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性的公共责任

复合性的公共责任（精选12篇）

复合性的公共责任 篇1

公共交往是人的基本需求,然而随着现代人居环境营造中公共交往景观场所的消失或简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传统逐渐失落,人们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幸福感不断下降,生活缺乏活力、失去特色。在此时对我国传统聚落中公共交往景观场所深入研究,是一次本土化人文关怀的反思式回归,对寻回我国现代人居环境营造中逐渐失落的对公共交往需求的关注,为聚落发展注入活力,都至关重要。

一、对传统聚落景观场所的理解

传统聚落是我国古代人民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自下而上”形成的普遍聚居形式,它体现了我国聚落群体的本土化信仰和行为规范。景观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社会载体,作为“生活在其中的栖息地”,与建筑共同成为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生活其中的建筑外部空间环境而存在。

景观这一含义与“场所”存在很多契合点:人、活动、栖居。建筑外部空间环境同样以建筑为边界,与建筑密不可分。因此,本文将建筑现象学中的场所理论引入景观范畴,提出“景观场所”概念:关注人所存在的建筑外部景观环境空间。本文研究对象:公共交往景观场所,即人所存在的公共交往空间,关注人的交往行为与公共空间的关系。我们认为景观场所应具有如下特征:不同景观场所拥有特定的“场所精神”;景观场所不是抽象的地点,是由具体事物组成的整体,事物的集合决定了“环境特征”;景观场所是质量上的整体环境。本文从结构层次和序列关系对公共交往景观场所的结构展开研究,旨在通过抽象分析找到与场所精神的内在联系。

二、传统聚落公共交往景观场所的构成要素及其尺度界定

从聚落空间结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可将公共交往景观场所归纳为“点—线—面—体”的空间特征,适应并激发人的公共交往行为。

尽管不同聚落中人们的公共交往内容相异,但公共交往的基本原则和人对交往环境的评价标准没有根本变化。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中将户外活动概括为三种类型:必要活动、自发活动与社会活动。公共交往景观场所承载着上述人的户外活动意图所激发的交往活动行为,不同空间满足相应的交往行为需求。《隐匿的尺度》中人的距离感受器官(眼、耳、鼻)的感知尺度(表1)对公共交往景观场所的尺度界定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1. 点

(1)小型场地

在《隐匿的尺度》一书中提出了不同交往形式的习惯距离(表2),据此笔者将小型场地定义为:由一组端点互相连接的简单直线所界定的多边形,且其中任何两点间的连线不可以与周边相交的凸状空间,边界间距3.75m,属慢速步行空间。此种小型场地满足人的视听感官亲密接触距离,具有共存感,这是促进人自发交往行为发生的基础,为潜在的社会交流景观场所。

(2)景观小品

水井、码头等满足人的必要的社会性户外活动需要;景观植物、花架等能够刺激人的感官满足,激发亲近感、吸引人的聚集;牌坊、门楼、影壁等起到标识、空间限定作用……

(3)公共景观建筑

祠堂、戏台、庙宇等公共建筑满足人的社会活动需要。

2. 线

(1)街道

笔者依据上述感官尺度的理论,得出宽度界定的如表3。

(2)河道

上述宽度界定同样适用于河道,河道岸线提供给人的亲水程度、景观美化程度等同样影响着人的交往行为。

(3)廊道

上述宽度界定同样适用于廊道,廊道较街道和河道具有更多围合界面,能够更多地激发人的空间共存感,是促进人交往活动的重要方式。

3. 面

依据上述尺度规律,笔者将“面”分为两类—中型场地与大型场地(表4)。

4. 体

人的感知范围是立体的,因此每一个交往空间亦是立体的,上述点、线、面空间都具有感知高度,在不同标高的交往中往往更加强化,形成富于变化的空间复合体。

三、传统聚落公共交往景观场所的复合结构层次

笔者依据地理与类型差异(表5)选取碛口、玉堍村、初溪村三个传统聚落进行研究,旨在深入分析传统聚落公共交往景观场所的复合结构。运用空间句法的轴线地图法(1)和空间结构分析(2),通过对比验证传统聚落中公共交往景观场所的结构层次与序列直接关系村民的交往行为,而这一切都受到地域性差异的影响。

1. 碛口古镇业缘型聚落

(1)区位

碛口古镇位于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县城西南80km湫水河与黄河的交汇处,有水运之利,自古因水旱转运码头而兴起,素有“九曲黄河第一镇”之称,为商业文化集镇。后人将其定位为“黄土高原旱作农业兼骡马运输的院落式及窑院式的业缘型村落”。

(2)公共交往景观场所结构层次分析

本文重点对该古镇的公共交往景观场所进行梳理与研究(图1)。由碛口镇的轴线地图可见,该地主要以码头为吸引点,滨临黄河的道路为主要道路,以垂直河道的纵向巷道形成主要联系,由三级横向平行道路串联。该轴线肌理呈现出东、中、西三段不同形态。东段横向轴线多曲折,与中段一脉相承,这主要与山体地形相关,同时东段与中段均以船坞商贸为主,联系紧密,龙王庙作为古镇精神中心便坐落于中段山头;中段轴线平直整齐,分布较密,主要由于中段地块寸土寸金;西段轴线多曲折,分布相对宽松,且具有内部向心性。碛口古镇以中段山头的龙王庙为精神中心(图2),主要的大型公共场地围绕其周围;东段小型场地分布较中段多,且多分布于巷道曲折处和脑畔起(3)。中段巷道空间并未存在小型场地;西段小型场地密布,多围绕该段中型公共场地分布,主要由于西段相对远离河道,船坞商贸的业缘关系相对弱化,聚居特性更加明显。依据古镇东市—中市—西市的划分历史,以及公共交往景观场所的构成肌理,可以看出碛口古镇由三个不同结构的组团构成。

为了进一步分析该镇公共交往景观场所结构层级,笔者选取西市进行放大详细分析(图3)。从图3中平面、剖面分析可以看出古镇的横向联系较弱,纵向巷道构成主要交通往来,由巷道入户,每户有精致的门楼和户前场地。这是由业缘聚落的性质决定的,建筑多作商行和客栈之用,直线形垂直山体的巷道不但适应山势,而且可以便捷地将来客由沿河主街引入。建筑多为窑院式,入户有过渡门厅空间,围绕中心院落有檐廊。综上可以得出该镇公共性景观场所的结构层次(图4,图5)。

2. 玉堍村血缘型聚落

(1)区位

玉堍村位于湖北省阳新县城西北浮屠镇,选址于山间平地,村落形成于清代中期,以李氏宗祠为中心,围绕五个支祠聚居,布局较完整,是典型的鄂东南血缘型聚落。村落祠堂与水体系统相得益彰,五个支祠当中,三个支祠的门前有水塘,一个支祠门前有溪流,祠堂临水的场地成为颇具活力的村民公共交往集中地。

(2)公共交往景观场所结构层次分析

由轴线地图可以看出轴线呈现出围绕祠堂的向心性(图6),多曲折,且分为“左—右”两部分。主要轴线以李氏宗祠为中心呈“大”字型发散。由图6中空间结构分析可知轴线曲折处多存在小型场地,且多集中围绕在各祠堂大型公共场地和水井、古树等景观小品周围。玉堍村位于山间平地,地势无明显高差变化,围绕宗祠布置水塘与中心大型场地,由主要道路联系,宗祠为多进院落式,民居围绕宗祠布置,由次要道路联系(图7,图8)。综上可以得出玉堍村公共性景观场所的结构层次(图9)。

3. 初溪村客家土楼聚落

(1)区位

初溪土楼群位于福建永定县南部的下洋初溪村,元末明初徐氏在此开基。该村占地15万m2,海拔400m~500m,群山环抱,坡度较大,土楼群坐落于北面山势相对较平缓处,坐北朝南,一条小溪自东而西横穿而过,成为由土楼、民居、小桥、溪流、梯田等元素浑然天成的客家传统聚落。

(2)公共交往景观场所结构层次分析

由图10中轴线地图可以看出该村轴线以三水交汇处为起点沿上游树枝状延伸,主要道路位于村落外围,村落内部主要轴线与溪流平行呈线性,横向尽端式入户,少网状联系,少曲折,土楼建筑所在的轴线尺度往往较周边民居大很多。结构分布图中可以看出由于轴线肌理的特点,该村街巷中少有小型交往场地。该村没有明显中心,通常起中心作用的祠堂,此处仅作为土楼建筑内部的景观点而存在。公共场地多分布于轴线末梢,作为土楼与民居的入户场地而存在,区别于前文两个村落。土楼多有一门楼入口,内部的庭院交往空间呈多进环形,中心为祖祠所在。

该结构特点受丘陵地貌影响,并与该村的客家文化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该地的客家人多是由我国中原内陆因自然灾害、战乱迁徙而来的,作为外来人具有很强的团结与防御意识,这也决定了土楼内聚与排外的性格。因此客家土楼选址相对脱离于当地民居,门前有属于自己的较大活动场地,供奉自己的宗祠。而那些当地民居也往往独立存在,散落在村子一隅,缺乏内聚动力。综上可以得出初溪土楼公共性景观场所的结构层次(图11)。

4. 小结

(1)公共交往景观场所结构层次

公共交往景观场所是由点、线、面构成的立体交往空间,笔者依据上述分析结果,将三个聚落的结构层次用拓扑关系表示(图12)。可以看出,碛口存在五级结构、六层关系,玉堍村有六级结构、八层关系,两者均由交往景观点作为构成基础,前者交往景观点为码头,并因其水运文化出现了二级交往景观点龙王庙作为古镇精神中心,体现了业缘船坞商贸特色,后者为宗祠,体现了血缘聚落的特色。而初溪村则存在三级结构、四层关系,由交往景观场作为构成基础,二级一分为二,相互独立,体现了客家聚落的聚居特点。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纵向结构层级的主干节点代表了关键的公共交往性景观场所,且级数越低,公共性越大;横向层级关系代表了围绕每级关键公共交往景观场所居住在同级范围内的人们之间的交往空间的组织方式,交往概率和频率由结构中心向两侧递减。因此结构层数越高,代表公共交往景观场所越丰富;公共程度的选择越多,即级数越高,能够满足人们交往行为需求的选择越多,则发生不同程度公共交往行为的频率和概率越大。由此可以看出,玉堍村人们的公共交往活动最活跃,以生活交流为主;碛口次之,以商贸交流为主;初溪村相对保守,交往存在明显局限性。同时,不同聚落因其地理、人文背景不同,所承载的场所精神不同,从结构组织的方式和要素可以明显体现出来。

(2)公共交往景观场所的序列关系

依据前文分析结果,可将三个传统聚落的公共交往景观场所的序列拓扑关系总结如下(图13):

碛口古镇—四个码头、一条滨河主要干道、中段一座龙王庙,全镇分为东—中—西三市,东市以巷道串联起小型场地与脑畔起中型场地引导入户,中市巷道直接入户,西市围绕自身中心大型广场联系小型场地与中型场地引导入户。

玉堍村—一座宗祠、一个中心广场,五个支祠“3-2”分为两个组团,每个支祠由门前中型场地联系小型场地、水体、古树等景观节点,并且引导入户。

初溪村—以三水插口为起点组织枝状道路,联系土楼与民居各户前中小型场地引导入口。

可见,不同聚落的公共交往景观场所结构层级关系可以由于业缘、血缘等特性呈现相似性,然而不同聚落因其存在人文、地域差异性,具有不同的聚落精神,因此其公共交往景观场所亦呈现出不同的场所精神,表现出不同的结构元素的不同序列组织关系。

四、结语

通过研究可以看出,传统聚落中公共交往景观场所具有复合结构层次。级数越高,交往公共程度的选择越多;层数越高,公共交往景观场所越丰富。复合结构层次能够满足人不同程度与方式的公共交往需求,促进公共交往行为的发生。同时,公共交往景观场所结构元素的不同序列组织关系体现了不同地域人群因其地理、人文的差异,具有不同的公共交往行为习惯,表现出不同的场所精神,为研究聚落内在特征提供参考。

传统聚落公共交往景观场所复合结构研究对现代聚落更新、挖掘聚落的场所精神、关注人的交往需求、提高住区活力、创造适宜的人居环境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与启示作用。本文仅选取我国不同地域有代表性的三个传统聚落开展研究、对比分析,值得深入研究的聚落还有很多。

参考文献

[1]扬·盖尔.交往与空间.何人可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2]诺伯格·舒尔茨.存在·空间和建筑.尹培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

[3]李晓峰,谭刚毅.两湖民居.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4]胡大新.永定客家土楼研究.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06

[5]俞孔坚.景观的含义.时代建筑,2002(1):15～17

[6]白桦琳,杨忆妍,郝君,王乐君,王南希.黄河边即将消失的活遗址—碛口古镇的保护与和谐再生.中国园林,2010(11):39～42

[7]朱文龙,王欣.黄河晋陕段沿岸历史建筑的空间布局研究.华中建筑,2008(12):156160

[8]杨宝,宁倩.统生土民居建筑遗产保护对策—浅议福建永定客家土楼的保护.华中建筑,2007(10):162～165

复合性的公共责任 篇2

刘 俊

（湖北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２０５）

摘 要：中国红十字会等非营利组织不断爆发的丑闻，引发了人们对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思考。通过对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缺失的原因分析，试图从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自律机制、建立行业互律机制、构建多元的监督体系等方面强化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承担。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中国红十字会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６５－２２７２．２０１３．10．０38

非营利组织的组织目标和公共责任高度契合，对非营利组织而言，承担公共责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２０１１年的“天价饭费事件”和“郭美美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了风口浪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质疑。本应承担公共责任的非营利组织，却屡屡爆出丑闻，引发了人们对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深层次思考。

１ 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内涵

何谓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国内外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表现为法律责任、财务责任、绩效责任、职业责任和道德责任等。范围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上的责任，即非营利组织对委托人（政府、捐赠者等）承担责任；二是对下的责任，即非营利组织对服务对象的责任；三是对外的责任，即非营利组织对外部专家和同行所承担的责任；四是对内的责任，即非营利组织对专职雇员和志愿者的责任。在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中，尤其强调职业责任和道德责任，即非营利组织以公益为首要目标，成员要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并且组织成员在行动过程中要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

２ 中国红十字会承担公共责任的现状

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是以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中国红十字会自１９０４年成立，经过１００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非营利组织。它有２１５．６万名志愿者，１１万个团体会员，９．８万个基层组织，２ ６５８万名会员，其中１ ７７５万名青少年会员。

作为中国最大的非营利组织，中国红十字会在承担社会公共责任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在备灾救灾、卫生救护、青少年教育、宣传筹资等领域更是发挥着先锋模范的作用。如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２０１３年“雅安地震”，中国红十字会率先奔赴现场展开救援工作，并通过各地的红十字会组织，筹集物资和资金，进行地震的救援工作和灾后重建工作。又如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中国红十字会通过网络媒体、现场宣传、活动日等各种方式，宣传防治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并卓有成效。总而言之，在公共责任领域，中国红十字会发挥的巨大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但在其承担公共责任的同时，也面临着困境和危机。

“天价饭费事件”、“郭美美事件”使得中国红十字会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２０１１年８月，《联合早报网》以“郭美美事件之后你还会给红十字会捐款吗？”为题，开展了一项读者投票，调查结果显示当中有高达７７．６７％的读者表示“不会再捐款，会选择其他渠道”，有１０．７５％选择“视情况而定”，仅１１．５８％的读者表示“依然信任红十字会”。据有关媒体报道，自从郭美美事件爆发以来，红十字会的捐款数额大幅下降，有些地方红十字会的捐款逼近零，红十字会公信力严重丧失。

３ 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缺失的原因分析 ３．１ 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现有的法律法规远远不能满足非营利组织蓬勃发展的需要，非营利组织运作与管理不断遭遇法律空白，无法可依，发展严重受阻。如《基金会管理条例》中规定基金会应当及时如实地向捐赠人说明善款使用情况，但可控性和操作性不强。“郭美美事件”之后，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中国红十字会开通了捐赠信息发布平台（试运行）。但各项资金数据也只是一个归类和总数，并没有具体的明细。善款的使用情况，大部分捐赠人无从知晓。个人捐款不知去向，更不必说跟踪报告，就连捐款查询也是１０万元以上才能查询，１０万元以下却不能知晓。

３．２ 缺乏有效监管机制

（1）政府管制不足。我国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即有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同时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管理，严重影响到非营利组织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发挥，而且由于两个管理部门的职责划分不清、相互推诿，使得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存在一些真空地带。

（2）社会监督不够。一方面，社会监督意识淡薄，公众主动对非营利组织监督的行为很少，主动去了解其财务和资金使用流向的更是少之又少。另一方面，舆论监督乏力，我国的新闻媒介往往是在政府监督部门或其他监督机构发现问题并处理后进行报道，通常是报喜不报忧，这极大限制了其监督职能的发挥。虽然近年来，网络舆论兴起，在“郭美美事件”中，网络舆论给了红十字会极大的压力，但要真正实现有效的舆论监督，还有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3）第三方评估机构尚未真正建立。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完全意义上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第三方评估机构，即独立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专业的民间评估机构，其随时对非营利组织的运作状况、财务状况、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及时、客观和公正的披露，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３．３ 内部自律机制缺乏

内部自律通常建立在道德伦理和责任认知的基础上，从内部强化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实现。内部自律系统往往比外部制度建设影响更加深远。目前国内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严重缺乏，非营利组织从业人员总体素质不高、思想觉悟较低、工作能力和办事效率低下。尤其是官办色彩浓厚的非营利组织，管理层大多由政府部门官员兼任，非营利组织成为领导退居二线、发挥余热的重要场所。这些一方面导致非营利组织专业能力低下、管理理念落后，另一方面组织内部人员基本素质、职业道德操守及公益精神不同程度缺乏，与组织的宗旨和使命严重背离。

３．４ 慈善行业垄断

慈善行业的垄断在提高组织专业化水平、降低慈善成本、提高项目的运作效率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优势，但由于缺乏竞争也造成了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淡薄、公益精神与使命感缺失等问题。官办色彩浓厚的非营利组织能筹集大量的善款，但善款没有及时用出去，或者偏离了公益领域；这类的非营利组织没有筹集资金的压力，因而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去保障资金的高效使用，保障捐赠者的知情权，维护组织的公信力。

４ 强化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途径 ４．１ 建立完善的法律框架

（１）利益相关者权利制度化。各利益相关者参与监督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法律法规应明确规定捐赠者、受益人、民众等利益相关者对非营利组织的权力和责任。捐赠者有权对非营利组织运作状况、资金使用状况进行监督，如果非营利组织违反捐赠者意愿，捐赠者有权通过一定途径督促非营利组织实现特定公益目旳。受益人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服务对象，若非营利组织违反合同约定使其利益遭受损失，法律规章中应有特定的条款规定帮助受益人进行维权。此外，社会大众、媒体的知情权与监督权也应得到具体的保障。

（２）建立信息披露制度。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或缺乏操作性，都会不同程度的造成捐赠人、受益人、社会公众的信息不对称，利益相关者对非营利组织监管权利难以保障。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应注意三点：一是信息披露途径多样化。拓宽信息披露的渠道，包括政府登记管理部门与业务主管部门披露、非营利组织自觉披露、第三方评估机构披露、网络和媒体等社会大众披露等。二是信息披露内容的明确和具体。即对哪些内容进行披露、披露内容指标的设置和操作化等。三是信息披露的现实性与可行性，即对可能进行披露的内容进行详细制度安排，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４．２ 建立良好的自律机制

（１）道德驱动的自律。道德驱动的自律是以价值观、人生理想、社会责任感和事业感为基石的自律。它主要依靠信仰、习惯、良心和社会舆论等来维护和保障实施。道德驱动的自律使非营利组织成员在完成组织使命的过程中具有正义、平等、民主、诚信的优秀品质，并强烈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尤其在面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冲突的窘境时，能够顾全大局，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２）信用文化的自律。非营利组织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依靠组织宗旨和使命凝聚志愿者。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的驱动和其他各种诱惑的影响和侵蚀，也存在着志愿失灵。非营利组织只有依靠先进的组织文化和信用文化，吸引和凝聚更多的志愿者，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４．３ 建立规范的行业互律机制

（１）同行互律。非营利组织的同行互律机制主要是通过行业协会、行业联合会或公益组织机构等，对组织成员实施监督和约束，保护组织成员。行业互律有以下三种形式：行业认可制、行业赞许制、行业规制。同行互律是依靠非营利组织自身的力量对组织行为进行互相监督，节约了监督成本。同行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与共同发展，形成网络式的互律机制，规范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行为，从而逐步形成同行领域的共同道德、共同意识和共同规范，以相互制约的形式促进非营利组织履行公共责任。

（２）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有效的评估是非营利组织行业互律的基础。评估机制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先期可以考虑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参与下，组建相对独立并具有一定权威的评估机构，开发形成合乎中国国情的非营利组织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机制的引入实质上是改变政府对非营利组织业务直接管理为监督管理的模式，提高监管的效率，增强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随着评估机制的引入，逐步培育有条件和有能力承担政府部分管理职能的非营利组织，实施对其他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真正实现非营利组织的自我管理。

４．４ 构建多元的监督体系

（１）完善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理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形成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应该从严格限制转变为逐步放松规制。主管部门管理的重心不再是严格的准入审查和日常事务的管理，而是宏观管理和监督，积极培养非营利组织的自治性；改革传统的年检制度，完善监督和评估标准；实行公益托管制度，加强政府在监管中的权威和刚性约束。

（２）强化社会监督。要进一步加强公民的责任意识，保障公民的社会政治地位，如开通领导信箱、电话投诉、网络曝光等。一方面拓宽公民监督渠道，让公民监督有更多的路径选择。另一方面政府要保障公民监督权，保证其合法的监督主体的地位。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媒体监督的重要性，而且通过媒体报道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更易引起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视；公民的更多信息来源于媒体，这会对非营利组织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

参考文献 １ 闫宏伟．第三部门公共责任与监督机制研究［Ｊ］．改革与开放，２０１０（１２）２ 金世育．非营利组织服务动机的公共性：困境与对策［Ｊ］．求实，２０１１（２）３ 颜琳．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公共责任及其实现机制［Ｊ］．济宁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１）

４ 徐敏宁，李阳．提升公信力是我国非营利组织走出困境的有效路径［Ｊ］．唯实，２０１０（１０）

５ 陈旭清．中国ＮＧＯ社会责任及实现模式［Ｊ］．晋阳学刊，２０１０（１）

复合性的公共责任 篇3

摘要：公共产品理论是界定财政支出责任的理论依据，而公共产品纯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公共产品理论，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及明晰财政支出责任提供了详细的界定标准。公共产品纯度和财政支出责任呈负相关关系，公共产品纯度越低，财政支出责任越大，反之则越小。

关键词：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纯度 财政支出责任

一、公共产品理论及公共产品纯度的提出

（一）公共产品理论回顾

关于公共产品的研究，最早萌芽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尽管他没有明确地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但其通过论证政府的职能，表达出了公共产品的类型与层次、提供方式及其效率、资金筹集的原则等公共产品的思想。林达尔于1919年提出了最早的公共产品理论研究成果即林达尔均衡，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均衡与效率条件进行了模型化。之后，萨缪尔森首次界定了公共产品的概念，表述了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并正式论述了公共产品最优配置的一般均衡条件。1973年，桑得莫发表了“公共产品与消费技术”，着重从消费技术角度研究了准公共产品。至此，公共产品理论趋于成熟。

（二）公共产品纯度的提出

在公共产品特征、分类、供给研究的基础上，很多学者根据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建立了产品谱系的思想，根据产品符合某些特征的程度来表示产品的公共性的强弱，把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视为谱系上的两个极端。布坎南、阿特金森与斯蒂格利茨、巴泽尔等的分析较有代表性，这是公共产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为公共产品纯度概念的提出提供了极大的理论启示。国内学者对公共产品的研究起步较晚，并大多是在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实际问题的探讨。但是国内学者却借助公共产品的相关理论提出了公共产品的纯度问题。陈国庆，王叙果（2007）在《公共产品纯度：公共产品市场建设的理论基础》一文中提出，公共产品纯度一直隐含在公共产品分类研究之中，有三个重要发现：（1）公共产品纯度是公共产品分类有效的依据，公共产品分类表面上依据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实质上依据公共产品纯度；（2）公共产品纯度不仅取决于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还取决于技术上的可分割性、传统的收益性和制度约束性；且制度约束性是一票否决；（3）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马暕，尚娟（2012）在《交通建设“两个路网体系”的经济学解释一——基于公共产品纯度理论》一文中以公路为例，从产品维度和时间维度的角度提出了公路这种公共产品公共性的大小，即公共产品的纯度，并分析了不同纯度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

二、财政支出责任界定在各类产品提供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理论根据产品是否满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将其划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且理论和实践证明，对于纯公共产品或不具备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市场会因“搭便车”问题对其提供不足，因而需由政府提供；对于能够实现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可考虑由市场提供或政府提供。

（一）对纯公共产品的界定较模糊

纯公共产品，指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和服务，理论上应由政府提供，属于财政支出责任范围。现实中，对纯公共产品界定较为模糊，导致财政支出责任不明确。例如，一项科研活动是属于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性科研没有特别明确的标准。

（二）对纯公共产品本身缺乏具体细分

纯公共产品包括多项具体内容，应按其内容区别界定财政支出责任，而现实中政府并没有对某些纯公共产品加以区分。例如，北京政府于2013年底对公共安全类中的“护照快递”实行免费速递，快递费用由本地财政负担。然而，“护照快递”并非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无差别的需要，完全可由市场提供，政府免费速递实际上承担了市场事权和额外的支出责任。与此相反，“办理身份证”属于社会公共需要，而现实对此类纯公共产品的提供并非免费，相当于政府未承担应有的支出责任。

（三）对准公共产品提供中政府承担的财政支出责任不明确

准公共产品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兼具部分公共产品和部分私人产品性质的某类产品，如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等。对于可解决排他性问题的准公共产品，可考虑由市场提供，但由于准公共产品具有部分公共产品的特征，因而支出责任可根据公共产品的纯度和市场效率来决定政府与市场的承担比例。当前，财政对准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第一，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多为政府提供，未实现多元化提供。对于具有排他性特征的准公共产品，由于解决了非排他问题造成的“搭便车”行为，可以考虑采取私人提供的方式，如高速公路、公交地铁、医疗服务等。现实中，政府对部分准公共产品，如公交地铁承担过多的支出责任。第二，准公共产品的生产未充分引入市场竞争。如北京地区的地铁建设责任基本由政府承担，除地铁4号线和14号线采用PPP模式（政府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70%），引进社会资本（港铁）以外，其他交通运输业的投资责任基本都是政府，即使采用了其他的融资手段，但最终形成的债务也都由政府承担。因此，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责任基本上就是政府承担。

三、公共产品纯度与财政支出责任界定的关系

（一）公共产品纯度与公共产品属性值的赋予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完全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是纯公共产品，完全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是私人产品，但是很多产品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又具有不同的程度，这便涉及到公共产品的纯度问题，同时公共产品纯度又受到技术上的可分割性、传统的收益性和制度约束性的影响。财政支出责任是政府承担的运用财政资金履行其事权、满足公共服务需要的财政支出义务，其中事权是指为一级政府在公共事务和服务中应承担的任务和职责。纯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提供，属于财政支出责任；私人产品除由于特殊目的之外，则必须由市场提供；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理论上讲应该是既可以由政府提供，又可以由市场提供，现实中是否应该由政府提供以及政府提供的程度则取决于公共产品纯度。我们可以依据公共产品纯度， 快速明确公共产品属性，以确定其是由政府机制解决，还是市场机制解决，改变因公共产品属性不清，影响政府决策的局面，为公共财政的发展，找到相对准确的边界。如果将纯公共产品属性值界定为0，私人产品属性值界定为1.0，其它的产品属性值应该是介于0和1之间。本文将0—1之间的产品属性值细分为0—0.2、 0.2—0.4、 0.4—0.6、 0.6—0.8、0.8—1.0，越接近0，产品属性就越接近纯公共产品的特征，越接近1.0，产品属性就越接近私人产品的特征。

（二）公共产品纯度与财政支出责任的关系

关于“市场”和“政府”，凡是依靠巿场机制能够带来较高效率和效益，并且不会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都要交给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都不要干预。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存在政府越位和缺位现象。政府越位，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政府缺位，则弱化了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完善巿场化改革，必须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在财政支出责任方面，就是属于政府的职能范围，就应该界定为财政支出责任。而政府职能的确定最终也是归结到政府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而提供的标准则是依据公共产品的纯度。公共产品纯度越低，即公共产品属性值越低，政府提供这种产品的财政支出责任就越大；反之，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就越小。公共产品的纯度与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呈负相关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国庆，王叙果.公共产品纯度：公共产品市场建设的理论基础[J].财贸经济，2007（10）

[2]马暕，尚娟.交通建设“两个路网体系”的经济学解释一——基于公共产品纯度理论[J].长安大学学报，2012（1）

[3]陈晓永，张云.环境公共产品的政府责任主体地位和边界辨析[J].河北经贸大学，2015（2）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015年度社科计划面上项目“基于北京市财政可持续性的政府投融资体系研究”（项目编号：SM201510038004）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项目（The Impor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Caliber Talents Project of Beijing Municipal Institutions）”的资助〕

复合性的公共责任 篇4

一、有限责任公司中人合性与资合性的矛盾表现

(1) 资合性强调资本的作用, 并不关涉股东与公司的关系, 而人合性则强调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信赖关系。各国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在人数上都做了最高限额的规定, 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在诞生之初便是基于中小企业的模型而构建的, 对于有限的资本和促进企业的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将资金和人的联合发挥出较大的优势作用。但是这种优势仅能在一定的规模之内才能实现最优组合, 当企业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 有限责任公司的这种双重属性一方面要维持资本的充实与确定, 另一方面又要兼顾股东自身的条件与股东之间的关系, 因此, 这种资本上的膨胀欲望和人的条件上的限制便成为扩大公司规模的一种阻碍。

(2)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因负有限责任而往往容易促成投机和欺诈, 破坏原有的股东彼此之间的信赖关系, 加大了债权人所要面临的道德危险。有限责任公司中, 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这也是有限责任公司资合性表现突出的一方面, 而正是这种责任的有限性, 加上有限责任公司本身股东的人数较少, 而且并不像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较强的公开性的特点,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更容易借由相互之间的信赖关系而串通, 或者利用优势地位投机和欺诈以谋求不当利益, 从而使债权人的利益遭受损失, 形成对股东信赖关系的反噬。

二、有限责任公司中人合性与资合性平衡的制度设计

(1) 有限责任公司虽然兼具人合性和资合性的特点, 但保持公司独立的人格仍是首要因素。在实践当中, 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或财产混同的现象仍然存在, 这种混同并非是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与资合性有效融合的表现, 而是因为其中一种特性过于强势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人为创造的一种公司类型, 股东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当中可能发挥较大作用, 但公司仍是以其独立的人格对外承担责任, 因此, 在公司成立之初, 法律对于公司的成立条件便应当突出有限责任公司的独立性。从内部关系上来看, 有限责任公司的规模一般较小, 股东人数也相对较少, 在组织机构上对于完整的公司体系的需求并不像股份有限公司那么强, 过于严苛的组织结构的规定可能会无形放大人合性的作用, 使得本来应以出资为基础的有限责任公司在运行上开始依赖于管理者上。因此, 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 要给予这两方面充分的考量, 在突出有限责任公司人格独立的同时, 予以必要的方便。

(2) 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不同, 公司的经营管理与公司所有是相分离的,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而这种关系也容易在企业的运行当中滋生破坏信赖关系的因素, 导致股东之间对于决策权的争夺。原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表决权一般认定为出资比例决, 这种表决方式并未过多的衡量人合性因素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所发挥的作用, 因此, 修改后的公司法第43条和第44条既规定了出资比例决, 也规定了可以由公司章程来对公司表决权进行规定, 有学者认为第44条的规定仍旧是要求按照出资比例来进行表决, 这也是最基础和重要的表决方式, 然而新公司法中对于股东的提及已经开始关注到股东本身在公司经营管理决策当中的作用, 这也是符合世界主流观点的, 对于维护有限责任公司内部的稳定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因此, 对于重大事项的决策, 不应仅依靠资本决来进行, 还应当适当地考虑股东人数的发挥的作用。

(3) 有限责任公司中人合性的要求使得股东在一定程度上退出相对困难, 资合性对于股东身份和条件并没有过多的要求, 怎样在维持股东关系稳定, 公司资本不变的情况下保证股东退出, 成为法律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方面。首先应在法律上明确股东确实享有退出权, 股东在适当的时候退出有限责任公司并非是对人合性的破坏, 而正是当股东之间的信赖关系不复存在之时, 此时的退出恰恰反映了股东原来对人合性的需求。从世界各国现有的规定来看,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采取的是一种介于无限公司和股份公司之间的折衷之法, 其股权的转让需要经过一定比例的股东同意。当然, 股东退出制度并不能仅仅作为公司内部的活动来对待, 仍然要考虑股东与债权人之间权益的保护, 同时也要符合我国宏观的经济政策和商法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1]杨来运, 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 华章[J], 2011 (28) :42。

[2]林咏荣, 两岸有限公司法的比较与检讨, 转引自:林国全, 有限公司法制应修正方向之探讨[J], 月旦法学杂志, 2002 (11) :90。

[3]范健, 蒋大兴, 南京大学法学文库公司法论 (上卷)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507。

公共卫生部目标责任书(公共科) 篇5

为了强化目标管理，进一步落实“谁分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条线分管对各科室负责人、职工工作应负的责任，根据卫生局的有关目标要求，结合实际特制定我院公共卫生分管领导工作目标责任书如下：

一、在院长的领导下，分管全院的疾病预防、卫生监督、儿保、妇保等九大公共卫生工作，对本单位的公共卫生工作负主要责任。

二、制定本年度公共卫生的工作计划-公共卫生分解任务书，经院长批准后组织实施，并经常督导检查，及时总结汇报。

三、及时掌握本地传染病的发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制订出预防措施并做好疫情上报工作，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

四、根据疾控部门的安排，作好传染病的预防、隔离和消毒工作。

五、定期开展常见病、多发病、季节性疾病的防治宣传工作。

六、做好食品卫生、职业病防治的检查督促工作。

七、搞好健康教育宣传，利用广播、宣传栏、影视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和健康教育工作。

八、和村卫生室协作做好全镇居民的健康体检，建立健全居民健康档案。

九、做好计划免疫工作和慢病管理工作。

在医院年度检查中，得分排名不低于前三位，并纳入综合目标考核，按月、季、年度分期分段进行。

甲方：孙祖中心医院法人签字：

乙方：公共卫生科负责人签字：

公共设施赔偿责任探究 篇6

关键词：公共设施；赔偿责任；法律性质；赔偿依据；救济途径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128-02

近年来，公共设施致害案例屡屡发生，其赔偿责任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学术界与实务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下述“公用桥梁坍塌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6年5月16日甘肃省岷县某大桥突然垮塌，致桥上若干行人重伤。经调查核实，造成此次垮塌事故的直接原因源于一辆严重超载的大货车。同时，交通管理部门以罚代管并未制止超载货车上桥，公路管理部门长期未尽到对桥梁的养护和管理责任。案件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法律性质是什么？ 应当由谁承担以及如何承担赔偿责任？本文将以上述案件为切入点，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对公共设施赔偿责任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研究。

一、公共设施赔偿责任的含义与构成要件

公共设施，是指由政府提供的供公众使用或享用的设施，包括公共交通及其附属设施（如道路、桥梁、公共停车场、路灯等），公共体育设施（如公共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公共卫生设施（公有垃圾场，污水处理厂、环卫清运车等），公共绿化设施（街道绿化区、公园绿地等）等公共服务设施。公共设施致害，是指公共设施在设置、建造、安装或者养护、管理等方面存在瑕疵或缺陷，不具或欠缺通常应具备的安全性，致使作为使用者的公众的人身或财产权益受到损害[1] 。在此基础上，公共设施赔偿责任，就是指公共设施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因公共设施设置或者管理存在缺陷，给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承担的赔偿责任。

公共设施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侵权行为主体。侵权主体不同，如是民事主体还是行政主体，直接影响着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这一问题将在文章第三部分展开论述。二是有损害事实的发生，且该损害事实是由公共设施在设置、建造、安装或者养护、管理等方面存在瑕疵或缺陷造成的。三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及宽严程度，直接影响受害人合法权益的救济范围。”[2]理论上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存在许多不同的学说，如相当因果关系说、必然因果关系说、直接因果关系说等。目前相当因果关系说似乎是主流学说。该学说认为如果某项事实仅于现实情形发生该结果，还不足以判断因果关系，必须在通常情形，依社会一般见解亦认为有发生该结果之可能性[3]。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只要缺陷实际上增加了损害发生的客观可能性，因果关系即告成立；有因果关系就有赔偿责任；有多大的因果关系就有多大的赔偿责任。”笔者亦同意此观点。

二、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公共设施赔偿责任的一般规定

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以及我国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加快，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愈来愈突显。公共设施的提供便是政府履行这一职能的重要体现。然而，公共设施设置、管理不当对公民人身或财产权益造成损害的情形时有发生。“有损害必有救济”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中就不乏对公共设施致害赔偿责任的规定。

1.《宪法》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41条第3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这是我国在根本法的层面上对国家赔偿责任的概括性规定，是建立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基础。

2.《民法通则》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26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不难看出，该条规定的赔偿责任的适用范围仅仅局限于“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而公共设施包括公共交通设施、公共体育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公共绿化设施等等，范围十分广泛。因此，该条规定不能涵盖公共设施致害的全部类型。此外，该规定的归责原则是以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作为法定免责事由的过错责任原则，而并非严格责任原则，对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不够充分[4]。

3.《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可见当时国家赔偿适用的是违法归责规则。但是，公共设施设置、管理不当引发的赔偿问题不单是违法行使职权的问题，很多情形下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造成的。因此，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责任在当时还不能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2010年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可见，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确立了包括违法归责原则和结果归责原则在内的多元归责原则，这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保障更加充分，因此将对国家赔偿制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案例评析及公共设施赔偿责任相关问题研究

在上文的“公用桥梁坍塌案”中，有四个主体，即受害群众、交通管理部门、公路管理部门以及超载货车的驾驶人。其中，交通管理部门以罚代管未制止超载货车上桥，公路管理部门长期未尽对桥梁的养护和管理责任，货车驾驶人严重超载行驶。以上三方的行为都具有过错，且与损害结果的发生都具有因果关系。可谓多因一果，共同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上述三方均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是，这三方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是否相同？其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受害人通过何种途径寻求救济？下面笔者将就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1.公共设施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

对于公共设施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民法学界大多以侵权行为法为切入点，将公共设施赔偿责任作为民事侵权责任的一种特殊类型加以研究。行政法学者则更加强调国家赔偿责任的公法性质，以区别于民事侵权责任。纵观各方观点，笔者以为，我国公共设施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属于国家赔偿责任，设置、管理公共设施的行政机关应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国家作为国家赔偿的责任主体是由国家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关系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实施行政管理的，因而无论是其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其法律后果都应归属于国家，其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的损害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费用由国库支出，列入各级政府财政。至于具体的赔偿事务，如收集证据，确定是否赔偿和赔偿数额以及决定是否和受害人和解等等，则由赔偿义务机关完成。具体到本案中，交通管理部门和公路管理部门应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按其过错程度，代表国家对受害人进行相应的国家赔偿，而超载货车的驾驶人作为民事主体，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其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属于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要根据责任主体进行区分。

2.相关主体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

现行《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行政处罚法》第23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公路法》第6条第3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对国道和省道的管理职责，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桥梁养护管理工作……”《公路法》第50条规定：“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有限定标准的公路、公路桥梁上或者公路隧道内行驶，不得使用汽车渡船。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驶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要求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依据以上法律规定，本案中甘肃省岷县的公路管理部门没有尽到对桥梁的养护、管理职责；交通管理部门以罚代管，没有制止超载货车上桥。因此，两者应当对其行政不作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该县的公路管理部门和交通管理部门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对受害人进行国家赔偿。而超载货车的驾驶人应根据《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3.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救济途径

前已述及，我国公共设施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应认定为国家赔偿责任，那么在本案中，重伤行人作为赔偿请求人有权按照国家赔偿中的行政赔偿程序寻求法律救济。

依据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依据该规定，我国的行政赔偿程序实行的是“单独提起”与“一并提起”并存的办法。其中，受害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请求的，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在赔偿义务机关不予赔偿或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时，赔偿请求人才可以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此外，行政赔偿诉讼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诉讼，在行政赔偿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可以适用调解作为结案方式。即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在坚持合法、自愿的前提下，可以就赔偿范围、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成立的应当制作行政赔偿调解书，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具体到本案中，重伤行人作为行政赔偿请求人可以根据身体受到损害的程度，按照上述法律程序，要求赔偿医疗费、因务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身体残疾并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受害人还可以申请残疾赔偿金及由其扶养的人的生活费等等。

参考文献：

[1]马怀德，喻文光.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J].法学研究，2000，（2）.

[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572.

[3]房绍坤.国家赔偿法原理与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4.

[4]解志勇，裴建饶.浅析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法律性质与救济途径[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4）.

复合性的公共责任 篇7

1. 公共音乐课所处地位尴尬。

音乐课在小学到大学的课程中都处于一个不被重视的地位。小学的音乐课都是千篇一律的学习，教师机械的教唱一些简单的曲目，并不会注意到个体差异，不懂得因材施教。在初高中，音乐课基本属于从属课程，课时经常会被主要科目所占用。即使上课，音乐教师也只是选取一些简单的欣赏、评论等教学方式进行授课，对学生发展音乐技能所起的作用微乎甚微。大学公共音乐课的开展，使许多没有音乐基础的学生有了了解音乐的机会，但是从小到大学校对于音乐课的态度，使学生认为音乐课对于自己就是消遣和放松的时间。公共音乐课的功能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它不仅没有使学生的音乐素养有所提高，反而是对师资的一种浪费。

2. 大学生对公共音乐课的理解存在偏差。

这里所说的偏差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通过公共音乐课的学习可以在音乐的某一方面有突飞猛进的进步。对于任何一门课程的学习来说，都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领会这一学科的所有知识，必须经过长期系统的学习才能对该学科有所了解，直至掌握。对于那些仅想通过公共音乐课的学习就使自己的音乐能力有大幅度提升的同学来说，这种现象会影响到对该门课程的学习积极性。另一种则认为公共音乐没有任何价值，学不学无所谓。其实质也是由公共音乐课的学科地位不高所引起的。音乐课长期的不受重视，导致学生们认为音乐并不能给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带来益处。

3. 教师对待公共音乐课的态度消极。

一般从事公共音乐课教学的教师都是有音乐专业技能的。他们平时面对的是本专业的，有一定音乐基础的学生，上起课来就很得心应手。而面对非音乐专业的学生，教师本身的积极性就有所减少，甚至有时候觉得上课蒙混过去就可以，学生并不是很懂，而且也不一定想懂。因此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教师不认真教，学生学不会就不想学，学生不想学，教师就更不喜欢教。长此以往，公共音乐课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所谓的开设艺术课程、丰富学生的知识、培养学生的素质也成为了一种空谈。

二、解决综合性大学公共音乐课问题的对策

1. 优化公共音乐课的课程结构。

目前，普通大学的公共音乐课基本都是采用讲授为主，而采用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少之又少。音乐是一门结合了理论知识、感官感受、实际技能操作等多方面的学科，仅仅通过理论讲解来学习音乐，就不免使音乐狭隘化。而在大班教学的情况下，实现音乐实践活动的确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教师可以采用学生自己讲授、选择有一定音乐功底的学生进行表演等方式来使课堂的活动性增强。公共音乐课应以学生欣赏为起点，使学生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随后要加强学生对音乐的审美教育，能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判断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增强学生的审美能力。

2. 学校积极开展音乐实践活动。

艺术来源于生活，为了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学校应不时地开展一些实践活动，多组织一些社团活动来使学生学有所用。现如今的大学有很多已经初具规模的音乐团体，这些团体要在不断提高自身水平的同时，还要不断地接纳新学员，而招纳标准也要不断地调整，以使团体的水平不断上升，同时也会激发学生提高自身音乐素养的热情。

3. 组织教师进行学习，改进教学设备。

公共音乐课的教师不同于音乐专业课的教师，只从事专业技巧的教授，单一性很强。公共音乐课的教师要求知识面非常广泛，不仅要对自己所教专业课的知识熟练，更要对其他专业，尤其是音乐赏析、音乐审美等方面进行学习。音乐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单纯的讲解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学生也无法体会到音乐的真正美感。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对艺术，特别是音乐，道德内容是其灵魂，是其存在的意义。学校音乐课的一切形成都应当旨在发展学生的精神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形成他们的世界观，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因此国家、社会、学校都应密切关注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其更好地为学生服务，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以使大学生的身心更加健康，课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姜文峰,梁丽.当前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J].大众文艺,2009(3).

[2]石磊.对高师音乐教育现状的分析与思考[J].大众文艺,2009(1).

[3]吴晓.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改革初探[J].艺术教育,2009(2).

强化公共媒体的社会责任感 篇8

无须求证, 凭一般的经验和常识, 就可判断它在骗人。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这家卖平板电脑的商家难道不明白?

如此明显的欺骗, 难道这家电视台就看不出来?是利益在作怪吧!

作为公共媒体, 应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 有了良好的口碑, 有了威信, 何愁收视率?何愁经济效益?一个为了钱财什么都敢播的电视台, 能走远吗?

社会责任也需制度和法律保驾护航。任何一家公共媒体都应有敬畏感, 分得清是非, 不可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敬畏感是人类一种神圣的情感, 它可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做任何事都要有一定的标准和底线, 突破标准和底线, 就该受罚。超出原则范围冒险蛮干, 就应承担责任, 否则就是对遵纪守法的耻笑和侮辱。

复合性的公共责任 篇9

(一) 权力制约理论——同步审计的政治学基础

权力与监督, 是近现代政治学研究领域重要的基本概念之一。我国政治学者林喆认为:“权力是特定主体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他物, 使之产生一种压力继而服从的能力”。监督是指为保证公共权力在其所担负职权的正当范围内和轨道上运行, 对其进行监察、督促、检查、调节、控制、纠正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社会现象。存在权力的地方就应当有对权力的监督, 任何权力的运行都不能离开监督和制约。

我国的政党制度,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作为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拥有重要公共权力——重大经济社会事项决策权。中国的政党权力监督是一种新型的制度。毛泽东提出了人民监督思想,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权力监督理论, 强调权力监督要走法制化的道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强调健全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确立, 丰富了我国审计监督制度, 有利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因此, 本文认为, 权力制约理论是同步审计的政治学基础。

(二) 宪政理论——同步审计的宪法学基础

所谓宪政, 就是以宪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 是依据宪法进行政治的原理, 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的现代政体。具体而言, 宪政就是权力分立、权力制衡、人民决定等制度的综合。对政府加以限制, 是宪政思想区别于其他统治思想的核心 (刘颖斐等, 2007) 。宪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它以宪法为依据, 通过对权力规范的良性构建, 促进民主、法治和秩序, 实现国家良好治理。在国家权力机构的设置中, 如何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制约, 大多数宪政国家都通过宪法确立国家审计监督制度, 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宪政的核心价值 (谢志华, 2008) 。国家审计作为一种维护公共利益的政治工具, 它在复杂的政治权力结构中, 监督政府的财政行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可以有效地矫正“政府失灵”行为 (冯均科, 2003) 。正如德国政治学家汉斯所说, 国家审计机关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 显然在制衡与牵制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文硕, 1990)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就是一种对政府财政权力进行制衡的有效手段, 它能限制并监督政府实施财政权力的范围。

我国1982年宪法确立了我国审计监督制度的宪法地位,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作为审计监督制度的具体形式之一, 因此也得到了宪法的支撑, 其宪法理论基础得到了很好体现。2006年修订的审计法对经济责任审计作出了明确规定, 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了直接的法理依据, 增强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权威性, 是国家审计监督制度宪法权威的具体化。因此, 本文认为, 对政府公共权力限制监督的宪政思想是同步审计的宪法学基础。

(三) 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同步审计的经济学基础

受托责任理论也叫委托代理理论, 最早由罗斯提出。委托代理理论作为信息经济学的核心, 为理解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也是分析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 (彭韶兵等, 2009) 。根据受托责任理论, 受托管理公共资源的机构或人员, 由于其资源或资金主要由国家或地方提供, 由此便产生了与这些提供资源或资金有关方面的受托经济责任关系。对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 就产生了现代国家审计。因此, 有学者认为, 受托经济责任乃现代会计、审计之魂 (蔡春, 2000) , 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存在乃审计产生、发展的首要前提 (蔡春, 1999) 。审计在本质上是一种确保受托经济责任全面有效履行的特殊的经济控制, 审计功能存在的首要目标在于促进和保证被审计对象受托经济责任得以全面有效履行的需要。

可见, 政府审计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是紧密相联的。现代政府审计不仅因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产生而产生, 而且因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发展而发展 (蔡春等, 2007) 。在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中国, 当受托经济责任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到指向受托的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 要求其对任职期内本地区、本部门或本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承担经济责任时, 便自然产生了经济责任审计。因此, 经济责任审计本身就是基于特定受托经济责任关系, 针对特定受托经济责任具体内容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审计类型或形式 (蔡春, 2007) 。受托经济责任内涵的不断拓展, 进一步拓宽了审计的领域, 使审计的内容被进一步充实。近年来有些地方审计机关开展的同步审计, 便是很好的例证。由此, 本文认为, 公共受托责任不仅是政府审计产生的理论基础, 也是经济责任审计产生的理论基础, 更是同步审计的理论基础。

二、同步审计的重点内容

(一) 地方党委书记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内容

依据新颁布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省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地方党委书记经济责任审计的侧重点是任期内重大经济事项决策情况和本区域经济监督管理情况, 应主要关注决策、执行、绩效、廉政四个环节。 (1) 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执行情况。主要包括:第一、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制度建立情况。主要关注任职期间是否建立健全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制度。第二、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程序执行情况。重大事项决策是否遵循了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 并分析对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 (2) 重大经济事项推进督察和执行财经法规情况。主要包括:第一, 重大经济事项的推进督察情况, 是否制定重大经济事项推进及考核办法、是否明确重大经济事项推进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是否落实领导分工责任、党委是否定期或不定期召开重大经济事项推进通报协调会, 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是否积极落实督办机制、是否对推进不力的单位和责任人认真追究责任。第二, 重大经济事项执行财经法规及有关政策情况。主要关注是否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 制定的地方有关经济政策、招商引资政策、土地征用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有无与国家政策相抵触或者相矛盾的情况。 (3) 重大经济事项执行绩效情况。重点关注事项包括:第一, 重大经济事项执行绩效情况。一是对照项目可行性报告, 项目执行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 取得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二是项目运行是否正常, 与社会环境是否和谐, 投入产出是否符合预期;三是项目的再融资运作, 能否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并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百姓的利益;四是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变更、调整是否有法可依, 是否影响了地方政府和老百姓既得利益。第二, 重大经济事项执行对地方经济发展目标的影响。如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财政总收入、地方一般预算收入、财政总支出、实际利用外资、社会保险覆盖率、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新增就业岗位等工作目标。 (4) 任期内遵守廉政规定的情况。重点关注重大经济事项集体决策制、领导干部分工负责制、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公示制等制度的制定执行情况, 任期内个人是否有违反规定领取兼职报酬的问题、有无用公款、公物为本人、亲友谋利及在单位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有无利用职权干预、主导工程项目建设招投标、土地招拍挂, 逃避监督或未经集体研究擅自决策, 为他人或亲属牟利提供便利, 甚至搞钱权交易等问题。

(二) 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内容

地方政府行政首长是地方财政预算执行的第一责任人, 对其经济责任审计, 应以全部政府性资金为主线, 围绕经济决策权、经济管理权、经济政策执行和监督权, 沿着财政性资金的走向, 重点关注领导干部在履行经济责任过程中遵守有关经济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情况, 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的管理、决策等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情况, 遵守有关廉洁从政规定情况等。 (1) 重大经济决策及重大投资项目情况。主要审查地方的重大经济决策是否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2) 执行国家财政经济政策情况。主要以政府性资金, 特别是财政性资金活动有关内控制度的健全、合法、有效及实施来确定审计重点。 (3) 地方财政收支及管理情况。以财政决算为基础, 以财政性资金收支管理情况为主线开展审计, 审查地方财政预算编制、批复、执行和决算的程序性、合法性、真实性;审查各项收入入库的及时性、足额性;审查有无自行出台政策, 擅自设立政府性基金或收费项目;审查国有资产转让、处置是否符合规定, 有无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审查各项财政资金支出的合理、合规和有效性, 重点审计有无预算的支出或退库、虚列支出、专项资金拨付不及时及挤占挪用、搞“形象工程”等问题。 (4) 政府性债权债务管理情况。通过对政府性债权债务的管理情况调查, 分析债务规模、结构、负担率及偿债能力。重点摸清各种政府性投资效益情况、债务资金的结构和使用效果情况、还债资金的筹集情况, 分析负债资金的投向是否符合公共财政的要求, 是否有明显超越当地经济发展需要。 (5) 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情况。选择体现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可持续发展潜力、财政性资金收支结构等指标开展审计, 重点审核本级财政收入总量、构成、增长情况, 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及任期内年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情况和人均可用财力, 全面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及潜力;审核对农业、水利、交通、城市等基础设施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环保等社会事业投入情况, 分析财政投入的增加数、增长率, 反映对基础设施建设及公益事业的重视程度;审查有无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现象。

三、同步审计的责任界定与评价

(一) 经济责任的界定

经济责任应包含法律的、管理的、绩效的等方面责任, 它是一种复合责任 (彭韶兵等, 2009) 。依据《规定》,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承担的经济责任, 包括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在同步审计实践中, 应根据审计查证或者认定的事实, 依法依规对其所应承担的责任, 作出科学合理的界定。 (1) 合理区分地方党委书记、地方政府行政首长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地方党委书记和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的经济责任, 两者有区别也有联系。共性是两者作为党政“一把手”, 承担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共同的, 上级考核的指标是相同的, 区别在于两者的职责是有分工的, 党委书记侧重于宏观决策、兼顾管理执行, 政府行政首长侧重于组织执行实施、兼顾决策。在实际操作中, 要根据两者在决策、管理、执行中所起的作用和个人遵守财经纪律情况, 采用“谁决策谁负责”、“谁分管谁负责”、“权责相结合”的原则, 科学界定、区分各自责任。对党委书记的审计评价侧重于宏观经济战略与决策责任, 如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地区社会公平正义制度建设、地区节能减排部署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等;对政府行政首长的审计评价则侧重于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执行与管理责任, 如党委重大经济决策事项的落实和执行情况、任期内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地方财政收支及其他经济活动的组织管理情况等方面。此外, 查出的问题若属于两者共同决策的, 则党委书记、政府行政首长共同负直接责任;属于党委书记应履行的职责而未认真履行的, 则党委书记负直接责任;属于党委书记监督管理不力的, 则党委书记负主管责任;属于政府行政首长执行不力的, 则政府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 (2) 准确划分不同责任的界限, 合理界定不同经济责任的性质和归属。在审计实践中, 应结合《规定》并把握有关原则, 划分现任责任与历史责任、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直接责任与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的关系。第一, 界定现任责任与历史责任。必须在时间范围上划分清楚任期界限, 从而保证准确划分领导干部任期内和非任期内经济责任, 亦即现任责任与历史责任。第二, 界定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对于重大经济事项, 地方党委、政府都要求实行领导班子集体决策。在认定决策责任时, 必须分清集体决策和个人决策的责任, 而不能仅仅看其表面现象。对于由领导班子集体决策造成的失误, 如果是党委会决策的, 虽然是经过集体决策的, 但仍应由党委书记负直接责任, 如果是政府行政首长办公会议决策的, 虽然经过集体决策, 仍应由政府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对于违反决策程序, 独断专行造成决策失误的, 则应由个人负责。第三, 界定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依据《规定》, 正确划分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直接责任, 是指对于其直接经手和分工负责的那部分工作, 其应承担的责任。主管责任是指基于内部管理的分工而由自己直接管理的有关部门, 进而对其负有的相关经济责任。领导责任是指基于内部分工, 自己虽然没有直接管理有关部门, 但由于该部门在财政财务收支及其它经济活动方面存在问题, 进而应负有的相关经济责任。第四, 划分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如国家政策的调整、体制变动、经费指标削减、拨款不到位等被审计人左右不了的客观因素造成的问题, 评价时要做出相应的剔除;如果由于被审计人主观原因造成的, 则应由被审计人个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 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价

审计评价, 不仅关系到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 而且直接关系到领导干部的个人声誉, 如何科学、规范地做好审计评价甚为重要。按照《规定》, 审计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 (1) 依法依规原则。依照法律法规、国家有关规定和政策、责任制考核目标、行业标准以及其他有效的依据等进行审计评价。 (2) 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依照审计查证或认定的事实, 既肯定主要工作业绩, 也要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 (3) 审计评价与审计内容相统一的原则。在法定职权范围内, 按照规定应该审计什么就评价什么, 审计到什么程度就评价到什么程度。特别强调的是, 不能对没有审计的或者没有审计清楚的事情作出评价。评价结论应当有充分的审计证据支持。

在同步审计实践中, 对地方党委书记和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价, 除了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评价外, 更应注重评价其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情况。对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情况的评价, 可以客观反映被审计人的管理水平、工作能力和业绩。审计实践中应主要评价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的管理、决策等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情况。在具体评价时, 通过对事关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指标的分析, 评价其任期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基础设施投入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 并评估其对今后经济发展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蔡春:《审计理论结构研究》 (第1版) ,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论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篇10

一、公共危机内在属性、政府性质与政府责任

在公共危机治理中, 政府承担的角色与责任取决于公共危机内在属性和政府自身的属性。公共危机的公共性与政府的公共性, 决定了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严重性、突发性与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则决定了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责任的有限性。

(一) 公共危机与政府的公共性:

政府责任的不可推卸性。在“经济人”的假设下, 传统经济学认为, 公共物品内在的属性——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 使市场机制在提供公共产品时, 充斥着各种机会主义和逆向选择的问题, 进而导致公地悲剧:无人问津或者使用过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伯顿·维斯布罗德认为的那样, 由于私人企业的营利取向以及市场存在局限性, 单纯的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市场机制在提供公共产品时是没有效度的。[1]因此, 公共物品的提供被认为是政府机制的天然责任。亚当·斯密认为, 公共物品是政府的三大职能之一。而公共危机无疑是公共物品的一种, 比如说其危害性与治理收益不具有排他性。故公共危机治理是政府的天然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政治学中诸多理论, 都论证了政府的本质在于公共性, 其存在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近代的契约论思想家, 更是以其严谨的思维论证了政府的角色与责任所在:保护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生活秩序。洛克就认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 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2]而公共危机的危害就在于破坏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 减少公众福祉。故公共危机的治理无疑是一种公共利益, 是政府的天然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 公共危机的复杂性、严重性、突发性与政府能力的有限性:

政府责任的有限性。现代政府的发展过程已经证明了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政府必须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而公共选择学派更是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政府能力的有限性:与市场一样, 政府同样存在着失灵的状况。政府并不总像其在理论上所宣称的那样的有效。因此, 政府并非万能, 有些事情是超出其能力范围之外的。在公共危机的复杂性、严重性、突发性面前, 政府的能力总是显得捉襟见肘: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后果的严重性、突发性等属性要求治理主体有很强的事态的分析能力、事态的掌控能力、事态的处理能力, 但政府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与素质。比如说, 公共危机的复杂性要求治理主体具有很强的专业素养与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有效地认知问题的所在, 进而解决问题。但政府职能部门往往缺乏这样的专业背景。因此, 公共危机的复杂性、严重性、突发性以及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的责任不是无限的, 政府必须把一些责任让渡出去, 以便让自身更好地承担起其应该承担、亦有能力承担的责任。

二、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的责任:掌舵, 而不是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的职责有两项:宏观层面的决策、指挥职责, 微观层面的执行和操作职责。而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 那么具体执行、操作就是“划桨”。故“掌舵”是指政府在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 而“划桨”则是指具体的服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经验表明: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 政府需要快速灵活地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而政府若困于具体的、操作层面事务, 则只是扮演了救火队员的角色;这样的结局只能是疏于宏观层面的管理, 而不能对外界做出快速有效的反应。正如奥斯本所言, “如果一个组织最佳的精力和智慧都用于划桨, 掌舵将会很困难”。[3]因此, 现代社会的属性要求政府的责任在于掌舵, 而不是划桨。而彼得·德鲁克更是从一个管理学大师的视角, 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和观点。他认为, 任何想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去亲自“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备那样的能力, 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政府不是“实干”机构, 而是“决策机构”。因为“政府并不擅长于划桨”, 政府的职责是掌舵 (指挥) 而非划桨 (实干) 。因此, 在现代社会的常态中, 政府的责任在于“掌舵”, 而不是“划桨”。而于非常态的公共危机中, 政府的责任更是这样。因为在非常态下, 公共危机要求政府反应的更快、更加灵活、也更加有效。具体来说, 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 政府的“掌舵”责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提供公共危机治理的各种制度安排。

公共危机治理的关键在于能将非常态的、突发事件转化成能够通过制度化的通道给予解决的常态事件。故各种制度安排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 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政府是各种合法的、正式的制度的提供者。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 政府需要提供如下的制度安排:第一, 系统完备的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体系。通过法律制度确立公共危机治理的基本原则, 而基本原则的确立将保障政府和各治理主体在非常时期规范地行使各自的权力而不受干扰, 同时保障公民的各种权利不会因紧急状态的出现而遭到侵犯。第二, 完善的公共危机治理的组织体系。公共危机的治理需要一定的实质性的载体——组织, 若没有了组织, 治理就无所依托。故组织体系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核心制度。而这样的组织体系, 不仅包括各级政府组织, 还应该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第三, 统一的公共危机治理的协调机制。庞大的公共危机治理的组织体系, 要在公共危机的状态下高效地工作, 需要有一个机制能够协调他们的工作。第四, 严密、透明、高效的信息管理系统。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 信息的处理是非常关键的要素, 它常常决定危机能否被及时有效地处理。通过信息管理系统, 决策者可以获得及时、准确的情报, 同时, 这一系统承担着向民众提供适当信息的功能。第五, 系统科学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除了以上的外围的各种制度外, 政府还应提供公共危机治理自身的一些制度安排:公共危机治理的预警机制、公共危机的多元治理机制、公共危机治理的绩效评估机制等等。

(二) 培育公民的公共危机意识。

公共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故要使公共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降至最小, 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的水平和社会公众对公共危机的反应能力。前者取决于政府的各种制度建构, 而后者则取决于公民对公共危机的认识与看法。而公民对公共危机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对公民的危机教育。据有关报道, 2008年6月9日, 发生于日本东北部的7.2级大地震仅仅死亡十几个人。这样的结果与政府平时对公民的公共危机教育显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公共危机意识的教育中, 最重要的内容是在公共危机过程中的自救与呼救的相关知识与能力。

三、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责任的缺失根源与对策

(一) 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的缺失根源。

我国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高效表现有目共睹, 但是若仔细审视, 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是缺失的。比如, 公民危机中自救能力薄弱, 社会参与机制的缺失等等。追究根源在于:

1.政府对公共危机的认识不足。

对公共危机的认识不足, 使政府既不能很好地进行制度建构, 同时又不能很好地教育人民。而这些恰恰是政府责任。所以政府对公共危机的认识不足, 是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责任缺失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飞速发展, 使我国社会处于和谐稳定发展状态。这使政府在自觉与不自觉中, 淡化了公共危机的存在:危机似乎是很远的事情。因此, 在某些人看来公共危机的预防措施都是杞人忧天, 是在浪费人力和财力, 更不要说对公民的危机教育。

2.政府职能存在失衡。

政府有经济发展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之分。但由于环境的制约, 我国采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策略, 这一政策在现实中造成的结果是:政府的经济发展职能充分重视, 而社会服务职能重视不足。各级政府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标方面不遗余力, 而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提供方面, 政府则严重缺位, 供给不足。与经济职能相比, 政府对社会服务职能远远重视不够, 投入不足。

3.政府管理模式相对滞后。

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 政府被假定为一个全能的治理能手, 因此政府也被赋予了过多的责任, 政府也习惯性认为其对社会具有全部的责任。故在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下, 政府并没有弄清楚哪些是自己的责任, 而哪些是它可以让渡出去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就会做出一些错位的事情:是其责任的事情没做, 而做了一些不是其责任的事情。政府明明可以提供一定的制度渠道让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危机治理的活动中, 但政府却一定要亲历亲为。

4.公共危机治理绩效评估存在缺失。

虽然问责任在我国政府治理中, 已经初步建构起来, 但是更常态的绩效评估体系还没有真正地建构起来。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同样是这样的。因此, 由于没有绩效评估体系, 一些政府部门和政府人员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就可能政府不作为等情况。

(二) 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的缺失的对策与建议。

基于对公共危机治理政府责任缺失的分析, 本文认为, 应采取以下措施要强化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责任:

1.强化各级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意识。

正确的观念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前提。因此, 政府要从思想上重视公共危机, 强化各级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意识:对行政人员灌输正确的危机观念, 让其认识到我国已经进入到公共危机高发的时期, 我们将面对多种潜在的公共危机, 树立公共危机随时可能发生的观念;对行政人员进行危机教育和道德教化, 让其意识到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人民, 对公共危机治理是其责任和义务所在;开展公共危机的训练和演习, 让其在实践中直接感受到公共危机的破坏力和治理公共危机的重大意义, 促使其提高危机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

2.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 同样是提升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的关键所在。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 使政府真正地解放出来, 让其做它应该做的事情, 它能够做的事情。在职能方式上, 从微观管理、直接管理向宏观管理、间接管理转变;在职能的重心上, 把经济建设和公共服务职能摆在同一位置, 甚至是以公共服务为主。具体到公共危机治理, 政府的职责在于各种治理制度的供给, 就是公共危机宏观层面的各项决策与管理。

3.改革政府治理模式, 实现多元治理模式。

单一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多元治理必将替代政府的单一治理模式。故在公共危机中, 使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是现实的要求, 必然的选择。但社会力量能否科学、有序地参与到公共危机的治理中, 取决于政府的治理模式。因为政府的治理模式决定了是否有制度上的通道, 可以让社会力量科学有序地参与。故当公共危机的多元治理成为一种必然选择的时候, 多元治理模式的建构就成为政府的责任。

4.建构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绩效评估机制。

绩效评估体系是确保政府承担起自身责任的重要保障体系, 而绩效评估体系的建构, 应该引入社会大众的评估机制, 特别是公众媒体和公共危机的受害人群在公共危机绩效评估体系中话语权。作为监督政府权力重要力量, 公众媒体有自身的独立性和社会资源, 故其可以参与其中;而公共危机的受害人群, 他们是治理效果的直接的感知者, 他们对治理的效果掌握着最真实的信息, 故他们具有最大的发言权。

四、结语

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显然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它的责任在于“掌舵”而非“划桨”。而在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中, 由于政府职能不清, 政府治理模式滞后等因素的影响, 政府集“掌舵”角色与“划桨”角色于一身。而在忙于“划桨”的时候, 却忘记了其应当承担的角色:“掌舵”。因此, 政府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是缺失的。而由于政府的责任缺失与政府职能失衡、政府治理模式滞后有关, 故要强化政府的责任, 需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治理模式提升。

参考文献

[1].Burton Weisbrod.1974.Toward a Theory of the Voluntary Non-profit Sector in Three-Sector Economy.In E.Phelps.ed..Altru-ism and Economic Theory.New York:Russel Sage.

[2].洛克.政府论 (下)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77

复合性的公共责任 篇11

摘要：公共行政中，公务员的道德责任不只影响人们的社会活动和个人权益，还影响着社会的道德气候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行政活动中，公务员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一些重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并对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一个政府的道德氛围、价值观念和精神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公务员作为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行动者，必须树立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社会正义原则，承担起在精神引导和道德建设方面的责任，推进个人和公共道德的完善。由此可见，公务员在公共行政中的道德责任，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道德责任

一、公共行政中公务员道德责任的内涵

公共行政中，公务员道德责任是指行政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负有的道德义务所应承担的后果。它包括两个层次的涵义：一是社会对公务员履行行政义务时提出的道德要求的总和；二是公务员在行政活动中，自觉意识到社会对自己提出的各种道德要求的正当性、合理性，表现为对社会、对行政活动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在公共行政中，公务员的道德责任的诉求是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的普遍现象。目前，我国公务员行政中道德责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树立“公仆”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这是社会主义行政道德责任的核心

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树立“公仆意识”就是要求公务员心中时刻想着人民，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公务员特别是广大的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千万要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两字”、“群众在干部的心里有多重，干部在群众心中就有多重”。“为人民服务”是每个公务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最基本宗旨。这就要求公务员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不断深入研究，解决人民群众最关系最切身最直接的现实问题；要接受人民监督，不断改进工作，取信于民；在决策时，要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呼声，要作出符合人民群众的决策。要通过人民群众监督，广泛联系人民群众，不得以任何借口和形式，抵制监督或打击报复。

2、公务员必须认真履行职责，忠于职守，勤勉尽责，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公务员应当以兢兢业业和衷心耿耿的精神和态度，为全体公民和国家利益服务，这是其公职活动的最高目标和职责。首先，公务员必须忠于国家和政府，应当忠实地履行国家、政府交办的公务职责，完成各项任务。这就要求公务员的一切言行都应该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不得散布有损于政府声誉的言论或鼓动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更不能采取反对或攻击政府的行为。同时，公务员如对政府工作或某些方针、政策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及时反映，不得采用与公务员身份不相符的手段和途径。其次，公务员必须忠于本职工作，勤勤恳恳，在工作中杜绝和摒弃办事拖拉、人浮于事等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充分体现了公务员的职业道德风范。

3、公务员要清正廉洁，公道正派，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

公务员在公共行政中应当做到不以权谋私，不贪赃枉法，不奢侈浪费，不得接受馈赠，在一般情况下不得兼职、更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特别是201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提出严格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工作需要兼职的必须要有严格的限制。公务员不得接受来自于私人企业或利益集团的实物、钱财等馈赠，并且，不得未经批准兼职甚至兼薪。这是为了保证公务员的清正廉洁，也是为了保证公务员专心于本职工作，高效完成行政任务。该意见的实施，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以防止公权私用，从严管理干部，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形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此外，公务员的道德责任还应包括公正、仁爱、求实、宽容和节制等内容。

二、公共行政中公务员的道德责任的意义

1、加强公务员公共行政中的道德责任是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要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靠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因此，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公务员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体，必须要维护人民的切身利益，在我国当前的行政实践活动中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公务员行政主体，才能更好地运用手中的权利，为人民服务。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求党员干部从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关注的突出问题。不断提高公务员的道德修养和行政伦理素质，使其具有刚直公正、忠于职守、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良好道德品质，坚持在行政决策中正确的伦理取向，对于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加强公务员公共行政中的道德责任是推进建设务实、高效、廉洁政府的需要

①加强公务员公共行政中的道德责任是建设务实政府的应有之义

务实，是群众路线的本质特征，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群众路线及其务实本质，就要从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做起，加强群众工作。要以信任为纽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础做好群众工作。这就要求公务员在公共行政中，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意愿、顺应群众的期待，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做人民之所需，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脚踏实地，勤勉敬业，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

②加强公务员公用行政中的道德责任是建设高效政府的必然要求

效率始终是人们致力追求的一项重要目标。一个高效的政府，应当是能够保证上情下达、令行禁止的政府。目前，一些公务员处于私利瞒上欺下，干部任用中搞裙带风、任用、提拔不称职的人，这一切都必然使政府职能的发挥受到影响，产生低效率、负效率。笔者认为，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伦理建设，就是要优化公务员队伍，为高效政府选拔合适的、有能力的、办事效率高的公务员。这就需要改革权力运行的机制，优化工作岗位和公务员的配备；建立健全公务员管理机制，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公务员有更多的展示机会和更好的平台展示自己的才能，努力为基层群众提供更方便、更快捷的服务。

③加强公务员公共行政中的道德责任是建设廉洁政府的重要保证

2014年4月1日李克强总理在纪检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围绕“机关党建”提出了几点希望，其中一条就是廉洁政府的建设。美国学者怀特曾提出：“官纪者，乃表现于行政人员热望、忠诚、合作、竭力负责及以服务为荣之精神也。” 他认为良好的工作作风能激励行政人员的积极性，保持组织纯洁、纯净，培养行政人员的良好素质。公务员作为政府部门的主力军，加强其行政伦理建设，就是要培养他们拥有良好的素质，避免私人利益作怪，从而使组织成员能够克服那些看起来难以克服的障碍，打造一个廉洁的政府。

3、加强公务员公共行政中的道德责任，有助于形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其发展所需要的環境。公务员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的创造者、维护者，其道德责任要求他必须尽职尽责，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等等，为其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使市场经济向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前进。

公共性问题与高校德育的责任 篇12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传统性的消解和现代性的生成过程, 它表现在:经济形态上从自然经济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变;政治形态上从权威控制为特征的集权专制型社会向建立在个人自由平等基础上的民主法治型社会转变;社会关系上从各种以身份为特征的依赖性关系向以个人独立自由为基础的契约性社会关系转变。现代性意味着自我的理解由群体主义向个体主义的转变, 个人不再仅仅是社会的产品, 拥有有限的自主性;现代性也是世俗性, 伴随着感性欲望膨胀的是人们对外在公共事务日益失去兴趣。我们知道, 社会大众沉醉在私人领域内, 对公共事务不予以关心时, 专制主义方便之门实际已被打开。总之, 现代性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公共性的危机。具体表现在:一方面, 原子主义和功利主义大行其道, 人们公共精神失落。许多人把获得实用价值作为生活的主要目标, 沉溺于自己的私人领域, 而对公共事物关心不够。一些人逐渐退化成为追求私利、贪图享乐的“经济动物”和“消费动物”。其造成的致命后果是:“实现欲望的私人领域与承担责任的公共领域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 现代公共生活的合法性由于公民的自我封闭而遭遇到了一种空前的危机。”另一方面, 在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驱动下, 掌管公共资源、负责公共事务的政府也容易出现公共政策的“非公共性”问题, 出现如西方公共政策理论中的寻租理论、政府管制俘获理论所分析的一些现象。寻租理论认为, 在公共性缺失的情势下,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寻租活动。公共管理者即使不是为了直接的经济私利, 出于对政治名誉、权威、地位与前途的考虑, 公共权力的直接操纵者也有可能在公共利益价值判断上出现偏差。

二、培养公共精神:当前高校德育的重要责任

公共精神, 是指公民具有超越个人狭隘眼界和个人直接功利目的, 关怀公共事务、事业和利益的思想境界与行为态度。公民公共精神是现代社会有效治理、建构良好公共生活秩序的重要思想道德基础, 现代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公民公共精神的培养。公共精神比较发达国家的建设经验证明:公民公共精神来源于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公共生活实践和系统化的公民教育, 即培养公民公共精神的基本路径一是鼓励和推动公民积极参与开放的公共生活实践;二是实施全方位系统化的公民道德教育。

加强大学生的公共精神教育有特别的意义和效果:其一, 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建设的骨干力量, 其公共精神水平的高低对社会发展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其二, 大学生有其年龄特点, 有较高的理性能力, 眼界开阔, 有足够的文化知识, 更重要的是有理想主义精神, 对公共理性的理解有很好的基础, 是人一生中进行公共精神教育的效果最好的阶段;其三, 相比较而言, 大学校园具有较高的理性, 具有对社会的批判精神, 同时也比较民主, 是培育公共精神的最佳场所。大学德育是塑造大学生思想价值观念的主阵地和主渠道, 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起培养公共精神的重要职责。

为提高大学生的公共精神, 目前高校德育应加强以下工作:一是大学生的公共理性教育。公共理性是个人在充分体认个人与共同体关联的基础上, 有关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的公共认知、公共理念和公共智慧。在公共理性的驱动和引领下, 人们自觉关心公共利益, 积极参与公共生活, 产生稳定的公共情怀, 从而形成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公共理性的产物, 也是公共理性转化为公共情感、意志和信念的结果。可以说, 公民公共精神是基于公共理性而产生和形成的, 因此, 提高大学生的公共理性是培养其公共精神的重要途径。二是组织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公共活动。鼓励和推动大学生参与公共生活实践, 包括鼓励和推动学生参加从学校层面到班级、社团、学生生活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让学生通过参与公共活动, 感受到自己与学习、生活共同体的休戚相关, 从而产生感性的公共责任意识。

三、民主协商教学:提高公共精神的有效模式

德国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道德观念变为私人领域的个体性选择, 不仅使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相分离, 导致公共性的丧失, 而且使社会产生了多样化的道德价值之间的彼此冲突和不相容性。在此背景下, 社会也随之出现“义务与价值约束的分化、道德的正确性与伦理的可欲性的分化”, 意味着客观统一性价值标准的丧失和多元化冲突的不可避免。认识和共识何以可能?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协商是形成共识的重要途径。公共协商具有重要价值。民主协商能培养维护健康民主所需的公民美德, 也有助于形成共同体的责任感。公共协商过程具有形成共同体的力量, 能使公民看到个人行为与共同体利益之间的联系。“尊重、理解对共同体生活普遍关怀的需求是对自由民主加以平衡的需要。”

因此, 在个人主义盛行、价值观多元的情势下, 民主协商的教学模式可能是提高公共理性培养公共精神的有效方式。这种教学模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 师生共同商定该学什么知识、怎样学、该得出什么结论, 学习效果怎样等问题。

首先, 师生通过协商共同确定学习内容, 教与学的意图就可能一致, 学生就更能进入“我要学”的积极状态。这样确定的学习内容, 既不会偏离课程标准要求, 又能充分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 尊重学生的意愿并满足学习需要。其次, 改变过去学生在教师面前的被动学习状况, 倡导积极探究的合作学习、协商学习。在考虑学生的意愿和需要、尊重学生的差异与选择的基础上, 师生共同做出如何学的决定, 并突出学习的合作探究性, 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参与度。最后, 协商课程在评价方式上注重商讨, 既重视知识评价, 更注重表现性评价, 为每个学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现学习结果创造了机会, 并引导学生反思合作探究的过程和结果, 使学生体验到学习的快乐, 增强学习的信心。

为了让民主协商教学模式能取得良好效果, 需要注意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如何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程教学中来。对于怀有很强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思想、价值观多元的学生, 让他认真思考和讨论公共问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美国学者曼瑟尔·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告诉我们, 理性的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动力剌激或外在强制力, 其采取集体行动以谋求共同福利的努力是十分困难的, 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因此对学生一开始也只能采取“威逼利诱”的办法:即以课程成绩和学分作“逼迫”, 以加分和一定的物质奖励作为诱惑, 利用青年他们的表现欲, 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让学生寻找课堂研讨的问题和为别人评分。二是真正形成一种“民主共同体”的课堂生态文化。为此应该做到:尊重学生的发言权;把个人经验与公共问题联系在一起;探究对问题的不同看法。一些思想政治问题有一定的现实敏感性, 在讨论前教师应适当表态, 让学生完全表述真实的想法;在讨论中, 也可适当引导, 让学生畅所欲言, 形成真正民主和理性的学术探讨气氛。探讨后, 发现个别学生的思想仍有不太正确的想法, 也不能当场评价或说服, 而在课后与之私下探讨或在专题教学时对相关问题进行适当的引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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