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水平

2024-08-24

社会支持水平(共12篇)

社会支持水平 篇1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 明确提出,要改进社会管理方式,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增加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对现有区域社会管理水平的测量与分析。 我国社会管理水平区域间差异非常明显, 尤其是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差异。 因而,以东中西三大区域为例,对区域社会管理水平进行测量与分析, 既可以把握社会管理区域发展的特征及趋势,又可以将其作为整体,以点带面,对全国社会管理现状进行探索。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社会管理水平的研究还较少,如Kloosterman[1]对城市社会模式的效果进行了评估;Armstrong和Francis[2]基于民众角度,对社会公平、社会机会、医疗健康水平进行测度分析;王莺[3]以陕西为例, 对西部地区省级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绩效进行测度分析;李超显[4]采用了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我国30省市自治区的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绩效进行了测度分析。 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启发,但现有研究多以政府作为主体, 对社会管理的局部方面进行研究, 并没有直接对社会管理水平进行系统性评估研究, 无法反映一个或多个区域社会管理水平的总体特征与发展趋势。

二、区域社会管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社会管理是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终极目标旨在实现秩序维护、民生改善和权利保障[5]。

社会管理构成要素是设置指标体系一级指标的重要依据。 本文认为,社会管理构成要素与其终极目标是休戚相关的。 秩序维护需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对扰乱社会秩序的非正常社会事务的管理, 如刑事犯罪、火灾、交通事故等,这表现为社会安全的管理;二是对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秩序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进行管理,主要表现为社会保障的管理;民生改善也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对普通民众的生活环境和条件进行的改善,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管理方面,二是对劳动人口(含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的生活环境和条件的改善,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管理方面;而权利保障也是两方面的:一是对民众生存、生活等民生权利的保障,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管理、社会保障管理方面;二是对民众的政治权利的保障,主要体现在社会参与管理方面。 因而,在此逻辑下,本文认为在目前阶段, 社会管理构成要素主要是社会保障、 社会安全、公共服务和社会参与四方面。

依据上述理论基础, 本文将一级指标设置为社会保障、社会安全、公共服务和社会参与4个指数,而二级指标的选取则主要侧重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其中投入包括经费、人员、机构三方面,产出则包括覆盖率、满意度等方面。 指标体系构建的步骤如下:(1)初步选取79 个直接相关指标; (2) 对指标进行经验性筛选与优化,即对一些统计口径不一、指标值个体差异大、 指标间存在交叉或高度相关的指标进行剔除处理,并将一些统计口径相近或一致的,指标间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性的多个指标进行合成处理;(3)借助变差系数,对指标进行鉴别力筛选与优化,即剔除变差系数小于0.20的指标。

通过上述层层筛选和优化, 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详见表1)。

三、区域社会管理水平的测度与分析

本文基于2011年数据, 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法,从社会保障、社会安全、公共服务和社会参与四方面,对三大区域社会管理水平进行测度分析。为了保持统计口径一致性, 本文数据均来自官方统计年鉴。

(一)评价方法的选择

AHP-灰色关联分析法是层次分析法(简称AHP)和灰色关联分析法的综合, 其中AHP法主要用于指标权重的确定,灰色关联法则用于实证评价。 本文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系统, 在该系统中,由于存在部分信息确知,部分信息未知,本质上属于灰色系统,因而,采用灰色关联法来进行评价。其应用原理及步骤如下:(1) 采用AHP确定指标权重;(2)Min-max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3)计算灰色关联系数,并计算单层次的关联度。 因各个指标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因此计算关联度时采取关联系数乘以权重;(4)计算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的最终关联度, 并根据最终关联度大小进行排序,评价目标区域社会管理水平。

(二)区域社会管理水平的测度及分析

基于2011年相关数据,运用AHP-灰色关联分析法,具体评价结果如下(详见表2)。

结合表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社会管理总体水平较低,呈现出低水平的区域平衡。

2011年,对于东中西地区而言,三大区域社会管理指数值的平均值分别为0.4927、0.4527和0.4721,三者均没有超过0.5,相对集中在0.45-0.49之间。这表明在2011年,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社会管理总体水平偏低,但三大区域之间差异并不大,相对均衡。

2. 区域内省际社会管理水平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2011年, 三大区域社会管理指数的标准差分别为0.0638、0.0195、0.0335, 其中东部地区的差异程度高于西部地区,远高于中部地区。 这表明,2011年,东中西三大区域内省际社会管理水平均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且东部差异性较大,中部差异性较小。 究其原因在于, 东部地区既拥有社会管理水平较高的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天津、辽宁等地,也拥有河北,海南、广东,福建等地,而广东和福建等地一直是我国外来工聚集的地方, 其常住人口数远远高于户籍人口数,如2011年广东户籍人口为8637.19万人,而常住人口数高达10505万,相差1867.81万人,庞大的流动人口分享了社会管理相关资源,致使福建、广东社会管理水平较低。

3.区域间社会管理水平呈现出广口“U”型特征。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从指数平均值,还是区域综合排序结果,2011年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社会管理水平表现为东部地区最高、 西部地区其次,而中部地区最低的广口“U”性特征,其实质也是反映出区域间的社会管理水平发展不均衡。

(三)区域社会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进一步探索

从现有理论研究成果来看, 很多学者认为社会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为此本文提出假设:在一定时期内,区域社会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正相关。 在具体观测指标选取上,用最终关联度来表示社会管理水平,用人均GDP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分了更好说明区域间的差异性, 本文采用person相关性分析分别验证东中西区域,社会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原始指标值及检验结果略)。

检验结果显示,东、中、西三大区域地区社会管理水平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16、-0.076、-0.097,双尾检验P值分别为0.013、0.858和0.777。 这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只有东部地区社会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向显著相关关系, 这反映出,在一定时期内,东部地区社会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即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管理水平也越高,同样道理,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会在短期内,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在某些方面增加社会管理的难度, 但与此同时也会为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夯实物质基础, 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给社会管理带来的机遇、 优势远远大于挑战和劣势。 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检验结果显示,该区域社会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关系。 深层次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社会管理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均比较高, 二者在一定机制和体制的影响下, 能有效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促进机制发生,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不论是社会管理水平, 还是经济发展水平, 都处于较低位置, 社会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促进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与建议如下:(1)我国社会管理总体水平较低,呈现出低水平的区域平衡;(2)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内省际间社会管理水平呈现出一定差异性,三大区域间社会管理水平呈现出广口的“U”型特征;(3)东部地区社会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正相关, 而中西部地区社会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关。 因而,在制定提升社会管理水平的相关政策和措施时, 要充分把握三大区域各自社会管理发展规律,深入研究区域差异性特征,实现财政支出资金向社会保障、社会安全、公共服务和社会参与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倾斜;大力发展经济,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管理转型升级, 最终实现区域社会管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促进机制。

社会支持水平 篇2

4月14日上午上海市社保局公布公布204月1日-3月31日的社保缴费基数,最高15108元(去年本市职工月均工资的3倍),最低3022元(去年本市职工月均工资的60%)。

通过计算以后,不难发现,年上海市职工平均工资为 3022/60%=5036元。

从这个平均工资来看,一个月确实能拿的工资不低了。

但相对于上海的物价来看,这点工资也勉强只够简单的生活。

靠这点工资在上海买房,这辈子是没有希望了。

除去房租、生活费,一个月也基本上攒不住什么钱了。

社会支持水平 篇3

【关键词】整体护理;胃癌;干预;疾病不确定感;社会支持水平

不确定感是指人对事情无法给予恰当的组织及分类时产生的一种认知[1],这种认知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动态变化,当患者对疾病状态无法预测时,就会产生疾病不确定感,产生不安、焦虑等负面情绪,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2012年我院普外科为降低癌症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对胃癌术后患者实施了整体护理措施,获得了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臨床资料:选取我院普外科2012年1月-2013年6月期间收治的胃癌术后患者63例,男性38例,女性25例,年龄44岁-71。所有患者经组织学确诊为胃癌,并行胃癌根治术,病情相对稳定,排除高血压及淋巴系统疾病患者。

1.2研究及分组方法:63例胃癌术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32例和对照组31例,在患者住院期间及每月回院化疗期间对两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整体护理干预。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进行问卷调查,评价两组患者MUIS和SSRS评分的差异。

1.3研究工具[2]:①MUIS,含25个条目,采用5分评分法,非常同意记5分,同意记4分,不确定记3分,不同意记2分,非常不同意记1分,得分越高,表示疾病不确定感越高。②SSRS:包括3个维度共10个条目,为主观支持4个条目,客观支持3个条目,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条目。

1.4整体护理干预方式及内容:①心理指导:根据患者入院时MUIS量表评价结果,有针对性的采取鼓励、暗示、安慰、解释、倾听等方法,发放健康教育宣传册,向患者普及疾病的疾病知识、应对策略,向患者展示成功治疗的病例及照片,回答患者疑问,引导患者主动寻求支持,树立健康观念和战胜疾病的信心。②知识宣教:向病人讲解胃癌的相关知识,包括诱发胃癌的原因、疾病的性质、临床表现、治疗方案、治疗过程中注意事项、预后情况和康复期需注意配合的事项,提高患者及家属对疾病相关知识的熟悉程度。③一对一沟通:护理人员与患者及家属就疾病的治疗与护理事项进行一对一沟通,保证患者安心治疗、积极配合护理,保证各项治疗措施得以顺利实施。

1.5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以用 ±s表示,组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疗效比较采用成组设计两样本比较的轶和检验,选用Z统计量,构成比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不满足χ2检验条件的采用fisher 精确概率法,所有数据经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p<0.05视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本次发放调查问卷63份,回收63份,有效回答问卷63份。

2.1两组患者MUIS评分比较: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疾病不确定感各维度得分均较干预前显著降低(P<0.05),而观察组患者干预前后MUI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间比较,观察组MUIS各维度得分(不明确性40.86±6.73分,复杂性27.11±4.41分,MUIS总分68.03±10.13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不明确性46.54±7.41分,复杂性30.62±5.81分,MUIS总分77.26±11.96分)(P<0.05)。

2.2两组患者SSRS评分比较:干预后观察组社会支持评分中主观支持维度和社会支持总分较干预前显著提高(P<0.05),而对照组干预前后SSR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间比较,观察组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42.61±8.55)显著高于对照组(38.53±8.55)(P<0.05)。

3讨论

护理人员利用专业的护理手段,给予患者良好的心理支持,可有效促进患者康复,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我们对32例胃癌术后患者实施了整体护理措施,同时与31例实施常规护理的胃癌患者进行对照,比较两组患者疾病不确定感程度及社会支持水平评分,结果发现,以心理指导、一对一沟通、健康教育为重点的整体护理措施可显著降低胃癌术后患者疾病不确定感,提高患者社会支持水平。

当病人对疾病状态无法预测时,就会产生疾病不确定感,一些患者因不了解医护人员对自己进行治疗的目的,而拒绝治疗,或不了解疾病的相关知识而胡乱猜测,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我们护士在对患者进行常规的入院介绍和健康教育外,还详细向患者讲解关于胃癌的基本知识,包括胃癌的病因、治疗及预防知识,及术前麻醉和准备,术后注意事项等,同时积极宣传成功治疗的病例,提高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取得配合。有研究表明[3],及时向患者提供疾病的相关知识,可有效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减轻患者对疾病和治疗产生的不确定感。

稳定的婚姻、和谐的家庭关系,可影响患者的行为,让患者感觉到被重视,而医护人员的心理护理、沟通等,可增加患者安全感。我们在护理干预过程中,单独走访患者,一对一沟通,了解患者内心感受,明确患者的需求,有针对性的对患者提供支持。在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的同时,也邀请患者家属参加,患者可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本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整体护理干预后,患者社会支持水平显著提高了。

日常工作中,我们建议患者刚入院就评估其疾病不确定感水平,然后有针对性的对患者提供信息支持;术前、术后详细讲解正确康复功能锻炼的重要性,从专业角度指导患者进行康复锻炼。总之,整体护理措施可显著降低胃癌术后患者疾病不确定感,提高患者社会支持水平,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提高护理整体水平,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 许乐,柯熹等,肝癌患者个体特征症状困扰对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J],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3):33-37.

[2] 刘继文,李富业等,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信度效度研究[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08,l(3):21-23.

提高社会统计检测工作的水平 篇4

随着我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对于统计工作的加强是十分必要和必需的,提高统计人员素质,加强统计工作的职能,是真正体现统计工作职能的主要手段,只有切实提高统计检测的水平,才能充分发挥统计工作的作用,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当前企业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许多企业领导不重视统计,认为统计只是数据的加加减减或汇总,填几张报表完事,把统计工作简单化。企业重会计而轻统计的现象普遍存在,认为会计核算、收支把关重要,是为“我”所用,统计工作主要是为上级统计部门所用。因此,统计员兼职的多,专职的少,且变动频繁,在企业改革、重组、调整中,统计人员精简、下岗的较多;二是企业统计台帐和原始记录越来越不健全,填报统计指标的随意性加大,统计数据质量下降。国家统计报表由财会人员或其他部门的人员代填代报,一些统计指标也难以准确按照统计制度的具体要求来计算填报;三是统计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多数企业统计人员为兼职,以会计或其它工作为主,统计工作为辅。这些人员或学历较低,素质较差,或因事业心不足责任感不强,也没有多少自觉性挤出时间去学习统计理论,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由于不懂统计,只是被动应付填几张报表而已。实际工作中,往往凭经验或运用不正确、不恰当的统计方法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汇总和加工,造成统计数据的差错、失误,很少甚至不向企业领导及有关部门适时提供针对本企业经营管理所需要的简单有效的内部统计资料,更谈不上进行统计调查、分析与预测,提供统计咨询,实行统计监督。

2 提高统计工作的水平,强化为社会服务的职能

2.1 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信息量成倍增加,这对统计工作及统计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统计工作不仅是把计算机作为一种手段,更应当利用计算机组织信息资源和网络资源,这是当今统计工作必须达到的技术目标。计算机和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应用,不仅能有效地剔除人情数据,减少不同部门、专业间的重复统计,减少企业的重复劳动,减轻统计工作强度,而且还有助于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避免“人造数据”、行政干预统计等不良行为,为统计信息的“快、精、准”提供保障,为统计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2.2 提高统计信息质量

统计信息是企业家实行科学决策和管理的重要依据,统计信息的质量对企业决策层和管理层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准确性与及时性是统计工作的生命线,“快、精、准”是新形势对统计工作提出的要求。因而,统计信息首先要讲求时效,只有及时才能抓住机遇,才能将信息变成效益。否则,很有可能给企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其次,要讲求统计信息的准确性。准确性是一切统计工作的前提,离开了准确性,统计工作就无从谈起。

2.3 提升企业统计人员素质

统计工作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一大批精通统计学、掌握现代资讯技术、熟悉经济管理的专门人才。而目前,企业统计人员较少,要同时担负数据采集、管理、处理加工和统计分析等工作,任务繁重而艰巨。因此,企业统计人员应刻苦学习,提高素质,既懂统计理论方法,又懂经营管理、市场营销;既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又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捕捉市场信息,分析经济动态。但现有统计人员文化程度偏低,统计专业毕业的专业人才较少,复合型统计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加强统计学历教育,搞好培训教育,提高在职统计人员素质,乃是当务之急。

2.4 加强政府部门的咨询与监督

我国现行的统计体制主要是以政府统计部门为主导,行业统计部门为延伸的树状结构的行政体制。企业的多数统计工作仅限在本企业内部进行,这样既缺乏横向上的交流,也不能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而政府统计部门在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信息处理手段上有着极大的优势,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统计条件,对企事业单位的经济行为、环境发展等进行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统计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对促进企业更快更好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为了确保政府咨询职能能有效发挥,一方面应从全局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对企业经济运行中各种数量表现关系和数量界限,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及时揭示那些带有突发性、苗头性、趋势性的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对策性意见;另一方面,按照《统计法》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或杜绝弄虚作假、以权定数的现象,加强对企业统计工作的咨询和监督。除此之外,还要保障企业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的职权不受侵犯。

2.5 由报表型统计转变为管理型统计

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统计只是完成政府、管理部门部署的统计报表,按规定填报,及时上报即可,很少开发利用。新形势下,企业应由报表型统计向管理型统计转变。管理统计主要是为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提供有效管理和最优化决策的信息,其活动围绕统计的服务与监督职能,针对企业存在的各种问题,处理信息、收集资料、分析过去、控制现在、决策未来,帮助企业管理者制订经营决策和指挥控制企业活动的统计控制。管理统计构成企业管理的核心,利用各种资料进行整理、计算、对比分析,使企业各级管理人员能据以对企业和各方面的活动进行决策、控制、评价,并帮助企业领导作出各种专门决策的一套信息处理的系统工程。为此,企业统计人员应牢固树立市场和参与意识,利用已掌握的统计资料,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高效率的开发统计信息资源。及时捕捉市场信息,进行综合分析、预测,提供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的基础数据和分析资料,使统计管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统计工作由报表型向管理型转变是企业统计改革的方向,它既关系着统计能否运用其管理职能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又关系到统计工作和统计人员在企业中的活动空间及生存空间,必须认真加以研究。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统计工作在企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成为企业进行科学管理和对企业的各种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计划的一个重要工具。本文将对提高社会统计检测水平的方法进行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统计工作,社会统计,统计水平,统计检测

参考文献

[1]王雷.提高企业统计工作运行质量的思路[J].统计与决策,2004(1).

[2]陈涌泠.企业统计未来发展之路[J].北京统计,2004(3).

[3]潘宇.提升企业统计水平六策[J].企业改革与管理,2004(1).

[4]王晓芹.提高企业统计管理水平的新思路[J].统计与决策,2004(3).

[5]任孝云.提高统计水平加强企业管理[J].山东纺织经济,2006(5).

提升创新社会管理水平1 篇5

2013年来,**不断创新工作体制,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升社会管理创新水平,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以人为本,创新工作理念。面向基层,加强群众服务,搭建政府和群众间的沟通桥梁,扩大管理覆盖面,扩宽服务领域,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

合力联动,创新工作模式。整合综治、信访、司法等资源,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登记备案,限期答复,跟踪督办,形成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相互配合的工作体制,提高工作效率,真正为群众解难题。

完善体制,创新工作机制。完善领导包案制和首问负责制,加强分工与合作,相互经验交流,相互学习提高。健全激励和考核制,加大对各村、各站所的社会管理创新考核、监督,结果列入年终目标考核。

社会支持水平 篇6

关键词:汉语言文化;社会问题;措施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4-0185-02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都意识到了汉语言文化正在不断下降,但是却没有太多的相关研究。汉语是古老的语言之一,从产生到现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汉语言每一个文字都承载着很深的寓意。但是在现如今文化大融合的时代,汉语言文化正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

一、汉语言文化的现状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网络语言大行其道,甚至有种成为主流语言的趋势。大部分国人因为长时间接触网络,已经不记得汉字如何书写了;简体字的推广,造成大量生僻字正在快速消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国家鼓励学习外国语言,如今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要接触英语,这种强制性的英语学习,不仅淡化了对汉语的记忆,也在不断削弱汉语的水平。

现如今,我国语言教育走的是应试教育的线路,对于其他方面的教育有意无意被忽视了,可以说这是让汉语言文化水平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一来,导致整个文化陷入了一个怪圈:汉语言文化水平的下降直接影响现今的文化建设,进而造成国民文化素质的下降;就是文学作品的庸俗、市场化,又导致汉语言文化水平不断下降。文学作品应该代表着先进文化和先进理念,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二、我国汉语言文化水平下降的原因

目前汉语言文化水平下降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社会问题了,一定程度上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问题,因此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笔者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分析了汉语言文化水平下降的原因。

(一)书写水平不够先进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普及,网上交流已经成了人们工作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时间在键盘上敲打,人们没有太多的机会进行汉字的书写,对汉字逐渐生疏。除此之外,在一些文本、报纸期刊上频繁出现错别字的情况,也影响了汉语言文化水平的发展。

(二)网络语言的冲击

随着网络的普及,它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之相伴的便是网络语言大行其道。网络语言极不规范,但很多网民逐渐适应了网络语言,这进一步导致了语言文化水平的下降。

(三)文学作品低俗化

作家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其他行业是比较低的,为了更好的生活,许多作家选择向市场靠拢,导致文学作品低俗化倾向严重,使文学作品质量急速下降,这必然影响人们语言水平的提升。

(四)词义误用及误解情况严重

汉语言是我国五千年文明的结晶,很多汉语词语往往包含丰富含义,只有准确理解汉语言文字的相关含义,才能实现汉语言文字规范化。由于受汉语言形近字、近义词较多,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也影响了汉语言的使用。

(五)汉语言文化水平下降的社会原因

第一,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英语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孩子从可以识字开始就要学习英语,这也是现如今汉语言文化水平不断下降的一个原因。商人要和外国人打交道,英语就成为首选语言;官员要招商引资,也回避不了英语这一国际语言。汉语言在这些场合是难有作为的。第二,国学是汉语言文化的精髓,国学教育是发展汉语言文化的最好途径,但是国学教育却是被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虽然近些年来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加强了国学教育,但其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第三,社会整体处于浮躁状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对于精神需求却不是很急迫,仍然停留在浅层次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传统文化受到的最大伤害来自人们内心的浮躁,整个社会都在追求金钱,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做学问。

三、汉语言文化水平下降产生的不良后果

(一)容易助推浮躁风气

我们知道,古人文学创作要倾注全部精力,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时间。即使到了近代,一些文学大师在创作的时候,依然延续着这种习惯,比如巴金等人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对一些字眼进行考证。但是到了当代,文学成了一种速食品,结构不严谨,语言粗糙且俗不可耐。

(二)文化建设层次不高

文化建设不仅包括文学,还包括影视剧、期刊杂志等。但很多文化产品缺乏文化内涵,就拿“抗日神剧”来说,手撕鬼子、裤裆藏雷,这些场面无疑雷到了观众。虽然文化事业被摆在重要的地位上,但建设过于缓慢,仍停留在较低层次。

(三)国民素质有待提高

汉语言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但随着汉语言文化水平不断下降,人们的道德素质也在下滑。比如现如今人们普遍关注的“老人摔倒倒地扶不扶”问题,这本来是无需讨论的问题,因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现在却要无休止的讨论,这不能不说是道德水平的下降。

四、应对汉语言文化水平下降的措施

(一)加强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

加强汉语言文字使用规范化的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汉语言文字规范化环境。网络上火星文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是不断宣传的结果,因此,要想全面提升汉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首先应当增强汉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宣传工作,在整个社会掀起规范使用汉语言文字活动。在宣传过程中,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不断拓宽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范围,让人们明白汉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重要性,引导人们规范使用汉语言文字,最终实现汉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化。

(二)规范汉语言新词语及新词汇的使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每年都会出现大量新词汇,因此,增强新词汇的规范程度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网络已经成为新词汇的重要源头之一,全面的规范网络新词汇对于规范汉语言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为了取得成效,应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对规范化提供保障。

(三)提高推广国学教育的力度

国学是汉语言文化的精髓,对它的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现如今很多所谓的国学教育,只是停留在吟诗作对、琴棋书画、附庸风雅的层面,这显然是以偏概全。所以进行国学推广,要抱着开放宽容的心态,结合社会及语言学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面对蜂拥而来的西方文化思潮,我们要从根本出发,打好国学攻坚战。

(四)汉语言文化也要走产业化之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语言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化产品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助于提高汉语言水平,还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

(五)加强汉语言教育,要从学生抓起

汉语言文字传承的主要阵地就是学校,学校同时承担着思想教育与推广汉语言文字的工作。学校应该将汉语言教学列入教学计划并认真执行计划。学校要结合自身和社会实际,卓有成效地开展教学活动。为了推进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各个学校应该建立汉语言语库,细化工作的方案。为了使教学更具实效,应多开展汉语言文字主题活动,比如围绕老人摔倒扶不扶的文题进行辩论赛,进行主题征文或者演讲比赛等。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做好表率,引导学生规范使用汉语言文字,通过听说读写的训练提高学生对汉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水平。在日常教学中应规范汉语言文字的使用,避免词语错用和书写错别字等现象发生。同时要营造良好的汉语言文字学习气氛,使学生在宽松、活跃的氛围中心情舒畅地学习。

参考文献:

〔1〕张小花.浅谈网络语言的规范化问题[J].成功(教育),2011,(23).

〔2〕詹燕,孟然然,宋红华.校园流行语的特点及其规范化问题探析[J].学语文,2013,(02).

〔3〕刘桂芳,丛冰梅.关于网络语言及其规范的几点言说[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

〔4〕闫丽萍,班振林,吴霞.吉尔吉斯斯坦大学生汉语学习的社会影响因素调查[J].语言与翻译,2014,(02).

〔5〕曹叠峰.各国语言推广机构运营模式和决策机制的比较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01).

〔6〕李英哲.中文评估的几种模式[J].海外华文教育,2015,(01).

提升重点工程回应社会关切的水平 篇7

普光气田是国家“十一五”期间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2005年12月28日投入开发建设, 总投资310亿元。经过几年大规模建设会战, 至2009年10月陆续投产, 现年生产天然气100亿立方米, 对于进一步提高川渝地区和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天然气供应能力、缓解国内天然气供需矛盾、优化能源结构,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负责普光气田开发建设的普光分公司, 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中央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普光气田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高含硫整装海相气田, 成功开发属国内先例, 从一开始投入建设, 便吸引着国内外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中石化有没有能力高效完成高酸性大气田的开发?气田建成后本质安全及经济、社会效益如何?气田建设怎样才能把对环境的危害降到最低?气田建设需要宣传工作营造怎样的舆论氛围, 社会大众最想了解什么, 所有这些问题, 在国内外都没有经验可借鉴, 都需要建设者们付诸探索。

立足三个坚持

坚持舆论导向, 营造良好氛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是新闻宣传工作服务重点工程建设的内在要求。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一般都具备以下几个相同的特点:投资规模大、参建队伍人员多, 工程建设风险大、困难多等。在这样的条件背景下, 正确把握舆论导向, 是引导社会公众正确理解和认识工程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风向标, 是鼓舞参建员工坚定信念、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助推器。普光气田建设的宣传工作, 从一开始就坚持把清洁能源生产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工程建设对相关产业和地方经济的拉动、气田开发从源头确定安全环保工作方针等, 作为大的舆论宣传方向, 并随着工程建设的不断推进不失时机、步步深入, 确定阶段性舆论宣传工作重点, 同时注重典型和事实, 引起群众的关注和兴趣, 确保对外宣传工作的效果。

坚持主动出击, 避免被动应付。重点建设工程的宣传必须克服犹豫、等待的被动、服从心理, 尤其是像普光气田的开发建设, 面对的世界级难题多、安全环保风险大, 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几年前发生在与普光气田相邻的开县“12·23”硫化氢泄漏造成巨大伤亡的事件, 对川东北地区乃至全国人民来说, 不仅是一种巨大的伤痛, 更是在心理上造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宣传气田开发建设在给属地政府、百姓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 消除群众心中的疑虑和不安, 避免非专业媒体不恰当宣传造成的恐慌效应, 是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比如硫化氢泄漏可能会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宣传部门就要主动出击, 利用各种形式和手段, 让当地群众正确认识硫化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对人形成危害, 在发生意外时如何防范等, 提高对硫化氢危害的认知程度, 增强防范意识与技能。同时, 主动与属地媒体加强沟通合作, 及时向他们提供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安全环保措施等相关信息, 从而避免出现片面报道引发的不良反应。

坚持深入基层, 提高宣传效果。企业宣传最鲜活、最真实的素材来自基层, 尤其是重点工程建设, 场面宏大, 事迹感人, 在把握正确舆论方向的同时, 只有用真实的场景、事实说话, 才能确保宣传工作富有活力和生机。在普光气田建设中, 中国石化报、中原石油报、濮阳中原电视台都建立记者站, 及时跟踪报道, 并创办《中原石油报·普光专刊》。作为重点建设工程的宣传部门, 在积极配合做好日常动态宣传工作的同时, 为宣传人员提供深入基层的便利条件, 共同研究确定面向基层的报道选题, 是主动作为的题中之义。普光气田开发建设, 来自中国石化内外部的施工人员有数万名之众, 一颗螺丝钉的错误都可能为气田长期运行埋下安全隐患。围绕坚定参建员工信念、增强责任意识, 确定“一线报道”选题, 与中国石化报协办“走基层”专栏, 用员工身边人、身边事激励人、鼓舞人, 使宣传工作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处理好三种关系

处理好专业性和群众性的关系。宣传工作有其自身规律, 特别是现代化重点工程专业性强。这就要求宣传工作既要有一定的专业性, 又要兼顾群众性。普光气田不仅包括气田产能建设, 还包括净化处理, 涉及专业范围广、尖端技术多。在坚持不断提高新闻人员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同时, 发挥基层通讯员身处一线、距工程建设者最近的优势, 建立覆盖各专业、各施工现场的通讯员队伍, 加强专、兼职宣传人员的合作, 实现专业优势的兼容互补。唯如此, 才能真正把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宣传工作做细、做实、做活。

处理好宣传内容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宣传报道内容讲究客观真实, 无论是动态消息还是综合通讯, 事实失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而适当加入准确的评述, 往往会起到画龙点睛之功效, 这也是综述类报道经常会出现评述语言的主要原因。评述是新闻人员在对客观事实认识基础上的一种主观升华与总结。由于从业人员的个体差异, 往往会出现认识方面的多样性, 虽然只有寥寥几笔, 所产生的效果确实大不相同。普光分公司在对新闻宣传稿件进行审核把关时, 既注重对新闻事实的审核, 也重视对评述语段的把关, 避免任意拔高、片面自我;对一些涉及技术领域的评述, 宣传部门人员与技术人员共同讨论, 确保了评述的导向性和准确性。

正确处理“单项引导”和“多项传导”的关系。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宣传工作具有多样性, 既包括对外宣传, 也包括对内宣传。不仅要重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报道, 同时也要重视简报、板报、专栏、征文评比等职工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 将对外报道和对内宣传有机结合在一起, 使企业宣传工作立体化, 更富有层次感和质感。普光气田建设中, 在把握好对外宣传报道的同时, 与各参建单位一起加强沟通合作, 创办《工作简报》和普光气田内部网站, 利用重大节日举办板报比赛、征文比赛等, 统一宣传主题和内容, 扩大宣传工作的参与率和覆盖面, 使内部宣传同样发挥鼓干劲、聚人心的作用。内外宣传做到了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提高三项本领

普光气田的天然气被输送到四川、重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6省2市, 对国家能源安全、地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中国石化资源战略调整具有重要意义。宣传工作者只有怀着对党和国家的高度责任感, 把对党和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才能适时理性地把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推进情况告知于社会公众。不断提高综合素质, 是“适时理性告知”的前提。

提高理论素质。理论素质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论述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宣传中, 宣传工作者若没有扎实深厚的政治理论基础, 就不可能把建设的宏大场面放置到时代背景下去正确把握, 就无法将工程建设提升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去诠释建设者的使命和责任。所以, 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宣传工作者, 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质, 正确认识和处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 使新闻宣传工作沿着正确的路子发挥导向作用。

提高业务水平。新闻具有真实性、时效性和公开性等特征。真实性要求宣传工作者深入调查研究, 全面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质;时效性要求宣传工作者要有高度的新闻敏感, 将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事实变成新闻及时传播出去;公开性是新闻最终接受广大受众的检验。因此, 合格的重点工程项目宣传工作者, 必须有过硬的业务水平。提高水平的方式很多, 自学、请教同行与进修相结合等, 都是很好的方式。普光分公司每年都将宣传新闻骨干选送到国内培训班, 并定期举办通讯员培训班, 业务水平提高了, 综合素质增强了, 企业宣传工作也就得心应手了。

社会支持水平 篇8

近年来广东在加强社会管理方面有了许多新的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工作,为形成和发展适应广东省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特别是“十一五”时期以来,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广东不断就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制定方针政策、作出工作部署,有力推进了社会管理改革创新。

(一)立足解决民生热点问题减少矛盾纠纷。

“十一五”时期,广东着力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五年共投入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财政资金9673亿元,年均增长22.3%,财政对民生投入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从40%增至57.2%。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稳居全国首位。实施住房保障近20万户,城镇“双特困”居民住房保障水平有新提高。学前教育不断优化,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均达到100%。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珠三角职业教育基地建设扎实推进,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年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居全国第一。

(二)立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预防矛盾纠纷。

为了从源头上防范因为决策失误或者政策失道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从2008年开始,广东先后在广州、深圳等6个城市试点实施重大事项社会风险评估制度。今年,广东将在全省全面推广重大事项社会风险评估制度,要求对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重大改革或改制,有可能在较大范围内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的市政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环境建设,涉及到诸多群体利益的行业政策调整等重大事项都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使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成为决策部门的一项“刚性门槛”,避免因政策、决策失误引发不稳定因素。

(三)立足综合施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全省各地通过大力加强综合信访维稳中心建设,整合基层社会管理资源,推动管理中心下移。街、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由多个部门组成,综治、司法、信访、劳动四部门集中在中心办公,实施“一个窗口服务群众、一个平台受理反馈、一个流程调解到底、一个机制考核监督”的运作方式,创新“社会治安联防、矛盾纠纷联调、重点工作联动、突出问题联治、基层平安联创、流动人口联管”的机制,积极构建大综治、大信访、大维稳工作格局。通过定期排查、专项排查、重点排查“三排查”制度,建立层级、地区、部门、行业“四联动”调处机制,探索推广前置调解、联署调解、委托调解、警务调解、行业调解“五调解”模式,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教育、法律等多种手段,使大量矛盾纠纷通过多元化解决机制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正确认识新时期新阶段广东各类社会矛盾,借助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拓宽群众利益表达渠道,纾解社会突出矛盾问题,是当前广东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特别是虚拟社会管理水平,建设和谐广东和幸福广东的一大急务和要务。

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社会转型快,流动人口多,社会管理任务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早发多发,特别是群众利益诉求机制不完善,利益诉求渠道有限,社会矛盾和问题难以得到有效及时纾解,造成群体性上访成为表达诉求的主要方式,且呈组织化和专业化趋势,对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问题如不及时有效处置好,势必会影响广东改革、发展与稳定大局,势必会影响幸福广东的构建。

新兴媒体的日渐普及对加强虚拟社会管理提出新机遇新挑战

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在我国的发展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在互联网、手机越来越成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人们生活节奏加快,越来越多的人们获取信息渠道,从传统媒体逐步转向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目前,广东是全国信息网络第一大省,同时也是国家互联网三大国际出口之一,全省网民数量近5000万人,网站近50万个,居全国首位。借助于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支“麦克风”,可以随时随地、自由而且隐匿地发表各类不同的意见看法,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逐步成为群众表达利益诉求的一条重要渠道,成为纾解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互联网、手机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网上各种思潮、论调、观点层出不穷、良莠不齐、互相激荡,对人们的冲击呈现多重性、反复性、互动性特点。带来热点问题炒作快、舆情导控难度大等突出问题。

(一)热点问题炒作快。网络信息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传统媒体无法可比的。一般突发事件发生后,2小时之后网上就会出现文字或视频;6小时左右就可能被多家网站、论坛转载;24小时左右各种发帖跟帖就会达到高潮。有时个别信息的发布甚至达到了与事件同步的程度。

(二)舆情导控难度大。虚拟社会作为基于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社会组成部分,因其成员或使用者的主体虚拟性、活动广泛性、身份多变性,导致对其管理的难度及成本加大。

广东由于毗邻港澳,社会热点问题和司法个案极易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在互联网上炒作放大,将个别问题扩大化、单一问题复杂化、一般问题政治化,在极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近期,广东潮州和新塘相继发生两起群体性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事件过程中,少数人利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在网上发布虚假信息,散布谣言,对事态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影响恶劣。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根本的一条就是社会矛盾难以得到有效纾解,政府社会管理特别是虚拟社会管理的工作滞后。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日渐普及对当前广东加强社会管理特别是虚拟社会管理既是重大挑战同时也是重大机遇。

政策建议

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是把“双刃剑”,运用管理得当,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反之,运用管理不当,则会对城市治安和稳定形成威胁,影响社会和谐。为此建议:

(一)提高认识,主动加强对虚拟社会的领导。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广东既处于转型升级、科学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日益凸显期。随着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出现,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乃至整个社会活动都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化。面对公众通过新兴媒体介入公共事务,表达个人观点的“不可逆现象”,社会管理者的媒介素养正日显重要。建议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带头学网、知网、懂网、用网,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虚拟社会管理规律,借助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这个快捷便利的渠道,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加强与广大网民、群众的沟通交流,听民声、察民情、聚民智、解民怨,纾解社会突出矛盾问题,把虚拟社会管理这根“软肋”变强变硬,切实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二)建强队伍,打造一支高素质网络管理干部队伍。提高虚拟社会管理水平,关键要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建议政府要加大投入,建设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网络管理队伍,在省公安厅、各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派出所建立起三级网络专业队或小分队,形成对涉网突发事件“网上搜集、分析研判、落地查控、反馈评估”的工作流程。同时建立百人安全专家、千人网评员和万人网络安全员三个层次专群结合的网络工作队伍,加大对网络安全问题、网民失范言行的治理整顿,营造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虚拟社会环境。

(三)创新机制,为虚拟社会科学管理提供制度保障。提高社会管理特别是虚拟社会管理水平,要重点在创新机制上下功夫。建议一是创建舆情监测引导机制,有效应对网络舆情。研发部署热点监测系统,对网上各类热点动态进行智能分析,根据煽动性言论与响应数量、事件起因、传播范围等指标,对涉网事件按蓝、橙、红三个等级预警,根据预警等级自动推送标准预案或既定处置措施。通过计算机辅助人工分析,数量计算和社会因素解读相结合,网上信息监测与大情报平台管控数据相结合,正面发布信息与网评员引导相结合,实现对热点舆情的主动掌控和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二是创建网上网下联动机制,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将全省网上社区分别对接到派出所、公安分局和各市公安局、省公安厅,通过发展网上治安积极分子,对网络社区实施多级管控。

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的实证评估 篇9

关键词: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社会保障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于生活品质以及生活保障问题日益关注, 按照当前我国的法律, 企业应该按照规定为在职人员缴纳社会保险。缴费型社会保险是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 随着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逐渐实施, 企业对于工作人员的权益保障需要更加全面。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化, 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出现了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基于当前的经济背景之下, 需要对企业社会保险缴费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 并及时提出改善措施, 从而使得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得到保证。

1 当前我国社会保险费用缴纳现状

1.1 各地区企业社会保险费率不统一

2011 年我国出台的相关法律明确了缴费的项目, 但是没有对社会保险费率进行统一规划, 没有提出比较一致的标准。达到统筹规模的企业基本都是在地市级, 且会因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差异使得各区域中的企业缴费率有所不同。从1998 年开始, 截至2013 年, 全国范围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用大约有16 种标准, 其中, 最高的达到22%, 最低的有10%。部分省份社会养老保险费率标准就有12 种左右, 使得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 各企业的实行情况就会有所差异, 这就导致很多企业的员工权益得不到完全的维护。

1.2 企业之间社会保险缴纳负担不均衡

和其他企业类型相比, 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缴纳社会保险的负担最重, 下面以社会养老保险为例进行分析:所谓的缴纳基数就是指员工的实际工资, 个人缴纳的金额是工资的8%, 单位缴纳的金额是工资的20%.这里的缴纳基数不能低于所在地区该行业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的60%, 与此同时, 也不能超过平均工资的300%.就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来说, 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比较来说, 企业支付的工资就比较多, 养老保险费用也较高, 远远超过了其他企业类型, 经济负担较重。例如, A企业为资本密集型企业, 有员工100 人, 年平均工资是5 万元;B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 员工有1 000 人, 年平均工资是2.5 万元。但是, B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按照20%费率标准进行缴纳, 比A企业多缴纳的就有400 万元。

1.3 社会保险制度抑制了参保积极性

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一般处于整个社会工资水平的最底端, 众多企业劳动者每个月领取的工资也许刚刚超过法定的最低工资。过高的缴费费率减少了企业劳动者当期收入, 进而直接影响到其当期消费和现实的生活水平。现实中, 企业有许多劳动者主动要求企业不用参加社会保险, 而把企业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作为工资发给自己。

2 完善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水平

2.1 调整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率

现在我国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率比较高,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基本养老保险费率高, 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高的原因是我国处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阶段,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之前的现收现付转变为统筹结合制度。在该转型阶段, 存在着大量的隐形债务, 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高就可以抵消部分隐形债务。但实际上, 这种制度对于隐形债务问题的解决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就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长远发展战略来看, 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是势在必行的。

2.2 结合实际问题进行控制

从企业目前所存在的实际问题, 优化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水平, 找到能够减轻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途径, 然后把企业的社保缴费水平与整个省的企业的社保缴费水平相结合, 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能够切实从根本上得到缓解。优化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的对策, 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 (1) 市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力度, 明确其承担的责任, 建立社会保障多渠道达到所需资金; (2) 社会保险投资收益率不断得到提高; (3) 明确、提高个人缴费率以及个人的责任; (4) 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 以缓解社会保险缴费负担。

2.3 加快改革工资制度

在个人工资范畴社会保险缴纳基金不断提高时, 其中随之上升的是个人的部分。这样一来, 在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不减少的情况下, 就可以适当下调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率。我国目前所采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和企业申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制度, 这种企业“虚报”缴费基数的申报制度会造成可乘之机。对于这样的情况, 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 要求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在结算员工工资时直接将其职工的工资打入社保卡中 (每一位参保者在劳动保障部门, 都会给参加社会保险的都办有社保卡) 。这样, 企业不需要申报, 社保部门就根据每个人的工资情况通过社保卡来进行员工的查询。这样一来, 就能很好地杜绝企业虚报缴费基数的情况。

2.4 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率

投资多元化的社保基金, 进入银行和投资政府债券后, 社保基金占了一定的比例, 可以取出一部分股票和进行证券投资而投入的社保基金;例如指数化投资、股权投资与信托投资等;可以运用新型的投资工具在保障其收益性与安全性的前提下, 对这些进行合理的投资搭配。与此同时, 政府要进行配套改革, 对影响与妨碍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的方面加以完善。例如,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运营监管体系的社会保险基金, 对投资管理人才的培养等。为了实现其保值增值, 可以把社保基金投入到资本市场、金融, 这也是实现社保基金规模扩大的方式之一, 但是其中也有一定程度的风险, 同时因为社会保险基金是职工的保命钱, 因此在社保基金的投资时一定要特别谨慎。

2.5 降低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降低国有企业的缴费负担: (1) 企业可以充分发挥其优势, 开辟新的安置一部分富余职工的经营领域。诸如一些大中型企业有丰富的基础原材料的优势, 就可以进行加工原材料。这样, 就能开辟出新的工作岗位, 解决一些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 (2) 可以运用一些经济手段, 诸如政府可以推出免税和低税的经济政策, 从国企中走出去, 鼓励职工重新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职业。 (3) 职工选择停薪留职也是被积极鼓励的。市政府可以给这些职工适当的补偿费用, 减轻企业的负担, 鼓励他们进行自主创业, 促进经济的更好发展。

3 结束语

社会保障是保证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和和谐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当前, 我国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很多社会问题, 而社会保障对于解决社会问题起着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的企业社会保险制度不仅可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 还可以满足职员的生存需求。企业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全、完备程度的提高也是我国向和谐社会迈进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戴园园, 梅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研究——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J].科研管理, 2013 (1) .

[2]隗伟, 刘旭东.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的思考[J].劳动保障世界 (理论版) , 2011 (1) .

社会支持水平 篇10

关键词:农民收入增长,金融支持,农村金融发展

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 是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关键, 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金融的支持, 逐渐完善农村金融体制, 增加对农村的金融支持, 创新农村金融产品, 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一、农户收入与支出水平与结构分析

调研对五个行政村进行了调查走访, 发放了调查问卷, 调研对象包括24家涉农企业、个体户和553户农户, 涉及人数2千余人。

(一) 农户实际收入水平与结构分析

1. 农户收入水平情况

农户的收入状况能够直观地反映出当前农村的经济水平, 以下是根据金融问卷统计出的农户收入数据。根据统计结果, 调查农户人均收入为3575.71元、5357.14元、8928.14元、18750.28和28571.42元, 分别占到了所有农户的11.46%、25.87%、36.46%、18.4%和7.81%。根据2013年统计年鉴的数据, 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8896元和26955元。调查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同比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收入水平, 但是低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2. 农户收入结构分析

数据来源:根据金融问卷统计 (此处人均收入以户均人口计算)

调查地区人均收入3575.71元, 即样本中收入最低的农户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与养殖业, 部分来源于进城务工。人均收入为8928.14的农户收入则主要来源为种植、养殖和进城务工。随着收入的上升, 外出打工以及做生意所占的比例增大, 这里的生意指小型零售业等。人均收入为13392.85元的农户收入只有16.67来源于种地。在收入较高人群中, 乡镇企业占了绝大部分比例, 为样本数的53.36。特别当人均收入达到28571.42元时, 种地的农户数量只占13.33%。收于人口老龄化等原因, 多数从事农业生产的为50岁以上中老年人, 而多数20-30岁人群更多选择进城务工、经营小生意等方式。因此在家从事耕种的农户越来越少, 这是近些年来在农村值得关注的显著变化。特别是前几年, 甚至每村都有几户的农田被闲置、果树等被砍等现象。随着政府及时出台了减税免费、种粮补贴等一系列的惠民政策, 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逐渐改善了农田闲置这一局面。此外,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伴随着外出打工的人增加, 回乡创业的年青人数也有了增加, 在有了一定积蓄后, 有些农村青年尤其是具有相对较高的知识水平的一些人, 看到了新农村发展的契机, 选择了回到农村, 发展创业, 因此在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乡镇企业的数量较以往有了增加, 且收入水平均较高。

(二) 农户支出水平与结构分析

通过对不同收入下农户消费支出项目--各种消费 (平均) 支出及比例的数据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但仍然存在生活较困难人群。

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 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 50-59%为温饱, 40-50%为小康, 30-40%为富裕, 低于30%为最富裕。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首次降到40%以下,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和生活水平正在逐步提高。调查地区户均收入15000元以下这部分人群基本处于贫困状态, 说明仍然存在生活水平较为贫困的群体。

2. 生产经营的支出所占比例在农村居民支出中所占比例较大, 且在高收入群体中呈现上升趋势。

对于低收人群来说种子、化肥、农机具的购买和维护的支出较高, 而对于以进城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居民中, 由于务工基本不需要上述支出, 同时也不需要进行经营性投资, 所以生产经营支出所占比例较小, 而随着收入的增加, 这一部分人群的收入中主要来源包括小生意和乡镇企业, 而这都需要进行经营性投资, 所以这一部分支出比例明显增加[1]。此外, 对于多数农村居民来说, 医疗和教育支出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仍然比较大。

二、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

(一) 农村居民收入以传统农业和进城务工为主

通过农户收入状况分析, 可以看出:

第一, 农户收入较低。农户的收入渠道往往只有务农和外出务工。对于传统农作务种植的农民来说, 由于产品附加值较低, 所以收益不大, 且由于农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和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动等原因, 收入又不稳定。。而以进城务工为主要收入的那部分农民来说, 又由于受技术、知识等原因, 几乎都是从事体力劳动, 收入不高, 且对于年龄较大的人来说难以承受, 因此总的来说农民目前的收入较低。

第二, 农户收入渠道有所拓宽。在和以往调研结果相比较, 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中个体和中小企业经营所得的比例有较明显的增加。对于创业的年轻农民来说, 收入比种地和进城务工高得多, 且不需背井离乡, 在保持较高收入的同时还兼顾照父母和子女。对于金融机构来说, 进行产品创新, 满足这部分融资需求, 风险较低, 对于农民和金融来说都是有利的, 而且还可以斛决多种社会问题。

(二) 农户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在调查中发现, 农户资金需求的风险较高, 农业面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导致农户的收入不是持续稳定的, 所以农户有时候需要借入资金维持农耕的正常运行农户的金融需求最主要的是能及时获得金融资金, 而农户想要申请贷款存在着不少困难。虽然国家出台了相关的贷款政策, 但是审核程序严格、周期长。而从农户贷款分析中我们发现单个农户对资金需求量不大, 资金周期往往都在一年之内, 这与农户金融需求特点是矛盾的。政策的可执行度不高, 如对农户信用等级认定的标准, 在现实操作中就显得比较困难。这一系列的原因, 致使不少农户很难及时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农户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及时满足。

(三) 金融产品创新不足, “多种经营”贷款满足率低

县域农村金融市场主要以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为主, 商业银行在乡镇没有分支机构, 农村金融服务缺少竞争。同时, 农村融资渠道狭窄和贷款品种少, 贷款仅能满足农民一般的种植、养殖需求, 与目前农村多元化发展很不相称。特别是缺少针对目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金融产品。另一方面,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乡镇企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得不到有效满足, 农民增收潜力受到制约[2]。

三、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对策及金融支持建议

(一) 政府要充分发挥服务职能, 提高农民收入

1. 政府要设法增加农户农业收入。

要政府从多方面入手, 引导、帮助农户种植一些高产值的作物, 发展新型现代农业, 帮助农户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第一, 政府对于较新的技术和产品, 政府可以免费向农户发放或进行技术培训, 达到推广新技术、新产品的目的, 以此来促进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提高农户收入。第二, 政府要加强生产资料市场的管理, 加大农资市场监控, 应采取经济的、法律的和有效的行政手段, 减小农资价格波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第三, 要加大对农户购买生产资料直接补贴的力度, 提高补贴标准, 扩大补贴覆盖面, 设法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

2. 降低教育成本, 减轻农户负担, 继续推进农村医疗改革。

非义务教育费用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仍然负担较重, 政府应该继续致力于进行教育费用改革, 开创多种教育贷款模式, 使知识服务农村, 促进教育与农村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二) 增加农民收入渠道, 加强农民职业培训

1.当前农户收入渠道主要是打工收入和务农收入, 收入渠道相对单一, 限制了农户的收入水平。政府应当认真落实促进农民减负增收的政策措施, 努力增加种养业、林业收入, 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 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2.政府应加强对农户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使农户的谋生手段多元化、高级化, 拥有更多的从业选择, 获得更高的收入。

(三) 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

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促使金融市场实现良性循环, 反之则不利于金融的发展, 在某种层面上会出现金融抑制现象。

1. 切实维护好农村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 培养农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健全法律制度体系。降低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门槛, 打破正规金融机构的垄断格局, 活跃农村市场竞争, 促使各部门在竞争中快速发展, 优胜劣汰。

2. 加强农村金融产品创新, 有效满足农民多层次金融需求。

对金融机构支农服务提供优惠政策, 推动和规范农村小额信贷。小额信贷已被证明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农村地区市场脆弱, 政府要适当干预, 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的成长, 要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政府办事效率;银行要构建完善的小额信贷体系, 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 既要严防负责人的寻租行为, 又要对贷款农户信用状况全面考察, 保证银行资金的安全, 银行要切实做好对农村地区支持工作, 保障农村信贷资金的充足性。

3. 发展多样化的民间金融组织, 适当引入竞争机制, 有利于河南省农村金融体系的健全和农村金融效率的提高。

发展农村租赁公司、农村贷款担保公司、农村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公司等, 降低民间资金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门槛, 在监管当局的指引下, 吸引更多的本土和外来资金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提高资本运作效率[3]。

作者简介:

张文娟, 女, 1980年1月出生, 汉, 辽宁省葫芦岛人,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金融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学。

参考文献

[1]黄伟, 农村金融需求状况调查分析[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2012 (07) :6-10.

[2]崔玲, 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现状调查与金融支持对策[J].西部金融, 2009 (02) :45-49.

社会支持水平 篇11

本报讯(记者 郭平) 11月10日,以“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快迈向信息社会”为主题的第八届国家信息化专家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由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办,旨在交流国际国内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形势,探讨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创新趋势,信息化管理体制和机制,网络信息安全,工业化、城镇化与信息化,以及最新信息技术和产业热点。

在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指出,当前,信息化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的认识在不断升华,共识在不断提升,推进信息化的需求更加迫切,世界各国都在加快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加快信息网络的建设,加快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信息技术将延续快速发展的态势,创新模式和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信息网络对经济社会的支撑作用更加明显;信息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加速,“云”、“传感”、“智能”成为信息技术应用最主要的三个关键词;信息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

中国社会信任水平下降的原因分析 篇12

回首改革开放三十年, 与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相对应的, 中国社会总体的信任水平却是在大幅度下降, 现在的普通中国百姓对他人、对商家、甚至对一些组织机构包括政府变得越来越不信任, 这种变化是可以切身感受到的。

笔者认为, 这一现象应该引起更为广泛的重视及警觉。因为“信任度下降”并不仅仅反映了人情冷漠、道德败坏等伦理道德层面问题, 从经济角度来看, “信任”本身对于经济发展就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能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高信任水平不但可以使经纪人双方间的交易更快更有效率地达成, 节约经济成本, 很多时候信任甚至是交易得以成立的先决与必要条件。因此, 无论是出于社会安定和谐的考量还是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考虑, 社会信任都应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关于信任的来源和影响因素的分析

关于信任的种类、来源, 有多种不同的归纳方法。例如Zucker (1986) 认为, 相互信任的产生机制有三种:与过去经历相关的过程型、与个人特征相关的特征型和与社会结构制度相关的规范型。Arvind (1998) 提出, 信任产生于制度基础、过程基础和社会文化基础。国内学者张维迎认为信任可以分为三类:基于个性特征的信任, 基于制度的信任, 和基于信誉的信任。

还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实证计量检验, 以定量的方式明确一些对信任水平有影响的因素。如Knack and Zak (2001) 认为信任的决定因素是正式的制度完备有效和社会异质性的程度。Alesina and Ferrara (2002) 发现在个人层面上, 与低水平信任影响最为强烈的依次是最近的惨痛经历、属于被歧视的群体、收入或教育上的不成功, 在社区层面影响信任的有个人所属社区的异质性, 收入异质性和种族异质性。陆铭、张爽 (2008) 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农村公共信任的影响, 发现农村劳动力会因在城市受到歧视待遇而增加对于农村当地公共机构的相对信任, 但也会因部分成员外出务工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减少在原农村社区的公共信任。

本文试图借助博弈论的方法来分析信任的形成, 全面地梳理、展示影响信任的一些要素。

首先, 借用一个类似囚徒困境的例子来说明信任的形成。

“群众”可以选择信任即合作, 或者是不信任即对抗。而其“对手”, 可以是个人、企业、机构、政府, 也有两个选择, 诚实即合作, 或者欺骗即对抗。“群众”若选择合作, 则认为信任形成。

博弈双方各自的收益情况如下:

1、若双方都合作, 将得收益 (1, 1) ;

2、若“群众”选择了相信, 而实则受骗, 其收益为-a<0, 此时“对手”收益b>1, 欺骗成功会为他带来额外的效用, 但总体上-a+b<2;

3、如果“群众”选择不信任, 而“对手”实际上是诚实的, 则“对手”会受到伤害, 效用为-c<0;

4、如果双方都不合作, 则收益为 (0, 0) 。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囚徒困境:在信息充分且对称, 博弈只进行有限次, 且博弈双方都为理性的情况下, 只能得到 (0, 0) 的结果, 信任不能达成。

要想改变这一不理想不效率的结果, 有两种方法:

1、将此博弈无限重复次展开;

2、利用外力, 改变收益矩阵, 当对手选择欺骗时, 会被扣除d单位效用以示惩罚, 只要b-d<1, 就能再次得到 (1, 1) 的结果, 形成信任。

以上说的外力, 是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所进行的监督和惩罚, 这些机制越有效, 就越能达成信任的结果。因此有效的监管惩处能够提高信任水平。

那么是不是除了借助外力, 在有限次的博弈中信任就不能达成了呢?

并非如此。

接下来放松一下假定, 假设“对手”对于“群众”是否理性这一事实不拥有完全信息, 他将赋一个概率δ给“群众”, 认为其遵照以牙还牙方式来进行博弈;剩下1-δ的概率是完全理性的。

此时信任可以自动建立。分析步骤如下:

1、一旦“对手”确信“群众”是理性的, 双方都将采取对抗直至博弈结束;

2、处于有限次博弈的任何一轮, 此时距博弈结束还剩n轮, 并且“对手”在上一轮选择了诚实, 则其剩下轮次的全部收益之和一定不少于δn-c;

3、处于有限次博弈的任何一轮, 此时距离博弈结束还剩n轮, 并且“对手”在上一轮选择了欺骗, 则其剩下轮次的全部收益之和一定不少于δ (n-1) -2c;

4、处于有限次博弈的任何一轮, 此时距离博弈结束还剩n轮, 则“群众”剩下轮次的全部收益之和一定不少于δ (n-1) -2c-a-b;

5、只要博弈剩下的局数n> (2a+2c+b+2δ) /δ, 则“群众”会以1的概率即必然以以牙还牙方式进行博弈。

6、在剩下局数为 (2a+2c+b+2δ) /δ到来之前, “对手”会选择欺骗的局数小于 (2a+2c+b+2δ) / (δ*min{2-b+c, 1})

7、在序列均衡没有被其他序列均衡帕累托占优时, 只要博弈还剩余超过 (2a+2c+b+2δ) /δ回合, 之前的均衡都将是合作的结果, 不会有对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 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 信任仍然可以自发达到。当然这也受一些因素的限制和影响:

首先, 博弈的次数。

在信息完全对称的假定放松之后, 对博弈的次数仍有一定要求, 若是N< (2a+2c+b+2δ) /δ, 理性的情况下还是不可能达成合作。因此“群众”与“对手”之间进行交易、接触的次数, 会对信任的形成起到影响, 接触越多越有利于信任形成。

其次, δ的大小。

δ是“对手”赋给“群众”的一个概率, 是其对“群众”属性的一个猜测, 为达成合作对博弈次数的要求与δ成反比, 即“对手”对“群众”的合作意愿越有把握, 信任越容易达成。当然反过来“群众”对“对手”也有猜测, 其结论一致。这种推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同质性, 人们总是更能了解、更愿信任与自己相似的人。反之, 收入、种族乃至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异质性将为信任的产生制造障碍。

第三, 博弈方式。

之前的分析为了简化, 只给出两种易于刻画且有代表性的行为方式:不合作的“完全理性”, 以及带有一定合作可能的“以牙还牙”。事实上, 人的想法、反应相当复杂, 这种复杂性除了体现在个体差异外, 往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间也会有显著的区别。比如信奉“如果别人打你左脸, 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的民族, 在整体上肯定比信奉实用主义、利字当先的民族更加愿意信任。因此, 文化、传统对于整体信任水平的高低也有很大影响。

最后, 信息的传递。

现实中, 一轮博弈结束后, 其真实结果往往不能马上为“群众”所知, 有时结果要等到若干轮之后才能显现, 有时则可能永远不得而知。这会造成两种必然后果:其一, “群众”试图从外部获取信息作为自己评判“对手”的依据;其二, 在出现新的信息能够扭转此前形成的结论前, 出于惯性, 之前的判断往往会延续。因此, 信息传递的及时性与准确性也将影响信任水平——当信息传递非常有效时, 可以达到反映真实情况的信任水平;当信息来源闭塞, 背景充斥“形势一片大好”时, 可能会导致虚假的信任繁荣;当信息爆炸, 负面消息满天飞时, 又可能会导致过度的信任萎缩。

三、中国信任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中国总体信任水平下降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1、社会风气恶化

在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旗下, 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开始大行其道, 现在整体过于浮躁的社会风气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越发薄弱, 导致社会信任水平下降。

2、收入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 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对信任的产生形成了阻碍。收入的异质性不仅表现在城乡居民间 (从1985年的1.85:1到2009年的3.33:1) , 还表现在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国家各区域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等多个方面。据联合国数据, 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将突破0.55, 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家庭达111万户, 世界第三;但按世界银行每天2美元的标准, 中国贫困人口依然有1亿多。

3、大规模人口流动

社区的稳定性和较少的人口流动有利于增加信任, 而由市场化进程导致的大量劳动力流动则增加了社会异质性从而降低社会信任水平。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显示中国2010年大陆总人口为13.39亿, 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 为2.41亿人, 流动人口已占我国总人口的16.51%!

4、信息爆炸

中国目前无疑已经迎来信息大爆炸的时代, 媒体的威力变得无比强大。随着铺天盖地的信息量而来的, 必然有比过去多的多的负面信息——且看2011年微博十大事件中的几个:郭美美、官员直播开房、小悦悦、药家鑫、李双江儿子, 这些事件的爆出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整个社会的信任度不断刷新下限。信息爆炸是对社会信任的巨大考验。

5、进入陌生人社会

到2011年底, 全国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已有20多个, 随着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 中国已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与过去在一个小圈子里与熟人打交道相比, 陌生人社会中个人的交往范围一下子被拉得很大, 但其平均交往的深度、接触的次数势必变浅变少, 对于社会整体信任水平的提升不利。

6、正式制度监督不力与非正式制度逐渐消解

从正式制度即政府监管、法律规范来看, 目前中国仍有许多不足, 欺骗者不受到惩罚, 或者惩罚没有严厉到能起到威慑作用的情况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 个人要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负上全责, 于是对于他人将更为不信任。另一方面,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 一些古老的非正式制度诸如宗族祠堂, 已经慢慢消解, 而新的非正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仍然任重而道远。

摘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总体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切身感受, 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本文主要试图利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 全面梳理会影响信任水平的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社会信任水平下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社会信任,博弈,原因分析

参考文献

[1]Alberto Alesina and Eliana La Ferrara, 2002, “Who Trusts Other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es, Vol.85, No.2, pp.207-234

[2]David M.Kreps, Paul Milgrom John Roberts and Robert Wilson, 1982, “R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nitely Repeated Prisoners’Dilemma”,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27, pp.245-252

[3]Paul J.Zak and Stephen Knack, 2001, “Trust and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11, No.470, pp.295-321

[4]陆铭、张爽, 2008, 《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农村公共信任的影响》, 《世界经济文汇》第4期, 第77-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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