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功能哲学理论（共6篇）
社会功能哲学理论 篇1
一、对社会的批判
马尔库塞对社会的批判理论思想主要集中在其《单向度的人》一书中, 通过对发达工业社会中政治、生活、文化等领域的深刻研究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已经完全“一体化”或“单向化”了, 没有否定, 只有肯定, 人成了物化的工具, 思想的奴隶, 因而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病态的社会”。
在政治领域内, 通过消除对立政治派别的对抗, 转而趋向相互合作, 各大政党在利益面前跨越了政治对立, 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要么被非法取缔, 要么把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目标早早地束之高阁, “在已经取缔共产党的西德, 正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社会民主党, 正在令人信服地证明它的声望”, [1]P (18) 同时, 工会与劳工组织也不再为工人阶级争取合法利益而与资产阶级斗争, 其功能已经被弱化或消除, 工人阶级因资本家在生产领域内不断的技术创新降低了其劳动强度, 舒舒服服地和资本家一样享受假日和“幸福的生活”, 其反抗意识已经被抹掉, 人甚至完全被资产阶级同化了, “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企业中的领导和劳工、不同社会阶层的闲暇活动及愿望被同化”。[1]P (17)
在生活领域内, 通过不断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商品来满足民众的物质享受, 通过虚假的宣传使人们相信他们必需购买这些商品, 但在马尔库塞看来, 这些所谓的商品都是“虚假的商品”, 只是利益集团攫取经济利益的工具, 民众的满足也变成了“虚假的满足”, 民众获得的幸福也变成了“虚假的幸福”, 在这种“虚假的幸福”意识之下的民众因为利益集团的不断宣传又唤起了其更高层次的物质欲望, 这种物质欲望成为了没有尽头的永恒化的状态, 人最后只会变成商品的奴隶, 物质化的工具, 没有了精神追求的动物, 彻底地“单向化”了。
在文化领域内通过消除高层文化中与现实对立的成分使民众相信现实世界的社会秩序是合理的, 民众享受不到高层文化中与现实对立的方面如批判、否定、抗议等, 在这种文化下变成了“顺民”、“良民”, “今天的新奇之处是通过消除高层文化中的对立的、异己的和超越性的因素—它们借助高层文化而构成现实的另一种向度—来消除文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 [1]P (47)
总之通过上面三个方面的分析, 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里, 工人在政治领域内失去了话语权, 生活领域内成为了商品的奴隶, 文化层面上变成了没有反抗思想的“顺民”, 所以整个社会已经被“单向化”了, 在这种“单向化”的社会里, 人们的灵魂已经被吞噬, 俨然是一种“被动和接受”的奴隶。
二、对技术文明的批判
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出发, 认为人的冲动的核心是爱欲的冲动, 但马尔库塞所认为的爱欲并不单单指的是性欲, 更多的是有机体的追求快乐的自我升华, 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 他说“幸福的实质就是自由”, “自由的原型就是欲望压制的解除”, [2]P (17) 现代技术文明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过于强调物质生活的享受而忽视精神生活的发展;不断提高的劳动生存率极大地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工人也可以舒舒服服地和资本家一样享受周末的闲暇;工人的子女们也可以一样上贵族学校或是做着轻松的打字员工作, 表面上看起来工人阶级似乎得到了解放, 但实际上却反抗的意识丢失的“培训”, 被“舒舒服服”地统治和剥削着, 不知不觉地也失去了爱欲的幸福和自由, 本质上是一种对爱欲的压制。
因此在马尔库塞看来, 现代技术文明的发展正是对人的爱欲的抑制的过程, 技术文明越是发展, 就越是对人的这种爱欲压制越深, 人类的整个技术文明的进步过程就是一个对爱欲的压制过程, 马尔库塞还把这种对爱欲的压制分为两个基本的类型:“基本压制”和“多余的压制”, 在人类社会早期, 由于生产力极端底下, 人类在面临大自然挑战时候显得软弱无力,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依赖技术对自然的干预, 这时候技术对人的压制是属于基本层面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技术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为人类生存提高帮助的简单意义, 这时候技术被统治阶级利用并作为统治的工具对民众的爱欲的压制便成为了一种“多余的压制”, 在此基础上, 马尔库塞也把人类历史分为近代以前的阶段和近代以后的阶段, 本文上面所说的“基本的压制”基本上是处于近代以前阶段, 即生产力水平极端地下, 技术文明水平不高的人类社会早期阶段, 而近代以后的阶段则与上面所提到的“多余的压制”相对应, 是资本主义科技高度发达, 物质财富极度丰富十九世纪后的今天, 经过这二百年时间的科技发展, 其对人的压制也达到了一个爱欲是时候应该解放的阶段, 这个阶段人类因为技术文明的压制而变得精神麻木, 进入了一个深深的异化状态, 马尔库塞认为要解放人类的这样爱欲, 关键是解放劳动, 只有劳动才能让人的身心得到全面的锻炼, 各个身体器官享受到真正的消遣, 但这里所说的劳动与上文所说的工人被资产阶级“舒舒服服”地剥削的劳动是本质上不同的, 马尔库塞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在《爱欲与文明》中, 他宣称, 人的解放有必要改变劳动本身的特点。无论是劳动领域还是消费领域都需要解放, 或者说必须消除它们两者之间的差别”, [3]P (73)
另外, 马尔库塞也认为一种新技术应该取代目前的压制性的技术而被提倡出来, “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 马尔库塞坚持, 自动化的发展将使满足人类需求的必要劳动时间有可能降低到最低的限度, 从而使压抑性的劳动消除成为可能”, [3] (P73) 这种新技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 马尔库塞在其《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有写道:“技术的转变同时也是政治的转变, 但政治的转变只有在它能够改变技术进步的方向, 即发展一种新技术时, 才会变成社会的质变”, [4] (P230) 这里马尔库塞并没有具体指出这种新技术的具体转变步骤, 但至少可以说明马尔库塞对技术还是保持着乐观主义态度的。
结语:本文着重马尔库塞对社会的批判和对技术文明的批判两个方面来阐述其社会批判理论, 当然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思想可能远远不止这些, 但就其理论本身来说这两个方面可以说是很典型的代表, 希望通过对这两个方面的分析能够让我们更深一步理解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本质。
摘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其社会批判理论主要是在继承前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批判基础之上而形成的, 本文着重从马尔库塞对社会的批判、技术文明的批判两个方面来理解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质。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技术文明的批判
参考文献
[1]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4
[2]Marcuse.Eros and Civilization[M], Boston:Beacon Press, 1962.
[3]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下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12
[4]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M] (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 Ltd, 1964)
社会功能哲学理论 篇2
推动理论创新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
推动理论创新,要全面贯彻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实践是推动理论创新的力量源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推动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与时俱进是推动理论创新的内在动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充分发挥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作 者：吴重会 作者单位：重庆市社科联,学会学术部,重庆市,400020刊 名：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RTV UNIVERSITY年，卷(期)：“”(3)分类号：C0关键词：“三个代表” 十六大精神 理论创新 哲学社会科学
社会功能哲学理论 篇3
关键词：公民社会 政治哲学 建构 普适性
“Civil 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三种不同的译名，即“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正如俞可平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三种不同的中文译名之间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市民社会”是最为流行的术语，也是civil society的经典译名，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译名。“民间社会”是台湾学者的译法，它是一个中性的称谓，但不少人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公民社会”则是一个褒义的称谓，它强调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一、公民社会理论的任务
1.批判性任务。政治哲学的任务主要是批判的和颠覆的。公民社会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与发展首先就体现了它的这一特点。在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体现了对民主政治畸变、凯恩斯主义失灵、福利国家危机的总批判和反思。在政治方面，二战后西方民主政治出现了一些畸形的变化，国家权力日益向行政部门手中集中，普通民众由于缺乏组织手段而被排斥在政府决策过程之外；行政官僚有向专家治国、信息垄断方向发展的趋势。在经济方面，凯恩斯主义力图通过国家干预刺激有效需求来缓解经济危机的努力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凯恩斯主义失灵。在社会政策方面，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因财政危机而难以为继。面对严峻的现实，一些理论家对单纯依靠国家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效能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同时对国家权力膨胀和国家干预扩张的政治后果开始警觉起来。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了对权威主义的批判与反思。由权威主义政权推行发展主义政策的发展模式陷入困境，促使这些国家学者思考如何监督和制约高度自主的国家的问题，并摈弃了对国家能力和作用过高的和不切实际的期望。
2.建构性任务。政治哲学在批判与颠覆的同时，本身又在建构着自己的理论，这种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世界观的创新。近代公民社会理论主要是把握了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潮流，从而得以建构自己的理论的。在近代西欧，以反对重商主义国家和专制主义国家为己任的近代公民社会理论应运而生。市场经济的诞生为公民社会的存在提供了经济基础，而公民社会的独立存在又为代议制民主奠定结构性基础。近代公民社会理论也通过公共领域的启蒙运动而深入人心。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和巩固。随后建立的民主宪政国家为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提供了法律上和制度上的保证。近代公民社会理论的上述观点对当代世界各国实现民主化或进一步民主化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它在批判现实社会、动员人们反对专制主义国家和重商主义国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自由市场经济和立宪民主国家牢固确立的地方，近代公民社会理论又为它们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辩护，建构着自己的理论框架并不断充实它的内容。
3.自我反思。自笛卡儿以来，个体理性的优先性和至上性得到了张扬，但是个体理性毕竟是有限的。政治哲学本身以理性为思考工具，理性的有限性也就决定了政治哲学必须对它本身进行反思。公民社会理论的自我反思主要体现在当代公民社会理论努力把近代公民社会理论中两种传统的积极因素结合起来，尽量减少和克服消极因素。主张维护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依靠一个活跃的、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同时扩大公民社会自治范围，缩小国家活动范围。在他们那里，公民社会被理想化，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被置而不论。在受黑格尔和马克思影响的公民社会理论的社会主义传统中，公民社会内部的剥削、压迫、不平等问题得到充分的揭露，他们认为要解决公民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国家干预就是必不可少的。依靠国家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思想在社会主义传统中根深蒂固，这种传统存在着滑向国家主义的内在危险。当代公民社会理论家，特别是西方左翼公民社会理论家，力图吸收这两种传统中的积极因素，摈弃其消极因素。在他们看来，坚持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保持一个活跃的、强大的和参与性的公民社会，不断扩大社会自主领域，限制国家活动范围，对于保证政治民主至关重要。
二、公民社会理论的立足点
所有的政治哲学都有一个立足点，也就是理论的逻辑起点。任何政治都是封闭的，政治哲学要不断追问，防止特定的政治哲学的神化。政治事业需要有一种永恒的东西来支撑，但找到的却是一个特定的永恒，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和困境。政治哲学家正是认识到这个困境后，才在建构理论时设立了一个或多个假设和基础。
1.“领域”里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立。主张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思想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为基础的近代公民社会概念是在17~19世纪之间才出现的。那正是市场经济勃兴和市民资产阶级作为一股新兴政治势力崛起的时代，其政治思想的主题是在重商主义和专制主义国家的重压下解放社会和个人，为此需要限制和控制国家权力，争取和坚守社会的独立及其对国家的监控，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到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与“国家”才真正分化为纯粹的社会和国家。
2.“价值或原则”里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假设一直是公民社会理论的基石，它假定个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公民社会和国家都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而存在的。抽象地谈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孰轻孰重是没有意义的，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看。公民社会理论以个人主义为逻辑起点，毫无疑问，它也并非政治的永恒支撑点，同样是时代的产物，是一个特定的永恒。
3.民主与市场经济的普适性。然而市场经济和民主是否具有普适性呢？重商主义和专制主义都曾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也曾是特定时代的永恒。市场经济和民主也不可能是我们追求的政治事业的永恒的支撑点，依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公民社会理论作为政治哲学的研究范畴，已从一种规范性的研究转为规范性与实证性研究并重的研究，这也正是它作为政治哲学而被逻辑的检验和实践的检验。民主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潮流，公民社会在推动这两大潮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21世纪的今天，它仍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尽管这一理论仍存在着许多问题。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秋季号）.
[2]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社会功能哲学理论 篇4
一、《乐记》在社会功能意义上的音乐哲学观
《乐记》在社会功能意义上的音乐哲学观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教化功能。《乐记》认为国家的治理需要音乐的教化功能来完成,通过音乐的美学作用,来净化社会的世俗风气,使社会得以净化,这是《乐记》的教化功能,也是先王提倡音乐的最初想法。这与《周礼》所云“以乐教和而民不乖”是一脉相承的哲学道理。二是政治功能。《乐记》指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 天地之序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以礼、乐的互相配合作为实行阶级统治的基础,“礼乐刑政, 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把音乐与道德、法律、政治同等看待,对它在国家上层建筑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乐记》认为德音在形式上是“皆安其位而不相夺”,即乐言的稳定性强,而倾向性弱,在内容上应表现“平和之德”,曲调谐和而宽广。溺音是《乐记》反对的,溺音即乐音进进退退,比较杂乱,“乐而不安”, 对君子来说千万不要接受这种音乐。溺声乃国家灭亡之声。三是修身功能。《乐记》非常强调音乐的修身作用, 认为“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 将以教民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提倡音乐艺术形式的开展,需要考虑政治的因素,并要为道德伦理起到推进的作用。这种适应朝代的音乐哲学观,是非常顺应时代潮流的,在当时的形势下,起到了对伦理道德的制约作用。四是愉悦功能。《乐记》反复强调“夫乐者,乐也, 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音乐的愉悦功能是指通过音乐, 激发人内心愉悦的情感,再怀着愉悦的心情去感受音乐的美,达到修身养性,教化世人的目的。这是人类社会与人类精神世界所需要的,所谓“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五是伦理功能。《乐记》说:“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 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音乐,只有合乎人类的审美标准和道德标准,才能激发出人们对于音乐的审美感受。这种观点的一个消极影响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俗乐产生很大的排斥,而对崇尚雅乐却给予了足够的肯定, 由此可见,这种音乐观还是对音乐的发展具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二、《乐记》强调音乐的教化功能,阐释了音乐 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数千年来,中国古代儒家一直都重视音乐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强调“乐教”,强调“乐与政通”。《乐记》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哲学观念,认为音乐比其他艺术感人更深,因而对音乐的教化功能给予充分地肯定。《乐记》认为音乐“动于内”、“感人深”,所以音乐可以用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人如果被外界事物引诱,而不去节制欲望,就会灭绝“天理”,丧失天赋善性,堕落为禽兽。这是“人之初,本性善”的哲学观念。而音乐既然体现“天理”,就可以起到“平好恶”、节“人欲”而存“天理”、“反人道之正”(《乐本篇》1982:6) 的作用。《乐记》高度评价了音乐“节欲反正”的作用, 音乐“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音乐能使人修养身心,能培养各种美德,能使人内心平和,性命长久。所以“致乐以治心”,“不可斯须去身”。《乐记》从音乐“审一以定和”的和谐论出发,提倡通过音乐来完成人际关系的协调发展,使人与人之间形成和谐共处的良好社交关系,这也是音乐从“和谐”出发的重要目的。音乐是能够使人感受到快乐情绪的,因而能使人们欣喜欢爱,相亲相敬,在不同场合下奏乐能使君臣和敬、老少和顺、父子和亲。所以《乐记》说音乐就是用来调和人际关系的。《乐记》更强调音乐的教化和政治作用,认为音乐是从内心产生的,有“静”的特点,能使民心向善,能使社会“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乐象篇》1982:28),因而用音乐进行教化,就能使人民走向正道;倘若“乐教”不及时,则会像寒暑失时、风雨失节那样给社会带来灾害(《乐施 篇》1982:21)。“生民之道,乐为大焉”(《乐象篇》1982:30),音乐可以使百姓“无怨”、“不争”,使“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使,五刑不用”,从而达到“揖让而治天下”的目的(《乐论篇》1982:10)。《乐记》认为音乐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音乐的社会功用作了最高的评价。其中的一些观点是可取的, 也是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如音乐可以改善人心、延年益寿、和睦人际等观点,就是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和理论基础的。但还有一些观点是不可取也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的,如音乐可以使人民“无怨”、“不争”,可以达到“揖让而治天下”的目的,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幻想。至于认为音乐不仅可以“用于宗庙社稷”,而且可以“事乎山川鬼神”,能与天地相合,和鬼神相通,使宇宙大放光明、曰月运行有序、四时风调雨顺、万物生长繁茂, 就更将音乐的社会功能夸大到荒诞的地步,堕入了“天人感应”的神学深渊。
社会功能哲学理论 篇5
一、公民社会理论的任务
1. 批判性任务。
政治哲学的任务主要是批判的和颠覆的。公民社会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与发展首先就体现了它的这一特点。在西方, 公民社会理论体现了对民主政治畸变、凯恩斯主义失灵、福利国家危机的总批判和反思。在政治方面, 二战后西方民主政治出现了一些畸形的变化, 国家权力日益向行政部门手中集中, 普通民众由于缺乏组织手段而被排斥在政府决策过程之外;行政官僚有向专家治国、信息垄断方向发展的趋势。在经济方面, 凯恩斯主义力图通过国家干预刺激有效需求来缓解经济危机的努力遇到了严重的挫折, 凯恩斯主义失灵。在社会政策方面, 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因财政危机而难以为继。面对严峻的现实, 一些理论家对单纯依靠国家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效能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同时对国家权力膨胀和国家干预扩张的政治后果开始警觉起来。在广大发展中国家, 开始了对权威主义的批判与反思。由权威主义政权推行发展主义政策的发展模式陷入困境, 促使这些国家学者思考如何监督和制约高度自主的国家的问题, 并摈弃了对国家能力和作用过高的和不切实际的期望。
2. 建构性任务。
政治哲学在批判与颠覆的同时, 本身又在建构着自己的理论, 这种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世界观的创新。近代公民社会理论主要是把握了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潮流, 从而得以建构自己的理论的。在近代西欧, 以反对重商主义国家和专制主义国家为己任的近代公民社会理论应运而生。市场经济的诞生为公民社会的存在提供了经济基础, 而公民社会的独立存在又为代议制民主奠定结构性基础。近代公民社会理论也通过公共领域的启蒙运动而深入人心。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和巩固。随后建立的民主宪政国家为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提供了法律上和制度上的保证。近代公民社会理论的上述观点对当代世界各国实现民主化或进一步民主化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作为一种政治理想, 它在批判现实社会、动员人们反对专制主义国家和重商主义国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自由市场经济和立宪民主国家牢固确立的地方, 近代公民社会理论又为它们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辩护, 建构着自己的理论框架并不断充实它的内容。
3. 自我反思。
自笛卡儿以来, 个体理性的优先性和至上性得到了张扬, 但是个体理性毕竟是有限的。政治哲学本身以理性为思考工具, 理性的有限性也就决定了政治哲学必须对它本身进行反思。公民社会理论的自我反思主要体现在当代公民社会理论努力把近代公民社会理论中两种传统的积极因素结合起来, 尽量减少和克服消极因素。主张维护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 依靠一个活跃的、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 同时扩大公民社会自治范围, 缩小国家活动范围。在他们那里, 公民社会被理想化, 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被置而不论。在受黑格尔和马克思影响的公民社会理论的社会主义传统中, 公民社会内部的剥削、压迫、不平等问题得到充分的揭露, 他们认为要解决公民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国家干预就是必不可少的。依靠国家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思想在社会主义传统中根深蒂固, 这种传统存在着滑向国家主义的内在危险。当代公民社会理论家, 特别是西方左翼公民社会理论家, 力图吸收这两种传统中的积极因素, 摈弃其消极因素。在他们看来, 坚持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 保持一个活跃的、强大的和参与性的公民社会, 不断扩大社会自主领域, 限制国家活动范围, 对于保证政治民主至关重要。
二、公民社会理论的立足点
所有的政治哲学都有一个立足点, 也就是理论的逻辑起点。任何政治都是封闭的, 政治哲学要不断追问, 防止特定的政治哲学的神化。政治事业需要有一种永恒的东西来支撑, 但找到的却是一个特定的永恒, 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和困境。政治哲学家正是认识到这个困境后, 才在建构理论时设立了一个或多个假设和基础。
1.“领域”里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立。
主张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思想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为基础的近代公民社会概念是在17~19世纪之间才出现的。那正是市场经济勃兴和市民资产阶级作为一股新兴政治势力崛起的时代, 其政治思想的主题是在重商主义和专制主义国家的重压下解放社会和个人, 为此需要限制和控制国家权力, 争取和坚守社会的独立及其对国家的监控, 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到马克思那里, “市民社会”与“国家”才真正分化为纯粹的社会和国家。
2.“价值或原则”里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的假设一直是公民社会理论的基石, 它假定个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公民社会和国家都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而存在的。抽象地谈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孰轻孰重是没有意义的, 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看。公民社会理论以个人主义为逻辑起点, 毫无疑问, 它也并非政治的永恒支撑点, 同样是时代的产物, 是一个特定的永恒。
3. 民主与市场经济的普适性。
然而市场经济和民主是否具有普适性呢?重商主义和专制主义都曾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也曾是特定时代的永恒。市场经济和民主也不可能是我们追求的政治事业的永恒的支撑点, 依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公民社会理论作为政治哲学的研究范畴, 已从一种规范性的研究转为规范性与实证性研究并重的研究, 这也正是它作为政治哲学而被逻辑的检验和实践的检验。民主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潮流, 公民社会在推动这两大潮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21世纪的今天, 它仍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 尽管这一理论仍存在着许多问题。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9, (秋季号) .
[2]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社会功能哲学理论 篇6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和“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求高等学校不仅发挥文化传承、教书育人的作用,还要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力军。所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时代赋予高校的重要职责,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新要求和新期待。这要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借鉴汲取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1]。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大规模传入中国,开启了又一次“西学东渐”的历程。现代社会科学前沿理论及其代表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和推广,给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迎接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挑战,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壮大中国学术力量,才能保持时代的先进性。当今时代的竞争,与其说是人才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是人才创造力之间的竞争。人是否具备创新能力或潜质至关重要[2]。所以,具有创新性、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学术队伍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步的前提。
如何打造一支过硬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人才队伍呢?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根本出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协同创新可以打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将创新资源与要素集中起来,有效推动中国学术进步。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是提升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那么提升人才创新能力自然离不开人才培养模式的协同创新。2012年以来,清华大学市场与社会研究中心通过组织和筹办量化历史讲习班、举办量化历史国际学术年会、出版《量化历史研究( 第一辑) 》等一系列学术活动,协同国内外学术研究机构,培养了大批量化历史研究领域人才,推动了该学术研究领域的发展和进步,在中国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异军突起。需要注意的是,量化历史研究领域表现为用量化分析工具进行历史研究,是以量化分析工具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传播的体现。因为现代社会科学范式不是属于某一个具体学科的,而是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
量化历史研究领域发展包含一种学术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模式,其创新经验,可供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研究创新所借鉴。这就构成了面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微观案例。笔者有幸参与了这个过程,有很多直观感受和理性思考。在此围绕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繁荣这个论题,以量化历史研究领域为例,探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二、量化历史研究领域学术人才培养成就与人才培养经验
2012年,清华大学市场与社会研究中心在千人计划学者陈志武教授和龙登高教授主持下成立。该中心致力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创新、推广和应用,从量化历史研究方法入手推进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经过两年多的发展,量化历史研究已经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在学术界蔚然成风,社会科学范式变革已初显成效,不仅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关心热点,还形成了良好的学术网络,打造了一批以量化历史讲习班学员为主的学术研究人才队伍。
市场与社会研究中心协同国内外学术界,将有兴趣于量化历史研究的青年学者集聚起来,培养该学术研究领域的未来领军人才和基本学术队伍。第一,打造国际领先的学术交流平台。市场与社会研究中心筹办两届量化历史讲习班,邀请国际顶尖学者,面向近200位国内外学员授课,推动量化历史研究的国际化与现代化。第二,构建学术集群,营造学术氛围,举办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和中美经济史学交流会等会议,出版《量化历史研究( 第一辑) 》。第三,创新学术人才选拔模式。学员选拔以学术研究志趣为基本原则,不拘一格,形成了跨越高校、跨地域、跨职称、跨年龄、跨学科的特点,让不同学科学员加强学术交流,萌发更多的学术火花。第四,创新多阶段的人才培养机制,包括预备材料阅读、集中学习和文献综述等三个阶段。第五,创新社会办学理念实践。秉承社会办学理念,多渠道集中社会资源,开放式办学。
量化历史讲习班采用多渠道的办学经费来源,不仅得到了陈志武教授千人计划研究经费支持,还受到关心学术事业的社会企业家赞助。专设“量化历史研究奖学金”让有志青年学子可以心无旁骛,潜心钻研学术。相比于自然科学,人文社科发展不需要很多资金投入设备,更多是需要强化对人的投入。所以,更重要的是创新社会办学理念,将资源尽可能多地集中到人才培养上。
三、加快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协同创新
1. 全球化。高等教育是全球化的,即全球化教育理念、全球化课程、全球化培养目标、全球化教育资源、全球化人员流动全球化合作交流。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也是全球化。范式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现代社会科学范式创新和推广必然是全球范围内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的互动交流。这就要求高校人才培养必然是全球化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国际交流不断增加,提高了中国学者国际化水平。但是委派国内学者到国外的成本相对较高,而邀请国际顶级学者到中国来,针对某些学科或学术研究领域,面向国内同业青年学者,集中讲授该领域国际前沿学术研究理论和成果动态,并配套国内外学术界交流的会议,不但成本低,而且能给更多的青年学者提供国际交流的机会,更大范围地创造国际合作契机。
2. 人文主义。教师不仅是高校学术研究的核心,还是高校人文社科繁荣的核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不仅需要培养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术骨干队伍,还需要通过机制创新,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科学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积极性,让人才有足够的动力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高校应主动协调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因地制宜努力解决青年教师住房存在困难; 构建教师学术合作和学术竞争机制,净化学术制度环境与学术生态环境; 鼓励标新立异,为理论范式的创新保持生机和活力,创造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 等等。量化历史讲习班将全部的资源投入到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上,搞好后勤,不让学员承担任何费用和任何学术压力,使其全身心地享受学术盛宴,事实上就秉承了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总之,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强化人才培养,更需要构建发挥人才积极性的制度和机制。
3. 大众化。高等教育不单是高大精深,阳春白雪,更需要回归社会,面向社会。量化历史研究领域在其发展中不但注重争取企业家赞助,从社会取得发展的资源,而且注重将本领域研究成果通过现代传媒让更多感兴趣的社会人士了解有关最新学术成果,扩大社会影响力。这就打造了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尤其是引入社会资源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同时,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现代社会居民的文化需求也快速增加。这要求高校为社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为高校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繁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也可以借鉴社会的力量,让对学术研究感兴趣的企业家能够通过捐款、课题等方式参与协同创新,建立自由、开放和多主体协同的大学科研环境。
量化历史研究领域的成功经验表明,只要我们高校人文社科基础理论人才培养模式沿着协同创新的思路,敢于创新,勇于创新,打造一支过硬的学术队伍,那么就一定能够涌现一批站在全球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学术研究人才,构建起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范式理论体系,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摘要：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不仅离不开高素质的高校人才队伍建设,还要求创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人才培养模式。2012年以来,量化历史研究领域得到跨越式发展,清华大学市场与社会研究中心在发展中发挥了比较大的推动作用。其中量化历史讲习班、量化历史学术年会和《量化历史研究(第一辑)》创新了基础理论人才的培养模式,打造了高质量的量化历史研究人才队伍及其国际领先的交流平台。量化历史研究领域发展符合协同创新精神,其中人才培养协同创新模式,可以被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借鉴,从而实现高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