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结构

社会支持结构（共12篇）

社会支持结构 篇1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余年, 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们生活水平飞速提高, 居民消费结构已经从温饱不足, 基本温饱走向了小康型、富裕型。城市居民消费逐渐阶层化, 模式多元化, 消费识别功能增强。在此期间, 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消费结构的变迁起到了决定性左右。伴随着社会全面高速发展, 消费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关键词：社会结构,消费结构,人均消费水平,社会财富

当人类进入21世纪, 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伟大实践, 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大大加快了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与此同时, 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现代社会结构体系已基本形成。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 中国社会的消费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

一消费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消费结构与社会结构具有内在联系性。按照马克思理论的解释, 消费分为生存性、发展性和享受性三种层次。最低层次的消费是纯粹的物质消费, 只看重物品的使用价值, 以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第二个层次是交换价值的消费, 即商品的含金量, 以证明自己的购买能力, 炫耀自己的金钱和富有;最高层次的消费则是对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 即在消费中突出商品的符号价值, 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品位。消费的这种层次性与社会成员的分层结构是高度相关的。对于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来说, 他们的消费可能主要用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 更看重的是消费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对于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阶层来说, 他们的消费则更多地用来满足发展和享受性需要, 更看重的可能是消费的符号价值, 如道格拉斯和伊舍伍德就认为, 消费者的阶级定义与三类商品的消费有关:第一产业相应的主类消费 (如食物) ;第二产业相应的技术类消费 (如旅游与消费者的资本装备) ;第三产业相应的信息类消费 (如信息商品、教育、艺术、文化和闲暇消遣) 。在社会结构底层, 局限于主类消费, 在社会上层成员的消费则更多转向第二、第三类消费, 所以, 消费的分化与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居民消费结构的变迁实际上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以及不同阶层的消费结构变化的体现。

二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实行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战略;在消费与积累的关系上, 重积累轻消费, 城乡居民的消费被压缩在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平上。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分配方式的多元化, 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快速提高, 逐步从温饱走向小康和富裕。

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迁与改革政策、社会结构分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改革政策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消费结构的变迁。根据我国改革进程、社会分化、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领域的阶段性特点。居民消费的变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 城乡居民基本温饱问题的迅速解决 (1978~1991)

改革开放以后, 从1978~1984年短短几年时间里, 城乡居民基本摆脱了贫困, 解决了温饱问题, 1984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59.2%;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58%。这一阶段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逐步缩小的阶段, 改革初期, 市场经济的引入带来了一定的平等化的效应。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农民, 城市边缘群体的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我国城乡差距在1984年达到最小 (收入比为1.7∶1) 。

2. 城乡居民生活的平稳提高和初步分化 (1985~1991)

这一阶段, 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 城镇收入分配制度开始向个人倾斜, 在收入快速增长和城镇计划体制下的高福利支持下, 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迅速提高, 但是消费结构变化不大, 呈现出高福利支持下的刚性特点。人均消费从1985年的802元提高到1991年的1952元, 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 但是恩格尔系数反而从1985年的52.25%上升到1990年的54.25%。就整体而言, 这一阶段居民收入和消费还处于初步分化期, 富有群体的总体数量还比较小。城乡居民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消费支出也在增长, 收入增长的部分基本上被不断增长的消费所抵消。

3.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继续提高和快速分化 (1992~1996)

1992年以后, 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系列的深化改革对城乡居民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革不仅是一个解放生产力的过程, 也是一个利益分配格局大调整的过程。这一阶段,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快速提高, 消费结构变迁加快。1992~1996年, 城镇居民支出从2356元增长到15620元。城镇居民的非商品性支出大幅度增长, 但农村居民消费缓慢提高。这一阶段,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农民税费负担沉重, 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4.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阶层化 (1997年至今)

1997年以来, 消费市场从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大众消费时代, 普通民众的消费要求也逐渐多元化。从专有消费到大众消费, 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过程中的一个显著变化。居民恩格尔系数快速下降, 2009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35.7%,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为43%。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加快。

三中国社会消费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 中国居民消费结构从生存型、温饱型走向小康型、富裕型, 推动消费结构变迁的主导力量发生了重要变化, 消费的功能更加多样化, 消费表示功能逐渐增强。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 虽然与发达国家30%以下的水平仍然有距离, 但意义重大, 表明在消费结构中食品等基本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稳步下降;科技文卫等消费支出比例正在不断提高, 消费结构正在不断升级, 越来越显现出现代社会消费结构的重要特点。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刘方域、杨圣明.九十年代中国市场消费战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社会支持结构 篇2

2001颁布（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第三阶段标志

个性包括自我意识 自我情感体验 自我调控

社会性发展心理结构包括社会认知 社会情感 社会行为技能 自我意识 道德品质 社会适应 个体社会化特点;1个体的社会化有其遗传素质基础 2个体的社会化通过个体同与之有关系的其他其他个体及团体的相互作用而实现3个体的社会化是共同性与个别性的统一4个体的社会化贯穿其一生

早期社会化是生命早期的基本的社会化。主要使儿童掌握语言学习的本领使儿童将社会规范与价值标准内化与周围人建立一定的感情了解他人的思想与观点。

预期社会化引导学习今后将要扮演的角色

反向社会化指年轻一代将新的社会文化知识和社会经验传递给年长一代

再社会化指个体舍弃过去接受的某些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重新学习社会所要求的社会规范与行为方式的过程

1.二章：气质分为四种类型：抑郁质、胆汁质、粘液质、多血质

2.（1）难抚养型气质的儿童的父母更容易发现他们的疾病。(虐待)

（2）易抚养型气质的儿童患病时容易受到父母的忽视和医生的误诊。(挨饿)

3.（1）多血质和胆汁质的儿童的情绪、情感的感受性较强，抑制力和控制力就比较弱。

（2）粘液质和抑郁质儿童的情绪、情感的感受性比较弱，对自我的体验相当深刻，非常善于自我反省。

4.气质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1）影响父母的反应性和敏感性 易抚养型儿童的气质特点会对亲子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难抚养型儿童的气质特点会对亲子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

（2）影响学前儿童的依恋模式

安思沃斯设计的“陌生情景”焦虑-回避型依恋；焦虑-抗拒型依恋

5.缓慢型：退缩，适应慢，表现负性情绪，反应强度低

难养型:无规律、退缩、适应慢、常表现负性情绪

易养型：有规律、适应性、以正性情绪为主

6.性自己的孩子饿了理科大哭大闹，这使成人不得不马上放下其他事情，急忙给他喂奶。

7.能力和性格有密切关系：（1）性格影响能力的发展。良好的意志品格，热情和勤奋的性格，不但使人的能力得以锻炼和更好地发展，而且可以弥补某些能力的不足。

2能力会影响人的性格特征，如爱好倾向、自信心等，运动能力强的幼儿往往喜爱体育运动。

8.心理环境对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1）师幼互动对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2）幼儿与幼儿的交往......(3)教师与教师的人际关系.......三章：自我：自我也称自我意识，即自己认识自己的一切，包括认识自己的生理状况、心理特征、以及自己与他们的关系。

自我的结构：自我是由知、情、意三方面统一构成的高级反映形式。

自我发生形成标准：1儿童从动作对象中能够区分自己的动作并逐步意识到动作目的和动机形成初级自我；2能够把自己和自己的动作分开知道自己是活动的主体；3使用自己的名字能用自己的名字或他人对自己的称呼来称呼自己。

学前儿童自我发展的大致顺序：一般表现为：自我认知（0-1岁主体我产生）--自我命名（1-2岁客体我产生）--自我评价（2-3岁自我评价产生）。也就是由“主体我”发展成为“客体我” 学前儿童自我发展的一般趋势：（自内而外）1.儿童的自我认知的内容从反映外部的、可以直接观察的、具体的、有明确参照系统的特点向与其相反的方向的反展。2.儿童自我的结构从简单的结构发展到分化的、多重的结构。，最后才逐渐出现层次性，形成复杂的、整合的自我结构系统。3.儿童的自我评价从以他人评价为标准发展到独立的自我评价，同时儿童又在不断的脱离自我中心，自我评价的客观度逐步提高。

学前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1.社会互动（他人评价）2.社会发展认知水平。

儿童观点采择（站在他人的角度想问题）的初级形式出现于婴儿期，此时的儿童正处于自我中心或无泛化的观点采择阶段。

学前儿童自我评价的发展趋势：1.从轻信和运用成人的评价到自己独立的自我评价。2.从带有极大主观情绪性的自我评价到比较客观的自我评价。3.从笼统不分化的自我评价到比较具体细致的自我评价。4.从对外部行为的自我评价到内心品质的自我评价。5。从局部的自我评价到比较全面的自我评价。

学前儿童自我控制能力主要由：自制力、自觉性、坚持行、自我延迟满足四个方面构成。学前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训练：首先要利用言语进行自我调节。个体的自言自语以及言语的内容对儿童自我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具有调节作用。

依恋：美国心理学家安斯沃思提出的用实验室观察——“陌生情景法”测量婴儿依恋行为的方法称为经典范式。

依恋的四种类型：A型：焦虑—回避型依恋（发展缓慢型儿童）B型：安全型依恋。C型：焦虑—矛盾型（难养型儿童）D型: 紊乱型

克拉克从反应性（对儿童的哭、喊、语言要求等的反应比例）积极情感的表达（充满感情的接触、微笑、表扬、说话等）、社会刺激量（母亲亲近儿童、对儿童的微笑和说话或模仿儿童的频率等）三个维度描绘母亲的抚养行为。如果儿童到2岁半才能得到母亲的关爱，那这种关爱对儿童的成长就几乎不起什么积极的作用了。

一般认为儿童与母亲短期分离不会对儿童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但却是创伤性的。

学前儿童的依恋发展史：1.前依恋期（0-2月）2.依恋关系建立期（2-7个月）3.依恋关系明确期（7-24个月）4.目标调节的伙伴关系期（24个月以后）

大量研究证明，婴儿期同伴交往是以一种固定的程序发展的，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客体中心阶段。2简单交往阶段。3.互补性交往阶段。

一般来说，在学前儿童游戏中，2-3岁儿童孤独或平行游戏比较多见。3-4岁儿童大部分是互相平行的游戏。3岁以后，儿童单独游戏逐渐减少，群体游戏逐渐增加。4-5岁儿童在从事结伙和合作的游戏方面比较多。5-6岁儿童基本上都是合作游戏。

在促进儿童社会认知能力和社交技能的发展过程中：1.行为训练法适用于被忽视的儿童。2.认知训练法适用于被拒绝和被忽视的儿童。3情感训练法（移情 情感体验 情感追忆）社会结构理论中：所谓固定化：是指努力不去从事与异性性别角色一致的或从的程度。所谓变通倾向：是指参加被认定应该是异性活动的水平。该理论认为这差异主要是由于男女儿童在社会中地位的差异造成的。而权力是使男性自然获得与社会上影响比较大、收入比较多的职业相联系的较高的社会地位。

男孩性别的角色的发展表现出更大的固定化倾向，而女孩则出现更大的变通倾向。

教师对学前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得影响：首先是幼儿园的女性化心理氛围影响儿童性别化。其次幼儿园女性教师的教育行为影响儿童的性别化。（一是女教师对待男女儿童的态度不同，二是女教师与男女儿童交往的频率不同，三是女教师对男女儿童玩具的分配不同，四是女教师对男女儿童扮演角色的指导不同）

性别概念分三个成分：性别认同，性别稳定性。性别恒常性。

性别角色观念：人们对男女性别角色总体看法即性别角色价值观

亲社会行为按发生情景分为两类：紧急情境下的亲社会行为和一般情况下的亲社会行为。学前儿童阶段儿童的助人行为呈增长趋势，在小学中期逐渐达到最高峰，到青少年早期则呈下降趋势，到成年早期又有所增加。

12-24个月婴儿的分享行为随年龄增加很快，24-36个月婴儿的分享行为则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孩子的自我中心）

学前儿童攻击性行为的主要类型：1直接攻击和间接攻击。2 敌意性攻击（无意性攻击、表现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

学前儿童攻击行为的发展变化有不同的发展趋向，具体可以归纳为这几点：1.是起因由争夺空间和物品向具有社会意义时间引起的攻击行为变化。2.是类型由工具性攻击向敌意性攻击变化。3.表现方式由身体攻击向言语攻击变化，4是攻击同性别同伴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

学前儿童攻击性行为的影响因素：1.生物学因素2.社会环境因素（1,父母与学前儿童的攻击性行为2，教师与学前儿童的攻击性行为3，学期儿童个体和攻击性行为4，大众传媒中的暴力传播会引发或增加学前儿童的攻击性）

四章：社会教育目标制定的依据：1.以学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水平为依据。2.以一定社会的培养目标为依据。3.以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科学的发展为依据。

选择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内容的依据：1.以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目标为依据。2.以社会现实为依据。3.以幼儿的发展为依据。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具体内容：1.自我意识。2.人际交往。3.社会环境和社会规范认知。4.多元文化。

五澄清应答法：教师在提问与回答时应注意①避免是非的评价与判断②适可而止

1、角色扮演法应注意的问题：①应创设学前儿童熟悉、理解和有一定的生活经验的社会角

色活动情景，尽量让儿童扮演他们喜爱、了解的社会角色②教师千万不能分配角色、创造角色的权利和机会 ③尽量以扮演正面角色为主，角色扮演不应：“脸谱化”，更不能为了惩罚某个儿童故意让他担任特定的角色④教师要个别指导儿童的角色扮演，⑤角色扮演法有相当大的团体互动作用。

3、价值澄清法包括澄清应答法、价值表决法、价值排队法、展示自我法。

六章：社会活动设计原则目标性原则 针对性原则 活动性原则 全体性原则 整体性原则七章：社会性发展的评价指标：社会认知 社会情感 个性表现 社会交往能力

社会性发展评价原则;目的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 客观性原则 定量评价与定性结合 动态评价与静态结合社会性发展评价方法：自然观察法（时间取样;观察的行为容易量化便于收集统计分析无法顾及行为发省的前因后果； 事件取样：所得信息全面不宜进行大规模调查； 行为核查法：简便有针对性）谈话法 问卷调查法 情境测验法 社会测量法（同伴提名法 配对比较 行为评定

八章：问题行为特征：1社会适应有持久性困难2社会行为不受普通方法的限制 对周围环境和社会现实不理会

问题行为表现：1行为不足2行为过度 3不适当行为

强化法;正强化：使用愉快刺激 负强化使用厌恶刺激。

强化法使用要点1明确强化行为恰9(如有多个行为逐个矫正)2当选择强化刺激物 3协助儿童明确强化物和强化行为的关系4避免强化法误用

惩罚方式：责备剥夺 暂时隔离（确定隔离时间 事先向孩子讲明隔离原因 选择合适的地方作为隔离室）隔离试用范围;人性哭闹 乱发脾气 攻击性行为 5岁前效果明显

惩罚法定义：惩罚是指当行为者出现不良行为后会承受不愉悦刺激，或者取消他正在享用的愉悦刺激，从而达到遏制不良行为出现的目的。

模仿法类型1电影电视或录像示范法 2现场示范

3参与模仿（一边看一边演）——最有效4想象模仿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告诉我们儿童子出生以后，从未停止过他从生存其中的社会环境进行学习的步伐。

模仿学习法的运用1选择恰当的楷模——选择目标行为2综合运用多种模仿方法——吸引幼儿注意力3模仿要循序渐进——增加呈现的时间

4为儿童创设一致的教育环境--行为出现后给予强化

系统脱敏发的使用1评定主观不是2放松训练3等级脱敏表4脱敏过程-想象——真实 冲击暴露疗法；焦虑症状不可能持续高水平地发展下去

厌恶疗法：每逢不良行为出现时既给予一痛苦刺激经过反复训练后、不良行为就和不愉快的体验建立了经典的条件

疗程短、疗效快、痛苦太难实施、不宜首选和滥用

社会支持结构 篇3

关键词：宋代；商人；社会流动；社会结构变迁

中图分类号：K244；C912；C912.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21

在社会学研究中，社会流动是一个与社会结构变迁有着紧密联系的社会范畴，往往被看作是社会变革的指示器。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宋代是一个流动性、开放性颇为显著的朝代，其中商人阶层的社会流动尤为引人注目。

一、宋代商人实现上行流动的主要路径

（一）科举入仕

宋代打破了唐时 “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1]的法律规定，商人子弟读书应举已不在法令的禁止之列，到了英宗年间政府更是下诏：“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2]4490这等于说国家从法律上、制度上承认了商人的入仕权。至此，科举制度成为了普通民众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和重要管道，苏辙就曾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3]

科举入仕向普通民众的开放实际是国家把政治权利这样一种社会稀缺资源从贵族官僚手中向下移动的结果，其中，富民阶层（平民地主和商人）成为了这一权力转移的最大受益者。虽然科举制表面上为全体民众开辟了一条竞争性的社会升迁渠道，但这样一种从“血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仕”的人才选拔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凸现了教育在社会地位取得中所具有的传承功能，即出身透过教育而影响社会地位的获取，如父辈拥有较多的财富可以提供给下一代比一般贫寒家庭更好的教育，下一代自然具备比贫寒家庭出身的人更多获取较高社会地位的几率。虽然在这一地位达致的过程中，更多地还将取决于个人的资质、努力程度等，但无可否认，经济基础是获取良好教育的前提。特别是这种以科举应试为目标的漫长教育，如果家庭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那一般是难以承受的。尽管宋代政府为士人应举提供了免费膳宿的官学，宋代史籍上也有读书人依靠富人资助而中举的事例，但这毕竟是少数，而更多的则是只能依靠自己的家庭供养。所以，占有财富而没有特权的商人在科举竞争中的确比其他出身贫寒家庭者具有更强的优势，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为自身和下代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进而蟾宫折桂，成功实现整个商人家庭的社会流动。

清代的沈垚曾言：“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4] “商之子方能为士”， 沈垚用语虽嫌过重，但确是反映了宋代以来商人阶层财富力量的增長及因此而带来的整个社会结构变迁之大概。

因此，科举入仕对商人的开放使读书应举成为宋代商人实现向上流动的一条重要管道。如北宋时的显官许骧、冯京皆为商人家庭出身。检诸宋代史籍，商人弃贾就儒、育子入仕的实例绝非少数个案，而几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洪迈的《夷坚志》中先开设酒店、后弃商中进士的王育卿[5]还有曹州商人于令仪“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堂，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杰、倣举进士第”[6]潞州商人张仲宾， “因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7]等。

（二）与官僚、宗族及士人联姻

商人阶层与现任官员、宗室、士人阶层联姻是商人改变自身及家族所属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另一重要途径。

郑樵在总结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历史变迁时说，隋唐以前“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而五代以来“婚姻不问阀阅”[8]，这清楚地表明了五代以前世人的婚聘重门第、尚阀阅，而宋代门阀世族政治的消亡反映在人们的婚俗观念上就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士庶不婚的陈规被打破，婚姻重科举进士，婚姻论财，议亲贵人物相当等社会现象在宋代普遍出现，其中，特别是世人嫁娶尤重钱财成为一时之尚，对此，时人颇有论述。蔡襄说：“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9]司马光则直言：“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10]《婚仪上》宋代婚姻重财，而商人作为财富力量的代表，自然在以财买婚、攀附上层时得以大显身手。

宋代商人以财买婚，通过与官僚、宗族、士人联姻进而跻身上层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其中最为显赫者当属开封尉氏县的茶商马季良，因为娶了真宗刘皇后之兄外戚刘美之女，获封光禄寺丞[11]2279，还有苏州商人朱冲，其家族内“弟侄数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12]而宋代商人买婚于宗室以提高自己身份地位更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史载开封大商“帽子田家”“家凡十县主，每五千贯买一个”[11]11264，而“大桶张家”更是凭借其财势“至有三十余县主。”[13]

除了与官僚、宗室联姻外，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与未来的官员攀亲也是商人们乐此不疲的事。于此，表现较为典型的即是宋代盛行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宋人朱彧对此曾说：“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13]

《礼记·婚仪》上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这清楚地表明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婚姻不在男女之间的两情相悦，它更多的是关系到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日后家族的荣耀发达，因此婚姻是两姓两家彼此间的经济交易行为和政治融合行为。宋代是婚姻不论阀阅的时代，在世代相袭为主要特征的门阀世家逐渐消亡的情况下，商人阶层与官僚士大夫、宗室、士人等上层人士联姻已成为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双方结为秦晋之好显然都是以功利主义目的为取向的。宋代在商品经济繁盛、财富力量崛起的历史背景下，官僚、宗室与商人联姻是这些传统社会上层人员在富贵难以两全的情势下以贵博富以保持家道不堕的不二法门；而商人作为新兴成长起来的社会财富力量的代表，他们千方百计与社会上层人士攀亲则是其以富买贵以提高自身阶层地位、实现家族向上攀升的重要途径，双方各有所求，从而达成了默契。只不过中国民间俗语所说的“门当户对，结为姻眷”[14]由汉唐时的门第、家世、身份之等级观念而变为权与钱的结合、富与贵的交换。但需要指出的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宋代表现在婚姻关系中的这种权与钱的交换行为是身份等级制度式微的表现，它打破了士庶不婚的传统，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由“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的门第等级婚姻状态向着“婚姻不问阀阅”的平等方向发展，从而成为了宋代社会历史进步与社会向近代文明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捐纳买官

宋代商人阶层实现向上流动还有一个重要而普遍的途径，就是直接以钱买官或向官府进纳钱粟得官。

两宋三百余年外患频仍、战端不息，政府军费支出浩瀚，出于财政上的需要，政府卖官、民间买官乃应时而生，从而使捐纳买官成为了商人阶层登进出仕的另一重要阶梯。宋徽宗大观四年就有臣僚上奏言：“朝廷以三路财用少乏，边储未丰。近年以来，出颁假将仕郎等告牒，比之往岁，不啻数十倍。凡富商巨贾，乘时射利。”商人依仗财势纳粟入官“遂致此流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已仕者约以千计，见在吏部以待注拟者不下三百人。是皆豪猾兼并之徒， 屠沽市贩之辈”[2]3618宋室南渡之后内忧外患相继，费用百端，更是为商人捐钱买官大开方便之门。南宋时，富商之家不仅继续以财入官，甚至在军队之中、政府出使随员之列也出现了他们的身影：高宗绍兴十七年就有臣僚上奏云：“今日官户不可胜计，而又富商大业之家多以金帛窜名军中侥幸补官，及假名冒户、规勉科须者，比比皆是。”[2] 4880

捐纳买官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弊政，一向为人所诟病，其所带来的社会恶果自不待言。然而，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捐纳买官是平民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手段与阶梯，官是从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需要出发，民是从向上登进的富贵实益着想，双方出于各自的需要，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社会契约式的互惠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之下，诸如血缘、身份、等级等原来紧绷在各阶层社会成员之间的禁锢被逐渐打破，使商人等这样一些原本出于社会下层的人通过财富登上高位成为可能，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平民阶层的上行流动，而且捐纳作为社会流动工具的有效性甚至超过了科举。捐纳买官和宋代以来普遍推行的科举制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二者都具有较大的平民性：制度设计是向着除了奴婢、罪犯等“贱籍”以外的所有民众开放的。但相较于科举出仕学力和财力必须同时具备而言，捐纳买官者只要具备一定的财力，均可出入仕进，从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因此捐纳买官所具有的平民性特征比科举入仕更为广泛，从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

二、宋代商人积极入仕的社会学分析

宋代以来，商人通过科举入仕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垂直流动，从而社会上出现了“士多出于商”这一现象，此点往往被很多学者作为宋代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论据而加以引证。但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士多出于商”这一表征之下潜藏的恰恰是商人社会地位不高，其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相分离的实质。

在社会学中，财产（经济）、权力（政治）、声望（社会）是划分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三个维度，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其社会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官—民二重结构，整个社会呈现出官与民这两种有明显地位差异群体的對称模式，其中官僚阶层是控制社会资源的最主要群体，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政治分层而非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即社会地位区分的主线在于政治权力，而财富收入则变为从属于政治权力的因素。”[15]

宋代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的确使商人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社会地位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其财富之显，更是令世人称羡不已，但是宋代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与其经济实力相比，二者仍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其社会地位的提高远没有达到与其经济地位相对等的地步。

首先，宋代的很多大商人在经济地位方面虽是腰缠巨万的富者，但在政治地位方面仍然较为低下，特别是当富者与贵者发生冲突时富者往往不得不屈服于贵者。据《宋史》上记载，宋仁宗时，广州南海主簿苏缄就对一个不尊重自己的豪商樊氏施以杖责，“樊诉于州，州召责缄，缄曰：‘主簿虽卑，邑官也，商虽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诘。”[16]13156虽然宋代社会财富力量的崛起已使人们在富与贵的价值取向上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但从根本上说官本位的根基并未发生动摇。

其次，宋代商业的繁盛虽然使人们普遍认可了商业能够为国致富的理念，但商人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其职业声望在社会主流价值观中仍较为低下，商人远没有拥有与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作用相匹配的荣誉与声望，社会舆论多强调的是商人欺骗、奸诈的一面。商人不仅在伦理道德上遭到贬低，就是在劳动价值的实现上也被认为不如其他阶层。宋代富商李迁之自己都认为“士非我匹，若工农则吾等也。”而工与农“所食皆不过其劳。今我则不然。……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则过之，我有惭于彼焉。”[17]商人不仅在社会角色的定位上无法与士阶层相比肩，而且农本利薄、商末利厚的差异也使商人不自觉地认为在自身劳动价值的体现上有愧于农、工。

因此，尽管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士尊商卑仍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对于商人而言，经商只可作为谋生乃至发家致富的手段，而要实现光耀门楣、扬亲显祖这一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的终极价值目标，还是只有通过入仕做官以改变自身的所属阶层这一根本之道。所以 南宋临安的“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18]北宋高官许骧，其父许唐“尝拥商资汴、洛间，见进士辍行而出，窃叹曰：‘生子当令如此！因不复行贾，卜居睢阳，娶李氏女，生骧，风骨秀异。唐曰：‘成吾志矣！”许唐为其子骧延请名师，希冀日后能有所成，就是源于一个“思教子以兴宗绪”[16]的理念。扬州高邮富商徐成甫就曾感叹：商人家庭“子当读书，女当嫁士人”[19]，这或许代表了宋代一些商人在拥有财富后共同的人生价值追求。对于中国的商人们而言，其人生的指向选择不是如西方商人那般充满了对商业利润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而是不约而同地回归科场，把通过教育科举实现入仕做官作为自己的人生依归。

可以说，正是由于宋代商人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错位必然促使其凭借手中强大的经济实力在社会流动中率先谋求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宋代以降，商人及商人家庭出身之人之所以在整个社会向上流动中的比例较高，应该说正是因为商人阶层本身的社会地位较低，商人及其子弟更可能具有超越自身所属阶层低下地位的“地位冲动”。再加上在已拥有的财富力量的支持下奋发努力，从而改变自身所属阶层，成功地实现向上的垂直流动。

三、商人社会流动与宋代社会结构的变迁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商人的社会流动是一种社会的整合方式，是自汉唐时期以来，封闭、保守的社会结构在面对着中唐以始商品经济的勃兴、商人力量的壮大这样一种外部压力时所作出的一种自我调适、自我进化。

首先，包括商人在内的平民阶层通过各种方式改变自身的身份、地位，实现个人及家庭、家族的向上垂直流动，使宋代的社会等级秩序有所松动，从而使整个宋代社会呈现出开放性、流动性和平民化的特征。

宋代社会流动的增加使社会从一种代代相袭的复制式分层结构转变成为代际对流的替代式分层结构。特别是科举制的普遍推行，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一种可以不受家族、身份、血统的限制，而通过自身的刻苦学习、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机制，这无疑与前此把人们终身乃至世代束缚于同一社会地位层次，整个社会犹如一潭死水的固化式分层结构截然不同，它代表着人们实现自身价值与自我发展的希望。不唯如此，宋代平民阶层通过考试应举实现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加，指向的是一种平等性的原则。科举制度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不仅打破了身份性的屏障且又加以锁院、糊名、誉录等方式体现了考试的公平性原则，使得寒秀之士有凭借自身的学识、才能决胜场屋的公平竞争机会。

其二是商人等平民阶层的上升流动部分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等级金字塔的构成方式。社会阶层构成的原理从重视身份、血统让位于以个人能力、业绩为标准，使宋代官僚阶层的构成具有了多元化、开放性的特征。

这种统治阶层构成成分的重新编制，虽然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民二元等级结构，占据金字塔顶端的统治阶层仍是社会的极少数，构成金字塔底部的平民阶层仍是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总体，统治阶层仍然是财富、权力、声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占有者。但是官与民之间的关系不再像前代社会那样尖锐对立，在二者之间有科举制度、捐納制度等通道，因此金字塔顶端与金字塔底部之间的关系主要地不再是对立的关系（或者说这种对立的尖锐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而变成了一种开放式的层级关系。

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统治阶层构成的固化，而且这种固化的被打破，使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从此都具有了一个长期的、合理的、可预期的期望，期望着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艰苦奋斗实现自身乃至整个家族的荣誉和理想，从而使个人为改善自身地位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与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总目标达成一致。宋代社会与前此社会相比，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这不能不说是与宋代以来的这样一种流动的、开放的社会分层体系有着极大的关系。

此外，还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官—民二元结构层级排列的等级金字塔中，作为官僚队伍主要后备力量——士阶层的社会构成的变化。

以科举制为中心的社会流动机制使得在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职业分野外，除了士阶层，农、工、商阶层实际上分享着一个共同的期望：读书应举实现从民到官的跃迁。而要促使此目标的达成，由民而士的流动就成为一个必经的阶段，由于取士名额的有限及科场竞争的异常激烈，使得由民到官的流动在规模上反倒不如由民而士的流动那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士仍为四民之首，其社会地位仍然高于农、工、商，但是任何阶层只要愿意从师为学，都可为士。至此，士的社会构成发生了变化，士庶暌隔、泾渭分明的情况已渐行渐远，士阶层已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处于不断流动、变化中的阶层。正是这样一种变动造成了在中国传统官—民二元层级排列的垂直模式中，出现了一个以士为中心，农、工、商为外围而不断注入其中的类似于中间等级的阶层，当然，在这样一种由民而士的流动中，财富是培养子弟为学的必要后盾，因而包括商人在内的富民阶层成为由民而士流动的主体。

而另一方面，在宋代商业兴盛之下，社会逐利之风甚嚣尘上，由士而商的现象也颇为多见，这些掌握着财富、知识并在地方上享有一定威望的群体，似可把他们看作是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社会等级金字塔的中间部分。正是这样一个流动不滞的阶层，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在官与民之间建立了一种富有弹性的整合机制，从而保障了社会的平稳运行。

其三，商人阶层在实现向上流动与社会各阶层分化组合的过程中，扩大了商人的社会人际网络，拓宽了商人阶层与社会各层次之间的接触界面，从而加强了社会的整合程度。

商人的职业特征决定了商人为了逐利而四处奔走，是传统社会最为活跃的人群，然而在宋代以前，当社会处于一种代代相承的凝固分层结构时，商人阶层在婚姻、友谊等较密切、持久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表现出的主要是与本阶层成员及与自身社会地位相似的农、工阶层之间的互动，而与身份地位比自己高的社会上层的接触与联系除了商品交换关系外则较为稀少、薄弱。宋代以来，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社会流通渠道较为通畅，商人通过与士人、官僚阶层的联婚、交友或捐资买官、跻身仕林等方式不仅扩大了作为个体的商人自身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且更具有社会意义的是，实现了向上流动的商人在改变了自身社会地位的同时，其个人人际关系网络也随之跨越了社会分层的界线而与社会上层人员有了密切而持久的关系。但是，商人的向上流动并不意味着其与原来同阶层人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特别是那些与其较为密切和稳固的社会关系，会随着其地位的上升而终止，相反，作为成功实现了向上垂直流动的商人或其子弟，很可能会成为联系商人与社会各阶层的桥梁和纽带，促动世人增强对商人的理解，弥合社会各层级之间的隔阂，从而达到社会整合的作用。

就宋代的情况而言，事实也正是如此。商人作为宋代社会结构中处于上升期的群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不仅社会各阶层对商业、商人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人们的社会生活受到了商人的诱导而逐步脱离了以农为本的传统，追商逐利的风气至为盛行。而更有积极意义的是，商人向上流动造成了宋代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士商相混、士商融通使士阶层成为了商人的代言人，商人的思想及利益诉求往往通过士大夫们的口笔表达出来，“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观在士大夫的笔下遭到了彻底的颠覆，陈耆卿提出：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能有易之者也。”[20]而叶适更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21]可以说，宋代“新四民”观的出现和“工商皆本”观点的提出，既是宋代商品经济划时代发展的大环境下社会流动对商人等平民阶层开放的动因，同时也是商人向上层流动后导致重农抑商等传统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二者是互为因果的。而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些反传统观念在宋代的出现，在意识和价值重构上对中国传统社会步入近代文明更有着先期导向的作用。

在此，笔者还想指出的是，商人及其子弟通过向上流动渠道进入官府，不仅改变了官僚系统的构成成分，在统治阶层内部注入了异质的因素，而更为重要的是，当商人出身的这些异质力量进入官僚系统之后，由于其自身所自然携带的商业气息，他们给政府带来了民间商业兴盛的现实价值观念，而且他们为了保障个人家族商业的兴旺与顺利，往往不自觉地承担了整个商人阶层代言人的角色，不时替商人争取权益，使政府在制订商业政策时也实行了一些保护和奖励商业发展的政治法律措施。应该说，这些有关商业法律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是基于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的现实环境，但是如果没有代表商人阶层利益者的推动，这些法律政策恐怕也是难以贯彻执行的。而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惠商”、“恤商”的政策法律氛围下，造就了宋代商品经济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史中的辉煌地位。而至于不少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传统商人的由商而仕、跻身上层，使得商人产业资本转化步履维艰，以至于难以形成独立的阶级力量的观点，笔者认为，在此实可将之视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不是非此即彼，只是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罢了。

注释：

①社会流动的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于1927年提出的。社会流动可分为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其社会地位上下变动的垂直流动和从业领域转变的水平流动。相对而言，垂直的社会流动对社会阶级、阶层的影响最为巨大，与社会的分层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本文把关注点放在宋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垂直流动上。

②在洪迈《夷坚志》中，类似的例子不少，如《夷坚甲志》卷三中的《宗立本小儿》；《夷坚甲志》卷七中的《潘君龙异》；《夷坚支庚》卷第五中的《武女异疾》；《夷坚支癸》卷第八中的《游伯虎》；《夷坚三志王》卷第四中的《湖北稜睁鬼》；《夷坚志补》卷第二中的《吴任钧》等均有相关记载，兹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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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欧阳修. 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M]∥欧阳文忠公集： 卷63.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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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秦 观.淮海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175.

[20]陈耆卿.嘉定赤城志[M]∥宋元方志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1990：7578.

[21]叶 适.习学记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1977：273.

社会支持结构 篇4

1.社会支持网测量量表

本研究中社会支持网的调查主要参照马特·G.M.范德普尔的提名法和贺寨平关于山西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研究的调查问卷。范德普尔的问卷是国际上用得比较多的社会支持网测量方法, 并已被大多数中国学者在研究中采用。本研究在借鉴二者的基础上, 又依据农村留守妻子的实际情况作了若干修改。调整后的社会支持网测量量表包含下面的内容:

情感支持:

(1) 当您在生活中遇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需要您作出决定, 您找谁商量?

(2) 当您与公婆或子女发生无法商谈解决的严重矛盾时, 您会跟谁诉说这些事情?

(3) 当您与外出的丈夫发生矛盾时 (如无共同语言、情感危机等) , 您找谁诉说?

(4) 当您心情不好想找人谈谈, 您会找谁谈 (包括打电话或通信)

实际支持:

(5) 丈夫不在家, 当您家中有些活 (如农活、重活) 需要别人帮忙时, 您会请谁来帮忙呢?

(6) 当您身体不适, 需要卧床休息或住院治疗时, 谁会来照顾您?

(7) 丈夫不在家中, 当您家中急需借一大笔钱办事时, 您会向谁借?

(8) 丈夫不在家, 您需要借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或农具等时, 您会向谁借?

社会交往

(9) 您平时和谁一起外出, 如赶集、逛街、看戏、看电视、下饭馆、散步?

(10) 您和谁至少每个月交往一次, 如相互串门、聊天、喝茶饮酒、打牌下棋或打麻将等?

本次调查也涉及了社会支持网的网络密度, 采用 Fischer的方法, 在调查对象所提到的所有人中抽取若干人, 要求调查对象说明他们相互之间是否认识。若认识, 还要求说明他们之间关系是否密切。

2.社会支持网结构特征基本概念

社会支持指人们从周围环境和生活中所得到的来自别人的各种帮助。社会支持网是由具有一定利益关系和一定信任程度的人所组成的网络, 它是个人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社会支持网的衡量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指标:

第一, 网络规模, 指构成一个个体社会网的成员总数目。

第二, 网络关系构成, 指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的具体关系。

第三, 网络紧密度, 是反应网络成员间相互联系的程度。

第四, 网络趋同性, 指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在各个社会特征方面的相似性。

第五, 网络异质性, 指社会网成员之间在某社会特征或人口特征方面的差异。

3.社会支持网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3.1网络规模

一个人只要给被调查者提供支持, 不管是提供一种还是几种, 都算且只算一个网络成员。一个拥有各种各样人际关系网的人, 往往会比其他人获得更多的有用信息和实际支持。调查知, 农村留守妻子的网络规模平均为7.8, 网络规模范围为2～12人。费舍尔在北加利福尼亚的调查显示网络规模达到了18.5, 范德普尔在荷兰调查中采用了与本研究相同的调查统计方法得出网络规模平均为9.9, 贺寨平在对山西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调查中得出的网络规模为9.1。由此可知, 农村留守妻子的社会支持整体网络规模是比较小的。

3.2网络关系构成

关系构成主要考察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 本研究将留守妻子与其网络成员间的关系主要分为 10种:丈夫、父母、哥哥姐姐、公婆、子女、其他亲属、邻居、朋友、村干部、其他关系等。

调查可知, 亲缘关系在农村留守妻子整体社会支持网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00%的被访问者都至少提到一名亲属。哥哥姐姐在亲缘关系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相对而言公公婆婆所起的作用较小, 这受中国传统观念中历来的婆媳关系不和谐的影响较深, 而且丈夫的外出也对婆媳关系没有良好的改进。非亲缘关系在农村留守妻子的支持网中也占有重要比重, 有90.29%的被调查者至少提到一名非亲属。而在非亲缘关系中邻居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这验证了“远亲不如近邻”这句古语。其他关系在调查中占的比例非常小。

3.3社会支持网的网络紧密度

在留守妻子的社会网络中基本有2个大的网络圈, 一个亲属圈, 一个为邻居圈。亲属圈中的网络成员之间均相互认识, 而且关系密切度大。邻居圈中的网络成员之间均相互认识, 其关系密切度为一般的占绝大多数。调查发现, 由于中国目前的小型家庭经济决定了每个家庭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出现, 所以邻里间的关系大都比较淡化。亲属圈和邻居圈对于农村留守妻子而言都具有很重要的支持作用, 从农村农业生产、经济生活和人际交往需求出发都是农村留守妻子需要理性维护的关系网络, 所以这两个圈的紧密度越高越利于留守妻子获得实际支持。

3.4社会支持网的网络趋同性

趋同性程度是由调查对象的网内选择比例来决定的。我们调查的农村留守妻子, 性别均为女, 都是已婚, 都是在家务农的农民, 文化程度大都集中在小学初中, 年龄基本集中在30-45岁之间。调查可知, 社会交往网中性别趋同性最高, 实际支持网中性别趋同性相对较低, 由于丈夫常年不在家及农村传统意识强, 所以留守妻子经常来往的基本全都是女性。情感支持网中婚姻趋同性最高, 留守妻子大多从父母亲、丈夫及哥哥姐姐等有生活经验的亲属那里获得精神慰籍和帮助。社会交往网的职业趋同性最高, 情感支持网的职业趋同性相对较低, 调查发现与留守妇女经常接触交往的农村留守妇女占很大的比例。文化程度的趋同性表现的不是很明显, 虽然留守妻子整体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 但她们在生活中更愿意与一些素质较高的交往接触。由于父母亲给留守妻子生产和生活的帮助是最大和最普遍的, 所以年龄的趋同性也相对较弱。

3.5社会支持网的网络异质性

网络异质性是指一个社会支持网成员之间的相异程度, 每个人的社会网都有其特有的异质性。在异质性的计算中, 网络规模小于2的调查对象不在考察范围。如表2所示, 我们选取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和职业等变量来讨论社会网成员间的异质性程度。在统计中我们对一些变量赋了值, 性别:男为1, 女为2;文化程度:识字少为1, 小学为2, 初中为3, 高中为4, 中专为5, 大专及以上为6;婚姻:未婚为1, 已婚为2;职业:农民为1, 打工为2, 村乡干部为3, 教师为4, 学生为5, 其他为6。标准差为0, 则异质性为0。对各项衡量, 标准差越大, 异质性越高。

由表1得知:社会交往网的性别异质性最低;实际支持网的性别异质性最高。三种类型社会支持网的年龄异质性都比较高。社会交往网的文化异质性最低, 有40%的社会网成员的文化程度完全相同;由文化程度的平均值可知社会网中大部分人的文化程度为小学或初中。情感支持网的婚姻异质性最低, 实际支持网的婚姻异质性最高。社会交往网的职业异质性最低, 总体上看实际支持网的职业异质性最高, 标准差大于1的社会网比例占到67.01%。

4.结论与讨论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首先谈到了中国的社会网络关系, 他把中国的人际关系网络形象的比喻为“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个网络象个蜘蛛的网, 有一个中心, 就是自己。”调查发现, 亲属网对于农村留守妻子来说同样起着很大的作用。但由于丈夫的外出, 能为留守妻子提供精神或物质上帮助的更多是娘家那边的亲戚, 留守妻子与婆家这边的联系相对很少。

在我们所研究的山区丘陵地带, 距离县城10公里左右, 经济发展比较滞后, 人们之间的家族意识还很深, 传统意识比较强。在推出的波纹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圈子连结的便是左邻右舍。不同的需求所囊括的邻居也是不同的, 而且不同的人所拥有的资源也是不同的, 不同的支持类型所涉及到的人群也不同。就象费先生论述的:“圆圈上的左邻右舍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 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努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 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调查中发现邻居在留守妇女的生活中也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丈夫的外出使其丧失了一些人际资源, 一部分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出现缺失。

在调查中还发现, 给农村留守妻子提供支持的基本都为非正式组织, 像村组织、妇联等这种正式组织给予的支持很少, 而正式组织可以提供的支持更加稳定和有效, 因此政府要足够重视农村留守妻子的生活, 并调集社会各种力量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留守妻予以支持和帮助, 让她们也感觉到和谐大家庭的温暖。

[注]基金项目:辽宁新农村建设中新型农民培养研究, 辽宁省教育规划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20060747

摘要：本文采用马特.G.M.范德普尔的提名法并结合农村留守妻子的实际状况制定了合理的社会支持网测量量表, 对农村留守妻子的社会支持网结构特征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得出:农村留守妻子的社会支持网结构特征总体上表现出网络规模较小, 紧密度较低, 趋同性较高, 异质性较低, 亲属和邻居是农村留守妻子社会支持网的主要提供者。最后提出应加强构建农村留守妻子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 从而使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更加稳定和谐。

关键词：农村,留守妻子,社会支持网,网络结构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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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结构 篇5

一、标题：写明调查对家的名称及内容，如《关于XX市社会治安问题的调查》、《关于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的调查》。

二、导语：此为社会调查的开头部分，也称前言、导言。此部分需写明社会调查的意图、性质、时间、地点、对象，以及调查的范围和采用的调查方法。

三、主体：即正文，也是社会调查的核心部分。

1、情况部分：介绍调查所得到的基本情况，应注重具体事实、统计数据、文字应简明、准确，条理清楚，也可以兼用数字、表格、图示说明。

2、分析部分：重点分析所调查事情或现象的产生背景、原因、实质，条分缕析，有事实根据，专注问题的实质、规律，揭示出其重要意义或危害性，给人以印象深刻，提醒世人或领导注意。

3、建议部分：在有力的分析下，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为有关部门恰当处理提供参考。

浅论周代的社会结构 篇6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应划分为几个阶段以及哪几个阶段，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冯尔康的观点是划分为四个阶段：周代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辽宋金元明清（前期）时期、清代后期的中国近代社会时期。卢子震则划分为五个阶段：从西周初到春秋初为第一个阶段；春秋战国为第二个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为第三个阶段；隋唐五代为第四个阶段；宋元明清为第五阶段。本文窃采用冯尔康老师的四阶段划分法，浅论周朝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因为等级制度是古代社会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宗族是贯穿于全部中国历史的重要组织。因此，对周代社会结构的论述要涉及到等级结构，宗族与家庭。

一、等级结构

（一）第一等级。天子：（包括周王及其家庭）“天子建国”的周天子，处于社会第一等级的地位。天子分封诸侯，是名义上全国、土地、臣民的主人，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保证他实现对全国政治、军事、经济的统治，不过他拥有大量直属领地——王畿，直接统治这里的人民、军队、征收赋税。他拥有祭祀王室宗庙的权利，是姬姓大宗主，对于同姓诸侯国，他以君统、宗统合一的双重身份巩固对同姓诸侯的统治。

（二）第二等级。诸侯贵族：（诸伯等）西周实行分封制产生了各级贵族，特别是诸侯贵族。西周分封制是与宗法制相结合而实现的，宗法制区分大宗和小宗，诸侯对于大宗的周天子来说是大宗，但在其内部，它就是大宗，也是按大小宗法的原则实行继承和分封，即嫡长子继承诸侯爵位，给余子分领地，使他们成为卿、大示，拥有“来邑”。卿、大夫照样执行大小宗法制，封余子为士，给他们“禄田”、“食田”。同姓诸侯占据诸侯贵族的主体地位，《春秋左传注》记载：“西周封诸侯国71个，而姬姓独得53个”。

（三）第三等级。百官贵族：（卿、大夫、士）周王朝和各诸侯国都有一批行政治理人员，由卿、大夫、士担任。卿、大夫在诸侯国任要职。士可以出任武官也可以做卿、大夫的家臣。他们是封爵贵族，又兼有官僚性质，故称百官贵族。

（四）第四等级。平民庶人：（国人、皂、舆、农夫、手工业者、商贾等）最低层贵族的嫡和子继承为士，余子不可能再被封为贵族而或为一般平民，居住于城市和效区，自食其力，可被征为武士，他们就是国人，有一定社会能量，关于国家兴亡。如：周厉王时期，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就显示了国人巨大的社会能量。

（五）第五等级。准贱民：（隶、僚、徒、百工、农奴）。

（六）第六等级。贱民奴隶：（仆、台、获丑、臣妾、伏驭、牛牧、马牧、娼、女乐）。

二、宗族和家庭

（一）宗族有大小宗之别，大小宗表示的是宗族构成。在一个家族内部，有各个分支。周代宗族由本支，分支，子分支等不同的层级构成。这种层层相属的宗族关系，使族权和政权合一，“宗统”和“君统”合一。“君统”是指以政治关系、政治级等为基础的统治体系。“宗统”是指以血缘关系、亲疏等级为基础的家族体系。前者的体现是君主政治,后者的体现是宗法制度。周代是这两种完整体系并存的开端,它们都已达到制度化和社化会的程度。随着社会进展,周代的君统和宗统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两种并行的社会系统出现了交织和渗透,最终转变为战国以后的中央集权制和家族制。

（二）家庭。家庭结构由大变小：周代的家庭结构，大致经历了由大变小的转变，与社会总体变革相同，战国时期表现明显。战国是中国家庭小型代的时期。

家庭实行父家长制。《礼记》记载：“家无二主”，说的是男性家长统率妻妾和子女，是一家之中独尊的主宰。在夫妻关系中，妻从属于夫。嫡庶长幼诸子在家中地位不同，嫡长子拥有继承爵位的权力。

三、周代社会结构的特点

（一）等级结构和宗族结构层次比较明显，家庭在发展，其他的社会组织很不发达，总的来说，社会结构不算复杂。

（二）宗统与君统的统一，社会结构以宗族为基础，其中以周王朝的姬姓宗族为核心。周王是国家元首，又以宗子为宗族首领，在王畿和姬姓诸侯国范围内，集君权与族权于一身，使君统与宗统合二为一，造成族权几乎与政权重叠。

（三）贵族分权制，主要是诸侯拥有孟子所说的：土地、人民、政事“三宝”，他虽然也像天子一样分封卿、大夫，但被封者围绕其主人进行活动，诸侯能统理全境，自成为独立王国。

（四）这个特征，卢子震老师用“天下”、“国”、“家”这三个基本概念来描述。天下：指由臣服于周的所有诸侯国构成的社会共同体。国：指周代诸侯国。家指“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家，即诸侯分封给卿大夫的土地、人民，在卿大夫统理下构成的如同国中之国的社会共同体。正是这三种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即天下与国，国与国，国与家，家与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这一时期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形式。《中华文化史》中也讲到“家国同构”是宗法社会最鲜明的结构特征。

和谐社会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探析 篇7

当前有学者对农村社会阶层做出了详细的划分,即: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人阶层;雇工阶层;知识型职业者阶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村集体企业人生管理者阶层;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对于一个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来说,社会阶层的变化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因为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不仅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基本内容,而且其本身对于社会转型的发动、过程和变化方向都将产生极大影响。特别是在农村社会转型以及和谐社会构建出现种种冲突与矛盾之后,研究和构建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应当被提上日程。

二、构建合理的农村社会阶层的意义

社会阶层结构之所以是决定整个社会结构状况及其变迁过程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是因为它是构成社会不平等、形成社会认同和社会运动、决定社会利益结构以及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它的社会意义在于它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分界线,是决定社会权力和社会资源分配的核心机制,是社会行动的基本组织原则,是决定社会结构其他方面的决定性因素。在很多情况下,其他社会关系的实质和形式是通过社会阶层关系来进行理解和分析的。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农民阶层存在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基层结构构成了社会稳定或者社会冲突的基础。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生产方式和分配形式也发生相应的的变化,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亦随之松动,社会各阶层互通的渠道正在萌生,这就促使农民快速发生分层和分化。农村传统的政治性分层逐步消解,经济性分层逐步形成。农业劳动者阶层开始缩小,农民工阶层迅速扩大。农村阶层分化在不稳态中演进,农民的经济社会角色多重化。这种不稳定的态势在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和矛盾,但是从长远和全局来看,农村阶层的分化是有利于社会系统的协调、稳定与和谐的。

三、构建合理的农村社会阶层的对策

现阶段要解决社会矛盾,使社会趋于和谐,就必须深化改革,通过引导、调控,逐步形成一个以社会中间阶层为主体的呈橄榄形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性条件。

1、加快城镇化步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没有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所以,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发展第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实现农民致富、构建合理阶层的重要步骤,也才能使城乡社会结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健康合理变迁。而要实现工业化和农村社会转型的根本途径就是发展小城镇,推进农民就地城镇化。因此,在有条件的地方集中发展城市群的同时,把大力发展小城镇作为中国大多数地方城镇化的核心环节来抓,积极推进农民首先实现就地城镇化;从省一级层面上打破以行政区划设置小城镇的传统格局,按照区域经济中心所蕴藏的城市扩张能力和经济增长潜力,精心规划、合理设置小城镇,使小城镇能够以最低成本和最优环境来聚集各种生产要素,事半功倍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2、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公民无差别对待。

中国已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却因制度和政策倾向,使这种保障主要属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基本上没有什么切实的保障可言。这似乎形成中国发展的怪圈。因此,我们应从户籍制度着手,改革现状,实现城乡公民无差别对待。首先,要适时调整与完善《社会保障法》和《义务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权与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只有权利的平等,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其次,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确保公民的迁徙自由、落户自由、工作自由等,从而取消户籍对于农民的限制。第三,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公民的迁徒自由、居住自由、择业自由、营业自由等条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论户口、出身、出生地、居住地如何,权利、身份、地位和机会一律平等,任何机关、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剥夺公民的平等权利和机会,不得以任何借口歧视农民。

3、建立利益协调机制,统筹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就当前来说,要在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条件下,构建一个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协调好各社会阶层的关系,应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任务。因此,就必须建立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利益协调机制,统筹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继续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使农村社会各利益群体能够和谐相处,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相对固定化,“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4、培育中间阶层,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传统农业社会的阶层结构是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即使在经济上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如果其社会结构没有实现现代转型,没有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便仍然不能算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国家。现代社会或者工业化社会的阶层结构形态应是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是最稳定、最有利于社会持续有序地向前发展的。因此,在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小城镇,推进农民就地城镇化的同时,大力培育中间阶层是现阶段发达地区农村重要的社会政策选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周建明.《和谐社会构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韩喜平.《中国农户经营系统分析》[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社会支持结构 篇8

一、总需求结构

总需求结构中, 消费需求偏弱、投资和净出口需求偏高。我国经济失衡首先表现在内部失衡上, 主要是投资增长偏快、消费增长相对偏慢, 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于投资。

这些年来, 中国经济没有很好地依赖国内居民消费的增长,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加大, 过高的投资率从长期来讲, 只意味着增加供给, 这会进一步加强供求矛盾。大家知道, 总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对GDP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长期以来, 中国的出口价格水平下降, 进口价格水平上升, 贸易条件明显恶化。国内形成了高储蓄、高投资, 但投资远赶不上储蓄水平。储蓄在抵补了投资之后仍有大量剩余, 直接反映到了贸易顺差上。国内消费增长相对缓慢, 就促使国家更进一步依赖外需来解决, 贸易盈余也不断增加。内需和外需的变化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内需增长慢必然导致外需增长快。

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 一是居民所得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大幅下降, 企业和政府所得的占比大幅上升统计显示, 自1997年之后, 我国居民部门所得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逐步下降, 2004年下降到了57.83%;相反, 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占比分别上升到了2004年的21.79%和20.38%。从2000年至2006年, 中国居民收入增长11.2%, 工资增长11.6%, 财政收入增长19.1%, 企业增长25.5%。二是部门、各行业之间收入分配不平衡。数据显示, 2007年前11个月,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2 951亿元, 增长率为36.7%。其中, 上游行业和垄断行业中的石油、天然气、钢铁、煤炭和机械等10个行业的利润就占据了39个工业行业利润的近2/3。

三、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 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有了明显上升, 但是重化工业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过去几十年间农业平均增长水平不足5%, 农业基础仍然薄弱, 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

另外, 虽然第二产业在我国GDP中所占的比重没有明显上升, 但重、老工业现象越来越突出, 这使得我国能源消耗较大, 也就是说,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仍然过大。大量投资集中到能源、原材料消耗高、污染严重、产业结构低端的一些行业, 而高端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产品只能大量依靠进口。

四、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依然十分明显, 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 工业化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标志之一是农业人口的比例。农业人口的比例美国仅2%, 欧洲是3%, 而中国最新数据是56%, 但农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的30%, 而44%的城市人口创造了国民收入的70%。发达的城市与欠发达的农村同时并存, 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同时并存, 这是典型的二元结构。提到城乡二元结构, 我们首先会想到城乡的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但增长速度存在差异。但随着城镇企业制度、工资等改革的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城乡人均纯收入之比又逐年上升。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 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五、中国区域经济结构

中国的区域经济结构形成了东部沿海较发达、中部地区处于工业化早期、西部地区总体还较落后的梯度格局。2006年, 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7589元, 中部地区为11345元, 西部地区为10051元, 东北地区为18284元, 东部是中部的2.43倍, 是西部的2.75倍, 是东北地区的1.51倍。而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2 315元, 中部地区为5508元, 西部地区为4575元, 东北部地区为9183元, 东部是中部的2.24倍, 是西部的2.69倍, 是东北的1.34倍。可以看出, 东部与其他各部的差距在这几年中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拉大了。区域之间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城市化率的高低。

六、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失衡

通常在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 贸易部门生产率进步大大高于非贸易部门, 这会带来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但在我国, 由于劳动力和资源价格扭曲, 这一过程难以实现, 导致整个价格水平长期被压低, 实际汇率上升缓慢甚至还在下降, 由此,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转化成名义汇率升值压力的累积。如果不通过结构调整来消除两部门间的价格传递关系, 流动性过剩和累积的隐性通胀压力就难以释放。

结语

乡村社会结构与变迁研究综述 篇9

1 国内外文献综述

1.1 社会结构理论的概述

1.1.1 国外相关研究。

在西方社会学中, 关于社会结构的内容有不同的观点。社会人类学家布朗第一个给“社会结构”下了定义:“社会结构”是指各种社会个体、群体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 (1987) 认为:“结构”这个术语指的是任何事物的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 (1988) 认为社会结构可以定义为:构成社会的如下要素间相对恒常的结合。这些构成要素可以从接近个人行动层次 (微观层次) 到整个社会的层次 (宏观层次) 划分出若干阶段, 按着微观到宏观的顺序可以排列为角色、制度、社会群体、社会、社会阶层、国民社会。美国结构主义大师彼特·布劳 (1975) 认为, 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 (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 所组成的多维空间。帕森斯则将社会结构的内容界定为四个具体方面:适应:获取资源、目标:定位和达成、整合行为:社会化、维 (持) 模 (式) :社会控制。吉登斯 (1984) 的观点, 社会结构的内容可以看作是由行动者可以利用的“资源” (配置状况) 和 (配置资源的) “规则”两个层面的内容所构成的。或者说, 是以一定社区中“资源—规则”的某种组合方式为内容的。

1.1.2 国内相关研究。

在国内, 也有许多对社会结构的不同解释。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以及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结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而是处在不断分化和转型的过程之中, 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是一个社会变化的重要标志, 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个人行为变化的基本因素。贾先文 (2009) 提出: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 是各种力量博弈均衡的结果, 即一个社会形成的社会力量格局。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位置, 以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朱建春 (2013) 对乡村社会结构的理解。农村社会结构是农村社会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 是从微观到宏观一些要素的结合体, 这些要素包括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而张健 (2010) 对乡村结构的解释, 他指出:乡村社会结构是指乡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多方面结构状况的集成状态, 反映着农民中不同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状态, 决定着农民应对事件的能力。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乡村结构的理论进行了界定, 但是共同之处都强调了乡村结构是乡村社会资源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配置, 进而达到均衡的结构。但是缺少强调“三农问题”中的农民这一乡村结构的变化, 而农民是乡村中的主要社会力量, 理应得到充分的关注和重视。

1.2 乡村社会结构的特征研究

1.2.1 国外相关研究。

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研究方面, 平野义太郎 (1943) 提出了村落共同体假设, 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是具有封闭、内聚特征的村落。美国学者施坚雅 (1964) 则提出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 认为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 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 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费正清 (1987) 认为:从社会角度来看, 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 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由此, 形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关联模式:宗法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1.2.2 国内相关研究。

而在国内, 则有着不同的观点。费孝通 (2005) 则从村落文化出发, 以伦理本位为基点, 以“家”为人际关联的基本空间单位, 提出了乡村人际关联的“差序格局”。甘庭宇 (2012) 从社会利益主体出发, 认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利益主体发生分化, 多元主体间信任关系的整体性缺失较为严重, 权势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冲突加剧。贺雪峰 (2012) 从不同乡村类型出发, 指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 有分散型, 团结型, 分裂型三种。分散型乡村, 即在乡村内部缺少紧密相连的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农民集群, 每个农民都是相对独立的, 是原子化的, 是分散的;团结型乡村是指因为血缘与地缘的重合, 乡村社会结构相当紧密;分裂型乡村是指一个自然村一般都分裂为数个相互竞争的“小亲族”。阳芬 (2010) 认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合理的, 是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的, 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国外的学者大多认为乡村结构是封闭的, 而国内的学者则认为, 乡村社会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 是逐渐由封闭到开放的。这表明, 我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变革以及城乡统筹的发展, 正在促使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使得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向新型乡村社会结构转变。因而, 在今后的研究中, 应当把重点放在推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研究中。

1.3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

1.3.1 国外相关研究。

杜赞奇 (1996) 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随之变迁。罗吉斯 (1988) 从宏观上描绘出技术传播推动美国乡村社会变迁。舒尔茨 (1990)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研究人口迁移, 认为迁移的发生是因为个体期望从迁移中得到大于迁移成本的收益。这种依据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一旦转化为现实利益, 又催生新的期望 (外出赚钱———很好———带动更多的人外出赚钱———更好) , 这就是一个不断扩大、良性循环的动态过程。这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促成了农村社会结构变迁。

1.3.2 国内相关研究。

从社会学的角度:汪远忠 (2013) 认为利益是一种社会设置下的行动结构, 个体行动的利益指向真实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民工来自农民, 准确地说是农民家庭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现实选择, 因此农民工是具有变革原有农民家庭结构及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功能的因素。周春霞 (2012) 认为乡村空心化是社会变迁的产物, 而乡村空心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已使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媒介学的角度, 关琮严 (2012) 指出将媒介视作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系统, 一种结构化的社会力量, 它是通过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 从而触发社会结构变化的, 乡村社会也不例外。即乡村社会变迁似乎是由一种媒介推动的。更确切地说, 是由嵌合在乡村社会结构之中的媒介系统推动的。从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角度, 陈旭峰 (2012) 认为农民市民化能很好地反映出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而文化资本是研究农民市民化问题的重要视角。朱建春 (2013) 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与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扩大化促进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从生产技术的角度, 张红 (2012) 认为社会变迁根据变迁的动力可分为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而生产技术正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的效应, 推动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国内外学者都认为时代因素和宏观环境是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 而国内的研究较少涉及到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原因, 比如成本-效益的对比。因而, 在今后的研究中, 要将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综合起来分析。

1.4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1.4.1 国外研究综述。

孟德拉斯 (2005) 提出了“农民的终结”的认识观, 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 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走向了“终结”。当中国被卷入到世界化的浪潮中, 面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 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与法国农民同样的问题。John C.H.Fei and Gustav Ranis研究了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 构建了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该模型证明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发展, 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商品化。而DW.Jorgenson二元结构模型对费景汉-拉尼斯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质疑, 他认为工业部门积累资本对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避免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是必要的, 但前提条件依旧是农业剩余, 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和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 即工业部门技术进步越快, 其储蓄率就越高, 劳动力增长越快, 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1.4.2 国内研究评述。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消极影响:黄江泉 (2012) 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 大量的精壮农民外出务工, 导致乡村结构的变化, 而作为这样结构下新出现的弱势群体———留守农民面临着原有社会网络资源遭受破坏, 现有社会网络资源继续向城镇流失的局面, 以致社会结构不合理, 社会资本日趋弱化。王宏 (2012) 认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造成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妇女化, 这一种结构性失衡, 后续人力资源短缺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造成农村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农业生产缺人力等问题日益显现。陆益龙 (2013) 指出乡村社会结构转变促使乡村社会关系变化, 主要是乡村社会的个体性大大增强, 扩大了个体的自主行动范围, 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模糊性变得更大, 农民与政府之间关系趋于层级差异性。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积极影响:王云飞 (2012) 认为, 乡村结构的变迁, 促使政府和农民在观念上都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 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确定与稳定。李泉生 (2012) 认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 促进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层, 促进政府考虑不同社会阶层的民生需求, 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 以此来推进农村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王阿洁 (2011) 指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致使农民群体的分化, 进一步导致了农民的角色和身份的多元化, 地位和生活需求的差别化, 这样农民群体的多样性就带来了其养老保障需求的多层次性, 推动乡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完善。国内外学者都探讨了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国外学者更加注重数学模型的分析, 国内学者则主要做了大量定性分析。在今后研究中, 应当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

2 研究评述与展望

综上所述,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 也是深化农村改革、探索农村发展实践的必然结果。

我国的乡村社会结构的特征也存在着区域性的差异。但是, 总的来说, 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合理的, 是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的, 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推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乡村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推动;城市城镇化和我国二元化体制的推动, 促进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导致农村空心化;生产技术的改革;以及相关的传播媒介等等, 都在推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作用。

最后,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也给乡村社会、经济以及生活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和挑战。

新亚述时期社会底层家庭结构浅析 篇10

关键词：新亚述时期,社会底层,家庭结构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更是可见一斑,虽然身处社会底层,这些家庭是对两河流域文明的推进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自亚述学产生至今,对于新亚述时期社会底层家庭的研究是寥寥可数,因此本文将主要从家庭结构类型及其影响因素两方面对该时期社会底层家庭结构进行宏观上的概述与分析,从而对该时期的底层家庭生活进行更加深入了解。

新亚述时期的社会阶层则有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大多数的亚述学家认同卡尔·马克思的观点(1),在本文中采用了Gershon Galil的观点:根据是否拥有生产资料被分为中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或说底层阶级。中上层阶级拥有生产资料并且大多为皇室和神庙服务;下层阶级则没有生产资料,占人口的大多数,并且不能在皇室甚至底层官僚体系中担任公职[1]p3。

一.新亚述时期社会底层家庭结构类型

本文对该时期社会底层家庭结构类型的划分主要是根据Laslett将新亚述时期底层家庭结构划分为三种类型:核心家庭或简单家庭、扩大家庭以及复合型家庭[2]p28-32。一般情况下一个家庭需要包括婚姻关系或是代际血缘关系:比如几个未婚兄弟姐妹同住一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家庭,一个男人和其女仆也不能算是一个家庭;然而已婚男人和其未婚同辈住在一起则可以确定为一个家庭,孩子和其母亲住在一起就可以确定为一个家庭。然而在该时期的社会底层家庭结构中却出现了特殊情况,即上述类型的家庭可能包括没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比如奴隶、学徒等等[3]P56-60。当然这种情况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密不可分的。按照上述标准本文对新亚述时期192个底层家庭的结构进行了分类研究,(内容如下表)。从而得出核心家庭或简单家庭是新亚述时期底层家庭最为普遍的家庭类型,扩大家庭占有一定比例,复合型的家庭则比较少见。

1.核心家庭或简单家庭(类型A)

该类型家庭由一夫一妻(或多妻)(2)和未婚的下一代组成。这种类型的家庭可以继续划分为五种类型。A1: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家庭,没有下一代,也称为夫妻核心家庭;A2:一夫一妻和未婚的下一代或一夫多妻和未婚的下一代;A3:父亲和其孩子;A4:母亲和其孩子;A5:未有孩子的男子和其母亲或其他未婚的兄弟姐妹。其中,A3-A5类型的家庭都为单亲家庭,A4和A5类型的区别在于家庭中的孩子是否成年、户主是谁。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核心家庭中,夫妻核心家庭所占比重最大,为39%,是新亚述时期最常见的家庭类型;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没有下一代的家庭占19%。A3-A5类型的家庭都属于单亲家庭,占整个家庭类型的36%。

2.扩大家庭(类型B)。

该类型的家庭是在核心家庭的基础上,加上家庭中其他成员组成,例如户主的父母、兄弟或姐妹。B1:异代扩大家庭,包括核心家庭(A1-A4)和户主的至少一位家长;B2:同代扩大家庭,核心家庭(A1-A4)加上户主的至少一位未婚兄弟姐妹。B3:双向扩大家庭,核心家庭(A1-A4)和户主至少一位家长和至少一位未婚兄弟姐妹组成。扩大家庭所占比例为5%,这一类型的家庭一般包括一对年轻的夫妻和户主的母亲或是兄弟,可能家庭的户主刚刚去世,将家庭的“领导”地位留给了他其中一个儿子。

3.复合家庭(类型C)

该类型家庭由住在一起的至少两个核心家庭组成。复合型家庭有两个主要类型。C1:代际复合家庭,由一个核心家庭(A2或A3)和户主的已婚的儿子组成。C2:同代复合家庭,由一个核心家庭(A1-A3)和户主的已婚兄弟,或者离异的兄弟和其孩子组成。复合型家庭所占比重最低,仅为1%,其中一个家庭为三代同堂家庭。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新亚述时期底层家庭以小型家庭为主,在书中涉及的447个家庭中,已知规模的327个家庭共有1212人,平均每个家庭3.71人,两个最大的家庭分别有14和15人,11个家庭由8人或以上组成,但是这13个大型家庭仅仅占了整个家庭的4%,10%的家庭有6到7人(34个),95个(29%)家庭有4到5人,所占比例最大(57%)的是小型家庭,一般仅有2到3人组成。这是由当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影响家庭结构政治因素

家庭结构类型的形成和变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各个民族文化传统与礼教不同,其主要影响因素也各有差别。本文中主要讨论政治因素对新亚述时期的底层家庭结构的影响。

家庭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甚至经济单位,越往古代,其作为经济单位的角色就更重一些,作为经济单位,家庭或扩大家庭是土地等生产资料最主要的占有和使用方式[4]p442,因此,在这一时期,底层小型家庭的形成和大量才存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土地所有者对奴隶家庭劳动力的严格限制。他们需要有劳动效率的小型家庭,即核心家庭,而非大型的、效率低下的复合家庭,因此,大地主鼓励佃户家庭的第二个儿子迁移到其他土地上劳作,并把他们培养成为潜在的新的家庭户主,而家庭的长子留下来接任户主、照顾母亲和家中其他成员。

底层阶级中小型家庭的大量长期存在加重了新亚述帝国劳动力的短缺,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劳动力的死亡和可耕种土地的增加促使大批移民家庭的产生,这些家庭大多是被放逐者,作为新的佃户被安置在未耕种的土地上,虽然其以前的职业可能是厨师或者织工。新亚述帝国的很多信件曾提及过这种现象:Arzuhina省的土地被废弃了,如果神不做出合适的决定这里将会出现混乱,不管谁需要土地,都可以得到一块没有使用的土地。在一位地方总督写给萨尔贡二世的信中提到,他将被放逐者安置到城市的外围,并对他们说:去吧!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得到一块土地,并在那里建造自己的房子![5]p78

土地过剩进一步造成了农耕家庭规模的缩小:年轻的儿子会离开他们父亲的家庭,到其他大土地拥有者那里做佃户,并建立自己的家庭。在以撒哈顿时期和阿淑儿拔尼巴时期,底层家庭的规模持续缩小,同时,中上层阶级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力逐渐增加,小型土地所有者迫于经济环境的变化,将所有土地出卖,并成为原有土地的佃户。中上层阶级一方面不断从小小地主手中购买地产,一方面又从国王手中获得丰厚的赠与和豁免权。这样,地产从小土地拥有者集中到大土地拥有者手中,从国王集中到政府官员。

三.结语

家庭是在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亲属之间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由于年代久远,相关数据材料的短缺,因此在很大程度限制了我们对新亚述时期底层家庭结构详细情况的了解。总的来说,新亚述时期的底层家庭必须包括婚姻关系或代际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其类型一般分为核心家庭或简单家庭、扩大家庭以及复合型家庭三种类型,而以小型的核心家庭为主。在新亚述时期特殊的经济政策环境影响下,形成的底层社会特殊的家庭结构表征。

参考文献

[1]Gershon Galil,The Lower Stratum Families in the Neo-Assyrian Period[M].Leiden Boston,2007.

[2]P.Laslett,H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M],Cambridge,1972.

[3]I.J.Gelb,Household and Family in Early Mesopotamia[J],E.Lipinski,1979.

[4]于殿利.巴比伦与亚述文明[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僵化的社会结构会导致发展陷阱 篇11

中国过去近三十年，尤其是前二十几年经济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释放了社会活力，打开了原来很僵化的社会通道。无论是早期的农民企业家，上世纪90年代下海的商人还是农民工大潮，都是看到了原来固化的社会结构中有一些新的机会，大家就通过努力抓住这样的机会。

这二十年走过来，现在社会结构却出现了一种反向的趋势。这种反向趋势与市场经济制度公平竞争的环境有关、与政府政策有关系、与社会资源高度集中有关。相对来说，优势阶层容易利用这些机会更加扩大自己的利益，其他非优势阶层的利益受到相当程度的挤压。中国社会固化的趋势在我看来是非常危险的。无论从数据来看还是从现象来看，还是各种社会调查，都发现代际相关性在提高，社会流动性在下降。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中国无论结构调整还是政策调整，长期经济增长的活力都没法保证。

在这个转折点上，一方面当前经济改革需要重视，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新的领导人不只是关注这一届经济增长，现在能不能稳住，或者说经济增长在5年、10年之内实现什么目标，而是把中国更长远的经济增长基础打扎实。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做社会结构调整改革，无论是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真正打造出充满活力的社会，保持中国经济长远的不断进步。

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分析 篇12

相关的研究上,马军伟(2013)创新性的以生物术语“共生关系”来比喻金融产业和实体产业的关系,认为金融产业和实体产业的发展是一种共生现象。郭树清(2012)认为目前我国的金融结构失衡严重,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创新性的金融行业发展水平不足。顾海峰(2012)进一步指出金融结构必须要调整以促进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该类产业融资难的问题。关于最优的金融结构,林毅夫(2009)的研究表明,最优的金融结构必须要适应于当前的产业结构。徐东、栾贵勤(2014)等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金融的整体发展内生决定于产业结构的转变。

归纳以上学者的研究发现,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或描述了金融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或描述了金融结构失衡的现状。本文在梳理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引入荷兰哲学家斯宾若莎的哲学概念,从理论上总结了金融与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认为金融与产业结构为“存在”与“生成”的关系,并结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时期特点,分析了当前金融结构的失衡现状。

一、金融发展的内生性

金融在经济的发展中生成,又在其中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形成了金融的演变轨迹。金融的演变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规模总量的变化;二是结构的转变。金融结构可以定义为金融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规模、运作、组成与配合的状态,反应了经济金融化进程中的虚拟程度以及风险程度(王广谦,2002)。金融的演变规律由金融服务产业的本质所决定。传统的金融提供了资金的服务,而现代金融还改变了不同产业间信息、风险的分布情况。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方式,金融通过收集充分的市场信息可以有效的筛选出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并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等等增值服务,从而完成产业间的资金转移。由于这些产业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源自产业的高效率,它们往往是高成长性产业,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1. 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求特定的金融规模与结构

产业结构转向以资金、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时,会出现巨大的融资需求,因此对金融的规模有了更大的要求;同时完成资金这种产业间的转移即资金配置由衰退的产业朝着新兴的产业流动,会引发金融结构的转变。更抽象来说,产业的高级化离不开技术创新,而后者依赖于产业整体的研发水平并且有着高风险性的特征,所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自然导致了风险的升级。由于风险结构的变化,金融结构也要随之变化。低风险时,金融的发展以银行的发展为标志;随着风险的加大,资本市场如证券市场、衍生品市场,创新型金融行业如信托、融资租赁等进一步获得发展。因此无论是金融规模的扩张还是金融结构的转变,都内生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欧美等发达金融国家的发展历程都证实了金融的内生性,金融在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资金、风险等方面的问题时,迈入了成熟的阶段。

2. 金融为产业结构的“生成”物

斯宾诺莎定义“生成”为一物的存在不能从其内在本质中找到原因、依赖它物存在而存在,而被依赖的它物则为“存在”。

现代金融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与虚拟性,但究其源头,它的产生源于实体经济的需求,脱离了这种来源于实际产业的需求,金融的发展也会相应失去动力,因此金融是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存在”之上的“生成”,两者属于“生成”与“存在”的共生系统。相关实证分析表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促进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徐东、栾贵勤,2014),也证实了上述分析。

更进一步来说,金融与产业结构在各自独立又存在互动的演进过程中,两者的匹配程度会逐渐变大,会发生以下新的变化:一是彼此间建立起有效的信息机制,从而利于提升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反应速度;二是金融与产业结构的紧密结合会产生新的利润空间,从而增强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

二、金融结构失衡的现状分析

金融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双向促进的关系,但信息机制的不完善以及政府非市场化的产业扶持政策,会使匹配的过程发生类似“错位”的现象。此时政府政策应避免过多的干扰市场力量的运行,并且要辨别两者最优的匹配状态,逐步推进金融改革,从而推进经济的转型。

1. 金融结构失衡

⑴间接融资体系主导。我国金融体系中,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体系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长期以来,利率的垄断造就了银行业辉煌的历史。目前,尽管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加快,存贷款利率都在逐步放开上、下限,但鉴于历史遗留的效应,实体产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成本较高的问题。比如大量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我国银行的贷款利率远高于海外同行。零售、中间业务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银行业的主要利润来源,而存、贷利率差仍是我国银行业的主要利润来源。因此银行产业在与实体产业分工合作中,银行分走了较多的利润,这也是我国银行业净资产报酬率(ROE)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同时,就企业层面来说,由于国有大型银行占据银行业的主导地位,“裙带主义”的存在以及贷款匹配的原则,具有公共关系的企业、国有的大型企业融资较为容易,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融资却较难,另外银行信贷本身也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注定无法肩负支持创新的社会职能。

可以预见,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银行同业竞争必将更加激烈,在银行转型经营的过程中,会进一步的释放出利润空间,支持实体产业的发展。创新型金融行业如信托、融资租赁等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⑵直接融资比重不足。证券市场作为直接投、融资的资本市场,可以有效的吸收社会闲置资金,并且由于其设立了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三个板块,从而满足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对分散产业风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金融体系中所占比重较小。证券市场上投资者的投机性的动机远大于投资性动机,举例来说A股市场专业机构持有的股票市值仅占15.6%,远低于发达国家70%的比例;同时个人投资者以26%的市值完成了85%的交易(郭树清,2012)。专业机构投资者的不足意味着整个市场有效性的减弱,大量盲目的、具有有限信息、有限理性的个人投资者会使得市场非理性气氛浓厚,从而投机性行为远多于投资性行为。

⑶风险管理工具的“中国特色化”。作为对冲风险的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不完善。衍生品并没有作为良好的风险管理产品引起人们的重视,反而是因为巨大风险-收益特性吸引了人们的投机需求,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博弈市场;同时企业债券等发行不足,无法满足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的需求,企业融资方式单一,这也是一个较大的问题。

2.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金融提出的挑战

⑴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传统的产业顺应着技术演进的格局,这意味着技术是迈阶梯式的递进,不发达国家要逐步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而走在前面的发达国家将一直保持着技术领先的优势。这样的发展模式可以逐步积累资本、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改善要素禀赋结构(林毅夫,2009)以及促使需求结构升级,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打下基石。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对既有技术格局的洗牌。根技术的创新具有两种性质:一种是技术的累积创新效应,二是技术创新的随机漫步效应(巴罗,2000)。第二种性质会改变当前高新技术的分布格局,从而高新技术在新的地方落地生根,完成一次技术分布格局的洗牌。

⑵新兴产业发展的高风险性。传统产业中,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前沿,后发者通过学习已有的技术,节省的创新成本可以使其在发展传统产业上具备后发优势。但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的控制与掌握,使得技术不可能完全无成本的流入后发国家,因此如何引进技术并且突破技术的封锁,某种程度上还是需要适度的自主创新。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则不同于上述过程,它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因此,宏观层面来说,创新的高风险性意味着对金融分散风险的能力有更高的要求。

市场需求的跟进会且经常滞后于技术创新较长的时间,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由于技术商业化的时间周期较长,二是市场需求会受到要素禀赋结构以及时增长共享机制的制约,无法快速的跟进产品的生产。另外由于新时期下,各个产业技术的更新速率都在加快,也会加大企业创新的风险。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的风险较大,对资金的要求较大,需要一定的金融规模与特定的金融结构的支持。

三、结论与发展建议

本文主要了梳理其它学者的学术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引入斯宾若莎的哲学概念,认为:金融与实体产业的关系为“存在”与“生成”的关系,这为理解两者的匹配性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目前金融结构失衡的问题较为严重,无法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现状,更无法有力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提出了以下的发展建议:

1. 资本市场高效的对接技术市场

在新的发展时期,改善金融结构、逐步推进金融改革是经济转型工作的重中之重,未来金融结构调整的核心问题将集中在:资本市场如何高效的对接技术市场。这要求金融发展的视角要立足于技术市场的需求,同时建立有效的、对接的信息机制。

2. 金融发展立足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通常来说,破坏性创造通常不来自于目前产业格局的受益者,它们缺乏动力去研发新的技术以打破当前的竞争格局,从而减小自己的利润。苹果公司尽管一直在推动着产品的更新换代,但这种行为更多应该被看作是对市场特点的反应。所以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一般来自于产业格局之外的企业,这可能源于知识的积累不足,从而接受新知识的成本较小,因此新的技术容易在这些企业中产生,这将导致技术产生的“随机漫步”的特征。因此也意味着,这些随机漫步的创新“粒子”更容易为大量的中小企业所捕获。比如雅虎以搜索服务起家,最终的创新改变却由谷歌推动。1945-1985年间,帕维特等人研究表明中小公司以3.3%研发费创造了33%的重大创新(郭树清,2012)。计算机互联网内的不少企业就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行业领头企业。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离不开创新,也就离不开大量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金融必须要立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如此方能有力的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

再者,中小企业在取得一定的技术以后,由于技术的深化效应,深化的边际速率会递减,因此也面临着创新更难发生的困境,这也加大了中小企业后续的经营风险,从而资本面临着是否进入的抉择。金融如何分散这些风险,支持创新,也尤为重要。

总的来说,金融的发展应该适合产业结构。当前时期下,发展的重点应该是有效的对接技术市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立足于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填补社会融资的巨大缺口,以支持创新的发生。

摘要：金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动力,能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本文引入斯宾诺莎的哲学概念,认为金融与产业结构为“存在”与“生成”的共生关系。新时期下,金融收集产业信息、识别高成长性产业、处理风险的能力有了更大的提升空间。但目前来说,金融结构存在失衡问题,无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良性互动。政府应该逐步推进金融改革,促进利率市场化,从而调节金融结构。

关键词：金融结构,产业结构,金融改革

参考文献

[1]栾贵勤.区域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