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视角（精选10篇）
效率视角 篇1
引言
投资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企业重要的财务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应对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技术的进步,中国经济政策不断调整,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等都使中国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应对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企业的战略选择,组织结构、激励机制、财务决策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财务柔性(financial flexibility)作为公司财务系统的一种综合能力,已成为公司应对市场不确定性和把握未来投资机会的重要途径,也是近年来国内外财务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1 财务柔性概述
1.1 财务柔性的概念
财务柔性作为财务管理中的新兴领域,其概念最早起源于对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中,早起研究是从现金预防的角度来定义财务柔性的。Heath(1978)认为财务柔性是“企业能迅速采取行动以消除所需现金支出超过现金流入困境的能力”[1]。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1993)在Heath的基础上,将财务柔性定义为“企业采取行动消除其所需或预期的现金流出超过流入的能力[2]。”中国学者葛家樹和占美松(2008)结合Gamba和Triantis(2008)最新的定义观念,认为财务柔性是企业能够及时采取行动改变现金流入的金额以及时间分布,使其能够应对意外现金需求以及把握意外投资机遇的能力[3]。
财务柔性的“反应”以及“预防”能力是大多数期财务柔性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但对财务柔性在环境不确定性以及模糊性所带来的投资机会的“利用”能力研究鲜少。本文以融资约束为切入点,来定义财务柔性,财务柔性是一种即企业适当的采取行动,调配企业财务资源以“预防”和“利用”环境不确定性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能力。
1.2 财务柔性的获取来源及测量
财务柔性是一种筹集资金和调用资金的能力,根据其获取来源不同,可分为现金柔性、负债柔性、权益柔性[4]。现金柔性也就是企业的超额现金储备,具有预防个投资的作用,企业通过超额现金储备来增强内部融资能力以缓解外部融资压力提高企业经营的灵活性。负债柔性是通过保持剩余举债能力来获取的,也就是企业通过借债或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的能力,拥有负债柔性的公司,通过保持低于正常水平的负债率,来获得未来通过提高杠杆比率筹集资金的能力。权益柔性是一种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来获取融资的能力。
评价公司财务柔性水平高低的关键是财务柔性的度量,也是进行财务柔性实证研究的基础。目前关于财务柔性的度量多关注企业在未来获取及调用财务资源的数量,侧重于数量维度。目前已有的衡量财务柔性的指标多以各种财务指标为依据,常见的衡量企业财务柔性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单指标判断法即依据企业某个单一财务指标值的高低来判断企业财务柔性的强弱,目前常用的指标有财务杠杆和现金持有量;多指标结合法,顾名思义就同时利用多个财务指标来判断企业是否为具有财务柔性企业。例如企业可以同时结合资产负债率、现金持有量和股利支付率三项指标判断企业财务柔性的大小。
2 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分析
2.1 财务柔性对投资水平的影响
1958年Modigliani and Miller提出了MM理论,该理论是基于市场完美的假设提出的。MM理论认为投资决策与融资决策互不相干、互不影响和相互分离,然而现实中的资本市场是不完美的。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融资优序理论认为,企业在进行融资时一般先进行内部融资,其次是负债融资,最后是权益融资。如果企业储备一定的财务柔性,超额现金储备或者剩余举债能力,就能缓解内源资金不足,外部融资困难的处境,抓住有利投资机会,提高企业投资水平。
2.2 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资效率
企业进行投资决策一般依据收益与成本熟高也就是净现值原则来进行决策,如果一个项目投资成本较高,那么可能导致该项目的净现值从原本的正值变为负值,那么企业很有可能会放弃这项投资,从而投资不足,造成投资扭曲。企业筹资成本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投资收益,决定投资成败,是影响投资成本的关键,因此拥有充足的内外部资金是企业提升投资能力的必要条件。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存在,企业面临着融资约束引起的筹资成本提高,筹资难度上升的困境,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企业不得不放弃有利的投资机会从而间接地影响企业投资效率。一方面,拥有财务柔性的公司能够缓解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另一方面,由于代理成本的存在,财务柔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非效率投资。因此,企业保持适当的财务柔性能保证企业在未来面临投资机会时又有足够的筹资能力,抓住有利投资机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
3 融资约束影响下财务柔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3.1 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的限制
现实中资本市场完美的假设是不存在的,这就意味着,当一个好的投资机会摆在企业面前时,企业可能面临着内部资金不足,外部融资成本较高,即面临融资约束。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的限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外部融资成本过高对企业投资的限制,表现为企业投资不足,企业不得不放弃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
第二,代理成本的存在导致投资人对预期报酬的期望偏高,从而影响投资人的决策,限制企业投资;
第三,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投资限制,具体表现为投资人为了追求高收益而放弃融资,减少投资支出。
3.2 财务柔性对企业投资的缓冲作用
融资约束的存在无疑会造成企业投资不足。为减缓融资约束,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现金持有、提升信贷能力;调节财务杠杆,减少支付等不同的途径储备财务柔性,以此来减少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行为的限制。
财务柔性是企业低成本地获取资金和调整资金结构的能力,具有预防属性和利用属性;这种预防和利用属性是针对投资而言的,从财务柔性的获取方式可以看出,公司可以通过超额现金持有或保守的资本结构获得财务柔性。公司的最优财务政策由资本结构、现金余额、鼓励政策共同决定,能使公司在面临融资约束是轻松的实现外部融资。当企业面临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资本市场不完善性的双重限制时,财务柔性能使得企业迅速调动资金应对不利冲击把握住投资机会。财务柔性对企业投资的缓冲效应表现在一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财务柔性能缓冲由于经营环境不确定应而导致的投资限制,另一方面还能缓解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而给企业带来的融资约束,尤其当处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时,一部分的资产价格随市场部景气而下降,这就为企业创造了不少投资机会,财务柔性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提升其投资效率。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强弱不同,财务柔性对投资效率的缓冲作业也不同,一般情况下,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强,财务柔性的缓冲效应越明显,进而对投资效率的提升越明显。
4 结论及建议
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是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本文从财务柔性的视角分析了企业投资效率的问题,适当的财务柔性,可以使企业灵活的调用资金,充分利用财务柔性准备和释放之间低成本的特征,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所需资金,提高资本的流动性,避免不利冲击把握住有利投资机会,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基于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企业应树立适度的财务柔性储备理念以缓解可能面临的融资约束困境;企业应从多个方面储备财务柔性,保持合理的柔性水平;政府相关部门应发展信贷市场,完善信用评级制度以此来为企业通过负债柔性来调控财务柔性提供便利。
参考文献
[1]Heath L C.Financial Reporting and the Evaluation of Solvency[J].Accounting research Monograph,1978(3):153.
[2]AICPA.Exposure Draft:Disclosure of Certain Significant R isks and Uncertainties and Financial Flexibility[M].New York: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1993.
[3]葛家澍,占美松.企业财务报告分析必须着重关注的几个财务信息[J].会计研究,2008(5):3-9.
[4]曾爱民,傅元略,魏志华.金融危机冲击、财务柔性储备和企业融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1(10):155-169.
效率视角 篇2
【关键词】说服传播 语文 教学效率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5-0037-02
教师给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正是信息从传者向受者传输的过程，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自古以来，教书育人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和思考。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如果我们从传播学的学科视角来看，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传播的目的，在于让受众信服，且高效的吸收传播内容。说服传播即是受者的态度与行为沿传者说服意图的方向发生的变化。类比教师教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教师相当于传播者，学生相当于受众，课堂就是传播环境，黑板、书本则属于传播介质。教师希望自己传播的课堂精髓在一间教室里，通过和学生营造的环境、三尺讲台、丈八黑板，得到弟子们高效吸收。
关于说服传播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以霍夫兰在二战后的信息传递理论与社会判断理论研究为基础。作为劝说者（即传者）来说，总希望受者（即目标靶）用改变态度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霍夫兰把态度改变的过程视为一个外界信息传入影响个体态度的过程。引起态度改变的外部三要素分别是传达者、沟通、情境。
语文教学，是综合的观点性、剖析型教学，相较于其他学科更为复杂多样。本文基于传播学的学科视角，借鉴霍夫兰的说服传播模型，从传播者、说服内容、说服方式、情境与受众五大要素出发，探讨了提升初中语文课堂教学效率的有效手段，以期建构语文教学的现实参考意义。
一、可信赖的教学者
霍夫兰提出“信源可信度”的概念，认为传播者通过选择不同的信源，将获得不同的传播效果。信源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信源可信度越低，说服效果越小。信源需要具备权威性、专业性、知名度等特征，这样由信源发出的讯息，其信誉就高，效果亦好。
从教学的角度，首先在学生眼里，老师必须是可信赖的说服者。教师在学生心目中越权威，越博学，学生接收信息越信服越深刻。好的教师与普通教师，在上课前的备课阶段已经有了区别，备课越深刻越广泛，上起课来头头是道，学生听起来眼界大开。学生越信赖教师的教学观点，其吸收的程度自然也越高，上课氛围自然也越好。在学生遇到疑问时，首先会咨询教师的观点，这样同时促进了师生交流。
教师在反馈学生的问题时，应使每个学生都感受到自己是成功者，自己有能力成功。为提高反馈的准确性，教师不妨在批改作业时，针对每一个学生，像做“教后记”那样用心做好“改后记”，对普遍错误、个别错例、精彩解答等及时进行记录、注重分析。
二、有效的教学信息
凯尔曼和霍夫兰在验证“信源可信度”的过程中，发现了“睡眠者效应”——信息虽然是由高可信度信源传播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说服效果会出现衰减，而低信源可信度的说服效果则有上升的趋势。
“睡眠效应”在教学中往往体现为，刚上完课学生反映的效果很好，过了几周，一旦测试，发现相比之前有显著下降。很多老师可能都会认为是记忆的原因，本人认为除去记忆一个因素，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学内容和信源进行了分离，教师作为一个可信赖的说服者，其传播信息的可信度在学生心中逐渐消解，也就意味着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效果保持需要与教师重建的过程。
因此，在实际的教学传播中，教学信息的质量显得至关重要。
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在传播学中，信息要引起态度改变，不光有赖于传达者自身的条件，还必须通过沟通的方式到达目标靶。并不是任何沟通方式都能引起目标靶对信息同样的接受，或产生态度改变的同样效果，这取决于沟通本身的许多变量。
（1）首因效应与近因效应
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首因效应是指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给受众的第一印象，近因效应指新近得到的信息比既往得到的信息对于整个印象和态度会产生更强的影响。威尔伯·施拉姆认为，首先提出的论点在引起注意上是有利的，而最后提出的论点在被记住上是有利的。因此，在说服过程中，如果先提出论点，再进行补充总结，不但可以增强说服力，还能维持说服效果，增加受众记忆。
同样，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输送的第一印象引起学生们的注意，然后对课堂论点逐步补充总结，不但可以增强教学效果，还能增加学生记忆。比如在一篇议论文中，教师首先摆出文章的论点，给学生一个宏观的文章脉络结构，然后根据论点逐步补充，前后呼应，无疑可以加深学生理解。同时，在接下来的讲授过程中，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分析文章论据论点，不仅重复文章脉络结构，还能更全面更深刻理解文章思想，提高教学效率。
（2）一面理与两面理
一面理能够对己方观点做集中阐述，论旨明快，简洁易懂，但同时也会使说服对象产生心理抵抗。另一方面，两面理由于给对立观点以发言机会，给人一种公平感，可以消除对象的心里反感，但由于同时提示对立双方的观点，论旨变得比较复杂，理解的难度增加，在提示对方观点之际如果把握不好分寸，反而容易造成为对方做宣传的结果。
在教学任务中，如果一味的灌输思想，物极必反，学生不但无法有效接收信息，反而容易产生反感的抗拒情绪。一方面，教师提出履行自己的教学思路，给出课堂脉络。另一方面，倾听学生所思所感，完善教学内容，依据学生反馈做出相应改变，给学生以公平感，增加其主动性，适应学生需求，消除对象的心理反感。
（3）明示结论与不明示结论
一般来说，向受众明示结论，可以使说服信息的观点鲜明，让说服对象容易理解说服者的意图和立场，但同时也容易使说服信息显得生硬而引起说服对象的反感。而如果仅仅提供引导性的说服信息，则会给说服对象得出一种“结论由自己得出”的感觉，使说服对象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说服者的观点。但这种方法容易使说服信息变得模糊，增加理解的难度，不利于贯彻说服者的意图。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强调引导教学，一步步引导学生参与其中。教师着实可以一反直接提出课堂脉络和结构的方法，不给出自己的立场和意图，引导学生自己思考，通过互动讨论的模式等，给出一种“结论由自己得出”的感觉，使其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接收教师传授的信息。同样，这种方式增加了教学难度，容易脱离教师控制，使教学信息模糊，增加学生的理解难度。但是，这种“结论由自己得出”的感觉无疑让学生的理解更加深刻，提高了课堂活跃性与同学积极性。
（4）恐惧唤起
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诉诸恐惧的“敲警钟”有两种作用。一方面可以强调事物之间的利害关系，最大限度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诉求所产生的恐惧感促使人们迅速采取对应行动。
教学过程中，教师属于传授者，学生属于接收者。教师诉诸恐惧的“敲警钟”使学生在课堂上保持一定的严肃性，引起其重视，另一方面，建立权威的教学形象，师不可无威严，毕竟三尺讲台不是儿戏。
四、合理的教学情景
环境与情境中的许多因素虽然不是与劝说过程直接相关的变量，但它们也是影响态度改变的一种背景或偶然的变量，起辅助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营造出合理的教学环境，与教学相长。在一篇观点性文章中，教师可以营造出讨论的教学环境，大家各抒己见，活跃气氛，对教学效果起到辅助作用。同时，讨论质疑是思维碰撞、评价批判、理清思路、升华思想过程。教师要创设发言讨论的时间和空间，鼓励学生个人或小组围绕主题共同探讨问题，提呈观点、交流理论、大胆假说、进行辩论，通过观点的交锋和思想的碰撞，最终达成学习的共识，从中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和与集体协同发展的能力。
其次，音乐的语言是微妙的，也是强烈的，给人以丰富的美感，往往使人心驰神往。它以特有的旋律、节奏，塑造出音乐形象，把听者带到特有的意境中。在很多古诗的阅读课中就可以利用音乐，让学生懂得古诗的韵律之美，进而从韵律美体会到意境美。配上音乐吟诵诗歌，学生在理解程度上又加深了一层。
再次，学生学习一般以有趣为出发点。如果将竞争机制引入课堂就可以让他们在比一比中间，赶一赶，超一超，在同别的孩子的竞争中无形中就提高了自己的能力、调动了自己的积极性。竞争手段经常用在字词的认读或者拼音的拼读上。当然也可以用在话题作文上，同时应该注意及时反馈和评价。
最后，评奖激励的氛围是学生所喜欢的一种授课情境。只要学生做得好的，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点名表扬，发奖品，把优秀的作业相互传阅。在一种激励的积极氛围中，学生有了学习榜样，有了赶超目标，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也会更加自觉认真了。
五、差异化的教学对象
态度改变是目标靶自身的事。人这个目标靶是具有能动性的复杂系统。任何外部影响都要通过目标靶自身的因素而起作用。因此同一种劝说信息可以在不同人身上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些因素有对原有态度的信奉程度，对劝说是否有防御能力即有无经过预防注射，以及人格中的种种变量如自尊心、智力等。
客观上来说，学生之间存在差异，每个学生的接收能力不一致，优秀的学生其接收能力自然好些。针对不同学习能力和习惯的学生，其教学方式应该有所变化，能力强的学生点到为止即可，让其自己思考。针对理解差些的学生，可以逐步引导，层层剖析，做到多样化教学，与学生相长。对于不同性格较内向的学生而言，应该通过激发他们的情感参与，通过关爱与激励，培养他们的自信、用多元评价的方式看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实现课堂内有效的教学。
教师在设计课外作业时也应考虑到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接受能力、已有基础等等设计不同的作业。按易到难把作业分成不同层次，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兴趣爱好、能力强弱，针对教材重、难点，选择适合自己的作业。
良禽择木而栖，教师应本着信任与尊重、理解与支持、启发与鼓励的原则，尽为人师者的义务和责任。
参考文献：
[1][美]卡尔·霍夫兰.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传播与劝服[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2]董巍.态度改变——说服模型的理论传承及其简化[J].黑龙江教育学院院报，2009，5：75-76
效率视角 篇3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从观念、行动、路径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协调处理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全面落实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 推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一、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经济活动的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 而经济活动能否和谐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 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针对当前面临的诸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提出来的, 这些不稳定因素概括如下:
第一, 社会结构微观层面的矛盾集中, 必然要求公平与效率协调发展。自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到目前阶段, 我国的市场机制还没有成熟和完善。在体制转轨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巨大的摩擦, 同时, 在社会控制系统上也产生巨大的脱节, 原有的管理体系已经力不从心。在市场影响下, 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 追求利益的欲望被激发出来。甚至有些个体开始不顾规范的约束、不择手段地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市场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 社会失范开始出现。在这样一个时期, 社会不稳定, 不和谐的因素在增长。信访数量的激增便能有效地证明这一点。从1978年到1982年, 全国法院处理民事申诉来信39800件, 接待申诉来访43900人次, 两者相加共83700件 (人次) , 到2003年至2007年, 全国法院共接待处理群众来信采访1927万件 (人次) , 上升了近250倍。这一数据是惊人的。如此大规模信访, 表明在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蕴藏、积压着大量人际矛盾和社会矛盾, 也是社会结构基础层面不够稳定、不够和谐的信号, 已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 构成了社会不和谐的重要根源, 这就必须要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注重公平正义的维护与实现。
第二, 社会结构宏观层面的矛盾突出, 必然要求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发展。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看, 目前我国社会结构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政治矛盾导致的危机和风险。这种风险源于腐败。腐败虽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古今中外, 概莫能外, 但中国共产党作为能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存在这种现象, 往往会导致人民对执政党和政府权力的认同度降低, 不信任感增加, 易产生政治和精神的危机。二是经济矛盾导致的危机和风险。这种风险源于下岗和失业。下岗和失业的往往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为改革开放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他们的利益受损更易于使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同情。三是社会矛盾导致的社会风险。这种风险源于贫富差距的扩大。—些社会成员容易产生一种被剥夺感, 产生心理危机和社会危机。以上矛盾表明: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不公平已构成和谐社会这个木桶上的一块短板, 可能危及和谐社会这个整体。因此, 要采取有力措施, 扩大公平力度, 努力构建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关系。
2.我国现在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出的又一重要因素。在这个时期, 效率问题必须继续关注, 但公平问题更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是处理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的困难阶段, 必然要求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发展。国际经验表明, 从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 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结构等都要发生深刻变化甚至于剧烈变动。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 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向人均3000美元阶段跨越。根据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实践, 这一时期存在着两个特点与两种可能性和前景。两个特点主要是指, 这一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 又是矛盾凸显期。两种可能性和前景主要是指, 如果执政党和政府能认清形势、举措得当, 那么就能推进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前进;如果执政党和政府头脑发热, 应对失误, 那么就会导致经济徘徊不前甚至倒退和社会动荡不安等。我们要保证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发展, 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争取实现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前进。
3.和谐社会的内涵要求公平与效率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 这也就是将和谐社会的目标进行分解, 然后予以落实的问题。从机制的角度说, 和谐社会应当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从其形态看, 和谐社会也是充满活力、互利共存、稳定有序的社会。而目前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我国社会的不稳定与不和谐因素在增长, 贫富差距在增大, 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日益突出, 严重影响与制约着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 这必然要求我们要解决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二、构建公平与效率协调关系的原则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发展的两大目标,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既要追求经济效率, 又要体现社会公平。
1.在经济领域要注重经济效率, 优化经济公平环境, 促进经济效率提高
在经济领域, 中心工作就是促进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一切有利于促进经济效率与公平的制度、管理方法、运行方式都可以借鉴吸收。提高经济效率要在经济公平的环境里进行, 经济公平环境包括经济体制、运行规则的一系列建构, 包括产权制度、分配原则、交易市场等的完善与健全。总之, 经济公平环境是以公平经济制度为核心的良性循环体系, 正是在这样一个制度公平的环境里, 资本与劳动的所有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激励下, 遵循公平的原则, 最充分地发挥了经济资源的潜力, 增强了市场的活力, 提高了经济效率, 把社会公平, 尤其是收入分配方面的社会公平引入经济领域, 是公平与效率概念不对称的一个重要表现。
经济效率遵循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其结果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 但这样一个作用机制恰好是符合经济公平的, 缩小收入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核心, 需要在经济成果极大提高的基础上加以社会调节来实现, 而按生产要素分配作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分配原则, 应作为经济领域的主要分配原则, 按生产要素分配不否定按劳分配、劳动, 特别是智力劳动将成为未来生产要素的主要组成部分, 同时, 按劳分配也不等同于或必然产生收入分配的公平, 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即社会公平只能通过社会领域的手段来实现。
2.在社会领域要注重社会公平, 提高社会效率, 加大社会公平的调节和投入力度
在社会领域, 我们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良性运行、社会有序发展、人们和谐相处和安居乐业的社会, 维护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题中应有之义,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社会效率促进社会公平的正面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实现社会公平的能力技术也是社会效率高低的一种反映, 同样, 社会效率的低水平也会损害社会公平, 如政府的低效率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 削弱了社会效益等, 此外, 也可能因政策分析失误造成公平措施的扭曲效应, 因此, 提高社会效率不仅要注重物质投入、制度建设, 也要分析政策实施的最终结果, 实现真正效率意义上的社会公平。
公平与效率概念不对称的另一重要体现就是把经济效率原则滥施于社会领域, 如片面追求政府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职能的市场化, 在没有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之前匆忙实行全面改革, 摆脱社会包袱, 借社会化之名行损社会利益之实。社会效率是否提高的根本标志是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公平不是绝对的、单向的, 但最基本的层面也要保障社会成员生存权、发展权的公平;社会公平也不是完全抹杀经济领域的“经济公平结果”, 而是通过政府的调节, 使社会成员有机会再次进入经济领域生存、发展, 这也是促进经济良性运行的内在机制。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人无钱就医, 家中坐忍病痛;流浪人员无衣食保障, 终日乞讨;贫困学生无缘大学;煤矿工人无安全保障等现象触目惊心, 不仅有违最起码的社会公平原则, 也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道义, 因此, 在基本生活物品、教育卫生等公共物品的提供上, 政府必须扩大投入, 预先完善保障网络, 保障基本的社会公平, 以免引入市场机制对社会贫困成员基本生活、发展权的冲击。
三、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出发, 实现公平与效率协调发展的措施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根据统计资料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倒U形理论, 即在经济发展的早期, 效率与分配结果公平基本上是一致的, 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 效率提高, 它与公平的矛盾也加剧了, 但经济发展到高水平后, 效率与公平又会趋于一致, 可见公平与效率是内在统一的, 二者不可偏废。没有效率, 公平就缺少了物质基础;没有公平, 效率就失去了社会意义, 有效率社会才能发展, 有公平社会才能稳定, 低效率必然导致落后, 落后必然影响发展和威胁生存。不公平导致不稳定, 严重不公平必然导致社会动荡, 因此, 我们既不能因为追求效率而牺牲公平, 也不能因为讲求公平而丧失效率, 当前我们必须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 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出发, 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关系。
第一, 切实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 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的内容很多, 包括生存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等, 当前, 要在政策上切实维护弱势群体就业、最低生活保障、失地农民合法权益保护、贫困家庭子女享有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
第二, 大力推动社会的机会公平, 机会平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目前, 我国在户籍、教育、就业和身份等方面都存在机会不公平的问题要建立和完善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的户籍管理制度, 制定城乡并重的就业制度, 认真解决外来人员子女受教育问题, 制定保护和促进残疾人受教育的法规。
第三, 切实解决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本内涵, 也是评价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准, 要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着力解决拖欠劳动者工资问题, 完善体现社会公平分配的税收政策。
第四, 大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道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采取多种形式推动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下放管理权限发展县域经济, 产业布局要向欠发达地区倾斜, 大力推动农业产业化, 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第五, 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 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效率;要加强基层自治组织建设, 进一步提高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要加强和改进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 进一步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建立健全公共减灾体系, 增强政府危机处理能力。
第六, 全力推动实现社会正义, 实现社会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要大力营造崇尚法律的精神, 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强化法律监督和审判监督, 健全和完善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制度, 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4]温家宝.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 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N].人民日报, 2004-3-1.
[5]胡锦涛.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N].人民日报, 2005-2-20.
[6]马继前, 王民.弱势群体的心理困境[J].瞭望新闻周刊, 2005, (17) .
[7]王芳恒.公平与效率并重: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5) .
[8]傅如良.综论我国学界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研究[J].理论参考, 2006, (3) .
[9]吕艳红, 陈建辉.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综述[J].宁夏党校学报, 2007, (2) .
[10]许培栓, 刘富有.对公平与效率的本质及其关系的澄清性思考[J].社科纵横, 2007, (1) .
[11]顾文兵, 邱华德.试论和谐社会中的公平与效率[J].理论界, 2006, (4) .
效率视角 篇4
关键词：经济学；效率；公平；帕累托效率
中图分类号：F1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4-0022-03
效率与公平作为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特别是对于效率与公平二者的取舍问题或价值排序问题，更是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探讨的重点。围绕着上述这一问题，不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布坎南对目前学术领域就这个问题研究的情况做了较为精辟的概括：“经济学家试图只根据效率来评价市场而忽略伦理问题，而伦理学家(以及规范的政治政府学家)的特点则是(在从根本上思考了有关效率之后)蔑视效率考虑而集中思考对市场的道德评价，近来则是根据市场是否满足正义的要求来评价市场。”由此可见，在效率与公平二者关系的把握上，常常出现走极端的现象，即要不就是过分强调效率而忽略了公平，要不就是过分强调公平而忽略了效率。因此，运用科学的辩证方法对效率与公平问题进行更为全面的探讨研究，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富有现实性。
一、经济学视角下效率问题的辩证分析
效率是经济学中经常提及的一个重要基本概念，其通常是指在给定投入和技术的条件下，经济资源没有浪费，或对经济资源作了能带来最大可能的满足程度的利用：同时，它也是衡量一种体制或制度在促进个人福利方面的能力的最简捷方法。效率有多种衡量标准。在现代经济学领域里，最广为接受的效率标准就是帕累托效率，它主要指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状态，即在这种状态中，已经不可能通过重组或交易等手段，既提高某一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而又不降低其他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根据帕累托效率的定义，如果一种变动至少使一个社会成员福利增加，而不使任何一个成员福利下降，这种变动就是有效率的：一个有效率的经济是不存在上述变动的经济，或是满足上述条件的变动都已经发生了的经济。
理解经济是否达到了帕累托有效状态，还需要区分这么一组概念：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善。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是指在既定的个人偏好、生产技术和要素投入量下。当重新配置资源的结果不可能在不使他人处境变差的同时使得任何一个人的处境变好，则此时的社会资源配置处于最佳效率状态中。所谓的“帕累托改善”，是指如果一个社会能够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在使某个人(或某些人)处境变好的同时。却不导致任何其他人的处境变差，则此时的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
此外，现代经济学中还使用了其他的效率概念，如卡尔多效率。在现实生活中，通常的情况是有的人有所得。就得另一些人有所失，于是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补偿准则。卡尔多效率概念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卡尔多效率与卡尔多改善密切相关。所谓的“卡尔多改善”，是指如果一个人的情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整体的效率得到改善。卡尔多效率只是卡尔多改善已经无法进行的状态。
需要说明的是，在任何社会中，资源相对于人们的需求来说总是稀缺的。稀缺性的存在意味着任何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利用稀缺的资源，优化资源的配置。尽可能生产出满足需求的物品。因此，任何社会都最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们的需求，理想的资源使用状态就是上述的帕累托效率状态。于是，尽最大可能地去实现资源使用的帕累托效率状态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努力追求目标。
二、经济学视角下公平问题的辩证分析
如果说效率属于生产力范畴，是以劳动者运用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为标志的话，那么，公平则是和分配相联系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生产成果的分配，所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是实现公平分配的根本前提。基于此，从狭义的范畴来讲，公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指分配的平等。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对其他人收入分配的评价会超过对他自己收入分配的评价。总的来说，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可用3个标准来进行衡量。一是劳动分配率，即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二是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三是工资的差异率。收入分配越公平，则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越大，洛伦兹曲线更接近绝对收入平等线，基尼系数和工资差异率也越小。反之亦然。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5，不仅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和西方福利国家，而且超过国际警戒线0.4的标准。故此，效率与公平问题已成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必须给予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崇高的理念，公平一直以来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美好愿望。但如前所述，相对人类无限的欲望而言，经济资源无疑是稀缺的或有限的。因此，人们在追求公平的同时绝不能忽略效率，要注意把握好效率与公平二者的关系。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的生存、发展。始终贯穿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4个环节，而要使这4个环节做到有机地互动运行的关键也同样在于把握好效率与公平二者的关系。效率与公平问题。一直为福利经济学所关注。实际上，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先后排序问题涉及到的是一个更为深刻和重要的问题，即价值判断。如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在谈到福利时，认为福利首先与自由相联系，如果公平的获得以自由为代价，那么这种公平是不可取的；公平只能通过竞争市场机制来实现，而不能靠政治组织的措施来实现。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者主张把市场竞争放在首位，侧重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不应采取人为的收人均等化措施，强求公平，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制度主义者的观点正好相反，其主张公平优先，把收入均等化放在首位。缩小市场的调节范围。还有就是以阿瑟，奥肯(Arthur0kun)为代表的折衷方案，其既不是效率优先。也不是公平优先，而是企图找到一条既维护市场机制，又能消除收入差别扩大的途径。阿瑟，奥肯同时认为，一个社会如果不采取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妥协的做法，而是要真正实现收入的平等，那将是一种空想。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公平虽然与效率一样，都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基本价值目标，都属于经济学范畴的一个概念，但从广义的范畴来讲，公平同时还属于法学、社会学等范畴的一个概念。公平不仅仅指经济平等，还包括涉及人的全面发展和基本权利的政治公平、教育公平、司法公平、社会保障公平等等：它所维护的除了经济价值之外，还包括政治价值、文化
价值、道德价值等精神价值，其核心实质就是实现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当我们理解社会公平时，应该要注意从整体意义上对其内涵进行辩证的全面把握。
三、经济学视角下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辩证思考
通过对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生活进行研究分析，不难发现。效率与公平之间常常存在着某种替代关系。为了得到更多的效率。往往要牺牲一部分公平：反之亦然。鉴于市场竞争的帕累托最优只解决了效率问题，因此，需要政府来保证收入的公平分配。但是，衡量收入公平分配的标准从来就不是唯一的，人们选择的标准通常对政府的政策有重大的影响。
总体而言，收入分配有3个标准。其一是贡献标准，即按社会成员的贡献分配国民收入，这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这种分配标准能保证经济效率，但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能力、机遇存在差异，该分配又会引起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其二是需要标准。即按社会成员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分配国民收入：其三是平等标准，即按公平的原则分配国民收入。相比之下，第一个标准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充分发挥每个社会成员的能力，后两个标准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但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一方面。有利于公平则损害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效率则损害公平，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谓的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因此，效率与公平之间既存在着相互一致的关系，又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关系。具体体现在：
1、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性。首先。从对帕累托效率的定义中可以看出，这种定义主要是从资源对个体效用的满足角度进行界定，强调个体效益的增加不能以他者的效益损失为基础，这就具备了最低限度的道德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公平正义的理念。再者，就效率与公平问题来看，解决它们的前提条件是效率问题。只有解决了效率问题。社会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公平问题。否则。即使公平问题一时得到解决，仍将是处于“贫困中的公平”状态中，最终还是无法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总的来看，就是一个不断走向富裕的过程。相反。当一个经济体大致处于经济效率状态之时，其就具备了解决公平问题的基本条件，只要处置得当。就能较好地解决公平问题。如处于市场经济下的西方社会，一直以来大致都处于市场有效运行的状态之中，当社会公平尖锐化之时，它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力量，建立起一整套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较好地解决了公平问题，由此推动了社会和谐因子的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2、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性。效率与公平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之间。也经常会存在矛盾和冲突。如前所述，有时如果希望促进公平。则可能损害效率：而为了提高效率，则可能减少公平。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飞速发展，我国在效率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公平问题却变得相对尖锐起来。由此可以看出，追求经济效率最大化并不能最终告诉我们如何做到社会公平最大化。它对于我们如何做到社会公平最大化的帮助是有限的。经济效率或某些利益最大化的相像点不是我们唯一主要目的。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超越这种思考的习惯点，侧重研究扩大市场机会和资源分配的方法，在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同时。也要注重公平最大化。在某些方面。我们像是遵循着非营利性的习俗。因为我们需要注意我们运用的习惯的市场内容。我们主要的指导原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效率或某些利益最大化，社会责任伦理和交易过程广泛内涵的渴望同样也是影响我们研究的重要价值。
效率视角 篇5
其一, 效率与公平原则下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审视。利润最大化起源于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说,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 西方财务管理界大都认为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财务目标是财务管理的最佳选择。利润最大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就在于: (1)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它能衡量剩余产品价值; (2) 能使资本产出效率最大化; (3) 每个企业利润构成了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基础。从效率、公平的角度, 全面地看待利润最大化财务的目标, 会发现将其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不合适的。从企业效率的方面: (1) 利润是一个绝对数的指标, 不能反映企业投入与产出比, 也就不能说明企业的生产效率; (2) 利润是一个时期数值, 是一个总量值, 它没有考虑取得利润的时间, 没有反映出资金的时间价值; (3) 利润指标的可操作性强, 并不能代表企业净资产的增加。这些方面都表明, 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不能有效地用来衡量企业的效率。从公平的角度来看: (1) 利润最大化并没有考虑到企业各个利益主体的风险因素, 最大化地攫取利润可能会导致承担风险的增加; (2) 利润最大化往往会使企业带有短期行为倾向, 只重视实现近期利润指标, 忽视长远发展; (3) 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往往容易忽视职工、债权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并不能确保各个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合理实现。因此, 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 利润最大化并不能作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
其二, 效率与公平原则下对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的审视。股东财富最大化是指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为股东带来更多的财富。其理论依据是“委托代理”理论。该理论认为, 企业是由股东这一非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所创立的, 因此企业为股东所有, 企业与投资者的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企业承担着受托责任。一般认为在股份经济条件下, 股东财富由其所拥有的股票数量和股票的市场价格两方面来决定。从效率、公平的观点出发, 股东财富最大化较于利润最大化是先进的、科学的, 它考虑了风险的因素和企业长远发展的要求。但笔者认为股东财富最大化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足。以效率的观点看: (1) 股东财富最大化是企业对于股东财富增值最有效率的生产管理安排, 是为股东利益服务的, 是股东财富的效率最大化, 忽视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效率问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实现的低效率会影响到股东财富增值效率的实现, 最终有可能会导致整个企业的效率低下; (2) 在世界上, 上市公司的数量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并且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股东财富最大化很难完全证明企业的财务活动是否是有效率的。从公平的角度: (1) 过度的重视股东的利益, 就会忽视其他为企业生产、发展做出资源投入的利益主体的利益, 会影响他们生产管理的效率, 最终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效率实现; (2) 没有考虑到社会责任的因素, 忽视了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享有政府政策、使用公共设施等的权利之上, 必须要履行一定社会责任。
其三, 效率与公平原则下对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审视。企业价值指企业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 (股票价值和债券价值之和) 。在对企业评价时, 着重的不是企业已经获得的利润水平, 而是企业潜在的获利能力。其理论依据是“契约理论”, 认为企业只是以一个市场契约替代了市场价格机制, 而并非一个由股东创立的组织, 即企业是多边契约的总和。企业价值最大化因为同时考虑到了出资人和债权人的利益, 通过对两者利益的均衡涉及到了社会资源的配置问题。在社会的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企业价值最大化有利于通过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社会资源向着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流动, 有利于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在效率和公平原则的两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1) 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下的两种计量方法, 即未来企业报酬贴现值和资产评估值在实际计量运用中可操作性都比较差, 在企业日常管理、业绩评价中成本较高, 不能有效衡量企业价值。 (2) 虽然加入了对一定利益相关者的考虑, 但范围有限。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企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所有能为企业的生产增加价值的人都将成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知识和信息的要素对于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企业所要兼顾的利益主体的范围就要足够广泛。
其四, 效率与公平原则下对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审视。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是实现与企业利益相关的利益主体的价值最大化, 包括国家、股东、经营者、顾客、员工、供应商和企业的债权人等。这些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的特点是对企业效益有着重要的影响, 而同时他们的利益也受到企业的影响。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充分考虑到了效率和公平原则, 最大程度地扩展了企业所关注的范围, 由关心企业价值蛋糕中的一块发展到关心整只蛋糕的大小。通过尽可能地把蛋糕做大, 使企业价值增长并达到最大化来协调和满足各契约方的利益要求, 从而实现企业理财的良性循环。这种扩大无疑符合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产权关系特征, 能充分调动和保持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企业得以正常运转并发展。从效率和价值的角度看, 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是最理想的, 但却难以实现。这是因为: (1) 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尽可能得扩大, 但并没有合适、有效的方法去加以计量、核算; (2) 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实现必须在多边共同谈判的基础上实现, 由于当前企业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者自身内在的利益诉求, 致使这种理想的价值实现方式是不能实现的, 只有在公司治理结构发展到充分的考虑到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时候, 这种理想的价值实现方式才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袁振兴:《财务目标:最大化还是均衡——基于利益相关者财务框架》, 《会计研究》2004年第11期。
效率视角 篇6
目前, 我国国有资本占据主导地位, 关系着国家经济命脉, 国有企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运行效率。同时, 我国经济改革呼之欲出, 对于一些效率低下, 财务困境中的企业, 由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同源性, 使得国有企业财务存在“预算软约束”, 使得企业带有政治色彩, 投资、财务预算和一般企业不同, 一方面, 造成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 也造成民营企业缺乏资源, 阻碍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而目前有关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研究很少, 一般都是沿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模型, 研究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更多的是研究全部上市公司, 专门针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研究不是很多。由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存在不同的划分, 按地区划分为地方上市公司和中央上市公司, 按持股性质划分为国有控股和国有法人持股。所以在研究国有上市公司投资非效率, 必须加以区分不同类型的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投资是否有效关系国家经济是否健康发展, 研究国有企业投资意义重大。本文主要针对国内学者关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加以总结, 然后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 找出治理我国国有企业投资非效率的相关措施, 以期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政府决策机构提供有关国有企业治理的导向性政策建议。
二、国有企业投资非效率相关研究
(一) 自由现金流假说
田利辉 (2005) 发现, 随着银行贷款规模的增加, 国家控股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增加,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一词由Kornai (1979, 1980) 提出, 定义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持续救助入不敷出的企业。Kornai (1998) 阐明了预算软约束在非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概念。他认为, 因为某些企业和政府存在着隶属关系, 这样企业的管理者就会产生依赖政府救助的预期, 从而使得企业的财务约束相对变软。
徐晓东等 (2009) 研究了自由现金流和非效率投资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的投资效率对自由现金流高度敏感, 即在自由现金流为正的情况下, 自由现金流与投资过度高度正相关;在自由现金流为负的情况下, 用其绝对值表示资金缺口, 资金缺口与投资不足高度负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 对于投资过度的企业, 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会推进投资过度;对于投资不足的企业, 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会导致投资不足。
刘昌国 (2006) 研究了公司治理机制 (主要研究了独立董事制度、机构投资者和高管持股) 抑制自由现金流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的有效性, 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的上市公司存在较大程度的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 在公司治理机制中, 高管持股在法人控股的公司中, 抑制自由现金的过度投资行为比国有控股下公司的相应治理机制效果更好。
(二) 委托代理理论
Jensen (1986) 指出,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导致的目标非一致与利益的非兼容性, 使得企业可能发生非效率投资, 管理层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净现金流为负的项目, 从而损害股东利益而自身从中获取收益。在我国国有企业里也同样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 由于国企内存在所谓的“内部控制人”问题, 即委托人的虚置, 从而产生了国有企业缺乏所有者的监督, 也缺乏市场的约束, 使得其委托代理矛盾突出, 从而导致国有企业不同于民营企业目标, 国有企业往往包括社会目标和政策目标。这样必然加大对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监督的困难程度, 投资的非效率自然应运而生。
曾庆生等 (2006) 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由于对国有企业经理的监督更强调行政监督, 而弱化产权监督, 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内部控制人的产生, 从而滋生管理机会问题。梅丹 (2009) 研究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过度行为与股东和经理层代理问题的关系, 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经理为了追求私人收益 (股东和经理层的委托代理问题) 而发生投资过度的行为, 从而得出由于国有产权虚置导致的代理问题, 是国有上市公司发生投资过度的一个诱因。
辛清泉等 (2007) 研究了经理薪酬契约与资本投资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当前薪酬契约无法体现经理的工作努力和个人才能, 即经理薪酬与个人的努力和才能不匹配。有更多的证据显示,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由于薪酬契约的失效而导致的投资过度现象。
(三) 政府干预
程仲鸣等 (2008) 研究了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 研究结果显示,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着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投资过度现象, 同时仅有微弱的占据支持投资不足与政府干预有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 投资过度与金字塔层级存在负相关关系, 说明金字塔层级可以作为法律替代机制, 进而保护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免受地方政府干预的影响。
樊纲等每年都会公布我国各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研究情况, 一般市场化程度越高, 地区法律越完善, 政府干预就会越少。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 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较高, 而干预经济的目标可能是地区领导人未来追求政治目标, 这样就会造成企业的投资非效率, 为了实现政治考核目标, 进行大量的投资来带动GDP提高、就业等方面改善。梅丹 (2009) 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 政府就会越少干预国有上市公司, 进一步研究发现, 中央控制的企业比地方控制的企业更可能发生过度投资, 政府部门控制的企业比国有法人控制的企业更可能发生过度投资。
周春梅 (2011) 研究分析了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成因。一方面, 政府有动机对国有上市公司进行干预, 政府作为国有上市公司的终极控股股东, 其通过干预可以提升就业、增加税收、提高GDP从而获得政治收益和政治晋升。另一方面, 政府有能力对国有上市公司进行干预。由于历史原因, 在我国, 国有股东、第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三者高度重合。虽然改制后, 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采用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者的形式, 但政府作为终极控制人不会也不愿意放弃对公司的控制, 从而政府干预国有企业投资易如反掌。
(四) 股权结构
陈艳 (2009) 研究了股权结构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股权结构在治理我国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行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 国有法人股控股股东对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具有很好的治理作用, 而国有控股股东对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却不理想。
陈艳 (2009) 研究了股权集中度与国有企业投资非效率的关系, 在股权高度集中和股权高度分散时, 相对控股股权结构对国有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治理效果最优, 而国有控股股东的治理效果则较弱。
闫华红等 (2010) 研究国有股比重和投资支出的关系, 研究发现国有股比重越大, 投资额越大。说明股权越集中, 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现象越严重。
周伟贤 (2010) 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其通过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重新界定后, 研究发现国有股比例与投资负相关。这和之前所提及的国有股由于缺乏监管而形成内部控制人从而导致投资过度的观点不一致。研究者给出的解释是, 较高比例的国有股会带来更多的监督, 从而遏制了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进而减少投资过度行为的发生。但是他同时还指出, 由于国有股的存在有可能会导致直接利益输送的增加, 这与投资过度相比也未见得是好事。
三、国有企业非效益投资文献述评
(一) 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分类
目前关于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分类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按照第一大股东来分类, 二是按照实际控制人来分类, 三是按照最终控制人来分类。对于不同的分类方法都是处于不同的考虑, 而且不同的方法都有学者采用。不同的分类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结论, 要考察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 必然要考虑最终受益方。由于很多国企都沿用之前的政治体制, 这就导致很多企业的投资不一定是处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角度去考量的, 还带有很大的政治色彩, 这一点在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体现尤为突出。由于目前我国的政绩考核指标包括一些硬性指标, 这就必然导致政府控制的企业成为政府提升政绩的工具。
Firth等 (2006) 和徐莉萍等 (2006) 采用最终控制人和实际控制人, 把上市公司划分为四类: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制、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制和私有产权控制。辛清泉等 (2007) 沿袭上述分类方法研究政府控制与资本投资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在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存在因薪酬激励扭曲导致的投资非效率问题。
(二) 投资非效率的界定
投资非效率可分为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一般学者研究都借鉴Richardson (2006) 模型, 通过回归估算出企业的正常投资水平, 然后用实际的投资水平和估算的投资水平相比较, 结果大于0则为投资过度, 小于0则为投资不足。投资水平的最简单衡量方法, 就是在一组上市公司中, 通过计算这一组上市公司平均投资水平, 然后将各个公司的投资水平与平均数比较, 超过平均数的即为投资过度, 低于平均数的即为投资不足。当然还可以采用中位数的方法来衡量投资非效率。
其实上述研究方法都是用一条线作为投资非效率的标准, 这样就会导致处于最优投资水平附近的企业就可能界定为投资非效率的企业, 进而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周伟贤 (2010) 通过分析上述方法的弊端, 采用区域划分的方法, 如图1所示, 综合上述方法, 把图中空白部分界定为最优投资水平, 阴影部分界定为非效率投资。
(三) 模型设计
关于非效率投资度量的模型主要有三个, 分别是FHP (1988) 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Vogt (1994) 的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交乘项模型和Richardson (2006) 的残差模型。实际上, 这三个模型都有各自的不足之处。FHP (1988) 的缺陷在于无法区分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Vogt (1994) 无法量化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而Richardson (2006) 的模型是被最多借鉴的, 但也存在模型设定的一些偏误。张功富等 (2009) 在克服了上述模型存在的不足基础上, 提出一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可靠性检验方法。主要是避免Tobin`s Q衡量偏误, 构建一个投资机会的替代变量———基准Q, 然后再分行业度量企业投资的非效率。其研究结论表明, 通过实证检验, 在克服已有度量方法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构造的非效率投资度量方法较为准确地反映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情况。
四、结论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产权“同源性”, 导致国有企业存在“预算的软约束”问题, 进而产生投资非效率的恶性循环。国有企业的“预算的软约束”, 一方面, 导致企业的投资活动也违背正常的投资决策, 产生过度投资;另一方面, 也占据大量的资源, 使得私营企业发展困难, 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已是不争的事实。要彻底国有企业“预算的软约束”, 就要完善金融改革, 改变我国的金融体制, 推动市场化进程。
周伟贤 (2010) 研究发现合理的股权结构可以促进公司进行适度投资。由于我国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现象严重, 要避免我国有上市公司投资非效率, 必须优化股权结构, 消除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的公有产权强势和股权分置特征, 从而实现投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保障公司的投资效率, 提升公司的价值。
不仅要治理国有企业一股独大, 还要政企分离, 减少政府干预, 要发挥国有产权主体的积极作用。要想达到目标, 仅仅从企业层面去改变可能很难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政府干预的产生, 更多层面上的原因是政绩考核所导致的。考核领导人政绩就通过GDP和就业率等指标, 这样必然造成政府为了达到预期业绩目标, 能够顺利升迁而干预国有企业投资。所以, 要从根源上解决, 必须改善政府业绩考核指标, 不能仅从GDP的增长来衡量业绩, 还应加大考核民生的改善, 经济发展的最终归宿是造福民众。
参考文献
[1]周伟贤:《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9期。
[2]辛清泉、林斌、王彦超:《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 《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3]张功富、宋献中:《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过度还是不足》, 《会计研究》2009年第5期。
[4]程仲鸣、夏新平、余明桂:《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 《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5]周春梅:《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异化:投资过度抑或投资不足——基于政府干预角度的实证研究》, 《宏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
[6]田利辉:《国有产权、预算软约束和中国上市公司杠杆治理》, 《管理世界》2005年第7期。
效率视角 篇7
对于进入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商业组织来说,达到并持续保持高水平的数据质量管理是保证战略决策成功和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目前,企业组织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提高数据质量水平,以向企业决策者提供高质量数据服务,从而提高组织绩效。数据质量经常被描述为数据使用的合适度,或者也可以说是数据采集能否满足用户需求的能力[1,2,3]。在以往的研究中,评估数据质量水平大多依据用户对数据的满意程度,从最终用户的角度,将完全满足客户需要作为数据提供者改进数据质量的重点[4];然而在提供数据服务产品时,还有必要考虑数据供应商自身的需求,即评估与数据质量管理活动相关的成本和收益,虽然数据整理和升级需要一定费用,但更高水平的数据质量能为组织内部业务的高效运营提供更好的保证。鉴于此,本文认为高水平的数据质量管理应以能同时满足数据供应商和用户的需求为最终目标;在此基础上,从供应商和客户的长期利益视角,建立基于配置效率的数据质量模型,以分析产业的数据质量水平。
1 配置效率理念
以往对于质量管理主要采用零缺陷的管理方法,力求设置最高质量价值目标,让供应商在数据质量目标方面能够完全满足使用者的需求。零缺陷理论曾经在日本盛行过一段时间,然后被引入到了美国半导体行业[5]。实施零缺陷的管理程序的基础理论是5S理论(整理、整顿、清扫、清洁、教养),是由菲利普·克罗斯比在1979年出版的名为《质量免费》一书中提出来,用途在于能够找出哪里有缺陷[6]。零缺陷理念是一种思维方式,其核心思想是希望每个人应该做到“在第一次实施时就将事情完全做对”,实现数据服务产品效用最大化。
然而在日益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失败总是难以避免,在实践中很难实现零缺陷,因此,与零缺陷理念不同,本文提出了配置效率理念(如图1),并且将构建基于配置效率的数据质量模型,用于分析最优的数据质量水平。所谓配置效率理念,是以数据供应商和最终用户双方总体分配效率最大化为核心思想,促进供应商增强数据管理质量,对数据服务进行有效配置,提高数据服务产品的质量水平,使得长期收益最大化,适合于规范供应商和客户间的长期合作关系。
本文基于效率配置的观点重新考虑提供数据服务产品过程中管理机制的设计,以期能通过高效资源配置来获得长期最佳水平的数据服务产品。通过建立基于效率配置的数据质量模型,同时考虑到数据供应商和用户的共同利益,分析不同产业的数据质量水平,进而获得最优服务产品,并不断改进效用最大化的标准。
采取配置效率理念进行数据质量管理具有四个主要优势:(1)适应日益复杂的产业内部互联关系的影响;(2)协调数据管理成本与效应的关系;(3)注重产业内不同用户类别的差异;(4)调控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长期关系。总之,配置效率的理论十分适合于调控数据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本文将首先分析数据供应商和最终用户的效用,进而将数据服务过程中双方的成本和利益引入配置效率模型,进而提高数据质量水平,使得产业获得最佳数据管理水平。
2 数据质量管理效用
为了统筹数据供应商和最终用户的配置效率,首先需要明确供应商和用户各自的效用,进而分析其效用总和。
2.1 数据供应商效用
一般来说,数据供应商P的效用可以准线性函数表示,其表达式为:
Up(X)=P(X)-Cp(X) (1)
其中:P(X)表示价格,即代理商P提供的总的资金额为P(X)用于支付通用的合同X的费用(给付条款);CP(X)在这里则代表了成本,该成本是由代理商P提供的用于维持合同X的费用(负价值条款)。
在多类数据服务方案中,数据供应商P收到来自于每一个服务类中用户给定的服务产品QC的准备金后,将会为用户提供资金所对应的服务产品,即:
其中p(qck)是在用户类k中提供给用户的数据价格,Mk是在类k内的用户的数量。
数据的质量改进会对组织产生积极的影响。考虑到现实中产业发生互联服务的情况下,获得的数据和提供给用户的数据都是通过组织中供应商的业务进程开发出来的,一项质量改进可能会为数据供应商带来一定的货币利益B(QC)。在互联服务环境下,通过质量改进所获得的利益B(QC)是来自很多方面的,而且互联程度影响了所获得利益的大小。数据服务中的互联状态包括独立服务和互联服务两种。对于给定的供应商和数据服务来说,互联系数α是一个布尔值。当α=0时,表示服务是完全独立的;α=1时,表示服务是完全互联的。互联水平α会受周围环境和组织自身影响,不同的产业可能会有不同特点的α水平,通过对产业中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各项指标的计算,产业互联水平能够测算,其表达式为:α=f(产业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因素),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因此,对于已知服务产品QC和用户类中的供应商的效用函数可以定义为:
2.2 用户效用
一般来说,用户效用函数为准线性函数,其表达式如下:
UC(X)=VC(X)-P(X) (5)
其中:Vc(X)代表了用户的价值,即用户从所提供的服务中获得的货币价值;P(X)表示为获得合同X而需支付的价格。
考虑到同一产业具有不同的数据用户类别,对于不同的用户来说,业务流程和数据管理具有较大差别,可以依据不同的商业特点将他们以组的形式进行分类,因此,本文首先对一个用户类UCk中相关的效用进行定义:
Uc(qck)=Mk·Vc(qck)-Mk·P(qck) (6)
其中:Vc(qck)是指在用户类UCk中一个用户的数据质量水平qck的价值;P(qck)是指用户类中UCk中的一个用户所支付的价格;Mk在这里则表示在用户类k-th中用户的数额。
综上,各类用户的总效用可以被定义为:
2.3 供应商和用户的总体效用
数据供应商和用户的效用之和Up+Uc可以被定义为:
Up+Uc=α·Bp(QC)+VC(QC)-Cp(QC) (8)
函数式Up+Uc表示一个由供应商提供的数据服务产品QC的函数。供应商和用户效用和最大化减少了供应商非质量成本的边际收益,相当于为用户带来的边际价值和边际成本的差额。根据效用最大化的理念,数据供应商追求效用最大化,将会导致获得最优的数据服务产品,但是同时也会带来最高的数据管理质量成本。而根据配置最佳效率的理念,数据供应商应该致力于寻找质量改进的活动、改善服务产品的成本与效用最佳比例,从而使持续执行的改进成本和为用户创造的价值之间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
3 数据质量配置效率模型
准线性效用函数是一个高效的和精简的数据建模工具,适用于易于区分的环境和每一个使用者,具有反映正效用条款(价值)和负效用条款(给付)的双重功能,能够包含数据的提供者和使用者[7]。
3.1 数据管理质量成本模型
质量管理投资不足将会导致服务缺陷,进而会产生极高的成本,如果组织能够通过投入资金来提高数据质量,那么他们就能避免因低数据质量而带来的问题。事实上,组织也正在从投资行为中获益[8]。很显然,这些利益是通过为了达到具有最高数据质量水平qck的一类用户对最高数据质量的要求而投入大量的资金后获得的,而总数据质量成本为与用户类对最高数据质量水平需求有关的预防成本、检测成本和维修成本的总和[3,9,10]。通过对数据质量成本的分析,本文对预防成本函数、检测成本函数和维修成本函数做出了假设。假设数据的预防成本函数是直线型,表示为:
Cp=ap+bp·qck (9)
其中:αp表示截距,bp代表很小的斜率,而qcK是用户对最高数据质量水平的要求。
检测成本和维修成本函数为指数函数,表达式为:
Cd=aD+bD·eqcK (10)
Cr=aR+bR·eqcK (11)
其中:αD和αR表示常数项,bD和bR为指数函数的增长系数,而qcK是用户对最高数据质量水平的要求。针对数据供应商的总数据成本函数为:
C(QC)=C(qcK)=Cp+Cd+Cr=R+S·qcK+T·eqcK (12)
其中qcK表示用户类的最高数据质量水平,且有0<Bp=S<1,R=αp,T=αD+αR。
在确定了数据质量的成本函数后,本文继续讨论成本对配置效率模型开发中另外两个重要的模型,即从数据供应商Bp(QC)角度出发的数据质量效益模型和从用户Vp(QC)角度来说的数据质量价值模型。
3.2 从数据供应商Bp(QC)角度出发的数据质量效益模型
基于数据质量成本函数模型,假设最高数据质量成本和利益是呈线性关系,那么,其函数式表示如下:
Bp(QC)=Bp(qcK)=bCqcK=bR+bS·qcK+bT·eqcK (13)
其中0<B<1,为达到最高数据质量水平qcK来增加对数据质量的投资,从而因避免低质量成本而获得的利益将会缓慢地增长。
3.3 从用户Vp(QC)角度来说的数据质量价值模型
从用户Vp(QC)角度来说的数据质量价值函数模型代表了数据的价值,是用户在服务中获得的货币价值。假设每个用户从数据中所获得的价值与达到的数据质量水平qck是呈线性关系。本文将函数模型的系数命名为D,且在某一特定的用户类中D系数为一确定的常量;用户接受的数据质量水平不断提高,所获得的价值也会增长,从所有的用户中获得的总价值应该等于在每一类用户中获得的价值总和。因此,用户类数据质量Vp(QC)的价值函数模型表示如下:
其中:Mi表示用户类i中总的用户数量,qci表示用户类i的数据质量水平。
3.4 最佳数据质量模型
通过上面对从数据供应商Bp(QC)角度出发的数据质量效益函数模型和从用户Vp(QC)角度来说的数据质量价值函数模型的推导,本文将公式(12)、(13)和(14)带入到公式(8)中,进而可得:
传统效用最大化理念认为供应商和用户的效用和应该达到最佳,即产生的数据服务产品QC水平最高。根据配置效率的理念,本文认为供应商和用户的效用、价值和成本配置效率达到最佳才是最有利于长期发展,即数据质量qck水平最高,因此将函数式Up+Uc对qck求导数,并让导数等于零,即可得:
进而,可求得最佳数据质量水平为:
3.5 针对模型主要变量影响作用的讨论
从模型推导过程可以发现,当确定了某一类用户时,参数R、S和T可以被看作是常量,因此,影响数据质量水平的主要变量为互联水平α和用户类数量Mk,下面将着重探讨这两类变量的影响作用。
3.5.1 互联水平α对数据质量水平qc*K的影响
产业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因素会影响α水平,而且如果考虑到某一特定组织时,那么还会有一些来自于组织内部的因素会对α的水平产生影响,如果把这些内部因素也考虑进去,那么α的取值将会随着特定的组织而变化。为了理解α的变化是如何影响数据质量水平(qc*K)的,本文将对α取值的变化提出假设。
保持其它变量不变,通过将不同的α值带入到公式(16)中,可以得到产业互联水平α的变化是如何对qc*K产生影响,如图2所示。
3.5.2 用户类数量Mk对数据质量水平qc*K的影响
通过改变Mk和α的值,可以得到不同Mk及α情况下的qc*K值,如表1所示。
通过表1中的数据,可得出图3,展示了Mk的变化对qc*K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见:α值与qcK*成正比变化,证明如果一个组织的互联水平较高,那么对数据质量水平的要求就会越高的规律,这也符合商业实践中用户对数据质量水平的要求变高,那么组织就需要通过使用数据反馈原理来提高进程效率。
此外,本文还发现Mk也会对qcK*产生影响。如果Mk值变大,那么qcK*将会增加;如果Mk值减小,那么qcK*则会随之减小。这也符合商业实践中的规律。在现实中,不同的用户对数据质量的需求具有显著差异,尤其是组织要面对更多用户时,为满足组织业务增长的要求,提高数据质量水平就显得非常重要。同时,本文还发现当组织的用户类较少(Mk较低)时,如果用户类数量增加,那么qcK*将会有显著的增长;但如果用户类的数量初始值很大,当Mk的变化不是很大时,那么qcK*的值也不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为了验证数据质量配置效率模型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下面将选取轻型汽车产业作为实际应用案例,应用模型评估其数据质量水平。
4 轻型汽车产业数据质量评估案例
过去十年中,轻型汽车产业一直是世界中竞争最激烈的产业之一,在未来,这种激烈的竞争还会延续,因此,想要在竞争激烈的产业中生存,汽车企业就需要不断提高数据质量水平,以快速准确地做出相应战略的调整来应对环境条件的改变。下面将首先测算轻型汽车产业的互联系数,并分析用户类别,进而计算产业整体数据质量水平。
4.1 轻型汽车产业α系数的确定
互联水平α会受到产业内外部环境所影响。本文采取了包含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的PEST分析法,来测算轻型汽车产业的互联水平。
4.1.1 外部环境分析
(1)政治/法律力量。
目前,对于汽车产业来说,环境保护政策的限制力量非常巨大。总的来说,汽车产业受到政治和法律较强的影响,产业参与者必须时刻注意产业中的政治行动和政治趋势。本文假定这一分变量的水平为0.7。
(2)经济力量。
汽车产业因利益和交换率会对可支配收入产生影响,因此,财政政策可能会导致较高的税收。因汽车产业的利益和交换率与购买行为有直接关系,与消费呈负相关性,因此,减少汽车的生命周期可能会推迟购买行为。除此之外,汽车制造商还面临着所设计的汽车要符合全球市场需求的巨大挑战。不同的国家的经济情况也不相同,作为汽车产业中的成员,产业参与者不仅要在一个国家中生存下去,还应充分考虑到全球的经济因素。本文假定这一分变量的水平为0.8。
(3)社会和文化力量。
市场中消费者的偏好具有极大差异性,而且全球化的水平和范围内不同市场的用户增加了选择的广度,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偏好的迅速改变使得制造商不得不以非常快的节奏去开发新汽车种类,通过对数据和信息的了解,能够为制造商继续创造发现新的扩展业务和相关用户服务的机会。本文假设这一分变量的水平为0.7。
(4)科技研发水平。
有关用户安全、舒适和奢华以及燃料能源的问题已经得到了不断改善,这种改善力求能够将一个公司品牌同其它公司的品牌区分开,对于从事汽车特定方面的技术需求中,科技已经成为了一项关键的差异因素。本文假设这一分变量的水平为0.9。
4.1.2 产业内部环境
(1)内部竞争强度。
汽车制造业中的竞争环境是十分激烈的,近十年来,汽车制造商之间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兼并。这是因为竞争者们试图使规模经济达到最大化,同时还期望创造积极的合作关系,而通过掌握了这些信息,公司就能够采取最好的方式来为用户提供服务。本文假设这一分变量的水平为0.9。
(2)新进入的威胁。
在汽车产业中,一方面,新进入者购进成产设备需要巨大的启动资金;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改变了全球的商业环境,这就造成新入者具备一定的实力。总的来说,新进入者威胁的水平是处于中等偏高的。本文假设这一分变量的水平为0.7。
(3)间接竞争者/替代品。
与拥有一辆汽车相比,一般都可有几种替代的选择,例如公共交通工具、摩托车、自行车或步行,但是,这些替代品在不同的地域其替代程度是有很大不同的。总的来说,替代品对汽车产业的影响是处于中等水平的。本文假设这一分变量的水平为0.5。
(4)用户议价能力。
汽车产业中用户的议价能力是很高的,因为用户能够感受到公司为了满足自身需求所付出的努力,这也意味着用户满意度得到了提高。本文假设这一分变量的水平为0.8。
(5)原料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汽车产业的制造环节需要购买和管理大量的原材料,为了高效地管理原材料供应商,产业中组织通过与自己的供应商建立控制采购和采购流程的关系网,这样汽车产业中组织若要变更供应商将不会付出巨大的转换成本,而数据和信息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总的来说,汽车产业中的组织不会受到来自供应商方面非常高的影响,供应商对产业的影响是处于居中水平的。本文假设这一分变量水平为0.5。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对各分变量进行了设定。下面本文利用公式(3)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出汽车产业互联水平α:
αindustry=0.2*[0.7*0.25+0.8*0.25+0.7*0.25+0.9*0.25]+0.8*[0.9*0.3+0.7*0.2+0.5*0.1+0.8*0.3+0.5*0.1]=0.755
可见,汽车产业的α水平属于较高水平。
4.2 轻型汽车产业用户分类
在轻型汽车产业中,用户大致能够被分成四类:最终消费者(B2C)、汽车比赛选手(汽车拉力赛)、汽车租赁和出租汽车公司(B2B)及零售商。
4.3 轻型汽车产业数据质量水平测算
本文以轻型汽车产业为例,令α=0.755,同时本文假设:D=4;Mk=60;S=100;b=0.5;T=120。可得出:
qcK*=ln{[4×60-100×(1-0.755×0.5)]/[120×(1-0.755×0.5)]}=ln2.379=0.87
通过以汽车产业为应用案例,测算了其产业数据质量水平,结果与商业实践中情况较为符合。通过测算,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基于配置效率视角数据质量模型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5 结论
与以往基于零缺陷的数据质量方法相比,本文提出了一种为最终用户评估最优数据质量水平的新方法,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通过改进基于效用最大化的数据质量模型,本文构建了基于配置效率的数据质量模型,能够反映数据供应商和最终客户的长远最佳合作利益。在实践中,可利用模型分析不同产业的数据质量水平,进而有针对性地调整模型参数,以获得数据质量的长期最优水平。
参考文献
[1]Y WAND,R Y WANG.Anchoring data quality dimensions in onto-logical foundations[J].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1996,39(11):86-95
[2]K ORR.Data quality and systems theory[J].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1998,41(2):66-71
[3]R Y WANG.A product perspective on total data quality management[J].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1998,41(2):58-65
[4]宋敏,覃正.国外数据质量管理研究综述[J].情报杂志,2007,26(2):7-9
[5]T C REDMAN.The impact of poor data quality on the typical enter-prise[J].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1998,41(2):79-82
[6]高丽华.“零缺陷”理念下的质量成本管理[J].科技和产业,2010,10(12):78-80
[7]A PARSSIAN,S SARKAR,V S JACOB.Assessing data quality for information products:Impact of selection,projection,and cartesian product[J].Management Science,2004,50(7):967-982
[8]M EPPLER,M HELFERT.A class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data quality costs[C].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Quality,2004:311-325
[9]C CAPPIELLO,P FICIARO,B PERNICI.Hiqm:A methodologyfor information quality monitoring,measurement,and improvement[J].Advances in Conceptual Modeling-Theory and Practice,2006():339-351
效率视角 篇8
(一) 适度政府规模概念
政府规模是指以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 按照一定组织原则所组成的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之总和。随着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不断发育成熟, 政府应当主动收缩其规模, 将权力逐步过渡给市场和公民社会, 直至最终建立起“小政府、大市场”。不管是“大政府”, 还是“小政府”, 只有适应了行政环境要求的政府, 才是适度政府规模。政府规模分为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 二者具有正相关性, 内在规模决定外在规模, 外在规模是内在规模的物质载体, 两者辩证统一。适度政府规模关系到政府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转, 决定政府行政管理费用消耗和政府效能提高。是实现政府精干高效运转协调的内在要求。
(二) 我国政府规模的现状
中国政府机构和人员精简方面的研究及改革实践, 由于缺乏具有规范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的适度政府规模新概念, 从而导致在理论实践上的误区。没有建立评价机构改革成败的综合指标体系和标准, 缺乏公平与效率。我国政府规模过大是不争之实, 但“小政府”不一定是规模政府和强政府, 有些机构庙小但神通广大, 权力膨胀, 有些机构虽是小了, 但不能承担应承担的职责。机构改革主要做法是要使政府职责能力相符, 而不是简单地缩小政府。机构改革目标应是建立一个规模适度的政府, 立足中国实际, 在效率与公平上探寻适度政府规模, 并在实践上探索实施。
二、效率与公平下适度政府规模中的关系
(一)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学界来看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把效率作为优先的政策目标, 只有选择效率优先, 才能过到未来更高层次上的公平。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将公平作为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第三种观点认为, 公平与效率这两个目标同等重要, 二者必须兼顾, 没有先后之分, 应该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来得到最大的社会公平, 或者以最小的不公平来换取最大的效率。
这三种对效率与公平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反映了效率和公平之间关系中的许多侧面,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适应了时代发展的不同需要。因此, 政府规模从根本上说, 不是政府自己选择的, 其受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只能在按照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管理的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后, 根据承担职能的大小来确定, 可以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下做出更好的抉择。
(二) 效率与公平下的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的大小通常与一国政府规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市场和国家被称为社会进步的两个“轮子”, 市场经济被称为目前为止人类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效率与公平视角下的市场规模, 其高效率需要一系列条件的制约。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需要一系列的初始条件, 其中之一就是公平的社会环境, 市场领域内的效率与公平在这种层面上达到了某种统一。但市场领域中的这种平等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平等, 当这种平等纳入社会角度, 市场本身对初始条件下的无能为力就显示出来, 在教育, 出生等这些个人无力改变的初始条件的差异上, 无论多大的市场规模, 市场本身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而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给社会造成的机会和结果的不公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市场发展, 从公平的角度出发, 要求政府有合理规模, 其干预在目标定位上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护和对公民个人在进入市场的初始条件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公平后果进行纠正。
(三) 效率与公平下的政府规模
效率与公平视角下寻求规模最合适而效用更高的政府。而政府的合理规模除了其自身所要求必须匹配的构建外, 很大程度是相对于市场而言。但市场不是万能的, 市场也会失灵, 从而妨碍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市场失灵一般包括如下三种类型:理想条件下的市场失灵;正常偏离理想条件下的市场失灵;非正常偏离理想条件下的市场失灵。按照这种划分, 公平分配问题属于理想市场失灵, 这样公平分配问题就进入了政府干预的领域范围。政府的公平目标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 前者主要包括赋予市场进入主体同等的初始条件和竞争条件, 主要包括教育, 后者主要包括通过转移支付, 社会保障, 社会救济等手段保证社会各阶层收入的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政府的公平目标还与效率目标产生了一定的冲突。政府的公平压力使得政府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选择问题上将公平置于第一性的位置, 盲目扩大自身势力范围, 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交换公平目标的实现, 例如北欧福利国家的高福利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在保证社会公平目标实现的同时却带来了对社会竞争和社会创新力的制约, 市场逻辑和市场活力的丧失等问题。这种问题在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样出现过。我国曾经没有明确政府的职能, 即建立适度规模, 而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取整个社会在结果上的均等化, 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的乏力。
三、基于效率与公平角度下适度政府规模的衡量指标和我国政府改革的方向
(一) 效率与公平下适度政府规模的衡量标准
1. 适度政府规模的政府信用度。
适度政府规模是能建立和维护政府信用所必需的规模。政府信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的保证, 良好的政府信用意味着广大公众对政府及其行为的充分认同和支持。政府规模太小, 政府就难以承担其应履行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 即没有效率, 社会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公众就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政府规模太大, 又会导致人浮于事, 效率低下, 加重社会负担, 公众也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因此适度政府规模以不破坏政府的公信力, 不降低政府的信用度为底线。
2. 适度政府规模的政府作用与能力的平衡度。
效率与公平要求政府权力扩张应限定在其能力范围内, 既要明确政府不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 更要明确政府有能力做什么和没有能力做什么。政府能力包括政府的政治统治能力、经济调控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能力大小, 强弱的衡量, 可以从政府有效程度、政府权威程度、政府法治程度三个层面来把握。实现政府作用与政府能力的平衡, 目的是要避免出现政府能力的过剩或短缺, 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适当减权。如果政府的作用相比政府能力显得过剩, 政府就会侵占社会和市场的权力, 政府规模就会不断膨胀, 就会有失公平;如果与政府的作用相比政府能力显得短缺, 政府的作用就会名不符实, 社会就会失控和无序, 更无谈效率与公平。只有实现政府作用与政府能力的平衡, 政府规模才是适度的。
3. 适度政府规模中政府成本与效益的平衡度。
政府成本与效益的平衡度是衡量政府规模合理与否及效率和公平高低的重要指标。政府成本是政府在履行其职能的过程中所花费的各种支出, 包括为维持政府机构运转所需的费用和政府为了履行经济、社会、文化职能所需的投入。政府成本必须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政府成本过低, 政府投入太少, 无法满足政府日常工作的需要, 政府的效率和效能目标就得不到实现;政府成本太高, 政府占用过多的社会经济资源, 则会产生浪费, 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效益是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中的效果及其管理工作的效率、效能, 包括政府业绩、政府运行效率、政府机关效能。因此, 只有当政府规模扩张的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效益时, 政府规模才是适度的, 也才是度量效率与公平的最佳平衡点之一。
4. 适度政府规模中政府与市场的耦合度。
只有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及其互补作用使政府与市场的耦合达到最优状态, 才能有效解决垄断与竞争, 集权与分权, 效率与公平等问题。坚持效率与公平下, 衡量政府与市场的耦合度, 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一是看能否同时有效消除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二是看政府与市场的对接是是否吻合, 充分, 有无“真空地带”, 即在政府寻租或未涉猎的领域, 政府能否实行有效的调节或履行自己的职责。
适度政府规模可以充分运用非官方或半官方组织所拥有的雄厚的社会资源, 更好地去完成某一方面的行政任务, 即各司其职, 达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二) 效率与公平视角下我国适度政府规模建设的方向
根据效率与公平理论及治理理论涵盖的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理论主张, 要建立规模最合适而效用更高的政府, 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 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 从专制政府走向民主政府, 从高度集权的单中心政府走向高度分散的多中心政府, 从封闭的政府走向信息公开的政府。因而, 适度规模政府的建设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 与财力一致。基于前言的政府信用度、政府作用与能力平衡度可见, 适度政府规模与政府财力密切相关。效率与公平下追求政府规模必须与政府财政财力相一致, 政府管理费用来自财政收入, 而一定时期财政收入数量一定, 因此必须合理确定政府管理费用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 这个比重是衡量政府规模是否适度的重要参数。
第二, 精干高效。公平与效率视角下, 政府作用与能力平衡、政府与市场的耦合、政府支出的约束度与资源的配置度要求适度政府规模是精干高效的。精干高效是政府规模的根本标准。精简后的政府应该是精干政府, 有优化的配置, 明确的机构职能和权力, 同时应该也是高效政府, 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和高效履行社会赋予政府的各项职能。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建立精干高效, 注重公平与效率的政府, 而不是所谓的低效的小政府。从而达到政府与市场耦合度、政府支出约束度与资源的配置度的平衡。
第三, 协调整合。注重效率与公平的政府规模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结构性、功能性、整体性。适度规模政府基本特征是职能齐备, 分工合理, 结构优化, 运作协调, 功能高效。协调整合指精简后的政府各层次各部门间协调配合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如果精简后的政府纵向层次不能承接, 横向部门设置不全;导致多头领导或政出多门, 这样的政府虽是精简政府, 但不是适度规模政府。
四、结语
能力有限的政府要成为有效的政府, 其规模和职能应该也是有限的, 因而在效率与公平方面也不能至善至美。但是有效政府应该在既定的能力条件约束下, 实现与市场和社会力量的职能均衡。而政府内在的自我扩张的冲动政府机构存在潜在的膨胀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 如何探索效率与公平下适度政府规模的治理和行政改革, 是一个世界性面临的难题。
参考文献
[1]曹沛霖.政府与市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2]查尔斯.沃尔夫.政府或市场[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4.
[3]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
效率视角 篇9
摘 要 本文通过使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我国十五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运营效率和全要素生产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与国际事务所的差异与不足,探究了目前提高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运营效率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 DEA 会计师事务所 运营效率
一、研究背景
注册会计师职业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迅速发展,三十年间,本土会计师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比拼从未停歇过。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只有提高综合竞争能力与运营效率、深刻认识与实力强大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差距并予以弥补才有可能避免被“鲸吞”的厄运。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是运筹学、管理科学和数理经济学交叉研究的一个领域,它由著名运筹学家A.Charnes和Cooper.W.W等人于1978年开始创建,其中具有多个输入项以及多个输出项的决策单元简记为DMU,输出项加权和/输入项加权和的结果可大致定义为该决策单元的效率。当不同的决策单元同时存在时,综合分析输入输出数据,即可得出每个DMU效率的相对指标。利用相对指标可以对DMU进行排队,确定相对有效的DMU,指出其他DMU无效的原因和程度,对各DMU进行评价,为管理者提供决策信息。
二、指标选定
Banker等(2005)在利用DEA研究美国64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时采用了三个投入指标和三个产出指标,三个投入指标分别是:高级合伙人(Partners)数量、执业人员(Professionals)数量和其他雇员(Others)数量;三个产出指标分别是:审计服务收入(A&A)、税收服务收入(TAX)和管理咨询收入(MAS)。
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选定本文研究的四个投入指标和两个产出指标。
四个投入指标分别为:
(1)CPA总人数。CPA是会计师事务所最核心的人力资源,是其最主要的投入指标。
(2)经验丰富的CPA人数在CPA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由于审计行业本身的职业特点,CPA的执业经验直接决定了其对于会计师事务所的产出与贡献效率。一般情况下,年龄大的注册会计师相对经验丰富,因此选定30岁(或40岁)以上的CPA作为衡量指标。
(3)大学以上学历的CPA人数在CPA总人数中所占比例。除了丰富的经验之外,扎实全面的理论功底和学习能力也是CPA应该具备的强有力的竞争素质,因此将大学以上学历的CPA人数也纳入投入指标中。
(4)分所数量。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是其延伸与发展,其投入与产出会对事务所的总收产生较大的影响。
两个产出指标分别为:
(1)年度总收入。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总收入从整体上反映了其年度运营成果,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税收政策有所差异,本文选定税前总收入而不是税后净利润作为产出指标。
(2)年度总收入占上一年总收入的比率。该比率的实质反映了事务所较上年的收入增长情况,可从侧面考虑出事務所的发展潜力。
三、本土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运营效率对比分析
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2003-2009七年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百强信息,笔者选定十五家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研究对象,他们2008年度的总收入(1377416万元人民币)达到前一百家会计师事务所2008年度总收入(1967212万元人民币)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囊括了包括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内的国内目前主要事务所,符合本文研究需求。
1.软件运行结果
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2009年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百强信息”,基于DEAP2.1软件及本文选定的投入与产出指标,得出以下运行结果。
2.运行结果分析
一般来说,技术效率(或称综合效率)为1的,表示其运营相对有效,小于1为相对无效率。选定的事5家会计师事务所构成了DEA的庭5个决策单元(DMU)。从表1可以看到,15家会计师事务所的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898。
综合效率显示为1的会计师事务所共6家,占决策单元整体集合的40%。其中,中外合作型(本文中认定为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与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各占50%。
五家国际所的平均综合运营效率值为0.9649,比较接近1,而10家本土事务所的平均运营综合效率则为0.8646,与国际事务所的差距较大。排除四个综合运营效率为1的事务所后,国际所的综合效率为0.9115,而本土事务所的平均综合效率则为0.807,与国际所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表明虽然部分本土事务所在综合效率上与国际事务所的差距不大,但整体看来,本土所的综合运营效率仍在国际事务所之下。
在综合效率小于1的7家本土事务所中,大于0.8的有四家,属于近似有效。还有三家事务所的综合效率低于0.8,其中,中瑞岳华的CPA总人数与分所数量均是这十五家会计师事务所中最高的,分别达到1013人和18家,但其综合效率却只有0.742,在十五家事务所中只位列第十四位。
四、研究结论及发展建议
(一)研究结论
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在综合效率与近三年的全要素增长效率上存在十分明显的差距。综合效率低下、全要素生产效率低,尤其是技术进步效率指数低是其发展的明显短板。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中有不到半数的事务所综合运营效率可以与国际事务所基本持平,甚至超过部分效率相对不高的国际事务所。内部发展的不均衡是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发展的重要特点。虽然整体上看,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与国际事务所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不足,但有部分事务所综合运营效率高,发展潜力巨大。
(二)对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建议
效率视角 篇10
关键词：住宅消费保障制度,公平,效率
住宅消费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保障居民基本居住水平的一种制度。它是一种在住房领域内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实质是政府利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通过行政手段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建立和谐社会,完善公平与效率统一的住宅消费保障制度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公平与效率并重的住宅消费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各种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统称。这一定义包括了如下三个必备要素:一是具有经济福利性,即从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来看,受益者的所得一定要大于所费;二是属于社会化行动,即由官方机构或社会中间团体来承担组织实施任务,而非供给者与受益者的直接行为;三是以保障和改善国民生活为根本目标,包括经济保障与服务保障等。凡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条件者均可归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当中,它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及其他社会保障措施。
住宅消费保障属于社会保障的一个方面。建立住宅消费保障制度,保障人们的基本住房需求,实际上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它具体包括以下原则:(1)不允许因收入差距过分悬殊导致两极分化的社会稳定原则;(2)社会救济贫困者以维持其基本生存的济贫原则;(3)坚持团结互助,积极扶持贫困者共同致富的扶贫原则;4.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社会福利原则。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效率的有效载体,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就存在竞争。但是,竞争要以一定的公平规则或环境为基础,否则就会产生低效率。理论界关于效率的观点主要有产出效率说、制度效率说和社会效率说等。笔者所讲的效率主要是指住宅消费保障制度在保障人们的基本住房需求时的效率,即如何利用最少的投入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住房需求。这种保障制度的效率如何,关系到社会全体成员的经济福利,关系到全体成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
住宅消费保障制度的建立将对公平与效率产生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完善的住宅消费保障制度可以促进公平。这主要表现在:(1)完善的住宅消费保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住宅消费保障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使社会成员不至于因先天不足或某些社会风险的侵害而陷入生存困境。另外,完善的住宅消费保障制度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任何社会成员,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不论其地位、职业、民族、性别、年龄等,均被强制性纳入住宅消费保障范围,因此,每一个住宅消费保障项目对于其适用范围的社会成员来说,都是一种机会公平的保障。(2)完善的住宅消费保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结果的公平。住宅消费保障实质上是一种再分配政策,它具有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使社会成员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公平缩小。
2.完善的住宅消费保障可以促进效率。这主要表现在:(1)完善的住宅消费保障可以缓解贫困,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调节收入差距,缓和阶层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这无疑是提高效率的重要前提。(2)完善的住宅消费保障可以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消除各种社会风险的危害,免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从而调动其劳动积极性。(3)住宅消费保障基金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缓解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危害。在经济萎缩时期,住宅消费保障可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增加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住宅消费保障可以通过收费、增加积累、防止经济过热和发生通货膨胀。(4)发展住宅消费保障事业,可以使更多的人从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职业,创造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住宅消费保障对公平与效率具有双重效应,如果不掌握一定的“度”或采取了一些不当措施,也可能对公平与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住宅消费保障的某些原则或规定可能因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家庭背景不同而加剧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平等的状况;住宅消费保障基金征缴率过高,会使住宅消费保障均衡收入差别的功能滑入平均主义的泥坑;住宅消费保障的税率定得过高也会挫伤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加重企业的负担,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进而导致效率的降低。为了实现社会稳定,试图以福利扩张来刺激经济增长,使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最终会引发进退两难的“福利病”。
二、中国住宅消费保障制度中有失公平与效率的表现
中国现行的住宅消费保障主要有两种形式: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因此,此处主要讨论的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有失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一)经济适用房有失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1. 分配结果的不公平。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家庭可以申请购买或承租一套经济适用住房:有当地城镇户口(含符合当地安置条件的军队人员)或市、县人民政府确定的供应对象;无房或现住房面积低于市、县人民政府规定标准的住房困难家庭;家庭收入符合市、县人民政府划定的收入线标准;市、县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例如,2001年初,北京市明确规定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年收入应在6万元以下。但是,由于我国缺乏完善的收入核算体系,没有健全的工资制度,因此很难对申请者家庭的收入进行核算,很多即使年收入大大超过此标准的家庭也来申请,而并不仅仅是中低收入家庭。结果经济适用房并不是都用于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许多经济适用房落入到高收入家庭手中,而许多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分配的结果是不公平的。
2. 地区之间的不公平。
经济适用房政策虽然很早就出台了,但真正开始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地方很少,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像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经济适用房虽然也有一定规模,但还是严重不足。事实上,东部某些城市已经停建经济适用房,中西部某些城市的经济适用房项目还停留在规划图纸上。这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利益观和政绩观错位在做祟。按照政策,政府对用于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土地将减免土地出让金并给予配套建设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由于用于商品房建设的土地利益大于经济适用房用地,许多地方在“经营城市”的利益驱动下更希望高价拍卖土地,从而人为地缩减了经济适用房计划。因此,虽然同为中低收入家庭,但各个地区的住宅消费保障存在着很大差距,造成了地区之间的不公平。
3. 扰乱价格体系,降低社会福利。
在市场机制下,价格的作用之一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传递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根据价格变化趋势来调整自己的供给或需求行为,以达到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在正常的房地产市场上也是这样。经济学理论早已证明,无论政府采取何种方式干预价格体系,设立最低价格或者最高价格,都会对房地产市场造成不同程度的扭曲,从而带来绝对损失(Dead Lose)。也就是说,会有一部分资源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而损失掉了。无论政府、供给方还是需求方都不会从中得到好处。
因此,目前推出的经济适用房政策也会产生一部分绝对损失,降低全社会的福利。政府提供的一些补贴,原意是想帮助低收入家庭,但实际上,这些补贴中有相当一部分既没有转移给消费者也没有给生产者,而是损失掉了。
4.“寻租”引起效率的丧失。
如果让政府用行政权力干预资源分配,那么权力就一定会在市场上寻求自己的价格。由于缺乏合理的分配原则,政府官员手中分配经济适用房的权力越来越大。对于拥有分配经济适用房权力的官员来说,一旦认识到手中权力的市场价值之后,他们就有可能“寻租”。寻租给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失要数倍于官员贪污的金额,给社会造成的效率损失也是非常严重的。
5. 分配机制不合理,引起效率的丧失。
在经济适用房的分配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的分配机制,分配效率极其低下。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对经济适用房的分配采用“放号”方式,只有领到“号”的家庭才有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因为经济适用房供不应求,为了取得购房资格,许多家庭只要听说哪里有经济适用房开盘就赶去,通宵达旦地排队。在北京曾经出现成千上万人排队购买经济适用房的盛况。排队是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被逼无奈的选择。排队本身非但不能创造任何财富反而浪费社会资源,带来其他负作用,因此在计算经济适用房的成本时必须要把排队所浪费的社会资源也考虑进去。
总之,我国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存在着很多不公平的方面,造成了效率低下,没有把有限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因此,不断完善经济适用房政策,切实解决我国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廉租房制度有失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1. 住宅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中国至今还没有出台关于居民住宅的法律、法规。只有建设部颁布的《城市廉租房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我国是法制国家,只有有法可依,才能保证廉租房制度在公平和公正的环境下发挥作用,从而真正解决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2. 权利的不对等引起的不公平。
所谓权利的不对等,在这里主要是指同为低收入家庭,在有些地区能享受廉租房,而在其他地区则不能,从而造成不公平。这主要是由于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廉租住房在全国各地的发展极不平衡,有些城市在实践中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拥有了成熟的制度与配套措施,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由于缺乏充分的交流与沟通,相当多的城市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明显滞后。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从保障力度看,截至2007年9月底,上海市已累计解决了12 588户双困家庭的住房问题,其中,租金配租家庭12 336户,实物配租家庭252户,占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家庭数的93.9%。北京、长春、武汉、南通、郑州等城市通过实物配租、租金减免和租金补贴等多种方式解决了千户以上的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但目前还有相当多的城市,虽然制定了相对完善的廉租住房制度,但工作进展缓慢,有些城市解决的住户数量甚至还不到100户。(2)从保障标准看,各个地方在补贴对象的标准与补贴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实力较强,保障力度较大的城市已提出把补贴对象调整到12m2以下的住房困难户,而大部分城市只能先行解决6m2以下、甚至是4m2以下的双困家庭住房问题。特别是租金补贴标准差异更大,有些城市只补到每户10m2,有些城市已补到每户近30m2。(3)从保障对象看,一些城市对双困家庭都难以做到应保尽保,保障面不到1%。而有些城市已把保障范围上调到低收入家庭(核定收入线标准),保障比例达到居民家庭总户数的10%左右。
3. 政府缺位,廉租房效率低下。
从目前的廉租政策来看,当面对众多的廉租家庭时,较少的房源供给就形成了轮候排序、甚至采用摇奖等不得已的运作方式。这说明过渡性的廉租房消费保障政策已经无法满足目前迫切的住宅需求。
三、建立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住宅消费保障制度
为了建立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住房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城市低收人居民住房问题,笔者提出完善住房消费保障制度的政策系统构想:
(一)加强立法,使住宅消费保障的实施有法可依
住宅消费保障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需要有效的法律支持。发达国家政府的住宅消费保障制度基本上都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反映在不同时期的住房法规中,不同形式的法律法规在建设住宅消费保障制度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公共住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目前,中国还缺乏专门的住宅消费保障法规,应从法律上规定住宅消费的保障对象、保障标准、保障水平、保障资金的来源以及建立专门管理的机构。因此,加强立法,保证住宅消费保障制度的公平与公正,切实解决人们的住房问题刻不容缓。
(二)建立居民财产收入申报制度系统
明确划分城市低收入及住房贫困居民范围的关键是解决城市低收入及住房贫困居民的界定和划分标准问题,即具体原则和现实社会目标定位问题。如果标准太高,则会使其流于形式,而标准太低,又会失去解困实际意义。因此,应建立城市住房贫困评价体系,确定适宜的住房贫困线来明确划分住房贫困者群体。确定城市低收入及住房贫困居民住房贫困线的思路为:(1)先分析申报人家庭收入、可支出能力和财产占有情况,然后按“综合贫困线法”确定其是否为贫困家庭。(2)根据住房占有的实际情况,采用“生活形态法”划分并确定住房标准等级。(3)将前面两种情况结合不同的家庭及其所在的区域加以综合分析和判断,确定其是否为住房贫困家庭。
(三)建立住房保障配租补贴政策体系
结合保障住房供应体制、住房分配机制、住房贫困线标准和城市住房贫困现状,建议采取如下具体政策:(1)配租政策,即通过政府立法,建立各类保障住房租金管制法规体系,规范业主与租客之间的租赁行为,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和住房市场的正常运转。具体程序为:建立法定的保障住房配租中心,对城市住房贫困居民采用封闭式供应控制系统,即由法定配租中心(具有政府职能的办事机构)通过计算机在整个城市建立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和住房状况信息网络,按当地的租金标准和住房解困目标,制定适宜的保障住房租售比和住房贫困线标准,实行保障住房的资格和配租级别的认定管理,确定不同程度的城市住房贫困居民的保障住房面积、租金及其补贴标准。(2)补贴政策,即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和税收的转移支付手段给予城市低收入及住房贫困居民住房补贴,提高他们住房消费的能力。然而传统的住房低租金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因此不能采用原有低租金的方式来提高城市低收入及住房贫困居民的住房消费能力,而应由政府采取直接或间接的补贴措施,如税费减免政策等,对城市低收入及住房贫困者实行税收定额或差额补贴,增强政府的贫富调差能力。
(四)建立住房保障的动态调整机制
住宅消费保障对象以及住宅消费保障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应建立保障住房的动态调整机制。比如英国推行的自有住宅补助和持分所有权政策,就是当承租公共出租住宅的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提高时,政府以现金补助方式鼓励他们退租到市场上购买自有住宅,或是依承租人的承受能力来决定出售公共住宅的产权份额,余下部分继续承租。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当已住进保障住房的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有条件进入市场寻求较高标准的住房时,政府应鼓励他们搬出保障住房到市场上选择较高品质的住房,或将保障住房出售给他们,这有利于全体国民的居住品质和居住条件的改善,也有利于减少财政公共支出,使公共住宅资源得到最佳利用,从而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居住目标。
参考文献
[1]李闽榕.关于公平与效率的理论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5,(2).
[2]李勇辉.城镇居民住宅消费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3]邓宏乾.关于住房保障制度的政策选择[J].中国房地产,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