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精选12篇）

社会控制 篇1

摘要：美国社会学法学派学者庞德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 提出了社会控制理论说。从庞德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出发, 论述了法律的目的和利益学说, 最后反思理论中的几点限制并对中国借鉴该理论提出了构想和建议。

关键词：社会控制,法律目的,利益说

1 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是由美国社会学者爱德华·罗斯在1896年提出的。他在《社会控制》中指出, 人类经历从自然秩序走向社会秩序是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 一旦社会复杂化, 人类的情感不再维系自然秩序, 因而需要一种机制来稳定人类社会且不受情感的影响, 这样的机制就是社会控制, 它就是“稳定的、不受人的情感影响的关系。”庞德引用了这个概念,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解释了这个名词。社会控制手段包括法律、宗教和道德。与其他手段不一样的是, 法律靠强力实施。一些法学家对强力这个词并无好感, 因为从古希腊的诡辩论者宣布了怀疑现实主义的立场开始, 人们始终在找寻着强力背后某种永恒的东西。对此笔者认为是可笑的, 理论本身的缺陷和人类思维本身的形而上使得永恒是不可能达到的, 诚如自然法学派无法避免落入公平是为何物的思维桎梏中, 越想宣称“是什么”, 宣称的越是“应该是什么”, 既然最终的问题始终是“应该是什么”, 那就应该中立地看待这个词。

2 法律的目的和利益学说

2.1 法律的目的

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 庞德的研究兴趣在于功能性解释法律上——必须追问“你到底有什么用?”那么, 法律又有什么用呢?对于目的理解, 庞德深受耶林思想的影响。耶林认为, 人与自然界是相通的, 自然界中有因必有果, 对人类社会来说, 包括法律在内的所有社会制度都是有目的社会行动的产物, 法的核心问题是法律的目的, “法律概念乃是为人而存在的-他们是实现人之目的手段, 而不是人为法律的概念而存在的;因此法律科学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发现正当和正义在此时此地所提出的要求。”庞德辩证地吸收了耶林的观点, 他引出了法律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控制功能, 而判断控制的标准就是正义。随之, 庞德对法之历史发展阶段进行梳理, 企图从史实中探寻出法律的目的。

2.1.1 从法律史的角度考察

庞德将法律体系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原始法、严格法、衡平法和自然法、成熟法以及社会法阶段, 它们的对比图如下:

另外, 庞德还提出了世界法的构想, 未来的世界法律秩序就是要促进全人类的普遍利益。

2.1.2 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考察

庞德将法律思想史划分为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新教法学、西班牙法学、17世纪、18世纪、19世纪、20世纪等九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九个阶段的思想路程:维护治安和和平一维护社会现状-东西各归所有-保护个人利益-强调自然权利-自我主张的最大化一保护社会利益。

无论从法律史还是法律思想史的角度, 庞德都想为我们指出法律的目的是有规律地前进着的,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寻得法律目的。可惜的是, 庞德谨慎的态度反而使得法律目的模糊化, 我们知道从社会法的视角延续下去, 法律这种社会控制手段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但还是没有办法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当然, 庞德从另一方面——利益学说方面对法律目的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2.2 利益学说

利益到底是什么?庞德沿用了耶林的观点, 把要求、愿望或需要定义为利益。“一个法律制度通过下面一系列办法来达到, 或无论如何力图达到法律秩序的目的:承认某些利益;由司法过程 (今天还要加上行政过程) 按照一种权威性技术所发展和适用的各种法令来确定在什么限度内承认和实现那些利益;以及努力保障在确定限度内被承认的利益。”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护的, 庞德提出了三类可以承认的利益: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其中包括了人格、家庭、物质、公共安全、道德和国家等各方面的利益, 涵盖面广, 对此, 美国法哲学家帕特森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其可以和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表所起的作用相媲美。当然, 作为一位思维缜密的法学家, 庞德自然不是随意杜撰和列举出这些利益类型, 这是他通过对法律文献和法的发展历史结合实际分析而成的, 他也为这些利益寻得了正当的依据, 即法律的价值。“对各种利益的承认或拒绝承认以及划定那些得到承认的利益界限, 最终都是按照一个确定的价值尺度来进行的。”那么, 法的价值又是如何获得的呢?他认为一是从经验中去寻找某种能在丝毫无损于整个利益方案的条件下使各种冲突和重叠的利益得到调整, 并同时给予这种经验以合理发展的方法, 经验和理性相辅相成, 共同成长;一是按照一定时间和地点的文明的假说来进行评价, 这些假说把价值和现实联系起来, 由此理论联系了实际, 社会控制背后的理想成分不再脱离社会现实;一是关于法律秩序一种公认的传统的权威性观念, 这实际上是法律秩序的“理想图景”。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 庞德试图从三种价值原则中去说明这么一点:支撑利益学说的法律原则来源于生活, 基于利益学说的法律目的是要服务于社会生活, 而对利益的界定是要保障法律正当地控制社会。

3 反思和借鉴

庞德信奉实用主义, 他相信特定时空限制下, 利益说也能最大满足社会需求以完成法律之目的。但是, 庞德的理论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 笔者归纳如下:

3.1 法律目的推定的漏洞, 利益的主体不明确

庞德的法律目的是来源于生活, 服务于生活, 但理论部分却是由五点假设得来。既然如此, 我们不禁要质疑了, 这种真实的程度到底是多少, 真的已经足够接近真实了吗?我们不得而知, 庞德也无法给我们确切的一个答案, 这就是他推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薄弱环节。

再次, 庞德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三种类型, 社会利益为最高。但社会利益是个大而泛的名词, 总体上是无法把握的, 社会利益具体落实到个体, 应该如何操作?究竟是多大组合的个体才能够代表社会的利益, 这个组合之外的个体利益应该如何保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利益的主体仍不明朗。

3.2 法律的生命力受到挑战

庞德将法律类比于一种社会工程, 法律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控制, 社会是法律的安身立命之所。由此可以看出, 庞德的思想中带有法律工具主义色彩, 法律只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但法律也有其独特的生命, 它有着自身的价值和力量, 它有独立和骄傲的一面, 是需要人类来信仰的。法律过多地围绕着社会转, 那它的生命力将会被削弱, 同时, 也可能出现像纳粹利用法律进行屠杀的滥用法律这个社会控制手段的情形。

庞德的法律控制理论, 抛弃了单纯对法律理想主义的憧憬, 将视野转移到法律对社会控制的实际功效上来, 对当今的中国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他让我们更加看清法律的重要性, 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 推动中国文明社会的发展。庞德对利益的分类并把社会利益推至最高地位, 对我国处理个人和社会关系也有着指导作用。法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手段, 在保障个人获得最低限度人类生活权利的同时, 应该站在更高程度上发挥更大的实用主义功效, 使得整个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向文明社会迈进, 这就是庞德之法对我国法社会发展的借鉴意义。

社会控制 篇2

摘要：本文首先论述了庞德法哲学的思想渊源，其次通过梳理文明、法律以及社会控制三者的关系以此阐述庞德对于法律、法律任务以及法律价值的理解。文章的最后作者尝试性地分析了庞德法哲学的研究进路，并且结合庞德的法哲学思想阐述了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启发。

关键词：庞德；实用主义；法律任务；法律价值；法治

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1870年—1964年）是美国20世纪著名法学家。作为美国著名的社会法学的代表人物，社会法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成就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的法学家，成为美国的官方法学。《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是罗斯科·庞德于1916—1936 年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校长时所做的两篇专题讲座的讲义，篇幅不大，但却详实而又清晰的说明了庞德对于什么是法律，法律的价值以及法律的任务这些在法理学中最基本而有最有争议的问题的思考。

一、庞德实用主义法哲学的思想渊源 庞德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同时他的社会学思想来源于三位美国的社会学家，李斯特.德沃、阿尔贝恩.斯莫尔和爱德华.罗斯的影响。其法学思想主要来自于霍姆斯、耶林和柯勒。

（一）哲学思想渊源

实用主义是庞德社会法理学的哲学基础，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对庞德有着较大的影响。詹姆斯的世界观是彻底的经验主义，并且认为经验首先是一个公准，其次是一个事实陈述，最后是一个概括总结。詹姆斯认为，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

[1]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即：有用就是真理。庞德的法律理论体现了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社会法理学提供了一种以功能进路看待法律的方法：庞德关注法律的实际效果和作用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原则，将法律视为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法律的目的在于衡量权益、需求和要求。同时庞德又修正了詹姆斯满足尽可能多的要求的功利主义倾向：首先，他认为目标应该在于满足尽可能多地总量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减少牺牲和浪费；其次，利益的承认、界分和保障最终是个价值衡量问题，而价值问题是科学法学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庞德和詹姆斯有所不同。

（二）社会学思想渊源

1.李斯特.德沃的社会学思想

李斯特.德沃的社会体系主要强调“文化的心理因素”以及从需求和利益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受孔德的实证主义和斯赛宾的进化论的影响，沃德认为宇宙进化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社会进化是宇宙进化的一部分。社会进化的主要力量依靠于人类心理的能力，即创造性综合，这种能力构建成了社会结构的背景和人类幸福的源泉。在此基础上，沃德主张建立一门为改善人类社会服务的社会学，希望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干预消除贫困或者将贫困最小化。沃德对于人类进步和人类对于社会控制的信心影响了庞德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

[1]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朱羽伦、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97版，第29页。2.阿尔贝恩.斯莫尔的社会利益和冲突理论

阿尔贝恩.斯莫尔主张把社会结构和功能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人际之间互动的过程。他提出的社会利益和冲突理论认为，个体和群体的生活充满了利益，其基本利益可以分为六种：生理需求、财产、社交知识、审美和正义。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最原始的模式是利益冲突，但是通过社会化，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变成了合作，并因此形成了多种社会群体和制度，从而构成了社会过程。在庞德看来，莫尔斯是在他研究的关键时刻给他决定性推动力的几个人之一。庞德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斯莫尔的社会利益和冲突的理论。

3.爱德华.罗斯的社会控制论

罗斯认为人性中本来就有“自然秩序”，包括同情心、社交性及正义感三种成分；人类社会早期，人们彼此同情，互相帮助，相互约束，自行调节行为。人类处于自然秩序状态，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快，移民的涌入，使得人性中的自然秩序瓦解，越轨与犯罪等社会问题加重，因此必须有一种新的机制来维护社会秩序，即“社会控制”。而在所有不同的社会控制工具——公众意见、信仰、社会建议等中，法律作为“社会使用的最特别和高度精致完美的控制机器”居于最高地位。循着罗斯的理论脉络，庞德集中于法律的社会特征研究，并把法律视为具有良好社会秩序的需要同时会影响那种社会。

（三）法学思想渊源 1.霍姆斯

霍姆斯主张今天利用历史而不是成为历史的奴隶，在这个意义上，他否弃了而又发展了19世纪的历史法学，在历史法学和分析法学将法理与立法理论区分且在法律思想领域排除了政策要素的背景下，霍姆斯关注法律方法，承认司法审判中的法律发现要素与支配法律制定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霍姆斯有意识地思考协调彼此冲突或者互相重叠的利益；他相信效用，主张从功能的观点看待法律秩序，而不关注对法律的性质和定义的空洞争议。庞德认为霍姆斯是社会学法理学的先驱者，而自己和卡多佐法官则是在社会哲理的方向上发展着霍姆斯的思想。

2.耶林

耶林是社会功利法学的创始人，他反对从分析历史材料来界定概念并且根据一种纯粹的机械逻辑过程从概念中推导出案件判决的方法，主张法律律令应当参照它们的结果和实际适应情况加以阐释和检测。耶林将目的视为全部法律的创造者，认为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并且耶林还把利益称为请求、要求和愿望，即如果有一个组织的社会想要存续，法律就必须做些什么。耶林的思想对庞德的目的理论和利益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柯勒

新黑格尔代表人物柯勒认为，法律和文明是相对的。文明是一种观念，是最大限度——即认为为了自身的目的而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其中包括对人性的控制——展现人类力量的社会发展。对于过去，法律是文明的一种产物；对于现在，法律是维系文明的一种工具；对于未来，法律是增进文明的一种工具。并不存在着适用于所有文明的普世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原则，存在的是一种普遍的文明观念。为了使法律更好的发挥作用，需要提出一种比维护和增进文明更为明确的东西来指导立法、司法和法学。因此他创造了“特定时空下文明的法律先决条件”理论——每个特定时空下的文明都具有某些法律先决条件，即各种有关法律制度和法律律令应予现实的权力的观念，法学家的任务就是阐明这些特定时空下的法律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整个文明社会的法律先决条件，并且以此来型构那些传承至我们的法律材料。庞德将柯勒的上述观点概括为对于法律的文明解释。庞德认为，阐释特定时空中文明的法律先决条件的做法是他所处时代法律科学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在批判继承这种解释的基础之上，庞德提出了其著名的社会工程理论。

二、庞德法哲学思想下的法律

法律是什么？这个是难以回答的问题。西方许多著名的法学家都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也正是基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也形成了西方的许多法律流派。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是普遍的自然理性，实证分析法学派则认为法律是规范性秩序，历史法学派则认为是法律是经验的产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庞德认为，法律是一门经验科学与社会科学，需要随着社会不断变化发展的情况，适时的调整和改造，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事实。

（一）文明与社会控制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的第一部分就写到了文明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庞德认为，不论

[2]我们把文明看作事实还是观念。我认为它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出发点。并且，庞德认为，文明是人类力量不断地更加完善的发展，是人类对外在的或物质自然界和对人类目前能加以控

[3]制的内在的或人类本能的最大限度的控制。这里庞德论证了人类本性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人类在进入政治组织社会以来，正是因为人类对于自身内在本性的控制，才创造了当今政治组织社会的文明。但是这里就会存在两个问题，人类在进入政治组织社会以来，为什么对自身的内在本性进行控制，这种内在的或者人类本性所取得的支配力究竟是什么？庞德却认为，这种支配力是直接通过社会控制来保持的，是通过人们对每个人所施加的压力来保持的。施加这种压力是为了迫使他自己本分来维护文明社会，并阻止他从事反社会的行为，即不符合[4]社会秩序假定的行为。基于此种想法，庞德认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就出现了三种，道德、宗教和法律。

1.道德与宗教的社会控制

在法律产生以前或法律尚未从道德和宗教中分离出来以前，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是道德和宗教这两种方式，人们通常使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宗教礼仪、伦理习惯、调整关系的传统方

[5]式、城邦立法，把所有这一切看作一个整体。因此，除去法律这种社会控方式，其他的社会控制方式的界限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其他的社会控制方式却在不知不觉中孕育了法律这种特别的控制方式。当伦理发展的结果产生了道德体系时，就出现了一种法律的发展阶段，[6]人们试图将法律与道德等同起来，使道德戒律本身也成为法令。至于宗教，很多早期的法

[7]律，接收了宗教制度和宗教戒律，并用国家的强力加以支持。法律中蕴含的很多理想的成分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说近代法律这种社会控制方式的形成受到宗教和道德很深的影响。

2.法律的社会控制

我们这里说的法律的社会控制一般认为是近代社会，并且法律在近代社会成为了的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庞德认为，在当前社会中，我们主要依靠的是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

[8]我们力图通过有秩序地和系统地适用强力，来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法律虽然能够促进社会文明不断地进步，使得社会更加有秩序地运行，但是法律却对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如果我们回到庞德所讨论的文明社会中人类本性所取得的支配力的这一问题，那么就应该是近代社会的社会控制方式就是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而法律仅仅是政治组织社会强力的一个附属品。而庞德又论述到，今天，社会控制首先是国家职能，并通过法律来行使。它的最后效力依赖于转为这一目的而设立或遴选的团体、机构和官员行 [2][3][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楼邦彦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页。同上，第10页。[4]同上，第11页。[5]同上，第11页。[6]同上，第11页。[7]同上，第11页。[8]同上，第12页。使的强力。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强力”是国家权力。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我们发现法律这种社会控制的方式无非就是国家通过实行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控制。但是，庞德并不会赞成这种观点。庞德认为，调整社会关系和安排行为仅仅通过行使政治组织社会权力的人们来适用强力来实现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一定要为法律找到一个较好的根据，一定要找出强力背后的某种东西，强力不可能是社会控制的最终实现，在强力背后有某种永恒的或至少是相对

[10]永恒的东西这样一个观念。庞德没有承认法律是政治组是社会强力的附属品，同时也没有将法律和强力完全对立起来，而是转入“实然”与“应然”讨论的范畴。现实中，法律依靠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对社会进行控制，在这个实然的层面上，我们不能发现强力背后永恒的观念是什么，而是应该讨论应然层面上强力背后的东西是什么，这样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一种存在，使得人们普遍服从法律，约束自己的本性。我们可以通过庞德的论述，尝试性的去回答这一问题。

（二）庞德对法律的解读

庞德受到法律实用主义的影响，他对法律本身的解读与其他法学流派和法学家们的解读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最难能可贵的是庞德他跳出了法律本身的束缚，以社会控制为视角对法律进行的解读，有着特别的意义。

1.法律是什么 庞德认为，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都曾用着法律的名称，而人们都曾试图以其中一个为根据来解释所有这三者。第一，法学家们现在所称的法律秩序——即通过有系统地、有秩序地使用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来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制度。第二，一批据以做出司法或者行政决定的权威性资料、根据或指示，这也就是当我们讲到印第安纳州的法律、比较法、财产法或契约法时所理解的东西。第三，卡多佐法官中肯地所称的司法过程，而今天我们还必须加

[11]上行政过程——即为了维护法律秩序依照权威性的指示以决定各种案件和争端的过程。庞德认为上述的概念都可以用社会控制的观念加以统一，即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制度，它是依

[12]照在一批司法和行政过征程中使用的权威性法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庞德认为，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律比较有争议的，它包含着三种成分，法令、技术和理想：即按照

[13]权威性的传统理想由一种权威性的技术加以发展和适用的一批权威性法令。首先，法令中本身就包含着技术成分和理想成分。其次，发展和适应法令的技术、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艺术，都是有权威性的。最后，理想成分是一些公认的权威性理想。但是，还有一些重要的构成法令的要素需要我们进行考量，各种规则、原则说明性概念和规定标准。一项规则是对一个确

[14]定的具体事实状态赋予一种确定的具体后果的法令。法令最初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一个

[15]原则是一种用来进行法律论证的权威性出发点。法律经验以归纳式思维总结的产物。一种概念是一种可以容纳各种情况的权威性范畴，因而，当人们把这些情况放进适当的筐子里时，[16]一系列的规则、原则和标准就都可以适用了。最后，一个标准是法律所规定的一种行为尺

[17]度，离开这一尺度，人们就要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或者使他的行为无效。这些都是法令构成的基本性的要素，但是法律的存在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社会现实的变化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2.法律同权力的关系 [9][9][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楼邦彦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页。同上，第17页。[11]同上，第24页。[12]同上，第25页。[13]同上，第25页。[14]同上，第27页。[15]同上，第27页。[16]同上，第28页。[17]同上，第29页。[10]我们认为这里说的权力是指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庞德通过对两种观点的批判论证法律同权力的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社会中的法律就是权力，但是庞德却认为法律是对权力的一种限制。社会控制需要有权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压力来影响人们行为的那种权力。最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筑在政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者强力基础之上的。但是法律绝不是权力，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起来，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18] 促进文明的一种东西。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是权威性的价值准则。这种观点认为，对任何道德的原则、任何事物的标准或对互相冲突的或重叠的人类需求进行评判的尺度加以证明，是不可能的。因而那些掌握政治组织社会强力的人们，为表达一个在社会上或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自

[19]我利益，便任意地规定或者建立各种价值标准，并强使其他人服从它们。如果仅从法律对政治组织社会强力的依赖性去论证，这种观点似乎很具有说服力，但是庞德却能够加以反驳。庞德认为，在我们的法律中记录着为理性所发展的经验和被经验所考验的理性这样一种教导[20]传统。庞德虽然认为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却并不否认法律本身是包含着人类理性的作 用。3.法律本身的局限性

我们虽然讨论了法律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但是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法律在社会中运行的效果也必须加以衡量，即法律实现的程度问题。法律并非是万能的，庞德也提出了在实际的社会运行中，法律也会受到社会现实的限制。第一，有些限制产生于对适应法令的事实，在其确定中所包含的各种困难。有些事实并不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并且这些事实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基于这样的事实，法律很可能做出错误的解释。第二，有些限制产生于许多义务难以捉摸，它在道德上很重要，但不能在法律上予以执行。第三有些限制产生于许多严重侵犯重大利益的行为，其所使用的方式微妙离奇，而法律对这些利益，如果可能的话，是会乐意给以有效保障的。第四，有一些限制产生于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许多重要的关系以及严重的不良行为不能适用规则和补救等法律手段。第五类限制产生于为了推动和实施法

[21] 律，必须求助于个人的必要性。庞德从法律是什么、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以及法律本身的局限性对法律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论证，他认为法律本身就包含人类理性，而跳出法律本身而言，站在社会学立场去认识法律，法律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主要的方式，虽然实现社会控制需要法律依靠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但是庞德始终坚持强力背后存在着永恒的观念，否认法律就是强力以及法律就是统治阶 级的意志体现。

三、法律社会控制目标

（一）法律解决的前置性问题 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为什么会从道德和宗教中凸显出来，是因为法律对解决社会问题有着宗教和道德无法比拟的效果，而这种社会问题就是法律任务的前置性问题。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生存和发展，都有谋求满足的许多愿望和要求，这样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愿望就会不断地重叠和扩大，庞德称其为是一种社会工程。这就有了一项使生活资料和满足生活在一个政治组织社会中的人们的各种要求和愿望的手段，在不能满足人们对它们的一切要求的情

[22]况下，至少尽可能地做得好些。庞德认为这是属于法律正义的范畴，正义并非一种理想关系，正义更多的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应该是对人行为的调整和安排，并且能使得人类在谋 [18][19][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楼邦彦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9~30页。同上，第30页。[20]同上，第30页。[21]同上，第33~36页。[22]同上，第39页。求自己愿望和要求的同时，使得人类在最少的阻碍和浪费中得到最大的满足。这样，庞德将正义问题从法律理念范畴转向了社会制度设计的范畴，将法律视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

（二）利益观

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谋求满足的愿望和要求，因此这种社会制度的确立，在能够保证我们最大限度得到满足的同时，不能强迫我们去做一些与我们愿望和要求相背离的事情。从耶林理论来说，这些愿望和要求就是利益。庞德将利益分为三种：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而每一种愿望和要求很可能包含着几种利益类型，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而在法律制度中，这些利益是通过法律权利予以保障的。

（三）法律秩序的任务 通俗来讲，法律秩序的任务就是保证人类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法律秩序的目的是承认某些利益；由司法过程（今天还要加上行政过程）按照一种权威性技术所发展和适应的各种法令来确定在什么限度内承认与现实那些利益；以及努力保障在确定限度内被承认的利益。[23]但是法律秩序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它需要根据社会不断变化的事实以及人类不断出现的新的愿望和要求而发生改变。就像庞德所说的，当任何一个主张或要求已被拒绝承认或已得到承认并未被划定了界限时，法律对这个主张或要求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有些尚未被采纳

[24]的主张，还在不断地要求得到承认。但是这里却存在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要求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何种要求会受到法律的排斥，因此，需要有一个确定的价值尺度加以判断。

（四）法律的价值 庞德认为，我们很难提出一条能够使得每个人都去接受和遵循的价值标准，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要抛弃法律秩序，法律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比较合理的方式，并能产生很强的社会效果。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个为每个人所同意的普遍价值

[25]尺度，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必须放弃一切而将社会交给不受制约的强力。其实，各个法学流派对此问题也有很系统的理论论述，庞德认为被近代各种法律体系所假设或接受的价值尺度，会相当接近于真相。我们应该去利用这些价值，去无限的向真相靠拢，而非去摒弃一个几百年来人们普遍服从的法律秩序，代之以其他方式。庞德正是利用这些理论，着眼于各种法令的实际制定、发展和适用，提出了三种价值判断标准。

第一种是从经验中去寻找某种在丝毫无损于整个利益方案的条件下使各种冲突的和重

[26]叠的利益得到调整，并同时给予这种经验以最合理发展的方法。这种方案困难之处在于，如何解决两种根本冲突的权利，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根本冲突时应当如何选择。在近代法律的全部发展过程中，法院、立法者和法学家们虽然很可能缺乏关于正在做的事情的明确理论，但是他们在明确的实际目标的本能支配之下，都从事于寻求对各种冲突的和重叠的利益

[27]的实际调整和协调方法，以及（在不可能做得更多时）进行实际的妥协。这种方法使得损失最小的利益还满足人类的愿望，并且是经验和理性结合的产物。

[28]第二种方法，即依照一定时间和地点的文明的法律假说来加以衡量。当有新的利益要求法律承认时，利用这些文明的假说进行衡量。如果的得到认可，在用这些假说衡量新的利益与以确定利益之间的关系。庞德对此提出了几种基本的法律假说。第一，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够假定其他人不会故意对他们进行侵犯。第二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够假定他们为了相守其利益的各种目的，可以控制他们所发现和占用的东西，他们自己劳动的成果和他们在现行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下所获得的东西。第三，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假定与 [23][24][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楼邦彦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9页。同上，第46页。[25]同上，第65页。[26]同上，第66页。[27]同上，第67页。[28]同上，第68页。他们进行一般社会交往的人将会善意地行为。第四，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假定那些采取某种行动的人将在行动中以应有的注意不给其他人造成不合理损害的危险。第五，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假定那些持有可能约束不住或可能逸出而造成损害东西的人，将对它们

[29]加以约束或把它们置于合适的范围内。这些价值标准正适应了安全尺度利益向个人生活尺度的以转变的价值标准。并且也为哲学与法学之间提供了联系。使得文明社会中人类不断重叠的利益得到调整和满足。

第三种价值尺度，无论在罗马法还是在近代世界法律的古典时代都被使用过，而在法律成熟时期则完全被确认了，这就是关于社会秩序从而也是关于法律秩序的一种公认的、传统的权威性观念，以及关于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应当是怎样的东西，把它们适用于争端时应当

[30]取得什么样的后果等的公认传统性权威观念。这种价值尺度是对当前法律秩序的部分理想化，这种理想化的部分并不会超越我们以目前可以法律价值可能解释的空间和范围。

四、庞德法哲学思考

（一）庞德法哲学的双重进路

庞德被认为是法律社会学的创始人，站在法律之外的社会视角去研究法律，通过将法律与社会本身联系起来，来论证自己对法律的理解，通过上述我们对庞德的著作《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庞德法哲学的双重进路。首先，庞德将文明与社会控制进行联系，中间介入了法律的方式和手段，但是在其论证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发现法律对政治组织社会强权的依赖，而庞德本人并不承认这样的观点，转而认为强力背后必然有着永恒的观念使得人们自愿的去服从法律，而非服从于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或者统治阶级的意志。但是仅仅将从社会的角度而很难解释这个问题，于是第二个进路产生了，庞德又对法律本身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且批判了分析法学派的观点，庞德也承认法律本身含有理性的成分，这种观点不容置疑。通过这样的解释来论证法律并非是政治组织社会强力或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通过对法律本身的论述解决了社会视角下法律依靠政治组织社会强力的这一问题。所以，庞德的法律社会学的思想并非完全独立于法律之外，其对法律本身也有衡量的标准。

（二）尝试性回答的问题

通过庞德的论述虽然解决了在其文章开篇之中所提到的问题：“各门社会科学必须研究这种对内在的或人类本性所取得的支配力——它究竟是什么，它是怎么样产生的，以及最重要的是，它是怎样得以保持、促进和流传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庞德并没有在本书中明确的进行论述，这个问题就是法律这种社会控制方式的出现与人类去控制自己的本性存在着何种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庞德的论述尝试性的去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如果这种行为能够满足人类的愿望和要求，人类必然会选择。人类不会去做不能满足自己愿望和要求的事情。但是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多以及愿望和要求的重叠，人类便不能全部的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其次，道德和宗教这种调控方式不能很好地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而法律的出现可以较好的解决利益重叠的问题。于是人类选择去服从法律，因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人的利益的实现。因为在庞德看来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因此服从法律便是服从自己的理性，这样人类就能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本性。虽然庞德的价值假设中也提到了法律的强制性问题，把它作为保证人类实现利益的手段，但是我们认为强制性可以是人类控制本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也是其区别道德和宗教控制很重要的一点。如果说强制性依赖于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但是更深入的说，这种强制性更依赖于全体人类的利益。因此，法律从两个方面去促使人类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首先就是从正面而言，法律对于利益的确认。其次从反面来说法律对于侵害利益行为的处罚。[29][30][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楼邦彦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8~69页。同上，第71页。

（三）对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启示与反思 首先，庞德在文章中一直强调法律并非依赖于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而是依赖于其强力背后永恒不变的东西，这里永恒不变的东西我们认为是人类的文明，而文明的形成方式是人类利益通过法律控制慢慢实现的一种产物，同时庞德认为法律是对政治组织社会强力的限制。因此，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要不断地完善法律去限制国家的公权力，减少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做到我国公民的利益在法律的合理控制下慢慢的实现，进一步创造中国文明。

其次，对于法律本身的认识。从社会角度而言，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是人类利益不断实现的工具，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工具。因此制定法律一定要能够实现其社会的价值。从法律本身而言，法律一定要摆脱国家的强力以及公权力的意识形态，符合中国公民的根本利益要求。

审稿社会化与质量控制 篇3

关键词：社外编辑；审稿；图书质量

由于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出版企业尤其是编辑的压力日益加大。一方面，由于编辑力量难以满足书均效益日益降低、图书品种日益增加的需要，导致编辑审稿任务加剧，呈现超负荷运转状态；另一方面，编辑加工力量不足难以满足出版周期缩短的需要，导致书稿审读加工环节成为阻碍出版企业快速发展的瓶颈。减少审稿时间，势必影响图书质量；增加编辑力量，又会提高出版企业的运营成本，于是出现编辑加工社会化趋势。

编辑加工社会化是指出版企业将部分编辑加工业务交由社会力量承担的一种经营管理模式。通常，出版企业会选择专门从事编辑加工工作的工作室、相关专业高校教师、曾在出版社工作过的“自由态”编辑等担任编辑加工工作，这些社会力量确实解决了出版企业的燃眉之急。然而任何事都具有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大量书稿社外加工也带来了质量控制问题。因此，重议审稿社会化、控制图书质量尤为必要。

一、外审书稿存在的问题

通过归纳整理发排前书稿和成品书的质量检查情况，书稿中存在的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容加工问题，另一类是技术处理问题。其中，内容加工问题占81.4%，包括多（少）字、错别字、语句不完整、引文错误、文不对题等；技术处理问题占18.6%，包括正斜体错误、大小写不统一、术语不统一等。在内容加工问题中，多（少）字、错别字等这类纯文字问题约占42.4%，标点符号问题约占13.3%。文字错误问题如“分据（析）”“合金刚（钢）”“条行（形）按钮”“廷（延）时”“公益（共）性故障”。标点符号错误问题如“一首‘感恩的心’”（单引号应改为书名号）、“芙蓉姐姐、虐猫事件”（应为“芙蓉姐姐”“虐猫事件”）。

二、外审书稿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有些问题，特别是一些低级错误，并非由于编辑的业务水平不够高所致，而是与社外编辑加工不细致；责任编辑没有认真整理书稿，把关不到位；复审人员审核不到位；排版人员改错不到位或误操作；校对人员未认真把关等原因有关。此外，书稿中还存在一些需要编辑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加工经验才能发现的隐性问题。如：

（1）知识性错误：如“中国的书院早在19世纪就出现在发达的黄河流域”（中国的书院其实始建于唐代）；“中国有孔子，并有其名著《大学》《中庸》”（《大学》《中庸》非孔子作品）；“与我国接壤的有15个国家：朝鲜……锡金、不丹”（应为14个，2006年我国不再承认锡金）。

（2）逻辑性错误：如有关菜谱的图书，只提及调料的用量“精盐10克，花椒5克”，但在具体操作中未说明用处。

（3）概念性错误：如ξ=0为临界阻尼（应为零阻尼），1m=1000000nm（应为109nm）。

（4）计算错误：如20 * 3982.11=79642.28。

三、解决问题与控制质量的方法

1.关注源头，保证编写质量

当今社会，激烈的竞争、快节奏的生活、强烈的物质追求欲望使得人们的心态普遍趋于浮躁，较易将目光投注到眼前的得失和投机行为上，不少作者难有“十年磨一剑”的毅力和耐心，导致图书产品“先天不足”，后期加工难度增大，加工质量难以保证。若要保证最终的产品质量，首先应从源头——最初的策划组稿、作者选择、中耕抓起，使“不良品”减少或消灭在萌芽中。

2.重视外审队伍建设

目前编辑加工社会化已成常态，培养一支成熟的、加工技能过硬的社外编辑队伍并不断使其得到优化势在必行。首先，要选择具有较强责任心、专业知识扎实、文字功底良好、业余时间充裕且有一定加工经验的社外编辑开展合作；可以与一些综合能力较强的社外编辑签订合作协议，给予一定的收入保障，以利于队伍的稳定和管理。其次，应创造一定的学习条件，加强社外编辑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加工水平。再次，应注意外审队伍的专业结构建设，以弥补社内编辑在专业方面的不足。同时，要注意社外编辑的分类管理，对于不同专业领域的书稿，应有针对性地选择社外编辑进行加工。

3.控制品种，保证加工时间

俗话说“慢工出细活”，充足的审稿时间是保证书稿加工质量的前提。近年来，图书品种的剧增无形中缩短了编辑加工时间，导致图书质量下降。因此，必须控制图书出版的品种数，向单品种要效益，而不是简单地堆砌品种。

另外，确因急稿无法保证充足的加工时间时，也可采用社内多位编辑分别加工、责任编辑负责统稿的方式；为减少和避免低级错误，除编辑要认真细致外，还可借助其他辅助手段，如校对软件等。

4.夯实基础，保证整理水平

由于组稿编辑现在越来越难以静心做文稿加工工作，而是将问题交予社外编辑处理，或留待下一环节（复审、终审、校对）解决，从而导致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甚至遗留到成品书中。而且由于个别组稿编辑长时间不看稿，加工稿件的能力弱化，难以应对较为复杂的书稿的统稿工作。因此，组稿编辑也应不断加强业务学习，重视编辑加工经验的积累，不断提高自己整理书稿的水平。

5.奖惩并行，保证责任到位

为了保障编辑加工质量，通常还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这样既能提高社外编辑的工作积极性，有效地提高加工质量、加快加工速度，也能使社外编辑强化责任意识，重视编辑加工质量。在实际运作中，可通过调节社外编辑加工费用标准来体现。例如，在不超过规定标准的前提下，对于加工质量较好的社外编辑，可适当调高付费标准，或在年终结算时给予适当奖励；对于单本书加工质量不符合要求的社外编辑，可退回重新加工并调低该书的付费标准；对于加工质量经常不合格的社外编辑，则应引入相应的淘汰机制。

6.重视二三审，保证后审质量

我国图书出版业实行的是三审三校制度。由于很多编辑将书稿的初审权下放给社外编辑，难免产生加工不到位的问题。为稳妥起见，一定要重视二三审的把关作用，把问题解决在发排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控制和提高书稿质量，非一朝一夕之事，编辑需要时刻紧崩“质量”这根弦，出版企业也要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管理办法，使企业质量之树常青。

（帅志清，清华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参考文献：

[1] 柴淑萍.书稿编辑加工中应重点注意的一些问题[J].科技与出版.2011（6）.

[2] 吴惠娟.编辑加工业务外包问题研究 [J].编辑之友.2013（5）.

黄色新闻与社会控制 篇4

(一) 自由主义思潮对黄色新闻的推动

从17世纪英国的约翰·弥尔顿发表了著名的《论出版自由》一文开始, 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便掀起了一股关于自由的思潮;在19世纪, 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一书更是为西方资本主义新闻事业提供了新的理论, 自由主义实践也如潮涌此起彼伏。自由资本主义传播事业实践的繁荣与19世纪报刊的发展紧密相关, 由于资本主义各国的历史经济条件等的差异性, 新闻自由主义在各国的传播体制仍各有特色, 但总体来说都体现在政党报刊向商业报刊以及深入的再转变上, 具体来说过程又分为“商业新闻信”、“政论—政党报刊”、“廉价—大众化报刊”、“传媒垄断连锁经营”等。自由主义的新闻思想不仅影响了新闻工作者, 即“传者”, 让他们思想上摆脱了束缚, 在采集信息和编辑信息各个工作点上放开手脚, 拓宽领域, 还能让他们舆论导向和监督的身份得到强化, 获得社会认同感。对广大民众而言, 他们也从中实现了感官和心理需要, 单从官方公布的消息到公众人物的家长里短, 他们能获知的信息从宽度和深度都得到扩展 (也许只是他们自认为, 就像《娱乐至死》里波兹曼所阐述的那样, 他们只是获得了一些破碎的、毫无逻辑和现实意义的信息, 这也许和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关, 但是他们的心理却产生了自己已经得到更多自由权利的假象) 。正是这种对自由主义的认可甚至是崇拜, 造就了“绝对自由主义”的出现, 促进了资本主义新闻业的发展, 也使得“黄色新闻”泛滥开来。

(二) 科学技术对黄色新闻的支持

19世纪末的西方经历了第二次科技革命, 一是印刷产业化进步和其他通讯技术的发展为当时信息传播带来了实质性改变;二是交通技术的进步使得更新鲜、更及时、更丰富的信息得以迅速传播, 信息需求量不断增大, 传播技术上带来的革新使得报业之间的竞争进一步激烈化, 在信息如此充足的社会环境下, 最大限度吸引眼球争取受众成为首要目的;三是彩色印刷技术的发展, 促使大量图片、漫画的产生, 这种更为直接更为有冲击力的信息表达方式, 或能节约时间或能获得轻松阅读体验等优势, 迅速得到了受众的青睐, 对于以沾色染暴、以低俗格调定位的黄色小说而言, 图片的加入无疑为其添砖加瓦。由此可见, 当时科学技术的进步让黄色新闻实现了质的飞跃。

(三) “城市化”对黄色新闻发展的促进

20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实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矛盾, 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矛盾凸显和进一步激化。出现了许多垄断经营, 同时城市发展的步伐突飞猛进, 于是出现了大规模涌入城市的人群。一方面这些人的生活自身在城市化中发生了改变, 并随着教育业的兴起, 使得城市移民以及大众受教育程度得到提升, 成为新一批的可阅读人群;另一方面, 大部分人来到城市后, 层次化分明, 拥挤的交通、密集的人口、各种新秩序和规则, 使得他们感觉很难融入其中, 出现很多生活上、心理上的问题, 从而引发他们一系列举动。这些行为正好被黄色新闻媒体所抓住, 大肆宣传报道, 加以煽动, 使得这些人群的问题得到重视, 获得社会存在感。而黄色新闻这一特点, 被当做脱离精英主义、接近草根文化, 更有人赞扬其为大众“建立了一个新的公共领域”, 广受大家拥戴。这种进一步反映平民生活、揭露底层人们问题的定位, 至今也在我国各大都市类报纸上有所体现, 民生板块、民生栏目占据大幅版面, 同时仍然备受喜爱。事实上这类民生节目就是黄色新闻一种温和的变化形式而已。

(四) 商业社会语境带来了黄色新闻的繁荣

对商业的报道, 使得报纸人尤其是黄色新闻者规避了来自政治和经济的风险。相比而言, 无论从硬新闻总是面临审核的麻烦, 还是从受众更容易接受并感兴趣来说, 商业文化的发展对黄色新闻功不可没。当时美国报纸的商业化和销售规模的扩大以及报纸受众文化程度较低, 为黄色新闻的泛滥提供了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报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一方面, 报纸的种类和发行量大增, 普及率空前提高。“根据相关数据统计, 1880年美国报纸共7000余家, 到了90年代就增加到12000余家。同时报纸的销售量也获得了快速增长, 所有日报的总销售量从1870年的260万份飞速提高到了1900年的1500万份。”另一方面, 经过工业革命和南北战争的美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 同时独立于政府或政党之外的商业性报纸逐步取代政党报纸而成为报纸的主体, 报纸的发行范围扩展至整个社会。经济变更不可避免地促使这个时代的人愈加疯狂地追求商业利润, 报业逐渐变成一个为利益不顾一切的商业组织。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 报业之间的竞争加剧, 它们不断相互兼并, 拥有多家报纸的大型报业集团开始出现。1893年爆发了经济危机, 为了在危机中生存下来, 报纸就必须要想尽办法赢得读者来获取广告收益和发行量。在当时, 尽管经济进步带来了城市发展, 教育事业也日趋见好, 但事实上, 当时整个社会的总体文化水平依然较低, 甚至到1900年时, 美国人均只接受了5年的学校教育。文化水平的偏低尤其是在19世纪70年代显得特别明显, 这导致了公众普遍对报纸的判别能力无法上升到理性的程度, 煽情、通俗、新奇、刺激的新闻相对来说对读者更有吸引力。因此一份报纸要吸引众多的读者, 通俗化是必须的。更大的标题, 更可读的故事、照片和颜色的点缀, 都可能使报纸的面貌焕然一新。

二、黄色新闻与社会控制

(一) 黄色新闻的煽动作用

上文所提到的黄色新闻的特点之一, 即极具煽动性。以最经典也是被称为黄色新闻高潮的“美西战争”为例。在这场战争中, 媒体的参与程度之深、作用力之大在世界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美西战争战前和战争期间, 《纽约世界报》和《纽约新闻报》通过铺天盖地的黄色新闻营造“意见环境”, 并巧借“沉默的螺旋”之力, 利用媒体的社会渗透力和人们在公众舆论中的从众心理, 有效起到了舆论造势和社会控制的作用。

能说明它极强的煽动性的还有2010年上半年, 短短两个月连续发生的校园血案曾经给人们心理造成的极大震撼, 也引发了对新闻媒体责任的思考。连续发生的6起校园血案, 在4月29日江苏泰兴发生幼儿园伤害案之后, 身为新浪网总编辑的陈彤就在微博上提出媒体对某些暴力事件 (比如恶性凶杀) 的报道应该保持克制, 避免渲染。慎用媒体的放大作用, 媒体对校园血案的及时报道本没有错, 但客观上对作案细节的逼真描述, 虽然满足了人们的知情权, 但某种意义上带来消极影响, 可能让极个别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深受“启发”, 进而模仿并疯狂报复社会。上述一系列案例和评论, 无不暗示着新闻媒体, 特别是黄色新闻的煽动作用对社会控制产生的影响。

(二) 黄色新闻的“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

谈到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 不得不提大众媒体的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而黄色新闻主要利用其煽动性强这一特点, 以及其广泛的受众群体来巩固信仰, 所谓信仰控制是指通过人们对某种非现实力量或价值体系的认同与信服, 来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控制。那么, 黄色新闻的信仰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并得以巩固的呢?笔者认为即是新闻自由主义。

黄色新闻拥有许多里程碑式的意义。首先, 黄色报纸可以说是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信息民主。黄色新闻时代之前, 报纸仅仅是意见纸, 而且只是政客、文人、官员等一小部分人的消费品, 而黄色报纸的出现打破了只有精英至上的信息享有权。在黄色报纸时代, 报纸售价的降低也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向平民靠近。黄色报纸在反信息垄断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使大多数人特别是底层人民有权力、有可能获得信息, 打破了信息不平等的局面。

其次, 黄色新闻实现了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的转折, 煽情主义虽无可厚非地也是作为一种以受众为本位的传播思想精神所在。这一点在当代新闻媒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扒粪运动”和民间立场, 普利策和黄色新闻时代的巨人们, 开始在报纸上大量登载关于政府贪污、腐败、渎职等消息, 此类新闻是如此重大, 以至于民众为之鼓舞, 官僚为之胆寒。它所体现的就是新闻自由主义。黄色新闻者也由此获得了人们的信任, 也为其报纸带来了实质上的利益。黄色新闻时代的报纸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民间立场。他们站在百姓的立场说话, 关注边缘和底层人群, 用百姓的声音说话, 使得其拥有拥戴群体, 从而实现舆论引导力。特别是近两年来, 在我国也出现了如黄色新闻“扒粪运动”的现象, 反腐力度的增强, 在各大报纸、电视广播和网络新闻门户网站、微博等都可以看到关于官场披露、官员纠纷、贪污腐败等丑闻, 这一系列的报道使得人民群众进一步确认了自己为国家主人的身份, 通过参与讨论与相关当事人的检举举报等实现自己正当的公民权利。新闻媒体对黄色新闻的看法是非常积极的, 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实现对社会的监督。

(三) 黄色新闻与价值暗示

大众媒体强调的议题与公众所重视的议题成正比。也就是说, 黄色新闻使得公众在接受这种“设置”时则于无意之中感受着媒体在传递信息之外对信息重要性的评价, 特别是在对信息的选择性产生了价值上的改变。你接受并喜欢上它所展现的信息, 民生信息和官员丑闻或者明星的饮食起居、绯闻八卦的动态获知对你而言变得不可或缺。也许它是你茶余饭后与人聊天的谈资, 以此显得你不是一无所知;也许是为了接近某个团体, 创造共同话语的必要性, 例如你是某明星的粉丝团团员等。你在依靠它的同时, 它进一步改造你的认识, 使得这些语言符号在你的生活中变得理所当然, 是必须存在的部分。正如著名学者所说的“黄色新闻不在于内容写什么, 而在于怎么去写”。受众这种感受日积月累, 于是在潜移默化中使公众关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逐渐与黄色新闻所暗示的价值取向相一致, 从而实现对人们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无形控制。

三、黄色新闻淡出的合理性

(一) 黄色新闻的煽动作用容易使正统社会控制力减弱

前面提到, 黄色新闻具有很强的煽动性, 若是在绝对自由主义的社会语境下, 被煽动的“被压迫者”遵循获得新闻自由为指向, 发动社会运动, 则会使社会正统秩序遭到破坏。某些带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个人和团体利用大众传媒对国家事务和社会政策的过度干预。近年来, 一些个人和社会团体有意识地利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推行与主流价值观相冲突的价值观, 从内部瓦解民族凝聚力, 扰乱社会的正常运行, 则会给国家、社会、人们和自己带来麻烦。在正统社会控制力减弱的情况下, 会发生社会动乱, 引发暴力事件, 甚至政治或国家动乱。

(二) 黄色新闻与娱乐至死

黄色新闻不仅实现了形式上的娱乐化, 而且内容上也形成了新闻娱乐化的早期实践, 即新闻同娱乐一样可以追求轰动效应。在苏敏的《黄色新闻浪潮背后的娱乐隐喻》一文中, 通过把黄色新闻与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结合论证, 发现全民娱乐化的今天, 娱乐化渐渐把持不好底线, 为了赚取眼球吸引力, 沦为低俗化, 毫无格调可言。例如从2005起掀起的选秀节目, 一而再、再而三出现在各大媒体, 至今通过各种表面形式的改变仍然获得超高的人气和收视率。同时, 关于选秀选手的花边新闻层出不穷, 击爆观众眼球, 挑战观众底线。而更为遗憾的是, 新闻不仅充斥着暴力、性、丑闻、八卦, 以往的严肃性也荡然无存。微博上面转发的各类信息, 由于传者不受限制, 在140字以内, 每个人都可以传递自己的信息。为了赚取人气, 获得虚拟空间的存在感, 虚假消息、夸张事实等频频发布, 黄色新闻横行, 各种辟谣联盟出现, 人们在这场看似自由的狂欢中舞动。黄色新闻是娱乐隐喻失控的结果, 是娱乐低俗化的一种表现。人们热爱黄色新闻, 喜爱它的形式, 喜爱它乖张的图片, 喜欢它不用思考、不用逻辑、不用意义, 而这最终可能将把人类拖入一个退化的境地。

(三) 黄色新闻“舆论导向”效果的不确定性

黄色新闻首先就作为一种可能歪曲夸大事实的新闻, 自身与“客观真实”存在着差距。而媒介真实是大众传媒主体根据其经验、知识、文化背景而对客观真实作出主观选择、判断和评价之后, 通过大众传媒传递给受众的社会事实。这一基本点就与新闻责任的原则不相符合。其次, 黄色新闻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利益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需要, 从而影响到舆论导向。而黄色新闻主要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经营主体, 要为特定的利益集团也就是广告主服务, 因而大众传播要受到特定利益集团的限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公共利益与特殊利益固然可以相互协调, 但它们之间难免也会表现出此消彼长和相互冲突的关系, 所以难免会出现矛盾的关系。舆论导向的不确定性必然会降低舆论的权威性, 影响社会控制效果。

(四) 黄色新闻存在许多不合理的价值暗示

前面提到黄色新闻的暗示性, 事实上, 其存在的诸多不合理的暗示, 会给社会带来问题。以去年陕西某县县级领导干部, 乘车往县里进行视察的事件为例, 该车不幸遭遇翻车, 所有领导遇难, 而在网易网站评论上, 点击笑脸的人数是为他们感到悲伤人数的十多倍。这正是由于长期反贪, 揭露官员腐败的黄色新闻长期暗示下的影响。现在社会普遍对官员的身份认同度低, 认为国家公职人员可信度不高, 甚至在这种长期丑闻浸染中带有敌对情绪。其实作为一个健康心智的人, 在无法确定甚至是确定其都为不法官员的情况下, 出于对生命的尊重也不应当表现出幸灾乐祸的心态。这里体现的是在很多对社会负面新闻的暴露, 揭开阴暗面的同时, 也使得人们归属感降低, 怕被人骗、被人伤害, 这与诸多罪案类报道的渲染不无关系, 人际关系逐渐冷漠。

四、结语

任何事物都具有辩证的两面性, 从理论上来说, 黄色新闻把近代和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人类信息本能从观念异化形式引向了理性自觉形式是符合发展规律的, 但是在社会实践中, 确实存在着诸多弊端。只有在时间的长河里, 随着广大媒体参与者对此加以重视, 有朝一日, 方能实现两者完美的融合与发展。

摘要：黄色新闻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语境, 受当时西方资本主义新闻自由主义思潮、商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等因素影响, 整个社会成了一张使黄色新闻发展繁荣的温床。认识黄色新闻, 了解其产生的历史条件, 把握它对社会控制的强大影响力和理解它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 即它存在的不合理性, 十分必要。去粗取精使得其对我国新时代的发展提供动力。

关键词：黄色新闻,社会语境,社会控制,影响力,不合理性

参考文献

[1] (美) 克尔·埃默里, 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 (第8版) [M].展江, 殷文 (译) .新华出版社, 2001.

[2]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M].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3]郑超然.外国新闻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地区社会面控制工作方案 篇5

按照市、区关于社会面防控的部署和要求，确保地区社会安全稳定，现制定地区社会面控制工作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地区社会面控制工作总的目的是：确保社会安全稳定，营造安定祥和的社会氛围，为创建平安社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指挥体系

成立由街道党政主要领导牵头，机关相关科室、派出所、消防、城管、交通、工商、社区、辖区主要社区单位领导参加的天坛地区社会面控制工作指挥部，其成员名单如下： 指挥：

街道工委书记

办事处主任

副指挥：

工委副书记

派出所所长

成员：

各责任区组长。

三、工作职责

（1）制定和完善社会面控制工作相关具体方案、预案及工作流程；

（2）组织、指挥地区社会面控制工作；

（3）检查指导社会面控制工作落实情况；

（4）做好辖区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

四、力量配置

（一）防控力量配置标准

（参照总方案实施）

（二）防控力量具体配置措施

（参照总方案实施）

（三）社会面控制的主要工作方法

1、对重点人员防控，依据工作台帐，逐一对其可能行为及危害程度做出风险等级评估，按照“谁分管谁负责”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制定专项监控防范工作计划和措施，并认真抓好落实，防止漏管失控现象。

2、对重点区域的防控，主要以公安巡警力量为主，区域内社会单位保安力量和治安志愿者力量为辅，将防控力量分为若干巡逻小组，在重点时间段开展反复巡逻，确保重点区域的公共安全。

3、对重点单位的防控，主要方法是：（1）开展内部值巡，即由单位保卫部门负责组织内部安保力量，开展内部值班巡逻和治安防范。（2）实行“门前三包”，即各社会单位要充分利用自身人防、技防资源优势，对本单位周边地区实施必要监控防范，积极向街道社会面安全工作组提供治安信息，确保本单位门前无违法犯罪现象发生、无各类城市管理问题。（3）实行联勤联防，集合力量，围绕各自负责区域的治安防控工作，轮流

安排专门队伍或人员开展值守巡逻工作。

4、对重点部位的防控，工作方法是：通过治安志愿者力量定点监控、社区巡防队伍周边定线巡控两方面工作，对重点部位实行全方位、全天候防范布控。

5、对辖区的综合防控，基本方法是：实行区域网格化巡控,即将辖区划分成若干网格巡区，作为最小巡控单元，实行统一编号、设置巡控网点、线路，并配置一定数量的警力、专职巡防员和志愿者队伍进行交叉巡逻防控，定点巡防。

五、督查与信息工作

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其相关内容，参照总方案实施。

六、工作要求

1、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对社会面控制工作的组织领导。各单位、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奥运安保社会面控制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组织实施，要在提高和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切实按照社会面控制工作整体化协调机制的要求，把治安防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重点部位和重点人群、城市和社会管理等各项任务纳入社会面控制工作之中，实施统一的、强有力的组织、协调和领导，切实完成好社会面控制任务，保障天坛地区社会面的持续安全稳定。

2、推进基础建设，做好社会面控制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各单位、各部门要按照总体部署和要求，大力推进社会面防范控制工作的软硬件建设，提升社会治安防控和维护稳定各项人力、物力资源整合水平，强化社会面控制各项基层基础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历次重点安保任务，按照社会面控制运行方案

要求反复开展实战演练工作，做好社会面控制各项准备工作，为实现社会面控制工作目标奠定扎实基础。

3、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社会面控制工作队伍素质水平。各单位、各部门要结合社会面控制工作特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各类社会面防控工作队伍教育培训工作，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全面提高社区治安志愿者、专职治安巡防队、社会单位保安等各类社会面控制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工作水平，增强其辅警工作效能，为社会面控制工作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4、层层明确责任，各单位各部门之间加强防控协作。各单位、各部门要按照各项工作台帐的要求，层层落实社会面控制工作的岗位责任制，领导要切实负起本部门、本单位社会面安全稳定“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大学媒介文化的内涵及其社会控制 篇6

[关键词]大学文化；媒介文化：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7)01-0073-05

当今社会，大众传媒是文化聚合、播散与传承的主要渠道，是社会核心的文化构件，在这里，媒介与文化的交织，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化景观——媒介文化。今天开展大学文化研究与建设就不能不涉及媒介，大学媒介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大学文化传播的载体和主渠道。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提出，媒介文化已经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的过程，将每一个人都裹挟其中，生活在媒介文化所制造的仪式和景观之中．我们必须“学会生存”^[1]426。在媒介文化的作用日益彰显的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学会了解媒介，使用媒介，而不是被媒介的信息所控制，因此加强媒介文化的研究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大学媒介文化的概念

目前国内理论界尚未对大学媒介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国际理论界也没有大学媒介文化的概念论述。通过对国内外理论界有关媒介、媒体文化和媒介文化的研究，笔者认为首先应对大学媒介文化进行概念的界定，这样大学媒介文化研究才有逻辑的起点和理论的支撑。

施拉姆登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2]144周庆山认为“媒介是信息得以在空间上移动、在时间上保存的载体。”^[3]115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媒体文化》一书中，把文化研究与媒介文化研究交织、贯通在一起，并且置于当代社会与历史变迁的语境中进行。他认为，惟其如此，“媒体与文化的理论可以获得最佳的发展”。他说：“我审视的是媒体文化是怎样同政治和社会斗争叠合在一起，怎样参与塑造日常生活，怎样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影响人们怎样看待自己和他人，以及如何形成自身的认同性，等等。”也因为如此，媒介文化研究如同文化研究一般，具备开放性和极大的包容性，带有“学无边界”的“后学科”特征。这就为我们如何界定媒介文化带来了困难。凯尔纳说：“媒体文化极为复杂，而且至今为止依然抵制任何较为综合的理论概括。”^[4][13]113人们既要研究它，就不能不对它进行理论界定。何为媒介文化?凯尔纳将媒介文化概括为三重含义：(1)媒介文化制作，(2)媒介文本，(3)文化文本的接受和运用。之所以说凯尔纳的观点易于理解，是因为文化产品的制作必然将媒介物质技术形态及体制因素内含其中，且正是后者规约着前者。

笔者认为大学媒介文化是大学文化在大学师生员工乃至社会中移动、在时间上保存的载体。大学媒介文化是大学文化传播者和受众之间进行交流的各种途径、手段和方式，是加强大学文化交流能力、传播能力的传播中介物。大学媒介文化是展示、传播大学文化的窗口，是传播大学文化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二、大学媒介文化的构成及特征

大学媒介分为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新媒介三种形态。

(一)印刷媒介

印刷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和书籍等。报纸在传播大学文化过程中是印刷媒介中的“老大”，其次是杂志，最后是书籍，书籍是最古老的媒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纸质印刷文字或少量图片为传播手段。

1．报纸。在大学媒介文化中的报纸主要指的是大学的校报，还包括党和国家创办的各种报纸。校报可以界定为：以高校新闻、评论、副刊、校园生活为主的、主要面向大学师生的定期并连续发行的印刷出版物，一般散页印刷，不装订，便于翻阅，有固定名称，如《北京大学校报》、《新清华》、《南开大学报》、《青岛科技大学报》等各高校的校报。现在大学的校报一般是周报。随着大学文化建设的需要，大学校报在设置固定栏目的同时，应加强对大学文化内涵、功能、构建的传播。在社会主义大学，校报是大学文化与大学师生之间的桥梁，是党的耳目和喉舌，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强有力武器，是传播大学文化的重要的工具。与其他媒介相比较，校报的优点是：报到详细，解说深刻，传播恒久，可供大学师生反复阅读、思考。

2．杂志。在大学媒介中，杂志可以说是林林总总，有高校主办的公开出版的杂志；有学校各有关部门或二级学院或者学生会社团组织主办的具有本部门、本单位特色的杂志，这些杂志一般具有内部刊号或没有刊号。大学杂志，我们也称之为期刊，是有固定名称并装订成册、每期的版式基本相同、定期或不定期连续印刷的出版物，大学杂志发行不如报纸频繁，通常由质地较好的纸张印刷。美国传播学者彼得森在其著作《20世纪的杂志》中对杂志曾经发表过精辟的见解：“杂志不像广播媒介那样稍纵即逝，不需要在特定时间内注意收听，也不像报纸那样被看完即扔，一期期杂志都可以在读者家里保存数周、数月甚至十数年。一句话，杂志的特性充分地满足了从容不迫、好品头论足的读者对解释性和指导性媒介的需要。”^[5]134大学媒介文化中的杂志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有许多是出自学生之手，只要是加强“把关人”队伍的建设就能很好地促进大学文化的传播。

3．书籍。书籍是最古老的大众媒介，它不同于报纸、杂志的是：生产周期长、新闻性和时效性较差。但作为文献资料，书籍更适于长期的保存和使用。在大学文化的建设和传播过程中，书籍对大学文化能够从各个方而进行系统和完备的阐述，对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科学知识、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大多数高校出版了有关本校大学文化精神、形象识别系统的书籍来传播大学文化。但总体来看，系统论述大学文化的书籍还是较少，还处于探索和实践过程之中。

大学印刷媒介文化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信息容量较大，内容丰富，详尽多样；第二，印刷媒介是印刷品，容易保存，便于大学师生随时随地翻阅；第三，受众选择的主动性大，阅读印刷媒介的方式多种多样；第四，印刷媒介善于提供丰富的大学文化培养的多层面、立体化的信息，其分析深刻、解释力很强。

(二)电子媒介

电子媒介包括广播、电视、电影。电子媒介总的特点是速度快、时效性强，具有很强的现场感，亲切感人。

1．广播。大学媒介文化中的广播一般是校园有线广播，即通过导线传送节日。作为大学媒介文化中的广播同党和政府创办的广播从时间和内容上都有所不同，广播时问一般安排在早上学生起床后上课前、晚上学生课外活动时间，多是与高校师生密切相关的内容。广播具有以下主要的优势：第一，传递信息迅速，时效性强。第二，渗透性强，受众面广。广播是听觉媒介，声情并茂，可以充分利用人类丰富的语言去感染受众。第三，广播对广大的受众来说具有较强的接近性和灵活性，人们在接受广播时可“一心二用”，在不经意间接受大学文化的熏陶。第四，校园广播可以和社会广播相结合，在向本校受众传播大学文化的同时，向所在地乃至外地辐射，引领社会文化的潮流。

广播与印刷媒介相比较也有些缺点：高校广播只能在特定时间内播放，时间短，电波在空中转瞬即逝，其保留性远远不如印刷媒介；受众在听广播时只能被动地“亦步亦趋”，可选择的余地小。针对这种情况，大学媒介文化的“把门人”可以对大学文化的精要之处反复广播，在不断的重复之中，使受众能够准确、深刻地把握大学文化的要旨。

2．电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国家、社会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增加，我国许多高校都设置了本校有线电视网以传播信息，有的高校把全国的有线电视引入了每个大学生宿舍。电视作为大学媒介文化，是受众的告知者、劝说者、教育者和沟通者，在传播大学文化中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声像并茂，视听兼容，形象逼真，现场感强，感染力强；第二，手段先进，传递信息快，超越空间力量强。但是电视也有不足：电视画面转瞬即逝，既不容选择．也不便查考，由学校制作的电视片只能在学生休息或自由时间播放，不可能随时、随地播放。另外，电视需要受众听力、视力并用，需要固定场所，不便携带，大学师生观看不太方便。

3．电影。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指出：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巨大的感情力量。作为大众媒介的电影虽然遭受电视、网络的挑战，但是在高校里仍然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各高校完全可以根据大学文化的需要，有选择地组织电影的放映，尤其是可以通过组织“红色电影月”、“大学生电影节”等形式，起到一定的大学文化传播、养成的作用。我们认为电影的微妙之处在于学生在娱乐和获取知识的同时，得到了大学文化的熏陶。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把关人”在选择电影时必须经过缜密的研究、选择，不能跟社会之风，尤其是对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世界观、人生观的所谓某些美国大片的播放要慎之又慎。

(三)新媒介

新媒介一般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把文字、图形、声音和图像结合在一起的所有的新型传播媒介，如网络媒体、手机短信、数字电视等^[6]233。在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下网络媒介文化。

作为信息交流的传播媒介，网络不仅给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以信息数字化为标志的崭新生活方式，而且它又超越了技术本身所存在的界域，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关于网络媒介的定义很多，周庆山在其所著的《传播学概论》中指出：“其中第四媒体的概念，将电影和图书排除于大众媒体，具有不科学规范性。”^[3]282我们认为，网络媒介是通过互联网传播数字数据的综合信息发布台。“一种新的技术媒介的出现，无论其传递什么具体内容，都会重新组织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这将在社会生活中引入一种新的尺度而引起结构上的变革，改造着人类进行联系与活动的规模与形式。”^[1]46

大学网络媒介文化的主要特征是：

1．传播方式的交互性。网络媒介在传播方式上，能发挥强大的交互功能，它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介单一传播的模式，从多方面加强和改进了传者与受众之间的双向交流，受众除了可以在极大的范围内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外，还可以参与信息的传播。网络媒介的读者可以在同一时间与网络媒介的有关编辑进行交流，甚至他们的这种交流本身可以成为网络媒介实施发布信息的一部分。

2．传播速度的快捷性。就时效性而言，网络媒介具备即时传播的条件。互联网可以快速地传输文字、声音和图像，速度极快，且不受印刷、运输、发行等因素的限制，可以在瞬间将信息发送给用户。当然，大学印刷媒介也可以做成网络电子版，突破传统印刷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借助网络媒介提高传播速度，大学文化传播的速度也会大大增快。

3．传播范围的广泛性。网络媒介从理论上说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传播范围很广，真正具有一种全球性。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指出：“新型电子条件下的相互依存性，把世界重新塑造成为一个地球村的形象”^[7]95。地球村的理念在互联网时代尤为突出和现实，现在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言：“到20世纪末，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羽毛丰满，正在逐年成为真正的现实。”^[7]100大学网络媒介的广泛性，可以使大学文化传播的范围大大扩大，可以影响社会，可以扩展到世界各地。

4．信息传播的开放性。网络的开放性使得受众获得了空前的自主和自由，使得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媒体获取大量的真实信息，同时也导致大量有害信息的传播，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网络传播提升了文化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存储的数量，促使了各种文化资源的全球共享，增强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也正是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产生了世界文化的相互交融和相互冲突，扩大了受众的文化选择，也使构建和传播大学文化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三、大学媒介文化与社会控制

大学媒介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大学文化传播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对大学媒介文化进行有效控制，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尤其是在我国社会发展重大转型的今天，大学应更加注意探索媒介文化与大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总结规律，进一步促进大学文化的内在传播和发展，以引领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

(一)加强高校媒介“把关人”队伍的建设和素质提升

“把关人”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提出的。1947年，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书中再次论述了这个问题，认为在群体传播中存住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渠道。事实上，大学媒介文化的“把关人”无处不在，威尔伯·施拉姆曾经指出：“在信息网络中到处都设有把关人。”^[8]14我们认为“把关人”队伍泛指采集、制作信息过程中对各个环节乃至决策发生影响的人。作为大学媒介文化，不仅是信息的载体，而且是党的耳目和喉舌。作为社会主义大学更应该加强高校媒介“把关人”队伍的建设和素质提高，“把关人”应该责无旁贷地把培育和

传播大学文化为己任。落实到实处，就是要在“全球一村”、“文化入侵”等概念下保持大学媒介文化的自身良好状态。“把关人”面对人量信息，有选择地接收、有选择地理解、有选择地加工传输是一种客观存在。作为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学媒介文化，我们应该提倡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的大学文化，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恪守“把关人”的媒介职业道德，弘扬社会主义大学文化精神，规范社会主义大学文化方向，把大学文化转化为高校师生的统一意志和自觉行动，强化大学文化对社会的辐射力，把大学文化建设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新型大学文化工作队伍，“要选拔那些政治强、业务精，懂得新闻与传播学有关理论并熟悉校园生活善于把握大学文化脉搏的人才。作为把门人，必须深刻理解高校传媒对大学文化的催生和促进作用，牢牢把握住大学文化的精神实质和文化走向，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9]102-105“把关人”要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仅要能够正确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自觉维护这种价值观和道德观，同时要具有扎实的传播学知识和技术水平，能够使用和驾驭大学媒介，及时解决媒介文化传播中的各种问题，使大学文化建设工作既观点鲜明，义生动形象，富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学校必须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更新“把关人”队伍的知识结构，切实提高这支队伍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专业技术水平。

(二)坚持党性原则

大学媒介文化“既不可能超越阶级，也不可能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总是置身于社会各种力量的制约之中。”^[5]153-154“文化绝不是完全中立性的，它必然和国家政府的意志、意识形态发生一定的关联，受到政府意志的左有、影响和渗透。”^[10]112媒介文化自然也不例外。阿尔都塞曾经明确指出，诸如新闻传媒、文化机构等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也就是说，媒介文化由于其趣味性、开放性、渗透性、立体性、大量性等特征，成为国家政府的喉舌，在国家政府实施社会管理和调控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的大学媒介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传播大学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党性原则的具体要求应该是：“在思想上，要宣传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体系，以党的指导思想为新闻工作的准绳；在政治上，要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之成为亿万人民的实际行动；在组织上，要接受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新闻宣传工作的纪律”^[1]148人民的利益是党的最高利益，因此在大学媒介文化中坚持党性原则与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相一致的。

(三)加强校园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占领网络教育阵地

网络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文化，不同文化的传播、碰撞交融在一起，导致大学生的价值观冲突更加剧烈，价值取向更加多元，价值选择更加困难。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数已经达到10300万，其中宽带上网的人数首次超过网民的一半，达到5300万人。大学生是宽带上网的主流群体，目前全国在校大学生约有2000万人，相关调查显示，大学生上网的比例超过90％，通过校园网联接的互联网越来越成为高校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成为催生和促进大学文化的重要渠道。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西方国家也在利用互联网对我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的青年大学生不断进行渗透破坏。中央政法委员会秘书长王胜俊指出：“西方国家控制着互联网的顶级域名服务器和IP地址的分配权，他们将互联网视为‘封不住、禁不止、打不断’的重型武器。利用互联网加强对话宣传，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宣扬色情、淫秽和暴力等腐朽的思想文化；资助各种敌对势力建立网站，支持他们利用互联网络指挥，组织策划，蛊惑人心，煽动闹事；雇用大批‘写手’，采用网络贴文、电子邮件、收集短信等手段，制造反动舆论，对我进行‘信息围攻’；加紧开发新技术，企图突破我国的‘信息关防’。^[12]159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必须将网络文化纳入大学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中，不断将党的方针政策和文明健康的大学文化信息导入网络，引导大学生在网络中吸取营养，陶冶情操．增强自觉抵制各种不健康思想的能力。开展网上大学文化建设工作，要努力实现大学文化教育的双向甚至多向互动，建立起快捷有效的大学文化沟通互动体系，让校园网络媒介成为大学文化建设和传播的重要阵地。同时要借助国内已有的知名网站，获知大学文化传播的新途径，积极利用BBS开辟大学文化建设的新阵地。我们不仅要关注大学生所喜爱的BBS，更要利用BBS积极开展大学文化的传播工作，增强大学文化的辐射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加强对受众的媒介研究，提高大学文化传播效果

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解释，受众是指接受信息传播的群众。在大学媒介文化中的受众狭义上是指在校师生，广义上的受众还包括人民群众。大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可以作用于受众的生活，受众的反馈同样也可以推动媒介的改革，媒介和受众之间是互动的关系。 一般说来，受众对于大学文化的选择通常受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影响、职业、教育程度、性别、年龄、兴趣爱好等因素的制约，张国良在其主编的《传播学原理》和周庆山所著的《传播学概论》中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张国良教授还把受众的心理特征概括为认知心理、好奇心理、从众心理、表现心理、移情心理和攻击心理。我们认为受众从各自的目的出发，接受大学媒介所传播的大学文化的内容，从而使大学文化传播过程得以完成。作为高校大学文化的建设者应加大对受众的研究，让受众知晓作为大学师生不仅有指导本校大学文化的权利，而且有义务传播大学文化，有权利用大学媒介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于构建大学文化各个方面进行广泛地参与。

高校大学文化的“把关人”要深入研究受众的结构、特征、需求，根据本校受众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形式，使受众对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通过主动思考，对媒介信息进行恰当的解构，从而得到积极的效果。积极的效果会将受众引向有价值的目标。大学媒介不应当只有“把关人”的声音，还应成为受众的论坛，成为大学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平台，成为高校与高校师生沟通的纽带。联合国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在1980年的报告《一个世界，多种声音》中指出：“不要把读者、听众和观众当作消息情报的被动接受者。大众媒介的负责人应该鼓励他们的读者、听众和观众在信息传播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办法是拨出更多的报纸篇幅和广播时间，供公众或有组织的社会集团个别成员发表意见和看法。”^[13]283大学媒介文化也应借鉴此方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以人为本，通过各种形式，接受受众的反馈，掌握受众心理，充实和改进大学文化传播内容和大学媒介的手段，从而提高大学媒介传播大学文化的效果，构建其博大精深的大学文化，打造大学品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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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董天策．传播学导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张桂霞]

[基金项目]2005年度青岛科技大学科研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2006-12-20

加强社会审计风险的控制 篇7

1. 发挥审计业务约定书作用

审计业务约定书是会计师事务所和被审单位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重要文件, 会计师事务所可凭着审计业务约定书分清审计责任和会计责任, 当发生诉讼的时候, 是保护注册会计师和C P A的一件有力武器。

2. 谨慎选择客户

谨慎选择客户是会计师事务所防范审计风险首先应考虑的措施。中外注册会计师审计案例说明, 注册会计师如欲避免法律诉讼, 必然慎重地选择被审计单位。首先, 要选择管理较好的被审计单位。如果被审计单位对其顾客、职工、政府部门或其他方面没有正直的品格, 也必然蒙骗注册会计师, 使注册会计师落入他们设定的圈套。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之前, 一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对被审计单位的历史情况进行了解, 评价它的品格, 弄清委托的真正目的, 尤其是在执行特殊目的的审计业务时更应如此。其次, 对陷入财务和法律困境的被审计单位要特别注意。再次, 就是对内控制度不完善的被审计单位也要倍加注意, 这些单位出现舞弊和差错的概率较多, 风险也较大。

3. 聘请懂行的律师做法律顾问

如果有条件, 会计师事务所应聘请熟悉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律师当顾问。这样, 在审计过程中遇到可能承担法律责任的事项, 可以同律师商量, 寻找避免途径。如果事务所遭到诉讼, 在态度上要积极应诉、勇敢反击, 同时还要聘请有经验的律师, 并认真组织有关注册会计师和当事人, 详细分析案情, 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4. 与前任审计人员沟通

接受新委托时, 注册会计师于通过被审单位, 与前任会计事务所沟通, 查明是辞聘、拒绝续聘还是被解聘。了解以前年度审计报告的类型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情况, 如果是有争议而无法取得共识的话, 为了降低审计风险应拒绝签定审计业务约定书。

5. 做好审计计划

做好审计计划, 尤其是审计风险的分析工作, 是控制审计风险的基础。与被审计单位签订业务约定书后, 要深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经营及所属行业的基本情况, 初步评价其内部控制制度, 并确定重要性程度, 借以对审计风险进行分析。审计风险由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和检查风险组成, 首先应对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进行评估, 以此为基础评估检查风险的可接受水平, 并据此确定审计重点 (突出审计高风险领域) 、审计方法和审计范围,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审计计划。

6. 自身的专业胜任能力

会计师事务所在接受一个客户前, 除了要考虑到收费时间和独立性外, 还要考虑自身专业胜任能力。有些特殊性质的行业如冒险接受委托, 可能有心而力不足, 反而会招致不良后果。

二、审计中注意事项控制审计风险

1. 严格执行审计程序

审计人员在执业过程中, 必须遵守有关的执业准则、规则和法律, 要严格履行应有的审计程序, 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另外, 对客户的高级管理阶层也不应掉以轻心, 遇有问题时, 要提出询问并以书面形式答复, 以避免在不了解情况下, 而导致未来损失发生的争议。

2. 改革审计方法

现在国内的审计方法总是在凭证、总帐、明细账上花功夫, 对被审单位期末数字加以核对, 以期中数字忽略不重视没有核对。

3. 搜集审计证据, 编制完整合规的审计工作底稿

审计证据是注册会计师形成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的基础。审计证据不充分, 必须使审计报告带有片面性;审计证据不可靠, 则会做出错误的审计判断, 出具不准确的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必须有效运用审计抽样方法, 全面取证, 保证审计证据的充分性与可靠性, 不能一味为降低审计成本而随意减少取证工作。审计工作底稿作为审计证据的载体, 应详细记录整个审计过程。

4. 熟悉客户的业务性质

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客户时, 应当深入了解客户业务的特征、企业概况、管理层、内部控制情况和其可能风险所在, 这样能有效确认风险所在地, 恰当安排审计资源的分配, 集中火力于高风险的项目, 选择有效的审计程序, 用更便捷、节省成本的方法去降低审计风险。

5. 借助专家的工作

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 对于许多技术比较强的审计领域, 如房地产项目的完工进度、矿山储量等, 这些都涉及一些专术范围, 不是CPA的专长所在, 这个时候必须借助专家的工作, 以提高审计报告的正确性和权威性。

6. 积极运用计算机技术

现今社会, 审计也面临一个网络时代, 这就要求事务所迎接新的挑战, 开发新的审计程序, 制定更为周密的审计计划, 对于书面记录的经济业务进行审查, 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和效果。

7. 规范审计工作底稿

规范完整标准统一的审计工作底稿, 反映着审计人员良好的态度和审计结论的可靠性。能够详尽地准备和保存审计工作底稿, 是规避审计风险的防护措施。审计工作底稿要经过复核。一份审计工作底稿要经过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经理、合伙人三级复核, 强化对审计工作底稿的规范和管理, 维护审计人员的合法权益。

8. 出具谨慎恰当的审计报告

农地租赁合同的社会控制 篇8

一、农地租赁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农地租赁的实质是一个合约缔结和履行过程, 实践中除了一般合约中普遍具有的问题之外, 由于我国相关土地制度的特殊安排, 在合同的法律构成要件、合同的履行和权利救济等环节存在一些突出的法律问题。

1.租赁合同法律要件的缺失

(1) 合同主体不适格导致效力的不确定性。

《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故农地租赁的出租方只能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方, 不能是作为发包方的集体经济组织。在租赁过程中, 承租方为了降低谈判和签约成本, 往往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行政组织签订土地集体租赁合同。由于现阶段农业生产效益低和农村产权制度不完善, 许多农户没有承包土地或没有取得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造成在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未发包地或农户没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土地租赁时, 往往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成员在没有经过正当的议事程序的情况下签订了租赁合同。此类合同由于主体存在无权处分行为, 往往导致合同效力的不确定性。北京南安河村2000亩土地流转纠纷便是当地村民以村委会没有经过村民同意便将土地出租给承租方为理由主张合约无效的典型事例。[1]

(2) 合同目的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致使合同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中要求各级法院对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改变土地用途、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流转行为, 依法确认无效。该规定强调了承租方在利用土地过程中如果存在违反相关法律的不当行为将会导致合同无效。其中, 风险最大的便是改变土地用途和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两项, 由于没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标准进行鉴别, 一旦农地租赁双方发生争议, 出租方便可以强调承租方的不当行为而主张合同无效。

2.当事人不适当履行合同

(1) 出租方不适当履行合同。

农地租赁通常通过集体流转的方式, 出租方众多, 在履行过程中极易与承租方产生利益冲突, 干扰甚至阻碍合同的正常履行。出租方的不适当履行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部分农户由于长期生产、生活习惯养成了对于原有土地的依赖, 虽然土地出租了, 仍然会部分地利用原有土地, 这样就会给承租方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实践中存在承租方获得土地使用权后, 原承包户依然在土地上种菜、放养家禽、任意采摘果实等, 增加了承租方的管护成本。另一方面, 承租方往往会被要求雇佣当地农户参与农业生产, 由于生产经营的结果与自身的利益缺乏关联性, 部分农户在生产过程中不能严格按照承租方的要求从事生产, 出工不出力。一旦承租方针对性地采取处罚措施, 便聚众闹事, 严重干扰了承租方正常的农业生产。

(2) 承租方不适当履行合同。

承租方不适当履行的行为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能兑现给出租方的收益承诺。部分承租方取得土地后, 便以种种借口拖延或减少土地租金的支付。聘用外地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 违反解决当地农民就业的承诺, 严重损害了出租方的利益, 使得出租方失去生活的保障。另一方面是擅自改变土地的用途。部分承租方打着发展现代农业的幌子, 拿到土地后实施的项目却全部“非粮化”、“非农化”。如北京郊区部分小产权别墅便是承租方借口发展林木生产取得土地后, 变相以生态大棚项目改变土地的用途。

3.合同权利得不到充分救济

合同能够获得双方当事人的适当履行, 其中一项重要的保障便是违约方需要承担赔偿守约方全部损失的责任。土地租赁的目的是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而规模化经营通常具有投资大、收益周期长的特征, 一旦合约不能履行, 可能对当事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承租方的损失主要包括相关的投入、第三方的违约损失和预期收益等。出租方无论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还是个体农户, 在现阶段国家严格限制土地用途和流转形式的前提下, 其拥有的土地之外的财产不足以承担这些损失。同时, 承租方还将面临赔偿主体众多带来的诉讼和执行风险。

出租方的损失主要包括租金损失和土地复耕费用, 同样面临不能合理赔偿的风险。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土地流转后不得用于非农用途。土地流转后承租方如果从事粮食种植、生态农业的, 承包合约终止或解除后, 土地复耕投入较少, 出租方的风险不大。如果流转后承租方从事养殖、农业观光、商业开发等对土地使用方式有重大改变的, 承包合约终止、解除后, 土地复耕所需资金大, 甚至超过了承租方的投入和盈利。特别是当经营不善导致亏损严重时, 承租方通常无力承担出租方的损失。

二、农地租赁控制的社会意义

1.严格执行国家的土地政策

对农地租赁的控制除了防止承租方改变土地用途, 维护国家农业产业安全外, 还要防止在土地集体租赁过程中, 部分企业“跑马圈地”, 垄断土地资源问题。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 部分承租方企图趁时下土地租金低廉的时机, 实现“跑马圈地”, 并借助政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产业的政策, 获取资金支持, 通过打压和竞争的方式, 消除竞争者, 形成相对垄断, 然后实现公司包装上市, 并从二级市场上卖掉公司获利。[2]承租方本身不是为了发展现代农业, 而是一种针对土地使用权的投机行为, 可能导致土地租赁价格的“虚高”, 一旦失败, 便可能导致土地投入不足或撂荒, 严重阻碍现代农业的发展。

2.保障出租农户的长远经济利益

农地租赁中, 一些地方出现了租金“低位固化”现象。通过租赁合同把每亩收益固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有的合约长达20年, 租金基本上是参照出租时的种粮效益确定的。由于缺少公开竞价转让环节, 出租方未能与承租方建立起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出现了“农户得利过小、承租方得利过大”的利益格局。农地租赁后, 未来发展不确定性因素很多, 土地租赁期限较长, 随着国家加大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力度, 增加种粮补贴等各种财政补贴, 再加上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的不断上涨, 使得土地的市场价值增加。如果缺乏合理的租金调整等社会控制机制, 无疑会损害农户的长远利益。

部分农业投资人对集约化发展现代农业或生态农业预期过高, 对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估计不足, 加之缺乏现代经营管理经验和农业科学技术, 以致因严重亏损而破产, 给农民的预期收益承诺难以兑现。实践中, 一些承租方貌似财大气粗, 但实际投入农业的资金和给与农民的租金来源, 一是争取国家扶持项目和政策支持, 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退耕还林项目、现代农业项目、农业产业化项目、土地流转补贴等;二是银行、信用社贷款;三是社会融资 (甚至非法集资) ;四是少量自有资金。[3]一旦经营困难, 便会出现拖延支付流转费用, 或减少土地投入, 进行掠夺性开发等“机会主义”行为, 导致出租方的经济损失。只有建立严格的承租方资格审查机制, 选择出合格承租人, 才能保障农户的长远利益。

3.降低农村发展阶段性权利冲突的影响

在我国的农业法律体系中, 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法律规范多是对长期以来在流转实践中所惯行的行为方式的法律确认, 这些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特定时期执政党及国家农村或农地政策认许或鼓励下的实践产物, 因此, 不可避免的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探索痕迹, 这就决定了各时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呈现出政策性和阶段性的特征。[4]为了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各地政府通过出台各种政策, 甚至出现超越法律规范的措施强力推进土地流转, 意图通过减少“农民”的方式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当“失地”农户在城市无法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时, 这种保障和发展的阶段性冲突将会导致出租方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承租方依据租赁合同享有的债权之间的法律权利冲突。面对农户的生存诉求, 无论是法律还是政策都难以支持承租方“继续履行”租赁合约的主张, 当然承租方也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经济补偿。在此情形下, 应当建立长期租赁合约的风险分担机制, 加大农户的社会保障, 降低这种农村发展阶段性权利冲突对社会的影响。

三、农地租赁合同社会控制制度的构建

住房的租赁管制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一种是租金限制的方式 (rent ceiling) , 即所谓的“第一代租赁控制”;另一种是租赁过程的控制, 这一模式下仍旧对租金进行控制, 但允许出租人在租赁期间适当地提高租金, 涨幅通常与通货膨胀同步, 同时加强了租赁合约的控制, 限制出租人解除租赁合约的权利, 形成了“第二代租赁管制”。[5]租赁管制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缺乏效率的一种经济安排, [6]但作为一种社会调节的手段, 如果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 仍然能够有效的维护市场弱势方的利益, 从而实现其社会目的。借鉴住房租赁控制机制的经验, 可以在租赁合同签订、履行、租金控制和风险分担等方面建立农地租赁合同的社会控制制度。

1.建立租赁合同的审查监管机制

租赁前, 要注意审查承租方的资格条件、农业经营能力水平、投资的资金来源、承担债务的能力等, 防止有的承租方为争取国家的财政资金的投入而实施“假流转”, 导致出租方农户利益受损。

签订集体租赁合同时, 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合同主体是原承包户, 杜绝“代签”和“诱签”。一方面, 要明确收益分配机制。已承包农田的流转收益归原承包户所有, 未承包农田的收益分配应当体现公正和公平的原则, 防止利用集体协商的形式损害个别农户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对土地租金的约定和合约期满后的土地复耕问题规定应当明确具体, 要求承租方对于土地的恢复提供适当的担保。对于国家政策及市场变化所导致的利益和风险的归属与承担, 应在合约中予以明确约定。合同中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的就业问题应当妥善安排, 政府应当审查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和可行性。

建立农地租赁合同的审查备案程序, 严格地方政府的职责, 规定地方政府在农地租赁中具有管理和指导的职责, 如备案、登记、鉴证、指导合同签订及纠纷调解等, 同时明确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法律责任, 加大对租赁合同的监管力度。

2.建立租后行为的监督机制

流转后要加强对承租方土地使用的动态监管, 完善土地用途和土地投入的监督机制。政府应加大农业生产的扶持力度, 确保承租方能够按照法律和政策的要求合理利用土地和农地的保值增值。鼓励农业承租方与农户通过建立专业合作社的形式, 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加强出租农户的社会保障建设和就业扶持。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之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农户而言是基本生存的保障。如果国家不能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农户在出租土地后不能获得基本生存保障, 将不可避免的造成这种土地蕴含的保障性和发展性的冲突。为了防范出租农户回乡与承租方争夺土地使用权, 政府应当围绕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农村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业、地方特色产业等, 加强培训和就业创业服务, 使得返乡农民工能够在当地实现就业, 防止农地租赁纠纷的产生。

3.建立租金审查和调整机制

租金的管制一直是租赁管制的重要措施,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在土地租赁方面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租金调整机制。租金缴纳方式及数量的安排事实上是双方对未来风险的安排。当前的农地租赁过程中通常采取的是固定租金模式, 往往是以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价格作为租金的计算标准。这一模式下, 承租人承担土地产出的风险, 出租人则承担土地市场价值的风险。[7]不同于传统的地租和佃农之间的土地租赁关系, 现阶段出租土地的农户在市场经验、管理和监督方面的能力严重缺乏, 再加上部分利益集团的诱导、胁迫, 致使许多情况下租金的安排对于出租农户长远利益不利。

为了减少将来由于不合理租金安排产生的冲突, 政府应当建立租金的审查监督机制。具体应当建立最低租金制度, 用以保护农户的当前利益;高额租金的预警制度, 防止承租人将土地转为非农用途;租金的调整机制, 用于保护出租人的长远利益。根据土地市场价值的增加来调整租金, 防止承租人通过合约获得土地自然增值产生的全部价值。租金控制和调整机制应当依据政府定期对土地市场价值的测算而制定, 可以借鉴国外公用土地租赁制度中地租价格和价值的计算方法, 为将来租金纠纷的解决提供法律依据。[8]

4.建立第三方的风险分担机制

在明确租赁双方权利义务的基础上可以引入第三方机构来分担相关风险。针对现代规模化农业生产的高投入而产生的高风险特性, 可以通过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分担市场风险。通过政府补贴方式, 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 并逐步扩大保险的范围, 提高保障水平。针对农地租赁蕴含的当事人行为风险, 可以借鉴成都等地的经验, 建立农村产权流转担保公司, 通过事先收取一定的费用, 对双方的租赁行为进行担保, 从而降低租赁双方的经济风险。

四、结束语

农地是一项特殊的商品, 其特殊性为对农户租赁行为进行社会控制提供了合理性和可行性。首先, 农地的保护关系到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是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其次, 农地是农户的重要社会保障, 是农村稳定的基础;第三, 农地是永久存续的社会资产, 对其进行控制具有可行性。

农地租赁合同社会控制的具体制度, 不同于部分国家在住房租赁控制中的严格租金管制模式, 应当采取不直接限制租金数额, 主要着眼于限制和监督双方的履约行为, 同时为出租人提供市场化的租金参照标准。这些制度在实践中已经进行了很好的尝试, 只是没有形成一套严格的制度体系。在加大农业生产投入的同时, 政府应当增加农地租赁的监管投入, 加快相关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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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岛夫.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伤农倾向值得关注[N].南方日报, 2009-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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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军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分析及其法律思考[J].河北法学, 2009, (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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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五常.经济解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7) 张五常著, 易宪容译.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论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 篇9

关键词：大众传媒,舆论导向,社会控制

随着现代网络和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 大众传媒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并通过其自身所形成的信息环境作用于人们的心理和思想, 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大众的观念、价值和行动。因此我们可以说, 大众传媒本身具有一种社会控制的功能, 并且这种功能在当下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 已成为社会控制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大众传媒通过舆论导向与监督实现社会控制

舆论是社会公众的意见或言论, 它本身就带有某种价值判断。在当下社会, 舆论氛围的营造主要是依靠网络、报纸等大众传媒而实现的, 当社会出现新的问题和现象时, 总是先由少数人做出反应和评论, 而后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将问题向社会发布, 从而引起大众的关注, 这样一来, 持有类似观点的群体就会形成并逐渐壮大, 相互传播、相互影响, 由此就会形成引人注目的社会舆论。一般来说, “一个人关于他自己和他的行为的看法, 极大程度地受着公众意向的影响”, [1]换而言之,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作用之下, 在某种程度上人人都会受到这种舆论氛围的影响, 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由此实现。

舆论监督, 是指大众传媒通过对偏差行为的曝光、批判与谴责, 促使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 以维护社会秩序。舆论监督对于社会控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众传媒对那些有悖于伦理道德甚至触犯法律的行为进行曝光, 引发公众的关注与思考, 净化社会风气, 以控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另一方面, 大众传媒通过对某些社会现象尤其是政府机关的监督, 可以完善政策法规, 预防腐败和不良风气。例如,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便是在媒体的关注和监督之下, 促使了我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 实施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二、大众传媒通过强化大众信仰实现社会控制

信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心理基石, 因此建立和强化社会公众信仰对于实现社会控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西方学者所谈到的, “大众传媒是既定工业社会秩序的文化武器, 主要用来维护、建立和巩固传统的信仰和行为, 而不是去改变、威胁或削弱它”。由此观之, 大众传媒具有信仰控制的作用。所谓信仰控制, 就是通过对人们的心理、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纠正和引导, 促使社会大众对于某种社会价值体系的认同与肯定, 并以此来实现社会控制。大众传媒通过强化大众信仰实现社会控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塑造先进的典型事迹与人物, 曝光有违道德与法律的不良行径, 从而控制社会的主流价值, 进而控制公众个人的价值观念。例如, 现今的许多媒体都开辟诸如“党旗飘扬”、“永远的丰碑”等专栏, 对革命人物和先进事迹进行大力的宣传报道, 引导公众树立一种崇高的个人理想和价值理念, 还有“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等活动也都是为了宣扬一种社会价值信仰;而对于一些恶劣行为媒体也大量曝光, 例如“每周质量报告”等栏目就是通过曝光一些违法行为, 以引起大众和相关部门的重视, 并通过问题的解决来打击不良行为、纠正错误的价值观的。

二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的引导来实现社会控制。意识形态在全球化的今天似乎有所淡化, 但它依然是国家思想控制的重要领域, 因此意识形态的控制是社会控制的关键之所在, 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和执政党要想维护和巩固其既有的统治秩序, 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都显得尤为重要。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巩固往往是通过大众传媒的力量得以实现的。大众传媒接触的受众人数多并且涉及各个领域和各种阶层, 大众传媒通过反复地向公众传播和灌输代表统治集团和执政党利益的意识形态, 于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认知结构, 于“文化涵化”中形成共同的价值观, 从而维护和巩固既有的社会秩序。[2]

三、大众传媒通过教育感化实现社会控制

教育在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经济社会以及科技的迅猛发展, 教育教学手段日渐先进, 并且教育的普及率也大幅提升, 当下大众传媒已经广泛地参与到公民教育中来, 成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其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 大众传媒通过传播现行的政治体制文化, 通过政治文化的社会化与大众化实现社会控制。一方面, 大众传媒通过政治教育宣传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及社会制度, 使得大众对于国家体制有了深入的了解, 并培养了大众对于现行制度和政治价值的认同感, 增强了公民对于国家和政党的感情;另一方面, 大众传媒通过政治教育来培养公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和积极性, 扩大了政权的阶级基础, 使得大批优秀的人才参与到国家管理当中去, 由此实现了社会控制;此外, 大众传媒还通过对传播信息的筛选和处理, 例如对教科书内容的确定、新闻出版物的审核来把握政治控制的方向。

其次, 大众传媒通过传播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规范和法制, 通过道德规范的社会化来实现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控制, 进而实现社会控制。相对于舆论导向和信仰控制而言, 道德控制就显得更加具体, 社会倡导什么、抵制什么, 什么是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念, 在媒体通过典型事迹的报道宣传之后, 能够很快引起人们的反思和共鸣。道德是人们精神层面最外在的表现, 通过一个人的谈吐举止以及他对某个问题的态度和立场, 其道德水平很容易被看出来, 于是媒体将道德教育作为突破口, 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和多角度立体化的心理暗示, 使其树立符合社会价值的道德理想, 从而达到对社会的控制功能。

大众传媒对于社会控制的手段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但我们需注意到, 大众传媒本身是一柄双刃剑, 它既能引导受众又可能误导受众, 既能整合社会也可能引起社会动荡, 既能教育人又可能制造出一批庸人, 既能娱乐人又可能毒害人的身心健康。[3]因此, 只有正确认识和合理运用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 才能及时有效地预防大众媒体社会控制功能的负面效应对于市民社会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也只有如此才能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注释

1[1]E.A.罗斯著.秦志勇、毛永政译.社会控制.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2[2]章辉美.大众传媒与社会控制——论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社会科学战线.2005 (3) .

信息传播对社会控制的影响 篇10

1 信息传播对社会控制的影响

1.1 信息传播是社会的血液循环和神经系统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人与人相互之间的联系称为交往,并把交往放到与生产同等的范畴来看待,认为交往是实现生产和分工的保障。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因而交往就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认为当物质生产达到一定程度,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发展状况如何将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2]。马克思所说的精神交往正是人类信息传播,他的论述最终被高度发达的信息产业所证实。信息已经成为继物质、能源之后制约社会发展的又一个主要因素和资源。

可见,在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人、组织、国家所进行的任何活动都必须在通过信息传播的途径对外部环境进行必要了解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出活动的计划和决策,而计划和决策也只能以信息传播方式进行传达才能实施。因此,有学者把人类的信息传播称为社会的血液循环和神经系统。传播学者郭庆光认为,社会发展是建立在系统正常运转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信息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重合、交织在一起,它的运行除了受到其他系统的影响和制约之外,其本身的运行状况如何也对其他系统乃至整个社会发生重大的影响,如果传播系统出现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3]。

1.2 信息传播不仅为社会控制提供相关信息,而且为社会控制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国家通过主权、法律、纪律和规章、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舆论等手段进行社会控制,对每一种手段的运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它们在制定每一种控制措施之前,是基于对环境一定程度的已知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不是盲目的。而这种对环境的已知状态,是信息传播作用的结果。实施社会控制,要做到有的放矢,就必须进行广开言路,收集资料和调查研究,这是一个获取信息的传播过程。

国家通过各种政令、法律、规章制度进行社会控制,而这些政令、法律、规章制度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植入人们的思想之中,更不可能直接就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国家必须将之转化为一定的介质(比如语言、文字),通过一定的渠道(比如报纸、电视、广播、书籍等)发布出来,并通过各种培训、教育或说明、解释,使人们理解,逐渐采纳。而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如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实际上是以信息传播的方式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具有时代特点的思想观念或礼仪。而作为控制手段的社会舆论,其本身就是信息传播的结果。

1.3 信息传播具有社会控制功能

信息传播不仅为社会控制提供必要的相关信息,并为社会控制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信息传播本身就具备社会控制的功能,主要由以下2种方式表现出来。

1.3.1 社会舆论

社会舆论是指多数社会成员对某些人或事的议论和评价,其可能是客观的判断,也可能是捕风捉影的传言,但总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相关社会成员的声誉,具有较强的社会控制力量。以大众传播为主的信息传播可以专业化、高效率、全方位地反映社会公众的意见,形成社会舆论,并对社会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和适当的控制;而新闻媒介作为舆论信息的“把关人”,控制着舆论信息在社会生活中的流量和流向,而传播什么、重点在何处、强调到何种程度、对信息作何种解释等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把关人”决定的[4]。某件小事一旦进入媒介传播渠道,就有可能形成社会焦点,引发社会关注,形成社会舆论。

信息传播,尤其是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不仅向公众传播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而且通过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众,能够唤起普遍的社会谴责,将违反者置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从而起到强制遵守社会规范的作用。因此,以大众传播为主的信息传播具有形成社会舆论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强大功能。

1.3.2 社会流行

信息传播具有创造流行的功能。通过大众传媒对传播信息进行有目的的取舍,就可以创造流行,形成社会潮流,从而影响社会风气,而其影响不亚于社会规范的强制性。和社会舆论的形成一样,某一事件一旦以大量复制的方式进入传播渠道,当某类信息达到一定的规模,就被人们认定为是社会的一种普遍性事件,便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反应,从而这种原先不具普遍性事件也就成为时代的特色和潮流,社会流行因此而形成。

信息传播创造社会流行的功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来实现的。广告作为一种广泛有效的传播手段和宣传方式,对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精神状态等方面都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商业广告作为消费新潮流的引导者,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使人们的消费观念、经济意识、审美观念、生活习惯和消费行为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5]。广告不仅传播一种商品,也传播一种观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消费范式。广告的广泛性和无孔不入的特点使这种观念和消费范式很快成为大众跟随和模仿的对象,从而形成了社会流行,影响社会风气,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不但影响人的观念意识,还可以直接对人的行为起到一定的强制作用。

1.4 信息传播系统发生障碍会造成社会失控

信息传播系统的畅通与否对社会的长治久安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政通人和,就是首先要做到信息传播系统的畅通,政令下达和民意上传才畅通。如果传播系统出现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就会造成社会成员的认识、判断、决策和行动发生混乱,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妥善地解决,必会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严重的甚至会造成社会混乱和国家解体[6]。信息传播系统不畅通,必然使信息以扭曲的方式——谣言或传言进行传播,这在更大程度上造成人心恐慌、社会混乱,而社会的混乱又反过来给谣言或传言提供土壤,形成恶性循环。如,秦朝的“焚书坑儒”不仅人为地给社会信息系统设置了传播障碍,而且禁锢思想,摧残学术文化的发展,激起人民的普遍反抗。“焚书坑儒”的结果是加速了秦朝的灭亡。清朝“文字狱”等事件,也使人心出现不同程度的恐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2 如何发挥信息传播对社会控制的正面作用

信息传播是双刃剑,其可以传播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内容,也可以传播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信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下,发挥信息传播对社会控制的有利作用显得格外重要。

2.1 以把握社会控制的适度原则为出发点

衡量社会控制的适度原则主要有:一是社会稳定和发展原则。社会控制的目的不是造成社会的僵化和丧失活力,而是要保持社会的良性运行,即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创造安全面又宽松的条件。二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原则。社会是以人为主体的,而每一个个体的人的自由发展和幸福应该成为社会的最终价值目标,社会控制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秩序和安全的确保来促进人的自由和幸福,因此不应以“好管理”为前提而限制人的自由。总之,发挥信息传播对社会控制的正面作用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握社会控制的适度原则。

2.2 尊重媒体的独立性,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畅通

尊重媒体的独立性,这是公开化原则的特定要求,是对公开化原则和民众知情权的支持。在现代社会,媒体已经成为民众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媒体与民众的知情权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媒体应该因民众而生存,而民众则应因媒体而知情。对民众知情权的尊重就要求媒体必须客观、真实地反映与民众密切相关的事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一个基本条件,即媒体必须在报道上具有独立性,对公众和社会负责。事实证明,一些地方官员以维护稳定为借口而封闭和屏蔽媒体报道,是害怕媒体与民众监督的表现。

2.3 加大对各传播机构的指导和管理,发挥信息传播的正面功能,防止信息传播的负面效应

不能以保证信息传播系统的畅通为由而不分主次、不加选择地进行传播,甚至传播一些负面影响的内容。社会的高度发达,人们对客观环境的认识越来越依赖信息传播。美国新闻学者李普曼认为,信息传播给人们所提供的有关客观环境的信息,构成了一个信息环境,这种信息环境是对客观环境的再现,但其并不能镜子式的简单再现,不是等同于客观环境本身,而是一种具有某种选择性、倾向性的拟态环境。事实上,人们恰恰是对这种拟态环境作出反应的。因此,如果这种拟态环境不能客观地反映现实环境,甚至扭曲反映现实环境,则人们因此所作的反应将会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极为不利。因此,我们应该对各传媒机构进行必要指导,加强管理,发挥信息传播的正面功能,防止其负面影响。

2.4 积极发挥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

社会舆论是社会控制系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虽然不具有硬控制的作用,但它能与社会的政治力量、法律力量配合,共同发挥调节社会、规范人们行动的作用。某些时候,舆论甚至可以发挥政治、法律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具有特殊的精神力量和道义力量。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尤其重要,往往具有其他控制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耦合度不高,脆性较大,社会运行机制不稳定,社会控制显得更为复杂,但也更为重要。“规范真空”与“控制失灵”是这一时期最常见的社会控制失调现象,其他的社会控制手段(如立法、执法、行政等手段)一时难以迅速完成重新适应的过程,而舆论监督在这个时候却能作出最迅速、最灵敏、最有效的反应。它注定承担起填补“真空”的社会责任,并以揭露、批判、谴责,以及坚守、维护、弘扬为手段,完成社会控制的最新最迫切的任务,同时为其他控制手段的重新建设与完善提供足够的指引和参照[7]。

因此,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发挥信息传播的软性和预防性社会控制功能,这将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2.5 加强立法,规范信息传播产业市场

信息产业的高度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使各种传播信息鱼目混珠,各种迷信、淫秽甚至反动的信息流入社会,而目前我国有关这方面的立法却严重滞后。因此,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来规范和管理这一产业,不仅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6 增加资金技术投入,特别要加快农村信息产业的发展步伐

目前,我国信息产业还处在不发达阶段,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城乡信息产业发展的极大不平衡性。绝大部分信息传播的“硬件”和“软件”都集中在城市居民,当城市居民享受网上冲浪的快感时,有些农民家庭还没能收看电视。信息传播的极大不平衡性,日益加大了城乡之间的“知沟”或“信息沟”。在信息成为社会最主要的发展资源的时代,这种“信息沟”带来的结果势必是观念和知识技术的巨大差距,结果在经济上加剧了城乡发展的极大不平衡性和严重的贫富差距,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引起社会混乱的巨大隐患,也是社会控制必须面对的事实。

3 结语

我们正步入一个全新的信息社会,信息传播产业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生活习惯,信息传播对社会控制的影响日益增大,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因此,我们应该正确使用这把双刃剑,使之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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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1.

社会控制 篇11

自2005年起，几乎每一年媒体都有关于“网瘾少年”逃学、沉迷网吧、暴毙、自杀乃至杀害亲人的报道，青少年网络成瘾在中国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社会各界纷纷呼吁要采取措施来拯救中国2400万“网瘾少年”（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2010），我国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少数几个实践网瘾治疗的国家。但囿于缺乏一个“国家级”的诊断标准及系统的治疗体系， 网瘾治疗的社会责任几乎完全由各种民间的“网瘾治疗机构”承担，这些机构大多采用军事训练与心理治疗相结合的方式，来矫正包括网瘾在内的青少年心理与行为问题。然而，这些治疗机构却也同时饱受舆论非议与抨击，一方面，他们的“非正规性”使人们质疑其本质为攫取暴利的商业机构;另一方面，不时曝出的学员遭受体罚甚至出现死亡的新闻，更令公众对其充满反感。在此情况下，社会舆论期望国家可以出台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规范网瘾治疗，但到目前为止，除了对网络环境进行监管，政府并没有在网瘾治疗上做出明确表态。

在中国的语境下，“网瘾”并非仅限于心理学意义上个人对自身行为的控制，更在于整个社会对个体行为的控制及对家庭行为的治理——“网瘾”这一话语试图描述和控制的主体是青少年，而控制的发起对象则是以专家、学校、家庭、国家及治疗机构为代表的成人社会。一方面，“网瘾少年”群体的“乱”、“暴力”、“杀父/杀母”、“自残”等话语充斥着新闻报道，传达出一种社会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并引发一系列的国家与社会行动（包括在民间纷纷成立的网瘾治疗机构）;另一方面，对“网瘾治疗机构”的报道同样也将注意力放在了“身体虐待”、“死亡”和“不人道”等“乱象”的批判上。这些恐慌与批判的背后不仅折射出当代中国趋向秩序稳定和道德统一的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模式的回归与强化，还体现出在此影响下的国人自发的对于“现代性”危险（dangers of modernity）的警惕与恐惧。基于此，本文将运用汉学家B?rge Bakken的“模范型社会”（exemplary society）理论，结合笔者在北京某网瘾治疗机构三个月的田野调查，来解读近十年来中国社会持续不断的“网瘾”问题，对中国社会关于网瘾问题（作为一种“社会问题”与“心理问题”）的行动作出反思，以期理清网瘾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加深对网瘾在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文化特征的认识。

模范型社会控制与道德恐慌

要讨论网瘾问题的产生，就要分析清楚它被“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制度、文化氛围、话语体系以及权力体系等。心理人类学与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认为，植根于社会环境的个人经验叙事是治疗过程中使主体发生改变的关键因素（Kleinman 1988;Good 1994;Mattingly 2000）。所以，理解网瘾产生以及“问题化”的环境对于理解“网瘾少年”在治疗过程中的主体经验以及治疗的有效与否也有着很大的帮助。

中国学界对于网瘾是否能作为一个“精神疾病”来治疗一直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瘾”在公众面前一直是以“问题”的面貌呈现的。笔者认为，去掉“问题”的标签，将其作为一个被经验化的现象来思考，才能够认清网瘾问题的本质。虽然网瘾的问题化并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但与众不同的是，鲜有其他国家（除了韩国等）会将“网瘾”问题放在一个需要全体社会共同干预的高度，这样的结果是由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控制模式导致的。

社会控制由外在的公共规章，与内化的社会规则两方面构成。这些社会控制方式在当代大部分社会都存在。然而，中国社会从古至今有着一套稳定的、独特的社会控制模式，它非常紧凑地把外在规则和内在约束结合起来，通过创造一套整齐的“模范故事”统一社会中每一个人的道德价值。这套社会控制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儒家“礼”的社会治理，并且延续到今天的中国社会（感动中国人物，道德模范先进事迹）。不仅如此，这种模范型社会控制在今天的中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用来平息一切在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现代性危险”。“模范故事”可以是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对“传统道德”的再呼唤，也可以是对现代道德模范的宣扬，更可以是一种振奋人心的未来图景（例如素质教育计划），作为一种潜在激励性的力量将“支离破碎”的人群重新约束在一起，以达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通过阅读并理解这些故事的道德教化，中国人的精神可以得到统一和整肃，而违背这些精神的人则会受到来自社会其他成员的自发控制。但中国的模范型社会最大的特点在于，它还会采用一些比较机械的灌输方式，比如对教条的反复抄写和诵读，以及更加直接的外在控制，如对失范个体的羞辱、控诉、禁闭和身体惩罚。

“孟母三迁”就是一个典型的“模范型社会控制”的例子。它反映了中国文化思维中道德美感与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Bakken将其命名为“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这种“环境主义”不仅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模范式社会控制的重要一环——人们自然地把模范道德的形成和其所处的环境联系起来：在一个“好”的环境中成长的个人，会自然模仿环境中“好”的行为，向模范靠拢;反之亦然。这种模范型社会下的“环境主义”与网瘾的道德恐慌有什么关系呢？在过去十年里，媒体关于网瘾青少年的报道可以被归类为以下的主题和形式：（1） 一个沉迷网络游戏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因受到里面的“暴力内容”影响而犯下罪行，例如偷窃，抢劫，甚至杀害父母;（2） 一个沉迷网络色情的孩子（尤其是男孩）被色情内容毒害导致精神恍惚道德沦丧;（3） 一个沉迷在危险网络关系（网恋）的孩子（尤其是女孩）被骗去和网友约会结果受到身体与精神伤害;（4） 在沉迷网络游戏后，一个曾经成绩优秀的模范学生变成了被学校劝退的迷途少年;（5） 在网吧连续数日或数周的游戏过后，一个少年暴毙或是失去了理智而终于自杀。

虽然媒体在这些事件的选择上有博取点击率和收视率之嫌，但是所有这些故事在叙述上毫无例外地将网络或者网吧描述成一种现代性的“危险”的象征或者来源，而这种“危险”直指青少年不稳定的身体、道德和心智。这些故事给观者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网络或者网吧是危险场所，是影响孩子道德发展的“坏”环境，是需要被规避的。在叙事上，这些报道的开端往往是某某“曾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过程经常是其“结识了某网络游戏”，结局则无一例外是这个“某某”成为了一个脱离正常轨道的失范的主体。这种叙事上刻意创造出来的前后“不协调”呼应是一种反面的模范叙事。其中塑造的“危险”意象（坏榜样）令人恐慌和抗拒，并成为一种道德上的警示。当这种叙事通过媒体、专家和官方法律（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将沉迷网络与吸烟、赌博、酗酒、流浪、吸毒和卖淫等问题行为并立）不断重复强化，来自成人社会的集体干预便成为了一种必要。青少年的“不稳定性”也同样被置放在社会控制的焦点上，这一焦点也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反叛形象”在诸多历史事件描写中的重建而被一再放大。网瘾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问题化。

当然，即便是没有这些媒体的报道，从小生长在模范型社会下的家长也会自然而然地把那些沉迷网吧、逃离学校、逃离家庭的“问题儿童”看作是失范的主体，并且寻找方法将他们重新拉回通向模范的正轨。笔者在研究中了解到，大部分家长在孩子开始沉迷网络后，都是以一贯的说教、打骂、监控、拔网线等方式来直接制止。家长们希望通过这些行为隔断孩子与网络游戏这一“坏环境”之间的一切联系，但他们最终失败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失败及网瘾治疗机构的存在？

网瘾治疗机构为何存在？

在传统的模范型社会下，社会控制主要是由家庭（宗族）、学校和国家为代表的成人社会主导。其最直接的执行者往往不是国家，而是家庭和学校中的权威代表或是权威性的媒介（例如课本、专家、官方报章）。作为广义上的“机构”，家庭和学校是连接社会控制机制与青少年行为约束之间的桥梁，也是实现模范型社会控制的最重要一环。但是当以城市化、市场化、个体化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变革急剧发生后，这种依赖家庭和学校的模范型社会控制很难有效地展开。那些“模范”的故事也很容易在剧变中被撕裂解构。成人社会需要一种更加符合当下现状的方式来更有效地恢复和执行社会控制。

当网瘾被问题化后，人们开始主动寻求那些传统机构的制约，例如家庭和学校的教育惩罚。可是他们失望地发现，网瘾少年的最明显行为就是对家庭和学校的绝对逃离。网络这一新的、虚拟存在的、便捷的逃离途径使家长和老师无所适从。在家国一体的模范型社会影响下，人们开始望向国家。各路专家和公知纷纷呼吁国家采取强力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国家也确实采取了强力的约束性措施来回应这些问题，包括2006年将沉迷网络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2007年设立网络游戏反沉迷系统;2009年授权某公司开发家长监控软件“绿坝·花季护航”，并要求安装在每一部电脑上（同年被叫停）;2010年引入网络游戏实名制;直到2014年对互联网的净网行动。这些都可以算作国家针对网络作为“道德危险”以及影响青少年“不健康发展”的风险因素来源的干预措施。

然而，国家的这些措施在对青少年网瘾的干预上收效十分有限。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统计，2010年青少年单次网络游戏时间在防沉迷系统的影响下有所减少。但笔者通过对网戒中心学员采访后发现，这种防沉迷系统其实很容易就能通过一些方式规避，包括创建多个账号或者使用成人的身份证号注册等。所以单次网络游戏时间的减少并不能代表青少年群体中网瘾程度的减轻。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2013，2015）对近几年青少年网络行为的调查也发现青少年对网络的依赖性呈现加深和低龄化趋势。同时，国家的措施并没有触及到网瘾问题的核心，即青少年对家庭与学校的逃离，以及传统社会控制模式的失灵问题。

正是在这种传统的社会控制渠道普遍失效的背景下，以军事训练与心理干预为主要模式的网瘾治疗机构在全中国遍地开花，而他们的服务对象，正是对网瘾问题束手无策的家长。这些机构的最终目的是让“网瘾少年”通过训练和治疗，重新成为能够受社会控制约束的主体，让他们能够回归家庭和学校，将身体、人格与道德发展重新拉回模范的正轨。然而，正如一些新闻报道所说，部分机构在训练和治疗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因为训练过度或者使用“不人道”的治疗方法造成学员的肉体和精神伤害，甚而出现学员死亡的悲剧。这一现象迅速激起了新一轮的道德恐慌，“网瘾治疗机构”十分吊诡的成为与网络、网吧等环境一样的恐慌对象，被人们认为是可能对青少年身心发展存在危险影响的环境。

如何看待网瘾治疗之“乱”？

网瘾治疗机构之所以为媒体和大众诟病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其“权威性”和“正规性”不足。“网瘾”并没有被卫生部承认为医学概念，因而这些机构也并非官方开设，带有明显的私人性质，在很多人看来，此类私人机构治疗网瘾的本质是欺骗家长、“牟取暴利”。第二个原因则是机构的“专业性”不足。某些机构治疗网瘾的方法如电击、体罚，都带有肉体伤害的嫌疑。这两种批评的声音看似占据道德高点，实际上其合理性亦值得商榷。我们讨论这两种批评是否合理前，不妨先探讨一下是什么导致了对网瘾治疗机构的道德恐慌？

首先，这源于人们对传统社会控制模式的过度依赖。在上一部分我们提到，当传统的模范型社会控制不足以约束“网瘾少年”的时候，人们首先看向国家，因为国家是这个社会控制模式中的最高一环，它能够强有力地发出统一的信号对整个社会加以管制。其根源正是成人社会对恢复由国家主导的模范型社会控制的诉求，同时它也夹杂着一种对“现代性危险”的恐慌，这种“现代性危险”一部分来自于中国急剧的市场经济变革——人们在变革中见到太多的道德沦丧，产生了“道德真空”的社会想象，在诸如食品安全等现代性危险出现的时候立马将其归入“商人唯利是图”的既定范式，将矛头指向私有化进程。因而这又再次强化了人们对于恢复国家主导的模范型社会控制的需求。所以，在网瘾机构“不正规”、“不权威”的批评中，人们实际表达的是一种对未受到国家规范的私人服务的非道德危险的警惕，以及对道德精神的统一和秩序性的追求。

再者，其道德恐慌来源于中国社会对与身体相关的暴力的不适应与无意识恐惧。福柯（1977）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详细地阐述了社会的规训范式逐渐由“古代”以“公开行刑”为代表的公众威慑型惩罚转变到“现代”以专业监狱以及犯罪心理学为代表的个体规训。五马分尸、公开斩首之类的表演之所以失去价值是因为其震慑效果具有非常强烈的不确定性。围观的人们在观看这种“非人道”的表演的过程中产生的不一定是“畏惧”，也有可能是一种对被施刑人的莫名的同情。这种公开行刑的“非人道”甚至能在人群中引发新一轮的潜在对抗情绪。因此，现代国家摒弃了效果模糊的威慑型惩罚，转而开发更加有效的监狱系统和犯罪心理学，以使得社会规训与惩罚更加个人、更加私密、更加有效。惩罚的对象不再是对绝对威权的挑战行为，而是囿于他们个体的“攻击性”、“暴力倾向”和“变态人格”。惩罚的方式也不再是非人道的、暴力的公开行刑，而是人道的、和平的关押或者治疗。因此，媒体报道中的网瘾治疗机构的“肉体惩罚”在习惯现代规训方式的公众看来是无法被容忍的“非人道行为”，是属于过去的“落后”行为。大家不认同的不是“体罚”本身，而是“体罚”过度所造成的暴力和死亡。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更加“专业”的，“人道”的，不含体罚的“先进方式”才应当被用来治疗网瘾。同时，这种对“暴力”的谴责再次彰显出中国语境下受到儒家影响的模范型社会的本质诉求，即对秩序的赞美和对暴乱的控诉。指向“恐怖”与“非理性”的历史记忆逐渐化为人群对暴力和混乱的潜意识抗拒，促使人们拥抱中庸的生活态度，将一切的身体暴力看作是对正常生活秩序和社会繁荣的阻碍。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人们对于“网瘾治疗”的道德恐慌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正义的道德谴责，而更多是在社会控制模式失调下的一种集体情绪反应。这种情绪反应具有极强的社会性、文化性和历史性，它指向的并非“网瘾机构”本身，而是在媒体叙述中所联系的社会和历史符号。网瘾治疗的“乱象”中的“乱”并非是一个基于广泛和深入的实地调查后得出的客观事实结论，而是一个在社会控制模式失调的大背景下媒体报道和公众情绪的共谋。笔者并不否认媒体在使网瘾问题得到公众关注方面的积极作用，而是希望通过对“乱象”的解读来更好地理解社会控制的本质。

网瘾治疗的国家在场与中国意义

回到对网瘾治疗机构的批评本身，首先问题在于，国家的“权威性”与“正规性”在网瘾治疗的过程中究竟在不在场？实际上，当今网瘾机构已经不仅针对“网瘾问题”这一单一的服务对象，而转型为包括治疗网瘾在内的各种青少年心理和行为“疑难杂症”的综合性心理治疗和行为训练机构。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在对青少年的社会控制中扮演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据笔者了解，虽然大部分的网瘾治疗机构并没有得到国家明确的认可和支持，但他们的创立者都拥有和国家权威体、制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机构也在努力通过向国家“合法性”靠拢来增强其治疗的说服力和权威性。登陆各大机构的宣传网站，我们不难看到在里面挂靠的专家所拥有的各种体制认可的专业资质。所以，在网瘾治疗的过程中，国家作为社会控制的顶端其实一直是以某种形式在场的。

再者，“网瘾”是否一定要被国家认定为“专业的”医学概念才能被干预？是否需要由国家“正规”医院（而非“私人”机构）来治疗？医学问题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理问题，即使如感冒这样常见的疾病，在问诊用药的过程中都牵扯到社会制度与文化环境的方方面面。同样， “网瘾”并不只是一个生理或心理上的自我控制问题，而是植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系统。单纯靠医院的努力远远不能够帮助个人和家庭来解决如此复杂的系统问题。因而网瘾治疗机构是“私人”的还是“官方”的并不能决定治疗本身的效果，政府主导治疗并不一定就是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

那什么才是治疗网瘾的最佳途径？难道就任由这些网瘾机构自己探索，用一些未经检验的方式来“体罚”孩子？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体罚”并不是网瘾治疗机构的专利，如果要严格地审视中国社会中的“体罚”或者“行为训练”，全中国的家庭和学校可能都在这种传统的模范式社会控制的影响之中。其次，行为训练并不是治疗的全部，大部分机构都会在军训之外伴有心理辅导和课程。笔者在北京某治疗机构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其行为治疗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可以被称为体罚的现象。相反，以家庭治疗为主的心理干预方式才是其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该机构在训练和治疗青少年的同时，也要求他们的家长留在机构内接受培训和辅导，以期改变家庭环境，让青少年顺利“回归家庭”。

笔者发现，“网络成瘾”在该机构的治疗过程中并非局限在一个心理学或医学术语的范畴，而是在诠释过程中被多方行动者（家长、治疗师、学员）赋予了新的社会意义，成为了一个动态的道德符号。家长对网瘾的认识和恐惧并非来源于所阅读到的诊断标准，而是来源于他们所经验中的家庭控制系统的失调。来到机构之前，网瘾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无法解读、无法控制的“症状”）—— 这种经验上的“症状”并非是医学意义的“体征”，而是道德和文化的符号性表现。这种症状是”急性”的，它体现为一种历时性冲突的短时爆发（植根于家庭内部的长期矛盾在孩子沉迷电子游戏这一事件后得以爆发，导致争吵、出走、肢体暴力等），让人产生迅速平息它的需求。家长将孩子送来机构的最紧要目的是暂时地让这个症状消除（让孩子离开有电子游戏的环境）。而机构也非常适时地要求家长与孩子分开居住（在治疗的第一个月家长除特殊情况外不允许面见自己的孩子）以平息冲突。而治疗师的初期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处理家长对于这种“无法解读、无法控制”的症状的恐惧。

在实际治疗过程中，该机构的治疗师偏重对家长心态的调节，而非对学员人格的指导，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原生家庭”拥有良性的系统，网瘾自然会得到控制。家长通过参加心理学课程和团体辅导不断学习并认识到网瘾问题的根源在于自己而非孩子，并逐渐练习成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学主体，重视与孩子的内心沟通。在家庭教育中对“内心沟通”的重视是伴随市场经济而生的，其在中国语境下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因为中国传统的社会化过程中家长关注的是儿童的“关系敏感性”而非“心理内在性”（Teresa Kuan ，2015）。学习的过程中，家长需要克服由“尊卑观念”所带来的随意责罚和“讲道理”的机械性家教方式，并学会一种新的认识自己和认识孩子的方法和语言。同时，他们也意识到网瘾问题的解决并非是平息症状这么简单。要从根本上解决网瘾植根的家庭问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访谈中，机构的负责人认为要使治疗有效，家庭在机构中的治疗时间应为至少六个月，所以他们不会盲目地将治疗宣传成一种“速效”的灵丹妙药。笔者认为这种方式的有效性不在于“家庭治疗”作为符号上的“专业性”，而在于其顺应了中国社会控制的规律，通过治疗来重塑家庭，建立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心理沟通渠道，使其生成更加良性的社会控制。

但以家庭治疗为主的治疗方式的有效性并不能掩盖“网瘾治疗”本身存在的矛盾（盈利模式和治疗效果的权衡，孩子被家长强迫接受治疗的事实等等），也并不是说这种治疗方式是“好”的。需要阐明的是，这一治疗方式的产生来源于失效的传统社会控制的需求，而它的有效性也有赖于中国模范型社会的环境。系统家庭治疗在20世纪50年代由人类学家Gregory Bateson及其指导的Palo Alto小组推动发展，其引入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理念成为日后家庭治疗的灵魂（赵旭东 ，2009）。Li Zhang （张鹂 ，2015）的田野调查发现，家庭治疗，尤其是其中的萨提尔模式（Virginia Satir在Palo Alto小组影响下创立），之所以在中国受到欢迎，正是因为其对家庭系统而非个人问题的强调符合中国文化中强烈的家庭约束。笔者认为，家庭治疗的积极作用在于对传统模范型社会控制的顺应和逐步改良，是推动模范性社会发生变革的一小步，但其影响力并不足以撼动模范性社会的根基，所以单靠这种治疗模式依旧无法带来社会的根本性变革。

如果执意要批判“网瘾治疗”，我们需要看到的不应是那些博人眼球的“身体暴力”或者是执着于“正规”、“专业”这些字眼，而应该看到“网瘾”及其治疗背后更大的图景，即整个模范型社会控制模式。我们应当思考，这个模式是否具有改善和变革的空间？我们需要国家做的并不是建立“正规”的治疗机构来强化既有的模范型控制，而是应该带领社会走出对模范性控制的过分依赖和迷思，从制度上鼓励创新和尝试，改变青少年成长的社会与文化环境，达到网瘾的自然疗愈。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

参考文献：

1.Bakken， B?rge. 2000. The Exemplary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Foucault， Michel.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New York： Vintage Books.

3.Good， Byron. 1994. Medicine， Rationality and Experience：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Kleinman， Arthur. 1988. The Illness Narratives： Suffering， Healing，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NY： Basic Books.

5.Kuan， Teresa. 2015. Love’s Uncertainty：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Child Rear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Mattingly， Cheryl. 2000. "Emergent Narratives." In Cheryl Mattingly and Linda C. Garro，ed. Narrative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Illness and Heal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Zhang， Li. 2014 Bentuhua： Culturing Psychotherapy in Postsocialist China.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38：283-305.

8.赵旭东（2009）《系统家庭治疗概述》，《心理学空间》，原文链接http：//www.psychspace.com/psych/viewnews-115.html。

9.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2010）《2009年青少年网瘾调查报告》，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详见http：//mat1.gtimg.com/edu/pdf/wangyinbaogao.pdf。

1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2010年度中国网络游戏用户调研报告》，详见：https：//www.cnnic.cn/hlwfzyj/hlwxzbg/201106/P020120709345283675163.pdf。

11.《2012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详见，https：//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qsnbg/201312/P020131225339891898596.pdf。

基因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社会控制 篇12

1 基因技术的伦理风险负荷

风险, 源于拉丁文risicare, 意为“在山崖中航行”, 故其主要含义为“有危险的可能性”。英文中risk一词最初用于海上探险中, 意指遇上危险或触礁。吉登斯曾对风险概念作出如下考察:“最初是在两个背景下出现的:它起源于探险家们前往前所未知的地区的时候, 还起源于早期重商主义资本家们的活动”[1]。后来风险概念逐渐引申为: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自然现象、生理现象或社会现象是否发生, 及其对人类的社会财富和生命安全是否造成损失和损失程度的客观不确定性[2]。德国学者贝克 (Ulrich Beck) 提出“风险社会”理论, 认为风险是一种应对现代化本身诱致和带来的灾难与不安全的系统方法。“产生于晚期的现代化风险”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 “是文明所强加的”[3]。伦理风险是风险中的一个重要类型, 是指某个事物或现象具有带来伦理冲突和道德困惑的可能性, 是为获得“道德合法性”或“存在正当性”的不确定要素和事件的组合。

在现代社会, 风险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 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渗透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由应用激发的有导向的研究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往往在一开始就进入规划并且是可预知的。在这种背景下, 一方面, 新知识借助于理论与实验得以有效产生, 但另一方面, 研究上的风险也极易变成社会风险。因此可以说, 现代科学技术是风险负荷的, 风险性已经不是外在于科学技术的社会特征, 而是科学技术的内在属性之一。

作为高技术主要代表之一的基因技术, 其发展和应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风险源。基因技术的风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基因技术开发的风险和基因技术应用的风险。前者指基因技术开发成败的不确定性, 主要由影响基因技术发展的各种因素决定, 如经济条件、自然资源、文化、政策等社会因素。后者指基因技术应用后直接或间接对社会可能产生的风险, 主要源于技术观的扭曲所导致的技术发展歧途。这里所讨论的基因技术的伦理风险主要指后者, 即基因技术的社会应用所导致的伦理风险, 主要指两种情况:其一是指基因技术的非理性应用所带来的伦理悖论;其二是指基因技术应用的“副作用”, 即基因技术的某些社会应用的目的是造福于人类,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这种应用却潜藏着危害人类的伦理隐患。

基因技术非理性应用所带来的伦理风险主要包括对人的本质的颠覆和人的自决权、平等权的丧失。通过对基因进行技术操作, 人类有可能帮助彻底认识生命现象, 从而实现对于生命过程和整个生物体发展的控制或改变。但是, 如果利用基因技术对未来人的肉体和心灵特征进行遗传物质方面的改变, 对自然人的独特本性进行技术性的改造或改良, 无疑将使人蜕变为技术人, 沦为受技术决定的毫无个体权利之“物”。这是对人的本质的根本颠覆, 严重危及到人的本质和人性本身。由于基因技术已经使人为地设计和决定人的遗传特性、个性品质成为可能, 从而使得在自然状况下不可能被打破的生命屏障不复存在。“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生物时代’的门槛;在这个时代, 人将一步一步地实现对其自身自然组织的完全控制。”[4]这是人类认识能力的巨大进步, 但却可能在更深的层次上侵犯人的自决权和平等权。1996年, 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学系医学伦理学教研室的Lisa N.Geller教授负责进行的一项有关遗传歧视的调查显示:遗传歧视现象比较普遍地发生在一系列包括保险公司、健康护理服务、政府组织、收养机构及学校等机构。“今天一部分人可能会以自己基因上的‘优越’为由而要求享有社会与政治上更多的特权, 这样以基因为标准, 整个社会便会出现新的不平等、新的歧视、新的两级分化、新的冲突与新的对立的长期的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5]正如德国哲学家赫费所分析的那样, “科研越现代化, 就越深入地进到物质的基石之中, 越深入地渗透到生命的基因中, 就越严重地出现道德的可错性。”[6]

基因技术应用的“副作用”所带来的伦理风险亦不容忽视。以转基因技术的使用为例, 转基因技术是基因技术的核心领域, “转基因”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生物体基因组中, 使其生物性状或机能发生部分改变。其中, 被转移的基因是已知目的的基因, 他能按照人的意志在生物体中表现出新的性状。转基因技术打破了物种界限, 使不同物种间的基因进行前所未有的新组合。这一技术称为转基因技术, 亦称为“遗传工程”、“基因工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转基因技术迅速发展, 并在医药、农业及食品工业等领域广泛的应用, 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转基因”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伦理安全隐患, 如, 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构成的潜在威胁及其引发的代内和代际之间的伦理冲突, 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所带来的生态伦理问题, 转基因动物所涉及的生命伦理、遗传伦理、医学伦理和动物伦理等层面的价值冲突和价值选择问题, 转基因生物武器给人类带来的潜在生存灾难所引发的伦理冲突, 等等。除此之外, 利用转基因技术进行的器官移植, 由于其打破了物种之间基因转移的自然限制而可能给人类的种群安全和文明发展带来更为严重的伦理挑战。

2 传统风险治理的合理性限度

“风险社会”带来对风险治理的新挑战。面对基因技术的巨大伦理风险, 传统的治理机制已经不能完全奏效, 其合理性限度日益凸显。

2.1 “目的——手段”的工具理性谋划

在传统的风险治理研究中, 普遍的观点认为, 风险是一种具有一定规律和程序的客观现象, 可以通过计算和理性的方法进行识别和控制, 或者可以通过技术本身的发展对风险进行修正。这种风险管理通过“目的——手段”的理性计算对所有风险进行预测和评估, 致力于风险识别、风险偶然因素的汇集和风险影响的限制。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行之有效, 但是调控效果明显不足。“‘风险’不仅是一种事实判断, 而且更是一种文化概念, 那种认为依靠人类的‘工具理性’就足以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风险的想法显然过于简化了, 在风险治理的决策过程中, 必须充分考虑价值方面社会文化因素, 而不是以简单的因果思维或工程思维来进行决策。”[7]就基因技术的伦理风险而言, 它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技术现象, 而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 以工具理性方法对其进行量化分析, 往往将复杂的问题人为地简单化和平面化, 偏重于客观风险的防范和事后处理, 忽视主观因素对风险的影响, 难以把握风险的本质。而且, 试图通过技术自身的发展来避免基因伤害, 不仅效果难以确定而且还潜藏着更大的风险性。经过修正或优化的技术本身仍然是风险的生产者, 技术水平的升级不仅不会消除风险, 反而可能会带来风险水平的相应升级。所以, 必须超越“目的——手段”的线性思维视角, 将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置于人类文明的宏观道德视阈。

2.2 制度化控制的针对性不足

与大科学时代的科技发展相适应, 以制度化的方式来处理和管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影响, 已经成为政府科技调控的一种特殊方式。随着基因技术的深入发展, 各国政府加强了对基因技术加以规范化的政策与法规管制。就基因克隆技术而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许多国家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化约束 (如, 2001年美国众议院的禁止克隆人的法案) , 但是许多法律法规仍不完善, 更没有全球性的国际法规对基因技术的社会化进行全面监管。而且, 各国政府的科技调控政策和措施往往涉及到相关利益的成本核算, “掌握基因技术的优势国家, 在新技术获得关键性突破的初期, 由于其技术使人类受益, 特别是对本国人民健康以及对高技术制高点强占的利益驱动, 导致相关政府对此技术的社会应用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8]即使在基因技术以其潜藏的巨大伦理风险凸显其“双面刃”的特征时, 仅从各国自身利益出发所进行的制度化调控亦存在以人类发展长远利益为代价的功利化倾向。因此, 以往对基因技术发展的制度化控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行之有效, 但是仍然存在针对性不足的弊端。

2.3 普世科技伦理观的抽象道德论证

为了规避基因技术的伦理风险, 传统治理机制亦从科技伦理的角度试图对基因技术进行道德调控, 其中一个重要倾向是, 倡导基于人类整体和未来的根本利益的具有普世意义的科技伦理价值。这对基因技术的应用具有总体方向的调节意义, 但是这种普世科技伦理价值观的实际建构和进一步拓展往往面临诸多困境, 其根源既有来自文化差异的理解偏差, 亦有来自不同主体的利益选择。“具有普世意义的科技伦理价值观难以引申出实际生活中具体的行为准则。……一方面, 普世伦理在具体的文化氛围中的理解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另一方面, 一旦普世原则与具体的现实直接利益要求不一致, 前者总是让位于后者, 在国家或集团利益面前软弱无力、不堪一击。”[7]因此, 面对基因技术潜藏的伦理风险, 各国共同认可普世的科技伦理原则, 但是却难以进一步达成共同的行为准则, 常常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

2.4 “专家治理结构”的决策越位

传统的技术风险治理机制强调科学知识和专家系统的重要性, 科学家及其他专家的知识成为人们安全感的重要基础。但是, 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展开, 基因技术的发展应用决策日益面对复杂的社会系统, 专家治理结构日益暴露出局限和弊端。专家治理取消了通过集体协商和社会学习来更立体地呈现问题, 取代了专家、政治家和公众相协调的开放的政治议程, 极易出现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而为基因技术的社会化提供合法性庇护。另外, 专家在基因技术伦理风险的理解上往往忽略科技以外的因素, 过分凸显工具理性的作用, 因而“对目标确定和价值选择的问题先天乏力”[9]。另外, 由于基因技术伦理风险的未来性和隐蔽性, 专家亦难以对其做出准确的说明和预测, “专家治理”的公众信任度必将大大降低, 从而更加大了风险的治理难度。这就需要社会从对专家系统的过度依赖中解放出来, 不仅对专家的作用进行有效监督, 而且对专家的品质进行道德评价, 并以广泛的公众参与克服专家治理的弊端和不足。

3 基因技术伦理风险的社会控制战略

社会控制的概念在美国早期社会学家E.A.罗斯 (Edward Allworth Ross) 在1901年出版的著作《社会控制》 (Social Control) 中首先使用。在罗斯看来, 社会控制是指社会对人的动物本性的控制, 限制人们发生不利于社会的行为。罗斯认为, 必须用社会控制这种机制来维持社会秩序, 即社会对个人或集团的行为进行约束。而且, 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宗教、个人理想、礼仪、艺术乃至社会评价等等, 都是社会控制的手段, 是达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必要措施。[10]所谓科学技术的社会控制, 意指社会以某种适当的方式或手段, 协调和制约科技系统运行和科技人员的活动, 以维持科技与整个社会系统协调发展。伴随着科学完成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 科学技术的社会控制逐渐得到重视和加强, 这种利用社会因素对科学技术进行引导的做法有利于科技风险的治理和防范。由于基因技术的伦理风险具有与传统风险完全不同的本质和特征, 所以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治理机制, 寻求有效应对基因技术伦理风险的社会控制战略。

3.1 “以人为本”的技术人文导向

“技术的风险很大程度上仍在于利益的分裂。技术的发展方向、应用领域、利用方式固然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 但各个独立主体的现实利益和目的是新技术选择与使用的决定性因素。”[7]这就是说, 技术风险主要源于将利益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 忽视人的存在和需要, 最终导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偏离人文目的。基因技术的伦理风险亦是基因技术的发展应用所引起的人文忧患。这就需要从人自身的本质与价值出发, 以价值理性驾驭技术理性, 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追求, 使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利于维护人的尊严、提升人的价值、凸现人存在的意义, 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换言之, “是人, 而不是技术, 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 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 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11]

3.2 跨越国界的制度化调控

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 已经日益跨越国界, 每一个科学突破都不再是孤立的现象, 均可能与整个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快速发展的高技术消解了以往人们据以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和范式, “全球性的风险形成了危机网链, ……这给单个国家所进行的风险管理和控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它超出了国家的管辖权限, 对国家的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12]基因技术对生命现象作用机理和自身繁衍机制的深度破解, 更是与整个人类的进化和种群发展安全高度关联。“可是更重要的是无法从现有的国际法、一国之法来判定非法行为的问题。我们的法律一下子在这些新问题面前变得无所适从, 或无能为力。我们在道义 (moral) 或伦理 (ethical) 、个人生存心理、社会结构与行为等方面都还要做好足够的准备。”[13]因此, 必须对基因技术的伦理风险保持全球警惕, 以跨地区、跨国界的全球规范化制度和协定来保障全人类的和谐共存。不仅要不断完善各国的基因技术立法,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及时制定相关的国际法规, 建立世界范围的基因技术法律网及国际性合作, 为世界各国提供一个统一的基因技术约束机制, 尽可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安全, 并且从全国、全球的角度出发, 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3.3 风险语境中的新型科技伦理观

基因技术的巨大伦理风险要求我们实现科技伦理观的现实转换, 即以面向未来的全球性发展责任伦理代替抽象的普世伦理道德论证, 并且以前瞻性或预防性责任的担当取代事后责任或过失责任的追问, 实现技术的伦理尺度与社会伦理尺度的有机统一。忧那思指出, 在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经济生活之相互依赖日益明显、生态条件之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时代, 必须强调对未来人类的责任与义务。从时间上看, 不仅目前活着的人是道德的对象, 而且那还没有出生的未来的人也是道德的对象。从空间上看, 人不再仅仅是对人才有义务, 而且对人类以外的整体的生物圈也有保护的义务。面对基因技术的伦理威胁, 这种新型科技伦理观强调对基因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全程伦理监控”, 力图重建自由与责任的平衡, 对基因技术的应用作出前瞻性的探索, 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措施战胜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3.4 基因技术决策中的公众参与

对技术风险进行社会控制的直接途径是对技术研发和应用进行合理的决策, 从而对其潜在的风险进行“预警”和控制。反之, 盲目的、不合理的技术决策往往会丧失对风险进行认知和管理的能力, 甚至成为技术风险产生的直接根源。历史经验表明, 任何一种新技术, 特别是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技术出现之初, 都会在社会各个方面引起争论。由于基因技术对人类生命、安全等的巨大威胁, 公众对这一技术的应用无疑将会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就需要使基因技术“向社会开放”, 在基因技术与社会之间建立“对话”或“商谈”机制。一方面, 保证公众对基因技术如何使用的知情权和一定程度的决策参与权;另一方面, 通过让公众“理解科学”、“参与科学”来消除公众与专家系统的“知识鸿沟”, 确立整个社会和公众的责任。公众参与基因技术决策, 可以克服从技术性角度去解决技术风险的思维狭隘性, 综合考虑多元化价值观以及社会各界对风险治理提出的要求, 将更多因素引入技术评估和伦理风险的认识和管理。当然, 在当前的中国, 公众参与技术决策的还存在诸多的实践困境, “公众能够在充分知情和了解的基础上做出自主选择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多元的、多样化的社会, 是就某一新事物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存在, 是信息的完整、多样和充分传递。”[14]公众参与基因技术决策还需要从制度、文化、教育等多方面进行长期的探索和努力。

4 结语