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理论的概念（通用8篇）
社会支持理论的概念 篇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演进与体系概括
内容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有一个过程，人们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和概括也有一个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从‚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演进过程。与之相适应，其体系概括，则经历了从‚邓小平理论体系‛框架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框架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的变化。
关 键 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体系；概括
同任何思想理论的形成发展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也有一个过程。而人们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和概括，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基本问题而展开，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成果，从整体上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党的历次重大会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揭示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点，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提供了重要遵循。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从‚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演进过程。与之相适应，其体系概括，则经历了从‚邓小平理论体系‛框架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框架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的变化。
一、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最初理论概括，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
1978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理论和路线的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最先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命题。他强调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P163)这一命题的提出，为我们根据中国国情，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道路，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思路。
1979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国庆30周年讲话，讲话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初级到高级的过程。讲话标志着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现状的基本估计已发生明显变化，实际上孕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并第一次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从而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据邓小平在此前多次讲话中所阐述的指导原则，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我们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并对其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概括，共10条。主要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虽然，在这10条中，有些方面的概括，理论升华还不够，还带有明显的经验总结的形态，有的要求还偏高，如‚高度民主‛和‚高度精神文明‛等，还不够符合实际，并且尚未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但是，从它已经表现出的相当的理论深度看，可以说已经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基本思想，只是还未使用这样的语言。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四大召开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概念提出、内容扩展及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初步概括的阶段。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邓小平在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P3)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就使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有了自己科学的称谓，其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十二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纲领的全面阐述，又使人们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等方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P29)与此同时，全党通过认真学习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始突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从而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正确的思路。1986年7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根据邓小平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初步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有力地促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三大还第一次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观点，系统地概括为：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祖国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这12条理论观点，从不同侧面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初步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体轮廓。
党的十三大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政策，面临严峻的考验。针对当时来自右的方面十分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仍然存在着的‚左‛的影响，邓小平反复强调，过去10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2](P307)要按照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就不仅表明了邓小平在政治风浪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而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给予了清晰、完整的概括，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这一理论本身的发展和党对它的认识的深化。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作了新的归纳概括。他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搞私有化；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既要克服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端，又不能过于分散和削弱宏观调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这一概括视角新颖、逻辑严谨，既注重理论分析，又突出了正反两方面观点的比较，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系统概括的又一次尝试。
三、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从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到党的十五大以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集中概括的阶段。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谈话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精辟地分析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谈话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观点，主要有：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是非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谈话还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步伐。以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正式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邓小平的名字联系起来，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概念。并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的角度，系统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经验，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共9条。涉及党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创造性观点。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这种概括：一是体系的系统性更加清晰，分类比较恰当，内在的逻辑比较合理；二是要点易于把握，语言更加精练明确，理论色彩也更浓了；三是较好地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特别是视察南方谈话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概括，不仅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反映了党对邓小平理论认识的新水平。
党的十四大之后，随着全党对邓小平理论学习、研究的深入，党中央和理论工作者又作出了一些新的概括。1993年11月，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部观点的精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科学理论，其理论风格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从全局着眼来观察和处理问题。这是对邓小平理论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概括，并涉及这一理论的主题和实质问题，对准确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1995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共16条。以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的概括为基本依据，以新的理论框架，对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作出了概括和阐述。《纲要》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主要内容的概括，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对邓小平理论立论基础、理论基石的概括和阐述。包括三个方面：其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的角度，对邓小平理论思想方法论实质的揭示，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立论的哲学基础；‚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道路选择的统一上对邓小平理论本质的揭示，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立论的逻辑前提；‚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是从历史方位的认定上对邓小平理论现实出发点的揭示，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立论的国情依据。
第二层次，是对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基本指导方针的概括和阐述，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政治保证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的理论；关于祖国统一的理论等十个方面。上述诸方面基本观点、基本方针之间的内在联系，集中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之间，两个基本点相互之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与各方面改革与发展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对邓小平理论体系内容结构的这种概括，有助于从总体上理解与掌握这一理论的丰富内容。
第三层次，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体力量或理论向实践转化基本条件的概括和阐述，包括：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理论三个方面。理论来源于党和人民的实践，又指导这一实践。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发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并通过群众的实践变为物质的力量。上述三个方面紧密相联，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力量与领导核心的辩证统一，是把邓小平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基本保证与条件。
《纲要》对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总体框架的概括与此前的一些概括相比，不仅视角新颖、重点突出、结构严整，而且内在逻辑关系也更趋合理。其中最具特色、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是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单独提出来，作为‚最重要‛的内容，这样就把党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当代中国国情的研究结合了起来，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与道路选择之间的内在逻辑。
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从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到1997年10月召开党的十五大，是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深入认识的一个重要阶段。
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把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强调，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党的十五大深刻论述了邓小平理论，概括了其10个方面的内涵，并指出，这一理论体系‚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3](P11)党的十五大还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科学概念的简明概括，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明确认定，以及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角度对邓小平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的阐述，实际上构成了对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又一次概括。
进入新世纪，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视察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4](P2)200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全篇，系统、全面、深入地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体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也体现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发挥历史主体能动性的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构成了新世纪指导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指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进一步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意义和具体要求，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为了更好地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纲要》从16个方面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2003年7月，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又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归纳和概括。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相继提出，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整体概括的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新的丰富内容。2003年4月，胡锦涛在考察广东时，针对‚非典‛肆虐带来的严重损失，提出了‚全面的发展观‛的概念。随后，他在江西考察时第一次使用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5](P465)胡锦涛强调指出‚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6](P61)伴随党对科学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入，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党的十六大已经明确地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全面、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和定位，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2006年6月，为把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不断引向深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读本》从7个方面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阐述，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以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基本观点，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党的十七大深刻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概括了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明确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并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
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演进和体系概括，首先应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先有实践上道路的不断开拓，然后是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理论概念和基本观点的相继提出，再往后才是理论体系的概括。从1982年到2007年，党用了整整25年的时间、六次代表大会，才基本上完成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的不断提炼及体系的总体概括。如果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总的框架；那么，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与基本路线的内容紧密联系起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内涵所作出的完整概括，则不仅赋予了这条道路以基本的理论形态，而且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可操作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如果说，党的十三大提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科学判断，以及对党在新时期发挥和发展了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所作的12条归纳，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等创新观点，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作出的9条概括，为人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框架；那么，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整体把握，则为人们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社会支持理论的概念 篇2
一、社会资本概念界定回顾与总结
首先, 我们对前人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发展脉络及不同学者对此概念界定给出的不同答案进行简要回顾。“社会资本”一词最早由汉尼芬 (Hanifan, 1916, 1920) 用来说明社会交往对教育和社群社会的重要性时独立使用。19世纪80年代法国着名社会学家布迪厄 (Bourdieu) 在《社会科学研究》上首次对社会资本进行正式界定并在社会学领域广泛使用。他提出社会资本市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 这些资源同队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的战友联系在一起 (Bourdieu 1985) 。布迪厄第一个把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起来, 江社会资本的界定放到了社会学的框架下。詹姆斯·科尔曼在《作为人力资源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 (1988) 一文中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界定, 他认为社会资本即“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 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科尔曼较为全面的从学理上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全面的界定与分析。布迪厄和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 普特南 (Putnam) 则让社会资本全面进入了经济学、政治学领域。普特南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绩效时候引入社会资本概念, 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 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 向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 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
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无疑是社会资本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代表性性人物,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社会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理解,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福山 (Fukuyama) 、奈克 (Knack) 、伯特 (Burt) 、武考克 (Woolcock) 、林南 (Lin) 以及国内的一些学者。
二、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归纳
由于社会资本概念的抽象性, 使其在操作化上困难重重。不过近几年来, 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索。笔者认为可对其依据重点的差异对现有测量方法进行如下分类。
1. 依据概念层次的测量方法
在微观上, 对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有局部网方法和整体网方法, 局部网方法依据个体自我的属性特征主要用来判断和测量个体自我在网络中的社会连带问题, 而整体网方法则关注网络的整体结构性质。在宏观上, 普特南、奥尼科斯和布伦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普特南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通过自发性组织成员资格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社会资本, 他认为可以从个人拥有的社群网络来描述和量度他的社会资本。布伦、奥妮克丝做了社会资本方面的小规模研究, 总结出了一套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的方法, 他们根据对社区的参与、社会背景中的能动性、信任和安全感、邻居间的联系、家庭与朋友的联系、差异化的承受力、生活价值和工作联系八个指标设计问题, 继而同坐人们对问题的回答测量社会资本水平。
2. 依据构成要素的测量方法
厄普霍夫和帕克斯通等人将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分类后再测量。厄普霍夫认为社会资本对发展的影响是通过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在相互作用中体现的。结构型社会资本与作用、规则、先例和程序以及大量有助于合作的网络, 特别是互惠集体行动相联系;认知型社会资本得出于智力过程及其引起的思想, 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得以加强。帕克斯通认为社会资本由个体间的联系和包含了积极情感的“主体间”的联系组成, 利用调查数据对这两个部分进行测量可以避免对社会资本的结果———行动和资源获取的测量, 而仅测量社会资本的构成形式。
3. 综合性测量方法
世界银行认为, 无论是从概念层次还是从组成要素来理解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理论考察的核心内容都是人们之间合作行为的实现。因此, 主张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为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和测量方法提供一个完整的框架。格鲁特尔特和贝斯特纳尔将社会资本的纵向维度 (按布朗的分类) 和横向维度 (按厄普霍夫的分类) 相结合, 提出社会资本的测量框架。目前大多数的研究关注在微观层次上的结构型社会资本的测量, 重点在于那些与家庭、村庄和社区有关的制度或规范。宏观层面上的认知型社会资本的测量是研究者的长期目标。
2004年, 格鲁特尔特等人扩展了3个指标, 他们针对凝结性社会资本、桥梁性社会资本、连结性社会资本, 以及认知型和结构型社会资本进行了综合考虑, 最终确定了社团和网络、信任和团结、集体行动与合作、信息与交流、社会凝聚力和包容力、授权与政治行动六方面内容。2006年杜维克等人又针对这六方面的定量指标进行了补充, 将定性方法与定量测量结合在一起。他们认为, 社会资本是一个复杂多维的概念, 只有将定性分析与定量测量方法的结合, 才能够对其进行更清晰的理解和更准确的测量。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福特.布朗, 木子西编译.2000.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
[2][法]布迪厄.1997.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
[3][美]詹姆斯.科尔曼, 邓芳译.1990.社会理论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33)
[4][美]林南.2005.社会化资本一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邹宜斌.2005.社会资本: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综述[J].经济评论 (6)
[6]边燕杰, 丘海雄.2000.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中国社会科学 (2)
基于概念整合理论的隐喻研究 篇3
关键词：隐喻 概念整合 隐喻教学
隐喻作为语言的表达形式，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思维现象。隐喻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认知模式，是人类认知、思维的基础，是我们的认知工具。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概念整合理论出发，拟通过实例阐释概念整合理论对隐喻意义构建的影响，及隐喻意义生成的认知机制和合成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培养学生隐喻能力的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教学过程中学生隐喻能力的培养。
1 隐喻
隐喻不仅是一种增强语言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段，更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参与了人类的整个认知过程。20世纪80年代，莱考夫和约翰逊（1980）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将隐喻研究从语言层面转向了揭示思维规律的认知层面，从而展开了隐喻机理的研究。隐喻具有相似性、文化性、创造性、冲突性等语义特征。隐喻在本质上成为我们了解周围世界的概念工具，在日常语言中的运用是相当普遍的。如，媒体经常使用“牛市”和“熊市”来描述股票市场证券价格上涨或下降的趋势，这一隐喻表达方式与动物攻击对手的方式有相似性。当攻击对手时，公牛将两只角伸向空中而熊却将爪子向下猛击。如果股票市场趋势向上，就说是“牛市”。如果市场趋势是下降，则称作“熊市”。这一隐喻意义正是隐喻相似性语义特征的体现。
2 概念整合理论及隐喻意义的认知合成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著名认知语言学家福柯尼耶（Fauconnier）和特纳（M.Turner）联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出版了关于认知与语言方面的著作，创建了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概念整合理论是在心理空间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提出，概念整合作为一种基本的心智能力，是人们进行思维活动，特别是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的一种认知过程，起着意义构建的作用，重点研究语言意义的动态构建过程。概念整合的具体过程涉及到四个心理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合成空间。在这四个心理空间内，两个输入空间在结构上有某种对应关系，经过类属空间反映出两空间所共有的抽象结构与组织，最后在合成空间通过层创结构实现抽象意义的建构。其中，层创结构的形成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过程，它以语义、概念为出发点，透过表层的语言形式挖掘深层的语义理解，使得抽象思维的理解成为可能。
3 概念整合理论对隐喻意义的阐释
概念整合理论是隐喻研究强有力的工作机制，对隐喻意义的建构与推理有较强的解释力。根据隐喻的认知合成模式，实现隐喻意义的合成过程具体通过三种相互关联的方式运作（Fauconnier，1998）：组合、匹配和扩展，即：隐喻意义的信息元素与认知主体的背景知识相互组合，通过跨空间进行隐喻信息的匹配，形成层创内容，扩展产生新范畴、新概念，再加上认知主体的独立认知思维，隐喻意义建构的新意义便产生了。
如：“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施耐庵：《水浒传》上卷第十六回）
句中隐喻信息“宋江”与“及时雨”属于两个不同的心理空间，宋江是古典小说和热播电视剧《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梁山一百单八将之首，人称“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作为输入空间1，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豪情仗义。而作为心理空间2的“及时雨”，是一种自然天气现象，指在农作物急需有水的时候下的雨。这两个心理空间拥有某些相同的结构并表现于类属空间：某人或某物在遇到某种困难时需要的某种及时帮助。整合空间中的隐喻信息，一方面是来自“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宋江”的映射空间，另一方面是来自“庄稼正需要雨水时下的雨”的映射空间。基于来自空间1和空间2对应的相似性的基础上，隐喻信息经过认知主体在类属空间的抽象思维与人们对“及时雨”的背景知识相互组合，上述的类属空间意义在整合空间内与两个心理空间“扶危济困的宋江”与“农作物急需有水的时候下的雨”发生匹配交织，隐喻信息通过跨空间部分映现、匹配，产生了自身的层创意义，扩展创造出新的隐喻意义“宋江被称作及时雨”，隐喻意义的概念合成过程实现了。具体合成过程如图所示：
4 培养隐喻能力的几点建议
隐喻能力是认知主体分析、理解和构建不同概念空间类比联想的能力，主要包括正确识别、自如使用和创新思维三方面。即，隐喻能力要求认知主体具备既能理解、习得隐喻，还能创造性地使用隐喻的能力（王蓉&张丽，2007）。因此，在语言教学中应注重隐喻能力的培养。从概念整合理论对隐喻现象加以分析，即可以帮助学生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结合教学实践，笔者在此提出培养隐喻能力的几点建议。
4.1重视教学环节设计，提高隐喻教学水平。
隐喻性是语言的共性，这是隐喻教学的前提。将概念整合理论应用到课堂教学实践中是提高隐喻教学水平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因此，备课过程中，教师应了解、学习概念整合等相关的一些认知理论，并以概念整合理论为指导，设计课程讲解方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有意识地分析讲解来实现培养的目的。课后则通过安排学生自己去发现其他书面材料中的隐喻现象来进行强化。实践证明，将隐喻能力的培养分为发现、设计、讲授、强化等环节，对提高隐喻教学水平是有效的。
4.2加强对相关认知理论方法的教授，培养学生的理论自觉性。
语言意义的理解是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习语言也是对目标语的隐喻方式的习得过程。尽管隐喻思维是普遍的，但隐喻在本质上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方式，准确地掌握语言的隐喻表达方式是语言学习的难点之一。概念整合是认知工具，将它应用于隐喻中，可使我们更细致地剖析和学习隐喻语言的推理和整合过程。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往往注重词汇、句子等的讲解，忽视语言学习方法的教授，造成学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教师要加强概念整合理论及相关认知理论的介绍、学习，培养学生养成运用概念整合机制准确理解隐喻意义的自觉性，提高语言学习水平。
4.3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与隐喻能力培养相结合。
隐喻是文学作品中应用频繁的一种写作手法，使文学语言更加丰富多彩。如许多著名诗人的名篇，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诗选《爱情的哲学》、美国著名文学作者艾米莉·狄金森的诗选《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美国的桂冠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选《未选择的路》等等。通过鉴赏文学作品，不仅能够促进对文化背景的认知，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艺术想象力和审美情感，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创造灵感，提高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模仿、运用隐喻手法的能力和创造性。日常教学中，教师应借助教材，让学生学会去识别、理解教材中文学语言的隐喻表达方式；但又不拘泥于教材，鼓励学生课后多读与教材内容相关的文学作品，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力，有助于提高学生理解隐喻的速度和熟练度，从而促进学生创新性隐喻能力的培养。
5 结语
论意义概念的理论基础 篇4
意义理论是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也是西方语言学家的主要研究课题.针对意义概念的理论基础,指称论、观念论、功用论和行为论先后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都有其合理性及片面性.
作 者：胡琴 作者单位：中国计量学院,杭州,310000 刊 名：现代企业教育 英文刊名：MODERN ENTERPRISE EDUCATION 年，卷(期)：2008 “”(14) 分类号：H0 关键词：意义 指称论 观念论 功用论 行为论★ 探析计算机网络中服务的概念
★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意志概念
★ 论“宗教经验”的概念、核心和特征
★ 计算机网络试题
★ 计算机网络论文
★ 软饮料广告中的概念隐喻
★ 概念是什么意思
★ 《计算机网络》之物理层
★ 计算机网络实习总结
从概念整合理论看比喻的句法形式 篇5
从概念整合理论看比喻的句法形式
概念整合理论为我们揭示了比喻的语义结构与其句法形式之间的`联系,本文拟从这一角度观察:本体与喻体的映射关系经过整合如何在比喻的句法形式中获得表现;并在此基础上解释比喻的句法形式及其同一性梯度.
作 者：缪俊 Miu Jun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62刊 名：修辞学习 PKU英文刊名：RHETORIC LEARNING年，卷(期)：“”(1)分类号：H1关键词：概念整合 映射关系
社会支持理论的概念 篇6
从概念整合理论角度看英语幽默的翻译
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对英语幽默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从而得出结论:概念整合理论对于英语幽默的`翻译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作 者：余渭深 郭丽 YU Wei-shen GUO Li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外语学院,重庆,400044刊 名：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年，卷(期)：21(12)分类号：H059关键词：概念整合 幽默翻译 整合
“经济犯罪”概念的理论探究 篇7
一、域外“经济犯罪”概念的提出
作为犯罪学与刑法学上的一个概念, 经济犯罪最早由英国学者希尔 (E.C.Hill) 提出。1872年,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预防与抵制犯罪的国际会议上, 希尔以《犯罪的资本家》为题发表演讲, 提出经济犯罪这一概念并指出惩罚经济犯罪的必要性。1939年, 美国学者萨瑟兰 (H.E.Sutherland) 提出了“白领犯罪”的概念, 他认为白领犯罪是指体面的有社会地位的人在职业活动过程中非法牟利的行为。它包括五个基本要素:一是该行为是犯罪;二是犯罪行为人具有体面的社会地位;三是犯罪行为人具有很高的社会身份;四是犯罪行为是在其职业活动过程中实施;五是犯罪行为侵害了委托信任关系。 (2)
早期的经济犯罪, 人们往往是从犯罪学、社会学的角度加以研究。但是, 任何一种犯罪现象最终都会引起刑法学的关注, 进而进入刑法学的研究领域。1932年, 德国学者林德曼 (K.Lindemann) 开始从刑法学的角度研究经济犯罪, 他认为, 经济犯罪是一种侵犯国家整体经济及其重要部门与制度的具有可罚性的违法行为。德国学者进一步指出, “经济犯罪乃是使用非暴力的一种智能犯罪, 经济犯罪以狡猾奸诈的手段滥用自由经济结构赖以存在的的诚实信用原则并利用民商法、经济法与财税法的漏洞而施行对健全国民经济的危害的不法图利行为。” (3) 1936年, 荷兰学者莫勒提出, 经济犯罪是指违反所有以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经济生活为目的而制定的法规、干扰经济秩序、破坏整个经济结构的的犯罪, 故称为“财产犯罪”或“图利犯罪”。
上述学者的观点表明, 经济犯罪尽管是一种以谋取物质利益为内容的犯罪, 但它涉及违反国家既定的经济制度和法规, 侵犯到国家整体的经济利益, 有别于同样涉及物质利益的一般性财产犯罪。因此, 它总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作为一种显见的现象引起刑法学者们的关注。此外, 上述学者的观点还表明:刑法设立经济犯罪, 其保护的客体是国家的整个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主体主要是经济活动中具有一定经济职能者;客观方面表现为具有谋取非法利益的意图。
二、我国关于“经济犯罪”的概念的立法沿革
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刑法补充修改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在该决定中, 我国刑事立法机关首次使用了“经济犯罪”这一概念, 但是, 在这个单行刑法中经济犯罪被称为“经济领域中的犯罪”, 因这一概念的提出, 从而引发了刑法学界对“经济犯罪”这一概念的研究和探讨。
我国1979年刑法典中没有经济犯罪的明确概念, 与经济有关的犯罪主要分布在《刑法》分则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两章中, 同时还有少量分布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渎职罪中。1982年《决定》从外延方面对经济犯罪进行了阐述, 列举了经济犯罪的种类有: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盗窃公共财物、盗卖珍贵文物和索贿受贿等。从所列举的经济犯罪种类看, 立法机关对经济犯罪的认定有两方面根据, 第一, 行为本身的目的在于获取非法的经济利益;第二, 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经济及其他活动的法律法规。但是, 《决定》把盗窃公共财产等笼统地列入经济犯罪的范畴, 虽然在实践中必要, 但在理论上不妥。
1997年刑法典进一步确立并发展了刑事立法、司法实践的成果, 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设置于分则———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 将传统的诈骗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一张, 将贪利型职务犯罪规定在贪污贿赂罪一章。
三、我国目前关于“经济犯罪”概念的学术论争及批判
“经济犯罪”概念在《刑法》中的变迁也改变了学者对“经济犯罪”概念的理论探讨, 目前, 关于“经济犯罪”的概念主要分为如下三类:
一是大经济犯罪概念, 认为“经济犯罪是指违反国家工业、农业、财政、金融、税收、价格、海关、工商、森林、水产、矿山等经济管理法规, 或者盗窃、侵吞、骗取、哄抢、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和公民的合法财物, 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经济建设, 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害, 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此观点将一切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都包括在经济犯罪概念中。
二是中经济犯罪概念, 认为经济犯罪活动或表现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行为, 或表现为利用职权牟取暴利的行为。即, 经济犯罪是指一切侵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 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此观点依然将侵犯财产犯罪纳入经济犯罪中。
三是小经济犯罪概念, 认为经济犯罪是指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 为牟取不法利益, 违反国家经济法规, 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 依照刑法应当受刑法处罚的行为。这种观点把经济犯罪分为五种类型:一是营利性的犯罪, 如生产劣质产品、倒卖计划内供应的生产资料等;二是欺骗性的犯罪, 如合同诈骗、信贷诈骗等;三是占有型的犯罪, 如贪污、挪用等;四是交换型的犯罪, 如受贿、行贿等;五是破坏性的犯罪, 如污染环境、非法捕捞、非法狩猎等。
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将传统的财产犯罪列入经济犯罪研究的范围。一般来说, 学者都是从狭义说的角度对经济犯罪进行研究。大多数学者倾向于狭义说, 陈兴良认为, 经济犯罪就是指行为人为牟取不法利益, 滥用商品的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上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权限, 违反所有直接与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 危害正常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 (4) 还有学者认为, 经济犯罪, 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 在市场经济运行或者经济管理活动中从事非法经济活动, 严重侵害市场经济秩序, 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 (5)
四、对经济犯罪概念的错误理解和把握
(一) 以经济犯罪是否具有多重违法性作为划分标准不科学
作为经济犯罪, 必然以相应的刑法规范为依据。然而在整个法律体系中, 刑法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 即属于各种法律的保障法。违反刑法的行为, 必然已先违反了其他前置性法律。人们对经济犯罪违法结构就是这样认识的。然而, 带有经济内容的其他类型犯罪也是这样, 如果以犯罪行为的违法结构作为判断是否经济犯罪的标准, 显然不妥。比如抢劫罪、盗窃罪, 它们首先违反的是民事法规规定的财产占有关系。至于抢劫犯罪时使用暴力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 不过是犯罪过程中的手段, 并不能改变这种犯罪的物质经济内容。即使涉及卖淫、毒品的犯罪, 也同样首先违反了社会治安管理法规。
(二) 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和经济犯罪两者的认知混淆
经济犯罪是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犯罪的, 这在理论上本无多大争议。所以, 将所有贪利的犯罪视为经济犯罪未尝不可。犯罪者如不贪利, 则无须实施这种行为。经济犯罪毕竟属于一种理论上的分类, 它并不具有严格的法律意义。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则是一种法律的规定, 它具有明确而严格的实在意义。两者既具有一定的联系, 又有一定的区别。
经济犯罪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在扰乱和侵犯法律既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和财产所有关系方面具有共同之处。这两种犯罪尽管有时表现形式不同, 但两者可以发生交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绝大多数都是经济犯罪。经济犯罪是刑法理论以社会不同领域和犯罪者贪利心理进行划分的, 它主要相对于政治、军事、文化等不同领域而言。所以经济犯罪既包括了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 也包括了像贪污贿赂这样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经济犯罪。
国家工作人员掌握较大的社会公共权力, 当这种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时, 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某些经济犯罪仍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 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守法任一角度来说, 研究经济犯罪, 都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五、准确认定经济犯罪的概念是理论研究打击经济犯罪的关键
理论研究从来都是为了应用于实践的, 研究经济犯罪的概念是也是如此, 既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经济犯罪的规律, 也是为了更好地打击和预防经济犯罪不断增长的态势。
笔者认为要准确理解经济犯罪的概念, 应把握以下两点:
第一, 经济犯罪必须表现为一种活动, 发生在经济领域的各个环节。经济犯罪行为人的行为目的是牟取非法经济利益, 因此, 经济犯罪只能发生在商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及其管理过程中。
第二, 经济犯罪必须是危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和传统的财产犯罪相比较, 经济犯罪所危害的不仅仅是具体的财产利益, 而是整个社会经济赖以建立的以诚实、信用为基础的市场内部规范以及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必要管理的机制。这类犯罪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前已述及, 多数学者比较倾向于经济犯罪的狭义说。之所以如此,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 这不仅因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 经济犯罪本身就是商品经济时代的产物, 而且从经济犯罪形成的内在结构分析:由于经济犯罪的本质结构是一种非法的经济活动, 它必须发生于商品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经济犯罪的违法结构除了违反刑法规范之外, 还同时违反经济法规、民事法规、行政法规;经济犯罪的心理结构不但只能是故意的罪过形式, 而且必定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 (6) 笔者对此表示赞同。
摘要：如何有效地打击经济犯罪, 维护经济发展安全是一个常新的课题。对经济犯罪概念本身的准确把握对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经济犯罪,经济犯罪概念狭义说
参考文献
①杨兴培、李翔著:《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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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赵长青:《经济刑法学》, 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第44页。
④陈兴良主编:《经济犯罪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12-14页。
⑤杨正鸣:《经济犯罪侦查新论》,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7月版, 第2页。
智慧旅游的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 篇8
[摘要]随着旅游信息化的升级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兴起，智慧旅游成为我国各地旅游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和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但由于尚处于初级阶段，智慧旅游的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体系尚未建立或未达成一致，不能有效指导实践。这将会造成智慧旅游信息系统或工程建设的混乱、信息孤岛以及因工程建设失误而造成的巨大资源浪费。基于此，文章在回溯智慧旅游的起源及发展条件和现有概念评述的基础上，提出智慧旅游的基本概念。在此概念的理念下，提出了智慧旅游的能力(capabilities)、智慧旅游的属性(attributes)以及智慧旅游的应用(applications)三个层面构成的CAA框架体系。该框架重点阐述了智慧旅游区别于传统旅游信息系统的四大核心技术，以及智慧旅游针对旅游者、居民、政府、企业四大应用对象的价值供给。文章主要贡献在于：(1)在历史回溯和评述基础上，厘清了智慧旅游的概念；(2)提出了CAA三层次的智慧旅游构架体系；(3)提出了智慧旅游的四大核心技术是物联网、移动通信、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4)阐述了基于多利益主体的智慧旅游价值供给。
[关键词]智慧旅游；CAA框架体系；核心技术；价值供给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5—0066—08
1
智慧旅游的起源及发展条件
1.1
智慧旅游的起源
智慧旅游来源于“智慧地球(smarter Planet)”及其在中国实践的“智慧城市(smarter Cities)”。2008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IBM)首先提出了“智慧地球”概念，指出智慧地球的核心是以一种更智慧的方法通过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改变政府、公司和人们相互交互的方式，以便提高交互的明确性、效率、灵活性和响应速度。
“智慧城市”是“智慧地球”从理念到实际、落地城市的举措。IBM认为，21世纪的“智慧城市”能够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于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该定义的实质是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我国专家对“智慧城市”有自己的解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认为，智慧城市就是一个网络城市，物联网是智慧城市的重要标志；两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形象的说法是：数字城市+物联网=智慧城市。新加坡提出2015年建成“智慧国”的计划，台北市提出建设智慧台北的发展战略，上海、深圳、南京、武汉、成都、杭州、宁波、佛山、昆山等城市相继推出了“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IBM的“智慧城市”理念把城市本身看成一个生态系统，城市中的市民、交通、能源、商业、通信、水资源构成了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形成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促进、彼此影响的整体。
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号)精神指引下，旅游业开始寻求以信息技术为纽带的旅游产业体系与服务管理模式重构方式，以实现旅游业建设成为现代服务业的质的跨越。受智慧城市的理念及其在我国建设与发展的启发，“智慧旅游”应运而生。从城市角度，“智慧旅游”可视作智慧城市信息网络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实现“智慧旅游”的某些功能可借助或共享智慧城市的已有成果。因“智慧旅游”是一项侧重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惠民工程，将“智慧旅游”在城市视角下纳入智慧城市有助于明确建设主体并集约资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旅游者与城市居民的特性与需求差异，“智慧旅游”与智慧城市体系下的“旅游”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旅游并不仅发生在城市，前者要比后者具有更广泛的内涵。
1.2智慧旅游的发展条件
智慧旅游概念源于智慧地球与智慧城市，但其发展的推动力依托以下六个方面：(1)全球信息化浪潮促进了旅游产业的信息化进程；(2)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借助信息化手段，尤其是旅游业被国务院定位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以来，旅游业与信息产业的融合发展成为引导旅游消费、提升旅游产业素质的关键环节；(3)物联网／泛在网、移动通信／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与发展具备了促成智慧旅游建设的技术支撑；(4)整个社会的信息化水平逐渐提升促进了旅游者的信息手段应用能力，使智能化的变革具有广泛的用户基础；(5)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提供了智慧旅游的应用载体；(6)最为重要的是，随着旅游者增加和对旅游体验的深入需求，旅游者对信息服务的需求在逐渐增加，尤其旅游是在开放性的、不同空间之间的流动，旅游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实时实地、随时随地获取信息是提高旅游体验质量的重要方式，也昭示了智慧旅游建设的强大市场需求。智慧化是社会继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之后的又一次突破。智慧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的一次深刻变革。
2智慧旅游的基本概念
2.1
智慧旅游概念评述
尽管我国许多地方已在尝试进行智慧旅游的建设，但相关的智慧旅游研究文献却较为少见，对智慧旅游的概念没有统一的、标准的、科学的定义，缺乏理论支撑。目前学者对于智慧旅游的概念总体上不及智慧城市概念阐述深入与完整，也体现了智慧旅游研究处于初始阶段(表1)。
综观表1所列的各种智慧旅游概念，主要存在四点不足之处：(1)核心技术不明确或技术体系框架不清晰，将不同层面的技术平行罗列，逻辑体系不严谨；(2)核心技术的概念陈述、理解以及解读不准确，智慧旅游的非学术性和非专业性的表述会造成理论知识体系的混乱；(3)应用主体不明确或不全面，使智慧旅游的受益范围缩小，且应用价值论述不充分，也使得智慧旅游的应用机制难以真正构建；(4)不区分公益性与营利性，造成建设主体与运营主体不明，影響与制约智慧旅游的推广应用，以及商业模式的混乱，建设与运营的主体缺位和错位。
2.2智慧旅游的基本概念
笔者认为，智慧旅游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也称信息通信技术，ICT)，为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提供高品质、高满意度服务，而实现旅游资源及社会资源的共享与有效利用的系统化、集约化的管理变革。从内涵来看，智慧旅游的本质是指包括信息通信技术在内的智能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是以提升旅游服务、改善旅游体验、创新旅游管理、优化旅游资源利用为目标，增强旅游企业竞争力、提高旅游行业管理水平、扩大行业规模的现代化工程。智慧旅游是智慧地球及智慧城市的一部分。
智慧旅游与旅游信息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信息化是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旅游信息化狭义上讲是旅游信息的数字化，即把旅游信息通过信息技术进行采集、处理、转换，能够用文字、数字、图形、声音、动画等来存储、传输、应用的内容或特征；广义上讲是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对旅游产业链进行深层次重构，即对旅游产业链的组成要素进行重新分配、组合、加工、传播、销售，以促进传统旅游业向现代旅游业的转化，加快旅游业的发展速度。因此，信息化与旅游信息化既是过程也是结果，过程的理解侧重于实现信息化的过程，而结果则侧重于“信息化了”的结果。然而，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化在实践中更侧重于是一个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行的过程。智慧旅游则可理解为旅游信息化的高级阶段，其并不是旅游电子政务、旅游电子商务、数字化景区等用“智慧化”概念的重新包装，而是要能够解决旅游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满足旅游发展中的新需求，实现旅游发展中的新思路以及新理念。为此，智慧旅游的建设目的集中于三个方面：(1)满足海量游客的个性化需求。日渐兴盛的散客市场使得自助游和散客游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出游方式。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旅游的散客占到游客总数的91％①。未来散客的市场份额将不断扩大，因此更加便利快捷的智能化、个性化、信息化的服务需求量将不断扩大。(2)实现旅游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的无缝整合。随着电子政务向构建服务型政府方向发展，旅游信息化的高级阶段应是海量信息的充分利用、交流与共享，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服务与管理流程的无缝整合，实现服务与管理决策的科学、合理。(3)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旅游中小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不高，在智慧旅游的建设过程中如何吸引旅游中小企业加快信息化进程是目前各智慧旅游试点省市在实践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基于云计算的智慧旅游平台能够向中小旅游企业提供服务，为其节省信息化建设投资与运营成本，是旅游中小企业进行智慧旅游集约化建设的最佳方式。
2.3智慧旅游的核心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是智慧旅游所引发的旅游变革的基础。大部分观点认为，智慧旅游基于云计算和物联网、互联网。黄超等…认为，智慧旅游技术层包括信息技术(RFID技术、空间定位技术、SOA技术、SaaS技术、云计算技术)、物联网技术、互联网技术(Web 2.0技术、三网融合技术)、3G移动通讯技术、传感技术等。刘军林等认为，智慧旅游技术支撑是云计算、物联网、高速无线通信技术、地理信息系统、虚拟现实技术等。已有论述一方面混淆了信息技术的层次，将位于技术体系不同层面的技术以及技术大类与其子类平行罗列，造成概念上以及技术应用上的混乱；另一方面未明晰智慧旅游区别于数字旅游以及其他传统信息系统的特有核心技术。本文认为，智慧旅游区别于一般信息系统或工程的核心技术，是云计算、物联网、移动终端通信以及人工智能四大技术的集大成者，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创新和应用创新。
2.4智慧旅游的国内外发展现状
严格来说，国外并无“智慧旅游”这一专业术语，“智慧城市”其实只是IBM公司推出的一个商业计划和项目。笔者在线查阅了国外各大学术文献数据库200多篇与旅游信息化相关论文，也未发现有“智慧旅游”这一概念。但国外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旅游业的研究和实践开展得比国内早，如欧盟早在2001年的“创建用户友好的个性化移动旅游服务”项目；韩国旅游局的“移動旅游信息服务项目”；日本NTT DoCoMo公司的“i—mode”手机服务项目。
我国国家旅游局将“智慧旅游”写入了“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中，并对“智慧旅游城市”试点工作进行了部署，确定了江苏镇江为“国家智慧旅游服务中心”。从2010年始，南京、苏州、扬州、温州、北京纷纷宣布了建设“智慧旅游城市”的发展战略，有条件城市则率先开展了智慧旅游的建设，至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上海市面向旅游者提供的基于智能手机终端的“智能导游”，涵盖导游、导航、导览等服务；北京市采用基于二维码的物联网技术，向旅游者提供一种线上、线下融合的“景区电子门票”服务等。同时，智慧旅游也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东南大学搭建了多学科交叉、科学研究与应用融合的智慧旅游实验平台。
3智慧旅游的CAA框架体系
智慧旅游建设的首要关键问题是如何明确开发主体、应用主体以及运营主体。这一问题不解决，智慧旅游的建设与发展将无法进入良性循环。针对这一关键问题，智慧旅游首先需要构建一种能够梳理上述问题的框架模型。笔者认为应构建由智慧旅游的能力(capabilities)、智慧旅游的属性(attributes)以及智慧旅游的应用(applications)三个层面构成的CAA框架体系(图1)。
能力(capabilities)是指智慧旅游所具有的先进信息技术能力，属性(attributes)是指智慧旅游的应用是公益性的还是营利性的，应用(applications)是指智慧旅游能够向应用各方利益主体提供的具体功能。公益性指智慧旅游的应用由政府或第三方组织提供，以公共管理与服务为目的，具有非营利性。营利性应用由市场化机制来决定服务提供商。智慧旅游的属性能够决定其开发主体、应用主体以及运营主体。智慧旅游的CAA框架体系的内涵可归结为以下三点：(1)以智慧旅游目的地的概念来明确应用主体。因此，除了一般智慧旅游所涵盖的旅游者、政府、企业之外，还包含了目的地居民，即智慧旅游面向涵盖了景区、城市(街区、社区等)、区域性旅游目的地概念；(2)公益和营利属性是信息技术能力和应用的连接层，即纵向可建立起基于某种(某些)信息技术能力，具有公益或营利性质的，面向某个(某些)应用主体的智慧旅游解决方案；(3)公益性智慧旅游和营利性智慧旅游的各种应用以及两者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兼容性和连通性，可最大程度地避免信息孤岛和填补信息鸿沟。
基于CAA框架体系，可进一步定义智慧旅游的核心能力与应用模型。
3.1
智慧旅游的核心能力
智慧旅游作为信息技术带来的一种革新，其概念与内涵离不开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云计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是智慧旅游的关键技术，称为智慧旅游的核心能力，指智慧旅游具有的核心技能，基于这些核心技能，智慧旅游能够向应用对象(3.2.1)提供各种价值供给(3.2.2)。这四大核心能力充分体现了智慧旅游对于旅游资源及社会资源的共享与有效利用的能力，这是智慧旅游的核心标志，也有别与前一代信息技术在旅游业中应用。
智慧旅游的四大核心能力不是孤立与分散的，而是相互关联并有机集成的，从而形成了智慧旅游的总体技术框架，称为核心能力框架(图2)。
从信息角度来看，物联网(移动通信网、移动互联网、传统互联网)是信息获取、交换以及共享的渠道；云计算是信息的网络应用方式；人工智能是信息处理、分析以及推理的方法；移动智能终端是应用对象与信息交互的方式，是信息的表现载体。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旅游的核心能力将不断扩充与发展。
3.1.1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是智慧旅游的核心网络。物联网实现了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的互联(国际电信联盟，ITU)。从定义上讲，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GPS)、激光扫描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物品与网络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
智慧旅游中的物联网可以理解为互联网旅游应用的扩展以及泛在网的旅游应用形式。如果称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旅游应用为“线上旅游”，那么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旅游应用则可称为同时涵盖“线上”与“线下”的“线上线下旅游”。物联网技术突破了互联网应用的“在线”局限，而这种突破是适应旅游者的移动以及非在线特征的。泛在网是指无所不在的网络，即基于个人和社会的需求，利用现有的和新的网络技术，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无所不在的按需进行的信息获取、传递、存储、认知、决策及使用等的综合服务网络体系。基于物联网的旅游应用的“线上”、“线下”融合体现了泛在网“无所不在”的本质特征，而这种本质也是适应旅游者的动态与移动特征的。
3.1.2移动通信技术
移动通信是物与物通信模式中的一种，主要是指移动设备之间以及移动设备与固定设备之间的无线通信，以实现设备的实时数据在系统之间、远程设备之间的无线连接。因此，移动通信可理解为物联网的一种物与物连接方式，是支撑智慧旅游物联网的核心基础设施。
移动通信技术作为物联网的一种连接方式之所以被特别提出，是因为随着移动终端设备的发展与普及，移动通信技术使得信息技术的旅游应用从以个人计算机为中心向以携带移动通信终端设备的“人”——旅游者为中心发展，体现了以散客为服务对象的信息技术应用方向。个人计算机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连接，通过互联网技术繁荣各种旅游应用；而移动通信终端设备基于移动通信技术连接，通过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繁荣各种旅游应用。移动通信技术自诞生以来迅猛发展，已经从第一代发展至第三代，并正在向第四代前进，第四代也被称为新一代、超三代。智慧旅游中的移动通信技术为旅游者提供丰富的高质量服务，如全程(游前、在途、游后)信息服务、无所不在(任何时刻、任何地点)的移动接入服务、多样化的用户终端(个性化以及语音、触觉、视觉等多方式人机交互)以及智能服务(智能移动代理，Internet Agent)等。智慧旅游的移动通信技术应用将极大改善旅游者的旅游体验与游憩质量，提升旅游目的地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使旅游管理与服务将向着更加精细以及高质量方向推进。移动通信技术在智慧旅游中体现的是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提供高品质、高满意度服务的智慧。
3.1.3云计算技术
云计算是一种网络应用模式，计算机终端、移动终端等终端使用者不需了解技术细节或相关专业知识，只需关注自己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以及如何通过网络来得到相应服务，其目的是解决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巨量数据存储与处理问题。云计算的核心思想是计算、信息等资源的有效分配。
云计算技术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用来构造应用程序的系统平台，其地位相当于个人计算机上的操作系统，称为云计算平台(简称云平台)；另一方面描述了建立在这种平台之上的云计算应用(简称云应用)。云计算平台可按需动态部署、配置、重新配置以及取消部署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可以是物理的或者虚拟的。云计算应用指一种可以扩展至通过互联网访问的应用程序，其使用大规模的数据中心以及功能强劲的服务器来运行网络应用程序与网络服务，使得任何用户通过适当的互联网接入设备与标准的浏览器就能够访问云计算应用。
智慧旅游的云计算建设须同时包含云计算平台与云计算应用。目前，智慧旅游实践中经常混淆了云计算平台与云计算应用两个概念，如“旅游云”、“旅游云计算”、“旅游云计算平台”等。实际上，云平台具有某种程度的具体应用无关性，因此智慧旅游的云计算技术的应用研究应侧重于云计算应用，如研究如何将大量、甚至海量的旅游信息进行整合并存放于数据中心，如何构建可供旅游者、旅游组织(企业、公共管理与服务等)获取、存储、处理、交换、查询、分析、利用的各种旅游應用(信息查询、网上预订、支付等)。从某种程度上讲，云计算技术在智慧旅游中体现的是旅游资源与社会资源的共享与充分利用以及一种资源优化的集约性智慧。
3.1.4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研究如何应用计算机的软硬件来模拟人类某些智能行为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涉及知识表示、自动推理和搜索方法、机器学习和知识获取、知识处理系统、自然语言理解、计算机视觉、智能机器人、自动程序设计等方面的研究内容。目前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机器人、决策系统、控制系统以及仿真系统中。
智慧旅游包含了以物联网与移动通信为核心的先进计算机软硬件以及通信技术，也包含了以云计算为核心的计算与信息资源的合理及有效分配技术；但是，如何充分利用智慧旅游不断采集、存储及处理的大量甚至海量数据信息，使其能够在旅游服务及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关系智慧旅游成败的关键问题。人工智能就是智慧旅游用来有效处理与使用数据、信息与知识，利用计算机推理技术进行决策支持并解决问题的关键技术。在旅游研究领域，人工智能更多地被用于旅游需求预测中；而人工智能在智慧旅游中的作用不仅在于此，还包含游憩质量评价、旅游服务质量评价、旅游突发事件预警、旅游影响感知研究等诸多领域。如果将物联网、云计算以及移动通信技术看成智慧旅游的构架技术，那么人工智能就是智慧旅游的内核技术。
3.2智慧旅游的应用模型
3.2.1智慧旅游的应用对象
智慧旅游的应用模型是智慧旅游具有实际意义的基础。本文从识别智慧旅游信息系统的应用对象及其相互关系人手，围绕应用对象本身及其之间的交互对智慧旅游的需求来构建智慧旅游的应用模型(图3)。
智慧旅游的四大应用对象为：以政府为代表的旅游公共管理与服务部门、旅游者、旅游企业以及目的地居民。与传统信息技术应用面向政府、企业与旅游者三大主体不同，智慧旅游将目的地居民纳入应用对象，即智慧旅游在智慧城市外延下，不仅能够为旅游者提供服务，还能够使旅游管理、服务与目的地的整体发展相融合，使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和谐相处。
智慧旅游面向这四大应用主体构建应用系统，既需要满足应用主体自身的需求，也需要满足应用主体之间的交互需求。例如，对于旅游者，智慧旅游既面向旅游者自身(T)及其之间(T2T)的需求，又面向旅游者与政府之间(T2G)、旅游者与企业之间(T2E)以及旅游与目的地居民之间(T2R)的交互需求。
3.2.2基于多利益主体的价值供给
智慧旅游依托物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云计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四大关键技术，通过感知化、物联化、智能化的方式，可以将旅游过程中的物理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和商业基础设施连接起来，成为新一代的智慧化基础设施，使旅游业涉及的不同部门和系统之间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作业，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做出最好的旅游活动和管理决策及时预测和应对突发事件和灾害。由于智慧旅游面向旅游者、企业、政府和居民，因此，其应用给不同的利益主体提供不同的价值。这些价值供给体现在智慧旅游的信息应用层面(图4)。
对游客而言，智慧旅游可以让其获取旅游全域／全流程的信息服务，实现出游前的信息查询、合理线路设计、旅游预订、智能导览、门票及优惠券获取、紧急救援、投保理赔等价值。对企业而言，可以获取旅游电子商务、营销、满意度调查、行为追踪、数据统计及挖掘等价值。对政府而言，可以获取行业市场监管、旅游信息与其他公共服务信息共享与协同运作、旅游目的地营销等价值，实现指挥决策、实时反应、协调运作，政府可以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做出最优的城市发展和管理决策，及时预测和应对突发事件和灾害，形成产业发展与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对居民而言，可以享受交通、游憩、休闲等多种系统信息共享的价值。
4结论及建议
中国的旅游信息化建设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专业化阶段，这个阶段景区和管理部门建立自己的网站；第二阶段是建设数字旅游和数字景区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已经实现了一些分布式的数据集成管理功能，并建立了一定的数据共享和服务机制；第三个阶段就是智慧旅游的阶段，是智能化的阶段。目前的智慧旅游阶段必然带来整个产业的全面革新。随着旅游业产业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信息化浪潮的推动，游客个性化需求的日益强烈，尤其是随着旅游市场结构变化和旅游者行为方式变化，游客对信息服务的诉求大幅提升，智慧旅游未来将在游客定制化服务、旅游企业业务流程再造与行业监管、公共信息与信息的整合与共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智慧旅游发展的强勁势头下，旅游研究者与实践者需要对智慧旅游的基本概念、理论支撑到实践方案进行深入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推动与引导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目前的紧迫任务来看，建议政府从六个方面来推动与引导智慧旅游的研究与实践：
(1)鼓励和扶持智慧旅游相关基础与支撑理论的科学研究；
(2)主导智慧旅游的相关标准化研究与标准制定；
(3)构建智慧旅游的评价体系；
(4)重点面向中小企业(SMES)构建云应用服务的同时，积极引导中小企业积极参与、投入智慧旅游的建设与发展；
(5)及时总结、分析试点省市开发、建设以及运营模式，并因地制宜地进行推广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