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团基本知识与社会实践思想汇报

入团基本知识与社会实践思想汇报（通用8篇）

入团基本知识与社会实践思想汇报 篇1

党团基本知识学习与社会实践思想汇报

尊敬的团组织：

2016年04月01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了一名团员。望着胸前金光闪闪的团徽，心中有无限的喜悦，更有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作为一名团员首先必须要有团员意识。团员意识是团员在观念上自觉形成的区别于一般青年的意识，是团员在团内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主要是从政治意识、组织意识和模范意识三个方面上入手。

政治意识方面。政治意识是共青团员对党的性质、宗旨、历史使命，以及党的纲领和任务的自觉性认识，是团员政治觉悟的集中体现。要坚持不懈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筑广大团员的精神支柱，帮助团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引导团员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进一步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

组织意识方面。组织意识是共青团员独特的政治身份和社会作用在观念上的反映，是团的先进性的一种体现。要坚持和完善团内组织生活制度，不断强化团员的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培养团员的民主参与意识，教育团员履行团员义务，按时缴纳团费，执行团的决议，完成团组织交给的任务，增强团员对团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模范意识方面。共青团员是青年中的先进分子。每一名共青团员必须时刻注意用共青团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增强做一名共青团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在学习、工作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带头作用，努力成为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勤奋工作的模范，刻苦学习的模范，遵纪守法的模范和开拓创新的模范。

作为一名团员还应具有强烈的进取心，有着在开创事业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渴望。在实践“三个代表”，保持党员的先进性的背景下，我们反问自己：我们团员要干什么?我们青年团员在新形势下，应明确共青团员绝不仅仅是一种所谓的政治标签，更是一种责任，一种动力源泉，我们应当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弘扬与时俱进的学习风气，开拓与时俱进的局面。这正是我们完成艰巨任务、完善自我的迫切需要。党员争先进，团员干什么?

团员始终要充分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团员先进性教育的重要性，不断学习，缺什么，补什么。用行动去学习“三个代表”，去践行“三个代表”，用我们年轻人的激情去工作。加强团员先进性教育要坚持从具体工作、日常工作、基础工作抓起，把团旗飘起来、团歌唱起来、团章学起来、团费收起来；坚持把组织生活过的更好：坚持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经常不断地开展卓有成效的教育活动，使团员意识转化为广大团员的自觉行动。

要学习和借鉴党员先进性教育工作中的好方法、好经验，在开展活动时，要积极主动地争取同级团组织的领导，保证活动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在现在的形势下更有必要。党员在争先进，团员也不能落后。同时要多参加实践，年轻人都有强烈的实践欲望。正如列宁曾说过，青年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学习，是从星期六义务劳动开始的。

要抓住工作重点，注重实效。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将每一项活动落到实处，保证活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应该结合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开展，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我们可用现有的学习资料和书籍进行学习，举办团的基础知识竞赛，在板报上开辟学习园地和活动专栏，并可在团员组织生活上交流先进性教育活动经验，向做的好的优秀团员取经。

积极向团组织靠拢。提高自己的认识，以认识促进自己的行动。干好每一项上级交与的任务，用行动向团组织证明自己的思想，用行动向团组织表示自己加入团组织的决心。明确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使自身完成从团员到党员的质变。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最基本的义务：按期交纳团费。这是团员意识的重要体现。也是每一名团员应该做到的最基本的任务。

以上是我对此次在学习、思想方面的汇报总结，希望在以后的学习与工作中我能对团员有更深刻的了解。

此致 敬礼

入团基本知识与社会实践思想汇报 篇2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情境知识,社会互动

知识社会学以知识的社会决定为预设,探索什么知识与怎样的社会条件相关联。它发端于马克思、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韦伯(Max Weber)等古典社会学家的知识论,并于20世纪逐步形成实证、解释、批判三大知识社会学思想传统。[1,2,3,4]符号互动论是以美国社会学家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解释社会学流派,在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凭借对微观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情境知识的关注、认知主体和客体的交互渗透的立场以及知识与社会关系的辩证观点,对知识社会学解释学进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5,6]

一 经验认识论与知识社会学

对知识的反思有久远的历史,认识论问题也是西方哲学中的古老话题和争论重心。在传统哲学中,构成知识的三个条件是信念、真和证实,知识即证实了的真的信念。[7]哲学知识论围绕三类问题展开争论:知识的性质或认识论术语的意义,认识的证实或知识的标准,认识经验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8]围绕第三个问题,主客二元论和唯我论各持己见:主客二元论将知识视为与客观实在相适应的经验,但无法证明这种经验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即如何证实为真的问题;唯我论认为知识是个人感知的结果,只有自我及其意识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但面临相对主义/不可知论的困扰。

知识社会学在20世纪初的兴起与哲学知识论血脉相连,一开始就以“对人类理性的社会学批判”为首要任务。[9]知识社会学主张知识既不是客观世界的再现,也不是主观头脑的创造,而是集体和社会的产物;知识的有效性没有普遍的标准,知识的形式和内容也因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异。知识社会学不同于哲学认识论的地方在于,它不赞成抽象思考认知者和认知对象的关系,反对将主体和客体先验地分离对立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推断世界的可知性。知识社会学考察具体的经验世界中的知识,用客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解释客观的知识,认识作为客体的社会条件对认知主体的影响,并将主体作为衔接两种客体因素的中间要素。知识社会学的哲学抱负,是要通过把认识论设想成仅适用于某种既定知识形式的理论的基础性结构,来解决不同认识论之间可能的冲突。换言之,知识社会学要在对思想意识如何受社会存在影响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知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及知识的有效性等认识论问题有所贡献。

早期知识社会学家特别关注意识形态、世界观、思维方式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等在特定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抽象知识形式,思考这些知识同其所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的关系。舍勒(Max Scheler)将宗教、形而上学和科学作为知识的三种基本形式,追问什么是促进每种知识增长和发展的最佳社会环境。[10]曼海姆(Karl Mannheim)则认为,知识以两种主要形式出现:一类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另一类是政治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其中,后一类知识是意识形态知识,是“受存在制约”或由知识生产者和持有者的生存条件决定的。[11]在早期知识社会学论域中,数学和科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无涉于社会过程,而日常知识和情境知识则被视为抽象人文社会知识的衍生物和具体表达。前者后来进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野;后者则主要由符号互动论及现象学社会学予以阐释。

早期知识社会学虽然主张知识的存在决定性,但其目标依然是通过剥离社会因素的影响发现理性的或科学的知识。舍勒试图分离社会因素对理性知识的影响,呈现理念的内涵。曼海姆试图揭示制约知识的各种关系,从而还原出最坚实的真理,克服与科学知识有关的相对主义。在其理论体系中,当剥离了社会因素,我们又回到了主客体双方的对立。[12]认识主体与客体虽相互关联但仍相互分离,虽然看到了社会客体对主体的渗入,但看不到客体中的主体的力量。所以,传统的知识社会学不能彻底解决主客的二元对立。作为符号互动论的创始人,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综合了实用主义与行为主义、进化论与过程哲学,提出了一种经验认识论。[13,14]按照这种认识论,自我返回到了主客体被给予的原初经验(社会世界)中,由先验的认识主体转化为在行动中不断被建构的对象性存在。在自我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自我在社会世界中形成并产生自我意识,而社会也不断因自我的活动而被重新建构,自我与社会在符号交流过程中不断得以更新。这就将认知者和认知对象纳入实践的辩证过程中,揭示了主客体之间不可分割的持续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打破了哲学认识论关于主客体之间的分离和对立。[15,16,17]

沿着米德的道路,符号互动论赋予情境知识以基础性地位,而不再仅仅关注抽象的人文社会知识;“社会”不再是超越主观的客观实在,而是主观不断参与建构的互动过程;知识和社会之间不再是单向决定关系,而是相互建构的辩证关系。此外,早期知识社会学的命题始终停留在哲学假设上,没有通过严格的经验研究加以检验。这种研究方法上的缺失,与其宏观定向的理论进路不无关系。而知识的社会决定预设导致的对“知识社会学”这种知识本身的驳斥问题,也经常受人诟病。对于这些问题,符号互动论均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作出了回应。

二 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

符号互动论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轻视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社会结构决定论,提出行动者的认识、行动和互动构成社会的理论命题。其思想奠基人米德试图探索个体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发展用社会行动解释个体意识的社会心理学。米德吸收了实用主义哲学关于真理的经验关联性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客观的意识研究方法,提出根据个体的行动、特别是(并非只是)能被他人观察到的行动来研究个体经验的广义的行为主义方法,并将理解个体的行为与经验置于整体的社会背景之中,发展出“社会行为主义”方法。米德之后,布鲁默(Herbert Blumer)系统提出了以符号互动为基础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其核心仍然是意义、自我等情境知识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

(一)情境知识:意义和自我

符号互动论关注人际互动过程中的情境知识。在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这类知识被视为抽象知识的具体表现,根本上决定于社会结构。但依据符号互动论,这些知识依托每一个互动情境和行动主体而产生、存在、传递和再生,在行动者的主观世界和行动者之外的客观世界中往复穿行,并非完全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和抽象知识的具体表现。符号互动论这一视角让我们看到了有生命力的而非静态的知识,直接与行动的人而非社会结构相连结的知识,具有突生性和创造性而非仅仅被决定的知识。

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假设:行动者对某事物所采取的行动以对该事物赋予的意义为基础;这些意义产生于社会性互动过程中;这些意义通过自我解释过程不断修正。[18]2这一假设序列围绕“意义”展开,“意义”是符号互动论的核心概念。米德视意义产生于三重关系中:“某个有机体的姿态、以该姿态为其早期阶段的社会动作的结果以及另一个有机体对该姿态的反应,是处于姿态与第一个有机体、姿态与第二个有机体以及姿态与特定社会动作后阶段之间的三层或三重关系中的一组事项;并且这个三重关系构成了意义从中产生的发源地。”[19]60意义由反应赋予或说明,第二个有机体的动作或顺应性反应使第一个有机体的姿态具有意义。布鲁默则说,“一件事情对于个人的意义产生于其他人由于某一事物而对他发生行为的方式。他们的行动发挥作用以定义该事物对个人的意义。”[18]4可见,意义不是一种观念和意识状态,而是客观地存在于经验领域之中。当我们对发生三重关系的互动过程进行反思,获得对意义的认识时,它才具备主观形态。这种为主观所掌握的意义就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也有“意义”这一概念,他将意义分为“表达性意义”(expressive meaning)和“文件性意义”(documentary meaning),探究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意义之间的关系。表达性意义指文化客体的创造者试图表达的客体,而表达性意义背后有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即为文件性意义,对两种意义的认识构成解释学循环。韦伯的解释社会学所探究的行动意义也是一种表达性意义,但对于一次互动过程而言,其表达性意义与米德所说的“意义”指向不同。韦伯的表达性意义是主观的,产生在行动之前,由文件性意义即抽象知识来说明;米德所说的意义是客观发生的,之后进入主观领域,由行动的反应来说明。不过,二者所指的内容可以关联起来。现实中可能出现这样的过程:行动者A依据某种意图(曼海姆所说的表达性意义)做出某种姿态,互动对方B对该姿态作出反应(可能如A的意图所期待的,也可能不是),A对B的反应予以识别(布鲁默所说的互动中为情境赋予意义),更进一步,对过去的互动过程进行反思,形成新的行动意图并采取新的反应行动。面对这一过程,米德强调,A的姿态的意义在于B的反应,并在A对这一过程的反思中获得;曼海姆则关注A的行动意图,并挖掘能够解释这种意图的客观意义。曼海姆所说的行动意图要想被互动对方理解并做出被期待的回应,A的姿态的意义需要被互动双方共享,即这一意义相对于互动双方具有普遍性。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是过去的互动产生的意义在行动者主观经验中的沉淀。由此,曼海姆所说的表达性意义可能来自过去的一次互动过程。

社会生活往往是多方参与的过程,或如拟剧论所隐喻和描述的,有其他“演员”和“观众”。这时,某种姿态或者说行动的意义不仅如上所述来自互动中特定个体的反应,还是来自互动过程中多个参与方的反应。参与同一过程的共同体各成员对某种刺激会产生各自的反应,行动者可以将各种态度表现组织成为整个共同体的态度,称为“泛化他人的态度”。这种态度具有综合性的意义。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经过模仿和嬉戏阶段,到游戏阶段能够发展出对泛化他人的态度的认识。“游戏规则”就是这种知识,参加游戏者知道游戏中的每个角色如何行动及其他角色如何反应。从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这套规则是稳定的,处于个体之外,个体习得并加以使用;但米德所关注的,是成员个体如何在互动过程中扮演他人的角色,领会自己行动和他人行动的意义,成功地参与互动。

意义知识的主体可能是行动者的姿态、语言,可能是石头野兔一样的物理对象,也可能是行动者本身。行动者对其自身的认识即为“自我”知识。合理的行动要求“个体对他自己采取客观的、非个人的态度”,“成为它自身的一个对象”[19]109。布鲁默将米德关于自我的认识进一步情境化,自我的定义依情境不断变化。“自我”是一个具有个体性和主观性的概念,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没有这一概念。在宏观取向的社会学体系中,这个因素并不重要,但在符号互动论中是衔接各种要素的枢纽。

自我之外的认知对象可称为客观世界。米德认为,认知者和认知对象之间是主体间关系而非主客关系,我们是以社会性态度对待非人类的物理对象的,这种态度决定了物理对象的存在和性质。[19]145布鲁默将使事物成为一个客体并赋予其意义的现象称为“自我象征”,这一概念将客体的意义同自我关联起来。[18]81在这一过程中,事物的意义不是其固有的,而是认知者与物理客体的互动的产物。我们谈论共同的物理对象,并形成关于它的普遍意义,科学就是通过交流从总的事件结构中抽象出来的与科学目的有关的种种同一性。[19]63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排斥关于物理对象的知识,在他们看来,这种知识是客观而普遍的。符号互动论将物理知识与人的经验关联起来,并认为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来自交流产生的共识。

简言之,不论是关于自我的知识,还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在符号互动论视野中都是对这些对象的“意义”的认识。这种认识产生于互动中该对象所引起的反应,该反应或来自互动一方,或是互动多方反应的综合。互动是这些知识的来源,知识与社会互动不可分割。

(二)情境知识的社会形成机制

初创时期的知识社会学基于实在论的进路,将“社会”视为一种社会阶层结构(马克思和曼海姆)、价值次序及支持其的社会力量(舍勒和斯达克)或者社会事实(迪尔凯姆),而社会行动则由结构和制度等“社会”因素塑造而成。在符号互动论中,“社会”是由个体间的行动和反应的交互过程及社会互动组成的,“互动”就是“社会”本身,个体间的互动共同组成社会整体。在米德的思想中,“社会”是一种互动模式,“社会制度是一般社会生活有组织的表现形式”[19]204,这意味着社会制度是一系列互动的组织化。布鲁默认为,社会组织是社会行动在其中发生的框架,但不决定行动,人们针对情境而行动。社会组织介入行动之中是指它形成人们行动的情境以及为解释情境提供固定的符号,但情境和符号都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互动先于结构。[18]78

符号互动论的前述三条理论预设说明了“意义”知识和社会的关系,第一条指出知识的功能,第二、三条指向知识的来源。“知识的社会决定”是知识社会学的经典论题,符号互动论至少从五个方面证明了这一论题。

首先,互动过程促成了意义知识的产生。米德主张,意义产生于社会互动,是互动过程的产物,对意义的认识通过对互动过程的反思获得。心灵具有根据不同刺激把握不同反应的可能性并指出意义的能力,“反射”是心灵在社会过程中发展的必要条件。参与某一社会过程的个体通过“反射”返回到个体经验自身,将整个社会过程引入其经验中,意识到自身的行动、自身行动与整个过程的关系及与参与过程的各个体的关系,意识到由于各个体的反应和相互作用而导致的过程变化。有机体经历这些社会过程后,经验中出现以这些意义为内容的新的对象,这些对象构成了日常生活环境。由此可见,意义认识的社会性体现在三个层次上:第一,意义作为认识对象,本身是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对姿态的反应;第二,对意义的意识受认知者感觉结构影响,具有选择性;第三,意义的机制即心灵产生于互动过程之中。心灵是从交流过程中突生的现象,虽然生理机制必不可少,但本质上是社会的产物,“它的生物学功能也首先是社会的”[19]104-105。个体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反应接纳到自己本性中,形成心灵的内部结构,以后则借助符号唤起这些反应,并成为接受新知识的基础。[19]211布鲁默更为强调意义因情境而生,行动者“根据他处于其中的情境和他的行动方向来选择、检查、重组和改变意义”。解释不仅是对已经存在的意义的自动应用,也是意义的形成过程。

“自我”是一种特殊的意义。库利(C.H.Cooley)“镜中我”的思想(即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对他人关于自己看法的反应),是自我知识产生于社会互动的生动摹写。米德吸取了这种思想,认为神经系统的发展使个人重现他人动作和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他人对“我”的行动的反应被构造出来,自我由此形成。人们通常根据我们所属的群体和社会情境对自我进行组织,从社会群体的其他成员的特定观点、从社会群体整体的一般观点来看待自我。我们同不同的人保持不同的关系,把自己分成不同的自我,不同的自我与不同的社会反应相应。采取社会过程中其他个体对自己所持的态度不足以形成最完全意义上的自我,而必须对所属群体所参加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采取该群体所持的态度,即“泛化他人的态度”,才能发展出完全的自我的品质。[19]122米德使用“角色”这一概念,指儿童在嬉戏和游戏中创造想象中的伙伴,从而扮演他人角色,想象了某一反应或一组反应而构造自我。这里的“角色”指在一次行动过程中来自其他参与者的期待,有别于后来的“角色理论”中所说的具有稳定的社会结构意涵的“角色”。

其次,基于互动和泛化他人的态度的思维是生产新知识的机制。社会对认识的塑造还通过“思维”过程实现。思维过程是一种自我互动,是对反应的发挥。[19]90米德将自我分为客我和主我:“客我”是关于自我的认识,由认识的主体“主我”来描写;主我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情境以及因采取他人态度而出现的自我的反应,是组织各种反应倾向后采取动作的方式。自我互动是凭借主我和客我这两个可以区分的方面进行的社会过程,两方持续对话,形成推理的思维。自我互动中采取泛化他人的态度,为具有共同的即社会的意义、作为思维的必要前提的系统或论域的存在提供可能。与自己进行的对话是将在社会过程中与其他个体进行的会话内在化于经验中,根据未来的可能结果和过去的经验,有目的地对一系列环境因素和他自己的态度进行组织。理智的选择和组织对一个或若干个特定对象存在着可供选择的不同反应,解决当下行为问题。思维则将过去经验、未来预期和当下情境关联起来,在意识中加工材料和生产新知识。[19]78

第三,互动过程塑造了知识的普遍性和相对性。产生于互动的知识为互动各方所共享,就具有了普遍性。个体通过居于他人的地位而占有他人的视界,同时,他从自己的视界出发向他人表示该意义,从而使该意义出现在自己和对方两者的视界中。当互动双方对该事物持相同的反应时,这种反应就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米德认为,意义的普遍性使得对他人的理解成为可能,“我们在自己身上引起由我们的姿态在他人身上引起的那种反应越多,我们对他人的理解就越多。”[19]212但意义也有相对性。其一,互动过程不同,同一对象对不同互动参与者有不同意义;其二,同一互动过程中,如果多个个体对刺激作出不同的反应,该刺激对他们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在要求不同类型反应的合作过程中,一个个体的动作就要求引起其他个体不同的反应。在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抽象的知识是被共同体普遍使用的知识,具体情境中的知识则是从中衍生出来的。而在符号互动论中,互动过程创造了相对于情境的知识,又使该知识被情境参与者共享。

第四,既有的社会互动经验会对后来的认识产生影响。当原有经验在新情境中重现,对姿态的反应就从对该姿态的识别开始。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刺激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就能够辨认这一刺激物。过去的经验以变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变化产生于我们的经验并保存在经验中。要想理解有机体对具有历史的某情境作出反应的方式,就要考虑过去的动作对该有机体产生的影响。

第五,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通过互动过程对认识产生影响。符号互动论后来的发展,如角色理论、拟剧论、参照群体理论和预期状态理论等,更多关注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对互动过程以及情境知识的影响。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宏观和微观的领域存在松散的耦合,两种层次的解释相互补充。宏观现象规制着互动,但互动过程并不与结构变量一一对应。互动至多是结构安排的表达的演进,帮助互动从可资利用的指称系统中进行选择。戈夫曼的拟剧论描述了个体如何在社会的舞台上进行“表演”。前台作为制度化的社会存在,制约了演员的角色表现,但具体的表演是演员与观众的互动。演员在互动中进行印象管理,试图控制观众的反应。这一过程隐含着演员关于舞台的情境、观众的期待和自己的表演的知识,演员采取多种技巧,调节自己的表演方式,获得观众对自己的理想评价。关于理想的表现和观众的预期的知识由既定的社会规则确定,但选取哪一规则则是在认识情境的基础上作出的相应选择。所以,关于具体互动情境中的表演和观众的反应的知识产生在表演过程中,而表演中应对没有预料的情境的表现和弥补表演失败的举措则是因由互动而产生的新知识。这些拟剧论思想显示了传统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宏观因素如何在微观情境下发挥作用,这是被布鲁默忽略的部分。

(三)知识行动的社会后果

符号互动论不仅主张社会互动建构了知识,而且进一步认为,知识也同时引导行动并建构社会。托马斯(W.I. Thomas)认为,一个人对情境的主观解释或定义会直接影响他的行为,“某种情境被定义为真实的,这种情境会造成真实的影响。”这一著名的“托马斯定理”是知识对社会产生建构作用的精辟论述。在布鲁默看来,决定行动的知识不是某种社会因素如结构、价值等或心理因素如动机等,而是行动者对情境的具体解释,是关于具体情境的解释建构了社会。戈夫曼的拟剧论则阐释了社会行动者依据对情境的认识,通过表演性行为建构他所期望的社会状态。在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知识对社会的影响被归于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抽象知识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再生产,缺乏更新社会结构的力量。而在符号互动论中,知识则是形成行动、建构社会的依据,与行动彼此依存。

综上所述,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互动的社会过程提供了知识的内容,促成了知识生产的心灵机制;互动生产的知识影响其后的知识生产,这些知识的融合沉淀形成相对稳定的符号和意义。换言之,符号互动论以社会互动作为知识的根本来源,新知识产生于互动过程,而关于未来的预期、当下的情境和过去的经验的知识又是展开行动的依据,较为稳定的知识提供了可以直接运用的行动模式。知识与社会行动的交互建构,在辩证关系中存在和演变。

三 符号互动论对知识社会学的贡献

符号互动论并未为知识社会学的“社会结构决定知识”预设提供证明,而是形成了认识知识的另一个社会学视角。符号互动论在知识的范畴、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包括知识的产生机制和社会功能等)、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对知识社会学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首先,符号互动论以情境知识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知识可能是经验知识的再现,可能是新情境中的突生。情境知识涉及到行动者自身即“自我”和客观世界,这些知识来自单一对象的反应或泛化他人的态度。从其产生看,这些知识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在延续互动的动力下产生。知识材料来自先前的互动,某一行动或事物的意义在于互动对方的反应,它们并不是社会意识的内化,也不完全决定于社会结构特征。从其性质看,一方面因为互动情境影响知识生产,所以知识具有内容上的相对性;另一方面对于同一或同样的情境,不同个体对刺激产生相似的反应,获得相似的认识,这种认识相对于该情境又具有普遍性。从其功能看,情境知识存在于每一具体的互动情境中,它关于未来期待、过去经验和当下情境的认知和意识决定了个体的行动。

其次,符号互动论揭示了知识生成的互动过程和“心灵”机制,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同刺激性行动、反应性行动、客观情境、主观反思和思维等要素的关系。这种“互动情境催生新知识”的思想,不仅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纲领,而且为知识社会学引入了微观发生学的研究进路。

第三,符号互动论指出了知识对社会的建构功能。符号互动论指出,在赋予情境意义的基础上采取的行动创造了客观世界,而这一客观行动既是对某种刺激的反应,也是下一反应的刺激,成为“社会”的组成元素。这一贡献突破了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单向决定论,与批判理论所主张的观念的行动取向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符号互动论的经验主义方法论为知识社会学开展丰富多彩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可能。符号互动论反对先验的因果关系假定,认为行动的产生没有明确的原因,影响个体情境定义和行动的变量取决于行动者的选择,是运用符号的解释过程。布鲁默针对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存在的依据某种程序和规则进行研究的方法,主张从经验世界本身出发,并付诸经验世界进行检验,获得理论认识。知识社会学研究不是寻找抽象的知识体系同社会结构之间的共变关系,而是研究者站在研究对象立场上,描述具体情境中互动者的认识的产生过程。符号互动论的经验研究领域涉及社会越轨、精神疾病、集体行为、儿童社会化、死亡和艺术等,以实地调查和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这些经验研究广泛探讨了特定的自我概念、情境认识、抽象观念等的形成如何受到互动情境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知识会对人们的行动发挥怎样的引导作用。多数研究都表明,认识不仅受到互动情境中认知者与认知对象互动关系的影响,还受认知者的既存经验影响,而这种经验可能来自过去的社会互动,也可能来自他人主观经验或共同体的普遍知识。所有这些因素被吸纳在一个互动情境中,在这个情境中创造出新知识。通过经验方法考察情境知识,揭示知识产生过程中知识同各种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是传统的知识社会学所无法触及的领域。

入团基本知识与社会实践思想汇报 篇3

1.时代对新闻人才的需求。新闻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其与时代发展联系紧密,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也是以适应大众传媒对从业人才的实际需求为前提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新闻学科的三大支柱之一的新闻史,其专业核心课程的地位不言自明,但长期以来,新闻史在整个新闻教学领域处于受尊不受尊重的窘迫境地。囿于部分人对历史的狭义理解,以及国内新闻史教研的整体状况停留在“原始的历史”阶段,不少人对新闻史的学习产生无用的偏执观念,存在重“术”轻“学”的问题。而当下大学新闻教育对人才的培养须达到的基本标准是“能适应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需要的具有理论基础、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基本技能的高素质专门人才。”[1]其中,新闻教育的实践性特点与实用性是有区分的,实践性是建立在宽厚史论基础之上的对客观事物的认知特点及其系统性,而实用性只是实际操作和应用的过程。只有新闻实践而不具备新闻史论基础或只有新闻史论基础而不具备新闻实践经验,都不能成为理想的新闻从业人才,也不适合从事大学新闻教育工作。因此,大学新闻教育必须要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出适宜未来新闻业发展及社会需求的合格人才。从而在我国传统新闻史教学体系缺陷的基础上提出适应专业和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教学模式,树立和贯彻从知识到理论再到思想的立体化的教学模式。

2.新闻史学科发展的需要。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2]一书的绪论中曾谈到,观察历史有三种方法,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所谓原始的历史意即以考据精详的史事为追求,以史实的梳理考证为任务,从隐晦曲折的历史信息中建立起历史长河的纪念碑。所谓反省的历史,则是建立在原始的历史基础之上,强调对历史的理解与反思甚至批评,这一层次的史学研究要有对历史人物意图、目的、动机的探求,要有对史事前因后果的反刍,更要有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推测,研究层面由知识上升到理论。而所谓哲学的历史,则是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它是对历史的思想的考察,即“通过具体的历史来表达并帮助人们理解历史中所包含的普遍或一般的哲理”。也只有通过哲学的思辨才能透过历史表面的喧嚣去抓住历史的本质。

综观当前我国新闻史教研的实际情况,发现还处在第一个层面,即原始的历史层面。当然在这里我们要感谢老一辈新闻史学研究者在“纪念碑式的历史”阶段中所做的重大贡献。毕竟这也是整个新闻史学研究教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只有经过原始的历史的积淀,才能打开反省的大门,进而抵达哲学的境界。但作为一门新闻史学学科,仅停留在这一原始的历史阶段,将会阻滞其前进的步伐,毕竟只有通过思想,历史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形成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才能产生真正的史学。

教学与研究相互促进,因此通过新闻史“知识-理论-思想”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进一步推动新闻史学研究水平的飞越。真正从新闻史学科自身出发,以历史学视角解析新闻史学的发展研究状况,认清新闻史目前所处的分阶段和位置,只有这样才能在新闻史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效果上实现深层次的跨越。黑格尔提出的“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的三种观察历史的方法不仅是我国的新闻史教研可资参照的衡量标尺,更是一种能帮助史学教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不同境界与追求。在此基础上将有利于实现新闻史学自身的重大突破,推动我国新闻史学科体系建设与发展,[3]构建富有时代特色的新闻史课程体系。

二、实现新闻史“知识—理论—思想”三位一体化教学模式的重要意义

1.对专业学生而言,可使其知识结构更趋合理。从大学生人才的培养角度看,不是培养成读死书与死读书的人,而是要培养成具备综合分析理解的能力和联系实际融会贯通的人才。因此,采用“知识——理论——思想”三位一体化教学乃是成功培养合格大学人才的科学渠道。这一教学模式关键是要让学生从新闻史实中深刻领悟到知识精髓,如在讲到美国黄色新闻大师赫斯特及其报业时,不仅仅停留在对黄色新闻代表人物、黄色新闻代表性报纸及黄色新闻特点的识记上,而是帮助学生从世界范围分析黄色新闻大潮产生形成的原因、影响及趋势,并进一步将当时的黄色新闻情况与今天新闻界实践表现联系起来思考,这样对于今天全球传媒娱乐化的形势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同时对于防范娱乐化的负面影响也有了更多更深的思考。从而为其将来的新闻实践工作指引了前进的方向。另外在谈到西方国家所施行的广播电视体制时,不只是传授体制类型的基本知识,而着重帮助学生分析历史上这些体制转型的内在动因,继而联系实际分析这些不同体制的特点及利弊,并进一步思考中国现行新闻体制与西方国家新闻体制的区分及可行性,从而更好地引导学生宏观地看待我国新闻体制优势及改革发展的地方。还有在讲到大众化报业或商业报纸时,会进一步谈到新闻价值理论,分析思考新闻价值理论产生的条件及社会时代背景。类似的实例很多,在此不必一一说明。总之,通过这样的教学与训练,学生不仅很好地掌握了新闻史的学科知识,同时还提升了其理论思维,真正被培养成为有思想的人。

2.对教学效果而言,使史学“不死”,有利于优化课堂效应。对于史学课程,学生长期以来形成一种成见,以为不用听课只要自己看教材即可。基于这种现状,采取“知识——理论——思想”三位一体化教学方法,可以极大程度地活跃课堂,使其充满生气,富有类似于其它业务课程的那种“动感”,真正让史(“死”)学活起来。对于教材上的那些具体的新闻事件、新闻史实、新闻人物的确不需教师多说,只要稍加提示学生自然能看明白,但透过书本上的史实对于深层次本质上的问题却需要老师综合利用各方面知识加以解析,而这一部分的内容也正是扩充学生知识结构的,因此通过这样的讲解自然会受到学生的喜欢。如讲到法国报团的形成及特点时,进一步深入开掘分析法国报团晚于英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因,并将历史成因与今天法国传媒产业发展现状相联系,从而为学生理出了一条清晰的思路,也为其思考其它国家传媒发展现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如是,大大激发了学生对新闻史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3.对专业教师而言,将有利于提升其科研和教学水平。实施“知识——理论——思想”三位一体化教学,这是一种相对于传统新闻史学教学方法的高要求,而这种高要求的对象首当其冲就是教师,只有教师首先并充分地做到了“知识——理论——思想”三位一体化教学革新的准备,方可有效地施行于学生。以前我们一些新闻史教师在教学准备时,集中全部精力放在对史实资料的搜集和考证上,虽然下足了功夫,但其课堂效果并不理想。而通过这种“三位一体化”教学模式的革新,教师需要从史实到理论再到哲学思想全方位做好教学准备,这自然提升了其专业素养和教学技能。如在准备“大众化廉价报纸和通讯社诞生与发展”的教学内容时,笔者本人结合新闻理论知识对新闻客观性这一新闻学核心理论进行深入解读,如此一方面通过“全方位知识”的传授提升教学水平,做到了既有翔实史料的展现又有理论的深层次拓展;另一方面正是有了这种史论紧密结合的逻辑思维,将有利于教师在科学研究中发挥出更好水平,基本能做到纵横捭阖。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陈娜:《跨越新闻史教研的三重门》,《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4期,第18页

[2]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8月,第1页

[3] 陈娜:《跨越新闻史教研的三重门》,《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4期,第18页

入团思想汇报 篇4

通过最近的入团基本知识学习，我认识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性质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但我深知更主要的是以身作则：学习上认真努力，政治上要求先进，活动中更要积极。要认真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科学发展观，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才能得到锻炼，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下面我将总结一下我在思想、学习、工作等方面的情况。

在思想政治方面。我积极要求进步，努力向团组织靠拢，我知道努力决对不能盲目，要有正确方向的指引。与此同时我还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和思想政治修养，除了学习团章之外，我还经常阅读一些有关团建、团史以及团员先进事迹的书籍和报刊等，而且把一些原则性的问题积极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在思想道德上的不断提高不仅为我以后加入中国共青团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且可以为更多同学入团做好充分服务准备工作。

在学习方面。我上课认真听讲，课后及时完成作业，做到认真预习、复习两个方面一起抓，我积极阅读各种书籍，查询各种资料，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此外，我还多次参加学校组织的多项活动，虽然并没有获得多少骄人的成绩，但积极的参与促使着我更加进步，促使着我走向成熟，融入学校，了解社会，肩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神圣的使命。在工作方面。我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虽然没有担任班干部，但积极的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不给老师同学添麻烦，严格要求自己，积极要求进步。

作为一名团员，我也时刻注意当今世界时事政治的变化。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亲民化的路线让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也增加了我对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无限向往。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知识永无止境，学习更无止境。现在我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我要做的就是不断地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不断地去扩充自身的知识储备，以提高自身的修养。为了能尽快的得到团组织的认可，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我将继续积极参加团支部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活动，团结同学，互助互爱，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做好社会实践工作，做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基本入团申请书格式 篇5

申请书标题是由申请内容和文种名共同构成，格式如申请书等。题目要在申请书第一行的正中书写，而且字体要稍大。如入党转正申请书就是入党转正(内容)和申请书(文种名)构成的，入党申请书、入团申请书、转职申请书等也是同样的道理。

2、称呼

在标题下空一行(标题若位于第二行，可以空两行)顶格写出接受申请书的组织、机关、团体、单位的名称或有关负责人的姓名，后加冒号。一般都是尊敬的、敬爱的、等形容词+接受申请的人名称。如入党申请书则是“敬爱的党支部：”，转职申请书则是“尊敬的人事部：”等。

3、正文

这是申请书的写作关键，前面一段先自我介绍，然后写对申请的事件的认识、动机、理由等等，动机和理由要重点写。如果申请的理由比较多的话，则可以从几个方面、几个阶段来写可以写写你申请这个事件的意义。如入党申请书则是对党的认识啊、为什么入党等。最后别忘了表达自己的决心。

4、结尾

正文写完后下面空一行，在这行前面留两空格，使用礼貌的祝颂语诸如“此致敬礼”之类。

5、落款

6、附件

入团学习十七大精神思想汇报 篇6

一、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共产党人总走在时代前列。今天，年轻人高举光荣的旗帜：XX年，35岁及以下的年轻党员，已经超过1691万名。时代向前，精神一脉相承；时代在变，共产党人的信念和追求不变，党的生机与活力不变。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是共产党的后备军，要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作为历史使命，切实增强时代赋予的责任感。

二、xxx在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他进一步强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统筹兼顾。总书记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定义和“四个必须坚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系统回答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同时，总书记还就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四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XX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我以为，这“四个必须坚持”和“四个要求”，就是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宣言书，它将彻底摒弃过去一些地方发展唯gdp论的弊端。作为一名共青团员，从学生时代开始就要进一步深化国情、党情、团情认识，树立积极向上、爱国爱民的思想意识和发展意识，更要从小就理解并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意识，从身边作起，从小事做起，从节能减排做起。

三、xxx在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道路是一条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矛盾新问题，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的伟大旗帜，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坚持以人为本，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只有这样，才能够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我们的伟大事业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我对十七大报告的体会是，它就是我们发展中国特色****伟大事业的宣言书。

入团基本知识与社会实践思想汇报 篇7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复习百分数的意义。

师:百分数的意义是什么?

生: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的数, 叫作百分数。

2.把下列各数化成百分数。

师:说说自己是怎样想的?

把小数扩大100 倍作百分号前面的数, 就可以把小数化成百分数。

可以把分数化成小数, 然后把小数化成百分数;如果分数的分母是100 的因数, 可以把分数的分母扩大若干倍, 把分数的分母化成是100的分数, 然后把分母是100的分数化成百分数。

【设计意图】首先复习百分数的意义。把小数、分数化成百分数。进一步巩固已学过的内容, 为新知教学做准备, 为知识的迁移做铺垫。

二、探究新知

1.创设情境。

(课件出示情境图)

师:请同学们观察情境图。

师:这幅情境图呈现的是一幅统计图。请学生说说从统计图中知道了什么。

生:统计图中横轴表示姓名, 分别是王红、李芳、林小刚;纵轴表示路程/千米, 每一格表示1千米。

师:能提出哪些与分数有关的问题?

生:①李芳跑的路程是王红的几分之几?

②王红跑的路程是李芳的几分之几?

③王红跑的路程是林小刚的几分之几?

师:这些问题你是如何解答的?说说你的想法。把什么看作单位“1”?分别用一句话把这些问题换成含有数字的语句说出来。然后列式解答。

师:王红跑的路程是李芳的几分之几?

师:王红跑的路程是林小刚的几分之几?

2.根据统计图提出有关百分数的问题。

师:你能根据统计图提出有关百分数的问题吗?

生:①李芳跑的路程是王红的百分之几?

②王红跑的路程是李芳的百分之几?

③王红跑的路程是林小刚的百分之几?

师:这些问题你是如何解答的?说说你的想法。把什么看作单位“1”。分别用一句话把这些问题换成含有数字的语句说出来。然后列式解答。

师:李芳跑的路程是王红的百分之几?

答:李芳跑的路程是王红的80% 。

师:王红跑的路程是李芳的百分之几?

答:王红跑的路程是李芳的125% 。

师:③王红跑的路程是林小刚的百分之几?

答:王红跑的路程是林小刚的71.4%。

【设计意图】通过解决“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的简单实际问题”, 让学生提出不同的问题, 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学生们根据“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的方法, 通过类推、迁移旧知, 思考并掌握“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的计算方法, 促进了知识的迁移。

三、巩固运用

1.完成“练一练”第1题。

师:说一说题中的条件和问题。把什么看作单位“1”?

生:题中的条件是“六年级有学生150 人, 其中30 人是学校的环保志愿者”。

问题:环保志愿者的人数占六年级学生人数的百分之几?

把六年级学生150 人看作单位“1”。

列式解答:30÷150=0.2=20%

答:环保志愿者的人数占六年级学生人数的20%。

2.完成“练一练”第2题。

学生独立完成, 指名说说解题的思考过程。

答:我国鸟类种数约占全世界的13.8%。

【设计意图】在解决“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的实际问题中, 学生根据“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的实际问题, 进行转化, 体现迁移思想和转化思想在数学课堂中的有效应用。

【教学反思】

1.读懂教材, 挖掘教材的内涵。

首先复习百分数的意义。把小数、分数化成百分数。进一步巩固学过的内容, 为新知教学做准备。

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 为了统计与比较的方便, 人们经常用百分数表示调查与统计的结果。注意把百分数的学习置于统计活动的背景之中。引导学生根据这些统计数据求出相关的百分数, 利用这些图表中的百分数, 进行比较和判断, 进一步描述数量之间的关系, 进行简单的决策。这些活动, 都有利于学生加深对百分数意义的理解, 深刻体会百分数的应用价值, 增强数据分析观念。一方面可以启发学生借助图形直观思考解决问题的思路, 另一方面也体现分数、百分数与统计的密切联系。让学生进一步深化对百分数的理解, 体会百分数的应用价值, 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抓住新知与旧知的联系, 促进知识的迁移。

学生根据“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的方法, 提出不同的问题, 进一步巩固解题方法, 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通过类推、迁移旧知, 思考并掌握“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的计算方法, 促进了知识的迁移, 培养了学生的迁移能力。

3.渗透数学思想方法,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创设情境时, 呈现学校田径队三名队员在一周中参加长跑训练所跑路程的统计图。以统计图的形式呈现问题, 数形结合, 把百分数的学习与统计有机结合。借助直观图理解题意, 蕴含着数形结合思想。把抽象的数学语言、数量关系与直观的几何图形、位置关系结合起来, 通过“以形助数”“以数解形”, 通过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结合,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抽象问题具体化, 从而达到优化解题途径的目的。

入团基本知识与社会实践思想汇报 篇8

[摘 要]列宁在探索苏联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首先确立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即法制统一原则、宪法至上原则、权力制约原则、人民利益至上原则。这些原则对构建苏联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法治实践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对我国今天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列宁法治思想；基本原则；现实启示

革命导师列宁领导苏联人民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国家中，构建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对建设新生的苏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起着纲领性的作用，这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也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基本原则

（一）法制统一原则

列宁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必须实现全俄法制统一，防止法出多门。在俄国国内战争时期，其法制遭到严重的破坏。战争一结束，列宁开始积极探索统一的法制的建立。1920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重要决定：“除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外，其他任何机关都没有颁布具有全国性意义的立法文件。”這一决定规定了颁布全国性立法文件的主体，在立法权属上确保了全国法制的统一。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列宁对法制的统一问题更加重视。1922年，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中更加鲜明地阐释了法制统一的思想，认为 “法制只能有一种，而我们的全部生活中和我们的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弊端就是纵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他们总是希望保持同喀山省不同的卡卢加省法制”，“但我认为，法制不能有卡卢加省的法制，喀山省的法制，而应是全俄统一的法制，甚至是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的法制”。[1]

（二）宪法至上原则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公民自由的保障，是公民权利的源泉。在列宁的眼里，“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1909年列宁在《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一文中写道：“宪法的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议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议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体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和俄共（布）就到宪法在阶级统治和人民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性，列宁指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向任何阶级一样，要通过改变同所有制的关系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巩固政权。这是我的第一个无可争辩的基本论点！” [2]在列宁的领导下，1918年7月俄共（布）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宪法颁布后，列宁指出：“苏维埃宪法和苏维埃一样，是在革命斗争时期产生的，它是第一部宣布国家政权是劳动者的政权、剥夺剥削者——新生活建设者的敌人——的权利的宪法”。[3]可见列宁对苏维埃宪法的维护。

列宁还指出：“宪法的本质还表现在它是基本法律的法律，是关于选举和代议机关的法律”。也就是说，在列宁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他法律的立改废都以宪法为依据。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是“基本法律的法律”。

（三）权力制约原则

反对权力滥用，建立权力制约机制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的保障。如何建立有效的权力保障机制是不少政治家和法学家希望解决的难题。

针对权力制约，列宁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曾致力于建立完备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让人人都能参加国家管理，实行直接的民主、人民自治和“直接的人民立法”。但俄国落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让列宁的理想目标难以实现。于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以权力来监督权力，建立符合俄国国情的权力制约机制：第一，党的监督。党的监督是社会主义国家监督系统的核心和最高层次，是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及国家公职人员滥用权力的最具有约束力的监督。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共(布)建立了专门的党的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作斗争。[4]另外，列宁还反复强调党的监督重点是党的上层领导机关及其官员，特别提出要对党中央政治局决策过程实施监督。他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有一定的人数出席政治局会议，并有权审议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其目的在于使该机构“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第二，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最为广泛的群体，让人民群众来监督，才能体现监督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列宁认为要实现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建立完善的群众监督机构。根据列宁的指示，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以人民为主体监督机关——国家监察部，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渎职和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为了让更广泛的人民参与进来，1920年成立了工农检查院，规定该检查院拥有对一切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执法和守法的情况进行检查。列宁还提出直接吸收优秀的工农分子参加中央委员会，他指出这一领导体制可以达到三重目的：一是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人增多；二是减少了因某种不慎而造成的分裂的危险；三是“有助于改善我们遭透了的机关”。[5]另外，列宁认为，人民群众掌握罢免权，最能反映人民民主的本质，这是苏维埃政权的真正人民性所在，也是人民群众对权力监督和行使权力的重要体现。为此，列宁亲自起草了《罢免权法令草案》，规定：“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民意的机关”；第三，法律监督。列宁认为，解决官僚主义与权力腐败问题，仅仅使用教育、批评等手段是不够的，必须使用法律武器。根据列宁的建议，苏维埃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其中1922年的《苏俄刑法典》就规定了“职务的犯罪”：凡公职人员滥用权力、玩忽职守、贻误工作、损害政权机关的威信、侵犯公民权益、贪污受贿、泄露机密等,视其情节轻重，给予免职处分或判处一定的刑罚。

（四）人民利益至上的最高法律原则

“人民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这一原则首先是普列汉诺夫提出的。1903年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待，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則的那个原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提出：“对每一个民主原则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6]列宁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普列汉诺夫就一个恰恰对我们今天的时代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在颁布土地法的过程中就体现了这一原则。当时，俄共(布)是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实行集体的共耕制，而很多农民代表却主张实行土地社会化，还附了土地社会化的农民委托书，这份委托书是由《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根据242份地方农民的委托书拟定的。[7]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些人因此反对这份委托书，但列宁却反驳道：“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也应当跟随者实际生活前进，我们应当让人民群众享有发挥创造精神的充分自由”。由此可见，列宁对人民利益的重视，坚持把“人民利益是最高法律的原则”运用于实践。

二、列宁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现实启示

列宁的这些法律原则对于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崇尚法制统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在列宁领导俄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中，始终坚持法制统一，防止法出多门。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基础。同时，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也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要始终坚持以宪法为依据，贯彻宪法的基本原则，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坚持法制的统一性，其要求有两个：一是要求避免法律中的矛盾；二是要求法律普遍得到遵守。

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随着我国法制的发展，立法数量的增多，法律之间的冲突现象时有发生。法律之间存在的冲突严重损害了公民、法人及社会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妨碍了法制的统一。

法律之间存在冲突，其原因比较复杂，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法主体多元化，且它们之间的立法权限划分不够清晰；第二，经济利益多元化也是导致法制不统一的原因；第三，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再加上在个性凸显的时代，人们对事物认识有差异，致使法制冲突的出现。

要实现法制统一，首先要求立法机关在立法时对法律权限做出清楚明确的规定，防止法律各部门之间交叉立法的出现导致人们在守法时无所适从；其次，应当大力发展经济，从源头上预防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的产生，促使不同的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相一致；再次，应当加强法律的规范和监督，同时积极开展对现行法律法规的集中清理，对于一些落后于时代或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及时修订，杜绝法律混乱问题；最后，应当多加强全国范围内的法制宣传与教育，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减少人们理解法律出现的较大偏差。

（二）践行宪法至上，推进我国宪政建设

在列宁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基本法律的法律”。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诞生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这四部宪法反映了我国的发展历程，宪法的内容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人们的宪法意识也逐步增强。宪法是我国的母法，它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的结构形式、国家的基本国策、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组织及其职权等。它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而且从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上规范着整个国家的活动。宪法业已成为政党执政的根基，公民权利的保障，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形式。

宪政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内容，以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权为目的。宪政一词起源于西方，随着我国经济政治的发展，推进宪政建设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因为宪政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因此我们必须以宪法为起点，践行宪法至上，推进宪政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要有一部准确全面反映我国现存的基本社会关系和重要社会关系的宪法。这样，一国一切的社会关系都能在宪法范围内得到很好的调整，宪法之外无法则，确保宪法的权威作用；第二，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应当排除对宪法原则的任意解释和修改，保持宪法原则的稳定性。宪法的价值选择应当立足于宪法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并在总体上体现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而不是拘泥于采用各种具体相同内涵的宪法原则和宪法运作模式；第三，部门立法不得与宪法的相关原则相抵触，并且其立法原则必须要有宪法上的依据或者有效支持；第四，加强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从根本上确保宪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三）运用权力制约权力，完善权力监督机制

列宁的权力制约权力思想，在当今社会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他认为要通过党的权力、人民的权力和法律的权力来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他的这一思想对于我国反腐倡廉、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依靠道德教育、依靠先进典型来维护权力运行的廉洁性，但收效甚微，每年的贪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我们可以借鉴列宁的思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的权力监督机制：第一，加强反腐倡廉机构建设，克服权力滥用现象。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等一系列机构来监督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渎职和违法行为，我国也可以以此为鉴建立相关的监督机构，为人民监督权的行使提供明确的场所；第二，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监督机制。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应该自上而下的下行监督机制与自下而上的上行监督机制双向结合的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有机统一。在我国，自上而下的监督比较容易实现，而自下而上的监督的实现却困难重重，从而使一些本应避免的或查纠的违法、不当行政行为得不到及时预防和查纠，以致酿成重大失误。因此我们应当将上级机关及其领导者对下级机关所实施的下行监督与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所实施的上行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党政机关的信访工作，完善广大群众的上访制度，理清监督渠道，从而有效地遏制和消除政府领导层的权力腐败问题；第三，以完善的法律来保障权力监督的运行。这就要求我们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首先立法机关应当完善立法，使我们的权力监督有相应的法律做后盾。其次，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严格执法，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外的权力，并且要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贪污腐败行为严惩不贷，形成对腐败分子巨大的威慑力，使腐败分子无机可乘；第四，加强法制教育和宣传力度，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权力监督人员的法律素养。这样就可以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及时出现腐败现象，也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遏制。

（四）依托人民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利益是最高的法律，首先是由普列漢诺夫提出的，列宁非常赞同这个观点，认为“普列汉诺夫就一个恰恰对我们今天的时代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从而在今后的立法和执法过程中恪守该原则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所有者，因此，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致力实现的目标。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最终要落实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这是衡量党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也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把握了这一标准和要求，我们就能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站稳立场，保持正确的方向，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因此我们应当借鉴普氏人民利益是最高的法律，来维护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第一，立法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法律是人民权利实现的最有效最直接的保障，因此首先要在立法时坚定人民利益至上，这样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法律能切实维护人民的利益。另外，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国家会经常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制定中，往往注重部门利益、局部利益，而忽视了人民的利益。因此立法主体和政策的制定者应当在立法和政策制定过程中，以人民的利益为一切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第二，执法为民，全力解决关系群众利益的实际问题。我们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解决群众的穿衣、吃饭、住房和柴米油盐等具体问题。这就要求执政者在执法目的上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在执法标准上以人民满意为本，在执法方式上充分依靠群众、实行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第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既然要体现和维护人民的利益，就必须知道人民利益之所在。而要知道人民利益之所在，就必须要倾听民意，了解民愿，知民之所想，察民之所虑，准确把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要求。这条工作路线最重要的实现途径就是畅通群众表达渠道。列宁在曾经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创造了三条群众监督的路径：一是利用工人监督会组织实行监督；二是通过信访工作实行监督；三是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这三条路径对于我们坚持群众路线也是可以适应的，我们应当予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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