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公共决策管理（精选5篇）
新闻媒体公共决策管理 篇1
公共决策也称社会决策, 是指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和社会团体等公共组织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所做出的决定, 涉及社会就业、公共福利等方面, 它是公共管理的首要环节, 贯穿于整个公共管理过程的始终。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 政府公共决策水平的提高是民主政治与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当前, 我国公共决策的社会环境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公共决策的影响因素和面临的问题都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这就对公共决策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闻媒体参与公共决策, 是由其公共品格和公共决策的现实环境所决定的。在媒介化社会中, 新闻媒体作为重要的社会传播载体, 是决策系统改进和决策质量提高、维系利益分配合理性和有效性的重要的社会机制。在此背景下, 提升对于公共决策的舆论引导力, 在公共事务管理中体现出独特的作用, 成为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使命。
1 地方广电媒体在公共决策中提高舆论引导力的意义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 社会结构变动, 利益格局调整, 地方基层群众的利益出现多元化需求, 地方社会矛盾呈现多样化趋势, 涉及群体切身利益的地方公共事务凸显, 热点、难点问题层出不穷, 如征地拆迁安置、物业管理、医疗、就业、教育、物价、交通等等, 如果处理不当, 就会造成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不断积累, 最终以破坏性的方式呈现, 不仅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而且影响社会稳定, 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近年来, 各地屡屡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从根本上说就是由此导致的。在此背景下, 对日常公共决策进行舆论引导显得尤为重要。
地方媒体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在引导舆论, 服务大局, 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有效发挥其权威性、公信力的优势, 从全局出发, 深入群众, 深入生活, 实事求是地反映党情民意, 有效引导舆论, 在公共决策中形成合力, 构建地方和谐舆论氛围, 成为地方媒体的责任与使命。
在我国, 广电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 在舆论引导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中央台、省级卫视相比, 地方广电媒体虽然在权威性和影响力方面处于弱势, 但由于其地缘性特点, 与区域受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性, 加上新闻内容的接近性、文化的亲近性, 拥有大量的区域受众在区域内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鉴于此, 地方广电媒体在对公共决策的舆论引导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是各方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渠道。因而, 地方广电媒体舆论引导力的提升, 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其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 推进公共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另一方面, 可以促使其对公共事务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 建立起化解社会矛盾、处理社会纠纷的日常舆论引导的长效机制, 可以使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彰显决策的公共性, 增强决策的合法性, 提高决策的权威性, 进而从容应对各种新问题、新风险, 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化解矛盾、服务大局, 维护地方稳定, 促进地方和谐发展。
2 当前地方广电媒体对公共决策进行舆论引导的现状
2.1 重舆论导向, 轻舆论引导力
舆论导向不等于舆论引导力, “导向正确”并不一定能够产生舆论引导能力。受政治惯性和社会稳定大局的影响, 我国地方广电媒体大都秉承了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原则和注重教化的报道思想。所以, 对于舆论导向问题, 当前地方广电媒体重视程度较高, 重视“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尤其是能够站在政府的角度对涉及公共决策的事件进行宣传报道, 甚至过度强化“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思想, 采取泛政治化的报道模式, 报道的语言、形式程式化严重, 表现出强烈政治语体色彩, 其结果是对公共决策的报道仅仅成为一个过场, 不但不能引发群众的收看兴趣, 甚至会引起反感。如此, 舆论引导力便无从谈起。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选题只是一个幌子, 或, 旨在引发对政府化解的颂扬, 帮助政府塑造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 此类选题基于政治考量、时宜性思维和单一的正面宣传思维而发掘的选题, 直接造成当下达州广电媒体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题材较单一, 可读性和时政性差。
提高对公共决策的舆论引导力, 地方广电媒体要做的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式宣传, 而对于社情民意不管不顾。在把握积极健康向上的总体基调的基础上, 遵循新闻工作规律, 改进对于公共决策的报道内容和报道形式, 既要承担了“耳目喉舌”的旗手作用, 也要扮演“温柔抚摸者”的角色, 倾听群众的心声, 反映他们的意见和看法, 真正把体现党委、政府的大政方针与人民的心声统一起来, 才能更好地引导社会舆论, 赢得受众。
2.2 舆论引导流于形式, 缺乏实效
面对公共事务, 受众的需求是全方位的, 既需要事实, 也渴求观点, 如何确保评论到位, 如何实施特殊时期的民意监测和公众心理变化状态的监测, 如何根据不同的社会心理状态调整传播活动, 这是检验和考量地方广电媒体能否遵循新闻传播活动内在规律、是否具有舆论引导力的重要方面。当前地方广电媒体对于公共决策的报道, 蜻蜓点水, 缺乏深度, 很大程度上仅仅流于形式。仅从新闻节目来看, 偏重于“联播新闻”式的报道, 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和信息深度的专题分析、新闻评论、新闻访谈等新闻节目寥寥无几, 缺乏深度分析, 也未能为普通群众解疑释惑。
此外, 公共决策往往牵连性广, 热点公共事务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引起连锁反应, 还可能触发同质牵连、因果牵连和扩散牵连。这就要求媒体的报道要全方位、立体化, 富有延伸性。而当前地方广电媒体对于公共决策的报道常常是虎头蛇尾, 止于就事论事, 不注意报道的连续和延伸性。
3 地方广电媒体如何提升在公共决策中的舆论引导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舆论工作面临的环境、任务与对象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对正确引导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地方广电媒体在公共决策的舆论引导中如果不转变观念, 不改进方法, 舆论引导能力就只是一句空话。
3.1 有效反映地方民众对于公共决策的认知和态度
随着民主政治深入人心, 我国社会公民的参与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表达意识日益觉醒。但在目前的公共决策体制中, 公民的参与往往是缺失的, 这就可能导致政府的公共决策与社会需要的脱节。因此, 地方广电媒体要对公共决策进行有效舆论引导, 就必须建构起公众参与机制, 要反映群众的理解和认识, 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创造机会。换言之, 要促进公众舆论的传播, 使民意影响到公共决策。
在实践中, 地方广电媒体要承担起社会秩序维护者、社会情绪疏导者的“稳压”作用, 及时播报真事、真知、真理, 敢于触及热点、难点, 坚持“受众中心论”, 积极介入报道对象, 倾听并反映民众的“异见”, 按照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原则, 正确引导并疏导公众的利益诉求, 最大程度地避免、疏导和化解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及其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在公共决策中形成合力, 使公共决策既是政府的决策, 也是公众的决策,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为民众谋福祉的“公共决策”。
3.2 积极引导地方民众对于公共决策的认知和态度
公众舆论可能是正确的, 也可能是偏颇甚至是盲目的。所以, 地方广电媒体一方面要体察群众的情绪, 另一方面又不能机械复制公众舆论, 要对其进行正确引导。要从有利于发展和稳定的角度出发, 在政府意愿与群众心声之间寻求结合点, 在政府满意与群众满意之间寻求平衡点, 把地方政府的工作与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结合起来, 既传播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 又反映当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致力于化解社会矛盾, 理顺群众情绪, 维护社会稳定。
在实践中, 地方广电媒体要有效传达当地政府的决策部署, 对地方政府出台的重大决策部署, 要及时宣传到位。同时, 对关系地方民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措施, 要解释到位, 对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 要正确引导到位, 从而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态度、立场全方位传递, 进而让广大受众理解、支持、配合党和政府的工作。
3.3 深入发言, 深度舆论引导, 真正发挥建设性作用
对于事关地方社会发展的公共决策事件, 地方广电媒体一方面要拓展报道深度, 不能只是就事论事, 仅仅满足于报道事件本身, 而应准确把握其发展趋势, 广泛收集相关资料, 多形式报道, 多频道、多栏目合作, 充分利用好广电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 使相关议程在公众视野保持持续的优势地位。同时, 要善于对公共决策进行深度解读, 深入分析其内在因素以及形成原因, 增加专题性报道和深度分析, 并且配发评论, 将独到、将有建设性的言论带给观众, 增强报道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真正对当地社会发展起到深度舆论引导的作用。此外, 应注意多角度、多侧面地展开报道, 避免出现舆论关注点失衡, 从而激化社会矛盾。
3.4 处理好自身社会责任与政府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
在公共事务中, 对政府而言, 其目的是在符合政府和国家利益的情况下, 以最快速度发布消息, 以维护公共利益;对媒体而言, 就是在法律的许可范围内, 承担告知义务, 为公共福利而呼号, 两者之间本该形成良好的互动, 但当下这种互动关系并不理想。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广电媒体控制过严, 要么把其当作自己的下手, 要求媒体为政府、为官员说话;要么将其当作鼓手, 只能唱赞歌, 进行正面宣传。一些行政管理者还以大局意识为借口, 规避敏感话题或负面问题, 不希望媒体掌握背景情况, 介入监督, 失去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可见, 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某种博弈关系。这种对立与冲突的化解, 当然首先需要地方政府及相关行政管理人员转变观念, 以开放的心态来应对媒体, 但同时地方广电媒体也要积极主动地与政府建立协商机制, 以公共利益为目的, 争取相应的独立性, 在一定程度上回避由管理导向单一带来的限制。
4 结论
在舆论环境复杂多变的环境中, 如何不断开拓创新, 在坚持正确导向的前提下提升舆论引导能力, 做到在多元中立主导, 在多样中谋共识, 是对主流媒体的重要考验, 也是主流媒体必须面对的现实而又重大的课题[1]。作为地方的主流媒体, 地方广电媒体在对公共决策事件报道上, 要成为地方舆论引导的主力军, 有力地引导地方舆论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当然, 在具体实践中, 地方广电媒体对于公共决策的舆论引导是存在一定困难的。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话语机制呈现出明显的断裂特征, 政治精英占据着制高点, 知识精英的话语空间日趋扩张, 经济精英用财富支撑其话语霸权, 社会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利则往往处于文本的重视与实际的边缘化之间的尴尬境地。作为整合各种话语力量, 平衡各阶层利益需求的公共政策, 有时也难以不出现某种程度的偏差[2]。故而, 地方广电媒体在对公共决策的舆论引导中, 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困境。那么, 如何权衡多方之间的关系, 平衡各方的利益诉求, 有待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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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公共决策管理 篇2
[关键词]应急决策；应急决策制度化；事后追认；责任豁免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3-0079-04
The system positioning and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in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ZHANG Liang
（School of Law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The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is at the core position in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due to its important functions.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strained relations from substantial justice and formal legitimacy， we should make a more specific systemic positioning for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cept and implementation. I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legal protection should be provided， mainly including the mechanism for special authorization， the mechanism for altering procedure， the mechanism for the subsequent ratification， and the mechanism for the exemption from liability of the decision maker.
Key words：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subsequent ratification； exemption from liability
应急决策，又被称为危机决策，其虽然也属于公共决策范畴，但与平常状态下的程序化决策不同，指决策主体在有限的时间、资源和人力等约束条件下迅速以非常规手段完成对危机的处置。可以认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危机决策与平常状态下程序化常规决策在决策目标、条件以及程序等方面都迥然不同。而从目前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来看，包括作为我国应急基本法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却并未对危机决策这一范畴进行界定。对此，为了使应急决策过程更加规范且能够较好地适应公共危机管理的需要，必须对其进行制度定位并从法律层面建构一系列保障机制。
一、公共危机管理中应急决策的地位与作用
公共危机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特殊形态，涉及对公共危机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事务管理，其任务在于公共危机产生后将损失和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并尽可能来防止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基于危机带来的严重威胁与不确定性，公共危机管理呈现出以下几种特征：第一，管理方式和方法应当随着公共危机的变化而改变，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第二，直接对危机利益相关者产生较大的公共性影响；第三，较易受制于客观时空条件及决策者主观心理因素的制约。那么从本质上来说，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对危机作出关键决策”[1]。换言之，形成及时有效的应急决策就成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危机处置的关键环节。
毋庸置疑，危机处置的紧迫性使应急决策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必然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从公共危机管理的结构要求来看，应急决策也应当在其中居于统帅地位。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人的组织化是其根本性结构特征，以应急决策为核心才能使外部信息、决策主体和决策对象等诸要素加以整合，由此形成统一、灵活和高效的管理模式。不可否认，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也将通过应急决策充分体现出来。
基于应急决策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其所彰显的作用必然与其他环节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应急决策的作用主要包括：第一，迅速确立核心管理目标。与常规决策不同，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决策，必须尽快控制危机的蔓延，最大化地减少所受损失，因而无法同时平衡多种公共管理目标，需要舍弃相对次要的目标而确立能够最大限度保护公民安全和财产的核心目标，保证危机管理的正确方向。第二，实现公共危机管理的效率追求。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决策者对于危机的处置往往只有较短的准备时间，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下收集、分析、运用和传播相关信息并作出应急决策，通过应急决策的实施迅速推动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过程，由此使处置危机的紧急措施得以较快落实，从而实现危机管理对效率价值的追求。第三，保证应急资源与决策行为的有效整合。由于需要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危机的蔓延，决策者通常需要动用较大数量的各类应急资源，而通过灵活快速的应急决策实施机制，能够使应急资源迅速到位来保证决策行为的有效性，最终完成应急资源和决策行为的整合并实现政令统一。
二、应急决策制度化的必要性和基本定位
鉴于应急决策的上述地位和作用，如果缺乏相应的制度性规定，将极有可能导致以下两类不合权限行为的产生。首先，会导致一系列实体越权行为的出现。在公共危机产生后，在应急处置一线的机构或者人员往往需要根据事态的变化直接进行决断和处理，如此就能抓住控制危机的最佳时机。但是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应急处置措施应当由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采取，那么，下级政府机关或个人做出决策往往需要得到上级机关的批准，这种自上而下、层层保留的纵向控制模式往往会延误对危机的处置，下级机关出于对结果的考量，极易摆脱上级机关的控制作出应急决策，进而导致一系列越权行为的出现。同时还应当指出的是，这一系列越权行为极有可能在决策主体不了解自身应急处置权限的情形下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构成双重侵害，一旦应急决策在危机处置过程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危机就有恶化的可能。其次，会出现一系列缺乏程序规制而被视为不合权限的行为。由于应急决策的做出和实施往往有着较高的效率追求，因而决策行为极易成为非程序化的行为。不过，从目前对大多政府行政行为的制度要求来看，其不仅需要由具有法定权限的机关作出，还需要经过法定的民主讨论程序以及公开听证的程序。而公共危机事发突然，应急决策和处置行为往往会僭越法定的程序性要求，尤其在危机经过处置之后仍然难以被有效控制的情形下，这些行为通常会被视为不合权限的违法行为。由此可以认为，应急决策为了符合公共危机管理的需求不仅会背离形式合法性的要求，同时基于决策实施结果的不确定性乃至有害性往往也会削弱应急决策的实质正当性，那么，针对应急决策的制度化设计就成为更好发挥其作用的必要条件。
在明确应急决策制度构建必要性的同时，还需要对应急决策进行更为具体的制度定位。在笔者看来，这一定位应当从理念和实施层面入手：前者涉及应急决策制度化的价值目标和原则；后者则涉及如何保证应急决策的实质正当性与形式合法性的协调一致。
从应急决策制度定位所要遵循的理念来看，其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共危机管理与常态化下的社会管理不同：后者针对日常相对平稳的社会经济秩序，规则的适用主要考虑实施过程中的个案正义，并侧重从微观考察实施效果；但是公共危机管理是在秩序相对已经缺失的环境下展开的，且面对的危机“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其影响和涉及的主体具有社群性”[2]，在此种情况下，危机管理的首要价值目标必然是社会秩序整体的稳定性，对个案中的权利保障以及限制权力滥用就成为次要的价值追求。不难认为，与个人权利保障相比，秩序维护应当是应急决策制度更为优先考虑的价值理念和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应急决策制度的理念定位虽然以秩序的维护为主，但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对人权的保障。确切来讲，公共危机中应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一般是立足于基本的人权保障而非充分的保障，因而存在人权克减的情形，不过这为应急决策的制度化提供了弹性空间，有利于使危机状态尽快恢复为正常社会秩序。当社会秩序恢复常态后，人权保障则重新获得价值目标上的优位性。
基于秩序维护成为应急决策制度的主要价值理念，那么从实施层面来看，应急决策制度化的目标无疑就是通过各种应对方法和策略的顺利施 行来恢复社会秩序的常态化。但是，常态制度下有关决策权限和程序等问题的规定只限于正常社会秩序的管理，并不符合应急决策的目标理念，所以，以秩序维护这一价值理念为目标，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应急决策的作用，应急决策制度化需要在操作层面创造弹性化的法制空间。换言之，应急决策需要一种弹性的法律制度，这就是其实施层面的基本定位。
作为应急决策弹性化的法律制度安排，法律规范不应侧重于应急决策方法和技术的详细而具体的规定，毕竟应急决策的实施“有大量不确定的因素”，同时要求决策者“在实施中使原方案有一个随机调适的过程”[3]。如此一来，应急决策制度化的出发点应当是在法律规范中为危机状态下的决策行为提供相对确定的行为模式，而且法律规范就其行为模式的指引应当通过指导性规定加以实现。在此基础上，法律规范对应急决策行为的评价标准就以间接评价为主，这样的弹性制度标准无疑意味着许多应急决策行为并不是事前得到规范的认可，所以，法律的间接评价也意味着需要一套对应急决策的事后评价及保障机制。
三、实现应急决策制度化的法律保障
在应急决策制度弹性化之要求下，应急决策行为溢出现行法律体制之外的情形不可避免，这不仅使法律需要对决策行为的合法性给予确认，还必须为应急决策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根据行政法中的“行政应急性原则”的要求，行政主体“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下可实施行政应急措施”，由此“恢复和维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4]。为了更好地实现应急决策行为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协调和统一，需要构建如下法律制度对应急决策活动提供支撑和保障。
（一）确立适用于决策实施的特殊授权机制
从行政法学的“授权明确性原则”来看，被授权的机构应当严格依照授权的目的与范围行使权力，而且权力不得随意转授予他人。这一主要适用于常态社会秩序的法律原则难以在突发事件产生后的危机决策实施中发挥作用，因而相关法律必须确立区别于授权明确性原则的特殊授权机制。
鉴于我国目前的应急法律规范数量较少，如果只依赖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对应急决策的实施进行特别授权，显然既不充分也不现实。应急决策的实施需要通过不同位阶法律规范确立的授权机制来保障其具有的合法性，同时除了法律的直接授权之外，更应以间接授权的模式为主。
法律的直接授权应当在相关应急法律规范中只对授权的目的或目标作出较为明确的授权，至于授权的具体范围，往往以原则性的内容为主，由此“为非常规突发事件情景下决策主体、决策程序和决策内容等方面的权变性选择提供必要空间”[5]。就被授权的机关而言，则可以根据直接授权模式中宽泛原则化的内容，更为灵活地对应急决策加以实施。
法律的间接授权一般建立在法律的直接授权基础之上。即法律首先作出概括性授权，然后要求被授权机关根据公共危机的性质和危险程度，颁布应急预案或进行紧急立法，于是形成间接授权。在通过应急预案的间接授权模式之下，无须再经过其他合法性授权，决策机关就能够作出应急决策行为。而通过法律直接授权的行政机关享有紧急立法权，实际上也表明一种有限度的权力转授方式，其他相关机关便可依照针对性极强的紧急立法内容来实施应急决策，由此实现法律间接授权的目的和要求。
（二）构建程序缩减和补办机制
为了实现公共危机管理的效率追求，决策机关在作出和实施应急决策时并非总是能够遵循常态秩序下某些事前的法定程序之规定，导致该决策行为无法满足合法性的要求。对此，适用于公共突发事件处置的一些行政程序就有必要进行省略或者缩减，亦可将事前程序转化为事后的补办程序。以国外立法为例，按照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为紧急情况或者公共利益需要立即作出决定的，听证可以省除；听证如果有悖于强制性公共利益时，也不予以举行[6]。无疑，突发事件的紧迫性以及维护公共秩序的要求都需要法律对程序的缩减和补办机制展开建构。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构建程序缩减和补办机制的直接出发点是有利于政府决策部门高效行使行政权力，但是决策机关由此享有了更为强大的自由裁量权，并凭借非程序化的以及直觉、判断进行决策。可以认为，这一以效率为主的制度模式在运行过程中极有可能导致权力的滥用，进而出现“以极大的，甚至不必要的牺牲公民权益作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的代价的情况”[7]。因此，在对这一机制进行设计时，还是需要适当发挥程序自身所具有的对权力的制约作用，同时在遵守比例原则的前提下，即必须在应急决策的运用与公共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范围和程度相适应的基础上来对决策程序的法律框架进行设定。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应急决策出现可作多元选择的情形，就程序的缩减和补办而言，应当以相对人利益受损最小的应急决策为目标来进行制度架构。
（三）引入决策行为的事后追认机制
即使应急法律制度已经确立了程序缩减等一系列权宜机制，仍然存在许多应急决策行为在追求实质正当性的基础上难以满足合法性要求之情形。因此，只有通过法律上对这些决策行为的事后追认，才能使其实质正当性与形式合法性的协调一致。
事实上，对于事后的“追认机制”，一直是行政法上为了弥合一些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裂痕而适度溯及既往的重要手段，在应急法律制度中引入这一机制，表明“在非常规的应急事件发生后，后续立法在必要范围内适用于立法前的非常规处置行为”[8]。具体而言，针对应急决策的事后追认机制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进行构建。首先，限定追认主体的范围。作为对违法越权行为进行追认的有权行政主体，应当是具有相应决策和处置权力的更高级别的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其次，确定追认的启动方式。就追认启动而言，应当经由实施应急决策时违反实体权限或者程序要求的行政机关主动提出。第三，明确追认结果的形成机制。如何形成最终的追认结果，将由追认主体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结合公共危机的客观情况和应急决策机关的管理能力，综合进行考量并作出判断。
（四）建立决策者的责任豁免机制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员无疑是核心决策者，而法律责任的落实是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基本制度要求。这一责任主要可以体现于两方面：一是自身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责任；二是调动其他社会主体来应对突发事件的责任[9]。如果决策者的行为导致严重后果且违反上述责任要求，往往就会根据法律启动行政问责机制或者公务人员处分机制。然而，从博弈的角度来看，倘若立法对于决策者的责任作出过多的规定，就会使决策者更多地顾及自身利益而在危机管理中不履行积极的作为义务，并且考虑如何推卸或者规避法律所设定的决策职责，这就无法实现对突发事件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进行有效控制这一目的。显然，这样的结果与立法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为了鼓励决策者积极主动地采取必要的应急决策和处置措施，同时又在最终无法避免决策所致的严重后果的情形下，应当通过法律对决策者的责任作出豁免的规定。通过借鉴国外的的立法例，对于我国所要建立的决策者责任豁免机制而言，其适用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决策者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与审慎义务，而应急决策一旦最终被证明存在错误并造成了私人或集体利益的损失，法律则应当要求国家而不是特定的决策者个人来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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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公共决策管理 篇3
课题组的调查研究显示,目前地方广电媒体对公共决策的报道过程较为完备,不论是在公共决策制定之前还是决策公布之后均有较显性的舆论引导意图。但从实际效果来看, 其在公共决策的信息传达方面以及对部分决策执行情况的评判与约束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在其他环节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还不太明显,这就意味着,这些决策环节通过地方广电媒体所体现的公共性、开放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本文具体探讨地方广电媒体在公共决策报道中如何确立全程报道理念,参与到决策的讨论、制定、执行、评价等各个阶段,以实现对公共决策全方位、全过程的舆论引导,切实推动地方公共事务的良性沟通。
一、在公共决策的讨论阶段:表达、扩散与整合
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遇到问题,通过某种途径引起政府的关注,从而使其具有了“社会问题”的意味,并促使政府着力去解决,这便是公共决策问题的产生。因此,某一公共问题能否被正式提起讨论,决定着政府是否需要对其采取行动、何时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的整个决策过程。毋庸置疑,政府在此环节起着主导性作用,但同时新闻媒体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特殊的传播性质与传播规律,使得媒体在为政府“界定”公共问题、建构公共决策议程方面作用显著。
(一)表达与扩散,凸显某一社会问题
一个潜在的公共问题能否为地方政府所注意到并纳入自身的议事日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广电媒体是否对其进行扩散以及扩散的范围与强度。这就要求地方广电媒体首先在日常新闻报道中,应注意涉及公共问题,将公共决策类的新闻素材有意识地呈现。事实上,地方的公共决策事务非常广泛,包括环境保护、食品质量、教育政策、医疗保障、房价调控、土地管理等很多方面,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也涉及到多数人的利益期待,其本身具有较强的新闻价值属性。所以,地方广电媒体关注公共问题,实质上也是尊重新闻规律、提升新闻报道的价值含量的应有之义。 与此同时,此类报道也有助于发挥新闻报道的其他价值要素,如宣传价值、信息指导价值等,从而更好地发挥地方广电媒体的多种功能。其次,地方广电媒体要积极构建意见平台, 为利益相关方提供表达机会,使公共事务中各阶层的群体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再次,地方广电媒体还可以通过对“焦点事件”的选择性呈现来强化、凸显某一社会问题,如报道具有公共价值的诉讼行为、关注民众的公益性诉求行为、传播与扩散专家的意见等。
(二)整合意见,促进舆论的形成
在公共决策报道中,地方广电媒体一方面要表达与扩散信息,同时也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意见的梳理与整合,有选择地突出某些意见,从而促成主导性舆论的形成,为舆论引导提供方向。
在此过程中,地方广电媒体可以将普通民众的分散的、 模糊或情绪化的意见集结、统合和归纳,转化为清晰的、一致的意见与明确的、集中的决策要求,从而促进舆情的整合。在具体操作上,地方广电媒体要对当地公共事件进行议程设置,通过事件报道、编排、评论形成影响力,也可通过代表嘉宾的选择达成广泛的共识,并形成报道数量、空间的规模化以及时间上的持续性。在报道中,要形式多样、体裁丰富,同时注重报道策划,甚至以专门栏目、专题报道的形式呈现。
二、在公共决策的制定阶段:分析、组织与辩论
公共决策的制定涉及决策方案的策划、决策辩论、决策合法化等方面,在此阶段,有利益关系的公众会积极表达自己的态度,政府也希望了解他们对此问题的观念和立场,因此这一阶段的意见表达将会最终影响到决策的偏向性。在此阶段,公众意见的充分表达以及政府对公众诉求的及时回应,有利于消弭隔阂,减少公众的紧张与对立情绪,并营造出理解、认同的决策氛围,从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对于地方广电媒体而言,在此阶段的主要责任是促进决策辩论,维护决策的公益性价值取向,对决策过程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程度进行监督。具体实践途径有:第一、注重分析和评论,对公共决策进行深入论证。地方广电媒体自身拥有资深记者、新闻评论员及著名专家学者等信息分析和舆论队伍,他们对公共决策所进行的分析与透视,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会对决策形成影响。同时,对于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公共决策事项,地方广电媒体还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与决策评估,同时要广泛联系专家学者,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第二、对听证会等集中的决策现场要进行直播。第三、强化自身在决策辩论中的组织者角色,积极地组织媒体讨论。“有些相左的意见仅仅在封闭的辩论场所交锋还不能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尤其那些来自少数人或个体的意见,他们需要通过公开的辩论场来吸收支持者结成政策联盟,因为对立的意见难以通过协商达成妥协。”[1]通过组织辩论场,地方广电媒体可以对群众代表、有关专家及政府人员的不同意见进行呈现,并共同商议; 第四、重视公众话语,密切关注并适时反映公众对决策的社会期待,全方位、真实地呈现公众意见,尤其是选择可能受决策影响的群众发表意见,使得决策有机会经受批评并得以修正和完善。
三、在公共决策的执行阶段:宣传、解析与疏导
美国政策学家艾莉森称,“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 ,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2]因此,在公共决策的执行环节,包括决策执行机构的设置、决策执行资源配置、决策宣传、决策分解、决策实施的真实情况等,地方广电媒体都要给予高度关注。
(一)营造决策执行的舆论环境
1.宣传与解析
“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 更广泛,作用大得多。”[3]党在早期执行决策工作时,就非常强调新闻媒体在政策宣传、动员群众方面的重要作用。而在当前决策活动更为频繁与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充分利用媒体的决策执行方式应该进一步得到体现。
在决策执行阶段,文本的计划如何变成公众的实际行动,需要经历一个公众化、社会化的过程。无论是领导还是公众,都需要经历对决策精神及具体内容的知晓、了解、接受并采取行动的过程。基于此,在地方公共决策中,地方广电媒体的解释性宣传就变得非常重要。既要对决策内容进行传播, 也要对其制定的意图、意义、作用及预期效果进行评述,同时也要对具体的条文进行解析,使其转化为民众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指令,从而增强其对决策的认同度,营造决策执行的有利的舆论环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广电媒体在具体方法方面既要“诉诸理性”,也要“诉诸感性”,在报道样式上要讲求新颖,同时也可以细化采访,加强典型报道,运用自身独特的表现方式增强报道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让公众形成接受、拥护政策的舆论氛围。同时,要改变“一阵风”式、一次性的宣传方法, 当有关部门的动员或宣传布置工作一结束,报道就戛然而止, 而是要加强报道的持续性和延续性,通过重点选择和针对性报道,强化决策的合理性、群众诉求的满足和决策的社会效益,强化主流舆论,真正形成浓厚的决策氛围。
2.沟通与疏导
从本质上来说,地方公共决策是地方政府对公众利益所进行的权威分配,是地方群众利益的综合反映。但是,公共利益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具有非常复杂的现实表现。不同的利益主体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尤其是当下在地方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利益群体不断分化,其利益诉求也趋于多元化。公共决策维护了一部分公众的利益,就可能忽略甚至损害另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而利益受损群体就会通过一定的途径表达、宣泄不满情绪,还可能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进行反抗,给决策的执行带来阻力。
科塞提出社会“安全阀”理论,提出社会冲突能及时有效地将敌对情绪和敌对能量释放出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微调”,从而避免形成破坏力巨大的恶性冲突,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4]否则,冲突得不到宣泄,就可能升级或恶化,并可能以暴力的方式爆发,导致矛盾激化,导致真正的社会危机。鉴于此,地方广电媒体要善于发挥不满情绪释放的“安全阀”的功能,正确对待民意表达过程中出现的误解,并且及时加以抚慰和疏导,特别是对过激言论和错误言论也要适当地给予传播的机会,起到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正面社会效应,从而推动公共决策的顺利实施。
(二)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公共决策能否最终维护公益,还要看决策的执行和执行后的结果。在公共决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使得曲解政策、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等歪曲执行的现象时有发生,使决策背离了初衷。对此,除了需要政策和法律的规范,更需要有效的监督。媒体监督便是一种重要的监督形式。
地方广电媒体对公共决策进行舆论引导,就要对各级、 各类决策执行中的“变通走样”情况进行监督,改善政策执行。第一、以舆论批评的形式使决策得以顺利执行和贯彻,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与决策初衷相左、危害公众利益的现象及时发出警告或呼吁,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同时也是在加强、 引导民众进行决策监督的意识和能力。第二、就决策执行中产生的失败或失效现象如决策资源的转移、目标的歪曲、执行者的抵制等进行公开报道,同时给其施加强大的社会压力,促使其及时修订完善相应政策,或者中止政策措施执行, 及时纠正决策失误,弥补错误决策造成的损失等。第三、对决策执行问题给予持续性关注,推动形成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第四、通过电子邮件、微博、短信平台等渠道加强同公众的联系,收集他们的意见反馈,及时调整公共决策报道。此外,地方广电媒体的舆论监督也要指向决策执行者,以促使其在合法范围内,在维护公众利益的前提下执行决策,正当地、规范地行使权力。
四、在公共决策的评价阶段:总结、衡量与评估
决策评价是对决策制定、执行、结果等整体过程的评价, 是根据决策的意图及其产生的结果来评价它的效果,是对决策实际履行情况的反馈,也是决策完善或更新的重要依据。 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当前地方广电媒体在这一环节基本上处于缺位的状态,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切实发挥公共决策评价功能,为决策改进或新决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价值,地方广电媒体可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第一、通过专题评论的方式对公共决策做出及时、客观而谨慎整体评价,注意既要进行正面评价,也不能回避决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失效及负面影响等问题,要对其作出一定的理性、建设性的批评;第二、对公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具体个案进行舆论监督或者正面宣传,引发公众对个案所折射的普遍问题的关注;第三、对一些典型事例进行深入解读,得出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意见与结论;第四、选择代表性的公众,客观、形象地展现其在决策过程中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以故事化报道的方式反映具有普遍意义的决策效果,衡量决策满足社会需求、维护公益的程度。总之,地方广电媒体在此阶段可通过提供事实性报道和理性意见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持续地引导舆论。
五、结语
新闻媒体公共决策管理 篇4
当前的时代是信息化的时代,任何领域的发展都需要技术的支持,这样才能在市场中占据优势发展地位。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够为政府公共管理决策提供比较有利的信息支持,对公共管理效率水平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通过从理论层面对政府公共管理决策和大数据之间的关系,在应用的措施方法层面进行研究,就能有助于实际的发展。
1.大数据的主要特征和大数据在政府公共管理中的属性
1.1大数据的主要特征
大数据的特征体现在多个层面,在多样化的特征层面,主要就是在数据的结构化以及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类型上有着呈现。例如,在结构化数据方面,主要就是企业的人事系统以及财务系统的数据,而对于半结构化的数据类型主要是通过电子邮件以及网上的新闻等呈现形式。(1)在大数据海量性特征层面也比较鲜明,主要是在数据存储量方面比较庞大。还有就是在大数据的价值特征方面比较突出,大数据中有诸多的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挖掘,能够将其价值最大化地呈现,还能够使信息迅速化特征方面有所呈现。
1.2大数据在政府公共管理中的属性
从大数据在政府公共管理中的属性体现来看,这是公共管理的重要信息资源。大数据资源在当前的各个领域当中都有着相应的应用,并对每个不同的应用领域带来不同的发展模式,成为发展优势获得的重要基础。(2)大数据还是信息化目标实现的重要促进力量,能够在大数据的感知以及收集分析等诸多因素作用下,使产业发展模式产生有效的优化,对整个政策以及环境的调整优化比较有利。
2.政府公共管理中大数据作用的发挥和存在的问题
2.1政府公共管理中大数据作用的发挥
将大数据在政府公共管理决策环节中加以应用,能有积极的作用,使政府信息管理水平得以有效提升,从而有效节约管理决策的成本。在实际的公共管理过程中,政府可对大数据技术加以灵活运用,在数据资源方面进行更新,这就比较有利于政府公共管理质量水平的提升,并能够使传统决策当中需要的一些开支费用得以有效降低。
大数据技术的有效应用,对政府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决策主体范围的扩大化比较有利,从而最大程度地促使政府管理水平有效提升。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有效应用,能够收集公共管理的相关信息内容,(3)也可通过数据挖掘技术的有效应用,将复杂多变的信息进行科学化的整理,从而使政府管理决策水平得以有效提升。再者,大数据技术在政府公共管理当中的有效应用,对管理决策信息质量的提升也有着积极作用,能将政务数据存量有效丰富化。在政府公共管理决策过程中,数据信息是比较重要的内容,数据信息上的正确化呈现,有助于政府管理决策的正确体现。大数据技术的实际应用,能够实现数据信息收集的多渠道呈现,使管理决策的针对性得到有效保障。
2.2政府公共管理中大数据应用存在的问题
从当前政府公共管理决策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现状来看,诸多方面尚存在着问题。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对政府公共管理决策的质量水平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从实际应用情况来看,政府对大数据的意识还比较薄弱,在数据公信力层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4)主要表现在政府相关部门没有重视大数据作用的发挥,对数据信息的收集能力不足,这就不利于其真正的管理。
另外,在政府公共管理过程中,在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过程中,没有强化数据的公信力,在数据信息的透明度以及公开性层面没有良好的呈现。从问题情况来看,市民要想获得政府管理中的一些数据是比较困难的,而政府在对管理信息公布的透明度以及公开度方面还有着诸多不足之处,造成管理信息数据公信力比较缺乏。
除此之外,政府公共管理决策中对大数据的应用,在数据的隐蔽性以及虚假性层面的问题比较突出,有的是受到利益的驱使,在信息的真实性上不能有效呈现,还有就是存在着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以及对国家数据安全保护没有引起注重等,这些层面的问题都要充分重视。
3.政府公共管理中大数据应用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3.1政府公共管理中大数据应用的挑战
新的发展阶段,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对大数据的应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政府对信息管理的水平也有待提高。新的发展环境对政务信息的开放性以及共享性的制度建设有着更高的要求,而我国在这一层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许多部门信息数据的共享效率偏低,不利于公共管理决策质量的提升。(5)新的发展阶段对社会各个阶层和政府内部观念的转变有着比较紧迫的需求,在信息技术层面和分析手段上,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有所提高,这些方面的变化对大数据的应用有着很大的挑战。
3.2政府公共管理中大数据应用策略探究
为保障大数据技术在政府公共管理决策中的科学化应用,要从多方面加以充分重视,注重有针对性地实施。笔者结合实际对大数据在政府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应用策略进行了探究,这对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一,规划大数据在政府公共管理当中的应用战略,并科学化地实施。战略规划的科学制定,有助于大数据技术的有效应用,要从长远的发展眼光着手实施,需要在具体的战略制定过程中有效开展相关的立法工作,还要向民众逐步公开数据,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通过大数据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完善,有助于政府公共管理决策水平的提升。
第二,理论和理念上及时转变,加强大数据技术应用效率水平的提升,可使政府工作透明度不断提高,使政府工作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得以实现。行政职能以及体制层面对大数据的应用,可使政府公共管理服务的程序最大程度地简化,在资源配置方面呈现科学化(6),在具体手段方面,使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得以有效提升。
第三,大数据技术实际应用过程中,要注重其在政府公共管理决策中作用的有效发挥,使公共服务的精准化以及个性化充分有效地呈现,使便捷服务的能力得以有效提升,并提升社会保障能力。不仅如此,大数据技术在公共安全应急处置方面的应用,能够使其处理能力和安全防范能力有效加强,能在防灾减灾的处置作用发挥方面起到良好的作用。只有充分重视大数据的科学合理化应用,才能保障政府公共管理决策水平的有效提升。
结语
总而言之,大数据在政府公共管理决策中的应用,是政府公共管理决策水平有效提升的重要方法。政府公共管理决策中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从很大程度上提升管理决策的准确性和质量,从而促进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提高。
摘要：处在当前的科学技术发展背景下,各个领域行业的发展都对新技术进行了应用,对于政府公共管理过程中通过大数据技术的科学有效应用,能为管理决策提供便利。政府的公共管理是保障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具体管理中需要相应的数据信息加以支持,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主要就大数据的主要特征体现和大数据在政府公共管理中的属性加以阐述,然后结合实际对政府公共管理中大数据的作用发挥和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最后对政府公共管理中大数据应用的挑战和应对策略进行详细探究。
关键词：大数据,政府公共管理,挑战
注释
1张向东.当前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创优途径[J].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4(04)
2张向东.论政府公共管理政策资源及其开发[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4)
3关洁.大数据对政府公共管理与决策的影响探析[J]经贸实践,2015(09)
4张勇进、王璟璇.主要发达国家大数据政策比较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4(12)
5于浩.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管理的机遇、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2015(03)
新闻媒体公共决策管理 篇5
近年来, 我国重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 且呈现上升趋势。1998年, 长江全流域洪水;2003年SARS首次出现和蔓延;2008年, 我国出现“雨水冰冻灾害”和“5·20”汶川地震;2010年, 舟曲特大泥石流;2011年, 甬温线动车事故;2012年, 宁波镇海PX群体事件;2013年, 禽流感事件;2014年, 昆明火车站暴恐案。这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已成为阻碍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巨大隐患。国务院于2005年1月26日通过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于2005年5月14日正式颁布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规定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启动的基本程序和措施等。2005年5-6月, 又相继印发了25件专项应急预案和80件部门应急预案。自2005年以来, 每遇重大自然灾害, 国家均会按照预案针对相关省级行政区域启动相应级别的救助应急响应。2007年, 旱灾救助也被纳入应急响应。目前我国正处在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时期, 但面对危机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 我国现有的应急管理体系难以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如何在复杂动态环境下对突发事件进行应急管理, 开始成为21世纪应急管理研究的重点。
二、文献综述
美国学者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危机管理理论的概念, 这也是应急管理理论的雏形。国外学者对当代西方危机管理的研究由单一的政治学研究发展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 对公共危机的应急管理的研究范围从过去自然灾害和政治领域的危机管理的分析研究, 发展为当前面向整个社会的综合类研究领域。西方对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体系的研究发展趋势与欧美发达国家所发生的恐怖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加深有着密切关系。总体而言, 欧美发达国家在针对政府的公共危机的应急管理系统的研究是较为成熟和完整的。
国内学者也对应急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赵红和汪亮川通过对“美国联邦应急计划”的研究, 对我国建立应急管理体系提出了建立常设的国家、省、地区三级突发事件应对机构;建立突发事件应急资源管理体系;制定法律、法规。薛澜等从时间序列、组织行为和决策过程三个方面阐述了应管理体系的建设。金磊则是从城市的功能角度出发, 认为应急管理要在自然灾害面前维护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转, 因此在编制应急预案时, 应当坚持保证供应原则、应急抢修原则、保证水质原则等, 需要建立有效的应急行动中心。也有研究者从应急管理机构的职责出发, 论述了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标准, 才能保证应急管理者能够很好地履行自身的责任。
本研究旨在从复杂动态环境下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系统角度出发, 在应急管理中的复杂动态过程中, 运用动态差分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 深化认识不同组织实体之间竞争的特征和本质, 动态分析竞争导致的系统演化。本文以博弈论理论为框架, 深入研究突发事件组织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建立应急管理子系统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 通过对模型的分析, 找出针对每个组织实体的最佳应对策略。在管理层面, 完善突发事件的动态决策方法, 为政府实施应急对策提供必要的理论和方法支持。
三、应急管理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1、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 “自然”首先选择参与人的类型, 参与人自己知道, 其他参与人不知道;在自然选择之后, 参与人开始行动, 参与人的行动有先有后, 后行动者能观察到先行动者的行动, 但不能观测到先行动者的类型。但是, 因为参与人的行动是类型依存的, 每个参与人的行动都传递着有关自己类型的某种信息, 后行动者可以通过观察先行动者所选择的行动来推断其类型或修正其类型的先验信息 (概率分布) , 然后选择自己的最优行动。先行动者预测到自己的行动将被后行动者所利用, 就会设法传递对自己最有利的信息, 避免传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因此, 博弈过程不仅是参与人选择行动的过程, 而且是参与人不断修正信念的过程。精炼贝叶斯均衡是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均衡的基本均衡概念。精炼贝叶斯均衡要求, 给定其他有关参与人的类型的信念, 参与人的战略在每一个信息集开始的“后续博弈”上构成贝叶斯均衡;并且, 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 参与人使用贝叶斯法则修正有关其他参与人的类型的信念。
笔者认为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最为有效的办法是从应对突发事件的决策者入手, 实行政府领导一把手的救灾机制, 成立政府一把手为核心和相关应急专家、部门等共同组成的应急决策工作组, 这样有利于实施全局统一的指挥调度、人力和应急物资的调配, 及时进行救援活动, 将突发事件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减少损失, 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秩序。
2、模型描述
在突发事件发生前,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为相互独立的局中人。地方政府负责实时监控突发事件, 给中央政府及时反馈, 并汇报可能的突发事件。地方政府的目标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最小化监控费用。对于地方政府, 突发事件可能有n个状态, 这n个状态描述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的概率。中央政府的功能是实时接受地方政府的信息, 对可能的突发事件进行监控。中央政府的目标是最小化突发事件带来的费用, 确保社会的安定, 保护人民的安全。对中央政府, 用m状态来描述项目出现突发事件的风险 (概率*费用) 。中央政府的决策可以控制这个系统。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 信息由地方政府向中央提供信息, 中央想地方提供决策指令。
正常情况下, 地方政府实时监控系统的安全状态, 并作出必要的控制。当系统的安全值超过警戒值之后, 地方政府及时向中央政府汇报。中央根据风险状态, 作出决策并及时反馈给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前, 两者的目标都是将控制的费用最小化。
地方政府对事件的描述有n个:a (1) , a (2) , …, a (n) , 中央政府对事件可能出现的风险的判断有m个:b (1) , b (2) , …, b (n) 。
在地方政府看来, 突发事件遵循下列方程:
a (n) :表示事件的状态, 当事件处于a (n) ≤N1 (N1是一个临界值) , 这表示处于安全状态。当事件处于a (n) >N2, 表示发生突发事件。
u (a (n) ) :表示地方政府的控制函数。当处于安全状态时, 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反馈。
J (b (n) ) :当a (n) >N2, 表示发生了突发事件, 地方政府将突发事件汇报给项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根据突发事件对采取相关的应急措施, 控制突发事件。通过中央政府的控制, 事件到达x (n+1) 。
在中央政府看来, 突发事件遵循下列方程:
b (n) :描述事件的状态。I (x (n) ) :事件风险评价函数。中央政府根据当前状态x (n) , 通过此函数计算出事件的风险。M1, M2为两临界值。以b (n) <M1:表示目前风险可控, 不须采取任何措施。v (y (n) ) :中央政府的控制函数。表示突发事件控制实施以后, 事件风险的状态转移。
3、应急管理博弈模型
对于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是:minΣωu (a (n) ) , 对于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是minΣδv (y (n) ) 。总的目标是整个社会的安全最大化。总费用为两个阶段的总和。发生的费用正比于控制函数。总费用为两个阶段费用的总和。
因此, “监控—决策”动态差分博弈模型为:
约束条件
运用动态规划等方法接触上述差分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解。假设 (u*, v*) 是上述模型的解那么他们满足不等式:
即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 (u*, v*) 是最好的决策组合, 无论他们采取何种决策, 社会的安全都不会比这种选择更好, 安全更高。
四、结束
随着社会的发展, 突发事件的发生也越来越多, 只有拥有完善的应急系统才能正确的应对突发事件, 使整个社会因突发事件的发生损失最小化, 安全最大化。本文以博弈论理论为框架, 分析研究了应急管理预案的形成过程和特点, 深入研究突发事件组织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建立应急管理子系统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 通过对模型的分析, 找出针对每个组织实体的最佳应对策略。在管理层面, 完善突发事件的动态决策方法, 为政府实施应急对策提供必要的理论和方法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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