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安全

社会公共安全（共12篇）

社会公共安全 篇1

一、引言

改革对我们的社会进步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极大的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改善了社会的生产关系。然而, 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中国, 以市场经济为固有属性, 在一定范围内刺激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与扩展, 这导致了社会上的一些客观存在的不良因素以及各种矛盾也层出不穷。再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缺乏完善的约束机制和经济运行机制, 社会的调控能力也比较弱, 成为了非法犯罪行为迅速增长的另一重要因素。但是, 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正常发展的规范化轨道后, 社会经济必将得到协调发展, 犯罪问题也将得到有效控制。本文尝试从社会经济转型的角度揭示其与违法犯罪之间的关系, 探索维护和促进公共安全的对策。

二、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产生的因素

公共安全是指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的安全。公共安全包含信息安全, 食品安全, 公共卫生安全, 公众出行规律安全、避难者行为安全, 人员疏散的场地安全、建筑安全、城市生命线安全, 恶意和非恶意的人身安全和人员疏散等。国际规律显示, 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范围之内后, 将会灾害事故频发, 社会安全问题凸显。社会经济失调、社会伦理失范、国民心理失衡社会失序等现象成为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问题。

中国社会转型中公共安全管理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政府方面。目前, 我国还没有建立一个统一并具有权威的公共安全处理协调机构。在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能分配方面, 也是交叉重叠, 不能在面对危机时统一调度, 及时解除危机。除此之外, 对于制度建设方面, 我国也没有关于公共安全方面的高层次的基本法。其次就是社会规范的失灵。我国体制转型之后, 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蓬勃起来, 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并且分化严重, 这也就导致了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分化现象的产生。因此, 在原有的社会规范不能跟随时代的发展而被人否定的同时新的社会规范也没有完善的建立的大背景下, 社会规范调节功能必然失灵, 也就必然会影响社会的公共安全。最后是公民自身缺乏安全教育。要想彻底的解决公共安全问题, 还需要从公民自身入手, 必须要加强公民的公共安全教育, 提高防范意识。然而目前来看, 目前的教育和培训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三、对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建议

(一) 健全公共安全法律体系

治理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首先应该建立并健全我国的公共安全法律体系。通过这样的法律体系, 可以明确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公共安全职能, 从而避免各部门之间交叉重叠、多头管理而不能整体合力的现象出现。通过立法界定政府和各部门在危机情况下的安全管理职责, 还有助于避免大规模的临时性政治动员而产生的混乱无序。建立完善的公共安全法律体系, 当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出现时, 有能够有效的保证受害者的权益, 在惩治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人员方面也会有理可寻, 有法可依。

(二) 增强全民的公共安全教育

从社会来看, 大多数群众都认为公共安全是政府的事, 与自己无关, 并且公众对公共安全的认识大多仍停留在传统的、狭窄的公共安全层面。公共安全工作不只是公共安全部门的事, 还要充分认识到在应对突发事件上全体公民的作用, 应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和能力, 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安全问题, 增强安全意识。

(三) 加强公共安全科技研究

公共安全科技是提高公共安全程度的重要基础。不仅要加强公共安全的科技理论研究, 还要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预防、预测、预警以及调查处置的关键技术进行不断更新, 对于生产安全、火灾与爆炸安全、核安全、食品安全、社会安全、国境检验检疫等领域的技术研究是重中之重, 应该加大资金进行研究改善, 并将这些科技推广普及, 从而通过科技的进步提高公共安全的安全系数。除此之外还要加强科技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 在面临危机危害时可以从容冷静的对危机进行处理, 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公民的公共安全。

四、结束语

一个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机制, 反映了这个社会整体的文明水平和综合的竞争能力。一个国家控制风险的能力, 公共安全的状况, 是一个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 做好城市社会公共安全工作, 是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摘要：目前, 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变局之中, 城市公共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城市改革安全的问题已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中央政府已着手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管理体制, 从而为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证。

关键词：转型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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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伟怡, 陈伟珂.城市公共安全两级预警机制的基础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5 (6) :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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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闫钟.风险社会视野中的科技进步[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6 (5) :94-97.

社会公共安全 篇2

一、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内涵

鉴于法律条文的严谨性，从刑法的角度对公共安全的定义进行解读更具说服性。刑法界对于公共安全的定义主要有如下几种代表性观点:观点一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2];观点二认为，公共安全是指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包括不特定多数人和特定多数人，或者说不区分特定还是不特定[3];观点三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安全[4];观点四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安全[5]。以上四种观点一致认为，公共安全应包括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安全，只是在是否包括特定人或不特定少数人上存在分歧。从司法实践上看，人们对公共安全的定义和理解，越来越倾向于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安全。从公共安全概念的界定不难看出，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重点是如何保障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利益不受侵害。由此，可以将高校公共安全教育定义为:通过专业公共安全知识学习和培训，培养大学生的公共安全意识，保护和防范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和财产利益不受侵害，提高大学生面临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自救自护应变能力的社会实践活动。那么，高校公共安全教育至少应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对大学生进行公共安全知识与技能的教育，使之不做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情，有效防范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二是通过安全教育，提高大学生安全素养，强化大学生在公共安全事件中自我保护能力。针对第一层涵义，应该重点培养大学生公共安全意识与安全素质，通过公共安全知识理论的学习，法律法规、校纪校规的约束，防止大学生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发生。针对第二层涵义，应重点强化大学生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技能，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因此，对高校来讲，一方面，要通过科学化、规范化的内部日常管理，保障校园小环境的公共安全;另一方面，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加强大学生公共安全教育，培育其社会责任感。毕竟，高校承担着育人的重要职能，这也意味着，高校承担为社会输送合格公民的历史重任。

二、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当前，大学校园所处的内部、外部公共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并且十分严峻，使得高校迫切需要加强公共安全教育，实现公共安全治理。从国际上看，虽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国际社会并不太平，各种矛盾交织，错综复杂。局部战争，恐怖袭击，金融危机以及跨国性的重大疫情传播等不时出现，影响我国公共安全的外部因素不断增加，并且复杂多变。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利益格局产生了深刻调整，再加上民族宗教问题的影响，使得社会公共安全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尤其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进程的加快，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类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互相影响、互相转化。水、电、气、通讯等生命线工程和信息网络一旦被破坏，轻则导致经济损失和生活不便，重则会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陷入局部或暂时瘫痪，社会秩序失控。在上述大环境中，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一步打破传统办学模式，开放办学，逐步走向社会、走向市场。而开放型校园的发展，致使校园与社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影响高校公共安全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不断增加，高校公共安全治理任重道远。与此同时，大学生公共安全知识匮乏、意识淡薄，使得高校加强公共安全教育迫在眉睫、任重道远。大学生是我国公民中的一个庞大群体，是国家的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当代大学生的公共安全意识和技能是影响社会和学校公共安全的重要因素。本课题组以常州大学城6万余名大学为调查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1000名在校大学生，发放问卷1000份，有效回收956份，回收率95.6%。本次问卷共有45道题，主要内容包括公共安全意识、公共安全知识、公共安全技能三个方面。问卷调查结果通过EXCELPIVOTABLE统计分析，发现:(1)大学生公共安全意识较为薄弱。比如，75%的大学生认为“在校期间，重点是预防个人财物和人身的安全，公共安全对个人影响较小”，86%的大学生“在出入宾馆、影院、场馆等公共场所，不注意观察安全通道布局”。(2)大学生掌握公共安全专业知识的深度与广度不尽人意。比如，31%的大学生错误地认为“在学校可以参与宗教活动”，23%的大学生错误地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公共安全影响不大”。(3)大学生在发生公共安全时急救技能比较欠缺。比如，86%的大学生认为“火场逃生时，要用湿手巾捂住口鼻，匍匐前行”，65%的大学生认为“食物中毒时，可用手指刺激咽部催吐”。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尽管高校越来越重视公共安全教育，但是大学生的公共安全意识仍然很薄弱，专业性公共安全知识仍然匮乏，突发事件自救自护技能仍然欠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结构不健全，师资队伍短缺

目前，各高校或多或少制定了公共安全管理条例，突发事件处理办法，但是相对不够系统，不够全面，也缺乏长效机制。在平时工作中，没有认真研究有可能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没有很好地分析目前的教育与管理中存在哪些薄弱环节，也没有制定详细的应急处理方案和预警机制。即使有了预案，也没有进行全面的模拟演示，导致真正发生公共安全事件时，危机事件不能得到迅速有效的控制，生命财产等损失不能降至最低。这样一来，高校应对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处理治理能力大打折扣。据调查，大学生获取防灾减灾知识的主要途径依次是电视、网络、书本和报刊，学校教育排在最后一位。可以看出，高校在大学生公共安全教育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优势[7]。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公共安全教育专业教师的匮乏。很多高校为节省教育教学资源，由辅导员或保卫处人员代为公共安全课的授课人员，而这些人员对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研究不够深入，难以保证教学效果。同时，辅导员、班主任、宿舍管理人员这些与学生密切接触的教职工，并没有发挥其在公共安全教育过程中的优势，不能通过言传身教使学生警钟长鸣。所以，高校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提升管理人员公共安全素质，只有切实提高他们的安全素养，才能言传身教，形成全员育人的总体格局。

(二)教学手段单一，教学内容重理论轻实践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学生安全教育应根据专业教育及青年学生的特点，从学生入学到毕业，在各种教学活动和日常生活、节假日中适时进行。”然而，受到师资以及教学资源的制约，大部分高校在大学新生刚入校时，会采取讲座的形式开展公共安全教育。部分学校即便开设了公共安全教育课，但由于教学人员对公共安全研究不够深入，自身也缺乏实践经验，只能照本宣科，泛泛而谈。在教学中没有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能引入生动的案例，不能安排实践实战演习，知识与技能之间得不到转化，这样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公共安全教育只能流于形式，不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总体上看，目前高校的公共安全教育过于强调安全理论知识及其重要性，而对于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应战能力训练，应对突发事件的安全防范技能则很少提及，这样的教学方式犹如纸上谈兵，知行不一，教学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三)教育课程体系不健全，缺乏系统规划

根据前文界定的公共安全概念，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基本内容应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进一步讲，应具体到国家安全(政治保卫、国家机密)、生命安全、心理安全、信息(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治安安全等八个方面。这些内容应成为公共安全课程设置的主要依据和核心教学内容。但是，高校在设置公共课程时，有关公共安全课程比重却较低，教学内容也难以得到保证。目前，高校开设公共课程主要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军事理论三门公共基础必修课及公共基础任修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很少有高校单独开设专门的大学生公共安全教育课，或者结合高校自身的具体情况，开设切合实际的指导性强的安全教育课程。据杨耀、张峰对四川高校开设安全教育课程的调查，“安全教育有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高校仅占调查对象的50%;安全教育计入学分的高校仅占30%”[8]，可见公共安全教育课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三、完善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体系的措施及保障

针对目前高校公共安全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和薄弱环节，高校应积极采取相应对策和措施，以育人为根本，以加强公共安全教育体系建设为重点，系统有序地推进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有效提升高校公共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

(一)强化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保障体系

1.组织保障

高校应组织专门力量，深入研究国家有关公共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并将公共安全教育工作置于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列入学校安全稳定发展规划之中。成立由主管公共安全工作的校领导为组长，保卫处(部)、学工处(部)、组织部、宣传部、教务处、心理健康中心等部门负责人为核心成员的大学生公共安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可设在保卫处(部);各学院亦成立公共安全教育小组，办公室设在学院事务办公室[9]。各领导层要积极关注学生的最新动态，研究学生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把握新形势、发现新问题，在规划上要着眼全局，防患于未然。

2.制度保障

为了实现高校公共安全教育工作的科学有序发展，高校需要建立完整的公共安全教育制度，一切工作的开展以既定的规章制度为准绳，做到有章可循。首先应制定本校《公共安全教育实施办法》，将公共安全教育作为教学计划的一部分，明确公共安全教育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监控者;明确公共安全教育的内容与方法;明确学校层面、学院层面在此工作中的分工与相应的职责。同时，还应制定本校《公共安全教育责任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等配套制度，根据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责任事故，采用不同等级的处理办法。通过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保障高校公共安全教育工作的科学有序发展。

3.经费保障

高效公共安全教育费用涉及到研究费用、教学费用、教师培训费、教学演示室布置费、安全演练器材费、专家讲座费、教学器材购置费、宣传费等方面。这些费用可以从教学费用中用于公共安全教育的部分支出，同时还可以尝试建立公共安全教育专项基金，可由保卫处(部)或教务处管理与协调，并做到专款专用。有了足够的经费保障，可加强安全教育软硬件建设，避免因经费短缺或不到位而影响学校公共安全教育的正常进行，实现公共安全教育正常化，促进高校长期安全稳定。

(二)整合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教学队伍

公共安全教育队伍建设是要对高校的职能部门、管理人员、教师进行系统的分工，明确岗位职责，形成全员育人，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从而保障高校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顺利进行。

1.建立一支公共安全专职教师队伍

高校应设有从事大学生公共安全教育的专职任课教师，并鼓励他们加强理论研究，提高教学水平。定期组织教师培训，到其他学校交流学习，提高教学素质和教学技能。组织教师开展《公共安全教育教学课程》竞赛，提升教学水平。

2.充分发挥辅导员、班主任的作用

辅导员要科学分析社会形势，准确把握大学生共性与个性的思想行为规律，对常见的大学生公共安全突发与频发事件给予防范教育，并做到在事中与事后给予及时、恰当的帮助与指导[10]。继续加强高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对公共安全基础知识的积累，提升高校公共安全事件的预防与处置能力。通过辅导员、班主任等人员，与学生相处过程中进行言传身教，帮助大学生树立安全防范意识。

3.形成全员育人的总体格局

“全员育人”，即指高校的学生公共安全教育工作要做到总体布局，统筹协调，齐抓共管。当然，“全员育人”中的“全员”不仅包括高校的全体教职员工，还应包括社会、家庭，甚至学生本人对自我的教育与提升。因此，对学校心理健康中心教师、保卫处保安人员、宿舍管理人员等与学生接触较多的教职工，均需要进行安全培训，以掌握基本的公共安全知识与技能，使其在开展工作过程中不断地对学生施加影响[11]。此外，邀请消防支队的教官、派出所民警等专业人员定期开展专题讲座，不断强化大学生对公共安全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强化公共安全意识。

(三)完善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教学体系

1.开设公共安全教育课程，传授公共安全知识与技能

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具体内容包括预防和应对国家安全、生命安全、心理安全、信息安全、公共卫生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和治安安全等八个模块。开展高校公共安全公共基础课或者选修课，通过课堂教学方式向学生直接传授公共安全的基础知识、技能。重点是帮助和引导学生了解基本的保护个体生命安全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知识及法律法规。高校公共安全教育应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为指导方针，以“消除安全隐患，杜绝公共安全事故”为要求，以“身心健康发展，强化社会责任感”为目标，切实加强安全教育与管理，确保学生安全。实践中，学校要在学科教学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渗透公共安全教育内容。各科教师在学科教学中要挖掘隐性的公共安全教育内容，与显性的公共安全教育内容一起，与学科教学有机整合[12]。

2.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强化公共安全实践技能训练

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不是简单的走过场，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项系统、复杂、需要长期坚持的实践工作，需要真刀实枪地模拟演练。通过对校园可能发生的危害公共安全事件进行实战模拟演练，模块化教学，与学生探讨应急措施，告诉学生正确的处理办法，让学生知道面对危险该怎么做，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最大程度地避免伤害。要充分利用班、团、年级大会、专题讲座、墙报、板报、参观和演练等方式，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公共安全教育，帮助学生系统掌握公共安全知识和技能[12]。

3.利用信息化平台，强化公共安全意识

社会公共安全 篇3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是“一穷二白”的状态,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0.6%。1952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12.46%。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意味着必须把城市发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予以考虑。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1960年代和1970年代城市化水平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1960年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为19.7%,到1980年这一指标值为19.4%。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真正提高是从1978年、特别是1990年以后开始的。199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26.41%,1998年达到30.40%,2007更达到45%。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也是城市化加速发展的30年,城市化率从20%左右提高到45%,城镇人口达到5.9亿,城市化建设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

20世纪80年代人口向珠三角流动,20世纪90年代人口向长三角流动,进入新世纪,我国农村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向大、中、小城市积聚,这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原因。尽管按非农人口计算,城市化率只有29%。但生活在城市的常住人口达到1亿多,使我国城市化率超过40%。

城市化有利于市场体系的完善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从投资和消费层面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根据对发达国家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分析,城市化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早期、中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在10%至30%以下为早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之间为中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70%以上为成熟期阶段。中国还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预计未来20年内中国大约还有3亿人口从农村地区移居到城市。大规模城市化能够极大刺激经济增长,能够对商品房和其他相关产品和服务产生巨大需求,这使中国的发展有相当大的潜力。

二、快速城市化与公共安全问题

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快速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发展问题。由于现行土地、户口制度等种种限制,中国实行的两元社会、经济结构对流动人口的严重歧视,使农民面临高昂的城市化代价。21世纪,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会加快,城市发展也将出现多样化的态势,但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公共安全。

2008年6月22日,贵州省瓮安县三中初二(6)班学生、17岁的李树芬被发现死于河中。公安机关作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结论,死者家属对此不满,邀约300余人在瓮安县城游行,最终导致暴力事件。事件中,瓮安县委大楼、县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县公安局办公大楼被烧毁,县公安局刑侦大楼被砸坏、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事件共造成150余人受伤。瓮安事件成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2009年6月17日至6月20日,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发生因酒店厨师非正常死亡导致的数万群众围观起哄、围堵道路事件,导致多名警察受伤,多部消防车辆和警车被砸坏。瓮安和石首事件的起因并不复杂。石首案的起因同样是一起非正常死亡案,面对诸多疑问,警方的解释未能成功说服死者家属和公众,政府处理问题的方法失当加剧了危机的破坏性后果。

近年来,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的事件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些事件的发生和不断增长,使得目前的中国社会明显的具有“风险社会”的两个最基本特征:即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的不确定性逻辑。近年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从总体上来说,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突发事件约占75%以上,其中社会骚乱性事件或有组织犯罪事件有所增加。①这些事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对这些事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分析,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工业化目标的追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诉求的差异,资源约束和分配等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如果对这些社会矛盾不能很好地认识和解决,不仅会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更会对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贝克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和危险是社会转型的巨大震荡。历史和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和西方文明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安全问题,是凸显社会整体安全状况的一个缩影,也是未来全球风险社会的一个缩影。②因此,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在城市中集中反映出来,对城市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但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是有近5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得不到基本的保障,不仅使“三农”问题更显突出,而且上亿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求发展,又加剧了城市人口和资源的矛盾。在城市,农民工权益的保障制度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他们的合法权益还需要有创新的制度来保障。城市和农村发展的极端不平衡,通过人口流动和各种犯罪的方式在城市反映出来。在各种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因素中,贫困问题,特别是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是对社会协调发展的巨大挑战。城市和区域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使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西部向东部的流动不可遏止。

随着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改革的深入,我国出现了一个备受关注的困难群体——弱势群体。这一群体主要由失业人员及贫困地区的农民组成。弱势群体结构复杂,面临的问题和成因各异,但更多是由于失业和失去土地等原因所导致的贫困。贫困者无法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一系列的生存问题困扰着他们,而社会保障制度的严重缺失,使弱势群体面临巨大生存压力。在城市,贫困而没有社会保障的支持,他们生存的压力更大。

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在我国也已经突出反映出来。基尼系数是世界公认的衡量贫富差别的一根标杆,0.4是它的警戒线。200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这意味着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到达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在城市空间中,差距的巨大和现实的存在,使贫困和奢侈以巨大的反差存在着。2009年杭州等城市发生的飙车伤人事件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反响,反映出诸多的社会矛盾。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和生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空前严重。社会环境危机,工业污染事件频频发生,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条件受到严重威胁,环境破坏对人民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许多公共安全事件是由于环境问题而产生的。严重的疾病风险和医疗保障制度的缺损使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面临着发展过程中最严重社会问题的考验。

三、公共安全问题的解决与社会和谐

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矛盾的表现,应该从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的新的背景下进行认识。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在发展中没有处理好一系列的发展关系,使我国发展过程中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是对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认识和应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将对我们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

手机短信与社会公共安全 篇4

手机短信服务的出现给人们交流、沟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并且伴随着手机用户数量的不断上升, 短信经济也在蓬勃发展。然而, 手机短信侵权、诈骗等各种不良事件的频繁发生所暴露出来的公共安全问题却不容我们忽视。例如, 利用手机短信骗取钱财、发送垃圾短信等, 都给广大手机用户、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 为提高社会公共安全, 就必须提高手机短信服务的质量与安全性。

二、手机短信特点及其公共功能介绍

(一) 手机短信的特点

手机短信我们非常熟悉, 但对于手机短信的定义可能没有几个人能准确地说出。所谓手机短信 (SMS) , 是指以运营商或服务商提供的无线电通信技术作为支撑, 以手机作为载体, 来发送或接收一段简短的文字信息、消息、报道或图片、音频、视频及一些非文本数据的通信服务方式。[1]它目前主要有增强型短信、多媒体短信 (彩信) 和文字短信三种类型, 发送方式主要有点对点发送、电脑应用软件发送以及网站相关端口发送。

手机短信业务开通至今, 技术与功能已发展得较为成熟与完善。根据手机短信的信息传输方式和使用情况来看, 其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 短信发送必须要有接收终端, 这一终端可以是手机、电脑, 也可以是Pad等其他电子设备。其二, 短信服务平台是手机短信发送的主要途径, 即用户以手机短信方式进行交流必须要以短信服务平台作为中间载体才能够实现。因为它是保证与维持通信正常进行的关键组成部分。其三, 手机短信收发便利、操作简单、内容丰富多样, 不仅具有文字、图片形式, 也有声音、视频等其他形式, 不仅不受时空间限制, 传播速度快, 而且同一条短信内容可以在短时间转发给成千上万个用户。

(二) 手机短信的公共功能

手机短信的自身属性与外部理论决定了其具有公共功能, 并且公共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社会公共安全, 指的是社会上数目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它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状态都息息相关。而公共安全指的则是社会、全体公民及个体的安全, 是社会与个体公民从事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等必需的外部环境, 包括食品安全、信息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建筑安全、避难疏散场地安全、人身安全等等。[2]发达国家媒体认为突发性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关系到个人甚至人类的生存, 其影响是其他任何新闻形式都达不到的。手机短信作为大众媒体中的一种, 显然与社会公共安全密切相关。

第二, 公共管理。公共管理以政府等公共部门为依托, 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 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 是对一套管理体系、制度的具体安排。手机短信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 是政府与公众利用媒介的便捷性来提高信息传播能力的一种体现。信息的收集、处理与传播是公共管理工作的关键环节, 即手机短信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危机处理、公共参与等方面, 这对全社会影响巨大。

第三, 承载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指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权力和权力受保护时消费者应获得的利益或补偿。它既包括消费者购买与使用商品时享有的权益, 也包括其接受服务时应享有的权益。这里的消费者指的是手机短信消费者, 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而发送或接收手机短信作为消费者的一种消费行为, 其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总之, 手机短信作为一种公共利益载体, 承载着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手机短信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的影响

(一) 积极影响

1. 实现随时随地交流。与语音不同的是, 手机短信可以实现随时随地的交流与沟通, 且拥有许多突出优势, 主要表现在经济实惠、资费低廉。手机短信采取单项按条收费模式, 每条短信的费用为1毛左右, 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信息传递单向性和非同时性。手机短信在发送过程中不会造成接收方的硬性中断, 也就是说, 接收方在接收短信的时候不需要同时中断另一操作, 即手机短信无论是发送还是接收都不会影响其他操作的正常进行。只要在移动通信服务范围内, 短信接收随时随地且长期保存。手机短信可以在任意时间内接收, 且接收后会长期保存在手机中, 并可以重复查看, 即使关机、重启也不会丢失。手机短信传递及时, 操作便捷, 支持群发。在网络信号正常的情况下, 发送一条短信仅仅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而且短信内容编写十分方便快捷, 不需要什么高强的专业技术水准。同时, 一条短信内容既可以发给一个或几个特定的对象, 也可以同时转发给广大公众群体, 实现大范围的传播。

2. 传播新闻消息, 为民服务。手机短信在新闻消息传播和为民服务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文将以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案例来说明。2006年1月, 北京市部分市民收到了来自于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发布的一条消息, 消息的内容为:今晨, 东三环京广桥东南角辅路污水管发生漏水事故, 朝阳路附近实行交通管制, 请车辆绕行, 谢谢广大市民的配合与支持。该消息是真实的, 且截至当日下午4时许, 仍有32条公交线路需要绕行。[3]有网民留言说, 看到政府部门运用新技术来为民服务, 感到十分欣慰。从这一事件中, 我们不得不承认手机短信在帮助政府延伸控制能力、发送各项通知、为广大民众提供便利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随着用户数量的不断上升和手机短信用途的越来越广, 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手机短信在大范围内、在最短时间内传播紧急通知的重要作用, 并且有关专家提倡, 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手机气象短信及其他公共预警信息发布系统, 以进一步健全预警机制。除此之外, 还有人提倡政府在对手机短信等媒体实行战略性规划时, 应考虑将用户手机号码录入到个人信息数据库中。这两个主张全部表明手机短信已开始在我国公共紧急事件处理中得到应用, 并引起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关注与重视。这意味着手机短信在新时期下, 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 能够对社会公共安全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实际上, 手机短信作为一种现代化的高科技产物, 对促进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文化改革以及人际交往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与作用。首先, 手机短信市场每年能够为国家赢得几百亿的经济收入, 并促进国内通讯产业快速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电子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 推动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的加快, 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次, 在文化知识传播方面, 手机短信通过快速、广泛地传播公共预警信息, 发布各种自然灾害紧急通知, 大幅降低了灾害等可能产生的损失, 维护了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而且, 作为一种新型的人际互动方式, 手机短信还为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与学习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整体而言, 手机短信给社会公共安全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是非常巨大与显著的, 并且这种积极影响还在进一步扩大当中。

(二) 消极影响

手机短信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对社会公共安全所产生的影响是两面的, 既有积极影响, 也有消极影响。作为一种大众媒介, 手机短信在带给人们种种便利的同时, 也给一些不道德的手机用户的各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行为提供了便利。这些危害行为的发生往往会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 给社会及社会公共安全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手机短信对社会公共安全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 短信骚扰问题。手机短信的接收具有被动性, 即人们对手机短信的接收是不知情的、毫无选择的, 可以接收任何人发送来的任何短信。有些用户有时会收到陌生号码发送来的大量垃圾短信, 生活受到一定困扰。尤其是一些敏感性内容, 还可能给接收人造成一些误会, 甚至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2. 手机短信诈骗问题。一些诈骗分子利用手机短信的便利性与群发性特点, 每天群发大量诈骗短信, 然后守株待兔, 等待别人上当。以这种手段进行诈骗的方式主要有诈骗手机用户银行卡密码、利用虚假消息引诱贪小便宜用户、利用通讯运营商监管行业漏洞等。

3. 危害社会, 影响社会治安。手机短信的文化传播功能给一些素质低下的人员传播大量垃圾短信、垃圾文化提供了便捷的通道。暴力、色情、赌博等垃圾短信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无疑给社会秩序、社会文化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尤其是对成长中的青少年, 影响更为恶劣。如果青少年沉迷于垃圾短信, 人性堕落, 不仅会影响自身身心健康的发展, 影响家庭和睦, 还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同时, 还有些不法手机用户通过手机短信传播各种谣言, 扰乱社会治安和社会公共秩序, 给人们和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

四、加强手机短信管理, 提高社会公共安全的建议

(一) 强化立法环节

目前, 我国已出台并实施的有关手机短信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关于规范短信息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电信条例》等, 这些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手机短信出现的某些问题。但随着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等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手机短信也发生了一定变化。这就使得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难以为解决手机短信所产生的一些新问题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与理论参考。因此, 加强手机短信管理, 就必须强化立法管理, 根据手机短信所产生的各类问题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法, 保证短信问题有法可依。

(二) 提高技术安全水平, 强化监管环节

提高技术安全水平主要针对的是电信运营商和信息服务商。作为手机短信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与支持者, 其应该加强对信息技术方面的改进, 不断提高手机短信的安全功能, 如在手机短信中增加垃圾短信过滤功能与识别功能等。要想保证短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就离不开有效的监管。所谓有效监管, 就是要求行业内的监管人员与政府监管人员以法律为依托, 严格按照既定的程序来执行监管工作, 避免某些监管人员逾越法律, 侵犯公民权利。

五、总结

手机短信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大众媒体形式, 对保障社会公共安全、传播公共安全紧急预警信息、传播文化、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在充分发挥其正向作用的同时, 也应正视其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的消极影响, 并从立法、监管、技术等各相关层面来不断加强管理, 提高其使用安全性与规范性, 从而为维护社会公共安全贡献一份力量。

摘要：2000年5月, 中国移动通信公司正式开通了手机短信服务。从此, 手机短信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手机短信作为一种公共工具, 不仅拥有公共功能, 而且与社会公共安全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本文主要阐述了手机短信的特点与公共功能, 手机短信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影响, 以及关于加强手机短信管理, 提高社会公共安全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手机短信,公共功能,社会公共安全,影响,建议

参考文献

[1]王磊.手机短信公共功能的法律保障[J].才智, 2014 (9) :77-78.

[2]朱杰.云计算在基于贝叶斯分类的垃圾短信过滤中的研究与应用[J].电子制作, 2014 (1) :85-86.

社会公共安全 篇5

（国产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办证指南

1、申办对象

在湖南省销售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的生产企业

2、申办条件

（1）有生产所在地公安机关颁发的《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生产登记批准书》或安全认证证书等资质证明；

（2）没有实行生产登记或安全认证管理制度的安防产品，有公安部授权的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有效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3）在湖南省有完善的售后服务措施。

3、申办程序

（1）产品生产单位向省厅技防办提交《湖南省社会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产品销售许可证申请书》及以下材料：

①书面申请报告 ②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企业简介

④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技防办颁发的安防产品生产登记批准书或安全认证证书复印件等

⑤没有实行生产登记或安全认证管理制度的安防产品，公安部授权的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或鉴定报告复印件

⑥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标准 ⑦产品照片和说明 ⑧售后服务措施

以上材料需提供复印件的原件，原件经验证后退回。（2）省厅技防办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提交材料的审核，审核合格的，发给《湖南省社会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产品销售许可证》。经销商持本证到当地公安机关技防办办理《安全技术防范产品销售备案证》。

王锡锌:用公开支撑公共社会 篇6

9月28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带领他创立的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发布《中国行政透明度报告·2010年度》。这天，刚好是国际知情权日。

与去年首份《行政透明度报告》相同，这次也引起了轩然大波，王锡锌更接到多个来自政府机关的电话。

“其实，我们呼吁三公消费公开、制作行政透明度排行榜、推动信息公开等，绝对不仅仅为了公开，在当前，‘公开’是推动改革大业的切入口，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的最大公约数。”

偶遇行政法，便迷上了“公开”

算起来，王锡锌专门研究行政法已经有20年，对公开透明的观察也有相当年头。回想自己的法学之路，他选择行政法领域却是偶然，甚至走上法律的道路也是“误打误撞”。

1986年，我国法制建设刚发展，少年王锡锌高中毕业，最想做的事就是考个大学找到一个工作，想起“法律”代表着借债还钱、杀人偿命，于是，他选择法律专业，考上中南政法学院。

一晃四年。

巧的是，1990年，王锡锌毕业这一年，制订于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开始实施。

这部法律对于行政法学意义重大。现在，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行政法的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它第一次使“行政”有了制度化的机制，使“依法行政”有了一套法律的刚性的约束。对于王锡锌来说也十分重要，它决定了自己一生的职业方向。

当时的行政机关对这部法律十分重视，但缺乏相关专业人才。法律科班出身的王锡锌来到湖北省武汉市政府法制办，主要从事与行政法相关的工作。

一年后，他回到自己的母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专业也是行政法。

王锡锌说，在一年的实务中自己发现了很多问题，与在学校遇到的问题不一样，例如对于“依法行政”，学院派的观点就是要通过建立一套模范化的法律，并且要求政府按照它去做，最后建成模范化的政府；但从行政机关的角度来说，它更关心的是政府的职能、管理的目标如何实现。

“那时回到学校，与其说是去做研究、教书，不如说是需要回去学习。”王锡锌说。

加之喜欢学校里自由的氛围，王锡锌从此待在了校园。1993年考上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硕士、再读博士，出国访学，1999年回国后留任北大教书。

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王锡锌说，我找到了一个支点，撬起中国的改革大业。

它就是“公开”。

持续性观察者

《方圆》：为何会关注行政透明度？

王锡锌：改革的过程中有许多东西很难去撼动，改革现在进入深水区、攻艰区，也就是利益的博弈更加白热化。如果这时要直接改变利益格局，硬碰硬的话，阻力会很大。我认为，一种改革的技术就是，我们先不谈实质性问题，转向一个程序性问题：公开。

如果公开了，老百姓就看得到，就会说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是垄断利益。这样，程序性的改革会为实质性的改革营造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这是一种改革的策略，“公开”是那个四两拨千金的支点。

《方圆》：如何评价我国的行政透明度？

王锡锌：报告出来后，我最意想不到的是，行政机关的反映都很具有建设性。很多部门给我打电话，不论是被评“好”还是“差”的部门，打电话无非是想表达，我们如何能一起把这个东西做下去。

我不是在替谁说话，作为一个持续的观察者，我认为，中国的信息公开的发展非常快。从我们报告里的数据就可以直接观察到，并且一些之前不公开项目的现在也公开了，比如财务公开、行业公开。

唯一一个一直没有多大变化的是公用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这也是我们接下来的关注点，要去敲开它。像红十字会，供电、供水、供气公司等承担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的，又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他们的公开程度远远不够。

信息公开的“省强部弱”

《方圆》：连续两年的报告显示，国务院下属机构的信息公开方面的得分远远落后于省级部门，如何看待这种“省强部弱”的现象？

王锡锌：“省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对信息公开的推动，主要是中央对地方，所以省是第一个层面，接受到的推动力非常大，越往基层走，越弱。

第二，从时间跨度上，这种推动力在未来也会不断递减，它是不可持续的。信息公开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自己来推动自己，但是推一点、推一点，推到一定程度时，下级官员和政府会说，让我们公开，你先公开。也就是说，公开到某个点上，整个对政府要自我牺牲。假设这场自我革命可以彻底的话，它的前提必须假定人都是天使，或者完全是利他准则，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这又与现代法治的预设是不一致的，也和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知识不一致。

至于“部弱”，其实各部委是国务院的组成部分，“中央”也就是它们自己。比如国务院要求什么，除非明确要求哪一个部如何做，否则就是它的部去要求下面做。他是动力源，谁来监督它呢？可做可不做。也就是说，这个动力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它自己老是给力不受力。这是层级制一个比较典型的特点。

《方圆》：那应该怎么做？部委不受力，基层弱受力。

王锡锌：这个问题不光是中国遭遇的。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说，信息的公开和保密一直是一对矛盾。但问题是，政府不同于个人，它就算不愿意也必须公开，因为从政治伦理上说，我们是主人，它应该告诉我们。

所以，就是要做到即使政府不愿意，但一定有办法让它不得不这么做。这就是法律的机制。

另外还有政府内部的责任机制，如果它不公开了它必须负责任。同时，我认为从保密的行政文化转向公开的行政文化还要有激励，例如采用考核评优的机制，让做得好的人有一种实现感。

还有就是社会的参与。包括了媒体、社会机构和老百姓的参与。其实，我现在是帮媒体做事，要知道，在美国，信息公开是媒体联合会来推动的，他们在每年的信息公开周大量登载各种各样的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报道。因为媒体和信息公开是天然的盟友，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追求。还有机构，例如我们中心做的工作，在法律上来说，就是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社会评价。

有时候我感到很痛苦

《方圆》：你办公室放了有很多快递包裹，是各地访民的来信吗？

王锡锌：不只快递，还有电话。找我的都是拆迁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做的征收条例的上书。

《方圆》：你怎么做？

王锡锌：我所能做就是倾听。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和一个老太太打了一个多小时。我说，你打这个电话，你不说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所能做就是倾听。她一听这个话就开始哭，说我的房被政府拆了，政府说的话也不兑现，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家已经有三个人死了，都是气死的。我现在就想做个事，举白旗，到政府门口说我投降了。

但我什么话也不能说，我只能听她说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倾听。我真的没有办法帮她。

《方圆》：我感觉到你的无奈。

王锡锌：访民的问题，我真的感到很头疼，有时候我感到很痛苦……

我感觉到那种深深的无力感。一方面你听见了、你看见了，又不能假装你没有看见。另一方面你没有能力、精力去帮她解决她这些个案。解决它们需要大量的精力。

首先要搞清楚她说得是不是（事实），法律层面上能不能解决。首先要了解。但了解了，就能解决吗？我接触的这些人，包括到北大拉横幅下跪的，回去后就被抓起来了，后来他们的家属又到北京来找我……很痛苦。

《方圆》：有没有想过这背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访民？

王锡锌：在中国这个广阔的国土里，底层正在发生的许多故事，我们都不清楚，但从这些案子上看，如果悲观地看的话，基层的公共治理混乱、无序，非常严重。

为什么他们要到北京来。他们说，中央很多东西都是到位的，你们这些学者帮我们讲了很多话，最后法律也是这么规定的，但为什么不落实？他们要找中央的领导，政策、法律都很好，但是落不了地。这就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问题。

基层到底谁在治理，民众有没有参与，这些利益相关者，对于地方治理中影响他们利益、权利、甚至命运的事项他们有没有影响力和控制权。比如，要拆我的房子了但可能我都还不知道，我不知道，更没有能力去改变它。公平在哪里？

《方圆》：为什么现在基层治理会出现这种情况？

王锡锌：其实治理的结构是相同的，只是矛盾在基层出现。因为所有的治理，是层层落实下去的，最终落地的时候矛盾在那里喷发。政治哲学有句名言，叫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all politics are local.）。影响每个人的就是他所生活的这个区，所以矛盾在那里就更加激烈。它是管理体制共有的问题。这就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性。

乐观主义建设者与微观民主

《方圆》：面对现在的法治现状，你有什么体会？

王锡锌：如果说我们过去曾经过有“无法无天”的话，中国现在在某些领域仍然是“有法无天”。是有法的，但公平正义有没有得到实现？这还是个问题。所以法治的进程，还在旅途上，可能刚刚出发。

《方圆》：在这条道路上你扮演了什么角色？

王锡锌：我是个建设者，同时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如果只是简单地抱怨一通、质疑一通，或者说把问题罗列一下，能够做这个工作的人很多，但我认为我们这个变革的时代，它需要批评者，也需要建设者，或许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具有批判能力的建设能力，可能是我们更需要的。我总是想，看到这些问题时，应该更多地看到问题的背后，以及面向未来可以做一些改进。

包括我现在在做的，推动参与、公开，并且借助这两个治理的工具去推动微观民主的治理，它们是从问题出发的，但最终会转向一个建设性的取向。可能每个人都有他选择的路径，我觉得这个路径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它有一定的行动空间，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做一些改良。

在这个意义上，总是可以找到乐观的地方。

《方圆》：那你这位建设者想建什么？

王锡锌：从目前所做的透明度观察来说，我们想达到光照更加充足的公共治理。现在公开透明已经成为社会认可的价值了，接下来就是如何把这种理想变成现实。不是只喊一些口号就行了。

当然现在政府已经在做了，自上而下地推动了，但我们是权利的主体，也是最终的受益者，我们不能只是干等着。所以我想做的就是，推进更高程度的透明，激活社会的自下而上的推动。

另外就是要建设一种更有效、更高质量的公共治理。对一个公共问题的讨论，例如城市的规划、小区的治理、环境问题的评价，还有类似垃圾处理厂选址等公众关心的敏感问题，应该建立起一种开放式的，或者叫合作式的体制。我把它叫做“微观民主”。

与“宏观民主”不同，宏观民主解决国家大的架构、大的权力问题，例如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解决的是国家权力合法性问题。但是这些权力在国家日常生活中怎么样有效地得到落实，真正地反映人民在管理事务，则需要引进多种形式，其中包括了民众参与。“微观民主”与宏观架构不矛盾，它是一种补充，是实现民主管理功能所必需的。

《方圆》：怎么做来达到这种有效的公众治理？

王锡锌：要想实现微观民主，我认为只要引进两个最核心的治理基础：公开、参与。

公开，是政府的信息向外部输出，让民众知道；参与，是社会的信息向政府的内部输入。输入和输出构成一个循环，运行的时候就像一个螺旋式上升，使政府治理更有效、老百姓更信任政府。这是一种包容式的治理，不是把民众当做决策对象。这种微观民主可以解决中国治理中非常重要的机制。我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做的。

其实昨天接到那个老太太的电话时，我的内心都是很矛盾的，但我最后还是跟她说，如果你要来北京的话我会见你的。我觉得，她之所以这么多年来坚持，是因为她觉得这个社会上还有公平，也许对于她的个案的东西我还不太了解，但是对于她一直坚持的东西我有一定了解，因为我也相信，公平在某种程序上是应该得到实现的，那些价值本身以及那些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人是值得我们敬重的。

我们这个社会，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觉得它是好的，尽管生活有时偏离了价值的指引。如果你相信它的话，你应该力所能及地去做一些事情，尽管你的能力有限，但至少你可以去尽你可能尽的力，你试图去实践。

责任编辑：张羽

2010年度中国行政透明度报告扫描

该报告基于北大公众参与中心开发的《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评测指标体系》，对国务院下设的43个机构，全国30个省级政府，以及河北、吉林、陕西、上海、广东、四川等六个省下属的所有地级政府进行了观察和评估。

评测团队将《信息公开条例》的执行情况做了打分和排名，指标体系包括组织配套、制度配套、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以及监督和救济。

报告总体认为，国务院各机构的总体得分相对于省级行政单位来说分数偏低，整体表现不尽理想。

从报告中看，43个国务院下设的机构只有12个部门得分60分以上，及格率仅为20.9%，平均分为51.7分。得分最高的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得分68分。海关总署和交通运输部位列第二位和第三位。

报告中得分最低的是监察部，仅为18分。监察部在依申请公开一项中得分为零分。在依申请公开的指标中，考察内容包括政府依申请公开的渠道是否便民、政府是否过度收集申请人个人信息以及政府是否对信息公开申请及时作出了答复等五项。而监察部至今没有申请方式可用，不受理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负责对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论我国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模式 篇7

1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范围

1.1 横向范围

1.1.1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对象。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内部领域广泛、部门众多, 各自的职能、属性不一,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产业化的内容丰富、目标多元, 不同语境下强调的侧重点也不一样, 并不存在统一的产业化对象标准。因此, 在确定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对象时, 首先要对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内部各个不同的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详细的分类, 在此基础上根据各自的产业属性并结合产业化的具体内容和目标来确定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对象和范围。就整体而言,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对象是那些具有 (或能够具有) 产业属性 (现实或潜在) 、本身的安全性和保密性不强、可以借助社会资源和力量、供求有一定规模、适合于市场机制调节的社会公共安全产业 (如消防、安防、道路交通安全产品以及警用装备的研发、生产、供应等) ;相反, 那些产品本身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很强、投入大、风险高、技术复杂、不适合由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体来提供、市场狭小、竞争不充分、难以或不适合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的社会公共安全产业 (如刑事技术、前瞻性装备等) , 则不在产业化的对象之列。可见, 产业化并没有也不能覆盖全部的社会公共安全行业。

1.1.2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边界。

这里的边界不是指整个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宏观边界 (范围) , 而是指特定产业化延伸的具体范围。由于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包含着专业化、市场化、集成化等内容,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边界就不是仅指建立产业内部各企业、组织之间的关联, 还包括建立该产业与外部相关产业之间的关联, 产业化的边界必须向外延伸, 尤其是要向企业外部延伸。具体的产业化边界要根据产业化的对象、内容、目标等来加以确定, 产业化的对象、内容和目标不同, 产业化的边界也不同。

1.2 纵向范围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是由众多环节组成的“产业链”, 覆盖社会公共安全产品或服务运动的全过程, 各个环节的产业属性及产业化条件各不相同。因此,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纵向范围不可一概而论, 要根据不同产业链的组成及各环节的具体属性来确定产业化的范围。进而言之, 产业化可以覆盖整个产业链, 将社会公共安全产品的研制、生产、推广应用等各环节有机联系起来, 成为集科研、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的纵向系统;也可以仅涉及其中的部分环节, 如公安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公共安全服务的产业化等。

2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目标

2.1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总体和长远目标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总体和长远目标是:用五到十年的时间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发展规律相适应、有助于提高社会公共安全产业的运行效率以及服务质量、有利于转变和强化政府对社会公共安全产业监督与管理、符合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化、标准化、集成化要求的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体系。

2.1.1 专业化目标。

产业化就是对某种生产活动建立“专业化社会分工体系”。社会公共安全产业的专业化就是打破现有的部门分割、地区分割、企业分割, 建立社会公共安全行业的专业化社会分工体系 (包括企业、地区以及与特定产业相关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之间) , 组织社会化协作基础上的分工分业生产、经营, 逐步摆脱过去“小而全”的经营格局, 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经济效率。

2.1.2 规模化目标。

产业是具有某种同一属性的企业或组织的集合, “产业化”是指具有同一属性的企业或组织集合成社会承认的规模程度, 以完成从量的集合到质的激变, 真正成为国民经济中以某一标准划分的重要组成部分。[3]因此, 产业的规模化是指形成该产业的产品、服务或其活动在数量上从小到大的增长过程。[1]实现社会公共安全产业的规模化就是要壮大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和企业的规模, 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企业集中度, 实现规模化生产与经营, 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规模效应, 增强社会公共安全产业的竞争实力, 提高产业运行效率。

2.1.3 市场化目标。

产业是有投入产出效益的活动单位, [4] (P133) 产业化的重要目标就是依托市场化实现产业效益的最大化。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市场化目标的核心是转变社会公共安全行业的资源配置方式, 让市场机制在社会公共安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逐步实现社会公共安全资源从计划配置为主到市场配置为主的体制转型, 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公共安全产业体系。一是形成市场化的社会公共安全产业投入——产出机制, 即不仅要从公共政策角度考虑社会公共安全行业的发展与运行, 也要从经济政策角度考虑社会公共安全行业的发展与运行, 提高社会公共安全产业的经济效益;二是利用市场机制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力量吸引到社会公共安全产业中来, 增强社会公共安全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

根据社会公共安全产品的性质、内部各产业的发展现状及特征, 根据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关注的不同重点以及面临的市场状况等来确定和区分产业化的不同类型。简单地划分, 可将社会公共安全产业的市场化区分为自由市场、刺激市场、管制市场等几种类型。

2.1.4 标准化目标。

从一定意义上讲, 产业化是指形成一个产业的过程, 其核心内涵是生产的连续性、产品的标准化、生产过程的集成化。[5]社会公共安全产业的标准化是指围绕社会公共安全产业的各个环节与方面, 建立健全与国家标准体系一致、与国际标准体系接轨, 包括品种标准、质量标准、技术标准、市场标准、过程标准、管理标准等内容的完整的社会公共安全产业标准体系。借助标准对社会公共安全产业进行有效的引导和规范, 借助标准不断提高社会公共安全产业的质量与水平, 确保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提高社会公共安全产业的质量与效能。

2.1.5 集成化目标。

生产过程的集成化构成产业化的核心内涵。[5]社会公共安全集成化的目标是建立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内部各种资本、技术、资源以及其他相关要素之间、社会公共安全产业涉及的各个方面 (横向) 、各个环节 (纵向) 之间的有机联系, 把分散的生产要素整合到统一的生产体系中去, 把生产过程中许多未建立起关联的独立方面和分隔过程纳入有机联系的一体化、一条龙生产经营体系, 融合为一个总过程, 克服分散化的弊端, 充分发挥优势互补、整体集成的积极效应。

2.2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具体和现实目标

一方面, 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化、标准化、集成化是整个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总体目标;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内部各个子产业的产业化目标可依照这一总体目标, 并结合自身产业属性及发展现状等来确定, 具体目标追求包括上述全部内容, 也可仅涉及其中的几个方面, 不同产业的产业化目标追求的侧重点也可以有所区别。另一方面, 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化、标准化、集成化作为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长远目标, 不完全是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现实定位, 现实的产业化目标定位可以在范围和程度上有所取舍和调整。

3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模式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总体目标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 以企业为主体, 社会积极参与, 市场充分运作, 实现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市场化经营、标准化管理、集成化组织、社会化服务的社会公共安全产业生产经营体系。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内部门类众多, 各个分支产业化的内容、追求的目标、运行的机制等均有区别。因此,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模式不可能整齐划一、没有区别, 而是要追求多元, 体现特色。如果立足于产业化的主体结构来划分,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3.1 政府主导型

政府主导型是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公共安全产业领域的主导作用、借助政府的组织资源来组织和推动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模式。政府主导型模式的具体内容包括:一是政府直接组织实施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产业化项目, 如金盾工程等。这类项目由于投入巨大、技术和知识密集、风险高, 一般的经济主体很难胜任, 必须上升为政府行为, 由政府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来共同完成。二是政府致力于所属科研院所等事业部门的转制工作, 变部分社会公共安全部门的事业性质为产业性质, 推动相关事业部门向产业部门转变, 实现部门资源的产业化经营。三是政府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市场保证、政策与制度供给等来推动和引导社会主体和资源进入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进程。

3.2 龙头企业带动型

龙头企业带动型是以技术经济实力较强、有竞争优势、有辐射带动能力的社会公共安全企业为龙头, 围绕一项产业或产品, 带动相关企业实行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生产与服务的模式。这种带动的具体组织模式包括:一是市场买卖型。龙头企业和其他企业通过市场发生买卖关系, 通过这种买卖关系联结双方的生产经营行为。这是一种最松散的联结, 也是产业化的雏形。二是合同契约型。龙头企业与其他相关企业之间通过签定合同契约关系建立协作关系。龙头企业根据自己的生产需要, 与其他企业签定合同, 对其他企业给予扶持和提供各种服务;其他企业根据合同进行生产, 为龙头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这是一种较为紧密的联结, 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利益相关的共同体, 因而是一种较高程度的产业化形式。三是共同资产型。龙头企业与其他企业以产权为纽带, 通过股份制等形式形成新的经济实体。这是一种最紧密的联结, 形成了二者之间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关系, 是产业化的高级形式。上述几种模式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情况, 也意味着不同的产业化阶段和程度, 要根据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发展的状况以及龙头企业与相关企业的经济技术关系选择不同的产业化模式。

3.3 中介组织协调型

中介组织协调型是依托各种类型的专业协会, 把分散经营的经济主体组织起来, 形成利益结合、互相依赖的社会化生产和服务体系, 进而把社会公共安全产品产业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联结起来, 形成一体化生产服务网络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 中介组织的主要职能和作用是进行组织协调、为各经济主体提供包括信贷、生产、购销等方面的指导和服务, 维护各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等。在这种模式下, 各经济主体的大部分活动均通过中介组织来实现。

摘要：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实质就是要打破社会公共安全行业非产业化运行的传统模式, 以产业的理念来经营社会公共安全产业, 实现社会公共安全产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化、标准化、集成化。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具体模式的设计建立在对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范围和目标界定的基础上。立足于产业化的主体结构来划分,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具体模式主要包括政府主导型、龙头企业带动型和中介组织协调型。

关键词：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目标,范围,模式

参考文献

[1]钟杏云.产业发展阶段论[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0 (2) :13-15.

[2]胡兴.对社会事业产业化问题的理论思考[J].改革与理论, 2002 (9) :10-13.

[3]于燕燕.什么是社区服务的产业化?[EB/OL].北京社科门户网站.

[4]杨建文, 等.产业经济学[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4.

社会公共安全 篇8

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课题组创建并实施高校“四位一体”公共安全教育模式,以此改善我国高校公共安全教育工作水平并提高大学生公共安全素质。该课题主要围绕四个问题进行研究: 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的现状研究、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研究、高校“四位一体”公共安全教育模式的构建及高校“四位一体”公共安全教育模式的验证与推广。

课题组综合运用了多种科学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我国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现状与大学生公共安全素质现状的进行调查;运用文献法分析社会转型期对于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的影响;运用比较法对国内外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以此挖掘当前我国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采用行动研究法,在教育实践中修订与完善高校“四位一体”公共安全教育模式方案;运用测验法和实验法, 验证高校“四位一体”公共安全教育模式的实效性。

二、研究结论与对策

第一,当前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包括教育学视角下基于教师和学生地位的不同而形成的“以教为中心”的模式和“以学为中心”的模式,心理学视角下基于大学生公共安全素质培养而形成的以理论讲授为主的认知模式、以辅导咨询为主的关怀模式、 以参观演习为主的体验模式,管理学视角下基于突发公共事件发展过程而形成的事前防范教育模式、事中应对教育模式、事后善后教育模式。虽然我国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多种多样,但得到普遍认可的、实效性较高的代表性教育模式并不多见。

第二,社会转型为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注入新的内容,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师生关系方面,公共安全教育成为师生之间共享知识、共享经验、 共享智慧、共享精神、共享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对话过程;在工作难度方面,高校提高大学生公共安全品质和维护、促进社会安全稳定的双重目标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教育内容方面,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不仅涵盖政治安全、人身安全等传统安全, 还包括信息安全、恐怖袭击以及校园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在教育途径方面,教师的传授已不是大学生获取公共安全信息的唯一途径,报刊杂志、电视、网络和手机等大众传播媒介已成为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重要渠道。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课题组发现当前我国高校公共安全教育存在着一些共性问题:公共安全教育的内容缺乏序列化,预防与引导功能丧失;公共安全教育实践缺乏有效的实施策略和程序,出现实践性缺失;公共安全教育成为学校党政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辅导员的常规性管理工作,游离于课堂教学以及高校教育主渠道之外;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实效性较低,大学生公共安全教育的的深度与广度有待加强。

第三,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的构建要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和目的性的原则,将公共安全的整体性、安全性和强制性等特点框定为逻辑起点。在路径的选择上,师资队伍要从“一元化”转变为“多元化”,教育观念要从强调“管理”转变为强调“教育”, 教育内容要从侧重“个人安全”转变为侧重“社会安全”, 教育手段要从“以教为主” 转变为“以学为主”。

第四,高校“四位一体”公共安全教育模式通过辅导员的“引导干预”、专业人员的“拓展训练”、行政管理人员的“网络指导”、朋辈的“同伴互益”,共同对大学生的公共安全意识、技能、知识和行为习惯进行教育与培养。引导干预模式的目的在于提升大学生的生命意识、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主要内容为对大学生遇到的或即将面对的公共安全问题适时干预,突出对处境不利大学生的及早、及时的干预指导, 体现了公共安全教育的以人为本,但普适性差。拓展训练模式的目的在于弥补大学生公共安全技能的不足,包括逃生技能训练、急救技能训练、避险技能训练和身心拓展训练等多项内容,突出创设情境、提出问题、尝试解决、讲解演示、深化练习、感性认识等环节,能够促进大学生对公共安全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内化过程,但在教育实践中实施的难度较大。网络指导模式的目的在于正确把握舆论导向,稳定师生情绪, 内容涉及师生在互联网上进行公共安全知识与问题的发布、交流,包括明确问题、自主学习、网络展示和交流研讨等四个步骤,突破了公共安全教育内容和形式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不断更新、丰富相关教育内容与形式。 同伴互益模式的目的在于促进大学生群体与个体之间的交互学习,包括完善辅导员助理制度、创设班级安全监控体系、建立大学生公共安全社团等内容,以学长或同学第一时间发现并处置公共安全问题为运行机制,彰显了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但权责受限, 无法保证公共安全教育的强制性特征。

第五,运用课题组自编的《大学生公共安全素质量表》作为测验工具,发现高校“四位一体”公共安全教育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公共安全素质。实验发现,高校“四位一体”公共安全教育模式能够不同程度地提高大学生公共安全素质水平。实验后, 实验组在大学生公共安全素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上的改变量均显著大于对比组的改变量;实验组在大学生公共安全素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显著大于实验前。高校“四位一体”公共安全教育模式在教育实践推广过程中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可。

三、改进与完善

通过高校“四位一体”公共安全教育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课题组体验了该模式给高校公共安全教育带来的变革。课题组更明确了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改革的方向,对今后更合理地配置公共安全教育师资队伍、选择公共安全教育内容、创新公共安全教育途径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一)优化师资队伍,从“一元体制”转变为“多元体制”

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与管理受制于公共安全国家体制的影响,大多呈现出“大一统” 的特征:校党委指挥领导,校长负责,学工部门实施,保卫等行政部门管理、监督。 广大师生没有相应的法定参与权和参与途径,致使高校师生参与公共安全工作的热情并不高。这种自上而下、单方面提供保护性公共安全教育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广大师生的安全需求,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的实施主体与参与途径亟需多元化。

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要整合学校领导、行政管理人员、辅导员、专业教师、社会力量以及大学生群体等各个主体的力量,建立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公共安全教育组织机构,从而形成教育决策、执行、监督的“三权对立”。一是公共安全教育的指挥系统。公共安全教育指挥系统更注重主动保障,强调预防为主、平战结合,而不是被动应付,要由具备危机处理经验和应变能力的校内外各级领导与各个行业的专家构成。二是完善公共安全教育团队。当前高校公共安全的教育人员多是兼任或临时抽调, 缺少兼备多个领域知识与技能的综合型专业人才。高校要立足于校内,面向社会,积极挖掘公共安全管理与教育人才。三是建立公共安全教育督导工作组。督导工作组要组织一支精通教育教学规律,熟知食品、卫生、心理、自然灾害、交通、法律等公共安全焦点问题的专家队伍,也要鼓励具有教育监督权和教育评价权的家长代表参与。 同时,高校要摒弃校方强制要求、师生盲目服从的冲突性联结方式,建立“共享安全、 共同发展”的合作化联结模式。实践证明,只有高校领导、行政管理人员、辅导员、 专业教师以及大学生群体表现出公共安全教育合作化的态势,才能更有利于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预防与处理。

(二)创新工作思路,从强调“管理导向”转变为强调“教育导向”

管理与教育是相辅相成的两种工作思路,两者结合,标本兼治。在高校公共安全实践中,管理强调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的必然性,注重发挥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约束、规范功能,从而减少、消除、预防各类危机事件和灾害;教育则强调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准备性,更强调受众的公共安全意识、知识与技能的培育,以提高受众公共安全素养的品质,从而达到避险减灾的目的。从操作难度和工作效率而言,管理优于教育,更易被选择。但不可否认的是,管理是高校公共安全的外部机制,反复性是不可避免的,而教育却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受众的自主能力,促进公共安全学习的内化过程。

高校公共安全教育要从公共安全学科和公共安全现实问题的双重视角来选择与设置教育内容。课堂教学是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最基本的,也是最有效的教育途径,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以较小的成本取得较好的公共安全工作效果。因此,高校要突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强制性,加快公共安全教育课程化的进程,以课堂教学来规范公共安全教育工作。课外活动作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可以进行不同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公共安全经验的交互学习交流。高校要积极发动治安员等管理人员、辅导员等学生工作者、 心理咨询师等专业教师以及团委学生会等学生干部,广泛开展以安全第一、生命重于一切为主题的公共安全教育活动。社会实践作为高校公共安全教育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让大学生清晰地感受到社会公共安全形势,从而唤醒其沉睡的危机意识与社会责任感。高校可以采取与公共安全管理部门和社区共建的方法,定期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

(三)更新教育观念,从注重“处置机制”转变为注重“预防机制”

“事前预防好于事后处置”是公共安全教育亘古不变的真理;预防是高校公共安全的关键点。高校要对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做出超前的、准确的判断,明确其性质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采用科学的、合理的避险措施,从而使被保护对象处于没有危险、不受侵害、不出现事故的安全状态,以将其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

以《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框架指南》与《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为依据,我国多数高校普遍制定了《校园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只是在公共安全实践中常被用于事后处置,而不是事前预防。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渐变规律要求高校构建全员化的预警体系,建立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纵横交叉的公共安全隐患信息反馈网络,尽可能地推测公共安全隐患发展脉络,科学制定应对方案,从而疏通和化解危害性因素,防止其演变为更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全员化的预警网络可以由寝室长、班委、学生工作者、专业教师以及校院两级行政管理人员组成。预警的内容涉及校园暴力、交通事故、溺水等显性安全隐患,也包括人际关系紧张、性格自卑敏感等不易觉察的隐性安全隐患。物质条件、技术支持和法律保障也是高校公共安全事前预防的必要条件,也是目前为止高校公共安全体系建设中相对较为薄弱的环节。高校需要具备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对所必须的公共安全信息平台、应急救援设备、 校园巡逻装备、医疗救助物资、消防物资等,也需要加强校园视频监控系统、一卡通门禁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技术防范体系,还需要配置相应的校园警察、保卫人员、 学生义务治安调解员等执法机构和协管人员,以加大校园安全的执法与督查力度。

(四)拓宽教育途径,从以“课堂讲授”为主转变为以“活动课程”为主

“活动课程”是20世纪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创建的一种新型课程形态。它以学生的需要和兴趣为出发点,关注学生经验的增长,因此也被称为“经验课程”“学生中心课程”。杜威特别强调学生活动的设计与实施,而反对片面强调学科教学的系统性与间接性。因其强调学生的需要与兴趣、强调学生的实践活动,强调“做中学”,因此, 更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习效果更为理想。

社会公共安全 篇9

行业化应用

从单纯的产品提供者向解决方案提供者的转变与扩展，是安防行业各领域厂家共同的发展趋势。而这一发展趋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行业应用解决方案的不断涌现。在本届南京安防展上，众多厂家根据自身的业务重点，推出了丰富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除了公安及平安城市外，还涉及工厂、学校、社区、智能楼宇等多种应用类型。一方面，这种现象彰显了国内安防行业整体在自身发展上积极的心态;另一方面，各厂家推出的不同行业的解决方案也展示出了各厂家面向市场需求的洞察力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学习能力。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针对汽车4S店、汽修厂的安防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正是捷顺总结去年所做的约100个4S店安防项目的经验整合开发出的。除此之外，捷顺还推出了社区、校园、工厂及智能商业楼宇等行业解决方案。其中平安校园解决方案正在广东省公安厅于东莞、中山、惠州、深圳等地小学、幼儿园开展的平安校园试点中得到广泛应用。

行业解决方案的诞生是为了满足某行业应用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特殊需求;因此对于行业解决方案而言，理念、设计和细节上的处理是否与所针对行业的应用特点相适应，是决定其能否为市场所接受的关键。而所谓“特殊需求”的内容是多样的，不仅包括应用上需求，还包括施工建设、运营维护等多方面的需求，这对行业解决方案的设计提出了多角度统筹考虑的要求。杭州立方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产品经理陈齐云在介绍立方地面停车管理系统时，重点介绍的“无线地感+车位锁”的设计，恰好体现了这样的设计理念：其无线地感及ZigBee技术的引入与地面环境施工和维护特点相契合，联动车位锁和自助缴费的功能又与我国的应用特点相适应。

与行业解决方案的“细分”相呼应，各种相关应用系统的“整合”也是本届南京安防展展现出的，安防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这方面，金鹏电子信息机器有限公司推出的城市视频监控联网管理平台、城市车辆智能监测与管理信息平台和苏州科达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大公安”行业解决方案颇具代表性。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将彼此无交界的多种细化应用融合于统一的平台，金鹏城市视频监控联网管理平台的主要价值是实现城市所有安防系统的联网和监控录像的跨部门检索;城市车辆智能监测与管理信息平台的主要价值是实现传统的电子警察和卡口系统、高速公路收费系统和社会停车场的车辆信息库，以及借助智能化算法从高清视频监控系统视频流中截取的车辆信息的对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车辆全程跟踪和智能化分析;科达的“大公安”行业解决方案则面向公安行业视频监控、视频会议、数字审讯、平安城市、公安视频督查、看守所综合管理等的整合。按照金鹏电子信息机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志雷的话来说，这种模式最大的意义是实现了各种具体应用系统间的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业务互通，有助于提高各应用系统信息的利用率和日常工作及紧急事件的处置效率、实现智能化的资源分配和各部门协同工作的快速调度。

跨专业集成

应该说，跨专业集成是安防解决方案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正如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新跃所说，随着应用需求的不断提高，各种新技术、新产品的引入，安防系统越来越复杂，对综合管理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只能实现单一专业管理的平台已不能满足应用的需要，各专业系统间的彼此隔离大大增加应用复杂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致力于成为解决方案提供者的安防厂商来说，不同安防专业间，甚至是与安防以外的弱电专业的交叉、融合，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厂商都已开始在其安防解决方案中不同程度地引入跨专业集成的理念。例如，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届南京安防展上展出的平安校园通道、大门安防管理解决方案中，即实现了录像、报警、抓拍、上传等一系列功能，从而将该解决方案打造成了融合通道管理、门禁、巡更与视频监控的完整的解决方案。再比如，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出的综合视频管理平台，也集成了视频监控系统、卡口管理系统、GIS系统和多种报警应用。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技术部技术工程师杭飞在介绍南自“完整的视频及环境监控系统”理念时，对安防系统的跨专业集成进行了精到的阐释。他说：“包括视频、报警、门禁、消防等在内的弱电系统的复合信息，其维度越高，可挖掘的价值就越深厚。南自也正是秉承着这一理念，才开发出了可以通过数字视频及环境监控主机，完成防护区域内所有前端视频及报警信号采集，并可实现对多种新型弱电系统，包括楼宇自控系统的集成的，完整的视频及环境监控系统。”目前，该系统已大范围应用于成都电网、广东电网项目中。

对多专业产品及系统的集成，要求安防系统具有广泛的兼容性和充分的开放性。杭飞将之总结为“系统应保证对主流产品的兼容;并能够在得到开发包，或者接口标准支持的情况下，在很短的研发周期内完成对特殊产品的集成”。在安防系统移动终端日渐成为市场热点的今天，与电信相关应用的集成是兼容性与开放性之于安防系统的重要性的最好证明。捷顺与广东省电信合作的手机一卡通项目、东方网力对Windows Mobile、Symbian、Android、iOS等多种平台智能手机的支持，以及金鹏基于其两大平台深挖出的移动督办等应用，都是最直接的例子。

实用性设计

与跨专业集成相比，实用性设计对于安防系统解决方案来说是更为基础性的要求，但同时，实用性设计也是伴随安防系统解决方案发展的全过程，体现于安防系统设计、实现各环节中的要求。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各厂商独具慧眼、风格各异的实用性设计，成就了丰富多彩的安防系统解决方案市场。在本届南京安防展上有很多紧跟应用需求、贯彻实用性理念的产品和设计，它们可以大致地分为针对现有应用形式进行改进和完善的，以及深挖市场需求而开发出的。前者如杭州立方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在其地面停车管理系统中，为解决临近大型车辆对地磁感应装置的干扰而引入的地磁、红外感应双鉴应用形式;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于现有网络支持条件，为满足应急指挥等特殊应用及有线线路不畅时的需要开发的，通过与运营商的合作，利用自身转码技术将监控中心取到的图像送入3G或其他无线通信网络，从而实现通过移动终端访问监控图像的应用形式;以及福建求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家居控制信号和家庭报警信号在智能小区局域网与Internet和3G等无线通信网络间的交互，在其QSA9000系列智能对讲终端系统中引入的，网络IP电话、Vo IP、3G手机远程遥控等远程多媒体通信服务。后者如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展出的，可以根据照度进行双镜头自动切换，保证全天候监控图像效果的M114摄像机和配备鱼眼镜头，可实现室内360°全景无死角监控、录像，并同时完成放大显示等动作的Q24摄像机，以及苏州科达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专为审讯解决方案开发的，适应其室内应用环境的室内型4寸高清高速球和以实现新建会议室插电插网即用的为目标的, 集摄像机、触摸屏、编解码器于一体的桌面终端设备。包括这些产品在内, 所有亮相于本届南京安防展上的各种或新颖、或成熟的产品与设计, 都有可能对未来的行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事实上, 正是各厂家对自身产品和技术持续不断的完善, 对贴合市场日新月异的需求的不懈追求, 促成了整个行业的不断向前发展。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将实用性设计这样基础性的内容视为安防厂商实力与决心的证明, 亦不为过。

社会公共安全 篇10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中心总经理张伟:

大华始终认为, 设备厂商应该对技术非常关注, 因为技术是产品的灵魂。基于这种理念, 我们在本届展会上对我们全新一代的技术平台进行了重点展示。当前安防监控市场的应用需求不断提高, 而更高品质的图像, 更多功能、更加便捷的软件, 都对硬件平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 安防的视频监控平台不是通用的平台, 它的技术链条还不够成熟, 监控厂商必须要自己去研究技术方案。因为没有过硬的技术平台, 产品的优质、商品的热销统统无从谈起;必须首先完成技术上的提升, 才能实现产品的丰富, 进而构建解决方案、为用户创造价值。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的手机都将支持高清摄录当成一个卖点, 这充分说明了小平台在显示能力方面较为弱势, 在嵌入式产品上实现高清应用比较困难的事实;而我们的N6平台, 体积虽小, 却能支持1080p的高清应用, 可以接更多的摄像机, 包括模拟的、数字的、高清的都可以, 具有录像、回放、网传的功能, 网传能力是原架构产品的二到三倍——有了这样的技术平台, 可以开发出众多的产品, 适应不同用户、各种应用环境的要求。

此外, 我们还带来了智能交通领域的产品。交通管理涉及静态和动态两种数据的管理, 前者如GIS系统, 后者如人流车流情况的实时管理。我们此次展出的产品主要着眼于车流的管理, 可以满足违章行为监控和交通流量管理两方面的需求。我们实现了在一台摄像机中集成多种复杂算法, 完成对闯红灯、超速、压黄线等违章行为和违章车辆车牌的识别, 可是系统相比以往“前端摄像机、后端软件”的模式得到很大的简化。与此同时, 还可帮助城市交通管理部门获知实时的交通流状态, 为生成交通管理策略提供数据支持。这款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可用性已经在世博会上得到了验证。

喜恩碧电子 (深圳)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勇:

我们在此次展会上展示的IP高清摄像机延续了我们的监控产品在兼容性、可用性上的一贯优势。我们产品的兼容性在以axxon、milestone、GVD、honeywell、tyco等为代表的国际知名厂商中历来有着良好的口碑——我们的IP产品支持支持ONVIF、PSIA国际标准协议, 可以和众多厂商的平台软件实现无缝对接。在可用性上, 我们可以拿IP摄像机最重要的指标之一码流来举例。一般的200万像素摄像机网络传输的带宽大概需要4～6M, 而我们的IP高清摄像机采用25帧全实时传输, 可以在保证提供高质量图像, 实现良好流畅性的同时大幅降低网络传输带宽——大约只需要900k的带宽。这同时也有助于节省存储空间, 对优化平台的整体设计是非常有好处的。

此外, 我们还带来了130万像素的HD-SDI高清数字摄像机。它的特点是采用无损压缩, 拥有很高的清晰度, 并且支持视频信号高速率、几乎零延时的传输, 与需要对数据封装、编码, 因而延时较大的普通IP摄像机相比有很大优势。这款摄像机可以通过传统的同轴电缆传输高达1.485Gbps的数据流, 组网方式简单灵活, 易于被传统CCTV厂商接受。也正是由于具有这些优点, 这款产品的应用方向主要是为车牌识别、人脸识别等智能分析提供高清数据源。这些应用对图像清晰度的要求非常高, 如果能获得高画质视频的支持, 识别准确率会更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对很多早期的模拟监控系统进行数字化改造的项目中, 我们这款产品在可以利用其现有的线路直接传输高清图像, 从而为用户节省改造费用。

金三立视频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北方区销售总监王兴林:

我们一贯的理念是只有整个高清网络监控系统整体上的完善, 才能成就真正意义上的高清。因此, 我们以为客户提供从高清网络摄像机、高清管理平台到高清解码器等的, 完整的高清监控整体解决方案为己任。我们推出了包括百万高清球机、高清枪机、高清半球、高清红外摄像机在内的多种前端设备, 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要求;推出了E-NVS嵌入式高清网络视频管理平台, 以通过有效的音视频流管理确保整个高清系统运营稳定;推出了高清解码器, 以保证视频画面能够在高清显示系统拼接大屏上得到清晰呈现。

在此次展会上最为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展出的高清红外网络摄像机和高清网络半球摄像机。这两款产品均采用H.264压缩方式;分辨率可调, 最高可达到1080p;最高帧率为30fps;码流为256kbps～12Mbps;具有移动侦测报警功能, 可设定12×16块侦测区域及9级灵敏度, 支持设定抓拍图像或进行录像及其他报警相关动作;具备IEEE802.11b/g无线传输能力, 可以彻底摆脱对网络接口的依赖, 根据实际需要安装到任何位置, 并且支持WPA和WPA2安全协议, 能够为无线网络传输提供良好的保护。其中高清红外网络摄像机可自动切换红外滤光片并同步打开红外灯, 支持黑白、彩色图像切换与滤光片切换同步。

本届展会我们的展示有两大特点, 一是以行业展示为主。比如, 我们重点展示了高清平安城市和智能交通应用解决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都是经过实际考验的成熟方案。前者仅在三线城市平安城市项目中的应用, 去年一年就有湘潭、如皋、银川多例应用;后者更是仅卡口一项, 就有北京和山西太原、阳泉等地的几千个卡口, 以及许多国外项目的应用。再比如, 我们还展示了面向公检法行业的一系列解决方案, 包括数字审讯系统, 顺应市场高清化潮流推出的高清数字化审讯系统——这些系统在北京的公安预审, 以及吉林、合肥等地相关领域中都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以及供公安系统外出办案时使用的便携式审讯系统。这些充分凸显出了我们的自身定位和对行业发展的理解:不但要做产品的供应商——对我们来说是安防监控全线产品的供应商——更要做行业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副经理王首峰:

另外, 我们针对监控行业进入高清时代, 大小厂家纷纷打高清牌的现状, 开辟了应用深挖的新路。比如, 我们推出了颇具先进性的高清红外快球。再比如, 我们实现了通过手机实时查看高清系统视频的先进应用。苹果iOS、Android、Windows Mobile平台的智能手机用户都可以通过登录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 免费下载我们的Easy Mobile软件, 实现通过3G网络实现远程查看监控视频和控制监控系统。Easy Mobile是我们从2008年开始投入很大精力开发的一款软件, 能够支持最多16个通道, 拥有很强的兼容性, 适用于多种系统环境。今年, Easy Mobile通过了iPhone的认证, iPhone用户除了登陆我们的官网之外, 也可以在苹果的官网上下载Easy Mobile了。

北京金瑞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孙京秋:

此次参展, 是对我们的“三高”定位和乐见竞争态度的又一次具体阐释。所谓“三高”是指高端、高档领域, 高流量应用, 高安全级别要求。举例来说, 我们的安全亭门HISEC以杜绝一切能够想得到的安全隐患为己任, 拥有极高的防护级别。它采用防弹玻璃制成, 非常坚固;装有金属探测器, 能够把被藏起来的凶器或其他有威胁的金属物件探测出来——除了传统的安保的作用以外, 这一功能还可以帮助造币厂防止内部人员将贵重金属窃取出厂;采用双锁门设计, 第二道门处装有生物识别装置和地秤, 能够保证即使不法分子使用胁迫手段通过第一道门, 也无法打开第二道门……完备的防护手段使它成为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数据中心、工商银行总行数据中心等金融机构和上海金茂大厦、北京盘古大观等高档大厦的宠儿。尤其是对于银行的卡厂来说, 这种防护等级的门更是必须的。这是因为VISA组织规定, 必须使用达到这种安防级别的门才能获得资质生产EMV芯片卡。而在高流量应用方面, 我们的产品在机场、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仅扇形门就为包括北京地铁在内的中国轨道交通项目的14000多个通道提供了服务。而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在我们通过与固力保的合作, 成为第一批将安防通道的概念引入中国的先行者后, 这个概念在中国遍地开花, 我们并不将众多竞争品牌的出现视为威胁——包括我们在内, 各厂家只要细化市场需求, 找准自己的定位, 完全可以将市场做大, 促使市场走上不断丰富化的良性循环, 实现共赢。

北京市门吉利磁电工程研究所销售部经理赵永江:

研发更细致、产品更精细是我们对自身一贯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自我鞭策下, 我们的产品在能在应用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在本届展会上得到大家的瞩目。除了外观之外, 这种细致、精细还体现在我们可以根据业主的需求, 进行一些模块化的功能定制, 实现区域管理、会议签到管理等功能;体现在我们可以在保证系统功能的前提下, 通过将产品做得更加精细减少一些主控设备, 从而为用户节约成本。拿门禁来说,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系统拥有较强的可扩展性, 通过一个主控制器可以控制、管理上百个门。

从应用上来看, 以高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和住宅小区、私人住宅是我们的门禁产品大放异彩的主要领域。在住宅领域, 我们可以开发综合指纹和刷卡两种应用的软件;可以通过网络传输信号, 实现通过手机下达指令, 控制系统完成附属工作, 如通过固态计算器控制电饭煲、冰箱、淋浴器等家电。在轨道交通领域, 广深线、哈大线、哈尔滨西客站, 以及北京地铁的6号线、8号线, 都应用了我们的门禁系统。除此之外, 在体育场馆领域, 我们也参与到了葫芦岛、奥林匹克游泳馆等几个项目的投标工作中, 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进行深化设计, 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

天津市亚安科技电子有限公司产品市场经理刘海通:

在此次展会上, 我们带来了高清通用整体解决方案、高清混合通用整体解决方案、车载系统方案、审讯系统方案等6套整体解决方案, 并通过对包括高清前端设备、高清编码器、高清的存储录像矩阵主机在内的完整系统的展示, 为客户演示了我们的高清系统的整体效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有智能红外高速球、百万像素高清高速球, 以及我们2011年的主打产品之一, HDM高清视频录像矩阵主机。HDM是一款嵌入式存储管理及矩阵控制设备, 是集图像监控、本地和远程浏览、录像和回放、PTZ控制、报警联动与管理功能于一体的全网络化监控主机。它支持多种分辨率显示及存储, 本地显示最高分辨率可达到1080p, 支持RAID 0/1/5数据容错, 拥有智能数据管理机制和智能运行方式。今年四月, 此款产品已经在南京城区交通及治安监控项目中得到了应用。

成熟的解决方案、完备的产品线、成功的应用都反映出了我们的产品, 尤其是高清产品的重要特点, 那就是背后有着强大的技术支撑。正是因为有了庞大研发团队这一坚强后盾的支持, 以及多年研发经验的积累, 我们才能保证推向市场的产品技术上的成熟性和先进性, 确保其质量和稳定性。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销售经理赵凡:

本次参展, 海康主要以集中存储、大规模视频综合平台、智能分析和高清智能球机为展示重点。在集中存储方面, 海康展出了自己研发生产的, 支持IP-SAN、DAS、NAS的存储服务器, 以及支持RAID, 模拟及网络摄像机均可接入的混合型网络硬盘录像机。此次展出的视频综合平台是海康自己独有的一套综合处理系统, 音视频的接入、高清解码上墙, 网络数据和模拟数据的交互接入以及多级数据的级联都可以在这套平台上实现, 它最大的特色是音视频处理由可自由组合的、独立的编解码板卡来完成, 支持用户根据自身系统需求进行选择, 在功能配置和成本控制上都十分灵活。

在智能分析方面, 海康对自己研发的人流量统计软件, 以及智能跟踪系统进行了展示。众所周知, 海康是H.264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相关技术是非常完备的;而采用自己的编码系统, 使得海康的智能分析系统在系统处理和识别率上得到了很大的优势。此外, 海康的智能分析系统从跟踪球等前端设备到后端的处理软件, 全部都是自有的, 这使得海康的智能分析系统相比一些不同厂家的前端设备和后端软件拼凑而成的系统, 在兼容性上有非常大的优势;而在视频处理技术方面的优势更使得其在智能视频分析能力上更胜一筹。

目前, 海康能够提供从前端摄像机、自动跟踪球机到后端硬盘录像机等的全系列智能视频分析设备和智能监控管理平台, 在智能视频分析技术方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相对于一些单纯提供设备的厂家, 海康在后续的产品开发、售后服务、系统兼容性上有独特的优势。

至今, 海康威视的智能视频分析技术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国际著名奢侈品店GUCCI在中国的门店采用了海康开发的客流统计系统对各门店的客流量进行统计分析, 为市场营销和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持;2010年上海世博会也采用了众多的海康智能分析产品, 比如双摄像机跟踪系统和智能周界防范系统。

公共档案馆社会援助的拓展 篇11

[关键词]电公共档案馆；社会援助；分析

一、政策援助

公共档案馆要想有质的变化，并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国家相关政策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国家政策往往能对公共档案馆行业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首先是公共档案馆行业整体协调发展方面的政策，我国公共档案馆从整体布局方面来看，应该还是基本科学的，各省市都已基本布局合理。但是全国公共档案馆行业整体协调发展方面却呈现出了很多间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档案馆事业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二是公共档案馆事业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三是公共档案馆事业与相近行业发展不同步。因此，针对公共档案馆行业这种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依赖社会力量或公共档案馆自身力量是无法改变的，只有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进行整体的规划与协调才有可能使公共档案馆整体呈现均衡发展的态势。其次是对公共档案馆发展起到支持性的政策，因为公共档案馆的发展涉及非常广泛的问题，就如前文所论述的关于社会对公共档案馆所发展的经济上的援助，要想让这些经济得到健康且可持续的发展，国家必须在税收、工商管理等相关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就如上文所提到，如给予各种捐赠以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让捐赠音拥有捐赠的动力与愿望。

最后就是文化政策的惠及，公共档案馆是法定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理所应当地应该享受到各种优惠的文化政策，然而现状是不管是200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6年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11年《公共服务蓝皮书》，2012年的《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以及《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都没有见到公共档案馆的身影，可以说公共档案馆都被排除在这些文化政策之外，这应该说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政策取向。针对这种政策取向存在的问题，有学者发出了一连串的反问，“难道档案不是文化的载体，不是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吗？难道档案馆不是党和国家的文化事业机构？为什么没有档案和档案馆的一席之地呢？又是谁冷落了档案馆？在新环境下，档案馆如何发挥它在发展档案文化事业中的作用呢？”因此，可以看到，公共档案馆事业要想获得比较大的发展，政策方面的援助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法律援助

法律作为最具权威性的规范性文件，它对公共档案馆事业的发展将起到最为有力的保障性作用。因此，要想公共档案馆获得质的发展，法律方面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援助内容。首先是《档案法》，我国《档案法》虽然已于1988年正式颁布，并于1995年进行了修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档案法》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正式承认“公共档案馆”名称的合法性，都还是冠以“综合档案馆”的名称，这种名称上的差异给公共档案馆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困惑。因此，笔者认为公共档案馆要想获得发展，《档案法》对其正名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档案法》中其他的相关条款才有可能会得到更好的修改与完善，而不至于早已启动的修改计划却迟迟得不到进展。其次是其他法律中涉及档案与公共档案馆内容条款的完善问题，我国《保密法》、《著作权法》、《物权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宪法》、《刑法》等法律条文中那些涉及档案与公共档案馆的条款必须要正视公共档案馆的社会地位并给予法律的保护。最后就是《档案馆法》的出台，《档案馆法》的缺少，对整个事业发展规划、发展目标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使我国公共档案馆事业的运行缺乏强硬性的、权威性的支持。可以讲社会发展到现在，《档案馆法》的出台势在必行，同为公共服务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图书馆法》，早在2008年就已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立法计划，日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美国、日本、韩国等更是早就有了健全的《图书馆法》。因此，可以看到，公共档案馆事业要想获得健康且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必须给予公共档案馆健全的法律援助。

三、人才援助

事业发展人才先行，这个应该是任何人都明白的道理。我国公共档案馆由于受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人才的不足一直以来是其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如以2006年为例，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人员中具备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只有5人，具备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只有109人，具备本科学历的只有8050人，而同年，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数量是3667个，不用再去计算，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公共档案馆人才情况是非常的不乐观。因此，为了公共档案馆事业的发展，加强对其进行人才方面的援助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首先是要尽量创造条件让公共档案馆多吸收毕业于高校的档案学专业的专门性人才，我国现在有30多所高等院校开设了档案学专业，每年都培养出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但是根据笔者的了解，每年却只有很少部分的毕业生能够进入公共档案馆中，出现大量毕业即转行的不正常浪费现象。其次是技术性人才的问题，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技术性人才到公共档案馆工作，特别是信息技术人才，只有這样才能保证公共档案馆在信息化的进程中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不至于一直停留于传统的管理模式之中无法取得长足的进步。最后是租赁性人才的实施，因为公共档案馆的人才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因此，要想解决也不可能是一触而就的。那么对于那些急需要的人才，公共档案馆可以采用人才租赁的方法，从其他单位临时借用一些相关人才，国家应该对于这种用人方式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与关照。只有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公共档案馆的人才不足现象才有可能得到切实可行的解决。

参考文献

[1]周林兴，陈勇.公共档案馆的社会援助：可行性、策略、方式[J].档案管理，2006（04）.

社会公共安全 篇12

那如何定义社会组织呢?首先来看下什么是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主要是指介于市场和国家间的一个中介性社团空间, 它与国家的分离是以阶级利益和公共利益相分离为前提的。而公民社会作为一个“领域”, 其主体便是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可以说是公民利益的载体, 具有非官方性、自在性、自愿性等特点, 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的自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组织等等。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政策的主体之一, 通过自觉、能动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监控的全过程, 影响着政策目标的实现。本文主要从非政府组织、民间媒体、社区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入手, 论述其作为公共政策的主体在公共安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一、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也称非营利组织, 具有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等特点。在公共安全管理中, 非政府组织凭借其专业技术、灵活性、以及慈善性, 在充分调动社会资源, 保护受害群众权益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是公共安全管理网络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下面我们来看一张表, 阐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异同:

(摘自:薛澜、张强、钟开斌, 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从上表我们可以清晰看出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安全管理中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将日益突显。08年5.12大地震发生后, 全国各非政府组织纷纷投入救援, 如各志愿者组织, 慈善基金会等, 在人力、物力、财力、心理辅导等方面的显示了巨大作用, 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安全管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下面对其作用做以小结:

1、专业性的非政府组织对危机的预警。

由于NGO的专业技术及特殊性质和使命感, 使其对危机有着更为迅速的洞察力和重视度。

2、公共安全事故一旦发生, 非政府组织便在资源调动和发挥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使救助更为顺利。

同时, 非政府组织对政府没有关注到的社会成员也会提供必要的物资和精神帮助, 比如对地震中有至亲伤亡人员的心理帮助等。

3、对安全事故后的恢复工作的参与。

物资的进一步支援, 专门的志愿服务, 强化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度等。非政府组织在保证公民权益, 稳定社会秩序, 促进经济发展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民间媒体

所谓民间媒体, 主要是指那些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如网络论坛、虚拟社区等等。对其的单独研究, 是因为在这个网络越来越发达的信息社会里, 民间媒体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 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

5月7号的杭州富家子飙车案, 由一起普通交通事故迅速升级为全国关注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公共事件, 其原因便是民间力量的爆发。而导致事件升级的原因, 除事件本来的恶劣性质外, 更源于事后杭州警方对车速的草率认定, 激起公众对执法部门缺乏公正的怀疑和不满, 各大网络论坛纷纷发帖, 引来大批留言和关注。而后更有网民利用专业知识提出对车速认定科学性的质疑, 并通过“人肉搜索”, 对肇事者数综前科的一一列举。在舆论压力下, 杭州市政府、公安机关均已作出合理回应。我们可以看出, 公众的意见通过民间媒体已经密切影响到安全事故的处理。

可以说, 民间媒体作为社会公众的载体, 其在公共安全管理中的作用是要求政府承担责任, 提高政策制定和实施能力。同时对于安全事故中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也具有促进作用。在历次安全事件中, 民间媒体从来都是倾向群众利益, 对政策的公平公正和科学性也起到良好的监督和评估作用。

三、社区

从社会学的定义来看, 社区, 就是由一定数量的群体、组织和家庭, 因特定的地域关系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按综合标准划分, 社区主要有农村和城市之分。农村主要以村落形式存在, 而城市社区显而易见, 就是一定规模的人口组成的生活共同体。

社区作为居民的主要栖息地, 在遭遇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时, 在第一时间社区居民自身的心理准备、自我防护和救助意识, 自组织能力对保护自己和他人都十分重要。而且, 社区居民还可以为随后公共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准确信息并使之得以更好的贯彻。因此, 公共安全的管理固然需要政府制定及时有效的政策, 但社区居民扮演好“非官方政策主体”的角色是处理危机的前提。

以北京为例, 03年非典来袭时, 市政府便洞察到了社区组织的作用, 把其列为防治非典工作的重点, 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 在社区构筑了一道严密防线。各社区很快建立了非典防控指挥小组和工作机构, 社区防控按属地管理原则, 很快便形成了一些集宣传、排查、隔离、应急、信息汇报、监查、后勤保障为一体的防治组织网络。同时社区医务人员也开始深入区民家庭, 指导防护工作。随后, 社区还加大宣传, 稳定民心, 并号召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秩序的重建。总之, 社区的积极参与有效控制了疫情的扩散, 是最终胜利的坚实基础。

在社区建设不断被提上日程的今天, 社区在公共安全管理中的作用也愈加重要, 安全事件的出现, 不仅需要政府来组织施控与救助, 更需要社区自身建立起自我动员、自我保护的机制, 积极参与到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 乃至反馈调整等过程中来。

综上, 非政府组织、民间媒体、社区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政策的主体成员, 在公共安全管理中的作用各有不同, 但无疑, 它们作为社会公众的代表, 其作用都不容小觑。因此, 在公共安全管理中, 只有充分合理地调动包括这三者在内的社会组织, 才能顺利度过危机, 从而促使社会朝健康、和谐、稳定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宁骚主编:《公共政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

[2]张国庆主编:《公共政策分析》,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

[3]杨志:《公共危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作用探析》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8-12

[4]周德红:《加强政府公共安全管理体制建设的研究》文章出处:论文网2007-1

[5]费孝通:《社会学概论》, 天津出版社, 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