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公共社会责任功能

媒体公共社会责任功能（共9篇）

媒体公共社会责任功能 篇1

公共舆论是社会的“良心”, 是社会强制性规范———法律法规的必要补充, 对社会行为规范有着清晰的矫正与纠错的功能。虽然公共舆论的矫正与纠错的功能是间接地、通过有关政府职能部门来促使问题的解决, 但其独有的功能是不可或缺的、是不可替代的。公共舆论的社会矫正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揭发与揭露公共领域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共舆论的监督、揭发、揭露是发现和制止公共领域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最有效手段之一。由于权力的先天腐败性和人性中恶的成分的存在, 无论以何种方式产生的统治者, 在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以后, 都完全有失去控制、以一己私欲损害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可能。因此对权力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 它构成了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核心。根据人类的政治经验, 政治权力具有普遍的被非公共运用倾向, 孟德斯鸠对此有过经典的论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1) 事实上, 官员的道德自律是有限的, 滥用职权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而这些官员们“东窗事发”大部分是被揭发、举报或是舆论揭露的结果, 有些违法犯罪行为如果没有公共舆论的强烈介入是不可能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的, 也许就蒙混过关、逍遥法外了。比如“躲猫猫事件”就是由于公共舆论的强烈介入, 从而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和惩罚的一个典型案例。24岁的云南玉溪北城镇男子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 在看守所度过11天后却因重伤入院, 因“重度颅脑损伤”于2009年2月12日6时57分不治身亡。对此, 云南晋宁县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声称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的。这就是著名的“躲猫猫”事件。在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成本之后, 才最终认定“死者系牢头狱霸殴打致死”。

无独有偶。就在曾惊动一时的昆明市“躲猫猫”、“死角角”事件之后不久, 河南鲁山再传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意外死亡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提审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给公众选择观点和信息的自由, 其实就等于给了他们政治选择的自由。如果一个国家的信息控制得很严, 那么很快这个国家的政治氛围就会紧张。” (2) 事实表明, 越是在事件发生后“躲猫猫”越是被动。再联系“周老虎”事件、邓玉娇事件等, 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遮掩手段和隐匿真相手法, 事实终究会败露, 这也正是类似的公众事件因“躲猫猫”而得出的惨痛教训。

可以说, 如果没有舆论的介入与揭露, 这些违法乱纪、草菅人命的案件就不能得到及时处理, 犯罪行为就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和制裁。公共舆论“在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首要角色便是对国家政府部门实施监督”, 而且“应当全面监督国家和政府的行为, 应当无所畏惧地揭露滥用官方权威的行为”。 (3)

其次是弥补公共政策中的漏洞和缺陷。公共利益是一切政策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也是公共政策的灵魂和目的。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共价值为基础, 以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合理分配为坐标, 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其效果的衡量标准。但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选择的影响, 表现出多元的形态, “在实际操作中, 受各种因素影响, 价值取向极易出现偏差”。 (4) 所以说,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在本质上都是“试验的”, 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尽管绝大多数公共政策的出台, 各级政府部门都是慎之又慎, 但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才能发现其中的不足和漏洞, 对这些公共政策反映最集中、最快捷、最全面的就是公共舆论。

2009年10月14日晚, 河南小伙孙中界在上海被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钓鱼执法”。10月20日上海浦东新区行政执法局发布调查报告称他们执法无误, 并再次声称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而公共舆论纷纷质疑此事涉嫌“钓鱼”执法。对这起事件, 上海市委领导明确表示这种“钓鱼”式执法行为肯定是错误的, 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发布的所谓调查结论是在未经深入调查、仔细核实的情况下简单草率作出的, 与事实不符, 误导了公众和舆论, 损害了上海和浦东的形象。

上海发生的“钓鱼执法”事件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有鉴于此, 《辽宁省行政执法监督规定》于2010年2月22日起正式施行, 这意味着全省涉及50多个行政执法部门的近15万名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将受到依法监督: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 城管执法被重点监督, 行政执法人员有八条高压线, 一旦行政执法人员出现违法行为, 将会受到严惩。

可见, 公共舆论对各级政府的依法行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公共舆论来源于各种社会矛盾, 却同时又拥有了解决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目标和方向, 是人们参与公共事务而形成的一种公共见解体系。“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是自发的行为, 带有职务行为而发表的公共见解并不属于舆论的范畴, 因此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是从具体社会矛盾出发, 抱有解决社会矛盾的良好愿望, 这是舆论发展的方向, 也是舆论发展的规律。” (5)

再次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鞭挞和公德的弘扬。“扒粪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进入所谓的“镀金时代”, 但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 贪污受贿、尔虞我诈、假冒伪劣, 其中最核心、最严重的是腐败现象如同某种“综合征”一样突然发作。在此关键时刻, 美国新闻界开始的“扒粪运动”有力地制止了腐败的蔓延滋生, 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 使其躲开了一场重大危机。哈贝马斯认为, “公共意见, 按其理想, 只有从事理性讨论的公众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形成”。 (6) 也就是说, 公共舆论是在受过教育和知情的社会成员在广泛的辩论和商榷中推敲出来的, 且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承认。这是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 也是一个启蒙过程, 还是理性的公开运用过程, 它起到了明辨是非的作用。

“扒粪”一词虽然不雅, 但却道出了公共舆论的最主要的社会功能, 从2003年底的哈尔滨“宝马撞人事件”, 到2004年的山东“副市长下跪事件”, 直至余秋雨、章子怡的“捐款门”以及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中小品中过多地充斥广告, 等等, 这些都显现出了公共舆论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有些事情虽然没有达到违法乱纪的程度, 但严重违背了社会功德, 败坏了社会风气, 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这时候就需要公共舆论站出来, 主持社会正义, 弘扬社会公德。

2010年1月28日, 重庆市渝北区鸳鸯奥林匹克花园小区59号别墅业主放任其两条烈犬咬伤两名垂钓者。此前还发生过把垂钓者打落湖里、纵狗吓人的事。这一挑战道德底线的恶行激起了公共舆论的普遍声讨, 遭到了公共舆论的强烈谴责。这位富人的德行显然与社会弘扬的热爱生命、以人为本的理念背道而驰。在法制还不够健全的当下社会, 钱和权的确能摆平很多事情, 但也并非没有底线, 公共舆论的广泛关注, 估计狗的主人花钱就能平事儿的想法很有可能落空, 他将不得不承担责任, 包括受到惩罚。

公共舆论对这种严重违背社会公德行为的披露和谴责, 是对社会道德风气的净化, 是对社会正义的弘扬, 起到了法律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这正是公共舆论所特有的“讨伐精神”, 即公共舆论“能唤起公众对一桩正义事件的关注”。“具体化的邪魔是公众能采取手段压制的唯一邪魔”。 (7)

总之, 公共舆论是社会民智的集中反映, “本质和它所反映的是人民大众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 “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人民的意志和情绪, 人民的意见和批评, 通过新闻媒体反映出来” (8) 便形成了公共舆论。因此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样的舆论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都是民众有效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结果, 特别是在民众综合素质达到一定高度的当今中国, 社会舆论所包含的民智与民力就是一个“精神财富宝藏”,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文为大连市社科联项目《论舆论导向与和谐大连的构建》之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10DLSK350)

参考文献

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册) , 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 第154页。

②兰斯·班尼特著, 杨晓红、王家全译:《新闻:政治的幻象》,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年版, 第269页。

③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278页。

④李发戈:《现代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2010 (1) 。

⑤李昌祖:《加强政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的探究》,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08 (4) 。

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 汪晖等编《文化与公共性》, 三联书店, 1998年版, 第126页。

⑦弗林特:《报纸的良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42页。

⑧王强华:《舆论监督与新闻纠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25页。

媒体公共社会责任功能 篇2

一、公民社会的概念及其特征

对公民社会概念的界定不仅中西方学者之间存在分歧,而且西方学者对此问题所做的研究结论也不尽完全相同。实际上,公民社会是告别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现代文明社会形态。概括起来讲,公民社会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法制的社会。法制不仅规范了社会正常运转的秩序,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公民自身的社会和家庭行为进行约束。更重要的是,法制既限制或有效避免了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运用,也为保障公民人身安全和自由权利提供了规则和依据。二是多元的社会。它不仅指不同的政见者间可以以更为理性和成熟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意味着公民意见的自由发表和新闻舆论对社会的有力监督,同时也意味着不同文化传统背景和形式的共存、共通和共融。三是民主的社会。尽管人民当家作主,对大多数理论家和政治家而言,是民主的应有之义,但是如何保护少数人的正当权益,防止多数暴政造成的社会恶果,则无疑成为检验民主合法性的试金石。四是阳光透明的社会。暗箱操作对重大社会或公共领域的决策不再发挥作用,并将成为社会发展的耻辱。公民有效而积极的社会参与成为社会有利的制衡器,阻止潜在的社会不公平事件发生。五是社会中介组织良性发展的社会。社会中介组织既包括非政府组织也包括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民自发组织的各种团体,这些组织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发挥着桥梁纽带的作用,社会中介组织良性健全的培育和发展是维护和巩固公民社会公平、合理、友爱、合作以及防止公权滥用的重要机制。六是人的个性充分得到张扬和发展的社会。个性张扬和充分发展是推动社会向着健康良性轨道不断前进的重要力量,也是公民社会成熟的重要标志。它是消除由于个性压抑而导致社会不稳定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

由于中国法制仍需大力完善等原因,目前中国社会还处于公民社会培育的早期阶段。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其不断完善为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它促使上层建筑领域的不断变革和创新,为公民积极而有效的社会参与提供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但是,新闻媒体如何报道和应对处于公民社会培育期突发公共事件的产生是目前中国新闻传播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

二、公民社会培育过程中的社会风险及突发公共事件与媒体公共性

(一)公民社会培育过程中的社会风险与突发公共事件

由于公民社会的培育不仅意味着社会发展形态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而且也标志着社会变迁过程中各种利益群体的形成和社会的分化。其中,由于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和不断的社会分层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为应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潜在风险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从社会学角度看,公民社会培育过程中社会风险主要指的是社会运行过程中所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社会风险就是“社会损失”,主要指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或者社会失序。公民社会培育离不开社会的现代化。所谓现代化是指社会文明的程度,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具体讲,现代化是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结果,也是促使公民社会的不断培育与成熟的土壤。作为成熟公民社会典型特征的法制化、多元化、民主化以及社会的阳光透明、良好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正是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培育过程中所要重点努力的方向。在此过程中,人们思想的混乱及逐利行为也会严重影响和阻碍公民社会的正常培育和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所产生的突发公共事件如果处置不当不仅会加大社会所承受的风险程度,而且也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导致社会失序。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而导致的与社会公众密切相关的公共领域内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的不可预测的一些社会事件。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以及由此而导致公民社会培育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与其他西方公民社会显著的差异性,突发公共事件在当前的中国就成为敏感而随时可能诱发社会其他危机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在实行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后,不仅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政治、文化等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所带来的不仅是体制的不断革新变化,也为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所有的变化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各种社会利益的碰撞、博弈在所难免。由各种利益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潜在的社会风险及由此而在公共领域人为造成的突发性事件不足为奇。

(二)媒体公共性与公民社会培育过程中的突发性事件

所谓媒体公共性指的是媒体在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播过程中必须以与社会公众密切相关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摈弃自身的利益群体的依附干扰,客观、公正地向社会公众报道、传播和还原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真相。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突飞猛跃的发展和中国公民社会培育过程中公民对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的热情高涨,突发公共事件不仅成为公民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同时也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处置突发事件的措施和机制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考验。其中,社会公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是推动政府及社会机构正确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重要助推器,也是促使媒体在传播突发性事件产生背景和处置措施过程中体现公共性最大化的重要因素。其原因就在于,由于信息社会中媒介发挥着独特功能,使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由过去被动地从政府单一的权威发布逐渐转向从不同的渠道主动搜索不同的信息源,对从各种不同信息渠道获取的间接经验进行比较分析后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之后再将这种判断通过一定的媒介向社会广为传播。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治改革的平稳推进,中国社会日趋多元、民主、开放,中国公民的公共意识也不断提高。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多元,与媒体的互动程度逐渐提高,“公民新闻”频频出现。比如,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广泛应用就为这种传播提供了现实而可靠的技术支撑。

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媒体,它不仅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起着桥梁纽带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思考在公民社会培育过程中如何发现和维护公共利益。由于突发公共事件大多涉及社会公众的个人和公共利益,所以媒体对突发性事件传播形成了其独特的特征,也对媒体公共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具有突发性、广泛性以及无序性等特征。从媒体公共性看,这些特征不但对媒体的快速反应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也对媒体的组织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媒体要充分发挥在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的积极作用,就需要适应此类事件独特的传播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尽力避免突发公共事件演化为危机,当危机不可避免时就应该处理好信息发布的主动权、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事件处置报道的主动权。

三、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传播过程中的社会责任

首先,发挥社会公众心理负担减压器的作用。由于突发公共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及影响范围广等原因,公众最初对之的认识基本上处于无序状态。所以,面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公众难免出现恐惧和忧虑的心理,有的甚至会产生对突发公共事件过度忧虑的心理状态,从而形成事实上的“过虑症”。同时,公众又急需在第一时间内掌握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以及之前预防事件发生所采取的措施和如何正确看待并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等,这就要求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传播过程中必须发挥减压器的作用,以减轻由突发公共事件给公众造成的忧虑情绪和严重的心理负担。社会公众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产生的“过虑症”一方面表明他们对与自己相关的切身利益的忧虑,另一方面表达出他们对有可能造成的社会无序状态的忧虑。正确、全面、第一时间内将突发公共事件产生的真正原因、已经造成及未来仍将造成的社会损失和政府及民间团体等社会中介组织所采取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措施及时、准确、客观、公正告知社会公众,是媒体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其次,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过程中应积极配合政府组织做好疏通、诱导社会公众的公关工作,从而使公众积极配合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为处置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换句话说,危机公关是媒体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所必须担负的社会责任。因为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政府权威部门的信息发布或者媒体获取信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媒体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直接涉及到社会大局的稳定。如果媒体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不从讲政治高度出发、不严格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就有可能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但是,如果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后失语,就有可能使公众不能及时全面地掌握事件发生的真实、全面的信息。

再次,由于公民社会培育的过程也是不同社会阶层利益重组、社会不同分化的过程,人们的思想多元化倾向日趋明显,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也日趋激烈。在这样的时代发展背景下,突发公共事件的爆发很容易给不同阶层的社会公众提供赖以发泄思想意见的机会。如何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有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及由此出现的社会分裂,无疑对媒体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单纯的媒体报道不能引导由突发公共事件所带来的社会裂痕,媒体只有凝聚共识,从不同角度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深度的全面分析,将弥漫在社会公众中的不同意见和建议有机整合才能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或由误解而引发的社会对立情绪。媒体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所引发的消极影响时应该以勇于承担、敢于负责的精神,从公共利益最大化出发不断改进和完善自身对危机公关传播的意识,才能真正将媒体自身与社会公众利益有效结合起来,从而担负起与媒体自身角色相对应的社会责任。唯有如此,媒体的公共性才能最大化体现出来。

强化公共媒体的社会责任感 篇3

无须求证, 凭一般的经验和常识, 就可判断它在骗人。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这家卖平板电脑的商家难道不明白?

如此明显的欺骗, 难道这家电视台就看不出来?是利益在作怪吧!

作为公共媒体, 应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 有了良好的口碑, 有了威信, 何愁收视率?何愁经济效益?一个为了钱财什么都敢播的电视台, 能走远吗?

社会责任也需制度和法律保驾护航。任何一家公共媒体都应有敬畏感, 分得清是非, 不可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敬畏感是人类一种神圣的情感, 它可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做任何事都要有一定的标准和底线, 突破标准和底线, 就该受罚。超出原则范围冒险蛮干, 就应承担责任, 否则就是对遵纪守法的耻笑和侮辱。

媒体公共社会责任功能 篇4

校外音乐教学形式主要有声乐、器乐、舞蹈。电脑多媒体音乐系统用于教学时的准确客观、迅速高效等优势,以及多途径性、可控性、创造性、灵活性等特点都是传统音乐方式所不及的。因此,尽快将多媒体教学应用于课堂教学,是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一、音乐伴奏带的制作方法

声乐、器乐、舞蹈学员音乐伴奏带的制作一直是校外艺术教育的专业教师比较头痛的工作。以前我们的学生在各级各类的文艺演出和各种比赛中所采用的音乐伴奏带大都是以下列几种方式制作的:

1. 最直接的方法

声乐、器乐、舞蹈学员音乐伴奏带的制作特别是舞蹈音乐的录制从电台、电视台里制作是一种最直接的方法。

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那里的音乐大都是成型音乐,很难和你要求的音乐相吻合。但是录制的音响效果却是最好最专业的。

2, 间接的方法

通过作曲家创作、在录音棚中录音也是比较好的获得音乐伴奏带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形成你所要求的音乐。从音乐风格到情绪变化、从音乐的发展到速度力度的改变都可以令人满意。不足之处就是时间长、费用高,一般单位和个人难以承受。

3, 一种主要方法

专业教师自己进行剪接、录制是获得音乐伴奏带的一种主要方法。这种方法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别人的音乐,很难合乎你的要求。特别是音乐的风格、长短、速度的快慢、调的高低。这种方法获得的录音带录制的效果也不行,尤其是音乐段落的衔接处有明显不顺畅的感觉,留下了没有接好的痕迹。这种方法费用低廉,是专业教师没有办法的办法。

二、用电脑多媒体音乐系统制作音乐伴奏带的特点

1.可以像专业的作曲家一样进行音乐创作

电脑多媒体音乐系统可以对创作的音乐进行编辑、修改,特别是电脑多媒体音乐系统可以对创作的音乐进行复制,这大大的提高了音乐创作的速度和时间。

2.可以像专业的录音师一样进行音乐回放

电脑多媒体音乐系统同时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录音系统,在进行电脑多媒体音乐创作的同时,电脑多媒体音乐创作人员可以马上听到自己刚刚创作的音乐,并做出及时的修改和编辑。

3.可以像专业的录音师一样进行音乐录制

教师在进行电脑多媒体音乐创作的同时,电脑多媒体音乐创作人员就可以录制自己刚刚创作并经过编辑修改的音乐,有刻录机的可以马上刻录成CD光盘或MD和数码带。

三、电脑多媒体音乐系统可以为声乐、器乐、舞蹈学员进行视唱练耳

视唱练耳课一直是音乐艺术类院校考试的必考科目之一,同时也是音乐舞蹈院校的专业基础课。用电脑多媒体音乐视唱练耳软件可以对声乐、器乐、舞蹈的学员进行视唱练耳训练。练习的难度、强度可以自行设定,回答的对错电脑多媒体音乐系统自动给你识别和判断,成绩也可以存储。这也是其他教学形式所不能取代的。

四、电脑多媒体音乐系统可以为声乐、器乐、学员打印乐谱

电脑多媒体音乐系统除了可以进行音乐创作、录音和视唱练耳练习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利用打谱软件打印乐谱。打印乐谱这个功能可以打印出非常专业的乐谱,包括钢琴谱、乐队总谱、乐手分谱,高级的版本软件还可以打印带有歌词的乐谱。这个功能对器乐的学员特别有帮助。原来器乐学员的乐谱大都是教师用手来抄写,速度慢、准确率差。而用打谱软件不但可以打印演出、比赛的乐谱,还可以打印练习、排练的乐谱。

五、电脑多媒体音乐系统可以分为声乐、器乐、舞蹈

在校外艺术教学的教育过程中音乐欣赏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它对启迪和引导学生的音乐思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教育教学手段所不能替代的。同样,音乐欣赏课在专业院校中也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基础课。多媒体电脑可以通过网络下载海量的音乐,如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和现代各种格式的音乐,特别是在电脑多媒体音乐中有好多的MIDI音乐、可供学员欣赏、借鉴,化为己用。

公共安全治理中新媒体责任研究 篇5

随着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移动通讯设备等技术革新与应用, 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元化符号为主的媒体信息迅速在各应用终端传播。从“大众门户”到“定向索取”, 再到“个人门户”等。[2]

新媒体重新定义信息传播的时空观, 并在大数据时代飞速发展, 已经渗透到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框架之中, [3]日益影响着社会上层建筑的结构和形态。媒介化社会传播特征使公共安全治理发生了实质性改变, 通过研究公共安全治理中新媒体责任, 使其更好地助力公共安全治理工作。

一、新媒体环境下公共安全治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公共安全治理中新媒体的积极作用主要有:第一, 通过安全教育来答疑解惑, 稳定人心。把政府“是什么、想什么、干什么”告诉公众, 维护和提升政府形象。第二, 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 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公开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 消除公众心理恐惧。第三, 监督政府政策执行情况。及时把公众利益反映给有关职能部门, 帮助政府及时了解民情, 发现、解决问题, 减少矛盾。

新媒体在为公共安全治理提供机遇和便利的同时, 也会使公共安全治理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挑战。

(一) 新媒体恐慌不利于治理工作

新媒体恐慌是通过新媒体呈现和传播的社会恐慌心理。[4]新媒体传播和受众恐慌心理形成了新媒体恐慌, 并依存于“转型社会、利益诉求、报道失实”这三个社会环境之中。[5]

“媒体的呈现使得‘危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但信息传播本身受传播机制与危机语境的制约可能会拉动危机或风险”。[6]大数据时代, 个别媒体将真假现象混乱报道来博取眼球, 缺乏专业水准, 丧失媒体伦理道德, 过分渲染容易形成恐慌现象。

(二) 新媒体化抗争扰乱公共安全秩序

新媒体通过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和数字电视等打破媒介间的屏障, 消融媒介介质之间、地域和行政之间, 甚至传者和受者之间的界限, 具备媒体个性化、平台易操作、表现形式多样化、信息发布及时、交互性强等优势。由突发性事件引发的公共安全问题已经不再由政府组织统一领导, 更多的是利用自媒体传播信息, 引发舆论, 在更大的空间寻求关注和支持, 挑拨煽动产生蝴蝶效应, 激化现实矛盾。

(三) 给网络犯罪预防和处理工作增加了难度

越来越多的新媒体已经不单单是交流信息的平台了, 颠覆传统媒体制度传播的同时, 新媒体与高科技的结合加大了犯罪率。[7]

新媒体的难掌控性和匿名性, 既是犯罪对象又是犯罪工具, 其分散性和隐秘性会对人们造成严重威胁:诽谤、恐吓、欺诈、骚扰、语言暴力、传播恶意谣言, 恶搞、人肉搜索等, 会扰乱他人的正常生活, 对他人造成伤害。

二、公共安全治理新媒体化

公共安全治理主要是对社会秩序的正常维护与对社会冲突的和平化解。公共安全治理新媒体化意味着媒介化社会与转型社会并存, 新媒体传播对其工作影响越来越大, 使其治理方式和理念更加依赖新媒体, 两者互动日益明显标志着公共安全治理新媒体化时代已到来。新媒体已不再是单一的宣传工具, 其已从公关策略上升至战略资源地位。在一定情况下, 政府对待新媒体的态度等同于对待公共安全治理的态度, 政府对公共安全治理的所作所为都将在新媒体中呈现给公众, 给公共安全治理带来一定的压力。公共安全治理除了人力和社会资本之外, 如何正确使用新媒体, 协同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提升治理效能的背景资源, 值得研究。

三、公共安全治理中新媒体责任研究

达到有序、双向、参与、形象的目标, 既高度概括了公共安全治理媒介化的积极意义, 也是对其媒介化效能提升的一个预期目标。因此, 在尊重新媒体自身规律的同时, 要正视公共安全治理的现实需要, 明确新媒体责任, 有效规范媒体管理策略。

(一) 新媒体信息传播的治理

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个观点:“安全也是一种言语行为。”[8]公共安全治理中新媒体的参与首先是有效信息的传播。

公众普遍缺乏安全责任意识, 对他们而言, 安全议题是由政府来建构的。新媒体的责任是怎样将安全议题上升到公共安全治理层面, 引导公众接受, 让社会主体参与进来, 实现媒介安全, 维护社会安全。

第一, 理清新媒体信息传播的治理职能。媒体宣传部门要强化国家政策方针的教育, 对敏感话题采取审核制度, 健全领导责任追究制度, 疏导不满情绪, 引导和培养公众正确使用新媒体。通信部门要加强对终端设备制造商、应用提供商的行业规制, 落实智能终端的实名登记制度, 给案件侦破和信息核查工作提供资源保障。警务部门通过整合互联网、警用专网等新媒体资源加强甄别和预警能力, 提高信息监测效率;明确警察角色定位, 加强警务和保安人员的法制培训, 严惩利用新媒体传播犯罪活动的行为。增强新媒体的传播力和公信力, 积极利用QQ、微博、微信、播客、博客等信息传播工具, 将新媒体传播作为政府聚积民间正能量的重要手段, 形成政府主导、媒体引导和公众参与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第二, 搭建信息功能平台, 健全新媒体舆论预测预警机制。组建情报信息员队伍获取有效信息并对其进行辨析, 这样能提高公共安全治理的工作效率。新媒体信息功能平台的搭建步骤如下:

一是收集信息。组建专职情报队伍获得深层次的情报信息;运用抓取软件收集信息;加强各部门保卫人员收集实时动态信息;组织群众信息员获得不同时空情报信息。这样政府可以全方位掌握准确信息, 完善信息内容发表评论, 了解网络动态, 汲取理性观点, 表明媒体态度, 有针对性地实施舆论引导和监督。

二是发布信息。政府要起到主导作用, 借助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渠道向外界发布信息;设立专职新闻发布人员发布权威信息, 消除公众猜疑;加强对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等门户网站的建设推广, 对新媒体发布信息平台特点进行分析, 聘请舆论危机公关顾问提升社会公共安全事务信息透明度等, 发挥舆论正确引导作用, 有利于政府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 推动工作有序开展。

三是交互信息。社会热点话题利用新媒体与公众意见交流, 官方舆论场、媒体舆论场、民间舆论场三方建立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紧密联系。

四是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积极有效地处理突发事件。政府借助新媒体与网民力量, 构建“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的公共安全维护体系。通过主流媒体向海外发布权威消息, 邀请境外媒体工作者赴事发地进行信息采集和采访报道, 做好公共安全治理工作。

(二) 多渠道推进新媒体参与公共安全治理

法律对新媒体参与主体和利益方的权益保护不明确, 自身法律责任不清晰, 急需完善网络立法来规范新媒体的传播行为, 使新媒体舆论监管有法可依。

还可以通过采取立法、社会参与制度与保障机制管理等引导社会力量和志愿者参与信息传播管理, 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社会力量、志愿者等多方形成伙伴管理关系, 能最大限度保障公共安全利益, 使公共安全治理工作有序开展, 这是善治理论的最好体现。

四、结语

公共安全治理中新媒体参与理论与实践已经表明:新媒体在公共安全治理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政府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完善积极有效的新媒体参与制度, 促进新媒体与政府间相互配合、互相补充, 共同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类公共安全事件, 解决资源型城市中出现的含公共安全在内的各类社会问题。

公共安全治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 需要政府、新媒体和公众共同努力。对此, 应在立法的基础上健全新媒体参与程序, 完善参与机制, 促进公众参与。还可以借鉴国外的参与经验, 学习先进方法, 从根本上落实和完善公共安全治理工作, 为建设一个安全稳定、和平民主、健康和谐的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摘要：新媒体对于公共安全治理的新闻报道具有很大的优势, 甚至领先政府部门发现问题。但是, 新媒体在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会带来风险和挑战。本文重点对新媒体环境下公共安全治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进行分析, 使新媒体最大化地为公共安全治理服务。

关键词：新媒体,公共安全治理,风险,挑战,责任

参考文献

[1]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 译.商务印书馆, 2000:15-17.

[2]彭兰.从“大众门户”到“个人门户”:网络传播模式的关键变革[J].国际新闻界, 2012 (10) :7-14.

[3]童兵.科学发展观与媒介化社会建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2.

[4]邵培仁.媒介恐慌论与媒介恐怖论的兴起、演变及理性抉择[J].现代传播, 2007 (4) :27-29.

[5]谢婧.以风险社会的视角看媒介恐慌的三个层次[J].东南传播, 2008 (4) :42-44.

[6]程琳.加快信息网络法治建设维护网络社会安全秩序[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1) :1-9.

[7]于志刚.网络犯罪的代际演变与刑事立法、理论之回应[J].青海社会科学, 2014 (2) :1-11.

媒体公共社会责任功能 篇6

1 公共危机的简介

在《公共危机管理》一书中是这样对公共危机管理进行定义的:公共危机管理, 也名为政府危机管理, 指政府通过采取相关措施, 解决对外交往以及对内管理中一些处于危险和困难境地的问题, 简而言之就是指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 为减少、消除危机的危害, 根据危机管理计划和程序, 对危机直接采取的相应的对策及管理活动。[2]

一般来说公共危机事件有着四大突出特点:一是突发性和紧急性, 二是广泛的社会性, 三是后果难以预料性, 四是具有可控制性。在公共危机事件中, 信息的传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活动, 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 只有政府采取恰当的措施, 合理运用媒体与民众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才能避免危机带来的社会危害, 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危机的解决。

2 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承担的社会责任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舆论, 和谐的舆论能够引导和谐的社会。江泽民主席在1996年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曾说过, “舆论导向正确, 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 是党和人民之祸”。主席的这段话, 强调了舆论导向的重要地位, 同时也提高了对相关媒体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的要求。温家宝总理也曾多次强调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十分重视媒体和舆论的影响力。可见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转型期中的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任务, 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2.1 媒体要廓清谣言, 稳定人心, 做好舆论引导

在公共危机的传播过程中, 公众百姓通常对危机相关内容、发布者以及传播方式最为关注, 但目前媒体在进行相关危机的传播中却存在如信息造假、过分夸大、重复报道等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 只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 误导了广大群众, 使得媒体的公信力大大降低。例如刚发生不久的“马航客机失联事件”, 让亿万人揪心不已, 但与此同时, 有关失联飞机位置、状态的各种不实信息可谓满天飞。对于牵挂此事的人们来说, 一会儿一个新消息, 再一会儿又是辟谣, 纷繁复杂, 越来越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真相无疑值得追寻, 但在未有明确结果之前, 信息发布者和媒体该如何面对值得大家深思。

在新媒体时代, 突发事件出现之后, 往往是各种消息满天飞, 可靠的不可靠的都有, 这个时候媒体的判断和甄别能力就尤其重要, 把真实的消息传达给公众至关重要。所以说危机时刻往往考验着媒体的水准, 有的可能就随波逐流了, 而那些有自己的判断和方法的媒体, 就能体现出它的专业性。因此在公共危机发生时, 媒体首先要对危机进行全面的了解和调查, 并将危机的真相及时向公众进行报道, 避免为了吸引眼球而制造假新闻的现象, 廓清谣言, 发挥自身“定海神针”的作用, 维护社会稳定;其次, 针对危机事件媒体要做好舆论方面的引导, 避免错误性和煽动性的引导, 如果舆论引导不力, 反而有可能造成新的危机。

2.2 媒体要树立大局意识, 做好信息的选择

当危机事件发生时, 媒体应当积极面对危机, 积极发挥媒体的正面影响力, 正确引导舆论, 维护社会稳定。为了发挥好媒体“稳定剂”的作用, 就需要树立好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在危机来临时配合好相关处理方, 一方面妥善处理危机, 另一方面正确引导舆论, 从而共同促进危机的完美解决。例如2014年3月1日21时20分左右, 昆明火车站发生了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组织策划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 造成29人死亡, 143人受伤。事件发生后, 众多媒体对事件展开跟踪报道, 网络上的相关新闻评论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 参与报道“3·01”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的网络媒体有凤凰网、网易新闻、搜狐新闻、新浪网、腾讯网、中国新闻网、新华网、中华网等。媒体作为舆论的重要引导者之一, 应该着重谴责反恐、反社会行为, 为受难者祈福, 赞扬社会热心行动和政府的积极政策, 弱化暴力方法和过程。当然, 也有部分媒体为了吸引眼球, 创造流量, 报道了不应广而告之的信息, 这就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舆情监测, 对舆情信息分析预判, 提出解决方案。“恐怖分子是全人类的公敌。恐怖分子丝毫不值得同情, 打击恐怖主义绝不能手软。”这是全世界人民应有的共识。即使如此, 社会上依然存在少部分态度不坚定, 甚至立场相对的人。这个时候, 社会认同原理发挥效用。假使媒体对暴徒作案手法大肆介绍, 为暴徒行为解释, 会给那小部分人提示, 诱发效仿。若媒体趋向报道暴恐行为对无辜群众的伤害、社会的热心援助、政府的积极政策, 社会认同原理会促成正面共鸣, 一方面对反恐加深认识, 另一方面展示社会温情。

2.3 媒体要及时校正错误的舆论

21世纪以来, 随着智能手机以及互联网的普及, 新兴媒体迅速崛起, 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敏感问题或者突发事件出现后, 往往受到一些网民的恶意炒作后形成与主流媒体相左的舆论场, 对公众形成错误的误导, 对社会的稳定十分不利。例如在汶川地震中, 网络上出现了很多质疑国家地震监测部门的声音, 国家地震局一时成为千夫所指。因此, 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 主流媒体应该迅速抢占舆论制高点, 本着科学、求真、严谨的态度, 实事求是, 正确分析事件, 及时澄清真相, 校正错误舆论,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而不是对一些错误言论视而不见, 甚至被负面言论牵着鼻子走, 这些都是与媒体社会责任相悖的行为, 并且有可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3结论

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 对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 相信媒体能够充分发挥自身“定海神针”的作用, 流淌道德的血液, 正确引导舆论, 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董岩.新闻责任论.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42

[2]张永理.公共危机管理》,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12.

[3]刘建明编著.当代新闻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381-382.

[4]吴廷俊, 夏长勇.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现代传播, 2010, 6.

[5]尹韵公.试论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现代传播, 2006, 5.

媒体公共社会责任功能 篇7

关键词：县级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延伸社会功能,初探

作为当前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阵地, 公共图书馆属于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坚力量, 其也属于公共文化产品 (服务) 的主要生产者, 有效地参与了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与市场化。然而在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下, 需要采取有效地措施来加强其智能, 从而能够有效地发挥其功能, 服务大众, 这也是当前的公共图书馆需要面临的主要任务。

一、当前公共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现状

当前国内的图书馆均是以政府作为主要引导者, 而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则为补充, 从而不断地传播先进的文化, 来确保公民的基本文化要求, 这也是公共图书馆的主要职能之一, 来满足公民的相关文化需求, 主要的公益性场所与文化机构。其也是能够有效的延伸与体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场所, 然而21世纪是经济与社会飞速发展的时期, 也导致人们对于相关文化需求不断地增加, 进一步的促进了国家加大了这些方面上的投入力度, 因此也相应的制定与颁布了一些文化法规以及政策, 从而符合人们的文化要求。具体表现在扶持设立大量的公共文化图书馆, 与此同时补充相关的服务设施, 从而促进了文化产业方面的发展与市场繁荣, 以此来丰富人们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 最大限度的增强国民素质。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即使政府非常重视公共图书馆的建设, 然而其事业的基础却比较薄弱, 尤其是县级图书馆, 经费设备不足, 馆藏不够丰富, 专业人员缺乏, 服务意识不够强, 致使图书馆的相关公共文化职能受到一定的限制。针对这种情况, 需要县级图书馆积极的增加馆藏数量, 有效地提高馆藏质量, 同时要不断充实专业人员, 增强员工的业务能力与服务质量, 并且为广大读者构建起较好的服务条件与环境, 从而引导更多的人员走进与利用图书馆资源。

二、多措并举提升县级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

(一) 加大财政投入, 增加文献收藏品种

从古至今, 文献的主要保存方式经历了龟甲兽骨与纸草泥版, 到现在则发展到印刷书目, 还有电子光盘和胶片等。古代典籍一直到如今的现代化的数字信息, 均可以将其划入图书馆的馆藏之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不断进步, 数字化信息逐渐增多, 也具有比较广泛的普及性。面对这种情况, 则要县级图书馆不断的转换其储存的方式, 以此来逐渐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 还要结合相关的文化信息, 来实现工程建设方面的共享资源。具体而言可以通过馆藏的数字化以及资源馆藏化这两种方式, 以此来有效地提高数字信息资源方面的建设力度, 以此来协调两者关系, 使其能够相互促进, 相互补充对方的不足。由于县级图书馆是政府拨款, 要增加图书馆文献收藏品种, 增加先进的服务功能设备, 需要地方政府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 加大财政投入, 以满足读者日益增加的需求。

通过以上方式, 能够极大的丰富与拓展图书馆以及其知识资源, 促进其成为居民进行文献与艺术欣赏的殿堂。与此同时, 还能够成为读者之间进行学术交流的阵地, 最大限度的将县级图书馆构建成为设备较为先进的文化活动场所, 从而能够为公众提供学术会议以及报告会与研讨会的文化活动中心。

(二) 加强工作人员队伍建设, 提高职业素养

提高县级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 需要构建一支具有较强职业道德与专业技能的工作队伍, 以此来有效地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服务功能。

一方面, 要加强员工的培训, 提高员工学习能力, 从而便于员工能够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 在日常学习的过程中提高业务水平。要采取自学、互相交流学习等形式, 构建温馨良好的学习氛围, 使得学习观念深入员工心中。与此同时, 还要将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有效地结合起来, 把其作为一项长期需要遵循的制度。同时, 还可以结合工作的具体情况, 开展各种类型的竞技比赛, 比如业务知识竞赛与演讲比赛等, 从而提高广大员工的学习的兴趣。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使员工加深了解到自身工作的意义与价值, 切实转变服务观念。

另一方面, 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的符合读者的要求, 来获得较好的满意度。因此,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需要切实转变观念, 实现同读者之间的零距离接触, 从而将被动的、接纳式的服务转变为自主的创新型、参与型的服务。通过上述方式有效地提高服务水平, 帮助工作人员能够优化读者的工作, 构建服务品牌, 逐渐扩大社会职能, 寻找出更加深层次的发展。

三、增强社会监督职能, 构建文明的服务环境

为了充分有效地展现出社会各界对于图书馆工作的监督, 还可以向社会进行文明服务监督员的公开招聘。提倡动员社会力量对于图书馆的文明服务工作采取科学合理的监督与举报, 以此来督促图书馆更加地为读者服务, 杜绝不文明的行为。在推动整个图书馆工作在不断改进服务的基础上, 提高相关工作人员以人为本,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境界。

其次要构建和谐、优美的服务环境, 图书馆建设在硬件上要狠下功夫, 保证图书馆的环境优美、干净整洁, 使读者一进图书馆, 就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从而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不断进步, 网络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不断得以应用, 也将成为图书馆服务一个比较重要的渠道。当前全国文化与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上的开展能够有效地促进县级图书馆对于全国图书馆资源的利用, 在互联网的帮助下拓展图书馆服务。县级图书馆在这方面需要加大投入, 使其尽快融入方便与快捷的网络信息服务之中。

四、延伸图书馆社会功能的重要意义

首先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以及文化素质方面的差异, 城乡居民之间对于文化与价值观念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与分歧, 从而导致了城乡文化之间出现了分裂。在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下, 城镇化进程逐渐加快, 促使一些农村居民逐渐转变为城市居民。若不能使他们较好的融合城乡文化, 则会带来较为尖锐的社会与文化问题。作为文化的宝库与社会文化力的核心, 图书馆能够规范与塑造公众的思想与精神世界, 努力提高县级居民的文化知识与科学技能, 帮助他们不断的提高对现代科技的接受能力、适应能力与创业的能力, 从而进一步消除城乡文化之间的隔阂, 实现城乡文化之间的和谐发展。

其次由于县级图书馆服务内容日益丰富, 因此可以举办各种展览、讲座以及培训班等, 制作一些图文并茂的展板系统, 来开展相关法律与文化知识的讲座, 从而不断丰富居民知识需要和文化精神生活。

再者不断的延伸县级图书馆的社会功能, 能够有效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信息资源与人才资源的场所, 图书馆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条件, 相关特长以及优势, 制定一些能够提高居民整体素质的培训计划, 有效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 凝聚民心民智。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 作为城市文明展现的主要窗口, 县级图书馆有效的表现出城市的文明的程度, 同时还进行先进文化的传播。因此, 县级图书馆要在不断发展以及实现自动化管理的基础上, 开展计算机互联网, 数字电视等相关文化信息资源的共享服务。我们可以结合相关实际情况来进行农村教育网络构建, 有效地促进农村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奉。还可以开展信息资料的查询业务, 预约借阅和科研立项等信息跟踪服务与相关培训和辅导。只有这样, 县级图书馆才能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更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读者需求。

参考文献

[1]夏玉华, 孙少博.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建设研究[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3, 23 (2) :123-125.

[2]饶文谊.高校图书馆与资料室在学科建设中的服务策略[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9, 2 (3) :78-79.

[3]赵宁.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建设的分析研究[J].图书馆联盟建设与发展, 2012, 2912) :12-15.

[4]Martín-Merino, Elisa;Johansson, Saga;Morris.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 and the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Heart Failure in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A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in UK PrimaryCare[J].Drug Safety, 2011, 34 (11) :1061-1077.

[5]Justin T.Saunders, Vijay Nambi, James A.de Lemos.Cardiac Troponin T Measured by a Highly Sensitive Assay Predict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Heart Failure, and Mortality in the Atherosclerosis Risk in Communities StudyClinical Perspective[J].Circulation, 2011, 123, (13) :1367-1376.

[6]董秀娟.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服务研究[J].曲阜师范大学, 2010, 14 (4) :6-13.

[7]韩君.网络时代高校图书馆员的角色定位和换位思维[J].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0, 19 (7) :156-157.

论媒体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的责任 篇8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进了现代化进程,带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但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越来越多的危机,使各种社会问题逐渐显现,矛盾日益加深。“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爆发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1]在这样一个公共突发事件时有发生的风险社会中生存,公众除了面对实体的危机,也常常陷入舆论的恐慌中。

一个社会的舆论环境往往像是一只无形之手,把握着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命脉。经历了旧中国舆论震荡,经历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制度变迁,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其社会结构之脆弱、政府管理能力和经验之不足则催生了对舆论稳态更多的期许。然而,政府、媒体、公众三方关系历史遗留的不和谐对当今的舆论规制造成了严重的障碍,此种障碍在公共突发事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矛盾的激化使得彼此恪守法律和道德义务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20世纪以来,媒介技术和媒介产生的加速发展促使大众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媒介所掌握的信息资源。”[2]媒体在新闻的传播中毋庸置疑地起着桥梁的重要作用,连接着各种信息沟通的渠道。无论是出于对中国“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贯彻的考虑,还是从自身职业道德要求进行自我约束,抑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尽己责,道德的标杆在媒体相互的竞争中都日益显现出其重要性。因而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积极介入、道德性介入,则是公共突发事件中规制舆论的必然要求。

二、媒体在公共突发事件中责任的指向

(一)对政府负责,贯彻落实政府的制度和政策

在公共突发事件中,政府作为舆论传播的主导者,肩负着指挥信息沟通和管理的使命,不可否认地承担着维护政府、媒体、公众三方根本利益的重任,有必要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媒体在利用政府信息公开为其舆论监督提供的便利的同时,更有义务服从政府的管理和监督,尤其是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之时,媒体更应当维护国家利益,宣传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重视政府的政策导向,为其信息传播起到积极的辅助作用,帮助政府搭建与公众进行良性互动的平台。

实践中,“许多国家都把媒体作为政府危机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政府‘危机代言人’的重要角色,被誉为‘政府危机管理形象的塑造者’”[3]。可想而知,一旦媒体弃政府形象和国家利益于不顾,必将引起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动荡和恐慌。因而,在尊重信息传播客观规律的同时,媒体有义务时刻谨记道德标杆的要求,以期达到舆论缓释的效果。如果媒体本着良心传媒的出发点,配合政府政策命令的引导,在事件突发前注重环境检测,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社会中潜伏的危机,采取必要的预警措施,无论是对事件中舆论的规制或是对媒体公信力的塑造,都是意义重大的。

(二)对自身负责,提高自我约束标准

历史无数次证明,一旦社会利益和商业利益发生矛盾,社会利益常常会成为最终的牺牲品。面对这样令媒体易于迷失、盲从的社会环境,可以想见对媒体职业道德约束的可贵和必要。“一个传播者对于人的命运、疾苦、欢乐是不是时刻铭记在心,对于危害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作风能不能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无不显示了一个传播者有无人文精神及人文精神的强弱多寡。”[4]

媒体在及时、准确地传递信息,告知真相,消除流言并减轻公众恐慌的不稳定情绪的同时,也有义务发挥职业道德与社会职责的双重反思的功能,提高社会对公共突发事件的认识水平。此时,媒体的自律便是其道德属性的良好体现。值得借鉴的是,在人民网2007年主办的“第五媒体高峰论坛”上,“人民网等18家媒体共同签署了《手机媒体自律公约》,号召全行业从业者加强自律,推动手机行业的职业道德建设。这是国内手机媒体行业推出的首个自律公约,对营造健康、有序的手机媒体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5]自我约束力的增强也将促使媒体不断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避免人云亦云,促使其敏锐地感知公众舆论的微妙变化,制定相应的报道策略,有效防范舆论旋风的扩散。

(三)对公众负责,以良好的导向促进危机的化解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6]。在此我们有必要区分言论自由与行为自由,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法律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人发出的声音都是绝对真理,人们有权自由地表达思想。然而言论自由并不表示公民在表达时完全不必考虑其言论可能造成的影响或后果。“由于公众舆论是无名的,所以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力量形式,因此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就特别危险……一群国民的错误宣传很可能损害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另一群人。”[7]这样的危险性在公共突发事件中又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矛盾激化使得突发性公共事件更易爆发。一直以来,中国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治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治理经验十分不足,政府仍一定程度地依赖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模式,于是社会上涌现出“愤青”,尖锐地批评政府在治理危机的过程中的缺位等现象。这样的批评总是引起很大的争议,且关注度极高。其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对民众恐慌心理的激化和对民众情绪的影响,是否已经超过了其言论自由的理性价值判断标准,公众对此又该如何选择?对此类问题的判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公共突发事件的舆论乃至实际治理中,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至关重要,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也必不可缺,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对危机的治理具有良好的辐射作用,因而媒体报道必须在报道事实的基础上,注重对公众的导向,尽量为调整社会关系起到推动作用,倡导全社会的一致行动。而媒体的良心报道则为群众的走向起到关键的导航作用,通过服务公众间接减轻政府的负担,缩短危机治理的时间也是媒体在化解危机中当为之事。

三、媒体在公共突发事件进程中的主要责任

(一)事前危机预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矛盾都有一定的形成过程,积累量变最终发生质变,危机的爆发也有其潜伏期或特定的预兆,媒体对相关的预防、预警信息的收集举措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危机的防范起到预见和警示的作用,而相对于警示危机的发生而言,媒体在过滤谣言中的职能更显重要。“对公共突发事件的舆论规制义务首先表现在事件发生前的预防工作中,一旦条件具备,我们就应对网络谣言的产生、传播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建立必要的预警机制”[8]。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危机应尽早地消灭,如果预警机制缺失,事态则会一发不可收。“早在唐山大地震发前一年,国家地震局的专家就对其有所预测,震前一个月左右,专家们每日都在进行紧张的研究与争论。但在各种禁令之下,消息并没有得到传播。”[9]这次事件中,政府和媒体在对科研机构信息预警工作的配合中有着莫大的失职,这样的惨剧也是我们所不乐见的。

在保持必要的防范意识的同时,媒体也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是要造成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舆论;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10]良好的舆论环境是化解危机的土壤,媒体需要通过长期的努力树立负责任的形象,提高其在舆论监督中的公信力。

而今,不论是理论或实践方面,都不缺乏一套可以量化的对谣言采取收集、评估、上报等方式的机制,建立相应的公共危机传播管理机构和信息系统也迫在眉睫。

(二)事中及时、准确地传达事实,进行舆论监督

公共突发事件中要规制舆论,对抗谣言是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知道,在法治的框架下,阳光中的事实与真话才是对抗谣言最有力的武器。而与谣言对抗的基础,便是有一个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以此逃离不可知的黑暗深渊。处理谣言危机、整顿舆论环境的关键和最佳时期往往是谣言的传播阶段,此刻及时行动多可以将不必要的恶果扼杀在摇篮里。如果媒体能够在此阶段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调查事情的真相,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向社会各界提供实情,必定可以有效防止事件的进一步恶化或降低其危害性。媒体在公共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及时、准确地传达危机的动态信息,普及相关的科学知识,是对其最基本的要求。切忌在关键时刻片面追求利润或关注度而对事实进行夸张,亦不可盲目转载不实消息甚至恶意改动真实情况。媒体首先应当充分、及时、准确、全面地追踪,以合情合理的方式表述,并保质保量地传播信息。

在对舆论的有效监管和引导方面,上海市政府前新闻发言人焦扬有曾说过,“在突发事件的新闻传播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出自政府发布的新闻,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11]。可见“一旦权威的声音微弱甚至缺失,那么各种失真的声音就会变成强势”[12]。此处所涉的记者抢发,多数是失真的,片面的,甚至是带有恶意的,这绝非我们所乐见,然而类似的悲剧却时有发生。虽然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民众不应该相信所谓的“权威”,但对突发事件中保持信息的权威性而言,辟谣仍然必要,并且其对稳定国民心态、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的意义也可谓举足轻重。舆论的监督因为及时性、广泛性、群众性、公开性、高效性等特点向来具有着社会的监督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其中及时性特点尤为突出。“这不仅是新闻自身的客观要求,也具有相应的现实性———新闻媒体在相当长时间里建立起来的通联网络,可以比较及时地采集到相关的新闻信息,从而为舆论监督提供时效性上的保证。而网络的普及,更让这种监督可以即时进行。”[13]

正如古罗马先哲西塞罗所言,“我们在采取任何行动时必须牢牢地掌握三个原则:第一,感情冲动必须服从理性.因为这是保证我们履行职责的最好方法;第二,仔细估量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的重要性,以便使自己对该目标的关注既不超过也不少于它的实际需要;第三,对一切事情都要奉行中庸之道,因为这是表现绅士的风度和尊严所不可缺少的。此外,要想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严格遵循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恰当’的原则,不要违背它。不过,在这三个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将感情冲动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14]诚然,理性是一种极易被忽视但又至关重要的品质。媒体在特殊时期只有保持住理性判断的能力,才能在舆论传播的末端更大限度地把握事件中的准确信息,稳定国民心态,从受众的积极回应中反作用于对政府和自身的道德责任要求。

(三)事后积极反思,以负责形象搭建政府和民众沟通的平台

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媒体也具有反思的功能和义务。媒体的反思并不是媒体人简单的职业反思,而更应当是整个社会的反思,媒体要做的就是为全体社会的反思提供一个公开的平台,以其传播和影响力的绝对优势服务于人民。“可以说,借助媒体的反思是所有反思形式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反思方式,也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反思方式。”[15]

实践证明,越是在政务不公开、不透明之环境中,谣言越容易滋生,因而,媒体不仅要增强信息发布的及时性,更要保证其传播信息的权威性和可信赖度。在危机发生后,应当及时反思,总结应对突发事件的舆论维稳经验,为其保持负责的形象进行长期不懈努力,以合理规范报道行为,塑造自由负责的媒体,并注重引导公众增强危机意识。“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16]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其需求和评说不容忽视。“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多深入群众可以找到解决诸多难题的办法,多吸取群众意见可以制定更科学的决策。”[17]政府理念和政策只有在社会群体中得到推广,并得到积极的响应,在互动中才有可能真正将其负责的形象深入民心,从而促进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在公共危机的治理中,“无论政府和媒体是否采取应对措施、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强烈的信息需求驱使公众从最初不知所措的心理恐慌转而参与到积极的信息传播过程中来。”[18]群众的力量在其中也从来是不容忽视的。对于群众,谣言是一个种神秘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在舆论的大环境中,公众可能被迷惑,被征服。“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19]可悲的就在于,一旦群众误信谣言,并且继续传播,将会造就更多的“群氓”,当缺乏理性的国家和国民遭遇公共危机,往往会由内而外崩坏,反之,理性的思维倒可以力挽狂澜。“民众中蕴藏着管理国家的伟大创造精神,人民的政治智慧随时转化为谏言,有助于提高国家高层领导的政治水平和政治艺术。”[20]可以预见,当媒体给民众完全充分的事实,并以身作则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乃至积极主动地向政府传达公众合理的反思,促进理性的种子在自由的土壤中生根发芽,那时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将更有力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幸而,伴随着中国民主法制的完善,媒体素质也已经有所提高,公众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关注度亦日益提升。在政府和媒体的引导下,公众的民主意识已经能够以更加理性、成熟的方式在突发事件中有所表现,新兴媒体的飞快发展也为公众的民意表达提供了更多渠道。“媒体作为公共危机传播中联结政府与公众的中介,其报道是各方面进行认识和沟通的桥梁、纽带,尤其是当社会环境出现情况不明,有威胁性或迅速变化时,个人和媒体的媒介依赖关系便会更加强烈。”[21]理性的媒体应当善于抓住机遇,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搭建平台、创造更多有利条件。当公众在媒体的良好引导下具有了更高的公民意识,具有了更强的公共精神,必然能形成一股营造公共突发事件中良好舆论环境的反作用力。如此,媒体也间接地扮演了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关系重构的推动者的角色。“中外历史证明,积极大胆对现行政策提出建议,关心国运的人增多,是国家兴旺的开端,这样的人是国家真正的宝贵财富。”[22]媒体要做的,就是以其负责的形象吸引更多利国利民的人才,架设政府与公众间的桥梁。

结语

在当今中国,鉴于公共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和危机治理中的种种问题,对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关系的改革和重构日益凸显出重要性,这其中离不开社会转型和媒介格局的基础,也离不开对任何一方的法律和道德约束。目前,无论媒体对政府,或是受众对媒体,都已经改变了单向、被动接受的态度,三者正在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利益表达,“互信”、“互动”的良好关系正在积极构建中。“在多元利益格局和多远价值观的背景下,处在中间关键地位的媒体亟待抓住时机转变工作思路,转换工作内容生产与信息传播方式,积极争取公共危机传播中的话语权,争取更多的支持与理解,不断提高自身的影响力,提高舆论的引导力,寻求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他信’”。[23]在相关规制机制不成熟,以及法律法规缺位的情况下,对政府、媒体、公众三方,尤其是对媒体的道德义务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认为,在三方关系的重构和优化中,媒体最重要的品质当为责任、道德、理性,当这些品质得到足够的重视,并切实落实到信息传播的每一个具体环节中时,公共突发事件将在更加稳定的舆论环境中得到更优更高效的解决。媒体的自律和在公众间的良好表率将促进三者各司其职,良性互动,最终维护公共安全,保障公共利益的社会目标也必将更好地实现。

摘要：在公共突发事件频频的风险社会,媒体作为信息传播中联结政府和公众的纽带,对舆论的维稳具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就媒体责任的指向而言,其报道既需要尊重政府的制度和政策,为公共利益着想,又必须符合自身职业道德素质要求,同时也应当对公众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就媒体在公共突发事件传播进程中的具体责任而言,其主要承担着事前的预警,事中的准确及时报道事实、进行舆论监督,以及事后的推动反思和搭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平台等责任。媒体最重要的品质当为责任、道德、理性,当这些品质得到足够的重视,并切实落实到信息传播的每一个具体环节中时,公共突发事件将在更加稳定的舆论环境中得到更优更高效的解决。

媒体公共社会责任功能 篇9

一、媒体的调控策略

(一)善用社会化媒体的特点控制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

1. 建立信源的监督机制

社会化媒体自身可以尝试使用自律与他律并行的手段,双管齐下确保信源真实可靠。设置内部专职岗位从媒体自身完成信源的监督工作,还可聘请媒体以外的其他人群进行他律监督。另外,推行实名制可以有效遏制虚拟空间中用户对于信息不负责任的散布与转发。

2. 健全的信息滤化功能

屏蔽、删帖、远程监控等是社会化媒体在技术层面对于公共危机事件传播常用且有效的处理方式。这样的方式易在信息混沌期引发用户的排斥心理,因此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以什么样的方式维护网络环境的健康,要依靠运营平台的工作人员根据舆论环境进行灵活把握。

3. 开发大数据的“危”使用

大数据整理分析帮助社会化媒体勾勒可视化的信息图,这种信息图可以做到数据可视化、要点突出化、危机图解化、关系明了化,引导用户更加直观了解公共危机事件的真实情况。除了对传播内容的可视化分析,大数据还可用作用户心理测量的科学依据,帮助做好公共危机时期的心理疏导工作。

4. 编整危机信息数据库

汇整以往媒体中公共危机事件传播的信息数据库形成参照系,可对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做到前瞻性的预测与针对性的预防。尽管国外的政策体制和媒体机制与国内相差较大,但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与管理,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搜集国外典型案例进行汇总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

(二)发挥社会化媒体内不同种群的优势规避恶性竞争

1. 增强社交活动类媒体的聚合程度

以微博为例,140字的内容传播很多时候不能道清事件的原委,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分享转发、搜索话题是用户使用微博的主要目的。面对用户媒介素养有待提高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社会化媒体的管理人员应提高自身对信息筛选聚合能力:对虚假不实信息进行过滤排除,对分散无序的真实信息进行聚合。利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纽带”聚合四散的用户,定时推送有助于舆论引导的话题。运营商要鼓励用户多发“长内容”或带有链接的“简内容”,有助道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所属不同机构的社会化媒体在必要时应当回避利益竞争,搭建联合平台将用户聚集进行信息引导。

2. 调整论坛讨论类媒体的内部环境

社会化媒体从虚拟社区走向社会网络的过程中,论坛讨论类媒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聊天室、贴吧或是小组,归属不同社区中的参与者们会有不同社区所注册的代号和各自社区进行的话题讨论,因此他们具有非常明确的身份感和极强的凝聚力。这类社会化媒体中,管理员、版主就成为了媒介环境的主宰者。公共危机事件传播中,管理员、版主要有清晰的“把关者”意识和议程设置的能力,对社区内讨论的话题内容进行微观调节宏观调控。运营商在挑选这部分从业者时应侧重选择接受过正规培训、有过相关工作经验且媒介素养较高的从业人员。

3. 控制实时通讯类媒体的人际传播

微信、易信、QQ等实时通讯类社会化媒体广受用户喜爱,是近几年用户增长率最快的媒体种类之一。它们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将社交活动中的弱关系转化为强关系,从而形成牢固的网状关系结构。但是这种关系网并不是开放伸展的,朋友圈中的信息传播常常会被禁锢在关系网的节点之间。技术部门在信息监控上要对封闭信息圈中的信息流、热词、高频词、敏感词进行测试。同时对于异常活跃、情绪浮动较大、对社会现状不满较为严重的朋友圈进行跟踪记录以便必要时对其实施控制。每一个进行信息传播的个体都应对自己所传播的内容有所承担,强化自身的危机意识避免对于负面、虚假内容的不慎传播。

(三)促进社会化媒体“一分一合”的协同演化机制生成

1. 一分:剥离重叠实现层级间的竞争

同质化是导致不同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生态位叠加的重要原因。从传播技术上看,运营商们应注重在用户体验上和其他具有竞争性的同类媒体拉开层级。媒体平台链式结构的功能性开发有助于媒体间形成一种类似网状结构的信息生态链,避免由于功能性重叠而导致的恶性竞争。从传播内容上看,加强深度解读和精准分析的能力是拓展生态位的有效手段。加强信息汇总组合的能力,增强差异化的竞争实力。依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根据不同用户群的需求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服务,以此营造出错位的传播环境。

2. 一合:聚合集群打造全新竞合关系

保罗·莱文森在《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中提出了“媒介之间具有天然的补救性功能”的观点。互补关系将媒体与媒体之间由于资源掠夺而产生的恶性竞争降至最低,形成1+1>2的竞合关系。社会化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既要遵循各自的管理模式,又要关注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形态的信息融合,引导舆论健康有序的开展。另外,社会化媒体内不同类型媒体的优势聚合也是实现危机信息管控的有效手段。

二、用户的引导策略

(一)用户媒介素养的正确引导与养成

1. 社会化媒体中用户媒介素养的匮乏容易导致认知的偏差

根据中国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网民社交网站应用研究报告》显示,作为信息的接受者,我国用户表现出低龄化、低学历的普遍特征;作为信息的消费者,用户缺乏分析判断的能力;作为信息的生产者,用户缺乏专业技能的培训。作为信息的使用者,用户缺乏清晰地责任意识。

2. 培养用户良好的媒介素养可帮助用户准确认识公共危机

社会化媒体的载体形态在技术不断更新过程中得到了延伸,传播形式在技术不断更迭过程中得到了丰富,因此还需加强用户对于媒体的认知素养。加强用户对于技术的使用素养,还包括对于该技术运用合法性的学习。加强用户对于内容的生产素养,在公共平台上对用户普及从前给予专业工作者的相关训练。提高用户对传播内容的制作能力。

(二)用户中意见领袖引导机制的生成

1. 社会化媒体中意见领袖的分类

一般情况下我们可将社会化媒体中的意见领袖分为“权利赋予型”与“自然形成型”这两大类。“权利赋予型”意见领袖主要指社会化媒体中看似以个人的身份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但实质上代表着一个机构或组织进行意见的输出与引导。“自然形成型”意见领袖主要是指社会化媒体中非官方纯自然形成的意见领袖,不带有任何功利立场。

2. 蝴蝶效应中的权利赋予型意见领袖

公共危机事件传播中发生蝴蝶效应时,“权利赋予型”意见领袖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舆论进行引导。这些人以把关人的方式先对信息进行筛选,再帮助用户对公共危机事件进行客观全面的认识,同时高效快速的对负面舆论展开议程设置,“将公众由对事件感性的认识引导到理性的反思,最后到促成合理对策的出台”。

3. 羊群效应中的自然形成型意见领袖

羊群效应也称为从众心理,是经济学领域中常见的一种描述性专业术语。面对低龄化和低学历为普遍特征我国用户,那些经验系统之外的信息内容就会想要依靠意见领袖即“第一只羊”的判断,意见领袖的引导变的尤为重要。自然形成型意见领袖隐蔽性更强,由于他们是来自社会的一般大众所以和普通用户之间的互动更为轻松顺畅。

(三)用户的心理预防引导机制的搭建

1. 建立预警机制监测公共危机孕育期的用户心理

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可以有效监测到公共危机事件萌芽期的公众心理。通过信息抓取机构实现对舆情的搜集,目前舆情监测机构已经出现在学界与业界当中,这些机构会对舆情进行实时的挖掘与整理。对于所掌握的舆情进行用户心理层面的分析和用户心理发展趋势的预测,有利于对用户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引导。

2. 开放表达平台舒缓公共危机爆发期用户的心理

这一时期用户获得信息的渠道较多,强硬的控制手段不会帮助危机消解,而扩大用户活动空间和发泄平台反而可以稀释负面新闻的扩散。把媒体的终端平台适当的交由用户解压泄愤舒缓情绪,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或晴雨表。

3. 提供支援帮助引导公共危机裂变期用户的心理

心理研究认为“当记忆停留在公共危机事件的裂变期时,它可以被重构,引导和暗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记忆的重构,”针对这一时期的公众心理,引导工作变得尤为重要。对于一些心理异常脆弱的群体还要注重对其开展心理救援式的帮助。科学及时正规的心理引导,既可以在公共危机事件的裂变期对公众的心理降压,也可以在心理引导的过程中直接准确地了解到公众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时的认知与心理变化。

4. 把握用户情绪修复公共危机转折期用户的心理

处于修复期的公众容易出现抵抗和排斥的情绪,心理辅导时要将工作重点放在化解公众心中的猜疑上,同时通过有力的措施重建他们对于相关部门的信任,帮助公众重拾对政府的支持。

三、政府的管理策略

(一)横向:完善相关法规的制定

目前在国家层面上针对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管理的法规制定还属空白状态。政府应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消除法律的空白区,细化信息网络犯罪的量刑标准,使之具有严格的可操作性。建立能够保障政府管理的具体条例,帮助公务人员在公共危机事件传播的过程中有法可依有法可据的进行干预和治理;建立有关用户行为限制的法律法规,减少由于用户传播行为而产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建立针对经营社会化媒体的企业或组织的规章,对其进行限制和要求。

(二)平行:完善管理组织的建立

1. 巩固公信力是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基础

首先要从提高公务人员的工作理念入手,根植他们为群众服务的牢固意识,切实做到了解群众所需,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建设政府公信力的有效监督机制是督促政府信用积累的一种有效手段。在政府内部设立相应的监督管理机构,也可发挥媒体的力量从外围进行监督,还可从普通的用户群中征集志愿者作为第三方行使监督权利。

2. 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机构的组织搭建

尤里埃尔·罗森塔尔对公共危机的研究《危机管理:应对灾害、暴乱与恐怖主义》中提出了由应对层面向管理层面的转化。建立起一支责权完备专业性强的管理机构显得尤为重要。在一支专业的公共危机事件管理团队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即为领导者的危机管理意识。相关领域专家、网络传播的从业者、具有新媒体公关管理经验的专业人员等应被吸纳进管理团队中,确保技术支援和保障。对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进行规范性引导、专业性培训以及制度性约束。除此之外,建立科学专业的绩效评估体系有助于督促政府公共危机事件管理机构更好地运行。

3. 确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机构的运行模式

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作为事件第一负责人应当快速汇总有效信息、全面了解来龙去脉,信息获取的越多越全面越有利于对事件部署具体的安排。“第一时间”是政府管理公共危机事件时信息发布的首要法则。除了即时性和真实性外,人性化的发布技巧(例如语态、姿态、神态等)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多数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源于利益纠纷或权利争夺,政府处理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激烈冲突,采用“分流”策略降低连带性群体事件的发生机率。在公共危机事件的收尾期政府还要重点进行自身形象的恢复与重塑。

(三)纵向:完善相关技术的使用

就目前情况来看,社会化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传播中的使用与应用已经得到了我国政府的重视,无论是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官方留言板等纷纷被列入到公共危机事件应对中的可施策略,甚至在日常政务工作的推行中也开始使用社会化媒体。但是,面对全新的传播环境,作为传统行政制度下遴选培养的工作人员如何利用好社会化媒体这杆利枪,去管理风险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有待于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

四、结语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全球化的洗礼,随着社会化媒体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用户将加入到新的虚拟社群中去。促使因“媒”制宜的媒介生态环境不断调整,促进适宜的媒介规则不断完善,促生公民、媒体、政府间更加和谐、稳定的相处关系。就公民而言,参与使用并且通过社会化媒体对公共危机事件发表声音、意见、观点,是弥补现实政治参与度不足的重要手段;就社会化媒体自身而言,要合理处理市场化与公共价值的关系,客观公正地呈现社会事件的真相,以及复杂媒介生态环境中不同品类的媒体间如何做到差异化的生存与发展;就政府而言,对社会化媒体公共危机事件的合理引导与及时纠偏是善治的重要表现,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63-266.

[2] .E·阿伦森.社会性动物[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8-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