传流于形式,也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曲解。受行政权力保护的大型垄断集团需承担更多的高层次社会责任,更多的中小企业侧重点应该放在基本的经济和法律责任上。我国需以大型企业带头示范,带动中小企业行动起来。
肯尼斯·E.古佩斯特和约翰·B.马瑟斯深刻地指出:“尊重人,把人看作目的,而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是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核心。”总的来看,可以简单地这样总结:第一,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源于企业自身所造成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表现为外部力量对企业的施压,从根源上讲是企业为了自身发展不得不承担的责任,是企业安身立命所需,赚取持续发展的资本所需,并非仅仅是企业道德问题。第二,社会给予的压力是产生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有力推手,没有政府、公众和其他组织的参与合作,企业社会责任容易陷入口号而难以卓有成效的推进。第三,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属于渐进式变革。起初,它只涉及经济领域,而后逐步进入价值理念、思想理论等文化领域。它不仅引起企业价值观的重建,也会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人类社会的变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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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盈余管理的辨析 篇4
盈余管理的含义
盈余管理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盈余管理是指经营者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或公司价值最大化而作出的会计选择。这一观点在西方会计学界得到普遍认同。广义的盈余管理是指公司经营者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或公司价值最大化而作出的会计选择或真实影响公司盈利的行为。
关于广义盈余管理所说的会计选择，不仅包括在会计准则允许范围内进行的选择（规范选择），而且包括管理人员在会计规范空白地带进行的选择（非规范选择）以及违背会计准则所进行的会计选择（非法选择）。由于西方会计发展比较成熟，其盈余管理仅包括规范选择的盈余管理。根据我国国情以及中国会计发展的现状，笔者认为，我国的盈余管理应包括规范选择和非规范选择的盈余管理，而不应包括违背会计准则的要求而进行的盈余管理。
广义的盈余管理不仅包括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来影响会计收益的行为，也应该包括管理人员通过真实的财务或盈利活动而影响公司盈利的行为。例如，公司通过赊销政策的变动使得应收账款和公司利润的变动就属于真实影响公司盈利的行为。
盈余管理的经济学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但其内容并非完全对立，相互否定的，都可以用以指导和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行为。
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基本理论依据。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企业生产的每一个商品的价值可以用公式Ｗ＝Ｃ＋Ｖ＋Ｍ来表示，其中Ｃ是生产资料的耗费，Ｖ是物化劳动的耗费，Ｍ是剩余价值，Ｃ＋Ｖ构成了企业的成本，同时商品价值决定商品价格。企业的收入在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后才是企业利润。因此，企业就利用收入、费用、利润的相互关系，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调节收入或费用，进行盈余管理。比如，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企业将存货计价方法由先进先出法改为后进先出法，就可以实现增加成本，减少利润，减轻税负的目的。当然企业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会根据企业具体动机而定。
２、西方经济学。（１）“经济人”假设分析。“经济人”假设的提出并非指现实生活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它使为了理论分析的需要而做出的假定。根据“经济人”假设，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人人都是完全理性的，每个人都会利用其所拥有的信息，力图用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最大的经济利益。
因此，当公司管理当局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向注册会计师施加压力，购买劣质的、甚至虚假的鉴证时，注册会计有可能经不起利诱而答应。所以注册会计师监督作用不能有效发挥。（２）委托代理理论。股份公司制企业中，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二者利益上的不一致，委托代理契约的不完全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管理者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时常发生。信息不对称不会完全消除，“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无法根除，所以盈余管理问题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３）有效契约理论分析。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核心的观点认为，企业是以系列契约的有机组合，使人们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物质资产的简单聚合。人们的经济活动，从根本上说，都是借助契约进行协调和激励的。通过契约，交易各方做出在不同的情况下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承诺，对未来的行为进行约束。完全的契约是一种理想的契约。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经营者和所有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就具有不完全性和固定性，不可能完全描述企业未来将遇到的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件，并对权力、责任和应对方案作出明确说明和解释。这将导致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利用盈余管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盈余管理手段的剖析
企业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借助于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但又不仅限于会计方法的选择，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方式：
１、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企业管理者可以运用各种会计准则的选择和判断去影响和改变会计报告的信息质量。（１）现行会计准则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这就产生了许多待摊预提费用和应计项目，管理者可以通过提前确认收入和递延确认费用来调高利润，也可用相反的方法调低利润。（２）管理者对财务报告中存在的大量未来经济事项必须作出判断，如长期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残值，养老金、退休金、递延税款和坏帐损失等，这些不同的判断会导致盈余管理。（３）对于同一类经济业务，管理者必须在公认的会计方法中选择其中的一种处理方法，如折旧方法中的加速折旧法和直线折旧法，发出存货计价中的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和加权平均法等，这些不同的方法选择会导致盈余管理。
２、利用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调节。这是一种非会计的盈余管理方法，企业管理当局出于盈余管理的考虑，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做出安排。例如企业为了提高报告收益，可以推迟固定资产的购入以减少折旧费用，这是一种真实影响会计收益的方法。
３、利用关联交易。关联方之间由于存在控制关系，往往不以公平价格进行交易，这也为盈余管理提供了便利。这在我国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或子公司的交易中表现尤为明显。而且有时公司通过秘密控制某个公司进行关联交易，但该公司在法律形式上并不具备成为其子公司的条件，因而不影响合并报表，隐蔽性更强。例如安然事件就反映了公司通过特别目的实体（ＳＰＥｓ）利用表外业务进行融资、套期等经营活动。尽管特别目的实体的金融工具和其他资产负债表表外融资等诸如此类的工具包括了大部分相关风险和报酬，但根据美国会计准则只要非关联方在一个ＳＰＥ权益性资本中的投资超过３％，即使该ＳＰＥ的风险主要由上市公司承担，上市公司也不可以将该ＳＰＥ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因此筹组ＳＰＥｓ的公司可以利用ＳＰＥｓ操纵会计利润，进行盈余管理。
要对盈余管理有全面系统的认识必须对盈余管理的具体手段进行识别，从而判断盈余管理对于企业收益的影响，我们可以关注其关联方交易、合并报表范围变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公司利润来源中非主营业务利润的比重、公司盈利与公司股利的对比、企业现金流量分析以及充分利用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从而可以分辨企业盈余管理的正误，了解企业真实的会计信息，做出正确的决策。
防范非规范盈余管理的对策分析
非规范盈余管理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因而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防范。
（１）完善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实施。现有会计准则允许过多的选择，而且有关规定不甚具体明确，缺乏可操作性，这就给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完善会计准则体系对防止管理当局操纵盈余具有重要意义。准则的制订者应更清楚地设定不同会计处理方法和估计方法的运用条件，建立一套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同时，要花大力气做好会计准则实施过程中的宣传指导工作，既要重视技术指导，又要重视会计准则经济功能、经济影响与经济实质方面的指导，完善会计准则制定与实施之间的配合协调机制，以增强会计准则执行的经济价值和它的硬约束力。实证研究证明，对会计准则理解不准、实施不力也是造成盈余管理普遍存在的一个原因。
（２）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影响公司管理行为的各方面当事人基于合约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制度安排，其实质是相关权利、责任和收益的安排。目前我国大部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经理控制了会计信息系统，会计人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受制于经理，操纵财务报告，提供虚假信息。因此，要防止盈余管理的泛滥，必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尤其应当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的职责，使其各负其责、协调运转、相互制衡，对经理的财务报告行为实行有力的监督。
（３）加强外部监督。主要是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和外部审计监督。一方面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应从企业信息披露的相关性、可靠性以及披露的信息含量上加强管理与监督，并对违规的公司进行严惩。另一方面要在加强对外部审计机构审计责任的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通过审计准则的安排，由外部审计机构提供被审计企业盈余管理的评价报告，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
在会计市场中，审计服务的实际购买者是投资者等利益相关人，但审计费用由被审计单位支付，这样一种特殊关系使得注册会计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会迫于管理当局的压力，出具不完全真实的审计报告。因此应在此方面做出改善。例如可以在公司成立时提取一笔基金，由股东大会控制基金使用，聘请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
（４）改革现有关于上市、配股、停牌等规定。目前关于配股的条件只有“最近３年净资产收益率每年在１０％以上”，由于指标单一，配股权对上市公司有利，因而上市公司往往利用会计信息不对称对利润进行操纵以获取配股权。有关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存在外获得配股权而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对此，笔者认为，应建立一个包括货币量指标和实物量指标、财务数据和生产经营数据的多参数控制体系，以综合衡量和测定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以公平、公正、公开的确认其配股资格。同样，摘牌的条件是“连续三年亏损”，这样有些公司便可能通过盈余管理先多转费用，为第三年“转亏”作准备，以避免摘牌。因此，也应建立一套指标体系，这样可以避免由于指标单一而使管理当局容易进行利润操纵。
（５）提高资金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学者法玛（Ｆａｍａ）提出有效市场理论，并将有效市场划分为弱式、半强式和强式市场，该理论不仅是我们进行相关研究的前提或假设，还为我们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减少非规范盈余管理提供了思路。企业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的最大受害者是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如果所有的外部利益相关者都是理性的，并且具备了辨析财务报告及其附注的能力和知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取信于外部相关利益者，企业管理当局就应该减少盈余管理。
广告荐证人的责任承担辨析 篇5
一、荐证人法律责任否定说
持否定说的人认为, 荐证人无须为所荐证的广告承担任何责任, 其观点如下:
1.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各国宪法均予以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包括一切来自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的言论自由。中国《宪法》在第35条也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 拥有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言论自由的无限制。《人权宣言》在宣称言论自由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时也同时宣称“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1]所有国家对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商业言论, 各国都明确表示对其进行限制, 禁止利用言论做虚假不实的广告, 侵犯消费者的权益。就连以保护言论自由著称的美国也把欺诈不实的商业广告列为宪法不保障的18种言论自由之一[2]。美国最高法院在“在匹兹堡新闻”案中明确指出, 广告作为一种商业言论, 要比其他言论更少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2. 消费者有注意义务。
许多广告荐证者在论述自己做广告的理由时, 除了主张自己的“言论自由”外, 也将荐证广告的责任归咎于消费者的心理不成熟。认为消费者不应该过分相信广告, 相信名人。
如何确定消费者自身的注意义务, 可以借鉴美国的相关案例。在RALADAM一案中, 大法官布莱克为最高法院撰写的一致意见强调:虽然训练有素和有经验的人一眼能看出该协会的广告不实, 事实上也不影响该协会继续以这一不实广告欺骗没有经验的人。公民没有义务去怀疑和他做商业交易的人。应该立法同时保护相信交易的人和怀疑交易的人。商业交易中最重要的是诚信, 不应该用“买者自己设防”的说法让欺骗和欺诈得逞。 (FCCV.STANDARD EDUCATION SOCI-ETY, 302 U.S.112 1937) [3]
在对广告侵权的认定标准中, 各国学者对消费者的义务都仅仅停留在“一般消费者施以普通注意义务”的原则上。也就是判断广告是否构成误解以一般购买人的注意力作为认定标准。一般消费者, 是指按照一般交易观念, 通常可能消费该商品的人。一般注意义务, 指广告对象对广告施以正常一般的注意义务[4]。因而消费者的注意义务仅仅停留在“普通”、“一般”的基础上, 如果将消费者受广告误导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消费者的心智不成熟, 而要求其承担过分的注意义务是不妥的, 而且如果消费者在接受广告时, 要承担过重注意义务, 也就丧失了广告存在的意义。
3. 法律法规的缺失。
由于中国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制定法, 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是广告荐证者逃脱制裁的主要原因。
《广告法》第38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发布虚假广告, 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 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 应当承担全部民事责任。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 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 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对这一条款的直接理解就是:一旦出现广告侵权, 承担责任的主体主要是广告主。只有广告经营者或广告发布在明知或者应知所经营或代理的广告为虚假广告仍然提供服务时, 要与广告主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而因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 需要承担责任的是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而个人荐证者显然既不属于广告主,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 也不属于团体荐证者, 因此多数持“荐证人责任否定说”的人认为, 中国法律没有对荐证者的责任规制。
但是持此观点的人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广告法》, 而忽略了广告荐证人作为一个民事行为人, 同样要受到《民法通则》等一般民事法律规范的制约。
二、荐证者法律责任肯定说
1. 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是指一方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必须承担对等的义务。中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任何民事主体在享受权利的同时, 都必须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荐证广告是由于消费者与广告主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 荐证者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进行寻租, 尤其是名人, 利用自身在公众中享有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向消费者进行推荐, 从中获取高额报酬。因此同时也应该对消费者负对等义务, 保证自己所传递的消息能促使消费者正确认识广告产品。一旦名人在广告中做出的陈述误导消费者, 损害到消费者的利益, 即使权利义务失去平衡。对于消费者, 荐证人具有信赖利益, 如果一方面荐证人利用自己在公众中的影响获得高额利润, 却无须承担任何义务;另一方面, 消费者基于对荐证人证言的信赖受到损失, 却无法从受信赖的推荐方获得任何赔偿, 使权利和义务产生了极大的不对称[5]。
2. 担保的义务。
这种观点主要借鉴欧美国家。在欧美发达国家, 荐证广告都被视为“证言广告”或“明示担保”, 广告其实是商家向消费者提出的要约邀请, 是以缔结合同为目的, 荐证人是受雇于广告主, 为其产品或服务作担保, 因而必须以自身使用产品或服务的切身体验为前提, 如果没有使用即吹嘘产品的功效, 就是欺骗消费者, 要承担虚假担保的法律责任。《加拿大广告标准准则》第5条规定, 除非在广告中对担保或保证的条件、范围及担保人或保证人的姓名作出充分的说明, 或对从何处可以获取这些资料给予明示, 否则不得提供担保或者保证[6]。
3. 诚实信用原则。
中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广告法》第3条规定, 广告应当真实、合法、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诚实信用原则被现代民法奉为“帝王条款”。即在民事活动中, 任何一方必须本着善意进行民事活动, 任何恶意的即以损害对方或社会利益为代价获得己方利益的民事行为都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6]。诚实信用原则在法律实务上具有判断、解释、评价之功能, 作为基本原则, 可以弥补法律之不足。
4.《广告法》第38条的扩充解释。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 可以运用法律解释的理论, 扩充解释《广告法》, 将荐证者类推适用对“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律责任。《广告法》第38条第3款规定, 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 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 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虽然在法律中只是直接规定了“社会团体与其他组织”的法律责任, 但是从法条中明显可以看出, 中国法律对瑕疵荐证行为是持否定态度。因而有法学家认为, 可以对第38条的法律主体进行扩充解释, 将荐证者尤其是“名人”这一主体涵盖在内, 从而达到追究其法律责任之目的。
5. 运用侵权法理论进行制约。
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建议, 将荐证者纳入“广告发布者“的范畴, 从而运用侵权法来对其进行规制。该类学者认为, 鉴于商业广告对经济生活的重要影响, 事关广告主和竞争者以及消费者的根本利益, 并且考虑到商业广告运作过程中有关主体的参与的重要性, 将与消费者没有重要直接交易关系的有关主体的违法行为定性为广告侵权行为, 并且规定符合法定的条件构成共同侵权行为。
比较以上各家观点, 法学家试图绕开《广告法》的空白, 寻找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对荐证者进行约束。“权利义务一致说”、“诚实信用原则说”、“扩充解释说”均从法律原则或法律理论出发对荐证者责任进行探讨, 虽然有其合理之处,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习惯进行三段论推理, 有着大陆法系特点的国家, 实际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而“担保说”虽然切合担保法的特点, 但是主要在英美法系国家适用, 借鉴起来也有差距。相形之下, “侵权法理论”在日本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使用较多, 较为符合中国的实际, 可操作性强, 也符合中国司法实践的习惯。因而笔者认为, 最佳方法为主要运用侵权法的原则, 结合其他原则进行规制。
摘要：广告荐证人是为广告商品进行推荐、保证的人或组织。当其所推荐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 产生侵权时, 广告荐证者是否要为所进行的推荐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众说不一, 所述理由各异。其主要问题是中国《广告法》并未明确对广告荐证者的责任进行确定, 立法上有缺陷, 但是也有人认为, 广告荐证人除了受《广告法》约束, 还要受《民法通则》等民事基本法的约束, 可以从民法基本原则或侵权法的角度探讨广告荐证人的民事法律责任。
关键词：广告荐证人,责任,侵权
参考文献
[1]谢晓尧.竞争秩序的道德解读——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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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与完善[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52.
[5]王乐宇.关于广告表演者应否承担瑕疵广告法律责任的探讨[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 2005, (1) .
[6]国外广告法选译[M].安青虎, 译.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 2003, (10) .
社会医疗保险筹资若干问题辨析 篇6
一、筹资原则:“以收定支”还是“以支定收”
我国现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医保”)、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居医保”)这三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建立时,在官方文件中都写上了“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原则。然而,仔细推敲,这条原则只是基金支付管理的原则,而不是整个基金管理的原则,更不是社会医疗保险筹资的原则。
保险费筹集和待遇支付是基金管理的两个重要环节。基金管理的原则理应在这两个环节上都有所体现。所谓“以收定支”,是指依据所筹集的保费规模设定医疗保险待遇,即先确定参保的用人单位和参保者本人所应缴纳的保险费,再确定保障的待遇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只是确定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水平的一条原则。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以前,医疗费用增长速度很快,国家财政和企业都难以承受。随着职工医疗保险改革的起步,为了体现保障基本水平,并使参保单位和个人能够缴得起医疗保险费,惟有通过“以收定支”的方式,确定缴费水平后得到待遇标准。而“收支平衡”是基金管理的理想状态,因此,制度规定中基金筹资原则是不清晰的。
事实上,在保险活动中,无论是互助合作保险中的保险项目规章制定,商业保险中的保险产品设计,还是社会保险中的保险项目制度设保障程度,进而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估计保险事故发生后可能支付的赔款数量,再根据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需要筹集的资金。这就是说,要根据保险基金支出的需要,来确定筹资的规模。再具体到个体,购买商业保险或者参加社会保险,获得的是风险保障服务,首先必须确定这种保障服务的标准,也就是保障待遇。表现在资金上,就是可能发生的保险给付。精算师就是据此确定应当向投保人(参保人及其所在单位)收取保险费标准的。由此可见,任何保险制度,都必须贯彻“以支定收”的筹资原则。
显然,在一项社会保险制度中如没有明确“以支定收”的原则,就违背了保险技术和社会保障的基本原理,既不合逻辑,又无法给参保人以稳定的保障预期。如果某统筹地区年度间筹资情况差异大(例如,某年份因为经济困难而筹资不足),参保人员的待遇就不一定能够得到保证。
近年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不断完善,特别是国家财政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投入加大,报销水平不断提高,待遇刚性特征显现。“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原则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1年度主要工作安排》明确了保障水平提高的具体目标:城居医保、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率达到70%左右;职工医保、城居医保和新农合政策范围内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分别达到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当地居民年可支配收入和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且均不低于5万元。事实上,这就是国家对参保人员保障待遇的承诺,为了实现“收支平衡”,必须以此待遇水平为目标来确定筹资规模。政府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00元,就体现了“以支定收”的筹资原则。这符合保险技术的基本理论,也体现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对参保人员保障待遇的承诺。因此在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特别是基金管理中,需要把这一事实上在贯彻的思想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
还必须指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运行过程中,保障待遇确定之后,筹资也就确定了。但是,社会医疗保险相关利益主体较多,涉及参保人、医疗保险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和药品供应机构,所以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管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为了保障参保人的利益并保持医疗保险基金的平衡,必须制定并严格执行基金支付的具体细则,使得基金支出尽量不突破基金的预算,这确实需要“以收定支”,其本质是加强支付管理。因此,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运行中“收”和“支”管理不可偏废,不仅要继续贯彻医疗保险支付原则,还需要通过“以支定收”的原则充分保障参保人员的利益,实现制度的可持续运行。
二、筹资技术:估算还是精算
国内学术论著中,很少讨论社会医疗保险精算问题,有的业内人士甚至笃信社会医疗保险“无法精算、也不需要精算”。可以说,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社会医疗保险精算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设计时,很少有精算分析的工作,有些地方甚至连初步的测算也不做。近10多年来,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三个险种先后实施,有些地方发现基金亏空较多,即开始严格控制医疗保障待遇;有些地方看到基金有较多积余,便不分青红皂白,贸然决定提高医疗保障待遇,而不是去深究基金多寡之缘由,也不去探讨调整待遇与调整费率哪种手段更为合理。这样下去,实在令人担忧。所幸的是,近年来在业界部分领导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学界也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社会医疗保险的精算问题。
事实上,任何一项保险制度都离不开精算技术。精算是指运用数学、统计学、财务管理等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保险险种设计、保险费率厘定、责任准备金计提、风险评估等问题,是保险经营管理的核心技术。根据所承保的风险特点不同,保险分为人寿保险(简称“寿险”)和非人寿保险(简称“非寿险”,包括财产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两大类,前一类适用寿险精算技术,后一类适用非寿险精算技术。在社会保险五大险种中,社会养老保险适用寿险精算技术,社会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适用非寿险精算技术。如果没有精算技术,社会保险的筹资无法做到科学合理,用人单位和参保人的保险费负担无法做到公平合理,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无法准确进行,政府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的兜底责任就不明确,社会保险作为最重要的基本风险管理制度的绩效就令人怀疑。
相比之下,寿险精算的对象(风险)比较简单,其风险损失的规律(通常称为“损失分布”)比较容易找到,因而寿险精算的技术相对成熟,精算结果也比较稳定,所以,人们一般比较容易接受并信任寿险精算的结果,这主要归因于人口统计学的发展使得人口统计技术比较成熟。而非寿险精算的对象(风险)比较复杂,以社会医疗保险为例,其基金平衡的影响因素是很多的,其复杂性远胜过社会养老保险。特别是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支付,不仅与疾病发生率和疾病严重程度有关,而且与医疗费用、药品价格有关,甚至还与医疗服务机构、药品获取渠道乃至结算方式有关。影响因素如此之多,人们往往会怀疑:能不能精算?精算所得结果的可信度如何?
我们应当注意到,在医学界,有医药统计学这个研究方向,统计学在其中大有用武之地。在保险界,则借用医药统计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医疗保险精算工作,也就是说,医疗保险精算是需要把医药统计学与精算学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既定的目标,正如人寿保险精算需要把人口统计学与精算学结合起来才行。因此,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医疗保险精算研究,同时加强医药统计学的研究,并把这两者紧密结合起来。
三、筹资目标:年度平衡还是年年平衡
《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了社会保险基金通过预算实现收支平衡。根据社会保险制度设计原理,始终保持基金收支平衡,是制度得以长期持续健康运行的核心问题之一。一般认为,与养老保险不同,医疗保险是以非寿险精算科学为基础建立的一项短期保险制度,采用现收现付制筹资模式,其基金通常为当期平衡。目前,绝大部分统筹地区在具体制定实施社会医疗保险政策时以追求年度平衡为统筹基金管理目标;有的地区新农合制度规定实施二次补偿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控制基金结余率、实现年度平衡的目标。
年度平衡固然是基金管理的理想状态,但由于现行制度设计特点,基金难以长期实现这种平衡,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存在支付风险。这些年职工医保基金结余较多,主要是因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医保范围,使得参保人群年龄结构改善,即缴费人数相对增加而享受人数相对减少。但是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群年龄结构将逐渐老化。而职工医保制度又规定退休人员不缴费而可以享受比在职人员更高的医疗保险待遇,因而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视这一制度为一般的短期保险制度。以新农合和城居医保制度为例,可以发现多数地区参加这两个制度的人员年龄结构有明显差异,城居医保参保人员主要是“一老一小”,而新农合参保人群结构较为合理,其基金状况也更好一些。因此,这些制度特点和实际参保情况,使得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与长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某种相似性。尽管近期内能够实现基金平衡甚至略有结余,但放到更长远的时期,如果筹资政策没有实质变化,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平衡难以实现,“年年平衡”才是更为重要的筹资目标。
事实上,“年度平衡”与“年年平衡”并不冲突,关键是要在实施社会医疗保险政策时处理好近期和远期目标的关系。当然对这一筹资目标作出调整,需要改进目前的筹资政策。特别是要考虑参保人群结构变化的因素,冷静思考和分析目前的基金结余规模。建立退休人员社会医疗保险费筹措机制,为医疗保险基金支付适当储备,无疑有助于改善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状况,提高基金支付能力,同时减轻在职人员负担、减少代际矛盾、促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平。
四、筹资渠道:政府、单位、个人各自承担什么责任
从社会医疗保险的基本原理出发,医疗保险基金由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筹集,体现风险共担。许多国家也是由这三方共同承担医疗保险费。我国《社会保险法》明确了职工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而新农合与城居医保则主要由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筹资,在社会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补贴,即承担基金财政兜底责任。
政府具有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风险保障服务的职责,是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最终担保人”,理应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承担最终的责任。但由于财政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等的缺陷,目前各级政府对于社会医疗保险的责任尚不清晰,直接影响到筹资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从职工医保制度看,1998年的制度改革与转型使得老职工丧失了部分在职时积累的权益,待遇水平的下降和筹资政策的改变造成社会医疗保险历史债务的显性化,这是政府应该落实的责任。除此之外,政府需要落实的财政责任还包括关闭破产企业及其职工的医疗保险费用,转制企业的相关医疗保险成本和部分政策性提前退休者的医疗保险成本。特别是对于提前退休人员,应从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出发,根据提前退休的原因,明确政府、单位和职工个人的相关责任,建立合理的提前退休者社会医疗保险成本分担机制。相对于城居医保和新农合来说,财政对职工医保直接投入还很少,地区之间、人群之间存在不公平。
城居医保和新农合制度筹资渠道相似,强化了政府责任,除了对基金支付不足补贴外,直接对参保人员保费予以补贴。但有的统筹地区财政对这两项制度补助不足额、不及时甚至缺失,直接影响到了制度的正常运行。
从筹资渠道来看,社会医疗保险的筹资仍然比较单一。面临系统老龄化、支付压力逐渐增大的趋势,需要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并探索实施基金投资的相关政策,确保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和制度的可持续运行。
五、当前筹资重点:是保险费率还是缴费基数
众所周知,社会保险费规模决定于缴费基数和费率。因此,缴费基数是影响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进而影响整个社会保险制度健康运行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的费率水平下,缴费基数的大小虚实,直接关系到基金总量的大小,缴费基数越大,基金收入越多;缴费基数越小,则基金收入越少。反之,基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缴费基数的大小虚实,直接影响到费率的厘定,缴费基数越小,费率越高;缴费基数越大,则费率越低。
从这几年的实践看,各地普遍存在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偏低的情况。根据笔者多年的跟踪调查,不少用人单位实际缴费基数只是应缴基数的50%-60%。这必然导致社会保险费流失,影响基金收入。为了基金平衡、保证给付的需要,各地不得不提高社会保险费率。在这样的高费率下,出现了部分用人单位瞒报、低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种种行为,造成用人单位不公平竞争之局面,并有恶性循环之势。这就破坏了社会保险费征缴制度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影响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康运行。因此,提高费率不是解决筹资困境的合理选择,做实缴费基数才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只有做实缴费基数,在对参保人承诺待遇的基础上,利用精算技术,得到合理的费率。一般地说,计算得到的费率往往取整数以便于操作。
社会医疗保险也不例外。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规定将职工工资总额作为用人单位缴费的基数。但实际上,社会医疗保险缴费基数不实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几年,参保人员人均缴费基数远没有达到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缴费基数不实,本质上是工资基数不实,也就是说,除了一些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因各种主观或客观原因拖欠外,最重要的是对工资的规范程度还不够,工资的组成项目没有厘清。此外,分配形式多样化给工资总额的确定增加了难度,不规范的分配行为给统计审核带来困难,这也是导致缴费基数不实的原因。
因此,要规范缴费行为,必须合理确定工资,就是对于原先的工资确认方法进行修改和完善,根据工资的基本含义,把属于劳动报酬而未被列入的项目补充进去,把某些原先模糊的项目加以明确。可把在岗职工工资总额这一概念定义为,用人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在岗职工的全部劳动报酬和国家规定以外的福利性报酬。用人单位以各种名义对本单位职工直接支付的现金和实物,不管是预算内资金还是预算外资金,不管是单位自筹的资金还是上级(或政府财政部门)下拨的资金,不管在什么会计科目中列支,只要属于劳动报酬或依据劳动关系所得,都应该纳入工资总额统计,按照规定程序和支付发生时间申报缴费工资基数。同时,要注意兼顾社会保险费征收与加强工资调控的需要,不能只顾收费,不顾其他相关领域的政策。工资确认方法要便于实际操作,提高征收效率,节约征收成本,并在实践中逐步改进完善。
摘要：筹资是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的重要环节。为了保障参保人员的利益、促进制度的可持续运行,必须对筹资问题进行反思,从而提出完善筹资机制的合理建议。
关键词：以支定收,精算,年年平衡,政府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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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潜规则辨析 篇7
一、企业潜规则的表现形式
1、企业中的等级关系与信息沟通
在企业一系列关系主要是按等级排列, 并形成特有的组织结构, 某人被称为“书记”、“老总”、“经理”、“主任”等, 它不仅代表着某人在企业中的位置, 而且该职位又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在现实中, 人们的习惯思维是:对某位领导的观点和做法有意见, 不会当面说, 因为, 那意味着反对领导本人, 众多的下层管理者担心得罪领导, 影响自己的发展前途, 不愿将不利于领导的信息向上反映, 这就阻碍了不同意见的交流, 使下面的信息难以及时向上面传递。
2、制度出台前后的私下变通
在多数中国企业里, 领导者和管理层在出台一项制度尤其是涉及到利益方面的重大决策的时候, 往往在会议上没有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 给人一种平静祥和的感觉, 但是, 在会议的背后, 不同的小圈子就会在私下里议论纷纷, 仔细分析某项制度会给他们带来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通过私下沟通和变通, 使制度的内容尽量满足小圈子的利益, 最终, 出台的制度或决策往往是平衡各种利益的结果。因为, 大家都心知肚明, 在正式的会议上, 相互争吵, 会使人没有面子, 容易引起情绪上的反感甚至会得罪人, 这样一来, 不但会增加沟通上的难度, 而且也会产生难以预料的不良后果。
3、企业“一把手”与副总之间的提防和戒备
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有一个特点, 就是“一把手”说了算。在多数国有企业中, “一把手”往往是企业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在民营企业里, “一把手”通常就是企业的创始人或其继承人。“一把手”对于企业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 多数情况下都说一不二, 甚至“一把手”的权力会大到凌驾于制度之上。所以, “一把手”从骨子里非常看重权力, 因而常常担心副总的能量会威胁到他地位的稳固, 使自己难以掌控企业的局面。于是, 在工作中不敢放权, 但又不会明说。“一把手”要时常提防企业内出现意想不到的“事变”。
企业副总也懂得, 山高不能遮阳, 功高不能盖主, 当副总做成了一番业绩时, 不但不能居功自傲, 而且还要学会功高“抬”主, 感恩老板对你的栽培、信任和给予的机会, 感激老板给予你施展才华的舞台。与老板和谐相处, 让老板对你重用而不设防, 是副总必须学好的一门功课。而且要想在企业里有更大的发展, 言行就要有所收敛, 能力再强也不能锋芒太露, 低调和不张扬地做事, 这既是对领导权威的尊重, 也是自我保护的有效方法。如果与“一把手”的关系没有处理好, “走人”就是早晚的事。
4、忠诚比能力更重要
企业提拔和任用人的原则主要参考三个指标:关系、能力、忠诚, 企业的重要职位更是将忠诚作为任用取舍的主要依据, 企业领导者会提拔和安插忠诚自己的下属位居要职, 使他能够及时地了解和有力地掌控企业的局面, 而不致被架空和受蒙蔽。在公开的场合, 企业领导者往往表现出对有能力人的褒奖和赞赏, 然而私下里, 企业领导者会对下属暗示他对某人忠诚的赏识。企业领导人判断下属是否值得信任和重用与下属是否站在自己这一条线上关系极大。
5、对立中的权力平衡
当企业产生对立的小圈子时, 企业领导者就会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制造出与之相抗衡的力量, 以控制对立的双方, 使他们相互制衡, 从而达到权力的平衡。领导者在权力纷争中善于制造和利用矛盾, 这是防止大权旁落的秘诀。领导者在人事安排、资源分配上私下里将不同小圈子作妥协的平衡, 方能保持内部的和谐稳定。同时, 也能显示出自身的领导才能, 而被摆平的人也知道自己和其他圈子之间的微妙关系。企业领导者希望对立的小帮派暗地争斗, 通过自己去平衡不同利益关系从而实现对全局的控制, 达到大权独揽的目的。
6、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控制
我国企业的董事会通常由企业的股东单位或上级主管机构所委派, 他们代表着各种利益集团, 成员之间彼此立场不同, 在公司的发展目标、战略、规划、利益分配等方面难以达成共识。在一定程度上, 董事会成了争夺控制权的场所。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治理结构中, 控股股东有“一揽子包办”的倾向, 致使股东大会的召开流于形式。董事会开会常常也是走过场, 即使开会, 议题通常被控股股东所控制。独立董事也习惯于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甚至在私下还衍生出了独立董事的秘诀:简单的事情, 都投赞成票;复杂的事情, 都投反对票。由于公司董事会人员结构中, 独立董事的数量远远少于半数, 所以, 随便他们怎么投, 都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 而他自己却得以在日后万一公司出事的时候免除责任, 真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由于公司治理没有很好地实行制度化, 多数上市公司基本上是内部人控制。前身为国有企业的, 是原来的总经理在控制, 而前身为民营企业的, 就是创业企业家把持公司的大权, 内部人控制导致公司决策和运作以内部人为中心, 他们能够轻易地控制和操纵董事会, 使其变成徒有虚名的“橡皮图章”。
二、企业潜规则溯源
中国企业文化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 处于社会环境之中, 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不过三十年, 工业文明的底蕴并不深厚, 企业必然受制于传统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 中国长期的农业传统没有真正独立的商业文化, 导致企业财富的积累天生依附于政府, 而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神秘性和不可知性, 是潜规则存在的文化背景。
熟人社会下产生的中国企业, 几乎很难摆脱人际关系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伦为中心, 把“关系”、“人情”看得比做事更为重要。在许多人的眼里, 人是达到“事情”目的的重要手段。在企业管理过程中, “做人”与“做事”价值取向的维度不同, 形成的认识观念、思维方式、运作模式也不相同。以“做事”为导向的理念和运作, 需要衍生出各种清晰和明确的做事规范,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制度安排的东西, 即显规则。而以“人情”、“关系”为导向的理念和运作, 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揣测、琢磨和权谋。万科董事长王石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做企业最难的就是人际关系, 这是最复杂的。”的确, 企业里的人际关系历来纷繁复杂, 矛盾重重。不管是分工合作, 还是职位升迁, 抑或利益分配, 都会因为某些人的因素而变得扑朔迷离, 纠缠不清, 随着这些因素的渐渐蔓延, 原本简单的同事关系, 上下级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一个十几个人的办公室, 可以由小圈子滋生出来几十个纠缠不清的问题, 不管你愿不愿意, 只要你置身其中, 就身不由己。企业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真是一言难尽。毫无疑问, 做人比做事更难以形成清晰和明确的规范。由于伦理本位的边界是模糊的, 所以, 人际关系处理更需要权谋和智慧。
中国是一个对“面子”非常介意的民族, 其他东西可以不要, 但面子不可以不要, 所以, 面子几乎成了中国人为人处事所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在重视面子的传统文化影响下, 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面子, 生怕冒犯了领导的面子。因为, 在中国越是地位高、权力大的人, 就越要讲面子。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向来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 尤其是下级对上级要出于面子的考虑, 不便或不能提出直接的批评和不同意见, 既便是给企业领导提建议也要注意, 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要提;能解决, 但不着急的意见不要提;只提必须是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文化中人伦情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看重人情。人们对熟人, 要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互助、互惠、互利。在企业内部, 人们在工作中难免会有各种问题和不同的意见, 当有人违反了制度和规范需要受到批评甚至惩罚时, 由于考虑关系, 讲究人情, 领导者和管理层就会牺牲制度, 遇到矛盾冲突时保持沉默或者息事宁人。所以, 对于人情、关系、面子的注重使得制度规范落实到某个具体人的身上就得“因人而异”,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处理”。
正是由于中国文化重视关系、人情和面子, 所以中国人在处理问题时很容易根据自己与对方的关系远近来决定处理的方式。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认为, 中国人在内心里将周围的人分门别类, 将圈子里面的人和圈子外面的人区分开来, 内外有别, 厚此薄彼。这种状况导致了企业内部对于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式区别对待, 从而破坏了企业制度的公正。显然, 人情所形成的小圈子导致企业成员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目的而形成不同的小圈子, 一旦自己违规, 小圈子内的成员就会提供保护。当企业成员隶属于不同的小圈子时, 他们就会将自己小圈子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企业的利益对于他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因此, 当企业要求员工执行某项制度, 而这种制度与员工的利益存在冲突时, 他们就拒绝执行企业的制度, 转而通过各种方式拖延、阻碍企业制度的执行。
另外,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有其博大精深的内涵, 然而少有体系化、结构化的知识系统, 甚至“述而不作”, 其中大部分知识属“隐性知识”, 多靠直觉体悟, 不可言说。中国的管理智慧主要基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认知, 靠潜意识, 直觉进行体悟。那些慧根很深, 悟性很高的人, 才可能参悟其妙, 得其要领, 企业里的很多事情只有悟性高的人才能做成。但是,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告诉别人,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这使得企业高层管理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况且, 中国管理哲学崇尚含蓄、委婉, 推崇“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讲究“运用之妙, 存乎于心”, 个人能力集中体现为“人情练达”和“世事洞明”, 其中掺杂了大量的权谋之术, 察人之法和御人之道。
三、企业潜规则与明规则之间的搏弈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潜规则是人性本能行为选择的产物。在理性人看来, 潜规则是趋利避害原则在企业领导者、管理层、员工等多方利益博弈的一种体现, 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的最大化, 或者是损失的最小化。正因为如此, 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以及人性的复杂性, 决定了潜规则存在的必然。况且, 人性不可能用所有的明规则全部设定出来, 对不同的人性特点施行不同的方法, 实在是勉为其难。而企业领导者、管理层和员工都会遵循自己的价值判断, 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无论如何, 企业成员的行为总是要受一定规则的支配。“应该怎么样”是明规则所规定并力求实现的, 而“实际怎么样”则是潜规则左右的结果, 明规则与潜规则相互制约, 相互影响, 此消彼长, 共同作用于企业。当明规则不完善和滞后时, 潜规则的存在就成为一种合理。因为, 任何企业的明规则都不能涵盖一切, 达到完善的程度。当明规则不能发挥有效作用时, 潜规则就会凸现, 起到实际调节的作用。同时, 企业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企业变革时期, 明规则一般会作用于企业的发展。在新的规则还没有建立的时候, 潜规则就会填补空白并发挥作用。
如果某项规则制度的执行存在问题导致规则体系失效, 潜规则将取而代之。然而不良潜规则的不可控因素太多, 往往形成暗箱操作和无序的人际关系争斗, 从而妨碍企业的运行效率, 加大运行成本。在管理上, 如果潜规则成为企业的主要规则, 企业对风险的控制是很困难的, 企业的长期发展就缺少了制度保证。
中国传统文化遵从的是“人情”在先, “制度”在后, 这对明规则起着软化甚至消解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 企业并不缺乏明规则, 缺乏的是对明规则的有效实施, 缺失的是一套有效的, 能贯彻始终的运行机制, 而企业的文化积淀往往在形成和执行这一套明规则中起着关键作用。
在企业管理实践中, 制定出来的明规则得不到有效执行, 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的。一是明规则设计是否合理。如果明规则与多数人的自然需要和想法相违背, 或者与多数人的利益相对抗的话, 人们一定会想方设法逃脱明规则的约束。二是明规则的制定程序是否公平、公正, 能否被人们认可接受。如果管理者和骨干员工参与了明规则的制定, 他们就更加愿意执行自己“制定”的规则。三是明规则是否明确地针对某个目标, 即它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明规则应当有针对性和目的性, 否则就难以保证明规则的有效执行。
当人们认同规则并把规则内化为个人的行为规范时, 明规则控制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从长远来说, 明规则可以保证企业的稳定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避免人事变动带来的震荡;明规则对于所有人都一视同仁, 从而可以确保企业处事的公正;有了明规则, 企业在处理组织内部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矛盾的时候, 就更加有法可依, 这样就减少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个人恩怨。所以, 明规则对于企业运行是必不可少的。从长期的发展趋势看, 企业必定要走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 明规则将成为企业发展的主流, 潜规则会逐渐减少。
另外, 人是影响明规则执行的重要因素, 人的因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们对明规则的逻辑认识, 以及执行必要性的理解;二是企业员工执行明规则的自觉性, 作为人的本性可能不习惯明规则的约束, 如果每个人都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因不满明规则的约束而不遵守的话, 明规则的控制就无法实现, 企业就无法达到目标;三是企业员工应当形成尊重和执行明规则的风气, 尤其是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层能不能对执行明规则做出承诺, 并以身作则带头执行置关重要。
企业国际化理论辨析 篇8
一、渐进式企业国际化理论
企业国际化是怎样的过程、国际化决定因素或者推动因素是什么以及国际化的发展阶段角度所得的研究成果, 实际上都把企业国际化当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因此, 把这些理论称之为“渐进式”企业国际化理论。企业渐进式国际化过程是一种“线形”的连续的发展过程, 企业经过每一阶段, 国际化程度逐渐增强, 并且每一阶段都是下一阶段的铺垫, 步步相连、循序渐进。
(一) 渐进式企业国际化理论发展过程
20世纪70年代中期, 瑞典经济学家约翰森 (Johansson) 和瓦尔尼 (Vale) 提出了企业国际化四阶段论。此后, 美国学者罗宾逊提出企业国际化六个阶段论, 日本学者小林规威则提出跨国公司的发展的五个阶段论。芬兰学者劳伦斯威尔士 (Lawrence Swatch) 和瑞吉罗斯坦瑞尼 (Rebio K.luostatinen) 在1993年提出企业国际化内外向联系理论。以国际化阶段论为基础, 瑞典经济学家约翰森 (Johansson) 和麦特森 (L.G.Mattsson) 于1988年从企业在产业系统中的网络关系角度提出了企业国际化网络理论。丹麦学者拖宾佩得森 (Turban Pederson) 和本特皮特森 (Bent Petersen) 于1998年提出了企业国际化四要素理论。此外, 还有出口导向论和出口行为论, 从企业国际贸易发展角度分析了企业渐进的国际化过程。
(二) 对渐进式国际化理论的思辨
比较以上企业国际化理论, 可以发现, 这些理论都暗含着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所以综合起来称之为“渐进式”国际化理论。不能不说后来的理论都参考了翰森和瓦尔尼的国际化阶段论, 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而得到新的成果。后来的理论发展完善了阶段论或者填补了其不足之处。
一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对国际化阶段论提出了异议。弗莱切 (Fletcher) 指出, 有关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应该主要集中在“企业国际化是怎样的发展过程?哪些因素影响企业国际化的发展及其结果?”瑞典学者福斯格瑞 (Forger) 也以现代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行为与阶段论冲突而对国际化阶段论进行挑战。对于弗莱切所指出的问题四要素理论作出了一定的解释, 即企业内部资源和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共同决定了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和结果。尽管四要素理论本身存在着一些缺陷, 但是, 该理论从企业本身和市场环境两个方面考察了企业国际化的决定因素。比之企业国际化带动论单纯从外部因素考虑以解释企业国际化现象前进了一大步。带动理论认为, 企业国际化经营是由国外订单、客户和竞争以及关键企业的推动因素作用下开始从事国际化经营, 它把企业国际化经营都看作是对外在刺激的一种反应, 而忽略了企业国际化的内在决定因素和动力。国际化网络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弗莱切的问题作出了解释。该理论指出, 企业的国际化是企业在国际市场网络中建立、发展网络关系的过程。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生产网络中, 意味着在国际分工下众多企业间联系紧密。因此, 企业随着产业国际化而开始国际化经营。可以说, 网络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国际化的发展过程, 但是, 企业国际化是建立在产业国际化基础上的, 这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完整产业网络的企业国际化又无法解释。
二、“跳跃式”国际化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使得企业国际化可以不必按照“线形”的渐进模式进行, 在国外建立新的生产企业或者通过并购企业可以直接从国内生产跨越到国际经营的国际化高级阶段, 因此, 可以把国际直接投资及相关理论视为“跳跃式”理论。企业跳跃式国际化过程, 是一种“梯形”的不连续发展过程, 企业可能跳过某一阶段或某几个国际化阶段, 直接国际化从低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
(一) 跳跃式企业国际化理论的发展过程
随着企业国际化的不断发展, 国际贸易理论已经不能解释现实中很多跨国公司在国外直接投资建立生产体系和销售渠道的现象。各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开始出现, 并不断发展。
1. 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迅速发展, 从微观、中观、宏观、不完全竞争市场和综合角度这五个方面, 解释了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有:60年代初海默 (S.H.Hymer) 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1966年弗农 (Raymond Vernon) 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1976年巴克利 (Peter J.Buckley) 和卡森 (Mark C.Casson) 提出的内部化理论、1978年小岛清 (K.Kojima) 提出的比较优势投资理论、1981年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2. 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 经济学家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现象的研究, 创立了许多国际投资新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威尔斯 (Louis.T.Wells) 在1983年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同年,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 (San-jaya Lall) 从技术变动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行为进行了解释, 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英国里丁大学教授坎特威尔 (John Cantwell) 及其学生托蓝提诺 (P.E.Tolentino) 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 邓宁提出了投资周期理论。
(二) 对跳跃式国际化理论的思辨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是基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假定的, 符合现实国际市场情况的。邓宁在其研究过程中, 有机地结合了所有权、内部化、区位这三组变量, 并利用它们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投资活动进行了解释。邓宁的理论并不只限于解释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较大企业国际化经营也具有指导意义, 例如, 在区位选择问题上。对外直接投资是现代企业走向国际的最快最直接的方式, 中小企业也采取这种方式, 这时其投资对向及区位选择就相当重要, 因为区位的文化因素可能就决定了投资的成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比较全面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 但在投资区位选择上与折中理论联系密切。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是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这两种理论都是认为, 各国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是不存在垄断的, 资本国际流动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各国资本丰裕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利率不同进而引起资本的国际流动, 实质上核心思想是由于资源禀赋不同而导致的比较优势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研究的对象仍然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 拥有技术垄断优势和强研发能力的跨国公司国际经营活动在转移出成熟技术后必然有新的创新, 而这种创新实力是一般发展中国家所不具有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获得特有的技术优势作出了贡献。但是, 现实中无论哪个国家的商品和要素市场都不可能是完全竞争, 对于出口产品市场近乎完全竞争的情况也不多见。尽管如此, 在多国世界市场和要素供给充足的情况下创新和地方化带来的技术优势不会受到多少影响, 也就是说, 即使存在竞争上, 述理论仍然能解释和指导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些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
三、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理论发展和实践的借鉴
企业国际化方式的多样化、国际化经营方法的多样化及企业类型的多样化注定了没有一种国际化理论能解释所有的企业国际化现象。各种企业国际化理论都存在其片面性和局限性。我国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 应关注以下研究领域:
第一, 特殊的文化背景导致的特殊的企业文化, 如何决定了企业国际化的具体战略决策;
第二, 中小企业的地位和独特性与其在研究中被忽视的情况是不相符的, 研究中小企业可同时关注网络视角这一理论框架;
第三, 研究时应专注于某一行业, 除工业制造业外, 服务业、金融业和IT产业的国际化趋势也应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
在企业国际化实践方面, 我国企业还处于国际化初级阶段, 企业的技术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不强, 对于多数企业来说, 循序渐进的国际化道路是其最佳选择。我国企业在国际化实践过程中应注意:首先, 我国企业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 融入世界经济。通过内外向联系, 为国际化经营做好准备。我国的国际贸易发展迅速, 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也逐年增加, 虽然引进了技术, 但是, 企业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改进能力比较差, 再者重复引进技术现象很多, 这是急待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把企业做好使之合理化。其次, 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仍处于初级阶段, 综合实力普遍不强, 因此, 多采取渐进的国际化模式。特别是对于多数中小企业而言, 循序渐进的国际化道路是最佳选择。最后, 对于大型企业或大型跨国公司来说, 除了拥有较高的技术优势和低成本优势外, 还有足够的资本和较高的国际融资能力, 因此, 可以通过在外国投资建厂和并购等直接投资形式进行跨国经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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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企业品牌建设中若干关系辨析 篇9
品牌建设与注册商标
在我们接触到的一些企业负责人中，很多人将“品牌”与“商标”进行等同对待，认为只要注册了企业的商标，就是建立了企业的品牌，这无疑是一种误读。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两者的定义。商标(Trademark)是一个法律用语，是生产经营者在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或服务上采用的，为了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具有显著特征的标志，一般由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构成。经国家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受法律保护，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而品牌(Brand)则是一个市场概念，所涵盖的领域，必须包括商誉、产品、服务、企业文化以及整体营运的管理。它不是单薄的象征，而是一个企业的总体竞争要素，或企业竞争力的总和。品牌不单包括“名称”、“徽标”还扩及系列的平面视觉体系，甚至立体视觉体系。
从明确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品牌与商标处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人们易将品牌窄化为产品或服务的系列意识与预期，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形象标志，甚至将品牌与特定商标划上等号。但实际上，做好商标注册，仅仅是品牌建设最初始、最基础的一步。市场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博士说：“品牌的意义在于企业的骄傲与优势，当公司成立后，品牌力就因为服务或品质，形成无形的商业定位。”这提醒着人们，品牌是经营出来的，品牌的核心是质量，在商品的研发、制造、服务、销售所有领域都必须树立品牌形象，进行品牌建设。
合资品牌与自主品牌
合资品牌与自主品牌的概念，历来有很多争论而无明确的定义，或者说不同的人对汽车的“合资品牌”与“自主品牌”的都会有不同理解和解释。我们发现，当政府采购汽车需集中于“自主”之时，“合资自主”品牌是否属于“自主品牌”便会引起争论；当上汽集团收购“荣威”品牌、北汽集团购买“萨博”技术，因此生产的产品便遭到致力于自主技术开发的人们的质疑；当吉利成功收购“沃尔沃”之后，或有人也会提出，难道这一世界知名品牌就此变成了中国的“自主品牌”了吗?
质疑与争论当然有其缘由，但我们的观点是在市场环境下，人为的划分“合资品牌”与“自主品牌”其实并无多大意义。如果非要给“合资品牌”与“自主品牌”进行定义，应从法律角度出发，严格的按照资产所有、知识产权所有来明确界定。法律之下，少却争议，只需严格执行。
汽车发展到如今，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产业，所有人国籍的变化已经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如果仅以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显然瑞典人经营了近百年的沃尔沃品牌，不会因为其股份所有者从瑞典人变为美国人又变为中国人而有本质的变化。同样，英国的宾利虽然历经劳斯莱斯再转手德国大众，捷豹虽然先后被美国福特、印度塔塔汽车收购，劳斯莱斯、迷你虽然也已被售到德国宝马集团旗下，“城头变幻大王旗”，“旗”变了，“城”依旧是那座“城”，消费者并未因品牌所有人的变化而改变对品牌血统的认知。品牌并非单纯如法律的是非对论，它是虚拟的，也是人格化的，它不仅是品牌所有人的骄傲，更是品牌经营者倾心打造的。就此而言，除非亲力亲为从头开始品牌培育，否则即使因为持有人国籍的缘故，在定义上认可“沃尔沃”为中国的“自主品牌”，消费者仍旧会一笑置之。这也体现了品牌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又如果我们跳出某个汽车企业的立场，站在中国汽车行业整体的角度去分析，无论“合资品牌”与“自主品牌”怎样划分，他们永远都是相生相克的关系，既是竞争对手，又能共生共赢。也许在某个特定阶段，会给予“合资”又或“自主”以某些特殊优惠，但这些都是短期现象，无法从长远来改变一个“品牌”的本质。既然“品牌”是一个市场概念，那政府也好，消费者也罢，都应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它们，让市场来决定一个“品牌”的兴亡命运。
品牌建设与市场竞争
在市场经济时代，企业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为取得较好的产销条件、获得更多的市场资源而竞争是必然现象。通过竞争，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汽车行业正是最具市场竞争性的行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产品的日益丰富，企业经营的竞争已由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竞争，转向更高阶段的品牌之间的竞争。而拥有品牌一定程度上就是拥有市场，进而拥有最大的市场价值，这是品牌时代的游戏规则。
而为何市场竞争中品牌建设是不容忽视的板块呢?因为品牌是一种无法复制的竞争力。创立一个品牌所经历时间和无数事件，是无法复制的；印象与情感的关联，也是无法复制的，这一无法复制的特性使得品牌建设在市场竞争中有了不可取代的地位；也因为培育和创造品牌的过程是不断创新的过程，自身有了创新的力量，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继而巩固原有品牌资产，多层次、多角度、多领域地参与竞争。
在传统的市场竞争中，当消费者形成鲜明的品牌概念后，价格差异就会显得次要。当不同品牌被赋予特殊的个性时，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我们可以从很多强势品牌的成功当中获得这一结论，但这种强势品牌，不是单纯依靠宣传产生，也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扶持生存，而是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我们强调汽车企业品牌建设中的市场竞争，正是源于对强势品牌的热切盼望。
品牌建设与“三包法规”
很多人觉得，如果“三包法规”出台，会有助于提高汽车整体行业的“品牌建设”，我们对此表示赞同。如果能够完全执行“三包法规”，可以想见汽车行业的诚信度与美誉度都会有一个质的飞跃。但对于尚未出台的“三包法规”，的确也有些表达忧虑的声音，比如质量问题的判定、维修成本的消化、维修部件的物流保障等等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不仅如此，我们尚有两层忧虑。
首先，“品牌建设”是一个市场概念，汽车产品的售后与管理也应是一种市场行为，汽车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之下，为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会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日本等汽车发达国家采用的就是这一方式，各个厂家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对汽车质量保证期规定为3年或6万公里，重要部件为5年或10万公里。在确立“三包规定”之时，政府的作用更应是指导企业来如何适应不断变换的市场，特别是前瞻性市场，而非用一个死板的硬性规定来束缚企业的市场行为。
其次，从法学理论出发，我国目前的现有法律中，在《合同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法》中，对包括汽车在内的工业产品的售后服务中需要进行法律规范的内容，已经有较为全面和详细的涉猎。如何避免出现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冲突，如何解决法律责任竟合问题以及减少消费者的维权成本等也是目前制定“三包法规”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有一点可以确定，汽车行业整体的品牌提升，需要一个良性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符合中国立法体系，能真真切切的为消费者带来利益的“三包法规”。
品牌建设与汽车召回
与引起热议的“三包法规”一样，汽车召回制度也应引起足够的关注。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谈汽车召回的历史与现状，仅从品牌建设的角度出发，阐述汽车召回的意义。
很多人担心汽车召回的成本问题(其实仅从成本而言，汽车召回应比执行“三包法规”要小很多)，但更多的人是担心一旦召回汽车会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整体印象。那么，到底召回存在缺陷的汽车或其它相关产品，会不会影响一个汽车企业的品牌形象呢?
企业效绩评价指标辨析 篇10
根据《企业效绩评价操作细则》 (简称“细则”) 的规定, 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报酬率是评价企业财务效益状况的基本指标, 主营业务利润率是评价企业盈利能力的修正指标。主营业务利润是指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扣除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经营费用后的利润, 不包括其他业务利润、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等。在原会计准则下, 这一规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规定, 利润的计算过程已经取消了“主营业务利润”这个指标, 这使得企业利益相关者尤其是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不可能取得计算上述指标所需要的数据, 从而无法正确评价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盈利能力。但是为了能够如实地反映企业的经济效益、客观评价经营者的业绩, 细则提出将“主营业务利润率”作为评价企业盈利能力的修正指标。盈利能力基本指标和修正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基本指标是从投资者和债权人的角度评价企业总体盈利能力, 修正指标则是从企业经营者的角度评价企业主要经济业务的盈利能力, 两者互为补充。
在现行会计准则下, 利润表虽然取消了“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其他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支出”等指标, 但是新增了“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营业税金及附加”等指标, 而且保留了“营业利润”指标, 因此可以考虑采用营业利润和营业收入的比值 (简称“营业利润率”) 代替主营业务利润率指标。
笔者认为, 该指标在可靠性和完整性方面胜于主营业务利润率, 理由如下:第一, 从主营业务利润的计算过程来看, 主营业务利润率指标只包括了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和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未包括其他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支出以及期间费用, 指标范围比较狭窄, 不能完整地反映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经济效益, 而营业利润既包括了主营业务实现的利润, 也包括了其他经济业务实现的利润, 因此营业利润率指标比主营业务利润率指标更加完整、可靠。第二, 目前的市场对很多企业而言, 是一个买方市场, 在这样的经营环境下, 期间费用的增减变化对利润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来提高经济效益, 在这样的经营背景下, 不把期间费用纳入评价企业盈利能力的修正指标是不合适的。因此笔者认为, 以营业利润率作为企业财务效益状况评价的修正指标是比较恰当的。
另外, 企业利益相关者在评价收益状况时, 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就是可比性。这里的可比性, 是指在比较企业不同年度的经济效益时, 所选取的指标必须反映企业正常情况下通过生产经营获得的利润, 不应该包括非正常情况下发生的收入或支出, 从而确保不同年度之间经济指标的可比性, 保证评价结论的客观、公正, 为管理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相比原会计准则, 现行会计准则将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原先计入营业外支出的减值损失纳入营业利润的范畴。笔者认为, 减值损失在年度之间并不具备可比性, 而且对于管理当局而言, 这些损失有时候是无法避免的, 与管理当局自身努力无关, 因此不应将减值损失计入营业利润率指标。同时, 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 营业利润包含了投资收益, 但是投资收益取决于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和投资比例, 与投资方自身的努力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投资收益的高低并不能说明管理当局业绩的好坏, 因此投资收益也不应计入营业利润率指标。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中的营业利润与财务报告中的营业利润应该有所区别, 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中的营业利润不应该包括投资收益、资产减值损失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二、对周转率的辨析
周转率是反映企业资产营运状况的指标。在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中, 反映企业资产营运状况的基本指标是总资产周转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 修正指标主要是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上述指标的分母都反映企业某类资产在一定时期内的资金平均占用额。根据细则的规定:平均资产总额是指企业资产总额年初数与年末数的平均值;平均流动资产总额是指企业流动资产总额的年初数与年末数的平均值;平均存货余额是指存货余额年初数与年末数的平均值, 存货余额=存货账面价值+存货跌价准备;平均应收账款余额是指应收账款余额年初数与年末数的平均值, 应收账款余额=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坏账准备。
由此可以看出, 基本指标分母和修正指标分母的计算方法是有区别的, 计算基本指标需要的平均资产总额、平均流动资产总额直接来源于资产负债表, 不需要任何调整, 而计算平均存货余额和平均应收账款余额时需要对资产负债表中的相关数据进行调整。笔者认为, 基本指标分母的含义和修正指标分母的含义并没有区别, 但是细则却采用不同的计算口径, 这样很容易引起误解, 导致得出的结论和实际情况可能不符, 甚至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例如, 对于某个企业而言, 坏账准备越多, 说明企业债权管理效率越低、效果越差;但坏账准备越多, 报表中的平均资产总额和平均流动资产总额就越小, 那么资产周转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就越高, 说明企业资产管理的效率越高、营运情况越好, 因此采用这种报表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结论就有可能使企业决策出现失误。笔者认为, 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必须对现行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下资产营运状况指标的计算方法进行调整。资产减值准备越多, 企业无效资金占用就越多, 说明企业资产管理效率越低。因此为了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资产管理效率, 在计算流动资产周转率和资产周转率时, 分母不应该扣除资产减值准备, 而应该将资产减值准备加回去, 使得分母真正反映企业实际占用的资金数, 从而确保有关指标的可靠性。
三、对已获利息倍数的辨析
已获利息倍数是企业一定时期息税前利润总额与利息支出的比值, 已获利息倍数充分反映了企业获得的收益对偿付债务利息的保障程度和企业债务的偿还能力。目前, 在实际工作中, 该指标分母“利息支出”的计算口径有两种, 一种是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 另一种是本期应付的利息, 即既包括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 也包括资本化的利息。那么在计算已获利息倍数时, 究竟应该采用哪一种口径呢?笔者认为, 如果已获利息倍数分母“利息支出”的计算只考虑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 那么专门借款利息资本化期间结束后, 已获利息倍数就会大幅下降, 从而导致利益相关者做出错误的决策。
例如, 某企业在2007年实现的净利润为150万元, 资本化的借款利息为70万元,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为30万元。2008年起借款利息停止资本化, 其他资料与2007年相同, 不考虑所得税费用。如果采用第一种计算口径, 则2007年和2008年的已获利息倍数计算如下: (1) 2007年息税前利润=150+30=180 (万元) , 已获利息倍数=180/30=6; (2) 2008年息税前利润=80+100=180 (万元) , 已获利息倍数=180/100=1.8。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 在企业生产经营、负债都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已获利息倍数指标出现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计算方法不同引起的, 并不意味着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采用第二种计算口径, 前例2007年和2008年的已获利息倍数计算如下: (1) 2007年息税前利润=150+30=180 (万元) , 已获利息倍数=180/ (30+70) =1.8; (2) 2008年息税前利润=80+100=180 (万元) , 已获利息倍数=180/1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